莫斯科大学教授、哲学博士阿·帕纳林，以一个地缘政治专家的身份写道：“美国的现实目的，是对直到里海和外高加索的后苏联空间南部地区实施军事占领，进而巩固美国的进攻基地，从那里控制正在复兴当中的古丝绸之路。欧亚大陆的北部已经被‘大西洋人’控制，现在轮到了尚未征服的欧亚大陆南部地区，其中包括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增加了对印度的西欧化，还在中国周围部署了哨卡。美国要实施这些意图，则需要不止10年的长期战争。由此看来，追捕本·拉登的行动将要持续这么长时间。对于俄罗斯的战略计划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它不再是西方联军侵略的惟一牺牲品，它现在有了不幸的同志和战略盟友——穆斯林兄弟。”
这是一份倾向性很强、极其简单肤浅的“鉴定”。事实上，俄罗斯在2001年秋天不仅巩固了它和穆斯林国家的战略联盟，而且在与西方的战略合作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既避免了东方的对抗，也避免了西方的对抗。2001年秋天所发生的事件清晰地表明了美国地缘政治的软弱无力以及西欧军事政治的软弱。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之间的竞争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但这些帝国很早以前就已垮台。在军事政治问题上，西欧比俄罗斯帝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损失还要多得多。这同时出现了新的威胁，不仅有恐怖主义，而且还有极端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扩张。这种威胁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希特勒的纳粹极端主义。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1)
当然，美国的霸权主义也是很危险的。在这场尖锐的冲突中，在新的国际危机中，俄罗斯拥有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可能和方向。国家利益包括稳定与和平，它的重要意义不止是针对俄罗斯一个国家，而是针对整个星球。我们都看到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成功地带领俄罗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2001年11月末和12月初，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正紧张地寻找双方关系的新形式。这一动向的倡议主要出自西方国家的领袖和北约领导人。
就在普京从美国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了建立俄罗斯与北约新关系的倡议。倡议内容为建立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委员会，19个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在平等基础上一起讨论安全问题。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曾与俄罗斯领导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这次访问之后不久，北约决定在莫斯科开设军事代表处。俄罗斯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和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也访问了北约总部。
正如预料的那样，所有这些接触都引起了俄罗斯共产党的强烈反对。久加诺夫呼吁俄罗斯领导人恢复他们在古巴和越南的军事基地，停止与北约之间这种耻辱的“调情”。在美国，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反对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调情”。他声称，美国和英国竭力赋予俄罗斯和北约关系新特征的做法可能导致联盟队伍发生分裂。 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俄罗斯在北约结构中将不可避免地被“同化”，而且俄罗斯必须放弃它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放弃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建立斯拉夫联盟的想法，放弃巩固独联体框架内的政治联系。
但是，12月的主要事件不是有关北约的谈判，而是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声明。众所周知，有关这个条约命运问题，不仅是2000～2001年俄罗斯所有对外政策谈判的主要问题，而且也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主题。但是，有关这个问题，没有出现任何意想不到的轰动。
反导条约是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签署的条约，它在当时符合两国的利益。但在几年前，美国对此做出结论：这个条约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1972年苏联和美国签订的这个条约中，就有一章明确规定终止条约的程序。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门前的玫瑰色草坪上宣布：“我今天将美国准备退出反导条约正式向俄罗斯作了通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导条约束缚了我们政府部署保护人民免受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导弹进攻的能力。”在谈到美国这一决定对俄美关系的影响时，布什说：“美国和俄罗斯正在构建一种新型的令人放心的建设性关系。我们正在努力用‘相互合作’取代‘互有保证可以消灭对方’。我和普京已经谈妥，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既不会破坏我们的新型关系，也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正像普京所说的那样，我们正走向另外一种基础性关系，‘冷战’已经被抛到后面，我们今天又将冷战的最后一块残余抛在后面。”
从布什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和普京在得克萨斯私人农场里都谈了些什么。
当天晚上，普京面对电视屏幕宣读了自己的一份声明。声明说：“美国决定6个月以后退出反导条约，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意外，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众所周知，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于其他核大国，他们很久以来就拥有战胜反导防卫的有效系统，所以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美国做出的决定不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
普京还提到：“当前俄美两国关系水平不仅应该保持下去，而且应该以此为基础尽快制定战略关系新框架。”几天以后，普京在解释自己立场的时候说，俄罗斯不打算利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机会制造歇斯底里式的反美情绪。第一，美国的国家反导体系现在还不存在；第二，它能不能建立起来这是个未知数；第三，即便能建立起来，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而俄罗斯今天就拥有战胜任何反导的一切手段。因此说，美国的决定不会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在“九一一”事件以后形成的新的世界局势下，反导问题已经失去从前那种强烈感觉。普京指出：“在我和布什接触过程中，他一次也没有欺骗过我，他的言行始终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至于我们在某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上观点不尽一致，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
2001年12月底，《论据与事实报》提到，俄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对普京在反导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不满。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传说。公开批评俄罗斯总统的只有共产党的报纸，它们指责普京“在与北约的对弈中拱手于人，忘记了本国利益”。《苏维埃俄罗斯报》呼吁普京不仅不要削减，而且应该大规模扩充俄罗斯的核武库，“否则，世界上谁也不会严肃地对待普京先生，他的言论所能获得的关注，甚至还比不上白宫上空飞过的蚊子”。
这些都是错误的立场。众所周知，加强进攻性武器始终伴随着防御系统的提高。比如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坦克的装甲越来越坚固，火器也越来越猛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各种类型的反坦克武器也在不断地完善。坦克制造者的头脑里总想着，在坦克上装备能够拦截反坦克炮弹的系统。如果这种系统从原则上讲是可能的，那么当然要比坦克本身还要昂贵。但是，这个系统能够使坦克拥有免受打击的完全保障吗？能找到击毁坦克和装甲车有效方法的可能对手吗？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2)
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能拥有几百亿美元富余资金来进行国家反导系统试验的国家。经过几万名科学家8年的持续努力，美国建立了可以拦截自己发射导弹的反导系统（单弹头的导弹可以在晴朗无云的好天气被击毁）。
但谁也不知道，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美国才能建立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拦截多弹头导弹的反导系统。因此说，平静地讨论这个问题，做出某种新的决定的时间还没有失去。
阿富汗及其周边
2001年12月，在阿富汗进行的打击塔利班的反恐战争已经结束。这样复杂的军事行动这么快就能取得胜利，无论是美国总统布什，还是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以及那些军事专家，事先都没有料到。所有这些人事先都倾向于，这将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
对于美国军人来说，这场战争几乎是没有流血的。死伤的多半是西方的记者，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跑在大部队的前面。早在11月底，北方联盟经过十天的围困之后就成功地拿下昆都士市，并且控制了昆都士省。12月的头几天，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普什图部落武装的协同努力下，塔利班控制的主要城市——坎大哈也被夺了过来。塔利班的残余武装都投降了，奥马尔逃跑了，搜捕他的行动已全面展开。
北方联盟和普什图武装攻占了阿富汗东部山区的大部分地域。据推断，本·拉登和他的残余就隐藏在这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领袖的人头被美军宣了重赏。硌杉矶警察小组也参加了搜寻本·拉登和奥马尔的行动。这是一个秘密行动，整个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阿富汗社会早已厌倦了20多年的内战，粉碎塔利班并没有引发（观察家们所预料的）不可避免的内讧。阿富汗各民族和各政治派别领袖参加了波恩大会，大会最终以各派相互妥协的结果结束。会议决定在阿富汗成立执政期限6个月的临时政府，普什图领袖卡尔扎伊被选为政府首脑，大量重要部长职位落到了北方联盟手中。2001年12月22日，拉巴尼总统移交总统全权，临时政府接管政权，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
阿富汗没有出现任何游击战，美国和阿富汗北方联盟可以把自己当成这场不同寻常战争的主要胜利者。有关战争胜败经验、教训的研究和评论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但所有人都承认，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鼎立支持，这场战争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也不会取得如此胜利。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很快要在阿富汗部署国际维和力量，很多西方国家的精英部队都参加了维和行动。在一共5000人的维和队伍中，英国派出的军人最多。维和部队的司令官由英军少将约翰·麦克尔担任。不少维和军人是从科索沃转到阿富汗的。正如人们所知，俄罗斯决定不向阿富汗派出军队。
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拒绝参加阿富汗的战后协调。俄罗斯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很多人道和技术援助，在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北部地区建立了几个野战医院，在阿富汗修复道路、桥梁，在广泛地域内排除地雷。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还在阿富汗建立了几个基地。俄罗斯派来的12架满载食品、药品、建材的大型运输机同时在喀布尔附近军用机场降落，展示了俄罗斯的能力和影响。
按照西方媒体的统计资料，俄罗斯2001年秋向北方联盟提供的武器援助额超过5000万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为阿富汗的战后协调提供了不少支持。西方国家的大部分维和部队都是从中亚的军用机场飞到阿富汗的。
到2002年初，阿富汗的局势仍然非常复杂，但还是处在可控范围之内。阿富汗的不幸在于，它最近30年一直都是各种极端思想做试验的独特靶场，也是世界大国之间激烈较量的舞台。
1979年初，阿富汗新总统、共产党人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对苏联领导人说，几年之后，阿富汗的清真寺就会变得空空荡荡。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承诺，“苏联用60年取得的一切成就，在阿富汗用5年时间就可以实现”。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极端的试验是如何结束的——20年的内战和塔利班宗教狂热分子的专制统治。今天开始听到了要按照西方模式尽快在阿富汗建立民主制度的声音。
可以这样说，阿富汗在西方、新俄罗斯和邻近的中国的共同帮助下，能够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某些初步结论和经验教训
2001年9月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秋冬季节所发生的事件，既难以预料，又非常迅猛。如果把这些变化说成是俄罗斯转向西方，或者西方转向俄罗斯，或者文明与愚昧的斗争，或者各种文明之间的斗争都是非常错误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存在于今天的世界政治之中，但只是作为巨大而复杂画面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都看到了国际恐怖主义新的可能、危险和增长规模。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恐怖主义本身只是实施某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在它后面还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恐怖主义是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军事组成部分出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既向西方世界，也向穆斯林世界发出挑战。
可以肯定，在21世纪初，与世界发生碰撞的不仅有非常秘密的国际恐怖组织，而且还有新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挑战，甚至还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极端派别想要建立新的世界统治和重新划分世界的企图。这种危险不能低估，但也不能夸大。伊斯兰极端主义并不代表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且本身也分成几个相互敌视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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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战争所取得的胜利证明，这些极端组织完全被国际社会所孤立，就是在阿富汗国内也没有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要复杂得多，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横穿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的“邪恶轴心”概念，而且有意将这一轴心消灭掉。确定性小一些，但准确性和理智性大些的概念，是普京提出的“不稳定弧”。布什所说的那个地区的局势实在太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多样性，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或者一个道德标准来理解它。
无论在近代历史，还是中世纪历史，也包括基督教历史，极端主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的世界经历并战胜了全球意识形态扩张的几次轮回。我们没有依据断定，应该把本·拉登抓起来还是把他消灭掉——这样的可能以后也不会有。
20世纪初，放纵的殖民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动荡。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如今生活富足的欧洲。意识形态扩张的回应波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20世纪30～40年代，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波浪席卷世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是这种思潮最危险的发源地，就是这些当今很平静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
苏联在20世纪50～7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本身也包含很多全球性意识形态扩张的痕迹。但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那几十年里也不是普通的空想，它们也包含着危险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扩张。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问题。各种类型的穆斯林极端主义是世界新的重大威胁，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以色列社会的某些极端主义也并非不伤人的。
很多人把现代世界的极端主义和南部或者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贫穷、绝望联系在一起。贫穷和绝望是产生狂热者、极端主义者的合适土壤，但它们不是出现这种结果的必然土壤。极端主义并非总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贫穷也不一定就是产生极端主义者的原因。
统治世界的欲望多半不会在贫穷国家出现，也不会来自被压迫民族。引发政治极端主义的根源不仅可能是反对欺辱和压榨的斗争，也可能是保护、增加不正当渠道获得的财富、特权的斗争。很富有的美国人中也有极端主义者，本·拉登就出自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一个家庭。瓦哈比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个派别，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从宗教要求和教条来说，瓦哈比一点也不比现代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规温柔。
极端主义的思想家和那些最活跃的信徒，往往不是出自贫穷的家庭，而是一般来自中等社会阶层，他们把贫穷和无知当作依靠。宗教狂热者的目的，不是让人们生活过得更幸福，而是让人对他们绝对服从，甚至强迫他人作奴隶。所有这些，我们在阿富汗都看得很清晰。但古老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局势才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刺激的实例，那里的任何冲突一方都不准备妥协。这已经超出我们的红线范围，但没有超出美俄两国总统不止一次讨论的问题范围。
尽管个别地方有些不愉快，但俄罗斯2001年对外政策总的结果是积极的。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俄罗斯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绩。当然也有一些悲观者。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在2002年初说过，俄罗斯2001年外交最出色的成绩，就是“舒舒服服地告别了国际舞台”。
米哈伊尔·杰利亚金说：“当普京集中精力在双方都很重要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回避了让俄罗斯非常头疼，但又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反导、北约和欧盟扩大。普京缓慢而从容地把俄罗斯从世界舞台转移到与其经济和地缘政治资源相适应的地区大国位置上。俄罗斯惟一保存下来的资源是核武器，但只有一种情况这个结论才能成立，即核武器的主人真的有能力使用它。因此说，在世界政治的天平上，巴基斯坦的一枚弹头要比俄罗斯的一千个弹头都有份量。普京开始辉煌地把俄罗斯从世界舞台移走，同时想保留自身现代化的资源，还想说服西方与俄罗斯合作。但是，他会理智地利用俄罗斯剩余的资源吗？”
这是错误而且带有明显偏见的评价。俄罗斯在2001年不仅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且明显巩固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同时成倍增加了对外政治和经济资源。俄罗斯在完善与西方政治、经济关系时，能够明显改善自己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地位。2001年7月，普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成果是中俄两国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条约总结了中俄两国十年合作成果，是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俄中公开宣布，它们在反导问题、北约扩大问题、巴尔干问题以及两国领土完整（俄罗斯的车臣，中国的台湾、西藏和新疆）上坚持一致立场。中俄两国在中亚问题上的态度也相互吻合。
这是组成历史上著名的“美国―中国―俄罗斯战略三角”的重要一步，当然是在另外基础之上。这也是建立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步，俄罗斯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地区大国。俄罗斯不急于在国际舞台上占据领袖地位，但也不打算退出国际舞台。俄罗斯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担当西方和东方的桥梁以及协调很多复杂冲突的中间人。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4)
我们应该尽自己所有能力，避免新世纪的危险和威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次战争一旦爆发，将是整个世界的最后一场战争。
第四部分
意识形态的抉择(1)
再问：“普京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1月底，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经济观，而是首先关系到他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选举中的主要竞选伙伴——根纳季·久加诺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均明确代表着某个政党和某种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分别是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与他们不同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某个政党或联盟的候选人。他对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表达得不够清晰。
这一情况在2000年3月却给普京创造了很大优势，他不仅得到了同情中央选民的选票，而且赢得了大部分右翼和左翼选民的支持。在竞选过程中，普京并不是完全没有阐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他讲到了爱国主义和强大的国家，讲到了拥护民主和法制、维护俄罗斯安全和提高俄罗斯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同样的话，许多其他政治家也都说起过，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
虽然鲍里斯·叶利钦偶尔表示过建立新政党的意愿，并且愿意在其中工作，但他从未投靠过任何一个俄罗斯大党。即便如此，叶利钦的政治面目还是要比他的继承人普京更鲜明一些。早在1985年，叶利钦就已投身于公众政治世界，他是从苏联共产党的高层进入民主运动的，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声明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有人说，普京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把民族传统放在首位。政论作家阿·齐普科认为：“普京在苏维埃时代更可能是一个隐蔽的‘白卫军’。当了国家元首以后，普京前往巴黎向白色俄侨的墓地致敬。” 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普京在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工作了16个年头，他曾经工作的所有岗位都不需要声明政治倾向，而是要展示高超的职业水平、完成任务的能力和勇气。普京曾是苏联共产党党员，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对党和党的政治纲领的忠诚。后来在谈到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观点时，弗拉基米尔·普京亲口承认：“我曾是一个正常的苏联人。”
就是在当选并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也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少猜测，或者毫无根据地企图将其划入这个或那个政治派别。有人将普京定义为“西欧派，对独特的俄罗斯道路思想漠不关心”（阿·齐普科）；也有人说他 “加速了俄罗斯历史的新转折，是反西欧主义者”（阿·纳戈尔内）。穆尔塔扎·拉希莫夫声称：“普京是毫无疑问的民主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则表示反对：“不，普京更是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民主派，他主张强权。”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认为：“普京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伊戈尔·沙布杜拉苏洛夫则不赞同这一观点：“不对，普京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立场无法用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来确定。”来自《消息报》的普·阿科波夫激动地感叹道：“普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他赞成把俄罗斯纳入‘世界文明’，还是忠实于‘独特的俄罗斯道路’？这个问题甚至普京本人也无法回答。普京上校在危机深重的俄罗斯偶然获得了最高政权，他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该向何处去。这一情况之所以难以察觉，只是因为与20世纪初领导俄罗斯的另一位上校——尼古拉·罗曼诺夫——相比，普京更加果断，也不会对自己的每个行动做知识分子式的反思。事实是，俄罗斯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像100年前一样，它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位并不完全适合在变革时代领导伟大国家的上校。”
《新时代》杂志的拉·楚卡诺娃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对待总统的态度相当神经质。总统做的事，知识分子大多不满意；而总统说的话，却大都能够博得知识分子的欢心。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考验，因为口头表达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丝毫不逊于真正的现实。于是在很多出版物中，尤其是印刷出版物中，存在着一种激动的等待：普京这个‘黑匣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彻底打开，什么时候才能解释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以及他要干什么。” 楚卡诺娃本人曾认为，普京将要建设一个易于管理的、然而却是官僚主义的、完全苏联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出版自由将受到限制。《共同报》的亚·克洛托夫更加悲观。他认为，俄罗斯“将从总体上保存共产主义关系，东正教和‘普京的个人崇拜’ 将作为供人信仰的意识形态。‘高级僧侣’会议将取代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而人民将获得它想要的任何一种平静——‘官僚主义的、墓地一般的，或者流血的’。”
这些针对普京的责难和意见是不公正的。在俄罗斯，极权的意识形态体制刚刚崩溃，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没必要、也不可能操之过急地过渡到某种新的、对大家都适合的意识形态。我们面临着意识形态的抉择，这个选择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艰难的，其中也包括总统。
然而，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必须做出抉择。
俄罗斯是否需要新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读物中，意识形态通常被理解为以相对系统化的理论形式反映人对周围现实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为巩固和发展这些关系服务的思想和观点的总和。曾经认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性质。意识形态反映这个或那个阶级的状况，并以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审美和哲学观点为表现形式。关于社会活动的宗旨和纲领的阐述同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意识形态的抉择(2)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深厚的国家，它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早在1918年通过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的第3条就有这样的内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争取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的胜利。”在1977年通过的最后一部苏维埃宪法中，世界革命的主题消失了，社会主义宣告顺利建成。国家的基本任务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而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主导力量，是社会政治体系、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这样一来，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的政策在前苏联被视为公民的宪法义务。宣传其他观点和其他意识形态，或者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成为违反国家主要法律的行为，是犯罪和“破坏意识形态”。苏联的意识形态像宗教一样无所不包，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能保证公民的个人自由，却建议他们成为在地球上建立合理的新社会的所谓共同历史进程的参加者。
许多美国观察家认为，苏联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关心，记者兼苏联学研究学者约翰·萨特批驳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尽管美国人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苏联公民时刻准备使自己各方面的生活服从、服务于某种思想，然而他们还是应从事实出发，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外表荒诞，但却向自己的信徒提供了一套严整的历史理念，使最简朴的公民的生活也很有意义，哪怕只是虚幻地满足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共产主义就成为颠覆我们观念的强大反信仰。用武器无法战胜它，借助小恩小惠也不能促使它的信徒背弃它。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克服它，即找到更有效的意识形态与之对立。”
众所周知，在“改革”和“公开化”的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影响和力量发生了动摇，这一过程在1987～1990年获得了真正山崩地裂般的特征和性质，最终导致了权威的倒台，紧随其后的是苏共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如果没有原来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然而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被某种新的、强大有效的意识形态击垮的，而是毁灭于从各个方向发起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进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坍塌了，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意识形态能够取代它的位置。
俄罗斯联邦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不是长期民族解放斗争或民主斗争的结果，否则，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应当可以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领袖、新的国家形象和新的公民心理。苏联和苏共轻而易举的毁灭令人震惊。当然，叶利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又没有把握住局势，于是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崩塌，犹如老朽的树木，或是地基和支柱无法承受原有重量的房屋。
谁能给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并领导它的革新和复兴呢？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安德烈·科济列夫？叶戈尔·盖达尔？这些人起草了关于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宣布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全面自由化。然而将西方自由主义注入俄罗斯的尝试伴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以及犯罪率和混乱的膨胀，因此它不可能吸引俄罗斯公民的广大阶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拼凑的概念来到人们面前的，而不是人民饱经忧患和痛苦换取来的，所以它只能成为很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
当然，1993年12月12日在全民公决中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收录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很多基本概念。然而宪法毕竟不是意识形态，其自由主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具有“框架的性质”。因此，对宪法的忠诚并不违背对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宗教的信仰。
俄罗斯是否需要一个全民族或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呢？一部分政论家认为，在俄罗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兴趣和信任已经消失殆尽，而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俄罗斯社会有没有对意识形态的需求和需要呢？”弗·索洛韦伊提出了问题，并进而回答道：“这很值得怀疑。在俄罗斯占主导的是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排斥，不管是谁信仰它。这样的精神状态不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极权主义的后遗症，而是俄罗斯最近十年的历史造成的。” 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多次谈到对意识形态和各种“主义”的拒绝。然而，社会的全面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社会陷入混乱和荒诞的局面，与其不可预料后果的力量角逐将占据思想斗争的位置。
恩·巴甫洛夫认为，俄罗斯不能在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状况下生存，“俄罗斯应找到自己的支柱，每个文明、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以及在精神、政治和其他关系中能够使人们联合为一个整体的东西。社会思想或者宗教思想发挥凝聚的作用，或是赋予任何活动以意义，在俄罗斯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正是有关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和使命的思想——并且不一定是官方的思想——维护了它的统一” 。
不久前去世的企业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帕尼金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全国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他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宣传：只有新的世界观可以解放人的创造力，并生成巨大的能量，从而使俄罗斯走上新的轨道。然而，帕尼金最终还是未能找到新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公式。
意识形态的抉择(3)
《明日报》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和圣彼得堡的前任州长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夫同样相信，俄罗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公式，而且俄罗斯正在“孕育”新的意识形态。谁要是能够找到适当的语言和公式来表述它，“谁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因为这做起来并不简单”。 而来自世界政治科学联合会的叶莲娜·谢斯托帕尔教授认为，表述俄罗斯的新意识形态并没有那么困难，关键在于有没有需求。“新的民族思想，确切地讲，民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它从何产生？”耶·谢斯托帕尔提出了问题，并紧接着回答道：“这是政治实践家、政治学研究者和人文学科理论家的事情。他们茫然地从一个政党换到另一个政党，但是在上层暂时尚未意识到理论工作的必要性。当前，这项任务在各方面都已成熟。这里指的是发展方向的选择和一定的价值参照物的选择。执法机关，确切地说，是总统本人及其工作班子应成为主要发起人，因为人们总是在寻觅某个下指示的手指，以便提示他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怎么做。”
哲学博士亚历山大·齐普科也期待着总统对俄罗斯历史上最“悠久、难解的问题”做出回答。在亚历山大·齐普科看来，恰恰应当由普京来宣布和解释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三个阶段具有总体继承性；由普京指出在建设未来的过程中，哪些价值是重中之重；由普京解决“白军和红军”的问题，并“指出公民对其臣服的领袖和选择的思想负有责任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议论和要求。
事实上，俄罗斯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某种新的全国或全民性的意识形态，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确定所有公民必须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价值。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俄罗斯“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可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第13条）。要知道，那些支持统一的民族和国家思想的人可以根据他们找到的公式修改俄罗斯宪法。
俄罗斯社会构成复杂、历史丰富而充满矛盾、民族众多、疆域广袤，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民几个世纪来水乳交融。在这样一个俄罗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激进派和保守派、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之间的论战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这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家庭、后代、健康、心灵安宁和福利等传统价值，不同俄罗斯公民对其他甚至是最为基本的价值的认识也有本质区别。
对于“您认为哪种意识形态在俄罗斯最可行？”这个问题，在2003年3月的时候，28%的俄罗斯公民回答的是爱国主义，23%回答民主，11%回答民族独特性，10%回答强国理念，10%回答社会主义，8%回答共产主义，3%回答资本主义，3%回答宗教性，9%的公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里需要突出的是一种最主要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的组合，比如，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组合。即使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在各种社会调查中还会有50%～60%的公民自称是信仰宗教的人，其中80%又将自己界定为东正教信徒，但只有10%的俄罗斯公民经常去教堂，坚持用自己的语言或教堂的祈祷词祈祷的人更少一些。 在评价西方价值和俄罗斯传统价值的时候，只有15%的公民宣称，俄罗斯应当完全或者部分地参照西方价值。超过50%的公民坚信必须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为准。 8%的公民自称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还有15%左右的人宣布他们不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它是社会的主要价值之一。40%以上的俄罗斯公民坚持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成就和苏维埃价值是举足轻重的，并且为其中许多价值的丧失而深感惋惜。
俄罗斯公民重视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和历史人物，但评价却大相径庭。无论是对个别公民、全社会，还是社会中的各民族——在俄罗斯首先是俄罗斯族——而言，这些评价都是民族和历史认同的极其重要的部分。众所周知，民族是一种历史形成的，体现在领土、语言、文化、宗教、心理和生理特征、传统和习俗、还有历史命运等方面的共同性。然而在今天，不同的俄罗斯公民对这个命运的定义并不相同。在各种社会调查中，超过50%的俄罗斯公民正面评价彼得大帝及其改革；在2000年，只有30%左右的公民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正面的，到了2003年，已经有40%的受调查人赞成斯大林的活动了 ；正面评价列宁的俄罗斯公民要略少一些，然而在2000年的十位最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俄罗斯的“世纪人物”排名中，居于首位的是列宁，第二位是斯大林，位于名单第六位和第九位的分别是 ．萨哈罗夫和亚·索尔仁尼琴。
说明俄罗斯公民的价值标准千差万别的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这令许多意识形态学家和政治家感到不快和惊讶。这些差别还只是部分地证明了俄罗斯公民的茫然无着。在1917～1918年和1991～1992年间，俄罗斯社会基础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价值遭到过于粗暴和急剧的摧毁。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众声喧哗中，除了各种概念的位移和混淆，还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对于复杂的俄罗斯社会来说，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苏联的思想一元化时代结束了，无论是久加诺夫、普京，还是亚夫林斯基，都不能、也不应该尝试使国家返回到某种新基础上的思想一元状态。
意识形态的抉择(4)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凝聚俄罗斯、使它作为政体和国体不发生分裂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宪法吗？
显然，仅有宪法和其他法律是不够的，仅有宗教也同样不够。凝聚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人民期望共同生活的总体意志、它的历史和传统、它的语言和文化以及它的经济一体性。俄罗斯人民只是部分带有民族特征，更多的是人们的文化历史共同性，是生活在历史形成的特定领土上的超民族。这正是形成和支撑任何大国的连接物。
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俄罗斯公民需要的不是制定统一的新意识形态，而是建立被称作公民社会的统一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公民社会和独立的社会舆论在俄罗斯刚刚产生，我们应当加快和扶植这一进程。我们应当巩固和加强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和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后者以国家公民的主权、独立自主和自由选择为基础。
公民社会是擅长自我组织和具有主动精神的社会，它不忽视来自上层的信号，同时又能够发动自下而上的运动。公民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独立于“上层”存在，能够自主解决内部事务，并对权力活动实施必要监督。在苏联时代没有公民社会，有的只是“螺丝钉”和其他零件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统一管理之间的复杂组合。公民社会是复杂得多的组织，这里有公民做主的若干中心，权力得到现实的划分。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不是“传动带”，不应将某一种意识形态奉若圭臬，从而殊途同归地将社会成员引向同一个“伟大”目标，而是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目标的存在。
不过，公民社会在新俄罗斯尚处于起步阶段。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专家》杂志法捷耶夫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暂时还很原始，缺少发展动力。无产主义者不时以罢工矿工的形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农民——甚至包括曾在80年代末期遍布各地的农场主——就像根本不存在。工会早已被驯化，谁也记不住其领导人的名字。知识分子就更不用提了，在最近十年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什么也没学会。大型企业倒还可圈可点，但又缺乏团结协作，代表的利益不明确。政府官员部分通过权力政党的形式团结起来了，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官员代表的是局部的、战术的利益，只求维持现状，不求发展。中产阶级目前在经济领域里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推动力，但又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这幅图画并不十分令人欢欣鼓舞，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事实的。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远没有20世纪初前十年的独立性强。70年的一党专政使社会变得消极被动。俄罗斯必须扭转这种局面，尽管非常艰难。当然了，应当巩固国家，因为轻视国家机构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轻视公民社会的健康同样危险。这一情况需要得到珍视俄罗斯的每一个人的关注。叶夫根耶夫认为，“只要总统想为了社会的利益改变什么的话，国家事务就一定会发生变化。” 这引起了来自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管理层的 ．马尔加尔的合理质疑：“但为什么只是总统呢？难道我们俄罗斯公民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起来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迫使掌权者接受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从而影响我们的共同命运呢？俄罗斯人民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只有人民自己才是福利和繁荣的源泉，或是造成自己不幸的原因。俄罗斯人都需要明白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知识分子。”
上述两位作者的看法均有道理。当前的情况是，如果总统希望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快速进步，而不是只关心个人权力的稳固，人民就应当支持总统，而总统则应当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当然，公民社会不可能“从上往下”建设，而要自然成长。这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聪明的政权能够、也应当为发展公民社会创造条件，之后再以其为依托。
公民社会的发展以文化、职业、慈善、老战士、青年、妇女、体育等众多组织的活动为前提，然而它的核心和主体则是目前在俄罗斯尚不存在的成熟的政党。正是政党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需求，但这个意识形态不是统一的、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思想”，而是世界上相当闻名的一些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具体体现。
政党的产生有各种模式：政党可以由工会建立，以便实现更加可靠的政治代表性；可以根据受欢迎的著名领袖的倡议组建政党；议会党团、宗教运动、革命团体、自然保护组织也可以建立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政党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依托，有时也有不符合这一规则的特殊情况。
议会活动和各个层面的选举斗争是产生和形成政党的最佳土壤。
不过，政党的产生也可以不通过议会，甚至索性在地下活动。政党可以不登记成员的个人情况，可以没有我们通过苏联共产党所熟知的许多其他表征，例如特殊的仪式和对待党证的虔诚态度。但是政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在这个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在90年代的俄罗斯出现了许多千差万别的政党，这正是俄罗斯社会政治不够成熟的表现之一。在1991～1993年的时候，可以在专门的手册里找到100多个俄罗斯政党的信息，而在1992年12月出版的《俄罗斯的新政党和组织辞典》里，则列有400多个词条！这本辞典的作者普里贝洛夫斯基同时收入了一些宗教党派 。当时，政党像雨后春笋般产生，不过又同样迅速地解散和消失了。即使如此，还是有100多个政党参加了1999年的议会选举，组成了30个左右的竞选联盟。其中的大部分政党没能承受住选举中的失利，然后又被新的党派取而代之。
意识形态的抉择(5)
俄罗斯尚处于形成政治民主的初级阶段，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国家政治生活涣散的情形应在未来予以克服。如果有10个、甚至20个政党同时以一个社会团体的名义去面对人民和政权，那么保护和代表某个社会团体的利益就根本无从谈起！
早在2000年2月底，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在出席“统一党”成立大会时发表的致与会代表欢迎词中讲到，对俄罗斯来说，三四个政党构成的体系是比较“正常的”。换言之，应该是三四个建设性的政党取代2000年初之前注册的150个党派和团体。国家的竞选体系和国家对大党的财政支持应刺激这三四个政党的产生。有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两三个大党的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最佳选择。（我本人认为，在俄罗斯具有形成五六个政党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和需求。）
2001年6月国家杜马通过了新的政党法。根据这一法律，司法部只能把那些成员不少于1万人的政治团体注册为政党，而其他所有党派只能作为社会团体、政治俱乐部或者利益俱乐部保留下来。它们仅能保留参加地方自治部门选举的权利，而不参加联邦选举，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政治进程的主体。法律还规定，政党应在20个以上的地区设有基层组织，每个地区组织的成员不少于100人。国家对政党的资助应与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票数成正比。
这部法律的发起人希望到2003年末的国家杜马选举之前，在俄罗斯仅保留10个以下相对正规的政党。然而，预期没能成为现实：到2003年5月底之前，在俄罗斯注册的政党有30多个。甚至国家杜马主席和联邦议会议长也各自组建了一个政党：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组织并注册了俄罗斯复兴党；谢尔盖·米罗诺夫成立了名称独特的生活党。此外还出现了几个新的人民爱国党和强国党以及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党派。
对这一过程的某些细节值得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俄罗斯的政党建设问题。右翼阵营
在右翼阵营中，“右翼力量联盟”的政治活动最为积极。它成立于2001年5月，是由1990～1999年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十多个较小的右翼自由主义运动、党派和集团逐渐联合而成的。目前“右翼力量联盟”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当权党，他的大部分领袖，包括丘拜斯、哈卡玛达、基里延科和盖达尔，在2000～2003年间对普京和卡西亚诺夫的倡议和政策表示支持。对总统和政府批评最多的是“右翼力量联盟”的杜马党团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一些不太出名的右翼政治家“有条件地”支持政权。在另一方面，“右翼力量联盟”的不少成员继续在政府机构中工作。
“右翼力量联盟”的政治资本并不丰厚，尽管其许多成员曾就职于总统办公厅，还有不少在90年代担任过副总理、部长甚至总理等职务。但是这一点并不值得炫耀，因为他们的过失远远超过了取得的成就。在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力量联盟”取得了7%的支持率。然而在此后的三年中，这个党没有任何突出的业绩，在2002年底只有4%～5%的选民打算投它的票。“右翼力量联盟”不得不为政治存亡而斗争，因为到2003年12月，它很有可能达不到5%的“基准线”。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也属于右翼自由主义阵营。这个党在成立之初就定了一种不协作和不妥协的基调，作为总统和政府的反对党积极活动。从1999年秋到2003年春，该党成员与亲近“亚博卢”集团的报纸、杂志相当强硬地批评叶利钦和普京以及1993～2003年间的所有政府。
许多观察家一向把“亚博卢”集团称作是自由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永远的反对派”组成的政党，认为它的薄弱环节在于它不参与政权。因为拒绝参加竞选联盟，这个党的成员甚至在州长的选举中都只能甘败下风。只有在小城市的市政府和个别市政机构中，“亚博卢”集团的成员及其候选人才能胜利。从意识形态看，“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是有亲缘关系的政党。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政党纲领的发言中讲道：“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是相互正视还是各顾一方，我们都具有同一种血型。我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在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客观上我们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我敢断言，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哲学的基本要素也是俄罗斯所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家的世界观的基本要素，这远比他们的选民、群众性的民主选举人更加重要。我们与其他民主派之间尽管有分歧，但依然是使用同一种语言讲话，无需把话讲完，就能互相理解。而我们和执政当局无论如何不属于一个种群。”
2002年和2003年春进行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有6%或7%的选举人准备投“亚博卢”集团的票。这一数据已经保持了十年，在四次选举中年年如此，这既证明了“亚博卢”集团的稳定性，也证明了它的局限性。
目前总共有15%的选民计划投右翼政党的票。右翼人士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中等实力的企业家、主要采取西方经营模式的大资本、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精英组织和团体以及一些人权团体。关于右翼政党联合的谈判尽管持续了多年，但还是无果而终。近几年，在这一政治阵营里又成立了几个新的党派：以诺夫哥罗德州州长米哈伊尔·普鲁萨克为首的新的俄罗斯民主党和两个自由党，其中一个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视为领袖，并接受他的资助。正是在右翼政治领域里，非常奇怪地连续发生令人震惊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事件，被害人是嘉莉娜·斯塔罗沃伊托娃、B．格罗夫列夫、谢尔盖·尤申科夫。2001年12月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党也自动进入右翼阵营，其中包括了几个规模不大的、不太有名的民主党派和团体。
意识形态的抉择(6)
左翼阵营的政党建设
在政治派别的左翼阵营里，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最具群众基础和组织有素的政党。俄罗斯共产党的组织遍布所有地区和城市。该党及其农业同盟者在国家杜马控制着30%左右的席位。俄罗斯共产党的成员在俄罗斯15个以上的州当选州长。在联邦层面的任何选举中，共产党都可以得到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支持率。这是一个强大的政党，俄罗斯的任何一位总统都必须重视它的意见。
不过，俄罗斯共产党也有许多缺点，甚至是与生俱来的缺陷，因为它既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党的遗产，也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其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领导成员。因此，俄罗斯共产党难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丘拜斯是俄罗斯共产党最痛恨的俄罗斯政客。弗拉基米尔·普京评价丘拜斯的话同样适用于俄罗斯共产党，即这个党有“糟糕的信誉历史”。这就是说，对很多选民来说，俄罗斯共产党的信誉度很低。将近50%的选民至今宣称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不会投俄罗斯共产党及其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的票。
俄罗斯共产党用自己的口号吸引并团结了相当一大批“反对型的”选民。该党得到年纪大的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1991年之前退休的人，也包括90年代的退休人员、最近12年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不能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人。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居民、普通职员、教师和部分职业军人支持俄罗斯共产党。但是知识分子、青年、官员和商人对俄罗斯共产党的支持率很低。很大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也不支持俄罗斯共产党。在20世纪多次遭到蒙骗的工人和农民目前最不关心政治。
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竞选名单中，很少有什么受欢迎的政治家或者是全国有名的政客。除了根纳季·久加诺夫，俄罗斯公民未必能再叫出三四个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任何制度都需要反对派。在这方面俄罗斯共产党担负着非常重要的批评、监督功能。共产党不赞成新的革命，不号召人们拿起斧头作武器进行暴力斗争或者设置街垒，甚至罢工也不是俄罗斯共产党认可的抗议形式，当然示威游行、群众集会和议会活动除外。鲍里斯·叶利钦辞职后，俄罗斯共产党继续宣扬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立场，但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不是行动，而是语言和政治姿态。俄罗斯共产党很少对当今制度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党的纲领也难以令人信服。按照传统，俄罗斯共产党一向非常重视政策和建议的意识形态基础。我们看到，俄罗斯共产党的现任领导层摆脱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诸多公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些教条公式。
俄罗斯共产党的章程规定，党内不应产生任何派别和党团。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这样的大党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各种派别和集团。阿利贝尔特·马卡舍夫将军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他富有攻击性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和公开声明对俄罗斯共产党为害不浅。还有一些在原来的共产党中根本无法想像的倾向于传统东正教会的集团和派别。共产党内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积极崇拜者。《苏维埃俄罗斯报》和俄罗斯共产党的杂志《对话》里面长期充斥着对斯大林喋喋不休的赞扬。俄罗斯共产党的媒体不接受任何针对斯大林的批评，这里盛行的已不仅仅是唱赞歌了，有些评价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共产党的部分成员企图在党的宣传中恢复二、三十年代的公式，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建议将斯大林主义的价值观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义结合起来。例如，俄罗斯共产党的理论家之一亚历山德罗夫，就建议在俄罗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结合“斯大林的民族国家方法和东正教教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东正教的斯大林主义”“能够为加快复兴俄罗斯国家建立强国基础，其实力和力量是繁荣的罗马时代以来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 如此浅陋、粗略的纲领很难在俄罗斯公民中产生影响。
在俄罗斯共产党内部没有人可以真正动摇根纳季·久加诺夫的领导地位，因为只有他能为自己的拥护者提供总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个意识形态东拼西凑，内部充满矛盾，但暂时却是无可替代的。这是根纳季·久加诺夫对党的个人贡献。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反对者、来自苏联共产党和后来的俄罗斯共产党的奥列格·舍宁、叶戈尔·利加乔夫、维克多·安皮洛夫、维克多·丘里金、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等人，坚持较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团结起有影响的拥护者团体。来自布尔什维克和“民族布尔什维克”的爱德华·利蒙诺夫和妮娜·安德列耶娃的例子相当具有代表性。当然，很难将根纳季·久加诺夫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看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片段、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论点、同时还有大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经过修饰的斯大林主义组合而成的。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意识形态中，既有“神圣罗斯”和“莫斯科——第三罗马”这样的来自久远年代的公式，也有19世纪“专制政体、东正教、人民性” 的思想。根纳季·久加诺夫赋予俄罗斯人民特有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精神追求：俄罗斯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可与西方的“亚特兰大文明”抗衡。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意识形态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根本不受他重视的历史，而是地缘政治。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地缘政治坚持西方对俄罗斯怀有根本性的敌对态度。2000年的时候，根纳季·久加诺夫在对当今体制的批评中，努力将“格列夫——卡西亚诺夫政府的叛徒政策”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总统形象区分开来。然而后来，根纳季·久加诺夫和俄罗斯共产党多次声称坚决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对内、对外政策。
意识形态的抉择(7)
俄罗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与联邦会议下院主席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有关。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是职业记者，曾任《共青团真理报》和《真理报》的总编辑，1993年后进入俄罗斯共产党领导层，作为俄罗斯共产党的候选人进入国家杜马。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拥有中庸和善于妥协政治家的名声。正是这些品质使他成为杜马主席，并且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七年多。但在2000年，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开始以独立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先是组建了社会政治运动“俄罗斯”，在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根纳季·久加诺夫发生纠纷后，又组建了新的政党“俄罗斯复兴联盟”。
2003年，“俄罗斯复兴联盟”企图在俄罗斯政治派别的左翼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企图发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作用。然而政治家的知名度和他受欢迎的程度并不是一回事。众所周知，在最近14年来，所有企图开展独立政治活动的苏联和俄罗斯议会议长——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伊万·雷布金——均遭到了失败。政治企图不成功的还有联邦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舒梅科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和新的联邦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也不太可能成为例外，后者组建了不为公众所理解的“生命党”。在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中，议会的议长是精明能干的政治中间人，而不是董事会的主席。
俄罗斯共产党在2003年12月的选举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又组织了一个中庸的左翼政党，而是普京总统提出的积极的社会和爱国主义政策。在上一届杜马选举中，很大一部分俄罗斯公民支持俄罗斯共产党的竞选联盟，不是因为赞成其纲领或者出于对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好感，而是因为反对鲍里斯·叶利钦和切尔诺梅尔金——涅姆佐夫——丘拜斯政府的政策。这不是什么秘密。现在这些选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说：“既然克里姆林宫里有普京，我们还要久加诺夫在那里做什么……”
一盘散沙的民族主义者
2003年，在希望引起选民注意的政党中，有十个左右自称是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在西欧国家中，民族主义政党一般位于这些国家的右翼、甚至极右翼政治阵营。例如法国的勒庞、奥地利的海德尔、意大利的费尼政治集团。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90年代时比较接近于这一类政治集团，然而在今天，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政治立场是模糊不清的，该党在抗议的选民中的威信已降至最低。许多观察家甚至怀疑，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在选举中能否得到5%的选票进入杜马。其他所有的民族主义集团和运动都对日里诺夫斯基极为不满，认为他不是政治家，而是“著名的做秀者”。这些公开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社会活动家几乎全部投靠到左翼政治阵营，而不是右翼。分析专家认为，“有责任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联合10%～15%的选民。但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并不存在，不同的民族主义集团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明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一直更像是宗教哲学学说，而不是政治理论。当前，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民族主义说教带有类似的性质，只是他身边没有追随者而已。在90年代，民族思想或“俄罗斯思想” 不是作为哲学，而是从政治角度为许多政治流派和政党所利用：“民族阵线”、“俄罗斯村社大会”、“俄罗斯全民联盟”、“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哥萨克联合会、“欧亚党”、“民族强国党”、“罗斯”集团 、“俄罗斯和平党”等。然而在它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团结协作的迹象。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2000年和2001年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品、倡议和计划反应最为热烈的恰恰是这个花哨的民族主义阵营。
“普京是国家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有意吸引和影响来自社会的全部潜能，” ．纳戈尔内和 ．阿尼新在《明日报》撰文写道，“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创造历史的已经不完全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而是大众的劳动和创造。这是‘共同事业的哲学’，如果它凝聚为克里姆林宫的现实政策，必将彻底改变俄罗斯的对内政治和国际局面。弗拉基米尔·普京主张团结全社会的力量来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他希望国家克服灾难状态，在这方面他和人民站在了一起，而没有和占据了报纸和电视的莫斯科的无聊民主聚会同流合污。” “欧亚党”的领袖杜金企图把弗拉基米尔·普京推到更高的地位：“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命运之人’，他为环境所造。某种力量呼唤并引领他跨越了并非轻易就能克服的障碍。当前，我们甚至不应该左思右想，而是应当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融为一体：不是把他当作暂时的或者升迁的参照物——这样的人很多——而是应当创造性地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融为一体，因为他是一种机能，一种历史和地缘政治机能。这是‘欧亚’在转折时代的某种象征、意义和标志。我们应当给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政权加入欧亚主义的内容。” 而图克马科夫坚信，恰恰是普京应当依靠军队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图克马科夫感叹道：“除了俄罗斯总统，上帝还会派谁去拯救即将灭亡的民族，使其不至陷于深渊，又能让谁从老爷和长官变为俄罗斯人民的领袖呢！他用以温暖人们心灵的应当是义无反顾的、炽热的民族使命感，而不是无精打采的新年致词。只有这样，他才有权骄傲地说：‘我是俄罗斯总统！’”
意识形态的抉择(8)
当然，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能、也不应该说自己仅仅是“俄罗斯人的”总统。在2000年的总结报告中，普京总统请求俄罗斯公民不要把他看成是象征、救世主或者功臣，而是俄罗斯人民临时任命的经理和管理人。这项工作是艰巨的，为了保证工作成效，需要俄罗斯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公民都来协助俄罗斯总统。
中左派政党和运动
政治观察家通常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流派和政党划入温和的左翼阵营，或者左翼中派。90年代初，在俄罗斯出现了几个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党”，它们属于右翼政党联盟，处于政治派别的右翼。但是后来，在1990～1995年间，这些党派随同民主阵营的其他政治组织一起削弱并消亡了。政治生命较长的是左翼中派的社会民主党派和社会主义党派。在2000～2002年，从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党”和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的“劳动者自治党”，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民主党”和伊万·雷布金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党”，这样的党派在俄罗斯共有十几个。尤里·彼得罗夫的“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尼古拉耶夫的“民权和劳动联盟”、阿列克谢·波德博利斯金的“精神复兴”、安德烈·伊萨耶夫的“劳动联盟”等也主动归入左翼中派。目前，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的“俄罗斯复兴党”也想挤进左翼中派的队伍。所有这些政党和联盟的纲领性文件都大同小异，然而各党派领袖及其背后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不同利益，妨碍了俄罗斯左翼中派各政党实现联合。
1998年3月，众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联盟宫的圆柱厅聚集一堂，为庆祝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100周年举行隆重集会。在大会主席台和前排就座的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尤里·卢日科夫、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奥列格·鲁缅采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尤里·彼得罗夫、安德烈·尼古拉耶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加夫里尔·波波夫、罗伊·麦德维杰夫、根纳季·斯克利亚尔、亚历山大·马里采夫、伊万·雷布金。当很多演讲人讲到俄罗斯所有社会民主力量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不过大会结束以后，会议参加者也就各奔东西了。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组织和一种世界意识形态已经生存并发展了130多年，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仅是其最为激进的派别之一。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新的政治力量核心在政党建设中遵循的激进意识形态排挤掉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50年代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了地球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智慧，然而在80年代，这一意识形态初现颓势，随之开始了毁灭的进程；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目前在大部分西欧国家领导政府的不是自由党、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更不是民族主义党派，而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之间通过“社会主义国际”的民主机构保持联系。
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士很想支持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充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混乱和争权夺利令他们非常失望。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它在俄罗斯的变体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纲领性文件中。社会研究表明，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当代俄罗斯获得15%～25%的选票，从而构成左翼中派的牢固基础，这对于在年轻而不成熟的俄罗斯公民社会建立稳固的整体政治结构十分必要。所有著名政治学家均对此深信不疑。
苏联共产党的衰落和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极权制度的垮台，而不代表社会公正、平等、人道主义、社会保障、社会利益优先等思想的破产。这些思想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舞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至少在西欧国家获得了部分实现。作家兼政治家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不无根据地指出：“西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最为灵活、适应性最强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磐石’碾成了极细的粉末，使英国的‘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变软，使法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激进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温和作风发生和解，囊括了基督教的传统和道德，在自身找到了进行合作运动的空间，并在最近十年基本吞并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成功治疗了纳粹遗留的创伤，在法国扑灭了权威的诱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了‘北方民主’中最为文明的民主形式。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在全球所有政治空间成功地适应生存，证明它具有包容一切的特征。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与基督教运动的相互协作可以保证顽强的道德免疫性，防止宗教至上主义和宗教狂热。对西欧青年运动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民众普遍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下，青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支运动依然是最具生命力的。实事求是地讲，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如果普京真想让俄罗斯回归欧洲，那么没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好的政治通行证了。”
意识形态的抉择(9)
我从总体上同意这一分析。不知道在西欧的情况如何，但是在俄罗斯，对某个政党来说属于决定性因素的不仅是意识形态或社会成分，还有人格类型。从这个角度看，鲍里斯·费多罗夫和丘拜斯是最典型的极左派布尔什维克政委，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和阿曼·图列耶夫是典型而理智的社会民主派。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激进意识形态的胜利，首先与工人阶级和小职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层次小生产的保留以及激进派的政治失势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广大群众的生活福利还无从谈起，但是，俄罗斯社会诸多阶层的极端贫困并没有使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得成功，因为人民已经疲于战争和革命，不愿开始新的阶级斗争。这种社会整体的疲惫为温和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胜利准备了土壤，其中最受青睐的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我想强调，温和并且擅长寻求社会和政治妥协绝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人道主义和力量的表现。
政治派别中心的政党建设
在俄罗斯的政治派别中心建立强大的政党是鲍里斯·叶利钦及其班子的夙愿。早在1995年，叶利钦就提出必须在俄罗斯成立两个中派政党：其中一个偏左，另一个偏右。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家兼意识形态工作者认为，这两个政党可以轮流坐庄，从而构成政权的牢固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委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伊万·雷布金开始这项工作。雷布金没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在1995年建立的“左翼中派”或称“伊万·雷布金联盟”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只获得了1.1%的选民投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组建的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在1995年12月获得了10%左右的选票，而事先期望的是30%。这个党在后来三到四年时间内的表现也并不成功。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从总理职位上卸任后，“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根本找不到一位受欢迎的领袖接替他，这个党实际上已经告别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对一个能够得到不少于30%、甚至40%支持率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中派政党的需求依然存在。1998年秋，在当时的新俄罗斯最受欢迎、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家尤里·卢日科夫接受了这项任务。在1997年，尤里·卢日科夫曾试图支持组建有影响的大规模“新社会主义运动”，并打算将当时的大部分左翼中派政党都汇入这一运动，然而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因为“新社会主义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受爱戴的领袖。1998年秋，几个规模不大的政治中派党的联合计划进行得较为成功，尤里·卢日科夫不仅支持而且领导了这项计划，先后组建了“祖国”运动和社会政治组织。“祖国”运动于1998年12月召开了成立大会，引起俄罗斯境内外的广泛关注。新组织的起步势头非常强劲，为其提供行政、政治、信息和财政资源支持的不仅是莫斯科市政府，还有俄罗斯的几个实力派州长。按照尤里·卢日科夫的设想，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和口号的组织，它既不“左”，也不 “右”，而是处于温和的中心。在“祖国”运动的成立大会上，尤里·卢日科夫作了一个内容充实的长篇报告。他讲道：“经过20世纪所有革命、战争和试验的波折，俄罗斯用痛苦换来了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和谐社会的思想，伴之以有效的市场经济和有力的社会政治，并结合了世界文明的成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负责的国家的保障和保护。”
到1999年年初，尤里·卢日科夫领到的政党已经是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了。它连同其他一系列运动和集团组成了强大的竞选联盟。这个竞选联盟包括“全俄罗斯”运动，其领导人是俄罗斯几个共和国的总统（沙伊米耶夫、拉希莫夫·阿乌舍夫）和圣彼得堡市长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夫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是作为反对派出现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个竞选联盟在1999年12月的杜马选举取得胜利是大势所趋。为了防止议会选举失败，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及其支持者紧急组建新的“政权党”。然而在当时的俄罗斯已经无法为该党找到政治资源，因此许多专家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的政治计划是毫无希望的。
与人们的预料正相反，建立新的中派党的计划成功了。这个胜利不是因为克林姆林宫的政治家们专业水平高，不是因为大众熟悉的谢尔盖·绍伊古和亚历山大·卡列林等人被推上政治舞台（公众没有看出他们具有巨大的政治才能和潜力），更不是因为以前根本不为人知、如今领导庞大议会党团的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和柳博芙·斯利斯卡。这个中派党的官方名称叫“统一党”，非官方名称是“熊党”。“统一党”在1999年杜马选举中的胜利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的政治成功有关。普京支持“统一党”，所有政治学家和对政治感兴趣的公众一向认为他就是“统一党”的非正式领袖。
在1999年12月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党”获得了24%的选票，大大超过了“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然而，在既没有知名度很高的领袖，又没有意识形态纲领的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政治胜利成果是非常困难的。到了2000年，“统一党”的领导人们才为自己的政党编纂出一套意识形态纲领来。他们不想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形象和口号，因为这意味着重复“祖国党”的老路。“统一党”的领袖们开始宣称他们的党的意识形态是“现代保守主义”。他们甚至提到了“自由化的保守主义”、“温和的保守主义”、“健康的保守主义”。然而，“保守主义”、“进步”、“改革”等概念一旦缺乏具体内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英国的保守派保护几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价值，但是新的俄罗斯尚没有需要“保守”的传统和价值。按照“统一党”的说法，必须保护新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和革命前的俄罗斯的价值。但具体是哪些价值？这些价值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统一党”又对我们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尚是一个病体，但是不应使用“休克疗法”治疗，而应该使用保守的方法治疗。但是 “保守治疗”和“保守主义政治”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意识形态的抉择(10)
“统一党”在2000年的组织建设更加顺利，迅速地建起了地区组织网。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召开了两次新政党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建立党员注册、收取党费和颁发党证等规章制度。“统一党”无条件地完全支持普京总统的政策和建议。然而这个党并没有成为“政权党”，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面目，它就不能作为政治结构获得发展。
社会政治组织“祖国”也出现了自己的问题。这个党具备明确而完备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有以尤里·卢日科夫为首的强有力的、受欢迎的政治领导，但却没能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胜利，甚至在杜马中也没有自己的党团。“祖国党”也没有参加总统选举，因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2000年1月决定退出总统选举，而“祖国党”意欲在总统选举中支持的正是他。对于普京总统来说，“祖国党”不再是反对党，但也没有成为“政权党”。“祖国党”的部分成员开始投向“统一党”。
“祖国党”和“统一党”对待2000年政治事件的立场相近，其不久前的竞争失去了意义。左翼政党、左翼中派党和右翼政党迄今为止继续在同一个政治空间上分裂和竞争，与它们不同的是，新的中派党却决定联合。“祖国党”和“统一党”联合的决定，是在2001年春公布的。稍后，政治运动“全俄罗斯”和几个较小的政治团体也加入了联合的进程。
这个统一的过程从容不迫地持续了2002年全年。新统一的政党取名为“统一俄罗斯党”。2002年秋，“统一俄罗斯党”已经在全国建起了统一的地区组织。国家杜马通过了允许各级政府官员加入任何政党的法令，大部分官员都涌入了“统一俄罗斯党”，这种结果是应该可以预料得到的。2003年3月29日，在莫斯科的宇宙宾馆召开了“统一俄罗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而迈出了新党建设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在这次大会上，组成了党的领导层，通过了党的基本意识形态宣言，组成了杜马选举筹备指挥部。杜马选举候选人的名单和选举前的安排将于秋天举行的“统一俄罗斯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统一俄罗斯党”对争取2003年12月的胜利充满自信。
“统一俄罗斯党”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它的最高委员会。大约20个人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其成员名单不是按字母顺序，而是根据在党内的影响力排序。排在前五位的是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尤里·卢日科夫、明季梅尔·沙伊米耶夫、谢尔盖·绍伊古、格奥尔吉·博斯。许多记者因此称鲍里斯·戈雷兹洛夫为“临时代理人”。党的领导层内部不仅希望得到普京的支持，而且还希望他在总统选举之后成为党的领袖。位居“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相当于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处——前五位的是亚历山大·别斯帕罗夫、扎伊努拉·巴吉舍夫、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和奥列格·莫洛佐夫。“统一俄罗斯党”的宣言保留了保守主义的概念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统一俄罗斯党”宣称自己为“民族成就党”，向贫困发出宣战。它想吸引大部分国民，而不仅是某一个社会阶层。
关于“统一俄罗斯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尤里·卢日科夫和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写道：“……我们的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派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共产党不同，不是同富人作斗争，而是和整体的贫穷作战。我们赞成西方社会民主派的基本价值、原则和方法，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打算机械地照抄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担忧问题的国家的做法。这里所说的不是对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复制或者模仿，而是共同的方向，对人类幸福和公正、自由、繁荣社会的共同追求。我们在自己的旗帜上记下不可剥夺的人的另一项权利——自尊的人类生存权利。我们党的性质是谨慎与勇敢、传统与精力充沛的新政策的实用性结合。党的首要目标是争取人们的信任，时时刻刻以行动证明对所宣扬口号和原则的忠诚。‘祖国党’与‘统一党’共同致力于成为代表人民大众和民族共同利益的人民政党、以人民的传统和创造潜力以及大多数公民的拥护为支柱的政党、在自己的队伍中团结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联合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甚至当前的政治立场也不甚相同的政治家。然而这些差异不涉及基本的要求和目标。“统一俄罗斯党”及其领导层既有左倾的一翼，又有右倾的一翼。对于民主党派来说这是正常的。它享有很大一部分中型和大型企业家、知识分子和职员的拥护，谋求工人、农民和退休人员的支持。然而“统一俄罗斯党”在今天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这一情况是新俄罗斯的重要特色，有必要对其做一些解释。
俄罗斯官员的新角色
目前，官员是俄罗斯社会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在没有政治纲领和政党的情况下管理国家。我们今天清楚地看到，在苏联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苏维埃社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它不是、也没有被定义为无阶级的社会。在国家的基本文件中和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全体国民被分为三大部分：工人、集体农庄成员和职员。职员中包括教师和医生、军官和厂长,还有在各行业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家官员和党务工作者。在较为自由的分析中，社会学家突出了苏联社会的主导精英阶层。例如军人阶层——也就是职业军人——在苏联社会的后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创造型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苏联社会的重要部分，其中包括苏联研究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服务于大量部委的高级国家职员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小。然而即使不是作为统治阶层、也是作为“领导和派遣”的阶层凌驾于所有这些阶层之上的是共产党的精英，构成了某种共产主义贵族，他们在各级权力机构的特殊领导作用通过专门的特命名单得到巩固。
意识形态的抉择(11)
在1991年和1992年崩溃的正是这一结构。苏联共产党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消失了，共产党的精英也不再存在和管理国家。社会结构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尚未完成，还不具备明确的形式。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已经出现了企业家阶层，大、中、小型私有者阶级。然而这个阶级还不够强大和有影响，不足以承担管理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说，不足以发挥统治阶级的作用。俄罗斯军人阶层、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在90年代的影响力减弱了，很大一部分管理人员转变为企业家。在俄罗斯，决定性的影响力不是掌握在弱小而又相互敌对的政党手中，而是落到了官员手中。原来党的精英中最能干的部分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管理者纷纷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新的官员阶层的聚集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统一俄罗斯党”的形成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将这个过程看作是负面现象。官员阶层是新的俄罗斯社会中最牢固和最爱国的阶级。俄罗斯的官员只能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从社会结构和官员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的作用看，目前俄罗斯在世界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毋庸置疑，美国的统治阶级是大资本家、大私有者、大型跨国公司的领导人和所有者。美国的大型资本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的国家主人，尽管它只有在照顾到美国社会其他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在俄罗斯，这样的模式是不可能的。在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历史、民族习惯和经济特点使最强大的权力杠杆掌握在军人阶层的上层；在伊朗，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由什叶派穆斯林神职人员掌握；在沙特阿拉伯，族长和世袭贵族掌管国家；在中国，权力像以前一样控制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个党的精英研究出了比较灵活的权利继承形式和比较灵活的意识形态结构，使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原则相结合。在西欧各国，大资本家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政权按各种比例将巨型资本分给高级官员和工会。这更像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权力模式，与俄罗斯刚刚开始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制度模式最为接近。
普京的选择
在俄罗斯，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还没有完成。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至今没有确立。新的政党体系正在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理念正在研究和推广。在这样的条件下，弗拉基米尔·普京尚未做出最后的意识形态选择。作为公民和总统，他暂时居于党派之外。这样的状况不可能长久，很有可能在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之后就发生变化。
一位俄罗斯政治学家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应尽快完成意识形态的探索，并且自信地断定：“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很难同意这一论断，因为俄罗斯社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独立水平，吸取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很难强迫它盲目相信什么。因此，在普京已经赢得信任的情况下，他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在克里姆林宫的四年，普京与杜马政党的领袖、俄罗斯主要政党的领袖多次会见并交谈，与其中许多人的见面还不止一次。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根据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建议通过的关于国家象征物的决定表明，总统明白自己面对全社会的责任，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2001～2002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有可能、或者应当就很多重要意识形态问题发表看法，但他做了很多保留，只是总的来说，比1999～2000年要明确些。例如，关于“俄罗斯思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道路问题，弗拉基米尔·普京毫不动摇地讲：“我的答案十分简单，这就是俄罗斯联邦统辖的广阔领土的经济发展。与欧洲和文明人类共同开发这些领土，在此基础上同时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与文明国家政治、经济和国防上的自然一体化。” 俄罗斯应当走市场、国家调控和可控制的民主之路，而不是寡头政治。
针对波兰《选择报》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认为自己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的提问，他部分援引利哈乔夫的观点回答道：“任何国家的本质和人民的实质首先由文化决定。从地理上看，俄罗斯当然是欧亚国家。但是尽管东部地区和首都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同，但我可以保证这些地区生活的人属于同一个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毫无疑问是欧洲国家，因为它的文化是欧洲文化，不可能有任何疑问。这是国家内部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问题，如果说得更确切，我想这样界定它。当然，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具有自己的历史、丰富的历史和自己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和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一个欧洲文化的国家，也就是说，是欧洲国家。”
一家美国著名报纸在谈到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您如何设想俄罗斯的未来：它会成为像德国、法国，或者是波兰这样的大国，还是像美国这样的全球性强国？” 弗拉基米尔·普京回答道：“按照所在位置和面积来衡量，俄罗斯就已经是全球性强国了。它既在欧洲，又在亚洲，同时在两地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回答对待宗教态度的问题上，弗拉基米尔·普京回答道：“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某种道德的和心灵的根。与此同时，信仰哪个宗教并不重要，所有宗教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如果上帝存在，他应在每个人的心里。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宗教哲学非常重要，因为共产主义曾是俄罗斯的统治意识形态，它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取代了宗教，在这之后，宗教不再存在。但是任何事物也不能像宗教那样有效地取代人们心中的人类普遍价值。宗教使人精神富有。”
意识形态的抉择(12)
关于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弗拉基米尔·普京回答得非常谨慎：“当然，斯大林是独裁者，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个人遵循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保存个人权力，这能说明很多问题。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蔑视这一事实是愚蠢的。” 有人在互联网上提出对待俄罗斯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此问题谈到，在俄罗斯有几百万人支持共产党，它不能忽视这一事实。普京指出：“在我看来，需要斗争，但不是和共产党人，而是要争取那些支持共产党的人。而且斗争不能用口头的方式，而是要有实际行动。应当让人们在实践中看到，我们共同维护的理想——也就是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理想——会带来现实的结果，人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如果俄罗斯共产党放弃其纲领和意识形态中危险和激进的成分，而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就会很好。”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普京不仅在俄罗斯的政治空间，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顽强地探索着自己的位置。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意识形态学家，也不是理论家，他在自己50岁生日时所做的长篇访谈中，针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表的看法相当肤浅，在很多地方还是错的，但是他博学强记，具备理智的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可以保证他做出正确的选择。“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层目前已经承认并公开谈论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是该党的“精神领袖”。“统一俄罗斯党”会在2004年1月甚至更早推选弗拉基米尔·普京为自己的俄罗斯总统候选人，这一点不太会有疑问，之后普京很有可能从形式上也进入该党的领导层。然而，预测不是历史学家该做的事。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
车臣形势
2002年夏天，盘踞在车臣南部山区和格鲁吉亚北部的车臣武装分子和阿拉伯雇佣兵的状况日趋恶化。迫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压力，格鲁吉亚政府被迫采取一些措施将车臣武装分子赶出其国土的北部地区。大批格鲁吉亚警察、内务部队、特种部队朝潘杰斯峡谷进发，封锁了车臣-克斯琴人在当地山区的所有村庄。格鲁吉亚的车臣-克斯琴人很久以前就在这里定居。1999～2001年间，在这里的山村及周边地区发现有近万名车臣难民和车臣武装分子在此建立的基地。车臣武装分子从这里出发，经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与阿富汗、土耳其及阿拉伯国家保持联系。
格鲁吉亚军队没有与车臣武装分子进行战斗，他们本身既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车臣武装分子同样避免与格鲁吉亚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便利的基地和来年春天到来之前在温暖的房子里和山区地窖躲避追捕的可能。潘杰斯峡谷大约有700多受过良好培训、装备精良的武装分子，其中的大部分听从鲁斯兰·格拉耶夫的指挥。他们分成几个分队，试图经过格鲁吉亚-车臣边境或者是印古什共和国进入车臣。2002年8月底至9月间，残酷的战争一直在持续。武装分子的大部分队伍被击溃、驱散，但这支武装没有被完全消灭。俄罗斯联邦部队在战斗中也遭受严重损失。
自格鲁吉亚闯入车臣的一小撮武装分子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他们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到2002年9月，车臣的平原、山麓，甚至大部分山区的形势都已正常化。学校恢复上课，医院开始医治病人，许多住房得到修缮，而供水、供电、供气体系也恢复运作。车臣的农业区收成很好，完全能够保障境内居民对粮食、蔬菜、奶制品及肉制品的需求。车臣共和国内部的交通、市场及部分工业也恢复正常。
车臣的石油生产及加工业重新开始运行，到处可见正在施工的场地。绝大部分车臣难民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上年纪的人可以定期得到退休金，而教师与医生也可按时领到工资。车臣各区及村镇的领导人均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车臣治安警察和特种部队的组成人员大部分是车臣族本地人，正是这些人在车臣执行大部分清查和“清剿”行动，其中加济马戈马多夫中校领导的格罗兹尼特警的行动效率最高。
在车臣及俄罗斯全境进行的人口调查也说明了车臣共和国境内发生的变化。据调查，2002年9月车臣境内的居民达110万人，比之前核算的数字多出20%。共和国境内的出生率很高，很多孩子还不满2岁。
2002年，为修复居民住宅、恢复经济及建设基础设施，车臣得到数量可观的资金。但与此同时，为继续车臣战争，武装分子的头目也收到上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
武装分子的指挥部座落在达吉斯坦及印古什边境那些最难以到达的地区，以洞穴作为栖身之处。这里有阿斯兰·马斯哈多夫、沙米利·巴萨耶夫及阿拉伯雇佣兵的新头目阿布·瓦利特的驻地。阿布·瓦利特接替了约旦人哈塔卜的位置，哈塔卜是在俄罗斯联邦军队此前采取的一次精心策划的特别行动中被击毙的。俄罗斯有关专家认为，现在正是阿布·瓦利特和其周围的人做了车臣武装队员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地下军事政治中心、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恐怖资金的赞助者。
在这种形势下，车臣武装分子在其反对联邦政权及车臣人民的战争中主要采用的就是恐怖手段。
2002年5月9日，在达吉斯坦的卡斯皮斯克市中心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当时这里正在举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盛大庆祝活动。无线电控制的炸弹被埋在花坛里。这次爆炸中有42人被炸死，其中有17名孩子，另外还有近100人受伤。普京总统在红场阅兵时得知此消息。100天后，即8月19日，在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汉卡里附近，武装分子用“针”导弹击落一架米格-26军用运输直升机，导致129名士兵、军官及机组成员丧生。当时机内乘坐的是军队的补充人员。几周后，又有几个俄罗斯军队的校官在军用直升机的碎片中丧命。车臣特种部队也受到攻击。在格罗兹尼发生的两次恐怖行动中，近50名车臣族警察死亡。
车臣人民不希望发生战争，武装分子的头目就将报复之箭射向自己的人民。
印古什的局势变化
2002年，印古什共和国内的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这对车臣及北高加索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经过激烈的大选斗争后，穆拉特·贾济科夫接管了政权，成为北高加索当地民族中第一位当上安全部门将军的人，穆拉特·贾济科夫的叔父伊德里斯·贾济科夫是苏维埃印古什共和国的第一位领导人，在1924年印古什自治州成立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州的领导人，是印古什共和国的奠基人。伊德里斯·贾基科夫为本民族区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37年斯大林执政时期受到诽谤，并遭枪杀。穆拉特·贾基科夫本人出生在哈萨克斯坦一个被驱逐的印古什族家庭。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印古什是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中心地带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共和国。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它是个位于高加索北麓中心、面积3600平方公里的共和国。共和国的居民约48万人，主要是印古什族人。这是个与车臣族有着亲缘关系的山地民族，早在17世纪，就有部分印古什人在山麓及平原地区定居。就宗教信仰而言，他们属于逊尼派穆斯林，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古老的传统、前辈相传的习俗及印古什长老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769年，印古什长老会议通过决议加入俄罗斯，1810年签署的条约对这个决议进行了进一步巩固。印古什族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占据着高加索的中心位置，而且也是宗教信仰分布的中心：印古什的东面及东南面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西面、西北面及南面居住的则是以信仰东正教为主的居民。印古什人基本没有参加19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他们没有拿起武器反对俄罗斯，也没有遭到殖民统治。从地缘、历史及法律的角度讲，印古什一直是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俄罗斯南部边境重要的战略前哨，也是欧洲与亚洲地缘政治利益交汇的实际中心。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2)
在1994～1996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印古什人实行对车臣友好的中立政策。他们不支持杜达耶夫的分裂主张，但同情还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遭受巨大痛苦的车臣人民。因此，印古什领导随机应变，寻找两全途径，避免使其共和国卷入战争。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的原因、进程与性质不同于第一次，但印古什共和国领导几乎没有改变自己先前的方针。结果，来自车臣的难民主要不是流向达吉斯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或者是奥塞梯，也不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而是印古什共和国。
至2000年年中，来自车臣的难民已超过25万人，这对经济上本来就不富裕的印古什共和国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很多难民本来完全可以在2000年秋天返回车臣，但直到2001年，车臣的整个政府都已恢复工作、境内几乎所有的生活保障体系也都重新运行之后，还是没有多少难民表示出准备重返家园的愿望。车臣妇女、老人与孩子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所谓的“人道”中心对俄罗斯进行的反面宣传对难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许多武装分子得以在山区继续战斗，他们不用为家人的命运过多地担心。他们的家人主要依靠印古什的经济支援生活，只有一部分生活所需来自国外的人道主义援助。印古什实际上不仅成为俄罗斯联邦军队、也成为车臣武装分子的后方。武装分子在这里建立非法贮藏武器及休整的基地，他们还常利用短期休假到难民营看望亲属。
此外，在印古什共和国国内，鲁斯兰·奥乌舍夫总统未能从实质上解决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带来的消极后果，未能使4万印古什族人重返家园——他们是在两地冲突中离开奥塞梯郊区的家园的。此时，阿乌舍夫总统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关系也趋于紧张，联邦政府在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撤销了印古什“自由经济区”的地位。因为“自由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犯罪区，并使共和国的债务迅速增长。
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印古什的经济已经成为需要高补贴支撑的经济，已不存在预算拨款的企业与相关部门，集体及国营农场早已瓦解，当地农业地区基本以自然经济为主，过去能带来高额收入的石油化工生产也已停滞，工人及职员有70%～80%失业，而继续工作的人又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当时甚至连砖厂与养鸡场也都关闭，印古什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
此前，鲁斯兰·阿乌舍夫曾是非常有名的地区领袖，克里姆林宫、白宫与联邦委员会都还很听他的意见，但现在他的威信在莫斯科及其家乡印古什都迅速下降。
虽然印古什共和国新一任总统大选的日期定在2002年4月底，但早在2001年秋天，为此而展开的竞选斗争就已经开始。阿乌舍夫本人作为提前卸任的前总统没有参加大选，而是支持阿利汉·阿米尔汉诺夫为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的几乎整个班子和全部的“行政”资源都为阿利汉·阿米尔汉诺夫的竞选工作。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则扶植他在南部联邦区的副全权代表、44岁的联邦特工机构将军穆拉特·贾济科夫。在印古什共和国内部，穆拉特·贾济科夫还不为人知。就民族成份而言，他是印古什族人；就接受的教育而言，他是历史学家、法学家。在苏联时期，穆拉特·贾济科夫曾在共青团及党政部门工作；在此之后，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安全部门联系在一起。
1999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与穆拉特·贾济科夫相识。到2002年，穆拉特·贾济科夫在印古什联邦特工机构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与阿乌舍夫发生冲突，结果被迫调到邻近的阿斯特拉罕州的联邦特工机构。稍后，穆拉特·贾济科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驻南部联邦区的副全权代表。
尽管印古什总统竞选公告上有30多名候选人，但主要的竞争是在阿利汉·阿米尔汉诺夫与穆拉特·贾基科夫之间展开的。第一轮选举结果，穆拉特·贾济科夫居第二位，只获得18%的选票，但在2002年4月28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穆拉特·贾济科夫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
在穆拉特·贾济科夫宣誓就任印古什共和国总统的仪式上，10多年来第一次响起俄罗斯联邦的国歌，位于马加斯的政府与议会大楼及印古什各级行政部门的大楼上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象征性标志。
阿乌舍夫没有出席总统宣誓仪式，甚至没有发来贺电，但印古什的社会及人民内部并没有发生分裂。穆拉特·贾济科夫邀请共和国前总统属下的大部分人与其共事，并委以他们重任。几个月后，不仅克里姆林宫、印古什国内，甚至邻近的北奥塞梯、车臣、格鲁吉亚都感觉到印古什政权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从2002年5月底及6月开始。印古什共和国内部不符合宪法的机构被取缔，印古什共和国的法律以全俄立法为基础制定，成立了审计署和人权机构。
穆拉特·贾济科夫当选总统后，车臣难民返回家乡的进程迅速加快了。2002年的夏秋季节，每天有近500车臣人返回故乡。
印古什难民也开始返回他们在奥塞梯的居所。2002年5月30日，穆拉特·贾济科夫与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扎萨霍夫举行工作会晤。两共和国很快签订了合作与睦邻友好协议，结束了印古什与奥塞梯人民之间长达十年的冲突。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3)
一些俄罗斯家庭也陆续举家迁往印古什。他们在这里分到了土地，在修建住宅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帮助。计划修建的三个东正教教堂也已开始施工。
印古什没有躲过2002年席卷北高加索全境的严重自然灾害。在共和国境内，虽然没有人员损失，但苏尼冉斯克与芝依拉赫斯克地区12座居民点的数百座房屋倒塌，近千座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25座桥梁被冲毁，几十公里的电线与天然气管道被损坏。穆拉特·贾济科夫领导了灾后修缮工作。到当年秋天，他已将新房的钥匙交到灾区数百位居民手中。在俄联邦中央的支持下，印古什共和国共修建了约300栋房屋。
在印古什共和国与格鲁吉亚接壤的村落奥利格梯，被肆虐的山洪冲刷后得以抢救的只有一座清真寺。这里没有人记得过去曾发生过类似的灾难。村落的长者宣布，莫斯科及马加斯政府不管他们的事，他们应该寻找新的地址建村。穆拉特·贾基科夫立刻来到山区，经过多方努力才劝服居民留下。
几个月后，政府在离河不远处修建了数十座新的砖房。奥利格梯的村民现在才相信，莫斯科及印古什政府的确需要他们，他们不能抛弃祖先生存过的土地。
村民将修缮后的第一条街命名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街。莫斯科的媒体曾以戏谑的口气报道这个事件。穆拉特·贾济科夫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居民不要将修复后的第二条街命名为“穆拉特·贾基科夫”街。
2002年9月印古什共和国又经受了新的考验。车臣武装分子及其雇佣兵从邻近的格鲁吉亚潘杰斯峡谷窜入共和国境内。武装分子想在这里寻求支持，或至少是对他们友好的中立态度。但调遣至此的俄军第58军所属部队在印古什当地警察及安全机关的帮助下驱散了武装分子。
在印古什格拉什金村外进行的战斗并没有发生枪战。经过印古什共和国总统、村落长老与军队的共同协商，在解放村子的过程中，军队没有对村子进行“清算”，村民没有为此流血，从而巩固了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当地的居民没有卷入战争，武装分子的期望破灭了。
与一两年前比较，车臣武装分子感觉已经置身于另外一个印古什共和国。正如2002年10月19日印古什共和国当地报纸《塞尔达罗报》所说：“近几个月，在我们的共和国几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又几乎什么都没有变。”因为，最大的变化是印古什人民意识的转变。
莫斯科的剧院劫持事件
许多观察家将2002年10月23～26日在莫斯科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与2001年在纽约及华盛顿发生的“九一一”事件相提并论，尽管二者的过程、规模及遇难者的人数不尽相同。
对于搞分裂的武装分子及雇佣兵而言，10月是非常难熬的月份。因为森林开始光秃，大雪与严寒封闭了大部分山间隘路、大道。设在森林里的军营也不得不缩减，武器不得不隐藏在伪装的掩体里，直至春天。在最难以抵达的山区，战斗的主动权也转到联邦的特种部队方面。此时人们预想的是武装分子的地雷战、针对车臣警察和地方政府首领的行动会加剧，10月23日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很显然，在莫斯科市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是经过了事前的精心策划的。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应该不仅是在车臣的高山峡谷或者俄罗斯境外的某一恐怖中心，而且也在莫斯科市内秘密进行的。这次行动在计划与经济支援上也一定有富有实施此类活动经验的人参与。2002年5月，大部分自杀性恐怖分子已被组织起来并接受训练，最后，加入“自杀性侦查破坏营”的有30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男性武装分子与20名女性，她们主要是已经阵亡的武装分子与战地指挥的妻子、姐妹。“车臣最高军事埃米尔”沙米利·巴萨耶夫负责全面指挥这个小组。其直接指挥莫夫萨尔·巴拉耶夫是最后到达莫斯科的武装分子之一，他完全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小组负责人，实际上听命于自己的主要助手阿布·巴卡尔。
10月23日21点10分，自杀性恐怖分子劫持了位于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大街上的一家大型剧院，当时剧院里刚刚开始音乐剧《东北风》的第二幕演出。这部以作家维尼阿明·卡维林的原著《两个船长》改编的反映爱国题材的剧目在此已上演一年多，颇受莫斯科及外来游人的欢迎。剧场共有1100个座位，这天售出700多张票。参加演出的演员、乐队演奏员及工作服务人员也有100多人。观众及演员中还有不少孩子。
不同于莫斯科其他剧院的是，位于第一杜布罗夫卡街与梅利尼科夫街交汇处的这家剧院几乎没有什么安全防卫。剧目演出期间，剧院正门只有两个没有配备任何武器的保安值班。剧院建在“莫斯科轴承厂”的文化宫能容纳大量观众的大厅内，文化宫内还有许多其他建筑设施，许多技术与服务专用出入口根本无人看守。文化宫内的一些设施还出租给一些社会组织（甚至是同性恋俱乐部）。位于侧翼的建筑正在维修当中。
事后调查证明，一些武装分子被安置在这里工作，他们提前将部分武器与弹药隐藏起来。他们还事先对剧院大厅及周围的设施进行了侦查。实际上，恐怖活动的组织者曾对莫斯科的其他一些剧院及表演中心进行过侦查，位于杜布罗夫卡的文化宫最受他们的“青睐”。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4)
实施恐怖活动的那一天，武装分子的行动非常迅速，而且非常专业。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乘坐两辆汽车赶到现场，其余的人早已提前潜入文化宫。他们在剧院四处安置好拉线炸弹后，从内部封锁了剧院的出入口。
匪徒们冲入大厅，宣布所有的观众、演员都成为他们的人质，并开始在池座和楼座布置炸弹。大厅的各个角落分散着身穿黑衣、脸遮黑纱的妇女，每人腰间都捆绑着重约0.5～2公斤的爆炸物及装有尖钉与螺钉的包裹，这是为了增强爆炸物的杀伤力。大厅中央安置了重达50公斤的弹药。匪徒们拥有各种手榴弹、自动枪、手枪及火箭筒。大部分男性恐怖分子都身着迷彩服，他们的攻势极强。
各家通讯社与报纸通过被劫持的人质得知剧院被劫持——他们是通过移动电话将这一消息告知新闻机构的。人质中有一些记者、一个联邦安全局的特工，还有许多外国人。莫斯科警察局与联邦安全局是在人质被劫持后10～15分钟后得到这一消息的。21点30分～22点，来自“阿尔法”和“信号旗”两个特种部队的成员陆续到达剧院并占领了大楼的周边地区。他们先包围并封锁剧院，之后封锁了剧院的外围地区。大约在22点20分，普京总统获知所发生的事件。他抛开所有事务，亲自担任解救行动的总指挥。而解救行动的具体工作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巴特鲁舍夫领导。参与解救行动的还有鲍里斯·格雷兹洛夫领导的特种部队与内务部军队。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也迅速赶到剧院。
此时，人们立刻产生了俄罗斯联邦特工机构是否存在重大失误的质疑。
几十名训练有素的自杀性恐怖分子如何能不被人察觉而潜入首都？他们如何能将数量如此巨大的武器、爆炸物运到莫斯科，运到杜布罗夫卡的剧院？他们住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在哪里接受训练？与谁保持着联系？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需要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并进行长时间、精心的策划与训练，特工机构与内务部怎么能没有察觉呢？他们在高加索及莫斯科的相应地区是否布置了情报网点？他们对怀疑对象是否进行过跟踪，是否监听过他们的对话？
毫无疑问，莫斯科市特工机构的失误更大。莫斯科市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对市属特工机构的有限自治权。莫斯科及其近郊有地下武器及弹药市场，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巴萨耶夫的武装分子完全可以在莫斯科市内获得大部分武器弹药，而不用从俄罗斯南部运到莫斯科。打着建筑材料及建筑工具的幌子，武装分子提前将机枪、火箭筒、弹药、100多手榴弹、自动步枪及迷彩服藏在杜布罗夫卡的剧院里。在这种长期、复杂的准备过程中，一定有人非常谨慎地帮助这帮自杀性恐怖分子。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一些10月25日和26日出版的莫斯科报纸刊登了莫斯科内务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罗宁将军、联邦安全局所属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下属机构负责人维克多·扎哈罗夫将军的大幅照片，并要求他们辞职。要求俄罗斯内务部部长、联邦安全局局长辞职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在一些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特工部门与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特工部门在反恐部队调集到被劫持的现场之际，马上就开始对恐怖分子控制区域发动进攻。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及特工机构首选的还是进行谈判，有时谈判可能持续几天、几个星期。尽管在俄罗斯，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劫持人质事件，但俄罗斯还没有制定出类似情况下该采取何种措施的法律条文或严格的规定。这使人联想到1995年6月在布琼诺夫斯克、1996年1月在基兹利亚尔发生的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就被劫持的规模而言，莫斯科剧院的劫持行动可与布琼诺夫斯克、基兹利亚尔的医院劫持事件相比。但恐怖分子现在采取的不是那种具有突发性质的鲁莽进攻，而是在俄罗斯的首都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俄罗斯总统、政府已更迭，特工部门的力量更加强大、训练更加有素。
10月24日，许多专家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劫持事件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分析与推测。这些预测不容乐观。恐怖分子的数量太多，他们为在这栋建筑内进行恐怖活动而进行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充足。观众大厅内的爆炸物安置非常精细，整体爆炸只需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完全可能是全部恐怖分子与人质同归于尽。如果“安拉的意志”有需要，恐怖分子与人质同归于尽的决心不容怀疑。
在这些前提因素下，大部分专家认为进攻是不可思议的。大概只有前苏联英雄、预备役少将维克多·卡尔普辛坚持发动进攻。他曾参加在喀布尔对阿明宫的进攻，之后曾指挥过“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
卡尔普辛说：“这样僵持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已没有出路，这帮恶人会坚持到底。所以，应该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我相信能找到最适宜的行动计划。我们有专门的设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被劫持的大楼内发生的一切，监听到他们的对话。无论怎么说，车臣人的装备都不如‘阿尔法’成员。如果准备充分，行动迅速、果敢，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一定能歼灭他们。”
谈判与进攻准备
到当晚23时，“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成员已占据了离剧院最近的位置。首先是大楼的两翼与后侧。根据恐怖分子的要求，聚光灯昼夜照射着剧院正门。这里停放有几十辆观众、演员及剧院工作人员的汽车。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5)
特种部队成员控制了一些还未被恐怖分子控制的文化宫辅助设施。在莫斯科市地下管道管理人员的帮助下，解救人员侦查了文化宫地下通道。借助于专门的设备，人质与恐怖分子所处的剧院各个角落都受到监听，恐怖分子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也在监听之列。他们的电话交谈对象有的在车臣，有的在俄罗斯境外，有的在莫斯科市内，也有的在文化宫围观的人群里或者是在封锁圈内。
离文化宫剧院不远，梅利尼科夫街对面坐落着老兵战地医院。解救行动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指挥部由几个分组组成，独立决定并完成各种任务。其中一个小组负责与报刊、电视台及政治活动家的联系；第二小组负责警察与内务部部队的指挥，他们对剧院进行了先是两层、之后是三层的包围；人质的亲属们可以与第三小组的工作人员接触；紧急情况部的救助人员及救护车、医生也等候在被恐怖分子所占领的建筑附近。
指挥部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准备对大楼进行攻击的特别小组和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队及内务部的指挥员们。众所周知的日里诺夫斯基先生建议立刻组织进攻，但这个决定并不理智。许多因素，如恐怖分子的性格特点及其行动规模、拥有的充裕武器与爆炸装置、解救人员不熟悉大楼的建筑结构等都不允许采取瞬间的强制性行动。行动要快速，但也要小心谨慎，要在准确地侦察及最大限度了解整个形势的情况下进行。
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帕尼切夫中将担任指挥部的总指挥。代表俄罗斯内务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内务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中将。莫斯科市市长尤里·卢日科夫成立了独立的支援队，在三天的人质危机中他一直守在剧院附近。为封锁区的军队提供饮食与服务、组织莫斯科的一些医院准备接受伤者、疏散老兵战地医院的病人及位于梅利尼科夫街一栋住宅楼内的居民、成立新闻发布中心、为人质准备饮食……所有这些刻不容缓的事务都由莫斯科市政府承担。与尤里·卢日科夫在一起的还有扎哈洛夫将军、普罗宁将军及很多市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任务需要国防部、情报部门、外交部、卫生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共同配合才能完成，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亲自担负起这些任务的指挥协调工作。
进攻的准备工作成为指挥部的首要任务，一切进行得非常紧张有序。作为大型企业的文化宫一般都缺乏个性化的特征，是根据大众化的设计建造完成的。经了解，莫斯科有几家设计与轴承厂类似的文化宫。在莫斯科的另一个方向，卡卢加地铁站不远的子午线文化宫就是位于杜布罗夫卡大街的轴承厂文化宫的翻版。自10月24日早晨开始，“阿尔法”与“信号旗”特别行动小组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两昼夜的高强度训练，除了吃饭，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这对特种部队来说是非常大的成绩，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剧院外围也有恐怖分子的侦察员与帮手，但上述准备活动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没有外泄任何消息。只在剧院附近建筑物顶层布置狙击手的信息没有被很好地保密，一个电视摄影师拍下了狙击手占据楼顶的画面，并做了现场直播，密切关注所有电视频道的恐怖分子也看到了这个镜头。
无论是普京总统，还是指挥部的将军们，原则上都不反对进行谈判。况且劫持剧院的恐怖分子在23日晚上就列出可以接触的人员名单，希望以他们为中介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他们拒绝尤里·卢日科夫作中间人，也反对莫斯科的一些车臣著名活动家参与谈判。他们同意可以与下列政治家见面：鲍里斯·涅姆佐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伊琳娜·袴田、卢斯兰·阿乌舍夫，稍后也同意与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会面。记者中他们选中的是《新报》的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俄罗斯的社会活动家中，他们同意著名的演员、歌唱家约瑟夫·科波逊及儿童外科医生列昂尼德·罗沙尔作中间人。一天后，即10月25日，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同意接受“独立电视台”的访问。
恐怖分子指定的人员都来到行动指挥部。为此，亚夫林斯基不得不结束西伯利亚之行提前返回莫斯科，而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放弃了她的美国之行。俄罗斯总统驻俄南部联邦区全权代表维克多·卡赞采夫也被召到莫斯科。大约一年前，他被授权与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莫斯科的某机场已准备好加满燃料的大型伊尔-62型飞机，飞机随时可以起飞，载着恐怖分子飞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但是，不管是在10月24日，还是在25日，没有一位谈判参与者能够向指挥部或者普京总统做出任何有益的报告。除了要求俄联邦军队立刻撤出车臣之外，恐怖分子也没有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他们同意释放12岁以下的儿童和部分妇女，甚至允许给人质提供一些饮用水及药品，但不是食品。恐怖分子说：“我们什么都不吃，让他们也饿着肚子坐着。”
形势在逐渐明朗化，主要的决策者并不是莫夫萨尔·巴拉耶夫，而是位于剧院之外的另一个人。莫夫萨尔·巴拉耶夫与阿布·巴卡尔宣布：“我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已劫持到人质，现在就准备牺牲。我们想死的愿望比你们想生的愿望都强烈。”武装分子的行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们说，他们尊重马斯哈多夫，但只听从沙米利·巴萨耶夫一个人的指挥。俄罗斯著名的学者谢尔盖·卡比察呼吁俄罗斯领导与巴萨耶夫进行谈判。“与罪恶行径也得交涉。该接受他们的某些条件，与车臣方面进行负责任的谈判。因为，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正是在切尔诺梅尔金与巴萨耶夫会面后得以解决的。”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6)
但布琼诺夫斯克的“谈判”是政府对恐怖分子做的一次真正妥协，绝不允许再有类似的重复。况且没有可进行谈判的对象。夜间曾与武装分子会面的普里马科夫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普京总统汇报说：“那里没有可交谈的人。”议员拉马赞·阿卜杜拉季波夫认为：“时间在流逝，最坏的结果正在变成最可能的结果。”此时，恐怖分子也加速了事件的发展进程。他们宣布10月26日早晨起开始屠杀人质。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在电话中对他的一个同伙说：“我们将从最有来头的开始。”许多人质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有一个人质从自己的座位跑向大厅，被恐怖分子击毙。
抉择的时刻已来临。能够而且应该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最痛苦的决定
在2002年10月以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库尔斯克”核潜艇沉没的那些天是他最难熬的日子。那时，对于走向死亡的潜艇官兵，他无能为力。但现在，在莫斯科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而且应该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在这几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任何看似最佳的解决方式也都可能成为最坏的决定。
10月20～22日，除去其他事务之外，普京正忙于重要的出访准备。俄罗斯总统需要出席于10月26～27日在墨西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例行会晤。飞往西半球途中，普京还计划在柏林、里斯本停留，与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当普京总统得知剧院人质劫持事件后，他的所有国外行程都被取消。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俄罗斯代表团改由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率领。想强调一点：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类似的情况下都愿意将所有的责任委托给其他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不曾在军队服役，甚至没有普通士兵的服役经历。而普京以“总统——拯救者”、“总统——庇护者”的形象走向权力，他已经显示出自己在危急时刻勇于承担主要责任的决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0月23日傍晚至深夜，对普京总统来说未必存在选择的问题。在获知人质被劫持的详情后最初的时间里，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解救人质，消灭恐怖分子。其他解决方式都只可能是作为备用方案考虑。
在生活及工作中都保持警觉是普京做情报工作时养成的重要素质。对于已经坐在总统职位上的他来说，这种素质也是很必要的。他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包括不可理解的一切都有准备。
10月23日至24日的整个深夜，普京是在克里姆林宫度过的。他听取了强力部门负责人、安全部门负责人、情报部门负责人、有关专家及与此事件有关系的人员的汇报。24日早晨，所有电视频道都播放了普京总统召集强力部门首长开会的镜头。普京指出：毫无疑问，在莫斯科劫持剧院的恐怖分子与俄罗斯境外的某些中心有联系。这些中心先于所有人在世界上发布了俄罗斯首都发生的事件。普京强调说：“我们看到，恐怖活动是在境外策划的。没有人怀疑，这正是那些多年来在车臣进行恐怖活动的罪犯，而现在他们又呼吁停止军事行动。俄罗斯不会屈服于挑衅，俄罗斯将以应有的方式对恐怖分子的挑战进行还击。”
10月24日早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给弗拉基米尔·普京打电话，他不仅向俄罗斯总统表示完全的政治支持，还提出美国特工机构向俄方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具体建议。这一天，类似的谈话还在普京与布莱尔、施罗德、沙龙、贝卢斯科尼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进行。同一天，我们通过电视多次看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紧张工作的普京。10月24日至25日的深夜，普京仍留在克里姆林宫过夜。总统办公厅及俄罗斯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报纸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的不眠之夜”，“强力部门首长与总统进行昼夜磋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的灯光不曾熄灭”……
然而，一些政治家与媒体却决定利用这次人质危机向总统发动新的攻击，正如他们在2000年“库尔斯克”核潜艇悲剧发生时所做的那样。卡耐基基金会的莉奇娅·舍夫佐娃提出：“俄罗斯总统应该公开承担解救人质的责任。如果普京不这么做，他将失去在民众中的威信，可能遭致与被迫辞职的吉米·卡特一样的命运。是的，我们的确看到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会议的电视画面，但没有看到他与民众的接触。难道对民众没有什么可说的吗？整个国家都应该感觉到领袖的存在。但普京回避责任，采取观望的态度。他的威信在以小时为单位下降。这次事件更像是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的延续。” 《莫斯科真理报》的尤·卡里宁娜对普京的任何决定都先做指责，认为总统“错过了时机，必遭失败”。逃亡国外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也忍不住要发表批评演说。他声称在与马斯哈多夫进行谈判中提供帮助，否则莫斯科“将得到700具灵柩”。俄罗斯共产党的报纸与《新报》更是以其惯常的方式批驳普京。
反对总统的一些政治周刊处于困难的境地，它们一般是在周一、周二出版，但不晚于周五晚上就得送交印刷。这些出版物的编辑打算向读者报道恐怖事件，并在前几页刊登了许多事发现场的图片。但事件结果如何，他们却不知道，于是都认定了最坏的结果。《侧影》杂志认为，普京陷入困境，他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侧影》杂志根据自己的传统对政治家一周的表现做出评价，将鲍里斯·涅姆佐夫、伊琳娜·哈卡玛达、约瑟夫·科布宗放在政治“成功者”之列；弗拉基米尔·普京、尼古拉·帕特鲁舍夫、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则被列入该杂志政治“失败者”名单之中。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7)
在标题为《普京的辩护》一文中，《说法》周报的主编鲁斯塔姆·阿里夫德扎诺夫写道：“如果不指望普京这位被推向俄罗斯权力最高峰的圣彼得堡上校，俄罗斯还能指望谁呢？他是位军官，对他来说，荣誉高于一切。他可能经历过比解决这次事件更复杂的情况。普京明白这一点。他善于对每一招棋进行全面考虑。他习惯于先走棋。习惯于白子先走，而且获胜。但现在是黑子出的棋。黑棋已经将军！国家在焦急的等待中变得麻木。总统在犹豫什么？普京是在思考。普京在长时间、痛苦地思索。在雾气弥漫的远方，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在摩拳擦掌，在就近的某个地方，久加诺夫在谴责反对人民的政体。但国家似乎不管他们的事。此时，在国内像过去的三年一样，重复着同一个设问句：如果不指望普京，俄罗斯还能指望谁呢？好好想想吧，普京。离下次总统大选可只剩一年半了。”
在这些言词中，可以看到隐藏得并不高明的敌意，甚至是威胁。随后的一期《说法》几乎全部材料都是为普京与“强力部门”领导人的彻底失败做舆论准备。10月26日，当普京最终决定发动进攻，并核准使用催眠瓦斯时，他是否在冒险呢？当然是冒险。甚至稍后，当掌握了几乎所有事实并了解到事发当时的形势后，很多专家们仍认为成功的概率是50：50。而更多的专家预计的成功概率更小，为20：80，甚至是10：90。遗憾的是，冒险已成为现代政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军事行动与战斗中。
10月26日，电视与广播向我们报道了已成功进行攻击的消息，恐怖分子被歼灭，人质得到解救。大约从早上10点钟起，电视台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展示了文化宫剧院内的内部设施及观众大厅。这已不是联邦安全局采取行动的镜头，稍后我们才看到当时进攻时的部分画面。
在大厅内的红色观众席上，已看不到被劫持的人质，但在不同的座位上可以看到被击毙后以各种姿势躺着、坐着的女性自杀性恐怖分子。她们身着黑色衣服，腰间仍缠着爆炸物。大厅中央堆放着很多装在背囊里带有导线的炸弹。在另外一个地方，躺着被击毙的男性恐怖分子，旁边散乱地堆放着武器。所有的恐怖分子都被消灭——32名男性，19名女性。有几个特种部队队员受伤。人质被带出剧院，由救护车和小型公共汽车运往莫斯科的各家医院。至当天12点，我们获知有67名人质死亡，但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尽管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仍然是一个奇迹。
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我们了解到那个夜间所发生的事件细节。
我们知道了使用催眠瓦斯的情况。这是首次在类似的情况下这么大规模地使用气体。我们还了解到，人质死亡的数量上升到100人。10月26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到斯克利福索夫斯基医院看望被解救的人质，并祝他们尽快康复。当晚21点，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国民发表电视演讲。他说：“亲爱的同胞们！这几天我们一起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们都在为落入全副武装的败类手中的人们担心。我们都希望人质获释，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应该做最坏的打算。今天早晨进行了解救人质的行动，拯救了成百人的生命，几乎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证明了俄罗斯是不会屈服的。现在我想首先向死亡人质的亲友表示歉意。我们没有能解救所有的人质。
“请原谅我们。
“对死者的哀悼应该将我们团结起来。
“感谢所有俄罗斯公民表现出的忍耐与团结。特别感谢参加此次解救行动的所有人。首先是特种部队的成员，他们毫不犹豫，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救人质而战斗。我们也同样感谢广大国际社会在与共同的敌人战斗中给予我们的道义援助和实际援助。这个共同的敌人既强大又危险，没有人性，而且残忍，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它没有被战胜之前，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人会感觉到安全。但它应该可以被战胜，而且一定能够被战胜。今天我在医院与一位受难者交谈。他说，‘当时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坚信无论如何恐怖分子都不会有未来。’这是真理。他们不会有未来，而我们有。”
将近200名“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及其他一些特工机构成员参加了这次行动。10月25日晚上，特种部队成员秘密靠近方形的剧院大楼的后侧与两翼。他们不仅成功地占据了楼内的许多地点，而且还将装有催眠瓦斯的瓶罐拉进来，并准确地找到通风系统、通风立道和其他合适的通风口来释放瓦斯。几百名警察、上千名自动枪手掩护着“阿尔法”与“信号旗”队员的行动。
进攻的命令于18时20分下达，剧院大厅与其他辅助设施内立刻被释放了瓦斯。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在医学上被当作麻醉剂与催眠剂使用，当然，这对许多机体已经非常虚弱的人质来说是有害的。但除此之外，的确没有可以制服恐怖分子的更好的办法了。
进攻是从三个方向发起的，每一特别行动组都有自己的任务。恐怖分子显然没有预料到会遭到进攻，在文化宫不同的角落他们也曾做过无望的抵抗，试图使用手榴弹、机枪、自动枪。身穿装甲背心的特种部队官兵使用无声武器，攻击行动持续了15～20分钟。在释放瓦斯的最初时刻，特种部队成员就冲进了剧院大厅，准备制服腰间捆绑着爆炸物的女恐怖分子，但她们却都睡着了，因为她们太疲倦了，而且催眠瓦斯也起了作用。她们当中没有人来得及投掷榴弹或引爆炸弹。人质先被特种部队成员带出了大厅，此后，救护队员、几十名医生也陆续进入大厅。救护队员与医生的行动也不是无可挑剔，但他们的确是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么困难的任务。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8)
几乎所有的专家，甚至其他国家特种部队的军官都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这次行动进行得非常出色。弗拉基米尔·普京对特种部队的行动也给予高度评价。第二天，即10月27日（星期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办了隆重的接待会，召见了星期六攻击行动的所有参加者。俄罗斯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媒体在随后一周讨论了实施打击行动的细节。几乎所有观察家都高度评价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专业素质。但是，也不乏无礼、虚假的报道。《莫斯科真理报》称所发生的一切是“极端危险的炫耀”和“惊人的偶然性”。 而《政治艺术家》的拉德波夫试图证明，在文化宫剧院发生的是“精心导演的一幕戏剧，因为大厅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爆炸物”。
俄罗斯政治家与杜布罗夫卡的劫持事件
发生在莫斯科的悲剧并没有将俄罗斯的政治家团结在一起，在某些方面反而还使他们的分歧更加尖锐。只有在一点上，所有党派、团体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最高总指挥的领导下，联邦安全局与内务部的特别行动部队执行任务非常专业。“这是一次组织出色的行动”，“没有指责它有差错的任何理由”，“特种部队的这次行动将被收入教科书”，“‘阿尔法’与‘信号旗’恢复了我们受人保护的感觉”，“讨论特别行动进行得是否成功这样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强力部门与政权已经很久没有取得过类似的胜利了”，“在这场与恐怖分子的对峙中，社会获胜”，“打击行动进行得很成功”……各个党派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所发表的类似演讲还可以举出许多。但观点一致的方面也仅限于此，之后就又开始了分歧。
日里诺夫斯基继续坚持10月23日就应该立刻组织进攻。在发生危机的那些天，久加诺夫的演讲含糊其辞、支吾搪塞，不得不紧急召开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发表声明说：“笼罩着国家的无止境的流血事件，其根源是始于叶利钦、并由普京继续推行的破坏性改革。”但这种声明也只是被当作空洞的蛊惑之辞。
亚夫林斯基通过俄罗斯报纸发表“亚博卢”集团的特别声明，表示在此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在这份声明中提到：“我们的党讨论了另一行动方案：渐进地，一步一步地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应该可以分阶段地解救人质，哪怕是人质中的一部分。我们理解，为解救人质行动负责的人不得不在可怕与极其可怕之间进行选择。只有政权可以做出选择，而政权选择了其可以做到的方式。对于这个选择的正确性，有权评价的只有经历了这个灾难的人质、他们的亲属、莫斯科人、俄罗斯公民，而最终还是历史。”
这是极其模棱两可、没有诚意的声明。因为亚夫林斯基10月25日试图与恐怖分子进行协商，但从剧院回到行动指挥部后，他指出那里没有可进行严肃谈判的人。“亚博卢”集团的这位领导人说：“这些人没有权力进行谈判。他们是注定要送命的。”
引发观察家与记者很多指责与讽刺的是右翼联盟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的言行，他在摄像机前露面的频率实在太高了。涅姆佐夫是第一个被恐怖分子点名做中间人的，但他害怕去剧院，只通过电话与巴拉耶夫进行了交谈。右翼联盟中只有伊琳娜·哈卡玛达一人去剧院与恐怖分子交涉。有一份报纸这样写道：“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涅姆佐夫的名字和父称——译者注）不在高加索生活,算是他的福气。在那里，社会对男性的公众行为所进行的研究类似于植物学家通过显微镜研究被捕获的蝴蝶。在那里，他的政治前途会像卡尔玛顿斯克峡谷的冰川一样坍塌。‘丢了面子的人’——山区人们这样称呼在危急情况下表现出怯懦的人。” 而提前宣布鲍里斯·涅姆佐夫为10月21～27日这一周的政治“成功者”后，《侧影》杂志不得不向其读者致歉。维罗尼卡·兹拉特尼茨卡娅在这个杂志中写道：“从人性角度讲，鲍里斯·涅姆佐夫表现出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指责他的理由。” 在对两周的事件进行回顾总结后，该杂志将弗拉基米尔·普京列为“成功者”的第一位，涅姆佐夫为“失败者”中的最后一位。
《明日报》的主编阿·普列汉诺夫得知剧院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后，立刻飞往伦敦去征询其新合作者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意见。同样在那里，他得知10月26日实施的特别行动已取得成功的消息，这使在伦敦的谈话双方都很气馁，他们本已商量好对“特工体制”发起新的攻击。回到莫斯科后，阿·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长篇大作《俄罗斯的胜利》中，将消灭恐怖分子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而普京总统与胜利“没有任何关系”。阿·普罗汉诺夫还声明指出：“可以猜测出，10月25～26日的深夜普京安然入睡。而他的仆从们也不敢打搅他，不敢告诉他暴动已被平息的消息。” 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领导也有自己的观点。阿·杜金写道：“特工机构拯救了普京，拯救了政治体制，也拯救了整个俄罗斯。这一次，强力部门的成员解出的几乎是一道不可能解出的方程式。只要耽搁几秒钟，遇难者的人数就可能成倍增长。‘契卡’人员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他们没有失去俄罗斯。他们救了总统，救了国家，救了你和我。普京要做的是巩固自己沉重的、戏剧性的胜利。他保住了‘应有的身份’。他没有让信任他的人失望。他给那些想任意摆布他、想使历史倒退的人设置了障碍。看来后者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9)
10月26日之后，谢尔盖·科瓦廖夫不止一次地表示，普京成为调解人的机会已丧失。《自由思想》杂志在11月期刊出版以后增加了一期副刊，向读者宣布在特别行动中共有165名俄罗斯公民死亡，他把恐怖分子也归入死亡名单中：“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新时代》的伊·米尔施泰因试图证明，在杜布罗夫卡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普京，而是巴拉耶夫，在“其黯淡的眼神中充满胜利者的讥讽与满足”。 而《说法》周报试图证明，“阿尔法”小组在剧院使用的不是催眠瓦斯，而是“导致神经麻痹的高效军用有毒物质，使用它的目的是致人死亡，而不只是失去战斗力”。 《绝密》周报的军事观察家帕维尔·菲利盖伽乌埃尔怀着同情描述“阿尔法”成员杀死女性自杀者的场面——“尽管她们处于无意识状态”。这位“专家”还表示：“恐怖分子的炸弹也许的确是石膏模型或者他们曾得到明确的指令，不许对无辜的人实行大规模的杀戮。因为车臣人带着纯粹的政治目的来到莫斯科，即停止战争，使俄罗斯政府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还存在对此事件做出的其他各种愚蠢、荒谬至极的解释。政治理论家尼古拉·兹罗宾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组织者并不是国际恐怖中心，而是俄罗斯权力部门的某些人。” 谢尔盖·卡拉-穆尔扎写道：“目前发生的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缔造者是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及他们的继任者。现在，曾为他们鼓过掌的人不可以抱怨。” 来自达吉斯坦的国家杜马议员格·马哈乔夫指责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莫斯科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他说：“这是他的手笔，他的艺术品味。心神不定的别列佐夫斯基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危险，他需要在高加索挑起各种冲突以从中获得个人利益。”
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失利引发了车臣山区武装分子的内讧。马斯哈多夫试图与巴萨耶夫划清界限，他宣布免去巴萨耶夫担任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转交车臣最高伊斯兰法庭审理。巴萨耶夫宣布，他将继续与“俄罗斯侵占者”战斗，但要采用别的方式。本·拉登在列举2002年他的志同道合者反对“无信仰者”所进行的“英雄行为”时，将“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也列入“英雄行为”名单。
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各种掺假报道，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公民的观点与情绪。11月举行的社会调查显示，公民的不满情绪没有增长，增长的是公民对国家推行的政策及弗拉基米尔·普京施政的广泛支持。俄罗斯有近70%的公民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行动“专业、内行”，89%的莫斯科人认为政府对文化宫剧院进行攻击的决定是正确的，只有7%的被询问者认为通过谈判与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更好。对 “你如何评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这一问题，85%的公民回答说“非常赞同”或者“多半赞同”。 心理学家莫罗萨诺夫在解释危急时刻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表现时指出，俄罗斯总统的行为符合危急情况下领袖的所有行为规范：“普京立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取消了所有的国外访问，他留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他召见强力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拖延采取最负责任的决定。人们都看到了这些，并对此表示认可。从悲剧发生的第一时刻起，总统就在克里姆林宫积极工作，这给了人们很大希望。说得更直白一些，他使人们在无望的情况下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保护的。俄罗斯非常成功地走出了这个困境，普京表现出的果断使公民感到骄傲。我们的政府使我们感受到胜利的喜悦。是的，含着热泪，但毕竟是胜利。我们过去如此习惯了失败，所以这次的胜利对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
人质事件的影响
2002年10月底到11月初，当局在莫斯科全城进行了调查与排查。首先是针对居住在莫斯科的车臣族家庭，但收获不大。不知什么原因，《消息报》上发出最极端的呼声。格·波乌特在此报上说：“我们正在参加一场文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妥协。应该忘记东方与西方，忘记以前的联合与联盟，以建立一个使地球上的人类得以生存的稳固同盟。只要有勇气，就能建立像统一、相互联系的机体一样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与那些想把文明社会带回到中世纪宗教与民族隔绝坟墓的人做斗争。应该抛掉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犹豫。现在，经过莫斯科市中心劫持600多人的事件后，世界重新成为两个颜色的世界：黑色世界与白色世界。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共同的敌人，不该对此存有怀疑。只有所有想让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存活的国家联合起来才可能与之抗衡，而其他国家、当政者、组织、学说应该被宣布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这是另一种黑白颠倒的极端主义。可惜，现在地球上还只有少数居民是把所谓民主价值作为民族国家生活基础的。
杜布罗夫卡剧院悲剧事件之后，在车臣实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明显增强。在进行了一些清理与排查后，约有100人因被怀疑属于武装分子或者帮助恐怖分子而被捕。从车臣撤出“多余”军队的行动暂时停止，对山区进行轰炸的频率增加。过去有一些山村因为地处深山，没有受到过清理，没有建立忠实于联邦政府的地方行政部门，这些山村及其附近地区这次都受到轰炸。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0)
与此同时是政治方面的努力增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签署总统令，组建车臣共和国内务部，并增加由车臣族人组成的部队编制。普京与车臣境内外著名的车臣社会活动家举行了几次会议与会晤，通过了加速进行全民公决、通过车臣宪法及根据这个宪法确定选举车臣总统等决议。普京在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在经历了发生在莫斯科剧院人质劫持悲剧事件后，我特别宣布：谁选择了马斯多托夫，谁就等于选择了战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都将被我们看成是恐怖分子的帮凶。我们不反对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但我同时想说明：对我们来说，恐怖分子及其帮凶是一回事，而政治过程是另一回事。”
所有西方国家首脑，甚至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都表示支持俄罗斯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自己对劫持人质事件的愤慨和对事件中死亡人质的同情。但西方社会与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要复杂得多。在关于莫斯科剧院劫持人质事件的最初报道里，西方报纸上写的主要是俄罗斯、俄罗斯政府及普京总统的“惊慌失措”，记者们报道的似乎都是笼罩在行动指挥部及俄罗斯政府各个部门的混乱状况。许多西方报纸都写到了俄罗斯的软弱和与武装分子首领进行谈判，甚至让步的必要性。在对这件事的报道中，许多报纸几乎没有使用“恐怖分子”这个术语，文中使用的是“抵抗士兵”、“暴动者”、“武装分子”，但不是“恐怖分子”。没有人愿意把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与“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
一些英国的报纸把在杜布罗夫卡发生的事件与“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侵占及大部分俄罗斯人有意回避车臣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直接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报纸则是尽其所能强调莫斯科的人质劫持事件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的不同。德国的媒体对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的态度要真诚得多。“在莫斯科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与在纽约发生的‘九一一’悲剧是恐怖主义同一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极端主义分子寄希望于恐怖活动，并想利用这些活动为继续在高加索的战争寻找有利的借口”，“如果世界上还有人向车臣人的解放战争表示同情的话，那么现在恐怖分子已将他们的这种情感彻底消除了”，“现在，国际社会将车臣武装分子看作是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摘自2002年10月25～27日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在西方媒体，还就使用催眠瓦斯与恐怖分子对抗的作法出现不少争议，只有以色列对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行动表示完全的、无条件的赞同。
当然，莫斯科10月23～26日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在很多方面都是没有先例的，并因此成为重要的先例。政治家、军事观察家、特工机构的专家们都将认真研究这次事件，救护人员、医生、大规模活动的组织者、心理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人们都将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此外，还需要做大量的侦查工作，尤其是在恐怖分子与莫斯科、莫斯科城外及俄罗斯境外的联系方面。
我们已确信，城市化与高科技文明的现代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一小撮犯罪团伙就可能控制住整个国家或者大型现代都市，甚至单干者也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样是在2002年10月，使整个华盛顿胆战心惊的“华盛顿狙击手”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为了保障工业发达国家的安全，的确需要陆军、海军、空军、空降部队、坦克及导弹部队。为此，在高官与专家之间曾发生众所周知的争议：对于俄罗斯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机动陆军，还是导弹核武器综合系统。现在，在这个争论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俄罗斯需要所有现代化的武器、各兵种，但尤其重要的是发展所有种类的特工部队及各种特别的设备、手段及安全体系，因为与恐怖分子的战争没有战线。
国家防卫与使用武装力量的总战略也应该改变。2002年10月2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做出了他的总统生涯中最强硬的声明。他说：“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越来越残忍。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时传出要使用特别物质的威胁，这些物质造成的影响可与大规模杀伤物质相比。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国家使用类似的手段，即使是一种企图，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回击对俄罗斯联邦的威胁。恐怖分子本人及其精神支持者、经济支持者建立的组织所在地都要受到打击。我要强调，不管他们身处何地。”
随后的几天，在强力部门领导人会议上，普京下令改变使用武装力量的总战略、总计划，对俄罗斯的军事理论及国家安全构想做必要的变动，从2003年预算中再增加30亿卢布用于巩固与发展联邦特工机构、内务部及军队。甚至《新报》也以几乎赞同的口吻报道了这些决议与计划。
2002年11月一份美国报纸上写道：“该是西方对普京总统施压的时候了。” 但美国政府有自己的打算。10月26日，乔治·布什的新闻秘书宣布，美国总统支持克里姆林宫为消除人质危机采取的措施。美国总统将部分人质死亡的罪过归咎于恐怖分子。乔治·布什在对媒体的评论中指出，美国将自己的俄罗斯同行不仅看作是同国际恐怖分子做斗争的志同道合者，同时还是这场斗争中的主要合作者。来自白宫的报道还称布什把普京当作其个人的朋友，并“强烈地感觉到”在这困难时刻自己应站在普京一边的责任。美国总统还谴责阿·马斯多托夫与“恐怖分子的联系”，通过了要与他保持距离的决定。 2002年10月、11月，对普京给予极大关心的还有其他西方大国的领导人。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1)
但是，只过了几个月，反对恐怖主义联盟的这种统一又面临着新的、更复杂的考验。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
俄罗斯在康复
90年代的10年，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评价俄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总体状况时，最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危机、混乱和病态”，而不是“改革”。不过，评价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执政、担任国家元首的四年时，几乎没有人说到危机与混乱。俄罗斯这些年克服了无政府与衰退状态，并开始了缓慢而谨慎的前进。国家在成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的同时，开始着手90年代已常常谈起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当时无法开始，是因为国内社会与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俄罗斯的确仍然是个伤病累累的国家，它的疾病不仅是90年代，而是整个20世纪积累起来的。这些病症的特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家反对派的报纸上找到对这些特征的列举：2002～2003年这个冬季，全国有几所学校发生火灾，几十个孩子死亡；车臣恐怖活动夺走了一百多名平民和军人的生命；俄罗斯各地有几万人家里没有暖气；工人、职员和老人并非总能按时拿到工资和退休金；国内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难民、失业者和无人看管的儿童；监狱和医院暴满；国内的犯罪率依然很高，腐败现象严重；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能看到官员、商人、法律工作者、甚至国家级的政治人物被暗杀。但俄罗斯已经在康复，其征兆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列举俄罗斯2001年重大事件时，国内大多数人谈到打捞“库尔斯克”号潜艇。众所周知，普京曾公开向遇难者亲属承诺打捞潜艇，并帮助他们安葬得以从残骸中找到的船员尸体。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几乎所有的陆海军官员都曾劝说普京，担心此承诺无法兑现。西伯利亚城市连斯克被大水冲毁后的迅速重建，也给俄罗斯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住宅楼的重建只用了四个月。在遥远的北部边陲，甚至苏联时期建筑突击队都不曾达到这种速度。人们也没有忘记2001年的其他重大事件：新核潜艇“猎豹号”下水，25年前开始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最大的 “北穆依斯克” 隧道开通，哈萨克斯坦通往新俄罗斯斯克的最大输油管建成并投入使用，在最短时间内建成了波罗的海新码头和通往那里的输油管道。俄罗斯在航天计划、开发萨哈林岛的重大方案和农业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2002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最吸引俄罗斯人注意力的是莫斯科人质劫持事件。2002年五、六月份席卷整个北高加索各共和国的自然灾害，强度超过了连斯克市，损失也更为惨重。不过，受灾居民在年底之前已得到了补贴，并得到一万多套房子。俄罗斯农业丰收，并开始向欧洲出口粮食。全国的许多地区有许多大规模建设项目：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成了全程电气化；从赤塔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公路大规模兴建——这条公路建成后，从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公路客运和货运将畅通无阻；圣彼得堡的乌斯季-卢克港也得以扩建；莫斯科大型现代化商务中心正在建设中，新的油、气输送管线铺设完成。
2003年俄罗斯公众关注的焦点自然是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庆典以及在此举行的众多重要会晤。还有其他许多事件也证明俄罗斯经济、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增强。俄罗斯巩固了在中亚和整个独联体的地位。美国宇宙飞船发生事故以后，俄罗斯担负起维护与发展国际空间站的重大责任，向其输送物资与人员。近20年来，俄罗斯极地科考队员与学者首次赴北极，并开辟了常设的“北极站”。俄罗斯独立以来首次在印度洋举行俄陆海空三军与印度海军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开始铺设通往朝鲜和雅库茨克的铁路。诸如此类的重大而有意义的事件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2001年底之前，俄罗斯结束了联邦委员会的改革，整个垂直权力体系开始清晰地运作，联邦与区域法律得以协调。与前几年相比，政府机构、自然垄断行业、护法机构本身的反腐败力度加大。2001～2002年，俄罗斯实行了税务改革，许多项税额都大幅度降低，立法机构确立了新税务法的主要内容。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改革开始启动。电力能源领域的改革已准备就绪。2001年就已修订并确立了新的民法和刑法。退休政策改革与诉讼法律系统改革成功进行。教育与医疗保险领域的改革也已准备就绪。
2002年军事改革正式开始。武装力量要想加强，在很多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恢复陆海军的日常军事训练、演习和培训。军事技术装备系统得到理顺，国家国防订单也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在经过很多年以后，俄罗斯首次举行了大规模远程战略轰炸航空兵军事演习。研制新一代武器系统，包括核武器的工作得以扩展。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飞赴印度洋并与那里的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莫斯科剧院的恐怖分子被消灭后，车臣武装分子的头目及其在俄罗斯境外的庇护者决定改变恐怖战术。2002年12月27日，两名亡命徒驾驶两辆装满爆炸物的卡车，冲向格罗兹尼的政府大楼，爆炸导致近60人死亡，150多名普通政府职员和市民受伤。几个月后，在兹纳缅斯卡村的中心街道和距古杰尔梅斯不远的地方举行的宗教节日上，女人肉炸弹引爆了隐藏在衣服内的“沙赫德的腰带”，上百名平民被炸身亡，200多人受伤。还有几起类似的恐怖活动被预先发现并得以制止。奥塞梯的特种部队查获两辆装有8.5吨重的爆炸物以及随时准备引爆的大型运油车。车辆是通过印古什开往弗拉季高加索方向的。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2)
作为对车臣恐怖活动的回应，不仅安全部门的行动更为积极，车臣的政治进程也更加深入。车臣共和国宪法和全民公决的筹备进程也在加速。这项艰巨的工作得到了多数车臣人和难民的支持。2003年3月23日，89%的车臣居民参加了全民公决。其中几乎95%的人对全民公决的三个问题给予了肯定回答。全民公决的问题是：是否赞成（1）车臣共和国宪法；（2）总统选举法；（3）议会选举法。在全民公决中，外国观察员和法律工作者并未发现对选民权力的明显侵犯。在全民公决的前夜，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车臣居民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在车臣地方电视台被播放数次，讲话内容很受关注。
格罗兹尼很多方面令外国观察员感到惊讶。他们看到，在空荡荡的城市里，选举箱旁边排着长队，有些老人手持绿色条幅反对全民公决。他们还看到，很多车臣人参加全民公决的欢欣表情。选区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仔细，当天没有发生恐怖事件。一座被毁楼房上挂着横幅标语：“参加全民公决吧，首次有人问你的意见。”而旁边另一座被毁楼房的墙上挂着另外一种口号标语“我们车臣不需要犹太的全民公决！”莫斯科各政治流派对车臣全民公决结果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在《新报》上可以读到，“车臣民族解放运动投降了”，“恐惧使俄罗斯反对派瘫痪”。谢尔盖·科瓦廖夫、瓦列莉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和全俄罗斯民主会议其他成员签名认为：“在车臣举行全民公决是个政治错误。那里应当和平协定，并举行由对立各方代表参加的和平大会。”《共青团真理报》认为：“车臣人投票赞成和平，而克里姆林宫在叛乱共和国重建和平的政治活动中赢了。”而在《莫斯科新闻》记者米哈伊尔·舍维廖夫看来，“全民公决、议会、总统，这些都是空洞的形式。对车臣人民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生命安全、医治创伤、重建家园、抚育子女。为此，现在所需要的是工作，需要俄罗斯财政预算的拨款和哪怕是最小限度的安宁。车臣在2003年3月23日举行的全民公决换到了他所需要的这些东西。这不是投降，而是后退。” 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已接近真实情况。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车臣全民公决的成绩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不是后退。
车臣和平进程已经启动，而车臣重建的很多经费并非来自俄罗斯联邦，而是来源于自身的经济。2002年车臣石油开采量达到150万吨，并仍保持增长势头；天然气开采量也在增加，粮食产量为35万吨，是其内部需求量的两倍。车臣重建工作与新建项目的规模也大幅度增加。2003年夏天，俄罗斯权力机构通过两项对车臣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特赦所有在车臣领土上参加过战斗的人，前提是他们从来没有犯过重罪。另外就是向房屋在战争中被损坏或彻底毁坏的家庭提供大额赔偿。这项赔偿将在两年内支付。
许多政治观察家将2003年3～6月在车臣发生的事件不仅视作普京的重大胜利，而且也是担任该职位已近三年的车臣现领导人阿赫马特·卡德罗夫的胜利。毫无疑问，阿赫马特·卡德罗夫及团结在其周围的车臣政治家与军人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阿赫马特·卡德罗夫的暗杀不计其数，牺牲的保镖也不胜枚举。车臣民众对他的态度，我们可以在该共和国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看到。
引人瞩目的是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边疆区领导人的不寻常组合。阿赫马特·卡德罗夫曾是车臣武装分子和伊斯兰教高级神职人员，毕业于布哈拉市的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之后在塔什干和约旦的伊斯兰宗教学院学习。阿赫马特·卡德罗夫曾是杜达耶夫与马斯哈多夫最亲近的盟友，但他坚决反对瓦哈比派在车臣的暴力行为，也反对1999年8月武装分子侵犯达吉斯坦。印古什的穆拉德·贾济科夫是联邦安全局的少将职业“契卡”队员，1984年毕业于苏联克格勃在明斯克的高级培训班。在穆拉德·贾济科夫之前几年，普京的密友、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也毕业于同样的培训班。党务工作者、外交官亚历山大·扎索霍夫几年前当选北奥塞梯-阿拉尼亚共和国总统。他在1990～1991年间曾任苏共政治局委员，也是苏共中央书记。卡巴金诺-巴卡利亚这个北高加索地区最平静的共和国的领袖是瓦列里·科科夫，他1988年就已经任苏联共产党卡巴尔达-巴卡卡尔自治共和国第二书记，并很快晋升为第一书记兼卡巴尔达-巴卡卡尔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卡拉恰耶沃-切尔克斯共和国的领导人是职业军人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大将。他一生由排长一直升至俄罗斯联邦陆军总司令。三年前，成功的商人、富有的企业家哈扎列特·索夫缅当选为阿德格尔共和国的总统，他决定在本地人民困难之际向他们提供帮助与支持。达吉斯坦的现任领袖是穆罕默德·阿里·穆罕默多夫，这位73岁高龄的政治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担任共和国领导，起初是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后来担任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塔夫罗波尔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长官亚历山大·切尔诺戈罗夫与亚历山大·特卡切夫是俄罗斯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他们正是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才得以当选的。相反，罗斯托夫州州长弗拉基米尔·丘布自视为自由民主派，并主要依靠俄罗斯右翼党派的支持。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3)
整个南部联邦区的行政长官是维克多·卡赞采夫上将，他在1999～2000年就曾成功领导了车臣的反恐怖行动。频繁访问北高加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每次都在迈科普、莫兹多克、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弗拉季高加索、马哈契卡拉等地将上述领导召集在一起。南部联邦区无疑是俄罗斯联邦在经济与民族问题工作方面最复杂的地区。但这些问题在2000～2003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俄罗斯所有社会学家在总结2001年、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情况时注意到，处于压抑、愤怒与恐惧状态下的俄罗斯人数量大大减少。1999年，有一半以上的俄罗斯人处于绝对负面的心理状态中，2000年，这个数字指标降至40%，2001年降至22%，而2003年夏天则降至15%。与此同时，心理状态平和安宁的俄罗斯人已升至60%，许多俄罗斯人甚至是精力充沛、情绪高涨。近三年来，俄罗斯正面情绪的增加超过物质生活改善的速度。
普京：政治家及其影响力
上文列举的俄罗斯社会生活与情绪方面的正面变化有许多原因。那些把国内发生的大部分变化与俄罗斯新总统普京的作为联系起来的政治观察家们也许是对的。政治家普京的支持率在2000已经很高，平均为65%；2001年，他的支持率从未低于70%，而2002年则升至80%。2003年3月，在普京任总统三年之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他的个性与政绩的社会调查。69%的人表达了自己对普京的积极看法，甚至是好感；12%的人对普京持中立态度；有3%的俄罗斯人称对普京没有好感甚至反感；但也有3%的人颇为赞赏普京的为人和政绩。只有1%的人不置可否，在这类调查中这是很少见的现象。“普京身上到底什么吸引您？”回答这个问题时也很少有人为难。列举起普京的优点来，足可以用半页纸的篇幅。在回答“您不喜欢普京哪些方面？”时，他的大多数反对者的回答很简单：“他与叶利钦及其亲信还有联系。”
在俄罗斯政治家当中，普京的批评者大为降低，虽然剩余人数还是不少。极力贬低普京所作所为的自然是根纳季·久加诺夫。但这种批评过于笼统。他认为，“政权的一切行为都对国家有害。人民不能寄希望于普京。与叶利钦相比，普京更加成功地推行对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自由政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对此补充道：不仅是人民，就是寡头们也不应寄希望于普京。“他们对普京厌倦了。他们不再需要昂贵的中间人，其政治长衫已经破旧，其依靠挥霍帝国残片而扮演伟大帝王的企图看上去也很可笑。” 某个“国家战略委员会”甚至预言，一场有利于寡头们的国家政变已经临近了。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认为，普京错就错在他把俄罗斯作为政治国家，甚至不是作为官僚国家来管理。鲍里斯·叶利钦不久前的顾问和助手们对普京及其政策的评价也很低。近三年来，叶利钦的女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的丈夫、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瓦连金·尤马舍夫不止一次歇斯底里地抨击普京。叶利钦的政治助手格奥尔吉·萨塔罗夫也极反感普京。他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说：“许多人公正地将普京时代称为放弃机会的时代，这一点尤其反映在经济方面。在经济失误当中，总统普京比政府的责任更大，因为正是普京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普京担任总统，让人想起在备用铁路线上缓慢地来回行进的火车。总统选举之后，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叶利钦的经济顾问与助手亚历山大·利夫希茨认为，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仍然是在前进，但速度过于缓慢。但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博士对普京的意见最大。他在1990年6月～1999年7月被认为是鲍里斯·叶利钦班子里最为权威的分析家。他写道：“普京的彼得堡体制，就连保障自身政权的最为首要的问题甚至都未能解决一个。俄罗斯还没有国家存在，我们生活在家族争斗的国家机器废墟旁。高技术与科学流派一去不返地丧失了。这使我们被抛到并不具备参与世界竞争实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地位。丧失了文化水平与教育、医疗体系。大众变得野蛮。我们的国家没能变为统一的社会，而是变得支离破碎，混杂了阿拉伯世界、中国、欧洲、美国的一些特征，还有自视为苏联残留者。所有这些不被邻国喜欢，使他们害怕的乌合之众就是今日之俄罗斯。社会团体的退化与分化仍在继续，因为目前的政权不能在任何方向上哪怕是前进两步。”
著名社会学家尤·列瓦达把普京的高支持率比做“离开地面，自由飞翔的气球”。“完全没人相信政府会取得什么成绩。总统靠什么工作？仿佛他能弹指制造出变化来。因此，对总统个人和他工作的信任指标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新报》的卡加尔利茨基更加尖锐，他把普京的高支持率称为“与气球没什么两样的政治泡沫”。卡加尔利茨基的观点是，普京在2000年和2001年“实质上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在经营宫廷争斗和人员调整，恐吓动摇者，惩罚私敌，奖励旧友。国家与世界的形势在自然发展，依靠经济增长的惯性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领导的前政府付出的努力在前进”。
所有这些评价都是不公正和偏激的，在许多情况下，其作者甚至是蓄意歪曲事实。当然，俄罗斯在2003年的局势仍然是复杂和困难的，但不能不看到，国家在1999～2003年间取得的不容怀疑的进步。俄罗斯民众对现实的评价要比上述专家、分析家们客观得多，也准确得多。2003年3月，在回答“国家面临的困难，谁是罪魁祸首？”这个问题时， 25%的人认为是叶利钦，22%认为是戈尔巴乔夫，11%认为是寡头，10%认为是犯罪集团，7%认为是共产党，6%认为是西方国家，5%认为是俄罗斯人民，4%认为是民主派。无论是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米哈依尔·卡西亚诺夫，在答案中都未被提及。在这项调查中，77%的人表示出对普京的信任。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4)
许多可以近距离关注普京工作的高官与富商都认为，2000～2003年间，普京的权威与工作效率都有实质性提高。其中一些人甚至带着不赞成的语气说，在俄罗斯的领导中，还从未有人尝试如此深入地领会所要讨论问题的实质和细节，但这并未影响普京清晰地表述主要任务，并将其从次要任务中区别开来。甚至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这样的普京的积极反对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在处理紧急事务方面，普京总统的效率很高。在涉及到一年到一年半的长期任务时，与叶利钦相比，普京也更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解决时间跨度在10～15年的任务时，作为战略家，普京的效率如何呢？”
普京的效率当然也被西方看到。2001年9月11日之前，西方没有人支持普京。西方国家显然不想看到与其为邻的是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同意布热津斯基的看法，说“俄罗斯是正在消失的小数量体，之所以还要考虑到俄罗斯，只是因为它还拥有早在苏联时期研制出的核武器”。 西方政治家从普京的自信中更多看到的是潜在的威胁，认为他是个“只善于重建专制管理风格的人”。2001年9月11日后，这些评价有了实质性的改变。美国一家报纸在一篇长篇分析文章中写道：“当时普京身上没有任何特点预示他能胜任现在的工作。许多人认为，他担任总统只是俄罗斯走向混乱与沉寂的一个过渡阶段。但两年之后这些消极看法都烟消云散。俄罗斯正在经历着复兴的过程，普京已经成长到能胜任工作的水平，并在继续成长之中。他曾是担任国家领导最不合适的材料，但很有可能，他将以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人物被人铭记千古。他可能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当然了，他的竞争对手并不多。”
欧洲报界关于普京的溢美之词也有不少。德国《时代》周刊是这样描绘普京的：“他打开了朝向欧洲的窗户。德国政治家把他视为朋友。美国总统在自己的牧场招待他。这个人物成为新俄罗斯的象征。这个微笑充满魅力的人在为自己的国家通风，吹走角落里的灰尘。但角落太多，所以需要强力的‘穿堂风’。每天他都签发新的命令与文件。他想改造国家与社会，使经济现代化。您谈到的是谁？是戈尔巴乔夫？不，谈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他曾从事过特工部门的工作，起初他紧绷着脸，举止不够自然，但在执政的两年时间里，他变成了俄罗斯与国际舞台上受人尊敬、享有各种荣誉头衔的明星。许多俄罗斯人早就了解自己总统的品质，因此以国家允许的所有手段来为他增添荣誉。在自己国内，戈尔巴乔夫未曾得到类似的荣誉，他输掉并失去了政权与帝国。”
2002年和2003年的年初，许多杂志都评选“年度最佳政治家”、“年度人物”、“年度政治人物”。不仅风格改变、编委会成员也有变动的《总结》杂志在评论这类评比的一篇编者按中提到：“盖洛普公司专门为本杂志所做的社会调查确定出了‘年度人物’，他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弗拉基米尔·普京能以很大优势成为‘年度人物’，这一轰动事件是预料之中的。无论把俄罗斯联邦的社会‘蛋糕’按年龄、民族、财富、地理、职业等哪一项标准进行切割，在所有群体调查中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别的方面不说，在这一点上，全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最初的解释是毫无新意的：普京是总统嘛！而且是个有活力、善于工作、没有国人常见恶习、也没有自大狂的总统。如果再加上不拖欠工资、退休金和普遍的经济增长，普京的支持率为何如此之高也就成为一个臆想的问题。事实的确如此。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普京现在就是国家必须的人物？这个国家的现状如何？回答很肯定：世纪之交，普京履行了自己的主要职能——国家领袖的职能。他能领悟到时代的挑战，并极为准确地确定了俄罗斯的位置。而且是以惟一正确的手段做到的这一点，不是以口头的宣言，而是靠行动。历史的行动。”
2003年春，俄罗斯所有报纸和西方的很多报纸、杂志都总结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三年的业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活动也被一一列数。普京与谁的会面最多？与总理卡西扬诺夫118次，与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41次，然后是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阿列克谢·库德林、瓦连金娜·马特维延科、谢尔盖·绍伊古、格尔曼·格列夫、米哈伊尔·祖拉博夫、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和尤里·柴卡。在独联体领导中，普京经常会见的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24次）、列昂尼德·库奇马（22次）和纳扎尔巴耶夫（14次）。在西方首脑中，普京经常会晤的有施罗德（11次）、布什（9次）和贝卢斯科尼（8次）。在发言中普京常用的词汇有：“俄罗斯”、“国家”、“联邦”、“工作”、“问题”、“安全”。在普京三年来的官方讲话中，布什的名字共使用35次，江泽民20次，瓦连京·马特维延科7次，而鲍·叶利钦只提到5次。三年中普京一共参观了32个博物馆，24座知名建筑，举行过17次正式晚宴，参加过15次宗教仪式，只看过9次戏，但出席了30场大型晚会与音乐会。三年内，普京出国访问46次，最常去的有乌克兰、白俄罗斯、德国和中国。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5)
近年来经常抨击普京的《政权》杂志在总结其2000～2003年政绩时，告诉读者的是：在车臣问题、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教育与安全等主要方向上，普京的政策都失败了。这家杂志的帕维尔·切尔尼科夫认为，国内的乐观主义者越来越少了。这位作者认为，甚至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成绩也仅有30%的俄罗斯公民认同。该作者说：“最简单的逻辑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民众眼中，总统的威信将大大降低。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图表显示普京的威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升高。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一现象：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独特性。人民往往把最高政权和它的政策相互完全分开。生活中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能怪总统什么呢？他是如此一个精力充沛、有威望、诚实而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完全没有任何错，也用不着讲什么逻辑。难怪社会调查表明，三年来，甚至在外表形象上，总统的魅力就增加了一倍。” 亲近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杂志出版商们的懊恼可以理解。但这种情况下，正是他们违背了逻辑。普京的威望增长与他所推行政策的结果不无关系，但也存在反向的联系：普京的威望本身开始对其政策的结果产生正面影响。这标志着领导人对国家的公民有着特殊的威望与影响力，这也常被称为政治家的个人魅力。
许多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认为，每当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某些重大变革成熟之时，总有一类人会脱颖而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有着鲜明的领导素质。这些人往往是优秀的演说家，以话语和手势语见长，他们有能力让其他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并吸引支持者及国人的好感。通常认为，这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才能，在文学中得名为“charisma”，源于古希腊语“神赐”。
在天主教神学中，这一概念意味着上帝为了教会的利益而赐予某个凡人的某种特别的精神才能。在政治学中，“神赐”这一概念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1864～1920）首次分析。韦伯写道：“被称为‘神赐’的是这样一种个性的非凡品质，由于有了这种品质，此个性被认为具有别人无法获得的超自然力的、超人类的、至少是独特的力量与特性。这种品质在伦理、美学或者其他角度如何得到客观正确的评价在很多情况下都并不重要，只有一点是重要的：他如何在事实上被受到领导人个性感召力影响的人们、即他的追随者所评价……经济不受纯粹‘神赐’的影响。在他起作用的地方，他构成‘使命’一词的情感意义：即使命或是内在任务。他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要求。”
罗斯福、丘吉尔、科尔、卡斯特罗、霍梅尼、甘地、毛泽东、铁托、曼德拉，这些都是20世纪有个性感召力的领袖。在苏联，这类领袖无疑是列宁和斯大林。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戈尔巴乔夫也笼罩过特殊使命的光环，但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就从来没有过这类个性感召力。
90年代初，叶利钦无疑是有个性感召力的领袖。1993～1994年日里诺夫斯基也曾有过很强烈的个性感召力，当时他拥有一大批狂热的追随者。1995～1996年，许多政治观察家谈到亚历山大·列别德的“强大个性感召力”。正如一切不大为人理解、几乎是超自然力的事物一样，无论对领袖本身，还是对其不久前的追随者，这种个性感召力来去都很突然。智力、导师、传道者或是预言家的才能造就精神领袖，人们把他们的每句话都当成启示。
但造就有些领袖的不是话语，而是行动。这些人具有巨大的内在能量、集中得不同寻常的意志，他们果断而孜孜不倦。仿佛正是这种巨大的内在能量、孜孜不倦的精神，还有对人们为俄罗斯复兴做出努力的号召，这一切造就了许多俄罗斯人今天对普京的特殊态度。
个性感召力本身既不是美德，也不是缺陷。它使领袖的影响力增加，但无法决定其行为的方向与方法。普京如何利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众多俄罗斯公民对他的信任与独特感情呢？政论家塔拉索夫认为：“第二任总统面临着难以处置的遗产。俄罗斯、甚至西方很难有人相信，一名不为人知的安全部门上校有能力很快从一名职权有限的官员成长为一名地缘政治的玩家。他能够使自己的政治生涯不受任何影响而开始推行一系列极为必要的改革，建立对大多数俄罗斯人具有吸引力的新价值体系。弗拉基米尔·普京几乎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人们相信他，并追随他。他是一个实干家和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但俄罗斯历史的特点正在于，充满了怪现象、矛盾和奇怪的组合。”
稳步的经济增长
2001～2002年，世界总的条件对俄罗斯经济不甚有利。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活力缩减，美国、西欧、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都不超过2%，“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减慢了。石油与其他能源的价格在2001年下跌，在2002年也很不稳定。冶金、有色金属、化肥与森林工业产品的价格下降，结果导致俄罗斯出口额从2000年的600亿美元降低到2001年的500亿美元和2002年的450亿美元。能源与原料产品的高价位及卢布贬值、出口替代等对俄罗斯具有正面因素的效应在2001～2002年已经不起作用。在这种条件下，许多经济学家预言，2001～2002年俄罗斯即使生产不下降，也会出现经济停滞或零增长。普京的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也持悲观看法。按照他的观点，俄罗无法有效地利用1999～2000年从国外飘来的那场“金雨”。因此国家应当放弃幻想，应该期待的不是增长，而是后退。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6)
包括卡西亚诺夫在内的许多政府成员也持不甚乐观的态度。而事实却没有大多数预言所说的那么阴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为5%，其中工业生产当年增幅为4.9%，农业增长6%。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上涨8.7%，外汇储备由2001年1月1日的280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1月1日的 366亿美元。2002年经济持续增长，但速度明显减缓：国内生产总值上涨4.3%，工业产量增长3.7%，固定资本投资额仅上涨2.6%，外汇储备增加到478亿美元。这两年生产增长最快的工业部门是食品、机械制造、化学与石油化学，还有燃料工业；增长速度慢一些的有冶金、森林工业和电力能源。没有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生产出现减退，但各地各行业的增幅也很低，能使生产快速增长的很多条件未得到利用。
对于美国和日本，经济年增长率为3%～4%是很好的指标。但对于经历过10年的危机与衰退、刚刚开始恢复的俄罗斯来说，这个速度是不够的。这种速度不仅不能保障国家财富的增加，甚至不能保障国家已有财富正常再生产的需要。阻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投资。俄罗斯经济所积累的大部分收入被用来偿还外债，而不是用来发展。2000～2003年外债额降低了四分之一，这本身也是一个成就。从俄罗斯流出的资金也明显减少。2003年年初，国际金融机构提高了俄罗斯的贷款信誉等级，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带来了俄罗斯2003年1～6月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
众所周知，几年前许多经济学家还恐惧地谈及“2003年问题”，他们预测到那时会出现最大限度地偿还外债与基础设施的加速老化相重叠、由于技术原因导致的事故将大幅度增加、工资与退休金被拖欠、对地方的补贴减少等。这些预测都没有发生。初步统计结果表明，2003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为6%，国家外汇黄金储备超过600亿美元，外债偿还能够如期进行，卢布对美元比价上涨自动减少了3%～4%的外债。居民的实际工资与其他收继续增长，尽管增长速度是缓慢的。
俄罗斯金融信贷政策的主要方向是抑制通货膨胀。2001年通货膨胀率为18.6%，2002年降至15%。2003年财政预算设定的通货膨胀率为10%～12%。2001～2003年通货膨胀降低及卢布坚挺增加了居民购买力，这也正是保障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尽管速度缓慢。俄罗斯公民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和储蓄。2001和2002年的联邦预算在执行之中也没有进行什么大的改动，国家大部分地区的财政状况也有所改善。近三年的联邦预算不是赤字而是赢余。许多外债甚至已提前偿还。
保证俄罗斯经济稳定增长的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2001～2002年相对较高的石油价格。这一价格未曾低于每桶22美元。据专家估算，俄罗斯石油出口大约保障了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四分之一。2003年上半年油价没有下跌，俄罗斯的石油出口管道全负荷运营。在此基础上政府提出了从西西伯利亚向摩尔曼斯克和东南方向的中国修建新的输油管道的问题。
俄罗斯2001～2003年失业率降低。据世界劳工组织估计，2000年底，俄罗斯的失业率为10.4%，2003年中期为7.5%。同期增加了移民劳动力的使用，他们主要来自独联体各国，还有中国、越南和土尔其。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一做法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可以得到现成劳动力的进一步补充，而不需要对其进行教育培养的投入。这对独联体各国也是有利的。
2001～2003年俄罗斯平均工资以美元折算增加了50%，军人、教师和公务员工资的增加尤其明显。其他各个社会群体的退休金，还有对残疾人和儿童的补贴都有所增加。受灾家庭得到高额的补偿。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比例由2000年底的30.2%降至2002年12月的25%。经济学家们认为近三年来服务行业增长很快。2002年俄罗斯服务业增长首次超过了生产增长。人们还注意到，在总的工业生产增长中，出口行业的生产增幅首次超过了内需生产的增幅。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2000年的6.5% 降低到2001年的4.5%，2002年甚至降低到1.3%。根据间接数据，俄罗斯地下经济的比重降低，从国内流出的资金由2000年的220亿美元降到2002年的110亿美元。
大家都注意到，现实生产领域中粮食产量出现增长：2001和2002年粮食产量各为8000多万吨。这种创记录的高产量使俄罗斯40年来首次向德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出口粮食。许多年来，耕地面积也首次增加，农业机械的产量也有增长。2001～2002年军工企业的状况大为好转，但这一领域的增长首要归功于航空技术的生产与出口。
在2000～2003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经济专家与社会学家们提到了俄罗斯企业家与经理人经验与积极性的整体增加，也包括适应市场并且越来越充分利用市场机会的那部分居民。正如我们看到的情况，这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总的来说，这一适应市场条件及其机会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当然，这一过程本来可以更加迅速，更少阵痛。今天这个过程在平静进行当中，许多公民从中看到的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功绩。
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国家总统，自然将注意力更多放在那些显然是关键的发展方向。他自己控制着军工行业的情况。2001年11月，他批评了军工生产企业的工作，这些企业的产品都是些尽管经过技术改进、但仍然是很快就会老化的技术。俄罗斯的传统伙伴与盟友乐于购买这些技术，它们因政治和经济原因无法买到西方的军事技术。那里的产品有可能更好一些，但价格也要高很多。俄罗斯军工技术可以保持低价格优势，但它的性能不应该比西方产品差。普京还控制着圣彼得堡与列宁格勒州港口扩建的工作。2003年，从北向南的交通运输走廊大大加宽，它涉及从欧洲通过俄罗斯运往伊朗和土耳其的几千万吨货物。普京总统还控制着西伯利亚公路运输大动脉“阿穆尔”新公路（从赤塔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建设，它涉及从西向东运输几千万吨货物的问题。这些新的公路与港口能够促进许多途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7)
经济学家在2003年下半年分为乐观派与悲观派。前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奇迹近期就可以出现；后者期待着俄罗斯经济出现新的危机。我觉得，乐观的估计更有根据。但没有工商界领袖和普通工人的共同努力，这种成绩也不会自动取得。
干部政策的新风格
2000年3月，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以后，许多观察家都期待着政权人员组成方面大规模的解职与变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只是到了2001年春天，弗拉基米尔·普京才对政府的强力部门进行了重大改组与任免，他也以此站稳了脚跟，巩固了自己的班子。人们预料，俄罗斯政府与总统办公厅将在夏秋发生人员变动，俄罗斯各类报纸也充满了各种人事变动的传闻。但事际上的变动是最小程度上的。伊戈尔·尤素福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能源部部长，填补了从2月份起就一直空缺的部长职位。在此之前，伊戈尔·尤素福夫一直担任俄罗斯国家资源储备委员会主席，这个部门掌握着国家在战争时期或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动用的战略储备物资。阿·格里高利耶夫被任命为国家资源储备委员会的新领导，他也是特工部门出身。在俄罗斯人所共知，国家的战略能源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严重掠夺，这一现象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俄罗斯自然资源部部长亚尔采维奇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曾任交通部副部长的维塔利·阿尔秋霍夫。这些变动几乎没有引起报界的反应。
但是，俄罗斯最大的公司——“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领导机构的人员变动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有关这个公司总裁维亚希列夫可能辞职的口头和书面传闻早就出现了，不过对许多人来说，这次人事变动仍是出乎意料的，接班人的人选也出人意料，居然是阿列克谢·米勒。他不久前任能源部副部长，而且显然是“普京提拔的人”。
国家对“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伊特拉”公司很有意见，而且也是有根有据的，公司老总维亚希列夫的离职在天然气领域还属于非常“缓和”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控股权归国家，按照普京的建议，在维亚希列夫的合同到期之时不再和他续签雇佣合同，而是与总统办公厅推荐的新的企业管理者签订新的雇佣合同。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维亚希列夫在困难时期保护这一部门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向他颁发了“祖国功勋” 勋章。普京对“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前任领导工作的不满不仅仅表现在，这枚勋章既不是二级、也不是三级、而是四级勋章，同时，维亚希列夫被安排就任“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荣誉董事长的职位。在这类大公司里，这往往被看成是顾问性质的机构。
尽管从2001年初起关于政府改革的谈论就沸沸扬扬，但这一改革终究未能真正启动。取代这一做法的是2001年10月16日宣布的政府“微调”。普京签署了关于完善联邦权力机构结构的命令。此命令取消了联邦事务、民族与移民政策部，民族政策部的部长阿·布洛欣也丢了职位。决定还包括，工业与科学技术部部长由副总理克列巴诺夫兼任，因此前科技部部长东杜科夫也丢了职位。《政权》杂志在评论政府的这些变动时，将其称为“微小变动”与“微小清除”。西方报界甚至没有对这些改革的“小举措”做评论。
巴伦支海的“库尔斯克”号沉没的悲剧事件调查结束后，武装力量的变动也很微小。按照国防部的推荐与陆军检察院和海军检察院的审查资料，北方舰队司令波波夫及舰队参谋长莫察克被解职。同时这两名海军上将得到了重新任命，但他们担任的官职被降低了。
所有观察家与媒体都用很大的注意力关注叶利钦的亲信之一、交通部部长尼古拉·阿克肖年科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铁路系统是个巨大而且十分富有的垄断部门，围绕这个部门产生了众多非常可疑的商业机构。阿克肖年科不无根据地被认为是“家庭”集团的成员，但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还是在2001年9月末10月初，阿克肖年科几次无视检察院对他的传讯。但是到了10月末，他还是不得不到最高检察院，倾听关于他给国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超越职权指控。在专门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克肖年科对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愤怒地失口否认，并扬言要找普京。但普京的外交活动太繁忙，最终阿克肖年科不得不递交辞职书，而且这份辞职书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交通部最权威的人物法捷耶夫被任命为新的交通部长。2002年2月，按照卡西亚诺夫的建议，在政府机构中缩减了一个副总理职位。这一情况下涉及的是克列巴诺夫，他被免去政府总理职务，但保住了工业与科学技术部部长的职位。
2002年3月之前的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政权高层没有进行任何值得一提的变动。这段时期的变动都是在加强总统的垂直权力方面，是在州长一层。在这年3月初，俄罗斯总统进行的强力部门改组是许多人并未预料到的。联邦边防局改为隶属于联邦安全局，而联邦政府联络与信息署分别划归联邦安全局和国防部管辖。联邦税务警察局被取消，它的职能转交给内务部。普京宣布专门成立监控非法使用毒品与麻醉品的国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由维克多·切尔克索夫担任，此前不久他是总统在西北联邦区的全权代表。被解除职务的大将康斯坦丁·托茨基和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分别被任命为俄罗斯常驻北约与欧盟的全权代表。瓦连京娜·马特维延科改任总统驻西北联邦区全权代表，她以前的职务是主管社会问题的副总理。瓦连京娜·马特维延科腾出的职位由卡西亚诺夫推荐的加琳娜·卡列洛娃接替。卡西亚诺夫还推荐鲍里斯·阿列申担任分管工业与军事技术合作的副总理。很有可能，到2004年初之前，在政权的高层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变动。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8)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干部政策与俄罗斯整个20世纪其他领导人的风格有很大区别。尼古拉二世常常更换自己的宠臣与总理大臣，而这种更迭往往是宫廷斗争的结果或是皇后的喜好。最终，皇帝左右就没有什么有实力的人物了。
在列宁执政时期，1905年革命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觉得，他们将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直到世界革命胜利为止。列宁看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懂行的专家，职业革命者也不可能是经济、财政或军事等任何一方面的专家，而是看重他们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新的统治阶层还很薄弱，其内部的斗争可能毁灭布尔什维克，所以列宁时期联共（布）党中央所有成员，在1924年1月之后也仍然掌握政权，只是不包括牺牲或死亡者：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捷潘·沙乌缅、费奥多尔·谢尔盖耶夫（阿尔焦姆）、莫伊谢·乌里茨基。
斯大林执政时期，在1937～1953年间，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往往是担任职务直到去世。生前就被撤职的例外也有过，如1939年的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和1946年的格奥尔吉·朱可夫，但这种例外也是屈指可数的。
赫鲁晓夫没有对自己的反对派加以身体上的毁灭，只是贝利亚除外。但赫鲁晓夫坚决将他不喜欢的人调离莫斯科，让他们担任地方上一些不重要的职位。比如在斯大林死后担任苏联政府总理的、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就被任命为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水电站站长，苏共政治局成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州阿斯别斯特市的一个工厂的厂长，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谢皮洛夫成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大使，而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的阿列克谢·基里琴科在1961年成了罗斯托夫州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
勃列日涅夫通常仍旧让自己的反对者们身居高位，也尽量不剥夺他们在住房、医疗与休假方面已经习惯的特权。如亚历山大·谢列平，丢掉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书记处书记的职位后，被任命为苏联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克格勃领导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成为乌克兰部长会议的副主席。但勃列日涅夫更经常的做法是将党的高级领导人派到外国去当大使。
戈尔巴乔夫喜欢让被他从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位上撤下来的人退休。这往往是一些老人。叶菲姆·斯拉夫斯基90岁左右，安德烈·葛罗米科80岁，景穆罕默德·库纳耶夫74岁。只有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鲍里斯·叶利钦是特例，他被从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上撤下来，但仍被留在莫斯科，任相当于苏联部长级别的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叶利钦不再是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仍是苏共中央委员。后来戈尔巴乔夫常常遗憾地说，他应当把叶利钦派到西方国家去当大使，当时这样的空位子是不少的。
叶利钦常常出人意料而且毫无原因地解除自己亲近人物的职位，而且被撤职者几乎从来不被任命新职位，叶利钦也不想再与自己不久前的宠臣见面。
普京做出的几乎所有任命与人事变动也都非常突然，通常也不做任何解释工作，从来没有事先向媒体走漏任何风声。甚至在普京最亲近的亲信中，知道即将进行重要任命的也就是三四个人。在很多情况下，普京往往是先宣布这样或那样的人员变动，然后再签署相应的总统令。在上面列举的所有例子中，普京的做法非常谨慎，他不想在干部政策上制造新的麻烦与新的敌人。他尽可能不感情用事，也不使用贬低的手段。普京对那些工作干得多、而且干得好的官员极为爱惜，但他也并不忽视那些能力稍差一些人的贡献，他尽量不与那些反对他的政治家与商人们发生正面冲突。但毫无疑问的是，普京将在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对政权进行实质性的变动。
普京与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
2000年1月10日，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第一个关于政府人员系列变动的总统令。此前一天，他曾把财政部长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叫到克里姆林宫，并建议其担任政府总理。当时普京本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仍然是俄罗斯政府总理。“我建议您试一试。”普京如此说道。卡西亚诺夫同意了，于是第二天就被任命为惟一的一个第一副总理。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普京仍旧主持政府最重要的会议，但政府许多例行会议就由卡西亚诺夫来主持。
俄罗斯报纸当时很少评论对卡西亚诺夫的这个任命，人们觉得这只是临时的技术性任命，而当时所有人都在关注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的个性与他的竞选活动。只有几家报纸刊登了卡西亚诺夫的简历。这位未来的总理1957年出生于莫斯科州的松采沃市。《政权》杂志对此嘲讽道：“卡西亚诺夫的惟一缺点是他出生在莫斯科州的松采沃市，而不是圣彼得堡。”
卡西亚诺夫毕业于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论专业他是工程与建筑师。大学毕业三年级后，他去部队参了军，曾在莫斯科军区服役。此次服役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克里姆林宫仪仗队度过的。卡西亚诺夫在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过几年，从1981年起，他调到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对外经济联络部工作，逐渐把精力集中在对外经济联络与财政方面。俄罗斯国家计委被取消以后，卡西亚诺夫继续在俄罗斯经济部工作。从1995年起，他开始担任俄罗斯财政部的副部长。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9)
俄罗斯的部长几乎每年都要更换很多，但卡西亚诺夫一直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主管国外贷款与外债问题。1999年2月，卡西亚诺夫开始担任俄罗斯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众所周知，在普里马科夫下台以后，谢尔盖·斯捷帕申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总理。斯捷帕申本来对财政部长一职有自己的人选，但叶利钦在1999年6月坚持任命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担任财政部长。在普京接替谢尔盖·斯捷帕申担任俄罗斯总理以后，他没有对俄罗斯政府的人员做任何变动。
普京竞选俄罗斯总统获胜以后，在他正式就职之前，俄罗斯报界就任命新总理问题做了很多推断和猜测。曾经被提到的人选有：谢尔盖·斯捷帕申、阿列克谢·库德林、尼古拉·阿克肖年科，但提得最多的却是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名字。在那个冬春季节，他有条不紊地、很内行地管理着政府的事务，很快进入了白宫主要工作的轨道。作为财政方面的专家，卡西亚诺夫以前就熟悉几乎所有行业的弱项与强项，并且与俄罗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很熟悉。西方金融中心也很熟悉卡西扬诺夫这个人。所以就毫不奇怪，2000年5月17日普京向国家杜马提名通过的总理人选正是他。杜马很快而且几乎是以一致通过的结果确认了这一人选。325个国家杜马议员投票赞成卡西亚诺夫担任政府总理，有55票反对，15票弃权。俄罗斯以往的任何一任总理都未在杜马中获得如此之多的支持票。2000年5月17日这一天，国家杜马认真聆听了卡西亚诺夫本人在杜马发表的长篇发言。卡西亚诺夫谈到要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所有部门理顺秩序，不偏重于任何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纲要。新总理候选人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认为我们准确知道，哪条路是最佳选择。哪怕是最强有力、最内行的政府，没有全社会的支持，也无法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国家杜马民主选举的议员们能够代表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所以你们的支持与配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全社会对选定的发展方向的支持。”
5月17日以后，各家报纸才纷纷刊登关于卡西亚诺夫的报道。很显然，无论是普京还是卡西亚诺夫，都没有考虑过、也没打算建立联合政府或党派政府。但还是有不少猜测说，克里姆林宫近年来不仅是国家建设、对外政策及对内管理的中心，而且也将是制订所有经济问题重要决策的中心。因此政府将是“纯粹技术性的”，而领导如此狭窄功能的内阁，卡西亚诺夫是完全胜任的。他是一名勤奋的执行者，他将遵从任命他的那些人的利益与指挥。
《生意人报》指出：“昨天俄罗斯有了新的政府。与上一任政府相比，其最主要特点并无原则差别。这意味着这一任政府的任期不会太长。否则就不得不承认，总统承诺——从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开始，到现实的市场经济结束——的所有一切就都要推迟。”
许多文章作者都注意到，卡西亚诺夫作为财政经理人与谈判家的职业水平很高。“卡西亚诺夫担任总理能为俄罗斯上层的所有利益集团与阶层接受”，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写道，“卡西亚诺夫会以应有的方式将自己放到与国际金融和官僚精英们的众多接触中。最近一年半，社会已经完全认可了他那仪表堂堂的外表，与人交往中自然得体的仪态、联贯的话语、甚至特殊的嗓音。卡西亚诺夫所具有的这些优点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形象设计师造就的最佳样板。但是，不能用外表与仪态来解释卡西亚诺夫的试图成功。在1998年秋天的特殊情况下，卡西亚诺夫这个政府成员二流、甚至三流官员的表现却是非常突出，展示出在财政外交与管理方面的非凡才华。” 类似的评价在西方报纸中也可以找到。在西方，卡西亚诺夫被称为“举止无可挑剔的技术官僚”，“在西方享有良好声誉的经济学家”，“聪明、精力充沛、有毅力，而且很有知识与教养的人”。路透社在报道俄罗斯新政府总理时，不仅提到了他的彬彬有礼与教养，而且说他英语水平相当高。
不过，也有很多批评性的评价，还有各种推测。《文学报》记者马罗斯称米·卡西亚诺夫为“政治上轻量级的人物”，没有以任何举动来证明自己忠诚于改革。欧·莫洛斯还认为，卡西亚诺夫的步态与举止很滑稽。“卡西亚诺夫的举止像一只自我欣赏的孔雀，他在周围的镜子里欣赏自己开屏时的样子。” “他像格里勃耶托夫笔下的人物一样温和、谨慎。” 意大利《共和国报》很有把握地说，正是卡西亚诺夫与国家公债和短期公债等证券方面的众多丑闻有关。该报还认为，许多人怀疑，卡西亚诺夫正是向个别银行家提供秘密消息的人。“有闲话说，莫斯科商界的圈子里把他称为‘米沙——2%’（米沙是米哈伊尔的小名或爱称——译者注），就是说他要从为莫斯科的新资本家带来利益的任何交易或者协议中得到2%的佣金。”《生意人报》 极有兴趣地转载了这篇文章。在《生意人》出版集团的另一个刊物上，可以看到银行界流传着很多有争议的传说，说卡西亚诺夫在汽车交通学院毕业后，曾经在那个机构工作，他正是在那里学好了英语。此后，卡西亚诺夫进入所谓的有效预备系统。今天在俄罗斯最上层工作的高官，几乎全都是从前的，或者现任的安全机构人员。银行界还认为，这些人都是谈判高手。 报纸引用的这类猜测或者臆想不在少数。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0)
几乎所有观察家们都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卡西亚诺夫是谁的人？《文学报》认为，他是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寡头的忠实奴仆。《独立电视台》所属的分析中心通过各种渠道散布一个特别内参——“俄罗斯寡头针对卡西亚诺夫的计划”。在这份材料中可以读到这些内容：“据得到的资料，别列佐夫斯基通过自己的渠道向美国最高领导层通报，说他本人及俄罗斯的寡头们将赌注押在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卡西亚诺夫身上，以此来和普京代总统抗衡。别列佐夫斯基还建议美国人要特别注意这个政治家。”还有文章告诉我们说，卡西亚诺夫属于“阿布拉莫维奇家族”，是商人亚历山大·马穆特的傀儡，是亚历山大·瓦洛申的好友。《莫斯科共青团报》的罗斯托夫斯基认为，卡西亚诺夫是普京的人，而且普京不仅向自己提拔的人，而且向整个政府做出承诺，今后将可以过长久而平静的生活。“我向你本人保证任职18个月！”在被问及卡西亚诺夫政府的期限时，普京总统好像是这么回答的。该报认为，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私交甚密。新总理是在任何时间都能到总统别墅去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
所有这些都属于猜测和臆想，几乎也都是对卡西亚诺夫和普京不友好的看法。无论是普京，还是卡西亚诺夫，都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反驳。不过，卡西亚诺夫本人在几次接受采访时都说：“我不是任何派别的人。”关于各种绰号与猜测，卡西亚诺夫回答说，他不能与那些以虚构和梦境制造传闻与猜测的人打官司，他说：“我是个本性不爱因私利而打官司的人，而且我很忙。”关于普京，卡西亚诺夫说：“我很早就认识普京。他当时担任彼得堡市副市长，负责对外经济交往，常到莫斯科来协调一些问题。我当时在财政部工作，负责外国贷款与外债的相关部门。我们见过几次面，他没怎么改变。当然，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不拘礼节之处。他不会允许这样，而我也不希望这么做。我们相互称‘您’，称呼名字和父称。不过，我想，我对普京有些了解。最主要的，他是个有毅力的人，既坚忍不拔，又灵活机动。他能非常迅速地控制局面，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且他真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忧患意识。所以在电视里，人们很少能看到他的微笑。”
早在2000年夏秋，许多观察家就预言俄罗斯政府将发生很多冲突，尤其是在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亲信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之间。在政府的内部与外部都有过一些争论，但并未发生长期的争论，更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卡西亚诺夫很快让人明白，超自由化改革的丰富意识形态纲要并不令他感兴趣。政府不应该急于从事各种大的改变，而应当首先制定出解决具体事务的、常规性的政府工作计划，同时还应当考虑到所有纲要与方案的合理想性。卡西亚诺夫不排除“格列夫中心”的产品，也不拒绝与俄罗斯共产党经济学家尤·马斯柳科夫的会面与交谈。他将以此证明，他不以技术总理的身份出现，也绝不盲目遵从总统及所有敢于以总统名义说话的人的任何命令。不，总理将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出现，他有自己的观点与利益，并敢于捍卫这些观点和利益。让普京最满意的也正是卡西亚诺夫的这种立场和处理事情的这种态度。
2000年的经济成就在实质上巩固了卡西亚诺夫作为总理的地位。他个人作为政治家的支持率超过政府任何一个副总理。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名单中，卡西亚诺夫在大多数时候排在普京总统之后稳居第二位，尽管偶而也排在沃洛申后位居第三，但沃洛申有负面影响，而专家们总把卡西亚诺夫当作正面影响的人物。
2001年3月，政府通过的已经不是1～2年的战术性发展计划，而是10年战略发展纲要。与此相适应，俄罗斯应当保证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5%的增长率。卡西亚诺夫宣布，他向政府提出的纲要总结了很多项目，并吸取了各派经济学家最广泛的意见。但对俄罗斯来说，这个计划还过于谨慎，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拖延许多最迫切问题的解决。政府害怕打破国家的稳定。
卡西亚诺夫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政府自己制定的10年发展目标是否过于谨慎时说：“我不认为这是个谨慎的目标。我们讨论的是俄罗斯这个疆域广大、国情复杂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内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另一些地区高出10倍。所以我们应当参照一些更平稳的速度，比如欧洲国家，而不是中国香港这样的地区或是韩国。由于地理与历史因素，我们的经济更有韧性，我们的国土广大，机动性差，还有俄罗斯人的性格——我们长时间地摇摆或是积蓄力量，然后缓慢地转身，而一旦转身，角度就很大。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5%的增长率是欧洲国家理想与实际发展速度的两倍。如果我们能连续10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结果已经相当不错。我想指出，我们的战略不需要标签，说它是否是自由的或是其他什么。我想将其定义为经济的市场思想整体的系统贯彻战略。”
这些论据不太具有说服力。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不应当成为俄罗斯的参照。欧洲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可以允许自己发展得慢一些，但俄罗斯是在经历了大的衰退与危机之后振兴经济，是在把庞大的苏联经济转入新的轨道。这就需要谨慎，但不需要明显的行动缓慢。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1)
2001年春，俄政府将战略纲要提交给普京总统。普京本人没有插手，而是建议由国务委员会的专家与州长们参与修订纲要的工作。科学院系统的专家也被吸收到这项工作中来，为此而进行的争论始终不少。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府的新纲要没能公开发表与讨论。但这一纲要已经是政府工作的基础。
2001年5月，俄罗斯报界庆祝卡西亚诺夫任总理一周年。卡西亚诺夫为数不少的反对者不能不看到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有些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与俄罗斯政府的作为关系甚微；另一些人认为，国家的经济成就只与总统、而非总理的决策和作为有关。奥西波夫在《消息报》上写道：“想法和构想是在白宫里制定出来的，但只是在两三个善于工作的部门内。然后总统的班子开始讨论，什么样的决定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不能做。卡西亚诺夫满足于专题报告者的角色，就好像在争论对立各方举行的会晤中担任名誉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普京总统即将召集会议。事实上，卡西亚诺夫只是局限于为这类会议准备文件而已。”
《政权》杂志的斯米尔诺夫认为：“总统早已使政府总理成为摆设，对内阁成员的管理往往由克里姆林宫直接下达，甚至不和总理协商。普京可以随便向人许诺政府中的位置，而不和卡西亚诺夫协商。” 这些也是善于制造传闻与轰动消息的记者们的虚构。这里歪曲了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角色与工作方法。媒体上同样也有关于卡西亚诺夫很快就将辞职的小道消息。在总理候选人当中，常被人提起的有阿列克谢·库德林与谢尔盖·斯捷帕申。《总结》杂志的德·平斯克尔说，“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近期有可能被解职。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来源传出消息说，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接班人可能是谢尔盖·斯捷帕申。” 又过了几个月以后，《消息报》说：“用不着等得太久了！” 这一预言同样未能得到应验。
2002年5月，俄罗斯报界庆祝了卡西亚诺夫担任俄罗斯总理两周年。各家报纸评价卡西亚诺夫的主要成就时，称他为建立与保持国内的稳定而做出了贡献。评论谈到的还有总的政治稳定、政府本身的稳定及其工作的协调运转。一年前还曾预言卡西亚诺夫将被解职的《消息报》，现在开始惊讶于其任职的“长久”，并列举出政府的30条主要成就：从全体动员的经济中摆脱出来、播种与收割正常进行、通过一系列经济非官僚化的法律、自然垄断向透明的方向发展、减少汽车特殊牌照的数量等等。不过，对这个从政府机关文件中引用的清单上的每一条，报纸都给予了讽刺性的评价。是的，政府的文件起草得更加专业化，但经济还是在原地踏步。按照政治分析家安德烈·里亚博夫的看法，“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由‘技术总理’变为现实的大政治家，他负责领导的是一个很大的、也很重要的政治机制。卡西亚诺夫学会了维持利益的平衡，在各种影响中心之间随机应变，既符合精英集团的各种需求，也符合社会观点的大众需求”。
也有对卡西亚诺夫的批评。甚至弗拉基米尔·普京几次说到，政府不想制定重大的计划，做出的规划都是轻松型的。有些意见甚至是针对形象举止和衣着风格的。形象设计师阿·托德丘克写道：“卡西亚诺夫的穿着过于时髦。若是我，会建议他去掉几件有光泽的西装，留下那些面料不发光的，因为后者让人看不出西装的价格。卡西亚诺夫穿的鞋也太昂贵。作为内行，我发现他总是戴着很贵重的手表，其价格不止一万美元。表很大，鳄鱼皮表带上的这块巨大的表，扎眼地发着光。普京总统则与他不同，虽然戴的表也很贵重，但是会选择一种随和的样式。而且不论怎么说，政府总理应该是人民公仆啊……”
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题目当然还是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关系。很显然，这两位政治家之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劳动分工，他们双方都很珍视这一点。全社会对卡西亚诺夫的信任水平很高，已经达到40%～50%。按支持率来说，卡西亚诺夫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谢·斯捷帕申、格·格列夫和阿·库德林。报界认为这些人不仅是政府总理的反对者，而且还有可能是他的继承者。但斯捷帕申已担任过总理，也未见他有何建树；阿列克谢·库德林作为懂行而高效的财政部长亮相，但也仅此而已，官员们为这位部长惊人的记忆力和分析才能折服，但也认为他的组织才能不佳，不善于独立做出决定，不善于在财政部本身的工作中确立优先发展方向。两三年过去了，阿·库德林没有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股势力。他对自己的下属和对手们太过温和。人们谈起他时都说：“这不是个领导者的材料，但是非常好的第一副手人选。”
2000～2003年，格尔曼·格列夫也没有什么出众的表现。他作为政治家还很脆弱，在政府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丝毫也没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提出了很多新的经济思想与建议，但他觉得，只要依靠总统的意志与支持，这一切就能实现。据白宫官员的反应，看格·格列夫的表现，他就不像称职的行政管理者。格列夫的副手太多，据专家们评价说，格列夫这些副手之间的关系也是矛盾的、不稳定的、不平衡的。正如一个专家所说，“为了在很高的职位上工作，格列夫需要一个保姆牵着他走，这样才能遏制过于强劲的改革势头，墨守成规地开展机关工作，安抚社会舆论。”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2)
2003年5月，在俄罗斯报界纪念卡西亚诺夫担任总理三周年之后，大家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在现任俄政府中，卡西亚诺夫才是最强大的人物。2003年春，卡西亚诺夫总理与一些副总理之间在财政与工业问题上的一系列争论，最终以妥协而告终，这一争论并没有影响卡西亚诺夫的处境。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普京采纳的正是卡西亚诺夫的建议。2002年年末，《新闻时报》在评论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行政成就和政治成就时说：“两年前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名成功的、但并不为广大公众所熟悉的财政经理人——卡西亚诺夫，能坐在总理的位置上迎接2002年。但今天他得到了这个政治分量，况且不是虚拟的，而是实际的。卡西亚诺夫悄悄地获得了新的威望，这一过程缓慢而执著。是的，作为总理的卡西亚诺夫是平淡的，甚至过于平淡，但这是职位本身决定的。在生活中，政府总理更像一个人，而不是一部机器。或者说，任职当中的这种‘平淡’是卡西亚诺夫有意识选择的风格。正是这种‘平淡战术’使他最终成为这一任内阁中毫无疑问的领袖，虽然最初这种机会并不太明显。卡西亚诺夫从来未能和普京以及被他赋予巨大权力的彼得堡派官员们过于亲密，但争吵并未让广大公众看到，所以我们很少知道内阁内部的分歧。做出让步的有时是卡西亚诺夫，有时是他的竞争者们，但最终是卡西亚诺夫更密切地与总统合作，并更加强硬地坚持自己在政府中的立场。考虑到以前针对卡西亚诺夫曾经有过的不成功预测，猜测一年后、三年后卡西亚诺夫会坐在什么位置上，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考虑到经济形势，可以充满信心地肯定一点：等待卡西亚诺夫及其内阁的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局势是不会平淡的。”
卡西亚诺夫作为总理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对外政策、安全、国家建设方面的成就要比在经济领域的成就显著。毫无疑问的还有，在国家杜马选举和新的总统大选之后，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厅中将发生重大的人员调整。不过，如果普京认为，他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甚至更加独立的人物来担任总理，他就会在这届政府之外来寻找这一人选。
伊拉克危机
2002年秋冬和2003年前几个月，世界政治领域没有比伊拉克危机更尖锐的问题了。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早已成熟了，本书中没有必要对这个冲突的历史起源进行哪怕是非常简要的说明。根据判断，早在2002年春天，最迟在5月之前，美国领导人就做出了向萨达姆制度宣战这一原则性决定，然后就开始制定各种方案、计划，部署军队。波斯湾地区以前也有大量的美国军事存在。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从1991年就开始了。伊拉克人自己也已经习惯了某些目标被轰炸，导弹打击，经济制裁，没完没了的监察、侦察、信息战争等。但现在所说的是大规模的快速军事行动，并且是按照美国的条件“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与英国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和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的成功战绩鼓舞了美国领导层。美国军人现在既有经验，也建立了军事行动的模式，加上强大的海军与空军，还补充了高精度武器的军械库。美国为什么不再一次向敌人展示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呢？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有自己的理由。伊拉克的军事机器已经被美国摧毁过一次，那是在1991年初的所谓“沙漠风暴”行动中。伊拉克当时显然是侵略者，所以美国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但那时美国军队没有攻占巴格达，而且也没有推翻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政权。对伊拉克的占领、解决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什叶派的问题以及这个国家的战后重建，这些在美国看来都是非常累赘的事情。就让萨达姆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吧。此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已接近尾声，但世界还是在按照冷战的法则与规矩生存。
2002年的世界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与10年或12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美国领导层不能不看到的众多问题与危险中，从近期与远期角度来看，最严重的有三组问题：
第一，苏联解体了，冷战也结束了，但事态的这种发展并未给美国带来长时间的轻松。西方富有国家（首先是美国）出现了新敌人：偏激的伊斯兰主义世界、力量不断增长的穆斯林极端主义世界以及后者的极端表现——恐怖主义。最早碰到这股力量的是以色列，但当时这还仅仅是个区域问题。苏联与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遭遇是在阿富汗。但当时对于美国和整个西方来说，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比穆斯林极端主义更为可怕。1979～1980年，美国在伊朗的政治失败是一次休克，但美国寄希望于借助伊拉克萨达姆世俗政权（或是被称为“民族-社会制度”）来摧毁伊朗的新伊斯兰制度。东方的新文明、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文明崛起，仿佛新的山脉在隆起。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上的地震与火山喷发，西方国家可以缓和、削弱其危险后果，但不可能彻底战胜它。是的，国际恐怖主义这个敌人应当被战胜，但这不应当产生任何所谓“文明之间战争”的理念与计划。
第二，世界上几乎三分之二的石油储藏集中在相对贫穷与落后的波斯湾地区，已经发现巨大油田的非洲与拉丁美洲同样属于贫穷地区。它们利用自己的石油资源来快速发展经济的愿望是很自然的，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希望石油价格降低。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3)
早在1973年，一些阿拉伯国家就成功地将自己的石油资源当成向美国、西方施压，反对伊拉克的有力武器，它们将石油价格提高到原来的4倍，之后又提高到6倍，由此在主要西方国家引起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当时支持这一政策，高价石油对于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极为有利。20世纪80年代，美国依靠沙特阿拉伯的帮助，得以在世界市场上将油价大幅度降低，这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并使伊朗、伊拉克和其他许多石油出口国出现了严重困难。20世纪90年代初，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但随后几年内，油价下跌到每桶15美元，甚至达到了每桶10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胜伊拉克后对其施加压力的结果。1999年，石油价格突然开始上涨，到2000年已达到每桶30～35美元，这首先对美国的经济构成威胁。
西欧国家已经基本适应了石油的高价，并且学会了节约几乎所有类型燃料的消耗。美国经济与美国人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与廉价的汽油、便宜的航空以及汽车交通相联系。美国本身的石油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因此，以降低世界石油价格为取向的政策成为了美国的优先政策之一。对石油储藏丰富、但不听话的伊拉克的控制，目前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当年曾经阻止老布什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风险与危险，现在已不能阻止小布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