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 作者：[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一部分
前言
带着苦涩、骄傲和希望，俄罗斯人走过了20世纪。
在这个世纪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剧烈动荡、革命和战争，但却没有一个大国像俄罗斯这样在近100多年的时间里如此频繁、急剧、病态地变化。早在100年前，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就在争论，俄罗斯是否可能、是否需要建设资本主义；然后，又在试图遵循党的“总路线”或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中，争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现在，已经不再有多余的争论了，我们正在开始从寡头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前进。
20世纪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经历了俄罗斯帝国崩溃和苏联解体的痛苦。但是，俄罗斯却以一个伟大的国家、以多民族社会、以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欧洲及亚洲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存在下来了。这期间俄罗斯所有政党和它们的意识形态都痛苦地承受了这种崩溃和解体。俄罗斯人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思考自身命运、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幸福、安全和重新获得的团结，这时，国家以另外一种面貌、另外一个疆界出现了。
今天，人们不难勾勒处于贫穷状况下的俄罗斯最灰暗的画面，而且许多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自由派改革家和“休克疗法”致使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走向贫困，甚至有些人是赤贫，他们没能医治好国家的创伤，还差一点就将之毁灭。令许多人惊奇的是，90年代经济衰退和危机并没有导致大的社会动荡。苏联的解体是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完成的，俄罗斯避免了20世纪许多国家没能逃脱的极端民族主义造成的灾难后果。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是领土面积世界最大、军事潜力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她继续保持了在欧洲、远东、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影响力，也仍然是前苏联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在联合国，她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蕴藏着世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科学和文化潜力以及很高的教育水平。俄罗斯人民渴求秩序，但这不是强加的。
是的，俄罗斯还是一个大国，她的人民在经历了一场大病以后逐渐康复，这种高速发展已经开始。
新世纪的俄罗斯迎来了一位新领导人。在最近三年里，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有很多描述，而且这些描述往往千差万别。普京能够出现在俄罗斯政坛的峰巅已是出人意料，而更令许多人意外的是他顺利地走完了第一个任期，并且获得了俄罗斯公民高得出奇的支持率。我们确信，这位领导人是应时代、历史进程和俄罗斯人民的召唤而生的，他不仅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地、全面地展现了俄罗斯的形象，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本性地扭转了那些对政治家无法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偏见。
弗拉基米尔·普京代表了新一代俄罗斯政治活动家：他们出生于“二战”以后，对那场战争的了解来自书本或是父辈的讲述；这些人在苏联的学校里、在60～70年代苏维埃的氛围中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他们在苏联时期开始了最初的仕途；在90年代自由改革的条件下，这些人没有销声匿迹，他们通常是冷静的实用主义者，与此同时，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借鉴旧俄国、前苏联和新的民主俄罗斯一切好的价值观和优良传统，期望继承俄罗斯帝国的传统，恢复她在欧洲和亚洲的本来作用。
弗拉基米尔·普京几乎是在紧急状况下接管国家政权的。那时，俄罗斯经济羸弱、国家政治乏力以及当时正在出现的联邦解体危险一并袭来，似乎，国家复兴的希望在丧失，人民对于20世纪所遭受的一切感到厌倦。在这种背景下，普京及其班子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责任。
在德国著名剧作家B．布莱希特一部剧本中有这样的对白：
——产生英雄的国度是幸运的。
——不，不需要英雄的国度才是幸运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可能已经适应、习惯了没有英雄的生活，但俄罗斯却需要英雄们。这是我们的缺憾，因为英雄不是永远遵循这样的逻辑和要求：这些人被推举从政。
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英雄这一话题成了他们研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刺激因素。
本书是在2001年8月出版的著作（《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发生在近两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使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让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不得不紧张工作并做出重要决定，所有这一切不仅显著地改变了俄罗斯在世界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普京在国内外领袖中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作者写作《弗拉基米尔·普京——现任总统》，现在这本书被命名为《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
在此，我感谢为我写作本书提供建议和信息的所有人。
普京和索布恰克(1)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是最早注意到普京的俄罗斯政治家。普京与索布恰克两人一起亲密无间地工作了六个多年头，可以说，这段时间对于他们两人及其事业来说都大有裨益。正因如此，索布恰克也是后来被普京称为老师的惟一一位俄罗斯政治家。
1973年，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任教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他在36岁时被评为副教授，所研究的专业是经济法；那时他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而那时，20岁的普京只是列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曾经听过索布恰克的课。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三年后，普京进入苏联克格勃系统工作、学习，他准备成为一名情报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继续在大学里提高自己的法学功底，当上了科学博士和教授。然而到了80年代末，这一切都改变了。
索布恰克步入仕途非常急速，并且很出人意料。1988年初，50岁的索布恰克还只是一名大学教授和经济法教研室主任。这时，为帮助“改革”，他决定加入苏共。当国立列宁格勒大学获得推荐候选人当选苏联人民代表的权利时，列大代表大会上共产生了八名竞争者，其中索布恰克的知名度最低，但是，他凭借自己卓越的演讲能力和清晰的竞选纲领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大厅里，索布恰克回答问题时显得格外坚定、平静，与其他候选人相比，他的发言更加流畅。在列大代表大会的400名代表中，有300多人投了索布恰克的票；在列大所属的列宁格勒市瓦西里岛第47选区举行的其他选举活动中，索布恰克也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1989年5月25日，在莫斯科拉开帷幕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演了一幕非同寻常的、出人意料却又很吸引人的“政治剧”：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这里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大会召开前的一系列预备会议上，索布恰克做了多次发言。尽管这些演讲公众并不了解，但却引起了人民代表和苏共领导层的注意。索布恰克在大会上的发言更加巩固了他的声望，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经验、有权威、独立而且直率的讲演人。
人代会以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加入了由鲍里斯·叶利钦和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作为反对派存在的跨地区议员小组（简称 ）。在一些枯燥无味的会议上，索布恰克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不仅努力巩固自己与叶利钦、与“莫斯科小组”中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代表的联系，而且与考虑拉拢政治局“民主派”、孤立“保守派”的戈尔巴乔夫关系也不错。
索布恰克不愿意自己被认为是中激进的政治反对派；对他而言，跨地区议员小组首先是一个政治俱乐部。那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并没有将索布恰克当成政治对手，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次向他咨询法律问题。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和阿·伊·卢基扬诺夫的支持，索布恰克根本无法当选人代会负责调查1989年4月1日第比利斯流血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主席。
众所周知，这个“格鲁吉亚特别委员会”认为格鲁吉亚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和外高加索军区应对所发生的悲剧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它还指出，戈尔巴乔夫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兹韦阿达·加姆萨胡尔季阿没有任何过错。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围绕“第比利斯事件”展开的激烈争论再次将索布恰克推上讲台。在这里，他的工作总是富有成效——尽管并不总是足够令人信服。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些将军们，还有许多特工机构的领导人明显表现出极不喜欢索布恰克的情绪。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法律委员会会议上非常活跃，在这里他领导一个经济法和改革分委会。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所有苏联政府成员、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领导人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任命不仅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还要由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先期讨论在委员会内进行，有时争论非常激烈。大约有1/4的候选人任命没有被最高苏维埃批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由于索布恰克的反对而没有被通过的。相反，另外一些人尽管知名度很低，但却获通过，而且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官员。
围绕干部任命的这场辩论导致索布恰克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关系变得明显冷淡，但却提高了索布恰克在最高苏维埃中的声望和在全国的知名度。无论是在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的发言数量，还是收到的信件和电报的数量，索布恰克都遥遥领先。给索布恰克的信，只要在信封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索布恰克”，就能到他的手中。就连索布恰克本人也对这样简明的通信地址感到惊奇。按受欢迎程度，索布恰克在1990年1月仅落后于鲍里斯·叶利钦，但他出国访问和受邀请的次数却超过了后者。
许多西方外交官毫不掩饰地认为，俄罗斯“第二圈”政治家不在政治局，他们认为最好的伙伴和谈话者是瓦季姆·巴卡京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在新生代政治家中，索布恰克在苏联媒体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刊登于1989年秋天的《星火》杂志上。与此同时，《祖国》杂志开始发表政治家肖像“政坛名字”系列文章。《共青团真理报》确认，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收到的求爱信最多。1989年9月3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标题为“人民的律师”的文章。
普京和索布恰克(2)
我与索布恰克是在法制委员会认识的，我当时领导其中的一个分委会——文化领域法制委员会。我非常欣赏索布恰克的独立性以及阐述自己见解时的勇敢精神。他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但是从没有想过像加弗里尔·波波夫一样，为了扮演跨地区议员小组“总思想家”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小圈子”。在与最高苏维埃官员们的交往中，索布恰克的表现不仅仅是自信，有时甚至被认为是高傲。在最高权力机关，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在不少人看来，索布恰克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但没有人说他谦虚。相反，他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在议会内，索布恰克经常做没有必要的发言，而且其发言常常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公开辩论的时候也不例外。在索布恰克与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尖锐辩论中，我站在后者的一边。话题是围绕臭名昭著的“ＡＨＴ合作康采恩”事件而展开的，当时索布恰克的看法完全与事实不符。但从这场辩论中我发现，作为公共政治家，许多高级领导人的辩论才能很弱。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进行议会公开辩论，即使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也还是会输给对手。
不过，当时“民主派”提拔的很多也是愚蠢无能的人。所谓“民主阵营”，就是一大批在1990年初匆忙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民主俄罗斯”、“民主联盟”、“俄罗斯民主党”、“民主大会”以及“人民阵线”等。在这些新的政治流派和政党领导人当中，持不同政见者很少，大多数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像苏共和国家机关出来的失意者、一心想向上爬的人、犬儒主义者、怀疑过去者。但里面也有一些“浪漫的民主主义者”，毫无疑问，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与那些利欲熏心者和爱慕虚荣者相比，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人，珍惜自己内行、诚实和独立法学家的名誉。他在讲台上自我感觉非常好。他曾说，尽管权力能在黑暗和寂静中决定人们命运，但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权力公开化激起了他的兴趣。他毫不掩饰自己想将最高苏维埃或法制委员会变成古希腊“贵族院”、然后再变成“平民院”的愿望，而他自己则可以借助出色的辩才成为雅典娜（智慧女神）。在加弗里尔·波波夫和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召集的跨地区议员小组闭门磋商会上，几乎从来看不到索布恰克的身影。但是，那个时代注定属于这些人。对于“民主派”来说，1990年春天是一段非常顺利的时期。尽管共产党有连续工作的能力，精明、机灵，组织性也很强，但比起那些演说能力出众、又有平民化作风的对手们来，他们获得的支持却要少得多。因此，那时“民主派”到处拼命挤压共产党的执政空间。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义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已经挤走了共产党，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拥有很大的势力。接下来，在下诺夫格罗德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民主主义党派和组织取得了胜利。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经过三轮投票，鲍里斯·叶利钦被推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由加弗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派阵营获胜。但是，还有更大的胜利等着民主派——在列宁格勒他们获得了70%的支持率。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并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他的政治前途与整个联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他的顾问
几乎就在列宁格勒苏维埃选举胜利、取得了380个议席中的240个以后，列宁格勒“人民阵线”开始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派别。“民主派”之所以在1990年能够团结，是由于有一个共同的对手——苏共。除此之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纲领都不一致，而且激进程度大不相同。在这里，不能忽略个人野心——“民主派”内领导人人数众多，谁也不想服从统一的党纪。
但在1990年，列宁格勒苏维埃苏共代表既不遵守纪律，也不团结。那时，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内部自由派与正统派同时存在，既有民主派又有不希望“放弃原则”的斯大林主义派。市和州的领导层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清洗过了，但是，著名化学家、列宁奖章和其他各种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里斯·吉达斯波夫出人意料地担任了苏共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当选，更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
他入主了斯莫尔尼宫，但很快就认识到，权力已经不在苏共的官员手中了。这座拥有500万人口和巨大工业潜力的大城市开始明显失控，列宁格勒“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新议员们天天聚集在马林斯基宫，可他们不仅没有选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就连会议日程问题也无法解决。
列宁格勒民主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地质科学博士玛莉娜·萨利耶和记者、经济学家彼得·菲利波夫。在城市集会中他们两人配合默契，但却在由谁入主马林斯基宫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电视媒体的普及，选民们耳闻目睹了那些无聊的争吵。
由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列宁格勒民主派决定由在1989年选举中曾非正式地帮助过他们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出面。索布恰克不假思索地同意帮助乡亲们。通过紧急选举，索布恰克进入“自由”圈子，得到了市苏维埃议员席位。1990年5月23日，他又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
普京和索布恰克(3)
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是一个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在索布恰克之前，阿列克谢·科西金在这个职位上干了52年，而更早的主席则是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不过，尽管这个位置很重要，但却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座城市。除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之外，还有一个列宁格勒市执委会，此时它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军事翻译亚历山大·谢尔卡诺夫，他是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他的支持者是列宁格勒议员。此外，党的机关、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列宁格勒军区以及克格勃、内务部派驻当地的机构也保留有不小的权力，他们只听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还派专员领导在列宁格勒占有相当优势的国防企业。与莫斯科一样，列宁格勒也是个管理起来非常复杂的庞然大物，95%的问题只能、也必须不依靠政治方式解决，而是需要专家们努力工作。
无论是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还是莫斯科的加弗里尔·波波夫都没有对如何管理好这样大的城市做好准备。莫斯科难于管理之处在于城市特别大，大学教授波波夫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就很快自动下台了。有人预测，同样是大学教授的索布恰克将重蹈波波夫的覆辙，因为索布恰克不懂得如何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列宁格勒市执委会、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以及列宁格勒民主派领导人合作，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理顺与自己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索布恰克的忠实追随者只有列宁格勒知识界和大多数市民，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权力杠杆”。
索布恰克提出了几项颇为吸引人的措施，包括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建立“自由经济区”，将列宁格勒重新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旅游中心，使半封闭的地方性城市列宁格勒变成圣彼得堡和“通向欧洲的窗口”。但是，这些都如同海市蜃楼一闪即逝。列宁格勒的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公共交通运营更加糟糕，居民生活必须的食品供应陷于停顿。
为不使城市运行下滑得过于迅速而致失控，索布恰克布置了一系列工作，安排了多场会见，其中包括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次重要会面。当年普京38岁，刚从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回国不久，担任着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国际联络的校长助理。根据惯例，苏联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都来自克格勃，是后备人才，他们以大学领导人和克格勃官员的双重身份工作。
有关普京和索布恰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版本。1990年彼得堡“民主派”内部的说法是，来自民主派阵营的索布恰克主动从“机关”要人，但索布恰克本人断然否认了这种谣传。“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怎么能是我主动要人呢？！如果是我主动找普京，想邀请他来工作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非常了解他。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我的助手的呢？1990年，在大学的走廊里我非常意外地碰到了他，于是详细打听了他的情况。我了解到，他在德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是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外事工作的校长助理。大学时期他非常优秀，尽管有过这样的‘标签’（指克格勃背景——译者注），但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他不是一个爱慕虚荣和贪恋权力的人。从性格来看，他具有领袖品格！”
谈到与索布恰克的会面，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说法有一些出入：“我的一位法律系朋友请我帮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那时他刚当上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我的朋友直截了当地说，索布恰克的班子没有什么能人，他身边都是一些滑头。接着他问我能不能帮助索布恰克。——‘哪种形式？’我当时很感兴趣。——‘从大学出来，到他身边工作。’——‘你知道，这得慎重考虑一下。我是一名克格勃军官，这一点他还不知道。弄不好我可能会损害他的声誉。’——‘你同他谈一谈吧。’我的朋友建议说。
“……我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见面是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他的办公室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进去后，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把自己的想法都谈了。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听了我的想法后立即对我说：‘我马上去跟斯塔尼斯拉夫·彼得洛维奇·梅尔库里耶夫打个招呼，星期一你就来上班吧。就这样。现在我们商量一下，您想干什么工作？’我不能不说清楚了：‘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满意，也很感兴趣。但我有一个情况需要向您说明，它很可能会影响我变换工作。’他问：‘什么情况？’我回答：‘我必须跟您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校长助理，我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他不做声，陷入了思考，对于他来说，这的确是没有想到的。
“他想了一会儿后，说：‘那需要……和他们谈！’当然，我没有料到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我已经适应得多了。
“要知道，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是教授、法律科学博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他对我非常开诚布公。之后他说：‘我需要一位助手。说实话，我有些害怕去接待室。我不知道见的都是一些什么人。’那时，正好有关部门在调查一些困扰索布恰克的丑闻细节。”
当时，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机关有许多处和办公室，许多官员已经在这里工作多年。一些市苏维埃的新议员想正式搬到这里办公，还要设立许多委员会和小组。索布恰克不得不出席没有效率的市苏维埃会议，还要充当议长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表现出了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及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技巧，他总能顺利完成索布恰克交代给他的工作。对于索布恰克来说普京的帮助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普京也很快成为索布恰克最信赖的人和不可替代的助手。当然，市苏维埃主席的反对派们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索布恰克的新顾问是一名克格勃人员。
普京和索布恰克(4)
在一次会议上，一个议员小组公开要求将普京从市苏维埃开除出去，理由是普京在克格勃干过。但索布恰克公开批驳了这些要求，他说：“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其次，普京曾从事对外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可以说，索布恰克的这些告白完全发自内心，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心理帮助很大。不久以后，普京决定在电视特别访谈中公开自己在克格勃中的工作，制作人是列宁格勒市著名导演伊戈尔·沙赫丹；访谈录后来在电视台播出了。同时，普京向“机关”递交了辞职申请但是未获批准。
索布恰克身边的人尝试将普京“赶走”的努力仍在继续。1990年秋天，以玛莉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议员团尝试调查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活动，他们首先从发放由列宁格勒运出原料和有色金属的许可证开始。市里有过剩的有色金属，但却缺少食品。苏联国内原有的经济联系遭到迅速破坏，需要向国外购买列宁格勒所必须的食品。
依据玛莉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所做调查，一些人要求索布恰克将普京解职。但是，补充调查却没有找到普京有任何非法运用权力为自己牟利的证据，尽管他的工作中有不少失误和错误（像所有人一样）。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1990年带来的是失望。但是，大部分困难和错误都被算到了“中央”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身上。一些报纸和杂志在1991年1月初评选的“1990年度人物”中，鲍里斯·叶利钦位列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加弗里尔·波波夫紧随其后，戈尔巴乔夫仅排在了第四位。而在公民最表失望的政治家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却居前两位。
1991年春天，全国形势继续恶化。在短短几个星期中，中央政府决定“试验性”地在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又被称为“北方首都”——译者注）改革管理体制，成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政府。以前苏维埃系统中各种职能混在一起,而现在这种管理体制可以清晰地区分行政和立法机关的职能范围。莫斯科苏维埃很快通过了新法律，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议员却屡次反对成立市政府，因为一旦那样的话，议员团的影响力将减弱。不过，大家都承认，恰恰是普京顺利说服了许多议员，让他们认识到成立市政府的必要性。最终，这一决定以压倒性多数的优势获表决通过。
1991年6月12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市长选举，与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在列宁格勒，尽管共产党和很多“民主派”都反对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参加竞选，但他还是得到了70%的选民支持。在就职仪式上，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宣布，现在城市只有一个经过人民选举出来的合法政权，苏共机关今后没有权利干涉和影响市政府的活动。
市政府成了新的政权机关和新机构。所有城市管理体系都进行了重新设置。从1991年6月28日起，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外事委员会正式开始行使权力。稍后，普京还领导了行动问题委员会，讨论并采取行动来解决许多刻不容缓的城市问题。这个委员会事实上承担了市政府的职能。由于索布恰克经常出差，普京变成了市行政机关的关键人物。索布恰克甚至留下一些自己签过字的空白纸。“你自己看着办吧。”他对普京说。
1991年8月19日，索布恰克正好在莫斯科赶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发动政变。早上，他会见了叶利钦，然后到谢列梅季沃，在下午4点左右飞抵列宁格勒。从普尔科沃机场出来后，索布恰克到了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之后，索布恰克在列宁格勒市电视台发表了讲话。
市内的局势相当紧张，但军队仍然留在兵营里。在冬宫广场 大约100万人举行了大规模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示威游行。这时，普京正在波罗的海沿岸休假， 20日上午，普京赶回列宁格勒，也就在这一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作为克格勃军官，他应当服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而作为一名市政府官员，他应当听命于索布恰克。普京迅速写了一份退出“机关”声明。为使这份声明不再被拒绝，索布恰克立即往莫斯科给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打电话，然后又与列宁格勒市克格勃主席通了话。8月21日，辞职申请获得批准。在苏共被停止在俄罗斯领土活动后，普京拿到了自己的苏共党员登记卡，并把它和党证一并放到了书桌里。
国家以及普京、索布恰克生活的整个时代都已经成为历史。“您感到难过吗？”普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很可怕，”他回答道，“实际上，生活就这样‘咔嚓’一声断裂了。要知道，此前我没有能够准确预见到国家所发生一切的深远性……当然，这段时期异常困难。但选择已经做出。”
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
将列宁格勒改回先前的名称“圣彼得堡”的建议是由索布恰克提出的，早在1991年春天的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审查过。会议不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决定举行全民公决，由市民来做决定。斗争非常激烈。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请求市民投票支持保留“列宁格勒”这一名称，而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则呼吁重新以“圣徒彼得”来命名这座城市。大约有64.7%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投票，其中55%支持更名为“圣彼得堡”。这是一次不太令人信服的胜利，但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是于9月6日确认了全民公决结果。列宁格勒州保留了自己的名称。还有许多带有“列宁格勒”的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列宁格勒天然气”、“列宁格勒电力”、“列宁格勒出版社”、“列宁格勒饭店”、“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等——差不多所有的东西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名称。
普京和索布恰克(5)
索布恰克多次提出，应将弗·伊·列宁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列宁格勒沃尔科夫公墓内，紧挨在他母亲墓穴旁。索布恰克引用了据说是列宁的一个遗嘱，但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索布恰克想出来的一个荒谬的主意。他甚至研究了一系列重新安葬的仪式，并设想将红场上列宁墓变为布尔什维克恐怖展览馆，在整个地下一层摆放“军事共产主义和列宁式恐怖”陈列品。
索布恰克承认，即使过了许多年，在移民法国巴黎以后他还梦到将列宁遗体从莫斯科的列宁墓移葬到圣彼得堡的细节，参加的人有东正教大牧首、鲍里斯·叶利钦、鲍里斯·涅姆佐夫本人。在索布恰克的梦里（或者是他的幻想中），叶利钦将列宁遗体从红场的列宁墓中移出来以后，就向世界宣布自己辞职，并任命涅姆佐夫为总理和俄罗斯联邦代总统。“莫扎特的《安魂曲》响起，乐队由罗斯特罗波维奇担任指挥……在圣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内，伴随着鼓点儿和群众愤怒的呐喊声，盛着列宁遗体的棺木放入墓坑。”
这是可怕的、病态的经历，是索布恰克后来患上严重心脏疾病的主因。拆除列宁格勒市内所有列宁纪念碑和半身雕像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甚至连斯莫尔尼宫旁的列宁纪念碑都没有能够拆除掉。在列宁格勒，这样的建筑物总共有二百多座，其中还有一部分建在以列宁命名的南滨海公园内，成了特殊的林荫道。这是一场索布恰克同纪念碑之间的可怕战争，恰恰是它成了索布恰克在市民中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尽管当时可能还有其他的处理问题的办法。
与市苏维埃和市执委会相比，市政府拥有着更大的权力。从8月20日起，列宁格勒市的苏共市委、州委和区委被取消。过去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指令才能解决的问题数量急剧减少。
市政府搬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大楼里——人们已经习惯将那里看作是圣彼得堡的权力中心。索布恰克占据了三楼的一间大办公室，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在一楼办公。先前挂在斯莫尔尼宫所有办公室墙上的列宁和基洛夫画像都被摘了下来。在回答大楼管理员该挂什么新画像的问题时，普京说他想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看到彼得大帝像。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1991年秋天，圣彼得堡的局势仍旧不停地恶化，商店里空空荡荡，日常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到了12月，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在1992年1月苏联解体、商品价格自由浮动以后，“北方首都”所有食品商店的柜台里都空空如也。尽管国家连续两年粮食丰收，也没有爆发战争，但列宁格勒却重新出现了饥荒。索布恰克开始担心饥民暴动，因为绝望和恐惧情绪已经开始在市民中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他们从军队以及其他仓库中调拨出作为战略储备的食品和其他商品。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向美国总统老布什、德国联邦总理科尔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求援，请求他们提供援助。第一批援助1万吨粮食从位于联邦德国的美军仓库中运来，1992年冬天和春天，人道主义船只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甚至日本驶出来。仅仅从列宁格勒的姊妹城市汉堡就邮来了几十万个包裹。
索布恰克的许多拯救城市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报道。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担心市民陷入恐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记得当年城市被德军围困、成千上万人饿死的情形。当然，他也担心自己的声誉受损：要知道，许多共产党人不无根据地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有索布恰克让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样贫穷。
市长和市民之间的疏远感在潜滋暗长。这让索布恰克感到非常委屈，感到委屈的还有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人们应当记得1991/1992年的那个冬天。虽然整个冬天全城都很痛苦，但却并没有彻底崩溃——正是由于索布恰克的诺言才从国外运来了大批粮食。所有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因为我丈夫认为，城市不应当知道，在‘大封锁’半个世纪以后他又面临新的封锁。但是当市政府迎接船只到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看到了市长和躲藏在他身后的妻子，而记者们却大谈：索布恰克是（票据）持兑大师，他只知道出席欢迎仪式。当我对索布恰克说：‘你什么也不说，别人怎样才能知道你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回答：‘人民应当理解。’可人民并不明白真相。在我们的窗外，昼夜都站着一群打标语的人：‘索布恰克想从地球上清洗去列宁格勒的名字。’人们很快忘记了类似将城市恢复其历史名称的话题，更令他们激动的是香肠的价格。”
对于圣彼得堡市民如此不喜欢自己的第一夫人，不应当感到过分惊奇。
圣彼得堡市长和他的主要助手
这座涅瓦河边的城市之所以能度过1991～1992年的困难时期，不仅是由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援助，人们也不应当忘记这几个月里新的市政府机关所做的大量工作。
索布恰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998年，在完成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时，他写道：“1991～1992年的复杂局势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帮助我们使成立不久的新的城市权力体系得以巩固。就像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在前线经历战火洗礼后积累了必须的经验一样，新的市政府成员这些年也体验了这种巩固的感觉。许多人并不赞成这种体验，我们需要拯救他们。也正是当年成立的班子，近年来为俄罗斯政府输送了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包括 ．希扎、阿·丘拜斯、阿·博利沙科夫、谢·别利亚耶夫、阿·库德林以及弗·普京等。”
普京和索布恰克(6)
到了1992年秋天，圣彼得堡遭受的饥饿威胁消失了，但局势还是很紧张。其实这就和整个俄罗斯联邦一样：俄罗斯政府组成以及叶利钦身边的人经常换来换去，国家缺乏政治稳定性，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经济和国内政策；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仍然还没有理顺，缺乏一部稳定的宪法和明确的、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法律；工农业生产仍在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快；年通货膨胀率不是百分之几百，而是百分之几千；各种犯罪都在增加，掠夺俄罗斯自然资源的行为几乎公开化。莫斯科的情况要比外地好一些。但是，圣彼得堡还在危机中喘息。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幻想不仅将圣彼得堡变成国际旅游中心，而且还要使其成为俄罗斯科学和文化的中心。但是，许多社会活动家和西方观察家称圣彼得堡是“犯罪之都”，而且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与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莫斯科不同，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在自己的城市没有拒绝推行丘拜斯冒险的“人民私有化”计划，城市里的许多工业和商业企业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了私人。著名的“波罗的海造船厂”仅卖了1.5万瓦乌切尔（俄罗斯联邦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一种“私有化证券”，每张面值1万卢布——译者），实际折合1.5亿卢布。而位于涅瓦大街上的儿童商店“好孩子”定价7万瓦乌切尔，折合1993年的价格，只有7.01亿卢布，这是一个低得可笑的价格。
但是，俄罗斯公民手里没有钱。虽然在私有化推行过程中俄罗斯禁止外国公民参与，但在1992～1993年还是有不少西方人参与了很多起交易。西方媒体中曾经大量报道过，英国和荷兰一些公司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圣彼得堡很多块“肥肉”。那座位于涅瓦大街的著名“贸易宫”，英国伦敦的一家商店仅用50万美元就买到手了，而同样的价格在伦敦市中心连购买一套普通的公寓都很难。一家英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圣彼得堡购买了一幢秘密细菌研究所大楼，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所有这些交易都没有股东，都是秘密通过中介公司完成的。圣彼得堡市从这些交易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索布恰克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也不喜欢从事经济活动。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就不是一座十分富足的城市。这里有150万退休人员，40%的市预算作为退休金支付给了这部分人。住房基金系统遭到了破坏，大约有50%的居民挤在公寓和没有电梯的楼房里。列宁格勒差不多有100万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军工企业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这类企业无可挽回地衰退下去了。
在这种条件下，索布恰克赋予普京越来越大的权力。在圣彼得堡市，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有很大的权力，早在1993年他就被任命为第一副市长。不久，安德烈·库德林得到了这个职位。但是圣彼得堡权力圈子里的人都非常清楚，市里第二号实权人物其实是普京。正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报纸很少有他的照片，在圣彼得堡市各种会见和会谈中，虽然几乎都有普京出现，但详细报道他的内容却很少。所以，一些记者称他是“简讯人物”。
很显然，普京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市政府的大多数官员都猜不透索布恰克和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两人也就是一起出访国外的时候才有较多的接触，其他时候都是各干各的。普京的影响是建立在他出色的工作、非凡的智慧、懂德语、很了解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经营风格、交际能力强和逐渐显现出来的个人魅力上的。但是，他的这些优点不是体现在公开演讲中，而是体现在小范围会议和办公室谈话中。普京不是索布恰克类型的演说家，但从个人能力水平来看，他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索布恰克；那时，索布恰克表现出的都是上流社会招待会上的卓越口才，普京干的却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但对于这么一个大城市来说又必需的琐碎事儿。“市长不应当是总务主任！他应当思考！” 索布恰克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很多时候索布恰克的想法都显得格外独出心裁。他认为，列宁格勒的整个苏维埃历史就是一部犯罪和镇压史。他几乎从来不与作为城市主要支柱的国防企业的工人和工程师接触。
无疑，军工部门严重不景气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盖达尔以及切尔诺梅尔金政策造成的恶果，责任不在索布恰克。但是，圣彼得堡市长忽视工人阶级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危机程度不断加深。1991年秋天，在对于退休者和工人来说最困难的几个月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大张旗鼓地庆祝列宁格勒正式更名为圣彼得堡。他举办大型招待会，邀请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从巴黎来参加。罗曼诺夫大公被认为是沙皇俄国尼古拉二世众多远亲、近亲中最重要的人。年迈的大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很早以前就想访问俄罗斯，参观一下曾经属于他父亲和祖父的宫殿和楼宇（一年以后，大公病逝在巴黎，安葬在圣彼得堡市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堡垒内的皇家墓地内）。当然，我不是想说不应当这么做，但很清楚，大多数城市居民对于以如此隆重、奢华的仪式来招待前大公和其他俄罗斯宫廷后裔毫无兴趣，这些活动对人民也没有起到任何激励作用。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与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将军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十分融洽。后来，索布恰克本人不止一次地提到，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自己对车臣战争存在消极态度。但是，那场战争实际开始于1994年10月，而同圣彼得堡军官们关系紧张则是在1991～1992年就已经公开化了。对此，连弗拉基米尔·普京都感到很惊奇，他后来写道：“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喜欢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让人们谈论他。正是由于这样，一部分人诅咒他、厌烦他。我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工作后不久，他曾经几次给我打电话激烈批评军方，称那些将军们都是一些脑筋迟钝的人，脑袋发热。他好像还说，社会普遍有这样的看法。而将军们也打心里不喜欢他，这反映在召开军事会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他本人是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次，他需要参加军队早已安排好的一个会议。恰在那时，阿拉·鲍里索夫娜·普加乔娃来到圣彼得堡市，于是他对我说：‘听着，你给将军们打电话就说我不参加会议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想见普加乔娃。不过他这样做会使将军们的会议因为他的缺席而不得不改期，这很不合适。我说：‘您应当去。’‘你就说我生病了。’就这样，他去机场迎接普加乔娃去了。我给军区司令打电话：‘您知道，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不能出席会议了，他生病了。’‘是吗？那谢谢你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同军区司令见面时，他不满地对我说：‘是生病了，对吗？’我知道，军区司令一定是从电视里看到了索布恰克迎接普加乔娃，并到她的演唱会捧场的画面了。‘我不是对阿拉·鲍里索夫娜有意见，尽管她的到来完全没有必要。这说明他有时间去迎接普加乔娃，甚至生病了也坚持要去，但是，却没有出席国务活动的时间。’” 很遗憾，索布恰克盛气凌人、傲慢地对待一些受尊敬的人的事例还有很多。
普京和索布恰克(7)
弗拉基米尔·普京曾经是一名军官，他理解军队的需要和问题，协调市政府与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舰队之间关系的任务主要由他承担。他控制城市的所有强力部门。普京支持与圣彼得堡市苏维埃大多数党派、稍后的圣彼得堡立法会议之间保持良好的工作联系。但在1992～1993年，他则主要努力为西方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圣彼得堡市开办第一个外汇交易所上，普京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还促成了圣彼得堡市政府与西方投资者签署了许多经济和意向性协议。对外经济委员会还邀请德国金融界人士到圣彼得堡来。没有普京的努力，德累斯顿银行根本就不能开门营业，这是俄罗斯境内第一批外资银行。数目较大的外国投资还有“欧洲饭店”、“涅瓦帕拉斯饭店”等。
与其他人相比，普京的工作能更多地受到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肯定。索布恰克知道，许多人称普京为圣彼得堡的“灰衣主教”，但索布恰克却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担心和顾虑，相反，他托付给普京的事情越来越多。后来索布恰克本人也承认：“我认为普京有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离开圣彼得堡的时候，索布恰克继续给普京留下自己已经签好了字的市政府的空白公函纸。这表明他对普京的高度信任，而普京也非常珍视这种信任。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些重要文件上发现普京还没有签过字，索布恰克也从来不轻易签字同意。
那时，有关索布恰克的新闻很多，他在圣彼得堡、甚至全俄罗斯政坛都有许多对手。共产党和左派报纸经常将索布恰克比作西方影响的“代理人”。尖锐批评索布恰克的甚至还有许多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不过，这段时期却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普京的负面消息。他是一个奉公守法和勤勤恳恳的官员，并且不想干政。
不过，他不得不经常参加调解冲突，而其中相当多的是由于索布恰克的虚荣和傲慢所导致的。
作为全俄政治家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
担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以后，索布恰克继续参加了几乎所有全俄性的政治活动。所以，在俄罗斯，甚至在国外他都被继续看作是全俄性的政治家。在国外，经常有消息称，他可能成为俄罗斯将来的总理，甚至是总统。这对叶利钦刺激很大，他对索布恰克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冷淡。索布恰克认为自己不仅是俄罗斯民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还是领导人之一。他是苏共和俄共的反对派，然后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又和叶利钦一样示威性地退出会议。但是，索布恰克不是叶利钦圈子里的人。他公开对叶利钦的一些行为和讲话表示不赞成。索布恰克曾对一些人说过：“我无法成为叶利钦班子里的人。”
苏联最高苏维埃解散后，我仅见到过索布恰克一次，他对我说他不仅孤独，而且还感到失望。他觉得很厌倦，言谈举止中也失去了1990年我们曾看到的那种激情和张扬。1992年《首都》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对“索布恰克从政30个月”的结论并不十分乐观。谢尔盖·舍林在那年秋天写道：“索布恰克的从政史是一段令人失望的历史，他令自己失望也令自己的伙伴们失望。索布恰克是一个对比反差非常明显的人。在最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按照人民喜欢度来说，他仅逊于叶利钦一个人，但却无法成为国家领导人，虽然至今还有人认为，他是俄罗斯总理或总统的常备候选人。普通人猜测，索布恰克是‘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但他这个‘运动’的成员却常将他当作对手而不是朋友看待。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俄罗斯最具智慧和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粗暴无礼、不肯妥协的保守分子。”
很明显，1989～1990年所取得的成就冲昏了索布恰克的头脑。他成为那两年崛起的政治家中第一个出版回忆录的人，而且他还为那本书起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名称《走向政坛——议会诞生的故事》。当1991年4月这本书出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书亭的时候，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开会的索布恰克很高兴地送了法制委员会同行们每人一本。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这本书。但对我来说最深切的感觉就是，索布恰克明显夸大了自己对国家大事和政权的影响力，他的许多判断十分仓促和肤浅。书里的许多章节来源于事件发生地的采访，而不是分析。这本书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我”但却不是索布恰克本人写的，而是由《莫斯科新闻报》的观察家安德列·切尔诺夫捉刀代笔完成。1992年底，索布恰克的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问世。这一年，索布恰克在法国获得“遗产奖金”——为那些在修复和保护人类历史遗产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而设立的奖金。
又过了一年，索布恰克开始由自己口述、别人记录整理完成另外一本书，内容涉及1992～1993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一些事件。这本名为《苏共的意外重大发现》的书在圣彼得堡出版。这是一本说服力不强、内容肤浅、容易引发争议的拼凑而成的东西。作者试图为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以及历史中的各种说法做出自己的评价，其中大量篇幅涉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审判苏共案”，共产主义和民主问题以及对俄罗斯的未来思考等。作者就仓促完成和“叙述史实时缺乏体系”向读者表达了歉意。毫不奇怪，俄罗斯报刊几乎没有重视这本书的出版。此外，这本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章节涉及圣彼得堡。
普京和索布恰克(8)
书中插入了大量索布恰克与有世界影响的政要合影的照片，在书的封面，索布恰克还筛选了几段西方和俄罗斯媒体有关自己的溢美评语，如“可以说，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不仅是一位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杰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筹划未来的人物”；“由于具有令其他政治家灵魂感到不安的独立性，索布恰克很难被击败”；“18世纪初，彼得大帝邀请整个欧洲的设计师和建筑工人来到这里建设城市；今天的圣彼得堡市长、改革者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正在借用这条道路。”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以后，1989～1991年成立的民主运动和政党一个接一个地分道扬镳，也就是说，鲍里斯·叶利钦、加弗里尔·波波夫、根纳季·布尔布利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等开始登上政坛。
但是，这些政治家们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没有纲领和组织，很难单打独斗地有效工作。所以，在左、右以及中的旗帜下，一些新的政党开始出现了。叶戈尔·盖达尔组建了“俄罗斯选择党”，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成立了自己的“亚博卢”集团，谢尔盖·沙赫赖领导“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促成了“民族改革运动”的诞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想成立“祖国运动”等等。莫斯科市市长加弗里尔·波波夫和圣彼得堡市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决定组建自己的政党。1992年，这个政党以“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的名称进行了登记。政界和舆论界对此议论纷纷，但该党的创始人却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在1993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该党遭受重创，甚至没能突破进入议会得票率必须超过5%的“门槛”。在圣彼得堡，只有11%的选民投票支持“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而在整个俄罗斯，该党的得票率不足4%（大约200万人）。无论是波波夫还是索布恰克都没能当选国家杜马议员。有报纸评论认为，这两位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集中了所有“不成功的竞选战略和策略的范例”，他们不仅表现得不自信，而且暴露出在新的形势下作为政治家“完全是孤军奋战”的弊端。而与此同时也有成功的例子，像众所周知的弗·日里诺夫斯基和他的“自由民主党”。
在1993年九、十月间，克里姆林宫和白宫激烈斗争的日子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完全站在了叶利钦一边。1993年9月底，索布恰克指示普京从圣彼得堡的特种部队中秘密抽派一个团到莫斯科支持叶利钦，这个团没有参加白宫的战斗，而是奉命肃清莫斯科市政府和“和平饭店”中马卡绍夫将军的冲锋队。在征服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代表大会的抵抗后不久，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解散全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机关也不例外。在莫斯科用小规模的莫斯科市杜马取代原来人数众多的苏维埃，而在圣彼得堡则由市立法会议来取代。
早在1992年，“制宪会议”就在莫斯科开始了工作，它负责研究、制定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这部宪法的第一个草案的基础工作是由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奥列格·鲁缅采夫领导、由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小组完成的。很快又成立了一个法律专家小组，开始研究宪法草案的另一个版本。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尤里·卡尔梅科夫等人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索布恰克本人承认，由于参与制宪工作，他不得不放弃了别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宪法的“总统草案”，这是由谢尔盖·沙赫赖领导的法律专家小组提交的。最终结果是通过了一个妥协性的宪法草案，并于1993年12月12日全俄全民公决获得通过。索布恰克由此从法律上被认为是俄罗斯新宪法的制定者之一。
“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受挫后，加里弗尔·波波夫离开了政坛——在此之前他已从莫斯科市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索布恰克却留了下来。尽管他在俄罗斯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下滑。有关总统问题（“如果在这个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您将会支持谁当选？”）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阿纳托利·索布恰克1992年下半年几乎总是在鲍里斯·叶利钦之后居第二位，就连原来亲共产党的、今天由俄罗斯共产党出版的《对话》杂志在1992年底也写道：“如果我们将政治家分为几类的话，那么，索布恰克将被视为是具有典型西方标准的俄罗斯政治家。他是一位法律专家，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高高的个头，身材匀称，举止优雅，和任何一位欧洲政治家站在一起也绝对不会逊色；他是一个能够成功运用肢体语言的出色演讲家；他坚毅果敢，身居高位，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自制力很强；他有一位西方人眼中的美貌妻子，他妻子作为国家的第一夫人也很称职。要是在美国的话，他甚至可以与布什总统一争高下，他拥有在民主国家中竞争任何职位所具备的一切优势。”
这篇文章用了一个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标题：“离不开索布恰克”。文章作者是维克多·邦达列夫。他坚信，只有索布恰克才能在任何提前选举中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元首，正如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无疑，索布恰克本人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读到这样的文章会很高兴。而叶利钦却由于索布恰克的高支持率而大受刺激。叶利钦的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特别不喜欢索布恰克，他认为这位圣彼得堡市长与广受注目的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不同，他简直就不愿意多看索布恰克一眼。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后来承认，他那时就已经搜集到了许多有关索布恰克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索布恰克与克格勃、马耳他骑士团、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中心长期合作的证据。索布恰克还被指控成立了“涅瓦共济会分会”、在苏联解体前不久许可建立秘密帐户转移“党金”。
普京和索布恰克(9)
在1993年的“当选总统可能性”调查中，索布恰克下滑到了第三位，位列叶利钦和亚夫林斯基之后；然后他又继续滑到第四，前面是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和亚夫林斯基。1994年初，有关索布恰克可能成为总统的报道和分析、评论已经很少了，尽管他还位居俄罗斯10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列。《对话》杂志也对索布恰克失去了从前的兴趣。在一篇内容详实的、题为“后叶利钦时代需要怎样的领导人？”的文章中，弗拉基米尔·维尤尼茨基写道：“俄罗斯及它的公民、未来的选民期待一名被全社会接受的领导人，他不应当仅仅是某一个政党的代表，而应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他应当是一位在政治上有声望的人，不止得到人民理智的承认、而且还应当有感情上的认同。最可能的情况是，他的成就不仅出自某一政党或阵营，而应当是大规模的、非单纯反映某些政党和组织声音、且应是民众运动推举的候选人。换一种说法，可以预见到的是奉行民族和谐和妥协政策的人将获得胜利。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他应当是积极意义上的波拿巴主义者，维持各派政治力量的均衡，通过人民信任投票来消除人民之间的惊恐度。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新的政治领导人将在‘威权民主’（即在拥有民主的传统和价值的同时，保持强势的国家政权机关，强化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控制）的旗帜下，建立由国家元首控制的强大的垂直政权。新领导人应当继续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使之融入世界经济。但是，他还应当考虑国内民众要求继承过去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的强烈要求。所以，对于他来说，社会—自由观念是惟一可以接受的前景。将这各种观念联合起来惟一的模式可能就是爱国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只有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才能成为‘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领导人。考虑民族间各种关系的现状，他还应当是大俄罗斯民族的代表。从历史来看，没有一个符合现在所需人物要求的标准样本；在国内，显然国家需要不止一个这样的人物。而这些人恰恰是我们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失去的惟一财富。” 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分析文章。很明显，索布恰克完全不符合上述历史“参数”——他不是一位能够妥协的政治家，他的行为不但无法消除、反而还会激起政治恐慌，甚至在民主派阵营内都是这样。俄罗斯需要的领导人不得不再等上7年——直到普京横空出世。
在担任圣彼得堡市市长期间，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像一位全俄政治家一样经常出国访问。他几乎从不拒绝任何一份从国外发出的邀请，他到过所有西方大国、波罗的海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独联体的许多国家。普京经常（但不总是）陪同索布恰克出访，他作为市长助手和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参加商务谈判，但从来都极力躲闪摄影和摄像镜头。在访问联邦德国和与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会谈时，普京不仅仅是一名陪同人员，而且还是索布恰克的翻译。
许多次出国访问中，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都陪同前往。我们经常看到她的照片，其中还有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约瑟夫·布洛茨基家做客时拍的。还有一些世界各国政治家自愿来圣彼得堡访问，他们通常在结束在莫斯科的正式访问以后来到这里，把在这里的活动当成访问的一部分。此外，应市政府的邀请，一些卸任政治家、著名文化活动家以及大商人也相继访问俄罗斯“北方首都”。这主要是由于索布恰克想抬高圣彼得堡市的声望。自然，组织这些访问和谈判的任务都落在了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普京个人肩上。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经两次访问圣彼得堡，副总统阿尔·戈尔、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也曾到过这里。普京还和索布恰克一起几次接待、会见过美国对外政策“常青树”亨利·基辛格。与其他人不同，基辛格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有兴趣，他询问了普京的过去，并与其进行了详细深入的交谈。此外，造访过圣彼得堡的人还有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芬兰总统马尔吉·阿赫蒂萨里。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还在涅瓦河岸边迎接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以及几乎所有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当几年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宣布与外国领导人会见的成就时，就连他很亲近的朋友都感到意外。普京说：“他们所有人都忘记了，我在圣彼得堡七年里干的都是这些。我与他们有高规格的接触，我们的城市非常知名，我们的市长知名度也很高。我几次在高规格场合与他们见过面。我曾经三次会见过撒切尔夫人，包括在圣彼得堡和伦敦；三次会见科尔、贝克尔；几次会见基辛格，当然是非正式的场合。这些人都是世界政坛的主角。还会见过一些其他的政治家，这是在积累信息，是经常性的信息积累，还有交流技巧。那些曾将我看作是保镖或是随员的人没有认出我来，这太正常了。但我在圣彼得堡整整七年的时间没有白白度过。”
在圣彼得堡许多会见和接待不是商务活动，而是礼节性的。到这里来的不仅有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而且还有许多欧洲国家王室代表。接受市长邀请到圣彼得堡访问的还有克劳蒂娅·辛馥。市民更让阿拉·普加乔娃在圣彼得堡的访问和演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这里购买了一栋别墅，辟成一座私人博物馆。索布恰克还经常在这里会见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知识界的著名活动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作家丹尼尔·格拉宁。索布恰克喜欢沉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一次他在回应政治对手的非难时，公开宣称：“为什么我会出席上流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圣彼得堡市市长。这里是俄罗斯精神和文化之都，而不是一个边远的小城。”
普京和索布恰克(10)
对于索布恰克来说，这是他完全不体面的、而且不可原谅的典型傲慢事例之一。由于极度傲慢，索布恰克1995年曾拒绝会见来到圣彼得堡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索布恰克和戈尔巴乔夫两人不能就访问的规格和形式达成一致意见。两位政治家简直就不知道彼此应该持何种态度对待对方。
圣彼得堡市场改革的深化
崩溃的局面虽然得以避免，但圣彼得堡整个经济和社会形势在1994～1995年间仍然严峻。许多大型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大部分工人和公务人员的工资被拖欠，数目非常之大；城市生活服务设施破损现象严重，很少有新的居民住宅楼开工建设；波罗的海海运公司陷于困境，营业额下滑，超过3/4的营业性船只已经私有化，改弦更张，悬挂起别人的旗帜在海上航行；公共交通也处境不妙，地铁方面，事故和运转不灵司空见惯；教师生活困苦，圣彼得堡学校里的学生已经停止了免费早餐供应；旅游收入不高，对于市预算来说，多数博物馆都成了问题。
索布恰克在市民中的支持率继续走低，1994年底，他的受欢迎度下降到了20%。这时，圣彼得堡市市长索布恰克无需再与加弗里尔·波波夫比较了，他的新“对手”是尤里·卢日科夫这个“强大的经济活动家”，很明显，索布恰克在很多方面输给了这位莫斯科的新市长。索布恰克本人也承认，就个性而言，自己不是一个经济管理者，而是一名议会活动家，从本意来说，他更愿意在国家杜马制订新的民法和刑法。但1994年年中，他又宣布不打算效仿波波夫从市长的位子上退下来。索布恰克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知道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恨我，许多民主派也不喜欢我，而这都是由于我的独立性和原则性。所以这么多人急着等我辞职。但我需要自己来决定辞职的时机。一般情况下应当是五年，圣彼得堡市市长的一个任期——在这之前我还不打算更换自己的工作岗位。” 如果没有1994年3月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的普京的勤恳工作和支持，也许索布恰克早就辞职了。当时，索布恰克有三位第一副市长：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安德烈·库德林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但所有了解圣彼得堡市政府内部情况的人都知道，在这三位“第一”中谁是真正的“第一”。1994年，莫斯科《生意人报》曾这样称呼普京：“契卡改革家”、“最有影响的、也是最让人难以琢磨的人”。在市政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几乎所有关键问题都要普京点头才能放行。也正因如此，索布恰克才避免了一系列金融、经济等丑闻的困扰。
这里有一些人带着攫取经济上的好处的意图巴结索布恰克，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借助他的“声望”为自己谋取好处。所有人都明白，普京没有操纵索布恰克，他们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同时大家也知道，索布恰克也因此得以留在市长的宝座上。根据所履行的工作职责，普京相当于总理或是自己亲自解决政治问题的政治领导人。
当时，在莫斯科已经有了一个以阿纳托利·丘拜斯为首的“彼得堡帮”。1994年，围绕普京成立了另外一个由经济学家、管理者、经理人以及强力部门人物组成的小组，并在圣彼得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94～1995年在普京身边引起他的注意或是与他有工作联系的人都有：戈尔曼·格列夫、米哈伊尔·马涅维奇、德米特里·科扎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伊戈尔·谢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谢尔盖·伊万诺夫、维克多·切尔克索夫、谢尔盖·米罗诺夫、伊利亚·克列巴诺夫、弗拉基米尔·科任、亚历山大·别斯帕洛夫、维克多·伊万诺夫、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夫、格里高利·波尔塔夫琴科、伊利亚·尤扎诺夫、列昂尼德·雷曼等。我们很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还正在莫斯科工作。这些人都将普京视作自己的领导人。
当索布恰克离开圣彼得堡时（他一年大约有100天不在这里），把普京留在那里他会感到踏实。“普京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体现民主价值观的人”，“普京不会犯错误也不会违法”——索布恰克曾经在不同时候、不同场合这样评价过自己的第一副市长。还有，他说：“普京是一个细心的人，但非常有效果。我喜欢像一枚棋子一样工作，普京却用另外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取得成绩。”索布恰克在最后一次、也就是突然逝世前几天曾这样评价普京说：“他证明自己是一位真正的民主派、一个尊重市场的人，那时他是一名具有全局观、决断性并且有勇气的人。他无可挑剔。他从事过对外经济联络工作，然后成为我的第一助手，当我离开城市出差时，他代替我全面管理城市工作。让我们回忆一下，谁创建了俄罗斯第一家合资企业？是圣彼得堡！从1990年到1995年我们这座城市一共成立了大约6000家合资企业，超过俄罗斯全部合资企业的一半。正是普京发起成立了合资企业领导人协会，帮助市政权创造更加宽松、适宜的经商环境。看，那时我们干了多少事！‘圣彼得堡奥的斯’是俄罗斯第一家合资生产电梯的工厂；依靠瑞典的贷款，成立了著名的‘波罗的海啤酒公司’；与芬兰企业合资成立了‘涅瓦’电缆厂；可口可乐分公司；宝洁公司等。在圣彼得堡，成立了第一批外资银行——不是代表处，也不是分行，而是100%外资的独立子行。顺便说一句，它们相当大程度上巩固了城市的银行体系。1998年8月（金融危机）以后，当莫斯科的银行纷纷垮掉的时候，我们的银行还依旧岿然不动。是在圣彼得堡而不是萨拉托夫州开始了俄罗斯国内第一次向企业出售土地以及无偿住房私有化。”
普京和索布恰克(11)
那时大家都知道，无论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都缺乏市场经济专家。普京的班子最顺利地学会市场经济规律，而普京给大家做了好的示范教学。他竭尽全力研究经济学理论问题，完成了经济和法律结合起来的论文。1996年，他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通过了题为“市场经济形成条件下地区矿产、原料基地的生产战略规划”的副博士论文答辩。几年后，当他解释在总统职位上取得令许多人感到出人意料的成绩时说：“不要忘了，在圣彼得堡市我担任过第一副市长和实际上履行一座拥有500万人口市政府职能的委员会主席，一干就是5年。而多年的城市管理工作，虽然都是一些程序性工作，也不显赫，但对我来说却有原则性意义。通过这项工作，我与强力部门建立了紧密联系，几乎是所有人。所以我从内部了解一切情况。这是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做了很多事，夜以继日。工作总能让人积累经验，丰富知识。此外，我也有很多外事交往、高规格的国际活动。这种生活非常有意思，让人成熟。”
1999年8月，弗拉基米尔·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理，并兼任联邦安全局局长。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克格勃人员，可却罕有人了解他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期间的工作性质和范围。而事实上，他正是在比叶戈尔·盖达尔、谢尔盖·基里延科、谢尔盖·斯捷帕申有更多基层工作准备的情况下，走上总理岗位的。在许多经济和实践问题上，与1992年的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1998年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相比，普京有着更加丰富的经验。
从这个角度来看，鲍里斯·叶利钦选择普京当总理没有错，同样，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挑选普京当助手和顾问也没有错。
圣彼得堡选举中的“肮脏技巧”
很多人认为，在选举中密集使用“肮脏的”技巧始于圣彼得堡。遗憾的是，这种观念在1996年圣彼得堡市长选举中得到了强化。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没有参加1995年底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他领导的政党“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也已经不存在了。对于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成立的政权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索布恰克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普京接受委托，建立和领导了“家园”在圣彼得堡的分部，并着手组建“家园”在该市的选举班子。
工作都是形式主义的，流于表面化。尽管在城市中切尔诺梅尔金的画像和标有“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旗帜随处可见，但新的中右政党在圣彼得堡所有单选区多遭到失败。只是按整个政党获得支持的比率，“家园”才在圣彼得堡赢得两个议席。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占据了其中的一个，但很少有人将这看成是市长夫人的成绩。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市长任期在1996年6月结束，但选举被提前到了5月19日。索布恰克不想将圣彼得堡市长选举与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合并举行。在第一次市长选举过了5年后，索布恰克没有搭建任何的选举班子，也拒绝接受为市长候选人提供的任何财政支持。他对列宁格勒市选民说：“你们了解我和我的观点，所以我不打算组建任何特殊的竞选班子。”此后，他进入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第二任竞选班子，到俄罗斯南方的一些州为叶利钦竞选连任做宣传。虽然如此，索布恰克仍以较大优势赢得了自己参加的第一轮选举。但这时国内和圣彼得堡市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全俄，索布恰克几乎没有什么支持率，在圣彼得堡也低于20%。支持他的是知识界和在市场和民主改革中获益较多的企业主，退休者、军人和国防企业的工人不支持他，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得非常明显。在城市条例中一些条款也有了变化，市长的职责变成了行政长官的职责。市领导人的权力范围有所扩大。
索布恰克也曾考虑过自己不被推选为第二任市长的可能性，但时间很短。他已经习惯了处于决策集团中的那种感觉，并且对自己的成绩很有信心。
他有许多对手，这些人较1991年的那些更有实力，他们不仅论据充足，而且还有宣传自己、攻击索布恰克所必须的财政支持。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前苏联人民代表尤里·博尔德列夫。博尔德列夫曾是俄罗斯联邦总监察员，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他被认为是很有背景的人，是反腐败的斗士和“亚博卢”集团创始人之一。博尔德列夫赢得了正直和诚实的名声，但他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坚持己见，他在没有向外界宣布原因的情况下，断绝了与亚夫林斯基的“亚博卢”集团之间的关系。他曾担任船舶电力技术工程师，但没有实际经济工作经验。
与索布恰克竞争的还有：前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亚历山大·别里亚耶夫、“亚博卢”集团圣彼得堡市分部领导人伊戈尔·阿尔捷米耶夫、海军少将维亚切斯拉夫·谢尔巴科夫、列宁格勒防波堤建筑者尤里·谢韦纳尔德、俄共中央书记尤里·捷连季耶夫等。在这些竞争者当中，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并不十分想角逐这一职位，他是索布恰克三名第一副市长之一，同时还兼任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
在竞选开始时雅科夫列夫也不是大热门。作为政治家，他并不为公众所熟悉，一旦离开圣彼得堡这座城市，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一些竞争对手戏称他为“管道工”、“卫生技术设备专家”，雅科夫列夫回应道：“市长就应当是总务主任，而不是像一只螟蛾那样从一场宴会到另一场宴会……”他还反问说：“在这座城市中，谁不丢垃圾？谁不需要楼房供暖？”
普京和索布恰克(12)
雅科夫列夫依赖的不是某一个政党，但公交工人、建筑工人、住宅公用事业就业者、大多数中小企业领导人、贸易以及部分金融行业的从业者都很信任他。许多城市居民认为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出色的经济领导人。他的支持者称他为“戴鸭舌帽的市长”和“第二个卢日科夫”，认为雅科夫列夫不仅能够成为舞台明星，而且将是普通市民公共设施需求的满足者。很显然，支持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的不仅有莫斯科市政府，而且还有总统办公厅。在那时公开和秘密支持雅科夫列夫、反对索布恰克的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维茨和叶利钦总统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将军。
雅科夫列夫攻击索布恰克的演讲令许多人感到意外，市长夫人纳鲁索娃公开将雅科夫列夫称为“叛徒”。但这一指责其实是不公正的。如果说安德烈·库德林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应索布恰克邀请到市政府工作、他们将索布恰克当作自己上司的话，雅科夫列夫则是从1965年起就在住宅公用机构工作，早在1987年，他就被任命为城市住房管理局副局长。雅科夫列夫身上承担的责任很重，事实上他并没有亏欠索布恰克什么！
我不打算在这里描述这场复杂竞选活动的所有波折细节。普京很早以前就向索布恰克提出过警告：时代变了，为顺利展开竞选斗争应当吸收选举技术专家进入竞选班子。索布恰克不耐烦地挥手拒绝了这个建议，并责成安德烈·库德林和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自己的竞选班子。但得有人来关心解决城市的日常问题，很快索布恰克决定自己领导竞选活动。然后他又任命自己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负责组织竞选工作。后来，库德林和普京又重新进入竞选班子。索布恰克没有能够认真研究、确定班子的计划和战略，也没有动员必要的竞选资金。整个城市都张贴着配有“从市长到行政长官！”口号的索布恰克画像。即使不说它是愚蠢之举，也是很可怕的标语。而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画像下的口号则是：“向前取得更大的成绩”。
大部分圣彼得堡市的媒体都站在索布恰克一边，反对他的主要是俄罗斯共产党控制的报纸和民族主义出版物。但是给索布恰克带来明显政治杀伤力的许多文章都刊登在莫斯科的媒体上，如《新报》、《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论坛报》等。所有这些报纸无一例外都在圣彼得堡出售，有些还出了“圣彼得堡特刊”。几个反索布恰克的电视节目都是由1990年初非常有名的电视记者涅夫佐罗夫制作完成的。
当然，市长在竞选中有许多行政资源可以利用。普京不仅吸收了一些市政府官员进入选举班子，而且还要他们宣誓表达对索布恰克赢得胜利的衷心，并且暗示，一旦索布恰克竞选遭受挫折，他们将主动辞职。同样，索布恰克班子采取对外公开的策略，而且非常诚实。在选举前，这些措施提高了市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无论对于竞选班子中的普京还是对索布恰克本人来说，竞选对手都密集地使用“肮脏的竞选手段”。圣彼得堡充斥着索布恰克财产不计其数的谣传，说那都是盘剥市民得来的不义之财。传言索布恰克在奥地利银行中存有六七百万美元，在法国海边和西班牙分别购买了一处别墅和一栋楼。行政长官参选人别里亚耶夫甚至还指控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法国北部海边购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别墅……普京迅速向法庭提起诉讼，指控别里亚耶夫恶意诽谤。普京打赢了官司，为自己恢复了诚实的名声和人格尊严（但已经是在1997年了）。索布恰克也向指控、中伤者提起了几起诉讼，但却激起了丑闻性的骚动。
在莫斯科审理的两起与圣彼得堡市政府官员有关的案件中，索布恰克曾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于是，有关索布恰克牵涉这两起案件的消息被大量印发，并用直升机从空中撒下来。不过，传单中却并没有说明索布恰克只是作为证人出的庭。这架直升机究竟属于谁？又是谁策划并由谁来为这次行动买单？索布恰克猜想是叶利钦莫斯科竞选总部的一些人，如奥·索斯科维茨、阿·丘拜斯等人干的，不过却拿不出确凿证据。索布恰克本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左翼政治势力的支持——对于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成员来说，他是一个政治敌人。但是，他在“右翼”中也没有稳固的基础——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尤里·博尔德列夫更受欢迎。
单靠能言善辩已经无法挽回局面了。索布恰克没有在第一轮投票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虽然他的得票率超出其他参选人很多，得到了28%的选票。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出人意料地以21%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取得第三名的是尤里·博尔德列夫，赢得15%的选民支持；而亚历山大·别里亚耶夫只有8%。
第二轮争夺市行政长官的战斗不久以后随即开始，但情况较第一轮更加出乎索布恰克的意料。索布恰克原本更害怕同博尔德列夫争夺，因此并没有认真对待雅科夫列夫。但现在不止是所有“左翼”的前参选人，就连尤里·博尔德列夫也呼吁支持者投反对索布恰克的票。灌进索布恰克头脑中的负面消息、虚假报道和直接中伤在增加，范围在扩大。别里亚耶夫向全城宣传，早在1992年英国特工机关就曾经逮捕过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理由是他随身携带了100万美元现金……还说，索布恰克除了在法国海岸拥有一栋别墅以外，还在巴黎的佛世大街购置了一幢豪宅。
普京和索布恰克(13)
应当说，针对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也有一系列虚假报道和中伤。有指控说是他导致了市政的崩溃，还有人指责说他牟取私利，一旦他当选将可能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当有人攻击他与圣彼得堡的犯罪网络有联系时，雅科夫列夫选择了将其诉诸法庭。并不是所有破坏声誉的事情都落到索布恰克的头上。选举前两周里，形势相当紧张，参选人都害怕遭到直接暗杀。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身边人说，索布恰克已经将竞选对手列入目标；对于这一点，雅科夫列夫甚至还向普京求证过！但普京本人也担心遭到暗杀，一天晚上，当他在自己朋友谢尔盖·罗尔杜金家里过夜时，他在身边放了一把猎枪。普京向主人解释说：“猎枪救不了人，但却可以让人安静下来。”
许多人都还记得选举前夜的那场电视直播辩论会。这是一场诚实的竞赛，不仅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口才，而且还可以显现专长。就是在这里也有大出人们意料的事情发生：索布恰克居然在所有的辩论论题上都输了。在电视直播间里，他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不知所措和力不从心。一位出色的演说家甚至丧失了说话能力。他演讲时绕来绕去，无法直入主题，像一位乡下学生那样。索布恰克的朋友们和支持者在电视屏幕中看到索布恰克的表现时，全都懵了，并且流露出了悲观绝望的情绪。辩论会上，索布恰克的谎言被对手当场揭穿，而他甚至毫无反击能力……过了几年以后，索布恰克在解释这次在自己政治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时，写道：“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辩论刚刚开始，我仿佛是突然丧失了语言才能；思维混乱，表达主题时出奇地难。我的舌头越来越沉重，喉咙也痉挛了，头痛现象开始出现。起初，我认为自己是过度疲劳和激动，但后来我意识到，从莫斯科来的、支持雅科夫列夫的小团体在电视直播间中放置了产生强烈干扰的声音。后来有专家向我证实，强烈的催眠术影响恰恰表现为，由于外界电子干扰造成喉咙痉挛、舌头沉重、头痛以及体温急剧升高等症状。这种症状通常维持时间很短，但病症非常明显。”
我不大信服这种解释。但无论如何，索布恰克输掉了这次选举，比雅科夫列夫总共少2%的选票。尽管如此，这在圣彼得堡来看也是索布恰克沉重和巨大的政治失败。对于这一事件，中央报刊和莫斯科的电视台很少有专门的评论，因为那时正逢俄罗斯总统第一轮选举已经结束、第二轮选举刚刚开始。
索布恰克既没有对自己的对手获胜表示祝贺，也没有参加圣彼得堡政权移交仪式；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心情也很郁闷。三年后，在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之前，普京对叶利钦说：“我不喜欢参加竞选活动，而且是非常不喜欢。”
这是普京经过1996年春、夏痛苦煎熬之后的情绪反应。
“索布恰克案件”
索布恰克竞选失败以后，他的第一副手又去了斯莫尔尼宫，到自己的办公室上班去了。他还有一些日常事务，但这些都与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有关。第二轮选举迫近了，普京进入了鲍里斯·叶利钦竞选班子圣彼得堡分部。
圣彼得堡新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通过亲信给普京捎话，请求他留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普京没有接受雅科夫列夫的挽留，于1996年6月初离开了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此后普京两个月没有工作。因为他是一位勤勉的官员，因此在莫斯科也有许多人知道他，很快有人给他出了几个主意。最后，通过圣彼得堡人、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总理的第一副总理阿列克谢·博利沙科夫的引荐，普京于1996年担任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管理局的高级职位，局长是帕维尔·博罗金。在总统办公厅中，担任更高职位的还有索布恰克的另一位副手库德林。但是，索布恰克和普京的许多前同事都留在了圣彼得堡，工作在原来的岗位上。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留在了圣彼得堡。对于他来说，竞选失利是一次沉重打击，特别是在自己的前第一副手赢得胜利的情况下。长期以来，索布恰克都认为雅科夫列夫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平凡无奇的官员，市民怎么能抛弃他这个卓越的、强有力的领导人而选择从公用事务管理局出来的工程师呢？
一连几天，索布恰克都在列皮诺自己已经盖好5年的小别墅中度过。他也在这里从事了公用事业，栽了一些灌木丛和小树，看那些人怎么拆除原来铺设的特殊联络线路，从他与全家住的楼房通道内挖出并运走了特种联络枢纽。他还能收到西方政治家和俄罗斯知识分子寄来的电报和信件，他们鼓励前市长不要失去希望，应将这次选举看作是暂时的挫折。但索布恰克已与圣彼得堡大学谈妥了工作，还将在另一所大学——人文大学讲授宪法课。尽管他已经59岁了，但因为他不仅在全俄罗斯，而且在国际也有很高的知名度，故此不想也不打算永远离开政坛。索布恰克说，对于他来说一个诚实的人和政治家的声望比仕途更为重要，他将循法律途径调查那些诋毁和中伤他的人。
这段时间内，在各级法院中共有五起涉及索布恰克的案件在审理当中，其中一起就是雅科夫列夫起诉他的。1996年秋天，索布恰克打赢了两起诉讼官司并且获得了金钱赔偿，然后他将这些钱公开转给了慈善机构。索布恰克还将获赔的很大一部分钱给了莫斯科记者帕维尔·沃夏诺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是一位有能力的法律专家，即使是对侮辱了自己的政治对手和不怀好意者，他也期望通过法庭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他显然对他们的能力和力量估计不足。
普京和索布恰克(14)
1996年8月，索布恰克被传唤到市检察院，被迫作为证人来提供证词。这年秋天，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争夺权力的斗争异常尖锐，内务部长阿纳托利·库利科夫和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亚历山大·列别德、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总统办公厅主任阿纳托利·丘拜斯以及许多寡头（这一称呼是在稍后开始叫起来的）和大企业领导人分别加入了不同的阵营。在这个时候，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主张妨碍了他们所有人，其中也包括刚刚做过复杂、危险的冠状动脉手术的叶利钦。叶利钦明确表示，不打算介入圣彼得堡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圣彼得堡都有不少对索布恰克不满的人，他们参加了旨在从政治上消灭索布恰克的斗争。
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特别积极的人是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尤里·伊里奇·斯库拉托夫。他直接找到叶利钦，请求（对索布恰克）采取行动。斯库拉托夫宣布：“必须采取调查行动，索布恰克被怀疑涉嫌大量侵吞国家财产。” 一个由调查局副局长列昂尼德·普罗什金将军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从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
反索布恰克新行动在莫斯科报刊上开始展开。索布恰克故意不理睬 “亚博卢” 集团圣彼得堡分部积极分子鲍里斯·维什涅夫斯基的那几篇文章。但是1997年1月，《消息报》上刊登了莫斯科著名记者伊戈尔·科罗利科夫攻击索布恰克的几篇文章。索布恰克给报纸写信辟谣，他写道，科罗利科夫文章中提到的某些情况可能是圣彼得堡市政府领导的失误，而当时恰恰由现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主抓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应当由雅科夫列夫承担责任。索布恰克同时还写道，《消息报》是他最喜欢的一份报纸，他不希望带着这份报纸走上法庭，并请报社安排自己这封信见报。
《消息报》刊发了索布恰克这封信，但同时还发表了科罗利科夫的一篇更长的新文章，占了一个整版，标题为“索布恰克是否受贿，法庭将查明真相”。但科罗利科夫本人也在文章中承认，案件还没有进入诉讼阶段，调查离做出最终结论也还早，他所说的“只是一些随时可以被推翻的证据”。但是读者首先注意的却是带有“受贿”、“法庭”等字眼的标题。
这年2月，《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帕维尔·沃夏诺夫的一篇长文，硕大的标题是“作为俄罗斯腐败镜子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其中，几乎收集了选举期间有关索布恰克的所有言辞。索布恰克再次向法院起诉沃夏诺夫和《共青团真理报》，但这没有能够吓唬住其他报刊发表此类文章。内务部和检察院领导人先后发表了几份声明，宣布将在国家政权机关中开展反腐败斗争。令人惊讶的是，在由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检察院等组成的调查部门内部对“索布恰克案”本身也存在分歧。结果，任何有关索布恰克“大规模侵吞”和受贿的证据都没有，最终，“索布恰克案”只涉及几套小公寓。
的确，当上市长以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从一个离城很远的小区搬到了另外一座离市中心很近的居民楼中，新公寓由市政府出钱做了改造和装修。但是，这对于俄罗斯特大城市市长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步。在1991年，住房还没有实现商业化。后来，通过给隔壁公寓住户分配另外一套住房的办法，索布恰克扩大了自己的住房面积。但这并没有违反法律，一切都是公开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公有住房分配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与其他政治家，像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伊万·雷布金、伊戈尔·盖达尔、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以及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等拥有的富丽堂皇的豪宅相比，索布恰克的公寓住房和郊外别墅无论怎么说都不算太大。
这个名单可以再列上几页，所有人都清楚，以部长或是议员们的工资收入购买这样的公寓和别墅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从1997年春天开始，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被圣彼得堡检察院传唤，当时是为审理他的远亲、从塔什干来到圣彼得堡的玛莉娜·库京娜的住房问题案。传票通过邮局邮寄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圣彼得堡办事处（索布恰克继续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该市的工作）。但索布恰克拒绝签收这些传票。不过，传票仍然会定期寄来，一个月有2～3次。根据检察院的资料，他们一共给索布恰克发去了12张传票。这些行动都是按照检察院内部制定的方案进行的：先让索布恰克以证人身份出庭应诉，然后向他宣布预先准备好的指控书，宣布逮捕并将他关押到圣彼得堡闻名的“科列斯特”监狱。
1997年10月3日上午11点，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中心大楼出来，走向停在柴可夫斯基大街上自己的汽车。他感到有些不舒服，打算去看医生—— ． ．纳卡吉斯教授。头一天晚上，纳卡吉斯在自己家里为索布恰克检查过，情况很不乐观，是血管梗塞前的症状。纳卡吉斯强烈建议他去医院。
在街上，内务部的一个行动小组逮捕了索布恰克，强行将他带到了俄罗斯总检察院驻圣彼得堡代表处。他被允许打电话给妻子，她能够到索布恰克接受审讯的地点。她走进了斯莫尔尼大街的那幢大楼，然后进入审讯人员和丈夫所在的办公室；她有国家杜马议员的身份，这可以帮她很多忙。
普京和索布恰克(15)
负责案件调查的官员没能审讯索布恰克。索布恰克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差一点儿就失去知觉。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同调查人员大吵大闹一阵以后，他们不得不打电话叫急救车。在给索布恰克打了一针、并做了心电图后，年轻的医生坚持要求将他送往急救中心。索布恰克被人用担架抬出了检察院大楼，一个小时后，他住在了№122医疗康复部。第二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一些报纸指责前市长装病。很遗憾，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在第一次检查时，医生非常惊奇，索布恰克怎么会病得这样严重。
索布恰克给许多朋友和下属的印象是非常健康、强壮和坚忍不拔。青年时代，他痴迷于登山运动，喜欢骑自行车远足，并且定期地去游泳。在1995年举行的国际友好运动会上，索布恰克还曾经参加了一场比赛。应当说，所有民主派在90年代的时候都掩藏了自己的病史。鲍里斯·叶利钦在第三次心肌梗塞之后，仍然继续参加网球比赛；而尤里·卢日科夫率领莫斯科市政府足球队对阵俄罗斯联邦政府队。疾病和政治是相伴而生的，索布恰克也掩盖了自己身体有病、但却又并不十分严重的事实。有证据表明，索布恰克第一次梗塞还是在他成为苏联人民代表之前。他克服了疾病，并且几乎很快就忘了自己曾经得过病。第二次梗塞发生在1991年秋天，8月19～21日政变后不久。
索布恰克最近的一次医疗检查是1993年在美国。医生建议他将主动脉分路，索布恰克拒绝了：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而那时外界盛传他最可能成为鲍里斯·叶利钦的接班人。
第三次梗塞发生在1997年10月3日，在检察院大楼内。№122医疗康复部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几天后，索布恰克转院到了由尤里·舍甫琴科上将领导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康复部。舍甫琴科当时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心脏外科首席专家，还领导着 ．库普里亚诺夫心血管研究所，有极佳的声誉。在圣彼得堡市，还没有人能在心脏病治疗领域超过他。
这个军事医学院就索布恰克的病情先后进行了三次会诊，参加者都是一些最有经验的医生。结论并不十分令人宽慰。由于有一个动脉瘤，这一局部突出造成心肌侧壁变薄，导致患者的梗塞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根据这种诊断，任何一位心脏外科医生都不会建议匆忙做手术。为保证将来的手术顺利进行，索布恰克需要充分休息，并进行一些特殊治疗。他需要保持平静的情绪，医生甚至都不能将诊断结果通知患者本人，否则很可能导致病人过分激动和不安。尽管索布恰克极力掩饰，但看得出来他非常痛苦。索布恰克入院以后，一些报纸扩大了诽谤、中伤的范围，不仅继续针对索布恰克，而且还捎带上了治疗医生，特别是舍甫琴科教授。这其中表现得最起劲的是《独立报》和《新报》。这些报刊大肆喧嚣，称医生们不诚实，说索布恰克曾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医疗康复部提供过一大笔信贷，至今还没有归还市政府。他们还在文章中写道，柳德米拉·纳鲁索娃与舍甫琴科交从过密，医生可以根据她的要求做出任何诊断结果……事实是，索布恰克没有做手术，结果这成了舍甫琴科教授滥用医疗权力的证据。记者鲍·维什涅夫斯基宣称，需要做一个“独立的、社会性的鉴定”。这完全是不道德和有伤大雅的政治伎俩，在这场阴谋中索布恰克及他的妻子，还有治疗医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还有人提出对索布恰克进行电视采访，并现场直播。可怕的是，索布恰克和医生们竟然同意接受采访。电视摄像师和记者进入了医院，于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索布恰克在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迫害”索布恰克的人还在不停地催促。播出这段医院“电视访谈”后，帕·沃夏诺夫写道：“索布恰克在竭力夸大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以换取同胞们同情的眼泪，这是一出政治骗局。这个人不止一次以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让人们感到吃惊。他在病床上，穿着白衬裤接受采访，而调查者却每天穿着制服寻找他肮脏行为的证据。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受苦受难的人，而他们都是秘密警察。这场矛盾的内幕很简单：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话，那就很好办了，可惜他是索布恰克。当然在法律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对那些掌握政权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就是‘窃铢者贼，窃国者王侯’。”
这些东西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前新闻秘书写的，他应该很了解内幕：俄罗斯数以亿计的美元是如何流出的？流到了哪里？
丘拜斯、涅姆佐夫、尤马舍夫以及其他一些民主派的头面人物找到叶利钦，请求他保护索布恰克。叶利钦把这些说情转给了斯库拉托夫。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去找叶利钦，也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向莫斯科的任何人透露，他决定单独采取行动。
出走
1997年3月，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他与鲍里斯·叶利钦见过几次面。总统向普京详细地询问了索布恰克的情况，并且几次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前圣彼得堡市市长的不满，但普京却没有附和。
1997年11月3日或者是4日，普京秘密来到圣彼得堡。有关他此次到访的消息只有几个他最信任的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联邦安全局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局的官员才知道。在行政长官选举结束之后，圣彼得堡市强力部门的人员几乎没有什么变动，普京在这里有不少私交很好的朋友，他们准备像帮助普京一样来帮助索布恰克。
普京和索布恰克(16)
普京首先会见了舍甫琴科教授，向他说明了对前市长构成威胁的所有细节。普京还和索布恰克本人以及柳德米拉·纳鲁索娃谈过话。决定只有一个，应当立即将病人从圣彼得堡转移到国外去。但具体该如何操作呢？舍甫琴科教授没有任何好主意，普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启用他的联络渠道。在后来描述自己从圣彼得堡顺利逃脱的经历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特别强调自己妻子出乎意料之外的掩护才能和上帝的帮助。但是他应该知道除了妻子和上帝之外，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还仰仗了自己的一位知己——弗拉基米尔·普京。
11月6日，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通知舍甫琴科教授，说他打算离开这家医院到巴黎的美国医院里去接受治疗。柳德米拉·纳鲁索娃于10月7日早上5点就来到了医院。6点时，她叫醒了丈夫。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早晨8时，舍甫琴科教授来到病房，把索布恰克的病历和所有诊断治疗资料一并交给了纳鲁索娃，纳鲁索娃在交通和治疗责任书上签了字。9点，索布恰克被抬上单架，上了停在院子里的急救车。在医生的陪伴下，索布恰克和纳鲁索娃乘车直奔普尔科沃机场。在那里，一架芬兰的医用飞机已等候多时。这架飞机是一位匿名捐助者花了3万美元，从一家芬兰私人医药公司租来的，飞机上有转移危重病人的特种设备。索布恰克被直接抬进了飞机，而他的妻子纳鲁索娃则负责向海关和边防警察出示所有文件、随身物品和携带的现金（8000美元）。所有旅行必需的手续都已经妥善办理完毕。在机场，无论是海关还是边防检查人员都知道索布恰克要离开，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怎样的一次“秘密特殊行动”。总体而言，他们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随后的认真调查证明了这一点。索布恰克和纳鲁索娃所乘的飞机顺利抵达了巴黎，索布恰克处于芬兰医生监护下。11月7日下午换由巴黎美国医院的医生负责对其进行治疗。
11月6日、7日恰逢俄罗斯的节日。索布恰克原来入住的医院对该行动一无所知，电话录音中还留有纳鲁索娃的声音。而此时，不允许索布恰克离开圣彼得堡市的命令还有效。但由于是公众假日，“迫害”前市长的那些人放松了警惕。后来，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透露：“我去了圣彼得堡，见了索布恰克，在医院看望了他。11月7日，我的芬兰朋友派来了医疗飞机。您知道，11月7日这天全国都在过节。索布恰克离开圣彼得堡这件事直到11月10日才被大家发觉。”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那一天，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在巴黎饭店大厅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很多俄罗斯和西方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蜂拥而至。一些人将索布恰克逃离叶利钦的俄罗斯比做1967年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鲁耶娃逃离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
在巴黎的美国医院，医生为索布恰克做了体检，并详细检查了冠状动脉和其他诊断情况，证明了圣彼得堡军事医学院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患者病情严重，根本不可能进行心脏和血管手术，只有最疯狂的外科医生才会拿索布恰克的生命和自己的声望去冒险，做出立即手术的决定，美国医院里还没有这样的医生。索布恰克现在需要的只是充分休息和好好的保守治疗。
早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医生们就对他说必须彻底远离政治生活。公开从政不可能没有精神压力，而索布恰克的心脏已经非常虚弱了，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很遗憾，索布恰克不想接受医生的忠告。当然，在巴黎他感到很平静，身体状况也恢复得不错。但他不仅想返回俄罗斯，而且还希望重新站在政治舞台上。他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名为《一打尖刀射向后背》的书，主要讲的是1996～1998年的一系列事件。索布恰克还曾几次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不过，俄罗斯媒体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负面的：“索布恰克在巴黎市中心购买了一栋房子”，“索布恰克在巴黎购置了一套豪华寓所”等等。而事实上，索布恰克在巴黎的生活非常简朴，开始是住在一家价格不贵的饭店，后来搬进了从一位圣彼得堡商人手里租来的一套公寓中。
当然，索布恰克不是穷人，但也绝不是亿万富翁。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市长工资，也不是经商所得，而是国内外出版著作的稿费以及讲课费。他的书在法国的行情不错，他在这里有不少政治家和商人朋友。几乎所有俄罗斯移民都认为生活在法国要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感觉好。从“新俄罗斯”来的移民还很少，索布恰克是最大的人物。
1998年9月，俄联邦总检察院宣布撤消有关针对索布恰克收受贿赂和滥用公职的诉讼。谈及这一问题，尤·斯库拉托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在调查索布恰克案件中所掌握的材料让每一位正常的人都感到震惊和紧张，但他却“基于调查目的”无法公布这些材料……在那时，俄罗斯整个国家由于其他事件——严重的金融恐慌、金融和政治危机而处于震荡和紧张当中。又过了几个月，俄罗斯人经历的已经不仅仅是惊恐不安，还有为针对总检察长本人的“裸体女人照片”事件而感到的羞愧。在报纸版面和电视荧幕上，“斯库拉托夫案”替代了“索布恰克案”。
索布恰克的归来和去世
索布恰克出院以后，每天的生活只是在巴黎街道上散步、上课并展开“课堂讨论”、到移民档案中查找资料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时空之旅》。在这本书中索布恰克将按照自己的顺序来叙述俄罗斯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时，弗拉基米尔·普京当上了联邦安全局局长和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斯捷帕申成为副总理，然后出任俄罗斯总理；内务部长库利科夫下台了；尤里·斯库拉托夫只是在名义上勉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他甚至被禁止进入总检察长办公室：有关斯库拉托夫案件的调查已经由军事总检察院负责。而调查机关已经停止了对“索布恰克案”的调查。现在，索布恰克重归俄罗斯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普京和索布恰克(17)
1999年7月12日，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回到圣彼得堡，欢迎仪式在普尔科沃机场举行。索布恰克朗诵了 ．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我眼含热泪，回到了我的城市……”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永远回来了。”那一天晚上，索布恰克安排了一场大范围的新闻发布会，做出了一系列政治声明。他宣布自己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他将代表“正义力量”竞选联盟，参加圣彼得堡一个单选区的角逐。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依我的了解，索布恰克那时并没有会见弗拉基米尔·普京。当年8月，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但是，索布恰克再也无法重现1989年的辉煌了，应当说他这次行动非常迅速、强硬。结果，在索布恰克那个选区，他输了，这对于他这样一位勇敢的，但却又闲不住的、虚荣心极强、贪图名利的政治家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正当索布恰克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当上了俄罗斯总理，并且还拥有令人称奇的高支持率。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时，普京成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
总统提前选举定在了2000年的3月26日，作为普京的代表和自愿鼓动者，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自告奋勇地在俄罗斯西北地区为普京竞选拉票。
那几个月里，许多报纸都毫不留情地攻击索布恰克。在莫斯科，亚·科尔扎科夫办的《纵梁报》继续散布一些道听途说来的有关圣彼得堡市政府和索布恰克市长本人的消息。这家报纸认定，索布恰克不仅向西方出售了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完全修复好的潜艇，而且还将圣彼得堡孤儿院的孤儿卖掉。该报《宫廷秘密》月刊在第一个月的刊物上写道：“索布恰克家族生意由于马耳他骑士团的分裂和世界犹太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冲突而垮塌了。”
2000年2月10日，《独立报》集中刊登了鲍·维什涅夫斯基和 ．拉博特诺娃的系列文章，总题为“索布恰克的绞索”。文章内容完全是凭空想像，而且都是一些荒诞的谣言。两位作者写道：“像索布恰克这样的政治家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认为：索布恰克1997年那次出国没有接受海关检查，因此是非法的。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普尔科沃机场的边防军人惊讶于索布恰克精力充沛的步伐，他似乎根本就不需要担架和救护车。上述一切让人们不得不怀疑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诊断的正确性，而尤·舍甫琴科不仅是首席心脏外科专家，还是前市长一家的好朋友。”
2000年2月15日，索布恰克作为普京的代表去了加里宁格勒州，他非常活跃，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接受记者采访。
2000年2月17日，普京在回答《生意人报》记者提问时说：“您知道，我完全信任他，索布恰克百分之百是一个正派人。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也知道对于他来说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他是一个拥有无可指责声望的、品行端正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天才的和坦率直爽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他完全是两类人，我对他充满好感。我真诚地欣赏像他这样的人。他很真实。很少有人知道，我和索布恰克之间保持着如此亲近、同志式的关系，他非常值得信赖。我想，我能够称他为‘老同志’。”
2000年2月19日深夜，因心脏病再一次发作，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猝然去世。这一幕发生在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市的一家宾馆里。索布恰克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被人们发现时他已经离去了几个小时。在自己最后一部著作的最后一节中，索布恰克这样写道：“我该离开了……”他到底走了，到了死亡的彼岸。
得知索布恰克的死讯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往加里宁格勒市派出一架专机。从克里姆林宫拍给索布恰克妻子和女儿的吊唁电报中普京写道：“因他的离去我们无法平静。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是我的亲人和老师。他不仅启蒙了我，而且将永远是我做一个品行端正和信念坚定者的榜样！”
2000年2月24日，公民追悼和与索布恰克遗体告别仪式在圣彼得堡塔夫利切宫举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首批参加吊唁者之一。来到这里的还有阿纳托利·丘拜斯、鲍里斯·涅姆佐夫等政治人物以及奥列格·巴西拉什维利、基里尔·拉夫罗夫、柳德米拉·韦尔比茨卡娅等知识界代表和加里宁格勒州州长列昂尼德·戈尔边科。索布恰克的遗孀纳鲁索娃不允许圣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出现在葬礼上。
尽管天气严寒，但来与索布恰克做最后告别的队伍仍然排得非常长：从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娜街一直排到塔夫利切宫。在队伍中站了好几个小时的还有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对索布恰克最不友好的《独立报》的老板。
曾经非常猛烈地批评过索布恰克的《消息报》此时也表达了自身的歉意：“索布恰克有过辉煌的过去。当像他这样的人走向政坛的时候，我们曾开始期待出现奇迹。奇迹没有等来，于是我们还在他们走向政坛的最初阶段就开始失望了。在选举中，他们的声望扫地，惹得对手借助于总检察长和检察官们的力量‘纵狗捕狼’。也好，他们教会我们批判性地重新审视过去和不崇拜偶像。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用全新的思路来评价一些事情，比如发生在索布恰克身上的。”
普京和索布恰克(18)
索布恰克的遗体被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的尼古拉墓地。“Tempora mutantur,et nos mutantur in illis——时代在变，我们应当与时俱进。”索布恰克经常将这句罗马谚语挂在嘴边，但他自己却没有尊奉它。他还有另外一句罗马谚语：Pereat mundus et fiat justitia——即便整个世界毁灭，真理仍旧会存在。不，受到俄罗斯政治不公正对待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死后，世界也没有毁灭。
对于索布恰克自己来说，他的“走向政坛”是充满矛盾、冲突和非常不顺利的。由他帮助和提携的许多人今天管理着俄罗斯国家事务。对他们中的很多人，其中包括普京而言，索布恰克的确是一位老师，一位才能卓越的老师，但他自身也充满矛盾。
他不仅为身居高位的人提供了正面的，也提供了反面行为的范例。
两位总统(1)
鲍里斯·叶利钦和弗拉基米尔·普京
一些报纸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证实，叶利钦和普京个人之间的关系最早开始于90年代初。鲍里斯·叶利钦的回忆录《总统马拉松》对这个问题做了彻底地澄清：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与自己继承人之间的相识只是在1997年3月才开始的。那时，普京担任克里姆林宫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不久以后普京成为了瓦连京·尤马舍夫领导的总统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主管地区事务）。
有时普京会留下来听候“老人”的调遣。叶利钦写道：“那时我们不得不经常见面。普京的报告清晰、明了，堪称典范。他努力不想‘套近乎’，有意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搀杂个人因素。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想和他交谈！他敏锐的反应能力让我惊奇不已。有时我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让一些人感到紧张，要去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词，而普京回答问题则比较平静。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稳，尽管他很年轻。在我看来，这个人完全能够应付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可以干净利落地完成任何重任。开始时我对他的人品还有点保持警惕，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在这一阶段，克里姆林宫、白宫以及地方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发现了普京这个人非同寻常，但是，一些政治观察家却没有注意到他。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同样也没有人说他是叶利钦圈子里的成员。这个圈子在我们的媒体中更多地被称为“家族集团”。当然，普京非常了解这个圈子里的所有成员，并与他们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他没有进入家族集团圈子，也并不想进入。1998年夏，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鲍里斯·叶利钦决定更换联邦安全局领导人，包括解除局长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科瓦廖夫将军的职务——从1974年开始，他就是一名国家安全人员。叶利钦对科瓦廖夫没有任何指责，但是却不满意科瓦廖夫在联邦安全局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以及不止一次表现出的判断问题时的独立性。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真想过，由谁来接替科瓦廖夫呢？答案在刹那间就出来了：普京！首先，他在安全机关工作过多年；第二，他进过宏观管理大学校。但最主要的是，他非常值得信任：这个人可以忠于民主、市场经济观念，并且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就这个问题征求了总理基里延科、而不是普京本人的同意后，叶利钦任命普京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任命通过后，普京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兴奋，与科瓦廖夫将军的交接工作都是程序性的。到了8月底，也就是金融危机和基里延科政府被解散以后，叶利钦邀请普京到克里姆林宫并与他做了一番长谈。叶利钦建议普京重新回到军人编制，取得将军的军衔。普京的回答出人意料：“为什么呢？我1991年8月20日就离开了国家安全机关。现在我是一个平民，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力机关应当由文人来领导。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是保留预备役上校的军衔为好。”
1998年秋天，普京对联邦安全局机关总部进行了机构调整。这一调整并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分关注。在这次调整中，许多军官被强令退休，但这些人并不完全是年纪大的人：在联邦安全局机关内，有许多人有优待任职期——工作一年算两年。普京任命了谢尔盖·伊万诺夫、维克多·切尔克索夫和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三人为副局长，他们都是普京早在情报机构或是列宁格勒工作时就认识的。同样来自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夫被任命为联邦安全总局一个直属部门的领导。普里马科夫对这些任命明显表现出不满，但叶利钦认可了联邦安全总局的这些人事变动。总统对普京的工作非常满意。
索布恰克从圣彼得堡出走这段历史并没有使叶利钦和普京之间产生隔阂。普京本人在索布恰克抵达巴黎之后向叶利钦做了粗略的汇报，叶利钦在回忆录中也写了这段“小事”：“普京比任何人都了解索布恰克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导师。普京很快去了圣彼得堡，会见了医生小组成员，包括现任卫生部长舍甫琴科，他说想让生病的索布恰克去国外治疗。由于恰逢十月革命节，圣彼得堡的形势比较平静。普京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联络了一家私人飞机公司，将索布恰克送到了芬兰。从那里，索布恰克转机到了巴黎。而当时的一些调查人员警告索布恰克说，他应当留在圣彼得堡，哪儿也不能去。但是调查人员警惕性不高，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帮助被捕者。但是这个人出现了。晚些时候，我知道了普京的行动。我深深尊敬和感谢这个人。”
在该书的100页后，叶利钦重述了索布恰克出走的这段历史。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但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普京不急于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当我知道普京把索布恰克‘偷运’出境后，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行为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后，便经常痛苦地反问自己：谁会支持我呢？谁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顿开——普京。” 1999年3月2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兼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在叶利钦和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之间的冲突中，普京无条件地、二话没说地站在了叶利钦一边。在1999年4月2日的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上，他坚定地指责总检察长的行为让这一职务的诚信和尊严遭到了玷污。《总结》杂志编辑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在自己的文章《迷惘时刻》中认为，正是在这一天，总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发布会。他将食指指向空中：“喔！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命运就从此改写了。”
两位总统(2)
但事实上，普京的命运在4个月中并没有什么变化。1999年5月12日，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叶利钦任命内务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为新总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鲍里斯·叶利钦承认普里马科夫作为一名政治家、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总理的能力和优点。但可以想像得出，叶利钦很不喜欢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独立性和日益升高的支持率。叶利钦这次选中了斯捷帕申，后者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政治家，都是软弱的。但正如叶利钦认为的那样，所有的这些任命和辞职都不过是他深思熟虑计谋的一部分，而这一计谋他不想向任何人公开，包括自己身边人。
普京——总理
根据叶利钦的叙述，向弗拉基米尔·普京移交政权的决定早在1999年4月底或5月初时就做出了。按照他的想法，公布普京为继承人应当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时机最好选在俄罗斯选举前斗争最激烈时，因为普京的果断性格和强硬作风在那时肯定非常有用。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不仅是出于政治分析，还因为普京领导联邦安全会议和联邦安全总局，我不能同他进行最后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他对我的计划一无所知，对此我表示遗憾。我不仅仅打算给他提供‘在官职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我还想把皇冠给他戴上。我把自己的政治遗产交给他：历经多次选举的胜利，通过他所不喜欢的公开化政治，国家保持了民主、自由和正常的经济，这些都是留给他的政治遗产。到2000年，这些担子将非常沉重。甚至就连他这样坚强的人也会感到如此。”
弗拉基米尔·普京事先的确不知道叶利钦有这样的计划。尽管普里马科夫总理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之间的关系远远不能说很好，并且在1999年春天，他们还有过一些冲突，但普京还是明确不支持突然解除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而由谢尔盖·斯捷帕申接任总理。普里马科夫下台后三天，以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普京为团长的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总局的联合代表团看望了他。由于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功绩，普里马科夫拥有很好的名声。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次对他来说没有预料到的、令他非常高兴的探望。
8月初的时候，叶利钦召来自己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他一起讨论任命普京担任总理的问题。问题只是在时间期限上：在8月还是在9月、10月？他们决定不宜推迟。叶利钦在《总统马拉松》一书中写道：“8月正好是休假季节，普京的任命将像一场晴天霹雳。所有人在一刹那间就会紧张起来，但过几个星期之后，人们会逐渐淡忘政治，情绪也会平静下来，那我们就达到了目的，普京也有时间抓紧工作！”
1999年8月5日，叶利钦会晤了普京，并向他说明了自己任命他为总理的这一决定。叶利钦向他解释说，这样做的动机最主要的是要取得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尤里·卢日科夫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势头强劲，这种状况让叶利钦总统深感不安。普京对叶利钦说，他将遵从总统的意见，担任总理职务，但是他承认，他不喜欢竞选斗争，也不想参与进去。在他的记忆中，还不时闪现在圣彼得堡遭到伤害的情景。普京问：“在选举中，我们将依靠谁呢？”叶利钦回答：“我不知道，我们将建立一个新党。对于你来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上。”这次谈话使普京明白竞选活动的重担已经落在了其他人的肩上。叶利钦问：“如果让你在最高的职位上，那会怎么样呢？”普京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叶利钦在结束谈话时说：“那你想一想，我信任你。”
叶利钦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了斯捷帕申，后者显得非常激动，并请求暂缓几天做决定。在叶利钦周围还有许多人对他的计划感到不满，一些人甚至试图劝阻总统。表现得特别积极的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劝说普京自己拒绝这项新的任命。丘拜斯说：“你简直就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你最好自己拒绝，这比今后在压力下做出决定要好得多。”但是，普京回答：“这是总统的决定，我必须执行它。你要是站在我的位置上也会是这样的。”那时，丘拜斯通过办公厅、叶利钦身边的人开始了活动。丘拜斯会见了沃洛申、尤马舍夫和塔季扬娜·季亚琴科，还威胁说，到时不仅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会抗议，而且就连劳动者也会大规模集会，“而愤怒的卢日科夫会怎样呢？他可能带领几万人走上红场——这一切都说明总统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丘拜斯甚至同意回到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职位上来帮助弱势的总理斯捷帕申。
可叶利钦需要的不是丘拜斯，而是普京。8月9日，他签署了任命新总理的命令，并对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的确，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总理不仅让俄罗斯而且还令国外的大多数政治家感到困惑。叶利钦说，他将普京视为自己总统职位的继承人，并且正是普京“可以让周围人团结在一起，在新的21世纪复兴伟大的俄罗斯”。叶利钦的话让大多数政治家感到心情无法平静。尤里·卢日科夫针对这件事说：“这简直就是政坛怪事！”鲍里斯·涅姆佐夫支持首都市长的观点，认为这是“失去理智的行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反应是：“该去医院。”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认为选择普京担任总统的建议是老年的叶利钦做出的最怪诞的政治决断之一。不过，丘拜斯曾经预言的“劳动者的大规模集会”或者是狂怒的莫斯科人冲向广场的一幕没有出现。
两位总统(3)
出人意料的是，国家杜马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就快速通过了对新总理的提名。《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在有关这次杜马会议情况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不令人开心的，甚至还有点枯燥。议员们早已对批准新总理的任命程序了然于胸、对过程厌烦已极，这丝毫引不起他们的任何兴趣，尽管普京的发言给议员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普京回答问题很坦诚，他诚实地回答说自己不知道许多问题的答案。” 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在杜马会议场外说：“这是一个技术型政府里的技术型总理。”在评论对普京的新职任命时，《消息报》写道：“鲍里斯·叶利钦的总统政权从未如此虚弱，尽管总统想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更加强硬。由于普京的个性和最高统帅的命令，强力部门的影响让国家保持稳定。我们有了一个执行简单技术决定和命令的政府。或者说，有‘装甲技术’支持的技术型政府。” 但是最为恶毒的评论来自《总结》杂志。加莉娜·科瓦利斯卡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鲍里斯·叶利钦从自己相当多的干部‘烂牌’中抽出了一张最不起眼的、难看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宣布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如此黯淡的、不显山露水的人能做什么事情呢？不仅完全失去了超凡性，而且没有一点个人魅力。可以说，将普京作为赌注是叶利钦班子完全绝望的表现。”
但自1999年9月起，尤其到了10月，由于在北高加索地区采取了快速而有效的决定和行动，普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并赢得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对政府和军队的支持。这种状况出人预料，而且实质性地改变了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格局，使一贯强大的联盟，如由最重量级的政治家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尤里·卢日科夫和明提米尔·沙伊米耶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退居到第二或第三位。而恰恰是这个竞选联盟让叶利钦及其身边人感到最大的威胁和不快。谈到1999夏天和秋天自己感到害怕的事情，叶利钦回忆到：“这个二轮马车（指的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可能会取得振聋发聩的优势（普里马科夫和共产党人达成妥协），那么未来的总统选举将失去所有意义。他们能够取得修改宪法的多数，完全合法地以2/3的表决通过任何一个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改变国家的总统制政体！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可能采取这样的策略，这样一来，今后与他们的斗争将变得毫无意义。”
众所周知，新的中间力量的联合“统一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绩。而这个党甚至没有清晰的政治纲领，并且仅仅在选举前3个月才组建完成。在这个竞选联盟中，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清晰的组织结构，没有明确的政治领导人。“统一党”惟一严肃的政治资本就是来自于普京的支持。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他将投票支持谢尔盖·绍伊古领导的政党。几个星期后，他出席了这个新的竞选联盟大会。叶利钦本人拒绝参加竞选活动。“统一党”领导人谢尔盖·绍伊古和亚历山大·卡列林也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列入到“统一党”竞选名单上的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名字。因此，对所有政治观察家和分析家还有叶利钦本人来说，“统一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胜利都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对于这一点，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
毋庸置疑，国家杜马选举中各竞选集团都大量使用了“肮脏技巧”。现在人们还能经常回忆起，1999年秋天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谢尔盖·多连科联手在公共电视台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发动谮言中伤的肮脏伎俩。难道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卢日科夫身边人控制的“独立电视台”和第三频道播放的有偏见性的节目还少吗？从对大众传播媒体的总体影响程度看，莫斯科市政府和“梅地亚-桥”集团实际上超过了支持总统和“统一党”的“梅地亚控股”。从批评总数来看，针对鲍里斯·叶利钦、亚历山大·沃洛申、塔季扬娜·季亚琴科、瓦连京·尤马舍夫以及整个“家族”的要超过针对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的。
反对派想要搜集来自“统一党”的绍伊古、卡列林和警察将军古罗夫的反面材料的尝试归于徒劳。他们没有找到足以败坏弗拉基米尔·普京名声的材料，虽然他们进行过尝试，包括调查他在圣彼得堡政府和克里姆林宫工作期间的情况。至于针对有关俄罗斯特种机构策划了莫斯科和南部居民楼爆炸事件以及秘密勾结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指控，所有人都认为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就连最无知的选民也不会轻信这一点。当然，1999年秋天叶利钦本人在由他发起的那场战争中也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过，许多媒体总是提出这样的疑问：这种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是稳固的和真诚的？媒体总是怀疑，叶利钦似乎对这位总理日益增长的支持率非常不满意。这种声音司空见惯，就连普京本人后来也承认他担心失宠和出人意料地下台。尽管他希望自己坐在总理位置上的时间至少不低于3个月。
但是，叶利钦没有干涉政府事务，不仅没有限制而且还扩大了政府总理的权限。正如1999年秋天一篇分析文章所写的那样，“强力部门的职权都转归受到信任的总理控制”。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自己对普京总理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有关内容是叶利钦或他的文学助理在这本前总统的书出版时后加的。叶利钦自己也承认，1999年秋天，在大多数俄罗斯公民的眼中，总理而非总统成为他们安全的守护神。这种希望、这种受保护的感觉不是切尔诺梅尔金，不是斯捷帕申，不是基里延科，也不是叶利钦本人能够给予他们的。他们曾经对普里马科夫寄予过这种希望，但是其程度远不如普京。普京的行事风格和语言正好与国家大多数居民的情绪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将普京视为俄罗斯政治新变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而非叶利钦——从大的方面说在全国，从小的方面说在北高加索。
两位总统(4)
叶利钦本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写道：“普京给予了国家和人民以安全保障。人们信赖他，认为他能够保护他们。这也是他支持率直线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他没有描绘敌人的模样，也没有想在俄罗斯人中激起狭隘的沙文主义的本能。我非常信任他，他的支持率高的原因恰恰在于他能够激起人们的希望和信仰，让他们感到受到保护和平静。他没有玩弄辞藻，而是真诚、坚定地对事件做出回应，因为在俄罗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眼巴巴地看着他。一个成天靠政府危机来吸引人们注意的国家很久也没有看到这样积极的思想体系了。正是这样一个刚从政不久的年轻人建立了这样的思想体系，在国家的所有方面都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记。普京从恐惧中拯救了俄罗斯，而俄罗斯用深深的谢意回报他。”
叶利钦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本人就是导致俄罗斯人激动不安和恐惧局面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应该离开了。并且他本人也开始准备离开。
90年代中期，俄罗斯媒体经常谈论叶利钦有某种特殊的直觉。叶利钦相信这种直觉甚至比听从周围顾问的意见还要多一些，同时，他还注意由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副手 ．罗戈津介绍克里姆林宫的各种占星术预测。任命普京为总理以后，叶利钦简直就离不开占星术。应“桥”集团旗下《生意人报》的请求，由最有声望的占星家绘制了普京占星图，从中可以看到，“在普京的图中，冥王星与降交点上合起来；太阳和土星合起来，还有天平星座里强大的海王星。这表明，普京能够适应任何职位，善于在复杂的形势中达成妥协。他有发达的直觉，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得心应手地应用这些。普京是一个拥有极佳逻辑能力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能帮助他应付和控制住极为艰难的处境。他渴求权力。从占星术的角度看，叶利钦和普京这辆两轮马车是不稳定和复杂的，虽然叶利钦很喜欢普京身上所表现的积极而强硬的方式。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总理是处于月食和日食之间，这意味着总统与这一任命有关的计划将最终无法完成。在10～12月之间，新任命的总理将经历一次危机，可能会下台。而下年1～2月将是普京被换掉的第二次噩梦。”
但占星家在预测中断言：“普京将采取与克里姆林宫总路线相对立的政策，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独裁者，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人民的生活……”
尽管如此，普京的支持率仍在继续攀升。竞选总统看好率从8月的2%上升到9月底的15%，这被社会学家认为是不可能的。在10月底，所有人都在谈论这种“史无前例的增长”：普京成就总统的几率达到了25%。而当11月底普京的看好率升至40%时，所有的观察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总理的个人成就率达到了“超越现实的高度”，不大可能再升高了。但在12月，也就是国家杜马选举后，普京的看好率接近了50%。这样的支持率在当代俄罗斯政治家身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某些报纸和杂志几乎公开呼吁叶利钦制止支持率攀升如此之快的总理。《侧影》杂志刊登了一篇令叶利钦感到不满和不舒服的文章，文章的大部分援引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总统办公厅官员”的谈话。
那个人说：“表面上看，现总理是一个驯顺的人。但与克里姆林宫的预计相反，他是一位职业政治家——仿佛他是一位诞生于克里姆林宫的反间谍部门的首脑，而其爸爸就是总书记似的。他的一举一动都令叶利钦及其身边人感到紧张不安。普京没有撤换或任命任何一位部长，而此后也没有卷入寡头之间的战斗。他完成了总统办公厅的所有要求。对于曾经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总统来说，普京什么也不是，因为大笔一挥就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但是，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却非常聪明。普京一切都做得非常完美，这不能不激怒叶利钦。这意味着，需要提防了，也意味着将有某件深远意义的事件发生。总而言之，普京不是叶利钦所中意的人。”
事实表明，叶利钦本人的思想和计划与他自己办公厅内许多人的观点和计划都有本质的差别。正是普京支持率上升以及总统办公厅、普京本人支持的“统一”联盟在选举中获胜，促使叶利钦下决心做出对于他本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同时也出乎他周围人意料的决定。
继承人问题
鲍里斯·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他经常思考：谁能够成为自己总统职位的继承人？怎样才能找到这个人？早在1991年，叶利钦精力还充沛的时候，政权继承问题就令他深感忧虑，他想用副总统的职位为自己提供保障。稍后，叶利钦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有关俄罗斯总统患病的消息成为机密外交邮件最重要的题目，此时，接班人问题令叶利钦更加不安。
与西方外交官相比，俄罗斯人民见到叶利钦的机会更多一些。很明显，他总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推迟讨论自己下台的问题，这实在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究竟是什么让他走这招险棋呢？一般人都认为，对叶利钦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习惯，甚至可以说他渴望拥有权力，这种权力已经成为他最主要的价值观和生命的意义所在。我不反对这一明显的事实，叶利钦的强硬意志决定了他希望拥有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叶利钦在好多地方都流露出这样的感觉：对他来说，能够决定人们的命运以及发号施令不仅是一种责任或是义务，毫无疑问自己在其中也能得到满足。
两位总统(5)
谈到自己的工作，叶利钦写道，红公文夹的文件是那种“今天放在这里，明天就有结论，就成为里程碑，就是最主要的事件”，而白色公文夹里的文件“涉及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绿色的夹子都是那种“常规性的、要求总统签字的” 法律草案。他还写道：“我只解决那些敏感、复杂的问题……怎么能够用漫不经心的签字来决定人的生与死问题呢？”在谈到要切尔诺梅尔金下台的问题时，叶利钦本人承认，这样做使他“感到了非同寻常的快感和乐观情绪”。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权力可以操纵人、控制人的一切，这不是某种本能的表现，而只是可以认为权力是一种能让人尝到甜头的东西。不，问题不是本能。其中充满斗争、政治逻辑和技巧，充满了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力量的紧张工作。是的，这种需要献身精神的时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这就是一种权力的诱惑。”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俄罗斯不是承继的王国。近几年来，身处总统位置的叶利钦不仅操心自己拥有的权力，而且还对继承人的问题深感忧虑。他在寻找这样一位可以让自己放心地移交权力、并能够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当然，这不仅要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也要考虑“家族”的利害——这就是叶利钦的理解。“在1996年前后，我多次与自己最亲近的助手们谈论过提前辞职的问题并且列举了一些理由：我累了，因为我的存在国家也疲倦了。我多次认识到，非此即彼的选择目前是没有的……在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政治家当中，谁能够担当起整个国家领导者的重任？在转轨的、经济危机、左派控制议会以及公民社会的机制尚未成熟的时期，谁将准备为整个国家负责？” 早在1993～1995年，叶利钦就不止一次地谈到继承人问题，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将它当成游戏或玩笑来看待。叶利钦的红人们轮流变动，在他看来，谢尔盖·沙赫赖、弗拉基米尔·舒梅科和奥列格·索斯科韦茨都可能成为下任总统，因为叶利钦指出下任总统“至少是高个子”。但实际上，叶利钦那个时候根本不想听到任何有关继承人的问题，他甚至从俄罗斯联邦宪法中取消了设立副总统这一条。
1996年夏天，在叶利钦受到健康、公民信任度双重困扰的情况下，这种状况改变了。那时叶利钦公开表示，他为选择继承人而感到烦心。他甚至提醒说：“已经有这么一个人，你们都认识他。”大家都明白，他指的是亚历山大·列别德。但是过了几个月，这个政治联邦瓦解了。
1996年11月，医生为叶利钦做了长达17个小时的、复杂的冠状动脉手术。在这段时间里，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履行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责。但由于叶利钦不希望看到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遂在稍晚一些的时候，切尔诺梅尔金令所有人意外地下台了。从1997年春天开始，叶利钦就非常认真地思考将总统宝座让给时任副总理的鲍里斯·涅姆佐夫的可能性。关于涅姆佐夫，那时许多报纸都将他作为“太子”或继承人加以描述。但是，涅姆佐夫的失利不仅令公众而且让叶利钦本人也非常失望。
鲍里斯·叶利钦也明显地不愿意让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尽管他感谢后者克服了国内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曾有那么几天，叶利钦突然看好尼古拉·阿科肖年科，按照个头和雄心来说，他很合适，但就连叶利钦周围的人都不接受这个候选人。很快，叶利钦对新总理谢尔盖·斯捷帕申也感到了失望，所以，不久后斯捷帕申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所有这些长时间的、折磨人的寻找接班人的行动都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新总理而划上了句号。新总理的工作和行为让叶利钦非常满意，而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快速增长的支持率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这似乎很奇怪，俄罗斯和西方一些严肃的记者将叶利钦为自己寻找合适的接班人这一真实、自然、完全可以理解的做法，看作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不光彩的事情。一些政治学家在谈到叶利钦的接班人时认为，这是总统周围或远或近的人——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家族成员的一个阴谋，或者说这是一场秘密“阻截”行动，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甚至不是叶利钦本人，而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以及他与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的秘密串通。
根据政治家兼企业家康斯坦丁·扎杜林的说法，恰恰是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选中了普京，把他强加给叶利钦和整个俄罗斯。在扎杜林的“示意图”中，无论普京还是叶利钦都扮演着傀儡的角色，而社会意识以及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进程则完全不算作考虑因素。著名的意大利记者和政治观察家朱利叶拓·科耶扎在自己的著作《俄罗斯轮盘》中，发展了这种观点。 他认为，就连车臣战争，还有巴萨耶夫、哈塔卜武装分子对达吉斯坦的进攻都是由克里姆林宫自己一手挑起的，其目的是在俄罗斯形成战争的狂热状态，保证由另外一个更年轻的、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更可靠的人来取代叶利钦。
甚至到了2001年夏天和秋天时，一些西方和俄罗斯的报纸、杂志还继续坚持这种观点，他们认定普京的候选人身份是别人强加给叶利钦的，并非叶利钦的意愿；这完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步骤地将俄罗斯政权从一号总统转给普京，然后再交给我们所不知道的三号总统计划的一部分；所有表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一个个被简化了的图形；它们都是更大的、更复杂的整幅构图中一个小的局部图。是的，围绕任何一个政权都有阴谋，在这方面克里姆林宫也从来不缺少——无论列宁或斯大林时代，还是伊凡雷帝时期。但是，绝不能将阴谋与事件本身的发展逻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作用以及带有个人目的而投身政治舞台的主要参与者的作用相混淆。很多证据可以表明，选择普京作为接班人的决定恰恰是叶利钦本人做出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叶利钦并没有得到家族的赞同。
两位总统(6)
众所周知，任何一位作为改革者和革命派的政治家都关心着继承人问题。他们总是在自己总统任期或是生命即将结束之时认真思考，可以将总统权柄交给哪一个人。叶利钦在此也不例外，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寻找接班人的事情都从不讳言。在1996年到1999年间，许多文章和评论都谈到了总统权力继承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更迭问题，一时众说纷纭。这一议题几乎是俄罗斯国内媒体，还有美国驻莫斯科使馆进行每月社会舆论调查的主要内容。调查形式五花八门，内容则包括从叶利钦能否开始第三任期到他自愿提前辞职的可能性。
普京也参与了克里姆林宫范围内的这些讨论，开始时作为克里姆林宫办公厅的高级官员，后来作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参加。亚历山大·沃洛申的顾问格列布·巴甫洛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曾经有过一个搞了三年的叶利钦计划。总统办公厅也成立有一个类似草案委员会的机构。这个委员会开过几百次会议，有很多方案和结论。从一开始，普京就是这个草案的参与者。这个草案没有名称，不过大家都知道它的主要政治任务是什么。我自己将这个草案称为‘叶利钦辞职草案’。草案主要目的是保证叶利钦在他任期结束时平稳地、按照宪法程序离开，维护90年代初革命中形成的制度基础。普京最开始不过是草案的普通参与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就是引人注目的。对叶利钦来说，他认为普京的过去有一些不足：即他的特工机构出身。在这种氛围中，普京的处境并不容易。”
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共产党、苏联以及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就同时担任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他们将“自己的”将军们推向军队的领导层。有许多客观、公正的文章和一本书曾经描述过有关“叶利钦的将军们” ，不过叶利钦本人对忠于自己的将军们却并不是很关心。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证实：“当1993年，或者可能是更早的1991年，我就想我们的某些将军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们身上似乎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高尚的品质、文化修养、也可能是精神支柱。而军队是整个社会的晴雨表，特别是俄罗斯。在这里，军队就是石蕊试纸，我盼望有一位和现在的将军不同的新型将军出现。真心实意地说，这个人应该像我青年时代在书中读到的那些将军那样。我盼望着，光阴如梭，这位将军出现了。随着他的出现，整个社会突然见到了我们军队真正的、勇敢的、高度专业化的形象，这位‘将军’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上校。”
是的，叶利钦终于等到了。但并非他培养了这位新的将军，也不是他教育了普京，叶利钦没有把自己的经验、意识形态和方法传授给后者。叶利钦90年代初的亲密战友米哈伊尔·鲍尔托拉宁说：“叶利钦一直很幸运，他任何时候都能够摆脱困境。”
似乎让人难以想像，上任仅仅一年多、甚至仍保持极强神秘性的弗拉基米尔·普京靠这种性格、智慧，能在俄罗斯首任总统日益缩小的圈子里脱颖而出。
鲍里斯·叶利钦辞职了
早在1999年8月，许多观察家和政治家就多次谈到，叶利钦可能提前结束自己的任期，甚至有人认为他必须这样做。关于这一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邵欣在文章中提过，我的哥哥若列斯和我在接受采访时也谈过 。日期分别是9月17日，10月17日，然后是1999年12月17日。但是似乎谁也没有预见到，叶利钦的辞职是如此出人意料和具有轰动效果，他选在了新年、新世纪、甚至是新千年的前一天。在这一时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开始准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叶利钦的这个决定是自己做出的，他同谁也没有商量，而且早在12月初就做出了决定。
根据叶利钦本人的回忆，他就提前辞去总统职务这一话题与普京进行第一次谈话是在1999年的12月14日，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没有马上接受叶利钦的意见和理由。普京解释说：“我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个决定的准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了解，这是非常沉重的使命。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与您一起工作。您能不能按期离任？” 叶利钦态度坚定，他不断开导、劝说普京。普京最后说：“我同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即使在那时，叶利钦也没有说出辞职的准确日期。
12月28日，叶利钦录制了自己传统的全国新年贺词。贺词录完后，他请求把所有的设备和录像带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理由是自己想修改一下其中的内容。这天晚上，叶利钦将自己的辞职决定通知了亚历山大·沃洛申和瓦连京·尤马舍夫——自己办公厅的两位领导人。叶利钦指示他们两人准备好相应的总统令和新的全国讲话版本。随后，他将自己的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叫来，告诉她自己的决定。12月29日早上9点，叶利钦再次请普京到自己的办公室来，通知他交接日期，并讨论了政权移交的具体技术细节。直到12月31日清晨，鲍里斯·叶利钦才对自己的妻子奈娜说了自己的辞职决定。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早晨8点来到了克里姆林宫。8点15分，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早上9点，总统办公室主任瓦列里·谢缅琴科手里拿着一叠文件的信函走了进来。但叶利钦没有看，而是叫来了沃洛申，读了两遍已经准备好的辞职命令并签署了它。9点30分，普京走进总统办公室。被请进办公室的还有礼宾局长弗拉基米尔·谢甫琴科、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亚库什金、克里姆林宫摄像师格奥尔基·穆拉维约夫、摄影师亚历山大·先佐夫等人。他们亲耳聆听叶利钦朗读自己刚刚签署的命令。据此，从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时起，总统权力将移交给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
两位总统(7)
10点30分，新的俄罗斯总统致全国民众讲话录制完成。11点，叶利钦、普京与赞同叶利钦决定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会晤。大牧首离开后，克里姆林宫的摄像师录下了叶利钦将总统权力的象征之一——赫赫有名的核手提箱转给普京的场面。然后，强力部门的领导人来到叶利钦这里，叶利钦向他们解释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吃完简短的午餐后，在12点时，所有克里姆林宫的人都开始收看电视台播放的、事先录制好的致全国讲话。俄罗斯所有人在各自的家里也都认真地收听、收看了这一讲话……
“我即将离开……”在致俄罗斯人民的电视讲话中，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几次重复了这句话。
在俄罗斯，一年和一个世纪的终结成为占据政治舞台整整10年的叶利钦时代的结束。他是在1999年最后一天主动辞职的。在轰鸣的礼炮声中，在觥筹交错中，在五彩礼花的绽放中，俄罗斯的一个时代成为了过去。这是20世纪中，俄罗斯第一次在没有革命和流血，没有宫廷政变或阴谋中结束一个时代。
在叶利钦致全体俄罗斯公民的最后一次讲话中，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离别的苦涩，而且还有遗憾：“有人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但是叶利钦还是请求俄罗斯人民原谅：因为有些事情他想做，但是却没有能够做到。他还请人民原谅他的失误和幻想，他曾设想用一次跃进摆脱过去的残缺，用“正常的文明” 社会来取代集权社会，但这一切都没有成功。叶利钦现在希望自己的接班人弗拉基米尔·普京能够取得成功。
看过电视讲话后，叶利钦开始与自己的秘书、工作人员和官员们惜别。他同男人们喝香槟酒，向女士们赠花，还将一支自己用来签署文件的派克笔送给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为已经是前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送行。叶利钦走下台阶，环顾四周，并向所有人挥手，在说了一句“请呵护俄罗斯！”之后便坐上了汽车。
作为代理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这一天签署了自己的第一个命令。这一命令规定，鲍里斯·叶利钦及其家人终身不受侵犯，而且他的生活和安全保卫等条件必须得到保证。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叶利钦、他的家人以及身边人来说，今天普京所扮演的角色就像1974年美国副总统杰拉德·福特对待被迫下台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福特宣布对尼克松所有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实施完全大赦。那时，杰拉德·福特保证了早先开始的针对尼克松的调查的结束。叶利钦也需要类似的大赦。
在其他的一些总统令中，普京对总统办公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其中包括解除叶利钦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的总统顾问职务。然后，代理总统录制了新年和新千年的全国电视讲话。过了几个小时，快到晚上的时候，普京没有与妻子去圣彼得堡，而是像先前计划好的那样飞往车臣迎接新年。
车臣的军事行动和整个高加索的形势继续是代理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最为关心的大事。
历史将如何评价？
历史还从来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大国，会有如此非同寻常的辞职——在新千年的前夜。毫无疑问，从克里姆林宫如此独特、朴实而又非常感人地离去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有趣的先例。
叶利钦之所以能做出如此轻松的决定，是因为普京担任总理时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来说，1999年12月30日的事件成为最重要的跳板，据此可以减轻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中获胜的难度。在这场交接中，叶利钦和普京之间的联系要比其他任何一对存在接班关系的政治家的联系都要紧密——至少，在20世纪，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是这样。鲍里斯·叶利钦显然会赢得历史学家的青睐。据第一任俄罗斯总统身边人透露，近年来，他关心的不仅是接班人的问题，而且还有自己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地位问题。那么，历史将如何评价他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叶利钦的脑际，这在他的回忆录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围绕叶利钦时代将会有长期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永远的）争论。早在90年代初，鲍里斯·叶利钦就走上了俄罗斯政坛。在事件不断爆发的这10年里，整个国家围绕着他也在发生变化。政府和国家元首周围的人走马灯式地变换，法律和宪法也被不断修改，但是鲍里斯·叶利钦却始终担任俄罗斯总统。在某些方面，他改变了俄罗斯，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发生了变化，适应了新的现实。叶利钦不仅有非常强的生存能力，而且既能朝好的方面、也能朝坏的方面变化。
他从来不是某一种社会和政治学说的狂热信徒，而这恰恰是他成为政治常青树的秘诀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曾经是共产主义官僚、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和左倾激进分子、孜孜不倦的反特权斗士和爱国主义者。他善于变化，对此没有人感到特别惊讶，他每年致联邦委员会的国情咨文都各不相同，不管是主要议题和语言，还是意识形态，都会有变化。
当然，对于叶利钦来说，最主要的定位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权力，这导致他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有人将他描写成一个贵族老爷式的刚愎自用的人，说他完全毁灭财产、债务缠身、像奴役牲畜一样奴役人民、经常撤换管家，甚至即使破产，也要为自己买酒喝。
两位总统(8)
1998年8月后，针对叶利钦和家族的集中批评主要来自那些最有声望的西方报纸和杂志。过去，俄罗斯首任总统对此没有进行有效的辩解。可以说，针对叶利钦制度的大多数指责都是公正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谁又能够真正取代叶利钦？譬如说在1993年，是哈斯布拉托夫？鲁兹科伊？布尔布利斯？马卡绍夫？还是盖达尔？
而在1997年谁又能成为国家元首呢？涅姆佐夫？切尔诺梅尔金？丘拜斯？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在1996年，久加诺夫能否承担起所有责任，并且避免震荡？或者可能是列别德将军？对于叶利钦来说，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是随着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入主白宫以后才开始显现出来。但是，普里马科夫所依靠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并没能顺利建立某种新的体系，以承受俄罗斯国家问题的巨大压力。
叶利钦的体系也不是清一色的：在其体制中，民主与独裁相伴而生。新的俄罗斯资本主义中不仅蕴藏着犯罪因素，而且先前社会主义的关系也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不同的管理部门中，这种体系带有不同的色彩，应用着不同的原则。甚至就连俄罗斯各地的地图迄今为止还都由政治学家借助各种颜料来涂色，其中包括红色、玫瑰色、白色、绿色以及天蓝色。这种政治色彩混杂的程度，不知道目前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得到。
对于如何评价自己国家历史上一位领导人的意义和作用，历史学家有一个几乎是绝对的标准。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比较这位领导人接手政权和由于他死亡或其他原因卸任时国家的状况。
将叶利钦列入像邓小平、富兰克林·罗斯福、康拉德·阿登纳、纳尔逊·曼德拉这些20世纪最伟大改革家的名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1991年他接管俄罗斯时，国家状况很糟糕，到1999年12月他卸任时，情况就更差了。据所有的基本指标显示：8年间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平几乎下降了40%～50%；俄罗斯一半的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国家的死亡率远远超过出生率，这导致国家人口锐减300万；犯罪率上升，教育、卫生和文化体系明显恶化；失业人口数量几乎达到了1000万；人均年酒精消费量明显上升，而肉类消费量却明显下降。
公民储蓄冻结；坦克的炮膛朝最高苏维埃射击；车臣战争；石油工业、银行、电视频道、有色金属工厂抛售，或者说简直就是赠送……需不需要举出相似的事实和数字，来证明那个时代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和骚乱呢？当然，可以用其他的量化系统来评价叶利钦时代。1990年，当鲍里斯·叶利钦被选举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时，俄罗斯没有自己的俄罗斯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一个联盟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只是一个虚构体，而非现实存在。而恰恰是叶利钦将俄罗斯联邦建立成一个新的、同时也是相对民主的国家，尽管他该为苏联和苏共的崩溃负责。许多人认为这种变化是一次革命，但是就连同意这一观点的人恐怕也难将叶利钦列入20世纪伟大的改革者之列：他没有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尽管他会砸碎旧的教条和制度。
毋庸置疑，叶利钦不是一个独裁者，也不是暴君。他容忍批评，甚至是来自报纸、杂志和电视方面的羞辱。他没有听从右翼激进分子的要求而禁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活动和“反共”。他维护了出版、言论和新闻自由，人员往来自由和组建政党的自由，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有了许多政治党派。民主不应当是人为建立起来的，而应该是自己成长起来的。叶利钦为民主的成长创造了起码的条件。
叶利钦不仅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而且也与白俄罗斯签署了事实上的联盟条约。如果有人认为叶利钦已经变成身边人或寡头的傀儡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所有重要决定都是由他本人亲自做出的，而且他也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政治家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尊重他，正如叶利钦在北京所说的那样，这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拥有所有种类的核武器。
当一切都崩溃了，甚至俄罗斯联邦也崩溃了的时候，鲍里斯·叶利钦还稳坐克里姆林宫。当然，俄罗斯一定会崛起，但会很晚，并将付出巨大代价。好在90年代的混乱没有按照科伦斯基政府的例子演变。
要想在历史的法庭上得到绝对积极的评价，叶利钦所做的事情还远远不够，而且还可能很糟！
从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月1日，总共有10人领导了俄罗斯和苏联。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年领导国家，也有一些人在领导位置上加起来也不过几个月，他们在冬宫、克里姆林宫一个个轮换。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做出最主要决定的有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科伦斯基、弗拉基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尼基塔·赫鲁晓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切尔年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这是见解不同、性格各异、智慧和工作风格迥然不同的一群人。他们中只有一个人为自己、为国家选择了接班人；其他人的接班或是通过革命、党的决议、宫廷阴谋或者是其他一般性的倾轧而完成的。
所有这些领导人都不是因为自己前任的意志而登上宝座的。他们经常批评前任的统治，并宣传自己将在国家中建立起一种新的、更好的秩序。也就是说，科伦斯基不打算继续尼古拉二世事业的构想，而列宁也同样不想继承科伦斯基的；列宁也并非无缘无故地担心斯大林执政的危害，后者只是在口头上过分颂扬列宁，实际上却坚决拒绝执行20世纪初列宁的观点和探索；赫鲁晓夫将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勃列日涅夫则宣布批判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安德罗波夫不希望看到切尔年科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切尔年科也不愿意由那个积极与“停滞时代”的秩序斗争的戈尔巴乔夫来继承他。至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争斗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记忆更深刻。
两位总统(9)
俄罗斯和苏联在20世纪没有任何自然和正常的政权交替体系，这也正是俄罗斯人民经历困难和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上面列举的领导人中，有5位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还领导着国家，有3位由于革命而被迫离开政权，1位是由于宫廷政变下台。只有叶利钦是提前并自愿离开的，他将权力交给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这是一种进步。人们期望，这种政权交接今后在俄罗斯能成为正常的、按照宪法平稳过渡的程序。今天，俄罗斯已经出现了建立民主的权力接班体系的现实可能，我们没有权力使之丧失。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1)
总统选举
从1999年秋天开始，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聚光灯下出现了一个焦点人物——弗拉基米尔·普京。最初，普京以总理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是代理总统，2000年3月26日开始，他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仅仅是在总统大选的前一年，我们对这个人还几乎一无所知，可在这次大选中，他却相当轻松，在第一轮选举中就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们：根纳季·久加诺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阿曼·图列耶夫、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等等。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没有超出观察家的意料。但是他在俄罗斯政坛出现的本身、他“火箭式”窜至权力顶峰的过程、他对俄罗斯局势的影响、他所拥有的威望和得到的认可以及作为新领袖所唤起的全国人民的兴趣，从1999年9月起就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意外，也是媒体的主要话题。
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所看到的、一位政治领袖如此迅速地产生并在短时间内得到全国的认同，不仅在20世纪的俄罗斯不曾有过，而且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如果不算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话。通常，在所有国家里，一位国家的政治领袖的横空出世是一系列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如果在集权制度下还常常伴随有流血发生。
不过，2000年冬、春季的总统竞选活动较国家杜马的竞选活动进行得更为平静。久加诺夫和亚夫林斯基并没有对普京构成严重威胁，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早在1月就已经退出了对总统职位的角逐，因为他不想徒劳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此，普里马科夫向普京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尊重，而普京也表示了自己对一位长者和政治家的由衷敬意。这是很好理解的，归根结底他们两人都是爱国者、国务活动家和中派主义者，是正直而又负有使命感的人。
令人感到似乎有些奇怪的是，普京登上权力顶峰靠的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党派支持。1999年秋季成立的“统一”竞选联盟只不过刚刚组建起机构、制订纲领性文件并形成思想体系，它根本无法为普京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倒是它本身还需要普京的帮助和支持。
选举前，几十个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政治运动和不同派别的政党各自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普京。俄罗斯几乎所有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也都支持普京。临近选举，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运动也宣布支持普京。普京接受了这一支持，但却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来捆绑自己。
在第一轮选举中，普京就获得了53%的选票，这不仅赋予了普京国家政权，而且还有选择同盟者和合作伙伴的权利，使之可以进行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
奇迹、幸运之星还是阴谋?
对于许多政治观察家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不容置疑却又出人意料的成绩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难以理解的。“值得认真审视的并不是竞争到总统宝座的那个人，而是伴随着他走向政坛峰巅的那种社会环境，” 《消息报》编辑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向我们建议说，“坦率地说，这种社会环境是令人忧伤的。他孤身一人，如履深渊；没有任何靠山，没有即使失利也仍能对他保持忠贞的真正力量，没有财政基础，没有可靠的圈子(即使是不可避免地进行贿赂)。他不是公共政治家，而只是一位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战士，其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力量，清醒而冷静的头脑，运气以及至今还没有、也许将来也不会让他上当受骗的幸运之星。”
作家米哈伊尔·丘拉基将普京的异军突起比作一个神话。他写道：“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眼前正上演着‘灰姑娘’的故事——不过这是个‘男性版本’，这实在是很少见。故事中的美妙和神话色彩是：许多年以来，总统权力让许多人趋之若骛，却一无所获；而那位甚至就连昨天还没有认为总统的角色会由自己来扮演的人，却得到了权力。历史如此神奇地转折，不能不令整个国家感到迷惑不解。当我们的英雄出现之时，再从饱受权力折磨的政治家中选出一位别的什么人，就意味着刚刚出笼的神话故事彻底破灭了。”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1999年8月后，弗拉基米尔·普京所走过的仕途非同寻常。这样的仕途要是在10年以前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因为在苏维埃政权的官位等级中，一个人不可能上升得太快，当然也不排除存在着“安德罗波夫现象”。但是，这种升迁通常不仅通过国家机关体系，而且要经过党的系统。在苏联，任何一个人如果觊觎最高权位，那么他必定应当是苏共中央委员，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并且能够从党的最高领导班子那里取得委任状。
在苏维埃政治领导体系中，没有为出人意料者安排位子。在苏共系统的升迁与军队系统的晋级一样，必须一步一步地获得一系列军衔，没有人会因为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而穿上将军制服或通过竞争得到它（当然，在战争年代军队的晋升可能更快一些，但也应当立一定数量的功劳）。在这样的一党制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权体系下，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挑战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党的最高名册之列。在这些年中，他通往上层之路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再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否则，没有人会对叶利钦的针砭时弊及其作为反对派的立场给予更多的关注。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2)
但是，恰恰在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所有先前的意识形态和干部体系都遭到破坏，所有原则都变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是为那些最出人意料和最不寻常的仕途升迁创造了可能。众所周知，1990年底叶利钦的头号“宠臣”和俄罗斯联邦权力等级序列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这个乌拉尔有色金属工程师干部培训学院极其平庸的、教授马列主义的教师能有什么经验和政治资本可言？但是，正是布尔布利斯组建了第一个“改革者”政府，确立了新的“改革”意识形态。而在1991年初，叶戈尔·盖达尔又是一个什么人呢？
那时，在权力走廊、银行管理层以及警察局长办公室中，到处都是鲜为人知的办公室小职员、实验室主任、小小的副博士和助理研究员、共青团积极分子、“个体户”、记者和飞行员。
亚历山大·赫尔岑早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在混乱纷争的年代，进入政坛的往往是那些“自尊心很强但能力欠缺，野心不小但工作耐心和力量不足的人”。从1991年开始，退役军官弗拉基米尔·普京进入到这些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人当中，直到有一天被推到权力顶峰。这一方面是鲍里斯·叶利钦的意志，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要求。
但为什么偏偏是普京呢？对此，2000年时曾经有许多种说法。例如，关于普京的成功，人民爱国者的主要报纸《明日报》及其主编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就认为那不是“幸运之星”或是某种“魅力”，而是魔鬼的阴谋，因为只有超然的力量才能将“外地的一个省级官员变成独裁者”。 在解释普京成功的原因时，甚至连普京的一些拥护者和崇拜者也认为是神秘力量的影响。
正如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所写的那样：“在普京许多重要的人生阶段里，包含有各种生活方案，而实现其中某种生活方案的概率可以说远远小于实现不了的概率。借用形而上学的理论术语，这是在沿着预先确定好的轨迹前进，在某个先知的引领之下。在普京的人生履历中，平淡的生活道路表层与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几乎是神秘地融合在了一起。”
尽管有关鲍里斯·叶利钦似乎是被迫将总统宝座让给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阴谋说”可信度很小，但那些来自国外的奇谈怪论的可能性也不大。《明日报》报道了美国纽约影响巨大的共济会分会的阴谋串通。许多西方分析家和新闻记者试图证明，“普京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急速攀升至政治权力的顶峰，这一切都是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将军们合谋指挥的结果”。 甚至就连朱利叶拓·基耶萨这样的资深记者也以西方阴谋家的语气写道：“当然，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如果不是军队给普京开辟通往权力之路的话，普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当不上总统。确切地说，如果说有人想通过谋划这场战争来让军人恢复元气，同时使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话，这一切似乎完全可信。”
不过，另外一些西方报纸则认为，并非军队的将军和安全部门的人、而是俄罗斯富有的金融家们或者“寡头”们将普京送上了权力顶峰。在俄罗斯，这些人不仅实质性地控制着大部分财富，而且还控制着社会舆论。2000年2月，一家德国报纸甚至认定，普京只是张“白纸”，他真正的合作伙伴和保护人别列佐夫斯基和丘拜斯可以任意在上面涂写描画。要知道，正是似乎彼此之间已达成协议的这两个人策划了在1999/ 2000年秋、冬季的所有主要事件。
德米特里·平斯克尔是《总结》杂志的总编辑，他也从别列佐夫斯基与丘拜斯争斗的角度，分析了1999年底和2000年初俄罗斯所发生的所有主要政治事件，他认为这两人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恰恰相反，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敌意已经越来越厉害。所以，按照德·平斯克尔的观点，普京可选择的砝码并不多，因为“目前摆在弗拉基米尔·普京面前的是原则性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他屈服于叶利钦身边人，即声名狼藉的‘家族’的压力，偿付对叶利钦的欠账，变成那些自认为创作了‘俄罗斯第二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手中的一个傀儡；或者，他与以前的监护人决裂，按自己的意愿与丘拜斯做交易。” 这一结论涉及了丘拜斯的特殊作用以及强大的势力。在西方支持下，丘拜斯在2001年成了俄罗斯官僚和寡头们的主要“幕后”领导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2001年秋天一些作者的文章中都能够读得到。
争论这些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从它们的内容来看，我们根本无法对克里姆林宫内或者寡头之间争斗的秘密阴谋进行取证并进行客观分析。在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以列举出许多在过去几十或几百年中所发生的“阴谋”事件，只不过其中成功的不过几例，而失败的却比比皆是。
正如丹尼尔·派普斯 所说，那些患有“偏执狂类型”的人和历史学家都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苏共的崩溃都是阴谋的结果。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阴谋才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其余的力量都没有意义；所有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是幕后策划而成的，能够了解全部情况的只有那些亲信们。根据这种看法，掌握世界和各个国家真正权力的都在幕后，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3)
对于狂热于幕后“阴谋论”的人以及对阴谋说持有“偏执狂类型”的历史学家来说，叶利钦提前辞职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都是阴谋的结果。但他们无法理解，也解释不清楚，究竟是哪个人策划了这起阴谋。
这种粗陋、刻板的阴谋理论模式，无论是对科学，还是对现实政治都是说不通的。
政治与政治权谋
“政治权谋家”干的事情和各种“政治权谋”的应用，是一种表面看起来简单，而事实上又能非常容易地获得政治成功的现代理论。
早在2000年3月26日选举前，许多报纸刊登的文章就认为“普京的支持率被人为地夸大了”，文章称一些内行的演讲顾问和形象设计专家为我们“制造”出了一位强硬领导人的形象，他是一个“年轻并充满活力，谦逊而有决断力的领导者”。
“对于我们来说，普京被形象设计师塑造成为最人性化的人。”亚历山大·戈尔茨激动地说。 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认为：“政治权谋家们发明了普京。” 甚至连普京到圣彼得堡出席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葬礼，对自己老上司的遗孀表达同情和关心以及车臣恐怖分子在报纸、电视上叫嚣着要杀死代总统普京并针对此采取的安全措施等都被《新时代》杂志称为“精明的宣传活动” 。而按照《明日报》的结论，“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由公关和形象设计专家塑造出来的一个政治神话”。
一一驳斥这些臆测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并没有事实和证据作为支撑。普京在担任总理和代总统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某种新的政治权谋的产物，他赢得如此高的支持率是他所实施的政策和国务活动被认可的结果，也是他独立决策、敢于担负全部责任的回报。
那些政治决策并不是形象设计师们做出来的，普京显露出来的真实情感是无法靠政治权谋艺术地加工出来的。普京的竞选总部曾经不无遗憾地宣布，在竞选活动的进程中，80%的决策是由代总统独立做出的，只有剩余的20%由其竞选总部提出，即使这样普京也并没有对之全盘接受。
人们经常将鲍里斯·叶利钦与那位以在火炉上酣睡、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而著称的勇士伊里亚·穆罗梅茨相提并论。但无论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普京都不是一个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没有成为叶利钦时代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军人和官员，无论是担任政府总理，还是后来成为联邦代理总统，他都会把克里姆林宫所定的决策视作命令一样服从。但自1999年秋季、尤其是1999年12月31日之后，为形势所迫，普京必须本人决定拟定并颁布命令。他没有逃避这一责任，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最高层领导者，随后又成了一位公众政治家。普京不仅与文件打交道，而且还踏实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位努力履行职责的实干家。
应当说，普京的活动并非根据某种明确的目标而事先计划好的。1999年9月和10月份，他不得不应对突然出现的困难局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所有的政治家都很在意自己是否有吸引力以及受欢迎的程度，因此，他们不可能不考虑专家的帮助和建议。在民主机制下，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远不是主要工作内容。归根结底，普京并不是叶利钦班子里第一个仕途出人意料地窜升的幸运者，但是，为什么叶利钦的其他候选接班人没有从“政治权谋”中获益并取得成功呢？
众所周知，人们经常将戏剧与政治相提并论，谈论舞台、假面具、角色和提示台词者、导演、木偶等，这并非毫无根据。在许多方面，这种政治戏剧的构思与更为现代的政治权谋概念十分相似。
出于对普京所获得的成绩的惊奇和愤恨，《新报》编辑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曾试图将普京代总统描绘成一位简单肤浅而又糟糕的演员。对于普京本人来说，他只是一位突然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之上的演员，既不了解自己的角色，也对自己要表演的剧本一无所知，甚至都不明白自己在众多的提示人面前究竟该选择哪一位的去听。 与此相反，导演安德烈·日京金则赞赏普京竞选总部的工作，他们这些人似乎严格规定了普京的举止、服饰、所有独白、手势、微笑等各个细节。安·日京金认为，普京恰恰是准确地遵循了“导演的最高任务”，才得以在“政治戏剧”里取得成功 。谈到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的成绩，电影导演格奥尔吉·达涅利亚认为这应当是导演和剧作家的功劳，而绝非普京自己。他认为，普京只是一个尽力使自己“不超出形象范围”的人。 另一位电影导演叶夫根尼·马特维耶夫则认为，不应当只将成绩归功于导演，其中也有主角的功劳。他说：“虽然他只是个舞台新人，但演得非常棒。他表演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而不是像叶利钦那样在舞台上卖弄自己。那个人实在有太多的停顿，在舞台上像个命运悲惨的外省演员那样故作姿态。”
而心理学家列昂尼德·克罗尔却认为，普京几乎不需要导演，他本人就是导演，甚至还是这部剧本的作者和具备全新的、不寻常风格的天才演员。克罗尔对此充满了溢美之词：“普京在舞台上走动起来，似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动作。他能同时兼备芭蕾舞舞者的急速和作战艺术大师的步伐。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自身找出稍稍异样的面目以及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在他身上，人们可以发现那种神话英雄所具有的‘随心所愿，心想事成’的魔力。明确同意去干某种或许不大可能做到的事情，沉默一段时间，强迫自己多等待一下——任务完成后，他又出现了。这时，人们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很骄傲，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又接着去做新的事情。普京是一个少有的、同时具备不显山露水和不可替代两种品格的人。他的幽默感令人感到惊奇，他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准确和出乎意料地进行比照的大师。普京是一名本色英雄，是位摒弃浮华、拒绝装腔作势、没有刻板模式的英雄。”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4)
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之处，但我认为克罗尔的看法比较接近事实。在戏剧演出中，人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剧院演出大厅里已经坐满了观众，可是这时一位主要演员却突然生病，无法登台演出。为了不使演出中断，导演及其助手们不得不紧急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预备演员化装，让他来扮演主要角色。但是，令导演和观众们感到惊奇的是，预备演员所扮演的难度很大的角色甚至比那位病倒的主演还好，于是，他很快就成为了著名演员。对于好莱坞音乐剧来说，这幅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但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这似乎还是第一次碰到。
上面这些对俄罗斯政治舞台与戏剧进行的比较很有趣，但它们的这些相似性只是表面的，无法解释俄罗斯最近两年发生的主要事件。
在政治中，永远存在戏剧性，而随着电视机的出现，这一因素作为政治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增长。当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晤，白宫内召开的会议或者去工厂、医院、幼儿园进行参观的情景被几千万人同时在自家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时候，总统以及那些在他身边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自己该怎样做每一个动作、让每一场对白都充满意义。
一般人都认为，正是由于在电视镜头前有出色的发挥，约翰·肯尼迪才赢得了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在60年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公认的富有吸引力的标致美男子，但是，日益严重的疾病和衰老改变了他潇洒英俊的外表，他越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实际上就越对自己的名声构成损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尤里·安德罗波夫尽力避开电视镜头的追踪。根据分析人士的看法，罗纳德·里根的表现正相反，他善于利用电视，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系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有力。虽然他执政时已是70岁的老人，但他懂得如何成为活力四射的人物，其身影不仅占据了本国的电视屏幕，而且也赢得了几乎全世界电视观众的赞赏。要知道，罗纳德·里根曾经是位天才的职业电影演员，在自己30年演员生涯中曾参加拍摄过54部故事片。但是，如果仅仅认为里根是位演员，而不是政治家的话，那就完全错了。
戏剧性只是公开政治活动的一小部分，政治活动主要是在舞台以外进行的，并且现场没有文字记者和摄影师，这项工作要求政治家除了职业演员必备的要求外，还应当具备其他方面的一些能力。
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经常面对公众进行表演，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他从前不是公众政治家，现在一下子登上了俄罗斯最高政治舞台，他更希望自己不去扮演某种特别角色，而是保存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因此，我基本上赞同政治学家列昂尼德·波利亚科夫的观点，他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是一个谜团，他很简单也让人很好理解，他的主要品格就是坦率而自然，这让他避免必须去扮演和模仿其他的什么人。而只有那些倾向于与人民进行“权力游戏”的观察家才不相信这一点。
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早在1999年秋天，一些报刊就开始用“孤独”来描绘弗拉基米尔·普京。《独立报》刊登玛莉娜·沃尔科娃的一篇题为“百日孤独”的文章，评述了普京总理一百天的成果。在文章中，她称普京是“历任俄罗斯政府总理中最神秘的人，是最大的政治之谜”。 一些与新总统关系亲密的人也强调，普京“自己成就了自己”，因此他不需要感激任何人，当然如果不算叶利钦和早前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话。不过，对于选举来说，这些成就还远远不够。
毫无疑问，俄罗斯的将军们、“从特工机构出来”的人以及几乎所有官员都拥戴普京。在2000年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寡头也都支持普京——除了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以外。1999年秋天，古辛斯基曾看好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而从2000年1月开始又公开而热烈地支持亚夫林斯基，并向其竞选班子投入了大量金钱。
但是，上面的论说并不意味着，普京大选后可能成为将军们或是金融家们的“仆从”，而不再是首先依靠俄罗斯社会大多数人支持的独立政治家。我们看到，在最初几个月中由普京带进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新人并不太多，而且这些人都还没有经验和威信。这也不是一个政治班子，尽管它与叶利钦1991年带到政权的班子似乎有些相似。人们可能同意的是，在克里姆林宫几乎“贫瘠”的土壤当中，在自1996年起普京就在那儿工作的“宫廷集体”里，普京曾经显得相对形单影只。在那里，他甚至没有努力使自己表现得特别出众：因为这样会更加轻松地生活和工作。
普京也没有将自己远大的抱负表露出来——包括在总统办公厅和以前在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身边工作时，尽管他不得不解决重大经济问题并领导圣彼得堡市这座大城市的对外联系工作。但到了1999年底，普京已经不再孤独，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他的人中不仅包括挂肩章的人，还有俄罗斯其他大部分的公民，包括知识阶层的人、青年大学生、工人和公司职员以及大部分企业主们。基于此，弗拉基米尔·普京很快处于以前他所说的“社会健康力量”凝聚的中心。历经过太多的混乱局面之后，俄罗斯事实上出现了复兴的机遇。这种复兴今天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尽管它并非那样迅速——像我们当中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因为社会的疾患过于根深蒂固和纠缠不清。问题在于，在自己的拥护者当中，能够搭建一个由政治家、经济学家、军队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组成的牢固而内行的班子是非常困难的。
政治权谋和人民的选择(5)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现在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的观察家。他们认为，早在普京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起，其言行举止就完全符合社会上希望出现有能力保证正常秩序的、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期待，在选民的众多托负中，占据第一位的是要求尽早积极改变国家的贫穷状况，将贪赃枉法者从自己身边清除出去，限制“寡头们”的影响力。此外选民们还要求结束车臣战争，但必须以俄罗斯可以接受的条件为前提。
叶利钦及其“家族”在过去的活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使俄罗斯选民不再会表现得特别激动不安。在解释自己决策的原因和动机时，普京曾几次引用过俄罗斯民众的期待和要求。普京早在出任总理初期就曾讲过：“我感到自己不是救世主，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公民。我体会到了任何一位俄罗斯公民的感受。很显然，人们感受到了它并由此而支持我。” 后来，《消息报》曾回忆起普京的这些话语，认为它对于一位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来说是很奇怪的。通常，他们早就忘记了普通民众的需求和利益。 在这里，我们顺便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那个著名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公理。早在100年前，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就曾很有说服力地阐述过。其中的一个公理是这样的：当那位能力超群，比别人看得远、想得透，比别人做得多且好的英雄没有出现，而这时社会需求和国家利益又迫切需要的时候，通常这一英雄就该横空出世了。
在此需要对上述公理做出某些补充。首先，社会所需要的人可能不是出现在需要的时候和需要的地点，因为这种“英雄”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其次，需要的人也可能无法胜任历史和当前形势赋予他的各项任务；第三，他可能滥用赋予他的信任和他所取得的权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非社会问题。非常可惜，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20世纪，这样的例子都比比皆是。现在，有非常多的人信赖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且希望他能够不辜负人们的这种信任。毕竟，我们的选择并不多——要么是恢复秩序，要么是持续的动荡和混乱。
来自《共青团真理报》的德米特里·别利斯基曾客观地认为：“普京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中的新人，这可以说明他既有力量也有弱势。其力量在于，他可以很简单地扒开多年积攒起来的‘垃圾’；弱势在于，在克里姆林宫之外的权力走廊中，那些与有权有势、有庞大金钱资源并有极强烈的愿望试图保留这一切的强大集团相勾结的政治家们，会共同反对普京。但是，人民的支持以及不希望发展进程倒退的历史逻辑都站在普京这一边。”
人民的支持和历史的逻辑，这当然是保证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中获胜的主要力量。不过，不应当忽略一些其他因素，其中包括那些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当意外的普京的个人能力和优点、鲍里斯·叶利钦的支持以及1999年8月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时的整个复杂局势。在此，首先我要提的是那时北高加索地区的局面以及俄罗斯面临的解体威胁。这一威胁源自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侵略，它们与车臣最极端的分离主义集团相互勾结，蓄谋制造危机。
第二部分
车臣问题(1)
车臣因素
在促使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支持率快速提升的诸多因素中，车臣因素——或者按正式的说法“在车臣采取的反恐行动”——最为重要，这是许多政治观察家的共同看法。只是不同的学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会使用不同的词汇和表述方式，这取决于他们对待普京、对待当代俄罗斯以及对待车臣的态度。
例如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就写道：“任命普京为总理只是在达吉斯坦发生侵略事件的情况下，如果普京不早一点儿制止这种侵略，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达吉斯坦战斗的开始阶段应该被认作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星光闪耀’之时。经过很多年的等待之后，普京成为了‘英雄’事业的领袖，而后，在全国老百姓中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瞬间，新总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他使全俄罗斯所有爱国者团结在他的周围。” 亚历山大·戈尔茨则另有一番看法：“作为一位政治家，俄罗斯第二任总统完全是靠鲜血和肮脏的车臣战争起家的。正因为利用了高加索战争作为最广泛的选举技巧，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竞选中才避免了使用以前议会选举中经常采取的肮脏手段。年轻人应当努力摆脱代言人的尴尬处境，这让人们立即想起了蝙蝠侠和詹姆斯·邦德。”
但问题不只是战争本身，因为战争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发生，并为新总理和俄罗斯的命运带来不同的结果。问题在于并非简单地使用武力，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武力，此为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普京敢于对使用武力宣布承担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在1994～1996年，无论是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都没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强力部门的部长们在车臣行动中也是各行其是，互不配合。普京开始解决新战争中的所有主要问题。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果也就成了他的成绩。对于那些普京的支持者和他本人而言，车臣成为一个杠杆，整个俄罗斯的形势通过它开始扭转。
普京的批评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希望俄罗斯军队和爱国者在车臣遭受失败，而且是决定性的失败。例如由古辛斯基苦心经营的《今日报》就预言：“在冬天的行动中，普京的支持率可能会在鲜血中急剧下降，也就是说，除了战争之外，普京什么也不会干。克里姆林宫不是委任他主要抓经济吗？他能胜任吗？除他之外有人能干！” 《总结》杂志主编谢尔盖·帕尔霍缅科更为尖锐和公开地写道：“普京的奇迹和凯旋出现了：在轰炸和扫射中大量无辜者死去，而匪徒们却在山上的营地里安安静静地安装设备；在印古什的集中营里，忍饥挨饿的难民遭受嘲笑，而恐怖分子却以连、营为单位出现在通往巴库、第比利斯和伊斯坦布尔道路上的餐馆和饭店里。普京取得成就的基础还包括冷血政策，他利用了社会意识的阴暗面，如民族主义、盲从性、残酷性和极端复仇心理。这种仇恨式的狂欢只有在飞机里满是军人的棺木、联邦军队遭受重大挫折时才会停止。”
让人纳闷的是，在帕尔霍缅科这篇充满憎恨的文章中，居然将车臣武装分子称为恐怖分子和匪徒。相似的看法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文章中也经常出现。1999年9月，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正在崩溃帝国的杂音”的文章。作者将20世纪末俄罗斯局势与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做了比较，那时就连尼古拉二世也称后者为“欧洲病夫”。M．瑞恩多尔茨认为，不只车臣，整个北高加索这8年来都处于起义状态，俄罗斯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否则将导致自我毁灭。最终的结论是这样的：“西方应当准备为俄罗斯送葬，而不是在手术之后等待它的康复和振兴。”
对于我们来说，很幸运，这种希望没能成为现实，尽管事件曾经朝糟糕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很大。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地叙述1999年夏、秋在北高加索所发生事件的全部过程。与车臣相邻地区局势曾经非常紧张，从1999年春天开始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但是在对待车臣和达吉斯坦瓦哈比武装分子的态度问题上，斯捷帕申政府继续奉行和平政策。
早在8月1日，第一批车臣武装分子就潜入位于达吉斯坦山区的楚马金区，但这不过是一次预演。在8月8日这个星期天的夜晚，武装分子的主力渗透到相邻的波特利赫区。从本质上说，这次侵略蓄谋已久。当然，瓦哈比分子对达吉斯坦的进攻非常冒险，他们得到了达吉斯坦山区村庄居民的款待和帮助。尽管这样，应当说这还是一次胆大妄为的冒险，因为反击行动紧接着就开始了。受叶利钦委任解决所有与侵略俄罗斯领土有关问题的新总理普京很快领导了反击行动。普京不是单纯解决军事问题，而是更有效地解决了这里出现的政治、经济、干部和财政问题。根据普京的指示，参加战斗的军官和士兵的津贴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到8月底时，哈塔卜和巴萨耶夫领导的武装遭受重大损失退回车臣，但人数已达1万多人的俄罗斯军队并没有到车臣领土上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普京通过了一项最重要的决定，即摧毁达吉斯坦瓦哈比分子在卡达尔地区建立的基地，因为它会成为伊斯兰狂热宗教信徒向里海地区输出信仰的军事基地。
早在8月底时，普京就在白宫召集车臣问题会议，同时邀请了所有的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参加。这时，达吉斯坦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但这几位前总理认为将军事行动的战场转移到车臣境内是不现实的。他们坚持采取的军事行动应当有所限制，要保证居民的安全，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减少俄罗斯士兵的伤亡。国家军事领导层的意见与此相反，尽管这些将军中也存在意见分歧。最终的决定由弗拉基米尔·普京做出——我们今天已经清楚，这个决定是什么。在达吉斯坦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的3栋居民楼先后发生爆炸，几百名和平的居民在睡梦中惨死。在第一起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没几天就已经查清，这几起凶残行动的线索均指向位于车臣境内的瓦哈比分子营地。调查还需要很长时间，愤怒而恐惧的居民要求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已经无法强迫自己再等待下去。不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城市的内务机关、联邦安全局、民防以及由居民自愿组成的纠察队对所有的交通工具、空置的场所、地下室以及顶层阁楼进行了详细的、拉网式排查。这些措施避免了在某些居民楼里已经准备好的爆炸行为，并找出了很多与可怕的恐怖袭击组织者有关的新线索。
车臣问题(2)
后来，一些对普京不怀好意的人指控说，政府没有对9月的几起爆炸进行认真的调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调查非常彻底，也有效果。
但是，调查活动仅仅是一方面，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所以，毫不奇怪，在调查结束前，普京就下达命令中断与车臣的铁路和航空运输。紧接着，经政府同意，联邦军队切断了车臣境内的能源运输和通信联络，并关闭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车臣的主要机场、临近格罗兹尼市不远的北方机场遭到空袭。又过了两天，俄罗斯空军大规模的轰炸和导弹打击了车臣军事基地、营地、交通枢纽、燃料库、桥梁和道路。在车臣边境大规模的联合集群部队开始组建，后方基地和所有必须的地面设施也建立了起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使用武力彻底消灭俄罗斯领土上的伊斯兰恐怖政权的决心在增加。
众所周知，在1994年由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领导的俄罗斯军队领导层曾经以压倒性的优势认为，借助于军队在车臣恢复俄罗斯宪法秩序将是非常轻松的任务。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说，在几天时间内，用几个空降团就可以完成任务。根据格拉乔夫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提交的计划，车臣的整个军事行动可以在1个月内完成，其中3～4天就可以歼灭位于格罗兹尼的杜达耶夫分子。
但是，俄罗斯军队在1995～1996年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在俄罗斯政治圈和部分军事领导人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在车臣进行的任何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必定失败，而车臣恐怖分子和战斗人员也强化了俄罗斯某些政治家的这种观点。被匪徒们绑架的俄罗斯公民接近2000人，并且这一数目正在增加，这些“奴隶贩子”感到逍遥法外和拥有无限权力是正常的事。谢尔盖·斯捷帕申后来承认，无论是他还是他领导的政府都没有制定在车臣领土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任何计划，他在许多方面都不赞同新总理普京的指示和命令。最坚决地反对在车臣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的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和斯捷帕申组成了政治联盟。尤里·卢日科夫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呼吁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建议有限度地使用特种行动并围绕车臣周围建立“隔离区”。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伊戈尔·斯特罗耶夫公开宣布，俄罗斯不应当急于开展地面行动。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罗曼·波波科维奇9月中旬也称：“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当前却不合时宜。”面对有关车臣进行地面军事行动可能性的问题时，萨拉托夫州州长康斯坦丁·季托夫回答：“对俄罗斯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还会是一场灾难。”
当时，有关保卫俄罗斯领土、使其免受车臣武装分子侵犯的最激进提议也仅仅是俄军推进到捷列克河左岸——这可以实质性地缩小“隔离区”的宽度。在9月初，甚至连那位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和在达吉斯坦地区作战行动中表现突出、而且思想也比较激进的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将军，在被任命为驻扎在靠近车臣行政边界地区的第58集团军司令时也宣布：“军队将不会进入车臣共和国境内。”沙马诺夫坚信自己的实力，但却怀疑俄罗斯政治家们是否靠得住。
所有车臣首领，其中包括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和哈塔卜，显然都很害怕俄罗斯的军队开进车臣共和国。正因如此，莫斯科那些所有亲车臣和西方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在9月份开始加足马力、大肆宣传。但是，在车臣和俄军驻扎地区，记者们的工作程序发生了决定性改变，进入叛乱的车臣共和国内的只有个别西方记者，并且还是靠非法的手段。已遭解散的“士兵母亲”组织的代表们不被允许进入车臣共和国内。能够证明战争正在日益迫近的迹象还有，当时不仅许多西方报纸和杂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大众传媒上都充斥着大量谎言和虚假信息。
摩夫拉特·乌杜格达互联网站上开始散布有关俄罗斯特工部门曾与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部队相勾结进攻达吉斯坦、并与莫斯科居民楼爆炸有关等恶意诽谤性的消息，一些报刊则纷纷转载、传播。俄罗斯《新报》、《说法》以及英国《独立报》等报道了一些离奇的侦探故事，说克里姆林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早在1999年夏天就乘坐私人飞机和土耳其快艇秘密抵达法国的蓝色海岸。在阿拉伯亿万富翁阿吉纳·卡绍吉所有的一栋高级别墅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他们两人同在土耳其特工护卫下赶到那里的沙米尔·巴萨耶夫举行了多次会谈。后来，在这个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中，沃洛申的名字又换成了那时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的普京的名字，但秘密会见沙米尔·巴萨耶夫的地点不是法国，而是西班牙；普京与巴萨耶夫一起共同制定了获得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的计划，以帮助自己登上俄罗斯权力顶峰。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重复传播这些谣言已不再合时宜时，一些西方报纸的记者开始向普京发难，责问他为何不通过法律程序对谣言的始作俑者和传播者们提起法律诉讼，而仅限于并不十分清晰的辟谣。但是，与报纸和记者们走诉讼渠道可能要耗上几年的工夫，而那时迫切需要做的并不是雇律师打官司，而是尽早采取行动。普京非常明确地做出了决策，确定了在车臣领土内采取密集军事行动的规模和任务。他还说服叶利钦总统，让他相信通过采取军事行动来消灭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和瓦哈比教派分子策源地的必要性。1999年9月和10月份，叶利钦总统完全支持总理。最后，普京没有做任何隐瞒，将所拟定的措施全盘报告给了叶利钦。这个计划由强力部门制定，其发起人和实施者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将军。是的，对盘踞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分子，军方决定不采取简单的驱逐战术，而是要将他们全部歼灭——采取这样强硬的行动可能会带来各种严重后果。尽管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性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事先并不能完全预料得到，但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由普京的对头们针对此所提出的一切质疑，只会使车臣问题、高加索问题以及俄罗斯问题的“死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车臣问题(3)
由普京做出决定的、全部彻底地歼灭车臣匪帮和消除恐怖主义分子的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联邦军队在车臣的第二次失败可能会彻底断送俄罗斯军队和国家的威望与尊严。因此，普京和将军们的行动既坚决果断、毫不妥协，同时也很谨慎，这一点直接决定了10月和11月的军事行动的战术。无论是整个行动，还是其各个阶段，都没有限定具体的结束日期，战役的细节由总参谋部制定，但战略和战术的主要问题则是在有普京、强力部门领导人以及特邀人员共同参加的作战会议上决定的。军人接到的命令是“可以不吝惜弹药”，但一定要尽量减少伤亡。
与那些叶利钦已经不满普京威望上升的谣言正相反，叶利钦总统不但没有限制，反而颁布了一系列命令来扩大普京的权限。恰恰是普京采纳了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和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的报告。普京先是飞抵达吉斯坦，然后又来到所有军兵种的联合集群司令部所在地莫兹多克。正是由于总理以及直属机构紧张、有条不紊的工作，才保证了开始于10月份的俄军在车臣实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取得的重大成果。
俄军的秋季攻势
1999年8月和9月初在达吉斯坦实施的作战行动证明，俄罗斯军队和内务部队比我们看到的他们在1994～1996年车臣战争中的表现要强得多。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不协调和操之过急的事例：有时空军轰炸自己的部队；强攻高地和村落时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个别内务部队的将军惊慌失措；莫斯科作战总部下达的命令也并非总是与战场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
在10月和11月的车臣，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场景。令西方军事观察家和俄罗斯政治家、媒体感到惊奇的是，在车臣作战的俄罗斯军队表现出了与几年前完全不同的崭新风貌。对于这一点，甚至部分俄罗斯将军们也都非常吃惊。一些报纸发出疑问：“这些自信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和军官们是从哪儿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就连那些8月份还对俄军的作战能力持怀疑态度的记者们，现在也承认他们是已经调试好的‘军事机器’，那以前这十万大军都躲在哪里睡大觉呢？从哪儿弄出来三位将军——维克多·卡赞采夫、根纳季·特罗舍夫和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尽管他们看起来有些粗鲁，但却非常内行并具备专业精神，他们分别从北、西和东三个方向层层推进，在有生力量和武器遭受最小损失的情况下，在秋末时控制了车臣60%的领土。”
一家西方报纸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是仓促上阵。”的确，俄罗斯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很缓慢，小心翼翼，避免进行强攻和突破。在执行更为复杂的、新的作战任务之前，俄军甚至还进行教学射击演示和军事演习，以加强对敌人的打击力度。
俄罗斯军队聪明地使用自己火力猛烈的优势，采取“火力开道”的战术，令车臣武装分子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在这种战术下，俄罗斯联合集群部队没有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俄军既不与车臣武装分子正面交锋，也不准备摧毁车臣境内修建在各处的筑垒阵地，而是绕开它们，拉开在开阔地带作战的架势，迫使害怕被包围的敌人慌忙撤退。俄军既没有强攻村庄，又绕开了城市，只用向前推进的战术迫使车臣人要么宣布投降，要么选择逃离。曾经很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幅场景：在车臣一些小城市和镇子里，不只俄罗斯人，还有车臣人开始支持和帮助俄罗斯军队恢复秩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拯救自己的家园和财产。几万难民离开了家园，他们大部分逃往印古什共和国，在那里，他们不仅受印古什当局的保护，也得到俄罗斯军队的保护。
尽管战争明显没有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而且一些新的分队以及部分军官和将军是从俄罗斯各地赶赴战场的，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整体军事机制的运转。在各兵种之间、军队和内务部队之间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10月和11月，俄军有生力量和军事装备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过去那场（车臣）战争的损失与之相比简直就无法相提并论。有一段时期，军队甚至实现了“无伤亡”向前推进。
俄罗斯部队并没有选择留在捷列克河一线，而是等后勤部队赶上来以后，快速强渡了这条河流屏障，开始解放位于车臣山地与捷列克河之间的人口稠密地区。从在达吉斯坦打响防御战，到解放古杰尔梅斯、阿尔贡和合围格罗兹尼，战争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次战争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之前，都要总结所实施行动的经验和教训、巩固和肃清解放区的残余之敌，此外，还要认真评估俄罗斯军方自己的军事实力、敌方的兵力、车臣居民的行动和俄罗斯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等。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俄罗斯军队取胜的纯军事因素，在车臣，俄罗斯部署了一个庞大的集群：到1999年12月1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内务部队军人以及警察的总人数已接近15万人，而车臣武装分子只有2万，更不用说俄军在装甲车、火炮和飞机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其他优势，例如，俄罗斯军人得到了许多生活在达吉斯坦的穆斯林民众出乎意料的支持。在上次车臣战争中，位于边界地区的达吉斯坦民众对俄罗斯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感，相反，他们还带有明显的敌意。当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和一部分空降部队被空投到这里时，将军们的期望值是，当地居民能够保持中立就算不错了，但事实是，俄罗斯军队得到了他们的赞赏和帮助，其中快速组建起来的民兵也为俄军提供了战斗支援。
车臣问题(4)
对于军队来说，能够得到几乎整个俄罗斯社会舆论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人们对瓦哈比教派分子肆无忌惮地侵略达吉斯坦以及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市的居民楼制造系列爆炸事件感到极度震惊。“民主派”媒体习惯发起的、矛头直指“无能将军们”的运动也得到了压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1999年秋，那些对普京不友善的人开始慌了起来，他们没有料到事态会如此发展。在那些受某些势力资助出版的报纸版面上，互相矛盾的报道比比皆是。一会儿，这家报纸说俄军损失惨重，但（军方和当局）竭力掩藏事实真相；一会儿，另一家报纸又讲，内务部队和空降部队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塞满了从车臣平民家中掠夺来的贵重的波斯地毯，在车臣的公路上横冲直撞，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士兵和军官朝车臣人胡乱扫射。
在这场编造新闻的大战中，《生意人报》、《新报》、《共同报》、《总结》杂志和《政权》杂志表现得最为起劲。在这些媒体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诸如“在车臣，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主要的战斗和损失还在后头”；“军队不得不强攻格罗兹尼”并进行山地战；武装分子并非简单的实力不济，而是在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制造“按压弹簧”的效果；车臣武装分子尚没有显示自己从后方打击俄军的力量，“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下降”，车臣武装分子的反击能力在一步步上升，等等。
但情报显示的是，车臣南部和格罗兹尼市的领导人和战地指挥官们已成惊弓之鸟，他们相互争吵，弹药和粮食也已接近告罄。一些报纸甚至表达希望西方干预的意向，让西方领导人向叶利钦施加压力，将普京从总理的宝座上弄下来，让俄军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们在10月写道，不付出惨重代价，俄罗斯军队休想强渡捷列克河，古杰尔梅斯也将成为一座无法攻克的堡垒。但是，实际上俄军几乎没有遭遇重大抵抗，兵不血刃地成功强渡捷列克河，而那些控制古杰尔梅斯市及周边地区的车臣领导人和大部分战斗人员也倒向俄罗斯方面，为古杰尔梅斯这座车臣第二大城市成为车臣共和国临时首府创造了条件。
在古杰尔梅斯和其他车臣山区，车臣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格罗兹尼前市长比斯朗·甘捷米洛夫召集了成百上千的车臣人。他们主张，作为一个联邦主体留在俄罗斯大家庭当中的车臣共和国，准备对瓦哈比教派分子和外国雇佣军、实际控制车臣政权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宣战。早在1999年秋天，普京总理就在白宫会见了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其他一些有威望的、移居外地的车臣族活动家，宣布将采取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手段来解决车臣问题。在车臣共和国已经解放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由当地人领导刚刚组建的地方政权。1995～1996年间担任过扎夫加耶夫政府副总理的铁道兵将军尼古拉·科什曼被普京任命为全车臣临时行政当局的领导人。
简单推翻1999年前俄罗斯在车臣所采取的所有政策以及否定那些参与实施这些政策的人都是不可能，也是不应当的。与此相反，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上次战争特别是结束阶段的所有经验，成为了新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那些1994～1996年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表现优异的军官在1999年首批被任命为各个部队和分队的长官。
俄罗斯在1998年8月对车臣叛军做出的“事实投降”决定，是武装力量最为痛苦的时刻，当时甚至有军官选择了自杀。的确，在车臣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也正像许多将军和军官认为的那样，那时他们正接近取得胜利的边缘。然而，车臣战争的失利也刺激了俄罗斯上层着手推动实施军事改革，还推动了指挥官的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