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需要研究世界所有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自己民族经济的国家、从殖民时代的停滞和衰落中摆脱出来的国家，或者是那些70～80年代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发展市场关系的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初期，就连斯大林也曾经允许邀请几百名德国和美国工程师、专家来苏联进行合作并为苏联提出建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注意限度。
从高度集中的防御型向自由市场型经济过渡，从单一意识形态体系向多元化意识形态体系过渡，从专制向民主过渡，从超级大国地位向更为谦虚的国际地位过渡，从惟一的苏联向松散的独联体过渡，从与西方进行冷战向双方展开合作过渡，从完全禁止、责难私有财产向支持私有财产过渡，从合作社制向私有化过渡——这些就是过去10年新的俄罗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情势和条件，这些都没有任何可类比性。
因此，立陶宛的范例并不适用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将一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人选举为自己的第二届总统。
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忽视了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苏联经济学在20～30年代被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占据，经济学家对50～70年代西方国家科技革命的概念中所反映的那些进程缺乏一个很好的了解。因此，俄罗斯今天必须关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经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1991年底，利用这些经验的合理举动遭受破坏。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91年11月，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就着手在莫斯科创建规模巨大的“自由主义改革总部”，而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以杰弗里·萨克斯、安德斯·奥斯隆德等为主的外国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外交家小组。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华沙帮助波兰制订了“休克疗法”纲领，现在，他们又急匆匆地赶到了莫斯科，期望这里能给他们带来新机遇。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9)
指出一个奇怪的事实十分重要：并非俄罗斯的政府部长主动从西方高校和经济研究中心找来这些人，而是这些西方专家自己找上门来，与俄罗斯的新部长会见并向他们提出帮助俄罗斯的建议；但是所有参与制订俄罗斯改革计划的外国专家都有很高的报酬，而非免费。
1992年4月，工作在莫斯科的外国专家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在经济部和财政部，分别有专家小组帮助叶·盖达尔的工作，在阿·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委员会，还存在一个规模更大的小组（超过100人）。尽管从形式上来讲他们的身份不过是顾问和咨询专家，但实际所起作用要大得多。仿效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经济部不署名的工作风格，一些外国专家小组成员参与制订规则、指示，甚至还帮助起草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草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的事实是，从1991年12月到1993年3月，来自西方国家的主要顾问的办公室都设在了老广场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
安德斯·奥斯隆德，这位20世纪80年代曾在瑞典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并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系复杂的人在自己后来出版的一本书里写道：“这让我这个老苏联问题专家印象深刻。” 他不仅感觉自己寻找到了自尊，而且还在莫斯科成了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只是到了1993年4月，外国专家办公室才从这里搬到名气稍小些的、不太惹人注意的地方。这些专家在很多方面的作用不小，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是杰弗里·萨克斯，他曾担任过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的经济顾问。到1994～1995年，大部分外国专家才开始离开莫斯科。
对于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在莫斯科的工作，这些西方专家后来有多种多样的评价。杰弗里·萨克斯对于自己的名字和俄罗斯的改革命运紧密相连表示遗憾，他本人对改革成果评价很低。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施行的全部政策都遭到了失败，甚至而言，在俄罗斯遭受的失败要比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更显而易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败相比，安德斯·奥斯隆德为自己曾经在莫斯科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他确信，没有他的帮助，俄罗斯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改造的主要目标也不能成功实现。
从1995年夏开始，尽管还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每年来俄罗斯2～3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但俄罗斯政府事实上已经开始习惯在没有常驻莫斯科的外国顾问们帮助下工作。恰恰是根据这些专家的建议，许多滨海地区的煤矿因为亏损被关闭，其后果是，几千个矿工失业，他们的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滨海边疆区发生了十分严重的能源危机。
根据丘拜斯的提议，俄罗斯在1996年初邀请了美国选举事务专家小组前来莫斯科，寻求他们对叶利钦竞选连任第二届总统的帮助。1997年，阿纳托利·丘拜斯就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后，又再次邀请哈佛大学的专家小组来到莫斯科为他提供帮助和支持。这些人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危机令那些眼睛曾经一直盯住西方的大多数自由派改革家惊慌失措。政府智囊团的专家们以及媒体已经不再将波兰和美国作为仿效的范例，而是开始向遥远的拉丁美洲学习，首先是智利和阿根廷。
1998年9月，几家俄罗斯报纸的观察家前去智利，向已经退休的、在太平洋海岸豪华别墅里平静地过着日子的独裁者奥古斯都·皮诺切特将军取经。不过，他们对阿根廷的浓厚兴趣则保持得更加长久。1998年秋天，在俄罗斯许多报刊杂志上都可以看到标题为“阿根廷在帮助我们”的文章。应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个人的书面邀请，阿根廷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多明戈·卡瓦略来到了莫斯科。
在信中，切尔诺梅尔金将卡瓦略称为“现代经济思想之父”。卡瓦略为切尔诺梅尔金及政府中的其他代理部长们提供了一个星期的咨询，并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不过，他也坦率地承认，他对俄罗斯的国情知之甚少，并明确表示他不准备提供任何具体建议。
在那时，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多明戈·卡瓦略看作是能够为俄罗斯创造奇迹的上帝。但是“阿根廷奇迹”成了海市蜃楼。在2001年底，这个气泡被戳破了。城市中，到处是激动不安的人群；多明戈·卡瓦略逃之夭夭；在一个月时间里，走马灯似地有5位政治家登上了总统宝座；国家实施了紧急状态——所有这一切都让俄罗斯报刊杂志感到震惊，它们不情愿地向自己和读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要是俄罗斯采纳自由主义主张，借鉴阿根廷整顿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经验，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鲍里斯·叶利钦准备支持任何一种新的“休克疗法”模式。
幸运的是，随着普里马科夫入主白宫，俄罗斯政府对外国模式和“最高权威”的浓厚兴趣迅速消失，尽管，这时仍旧有一些政论家继续鼓吹俄罗斯要搞“拉丁美洲模式”，并建议俄罗斯在广阔的地区整合巴西、智利、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国的经验。
应该看到，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的水平暂时还很落后，这是一个毋需证明的简单事实。在俄罗斯，甚至还没有100～150名专业不同但素养都很高的经济学家，因此也就无法做到由懂专业的内行来领导国家经济改革并培养新的干部。尽管人才流失严重，但俄罗斯在物理和数学方面仍然具备只有世界级的科学家才能营造出来的科研氛围。不过在经济学领域，俄罗斯却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科研氛围。这里，只产生过几个有声望的学者，但是他们只懂得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思考。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0)
苏联经济学曾是苏联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特别项目的发展还背离了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方向。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才出现了几十个规模不大的经济中心、科研所、基金会和团体，诞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学派和流派的萌芽。但是，要想产生世界级水平的大经济学家，还要做好15～20年时间的准备。现在，在俄罗斯最有声望的大经济学家仍旧是那些行政机关里的高官们。在90年代初期有叶戈尔·盖达尔和亚历山大·绍欣，1996～1997年有亚历山大·利夫希茨和叶夫根尼·亚辛，2000年有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不过，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对于他们的所谓威信嗤之以鼻。
随着这些人从高官位置上淡出，其声望也丧失殆尽。在今天的俄罗斯公民心中，还有哪一个人会去相信阿纳托利·丘拜斯不只是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位经济学家呢？不过，为使丘拜斯所计划的、对俄罗斯“统一动力公司”进行大规模能源领域的改革获得成功，仅仅具备行政管理才能还远远不够。因此，丘拜斯想再次借鉴外国经验——而且还是备受质疑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所进行的电力改革经验。
上述所说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应当完全拒绝进行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应当更加稳妥地进行、速度要放慢一点，并且，必须提前在一些城市、州和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积累到必要的经验并较快地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经济领域的干部。现在，还很难看得清“老一辈”和“新一代”经济学家的争论实质，不管是“老一辈”还是“新一代”，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得到必须的信任——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是如此。恰恰是对政权机关、对那些制订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的信任，才是健康经济学的基础。
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新时代》杂志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尤里·亚历山德罗夫带着令人惊奇的语调写道：“可以从认识世界各个国家的改革经验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导致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最终选择了哪种模式，而是国内民众的情绪——他们对所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理准备。”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激进改革家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俄罗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扬茹尔(1846～1914)就写过一本《信任是生产的最重要因素》的著作。商人和实业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人们对金融机构和权力机关的信任、对改革政策和所有权的信任——所有这一切问题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
一般而言，只有民主体制在赢得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它才可能是稳固的。当普通民众认为执政者都是“骗子”的时候，在经济学家承认俄罗斯确实存在着“谁也不相信谁”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情况下，不可能期望经济形势出现好转。像以前一样，居民将自己挣来的美元藏在家中，中小商人继续隐瞒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大商人——将账户开设到国外银行。恰恰是由于失去了苏联公民的信任这一主要原因，才导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
好不容易，1989～1991年的鲍里斯·叶利钦赢得了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却又在1992年上半年丧失殆尽。那个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整个改革纲领并没有顾及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而是完全仰仗叶利钦所取得的为期十二个月的特命全权体制得以施行下去。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争论，叶利钦就以总统令的方式实施了那个将俄罗斯推上“不归路”的最激进的改革措施。
瑞典教授、外交家安德斯·奥斯隆德曾经领导了盖达尔的顾问团，就连他也这样解释俄罗斯所确定的改革战略：“在东欧各国中，结构性改革形形色色，而且规模都不小，但是，俄罗斯结构改革的规模更大。我曾预计，俄罗斯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可能在35%～40%之间，这意味着比波兰还要高。人们可以用多种理由来解释为何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改革。从政治角度看，当社会充满迷惘情绪以及各个利益集团还无法完全评价出自己的得失何在之时，通过一揽子激进改革措施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快速以及密集型打击是必要的。” 甚至这些人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政府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而只有普里马科夫政府成功地将俄罗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了，从而使政府得到了民众长达8个月的支持。在这里，阿·丘拜斯在“统一动力公司”的改革很有代表性。这场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通过将外国投资吸引到这一领域中来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是，当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动力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即跌去了2/3，使公司资产缩水了几十亿美元。有谁还打算将钱投向这家公司呢？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显而易见，在缺乏对丘拜斯稳固信任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不允许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验。
弗拉基米尔·普京更能赢得公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这是俄罗斯新总统最成功之处。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阐明：“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开和诚实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将保证我们避免重犯以前的错误，它是一个全新‘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1)
这是一项我们曾多次提到的任务，也是在20世纪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任务，俄罗斯就无法在新的21世纪取得成功。
避免激进主义和教条主义
不能将经济学归入精确科学的范畴之内，经济规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会同物理定律那样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从1968年开始，诺贝尔委员会也为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授予诺贝尔奖。不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应用经济的代表，而非基础经济学的代表。
在经济学中，存在有许多学派、观点、理论、流派，它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论战；对于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学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争论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教条，而违背现实地顽固坚守这些教条会导致失败和崩溃。
在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最重要学说的奠基者有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者还有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约翰·凯恩斯，他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教条主义者。“货币主义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在自己最后一本阐述货币理论新概念著作的序言中，弗里德曼重复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我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不过，马克思和弗里德曼的狂热追随者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不能也不想更改自己导师的理论和公理，或是对这些公理的简单化解释进行任何改变。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那些自称是他的学生的人：“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称盖达尔和丘拜斯是“货币主义的杂种”，在这里，他指的是盖达尔和丘拜斯的经济和思想学说非常肤浅。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里，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苏联都不允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其他所有与私有制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营形式的存在。此外，诸如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剥削和利润的本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大生产和小生产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今天，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仍然存在着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在公正地批评现代俄罗斯真实情况的同时，俄共的刊物不仅将20世纪70年代、而且还将30年代的苏联现实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取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分析后苏联时期现实基础之上的俄罗斯新经济学说。作为苏联前辈的继承人，对1992～1998年俄罗斯政府决策产生最大影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也证明自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实践者，他们也很不成功。
通过这些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俄罗斯形成了混杂着各种各样原则、还无法认知其科学性的经济和经营体制。无论是改革派经济学家们本身，还是法律专家、寡头和西方专家们，都无法理解俄罗斯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自发过程。最近几年里在托木斯克市、沃尔库塔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克麦罗沃市、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州以及下诺夫戈罗德市等地所发生的诉讼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只法律专家，而且还有各种股票、债券、票据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本身也难以理解，哪一些财产属于他们所有？怎样支配它们以及对它们有何种期望：是赢利还是亏损？是公正的执法者还是找上门来的杀手？
开始于2000年底、围绕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欺诈案的司法诉讼，就在这两位前寡头的股票及财产性质和数量问题上混乱不清。从法律上来说，今天的一些俄罗斯大公司、集团和矿藏属于境外某一个太平洋小岛上注册的公司。可能，人们只能在荷兰和塞浦路斯的法律事物所才找得到一些大公司或集团的真正所有者。但是，也有一些工厂、矿山、中介事物所，它们的法人地址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这里，我不想谈及那几千家经过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运作之后，在注册了不到两三天就消失的公司。从正式出具的收入申报单上，人们不仅根本无法弄清楚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拥有和管理着哪些资产，而且也很难了解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拥有哪些资产……
西方专家对于一些公司的运作也是一头雾水，它们从来没有全额支付过电费和天然气费、欠付数额较大的税费和职工工资、货物已经发走却无法收回货款，但却成年累月地运转而没有破产。各种易货交易和价值几亿卢布的变相货币也是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咄咄怪事，这里我们还不想说在经过乌克兰国境向西方国家输送天然气的途中损失了几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的事情。事实上，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将所有这些令西方惊诧的记账贸易形式称为“俄罗斯经济致力于自我保护的灵活性和牢固性指标”。
普京将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吸收进了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尽管他们在2000～2003年间的新职位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也没有被社会舆论列入自由主义的教条者的行列。显而易见，这些任命是政治妥协或者称是选择性较窄的结果。在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俄罗斯经济根本无法靠马克思主义或者货币主义的建议走出当前的困境。无论是总统、政府，还是国家杜马立法者们，都应该从事物的现实状况、而非从某种教条经济学说出发。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2)
对我们来说，健康理念应该是优先的立足点。曾经担任过法国内务部长，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西蒙·拉普腊斯(1749～1827)曾说过，许多科学上的重要原理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对健康理念的总结之上。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选举的失败是激进共产主义的失败，尽管激进主义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曾逐步缓和，但却依旧保持了对国家基本制度、对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的绝对影响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的右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取代了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建设者，其标志是他们开始破坏、扭曲和改造以前曾经创造的一切。
左倾和右倾激进主义的表现惊人地相似，而有时这种相似性被人有意识地加以强调。看来是有意而为，叶戈尔·盖达尔将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取名为《国家与进化》——很显然，这是在“克隆”弗·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98年，盖达尔发表了自己的纲领性文章——《旁观者们的建议》，而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1日，列宁在《真理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与此完全同名的重要文章。许多人谈论、也写过关于丘拜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说法并非无稽之谈。丘拜斯曾经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经过几年时间的突击，达到其他国家用了几百年所达到的水平。” 比较而言，斯大林则要谦虚得多，他曾号召苏联劳动者用1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在10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在1998年8月那场让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危机中，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感到了恐慌。不过，一部分更为激进的货币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塔季扬娜·瓦洛瓦娅、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叶莲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康斯坦丁·博罗沃伊等人则主张继续进行“宏观经济试验”，缩减社会保障，强硬性确保稳定，甚至恢复国家短期债券市场。“市场为我们安排了这场试验。我们是在学习如何建成资本主义，谁也无法保证，这次学习将是免费进行的。” 归纳起来看，形形色色的有关国家经济快速、强劲发展的承诺在1991～1992年和1997年两个时间段内最多，但也正如1998年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承诺都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就连曾经连续几年出任总统经济顾问的亚历山大·利夫希茨也请求这些激进主义者保持冷静，因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商店正关门盘点货品”。一位较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曾公开承认，“与战时共产主义相比，硬挺着的货币主义好不了多少”。
自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激进主义者的左右两派都重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明日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开始不时地向总统发出呼吁，要求尽早通过动员经济纲领，对财产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分配，并通过扩大对大笔财产征税、没收充公等办法偿还俄罗斯所欠付西方国家的债务。与此相反，格尔曼·格列夫也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其中包括建议通过减少国家预算支出和国家的社会保障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
经济学家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写道：“制订这个危害性极大的纲领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实质。在有计划地减少收入低于生活贫困线的居民比重这一最重要的优先任务上，格列夫的纲领存在不足。” 经济学家纳塔莉娅·利马舍夫斯卡娅认为，格列夫所推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这“会加快大部分俄罗斯居民贫困化的速度并摧毁国家的人力资源”。《独立报》在一篇题为《这个纲领比盖达尔的休克疗法还过分》的文章中，对格列夫的纲领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批评。 《独立报》作者、教授弗拉基米尔·拉祖瓦耶夫坚信，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听从格尔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建议：“盖达尔改革的翻版即将来临。这一回——它们有更好的政治保障，所以实施起来会更有成效。而那个几乎让所有俄罗斯人都讨厌的叶戈尔(即盖达尔—译者注）将会笑得合不拢嘴了。”
拉祖瓦耶夫教授这一次错了，他是在用愿望来取代现实。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2002～2003年偃旗息鼓，只不过是在详细研究并将这些改革措施运用到生活中去的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完全自由主义的税收改革已经开始并在逐渐拓展范围；土地法典、民法典、劳动法典以及刑事诉讼法典已经认真制订完成，并经议会通过、总统签署；住宅公共事业和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也在分阶段地准备或已经进行；旨在提高而不是减少对退休者、残疾人、低收入者、儿童和老战士的社会保障领域内的“退休改革”也正在进行。
“自由主义”的概念是从“自由”一词衍生出来的。经济学需要自由。它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是我们应当在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必须坚持、并且是必须理智坚持的伟大价值观。众所周知，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看成是自由的王国，而资本主义则是压迫和奴役的世界。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叶戈尔·盖达尔不止一次地谈到，普京总统有80%的可能性会完成他们的自由主义纲领。但是，与俄罗斯那些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自由派改革者相比，著名人物的头脑更容易诞生自由的口号，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首创的自由口号。在很大程度上，盖达尔、涅姆佐夫、丘拜斯及其志同道合者只是在败坏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声誉，在相当多的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这些概念简直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作为政府组成人员，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带有强烈犯罪特征的无政府主义。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3)
在今天，经济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积蓄所有力量，旨在对其必须存在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施加影响。这应当是一种新的、脱离了教条的自由主义，其基本流派尚需加以认真研究。
巩固国家和市场的作用
普京2000年7月在联邦委员会上所做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普京说道：“我们的立场极为明确，即只有一个能够保证公民、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强大国家，一个运转有效的国家，才能够为人民创建适宜的优越条件，促进我们俄罗斯的繁荣。”
这是惟一明智的立场——不仅仅对于俄罗斯。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的欧洲，从来就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从来就没有成为主要的发展因素，而国家从来不会只扮演一个“夜间瞭望哨”的角色。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领域最有名的权威，曾被普京视为榜样，他指出：“具有现代意识、并清醒认识自己职责的国家和政府不会允许自己重新回到‘夜间瞭望哨’这一角色。” 21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通常打一些其他的比方，他们把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比作方向盘和船帆。
在本章前面，我曾经写到过国家在现代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但是，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和解释。在俄罗斯，当前的局势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只能通过加强国家调节的手段来巩固和发展国内健康的市场机制，其中还包括个人的主动精神和私有制。这里有一种观点：国家一旦远离了经济，千百万民众经营活动的主动性就像打开了湍急的河流闸门一样，一发不可收。然而，这种观点非常荒谬，一旦这种情况变为现实，它就会露出不可行的真面目。那扇闸门是打开了，但是小河里流淌的活水和清水却混进了脏水，还会有毒液。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场“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奇迹并没有在90年代初重演。那时，在被国内战争摧毁的俄罗斯尚有几百万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另外还有几千万中农和富农。按照列宁的话说，这是一股“每天和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但恰恰是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这一小商品生产成了俄罗斯经济向前发展的促进因素。不过可惜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被毁掉了，再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在俄罗斯，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经济、另外一些劳动动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居民社会构成；只是在服务行业和商贸领域还保留了一些个人的主动精神，不过，它们也只是以“影子经济”的面目出现。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它的科学保障、干部培养、交通运输、供应、城市系统、电力和国防，所有这一切都不向私人生产开放，而只是为大型国有和合作生产所独有。
在苏联只有非常少的人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愿望进行个体生产。在过去的70年时间里，俄罗斯一直都在与“私有者”展开连续不断的、严酷的斗争。这些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早期”的镇压活动，这不能不对人民的思想产生某种影响。国家机器还在经常地、严厉地打击私营生产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块土壤中，私营生产和个人主动性无法结出硕果。当然，也有非常个别的幼芽几乎是从不毛之地上顽强地窜了出来。在我居住的莫斯科郊外的新伊万诺夫斯科耶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几家私人的食品商店、两家咖啡屋、一间不大的格鲁吉亚风味餐馆。在这个小村子里，还有一家不大的木材加工车间，玻璃和花岗石作坊也经营得不错。在自己父母的自留地上，年轻的企业主尤里·克尼亚泽夫建了一个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效益却很不错的金属构件加工厂。在这里，工人们将从意大利进口的铝制半成品生产加工成20多种成品。上述所有企业为100多个来自莫斯科和那个村子里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要知道，在那个村子里，大约有500户居民还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当然，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园子，但是饲养生猪和奶牛的尝试却很不成功，因为猪肉和牛奶的价钱都很低。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积极因素，那就是这个村子与莫斯科这个大都市很近，村里的许多居民靠出租住房或在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工地上打工来维持生计。
最近10年里，我仔细地观察了曾是历史老师的马拉特·库尔马耶夫创建并领导的“霍比特公司”的发展。它从一家不大的生产和经营企业迅速成长为一个横跨各个领域的大型公司，其特色是将新技术应用到建筑工业中。这家大型工业联合体的总部和主要车间都设在莫斯科近郊的柳别尔齐市，为几乎2000名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和后勤服务人员提供了工作岗位。现在，“霍比特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金属顶棚生产商；此外，它还与一家很好的德国公司合作，利用德国的设备大规模生产塑钢、木制和铝合金门窗型材以及其他许多建材。
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俄罗斯纺织康采恩“潘因特尔”，它走过了一条从一个很小的合作作坊到大型轻工企业的路。现在这家企业有2000多名工人、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师和销售人员。这家不仅在莫斯科闻名的企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亚历山大·潘尼金于2000年底去世，享年只有52岁。正如他本人所说，现代“俄罗斯工商主”的处境非常艰难，其中充满了冲突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4)
马拉特·库尔马耶夫、亚历山大·潘尼金、尤里·克尼亚泽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成功完全是例外。到2001年，俄罗斯近10年来出现的新型私营工业企业还占不到工业生产企业的4%。在农村，私营公司更少，2000年和2001年，它们不到农业生产总值的2%。在这里，更多的公司不得不压缩自己的生产规模。
众所周知，私营企业部门发展最快和最有效的是在贸易和服务领域。苏联时期，这些经济部门很不发达，而正因如此，个人积极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私营经济部门中，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就可以快速获得回报。俄罗斯公民没有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投入必需的资金，而谁也无法做到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建成资本主义。激进改革家尝试通过顺利地、而且几乎是无偿地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来改变这一情势，但是却没有使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水平得到提高。多数情况下，私营工业部门的成效并不明显，而是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控制体系的假市场金融工业集团。
俄罗斯前经济部长雅可夫·乌林松承认，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三届政府的运行都是在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所有者这一公理的基础上开展的。乌林松确信，在对1997～1998年俄罗斯企业的经营情况所做的调查表明，有散户持股的、没有完全私有化的企业的经营情况要比纯国有企业好。 不过，这种来自为数不多的企业、且周期过短的调查结果可能会误导人们。总统经济顾问安·伊拉里奥诺夫在一次接受记者提问时宣称：“根据定义，在任何市场、任何时候，国家的经济活动从来就不会是最合理的。在帕累内托的经济学中，只有私营部门的经营活动效果才是最佳的。”
我认为，这些伪科学的论断既与西方、俄罗斯的实际不相吻合，也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形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那么，为什么我们非要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去遵循那些连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都搞不清楚的复杂的优选法数学理论呢？——要知道，它还是早在19、20世纪之交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内托创立的。顺便说一句，这些理论曾经遭到过包括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并引起一番争论。事实上，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财产拥有者的观点并非公理，而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教条。这就像蒲鲁东的那个“财产就是盗窃”、私有制恰恰是人类最大恶习根源的观点一样。
不应当全盘否定私有制，但也不应当过高评价其作为经济学中原则和刺激因素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集体所有制可能更有效率，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一些企业由外国所有者经营时就变得更有效率（今天，外国资本几乎完全控制了俄罗斯的烟草工业以及大部分啤酒厂和糖果厂）。
俄罗斯媒体中曾经公开不少资料，其中显示一些大的企业被私人所有者收购后，效益得到了提高。
众所周知，所有俄罗斯快速发展的石油公司今天都属于私营部门。圣彼得堡的“北方造船厂”和“北方钢铁厂”在私人控股以后，企业规模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与此相似的还有“蜂窝移动通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但是，私营生产的辩护士在这里经常混淆因果关系，因为私营资本恰恰会经常投向那些它认为会快速和收益巨大的部门。近些年来，俄罗斯的石油部门发展很快，但是，不是因为它们进行了私有化，而正好相反：私营部门进入石油领域恰恰是由于看到了可以在最小投入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的和快速的收益。而在俄罗斯，有谁能够把工厂的平均收益水平提高到像石油部门和烟草行业那样大呢？
在另一些俄罗斯报刊中，也曾经公布了不少材料，其中显示大多数情况下一些大型企业在转为私人所有后，其经济指标不升反降。私有化的消极后果也反应在一些从国家转到私人之手的大型企业中。在这里我不得不谈谈“吉尔”的命运。这家大型企业在私有化之后，产生了巨额亏损，促使莫斯科市政府下决心购买这家工厂，作为其市有资产的一部分。只有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大多数企业进行长期的研究之后，才能做出严肃的结论。不过，总结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资料后，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在1995～2000年中转到市场方向上来但同时又保留了国家调控因素的企业以及那些国家调控成分占主导、同时也存在市场关系成分的企业效益最佳。在这些企业中，刺激因素和个人主动性不仅体现在公司的经理阶层，而且还有工程设计人员和车间领导者以及部分普通工人。无论如何，现在没有人去干无利可图的事情。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经营较好的圣彼得堡著名的“基洛夫工厂”，可能是最好的事例之一。在苏联时期，它的生产规模拓展了十几倍，而在今天完成了实质性的重组后，这家工厂的生产更加快速而有效地增长，建立了整个子公司体系，并与明斯克汽车厂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企业展开合作。和许多其他大型企业一样，“基洛夫工厂”曾在几年时间里没有任何盈利，甚至还有亏损，而这是不可能被私人公司所忍受的。但在今天，这里的工资水平、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圣彼得堡其他工厂的工人相比，有了实质性提高。
在经过了几年下滑之后，著名的“俄罗斯农业机械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俄罗斯大型农业机械制造的公司开始复苏。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生产情况好转。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纺织、鞋类制造工业的危机还没有克服，主要原因是遭到了来自亚洲和西欧进口商品的强烈冲击。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5)
不能不说到一点，将自由和私有财产以及个人主动性奉为神灵的基金改革派并没有真正去关心俄罗斯国家新型企业所需要的帮助，也没有去关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合理的税收政策。
中小企业主事实上处于一种缺乏保护的状态，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的自发行为面前。在许多情况下，取代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的并非“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完全是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那只可以触摸得到的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影响力不仅渗透到小商小贩那里，而且还扩展到整个工业和贸易、银行和交通体系，甚至是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各地区。为免于犯罪集团的渗透，许多运营良好的私营和股份企业不得不建立起一个由前苏联克格勃和内务部的退役将军和军官领导的强大保安机构。如果企业不能建立这种安全体系，那么它就不得不向官员和黑社会团伙支付经常性的、繁重的、并且有损尊严的保护费。这同样让我们的外国合作伙伴感到不安。
一家美国非常有影响的商业报纸写道：“观察俄罗斯沉重的经济状况时，不能不看到那些令俄罗斯社会感到窒息的犯罪和腐败现象。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在掠夺苏联资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私有化的进程则完全被腐败弄得扭曲了。这种状况继续被许多西方战略学家所忽视。对于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来说，犯罪和腐败是最主要的障碍。没有对股票持有人的权利和合同实施的有效保障，不解决关税、纳税和办理许可证等问题，外国投资根本不可能进入俄罗斯。西方国家必须明白，俄罗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她正在走的是一条通往经济崩溃、犯罪集团掌控国家行政权力的道路。人们很难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只有在执政者清楚地理解了自己对国家、民族以及国内企业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
一批新的经济学家走进了白宫和老广场的办公室，其中有一些人还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专家》杂志认为，恰恰是这批经济学家特别推崇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公式——即“政府所占比例越少、越廉价（预算用语），那么国家就越富有，经济越自由”。 不过，诸如此类的公式完全是庸俗的教条，尊其行事会很危险。
在米·卡西亚诺夫政府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政府计划将那些没有效益的、国家并非一定要参与的财政预算资金分配控制到最低程度。在最近5年里，政府开支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降到了32%～35%。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预计还可下降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 这段引语的第一句话并不会让人们感到怀疑，不过，有一点是错误的，那就是将政府预算开支的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作为需要完成的目标。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气候寒冷的国家来说，占国内生产总值36%的政府预算开支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除了国家和政府，有哪一个人能够承担起像铺设贝阿铁路这一规模宏大的工程并开发铁路沿线的整个地区？众所周知，投入到此类项目上的资金只能在许多年之后才能返还给投资者，但是，目前俄罗斯还没有一个能够进行这种投资的私人资本家。在外贸领域，俄罗斯不能推行安·伊拉里奥诺夫所建议的自由主义政策。他的反对者认为，推行这种自由主义政策就意味着拒绝保护国内市场。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俄罗斯应当学习美国的做法，而不是日本那种非常严格地控制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做法。安·伊拉里奥诺夫有很多反对者，其中不仅包括左翼政党，而且还有右翼政党的经济学家。这些反对者的论据比伊拉里奥诺夫的论据更让人感到有说服力。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基础不应当是论据，而是实际经验。
只有在认真研究事物的实际状况，而不是研究市场的抽象推理之后，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事实上，俄罗斯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才刚刚起步。我确信，它任何时候都不会像美国和西欧国家那样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遵循的只能是具有健康理念的意见，而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教条。在俄罗斯，尚没有很多市场经济的重要机构和经验，而这不是靠政府或是总统的决定就能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几十年工作经验的积累。目前俄罗斯还不存在真正的资本市场，也没有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大部分能经营的土地还没有进入市场关系范畴。
这个名单可以再列上几页。因此，只有在深化、拓展和巩固国家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中健康的市场关系才可能得到深化、拓展和巩固。
支持现实经济
经济分为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我归入现实经济的，不仅是那些为人民提供有益商品与服务的部门，在更广的意义上，现实经济是考虑当代世界中现实事物的经济。
在90年代，俄罗斯迅速建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尝试走入了死胡同，而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忽视了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许多现实因素与基础。在理智上可以控制的现实经济中，国家与私人经济的活动不应该使国家的财富减少，而应当使其增加；应当是积累，而不是消耗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但在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时，找到并实施某些最佳的办法是非常困难的。在经济部门中，不仅有很多虚拟的，还有很多是寄生的，比如毒品的生产和销售。但我们不能仅仅靠惩罚手段来解决毒品交易的问题。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巴尔干的一些广大地区，当地居民正是靠毒品生产谋生，虽然这些贫困国家的毒品生意毁掉了发达富裕国家的几千万人。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6)
烟草与酒精工业的危害要小一些，但同样复杂。直接禁止这些工业生产，不仅对经济不利，也会损害人民的健康，因为这会导致黑加工窝点扩大、走私猖獗、假货泛滥。现在的世界也不可能杜绝生产武器，尽管无休止地生产与扩散武器，不仅可以让生产大批现代武器的国家破产，也让购买这些武器的国家破产。60年代在贝加尔湖畔建成的纸浆制造厂生产使国家受益的产品，但这种生产总代价太大了。
对于英国来说，不列颠银行体系是已经使国家受益了两个多世纪的现实经济，但是在新的俄罗斯迅速产生出来的商业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虚拟、甚至寄生经济的例子。到1998年为止，俄罗斯“年轻”的基金市场对现实经济不是有利，而是有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论从效率还是从人道主义的（甚至可以不提巨大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经济）角度上，20世纪30～80年代的苏联经济都称不上是什么典范。在苏联中央集权的经济中，对部门成绩的评价主要靠总产值指标。当然，这样的指标是总结生产活动的结果所必须的，但是将这些指标绝对化，则导致了人为地扩大总产值，创造虚拟的价值。工厂重视产量而不重视质量，生产出的都是生产率低下，本身已经老化、而且非常昂贵的设备；人们关心的是牲畜头数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不保证产量的增加、生产效率的增长；载重车司机的工作汇报不是计算利润，而是汇报运量是多少“吨/公里”，他们将“剩余”的汽油都倒在路旁的水沟里；莫斯科的洒水车甚至下雨时还在工作……
遗憾的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最大利润指标取代总收入指标并未能增加现实经济的效率，反而产生了新的虚拟经济。最大利润并非靠投资于生产领域来获得，而是靠金融金字塔与外汇交易，将预算资金用于投机伎俩，或者是靠滥捕滥伐的不文明进出口贸易。商业银行不向现实经济投资，而是从中榨取大量资金，将其送入金融大亨的口袋里。
在俄罗斯9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伪”市场条件下，苏联经济的许多部门都垮台了，比如农业机械制造业和机床制造业。有人对我们说，用不着可惜和拯救这些收益低的行业。但这一结局中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健康竞争的自然结果。俄罗斯的机械制造业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将生产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机会。
俄罗斯的耕地面积广大，对农业机械的需求量大，种类多。合理地使用效率和质量都更高的进口机械是必须的，而价格更低、并且往往又是更符合俄罗斯现实情况的国产机械也大有用武之地。但是，俄罗斯机械制造业的周转资金被没收，农业也失去了贷款，这不仅导致了农业机械制造业的衰退，而且使国内农业整体崩溃。只有一部分国产汽车制造业避免了总的衰退，因为许多中等收入的俄罗斯人不仅想买，而且也有能力购买价格不太昂贵的汽车。
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在行业内或地区内资金由低效率向高效率企业流动的合理机制，但是却出现了许多隐瞒资本、将资本转到国外——成为某些灰色人物私有财产的其他机制。20世纪90年代，原来用于维持军队、军事技术、情报侦察、安全机构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减少了。但这些节约下来的经费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停止对亚非拉几十个国家的慷慨援助，并没有给新俄罗斯带来财政开支上的宽松，而相反，俄罗斯的外债反而迅速增加了呢？还有，原来用于共产党机关的开销和意识形态工作、共青团、报刊检查的经费都消失到何处去了？
巨额财富被盗走了，被毁掉了，被运到了国外，或是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俄罗斯的“原始积累”阶段太令人惊诧了！
俄罗斯的经济没有彻底崩溃，这并非得益于自由派的改革与市场，而是依靠能源和其他原料的出口，出口的方向是20世纪60～70年代就确定好的。实际上，这是对以前苏联政策的延续。只是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石油换来的美元主要用于扩大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而叶利钦时代，同样是这些美元，喂肥了为数不多的大亨、有影响的官员和一些地区的领导，由此使这些新精英们的特权扩大了几倍。与此同时，新的地矿资源的勘探大大削减，开采领域也远非所有的技术设施都得到了改善。
原料产业、冶金工业、首先是燃料能源综合体，这些在近十年、甚至在更长的时期内，都毫无疑问仍然将是俄罗斯经济的基础。1998年和1999年，按产品销售额，排名前十位的大公司有 “天然气工业公司”、“统一动力公司”、“卢克石油公司”等六个石油公司，还有“诺里尔斯克制镍公司”和“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些公司同时也出现在市场价最高的名单之中。
按照利润排名前十位的成功公司中包括“俄罗斯-萨哈金钢石公司”与“北方钢铁公司” 。但是，原料行业获得的不菲利润，几乎没有投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1991～1996年，俄罗斯钢铁制造业在工业生产总量中占的比例从31%下降到16%，轻工业所占比例从12%降低到2%。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降低到原来的一半。投资总量中按照比例计算，机械制造从10%降至5%，农业从32%降低到10%，而原料行业比例从10%上升到46%。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并不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表现，而是健康发展的征兆。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在《输出原料并不可耻》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没有必要以‘盘剥原料行业’为代价，来扩大对农业和加工业的补贴或是对工业的拨款。”俄罗斯需要的不是恢复机械制造业与其他“死胎式的工业综合体”，而是发展更强大的原料行业。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7)
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公开的殖民思想，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俄罗斯的原料是宝贵的商品，加速生产用于出口是不理智的行为，毕竟也应当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些。我们的原料行业只能为一小部分人提供工作机会与饭碗。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企业位于俄罗斯的偏远地区。1996年，原料出口占俄罗斯对外出口总量的70%，占物资生产总量的3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但在这些行业只有300万人就业，也就是说只占俄罗斯工人总数的5%。
俄罗斯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这是人所共知的。据专家1992年估算，国内已探明储量、经过计算、纳入平衡表的50种矿产就有30万亿美元。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再有如此丰富的木材、淡水和洁净的空气。俄罗斯经济的落后与人民的贫穷是对20世纪俄罗斯所有领导人的批评，也包括对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派的批评。
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是人民的财富，不能将其私有化。这些资源是丰富的，但并非不会枯竭，因此销售资源换得的财富，应当服务于俄罗斯整体的发展，包括工业、农业、科学与科学密集型产业、教育与文化体系。国家有义务保证这些。不过，在格列夫制定的经济发展纲要已经公布的那部分里，并没有国家监控国民经济基础行业、首先是燃料能源综合体的内容。这引起尖锐的批评，也是很公正的。
早在1998年8月17日之前，市场就开始将俄罗斯的经济转向加工行业。1997～1998年，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中，排名前二十位的有两家航空工业公司、红色索尔莫沃造船厂、“波罗的海”啤酒厂、“费莱茵”制药公司、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伏尔加钢管制造厂、巴什基尔制镍厂，两家轮胎厂和列宁格勒钢铁厂。这一健康趋势在1999～2000年也得以保持，新加入到此排名表前几位的有：“卡马兹汽车厂”、“莫斯科人”汽车厂、“别尔姆”发动机厂、“顿河烟草公司”等等。 但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近些年来，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的，正是原来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科学密集型企业、或者说是高科技企业，其中当然也包括国防工业的一些军工厂。
这个问题最近两年引起俄罗斯报界的特别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普京总统的担忧。普京说：“世界市场越来越指向创新领域，指向科学和技术的新经济。在这个市场的竞争中，我们输掉了。” 这一失败很让人沮丧，因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许多科学密集型行业中还丝毫不逊色于欧美，有些行业中生产的产品不仅符合、而且有时还高于世界标准，而价格却便宜许多。但是，苏联那些行业中的大部分都与武装力量的利益有关，因此国家调控的水平和保密程度都很高。这些行业的维持与发展以及军转民项目等，没有国家的帮助都是不可能的。而国家又意外迅速地（也没有足够理由地）不再履行自己的责任了。
今天俄罗斯在科学、科学密集型行业与高技术领域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尽管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如此。俄罗斯仍然有六十多个“科学城”，独一无二的科学、生产、教育中心，其中许多都是犯人们以艰苦的劳动在20世纪40～50年代建成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核武器、导弹技术、宇宙研究、生物与生物辐射研究，同时也用于一些基础科研项目。这类中心有些已经适应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但另外一些还需要国家的帮助。
俄罗斯在核能和整个宇宙行业领域的实力相当强。甚至美国一些公司的卫星也用俄罗斯的运载火箭发射。美国航天飞机发生事故，七名宇航员牺牲之后，美国不得不停止在2003年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这一年只有俄罗斯向国际空间站输送了新的人员。俄罗斯在飞机制造业也占领先地位，包括军用飞机与民用飞机。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十年来，俄罗斯的民用飞机在国际航线上没有发生过一次空难。但在俄罗斯，正是飞机制造业陷入了困境，只有靠国家的积极帮助，才能找到理智地走出困境的办法。
举个明显的例子。一架老的车床还能工作许多年，尽管生产率会降低一些；但已经陈旧的飞机必须停止客运飞行。为了研制现代化的新一代客机，从设计到批量生产，需要10～15年的时间。这样的资金周转周期不可能引起私人投资者的兴趣，尤其是在一个刚刚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里。但负责运输乘客的航空公司就完全不同，尤其是国际航线（甚至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也很愿意投资，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外汇收入存入他在瑞士新开设的私人银行）。
但是，甚至是质量特别好的苏联飞机也不能无休止地服役，而90年代，国家很少向国有飞机制造商们提供帮助。结果导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危机不断发展：小的航空公司要么是被吊销运营许可证，要么是干脆自己停业；大的航空公司则开始租用欧美生产的客机。
解决这一尖锐矛盾的时间还没有被完全错过，但只有依靠国家的帮助才能找到出路。国家也不应该甘心听任原来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破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讲究市场规律。因为大型飞机、轮船、潜艇的制造，不可能只是依靠字面理解的市场经济原则。
俄罗斯研制与生产的某些种类的激光，超过了西方同类产品。按照专家的意见，俄罗斯符合世界水平的行业有：新材料、催化化学、生物技术、应用数学与程序设计、原料开采与加工厂技术、超导体与激光技术、非传统能源、电子、微电子等。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8)
上述领域的一些方案，俄罗斯今天可以独立研制，但也可以本着互利的原则，与西方公司合作。近两年俄罗斯报界刊登了许多文章，介绍莫斯科、杜布纳、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等许多城市的俄罗斯学者独特而有商业前途的研究项目。尽管20世纪90年代曾有近一百万俄罗斯学者与工程人员移民去了其他国家，专家认为，目前俄罗斯学者与科研工作者占世界总数的12%（美国占世界总数的25%）。新西伯利亚的学者兼研究人员伊戈尔·库兹涅佐夫说：“现实经济部门中，与其他那些把资金投入原料加工业的、没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们相比，能最先得到高技术的企业家们可以领先几十年的时间。”
早在苏联时期，在各个科学实验室里就研制出各种不寻常的材料与生物制剂，但数量甚微，只够从事科学研究所需。没人想过，可以将这些发明用于商业目的。这不仅是因为此类项目大多属于机密，而且苏联的科研所也没有商业兴趣。现在，这一商业兴趣出现了。因为很多情况下，科研所需要自己创收，以维持科学研究的进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消息，如萨罗夫市阿尔扎马斯16号原子能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研制出加工金钢石的独特工艺，并计划每年增加生产3000～4000万美元的金刚石首饰。
当然，在发展与鼓励新技术工业的所有做法上，不仅要依靠有经营头脑的学者，同时也要依靠国家，因为国家是大多数科学含量高的生产与科研中心的所有者。国防与高技术生产领域的一些最权威的专家提醒，俄罗斯要有效地支持与推动这些行业，现在所剩的时间仅有5～6年了。其中很多事情还是靠老一辈专家们和传统在支撑着，有些科研设备从70年代末起就从未更新过。
众所周知，印度将经济发展计划立足于发展信息技术，而且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俄罗斯来说，产生这一信息技术飞跃的起点条件，比起几年前的印度应该要优越一些。假若国家与公司能够关注许多离开俄罗斯的年轻学者们，能够提供给他们可以接受的工资条件，他们还是愿意回国工作的。甚至在国家非常困难的1946年，也因斯大林大幅度增加了对科研的投入和科学家的工资，而保证了苏联许多科研领域在战后的高速发展。
俄罗斯的科研水平现在只逊色于美国，对俄罗斯来说，这仍旧是一个强大的资源，也是21世纪世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对俄罗斯民族科学工业政策详细理顺与分析之后，该领域的两名首席专家多尔戈拉普捷夫与鲁班诺夫写道：“今天世界上只有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是全面展开的，这决定了现代社会在战略方向上的发展速度。问题不在于缺少取得应有发展的资源，而是科学工业政策主体缺乏活力，国家政治意志薄弱，社会道德败坏，再加上近年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历史失败者’心态。”
改变这些客观与主观状况的时间还有，但是已经不多了。
在不破坏经济的前提下偿还债务
2001年春天，拖延向巴黎投资者俱乐部还债事件的发生，使外债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关注的中心。困难相对来说很快地解决了，但报界就此的辩论持续了很久。
据专家估算，到2000年3月，俄罗斯的外债总额为1580亿美元；而到2001年3月，外债总额为1490亿美元；到2002年1月，外债总额变为1450亿美元。此时俄罗斯的内债大概相当于250亿美元。
对于了解俄罗斯国民经济总产量、外贸额、自然资源总量的专家来说，外债的数额并不十分巨大。亚洲、拉丁美洲、东欧许多国家，人均外债负担都比俄罗斯要沉重得多，而美国内债则有几万亿美元之多，但这并没有让美国的有价证券持有者感到担忧，他们还认为美国的有价证券是世界上最可靠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
俄罗斯的债务问题中，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数量，而是明显的不合理性。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苏联和俄罗斯开始是借出，后来是借入债务，做得都太轻松，并没有关心如何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或是别人的总计数百亿美元的债务。俄罗斯没有形成国家管理债务的清晰有效体系，而财政部长几乎每年更换、政府也常常更迭。对于许多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们来说，偿还巨额债务的义务本身就是出人意料的。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向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伊拉克、古巴、尼加拉瓜、越南和其他亚非拉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俄罗斯人可能已经不寄希望于这些国家能偿还这些债务，而是要将其作为冷战的结果而忘却。
80年代初，石油价格的下跌使美国与西欧国家倍感轻松，但却使苏联的经济环境恶化了。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主要来源就是石油换得的美元。改革与“新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对国家不利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苏联对内和对外军事、政治义务在不断缩减，但是比财政收入减少的速度要慢。这就增加了国家领导对外部财政来源的兴趣。
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大胆向西方国家借债”的口号持谨慎态度。“我们如何偿还这些债务呢？”他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过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尼古拉·施米廖夫回答戈尔巴乔夫说：“历来没有人去偿还债务，大家偿还的是债务每年的利息。”很难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在苏联解体前的短暂三年内，俄罗斯向西方国家借了500多亿美元的外债，其中200多亿美元是戈尔巴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借来用于国防工业的军转民项目，10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子工业，还有50亿美元预计用于向冶金、化学工业与机械制造等行业投资。但是有足够的理由猜测，从国外得到的大部分美元并没有投资于有前景的项目，而是作为财政的日常花销了。而且外来的几百亿美元甚至没能缓解俄罗斯急剧的通货膨胀，也未能避免国内极度的商品紧缺。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9)
1991年11月，苏联的外债超过了800亿美元。苏联国库里既无美元，也无黄金储备。苏联外贸银行也不再办理个人外币存款账户。银行门口排起长队，主要是那些曾在国外工作过的苏联专家，他们的美元都是在国外诚实劳动挣来的，现在要求银行还给他们。戈尔巴乔夫屈辱地向英国首相梅杰求助：“请以您能接受的任何形式”紧急提供1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目的是偿还苏联外债的利息。 这一请求甚至未被考虑。戈尔巴乔夫“改革”末期，很多人都觉得很意外，苏联居然由债权国变成了破产的国家，至少在财政方面如此。毫无疑问，财政灾难是苏联解体的几个重要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领导层被自己的新处境蒙住了眼睛，他们相信自由化改革很快能够成功。新的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努力免除苏联的一部分外债，而是将外债重组，并宣布继承前苏联的全部财政义务。尽管经济失败接踵而至，可几年之后也未能换来政治上的清醒。
为了摆脱债务的泥潭和延缓偿还债务的日期，俄罗斯领导人又开始向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中心请求财政援助。这时，西方的援助已没有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慷慨，但数额仍非常巨大。但这些新的债务也未用于什么新的项目，而是用在财政需求、选举活动和向军人和公务员发放工资上。结果，在苏联外债加上利息已经达到1020亿美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俄罗斯的国家外债。到1998年末，各种方法计算结果显示，俄罗斯所借的新外债有600～710亿美元。如果说苏联时期的外债可以延期支付，有些还得以取消（如向伦敦投资者俱乐部所借的），那么享有主权的俄罗斯所借的债务则必须如期偿还。
1999年，俄罗斯将100亿美元用于偿还外债，但这一数额的大部分消耗在偿还利息上。2000年，俄罗斯向债权国支付了不少于110亿美元，其中只有20亿美元用于债务基数的减少（而不是用于支付利息）。2001年俄罗斯用142亿美元偿还外债，其中50亿用于外债数额的减少。
2002年的经济增长，再加上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保持高水平，这就使俄罗斯当年比较轻松地偿还了160多亿美元的外债。有些债务甚至是提前偿还的。俄罗斯通过谈判方式将一些苏联时期的部分外债免除了，比如苏联欠民主德国的60亿美元外债。既然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俄罗斯继承苏联对民主德国的外债也就显得毫无必要了。从2000年3月到2003年3月，俄罗斯的外债总额降低到1300亿美元。预计2003年需要偿还外债195亿美元，也就是说到达顶点。实际上，这一数字得以降低到160亿美元，而且一切偿还外债都从财政预算的额外收入中支付。2001～2003年，俄罗斯联邦的财政预算出现盈余，而国家财政的外汇储备达到了560亿美元。俄罗斯和苏联的外汇储备都从未达到过这样的水平。不过，俄罗斯的财政状况仍然很艰难，因为据专家计算，即使是到了2008年，俄罗斯需要偿还的外债还不少于150亿美元。俄罗斯的经济需要现代化，而世界经济环境并不稳定。
早在1998年末，西方与俄罗斯的许多专家就声称，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很快破产。按他们的估计，俄罗斯甚至无法支付外债的利息。这一情况没有发生。俄罗斯的经济与财政要比预想坚固得多，而政府与总统的政策比西方许多观察家的预计要更加明智。俄罗斯继续就重组苏联外债问题进行谈判，也一直在与向俄罗斯借债的那些国家谈判，争取这些国家偿还哪怕部分欠债。今天，非独联体国家欠俄罗斯近850亿美元，独联体国家欠50亿美元左右。非常有前景的做法，是用新企业的股份抵消债务，也就是将债务变为投资。还存在着其他许多途径，可以节省国家的支出与资源、提高俄罗斯经济效率。俄罗斯无论任何时候，再也不应该像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代那样，向西方国家伸手乞讨了。
还是在1997年夏天，西方私人投资俄罗斯股票与国家短期债券的潮流涌向俄罗斯，当时俄罗斯的基金市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而丘拜斯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财政部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政府与国会提交的第481号报告中谈到：“叶利钦政府正在为自己挖掘一个财政大坑，西方允许俄罗斯联邦与地方政府用吸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可能给西方自己带来很大的不良后果。流向俄罗斯联邦的债务，让人联想起如鼠疫般传遍俄罗斯的金字塔模型，最后导致几百万的投资者手持一文不值的俄罗斯证券，并引起金融与经济危机，到那时就需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墨西哥风格’的援助，也需要来自美国、欧盟与日本的担保。克林顿政府需要采取的行动是，说服克里姆林宫采取从金融角度更为负责的政策，不应该再借更多的外债，而是放慢借债的速度，降低国家有价证券的利息，并且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寄存于第三方来偿还证券债务。”
美国中央情报局建议克林顿在八国首脑峰会上向叶利钦施加压力，以得到俄罗斯的特别保证，此保证的抵押物有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金钢石和其他矿产。中央情报局建议美国国会就俄罗斯面临的金融危机举行专门的听政会。这些建议不仅摆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桌面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能阅读译自英文的报告全文。但在199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0)
这一危机的发展并非“墨西哥风格”式的，俄罗斯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了后果，但我们应当吸取这一惨痛教训。
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合作的基本方式不应当是借债，而应该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外国投资总额不大，到1994年，每年还不到10亿美元，1995～1996年，投资额增加到每年近20亿美元，1997年甚至达到近50亿美元，但是1998年数字又降低到25亿美元。于是许多经济学家说，“俄罗斯将被西方工商界持续遗忘几十年”。但到了1999年，外国投资又上升至近43亿美元，到2000年重新超过了50亿美元。乐观者估计，2002年西方直接投资可能增加到近100亿美元，但实际数字只有60亿美元左右，而俄罗斯的投资潜力超过这一数字几倍。
与国外投资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令俄罗斯非常头疼的资本流失。这里指的并非俄罗斯的富商与富人们愿意将资产存入外国的银行而不是俄罗斯银行（俄罗斯的银行现在信誉如此之低，这种现象也是自然的。甚至俄罗斯中央银行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西方银行，或将其投资于更可靠的西方国家证券中）。毕竟这些钱仍然是俄罗斯的，也可以用于俄罗斯的国家需要。谈到俄罗斯的资本外流，首先指的是，俄罗斯商人、高官与犯罪行业大亨们的大额非法收入。他们害怕将自己的资产留在俄罗斯。这些基本上是抢来的、或是在俄罗斯经济的混乱中“混水摸鱼”弄来的财富都从俄罗斯永远流失掉了。
流入西方的资本，其来源的那些商业形式，大部分在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在俄罗斯，主要是由于高额的税收与立法的漏洞，这些行业采取了半合法或是“影子”经济的形式。甚至最发达的国家也无法完全摆脱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专家认为，在英国和日本，“影子”经济的份额占11%～13%；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影子”经济的周转资金占20%～23%；而在希腊和意大利，比例甚至超过25%。但是在俄罗斯，许多专家评价，“影子”经济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为30%～40%。俄罗斯自2001年开始实施新的税收法，应当使俄罗斯经济的很大部分由“影子”经济变为合法。那么从俄罗斯流出的资金还有可能重新回来。
据各种估计，1992～1998年，从俄罗斯失控流出的外汇为150～250亿美元。最常见的路线是瑞士、塞浦路斯、卢森堡、摩纳哥和加那利群岛。钱款通过商业银行，或者是以现金的形式流出。西方报界举例说，对于当地商人来说无比惊讶的是，俄罗斯商人在购买不动产时，从100万到1500万的巨额都用现金支付！半合法、非法携带外币出境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1998～1999年冬天和1999年上半年，俄罗斯流出的外汇得以减少，办法之一是，让外贸商将其外汇收入的75%卖给国家。按照一系列专家的意见，1999～2000年，外汇的流出停止了，另一些专家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专家说，有征兆表明，俄罗斯境外资本有一部分回到国内，投向了利润最大的行业。是否可以加速这一过程呢？
一些商人和政治家建议，对俄罗斯1991年之后的所有资金宣布“完全大赦”。但是“大赦”反对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大额的资本，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往往已运到国外的，毕竟来源不尽相同，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处理态度。而且，只有国家杜马才有权宣布大赦，而杜马未必会对“所有人”都实行大赦。通过更加爱护现实经济的立法、减少税收的种类与数额、国家的总体稳定与经济增长、坚挺的国家货币这些因素才能把先前从俄罗斯流出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吸引回来。
当然无法保证不使用“警察式”的方法，包括国际刑警的方法与手段。各个国家的金融界，今天都比10～15年前要“透明”得多，为“脏钱”洗钱的银行也越来越少。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使主要来自毒品业的脏款“洗钱”变得更困难。西方也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地忍耐俄罗斯私人商业银行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而形成的债务。当资金达到几千万和几亿美元的数额时，是不存在秘密的。
有很多办法可以了解到俄罗斯官员们企图隐藏在境外银行的非法账户信息。1999年，国际刑警建立了不少关于俄罗斯富商的卷宗，包括以现金购买昂贵的不动产等。西方有些国家打算在未得到俄罗斯请求的情况下独立行动，比如调查在俄罗斯政界与商界远非无足重轻的人物巴维尔·博罗金。
早在1992年，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就宣布，要找到并挽回神话般的“苏联共产党经费”。盖达尔与“克罗尔”侦探公司签订合同，这是世界上当时被认为是承担类似业务最好的侦探公司。俄罗斯政府付给“克罗尔”公司2000万美元的报酬，但经济侦探的所有努力都毫无结果。该公司领导说，这是他们25年工作中最大的失败。但是1999年一些西方投资者仍然求助于“克罗尔”公司，想调查清楚拖欠他们债务的俄罗斯富商们的财产数量与秘密账户。
这个例子证明，挽回从俄罗斯非法运出国境的资金与建立贷款和还贷的文明体系，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共同任务。2001年，俄罗斯成立的经济监控与金融侦察机构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众所周知，建立此机构的倡议得到了普京的积极支持。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1)
鼓励地方的主动权
1998～1999年，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危机接踵而至的时候，叶利钦有时也因病几个星期不到克里姆林宫办公。与中央政权机构相比，地方政权机构显示出更大的稳定性。大多数地方领导的责任感与独立性，缓解了经济危机和其他失误的后果。但在这个时候，有时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联邦政权体制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合理的自治往往发展成各自为政，重视地方特色演变成地方主义。分离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俄罗斯的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些地区的经济困难也越来越严重。
俄罗斯联邦机构远不是非常完美，因为这是近百年来在各种原则与动机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有78个省，其中一半左右是在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省的行政区划在苏联一直保留至20年代末，之后被改造为州、边疆区与自治共和国。3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接受中央的统一管理，最大的州和边疆区被拆分成为小的州和边疆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0年建立了52个联邦主体。1975年，同样的国土上已经有86个区域单位。
如果说俄国那些省在划分时没有什么民族特征，那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考虑到了最小民族的利益，但是很少考虑经济因素，在州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划分中，完全忽视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因素，大企业由中央统一管理，而各个州只负责管理地方工业。
俄罗斯联邦共包括89个主体，其中有49个州，6个边疆区，21个共和国，10个民族区，1个自治州与2个直辖市。联邦的各个主体不仅能力不同，权力也不同。考虑到对地方领导的支持，叶利钦并没有阻止许多权力流入州长与共和国总统手中，甚至地方通过与联邦立法相违背的法规时也未被加以阻止。
这是一个需要逐渐理顺的矛盾过程。所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先从联邦改革与建立七个联邦区开始、并改变了俄罗斯联邦的地位与组成，也就并非偶然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增加，其正面因素也不少。许多失去了中央帮助的企业很高兴得到地方政权的支持，地方政权也愿意在所辖范围内，让所有的工业与其他行业的企业正常运转。随着区域自主权的增长，其文化潜力也有所增加。地方选举成为俄罗斯民主形成的重要部分。地方层面上，在管理土地产权、私有化、改革城市住房管理体系方面也进行了重要的试验。
俄罗斯的每个地区几乎都积累了对全国来说值得学习与运用的经验，许多地方领导因此在俄罗斯国内享有很高知名度。但在有些地区的经济创举与政治实践中也有不少不合理的做法。许多地区的贪污与犯罪现象非常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差距还很大；俄罗斯有很多地区人口很少，经济萧条落后，没有中央的大幅度补贴，他们就无法生存。
正因如此，可能会考虑加大联邦主体规模的建议。甚至有些实力很强的州也提出了合并的建议。比如克麦罗沃州州长阿曼·图列耶夫建议，将产煤区库兹巴斯与粮食产地阿尔泰边疆区合并，再加上石油开采基地秋明州。据一些专家的意见，联邦主体的最佳数量是30～35个。但这是一件长期的任务。
巩固与发展独联体成员国一体化
世界所有地区的一体化趋势都在加深。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苏联空间，占主导的是分离倾向。这未能给生活在这里的任何民族带来益处。政治家的失误与自负导致了几亿人口生活水平下降，所有新的国家都成为受害者，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在仍然没有彻底平息的军事冲突中，有几十万人丧生，几百万前苏联公民成为难民。
根本无需证明，俄罗斯不可能对独联体国家的状况漠不关心，而整个前苏联空间仍然是俄罗斯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区。俄罗斯联邦对所有独联体国家来说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中心，这些国家若是不与俄罗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想得到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家间的地理位置，国家大小，经济、文化与科学联系，统一的交通体系，还有从苏联继承下来的统一的基础设施所决定的。还有共同的历史，无论其中有些篇章是多么沉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强寻求和北约与西欧国家的新型关系。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与中国都努力发展政治与经济联系。但这些努力并未取得独联体国家政治精英所预期的成果。我们可以再次确信，无论在今天，还是更远的将来，没有俄罗斯的参与，独联体国家经济与文化很难发展，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干脆就是不可能的。独联体国家以前建立的大企业、疗养地、农业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是为了整个苏联的需求而设立的。摩尔多瓦、外高加索与中亚的主要资源，成功地补充了俄罗斯的资源，但对于西欧国家、伊朗、土耳其来说，并不具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各国的过境运输，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对这些国家本身都有重要意义。
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进程至今很缓慢，这类事情可能也并不需要操之过急，它需要的是一体化关系的可信与巩固程度。近几年来，相比之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展较快，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间的一体化进程要缓慢一些，进展更缓慢的是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各国，俄罗斯与没有加入独联体的波罗的海各国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最弱。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2)
但是，关于独联体毁灭与崩溃的说法与预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许多方向上，独联体内部得到巩固的不仅是经济空间，而且还有国防空间。在独联体领土上，现实存在着统一的信息空间。俄语仍然是独联体各国之间交往的工作语言，因此，独联体国家各企业间的商务信件仍然是用俄语写成的。如果不用俄语，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的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的企业之间，还能通过何种语言进行交流呢？
众所周知，2000年秋在阿斯塔纳签署了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宣言，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与塔吉克斯坦。宣言表示，在此联盟范围内，各国公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对方国家高校接受教育等。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没有参加这个新的一体化组织，不过，来自这些国家的公民正是占在俄罗斯临时工作的“外籍工人”的大多数。如果没有在俄罗斯工作的100万格鲁吉亚公民与100多万阿塞拜疆公民的帮助，这些小国家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我们看到，自下而上存在着一种自发的一体化，而以条约和协议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普京无论是在担任俄罗斯总理期间，还是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为了巩固独联体国家间的合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访问过了除格鲁吉亚以外的所有独联体国家，有些国家去了还不止一次。2000～2001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列昂尼德·库奇马、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会晤了20次左右。
独立国家联合体，这种国际上新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可以成为其他国家间组织的良好合作伙伴。十年前，独联体的成立减缓了苏联意外而迅速解体带来的冲击，减少了损失。有很多理由可以预测，这个联合体的未来是光明的。
发展与世界所有国家的合作
全球化与国际劳动分工问题是些特殊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几十年来，苏联是在封闭隔绝中发展，尝试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非依靠经济动机，而是按照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动机进行。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围城”式的政治与经济，50～70年代则是“冷战”式的政治与经济。俄罗斯的国民经济以及后来经互会国家的经济，都建立在动员项目的基础上，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军事工业综合体各部门的利益。
但今天，俄罗斯联邦坦率与真诚地声明，俄罗斯不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视为自己的敌人。冷战已经结束，总的来说，冷战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因为所有曾参加冷战的国家，都可以从其结束中得到益处，即和平的生活。不过，要想从封闭型的军事防卫经济转化到国际劳动分工与现代市场经济中，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时还伴随着痛苦，而且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完全结束。
当然，各种政治与地缘政治因素和动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作用于俄罗斯经济，只不过这些因素已经不起主要作用了。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排在首位的不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而是与俄罗斯人民的安全、幸福相关的利益，这也经常被称为国家利益。
从国家利益出发，俄罗斯应该恢复与东欧和中欧所有邻国间的合理合作。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各种联系的中断对双方都不利。不容忽视的是俄罗斯与土耳其、塞浦路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自发形成的经济合作形式，这些形式都基于大规模的旅游与规模大小不等的贸易。俄罗斯的普通公民踏出了这些方便的小路，并且也可以将它们变为很好的大路。这也涉及到与中国之间各种形式的小规模批发贸易。
西欧国家和日本首先需要的是俄罗斯储量丰富的燃料与能源资源。俄罗斯向这些国家的能源出口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并且在持续增长之中。俄罗斯的钢材、轧材及其他半成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出口到美国。但总的来说，扩大俄罗斯与北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潜力还不是很大，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是那句名谚：“海外的牛犊虽然便宜，但是运费太贵”，还有美国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直到2001年末，美国才考虑取消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抑制苏美贸易的歧视性法规。这些法规也曾针对新的俄罗斯。
俄罗斯在近10～15年将主要向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输出石油、天然气、化学产品、钢材以及其他种类的原料。但对于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来说，俄罗斯可以以一个工业强国，科学、文化与教育中心的身份出现。专家们不无根据地认为，仅靠向世界上的这些国家销售高技术产品，到2010年，俄罗斯就可以获取不少于1000亿美元的外贸收入。但另外一些专家说（其观点也是不无根据的），没有国家的支持，到2010年，俄罗斯可能已经不掌握新技术了。
俄罗斯的气候条件恶劣，所以这里的生产耗费要比世界上许多气候温和的国家高。因此，在工农业生产的许多部门，俄罗斯无法与欧洲和中国竞争，所以在这方面，生产的产品应该只供给国内需求就够了。但是，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各个重工业部门，俄罗斯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俄罗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应该被利用起来，服务于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北方的海上航线无愧于“伟大航线”的称号，应该将其提高到新的科学与技术水平上来；跨西伯利亚运输干线作为过境货运输线利用得很不充分；俄罗斯领空、领海的经济资源利用得也不好；俄罗斯的交通线是连接西欧国家与太平洋地区最便捷的通道，俄罗斯是世界上惟一在三大洋都有出海口的国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3)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需要俄罗斯”， 1998年盖达尔和丘拜斯圈子里的某个部长曾经这样说。同一年，法国政府中的一位部长曾说：“没有俄罗斯的欧洲是个残疾人。”以色列一位富有的农场主在莫斯科郊区租用了1700公顷的耕地，建立了兴盛的乳品农场。别人问他动机何在时，他回答道：“在哪里我还能经营如此大规模的农场呢？！”洛克菲勒获知俄罗斯中部的“金环旅游线”潜力之后非常惊讶，这位美国大亨说：“我是个富翁，但如果我能在你们国家工作，我用3年时间就可以让自己的财富翻一番。”而与此同时，在圣彼得堡，这座彼得大帝与十月革命之城，搬运工人正在从美国轮船上卸下几千吨的人道主义援助……
俄罗斯著名学者、数学家、环境学家与政治家尼基塔·莫伊谢耶夫院士2000年初逝世。他是许多经济方案，包括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各种计划的创意者。可是，在叶利钦与切尔诺梅尔金时代，这些计划都被排斥或是不被考虑。在最后的一批成果中，在 “濒死状态”这一形象标题的文章里，尼基塔·莫伊谢耶夫写道：“俄罗斯现在几乎没有从拉丁美洲的买办发展道路过渡到类似于日本的独立发展道路的机会。”
这位学者写道：“我今天无法成为乐观主义者。是的，我们还有机会，但我已经不相信能把这些机会利用好。我的悲观情绪有很多依据，因为想利用好我们的机会，国家的领导层要有足够的智慧水平，还要抛开政客作风与个人私利，抱着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真诚愿望；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们要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好俄罗斯的潜在能力，使全国对克里姆林宫有着高度的信任；还需要有相应纲领、并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威信的政党。很难想像，这一切会在近期内出现。正因此，我国发展的乐观道路是不太现实的。”
这些观点发表后不久，俄罗斯的状况发生了改变，而且是根本性的改变。克里姆林宫出现了能够审时度势、把握俄罗斯潜力的领导；他们拥有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真诚愿望；克里姆林宫出现了领导人，他也得到了人民的高度信任；国内发生了转变，从玩弄权术走向了有意识的、循序渐进的国家政策。虽然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威信与支持的政党与纲领还没有出现，但这一课题已经被意识到并开始成功地着手解决。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
2001年之秋--俄罗斯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
世界政治中的“地壳变迁”
俄罗斯和美国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是在2001年这一年的时间里。1～4月份还相当冷淡的俄美关系在当年夏天出现一些升温；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两国关系不仅得到改善，而且几乎达到伙伴的程度。在美国最困难的日子里，当美国社会承受着残酷无情和不知所措的复杂感觉时，是俄罗斯第一个向美国伸出支持与援助之手，没有这些支持、援助，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对国际恐怖势力给予迅速而且有效的打击的，也不可能成功地战胜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新危机。
当然，俄罗斯也有它的政治战略、战术考虑，但俄罗斯所关心的不仅是它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利益。当有人问起俄罗斯提供支持的价格时，普京认为在此问题上讨价还价不合时宜：“灾难已经来临，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帮助。” 俄罗斯的同情是诚心诚意的，遗憾的是，却不是俄罗斯国内和西方所有人都能理解，并能给俄罗斯领袖的高尚行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2001年秋冬季节，世界形势以及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变化幅度之大，使某些政治评论家把这种变化称作世界政治中的“地壳变迁”。俄美之间的新型关系没有通过什么协议加以巩固，它在当年12月就遇到了严峻考验。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仔细研究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在2001年的关系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俄罗斯与美国， 2001年寒冷的春天
2001年1月，美国新政府上台。人们预料到，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此之后会发生明显变化，但绝不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在总统竞选高潮的时候，小布什对比尔·克林顿总统和阿尔伯特·戈尔副总统的对俄政策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按照布什和他顾问班子的看法，布什和戈尔是想把俄罗斯转变成朋友，如果成不了朋友，至少应是一个驯服的小伙伴，但他们的企图最终彻底破灭了。布什等人得出这种结论的根据，不仅是由于叶利钦的不可预测和变化无常，而且也是叶利钦周围的腐败以及俄罗斯政府总理和副总理的频繁更换。
北约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明显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的反美情绪，同时也加剧了美国精英中的反俄情绪。俄罗斯处在双重压力之下：来自西方的北约军事力量和来自南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这种极端势力的军事组成部分——国际恐怖主义。但这些威胁却成了促成普京上台的主要因素。
在布什周围，认为俄罗斯还要继续衰败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并不算小的核潜力以及它针对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伊拉克、古巴所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又让美国感到担心。据推断，只有布什才有能力终止俄美之间的各种游戏，他不会向俄罗斯做出任何让步——不管是反导问题，还是北约扩大问题。
在布什最初就对外政策所作的声明中，关于俄罗斯的词句很少。布什说：“我们的对俄政策将在原则上有别于前一段时间。我们自己不会，也不鼓励别人把钱投给这种体制，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把钱用在什么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钱不是用在发展市场和经济上。在俄罗斯进行经济和法律改革之前，在俄官僚体系反腐败没有明显结果以前，我们不打算改造俄罗斯了。” 这话传到克里姆林宫，接受起来非常痛苦。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向美国总统和国会上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题为《2001年的世界威胁》，这份报告包含很多对俄罗斯的指责。按照对美利益威胁的等级划分，中东被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拥有核潜力的俄罗斯。特尼特最不满意的是俄罗斯增加国防预算，他用限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当局与寡头的斗争。在乔治·特尼特看来，国际恐怖的危险远远小于俄罗斯与中国、印度、伊朗和伊拉克的合作。
2001年2月，曾经有人企图取消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单独对俄机构。美国当局的某些高层人士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俄罗斯今后不过是个二级优先方向，没有必要赋予俄罗斯什么特别的意义。美国要和俄罗斯一对一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少了。如果美国觉得俄罗斯提出的倡议还算理智，那就会准备研究研究这些倡议，但美国不会主动向俄罗斯提出建议。”类似这样的声明和言论不止一个。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两个对俄罗斯非常不友好的决议：一是涉及俄罗斯的车臣政策，二是俄罗斯对古巴的政策。
2001年3月，美国突然宣布要驱逐50名俄罗斯外交官。莫斯科马上发表声明，声称俄罗斯在此情况下也要驱逐50名美国外交官。“间谍丑闻”就好像新的冷战开始。在此之后不久，俄美双方相互驱逐了4个使馆工作人员，媒体对该事件的追踪、评论持续了很久。布什总统4月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尊重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人能够等待下去，他们自己会体会到这一点的。但我们不希望看到，签订反导条约的1972年成为我们相互关系的计时点，就让2001年成为俄美关系的计时点吧！” 对俄罗斯来说，布什这种观点是不可接受的，因为1972年是苏联和美国关系缓和的开始，在接下来的25年里，两国签署了30多份重要协议，其中很多协议都和反导条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
布什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精通俄语，她的言论往往是非常奇怪的混合物。她一方面说要尊重俄罗斯的文化，另一方面却坚信美国在经济、智力和精神上的优势。赖斯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说：“谁也没想把俄罗斯挤到边缘。如果有谁认为，虚弱的俄罗斯对美国有好处，他可就犯了错误。但是，强大的俄罗斯暂时只是幻想……俄罗斯把普希金、陀思妥托耶夫斯基、马列维奇、拉赫曼尼诺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献给了世界。有那么一天，新俄罗斯天才会重新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美国将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对俄罗斯也如此。我们可以尽量让俄罗斯相信，我们欢迎俄罗斯存在于世界重要国家的行列中，尽管这是有条件的。俄罗斯自己的行为举止也必须得当。我们可以给他们指出一条道路，告诉他们如何才能到达终点。但这需要的不是敌意，而是顽强的、创造性的外交。”
在美国新政府中，不太了解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那些人，对俄罗斯的藐视程度就更深了。布什的一个顾问大喊道：“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冷战？一方是一个自信强大的美国，它所依靠的是历史上最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是孤独虚弱的俄罗斯，社会精英已经迷失方向，它的经济一年前才停止持续10年的下降。”
2001年4月底，乔治·布什在他就任总统100天的时候发表讲话，但在讲话中，即使在国际政治这部分也只字未提俄罗斯。布什列举了三组国际问题：中东问题、对华和台湾关系、北约问题。布什在解释反导计划时强调，美国应该把自己的立场明确告知欧洲盟友，但闭口不提莫斯科对此计划的反对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年4月进行的国情咨文中，既没有说反导问题，也没有提到美国。在当年7月热那亚“八国峰会”之前，俄美两国总统没有安排任何会晤的计划。
历史学家指出，几乎所有美国总统在入主白宫第一年，都很少过问对外政策问题，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问题上，但反导问题却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内问题。美国政治家们决定不理睬中国的反对声音，也很藐视俄罗斯的反对态度，尽管俄罗斯声称，如果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俄罗斯将要废除所有限制核武器的条约，并将军费开支增加一倍。但是，美国不能藐视欧洲盟友的态度，欧洲盟友无法接受美国只关心自身安全的自私想法。与此同时，欧洲的政治家和专家们也不太相信美国超级反导系统的有效性。
法国《快报》刊登了一篇讽刺意味很浓的文章：“布什在五角大楼主帅拉姆斯菲尔德的支持下，打算在美国的天空部署一个雷达、探测器、反导导弹、卫星杀手相互连结的防护网络，这个方案造价 600亿美元。按照布什的观点，克林顿在任时对反导问题过于谨慎。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还可以对它进行研究。但今天这个计划却已经破坏了世界上的战略平衡。从里根时代开始，‘星球大战’所赋予的作用就是共和党的一个神话。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布什奉行的实用主义和他在反导问题上的‘唯意志’做法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对比。美国国会先前推动反导问题，华盛顿的权势集团热烈鼓掌。比尔·克林顿时代不太受宠的军人们看到了重新从国家手里获得武器订购资金的希望，武器生产企业欢呼雀跃。与此同时，美国的决策者周围也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著名的智囊团不仅批评这个计划的高额成本，而且还指出它的技术风险，因为反导的技术可靠性远远没有得到完全证实，上一年进行的两次试验都已失败，接下来的试验又不止一次被推迟。”
让美国战略家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俄罗斯就反导问题得出的结论赢得了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理解。
俄美总统在卢布尔雅那和热那亚举行会晤
就反导这一重要问题，布什和他的班子不与北约盟友协商是不能做出最后决定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都坚持要与北约盟友就此问题进行磋商。2001年5月，布什做出访问欧洲的决定，但访问的准备工作表明，布什在欧洲的几个重要国家将不会受到热情款待，只有波兰怀着激情期待着布什的来访。鉴于此，美国开始考虑，应该对这次活动进行适当调整。
也是这年5月，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接见学员并发表讲话之前，给普京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的谈话虽然很短，但毕竟是对话的开始。普京建议讨论内容更广泛的，不仅巩固美国安全、而且可以巩固整个世界安全的“限制进攻性武器——反导弹防御”计划。俄美双方最后敲定，在布什访问北约国家之前与普京举行会晤。
6月23日，在斯洛文尼亚风景如画的卢布尔雅那，布什与普京举行会晤。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
尽管普京在会晤中提起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但布什尽量将整个会谈题目控制在反导问题和伊朗、利比亚和伊拉克对美国的威胁上。布什事后证实，他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对普京说：“请您看着我！如果您觉得我竭力想把自己摆在你的上方，企图削弱俄罗斯，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可以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外交谈判。您应该明确，我对您是不是有敌意，是想降低俄罗斯的地位，还是想找个可以与其生活在一个世界上、而且可以进行交易的朋友和盟友。如果您的看法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进行一段有趣但很简短的谈话，然后我们出去会见记者，要做出‘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很好的谈话’的样子。”布什认为，他自己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3)
普京也向布什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像不像一个“对美国很恶毒，不想和美国交易，不想与美国友好的人”。布什认为普京这个提议很好。布什当天在回答他的“谈话者是个什么样的人”时说道：“我看了这个人的眼睛，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已向他发出秋季到我的得克萨斯私人农场做客的邀请。”布什这些话引起美国媒体的很多讽刺性议论，美国媒体此前对普京没有什么好印象。
布什和普京在卢布尔雅那的会晤不是谈判，这是两个年轻总统之间的一次谈话，他们都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布什还说：“我们都很年轻，为什么要让过去束缚呢？这不是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谈判。我们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赋予布什—普京会晤一个新的内容呢！从长远说来，我们的问题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您是欧洲人，是一国总统，您在北约没有敌人，北约对您有好处、没有坏处，北约不会给俄罗斯增添任何问题。”
当然，普京总统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他在会谈结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北约和反导给俄罗斯带来的问题。但普京准备在“卢布尔雅那气氛”下与美国讨论这些问题。总的来说，普京对卢布尔雅那会晤很满意。他在7月份会见意大利记者时说，对他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结识了布什并与他举行了会晤，听到了对方所陈述的论据。“你们明白吗？当两个拥有巨大核武器国家的领袖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时候，应该对谈话者以及谈话者的语气都有所感觉。”
在热内亚峰会之前，普京几次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谈到反导问题。他非常明智地指出，所谓的无赖国家在30～40年内都造不出洲际导弹，制造这种导弹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经济，拥有这种经济水平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国家。普京确信，美国研制的反导系统没有多大有效性。是的，这一系统也许能够对抗1个，或者10个、20个导弹，但如果上百个导弹在几千个虚假弹头的掩护下，以6～7公里/秒的速度进攻美国，美国的反导系统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导弹和反导导弹以相对对方15公里/秒的速度运动，在此情况下，谁能决定最终结果呢！
对俄罗斯来说，美国的反导系统并非不可越过的障碍。从俄罗斯的安全角度看，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改变不了什么，但与反导条约紧密相连的其他条约一旦全部崩溃，将会破坏世界的稳定。更何况，美国的反导系统主要是导弹。要知道，完全可以研制出将核武器运抵敌对国的其他方式。
热那亚峰会在2001年7月20日开始。会议日程包括很多问题，从世界的贫穷问题到克隆人问题。八国首脑通过了有关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但在保护大气层的《京都议定书》上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通过了这个文件。布什宣称美国支持与全球变暖斗争的共同事业，但他表示美国不能接受《京都议定书》中的一些指标。就连美国的盟友都觉得，美国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八国峰会”的全体会议上没有讨论反导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成了7月22日俄美元首会晤的关注焦点。“八国峰会”的所有参加国都非常关注俄美领导人此次会晤的结果。
就反导问题，普京没有从以前的立场上退让，但他用更灵活的词句把俄罗斯的建议表达了出来。普京说，在不破坏国际协议整个基础的前提下，可以对1972年签署的条约进行修改。如果美国同意俄罗斯的看法，俄罗斯将不反对美国进行一些单独的反导系统试验。俄罗斯掌握的资料表明，所有这些试验都以失败告终。布什认真听取了普京的看法和建议，但他还是重复以前说过的那些话：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阻碍美国部署反导系统，妨碍美国应对新的威胁，所以美国仍然保留退出反导条约的愿望。但布什在这儿也说了这样的话：俄罗斯不再是美国的敌人，世界安全的威胁不再来自俄罗斯，美国需要和俄罗斯一起构筑世界安全新格局。未来可以考虑俄罗斯加入北约问题。
“八国峰会”之前，曾有消息说一号恐怖分子本·拉登要对峰会现场实施空中打击。尽管有些专家认为这是虚张声势的把戏，但意大利政府还是本着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说法，对“八国峰会”的举行地点做了更改，热那亚的领空对外关闭，意大利空军歼击机昼夜在空中巡逻。最让会议主办国感到麻烦的是几千名反全球化组织成员，其中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在热那亚的街头广场举行示威，还与当地警察发生了冲突。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组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
与一年前的冲绳峰会相比，热那亚峰会的总体气氛要热烈许多，在布什与普京的会晤中尤其明显，会晤时间长达几个小时。意大利《共和国报》文章说：“政治家的会晤都很成功，每一方都获得了对己有利的某种结果，尽管这种结果可能是暂时的。乔治·布什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会晤是在罕见的一致和节日般的气氛中结束的，这让欧洲领导人和世界媒体感到震惊。的确，布什想得到进行反导系统初级试验的自由，他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别的不说，它让希拉克、施罗德等一贯反对美国部署国家反导系统的欧洲政治家心烦意乱，他们长期所坚持的反对立场曾让华盛顿的鹰派感到难以忍受的气愤。至于普京，他所得到的是，他本人和俄罗斯人最需要的来自外界的尊重和其自身的重要价值。让普京以平等的身份参加系列磋商，布什就好像以此向外界表明：俄罗斯经过20世纪90年代整个10年的衰败以后，最终重新成了美国要对话的国家之一，俄罗斯转变为美国应该与其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美国将对俄罗斯更加关注，甚至超过它的欧洲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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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普京和布什热那亚会晤的积极成果并不证明，俄美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大转弯。所改变的只是相互关系的气氛、风格、水平和规模，但不是关系的本质。
普京没有对美国进行反导系统的初级试验表示坚决彻底的反对，但他从热那亚返回莫斯科后，就要求国防部加快准备15年来最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和导弹力量军事演习。洲际导弹的打击方向和战略轰炸机的飞行线路，是按照“假想敌”的方位来确定的，它不在俄罗斯的南面，也不在东南，而是在俄罗斯的西北和东北方向。按照所有大国的通行做法，演习区域核导弹的飞行区事先都已经确定。五角大楼和北约总部早已做好密切关注、跟踪俄罗斯军事演习的准备。
9月11日早晨，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注视着俄罗斯战略力量最大规模的演习。布什这一天到了佛罗里达州，去会见当地一所学校的学生(总统选举结果表明，布什在这个周的支持率很高)。
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意外而且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改变了世界局势和所有领导人的计划。
隐蔽敌人对美发动战争
无论从事件规模和策划程度，还是罪恶计划的成功实施以及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来看，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事件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意外而残酷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效应是不同寻常的强烈，它既展示了制造恐怖事件的新方法，也展示了大众传媒的新作用——来自美国的破坏画面被大众传媒及时传送到整个世界。
恐怖分子不像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爆炸房屋那样选择夜晚作案，而是选择大白天发动恐怖行动。几十亿人通过电视机的荧屏当时就看见纽约两座摩天大楼倒塌和五角大楼的废墟，这些画面后来不止一次被重复播放。但是，倒塌的不仅是这些建筑，还有精心建立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结构。4组自杀式爆炸团伙，其中还包括几个受过专门训练的飞行员——杀手，恐怖行动的复杂性让人感到非常意外。作为致命的武器，恐怖分子使用的不是炸弹和地雷，也不是成口袋的黑素金炸药，而是美国民用航空飞机。相对火车和长途汽车来说，美国人更愿意坐飞机。
在此之前，发动这种攻击行动还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现在，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所有文明国家，都不得不考虑新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不得不去解决很多前提条件并不明朗的问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九一一”事件和切尔诺贝利做了比较。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以后，世界开始用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一起技术性灾难，但它是玩忽职守所致，并非有人蓄谋破坏。我们拒绝了“和平原子”这个概念，但没有拒绝核电站。
乔治·布什把“九一一”事件和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偷袭相比较。那次袭击的结果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被日本消灭，但美国的敌人是很清楚的，日本也没有隐瞒责任和攻击目的。美国的很多对手想起了美国1945年8月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掷的两枚原子弹，这也是一次清除行动，但当时是战争状态，如果原子弹落到日本人或者希特勒手里，他们也不会犹豫的。
尽管对美国的恐怖打击是在大白天实施的，但就好似在漆黑夜晚被无名之敌打击一样。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而且是总体战。但20多个自杀式恐怖分子的背后又是什么人呢？9月11日这天，本·拉登的名字被提到的次数最多。显而易见的是，训练恐怖分子不是在阿富汗的山上，而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境内。几百人参加了这个培训，可他们竟然能够不被人发现。隐蔽很深、而且非常残酷的敌人向美国发出了挑战。
毫无疑问，策划、资助“九一一”恐怖行动的祸首应被缉拿惩办，但报复也能够成为新战争的一部分，它的形式、方式也应该确定，要以不制造新威胁、不给对手提供新机会为前提。美国的行为和政策也不是无可非议的，它有很多敌人，而且还不仅仅是在第三世界。可是，如何惩罚宗教狂、民族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容忍和将人们推向极端组织和自杀团伙的贫穷和绝望呢？如何避免国际恐怖不会变成神话传说中吞噬生灵的怪物呢？这种怪物头被砍掉以后，还能长出三个新的头来。
恐怖分子制造可怕的“九一一”事件毋庸置疑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和惩罚美国，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展示美国的脆弱——它的城市从未受到过空中打击。恐怖分子的目的有一部分达到了。美国的确受惊了，但美国的领袖们很快摆脱了事件发生第一时间的不知所措，马上宣布需要美国人付出很多努力、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牺牲的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要求做出某些新的决定，其中就包括国际政治领域。显而易见，任何人在这场战争中都不应该成为单纯的旁观者，但布什的论断也是不正确的，他在美国国会演讲中说：“不和美国站在一起，就是反对美国。”
对本· 拉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实施军事打击的准备工作是从9月12日开始的，而当时纽约和华盛顿的废墟还在冒烟。对于这场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性战争，大部分西方国家还没有准备。恐怖组织的基地似乎非常遥远，好像是在亚洲中部的什么地方。德国、日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它们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两个国家被禁止建立军事总部，也不允许它们向国外派兵；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反恐力量也非常有限；以色列拥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斗争的丰富经验，但也只限于中东地区；除了美国以外，只有俄罗斯的强力部门（陆军、空军、海军、情报部门、太空军事力量以及外交机构和其他特殊部门），能够在必要情况下参与全球规模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的经验还没有丧失，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辽阔地域也决定了它拥有一些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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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成功地对抗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侵袭和压力，在此领域也积累了其他国家无法取得的经验。在中亚地区打击恐怖势力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此说，在美国和整个西方遇到问题的时候，俄罗斯不能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但这些国家也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安全问题，不能在行动中损害俄罗斯的利益。一个国家的实力和潜能不能简单地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2001年的秋天，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何在一个最贫穷的国家与宗教狂作战的时候，我们对此结论就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恐怖主义和特工机关不久以前的表现
按照很多人的评价，“九一一”事件给美国造成的意外而严重的打击，证明了美国特工机构的严重失败。美国特工机构原来没有能力预测、预防新的跨国威胁。从大体上说，美国特工机构了解几十个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情况，甚至掌握这些组织在美国和西欧的某些分支机构。极端组织经常以慈善基金会为掩护，通过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资助自己的同伙。但是，恐怖分子的行动计划、通信联络以及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准备工作，却完全是在美国特工机构的视线之外进行的。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恐怖分子不仅利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自由优势，而且还充分利用了现代通信工具和国际互联网。美国的特工部门无法回答很多问题：本·拉登此刻藏在哪里？伊斯兰世界是否还有类似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奥马尔是什么人？是否真的有这么个人？他的政权靠什么来支撑？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国际网络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哪些国家（和它的特工机构）站在向美国发出挑战的恐怖分子背后？哪些美国公民对恐怖分子给予了援助？这些危险的敌人还会发动新的打击吗？
恐怖作为军事和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不是今天或昨天才出现的。早在古代，一些国家就常常使用各种各样的秘密战争和恐怖方式。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的恐怖拥有自己的特点，几百年前那里就有培训自杀式恐怖分子的先例。在19世纪70～80年代，欧洲社会的大部分群体曾经高度关注甚至非常同情“民意党”恐怖分子和俄罗斯沙皇的战争。
20世纪初，很多俄罗斯的部长、州长、宪兵将军都成了革命恐怖的牺牲品。随着恐怖的发展，俄罗斯的秘密警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萨拉热窝的恐怖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恐怖方式得到完善和发展，被参战各国在战争中广泛应用——在对手的后方清除军事政权。日本第一个使用自杀式飞行员来打击美国军舰。
中东战争催生了很多恐怖的新方式。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劫持飞机行为，引起世界上所有特工机构的高度关注，这些机构相互学习对付劫机的经验。1970年9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次劫持了5架飞机，其中3架坠毁在约旦的沙漠里，飞机上的乘客事先已被释放。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大国，在20世纪70年代都开始组建特别反恐部队，这些部队的使命是消灭恐怖分子，解救被扣人质。“阿尔法小组”和后来组建的“信号旗”分队是苏联最出色的特种部队。
但是，流血竞赛的计时器几乎总是掌握在恐怖分子手里，他们也在相互学习。1995年和1996年分别发生在布琼诺夫斯克、基兹利亚尔两地的劫持医院和几千名人质事件，是那个时段全世界最严重的恐怖事件。最后的胜利不在俄罗斯特工机构这一边。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特工部门的实力明显减弱。秘鲁特工在利马解救人质行动非常成功。那次恐怖活动发生在日本驻秘鲁大使馆正在举行大型招待会时，当时除了日本使馆人员以外，现场还有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以及秘鲁政府的高级官员。一个极左团伙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了500多人作为人质。谈判持续了4个月，在此期间，恐怖分子和被劫人质得到了必需的食品和药品。利用这段时间，特工成功地挖了一条通到使馆下面的隧道，特种部队成员通过爆破进入使馆，在有限的几十分钟内将恐怖分子全部消灭。
恐怖分子在俄罗斯的布伊纳克斯克、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爆炸居民楼，一共夺去300多人的性命，这是这场秘密战争的新行动。1999年的秋天，俄罗斯国内外的很多报纸就此问题刊登了大量的文章，但没有一个秘密组织主动承担这些罪恶行动的责任。
自杀式恐怖分子很早就在秘密战争中出现了。这种恐怖分子在中东地区最多，在印度和北非国家也有。1979年4月，一个恐怖分子在贝鲁特驾驶捆绑炸药的汽车冲向美国大使馆，炸死17人。4年以后，还是那个贝鲁特，另一个恐怖狂开着装载炸药的卡车闯进美国军事基地引爆，240名美国军人在事件中丧生。“赫兹博拉赫”恐怖组织宣称对这些事件负责，美国被迫做出让步，从黎巴嫩撤走了海军陆战队。
从1998年起，恐怖扩大了行动范围，越来越多的恐怖行动直接针对美国。就在这时，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成了恐怖组织之首。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两次爆炸共造成20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在也门的亚丁被炸，17个美国军人被夺去性命，还有39人受伤。这些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都归到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头上。现在，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美国从前的象征，遭到自杀式恐怖分子的打击之后坍塌了，同时断送了几千条美国人和外国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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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发生之后的几天，激昂的呼吁充斥西方报纸，声称要对所有恐怖组织和庇护恐怖组织的国家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英国一个著名作家撰写的文章——《结束自我欺骗》，在很多国家被转载。文章指出，我们应该利用巨大的经济实力，彻底孤立向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的那些国家，除了还击以外，我们现在没有其他选择。有些国家不仅纵容、庇护恐怖分子，而且自以为这样还能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首先要打击的目标就是这些国家。西方国家必须明确地告诉这些国家，它们这种日子在9月11日早晨就已经彻底结束。
美国和西方世界在事件发生后所做出的迅速但无秩序的反应，多半是恐怖事件组织者事先已经料到的。9月20日以前，美国的一个政治家就要求对很多目标进行快速而又沉重的打击，他懊恼地说：“如果美国总统是比尔·克林顿的话，我们早就开战了。”旅居美国的俄罗斯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也在报上撰文，他说这是伊斯兰对文明世界开战，他还呼吁必须进行严厉的还击。
将世界宗教之一的伊斯兰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混为一谈，是十分错误，也是十分危险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很复杂的，最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名单之中也包括几十个不同名称的组织，它们的基地和活动地域分布在50多个国家。最初几周的调查表明，“九一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是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进行飞行训练的，他们来自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这些恐怖分子出自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有人的父母甚至属于当地富裕阶层。向恐怖分子提供帮助的，不仅有埃及、土耳其、也门的公民，而且还有德国、英国、瑞典公民。恐怖分子坐在位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总部里，通过国际互联网招募去车臣、阿富汗作战的恐怖雇佣军。
早在20世纪初，很多国家的极端分子就把领袖和银行账号藏在安全、民主的欧洲。现在，欧洲国家的高尚使命（为政治流亡者提供避难之地）又被恐怖分子利用了。不久之前，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得到的不仅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支持。在20世纪50～70年代，苏联曾给予巴勒斯坦某些恐怖组织很大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也曾支持过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分子，就是那个本·拉登，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密切联系……
由此看来，情况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最后决定，在开战第一阶段，打击目标将局限于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和控制阿富汗大部分领土、庇护本·拉登的极端组织“塔利班”。如果反恐战争最后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普京在危机初期的日子里
普京是“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给布什打电话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他向美国人民和布什总统表达了慰问和声援。普京这一举动给布什和很多美国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与俄罗斯强力部门领导人举行简短会议之后几个小时，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电视讲话，表达了他对国际恐怖主义史无前例的残暴行为的愤怒和对美国人民的同情。“俄罗斯不是从传说中知道什么是国际恐怖的。” 普京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美国人民，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这是普京做出的快速而又艰难的决定。纽约和华盛顿遭到袭击引发了西半球的系列举动。美国陆海空三军都提高了战备级别，几艘大型水面舰艇和潜艇被调到大西洋上的作战前沿；歼击机和军用直升机在美国领空巡逻，民用飞机的飞行被临时禁止；核力量也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反击可能的侵袭。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也应该马上提高维护领土安全的军事警戒，其中包括空军、海军和防空部队。俄罗斯导弹部队指挥机关增加了战备值班。
与此同时，俄罗斯海军决定不再向战斗巡逻线路增派潜艇，向西部阵地分散布置导弹的计划也暂时停止。“九一一”事件发生当天下午，俄罗斯军队就接到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不要和美国在“备战”上搞竞赛。俄罗斯在9月10日已经开始最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演习，这次演习的准备工作已进行了大约一年的时间。9月11日晚，应美国方面的请求，演习被压缩在初始阶段，原定巨型军用飞机朝美国、加拿大、挪威、冰岛方向飞行的计划被临时取消，导弹发射计划也被终止。在此期间，俄罗斯各种间谍机构都接到这样一道命令：利用一切手段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
普京没有改变自己的主要日程，当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他与西方国家的很多领袖通了电话。普京没有取消准备已久的对亚美尼亚国事访问，但在埃里温的会谈中，反击国际恐怖的题目占据了主要地位，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决定巩固两国的军事合作，扩大联合防空系统。在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普京把恐怖分子在纽约发起的行动，比作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这种比喻明显是在呼应当年苏联、美国、英国的反希特勒联盟。
9月16日晚，普京结束对亚美尼亚的访问，但他没有返回莫斯科，而是临时改变了行程安排，偕夫人来到索契的总统官邸。总统办公厅对外宣称，现在没有要求总统必须返回莫斯科的紧急事情。俄罗斯的报纸出现了这样的文章，说普京到索契休养去了，但事实绝非如此。总统要脱离日常事务几天，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分析当前世界的局势，准备一系列重要声明。这个地方更适合与俄罗斯的政治家、军官们以及独联体的领袖进行非正式接触。战争即将开始，普京要和他们讨论，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在此情况下应该有何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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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普京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总统通了电话，俄安全会议秘书鲁沙伊洛根据普京指示出使中亚国家，与有关国家的总统和国防部长举行会谈。俄军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很快也加入到鲁沙伊洛的行程中。俄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飞到华盛顿，与国务卿鲍威尔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9月18日和19日，普京和中国、伊朗、以色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还和很多俄罗斯政治家和总统办公厅的高级官员讨论了局势。
普京第一次面向俄罗斯公众的声明非常简短。他认为必须制定“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对策和现实合作机制”，这是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俄罗斯领导人未来将要致力于这个目标。普京说，莫斯科已经看到，俄罗斯的想法已经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
9月22日，星期六。普京在索契总统官邸召集俄罗斯所有强力部门和特工机构的领导人开会。他们同乘一架飞机从莫斯科飞到这里参加军事会议。这些人还是头一回坐在一个桌子旁边。在此之前，俄军总参情报局局长瓦连京·克拉别利尼科夫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列别杰夫从没有在电视上露过面。军事会议开了4个小时以后，普京与布什通过电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军事会议又持续3个小时之后才宣告结束。第二天，普京又与出席会议的部分强力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单独谈话。
索契军事会议参加者面前摆着一张阿富汗地图。从美国海军、空军的调动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准备从空中打击塔利班和本·拉登的军事设施，俄罗斯必须确定它在各种可能情况下应该采取的对策。俄罗斯援助“北方联盟”已有很长时间，这是一支由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组成的军事武装。“北方联盟”最近几年控制着阿富汗北方省份的部分领土，多年坚持与几乎全部由南部省份普什图人组成的“塔利班”进行军事对抗。
俄罗斯如何对待前苏联中亚共和国在此情形下的表现，是这次军事会议要讨论的重要议题。每一个中亚国家都可以独立做出决定，但需要俄罗斯的认可，并且需要和俄罗斯协调立场，这是独联体框架下的有关协议所要求的。会议还讨论了格鲁吉亚在外高加索的政策和车臣问题。
据美国报纸报道，布什周围就军事行动的规模存在严重分歧，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的意见就不一致。有人建议，美国应同时对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恐怖基地实施军事打击，但这种行为将会破坏打击塔利班和本· 拉登所建立起来的国际反恐联盟。伊朗早就反对塔利班政权，伊朗的极端什叶派很难和塔利班的极端逊尼派找到共同语言；巴基斯坦政权支持美国，它关闭了它和阿富汗之间的边境，允许美军飞机通过它的领空，虽然巴基斯坦北部居住的很多普什图人对塔利班和本·拉登很有好感，但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是相当强的，以至于巴基斯坦当局不能用断绝这些联系的代价去冒险；中国也不反对针对塔利班的军事行动。联合国毫不含糊地支持美国，授权美国采取行动，而1999年夏天，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军事行动就没有得到这种授权。
弗拉基米尔·普京还在索契的时候，布什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九一一”事件以后的首次纲领性讲话。他说：“战争将是长期的，我们的回击将要远远超出短期报复和几次军事打击。美国人所面临的不是一次交战，而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战争。我们要切断恐怖分子的财政来源，让他们相互残杀，不让他们有任何安宁的藏身之地，迫使他们到处流窜。这不是美国自己的大会战，牌局上压的也不仅仅是美国的自由，这是整个文明的保卫战。我们邀请全世界各个民族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关键时刻已经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明确：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就和恐怖分子在一起。”
9月24日，星期一。普京返回了莫斯科。他和国家杜马议员团领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晤。他想聆听民主派人士、自由民主派人士、自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统一”、“祖国”两党的态度。与政治家会晤之后，普京面对俄罗斯公民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陈述了俄罗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所奉行政策的五项基本原则。毫无疑问，这是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做出的最重要决定。这不是中断俄罗斯此前的对外政策，而且恰恰相反，它符合普京自1999年8月担任俄罗斯总理以来在北高加索进行大规模反恐行动的逻辑。普京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行动，美国和英国客观上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俄罗斯政策和做法，只是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没有公开声明罢了。
普京说，俄罗斯准备向美国提供俄罗斯情报机构所掌握的恐怖分子培训基地的所有信息，并准备与美国在特工途径进行积极的、多方面的合作。俄罗斯将允许向反恐地区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飞机经过俄罗斯领空。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盟友磋商立场，它们都同意俄罗斯的立场，但不排除单独向美国提供军事机场的可能。如果情况需要，俄罗斯也准备参加搜寻、救援性质的国际行动。俄罗斯将要扩大与以拉巴尼为首的、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合作，向其提供补充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和军事技术。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8)
普京在陈述五项基本原则以后还特别提到，俄罗斯与反恐行动的参加国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普京的电视讲话引起很多西方政治家的积极回应。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说：“我们对俄罗斯人给予的答复非常满意，他们的帮助是非常有益的，将大大加快塔利班、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崩溃瓦解。我不记得，俄罗斯在类似情况下曾发表过比这还富有内容的声明。”鲍威尔的副手说：“普京这个声明是经过俄罗斯深思熟虑的，美国非常愉快地接受它。” 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说：“两个星期之前，谁都不会预料到，世界安全体系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到了这种变化的附属效应：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距离贴近了许多。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诞生了很多此前从未有过的共同事业。俄罗斯人很清楚，我们不打算向中亚地区扩张。”
报纸要比政治家的言论更开诚布公一些，很多文章试图计算出，俄罗斯支持美国和西方阵营的行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里面涉及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北约放弃东扩政策、美国推迟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重新安排俄罗斯的债务等。按照一些文章的观点，美国应该放弃俄美贸易领域中的歧视性法律，不应再向俄罗斯提出二战时期的租界法案，西方也要改变对俄罗斯车臣政策的消极态度，进而承认这也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条战线。
俄罗斯报纸报道说，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一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战士自愿组成小组，准备和美国的特工机构交流自己的经验，这种合作能够使美国军人少犯错误，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出访德国和比利时
2000年夏秋季节，西欧国家曾经怀着很大的兴趣来接待普京的来访。到了2001年的秋天，这种兴趣和关注都一下猛增了很多倍。西方国家现在遇到的问题要比逐步变成它们的伙伴的俄罗斯多得多。当然，俄罗斯现在需要西方的经济支持，但现在双方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对西方的支持，这使会谈出现另外一种气氛。普京善于从战术角度利用这种气氛，尽管俄罗斯总统在此次访问中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他9月25～27日对德国的访问却是两国最近10年高层访问最成功的一次。
在普京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天，主宾双方谈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当天的主要活动，是普京用标准的德语在德国议会发表的30分钟演讲。普京的演讲不仅非常平静、富有内容，而且态度明确、意义重大。
普京的演讲15次被议员的掌声打断，得到了德国媒体的很高评价。德国《总汇报》评论说：“所以称普京的演讲史无前例，不仅是因为这是俄罗斯领袖第一次登上德国议会讲坛，而且是因为普京所选择的演讲风格。俄罗斯国家元首在演讲开始的时候，称德国议员为‘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对伙伴和朋友的称呼。这种表达方式出自被二战战火夺取2000万条性命的俄罗斯领导人之口，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由此人们产生一种期望：普京在演讲中所说的俄德两国关系新篇章不仅真的开启，而且还应被赋予现实内容。”
《柏林报》认为，普京的演讲包含了所有信息：他坦诚对德国的热爱；告诉德国，俄罗斯是一个热爱和平、友好、和睦的欧洲大国；提议构建新的安全框架。普京所谈到的内容远远超出德国议员的期待。普京说，国际社会应该一起对抗以恐怖、贩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代表的新挑战，俄罗斯希望成为事实上的欧洲国家。俄罗斯领导人是否有能力让自己的安全机构和军队信服这个提议，现在还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世界局势促使我们更严肃地对待俄罗斯提出的平等合作建议。 《柏林晨邮报》的观点更接近实际情况：普京技艺高超地利用了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的世界局势，他在确立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同等权力参加者”地位，美国和欧盟不是在口头上，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考虑俄罗斯的观点。对普京来说，更合适的机会恐怕很难找到。西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俄罗斯，因此也更愿意理会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在从未有过的热烈掌声中，普京呼吁大家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希望大家都能意识到，不管政治目的的表现是多么高尚，暴行都不能成为政治目的的成就。除此以外，普京还呼吁大家把握住真正的，能够让俄罗斯参与决策的伙伴关系。
对于德国政治家、甚至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来说，普京还有一番重要的表述。他说，德国没有理由表现得过分谦恭，不应当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并因此回避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德国，所有人都明白，这些话是针对俄罗斯而言的。一家德国报纸写道，“普京在柏林刮起了一场风暴”。
普京对德国访问的第二天，主要谈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应意大利提出的要求，他在这天还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希利维奥·贝卢斯科尼，并与他举行了会谈。然后，普京与德国15个新闻机构的总编辑以自由交换意见的方式举行了一次座谈。接下来，普京在杜塞尔多夫和埃森会晤了德国工商界人士。众所周知，德国在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占据首位：在俄罗斯国内，德国独资的企业有1300多个，俄德合资企业有1200个。按照当时的预测，2001年两国贸易额将超过500亿马克，同比增长25%～30%。但对俄德两国来说，这个数字并非很大，两国在能源、高技术和航天领域的合作还有很大潜力。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9)
弗拉基米尔·普京访德第三天是在萨克森度过的，普京20世纪80年代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他当时是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工。普京在会见萨克森总理时说，他当年曾在民主德国住过5年，不管是当时的民主德国，还是整个德国都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一点不好的回忆。普京特别指出，应该恢复因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而中断的俄罗斯与原联邦德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到现在，德国东部的很多企业还把俄罗斯当成它们的前景合作伙伴。按照一家德国报纸的评价，在即将结束访德的时候，“普京冒了一次险，但抓住了德国人的心”。普京特别指出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功绩，称赞施罗德政治作风严肃，不仅把两国关系的积极一面都保持下来，而且还用他的政治勇气促使俄德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格·施罗德也说了普京很多好话。普京还给德国政治家和新闻媒体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就是他在访问中说德语。
普京总统从德国返回莫斯科。三天以后，他又飞往布鲁塞尔，对比利时进行访问，然后与北约、欧盟领导人举行会谈。10月2日，是普京访问的第一天。他的主要日程都是围绕俄罗斯与比利时的双边关系安排的。普京与比利时总理维霍夫斯塔举行了会谈，访问了比利时议会，拜会了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还会见了比利时工商界代表。10月3日，普京出席了俄罗斯——欧盟峰会，还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此之后，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举行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代表俄罗斯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19+1”会晤首次在布鲁塞尔举行。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的新形势下，俄罗斯给美国的援助要比美国的北约盟友给予的援助更有效。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尽管不情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但这一事实的确显而易见，而且也令人感到意外。当时只有英国的军队具有在欧洲和中东以外地区作战的经验，在此条件下，俄罗斯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俄罗斯的支持所体现的意义都增长了许多倍。
9月和10月初，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成就是巨大的，也是毫无疑问的。很多观察家据此认为这是普京对外政策的突破。甚至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总统非常刻薄的比利时《晚报》也在编辑部文章中写道：“在普京对布鲁塞尔进行的48小时的访问中，俄罗斯总统完全证明了他的政治和外交天才。普京说话很直率，举止准确、到位，与一个国家的元首身份非常相称。普京出色地展示了他利用当今这个复杂时局的能力，将自己的国家作为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形象展现在了西方面前。
很多西方报纸尽量把世界上出现的进步首先看成是俄罗斯朝着美国和西方的移动。西方尽管不太高兴，但它必须做出适当收缩，在自己的队伍中给俄罗斯腾出一个位置。《纽约时报》文章指出，毫不夸张地说，“九一一”事件使俄罗斯获得了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鲍里斯·叶利钦都无法得到的那些东西：俄罗斯近千年来首次在西方阵营奠定了稳固的地位；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可以独立保障全球安全和繁荣的观念已经破灭；“九一一”事件清除了俄罗斯与西方一体化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日本报纸《产经新闻》在这期间也对普京的行为作了冷静的评价。这家报纸认为，莫斯科的做法源于它的战略意图。第一，现在出现了俄罗斯与美国、西欧建立一致立场的机会。俄罗斯在北约扩大等系列事件中被挤到一边的情况已经结束。在促进和支持美国的军事行为中，俄罗斯可以从美国方面获得各种让步。第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一直为它的车臣政策承受着国际上的批评，现在，俄罗斯强调这些行为是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这是让西方对人权问题闭上眼睛、进而认可俄罗斯车臣政策的大好时机。第三，从长远战略角度看，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斗争对俄罗斯是有利的，俄罗斯可以借此恢复其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这样说来，反恐局势给俄罗斯创造了依靠西欧、美国的支持来实现自身战略的机会。 英国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观点大致相同，只是没有任何满意的成分：短短3个星期的时间，普京就从一个难以驾驭的政敌变成了主要盟友。总的来说，这些变化还是虚幻的。普京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从行使总统行为的最开始，普京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弗拉基米尔·普京让很多西方政治家感到惊奇，不仅因为他的德语说得好，立场表达准确，而且因为他没有对西方做任何责难，也没有向西方讨要任何东西。欧盟一个高级官员说：“普京的举止非常正确，甚至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的表现非常英明，没有为自己的提议悬挂‘价目表’，因为他知道国际社会现在非常需要俄罗斯，俄罗斯可以对局势施加影响，但俄罗斯不应提任何条件。”
在西方，任何人都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谴责弗拉基米尔·普京。大家不得不承认，“九一一”事件足够清晰地展示出，恢复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不仅符合俄罗斯本身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文明社会的利益。
相比之下，俄罗斯社会对这些事件的反应要复杂得多。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0)
“九一一”事件和俄罗斯的社会舆论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对俄罗斯的社会舆论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削弱了俄罗斯国内的极端反西方、反美国群体。俄罗斯的所有政治家和政党都谴责了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事件，并对几千平民的死亡表示遗憾。
于是就产生了这种表达方式：美国人很可怜，但美国却不值得可怜。根据很多人的看法，美国拥有统治世界的野心，竭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所有国家，美国对伊拉克、南斯拉夫残酷轰炸以及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的行为——是美国自己的所作所为招致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多数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一些人对美国的抱怨和憎恨，结果就动用了恐怖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与导弹和超音速轰炸机对抗的手段。
9月12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自民党议员团拒绝为美国的死难者起立默哀。日里诺夫斯基说：“俄罗斯多次遭遇恐怖袭击，其中包括莫斯科居民住宅楼被爆，可世界上就没人为恐怖事件中丧生的俄罗斯人起立默哀。”其他纳粹分子附和说：“不要给美国任何援助。让美国自己去捅伊斯兰的马蜂窝吧！”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声称：“假如结成反恐联盟，就等于将俄罗斯置于经济和军事的崩溃边缘。‘九一一’事件使俄罗斯国内出现一种可怕的社会紧张情绪。俄罗斯社会不愿与塔利班作战。面临打击的阿富汗人越来越具有蒙难者的色彩，他们准备承受美国的可怕打击。塔利班领袖奥马尔已经变成了第二个米洛舍维奇。”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西方和俄罗斯国内日益增长的威信，让俄罗斯共产党的思想家感到不知所措。《苏维埃俄罗斯报》企图将普京对德国、比利时的访问与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西方国家相提并论。文章作者弗·萨夫龙秋克写道：“普京的对外政策纯粹就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政策的翻版。”拉·尼古拉耶夫也在这个报纸上撰文指出：“西方现在很喜欢普京，但它们很快会改变主意的。”
针对普京的这些谴责是不公正的。当然，可以将西方舆论对普京的评价与戈尔巴乔夫1985～1986年在西方取得的成就做个比较，虽然两者相互之间有很大区别。戈尔巴乔夫在西方舆论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他对西方单方面的、巨大的让步基础上的；而现在是西方准备向俄罗斯做出实质性让步，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俄罗斯巧妙地利用了现在的各种可能，坚决弱化了不久前与北约的对抗，同时也减少了来自南部和东南部的威胁。
很多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对美国、以色列、北约的谴责是公正的。在美国军队最近几十年的军事行动中，恐吓方式起到了差不多是最主要的作用。可以回忆一下美国当年在越南的地毯式轰炸。美军使用的特殊炸弹和化学武器，不仅夺去了成千上万平民的性命，而且还使几代越南人蒙受巨大损失。苏联在各种军事冲突中的表现也并非不能谴责，俄罗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行为也有可以谴责的地方。但这不能成为巴萨耶夫、哈塔卜、本·拉登制造恐怖行动的理由。俄罗斯不是像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所说的加入了反伊斯兰联盟，而是参加了国际反恐联盟。
文明世界应该有安全保障，也应该保护自己的价值观，但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择手段。文明世界也应该改变对第三世界那些贫穷国家的态度。美国和俄罗斯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义者”。莫斯科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帕纳林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企图让自己的读者和听众相信：“美国不是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作战，而是向伊斯兰世界发动了一场战争。这是要对世界和世界统治进行重新划分的战争。所以，不管我们的自由派买办多么坚持，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世界都不应给美国任何形式的援助。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忽视俄罗斯民族的观点，谁就是用他的政治前途在冒险。”
可以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威胁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价值观吗？当然，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很多问题上并不相符。但在目前情况下，俄罗斯和美国出现了共同的、极端危险的敌人。他们的合作证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的自由派领导人和其他特别亲西方的团体和组织，呼吁普京不仅完全地、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和西方的政策，而且还应站到西方队伍中去。按照自由派思想家的观点，世界上开始的不是富裕和贫穷之间的南北战争，也不是西方基督教与东方穆斯林之间的战争，而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文明和非传统暴力的战争。
从这些简化的、虚假的图解出发，我们的“自由派原教旨主义者”要求俄罗斯领导人坚决改变俄罗斯与伊朗、伊拉克、古巴、朝鲜、叙利亚，也就是被美国列为对手的那些国家的关系。俄罗斯自由派对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责难不多。对很多由于各种原因与美国关系不好的那些国家来说，俄罗斯的中间人作用是很大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呼吁普京遵循西方路线，放弃“欧亚游戏”。在美国定居、为俄罗斯一些报纸撰稿的自由派记者梅罗尔·斯图鲁赞美普京的声音比谁都高，仿佛普京刚刚从克里姆林宫的理想者变成了现实的政治家。梅罗尔·斯图鲁认为：“普京战胜了在布鲁塞尔发表反对北约东扩和美国部署国家反导系统讲话的诱惑，他没有在布鲁塞尔‘编制花纹’。俄罗斯阻挡不了美国实施自己的计划，就像无法阻止日食一样。古老的英明在闪烁：不能战胜对手，就加入其中。普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从俄罗斯现实需要，还是从历史前景来看，普京的趋势都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趋势加速了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社会的进程。为此而牺牲俄罗斯‘五角大楼’神圣外壳的犄角，难道不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吗？普京准许美国在中亚地区部署反恐部队，这与俄军总参谋部的多愁善感恰好相反。”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1)
这是对普京和俄罗斯领导层的行为歪曲，甚至是虚假的理解。按照梅罗尔·斯图鲁和他那些志同道合者的观点，只有美国和西方国家称得上是文明世界，俄罗斯面临着加入其中的问题。实际上，普京在“九一一”事件之后采取的政策要复杂、细腻得多。只朝西方一边倒，对俄罗斯是个大错。俄罗斯的一些将军（主要是已经退役的）反对俄罗斯与美国接近，特别反对美国在中亚地区驻军。但是，俄罗斯多数军官以及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都支持普京的决定和决策。在9月和10月初这段时间，普京不止一次召集强力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局势。
按照梅罗尔·斯图鲁的说法，俄罗斯强力部门遭到失败，它们不会降落到普京那条古老的链条上。梅罗尔·斯图鲁的结论明显都是虚假的。普京在布鲁塞尔公开并且开诚布公地讲到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因为这种做法不会为任何人增添安全。普京对美国反导计划的立场也没有改变。俄罗斯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行动，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在对外政策的所有领域都支持美国。
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有些不久前刊登“联邦安全局反对俄罗斯”文章的报纸认为，1999年9月发生在莫斯科的居民楼爆炸案的组织者，不是伊斯兰的瓦哈比派别，而是沃洛申(当时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译者注)和普京本人支持的俄罗斯特工机构。现在，这些报纸，还有那些记者，又开始向读者灌输这样的观点——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爆炸和破坏，并非穆斯林狂热者中的恐怖分子幕后策划组织的，而是美国右翼组织和中央情报局以及国防部退役将军所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大的战争，推翻包括克林顿、布什在内的美国自由派。除此以外，还有这样的说法：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可怕事件，是弗罗里达对美国总统选举选票统计方式不满的那些犹太人的杰作。还有人说，美国遭到的打击是国际寡头和美国当局、强力部门内部的法西斯派别相互勾结的结果——这是俄罗斯伊斯兰委员会主席盖达尔·贾麦勒推出的说法。 驳斥这种说法没什么意思。
“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月，前苏联克格勃情报机构负责人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评价普京行为时说，在这个新的、极端复杂的国际危机中，俄罗斯采取的是优化政策。列昂尼德·舍巴尔申认为：“要坚持完全独立的立场，俄罗斯现在既不具备经济实力，也不具备军事实力。就算俄罗斯不是今天这样虚弱，它能达到苏联的实力，我们也应坚持现在的立场。我们是文明国家，不能不支持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在我看来，俄罗斯领导人所坚持的是惟一正确的立场。当然，这一立场也将根据局势的发展做出相应的修改。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俄罗斯的政策应该建立在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别人的利益之上。”
在新的国际危机发生之后的头一个月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高效率引起了某些观察家的不解。列举布什周围的美国政治家——切尼、老布什、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沃尔夫威茨、赖斯——之后，《独立报》观察员玛琳娜·沃尔克娃把布什和他的班子成员称为出色的“7人组合”，这个组合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知识潜力。马琳娜·沃尔克娃认为，俄罗斯就没有这样的“7人组合”，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在相应的条件下都不能保证取得成绩，莫斯科的成绩又从何而来呢？
玛琳娜·沃尔克娃推断，普京的周围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秘密人物，此人有能力汇聚并独出心裁地转化普京周围的各种想法，由此使俄罗斯的政策取得显著成绩。否则这种高质量、梦幻般的冲刺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没有新人暗中帮助，这种结果未必能够出现。 上述言论中，只有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有关的论断是正确的，至于普京，就应该另当别论了。发生在1999年秋天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普京有能力让自己的行动效率最高，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危险，也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美国进行还击
对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事件进行调查，需要很长时间，也有着很大难度。首批逮捕嫌疑人、对涉嫌人员的审讯以及反恐联盟国家特工部门之间信息交换，不仅证明本·拉登和他的恐怖组织与这次袭击事件有牵连，而且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意外地发现，基地组织与很多地下或者半地下的恐怖组织有联系。这些组织分布在埃及、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菲律宾、塔吉克斯坦、印度、肯尼亚等10～15个国家。
由此我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基地组织已经转变成独具特色的、拥有各类机构和雄厚资金的恐怖“英特纳雄纳尔”（即“国际”——译者注）。基地组织在美国、德国和英国都有很多谍报机构，与车臣的瓦哈比极端团伙、埃及的恐怖组织“埃尔·杰哈德”的联系也很密切。可以看出，无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的特工机构，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对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给予充分的重视。本·拉登不久前多次发表的“对美宣战甚至消灭美国”的言论，都被当成虚张声势的手段——本·拉登说得挺极端，但不过是一些空话而已。
现在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些事情了。美国向塔利班领导人发出限期交出本·拉登的最后通牒，但这一最后通牒却被塔利班拒绝。对阿富汗的空中打击由此不可避免。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2)
对塔利班军事设施和基地组织的军事训练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的准备工作，是从9月12日开始的。作战方案和打击时间的选择余地并不大。必须以最快速度采取行动，但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的现实可能：美军基地的方位、美军现实作战经验和对手的具体位置和特点。阿富汗的山区对美国军队作战非常不利，甚至比不上越南的热带雨林。如果部队官兵没有经过培训，任何军队都不能成功地打赢这场战争。美国在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发动的“不接触战争”，并不适合阿富汗的条件。但美国社会不能再等下去了。阿富汗时间10月7日21点50分，战争打响了。
在对阿富汗的首次进攻中，歼击机、轰炸机是从阿拉伯海上的美军航空母舰和印度洋岛屿上的军事基地起飞的。最先进的隐形轰炸机从美国起飞，将高致命炸弹投掷到阿富汗之后，又飞回了美国领土。美国和英国的海军从潜艇向阿富汗发射了巡航导弹。对阿富汗的第二轮军事打击是在10月8日傍晚开始的，轰炸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美英空军和海军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摧毁塔利班的防空系统以及它的军事政治指挥中心。塔利班的军用机场跑道、隐藏30多架老式军用飞机的掩体以及塔利班部队的营房和训练基地都被摧毁了。
巨大杀伤力的炸弹落到了深山和峡谷——打到了本·拉登武装的地下掩体。桥梁、道路、电话站、电台和供电系统都被摧毁。塔利班武装队员从兵营和训练营地里跑出来，从外表看不出他们和当地平民有多大差别，因此他们的人员伤亡并不是很大。陈旧的防空系统很快被摧毁，塔利班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从10月9日开始，美国空军开始在白天对塔利班的目标进行攻击，常常以“自由狩猎”的方式攻击对手的移动目标——坦克、大炮、军车。坎大哈及其周边地区遭到的打击最重，因为那是塔利班的大本营。从10月11日开始，美军开始大规模轰炸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喀布尔落后的军事设施被摧毁，其中包括部队军营、军事学院校舍、军事医院，还有电视塔和油料库。
美军在阿富汗南部省份几次空投了侦察小组。美国小股特种部队向塔利班领袖奥马尔的总部和坎大哈军用机场发动了袭击，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完成任务的美国特工返回基地。在美军轰炸的头三个星期，美国空军损失了一架直升机，两个美国军人阵亡，几个人受了伤。阿富汗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数字要多得多，但没有具体伤亡数字的信息。很有可能就没人统计这一数字。
到了10月底，军事打击转到阿富汗的北部地区。在这一地区，北方联盟部队和塔利班武装之间的战线划分不是特别清晰：塔利班控制的马扎里沙里夫周边地区被美军猛烈轰炸；北方联盟军队依靠居住在当地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人的支持。乌兹别克族武装由拉什德·杜斯塔姆率领，塔吉克族武装以前由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率领，他是阿富汗军事武装之中非常有名的指挥官。在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死后，穆罕默德·法希姆继任领导塔吉克族武装。这些军事领袖服从被塔利班推翻、但在阿富汗北部保存政治基础的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丁·拉巴尼。
到了11月初，美国对阿富汗军事目标的空中打击强度有所减弱，但在北部地区的打击力度却有所增加。此时，不仅冬季即将来临，而且很快就是穆斯林心中非常神圣的斋月。阿富汗增加了饥饿的危险，还存在众多难民涌向巴基斯坦的危险。在巴基斯坦北部，涌动着反对轰炸北部邻国的浪潮。显而易见，美国无法在巴基斯坦建立它的军事存在，但它找到了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扩大军事存在的可能。上述两国的几个军用机场到了美国的手中。
俄罗斯的军事存在也在增加，某种大的转折时机已经成熟。
阿富汗战争的头几个星期
2001年10月6日，星期六。俄罗斯的军事机构提高了战备等级。10月7日这一天，所有人都到了自己的岗位。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前一个半小时，美国总统布什给正在克里姆林宫上班的普京总统打了电话。此时，美军飞机已经从基地起飞。普京对战争即将开始的消息表示理解：俄罗斯没有参加这个军事行动，但它也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旁观者。俄罗斯支持美国、英国的行为，而且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阿富汗战争开始之后的第二天，俄罗斯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了重要部门领导和强力部门负责人会议。普京在会上说：“恐怖分子认为，现代文明太慈善了，行动变得迟缓，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但是，恐怖分子失算了。他们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实在太大，不能不对他们实施报复行动。‘九一一’事件之后，人类更成熟了。”
普京指出了俄罗斯参加反恐行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对阿富汗的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飞机开始将粮食、药品、帐篷等很多居民生活必需品运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同时俄罗斯对阿富汗北方联盟军队实施军事援助。俄罗斯国防部长证实，俄罗斯在此之前曾给予了北方联盟军事技术援助，现在是将援助的规模扩大。俄罗斯还将向北方联盟提供老型号的装甲技术装备，这种武器装备在阿富汗很适用，北方联盟军队也很熟悉它的操作和使用。除此以外，俄罗斯还将向阿富汗的北方地区运送汽油和弹药。俄军事机构不排除军事直升机和军用飞机在未来参加军事行动的可能。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3)
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了美俄两国特种部队联合训练“寻找、解救落难军人”的画面。俄罗斯不反对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将乌南部一个军事基地交给美军使用。阿富汗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和他们的盟友——头号战地指挥官朱马·纳曼加尼领导的乌兹别克极端分子，早就设定了清除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世俗国家的目标。恐怖武装制造了针对卡里莫夫的爆炸事件，并企图闯进费尔甘纳盆地。
但是，俄罗斯不准备参加在阿富汗的任何军事行动。普京说过这个问题，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也不止一次这样说。俄罗斯总统11月份的日程表中，保留了几乎所有“和平活动”，只是10月7日那天他没有像往年那样回到圣彼得堡，与朋友们一起在最喜欢的饭店庆祝49岁生日。普京是在总统别墅和自己家里人一起过的生日，两天以后他飞到奥伦堡参加俄罗斯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农业问题和土地使用问题，是在“九一一”事件以前就定下来的，国务委员会和农业部都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工作。9月底传出消息称，鉴于国际局势的紧张，奥伦堡会议将被推迟。但是，普京决定不改变原定计划，因为俄罗斯现在还没和任何人开战。
俄罗斯总统平日工作就非常繁忙，10月7日以后的工作强度更大了，他必须密切关注国内外局势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俄军总参谋部、对外情报局和外交部随时向普京通报伊拉克战事情况；从巴伦支海不断传来“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打捞进展的消息，而此时正是“库尔斯克号”打捞工作的决定性阶段，俄罗斯国内外很多人把这艘沉没核潜艇的命运和普京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关系也开始紧张。由于格鲁吉亚特工部门奉行“中立政策”，战地指挥官鲁斯兰·格拉耶夫领导的一伙武装人员从潘杰斯峡谷闯入与车臣接壤的阿布哈兹地区，企图制造这个地方的紧张局势，并从那里向俄罗斯边境突围。在这期间，乌克兰在进行防空演习的时候，用导弹打下了俄罗斯的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新西伯利亚的民用飞机，飞机坠入黑海里。普京几次和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总统进行电话交谈。
10月17日，普京来到位于莫斯科市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俄罗斯国防部，在那里与俄罗斯的将军们继续讨论局势。俄政府副总理阿列克谢·库德林和伊利亚·克列巴诺夫也参加了这次讨论。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俄罗斯军队的财务状况，车臣问题，军事改革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从越南金兰湾撤出俄罗斯海军基地、关闭俄罗斯设在古巴的无线电侦察中心的决定。俄罗斯就削减其在越南和古巴军事存在问题，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俄军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大将证实，这一决定是按照军方的建议做出的。
普京在与军队将军这次会面中，做出了增加270亿卢布国防预算的决定。这些资金主要用于采购新的军事装备。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很多军人担心，俄罗斯与美国建立的伙伴关系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威胁、里海地区的安全、阿布哈兹维和部队的地位、美国在乌兹别克建立军事基地、阿富汗发生的战争、俄罗斯的反导安全——这只是普京与将军们闭门讨论的部分问题。俄罗斯完全不打算拒绝保护其在世界的利益，莫斯科军事政策的修改恰恰是为了这个目的。
2001年10月19日，普京的专机降落在雅库特。当年春天，勒拿河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毁坏了连斯克很多建筑。洪水发生之后，普京亲自视察了城市的残迹，他要求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和有关建设单位不仅要重建连斯克，而且要在新的更安全的地方，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座西伯利亚城市的建设。普京给的建设工期只有100天，他当时强调说：“到时候我亲自来接收新的连斯克市。”在新俄罗斯，这是第一个以这么快的速度完成的项目。这个工程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国家来完成的，私人公司参与建设的成分被降到最小限度。但在俄罗斯的北部和东部，没有国家的参与则什么事也干不出来。
9月20日以前，连斯克的所有重建工作几乎都已经完成，但复杂的国际局势搞得普京在那些日子里无法脱身。10月19日，普京乘坐直升机察看了连斯克市。俄罗斯建设者和总统许下的诺言都兑现了。
APEC上海会晤
按照业已形成的传统，亚太地区领导人的论坛或者峰会在每年的秋季召开，讨论与经济和金融有关的问题。1999年，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出席了当年在新西兰举行的APEC峰会，但很少有人对此做过评论。2000年秋天，俄罗斯和世界各国的媒体不仅深入评论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APEC峰会上的讲话，而且对东道国文莱的豪华宫殿和文莱苏丹的富有大加赞扬。这次上海会晤也少不了东方情调，但来到现场的观察家和记者都把注意力放到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大三角）的领导人身上。丘多杰耶夫写道：“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中国组织者的最初设计，上海会晤的一大主题是参观亚太经济成就。由于美俄两国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次会晤好像变成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在现代‘大三角’中，有一个位置还空着，普京和布什努力让中国领袖江泽民填补真空，但这份努力最后只是取得了相对成功。”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4)
在上海峰会上，任何人也不再提这样的问题：谁是普京先生？也没人再把他当作“不知名的普京先生”。相反，西方媒体把普京称为“头号新闻人物”。普京向工商界精英发表演讲的题目是：俄罗斯在21世纪亚太经济合作和发展中的作用。挤满演讲大厅的听众十分专注地聆听普京的讲话。普京不无幽默地回答了工商界代表的提问。正如事先预料的那样，大部分问题并不涉及经济题目本身，而是与国际恐怖相关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阿富汗战争。很多观察家注意到，普京没有说出任何意料之外的内容，但他证实了俄罗斯将在以前勾勒出的轮廓内对美国的反恐行动给予援助。俄罗斯很想在世界找到自己的新位置，俄罗斯不希望被孤立，她要争取建立开放的经济。普京说：“没有比隔绝更可怕的了。”普京补充说，他是作为一个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的国家的领导人说这番话的。
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演讲之前走进大厅的时候，活动的组织者不仅宣布普京即将发表演讲，而且还请大家起立；但当演讲结束之后，普京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时，整个大厅的人都自发地起立为他鼓掌。普京演讲的成功表明，普京2000年在日本冲绳首次登台演讲之后这一年，他的经验和政治分量都增长了很多。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过去几乎总是寻找借口谴责普京，但他在上海会晤之前对记者表示：“普京的成长主要表现在精神方面，他不回避世界上发生的变动。他利用这些变动，并以此谋求提高俄罗斯的影响力并实施自己的某种目的，其中包括与西方一体化。”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不应是俄罗斯与西方一家的一体化，而是俄罗斯在整个文明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不是仅仅西方的问题。在上海刚好可以看到，俄罗斯不仅是欧洲国家，简单地把俄罗斯归为欧洲或者整个西方是不正确的。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有权同时参加欧洲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框架的构建。
正如俄罗斯《消息报》的公正评论：“俄罗斯加入西方世界，但并没有离开东方。普京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两天交流的成果在于，俄罗斯再一次证实了自己积极发展与西方伙伴关系的倾向，但同时也没有削弱东方一极。” 上海峰会不仅通过了有关地区经济问题的宣言，而且还通过了事先没有准备的反恐宣言。这是俄罗斯总统和美国总统坚持的结果。尽管普京和布什在双边会见中没谈多少亚太地区的经济问题，但他们之间的会晤还是成了上海峰会的一景。俄罗斯国内外媒体围绕上海峰会刊登了很多文章，其中有不少高度评价了俄罗斯外交成就。出席普京演讲的俄罗斯记者布德别尔克说：“普京公开演说持续取得成就的原因在哪里呢？严格地讲，普京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毫无疑问，普京玩笑开得很成功，矜持也很得体。但主要还不在于这些。从普京回答问题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现代型的领袖，非常清楚当前的威胁和挑战。普京不管看待什么问题，首先都是从合理的立场和事物的多个方面出发。在普京的讲话中没有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感觉，但他总能对复杂的局面给予完整和清醒的评价。所有这些又会引发必要的效应：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听众群体——几百名世界商界的领袖，他们同时为普京鼓掌。在这些具体事情上，我们看到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的小秘密：如果让他宣读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他常常会感到不舒服，并在讲话中间改变段落的顺序；但当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的自然、健全、缜密的思维会给听众留下非常愉快的印象。”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峰会结束之后，普京不仅表现出他的幽默、缜密的思维，而且还表现出应对复杂外交游戏的高超能力。10月21日，星期日。普京专机从上海机场起飞，人们都以为他要返回莫斯科，因为事先已经宣布，普京10月22日将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来俄进行短暂工作访问的委内瑞拉总统。但就在10月22日的前夜，普京专机意外地降落在杜尚别附近的机场，谢尔盖·伊万诺夫和弗拉基米尔·鲁沙伊洛在机场迎候普京。普京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丁·拉巴尼举行了会谈。穆罕默德丁·拉巴尼是通过武装夺取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的敌人。会谈讨论了俄罗斯对北方联盟的军事、技术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
普京与穆罕默德丁·拉巴尼连夜进行3个小时会晤的主要题目，是阿富汗未来政权的组成。此时，巴基斯坦甚至某些美国的政治家，都表示准备依靠温和派塔利班的意向。普京和拉赫莫诺夫、穆罕默德丁·拉巴尼坚定地宣布，未来阿富汗政府中应该有普什图人的代表，但不能有与恐怖分子合作而败坏自己名声的塔利班。
与上述两位总统分手，普京乘飞机向莫斯科飞去。10月22日上午10点，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委内瑞拉的客人。如果把时差考虑在内，普京持续工作时间达到30个小时。他抵达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休息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
在阿富汗歼灭塔利班
分析阿富汗在2001年秋冬季节的复杂局势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形势给人感觉是，塔利班武装在9月初已经接近完全战胜自己的对手。北方联盟部队被挤压到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附近，到9月7日，北方联盟控制的领土还不到阿富汗整个国土的6%。拉什德·杜斯塔姆将军领导的武装在1999～2000年间就被打散，被迫放弃了阿富汗北部地区的战略要地——马扎里沙里夫市。拉什德·杜斯塔姆在很多朋友纷纷离去以后，自己也跑到土耳其藏起来了。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领导的武装还在坚持着，但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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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在马扎里沙里夫地区和昆都士省集中了3万精兵，准备向北方联盟发动最后进攻，企图切断北方联盟军队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联系。在这附近还有一个人数达到1万的主要由阿拉伯人、车臣人、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埃及人、阿尔及利亚人、甚至美国人组成的志愿雇佣军团。给人的感觉是，要不是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的英勇善战和崇高威望，塔利班早就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两个自杀式恐怖分子乔装成阿拉伯独立电视台的记者，混进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武装的营地，将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炸成致命重伤。这是一个精心策划和稳妥实施的行动，爆炸物被事先安到了电视摄像机里面。
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遇刺不仅在他的支持者中引起很大的不安，而且还引起阿富汗邻国的高度关注。普京总统将此事向乔治·布什总统做了通报，并指出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遇害将会给地区局势造成严重后果。事后有人推断，刺杀艾哈迈德·沙河·马苏德和对美国的袭击，是基地组织有意识策划的同步行动。可是，接下来的局势发展，却完全不是按照塔利班和本·拉登预计的计划了。
在包括马扎里沙里夫在内的塔利班阵地，美国军队整个10月一直在投掷炸弹和导弹，其中包括当今世界最重的非核炮弹BLU-82（重达7吨）。这种炮弹在地表爆炸，可以杀掉方圆3平方公里的所有生命。轰炸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塔利班的防空力量以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武器库、燃料库和指挥系统。美军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铲除塔利班维持长期战争的可能，不给塔利班任何调动的机会，摧毁塔利班的精神支柱。这些任务基本都完成了。
与此同时，俄罗斯大力增加对北方联盟的武器援助数量。媒体报道说，北方联盟在得到大量坦克、火炮等武器装备的同时，还得到人力上的支援，其中包括军事专家、坦克驾驶员、狙击手等，他们大部分都是曾经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塔吉克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塔利班被整个世界孤立了，也越来越受到当地居民的孤立。对阿富汗老百姓来说，塔利班就是外面强加给阿富汗人民的宗教派别，就像阿明、卡尔迈勒阵营将外来的东西强加给阿富汗人民一样。美国利用自己巨大的财政资源，也曾经收买过塔利班的部分领袖、独立部落的首领和某些战地指挥官。很多人在阿富汗打仗不是为了“纯粹的伊斯兰”，而是为了钱。美国的支付能力要远远高于本·拉登。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决定了阿富汗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力量的重大转变和情绪的转化。从11月初开始，北方联盟转向军事反攻。很多观察家对北方联盟取得的胜利感到非常意外，甚至非常吃惊。有些报纸把北方联盟11月反攻与二战时的大反攻相提并论。
众所周知，塔利班是从1993年开始控制阿富汗的，他们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2000多军人主要是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的伊斯兰神学院的学生。1994年，塔利班占领了坎大哈，其首领在此建立了自己的首都。1995年，塔利班占领了赫拉特市和赫拉特省的大部分地区。只是到了1996年，塔利班才占领了因连年内战而遭受严重创伤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几年以后，贾拉拉巴德、马扎里沙里夫、昆都士、塔鲁坎等城市相继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但是，到了2001年秋天，塔利班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抛弃了他们从前占领的城市和乡村。11月9日，马扎里沙里夫光复。9月11日，北方联盟军队控制塔哈尔省和重要城市塔卢坎。赫拉特市也在9月12日光复。北方联盟部队把塔利班武装围困在昆都士市，开始向南部挺进，并一举拿下首都喀布尔。然后北方联盟对奥马尔藏身的坎大哈发起进攻。坎大哈被围住了，和昆都士一样，被围困在城里的塔利班没有任何扭转局面的希望。
到2001年11月20日，北方联盟和反恐联军已经控制了阿富汗80%的领土，11月在阿富汗取得的军事成就远远超过阿富汗政治协调进程。
阿富汗战争和俄罗斯社会舆论
俄罗斯在2001年10月9日、16日、23日进行的社会调查，不仅表明俄罗斯人对普京总统的高度信任，而且也表明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面对“针对美国的军事行为，俄罗斯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这样直白的问题，几乎60%的被调查者同意这个答案：“除了直接参加军事行动以外，俄罗斯可以给予美国任何形式的帮助。”此外25%的被调查者倾向于保持中立立场；11%的被访问者认为，俄罗斯应该谴责美国的行为，并敦促其早日停止轰炸；只有1.5%的被访问者认为俄罗斯应该参加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俄罗斯自民党坚决谴责美国的行为，但该党的声明也是模棱两可、相互矛盾。按照日里诺夫斯基的观点，是美国自己挑起了2001年秋季的种种事件，美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消灭国际恐怖主义，而是要借此摧毁俄罗斯，局面现在已经失去控制，新的战争将导致所有“白色人种”全部被消灭。俄罗斯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久加诺夫也在利用10月的局势，声称俄罗斯共产党现在已经“完全放弃对普京的信任”。久加诺夫在俄罗斯共产党政策的声明中指出：“美国的行为是真正的抢劫，是对全世界的挑战。俄罗斯大多数公民都在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普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普京跟着华盛顿的尾巴跑，可还是强化了美国在北约东扩和部署反导系统上的立场。我们共产党人一直对新总统保持克制，以便让他有充分的时间确定自己的方针。普京本来有机会改变社会发展方针，把社会推向复兴之路，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现在一切都已经明了，相信普京是一个主张国家强力政权的人，这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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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报纸都是这种立场。尤·索罗维耶夫认为，美国是在阿富汗轰炸俄罗斯。 另外一个共产党记者阿·尼古拉耶夫说：“普京极力展示他对美国绝对忠诚的强烈愿望，他已经坐到布什的马车上。” 迄今为止，《新报》批评普京的力度甚至超过俄罗斯共产党的思想家，但现在该报的政论家却软化了自己的立场。布·卡加尔力茨基在文章中提到了“俄罗斯的福气”，因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往往是没有参战的一方。可这一次却违反常规：我们没有直接参战，这是我们的幸运，但这种幸运也是相对的，因为美国在东方发动的战争，反对俄罗斯的利益与打击恐怖分子的程度相当。
2001年秋，很多总体支持普京政策的民主派也表达了肤浅而极端的观点。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说：“到处都在说，我们不是和伊斯兰，而是和恐怖分子在作战。暂且不提平衡政策，有头脑的人都应该明白，与伊斯兰的战争至少已经进行20年了。更准确地说，是伊斯兰与我们作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与基督教自由文明最终对抗的论点，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以各种方式控制着很多人的思维。诚然，远不是几十亿穆斯林，甚至远不是所有穆斯林国家对西方的民主怀有强烈的仇恨，但这些年在伊斯兰的骨髓里的确出现一定的核心，也可以说是不可调和的活跃分子。可以把这些人称为瓦哈比分子，或者干脆把他们称作精神病人，但的确是他们——伊斯兰中的伊斯兰建立了国际仇视，在他们眼中，其他穆斯林都是不纯洁的。我们大家还企图借助各种思想学说来解释这一现象：殖民主义后果、不平等分配财富、诡诈的全球化、声名狼藉的欧洲中心论等。用精神病学来解释这种现象更准确些。一句话，为了与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需要的就不仅是精神病患者用的拘束衣。”
这个作家在这个犀利的宣言中混杂了很多东西，为的是让“有头脑的人”都能够接受他的说法。这种杂乱的思想和概念，甚至带着其他特征的更混沌的东西，在《明日报》里处处可见。这些文章试图炫耀如果不是塔利班，那就是本·拉登的功绩。埃·苏尔丹诺夫用“保卫战”这个词来描绘塔利班坚守马扎里沙里夫的7天战斗。“塔利班在布雷斯特坚守阵地很多个日日夜夜，这是英雄的扎里沙里夫保卫战，几百个塔利班战士誓死抵挡所谓北方联盟的进犯，他们是在和喷出战斧的剑齿龙般的虎狼之师作战……腰间捆绑着成捆的手榴弹的塔利班战士向敌人的军车扑过去。”
简直没法评价这样的说法。
细菌战恐怖时期
在对阿富汗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时候，美国当局也明白，他们的对手很可能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实施新的打击。因此，核电站、水坝、桥梁、供水设施、机场等地都提高了安全保障级别，同时军方将民用飞机的飞行纳入自身的监控之下。
与此同时，美国也考虑到对手发动化学战和细菌战的可能。用实施化学武器来达到恐吓的目的很容易，在恐怖历史上就有这方面的先例。制造和使用生物武器要困难一些，但这也是凶狠残忍且拥有充足资金支持的恐怖组织力所能及的。美国特工机构推断，恐怖分子有可能在人群稠密的地方或者在地下设施（如高峰时段的地铁）投掷某种强烈剧毒物或者杆菌，于是他们据此开始准备应对这些新的威胁。
从军事大百科全书上可以了解到，生物武器的高效性是由以下特点决定的：传染所需的剂量很小，可以在大面积范围内隐藏使用，检验成分很困难，可以选择作用对象（只对人和生物），对军队和平民的防护工作和消除灾难后果的涉及面大而且过程复杂。就发动战争的手段而言，使用生物武器是最残酷的方式之一，也是对人类最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
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是被国际公约禁止的，但世界上所有大规模的军队都有防护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特种部队。使用这种武器的国家都应该事先想到可能招致的相应报复，也正是这一点抑制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是，恐怖组织是不会把任何国际公约当回事的，他们也并不担心有人会针对他们使用毒气和病毒。
在美国，任何人也没有预料到，挥发性的疽微生物会被装在普通信封里被邮寄到不同的地方。2001年10月，美国一些报社、电视台和美国国会首批接到了装有炭疽病菌的信封。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炭疽病菌一共造成大约50人发病，其中5人死亡。但它造成的心理反应却更大，有不少人因此陷入恐慌之中。为了消毒，美国国会被迫关闭几天，议员的聚会地点只能临时改在其他联邦机关；美国最高法院有几天也不得不移地办公；邮局系统的工作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几十吨邮件都要经过特殊的消毒处理。
不过炭疽病菌引起的恐慌在11月就被消除了。已经查明，感染所有邮件的病菌都属于同一个菌种，美国以前在军事研究中曾经使用过这个菌种。但不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其他特工机构，都没有找到这些神秘的恐怖分子。尽管有关信件给人留下“阿拉伯来源”的印象，但联邦调查局不排除，这个生物恐怖行动是美国的某个恐怖分子或者恐怖团伙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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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也好，那样也罢，危险的先例已经创造出来，无论是医学工作者还是特工部门，往后都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俄美高峰会晤前夕
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总统再一次举行会晤的日期被安排在2001年11月中旬。世界媒体在10月底就非常活跃地讨论这次会晤的可能结果和双方立场。按照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谢尔盖· 卡拉加诺夫的观点，普京和布什这次会晤注定要取得成功：“如果两国总统能在各自官僚建议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双方在建立正式的长期的安全联盟上达成协议，这次会晤将成为一次历史性的会晤。”
“当前的形势是，布什非常希望俄罗斯能作为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的盟友。俄罗斯现在也需要盟友，以免在不稳定的亚洲面前孤立。在此情况下，普京的行动是非常高效的。他不仅单方面向美国做出了一系列的友好姿态，不仅将俄罗斯变成美国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珍贵盟友，还把美国变成了俄罗斯的珍贵盟友。奇怪的是，有人把俄罗斯支持北方联盟、支持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看成是俄罗斯对美国做出的让步。要知道，驻扎在这些基地上的美国军人也将保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安全，使其避免塔利班扩散的威胁。在普京这个相对虚弱国家的领袖身上，破天荒地出现了很强的姿态。”
德国很有影响的《时代》周刊撰文指出：“美国和俄罗斯在1945年之后第一次找到共同的敌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看清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为了取得惊惶失措的西方世界的信任，俄罗斯已不需要再做很大的努力。普京通过克制的合作就取得了最好的效果。‘九一一’事件之后，俄罗斯的分量得到加大，新的威胁将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题目——经济和金融市场都推到后面。在战争时代，世界关注的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军事潜力、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资源。俄罗斯不无自豪地展示了自己‘欧亚商品铺子’：巨大的石油、天然气储藏，生产和销毁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优秀专家、庞大的秘密机构以及在中亚地区的军事霸权。”
《金融时报》在回忆普京2000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情景时指出：“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俄罗斯总统取得了很多成就。到今天为止，克格勃从前的工作人员、圣彼得堡的前副市长，不仅成功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局势，而且改变了国际局势。普京罕见的利用外交机会的能力，使他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占据当之无愧的地位。”
很多西方的观察家对普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提交换条件”的做法不仅感到惊讶，而且还有些不知所措。这里边包含着一种力量，但不是弱化俄罗斯的立场。普京总统告诉大家，他领导下的俄罗斯很早就开始与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斗争，所以莫斯科非常乐意看到，今天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
俄罗斯没有期待任何人的奖赏，尽管它在精神上完全有权等待西方领袖做出回应。如果没有出现这种回应，就只能是西方眼光短浅的直观表现。美国一些报纸认为，克里姆林宫制定对外政策的高层让西方领袖感到非常意外。有些西方领袖继续按照交易的思维思考问题，按照他们的推断，普京不说出价格，不过是想提高价码而已。无论如何都显而易见的是，西方遇到了以普京为代表的特别强势、而且技艺高超的伙伴，这个伙伴玩的是一场不败的游戏。
俄罗斯国内外媒体出现一些传闻，说普京在内政上遇到复杂局面，他和军人意见不一致。毫无疑问，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的确存在某种分歧，但分歧不是非常严重。总的来说，普京在2001年秋天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自信。社会舆论调查也显示，俄罗斯人还像从前那样支持普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美国总统对俄访问前几天，普京接受了美国报纸、电视记者的联合采访。在回答俄罗斯做出新的战略选择的原因时，普京指出：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选择，这个选择很久以前就已做出，只是“九一一”事件以后才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评价。大家现在都确信，我们应该在一起。面对这样直截了当的问题：您的国家支持美国，应该获得什么报偿？普京明确回答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国际恐怖主义。我们一起完成的事业，符合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对俄罗斯和西方、美国关系贴近感兴趣的不仅是俄罗斯，还有美国社会。这不能被看成是俄罗斯今天所持立场的支付条件。俄罗斯不和别人做交易，它提出的是合作建议。俄罗斯不会向阿富汗派兵，因为这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但俄罗斯军队正向美国提供帮助，而且这种帮助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有记者问：为什么俄罗斯与朝鲜、伊拉克、伊朗、白俄罗斯等不民主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普京回答说：“在我们的伙伴中没有恶棍。”普京坚信，“苏联和美国从前在南亚的竞争将彻底结束。我们应该中止这种错误的做法。我有一种感觉，我和布什总统能够做得到”。
美俄总统会晤
从美国传来灾难消息的时候，普京当时还在莫斯科。从纽约附近的肯尼迪机场起飞的一架空中客车-300飞机，在起飞3分钟后坠落在纽约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机上260名乘客、机组人员以及昆西的几个居民遇难，飞机坠毁地域没有摩天大楼。事故发生后，很快出现两种说法：技术故障或者恐怖袭击。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对美国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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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受着强烈的不安，布什总统也对活动日程表做了修改，接受俄罗斯记者团采访的计划也被取消。但是，普京对美国的访问既没有取消，也没有推迟，这个访问的行程和计划没做任何变动。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专机在11月13日（星期二）起飞，并在当日抵达华盛顿。由于纽约发生的灾难，所有形式上的仪式都被取消，俄美两国总统在大小范围内接连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会谈。俄美双方通过了包括南亚问题、中东问题和生物恐怖在内的6份声明，其中最重要的是美俄两国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声明。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准备将核弹头数量从如今的6000枚削减到1700～2000枚；普京总统宣布，俄罗斯准备在2010年之前将核弹头削减至1500枚。布什声称，他准备单方面承担义务，这样可以避免持续多年的磋商和艰难的批准进程：“这是我们新的合作，不需要书面协议”；普京指出，他希望还是用条约将所有这些记录下来。据此，布什的反应是：“我看了这个人和他的双眼，握了他的手。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但如果非要签署一份什么文件的话，我可以做这件事。”负责为美俄总统会晤做准备的专家们推断，削减进攻性武器的协议当然要签，但这份文件应该属于不需要美国国会和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的那种类型。
乔治·布什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第一天会谈结束之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俄罗斯电视台现场转播了这个活动。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很情绪化，他说：“我们正在撰写历史。任何一方也不再把对方看成对手。” 北方联盟攻占喀布尔的消息在这一天传到华盛顿，这让美国感到非常意外，因为阿富汗未来政府问题还没有协商好。在这次会晤的前两天，布什曾经建议北方联盟领袖，让他们不要急于进攻阿富汗首都。因此，布什在回答有关喀布尔的问题时，显得有些不安。普京出来帮助布什解围，他说：“北方联盟没有对喀布尔实施强攻，这座城市已经被塔利班抛弃，因此必须及时控制局面。”有记者问普京，是否对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军事基地感到担忧，普京回答说：“如果我们面向未来，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最担心的是阿富汗北部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布什还提到，他将帮助俄罗斯取得与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我们将致力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能早日取消”。总的来说，两国总统经常用人称代词——我们。
联合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布什就飞往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私人农场。普京在华盛顿还有几场活动。普京在俄罗斯驻美国使馆举行了大型招待会，应邀参加的宾客有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贸易部长埃文斯以及很多美国当局的官员和大公司的头面人物。接到招待会邀请的还有旅居美国的俄罗斯侨界知名人物、犹太人社团领袖等。
除了少数例外，美国和整个西方媒体对这次访问成果的反应以及华盛顿会晤本身的特征都是非常善意的。几乎所有报纸都不无惊讶地提到了普京非凡的外交才能。
英国《时代》周刊认为：“在打击恐怖的战争中，暂时只有一个无条件的胜利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使俄罗斯问题从国际会晤的议程中消失。由于美国突然产生与俄罗斯合作的需求以及普京最近两个月展开的无可挑剔的外交活动，俄罗斯已经处在与西方关系取得突破的门槛，这一突破能够帮助俄罗斯实施提高大国地位和振兴经济的目标。在前苏联的南部边境，俄罗斯军队和美国的军队肩并肩，这在3个月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普京对美国的反恐斗争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就等于布什欠了普京一个人情。”
《华盛顿邮报》指出：“普京要使俄罗斯和西方联合的愿望是真诚的。但这个战略调整的真正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的深度和可逆性。如果俄罗斯获得西方援助的企图破灭，莫斯科将很快收回过去提出的所有建议。” 巴黎的《自由报》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布什终于翻过了两国关系中的‘冷战’一页”。
一家德国报纸评论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乔治·布什给人感觉就像老朋友一样，尽管他们都是不久前才上台的。两国之间昔日的竞争完全被抛在后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俄美两国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诚和信任。”
意大利《晚邮报》的观点更悲观一些：“在布什和普京的会晤中，没有取得事先设定的成果，俄美两国总统试图用很多鲜活的玩笑来掩饰这一事实。真正的转折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都是表演。这些表演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目的是为了让俄美两国公众觉得，布什和普京真的结下了友谊。”
11月14日，弗拉基米尔·普京来到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在当地一所大学向企业家做了一次演讲。700多名工商界代表和政治精英汇集演讲大厅之内，还有400多人通过显示屏聆听普京的演讲。与会者提了很多问题，普京用最大限度的真诚回答了这些问题。关于俄罗斯和北约关系，普京谈到，俄罗斯在与北约关系上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联盟能够走多远，俄罗斯就准备走多远。普京在此后多次重复过这句话。在休斯敦，普京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举行了会晤。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介绍老布什的时候说，我们有一句谚语：落地的橡子就在橡树附近。普京说，这个谚语在俄罗斯还有一个说法：苹果是从苹果树上落下来的。傍晚，普京乘坐直升飞机抵达布什总统的私人农场，在那里出席了布什总统的家庭晚餐。晚宴一共摆了5桌。美国方面，除了布什夫妇和女儿以外，德克萨斯州州长和布什家乡的几个老朋友也出席了晚餐。除了普京和夫人柳德米拉以外，俄罗斯方面出席晚餐的还有伊戈尔·伊万诺夫、弗拉基米尔·鲁沙伊洛、俄罗斯驻美大使乌沙科夫、总统助理普里霍季科。在晚餐上，没人谈论政治。晚餐结束以后，普京夫妇留在那里过夜。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9)
11月15日，俄美两国总统举行 “不系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很多人推断，俄美两国在此地将找到反导问题的妥协方案，看来双方没有战胜分歧，但两个总统在会见结束之后的心情却是非常不错。布什和普京宣布，他们已经谈妥“联合行动的必须性”。这个句子看似没有什么内容，但它的确非常重要。看得出，两国总统不想因为反导问题而争吵。当天中午，两国总统在热烈的气氛中会见了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生。俄罗斯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活动。
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乔治·布什在农场共进工作午餐之后分手了。可以看得出，布什在德克萨斯知名度很高，美国报纸此前就曾说过，小布什，这位德克萨斯州不久前的州长，取得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掌握了古老的政治艺术，他知道怎么能够让各种不同的人喜欢他。现在，一些俄罗斯报纸评论说，普京也技艺高超地掌握了这门政治艺术。布什在克劳福德说过：“我明白了私人外交的价值。”普京同意布什的观点。
11月16日，星期五。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一天是在纽约度过的。这也是他此次访问美国情绪化色彩最浓重的一天。在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的陪同下，普京凭吊了“九一一”事件发生地。这是位于曼哈顿中心的一片残迹，当时这里还弥漫着烟尘，几百人仍在昼夜忙碌着。所有这一切都给普京留下非常郁闷的印象。普京向用木板临时制作的死难者纪念碑鲜了花圈，在罹难者的名单上还有100多俄罗斯公民或者来自俄罗斯的移民。
总统专机飞离美国前夕，弗拉基米尔·普京前往那座于20世纪初由私人捐助建成、归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教署管辖的圣尼古拉大教堂，为因遭受恐怖袭击而罹难的人祈祷。
俄罗斯的社会舆论和布什、普京会晤
毫不奇怪，美国社会大多数人都对俄美高层会晤给予高度评价。美国报纸毫不吝啬地夸奖普京。美国实业界主流报纸《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尤其在最近几个月都做了些什么？他牢固地控制着这个名叫‘俄罗斯’的巨轮舵轮，果断地改变了轮船的航向，这是为了避免与经济下降、政治隔离的珊瑚礁发生碰撞，否则就会被撞破船底。”
俄罗斯社会舆论又是如何评价这次高层会晤的呢？
俄罗斯共产党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这份声明对俄美总统会晤的评价是“俄罗斯的战略投降”。如果说得更准确的话，是“俄罗斯执政阶层对西方的投降”。“普京正在重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老路”，“普京大洋旅行的迷雾般成果”，“普京破坏了俄罗斯的战略屏障”——类似的评价充斥2001年11月的共产党报纸。这些报纸不仅竭力进行带有明显偏见的渲染，而且还明目张胆地说谎。
耶·波希塔伊洛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撰文说：“普京连续到东方和西方旅行——这是他的个人嗜好。普京的体力和智力不是用在复兴俄罗斯的耐心细致、墨守成规的工作上，而是用在接见、演讲、参观、授奖、祝贺、结识、欢迎、照相上。实际上，普京就是懒得工作，他在假装工作，实际上就是空虚的表现。正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所说的那样，空虚的表现就是懒惰，懒惰将引发思想上的马虎大意，这几乎就是犯罪。” 久加诺夫声称，“俄罗斯正在遭遇灭绝的威胁，毒品紧紧地套着俄罗斯，丘拜斯的班子用疯狂的电价扼杀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就要被盗光，可普京先生却在保持沉默，他不过是在回避解决国家生活保障的重要问题。不能容许他在出国旅行的飞机上领导国家。” 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在《明日报》上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只是他采用了惯用的表达方式：“为了欺骗僵死的国家，为了让遭受不幸而疯狂的人群围着一个手指转动，政权编造出没完没了的概念和游戏——大国思想、新路线、干部政策改革、公民论坛、打击腐败。而现在他们把面罩都给摘了。人们一直观察着普京的双重个性，两年的精神分裂症已经结束。普京的‘大国方案’——所谓主权、反击、人民、复兴、强大独立的俄罗斯，都不过是一些空话而已，所有这些陈旧的粉饰如今都被抛到一边。现在，普京的意识形态观已经转为全球化、美国化，并最终会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引入一片泥潭之中。我们给自己的国家接连选了三个破坏式的总统。普京先生，你是什么人呢？你什么都不是。”
正如人们的预料，民主派媒体支持普京与西方接近，尽管也不时地批评普京对外政策透明度不够。姆·格利金在《共同报》上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向西方走了很远。脱离了社会舆论，也脱离了社会精英的大多数。”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反驳说，“问题不在于普京，而在于社会，它往后拖着普京，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改变没有思想准备。问题在于，政权会不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打算。到目前为止，普京还没有解释，他在对外政策中想得到什么，就像他没有解释对内政策的目的和任务一样。人们相信普京，感觉到他在为俄罗斯争利益，和叶利钦执政的时候不一样。但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普京往前是走不下去的。他必须公布自己的明确纲领。”
普京和布什在得克萨斯一整天都谈了些什么？——《侧影》杂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次会见，媒体上只有一句模模糊糊的句子：普京和布什共同制定了联合行动计划。除此再没有其他内容了。联合行动计划是个什么东西呢？为了制定这个计划，普京在德克萨斯这个偏僻的角落呆了一个昼夜，布什还亲自驾驶自家农场的敞蓬车。也许这个计划在某个正式协议中已经得到具体化，但我们对这个计划的了解，十有八成是要通过著名的“圣经原理”：根据实际行动来了解计划的内容。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1943年聚会德黑兰，也是为了制定联合行动计划，当时也没有对外透露计划的内容。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20)
定居美国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和记者，对布什和普京会晤的反应也很有意思。诗人纳乌姆·科尔扎温在接受《新报》采访时说：“我的心情很愉快，里面有很多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很喜欢普京。美国人当年逃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叶利钦，在美国人的眼里，他们就如同穿着西服的北极熊。突然间，国家元首变成了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行为举止得当，看上去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无论和小孩在一起，还是和成人交流，普京的举止的确都很自如。不管是在华盛顿、得克萨斯，还是纽约的遇难地，普京展现出的是一个有能力维护自己利益，同时又充分考虑别国利益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看上去名副其实，但又不是妄自尊大。和这样的国家不仅可以交往，而且值得交往。
赫鲁晓夫的孙女——尼娜·赫鲁晓娃在美国研究生毕业，如今在纽约国际信息中心工作。她对普京也有类似看法。尼娜·赫鲁晓娃写道：“布什很愿意和普京拥抱的原因很简单：普京的意志和自信吸引的结果。美国人不只是评价对方的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力量，还特别注意对方的性格力量，即所谓世界先驱的行为类型——冷淡的，非正式的，自信的，平静的。军事力量是次要的：首先应该展示自己，征服对方，要让人相信——我是最强的人，最正确的人，甚至是遭受劫难最多的人，然后才是行动，哪怕采用军事手段。普京是西方阵营以外第一个按照‘世界先驱原则’与美国打交道的人。普京不仅让那些习惯于俄罗斯的恐怖压制（斯大林）、浪漫的心灵（戈尔巴乔夫）和喜怒无常（叶利钦）的美国人感到大吃一惊，而且还把他们吓了一跳：一个俄罗斯人，从前的特工，就像是按照西方标准塑造的，表达问题这样准确，看问题这么通情达理，真是不可思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按照俄罗斯的友好方式，将世界竞争让给了美国，美国针对他们的政治方式——‘让我们相互拥抱，我们将要交好’——在普京这里不好用了。普京没有按照俄罗斯人的建议和美国政治家的警告行事，他没有特别坚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约扩大和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上，他推翻了所有熟悉的概念和老一套办事规则。俄罗斯总统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他‘不签订条约，就不削减核武库’的坚定决心。依据流露在外的情感，布什发誓要和俄罗斯友好，他认为和普京握手就足够了，不必签订条约。普京态度委婉，但没有对这个看似友好的提议给予回应。普京做得非常正确：没有合同，美国人什么都不会做，现在突然冒出什么‘诚恳’！不管是遇难者，还是朋友，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美国的‘诚恳’，因为美国只想它自己。”
俄罗斯和西方媒体都出现了很多俄罗斯将军对普京政策不满的推断。一家俄罗斯报纸认为，普京可能来不及实现转折。某些报纸甚至用可能发生军事政变来吓唬读者。的确，有一部分军人对普京对外政策是否正确提出疑问。俄罗斯从古巴和越南撤出军事基地，让他们感到担忧。谨慎的将军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不是喊着要加入世界反恐联盟，而是真的开辟了进攻本·拉登和塔利班的第二战线，向北方联盟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很有可能还派了包括坦克手在内的军事顾问。与此同时，俄罗斯还给美国开了绿灯，允许他们使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前苏联军用机场和军用基地。
但是，俄罗斯大多数军事将领还是支持普京的政策。普京的政策可以使俄罗斯在几乎没有损失、不需动用太大力量的情况下，清除俄罗斯和中亚盟国南部边境的军事、政治威胁。
与此同时，塔利班和本·拉登在俄罗斯的盟友也表达了对普京行为和政策的极端不满。这里不仅包括利莫诺夫的纳粹-布尔什维克党，而且还包括部分穆斯林神职人员。例如，俄罗斯亚洲地区穆斯林精神领袖、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联合主席谢赫·纳菲古拉·阿什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阿富汗进行的是反对伊斯兰的十字军东征，俄罗斯也参加了这个行动。我认为，每一个穆斯林都有权站在阿富汗国家守卫者——塔利班一方去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