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军区、兵种中建立起常备作战部队和分队，这是改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既然国家财力暂时无法保证满足全军所必需的资源，那么就应当至少优先充分保障部分军队的必要资源。恰恰是这些常备作战分队和训练精良的合同兵们，而不是那些刚入伍的、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们构成了车臣攻势的主力部队。这成为了车臣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促进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例如，俄罗斯吸取了北约针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的经验；从根本上提高军人津贴措施的施行让每一位参加军事行动的人员都从中受益，大大提高了俄罗斯士兵的战斗士气。而俄罗斯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将军还是士兵，大家都理解、也感受到或是猜测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俄罗斯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巨大功勋恰恰在于，他特别注意认真阐释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动武的原因和必要性，而不只是夸夸其谈地称坚决“在车臣恢复俄罗斯宪法秩序”。
当然，因为车臣战争，普京又增加了不少反对者。
战争爆发的原因
曾经有不少观察家和分析家认为，车臣战争是争夺里海石油的战争。还有许多对俄罗斯、对新总理和老总统怀有恶意的人则称车臣战争是“普京总理的战争”。根据这些人的看法，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能够帮助失去威信的现政权体制从政治死胡同中走出来；只有在北高加索战争中取得胜利，才能够帮助叶利钦安然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实质性地提高普京登上总统宝座的几率……
车臣问题(5)
另外一些人认为，新的车臣战争是按照自身的复仇逻辑展开的，而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由俄罗斯将领们的利益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官方的说法是俄罗斯在镇压叛乱，反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瓦哈比匪帮的侵略，后者试图在俄罗斯南部从里海到黑海的广大区域内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新穆斯林国家。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原因和动机都是客观存在的，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还有更为深层的冲突原因和动机，其根源见于全俄罗斯、整个高加索、北高加索和车臣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历史。
最接近真相的观点，可以认为俄军（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完整。因为作为国家，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不仅生活着俄罗斯人民，还有其他民族的人民。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还是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历史上不仅是俄罗斯人的、斯拉夫人的和东正教的构成体，而且还是多民族的、多种族的和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和社会。苏联的解体和作为新的主权国家而建立的俄罗斯联邦都没有改变俄罗斯的这一主要特征。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这一主要特征不仅带来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给他们出了许多难题。
当人们说俄罗斯是一个保持东正教价值观的欧洲国家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曾不止一次地回应：这可以被用来表示和界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俄罗斯，但只是其特点、本质的一个方面。在俄罗斯，持有如此观点的人大多分布在俄罗斯的西部、北部和中央区，但是对于北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则就不太适用了。在俄罗斯联邦南部和东部的广袤地区，生生不息地生活着其他一些民族，尽管他们也积极地应用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但却信仰其他宗教，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文化。客观地说，今天的俄罗斯汇聚了许多地区以及没有俄罗斯国家的保护就很难保障自身富足安康、生活繁衍的众多民族。达吉斯坦居民在1999年秋天曾说过：“过去，有人靠武力让我们归顺俄罗斯；但现在，只有用武力才能将我们从这里分离出去。”
主张将俄罗斯建成一个单纯的东正教国家，拒绝接纳不是东正教信徒、而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首先是车臣(而这也正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不止一次地提出的 “自我限定”的观点)。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将破坏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形象和实质。在90年代，许多俄罗斯思想家、政论家和政治家都在探寻民族国家的主要思想，但问题的提出未必真正有效。因为“俄罗斯民族思想”和“俄罗斯国家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方案，两者之间不存在一种解决方法。
俄罗斯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不再是一个帝国，但它也不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犹如法国是法兰西民族的国家、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日本是日本人的国家那样。作为一个国家，现今的俄罗斯联邦要维护各民族的正常生活；帮助各族人民在联邦内进行文化财富交流和经济合作，享受、掌握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的成果。俄罗斯文化的成就并不能够给予作为民族存在的俄罗斯人以任何优越地位。无论是多民族的达吉斯坦还是奥塞梯，无论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还是巴什基尔和鞑靼，无论是卡尔梅克还是布里亚特，今天都没有想过要独立于俄罗斯之外，去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和经济生活。
但是，许多车臣分离主义思想家却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发展了车臣人是特殊人的神话，认为车臣人不了解国家制度，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现代文明的成果，甚至想像捣毁腐化堕落的巢穴一样摧垮自己的城市，消灭种族混杂和同化现象，遵照古老的规章制度和刻板的宗教习俗去生活。霍什-阿赫迈特·努哈耶夫认为：“……只有那些不承认国家和国际法权威，拒绝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拜金规则的虔诚伊斯兰教徒，才是一个纯粹的车臣人。这就是哈尼夫思想，它遵循一种基本的、天然的、所有一神教阐释者们传输的遵循生命的基础、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自古相沿的惩罚准则，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规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规戒律。为了成为哈尼夫主义者，就必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应当是这个词初始神圣意义上的野蛮之人。”
驳斥这些奇谈怪论毫无意义，某些狂热者曾尝试过并正在尝试将这些奇谈怪论强加于所有车臣人民。高加索山区各民族的历史非常复杂，与其相关联的许多问题和事件都无法用片面的含义去解决或评价。尽管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确认，那种认为一个独立、和平、繁荣、内涵丰富的车臣只能遵照古兰经的规定和自然法则去生活的观点，完全是神话。车臣人民和他的邻居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之间那段充满战争与悲剧的关系史也证明，车臣民族和车臣社会脱离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脱离俄罗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事实证明，就连那些生活在格鲁吉亚的车臣难民，也开始成立学校，使用俄罗斯教材和俄语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背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
如果取消车臣的俄罗斯联邦成员资格，或是允许车臣从俄联邦脱离，车臣将不具备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况且他们信仰的是无国家论)所必须的实力、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历史经验和传统，特别是车臣位于高加索这片不寻常的土地上。在这里，几种古老文化和宗教交织在一起，车臣不仅仅是处于孤立状态，甚至还处于被半敌视的包围圈之中。关于这一点，1996～1999年的经验已经得到了清晰的证明，车臣不仅开始变成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教国家（甚至是虚假的国家），而且也成了国际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组织手中的“木偶”、让所有邻居都深感恐惧的富有侵略性的组织。在那里，他们主要靠扣押人质、敲诈勒索、走私货物、买卖毒品等勾当让自己存活下去。在90年代，不仅仅是达吉斯坦和斯塔夫罗波尔的居民深受其害，而且其他一些地区，包括奥塞梯和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
车臣问题(6)
车臣所走的这一发展道路不仅与其相邻的各州和共和国的利益大相径庭，而且也与车臣人民本身的利益相去甚远。那时，车臣人民已经被那些鼓吹消灭统一中心、拒绝统一领导、不要统一政策的各个武装集团所控制，宗教狂们和许多雇佣军组建了车臣大部分武装组织，其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科索沃以及西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等。同样，车臣首领所选择的道路也不符合旅居俄罗斯的车臣人的利益。要知道，目前生活在俄罗斯各地的车臣族人数已经接近留在车臣境内的居民人数。现有的各种不同派别、各个集团以及那些有声望的活动家，如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萨让娅·乌马拉多娃等旅居俄罗斯内地的车臣族人历来都反对由瓦哈比教派狂热分子和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共同控制的车臣政权。
对于旅居海外的车臣人来说，经济利益是优先考虑因素，这一点促使他们服从俄罗斯的领导。当然，那些从事毒品买卖、军火交易和人质绑架的犯罪团伙，对于车臣当局的态度例外。
上面所陈列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俄罗斯同车臣这个叛乱省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从前发生过的所有冲突和难题，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种族清洗、莫斯科与车臣间关系所出现的问题等，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使用非战争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只不过由于俄罗斯政治家们和车臣首领们的错误而丧失了机会。于是，在车臣的新的军事行动变得不可避免，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军队迷恋于莫斯科的无能为力并自信会轻易获胜，结果他们的进攻最终只是导致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提速。
俄罗斯政治力量新的分化组合
1999年8月，已经开始站在竞选运动和政治斗争起跑线上的俄罗斯政治家们，没有哪个人能够预料到8月底和9月国内社会情绪会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很显然这种社会情绪受到了发生在达吉斯坦的战争、特别是莫斯科市和伏尔加顿斯克市居民楼爆炸的影响。
对于这些恐怖事件的爆发，大部分俄罗斯民众不仅表现得无比愤怒，而且也感到非常恐慌。社会学家非常清楚，民众的恐慌对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具有巨大意义。“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0年代在俄罗斯民众感到恐慌的要素中，名列前茅的是亲人生病、犯罪活动、自己生病、贫困和滥用职权等。但是到了9月，上述所有因素都暂时让位于一个新因素，那就是车臣恐怖主义。这种恐慌既能涣散人心，也能够激发斗志。
普京总理的决断和强硬性格以及他那句“国家将把各个角落里的恐怖分子都‘浸在水里’，如果需要的话，就把他们弄到‘茅坑里浸死’”的名言，令俄罗斯居民和强力部门人员斗志昂扬。令反对派们感到异常惊讶的是，正是由于1999年10～11月在车臣采取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普京的支持率才得以急速上升。这样，俄罗斯社会舆论不无根据地将这些胜利、俄罗斯参战部队的崭新风貌与做出突出功绩的将军们的作用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舆论认为胜利的取得和军队的新形象与普京总理的刚毅果敢、明确清晰以及效率极高的工作关系更大。人们可以从许多报纸和杂志上看到以不同方式表述的这类句子，如“俄罗斯开始喜欢上一位他们从前完全不了解的人”等。
我并不认为普京有可能曾经认真思考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全部教训、研究过19和20世纪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所有复杂矛盾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参阅过大量的分析资料和对策建议，所以，战争失败的风险其实是很大的，但事实也证明普京做对了。其实，这不只是单纯的普京总理决策正确的问题，应该可以称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决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回答伟大发现是如何诞生的这一问题时，曾说过：“非常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但是，这时来了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专家和政治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不休，是不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忠于他的将军们一时心血来潮，下达了联邦部队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或者是政权高层真的已经准确预见到，新的战争能让他们获得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有利的因素?
这曾是一些政客之间的奇怪争论，他们认为这一重要军事行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要么是感情冲动的产物，要么是政权本身为一己私利谋划的结果。
无疑，在1999年8月、9月，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的确不小，而且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政权形象问题。在解放并完成对车臣上捷列克区的“清剿”行动后，普京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乘坐苏-24强击机，前往该地区视察兹纳缅斯基村，参观士兵食堂并慰问战地医院中的负伤战士。普京所做的一切是任何一位政府首脑在战争中都应该做的，目的是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并拉抬自己的支持率。但我认为，普京1999年秋天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关心俄罗斯国家利益以及包括车臣人民利益在内的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利益。
11月底，在车臣展开的军事行动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进程，在那里组建的战争机器已经几乎能够不停顿地“运转”。尽管将来还会面临争夺格罗兹尼和山区控制权的战斗，但弗拉基米尔·普京此时已经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俄罗斯经济和国家建设问题上。在为普京担任总理的三个月工作进行“盘点”时，政治学家尼古拉·乌里扬诺夫写道：“之所以政府主席普京的支持率还在快速增长，已经不再是由于普京言语和行动的强硬了，而是他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民众希望惩治无所不在的犯罪、官僚不善经营和贪污诈骗的愿望相符合。人们认为，有别于他的前任们，普京总理知道如何使国家摆脱危机，他有缜密的行动计划，他不害怕表现出独立性，也不唯总统及其亲信们的马首是瞻。所以，就在叶利钦总统每次召见普京总理，表示全力支持普京工作的时候，也没有降低俄罗斯公民对其的信任度。如果评价作为总理的普京表现得怎么样的话，那么以北高加索的军事行动为例，最让人注目的是，普京曾经许下诺言并兑现了；无论是在达吉斯坦还是在车臣，车臣战斗部队和内务部队间甚至连一起因行动不协调而导致人员无谓伤亡的严重事件都没有发生。”
车臣问题(7)
1999年秋，俄罗斯社会基本关注的都是车臣战争，其他所有问题都退居次要地位。很显然，这根本改变了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整个进程，因为所有竞选联盟和政党都必须重新定位他们对这场战争、俄罗斯军队以及车臣及其周边局势的态度。
对于俄罗斯选民来说，各个政党和候选人对车臣战争的态度要比其他承诺和纲领更加重要，这种状况业已改变各政治家、各政党的支持率和获胜的机遇。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和他领导的俄罗斯人民共和党索性拒绝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他宣布：“我不打算参加蟑螂们的竞走比赛。”可是要知道，就在不久前，这位将军、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行政长官还曾公开宣布：“我将成为俄罗斯的总统——不排除这一目标很快就能实现。”早在1999年夏天，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有预感，很快他们就会召我去中央的。”但是现在，哈萨维尤尔特协定的所有条款都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列别德将军：正是他所支持签署的这个协议导致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8～9月间完全撤出了车臣。
是的，停战协定在那时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哈萨维尤尔特协定让人联想更多的不是停战，而是投降。是的，列别德将军当然是被马斯哈多夫、乌杜戈夫及其他车臣首领们给蒙骗了，但是，也可以说这位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那时是心甘情愿上当受骗的。1996年秋季他的声明是极其混乱的，其内容里对俄罗斯政府和军事指挥的指责要比对车臣首领巴萨耶夫和马斯哈多夫的指责多得多。
由前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的状况非常复杂，其地位遭到了强烈动摇。现在有很多人回忆说，恰恰是切尔诺梅尔金应该对向沙米尔·巴萨耶夫匪帮的屈辱退让承担主要责任。1995年6月，该匪帮占领了布琼诺夫斯克市的医院和妇产医院。正是在巴萨耶夫下令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后，切尔诺梅尔金竟然容忍这个匪徒带领非法武装分子像民族英雄凯旋一样回到车臣。在那时，俄罗斯社会舆论基本上是站在切尔诺梅尔金一边的，但到了1999年，开始有舆论谴责他软弱、缺乏自信。让我们想到的还有，切尔诺梅尔金在1995年夏宣布俄军暂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这为车臣分离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之得以在遭到失败和损失以后恢复过来。切尔诺梅尔金实现了自己对恐怖分子的承诺，但却未履行保障俄罗斯民众安全的直接责任。
车臣战争让斯捷帕申的政治资本贬值明显。要知道，在你来我往、无缘无故地频繁更换总理之后，谢尔盖·斯捷帕申在1999年夏的政治资本曾经大增。对于右翼政党来说，8月底的斯捷帕申是划得来的政治“新郎”。但在今天，提起斯捷帕申，人们想到更多的是1994年11月为阿夫图尔哈诺夫的“部队”招募俄罗斯坦克乘员的那件事。在那场对格罗兹尼市所发动的可笑的坦克进攻中，一些俄罗斯军官屈辱地阵亡。时任联邦安全局局长的谢尔盖·斯捷帕申竭力为自己辩护，推脱由于自己的失误给军队造成牺牲的责任。后来，斯捷帕申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两人一道成了导致第一次车臣战争以失败告终的罪人。
由此来看，斯捷帕申与亚夫林斯基结盟不但不会提高、反而降低了“亚博卢”党在政治上取胜的几率也就毫不奇怪了。亚夫林斯基在1999年秋对车臣问题所持的立场使他不仅在军警人员中非常不受欢迎，而且也遭到大多数政治热情高的普通选民的讨厌。
1999年秋，俄罗斯民众也出人意料地、根本性地改变了对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态度。早在8月，该联盟还曾被认为是所有竞选党派中最炙手可热的，但是，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却坚决反对俄军10月在车臣展开的军事行动，只是到了大选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才从谨慎批评普京的车臣政策，转变为小心翼翼并附带许多条件地支持这项政策。与此相反，正是在1999年10～11月，选民对刚刚组建的、由紧急情况部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著名运动员亚历山大·卡列林领导的“统一”或者称之为“熊”竞选联盟的支持率却迅速窜升。
取得这一政治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统一”毫无保留地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车臣政策，而相应地，普京也公开支持“统一”联盟。
攻克格罗兹尼
无论对俄联邦军队，还是对车臣分离分子来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从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就成为了一种象征。随着艰苦卓绝和大规模流血的格罗兹尼战役的展开，这场战争才算真正开始。而结束也是在这里，因为车臣非法武装1996年突然攻克格罗兹尼，令俄罗斯高层极为震动，决策者被迫签订了有损国家尊严的哈萨维尤尔特协定。因此很少有人期望攻克格罗兹尼会向占领古杰尔梅斯那样轻松。
1999年10～11月，当俄军沿车臣平原地区向前推进，顺着捷列克山脉和孙扎山脉向格罗兹尼的远方要冲逼近时，很显然，车臣非法武装将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主要的堡垒来坚守。他们加固了上次车臣战争留下的防御工事。在俄军的猛烈火力打击下，他们的许多支队开始撤退，但不是进入山区，而是退守在格罗兹尼市各处的阵地。
车臣问题(8)
众所周知，巷战是任何一场战争中最艰苦、流血最严重的部分。一些军事专家因此建议包围格罗兹尼，完全封锁它，坐等那些失去外援的武装分子投降。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像对格罗兹尼这样规模的城市实施包围需要大量兵力，并且可能无法预测这种围城措施要多长时间才能奏效。
某些俄罗斯军事领导人提议只封锁车臣首府的近郊，为平民进出留下1～2条通道，然后对非法武装在城内把守的阵地实施不间断的密集性大炮、导弹和炸弹攻击；在炮火和轰炸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后，内务部队的摩托化部队和分队向格罗兹尼推进；在城市上空，通过飞机散放传单，让城里的武装分子充分认识到这些威胁。不过，由于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由于担心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快速、短兵相接的计划也被否决。最后，决定使用缓慢推进的战术：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沿相交线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
每一支特种部队都有严格的责任区，只有在仔细侦察后并在有当地居民当向导的前提下才能向前推进。在战争中，没有伤亡是不可能的，但在格罗兹尼战役中这种伤亡被降到了最低。在这里，由彼斯兰·甘塔米罗夫指挥的车臣警察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对城市街道和地下工事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这支队伍中有许多人丝毫不比守城者们逊色。尽管俄罗斯西方媒体对格罗兹尼的强攻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报道，但传统概念上的，即以密集快速作战为特征的强攻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分成许多战斗小组的联邦武装力量在格罗兹尼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地、一栋楼房接一栋楼房地慢慢清理，他们竭力不与敌人发生直接接触。短兵相接的格斗极其少见。尽管这一战术可能拖延了赢得胜利的时间，但却更加令人信服，因为这样做将让车臣战地指挥官的计划和如意算盘彻底破灭。
那么，车臣战地指挥官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他们的计划都是根据上次车臣战争的经验而制定的。很显然，车臣非法武装没有能力击垮俄罗斯军队，但是，他们希望给俄军以巨大的杀伤，从而招致俄罗斯社会舆论的愤慨，最终迫使莫斯科的政治家们下令停止进攻，寻求谈判和让步。他们甚至还坚信会得到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的支持。
俄罗斯许多报刊杂志都对他们的如意算盘和期望表示赞同，这些媒体的老板和主编们希望看到俄军再次失败。诸如“当‘货物-200’（即战死的俄罗斯士兵棺木）源源不断地从战场运回俄罗斯，车臣的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之类的论题在大部分报刊上屡见不鲜。米哈伊尔·克鲁戈夫在《新报》上高调宣布：“格罗兹尼应当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它应当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车臣事件。所以，在西方给予俄罗斯经济以致命打击之前，格罗兹尼一定会挺得住。”
这些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格罗兹尼被宣告攻陷。总攻结束后，战场横七竖八躺满了车臣武装分子的尸体，他们中许多人因试图突围而被击毙。2000年1月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当战地指挥官沙米尔·巴萨耶夫的武装企图逃离格罗兹尼时，他手下的3000名武装分子或被击溃或遭消灭，这次行动被称为 “捕狼行动”。在阿尔汗-卡拉村附近，由于遭到联邦军队的猛烈炮火打击或踏入地雷场，三天当中车臣武装分子成百上千地死去。许多车臣非法武装的战地指挥官，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指挥官，也都命丧黄泉。就连沙米尔·巴萨耶夫本人也身负重伤并且离开自己的武装很长一段时间。几百名武装分子很不情愿地当了俘虏，还有几十名自愿投降。
如果用力挤压水管，那么最不牢固的地方管壁就会发生爆裂——我们应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地方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围攻格罗兹尼的作战计划就在这个简单的想法中诞生了。就连在格罗兹尼指挥作战的俄罗斯将军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也对围攻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不已。他以为，车臣武装分子会从格罗兹尼两、三个地方突围。
英国女记者珍妮·乔瓦尼是惟一直接观察到车臣武装分子试图突围的西方记者。当时，几千名武装分子强行从格罗兹尼经过阿尔汗-卡拉村向外突围，结果被打散，在俄罗斯军队短火力猛烈射击下，巴萨耶夫率领自己的手下径直奔向地雷阵。乔瓦尼满怀同情和深深的痛苦描述了这些年轻武装分子死亡的情景，但她没有透露具体的死亡人数。她以“溃败的起义军逃离被攻陷的格罗兹尼”为题的报道，刊登在西方许多家媒体上，有力地驳斥了马斯哈多夫以及俄罗斯报纸有关车臣武装分子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的说法。
帕维尔·格拉乔夫曾经多年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他亲自制定并在1994年11月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介绍了第一次车臣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后来，在回答有关那次车臣战争的教训问题时，他说，那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军事科学院将不会研究它的经验教训。
格拉乔夫错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西方专家们也错了，他们都急于给出俄罗斯没有能力采取长时间有效军事行动的结论。一些西方专家信誓旦旦地预言，在格罗兹尼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将无功而返，他们不仅将这次包围与不久前波黑塞尔维亚人围攻萨拉热窝或者卫国战争中围困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而且还与公元70年围攻犹太人堡垒梅察达做比较——为攻占位于山上的这个古以色列堡垒，古罗马大军曾动用1.5万人的军队，耗费了2年的时间，而守卫古堡的士兵不过1000人。
车臣问题(9)
可以想一想，军事史上有没有过“胜利者不是守卫者，而是竭力围困城市或堡垒的进攻者”这样的先例……
山区会战
当2000年2月底联邦武装力量在格罗兹尼实施“清剿”行动，排除地雷、拆掉路障、建立俄罗斯政权的临时机构时，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车臣的山麓和山区。
众所周知，不仅在沙米尔·巴萨耶夫时期，而且在此之前车臣的山区就是车臣武装分子的屏障和基地。在最爱打仗的车臣族生活的村子里，不仅修了居住用房，而且还建了3～5层的防卫岗楼。90年代，车臣山区许多房屋的地下都修建了掩体，各个房屋之间有地道相通。在1995～1996年间，联邦部队付出巨大代价才占领了车臣山区的一些据点，但仍然没能完全控制那里。
这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军事观察家，原则上都不相信俄罗斯军队会取得车臣山区会战的胜利。根据一些专家的看法，车臣人在平原地区失利时，他们很可能逃往易守难攻的山区，赢得喘息机会后再重回平原继续作战。
国家杜马军事专家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对此情景的预测特别悲观。他在1999年11月曾认为：“我们的军队将继续向山区逼近。千万不要忘记，多雾泥泞的冬季即将到来。联邦武装力量将在岗位上按兵不动，而车臣武装分子可能开始重新部署，弄清楚联邦方面的军情并谋划好，在什么地方对哪一部分部队实施攻击，并在冬季时发动全面的反攻。令人恐惧的肉搏战将在格罗兹尼全面拉开，在出现大量伤亡的局面下，许多和平居民将会加入武装分子的队伍。接踵而至的是，车臣非法武装将从国外获得大量的援助物资，攻势也会更加猛烈，西方的压力变得更加巨大，车臣战事进一步向外扩展。战火将蔓延到达吉斯坦、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等地，对俄罗斯来说，上述所有这一切将是一场灾难。”
为驳斥类似预测，俄罗斯军队1999/2000年冬季竭尽全力展开攻势。从对所隐藏山谷的熟悉程度看，武装分子的优势当然相当明显，不过，联邦部队其他许多方面的优势也很大。车臣的山区面积和山区人口要比阿富汗和库尔德斯坦少几十倍，作为分离主义武装人员，弹药补给线太长，在车臣与格鲁吉亚之间的边界线长达80多公里。车臣山区较为贫瘠，无法给数量众多的武装分子提供隐蔽工事和食品，因此，车臣武装分子在冬季里的处境要比联邦军队糟糕许多。这几个月里，山上树木叶子都会落光，大部分山区道路难以通行，在这种情况下，车臣非法武装的聚集点和营地就很难逃得过俄罗斯的空中侦察和空中打击。将车臣武装人员的大部队躲藏进深山峡谷和山洞里毫无意义，争取援军、弹药，并使车臣到达吉斯坦和印古什的通道畅通，才是为使自己免遭歼灭所必须要做的，但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更况且，俄罗斯军队还具有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山地展开军事打击行动的丰富经验。
车臣山区会战的序幕在1999年12月中旬才拉开，其标志是由俄罗斯几支精锐边防军、伞兵分队构成的主力部队大量空降到与格鲁吉亚边境接壤的阿尔贡峡谷坡地上。车臣非法武装设在这里的营地和哨所均被摧毁，俄罗斯部队切断了车臣境内惟一的一条战略要道。曾几何时，从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西部，甚至非洲国家来的世界各地伊斯兰极端分子组成的援军都是通过这通道来到车臣参战的。
新的伞兵及工程兵于2000年1月投入战斗，联邦部队对车臣的伊杜姆卡林边境地区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那些企图逃往达吉斯坦，或从阿尔贡峡谷突围前往格鲁吉亚的车臣武装分子伤亡惨重并被击退。到了2月初，联邦部队开始控制阿尔贡峡谷通向车臣平原地区的出口，关闭了这个“狼门”。联邦部队继续缩小车臣山区战场包围圈，控制了山区许多大一点的村子，其中包括巴萨耶夫的故乡维杰诺。
车臣武装分子撤出了居民点的战斗，退回到那些险峻地带的特别营地。对于车臣武装分子来说，摧毁自己的村庄没有任何好处。在那些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车臣人眼中，故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家乡甚至比保护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到了2月中旬，在车臣武装分子的手中，只剩下沙托伊地区、韦杰诺峡谷的一部分以及阿尔贡峡谷的中央地带。在上述地区，盘踞着4000～6000名武装分子。这些人都是最不愿妥协、作战经验丰富的“真主的战士”。
自2月底开始，军事行动几乎都集中在车臣山区及其周围地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战斗原来不仅是最后一战，而且也是反恐怖军事行动最为艰难的一部分。
早在2000年1月，几千名车臣武装人员就盘踞在山区的营地里，他们都是从平原、山麓地区溃退到这里的。2月，在格罗兹尼及其郊区突围时身受重伤的巴萨耶夫也逃到这里，他是被击溃的残余武装分子用担架抬来的。在山区，还有其他一些极不受人欢迎的战地指挥官，如鲁斯兰·格拉耶夫、阿尔比·巴拉耶夫等。此外，在这里盘踞的还有哈塔卜率领的一支规模不小的阿拉伯雇佣军以及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不过，这时已经很少有人再执行他的命令了。在冬天，武装分子的处境异常困难：大部分山区道路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甚至就连小股部队走在积雪上所留下的脚印从空中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武装分子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沙托伊村地区，但是联邦军队已经具备了在山顶降落伞兵的能力，如同早先取得对维杰诺村周围的控制权一样，他们很快就控制了沙托伊村周围的各个山顶。
车臣问题(10)
有人提议，应当对沙托伊村附近的目标实施密集轰炸，然后包围并击溃敌人的主要力量。俄罗斯军方指挥机构非常希望在3月26日，即总统大选前结束山区的所有主要军事行动，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从来没有向他们布置过这样的任务。
早在2000年2月初，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维克多·卡赞采夫上将在接受《红星报》记者的采访时宣布，车臣山区会战将于两周、最多三周后结束。事实上，2月底在沙托伊地区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一些俄罗斯将军称其为结束性战役。
在实施猛烈空中轰炸和地面炮击后，联邦军队占领了沙托伊，联合集群部队副司令员根纳季·特罗舍夫上将向领导汇报战况，并在接受电视访谈时宣布，车臣山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宣告结束。正如特罗舍夫所说，有组织、成建制的大股武装部队已经不复存在，残余都已“丢盔卸甲”向四处逃命。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些声明都太过乐观，结论也下得太匆忙。声明说沙托伊战役中大部分匪徒都被歼灭、只有少部分从包围圈中逃跑是一个错误。
依据这一评价和报告，2000年2月29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报告说，在北高加索地区实施的第三阶段反击恐怖军事行动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就意味着，军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剩下的只是控制山区的局势，所以，相当部分的作战部队将要撤回到自己原来的常驻营地。
军人的失误很快就暴露出来。尽管有大约200多人在沙托伊战斗中被打死，但是车臣武装分子却并没有被击溃。非法武装化整为零成几支装备足够精良、组织严密的队伍，与自己的指挥官们一道成功地从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只有几支小股部队企图从沙托伊向南面的格鲁吉亚方向逃窜，但是，他们要么被歼灭，要么逃散了。另外几个中队想从山路逃往西部的印古什共和国，但是据沙马诺夫将军证实，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山里被冻死。没能成功脱逃的还有几个小队武装分子，他们曾企图通过达吉斯坦进入阿塞拜疆。
两支大股武装分子队伍分别向北方和东北方向逃窜，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回到车臣平原、山麓地带以及达吉斯坦共和国。1996年7月底和8月初，被围困在山区的几千名武装分子组成几十个大队，出人意料地下山突袭平原地区，潜入城市，几乎在不到2～3天的时间里就重新占领了格罗兹尼、古杰尔梅斯和阿尔贡。但这次是2000年，事件完全按照另外一种剧本发展下去了。
2月29日深夜至3月1日凌晨，普斯科夫空降师 “责任区”的防御线上发现了人数不少于1000人的哈塔卜的部队。当时，第76普斯科夫空降师104团所属的、人数只有90多人的一个连与哈塔卜部队发生遭遇战，伞兵一直坚守阵地到清晨增援部队赶到，但该连几乎所有战士都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尽管我们只是一周后才了解有关这场夜战的详情，但这毫无疑问是所有战斗中最具有英雄气概的一幕。将军们没有将乌卢斯-凯尔特城下的这场著名鏖战立即对外宣布，可能是因为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在一天前刚刚向普京总统报告说车臣的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已宣告结束。
乌卢斯-凯尔特战斗后，哈塔卜将武装分子分编成20～50人或者100人的小股队伍撤退，分散在车臣的维杰诺、沙托伊等山区。他们需要时间休整。
人数不少于1000的第二大部队的武装分子在鲁斯兰·格拉耶夫的指挥下，向北突进。他们在3月初突破重围，下山占领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居民点——共青团员村。随后又有几支小股部队也相继赶到那里。但是，他们原来制定的继续突进或者分散占领车臣平原部分地区的计划没有实现。联邦军队迅速包围了格拉耶夫的家乡。车臣武装分子以常人无法想像的毅力整整坚守了20来天。最后，只有包括战地指挥官格拉耶夫在内的极少数人得以冲出包围再次逃回山里，大约上百名疲惫不堪的武装分子投降作了俘虏，其余都战死在地下室里或战壕里。
乌卢斯-凯尔特城下的鏖战以及共青团员村歼灭战，是车臣战争的最后两次大规模战役，不过，这并非整个车臣战争的结束。车臣武装分子改变了战术，开始实施道路伏击和地雷战。2000年3月，他们给驻扎在格罗兹尼附近和贾纳河维杰诺地带的特警部队以沉重打击。作为反击，联邦部队实施了几十次特别行动，结果令车臣武装分子损失惨重。尽管春天即将来临，期盼已久的“绿色遮蔽物”已经出现，但那种在车臣大规模游击战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大量坦克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开始逐渐从车臣境内撤出。
俄罗斯总统大选
2000年1月、2月和3月，爆发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最主要、最艰苦的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车臣分离武装的伤亡不少于1.5万人，而联邦部队也有2000名官兵阵亡。但没有哪位瞄准俄罗斯联邦总统宝座的人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对手在竞选时关注车臣问题，亚夫林斯基、久加诺夫和日里诺夫斯基都在回避这一主题。
是的，反对普京、被收买了的媒体当然还在不停地散布虚假消息。官方宣布的联邦武装力量每周损失的数字，被一些报纸夸大了5倍，有的甚至夸大了10倍，他们还大肆散布个别军人参与劫掠的事件。据《新报》报道，在车臣的俄罗斯军官普遍酗酒、士兵大量服用毒品。该报记者还将在车臣战斗的俄军士兵描绘成“外表肮脏、衣衫破烂、畏畏缩缩的人”。报纸还证实，一些俄罗斯飞行员“为使心灵不受谴责”而将自己的炸弹投进了河里。
车臣问题(11)
《政权》杂志和《生意人报》在车臣所看到的正好相反，那里的士兵不是外表肮脏、衣衫破烂，而是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2～3条从死去的圣战者身上摘下的眩目的金项链”。但就连这些报纸和杂志也努力不使有关车臣战争的报道与总统竞选运动联系起来。要知道，那时竞选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普京似乎也没有将更多经历投入到竞选活动中去，他只是在履行自己代总统的职责。
从1999年秋天开始，普京事实上已在履行最高统帅的许多职责。叶利钦从来没有给过他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理这些权力。从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点起，普京正式担任了最高统帅。作为最高统帅，普京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嘉奖参加车臣军事行动的军官和士兵，这一点并不偶然。并非偶然的事情还有，普京偕同夫人在12月31日夜晚飞抵达吉斯坦，然后又一同来到车臣，在古杰尔梅斯市和俄罗斯官兵共同度过了新年之夜，并为他们授勋、赠送礼物。3月20日普京到达格罗兹尼，出席一个为车臣战争中表现优异的伞兵团举行的送别仪式。普京没有带安全保卫人员，他在那里听取了指挥官的汇报，然后与伞兵团的军官和士兵座谈。普京说，当他视察俄罗斯军队的时候，不需要带保镖。无论是对军队还是对俄罗斯民众，这个场景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京反对派的期望破灭了，这些人本来希望俄罗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遭到失败，从而导致普京代总统的声望下跌。的确，战争远比1999年9月设想的局面要艰难得多，但俄罗斯居民能够理解这一点，并继续支持俄罗斯军队和普京本人。在解释普京的成绩时，俄罗斯学者和企业经理瓦列里·巴布金说：“普京不仅口头保证，而且还在采取行动。普京采取行动时果断、坚决，甚至在那些对于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来说都有可能会使其支持率遭受挫折的领域，他也如此表现。正因如此，他不回避车臣冲突，而是坦诚表态对车臣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毋须证明，在车臣展开的反恐怖行动的成果不仅是俄罗斯官兵们所表现出的崇高英雄主义的结果，而且也是精心谋划管理资源及控制风险的结果。这意味着，普京拥有毅力以及在历史转折关头管理国家的能力。”
似乎，那些在车臣指挥军队的将军和军官们没有任何对自己的最高统帅不满的根据。在全国和社会，军队的声望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在强力部门工作的人员得到了更多关注。在为庆祝祖国保卫者日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普京所发表的简短讲话令军人们心潮澎湃。不过，他还说：“人民只尊敬那支善于打胜仗的军队！”
正是普京在12月底反对调动特罗舍夫和沙马诺夫两位将军的工作，才使他们两人会带军队打胜仗的名声在这次车臣战争中得到验证。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恶意对待普京的人盼望代总统普京与将军们分道扬镳。“普京曾经是契卡人员（契卡是苏联克格勃的前身——译者注），”《侧影》杂志满怀期望地写道，“无论如何契卡人员和军人都不会互相接纳对方。”《侧影》杂志认为，“普京曾是一位对外情报员。对于军人来说，他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因为在认知心理方面军人与克格勃人员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将军们简直无法接受作为退役上校的普京居然可以担当他们的最高统帅”。
如果说这些推论在某些时候曾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已经看到，普京克服了这些困难并在军队中拥有了极高的威望。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有大约60%的军人在第一轮选举时投票支持亚历山大·列别德；在第二轮投票选举时，他们大部分人选择了根纳季·久加诺夫——这位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得到了50%军警人员的支持；但在2000年3月1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弗拉基米尔·普京从强力部门和老兵那里获得了大约70%的选票。
剩下的选票分散给了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亚夫林斯基等其他候选人。
生活秩序开始恢复
2000年冬春，车臣分离分子遭受重创，从而导致武装分子大部被消灭，军事行动和战斗状况的特点也改变了。2000年夏秋，来自车臣的新闻已经不再占据俄罗斯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显著位置。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又有了更多直接干预这个共和国事务的理由。根据俄罗斯新的垂直领导体系，车臣事务相当大程度上由该共和国新的行政机构及维克多·卡赞采夫将军领导的南部联邦大区管辖。
2000年秋季，第二次车臣战争大体上已经结束。对于整个俄罗斯来说，车臣已经不再是犯罪的“平安岛”和无法无天的策源地，就像1999年8～9月时那样。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车臣已经平安无事、秩序井然了。这里每天都在死人，其中还包括和平居民。
2000年夏天时，车臣分离分子的主要战斗方式开始改为实施破坏和恐怖行动、夜间袭击哨卡和军车以及在道路上埋设和引爆地雷。个别士兵和军官以及车臣地方行政官员和神职人士遇袭身亡的事件还很常见。俄罗斯特工人员参加了搜索行动，甚至对躲藏在深山、谷地村镇里的武装分子首领实施追捕。车臣战斗人员不止一次地企图谋杀车臣的神职人员、被普京任命接替科什曼担任新的车臣行政机构首脑的前任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
车臣问题(12)
现在，车臣的主要任务不是由军队来完成，而要靠内务部队、内务机关、内务部特种作战部队、联邦安全局、司法部以及军队侦察部队实施。作为常备力量，决定留在车臣的联邦武装力量有第42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46内务旅和第14边防总队。除部队建筑工人外，还有当地的车臣族建筑工人积极参加军事基地的建设和设备安装。
2000年春天，反对派恐吓弗拉基米尔·普京说，车臣武装分子将接连不断地采取大规模游击战，车臣战争是没有指望的，并可能会没完没了地打下去，因为联邦武装力量根本无法取得游击战的胜利。但是，与游击战同样闻名的还有各种形式的反游击战，军事史上都不乏成功的战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无法对付这种新威胁。
游击战争取胜必须具备几个主要条件：首先，赢得当地居民的广泛支持；此外，在军事行动的区域以外应当有稳固的基地，在武器、人员和资金方面拥有积极外援。如果有人说车臣非法武装具备这些条件的话，那我对此表示强烈质疑。
2000～2001年的初冬，已经不是联邦军队，而是车臣分离分子处于危急状态。在车臣北部地区，事实上已经无人继续支持武装分子了，这里的局势在整个2000年都保持平静。而在山区，大部分居民已经对战争感到厌倦并不再支持车臣非法武装；许多人保持中立，不过也有一些手中握有武器的人做好准备要支持联邦和新的车臣政权。在人数上，车臣警察部队、卫队以及由车臣当地居民组成的民兵已经远远超过了非法武装的队伍，后者大量减员并已经失去了统一指挥。2000年底，不仅所有车臣的大城市，而且包括平原、低山和高山地区的所有大的居民点，都处于军事警备司令部、内务机关以及新的车臣行政当局控制当中。
为了加强这种控制，联邦政府2000年12月通过了在车臣所有村镇里都建立统一的中、小卫戍部队的决定，其指挥权归俄罗斯联合武装力量。这种卫戍部队已经在车臣共和国的250处居民点（车臣全境共有357个居民点）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政府还不断加紧组建新特种部队，旨在提高消灭武装分子行动的质量。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及其支持者根本无法长期承受得住如此巨大的压力。
2000年底，车臣武装分子在作战地区以外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所有坚固的基地，他们那些遭受重创的队伍已无处整顿、无处休息、无处疗伤。在车臣和格鲁吉亚境内，巴萨耶夫、哈塔卜、格拉耶夫、马斯哈多夫等几个匪首以及他们身边为数不多的卫士随从只能隐蔽在那几个联邦军队很难攻克、清剿干净的峡谷隐蔽所。对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来说，就连在车臣境内的小股机动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到2000年底，西方某些特定机构圈子对车臣分离分子的政治和精神支持急剧减弱，车臣分离分子从东方穆斯林国家得到的援助也减少了——1997～1999年，这些国家曾秘密但又很明显地援助过“独立的”车臣。因此，要说车臣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反俄游击战或者甚至是“人民”战争，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1999年秋，某些被收买了的俄罗斯报纸认定：“叛军士气在日益加强，他们在积蓄所有力量为反攻做准备。” 在2000年7月、8月、9月，甚至还有12月底，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的地下指挥所不断传出非法武装即将发动新的进攻的威胁，说他们将占领古杰尔梅斯，甚至还有格罗兹尼。
采取各种预防措施是必须的，尽管我们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军事、政治均遭受失败的车臣非法武装头目的虚张声势，他们在混淆自己的野心与幻想。是的，车臣的某些地区还没有平静下来，特别是夜间，和平还没有降临到这里。但到了2000年秋天，经常可以频繁布雷和实施破坏的地区已经不足车臣总领土面积的10%，可以开展游击战条件的地区不到车臣总面积的5%，这些“不平静地带”的面积又缩小了很多。
当然，俄罗斯领导层十分清楚，解决车臣问题单单依靠军事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整个2000年，在对车臣非法武装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俄罗斯也开始了恢复生活秩序的进程。秋天，这里已有200多所中小学校开始上课，几所中专和格罗兹尼师范院校也已开始恢复正常教学；到年底，车臣全境内已有100多所医院可以接纳病人；车臣所有大城市和平原地区的居民点都恢复了电力和天然气供应，车臣山区的许多村子也用上了电，包括巴萨耶夫的老家维杰诺村；经过这个共和国的铁路交通恢复了通车，格罗兹尼火车站和机场也已恢复营运，车臣境内的公路和桥梁已经修复使用。
有关车臣难民的命运问题，在1999～2000年冬季曾经说过、写过了许多。相当一部分难民在2000年夏天返回了车臣，其余也已经做好准备，打算在2001年返回故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难民问题都已经不再是特别尖锐的矛盾了。
相当一部分老人开始可以领取退休金了，慈善机构的援助也运抵车臣境内。车臣境内的部分油库以及通过该共和国的石油运输干线也已恢复工作。到2000年底，车臣自己开采出了超过10万吨的石油，石油化工厂、建筑材料生产厂以及个别食品企业也开始恢复生产。车臣还迎来了战后的第一次农业丰收，畜牧业、烟草业、养蜂业正在恢复；市场已经开放，对外联系在逐渐恢复。
车臣问题(13)
车臣还进行了国家杜马议员的选举，获胜的是著名社会活动家阿斯兰姆别克·阿斯拉汉诺夫。
车臣回到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领土空间以后，这里存在的问题无疑要比答案多。但是，解决起来可以不再借助坦克和直升机的帮助。
车臣是一个人口数量不多的民族，据统计，1995年车臣境内人口只有50万左右。车臣民族是北高加索地区一个强悍、勇敢、善战的民族，就连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几年前拟定与俄罗斯可能的合作道路时，也认为车臣人生下来就是军人的料，可以帮助俄罗斯保卫其南部边境安全。很可能，这一设想或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能够实现，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未成为现代民族。2000年秋，俄罗斯部队曾在车臣北部的平原地区和达吉斯坦境内的车臣居民点里招募士兵，几百名车臣男孩应招进入了俄罗斯的士官武备学校学习。
瓦哈比教派是一个完全来自车臣以外的宗教信仰，车臣人从来就不曾是伊斯兰教的狂热追随者。在这里，穆斯林的宗教教规总是伴随着古代山民的生活习性、民族传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车臣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看得出。
早在几年之前，移居莫斯科的车臣族流亡者们捐助出版了一部印制精美、大开本的图书《200名车臣伟人》。这部书中列入的许多英雄不仅在车臣家喻户晓，而且在俄罗斯也很有知名度。但是，这些车臣伟人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车臣本地的活动，而恰恰是在车臣境外的活动。这是车臣民族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且它不仅单纯是车臣人民独有的，也包括其他所有小民族，并且不仅仅局限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小民族。
19世纪时，世界上大多数小民族由于其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而遇到了许多困难。在20世纪下半叶，这种局面变得严峻起来，许多民族的思想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认为本民族可能退化、甚至可能从此消亡。这种威胁是现实存在的，但却不能成为叛乱和拒绝文明的理由。
是的，我们看到，竭尽全力去追求科技、工农业技术、卫生和文化、通讯和信息手段以及一切现代文明所具备的其他因素的发展，不仅是造就了新能力，而且也给世界中小国家和人民制造了新困难，特别是在民族生活和文化方面。自身潜力的不足将迫使许多此类国家和民族似乎是在去“适应”更大的经济和文化圈——通常是本地区内比自己大得多的邻国。这件事并不简单，因为正是相邻的民族和国家曾经积蓄过许多年代久远的仇恨和不快的回忆。
正因如此，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怀着强烈的反俄情绪与一些北欧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关系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与此相反，白俄罗斯正寻求和俄罗斯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他不愿意割裂自己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而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白俄罗斯都不能被称为小国。
今天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格鲁吉亚的反俄政策取向，这一倾向开始于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继续于谢瓦尔德纳泽时期。这一政策带来的巨大损失首先是对格鲁吉亚本身，它使这个国家成了前苏联境内最贫困、最支离破碎的国家。而俄罗斯与亚美尼亚，还有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问题相对少些。这里我们指的不是同化和臣服，而是相互合作，促使语言和文化得以保存和丰富——不管她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
如果像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西欧这样的大国都创建了共同的经济空间，实行了统一货币，那么以前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曾有过共同经济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为何要拒绝类似的一体化道路呢？彼此之间孤立对谁会更有利呢？
当然，对于人口很少又尚武好战的车臣村社来说，理解和建立这种关系非常困难，因为车臣民族对俄罗斯的仇恨很深，而且大部分是公正的。即使这样，车臣社会中大部分经济条件好的人、移居境外者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苏联时期的官员、政治家、企业领导者、一些精神领袖以及其他一些对车臣特别使命思想兴致淡漠的人，从前都选择了与俄罗斯合作。如今，这种观点开始逐渐为大多数车臣普通民众所接受。
对于许多车臣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谁又能够成为手握武器、起来反抗俄罗斯统治的那部分车臣人的支柱呢？他们会以何种态度对待俄罗斯国籍的选择呢？无论是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伊朗，还是和车臣流亡者在宗教上更为靠近的土耳其，对于当代这些车臣极端分子来说，都不能成为其经济、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支柱。除了俄罗斯以外，车臣近邻中再也没有让他们可资利用来“寻求庇护”的别的大国。
但对俄罗斯来说也别无选择，在处理与车臣的关系方面，她也应当找到比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所采取的更合乎情理的方式。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
总统宝座的争夺
与国家杜马议员的竞选运动相比，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竞选运动进行得更为平静。在争夺总统宝座的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任何丑闻，也没有使用“肮脏的权谋”，但这并不意味着争夺不够激烈或者不够紧张。
在选举中，位居第二、第三甚至是第五的党派的领袖们都可以进入国家杜马，成为其议员。但是，总统宝座却只有一个，而总统所拥有的利益和权力要比整个杜马所拥有的更多，也更为强大。
最近几年来，总统竞选自然就是俄罗斯政治预测、社会研究及各种投机活动的主要话题。这是由新俄罗斯总统权力制度的特殊作用所决定的，在俄罗斯，她的总统拥有比美国总统或法国总统更为广泛的权力。在俄罗斯，当民主传统、公民社会和成熟的政党体系都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总统能够、也应该成为稳定、民主和秩序的保障，所以，赋予总统必要的权力和权力杠杆，这并不是叶利钦变化无常的行为或是宪法制定者们的失误，而是必须的。正是这种情形，决定了竞选总统的议题成为俄罗斯社会和政治体系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90年代末期进行的社会调查中，有哪位焦点人物不曾名列其中！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亚历山大·列别德、鲍里斯·涅姆佐夫、尤里·卢日科夫、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似乎，久加诺夫和亚夫林斯基获胜的机会不小，某些政治家甚至还郑重地把“皇冠”在自己头上试过，曾想参与总统宝座争夺的还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斯韦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弗拉基米尔·布伦察洛夫、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和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
关于1998年7月才刚刚当上联邦安全局局长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八个月的时候，几乎不为人所知。就连普京本人，那时也从来没有对竞选任何职位有过奢望。正如我前面所写的那样，甚至任命普京为总理起初也没有引起社会和媒体的特别关注。但情况很快就明朗了，当普京已成为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现实竞争者之后，他的身边立刻出现了许多崇拜者，当然也有不少对他怀有恶意的人。
从1999年10月开始，普京的工作就已经不再能赢得一片掌声了。尽管普京政策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明确支持，但许多报纸、杂志，还有一部分受欢迎的电视台都反对普京。俄罗斯大众传媒后面的政治家和商人们，对于这位出人意料地当上新总理的普京以及他快速攀升的支持率都感到害怕。随着大选的临近，这场喧嚣的、效果很差的宣传运动加大了马力。大选之前的几周、几个月里，有关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报道五花八门，许多媒体经常刊登出各种传闻、谣言以及恶毒的评论，或者是对重要事实和声明不予理睬；一些报纸和杂志甚至不惜直接杜撰假新闻。
当然，在总统大选前的几个月里，俄共的刊物是反对普京的。但是，那里面刊登的所有文章、读者来信、编辑部或俄共领导人的评论以及声明是如此庸俗不堪、缺乏说服力，这让我不但不想批驳他们，就连引用这些内容都没有兴趣。但我又必须引用一些，以避免别人说我空口无凭：诸如“普京是反共分子”、“对于恶贯满盈的叶利钦政治和经济政策，普京现在什么也不做，将来也不想对它们有任何改变”、“普京不想收拾寡头们”、“普京不会重新审视掠夺性私有化结果”——类似的句子可以再写上几页纸。所有诸如此类的报道有明显的一个共同点：“普京主义”和“叶利钦主义”即使不是双胞胎，至少也是兄弟。
《苏维埃俄罗斯报》这样写道，“普京的头脑和意志脱胎于叶利钦，是丘拜斯从自己袖子里将普京拽出来，再把他推出去的”，“对于普京来说，丘拜斯今天仍然是他的兄长、导师和经济权威，他们一起想把俄罗斯变成美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甚至在当普京的声明和行动几乎与俄共的要求一致时，俄罗斯共产党的刊物也毫不妥协：“普京这是在利用别人的口号来欺骗人民，他执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计划，以便转移人民的愤怒。”最终的结论很清楚：“普京要继续执行对俄罗斯极为不利的反人民改革方针，他是俄罗斯寡头和国际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和忠诚仆人。”
主办《明日报》以及观点与其相似、发行量更小的刊物的激进民族爱国者们，对普京也是深恶痛绝。不过，很显然，首先作为爱国者和一名深切看到俄罗斯屈辱和贫穷的俄罗斯人，普京赢得了俄罗斯选民的欢迎。“千万不要相信普京，”《明日报》发出呼吁，“他只是罩上了一付爱国者的面具，并且已经准备在西方国家面前出卖俄罗斯的利益，这和那个叶利钦没有什么两样，惟一的区别就是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市发生了几起爆炸罢了。就像是医生们为一个衰老的身体输入了新鲜血液，使之变得年轻，并且又开始精神矍铄，并且希望重新掌权。” 该报的作者们不能不承认，普京增加了防卫武器的订单，增加了军人工资并提高了军队威望，普京不惜“动用武力”制止了俄罗斯联邦的解体并“清除车臣匪徒”；普京同西方领袖们的交往也恰到好处。但他们又固执地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普京在掩盖他作为“家族”和西方利益的维护者的真正身份罢了。所以，要是还能像从前一样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主体，但却没有普京，那该有多好呀!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2)
虽然不是特别尖锐，但莫斯科相当多的严肃报纸都曾经反对过普京。经常持反对观点来评论普京行为、深受民众欢迎的报纸有《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共青团真理报》、《论坛报》、《共同报》等。在对代总统普京的抨击中，“梅地亚-桥”控股集团、由某些西方传媒公司控股以及第一批激进民主人士派的刊物最为激烈和最不妥协。他们坚决支持总统候选人亚夫林斯基，同时对普京进行猛烈的攻击。例如，由美国《新闻周刊》投资在俄罗斯创办的《总结》(周刊)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对普京恶毒的、片面的抨击。在前面我已经引用过《总结》杂志的一些论述，即使到2000年3月，这家杂志还是没有明白，为何以及怎样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员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家”。 在恶意对待普京的行动中可以与《总结》杂志并驾齐驱的恐怕只有《新报》(周报)了。在1999年底以及2000年的最初几个月里，《新报》就发表了大量有偏见的、充斥着恶毒攻击的文章，内容涉及车臣战争和代总统普京其他方面的工作。“普京在管理国家方面很无能”、“他在车臣浪费大量钱财，这本可以用来发展俄罗斯国防工业”、“不是人民在支持普京，而是那些偏远小地方的官吏们”、“他正在俄罗斯恢复苏联共产党政权和意识形态”、“普京是一位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纲领的虚无飘渺的领导人”、“普京什么也不干，无论是大选前还是大选后，什么也不需要他去干”、“普京的无所事事只是掩盖了他的不自信”、“在普京领导下，作为完整国家意义上的俄罗斯很难支撑到2001年”。上述这些评述是从同一期《新报》中的两篇文章中摘录下来的。
该报作者们对普京的怨恨和成见十分令人吃惊。例如，2000年1月底，当俄罗斯武装力量快要完成对格罗兹尼市的包围，大部分车臣战斗人员已被赶到山区的时候，《新报》作者米哈伊尔·克鲁戈夫极为自信地认为：“西方一定会对俄罗斯进行猛烈的经济和政治打击。当西方强迫俄罗斯做出让步的时候，车臣人就会对俄罗斯联合集群部队搞一个‘长刀之夜’，‘胜利之师’将会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歼灭，几百名士兵和军官将被打死，几千人被俘。此后，克里姆林宫将会同意车臣方面提出的任何条件。” 要知道，不仅仅是《新报》的几十万订户读者能读到这种荒谬文章，许多意大利、英国，而且特别是法国的报纸，都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对此进行转载。在《新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更为尖锐的言论，他指责普京同共产党人、极端民族主义者们沆瀣一气，共谋发动了“罪恶的车臣战争”，让“俄罗斯遭受屈辱”、让“俄罗斯人民遭到凌辱”。亚夫林斯基在觊觎俄罗斯总统职位的时候，也在《新报》上发泄了自己的怒火以及对“这个国家”人民的不满：“要是在别的国家，早开始怒吼了，抓起大叉子了。但在我们国家，却可以肆意妄为，任意烧杀抢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政府真是最理想不过的了，普京可以在不受任何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工作。”
还有另外一些从各个地方来的作者，他们肆意发挥，认为俄罗斯民族忘恩负义、善于欺骗、愚昧无知、冷酷无情，这与伟大俄罗斯国家很不相称。早在1999年秋天和后来的1999年12月～2000年1月，一些政治学家和政论家们就曾经希望俄罗斯人民“觉醒起来”，放弃对普京的兴趣。他们继续把普京看成是无足轻重、很快就会过去的人物。许多政治家、有影响的金融家以及他们周围的报纸主编们迫不及待地表露出急切的阻挠新领导人、期盼普京那“难以想像的高支持率”迅速降下来以及普京垮台的愿望。“许多人今天仍对总理存有期待，”卡耐基基金会的政治学者莉莉娅·舍夫佐娃在新年前夕写道，“不过，今天的期待越多，明天对新政府的失望就会越强烈。近期内，社会情绪非常不安定，不应排除人民希望用一位热爱和平、善于在包括车臣在内的各地区架起桥梁的睿智领导人来取代‘铁腕费利克斯’的可能性。”
“反对普京的时刻到了，”政论家伊利亚·米尔施泰因写道，“这几周里，普京的支持率达到了顶峰，选民们猛烈鼓掌，竞选人手忙脚乱，卢布靠最后的力量勉强撑着。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很明显：战争该停止下来了，人民无所适从，反对派在积蓄力量，总统选举前议会不允许被解散，经济滑入谷底，支持率开始萎靡不振，超凡脱俗的能力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会知道，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 “许多人都对普京有所期待，”战略评估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在自己的预测中指出，“但是，这些期待不仅不相吻合，而且还相互排斥。而普京不得不确定自己的立场。这也就意味着，失望的和幻想破灭的人群数量将会增多，现在、即在大选之前就应该有所行动。普京大选前可能给自己树了相当多的劲敌，这些人不会无所作为的。”
但在2000年3月，也就是大选前后，许多报纸猛烈抨击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代理总统，而是那些在总统大选中准备支持和已经支持普京的俄罗斯民众。“可以很肯定地说，”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曾在《消息报》上写道，“与其用‘不确定’来形容普京其人，不如说在未来四年里国家的社会意识将由普京来控制，可能这样更为贴切。” 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写道：“普京赢得了俄罗斯总统大选的胜利。无疑，他取得的成功是源自于民众的道德和智力水平。而这些民众恰恰是当前生活在俄罗斯所剩领土上的现在这一代俄罗斯人。俄罗斯民族要比这些不幸被马钱子碱毒害了的当代人要强大得多。这个民族创造了伟大文明的国度，哺育了上帝启示的文化，打赢了最伟大的战争并创造了最英勇的精神功勋。同样，这个民族将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全球重任，并取得俄罗斯的必然胜利。当然，俄罗斯民族——这是我们和你们。”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3)
辩论这些类似的评述已经毫无意义。在最近10年里，俄罗斯民族经历了如此多的考验和幻想，并赢得了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正像大选前一天普京在“告人民书中”所讲的那样：“想要愚弄他们确实是很难的。”
大选前，《苏维埃俄罗斯报》、《明日报》文章的文风与《总结》周刊和《新报》上的文章有所不同。但是，在大选后的头几周里这些区别还是很难察觉。在文章和看法方面，帕尔霍缅科、申杰罗维奇、卡加尔利茨基等人与普罗汉诺夫十分相似，差别不大。《苏维埃俄罗斯报》不仅大量地引用，而且还从某些美国报刊全盘转载那些严厉抨击普京和“过于盲从的俄罗斯人”的文章，真是殊途同归。
在评论普京的选举成就时，《新报》写道：他“堵住了反对派的口”，他的获胜使得从“普京式特殊民主制变为法西斯制度总共也就剩下一步或两步的距离了”。但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竞选总部决定不做出回应。只是在3月26日夜、27日凌晨间，当大选结果已经确定后，普京才提到那些曾经充斥着报纸和电视的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并感谢俄罗斯选民对自己的信任。
总统大选之后
从总统大选获胜到正式就任总统的几个星期里，普京的日程中有许多重大事件和会晤。在距离宣誓就职那一天仅有10天的时候，普京宣布圣彼得堡世界冰球锦标赛开幕，他参加了在伊萨基耶夫斯基大教堂举行的复活节仪式和向叶卡捷林娜宫归还琥珀厅文物的隆重庆典。普京还与日本的新首相森喜朗举行了重要会谈。甚至就连在索契的四天短暂休假中，普京也没消停下来。在高山滑雪和垂钓比目鱼的间歇里，他还就政府组成问题向各方咨询，并前往别尔哥罗德市，与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一起为著名的普罗霍洛夫斯克战场纪念馆剪彩——1943年夏，在那里曾经发生了战争史上最大的坦克战，从而扭转了库尔斯克会战局面。
这是自1991年12月“别洛韦日密林会晤”以来，三个斯拉夫国家总统间的首次会面。同时，即将按新程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的准备工作也基本结束。
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的隆重庆典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耶夫厅里进行。联邦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家杜马代表、宪法法院法官以及政府组成人员、东正教大牧首和其他宗教领袖、高级军事领导人及其他特别邀请的贵宾出席了普京的总统就职仪式。在就职仪式上，普京从俄罗斯首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手中接受了总统标志。
整个就职庆典进行了一个小时。在宣誓之后所做的简短演讲中，普京强调了自己工作的优先方向：将致力于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繁荣与富强的国家，团结俄罗斯各族人民、捍卫人民的利益和俄罗斯公民的权利，保护和推进民主等。同时，他还强调了权力的合法与和平交接以及俄罗斯历史的统一性和继承性的重要性。叶利钦在自己的讲话中也谈到政权继承的连续性和捍卫民主的问题。正如《独立报》所评论的那样，“尽管两位总统天生不具备出色的演说才能，但他们却都做了十分精彩的演讲”。 这其中既没有轰动一时的消息传出，也未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所有人都发现，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出席了在安德烈耶夫大厅里举行的新总统就职仪式。在当天晚宴上，普京在向客人敬酒、致意时，突然看见了戈尔巴乔夫。他走过去，特别引人注目地向戈尔巴乔夫表示热烈欢迎。无论是出席晚宴的人还是政治评论员——其中包括西方的政治评论员，对那一幕都印象深刻。
应邀出席就职宣誓仪式的还有苏联克格勃的最后一任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他在国歌奏响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是惟一一位这样做的客人。对于安德烈耶夫大厅的就职宣誓仪式来说，不可能不被邀请的政治家有尤里·卢日科夫、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根纳季·久加诺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等人。许多报纸发现，被普京列入克里姆林宫里隆重就职仪式邀请之列的还有：他敬爱的德语老师薇拉·古列维奇、他的朋友也是柔道教练阿纳托利·拉赫林、情报高等学校教师米哈伊尔·弗罗洛夫、他的家庭朋友——原圣彼得堡市政府的秘书玛莉娜·延塔尔采娃以及其他一些亲密朋友等。当然，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也出席了，她表现得非常低调，似乎刻意做得不被人们觉察到她的存在。
新总统宣誓就职后，根据俄罗斯宪法，普京在5月7日接受了所有政府部长、强力部门领导人和克里姆林宫办公厅主要官员的辞呈，同时要求上述官员继续履行各自职责，“直到行政机构组建完成并按照相应程序任命新的人员为止”。无论是在全社会，还是在权力机关，他的这种做法都未引起任何波动和不安。所有人都坚信，权力机关高层的人事组成将不会有大的变动——至少到2000年底之前是这样。
5月8日，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在库尔斯克市度过的，他参加了那里的凯旋门落成剪彩仪式，该项活动是为纪念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爆发的那场著名战役而举行的。 5月9日是胜利纪念日，这一天普京检阅了红场阅兵方队。因为2000年是卫国战争胜利55周年，因此庆祝活动比平常年份隆重一些。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4)
“胜利日”和新总统宣誓就职日相距如此之近，以至于全国许多民众自然而然地将这两个不相干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有两件事让参加节日庆祝的人们和莫斯科市的游客们特别关注，一是宣誓就职的俄罗斯新总统将检阅胜利日阅兵队伍；另一个是，曾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5000名老战士将陆续从独联体各国和前苏联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来到莫斯科，揭开阅兵式的序幕。战争结束55年后的今天，人们手举胜利的旗帜通过红场，后面紧接着排列整齐的、由战争期间参加过作战部队的老战士们组成的10个团队，他们的肩上扛着1944～1945年间10个方面军军旗。
这的确非同寻常，同时也是一幅令人尊敬和感动的画面——在行进队伍里，每位参加者都已是70岁左右的老人。很明显，普京在竭力不让自己的泪水从眼眶溢出。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一名英雄，他在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的前几天刚刚辞世。在阅兵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普京向来自独联体国家和前苏联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前线老兵们致以特别的问候，称他们是“我们一起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总统动情地讲道：“我们一起维护了和平，保卫了伟大的苏维埃祖国，捍卫了国家独立，为粉碎法西斯分子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们没有让敌人更改历史进程。”阅兵仪式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招待会。
但是，庆典节日结束后，平淡的日子又开始了。各个报纸和杂志对所有这些事件的评价千差万别，这倒非常令人感兴趣。左派报纸可以渲染就职庆典的整个规模，如瓦西里·萨夫隆丘克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写道：“本次庆典就奢华程度看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最隆重的沙皇加冕仪式，或者是欧洲中世纪重要人物的登基典礼。无论如何，我们在当代历史上已经很难再见到如此隆重的庆典了，无论是在美洲、欧洲，还是在亚洲，甚至是在非洲。普京这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宣誓，有如皇帝登基，哪像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的就职仪式。” 而《明日报》则补充描绘和评价了上述这些推测，竭尽全力地羞辱新总统。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在该报写道：“普京将沙皇加冕仪式搞得像拜占庭仪式那样奢华。在摄像机镜头前，沿着铺有地毯的楼梯台阶，普京从两边笔直肃立的礼兵身边缓缓走过。顺便说一句，礼兵身着的那种蓝色的、古俄罗斯军队所穿的盛典制服现在只有杂技演员在表演时才穿。普京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地从1500多位来出席庆典、严格按官职排列的新精英的身边经过。” 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胡编乱造的言论：“克里姆林宫超奢华庆典可以证明，普京个人对‘尊严标志’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求，这表明普京有控制克里姆林宫的能力，同时也显露出身份‘低微’之人的某些不足。这是一次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继承，不仅是对国家政权，也是对整个荒谬绝伦、阴森恐怖的叶利钦主义的继承。”
事实上，普京的总统就职仪式并无任何奢华之处。如果说到奢华，那也是安德烈耶夫大厅及其相邻大厅里的装饰奢华，但这些早在叶利钦时代就已经完成装修了。就职仪式本身非常简单和朴素，就连作为俄罗斯近邻的独联体国家元首们也未被邀请，更不用说那些离俄罗斯遥远得很的其他国家首脑们了。法国《费加罗报》写道：“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将军人的朴素品质带到了自己的就职宣誓仪式上，这一点在最近几个月成了普京的特点。普京的演讲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中间没有任何停顿，全部讲得清楚、明了，这与叶利钦时代的语言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不过人们感到不解的是，为何普京对车臣问题保持缄默。”
顺便多说一点，在80年代，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就职仪式要比现在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复杂许多，因为新领导人是在逝世的原总书记下葬的日子里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的。那时，一般有几十位苏联友好国家的首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代表前来莫斯科，参加葬礼仪式。葬礼后克里姆林宫会举行盛大招待会，这些国家的领袖们要向新总书记表示各自的慰问，同时祝贺他走上党的领袖岗位，通常还有简短的交谈。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普京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们的话，那么5月7日克里姆林宫的就职宣誓仪式该会是怎样一副场景。
来自右翼自由派刊物的那些对普京不怀好意的人，特别是“梅地亚-桥”控股集团的那些人，也竭尽全力羞辱和贬损俄罗斯新总统普京。在一篇评述普京就职的文章中，《总结》杂志加了“代人受过的总统”这个颇具蔑视意味的标题。德米特里·平斯克尔在此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准备好向阴谋家交权，将俄罗斯国内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让给‘老近卫军们’。他同意，只象征性地掌握权力，而并不真正主宰克里姆林宫事务。” 这期《总结》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也谈到，“普京是个弱势的领导人，事实上受在车臣作战的将军们指挥”。在评论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就职仪式时，列昂尼德·拉济霍夫斯基在《今日报》使用了愚蠢俗劣的词：“政权瘫痪”。他说：“普京真是一个幸运儿！不过，那只曾在他肩头歇息的幸福鸟正清洗嘴巴准备飞开。” 至于那些莫斯科市的报纸，它们则非常淡漠地对待5月初的（总统就职的）事件。弗拉基米尔·斯图卡洛夫是《特韦尔大街13号》报的一名编辑，他胡乱评述道：“普京正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许多俄罗斯人都漠不关心地看待新总统宣誓就职仪式。一些人对走马灯似地更换政治家们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了；而另一些人跑到郊外别墅的小园子里栽土豆去了；第三类人则生活在赤贫之中，当他们从‘匣子’上看到克里姆林宫如此金碧辉煌，就气愤地走过去关掉了电视。要是普京真能有什么作为的话，那就让我们山呼‘万岁’，请他在总统位置上再留一个任期；而如果他一无所成的话，那么无论是新总统，还是那些曾经投过他票的人就分文不值了。”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5)
事实上，无论是对普京就职宣誓仪式，还是对胜利日阅兵式以及5月7日和9日两次克里姆林宫盛大招待会，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和几乎所有的观察家们所持的总体印象是积极的。最初的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对总统普京的信任度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与此相反，人们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度却在下降。由于政权不稳而在全国各阶层中所引发的某种紧张与不安，这时已经消失了。
这里有一个最佳证据，那就是从5月10日星期三到5月12日星期五普京就职后的最初这三个工作日中，卢布汇率首次上升了几个百分点，美元汇率出现下跌，这在俄罗斯近些年的历史上是从未曾出现过的。从5月1日到13日，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几乎增加了7亿美元，其中有2亿美元汇入西方银行的账户上，用来偿还俄罗斯所欠外债。几乎所有著名的独立信誉评级机构都提高了俄罗斯银行、储蓄银行、俄罗斯欧洲债券信誉水平，这是自1998年8月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而普京要求国家杜马确认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总理提名，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
不怀好意者的期望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非常条件下执掌了国家政权。2000年最初几个月，普京在经济、政治以及国家巩固等几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高了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由此走向繁荣富强的期望值。
而那些对普京不怀好意的人所希望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从敌视普京的报刊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一边近乎绝望的情绪，一边还心怀鬼胎地期望出现崩溃，甚至是发生大灾难就更好不过了，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越坏越好”。2000年5月，亚历山大·纳戈尔内提出了人民爱国者的计划、战略和期望：“以普京现在的身份，其资源已经消耗殆尽。现在，他的政策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还可能具有强硬特征。由此，反对派不应该放过哪怕是一平方厘米的政治空间，而要采取一切手段牢固地建筑自己的阵地，以此来积蓄必要的、可用的潜力。普京执政风格将与叶利钦有很大不同，前者对社会和国家事务有更大的追求和浓厚兴趣。最初，应该等待改革向极端自由主义方向急剧转变，在10～15个月中国内经济和社会环境将会恶化。所有这些将导致反‘普京主义’的人数急剧上升，而同时目前普京的大部分拥护者转而会对普京这个人感到完全绝望。社会大众情绪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取得胜利。只要连续不断地动员并更新各种力量，变换斗争手法，寻找新的相互协作途径，提高‘牺牲精神’，反对派就能最终做好战斗准备，这场战斗很可能就在近期爆发。”
我觉得，评述这些启示录式的预测、期待没有任何价值。但应指出，这些话大体显露出《新报》、《共同报》，还有离开国家杜马后准备在2000年夏组建反对党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及其阵营内激进民主派的期待和预测。那时，别列佐夫斯基拼命想将对普京不满的寡头和地方行政长官团结在自己周围。
对此，弗拉基米尔·纳杰因写道：“在国家杜马反对派已经无力进行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别列佐夫斯基应运而生，他代表了那些有自己原则、忧国忧民者的立场，他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内幕，因为他经常出入鲍里斯·戈杜诺夫家。普京必定难逃失败命运。对于一位从来就没有独立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随着在总统位置坐久了，普京将会感到倦怠，并由此变得平庸起来，接着还会独断专行，暗中使手段，因为权力能让人蜕变，任何人概莫能外。这是并不复杂、但却是毋庸置疑的公理，根本不用别列佐夫斯基那样的敏锐洞察力就可以看到。普京的垂直权力体系的改革太过仓促，推行人都是一些无能之辈，而依靠的不过是无法让人相信的‘保证性声明’，这隐含了所有可能导致其迅速、彻底崩溃的一切条件。普京垮台的现实大概会在临近2001年2月份的时候出现。到那时，疲倦、消瘦、支持率急剧下跌的普京恐怕就需要别列佐夫斯基院士的帮助了。”
俄罗斯报刊还刊登过有关不指望普京失败，而是盼望他秘密“消失”的更为黯淡的预测。尤里·罗斯特这样描写自己的“午夜噩梦” ：“普京的支持率不断上涨，在民众的意识里，他被树成一位能让老百姓免遭小偷扒窃、强盗攻击，使困顿的普通劳动者不受那些靠赚取不义之财一夜暴富者欺诈的人民领袖形象。普京的力量在不断积聚。但是，他身边人是不是很愿意看到他变得强大呢？如果不愿看到的话，那时他就应当消失掉了。”
普京政治基础的拓展
就职总统伊始，普京开始改革联邦委员会和整个俄罗斯联邦“垂直权力体系”，提出内外政策的新思路：提高退休金和偿付拖欠的“吃皇粮”人员的工资，与寡头划清界限以及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咨文中明确提出巩固国家和提高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纲领。所有这一切措施都实质性地巩固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威望，并相当大程度地拓宽了他的政治基础。这时，普京既没有对政府和总统办公厅、也没有对军方和对外政策部门进行任何引人注目的人员调整。
尽管在政府和总统办公厅里有像格尔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这样不被左派们喜欢的人物，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显著的转变。整个商业界，无论是中小企业家还是大企业家，都认同2000年夏天所进行的局部税收改革。这样，在并未失去对右派和中派政治力量影响力的同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还实质性地扩大了自己在左派政治势力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团体中的影响。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6)
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了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并将他看作国家杜马最大党团之一的领袖。2000年夏，在与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导人举行的见面会上，左翼报纸《明日报》主编瓦连京·切金和《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应普京之邀来到克里姆林宫。社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国民对普京的信任程度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他的支持率从2000年3～4月份的50%～55%上升到了2000年5～6月份的65%～70%。
俄罗斯普通公民对普京支持率的上升，明显地影响了俄共方面对普京施政的评价。2000年夏，俄共领导人及其所办刊物开始表达“有条件地”支持总统普京的立场，同时将批评的火力基本上集中到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个别活动家或者是像阿纳托利·丘拜斯这类官商身上。
《明日报》所刊登文章的性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2000年7月，该报写道：“普京值得同情，人民很想相信他、帮助他。怎么能忍心不去帮助他呢？他是在清理堆放在祖国神圣殿堂内的污秽之物，敌人曾把这里弄得像马厩一样。” 《明日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主编主持了一场大范围的座谈会，题目就是：“普京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俄罗斯的宠儿还是弃儿?”左派刊物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尽早迅速、果断地对所有主要工业部门推行国有化，更改 “掠夺性”私有化的结果，将叶利钦送上法庭，在外贸领域里实施国家垄断，归还俄罗斯人管理自己祖国的权力，并“强行推进俄罗斯化，就像历史上两次——分别在彼得大帝和列宁执政之后——所强制推行的俄罗斯化一样”。
由于普京并不打算按他们的建议去做，一些左派和民族主义报纸的作者们开始失去了耐心。例如叶·乌里诺夫斯基就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这样写道：“应当丢弃对新总统的所有幻想。是的，普京同‘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的领导人见了面，他的演说辞与反对派的口号如出一辙。他的国情咨文可以作为一套完整、正确的寄语加以引用，我们听到他吐出的都是正确的词汇，但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是让我们承认吧，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从事秘密活动的施蒂尔利茨，也不是当代的安德罗波夫。是的，普京接见了反对党领导人，他的前任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局面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谈到新总统的政策时，铁木尔·祖利菲卡罗夫在《明日报》更加气愤地指责：“您还等待什么，普京！您为什么还这样慢吞吞的？您还像执政伊始时的戈尔巴乔夫，充满热情地在远方的国家和沉寂的俄罗斯飞来飞去。我们的领袖应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走走，到遥远的村庄去看看!在那儿，甚至就连食品供给都令人忧心忡忡。应该让领导人到破旧的小木屋里住上一段时间，与农村的智者、俄罗斯的老人们谈天聊地，尽管他们已一无所有！他们是俄罗斯的杰出人物！俄罗斯所有的经济、哲学问题的根子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它们，在这儿都能找到答案。在这里，有人会跟您说，改革将如何进行以及它从何处着手。应当让那些真心拥护国家权力的人重新主政，他们包括马斯柳科夫、古斯托夫、波利瓦诺夫、博尔德列夫、罗曼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纳兹德拉坚科、巴布林、帕夫洛夫等。在他们当中，波利瓦诺夫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天才，他可以让俄罗斯免遭崩溃的厄运！应当让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从孤独的深井里、从被忽略的黑暗中直立起来。在这些人中，教授科日诺夫、院士沙法列维奇、政论家邦达连科、教育家加尼切夫、地缘政治专家杜金等思想家们，还有亚历山大·克鲁托夫、阿列克谢·杰尼索夫、安德烈·费费洛夫、亚历山大·博布罗夫这些杰出者。”
对于他们的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概不予理睬。过了一个星期，这位作者又指责总统按兵不动，耗损国民的信任，“普京害怕与黑社会组织、阴谋团体、经济间谍以及‘动力吸血鬼’和反俄记者一刀两断，他恐惧人民像岩浆喷发、像地震一样自发地迸发出无法预测的巨大力量。他害怕成为领袖，害怕实现救世主那样的功勋”。
不过，俄罗斯国内还很少有人不害怕“不可预知的地震”和“突然喷发的火山”。这一切在最近100年已经遭遇过太多了。在20世纪末的今天，高尔基式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号召是不会得到任何人支持的。
“亚博卢”集团领导人已经几乎不再与普京作对了，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沉默了很长时间。《生意人报》对此非常愤怒：“就连‘亚博卢’党团也丧失了以普京反对派身份出现的勇气。普京上校太清楚苏联民众的心理了，他懂得，只要轻轻地吩咐一声，所有的人就立即会哑口无声。” 到了2000年晚秋，普京的主要反对者只剩下两派：一派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为代表，另一派是维克多·安皮洛夫和爱德华·利莫诺夫。与《新报》和《共同报》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闪电》、《公开性》、《柠檬》等报纸反普京的疯狂程度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三家报纸在200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上打出疯狂口号：“坚决拒绝普京主义”，“大家起来与普京主义斗争到底”，“在普京道路上筑起一面红墙”，“普京就是今日的科尔尼洛夫”等等。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7)
此外，独立电视台的“幽默”节目——“木偶戏”也对普京抱有病态的敌视。正如马克西姆·索科洛夫在《消息报》上所写的那样：“‘木偶戏’节目里虽然服装和道具在不停地变，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表现的内容只有一个，即傻里傻气的普京与魔鬼似的沃洛申在摧残智慧、善良和永恒。其他人物早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群众，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俄罗斯联邦总统一个人似的。” 回应类似的责难，“木偶”节目的主要制作人 ．申杰罗维奇不但坦率说自己不喜欢普京，还承认自己仇恨普京。不过他同时也说：“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仇恨可以将一个人造就成像赫尔岑或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这样的天才，而社会仇恨完全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情感。”
不过，他的社会仇恨，或者说就是阶级仇恨的口号并没有在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那里赢得共鸣，因此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申杰罗维奇、安皮洛夫、诺沃德沃尔斯卡娅，还有马卡绍夫将军等人组织的反普京群众运动图谋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新报》和《共同报》又开始散布那些有关普京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团伙、甚至国际犯罪组织有关联，或者克里姆林宫已做好准备快要宣布普京为俄国新皇帝的流言蜚语。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莫斯科新闻报》承认确有此事：“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已不是秘密，普京甚至认为俄共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同盟军，而非死对头。普京无须动一个手指，就能达到叶利钦所无法企及的目标——清理掉‘不妥协’的反对派。就连站在分裂悬崖边上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也打算成立新的组织，以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做斗争。”在2000年度年终总结时，由于俄罗斯反对派斗争乏力，《独立报》决定让该报为最有影响的反对派领袖而设立的特别奖“银牡蛎”奖空缺。
在地方行政长官当中，也没有出现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反对派。他们几乎全票通过赞成了（普京支持的）联邦委员会改革法案。就连弗拉基米尔·普京也对这种积极的、一致的支持感到惊讶。普京在年终接受采访时说道：“经常有人给我提这样的问题：在议会上院讨论地方领导人将不再在那里任职的法案时，您是如何劝说他们不投反对您的票的呢？要知道，每个人的手都长在自己的身体上，没有人被强迫接受这个决定。是的，我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一切都是公开的、并且公之于众。但是，甚至对我来说，能够产生这一结果也的确非同寻常。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他们已开始明白并意识到，如果不重新调整联邦体制的话，不仅阻碍全国的发展，而且首当其冲的是阻碍地方的发展。这是他们的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尽管草案是我递交的，但决定权毕竟在他们手中。” 反对普京的联邦委员会改革提案及其他重要提案的，事实上只有楚瓦什共和国的总统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在国家杜马，持有相似反对立场的也只有右翼力量联盟的活动家谢尔盖·科瓦廖夫议员一人。不过，他们的反对立场也很难用“不妥协的”来形容，称之为“建设性的”似乎更为合适。
当然，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非常需要这种建设性的反对派。但是，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可供选择且迄今为止尚无人向社会提出的合理纲领。
寡头问题
俄罗斯媒体早在大选前就已经喋喋不休、大选后也没有从报纸和杂志消失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普京对待那些被称为“寡头”的人的态度，或者相应地，这些寡头是如何看待新总统的。众所周知，正是因为有了寡头们所提供的大量金钱以及他们手中所控制的大众传媒的积极支持，鲍里斯·叶利钦才在1996年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同样，不止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俄罗斯政权机构内，这一点都让那几个最野心勃勃的寡头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但这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在对政权的所有要求当中，呼声最强烈、最坚持不懈的就是消除贪污受贿和犯罪，消灭乱施淫威的寡头。
因此， 在2000年初竞选开始前的那段时间里，“普京与寡头”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种说法，而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有何惊奇之处。一方面，普京不得不听取与大资本家有紧密合作关系者的许多建议，这些人认为，缺少大资本家的支持普京会难于管理国家；另一方面，普京又不得不听取与此完全迥异的其他期望：应当清晰明了地谴责寡头的活动，甚至恢复对最遭人痛恨的个别寡头的司法调查。不只是俄共的思想家们要求普京坚决彻底地与寡头划清界限，俄罗斯著名政论家亚历山大·齐普科也认为，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普京的全部未来将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解决寡头问题。齐普科写道：“如果他不仅善于疏远寡头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等距离，而且还能切断寡头暴富所依仗的行政潜力和经济资源的话，那我们就算得救了；但如果普京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那我们就未必还会有文明发展的机遇。”
不过，另外一个阵营里的政治学家们则认为，寡头问题本身不过是一个传出来的神话而已，是强加于俄罗斯社会意识之上的。阿列克谢·切斯诺科夫认为：“所有那些有关‘寡头’拥有无上权力、对国家造成极端负面影响的说法，不过是释放的烟雾罢了，其目的在于转移民众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力。‘寡头’真正取得成功的高峰时间非常短暂，到1997年他们的辉煌就已经结束了。那时，他们将国家机构置于自己直接掌握之下的企图宣告破产。从那以后，我们所见到的已经不是‘寡头之战’，而完全是不同权力联盟间的正常政治较量。当然，也不排除有这个或那个‘寡头’混迹其中。但是，这些‘寡头’所起作用并不明显——他们既不是领袖，也非战略家，而仅仅是赞助者而已。但早在总统大选之前，这场政治争斗事实已经结束，普京赢得了最终胜利，而原来的对手们这时都向胜利者伏首称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统说句‘把寡头浸到水里’的话，那么就会马上有一批‘好心人’愿意效劳——而这不过是一句喊得很响的空话罢了。”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8)
在某种场合，俄罗斯寡头的影响显然是被夸大了，而在另外场合很显然又被缩小了。不过，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美国政治学家李·沃洛斯基在华盛顿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杂志，俄罗斯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以及著名的货币投机商、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在英国《卫报》上所表明的态度证明，他们的思维是一致的，甚至就连他们谴责俄罗斯寡头、财阀们等恶势力的措辞都完全一样。
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已经存在，显然这既不是什么神话，也不是所谓的由某种拥有共同利益的企业家和金融家组成的团体。这当中，不乏俄罗斯最大金融工业集团的领导人，他们在西方大公司角逐中竭力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是，这里同样也能找到不劳而获的大金融投机商，这些人靠盘剥俄罗斯羸弱的经济生活，并将自己非法捞取的财富转移到遥远的海外。
在这里，人们还可以看到大型国有企业和公司的经理们，即那些可以辞退也可以任命的国家官员。但也有一批人，他们与其说是利用自己的财富发展自己的金融和工业公司，不如说是在拼命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中不乏使用那些最迂腐过时的手段；还有这样一些企业主，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兴建起新型的工业生产部门和新的工厂，从而保证了上千人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收入；不过也有一些人，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为自己，而非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牟利。因此可以说，将列姆·维亚希列夫（“天然气工业公司”）、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统一电力”股份公司）、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罗戈瓦斯”汽车公司）、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卢克”石油公司）、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 “梅地亚-桥”公司）、阿纳托利·贝科夫（ “克拉斯”公司）、谢尔盖·普加乔夫（“国际工业银行”）以及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系统”金融股份公司）等“寡头”划定到一个集团里，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米哈伊尔·罗斯托夫斯基给自己和读者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普京会拿这些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怎样办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正确。这两类人（一类像“乌拉尔汽车制造厂”的卡希·贝努基泽、“费廉”股份公司的弗拉基米尔·布伦察罗夫、“帕宁特尔”联合公司的亚历山大·帕尼金等；另一类如“莫斯科实业银行”的亚历山大·马穆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尤科斯公司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富商）的财富来源完全不同，服务的目的也不一样。2000年初，可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没有想好对这些“俄罗斯最富有的人”采取何种政策。普京没有干涉1999年秋天各寡头集团之间对“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控股权的争夺；也没有干涉2000年冬天寡头集团对特大型铝制品企业控股权的争夺。但总统办公厅明显向古辛斯基担任总裁的“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施加了压力，因为该公司向普京及其班子发动了大规模的新闻战。
普京赢得总统大选后，“梅地亚-桥”公司旗下的报纸和杂志开始散布更加恶毒的谎言。例如，《今日报》在4月认定，普京计划，由参加车臣战争的英雄组成的阅兵方队将成为在2000年5月9日“胜利节”阅兵式上打头阵的队伍，而那些 “卫国战争”老兵们组成的方队只能排在检阅队伍的最后。该报还信誓旦旦地宣称：“普京就是如此理解俄罗斯历史上历次战争的意义的！” 类似上述这些明显虚假的文章，人们很难认为它是“言论自由”的表现。总统办公厅没有对这家报纸的恶意报道进行任何驳斥，只是不再邀请《今日报》记者们出席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闻吹风会。
在各种不同场合（其中包括首次远程出访国外，在英国伦敦访问期间），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止一次强调，他不允许在俄罗斯对财产进行新一轮分配。但他同时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宣布，将由总统和政府管理国家，而不是由寡头。在寡头们帮助鲍里斯·叶利钦赢得1996年的总统大选后，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曾多次叫卖“资产雇佣政府工作”的观点——这不过是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小册子里最浅显的理论。对此，弗拉基米尔·普京予以坚决拒绝。在竞选运动期间，普京在所有场合都坚决而明确地拒绝使用所有寡头集团的任何“善良和无私的赞助”。
在竞选活动中，普京竞选总部使用的经费非常少，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大商人的钱。在回答有关寡头的问题时，普京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让寡头“远离”权力的原则。但是，恰恰是这一原则使那些非常接近权力的人感到十分害怕。
6月里的三天
2000年6月13日，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出人意料地被捕并被送进了布蒂尔监狱。古辛斯基是俄罗斯著名寡头，担任“梅地亚-桥”集团公司总裁。他在俄罗斯、以色列、西班牙和直布罗陀等地拥有许多家其他企业和不动产，他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同时还是一个庞大的犹太人社会性组织的领导人。
对于俄罗斯护法机关而言， 6月中旬的三天，与其说像某些报纸所写的那样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还不如说是屈辱甚至是蒙羞的日子。大部分报纸和杂志、通讯社和电视台为大家提供的不是普京总统出访西班牙和德国的消息，不是车臣的炸弹和地雷爆炸的恐怖，也不是西伯利亚森林大火和莫斯科的买凶杀人，而是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如何度过了自己在布蒂尔监狱的第一个夜晚和第一个白天，早、午、晚三餐吃的是什么以及与他同一个囚室中的那个人是谁：一位“文质彬彬”的贩运伪钞犯和一位涉嫌经济犯罪的商人并排坐在那里。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9)
将古辛斯基在监狱的日常生活作为各自电台新闻报道头条的，有“自由电台”、“美国之音”、“德国电波”、“英国广播公司”（BBC）等。
我们得知，很快就有人从监狱外给古辛斯基送来了电视机、冰箱、换洗的内衣裤、餐巾纸、卫生纸等。监狱方面允许他“从外面”订阅一份报纸，他选择了自己钟爱的《今日报》。顺便，还有媒体为我们介绍了有关布蒂尔监狱的设施及其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座监狱曾关押过的著名人物有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涅斯托尔·马赫诺，甚至还有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本人。在《生意人报》的一篇文章里，德米特里·帕夫洛夫写道：“尽管布蒂尔监狱‘见多识广’，但古辛斯基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在极富传奇色彩的隔离侦讯室关押过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得到监狱管理当局的特别关照。处罚执行总局的新闻中心一大清早就宣布，‘夜晚很平静地度过’。为了不出意外，古辛斯基的狱室门旁还特地安排军官昼夜值勤。整个狱室里，古辛斯基的床位最好——是一张位于窗边的下铺。一般，他们就是这样安顿‘扒窃法律的人’以及‘有权有势的人’的，难友们也已经推选古辛斯基为囚室老大了。”
6月16日星期五，白天，在律师的陪同下，古辛斯基听取了对他的指控书。依据俄罗斯刑法第三章第159条“侵吞巨额财产罪”，这位寡头被指控非法侵吞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第11电视频道的国有资产。这天深夜，当几十位蹲守布蒂尔监狱大门口和走廊的记者和电视摄像师散去以后，古辛斯基在不离境保证书签字后被监狱方面释放。
古辛斯基这位失势寡头的一些战友对此十分失望，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政治对抗。《明日报》则透露，侦查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愤怒。人们在该报刊登的一张巨幅照片上看到，布蒂尔的狱警们在监狱墙上扯出大幅标语：“将古辛斯基还给我们!”
谁捅的马蜂窝?
早在6月14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瓦列里·尼古拉耶夫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逮捕古辛斯基的决定是由他本人做出的，其理由是他通过调查发现古辛斯基在电视交易活动中有重大舞弊嫌疑。他，尼古拉耶夫，没有接到任何政治“定单”，也没有人向他施加过压力。
这种说法不仅来自官方，而且也是在新秩序下的克里姆林宫最贴近实际情况、最为可信的说法。在就职宣誓仪式上，弗拉基米尔·普京郑重宣布实行“法制”。在以前，总检察院立案侦讯必须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首肯。5月中旬，在一次立案侦讯时总检察院也向普京请示怎么办，普京当时就回答：“依法行事。”
检察官的职业和职责要求，一旦发现明显违法行为，应当立即采取行动，有如消防队员收到火灾警报一样快速出动，或者，就像一名坚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生那样。为监督法律的执行而成立的检察院，就是要保证在违法行为出现时进行立案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性质和条件来决定审讯、批捕和搜查。不过，几乎没有哪位政治评论家认真对待侦查员尼古拉耶夫的声明。一位观察家曾指出：“我们这里不是让卡塔尼亚出名的意大利，也不是拥有肯尼思·斯塔尔的美国。”与此相似的情况是1997年秋天的“稿酬风波”。当时，阿纳托利·丘拜斯正在写一本有关俄罗斯私有化的书，书虽然还没有写完，但已经收到了巨额预付金。当这件事情被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阿纳托利·丘拜斯恼火地吼道：“不就是10万美元吗！”现在，一些记者也如出一辙地声称：“不就是1000万美元吗!哪一个寡头会没有污点!”
与古辛斯基走得很近的俄罗斯犹太教的主要拉比 ．沙耶维奇曾说道：“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攫取的财富比1000万美元要多得多，他们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章，形象也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但却没有人将他们投进监狱。” 那为何古辛斯基就该被抓进去呢？
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拒绝与记者们见面并回答提问，并且，在逮捕古辛斯基之前他出差去了俄罗斯东部地区，因此大部分报纸和电视频道都不得不自己生编硬造这场政治丑闻的所谓内幕说法。如今这些说法主要有五种。《侧影》周刊的韦洛妮卡·兹洛特尼茨卡娅写道：“逮捕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的行为并非希望将俄罗斯总统放在受攻击地位的敌人所为，而完全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自己采取的行动。” 在获释后接受的几次采访中，古辛斯基自己宣布：“我之所以遭到逮捕，完全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出于个人原因的报复行动，这里甚至没有所谓的政治原因，而只是总统本人对‘木偶’节目的痛恨。” 对此，伊戈尔·特罗斯尼科夫在《货币》周刊上这样写道：“普京一切都了如指掌，他还亲自指挥了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克里姆林宫对独立电视台拒绝将普京的木偶形象从屏幕撤消感到恼羞成怒。” 古辛斯基控股的“梅地亚-桥”集团副总裁伊戈尔·马拉申科在欧洲各国出差也证实了上述这种说法：“他们早就拟订好了行动计划，我完全确信，没有普京的首肯他们根本就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根据我所得到的不确切的消息，6月13日早晨，当护法机关将逮捕古辛斯基的事告诉总统时，普京没有反对。”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0)
而普京自己6月13日晚在马德里却宣称，逮捕古辛斯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普京向随行的俄罗斯记者解释：“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这是总检察院独立做出的决定。你们也应当明白，对我来说（逮捕古辛斯基）是件令人怀疑的礼物。”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普京在更为详细地谈起“古辛斯基案件”时指出，古辛斯基及其控股公司的许多商业运作让人生疑，其中包括那些拖欠偿还的几亿美元贷款。不过，要弄清楚这一切需要的是进行认真调查，而非急急忙忙采取逮捕行动。普京宣布：“我个人认为，不应当这么做。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让他(古辛斯基)配合工作，例如，让他签署不出境的保证书。逮捕是一种过于强制的措施，但是我不能禁止检察机关这样做。根据我们的法律，无论是总统还是政府都无权领导检察院的工作。”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总统。那些随同普京访问西班牙和德国的人毫不怀疑总统的上述解释，他们认为从莫斯科传来的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的确对普京来说很意外。这场丑闻显然妨碍了出访会谈，分散了普京与西方合作伙伴讨论重大事件的注意力，其中涉及签署大笔合同及一批重要协议。
大部分俄罗斯报刊支持另外一种说法：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是利用普京不在国内之机，由叶利钦周围的那帮人故意搞出来的。在俄罗斯媒体上，那帮人被称为“家族”，在普京时代，他们仍然拥有不小的影响力。文章作者们的分歧仅仅在于，该行动的主要倡议者是何人。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直接按照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的指示干的；另一些人则确定，一切阴谋都是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策划并实施完成的。《今日报》写道：“根据我们的信息源提供的情况，逮捕古辛斯基的决定是根据亚历山大·沃洛申的要求、在克里姆林宫内很小的范围内做出的，‘家族’新成员、国际工业银行总裁谢尔盖·普加乔夫参与其中。” 《路标报》确信：“一出这种丑闻，任何对俄罗斯政治进程有深刻了解的人都会首先想到是别列佐夫斯基干的，他是在‘教训’古辛斯基。” 《论据与事实》在分析中心的结论中这样认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两个媒体帝国领袖——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间开始的新一轮斗争的标志。在最初评论竞争对手古辛斯基被捕时，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流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态度，因为他的强大对手终于‘落入他设计的圈套中’了。”
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好多大寡头，如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亚历山大·马穆特等都在暗中支持别列佐夫斯基。《侧影》杂志的封二上刊登了一幅两名重量级拳击手相互对峙的照片。只不过双方手指上不是戴着宽大的戒指，而是画着一个政治家的头像，人们可以将其中的一个理解为普京的头像。但是，《论据与事实》却与此正相反，将寡头们画成了一朵大菊花上的一个个花瓣，普京正一个接一个地掰掉这些“花瓣”。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沃洛申和别列佐夫斯基断然拒绝承认曾经参与了逮捕古辛斯基的行动。一家报纸证实，沃洛申曾表现得非常慌张，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评论来自总检察院和布蒂尔监狱的消息。
一些报纸和杂志自信地认为，逮捕媒体大亨的行动并非叶利钦旧班子里的官员们所为，而是来自特工机关的人以及普京新班子中的个别人谋划的。谢尔盖·阿列克萨申科声称：“强力部门普遍希望全社会了解‘谁是这片森林的主人’，正是这一愿望促成了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支持这种说法，但他同时又证实，这 “不是新的，而是那些10多年来被世人遗忘、现今又想回到前台的老特工的一次试验罢了”。别列佐夫斯基说：“普京今天得到的都是一些糟糕的建议——这就是愚蠢的特工机关所提出的。” 而俄罗斯犹太人大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奥索夫采夫甚至宣称：“从对国家造成危险性角度来看，今天俄罗斯特工机关的表现比车臣武装分子更糟糕。”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断然否认类似结论，他说：“我个人只是到巴库出差的途中才从记者那里得到古辛斯基被捕的消息。安全机关与其没有任何关联。”
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整个世界，古辛斯基被捕事件都是这位大亨及其“梅地亚-桥”控股公司为维护新闻自由所做巨大贡献的大型广告运动的开始。在自己同行的笔下，古辛斯基成了“头号持不同政见者”、“良心囚犯”，甚至开始取代了萨哈罗夫或者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其中包括西方个别报纸）。毫不奇怪，一些遵循“谁受益”原则的观察家们开始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会不会是古辛斯基利用自己的关系，由他本人导演了这场三天监狱苦难的精彩表演？借用一下象棋术语，尽管古辛斯基这样做表面看是丢了棋子，但从全盘看却赢得了胜势。《莫斯科时报》在自己的一个版面上甚至提出了这种说法：“作为一名戏剧导演，古辛斯基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一次，他又导演了一幕剧。本来，这是一场克里姆林宫想要惩罚他的演出，为此，他有意识地利用普京出访欧洲的时机，不仅在俄罗斯自由派分子当中，而且在国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名英雄和受迫害者。”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1)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说法，刊登在俄罗斯《观察家》上。根据这家杂志的观点，整个事件从古辛斯基被调查到遭逮捕，完全可与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基洛夫被刺或德雷福斯案和贝利斯案这样的大规模挑衅行为相“媲美”。2000年6月的一连串事件，是由地位高于古辛斯基、但也并不听普京总统指挥的人策划的。这些人超越了以色列议会，甚至还超越了美国总统。换句话说，他们成立了某一个秘密性的“世界政府”，拥有决定干预任何一位俄罗斯寡头的命运的权力。 就这样，古辛斯基被捕这个相当平淡无奇的事件，在许多记者的笔下差点儿就成为当年的主要政治事件，而且不仅在俄罗斯。考察媒体大肆参与其中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保护古辛斯基，不如说是企图损害俄罗斯新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名誉。
向普京总统发起攻击
关于6月事件，除了俄罗斯总检察院侦查员瓦列里·尼古拉耶夫的说法外，上面引述的其他说法都没有清晰可靠的事实作基础，它们是建立在各种推测、假设、印象基础之上，因此，评述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不发现，“梅地亚-桥”控股集团公司所属的刊物和电视台显然对古辛斯基在布蒂尔监狱的遭遇反映更为快速，更为敏捷。他们企图将古辛斯基的悲惨生活转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借此向普京总统发起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指控他竭力限制俄罗斯的言论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指责克里姆林宫正在发动一场反犹运动、企图建立独裁政权等等。正如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结果是“古辛斯基事件”迅速转化成了“普京事件”。 《新时代》杂志的观察家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宣称：“无论总统愿意与否，都应当由他来承担对媒体大亨错误地使用强硬手段的法律责任，承担逆对外政策大趋势而动、实施逮捕行动的责任，承担人们将内政恐惧同1937年大清洗联系起来的一切责任。尽管并非普京下令逮捕古辛斯基，但恰恰是普京在国内制造了这种氛围，让护法机关觉得他们可以放手大干。要是总检察院没有直接从克里姆林宫得到指令的话，那么古辛斯基被捕事件就成了国家安全部门冷漠看待一切的行动后果。” 伊利亚·米尔施泰因在该杂志上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自从鲍里斯·叶利钦(也许，这是他犯的一个用人错误)将弗拉基米尔·普京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意味着在全国撒下了恐惧的种子，而这种恐惧的生长就像叶卡捷琳娜时代所栽的土豆那样快速”。
人们对于《新报》和《总结》杂志联手攻击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司空见惯了，丝毫没有感到奇怪。不过，没有任何所谓的“精神流质”会对《新报》作者群发挥作用。在普京面前，他们并不会感到恐惧，而是对他的行为能力不足深感失望。叶夫根尼·阿尔巴茨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他暂时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他只是在学习这一职业罢了。遗憾的是，他有一位不怎么样的导师。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与一个平庸的管理者之间的差距何在？这就是是否具备根据优先性原则来处理事物的能力，可否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找到不寻常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在政治舞台上有无随机应变的能力、从而避免成为被某一个集团掌握的傀儡。总统上个星期的表现证明，无论是第一种能力，还是第二种能力，亦或是第三种能力，他都不行。”
人们可以感到，《总结》杂志主编谢·帕尔霍缅科的攻击最为愤怒，以至于他的评论都跑题了。他这样写道：“在复杂的情况下，我既没有兴高采烈，也没有幸灾乐祸，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里诋毁普京总统的言论已经太多了。依我看，总统目前所遭到的羞辱简直是多得不能再多了。卢比扬卡的儿女们——如今在克里姆林宫权力走廊随处可见——就像某个时期的穷人家孩子一样不明白民主国家的本质。” 谢尔盖·帕尔霍缅科热情赞扬 “梅地亚-桥”控股公司的记者，称他们以职业素养、工作经验和胆量不仅在全俄，而且在国际间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同时，他将其他一些与自己对立的出版物称之为“卑鄙小人”、“撒谎者”、“目空一切的夸夸其谈者”、“败类”、“出卖给政权的奴隶”、“乳臭未干的小学徒”，他甚至指责普京本人在搞“政治恐怖主义”。
6月17日，弗拉基米尔·普京结束了对一些西欧国家和摩尔多瓦的访问，回到了莫斯科，对针对自己的各种攻击，普京根本没有理会。出乎“梅地亚-桥”控股公司记者们的意料，对总统的攻击并未影响俄民众对普京的态度。尽管2000年6月俄罗斯接受调查的民众中积极评价俄联邦总统工作的人数从61%下降到了54%，不过，到了7月20日，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再创新高，达到70%。 对此，大部分受调查者都确信，古辛斯基被捕无疑是因为他涉嫌参与金融诈骗等刑事案件。
富人们为何流泪?
2000年6月底和整个7月，不止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一人感到日子难过。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处境也开始不妙，有重达1. 5吨、涉及金额7亿美元的“俄罗斯民航”国外分公司可疑金融业务的文件从瑞士运到莫斯科。瑞士和俄罗斯检察院均认为，鲍里斯·别列佐夫被牵涉其中。他被总检察院召去接受质询——当时是作为证人。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2)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也感到忐忑不安，因为莫斯科市检察机关也开始调查1997年抵押拍卖中某些值得怀疑的情况。当时那场拍卖结果是“诺里尔斯克镍业”大型工业集团公司转由波塔宁领导的工业——金融集团“国际俄罗斯”控制。波塔宁意外收到的总检察院通知函，要求他“尽早补偿”由于抵押拍卖过程中因违反规则和条件而使国家遭受的1.4亿美元损失。
6月底，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领导的“阿尔法”银行集团旗下的“秋明石油公司”子公司的账目等遭到查抄。根据总检察院要求接受文件调查和查抄的特大公司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样著名的大公司。一些报纸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针对大资本家的新政策，甚至是国家政权对“国家实业精英们”所发动的攻势。《货币》杂志通知自己的读者说，这次攻势的发起者普京总统将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特别咨文中，宣布与寡头们或“反对派资本家阶层” 展开斗争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预言都破产了，普京没有任何与大资本家做斗争的计划。
要知道，寡头资本主义模式尽管没有控制俄罗斯的全部经济部门，但也控制了不少部门和领域。随着俄罗斯经济进程的日益明朗化，可以分析出这种寡头资本主义模式所发生危机的某些原因。
（1）第一阶段(1992～1993年)、第二阶段(1994～1995年)和第三阶段(1996～1997年)代表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进程。最终结果是，大部分企业通过私有化这一形式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和集团的手中。但是，这些个人和集团并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大投资。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联邦，没有人有能力投资几千万或者几亿美元购买石油公司、机场、电视公司、汽车厂、铝业等。
结果是，大部分银行和企业的私有化股份都落到了接近政权和与国外金融工业集团关系密切的人手中，他们要么是以超低的价格收购那种臭名昭著的私有化证券，要么是使用一些其他的手段，从被欺骗的公民手中和预算中搜刮钱财。还有不少这样的新私有者，他们不是利用和国家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是与罪犯集团相勾结而发家致富的，这一点可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铝业战争”中明显地看到。
政府和总统对此却表现得非常平静，他们用“所有这些不过是‘原始积累阶段’ 不可避免需要缴纳的学费”这种荒谬的说法安慰自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营更有成效的私有者会自然而然地取代那些不成功的私有业主。1998年8月17日经济危机以后，不成功私有业主的破产进程开始显现；1999～200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许多大量侵吞国有财产的人对于如何消化这些财产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就连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承认，绝大部分寡头是靠吸收国家这棵大树的营养而快速发家的。亚夫林斯基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应当让这些寡头远离这棵大树，而不必去弄清楚，他们侵吞了多少和非法占有了什么。
但可悲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国家和国家预算的支撑，许多寡头简直就无法将自己的事业进行下去。尽管他们有钱在法国的蓝色海岸或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购置别墅，但却没有足够资金去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支付工人工资以及上缴电费和税收。
不过，国家不可能无休无止地供养这些“实业界精英”。
（2）国家短期债券的金融金字塔只是导致1993～1997年全国金融资本人为急剧增长的个例之一。在这一过程当中，有人利用现实经济部门、居民手中的部分闲钱和国家预算大肆进行投机活动。1998年8月17日的银行倒闭风潮不仅使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而且让整个私有商业银行系统也受到重创。像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这样曾经显赫的寡头都纷纷从大生意场以及政治舞台退出。早先属于古辛斯基所有的“桥银行”以及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先后宣告破产。
很可能，所有的金融寡头们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艰难地挺过来了，他们将自己银行体系内大部分“有活力” 的业务剥离到其他规模虽小但却“很友好”的银行中，而保持对规模庞大并且有赢利的工业集团（如“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以及石油、冶金或木材采运公司的控股权。
不过，无论是私人小储户还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在银行破产中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因此，近年来俄罗斯实业界集团自身内部出现一些重大分歧和争论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搞清这种状况的任务应当落在法院和法律工作者们身上，而不是由总统亲自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去保护所有私营者、而非只是大银行家和寡头们的权利。阿纳托利·丘拜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寡头集团彼此之间相互的、并且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争夺，成了俄罗斯许多富有的大商人经常遭遇麻烦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对生意场上这些事件的评价更为复杂一些，”丘拜斯在接受采访中时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普京深思熟虑的一步一步消灭寡头的计划。这好比糖渍水果饮料，熬制的原料中有许多块水果，但人们却很少提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些事件是生意场上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进行较量的外在必然表现。”但是，当记者请求他详细解释自己的论断时，丘拜斯十分坚决地予以拒绝：“不，我不能说。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确是这样。”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3)
（3）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都受新出现的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控制。
在西方，一些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一般都能给自己的投资人带来不小的利润，由于有利可图，这些大众传媒积极拓展自己的生意，或者在其他商业领域建立金融工业公司和集团。而在俄罗斯，由于民众、其中也包括那些被称为中产阶级的民众生活贫困，因此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在俄罗斯，报纸、杂志和书籍价格相对便宜，发行量低于5万份根本就不够支付纸张和印刷服务成本。即使发行量很大，大部分报纸和杂志也生存艰难。这种情况同样可以反映在所有主要的电视频道上。哪怕是将数目不小的广告收入计算在内，所有主要电视频道，其中包括独立电视台、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俄罗斯电视台，都没有为自己的股东们和投资人带来利润。只有从大商人那里获得巨额补贴，所有这些大众传媒才能够正常运转。
不过，在向大众传媒投入相当大的资金以后，与其说银行和大工业集团想获得商业利润，倒不如说是希望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其任务就是，对社会舆论和政治精英的情绪产生影响，并促使政权通过对某一公司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及在国家机关中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此外，这些大众传媒还可以捅出“败坏自己竞争对手名誉的各种黑材料”，封锁有关对自己公司不利的消极报道。最后，还能帮助对某一集团友好的活动家进入联邦级和地区各级政权领导层。此外，重要的当然是广告收入，因为广告是能够带来较大利润的商品。
总统大选以及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政治局势稳定的局面出现了。不过，正是由于这种政治稳定，才导致大商人对俄罗斯大众传播媒体的金融投入出现了根本性的减少。政权争夺战业已、或者说正在接近结束。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浪费大笔资金给报纸呢?
与“梅地亚-桥”公司丑闻同时发生的事情是所有主要电视频道的财政状况出现了根本性的恶化。事情居然到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公开希望将自己控股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49%的股份归还给国家的程度。别列佐夫斯基证实，整个媒体生意让他亏损很大，他不得不用其他行业生意中的利润来填补媒体亏损的深洞。
更为复杂的是“梅地亚-桥”公司的财政状况，因为对这家公司来说，媒体生意正是有形强大实力的主要支柱，在俄罗斯的所有大众传播媒体中，被认为最有保障的就是这家公司。至少，这家公司工作人员的薪水和稿酬是最高的。独立电视台的办公和摄影设备要比俄罗斯电视台的好得多。现在，上述这些优厚待遇都面临威胁。已经很清楚的是，“梅地亚-桥”公司在最近2～3年里从西方公司那里贷了不少款，而数目特别大的那笔贷款来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这些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超期，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这样已经拥有不少信息资源的、相对独立的大公司会借给古辛斯基几亿美元，却又不急于要求他还清贷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列姆·维亚希列夫被迫承认，“在这些交易中，‘天然气工业公司’并没有获得任何利润。之所以将钱借给他们，只是为了让他能保持安静，不来干扰公司运作罢了”。要是在其他国家的话，完全可以称这种关系为经济勒索，或者更简单一些，就是讹诈。
古辛斯基从布蒂尔监狱获释后，他的控股公司里的一些头面人物立即兴高采烈地公开发表谈话说，经历这些磨难之后，再也无人能够将古辛斯基搞垮了，因为作为一名捍卫言论自由的卓越战士，西方金融市场上的任何最大信贷大门都会对他敞开。但是，事实上他们所想像的那种场景没有出现。他们过分渲染了以色列以及犹太人社会、金融机构支持古辛斯基的力度。据西方媒体报道，古辛斯基及其领导的公司的总债务额超过10亿美元，没有人急于帮忙清偿这些债务……
在有关寡头们遭到迫害的报道方面，与俄罗斯大众传媒吵吵嚷嚷、议论纷纷的内容形成对比的是，护法机关所采取的调查行动的规模并不很大。2000年全年，在许多西方国家，甚至包括小小的以色列、瑞士等国的司法和检察机关对商人和政治家涉嫌犯罪案件所进行的调查都比俄罗斯进行的调查要多得多。我们可以回忆起德国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金融活动遭调查的情况；在美国，针对比尔·盖茨案件的司法调查已经不止一年，这令这位世界首富早已疲惫不堪；在英国，那位没有做任何不体面事情的商人、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已经被捕快两年了——而这个人是俄罗斯民主派人士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偶像。
那么，俄罗斯的超级富豪们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
令俄罗斯超级富豪极度敏感、甚至胆怯的首先在于，他们所获得的巨大财富缺乏合法性。他们的生意是在异常混乱中完成的，缺乏透明度，恰恰是这一点，让人们盯着他们过去所经营的事业中曾有过的犯罪行为。
我们常常听说某人拥有巨额财产，做过几亿美元的交易，但却很少有人能向社会解释清楚，这些超大型企业从何处聚敛如此大量的资金以及控股股票，尤其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都知道某一个全国闻名的大企业，甚至某一工业行业都成了私人财产——并且不完全能成为俄罗斯公民的私产。但是，我们却无从知晓：这一切是怎样、为什么发生的?财产所有权的变更将会为国家及其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4)
为什么在北极圈内的诺里尔斯克镍业今天成了几个80年代还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的私有企业？要知道，形成这家企业现在的规模，整整用了70年，其中还有斯大林集中营中几万囚犯的辛苦劳动。怎么能用1.5亿美元价格就买得到？这家企业每年光纯利润就可达到10亿美元，这些利润都跑到哪儿去了？
莫斯科和下诺夫戈罗德的共青团员们，剧院导演和布景师，养蜂人或者是工厂厂长、国家部委里的官员们，又是怎么如此努力搞到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的财富的呢?在20世纪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商业历史中，“巨头们”污点当然也很多；但在10～12年历史中，俄罗斯寡头们这样的污点或者是空白点却更多，这让那些希望在俄罗斯从事商业活动的西方生意人感到害怕。
缺乏合法性不仅让许多俄罗斯大商人感到担心，而且造成经营业绩非常不明显。他们的商业活动常常带有寄生性质，因为他们殚精竭虑地将所得利润的大部分藏起来，以各种方式打到国外银行的账号上——最好是，离俄罗斯越远越好。
在巨大交易以及金融领域中，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
俄罗斯失控体制的完结
在签署了不离境的承诺书以后，古辛斯基从监狱里获释，由此而产生的尖锐危机也暂告一段落，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早在1997年，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曾以他特有的真诚慨叹来评论古辛斯基与别列佐夫斯基两人之间的冲突风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两个寡头之间吵来吵去，让整个俄罗斯都感到了震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几年前还是在今天，国家和社会受“震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寡头们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以及彼此之间的争执，而是整个国家体制的失控，而这种体制形成于90年代——切尔诺梅尔金本人参与了它的确立。
鲍里斯·叶利钦宁愿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也要努力理顺和完善自己那个著名的“克制加平衡”系统，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激进分子们所提出的建议，他都一概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体制形成了。于是，他们开始划分各个政治家集团间以及寡头间在俄罗斯联邦内的势力范围。此外，从横向看，政权上层之间划分；从纵向看，中央与州、边疆区行政长官，与各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总统们以及各城市市长与地方寡头们之间也分配权力。
我们非常清楚专制体制的缺陷，它是依靠一个人的意志和智慧为中心进行管理的。但是，一个在专制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由政治家、官员们和商人们组成的集团与另一个与其不相上下的集团争斗而形成的政权体制，权力失控的弊端也很多。
没完没了地分散权力，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完全崩溃。我们不应当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因此，正是出于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恢复国家管理体制的考虑，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夏天提出建议并采取行动。
应当看到，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境外，都有人在有意识地将俄罗斯联邦朝着解体的方向引领，车臣事件就是一个明证。围绕联邦委员会改革建议和计划所进行的斗争可以清楚地证明，在俄罗斯国内外，有一种势力认为俄罗斯处于半解体状态对他们最为有利。让俄罗斯分崩离析，也是一部分大商人的兴趣所在。
不过，他们很显然只是大商人中的一小部分，完全没有将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看作是自己的领导人。恰恰由于这一点，弗拉基米尔·普京7月28日才能够与参加克里姆林宫圆桌会议的寡头们会面。当天，共有21位大商人和政府的主要官员应邀出席此次圆桌会议。
俄罗斯媒体大肆报道了此次会见。以“权力与金钱的对话”、“低调，平静，长远”、“寡头剧本”、“新时代寡头应当做些什么”、“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商业精英相互注视”等为标题的文章大量见诸《今日报》、《独立报》、《消息报》、《生意人报》等报刊之上。在这次会晤当中，并没有出现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没有任何协议或相互承诺。弗拉基米尔·普京向与会的所有人提出请求，希望每个人都应当多考虑俄罗斯经济，为促进其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他宣布说，政府将不会重新审理任何一项私有化结果，但是，也不会对私有化以后非法聚敛的财富进行大赦。任何人都不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许多有名的大商人没有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接见活动。一些大商人收到了克里姆林宫发出的邀请函，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出席。但是，无论是古辛斯基还是别列佐夫斯基，都不在总统邀请的名单之列。在这里，关于他们两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寡头体制寿终正寝了吗?
在此，无须过多地描写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从布蒂尔监狱获释出来以后的命运。7月上旬，古辛斯基多次接受传讯，其郊外豪宅中的所有物品也被进行了财产登记。与此同时，检察人员开始对古辛斯基持有的独立电视台和“梅地亚-桥”公司的股份进行清理和登记。
但是，7月底总检察院出人意料地做出决定，停止调查古辛斯基刑事案。那份有关禁止他出境的文件也失效了。报纸和电视都以三类新闻的位置报道此事，《今日报》甚至仅发了一条很短的、语焉不详的简讯。古辛斯基没有再拿自己的命运去冒险，他很快离开莫斯科，到西班牙的一个疗养地去与家人见面。他宣布，自己决定不再继续与政权斗争下去，自己控股的大众传媒也将缓和对政府以及总统的批评强度。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5)
不过，作为寡头的古辛斯基也已经明白了，他应当彻底放弃对俄罗斯大众传媒的控制，将自己手中的股份转移至“天然气工业公司”名下，以偿还所欠其债务。股权转移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俄检察机关以“重新发现了新情况”为理由恢复了对古辛斯基刑事案的调查。古辛斯基先后到访英国、以色列、美国，甚至有人见过他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共进晚餐。他还频繁地出现在其他商人和政治家参加的各种社交场合。
《生意人报》报道说，古辛斯基不仅没有失去对俄罗斯的兴趣，而且还投入一笔数目不小的金钱为监狱药房购买药品以及为布蒂尔监狱支付供应六个月上等面包所需的费用。另外一些报纸则报道说，“桥”集团为布蒂尔监狱的犯人们提供了床垫及床上用品，购买了6000套铝制餐具，并还为布蒂尔监狱的调查人员购置了5台电脑和复印机，给60个审讯室配备了桌椅；2000年底，布蒂尔监狱将收到500份《今日报》和200份《总结》杂志；古辛斯基还讨论了建立30个“样板”囚室的问题，甚至想对整座监狱进行全部装修。
不过，总检察院并没有被古辛斯基的慷慨举动以及新的投资方向所迷惑。他们向这位前媒体大亨发出了到莫斯科接受讯问的传票，但古辛斯基拒绝回国接受审讯，而宁愿成为流亡者。随后，国际刑警组织宣布他为该组织的通缉对象。他们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找到了古辛斯基的下落。12月11日深夜，在西班牙南部的索托戈朗德市的一栋豪华别墅里，古辛斯基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他被押解到马德里接受讯问，接下来的几天他被关在西班牙的一座监狱里。交纳了巨额保释金之后，律师们让古辛斯基获得了保释，并监外执行。
在自己位于西班牙海边的科卢谢洛别墅里，古辛斯基迎来了新年和新千年，但是很难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节日。根据西班牙法律的有关规定，诈骗罪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许多人认为，尽管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俄罗斯政权机关非常急切地将逃离出境的前寡头古辛斯基抓捕归案，但西班牙方面将古辛斯基引渡给俄罗斯检察机关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处境也很不妙。早在7月，他自己就放弃了国家杜马议员的授权。国家杜马还“通情达理地”表示，如果总检察院提出要求，那么杜马则会愿意剥夺别列佐夫斯基议员的豁免权。别列佐夫斯基发表了几份他本人坚决反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措辞强硬的声明，并宣布自己将组建目标直指总统的“联合反对派”的计划。《共同报》将别列佐夫斯基比作托洛茨基，后者在1926年曾经联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立“联合反对派”。不过，与托洛茨基不同，别列佐夫斯基没有找到任何追随者，而普京对他的所谓计划也置若罔闻。
只有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的顾问格列夫·帕夫洛夫斯基出面，以自己有些灵活风格的声明回应别列佐夫斯基的讲话：“别列佐夫斯基将普京的改革看成险些导致国家体制崩溃的原因并不偶然。对他来说，政治的影子平衡就是国家体制。在他们那里，起到宪法作用的像‘地方行政长官’、‘政党’、‘大众传媒’等统统都成了非法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在此，我并不想对这些进行恶意批判。不过我认为，承认失败将是他的最后一步。通过尝试使用一些通常的手段——如大众传媒、金钱以及与不满者的联合，别列佐夫斯基想迫使普京屈从于自己。但是，他没有得逞。普京让‘政治市场’失去了意义。在这里，别列佐夫斯基曾经占有足够的份量。今天，政权已经不再是贪污批发者的对象——市场行情跌下来了，门庭若市的中介者现如今已经一钱不值。”
2000年9月，别列佐夫斯基也飞往国外，过着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亡生活。根据俄刑法有关巨额诈骗罪的规定，俄罗斯检察机关开始对别列佐夫斯基立案侦查。尽管收到了传票，但别列佐夫斯基拒绝飞回莫斯科。他宣布，哪怕成为政治移民，也不愿成为政治囚犯，尽管俄罗斯检察机关还没有提出针对他的任何政治指控。一些媒体透露，2001年新年前，别列佐夫斯基住到了纽约。
英国《独立报》这样写道：“纽约的著名酒店成了他的避难所，坐在舒适的客房里，别列佐夫斯基证实：‘普京目前所处的立场介于民族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我错了，因为我曾经帮助普京赢得了选举。’记者发现，事实上要是克里姆林宫能够改变主意的话，他依旧希望自己能回莫斯科。他在饱尝思乡的苦涩，他的思绪又飘荡到了从前，那是他作为克里姆林宫大家庭大红人风光无限的时代。” 甚至，别列佐夫斯基还曾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飞抵华盛顿，其目的是为了“吸引美国国务院注意到自己”。不过，在美国首都，没有人给予别列佐夫斯基更多的关注：白宫正在迎接新总统乔治·布什的到来。2000年秋，别列佐夫斯基的一些商场亲信在莫斯科被捕，另一些人携家带口逃亡到了国外。但是，由于没有列入国际通缉的名单，前寡头还可以不进监狱，在不被“保护”的情况下迎来新年和新世纪。
不久前还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控股的《政权》周刊在总结2000年发生的事件时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那些曾经认为自己与国家牢固不可分割的寡头们不再是国家的当家人。无论是1996年那种形式的寡头体制——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种形式的寡头体制——即克里姆林宫与亲近的寡头一起联手攻击那些疏远的寡头，都将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如何，这个通常意义上的寡头体制将烟消云散。将国家从寡头那里解脱出来所用的时间要较寡头为控制国家所花的时间少许多。” 在回答不久前还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帝国一部分的《独立报》主编提问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说：“在我们国家，人们将那些躲在暗地里、从背后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大生意的代表理解为寡头。而这一寡头集团根本不应当出现。不过，大生意、俄罗斯资本家的代表们不仅有权利存在，而且还有权获得国家的支持。我没看见、也不认为在我身边有人从暗处施加影响力。我想，这是一件大好事。”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6)
这些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此恐怕根本不需要做多余的解释。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1)
意外的灾难
在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和记者们的眼中，“库尔斯克号”核动力潜艇的沉没无疑是2000年俄罗斯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最引人关注的。在2000年，8月被再次验证为新俄罗斯最沉重的月份。
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地下通道爆炸案所造成的恐惧和愤怒还未平息，人们就从“北方舰队”巴伦支海海上演习区域听到了令人紧张的消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与指挥部的联系中断。这是一艘大型的、多用途的核动力潜艇。该潜艇自1995年开始服役，被认为是俄罗斯海军中设备最现代、性能最安全可靠的潜艇。
8月12日清晨，“库尔斯克号”正在准备进行鱼雷试射演习，并搜索打击目标。无论是对潜艇艇长根纳季·利亚钦，还是对“北方舰队”司令来说，在潜艇演习区域游弋两艘甚至三艘北约国家的潜艇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这种现象早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相互的。尽管潜艇间接近程度非常危险，甚至还发生过碰撞事件，但由于是在公海区域内，因此并不被认为违反了国际法。据一些专家们统计，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海军史上，共有大约20次类似相撞事件，而且，在这些事件中责任并不总是在北约潜艇一方。在1992年和1993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曾分别就一些危险事件道过歉。当年，俄罗斯方面接受这些道歉时，既未公开事故详情，也未做任何评论。
北约情报和指挥机构对“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库尔斯克号”是一艘排水量为2.4万吨的大型军用舰只，其设计、装备专门是用来消灭潜在敌人的航空母舰的。这是一艘同时装备鱼雷和导弹武器的绝无仅有的导弹巡洋舰，较美国类似级别潜艇更具威慑力。“库尔斯克号”配备的导弹没有装载核弹头，但它装备有24枚“花岗岩”巡航导弹。在必要情况下，核潜艇可以从深海海域发射导弹，同时向众多目标实施打击——可以包括地面目标、单艘舰只、大型舰队等。此外，“库尔斯克号”核潜艇还装备了28枚先进的鱼雷，既能攻击潜艇也可用来消灭水面舰只。
1999年秋季，“库尔斯克号”完成了在南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域的长距自给航行。在这个区域内，苏联过去曾保持过整个联合编队的存在，其中包括潜艇部队指挥系统，维修、休养和补给基地。现在，原有的这些机构已不复存在。1999年的航行是近10年来“库尔斯克号”潜艇第一次不仅要展示俄罗斯的旗帜和俄罗斯力量的存在，而且还要表明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拥有的利益和能力。同时，在与北约国家海军反潜力量相抗衡这一复杂条件下，检验新一代俄罗斯潜艇的可靠性也非常必要。那次航行取得了圆满成功，潜艇司令根纳季·利亚钦不仅向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库拉耶多夫，而且还向俄罗斯总理和代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就此专门进行了汇报。国家元首对这份报告非常满意，舰队司令还呈请批准授予根纳季·利亚钦“俄罗斯英雄”称号。
“库尔斯克号”的秋季航行不过是一系列新演练和演戏的开端。对于一支舰队来说，藏在海湾和港口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海军方面还曾决定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地中海航行，其中包括北方舰队一支大型编队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军舰。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从来没有组织过如此大规模展示海军实力的行动。2000年8月在巴伦支海举行的海军演习，就是为这场规模宏大、困难重重的航行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约的海军将军们及其所有情报机构对此忧心忡忡了。但是现在，恰恰是“库尔斯克号”与指挥部中断了联系——况且不是在南大西洋，而是在距俄罗斯海岸线仅仅90公里的区域。
8月12日的白天，“北方舰队”司令部的担心还并没有表现得太明显，尽管舰队的旗舰“彼得大帝号”巡洋舰的声纳装置曾经记录下了一次响声。后来有报道透露，美国潜艇的声纳系统也记录下了一声比另一声大的两次响声。当时，美国潜艇曾对此感到很不安，因为这个声响明显有别于发射鱼雷。后来人们还了解到， 8月12日大约中午时分，挪威地震学家也曾记录到了两次“地震事件”——一次比较“微弱”，另一次较强，前后间隔时间为2分15秒，地点恰好来自海军演习区域。
“北方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维亚切斯拉夫·波波夫命令“库尔斯克号”艇长报告核潜艇的方位和航行情况。尽管每隔半小时旗舰就向潜艇发出一次联络信号，但潜艇方面一直是一片沉寂。到了晚上，“库尔斯克号”潜艇出事的消息才被公布出去。警报发出后，舰队的搜救舰只起航，开始搜寻潜艇。8月13日早上5点，“库尔斯克号”这个毫无生气的庞然大物被水声装置搜索到了。潜艇旁边没有放置能自动上浮、以便让人们可以迅速与艇上官兵取得联系的失事专用浮标。从前，这一系统曾拯救过不止一艘潜艇。
“库尔斯克号”潜艇静静地横躺在海底108米深处，可“彼得大帝号”旗舰这时却束手无策：“北方舰队”的潜水员不能在深于60米的水下作业。在任何一支俄罗斯舰队里都没有专用的基地船和能够在250米深度下作业的深水潜水员（现在，这种设备一般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上都有，但在俄罗斯的北海上没有这种类似石油钻井平台）。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2)
8月13日早7时，俄联邦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向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故。这次报告内容并没有令人特别担心之处，只是说到了“故障”和“意外情况”。在呈送给总统的报告里，说“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储存有够用一星期的空气和食品，出事范围内的辐射情况正常，两个核反应堆会自动关闭，并可得到安全的保护；救援船只和设备正向事故区域集结；用于事故情况的联络方式和人员的撤出方案均已经演练好。此外，艇长有可能通过能容纳全体船员的、超坚固的、事故中救生专用的密封舱，自主地开始撤出水手们。
普京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情况应当由高级专业人员掌握，总统本人对他们很了解并且很信任。8月13日，普京开始五天的短期公务休假：在索契和雅尔塔两地，他将与俄罗斯科学院主要成员以及九个独联体国家元首有一系列重要会晤。普京决定不改变自己的计划，只是要求将领们每隔两个小时向他报告一次“北方舰队”事故情况。
8月13日一整天，“北方舰队”的救援船只都在不停地向事故区域集中，特种专门设备和俄罗斯微型潜艇的水兵也紧张地忙碌着。8月13日晚，第一次从“阿尔泰号”救援船上下潜的是“钟”型设备。同晚，还从“米哈伊尔·鲁德尼茨基号”救援船上首次下潜了水下救援设备“普里兹号”。下潜工作一直持续到8月14日晨。8月13日，水下声纳员还报告说，他们听到了从潜艇尾舱中传出的有人敲击艇身的声音。这一点可以证明，潜艇内还有人活着。甚至还有报道说，破译出了好像是表示“SOS！”和“水!”的信号。随后，这些消息被认定是不真实的。波波夫海军上将解释说：“我们曾宁愿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
水下设备未能与潜艇尾舱的救生舱口实现对接。但是，水下救援人员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对潜艇的外壳及其周围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这一工作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呈现在救援人员面前的是一幅可怕的场景、一场令人难以理解的灾难。潜艇首部被完全摧毁，它坚固的艇身有一些洞隙；一些薄的舰体碎片散落在海底。沿着潜艇的外壳，有一条巨大的、被撕裂的口子。救生用弹射装置已经严重受损。潜艇倾斜成30度角，躺在海底。潜望镜已移位，证明潜望镜曾经遭到过某种意外的、却又突然的巨大撞击。在破损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论是利用救生用“密封舱”还是给潜艇送空气，都是不现实的。所有救生舱口可能也都受损。波波夫海军上将决定将设计和建造“库尔斯克号”和该系列舰艇的设计师和科学家请到自己的流动指挥部。所有情况均向海军总司令弗·库罗耶多夫作了汇报，后者则立即将这些报告给最高统帅、总统普京。经验丰富、作为职业海军军人的库罗耶多夫做出了令人感到沉重的结论：“拯救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海军上将后来还曾公开地重复了此项声明，但是俄罗斯报纸、广播和电视对他的话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显而易见，人们都期望更好的结局出现。只有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公布了海军上将的声明，并配发了以下评论：“做出如此极端悲观的结论——意味着将自己的半个上将肩章扯下来。库罗耶多夫要么是不想对国人撒谎，要么是按照古老的海上迷信说法，展现着比实际情况更坏的场景。可水兵家属到底该信哪一个呢?” （然而过了一天，在发表讲话并首次对事件做出自己评论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说，他不打算玩“寻找替罪羊”这个俄罗斯古老游戏，他对海军指挥部和“北方舰队”领导人也没有任何不满。）
俄罗斯救援人员失利
8月15日凌晨，在灾难区域已经集结了20多艘水面战舰和事故救援船只以及几艘潜艇。水下救援人员已准备就绪。在核动力重型巡洋舰“彼得大帝号”上，成立了由海军上将维亚切斯拉夫·波波夫领导的行动指挥部，他本人有30年水下工作经历。一些曾参与设计和建造潜艇“库尔斯克号”以及这个赫赫有名的系列其他舰只的专家们也从圣彼得堡赶到这里。迄今为止，这一型号的潜艇还从没有发生过严重事故。
天气状况也对救援工作很不利：海上刮起了风暴，海浪达3米多高。许多参加救援的船只断了锚。尽管如此，载着3名潜水员的“普里兹号” 水下装置还是重新开始下潜，试图接近潜艇。一根粗大的缆绳将“普里兹号”与一艘较大的救援船连上。“普里兹号”的任务在于对接上发生事故的潜艇的紧急舱口。如果能固定住，并打开第一舱口的话，就可以在调匀转换闸的压力后打开坚固舰体部分的第二个舱，并救出12名水兵，然后再返回去，营救下一批水兵。在天气良好、海底水流不是很强、潜艇倾斜度不大以及最重要的是舱门完好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任务不是很难。
但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尝试，都没成功，主要是因为潜艇严重倾斜，海底强大的水流将“普里兹号”冲向一旁。这天晚上，救援人员又两次尝试进行了对接，但均无功而返。无论是在事故现场还是在圣彼得堡的“红宝石”设计总局，“库尔斯克号”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们的“智力冲锋”进行得都不顺利；潜艇遭受损失之严重，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很显然，所有人都感兴趣的问题是这场意外灾难的原因。有关猜测数不胜数，但是，只有对潜艇的各舱情况、其外壳以及附近海底进行认真研究后，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这不是眼前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是应当救出那些可能还活着的人，将牺牲的水兵的遗体从仓内打捞上来。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3)
8月16日早9时，“别斯特尔号”救援设施的下潜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该设备有很好的抗水下潜流的性能，可以在水下停留更长时间，它每次可以将多达20名的遇难水兵由潜艇里带出水面。有关部门还可以从其他舰队向巴伦支海调来一套或两套“别斯特尔号”救援设备——它们已经紧急预备好了。这已经不少了，在两大洋，整个美国海军仅有两套类似的设备，而英国海军只有一套此类设备。美、英救援设备的技术性能可能会比俄罗斯的要好一些，但是北约潜艇上的对接口尺寸和规格可能会与俄罗斯潜艇不匹配。当伊利亚·克列巴诺夫副总理在8月15日晚谈到，俄罗斯几乎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救援设备时，他指的就是俄罗斯的设备“别斯特尔号”及其水下救援人员。这不是在欺骗，但仅仅拥有全套设备是不够的，还需要用潜水员的手。但是，这时的“北方舰队”恰恰缺少那些配备有必要设备和工具的深海潜水员。
在8月16日一天中，两种设备——“别斯特尔号”和“普里兹号”互相轮换着尝试停靠、吸附和固定在事故救生舱口的围栏平台上，但一切工夫都白费了。总之，无论是对于所有参与救援行动的人们，还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都是非常沉重的一天。俄罗斯联邦拥有150万军队、庞大的海上舰队、几千位陆海军将领、几万家国防和其他大型企业，但是，她却没有从过去的年代中留下十几位深水潜水员，要求他们能打开沉没在108米海底深处、载有118名船员的“库尔斯克号”潜艇上的救生舱口。
而要知道，在80年代中期，仅仅一个摩尔曼斯克就有几十位甚至能够在300米以内的深海处作业的潜水员，还曾有过这个级别的海军潜水员以及配备有专门设备的、可以在任何时候出海的潜水船。然而，这样的救援机构是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工作的。结果，潜水部门被肢解了——而早在30～50年代它们曾是苏联的骄傲——其主要船只被廉价出售到了国外，按照合同，那些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俄罗斯潜水员留在这些船上工作。有资料显示，摩尔曼斯克最大的潜水用船工作在北海的英国石油钻井场内。他们将波罗的海舰队最大的潜水用船卖给了希腊，根据单据，仅仅是按照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出售的。对此，伊·克列巴诺夫副总理保持沉默，大概他根本就对此事一无所知。
早在8月15日，普京就原则性决定使用来自国外的帮助。8月16日，俄罗斯通过外交部向挪威和英国政府发出了求援请求——这两个国家的救援小组已经准备就绪。一批俄罗斯海军军官被派到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就一些细节问题同北约军官进行必要的协商。当天，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就连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都赶到了莫斯科，就一些事情进行磋商。海军总司令弗·库拉耶多夫和副总理伊·克列巴诺夫飞抵北莫尔斯克，在灾难现场指挥营救工作。然而，无论是英国的还是挪威的救援者都没有能够迅速抵达沉没地点，只是到星期六至星期日——即8月19～20日的那个夜晚才等来了他们。
救援者和趁火打劫者
8月17日全天和接下来的18日，救援人员继续多次尝试着从“别斯特尔号”设备上与围栏平台实现对接，并打开救援舱门。在灾难发生地，只有少数在莫斯科获得了海军司令部特种采访证的记者被允许到现场观看救援工作。而被允许摄像的，只有主要的国家电视台——“俄罗斯电视台”的摄像师（来自该电视台新闻栏目“消息”组）。海上救援行动异常危险和艰难。但事实上，对于许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摄像师、摄影师和记者们来说，巴伦支海发生的悲剧，恰恰是具有轰动效应的“血腥秀场”，那些黄色小报热衷于用这种表演来“款待”自己的读者群。很遗憾，许多曾被认为是非常有声誉的出版物也没有能够禁得住诱惑。
北方舰队司令部位于北莫尔斯克，一个潜艇舰队基地设在维佳耶沃。这是两座封闭的城镇，进入这两座城市工作都需要出示证件。世界上所有拥有海军的国家基本都是这样。在北海舰队，只有很少的记者取得了采访资格。但是，还是有几百名来自俄罗斯各地和西方国家的、从事挖掘爆炸新闻的人向摩尔曼斯克和科拉半岛赶来。从8月14日起，所有飞往摩尔曼斯克的民用航班均已爆满，登机人数甚至超过了安全条例所允许的数量上限。8月16日，城里所有较好的宾馆都已经住满了客人，到第二天，连二流的旅馆和招待所也都客满。晚到的记者则租用了民宅。
但在摩尔曼斯克，除了那些传来传去的谣言和传闻，或者退役军官和退休水兵、潜水员们的描述之外，他们能打听到什么呢？只有那些绕开检查哨所、穿越森林和沼泽最终得以混进北莫尔斯克的少数记者，才能够得到略多一点儿信息，不过，他们见到的也不过是这个海军水兵城标准的、甚至都有些呆板的街道和楼房。所有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海面上，距离最近的海岸都有100公里。无奈，不得不开始杜撰。
去驳斥8月14～24日那些充斥几百家报纸、杂志或者演播室的杜撰的新闻，简直毫无意义。不过，可以从俄罗斯报刊中选取若干事例。
“早在5月份，这一灾难就已经计划停当。海军司令部决定在巴伦支海演习援救失事潜艇，当时选中的就是‘库尔斯克号’。不过，事态按照另一剧本发展了。”（《生意人报》）“积极的救援行动仅是到第6天才开始，而在前5天里只有无乘员的‘钟’专门设备在工作。120个小时就这样无谓地过去了。难道时间还不够长吗?”（《今日报》）“没有组织任何救援行动！在‘库尔斯克号’艇舷上悬装有核弹头，整整4枚！”（《共青团真理报》）“听说，不幸演习的指挥部就设在‘库尔斯克号’上，而在演习中潜艇翻了。潜艇里有舰队的9位高级军官，军衔甚至达到将军。”（同上）“为防备意外情况发生，军官们焊死了潜艇的救生舱口，失事浮标被死死地缠起来，而这也许是为了保密。”（《共青团真理报》）“‘彼得大帝号’旗舰发射的超级导弹击沉了潜艇。”（同上）“只有谢尔盖·绍伊古才能够救得了‘库尔斯克号’，克里姆林宫却把束手无策的伊里亚·克列巴诺夫派去事故救援现场，懒惰的当权者不想让人打扰正在休假的他。”（《交谈者》）“军事当局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拼命在掩盖这场悲剧的事实真相。”（《总结》）“‘库尔斯克号’潜艇试验了一种新型超级鱼雷，使用了与自己先前完全不同的参数，这违反了同西方国家达成的协议。利亚钦艇长清楚，他在冒死亡的危险，他告诉妻子不要等他。潜艇指挥官及其全体乘员都是英雄，他们用自己生命的代价进行了成功的试验，但试验的客体却并不胜任。”（《共同报》）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5)
许多应对90年代俄罗斯经济崩溃和陆海军艰难处境负有部分责任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不仅试图将猛烈抨击的矛头指向将军们，而且还直接指向总统本人。在悲剧发生的最初几天，鲍里斯·涅姆佐夫在“独立电视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认为普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莫斯科新闻报——时代》写道：“是的，当然，无论从哪一个侧面看，导致‘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出现灾难性事故的责任都不在弗拉基米尔·普京。但是名声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当局应该给予充分考虑。应当明白，社会舆论几乎总是不公正、不客观的。因此，118条牺牲者的生命现在沉重地打击着普京的心灵，而军方的愚蠢行为对普京名声的损害程度甚至比核辐射还可怕，那是一种永久性地玷污。普京可以随便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到北莫尔斯克去，是因为不想添乱。这是对的，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他没有及时地认识到，应该象征性地乘直升机在巴伦支海上空盘旋几圈，他现在在礼节上和宗教的情感方面让人们有受侮辱的感觉。” 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竟认为俄罗斯民众没有区分事实与做秀的能力。在救援行动的那些天里一直呆在维加耶沃、北摩尔斯克或者“彼得大帝号”军舰上的记者们后来写道，北方舰队的海军们根本没在意普京总统或者哪怕是海军总司令弗·库罗耶多夫是否要来他们这里的问题。他们那时根本没想过这些。因此，要想在悲剧发生的现场为总统安排一场“炒作”宣传活动，恐怕只会引起在当地开展营救行动的人们的愤恨。
在接受“公共电视台”采访时，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提到了自己在8月13日早晨向总统做的第一次报告。普京首先向元帅询问了核反应堆的命运，然后询问的是武器和潜艇水兵。海军所有现行规则和条令，都要求核动力舰艇全体成员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首先应当想到反应堆——要将它关闭（在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以后，根本不需要再次明确这一点），然后应当关心的是武器和具有极强破坏力的弹药。毫无疑问，在所有其他国家的海军中，行动次序都是这样的。单纯讲“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此，许多报纸针对普京关于人是“第三位”的话题进行投机完全不恰当。《共青团真理报》甚至还替普京设计了希望他在8月14日下达的命令草稿：“我，俄罗斯联邦总统，领导行动指挥部，现在发布第一号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人！哪怕付出的是损失潜艇的代价。绝不允许浪费一分钟。” 似乎普京要求挽救巴伦支海免遭放射性核污染不是救人。过了一天以后，还是这家在“库尔斯克号”悲剧日子里表现相当与众不同的报纸发表了一份挑衅性的报道，说普京总统在索契签署了有关8月20日将在莫斯科举行纪念基督教2000周年的隆重庆典和宴会。该报评论说：“能够开开眼界，看一看那些将在8月20日吃喝的基督徒，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当然，普京对所有诸如此类的谣言，均未予回应和评论。
完结
早在8月17日，两艘挪威救援船就已从特隆赫姆向“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地点进发了，其中一艘船舷上载有英国产微型潜艇LR5，而另一艘载有一家挪威商业公司的深水潜水员。8月19日晚，第一艘船抵达潜艇沉没地点，8月20日深夜1时，第二艘抵达。8月20日一整天，营救人员仔细研究了出事核潜艇的救生舱口和闸门的构造。挪威救援方面与俄罗斯方面磋商过所有紧迫的问题，各种特殊、专门用具也已准备停当。
8月21日早8时许，挪威潜水员顺利地打开了第九舱顶部救生舱口。关闭着闸阀的舱室已被海水浸满，看来英国微型潜艇可能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同俄罗斯的设备一样，它也是被用来从没有进水的舱室中营救遇难人员的。而营救船反复查看后证明，所有舱室都进了海水，潜艇上已经不可能有生还者。在这种情况下，LR5已经使用不上，而且也不需要了。营救指挥部决定打开第二个舱口，8月21日13时，这一任务得以完成。
13时30分，一部摄像机被放置到了满是海水的潜艇舱内，但水很浑浊。
约17时，“北海舰队”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察克海军上将正式证实，“库尔斯克号”K-141型潜艇全体官兵已经牺牲。进入相邻的第八舱和第七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其他设备并做其他准备工作。
俄罗斯大部分媒体提出的问题是——能否营救出潜艇艇员。就此，在报纸和杂志上充斥了大量外行人情绪化的、不客观的、有时甚至是粗暴得令人无法容忍的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国防部的人没立即用浮筒将潜艇升到海面上来。”(叶夫根尼·泽列诺夫，国家杜马议员)“这是一些不像话的闹剧。”(亚历山大·马里宁娜，女作家)“这是习惯性的俄罗斯式糟乱。” (维洛妮卡·马尔琴科，来自“母亲权益”基金会)“将所有精力都放在隐瞒悲剧真相上了。”(鲍里斯·托卡列夫，导演)“让英国人和挪威人帮忙的时间太迟了。”(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和鲍里斯·涅姆佐夫，政治家)“这不是一场救援行动，而是在犯罪。”（谢尔盖·斯坦科维奇，前政治家）“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在破坏。”(尼古拉·科季岑，顿河哥萨克军队领导人)“军人蒙蔽了普京。但他有责任迅速搞清情况，让撒谎者自量，亲自把握事态。他行动迟缓，人们是无法忽略这一点的。要是我，会有另外一种做法。”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6)
但是，专家们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潜艇毁坏程度令他们惊讶，要知道，该潜艇在海军中被认为是此类型军舰中性能最可靠的，过去的5年印证了它并非浪得虚名。是什么原因给“库尔斯克号”造成如此巨大的损伤？很明显，是多方面的原因凑在了一起：可能的外来撞击，储备鱼雷、蓄电池、压缩空气罐以及一切易爆物品的爆炸。幸运的是，位于艇身的坚固部分与轻薄部分之间发射井中的巡航导弹显然没有发生爆炸。两座核反应堆的防护装置及其自动关闭系统也是稳定的。无论第九舱内还是潜艇周围，都没有探测到放射性增强的迹象。
在全世界，潜艇灾难时有发生。19世纪30年代，在这个悲剧性事件的名录中，英国人名列前茅。40年代，德国损失的潜艇最多。50年代，法国人最频繁地损失潜艇。60年代，美国有两艘核潜艇葬身深海海底，艇舷甚至还悬带核武器。对于专家们来说，这两起可怕意外的原因迄今还是一个谜。到了70～80年代，苏联在这场恐怖竞赛中跑到了第一。先后沉没的潜艇有“K-8” (1970)、 “K-219”(1986)、“K-278”(1989)。只有“K-278”潜艇（或称“共青团员号”）覆没的消息，在海军历史上第一次立即被最广泛地扩散开来。
1986年“K-219”潜艇惨剧以及还有42名官兵牺牲的详情，我们只是三年过后才了解到。海军上将弗拉基米尔·切尔纳温在自己的《核潜艇》（莫斯科，1997）一书中，首次披露了“K-8”潜艇牺牲艇员的名单，艇上当时共有52人。但几乎所有专家都一致认为，“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沉没是俄罗斯海军史上一次最可怕的大难。
总统力图控制局面
8月18日夜，在与其他领导人协商后，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缩短独联体国家元首峰会，回到了莫斯科。普京听取了参加救援行动人员的工作汇报，但继续坚持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只是在8月22日，普京才开始亲自处理所有与潜艇沉没和艇员牺牲有关的事项。
俄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肯定地认为：“总统简直就被压垮了，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利用‘库尔斯克号’潜艇的命运而在全国范围内导演的妖魔化他的运动。” 该报还诘问道：“叶利钦的接班人能否撑得起这样一付沉重的大国十字架呢?” 但是，普京并没有被击垮。他性格严肃、沉默寡言而表情忧郁，但同时也充满力量。一些观察家认为，普京是个很会听课的学生，显然，这种看法是正确的。8月23日星期三被宣布为全国哀悼日，而在星期二下午，普京就飞到了北莫尔斯克。从机场出来，他没有去“北海舰队”司令部，而是去了维佳耶沃“库尔斯克号”官兵驻扎的营区，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60多名遇难官兵的亲属聚集在那里。《独立报》8月23日的一篇文章写道，总统当然不应当为军队的崩溃和“库尔斯克号”的沉没承担责任，“他的过错在其他方面，他没有对人们的痛苦表现出应有的同情，此次造访北方实在是太迟了”。 英国电视台播放这样一个画面片段：一位据说是牺牲艇员妻子的妇女，冲着摄像机用英语叫喊着：“如果我看见普京，我就杀了他!”相似的场景也可以在俄罗斯的报纸上看到。在“独立电视台”，人们看到了那位冲着摄像机喊叫的妇女：“我不想见普京。我恨他！”
但事实上，事态却按另外一种方式进行了。普京首先探望了牺牲艇长的妻子利亚钦娜，就在他们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与她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军官之家”，有650个固定座位的大厅里进来了1000多人。总统的陪同和警卫人员少到了极限。普京与大厅里的人们交谈，并回答所有问题，哪怕是最没有道理和已经反复提了几遍的问题。他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而是聚精会神地倾听。这次会面持续了3个小时，这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受邀媒体记者们想看到的事件和粗鲁言行却没有发生，也没有电视台和电台转播：因为普京不希望把自己与遇难潜艇官兵亲属的会面变成一场做秀。只有普京抵达维佳耶沃的个别片段被总统和“俄罗斯电视台”的摄像师拍摄下来。普京是一位态度诚恳的人，很显然，他所言都是其所想。总统说：“我没意识到，舰队处于如此可怕的状况。”但他也批评了俄罗斯媒体在报道“库尔斯克号”悲剧事件时的极端偏见和歇斯底里，他认为这样做是侮辱了潜艇官兵。普京说：“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偷光了国家、陆军和海军，今天又妄想操控社会意识。”
第二天，几乎所有俄罗斯报纸都刊登出“遇难官兵家属们的情绪缓和多了” 的标题。参加这次会面的不少心理学家后来回忆说，总统的讲话通情达理，他用真诚赢得了人心。《消息报》指出：“总统成了一位优秀的心理疗法师。” 当然，给在场的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有政府和总统决定给牺牲人员亲属的、按俄罗斯的国情来说数目不菲的补偿。大多数牺牲的潜艇官兵都是各自家庭的顶梁柱，而许多家属简直就不知道，他们如今在这个北方城市还能做什么。
正如有家报纸写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普京是否“收买”了这些人。一位遇难潜艇水兵的母亲对“公共电视台”记者说：“他像亲人一样和我们说话。”甚至就连反对普京的报刊也感到异常惊讶：“弗拉基米尔·普京部分完成了稳定遇难者亲属们情绪的任务。”(《今日报》)“在亲属们号啕大哭的氛围中，普京看上去不是国家元首，而是一位能够感同身受的俄罗斯普通公民。这显然使场面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转化。所有从前有关索契沙滩和对潜艇悲剧的庸俗乏味的传言，现在都一笔勾销了。”(《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普京是作为这些人的总统离开此次会面现场的，可就在刚才他还差一点被这些人给撕碎了。”(《生意人报》)《消息报》写道：“普京的白天是维佳耶沃悲剧的最高潮。这曾是一场危机。到了晚上，人们的情绪变得缓和了。心理医师证实，8月22日夜里，所有人都睡着了。”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7)
8月23日晚，普京长时间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在这里，他回答了过去10天来令全社会躁动不安的所有问题。普京说：“尽管我在总统职位上才100多天，但我还是应该对这次悲剧负有全部责任，我有过失。我将与军队、舰队同在，也将与人民同在。我们大家不仅要一起来重振军队、舰队，还要振兴国家。对此，我深信不疑。俄罗斯永远拥有未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普京却清楚地让人明白，他认为谁应当为俄罗斯及其武装力量的艰难处境承担罪责。
《独立报》在评论普京的讲话时说：“这是总统一次成功的宣传包装。”但事实上，普京根本没有想要进行宣传包装，尽管他的访谈几乎到处都引来了好评，当然在有的地方还有恐惧。《共同报》忐忑不安地写道：“普京向对他来说不守规矩的政治家和媒体发起攻击。”“利用‘库尔斯克号’悲剧事件，总统将向批评自己的人发起进攻。” 但普京没有向任何人发起所谓的进攻。大概由于他过于克制，左派媒体甚至还为此非难过他。
许多人期待着各种形式的辞职和惩处。麦洛尔·斯杜鲁亚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著名的政论家，现今生活在美国。他在《库尔斯克号》一文中写道：“普京是一位实干家、一个由改革前的纯钢打造出来的人，他开始拯救自己最主要的东西——权力、他的声望，展示他与冷酷仅一尺之距的强硬态度。从他的睫毛上从未跌落过哪怕是一滴眼泪。不过，人们可以不必再怀疑，很快就会有替罪羊脑袋搬家、肩章被长官扯掉。库罗耶多夫们将会被人做掉。”
这完全是厚颜无耻的文字游戏——用了“甜言蜜语”。的确，许多高级将领，其中包括弗·库罗耶多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但普京没有接受。他宣称：“不会有任何无根无据的惩处。我们应当首先弄清潜艇失事的原因和救援行动进程的客观情况，应当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和有无负责任的人。”
8月25日，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从2000年12月1日起将所有在强力部门内工作的人员薪酬提高20%，并指示紧急情况部，在所有舰队中建立专门的救援中心并恢复深水救援部门的建制。8月26日，普京签署了很早就已准备就绪的命令，在俄罗斯恢复最高军事奖励——圣乔治勋章和乔治十字勋章。据预计，这些象征军人英勇精神的勋章的首批获得者将是已阵亡的普斯科夫空降兵们，他们牺牲在车臣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一些报纸和杂志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仍在继续报道和评论“在那些令人发疯的日子里当局的无人性”以及“总统的反常行为”（《新时代》杂志），“由军队和地方高级活动家捏造出来的歌舞升平”（《总结》杂志）。到了11月，在巴伦支海，当救援人员冒着危险，从“库尔斯克号”潜艇的第九仓打捞艇员尸体时，《新报》还写道：“我们的消息源证实，‘库尔斯克号’悲剧是一起重大的政治阴谋。在日本冲绳举行的普京与克林顿的会晤中，美方说服了俄罗斯人，为了不降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获胜的机会，至少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前，不要启动‘库尔斯克号’案件的调查。” 但是，冲绳会晤在7月底举行，而“库尔斯克号”的沉没却发生在同一年的8月中旬。11月11日，《共青团真理报》在整个头版以“撞沉了‘库尔斯克号’的英国潜艇，它也沉没了吗?”这个醒目标题继续报道。但是，这种报纸的这一叫嚣几乎并没有对社会情绪造成任何影响。
某些结论
对于所有细心的观察家来说，非常明显，普京的对手主要是那些拥有庞大传媒集团和控股企业的寡头们，他们利用“库尔斯克号”悲剧来攻击执政当局和普京总统本人。其中表现得最歇斯底里的是《新报》的作者们：“普京欺骗着我们”， “他因为要承担责任而表现得惊慌失措”，“以他现在的声望，不仅难以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就连领导一个小办事处恐怕都会成问题。” 来自《时代》节目的电视记者德米特里·贝科夫则声称：“对于普京来说，‘库尔斯克号’悲剧不仅是致命的、而且是决定性的错误。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再有下一个错误，如果有，那对他来说必定是最后一个，而对我们来说——那要看运气了。” “亚博卢”集团国家杜马党团中格·亚夫林斯基的副手谢尔盖·伊万年科要求“真正地按小时和分钟”调查普京总统的行为。许多政党的专家声称，国内对普京的信任率将下跌30%或50%，而且还会继续跌下去。但是，在8月19～21日进行的第一批民意调查却显示，俄罗斯公民对总统的信任率继续保持在罕见的高水平上，这令反对他的那些人感到惊慌失措。“人们还信任普京。”——《公报》不无遗憾地确认道。 《莫斯科新闻报——时代》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在受怀疑者之列。”
早在8月23日，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就宣布：“人民觉醒了”，“库尔斯克号”的沉没是“一次与1905年俄罗斯舰队在对马海峡附近溃败相类似的事件，将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忍耐已经到了尽头，成千上万的人对克里姆林宫当局感到的不再是不满，而是憎恶” 。 甚至有人还提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在十月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可是三天后，《今日报》的列昂尼德·拉济霍夫斯基绝望地惊呼到：“还和所有最近1000年里发生的事情一样，人民仍旧默不做声，任何电视和报纸万炮齐轰的声音都无法震醒他们。” 然而，人民事实上没有沉默。他们继续支持陆军和舰队，支持总统，而不是那些政治趁火打劫者。
巴伦支海上的悲剧(8)
在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当中，只有前国防部长和国家杜马议员伊戈尔·罗季奥诺夫大将对海军和全军领导提出了尖锐的、但却毫无根据的指责。他突然发现了“整个俄罗斯国家航船在漏水”，社会长期忍耐在接近终点。 《共同报》的列昂尼德·库利科夫做出了更具全面性的结论。“对俄罗斯文化而言，”他写道，“核潜艇是非我们所能拥有的。国家遭受了最具侮辱性的、文化上的损失。我们应当承认自己在与文明世界对抗中的失败，要么我们应当占据符合自身实际的位置，要么让整个世界都不再认真对待我们。”
但是，这种妄自菲薄只会加深人们很客观地对俄罗斯及其武装力量那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的印象。一些社会心理学专家提出疑问，将几百名“库尔斯克号”遇难官兵亲属从整个独联体地区请来，集中到维佳耶沃是否真有必要?莫斯科社会心理学院副院长柳德米拉·沙连多指出：“当灾难发生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恰当的态度。但是，也该是在紧急情况下学会正确定位的时候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何才能保持理性呢?首先需要特别努力，避免那些受到同样震撼的人们集中到一块儿。对于这一点，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了解。然而，做出各种决定的人们，有时会进一步强化那些心理噩梦。”
西方出版物对“库尔斯克号”悲剧的反应，属于需要单独讨论的个别问题。许多报纸和杂志将各自尖锐的批评矛头朝向俄罗斯新总统。德国报纸《每日时报》写道：“……别再羡慕普京总统。对他来说，巴伦支海悲剧事件的后果可能已经再也无法挽回。问题不仅在于，普京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变得灰暗，人们对新总统产生了失望情绪，更主要的是，关于其施政能力的疑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但是，大多数西方分析专家更在意对俄罗斯武装力量，首先是其战略核力量的状况提出质疑。早在悲剧的最初几天里，西方通讯社散发了前美国海军情报著名活动家之一皮特·哈奇塔乌森的声明：“我很奇怪，这件事情怎么没有更早地发生。整个这支舰队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事故源。由于资金不足，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沉沦，无法保证为自己的水面舰只和潜艇提供应有的养护。” 西班牙《世界报》更尖锐地认为：“‘库尔斯克号’是俄罗斯军事和经济衰落的表现。无论巴伦支海悲剧的原因和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俄罗斯海军核潜艇资源将不复存在。”
在这些有关俄罗斯陆海军艰难处境的分析报道中，无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都过于肤浅、流于表面化，结论做得为时过早并且很不客观。有如其他战略武装力量一样，俄罗斯不会放弃强大的海军。有一些观点认为，俄罗斯拥有的是它无力管理的武器，“俄罗斯的未来在于解散那些军工综合体，而不是像普京当选前所许诺的那样，要加强它”。没有必要对这些观点做出特别的评论，因为它们的动机非常清楚。一家美国报纸甚至忍不住提出“法律上的建议”：“应该将那些‘库尔斯克号’灾难责任人送上法庭，而陪审团成员应该由遇难水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组成。”
而如果今后对灾难详细调查证明，导致俄罗斯潜艇沉没的罪魁祸首是监视巴伦支海军事演习的某一艘美国潜艇的话，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德国的《艾斯林根报》要客观一些。这家报纸写道：“不要总是认为我们西方能修正所有技术问题。仅仅在三周前，曾被认为是西方技术奇迹的‘协和’飞机就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我们应当宽容，因为只要是由人来控制操纵技术的地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出现错误。尽管那些错误的后果并非总像在‘库尔斯克号’身上发生的事件一样凄惨，但人本身就永远是灾难的原因。”
巴伦支海悲剧发生过后不久，一架空中客车“A-320”客机在波斯湾坠毁，来自20个国家的143名乘客遇难。要知道，这一欧洲联合生产的飞机曾被认为是性能最为可靠的飞机之一。2000年夏，英国“泰尔列斯号”潜艇在地中海海域遭遇事故，潜艇的一个核反应堆毁坏，停靠进直布罗陀海峡寻求帮助。更早的是在2000年初，在纽约近郊，一架大型“波音”飞机坠毁。调查结果表明，这并不是一起由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行动——像最初报纸报道的那样。事实上，这是由于一个发动机部件出现常见的短路所造成的。
不过，2000年最严重的技术灾难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列索道列车上。当索道列车攀升到海拔3200米、距离奥地利小镇卡普隆不远的一座山顶时，该列车最后一节车厢进入隧道前的几秒钟突然发生火灾，就造成了155人死亡，其中有一些儿童，他们要么是被活活烧死，要么是窒息而死。而事实上，这种索道列车被认为非常可靠，但上面连基本的灭火器都没有配备。短路还曾导致莫斯科市奥斯坦丁诺电视发射塔的大火，也是发生在2000年8月。
不过，尽管这一次也有人曾经不乏相似企图，但最终没有因为这起灾难而指责说俄罗斯联邦总统有罪责。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
“普京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1月底，俄罗斯派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当有人问起了标题这个问题时，代表团成员只能无奈选择沉默。对于俄罗斯未来新总统在经济方面的优先考虑方向，甚至就连一些到瑞士出席世界经济问题非官方讨论的政治家和实业界人士也知之甚少，说不出个所以然。至于普京的外交定位和风格，那就更不清楚了。
在1998～1999年间，由于走马灯似的更换总理和叶利钦总统频频生病，俄罗斯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极不稳定。2000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普京虽然身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但当时他的职权和威望都不足以确定外交政策的某些新方向或重点、解决前些年积攒下来的诸多问题。
早在1999年秋季和2000年初的几个月里，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进行过许多次会晤。不过，这通常不是最高级别的会见，外国国家领导人到访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俄罗斯局势，希望结识俄罗斯新的领导人，而非磋商和签署新协定。这很好理解：俄罗斯国内不仅有政治制度的更替，而且还有政治人物的交接。1998～1999年，没有一个西方分析中心预见到俄罗斯会由像普京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来领导。他们罗列了一个多达10～12个名字的名单，但那上面没有普京。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对普京也是一无所知。
现在，政治家和商业界人士，政论家和新闻记者都在认真研究俄罗斯新领导人。早在1999年10～12月，西方报刊就曾发表过上百篇关于普京的文章，其中包括许多抨击有关普京曾在“特工机关”工作过的内容。不过，在他们感到愤怒和痛苦的同时，也对俄罗斯新领导人表现出了好奇和浓厚的兴趣。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在争夺叶利钦总统位置的战斗中，普京出人意料地杀出重围，走到了前台，他将赌注压到了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之上。他是一位职业间谍，是长期供职于作为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的克格勃情报官员。普京在公开场合给人以矜持、严肃、冷酷的印象。凭着‘冷酷小伙子’的外形，他利用了俄罗斯人心中拥有的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愤懑情绪。他赢得了自认遭到羞辱的武装力量的效忠。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普京的政治前途远大。”
法国巴黎的《费加罗报》则认为：“在刚刚过去的100天时间里，弗拉基米尔·普京牢牢地掌握了权柄。就在前不久，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活动家，没有任何人会将赌注押到他的身上。而现在，几乎在所有的民意测验当中，他都领先于自己的对手。这位前克格勃的特工成了车臣战争的掌旗人，将车臣军事行动的责任由自己一人承担。他赢得了全社会和将军们的支持，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开辟了一个广泛的空间，赢得了前所未见的知名度。所有自由派政党的代表争先恐后地聚集在他的麾下，听从调遣。就连被认为是他最明确的反对派，如根纳季·久加诺夫、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也无一例外地不反对与他合作。事件发展变化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普京可以在所有方面都展现自己的魅力，这可以帮助他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独立于‘家族’集团之外。”
德国《每日新闻》指出：“普京不具备超凡脱俗的魅力。他讲起话来声音不大，但却清晰、明了，不喜欢打手势。有时他也开开玩笑，幽默一下，但很快就会变回严肃的样子。普京不会让老百姓感到尴尬，而这在叶利钦那里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尽管他性格内敛，但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果断和尊严，而民众们喜欢这一点。他的受欢迎程度高得令人惊讶，而对于叶利钦来说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车臣战争将普京造就成了民族英雄。” 相似的、但却更矜持一些的评价来自于1999年10～12月与俄罗斯总理会晤和交谈过的政治家们。无论怎样，所有人都认为普京熟悉情况并很内行，而且他很会控制争论。
在鲍里斯·叶利钦主动辞职和决定提前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以后，西方报刊对于普京的关注自然多了起来，但疑虑也不断加深。他们称普京是“充满了未知数的人物”、“神秘莫测的人”、“一张白纸”，甚至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某些报纸将普京描绘成“谜一般的政治家”，他“以令人头晕眼花的速度迅速窜升”，“目标不明确”。一家德国报纸更加令人惊讶，它说“普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能在水面上行走如飞的、有特异功能的人”。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最有意思的评价来自2000年的前几个月与俄联邦总理有过会晤的西方著名政治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曾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这位俄罗斯新领导人，他是年初与普京会晤过的第一批西方政治家之一。托尼·布莱尔特别谈到：“普京智慧超群，他非常清楚自己要为俄罗斯争取什么。”曾经在2000年2月初与普京有过长时间、尖锐谈话的法国外交部长尤比尔·韦德里纳说得更形象：“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坚强。他是一个爱国者，头脑中装的都是俄罗斯是如何伟大的想法。他希望俄罗斯可以占据应有的位置，并赢得世界的尊重。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精力集中的交谈对象，他从不做谈话记录。在谈话中，他表现得生动、活跃，常会打断别人的话以表明自己清晰、准确、思维敏捷地了解整个情形。他是一个同时具备头脑冷静和兴致勃勃两种性格的人。”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2)
普京给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这位美国的“铁娘子”说：“这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她表述的总体意思就是：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比美国人所希望的要坏，但比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却要好得多。 与韦德里纳一样，给奥尔布赖特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在三个小时的会谈当中（比原计划的长得多），普京与她讨论了内容完全不同的、复杂的话题，其中包括车臣问题，军控、核不扩散以及反弹道导弹问题等。这期间，普京甚至没有拿出任何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谈话提纲。
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中的获胜成了许多国家报刊评论的焦点，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与俄罗斯有联系。不过，许多有影响的西方国家报刊的评论非常肤浅，而且很不符合客观实际。英国的《观察家报》写道：“俄罗斯的大财主们帮助普京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该报援引伊戈尔·马拉先科的话认为：“随着普京的获胜，俄罗斯的未来也充满了变数。完全可以确信，大资本将在这个国家中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普京和别列佐夫斯基关系很好，很可能已经被这个寡头给控制住了。” 西班牙的《世界报》告诉自己的读者说：“普京的胜利是俄罗斯寡头们的胜利，一场大的胜利。” 意大利《晚邮报》指出：“没有人表示怀疑，普京之所以能势不可挡地上升，是由于有那些掌握了电视台和报纸的寡头朋友的无条件支持。”
也有一些与上述猜测完全不同的判断，认为普京会很快打击腐败，并控制寡头们的权力，这并“不令人费解，就像杯茶水一样”，他就是“第二个安德罗波夫”。最为理智的判断来自于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该报写道：“在令人瞠目结舌的竞选中，普京成功地向每一个选民团体展示了一面魔镜，让他们从这面镜子当中照到一位隐藏着的、符合自己需要的人选。从哲学角度来看，普京具有超出其他人的三种品质：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他之前的所有领导人都从来没有如此开诚布公地与自己国家的公民谈话。所有这一切，都为西方的决策者们提供了与之合作的可能性，克林顿总统也不能放过这样一个机会，尽管他领导的政府只剩下最后一年的工作了。”
俄罗斯对外政策新构想
在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表现得更加活跃。2000年5月，普京几乎与所有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见或会谈。克里姆林宫还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访问莫斯科做了认真的准备，同时还积极筹备俄罗斯总统对西欧各国的重要访问，此外，还在加紧制订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新构想。
这时，俄罗斯不再为自己制定超级大国应当承担的全球性任务，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新构想反映了当今世界多样性及其利益多元性这一现状，是一个有关对国际关系多极化体系的构想。不过，新构想不仅仅将俄罗斯定位于一个欧洲大国，而且还赋予她维护全球及地区各方面安全的重任。文件认为：“俄罗斯联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所有活动领域都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和资源，同世界重要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俄罗斯对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可以施加实质性的影响。”
普京亲自领导制定了外交政策新构想，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它对于进攻性而非防御性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工作的必要性。无论是西欧国家、亚洲各国、日本、还是独联体国家，对于俄罗斯新领导层的这一方针几乎都没有表达任何的反对意见。有影响的西班牙《世界报》在5月底写道：“俄罗斯这个日不落的广袤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其自身困难重重，但她拥有居于世界第二的核潜力和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她的国民素质非常高。只有那些愚蠢和短视的政治家才不去看这显而易见的真实情况。”
非常遗憾，在美国就有很多这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与其说他们无知，不如说是在演戏。当普京以俄罗斯领导人的形象出现时，很多美国人公开表示了恼怒。还是在2000年4月，在一次地缘政治问题国际会议上发言时，兹毕戈列夫·布热津斯基就将普京与安德罗波夫做了一番比较：“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体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与安德罗波夫一样，普京显然也坚信自己的伟大国家，并奉行大国外交政策。而这是不应当的。俄罗斯不应将戴高乐的法国当做自己的榜样。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一无所有，没有民主，没有改革，甚至也没有一个运转正常的国家，还失去了军队和外交。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它们应当效仿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接受西方的领导。” 2000年5月底，不久前曾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约·奥多姆用同一个腔调在美国国会作证说：“应当消除‘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这一冷战思维的惯性。俄罗斯目前处于艰难的时期，她已经跌入了‘弱国’状态当中，并且具备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所有典型特征。她不可能在近十年或几十年中得到复苏。对此，我们想帮也帮不上。美国应当退到一边并且谦虚地承认，俄罗斯问题纷繁复杂，只有俄罗斯人自己才能解决它们。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应该对俄罗斯人说，他们应该停止对车臣的大规模干预。同时，他们也不应当干涉前苏联共和国的内部事务。”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3)
这些言论均出自那些长期敌视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家之口，这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苏联和他那个著名的对外政策构想和野心，招至大多数西方政治领导人的恼怒、不满，甚至还有恐惧。而正是这些西方政治家将恐惧、不满和恼怒转嫁给了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尽管在最近10年里，俄罗斯遭受了许多失败和损失，但总体上还不是那种衰弱的、涣散的国家——像苏联不久前的对手所希望的那样。一个强大的、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俄罗斯的确令许多人感到害怕，不仅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乌克兰或者东欧，而且还有其他国家。人们可以把这当成一个政治目光短浅的例子来讲，但却是俄罗斯政治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过去，苏联在西方有不少朋友，不只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而且在左翼知识分子圈子中，在争取和平、反对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以及其他一些运动当中。在今天，这个左翼的政治光谱事实上已经黯淡下来，而且还出现了不少针对俄罗斯的批评声音，俄罗斯也给这些左翼的批评提供了理由。
当然，没有俄罗斯，西方也不会过得很舒服：来自于东方和南方的压力在他们心中产生了新的恐惧。这种压力俄罗斯也感觉得到。所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明智的选择应当是政治妥协和经济合作。不过，要彻底认清所有这些新的现实要有时间和耐心。
不能不指出，弗拉基米尔·普京外交政策的积极性在俄罗斯国内也饱受批评，而且还不止局限在极端激进派的圈子里。独立的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这样写道：“多极化的构想就是要贯彻在所有方面都积极的外交政策。总体而言，这一构想在相当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但它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一构想不是很划算，它浪费了本就非常贫乏的外交以及其他资源，它要求俄罗斯奉行全球大国的政策，而事实上，她现在还是一个衰弱的地区性大国。是否有必要将我们现有的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南斯拉夫危机中去呢？”
谢·卡拉加诺夫错了。俄罗斯不是地区性大国。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离开了俄罗斯，你无法想像今天会是一幅什么情形。俄罗斯在北半球居于主导地位；她与阿拉斯加与日本都仅相隔几十海里；与中国和朝鲜陆上接壤，与印度、中亚国家、中东和近东都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俄罗斯联邦不能放弃今天还在生效的国际义务。这些义务中有许多是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在理智地奉行积极外交政策的时候，俄罗斯并不是在浪费，而是在增加自己的外交及其他资源。在当今这一困难时期，作为核大国之一，俄罗斯的地位和举动应该能够保障俄罗斯民族的、国家的和经济的利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他还想保留权力和影响力的话。2000年6月和7月，这种积极外交政策的优越性恰恰被普京所证明。
出访西欧
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两国峰会。其主要议题是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新计划。对于这个计划，虽然美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却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此后不久，弗拉基米尔·普京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完成了两次对西欧国家的正式访问，第一次是意大利，然后是西班牙和德国。普京会见了上述国家的领导人，与社会活动家和实业界人士见面，参加了几场文化活动，并受到了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接见。他们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倡议，例如作为对备受质疑的美国方案的回应，提出建立欧洲共同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没有什么轰动性的事件发生，但是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对这次访问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谈到与俄罗斯总统会晤的成果时，联邦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说：“我将长期友好地与普京合作，这一点毫无疑问。会谈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也相当不错。普京所出访的国家都不是核俱乐部成员，尽管他们加入了北约。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所有人都对美国的有限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深表疑虑，而对于普京的提议表现出明显兴趣。” 正如一位职业外交官所说的那样，普京通过吸引无核国家参与讨论欧洲安全的主要问题来从侧翼迂回攻击美国的计划。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谈论普京西欧之行是如何快速、内容如何丰富的所有细节。欧洲国家领导人看到了一位坚定、自信和内行的政治家，无论是行为风格还是谈判个性，都与鲍里斯·叶利钦大相径庭，在他那里，没有任何故作亲热的表示和“不打领带”的会见。普京既不想表现出沙皇的气势，也不想给人们留下超人的印象；他既不表现出傲慢，也没有要让交谈者喜欢自己的廉价企图。他还不会逾越常规的礼节，正如职业外交家、苏联前外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所言：“普京首先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位有些乏味的现代政治家。他做事专注，奉行实用主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对于当今的俄罗斯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在德国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一篇标题为“普京——一个德国人”的文章。也的确，德国人非常喜欢他。因为俄罗斯总统可以和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交流。
但恰恰是这一点，对于普京的伙伴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有关俄罗斯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的固定模式，而普京跟这个模式格格不入。隶属俄联邦总统的国家公务学院的俄罗斯专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就此写道：“普京向国际社会所展现出来的一切，对于国外的政治上层人物来说都出乎意料、令人惊奇而又很不习惯。这与他们过去几十年对苏联和俄罗斯国务活动家所形成的印象有天壤之别。很显然，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新型政治家，而其身后则是庞大的核大国，这让他们害怕和紧张，促使他们不仅要寻找政治接触，而且还要表现出相互理解和诚心实意。西方没有与这类国务活动家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所有政治的‘教学大纲’都是根据政治局委员、党的经济活动家和州委书记等人的思维习惯而修订的，就连那位尝试推行公开性和开放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也算不上是这类新派政治家。”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4)
毋庸置疑，西方政治家和专家都在认真刻录弗拉基米尔·普京个性和风格的所有细节。不过，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是，曾经在2000年1月、3月或5月给予普京相当多关注的西方报刊和电视在6月的时候，有关他的内容突然少了下来，尽管他此时离他们更近了。在报纸的头版中，几乎没有普京会见和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和报道。某些观察家将西方大众传媒刻意冷淡普京与车臣战争和“古辛斯基案件”联系起来，但是车臣战争已经打了很久了，而“古辛斯基案件”在西方也没有太多人关注。从1999年南斯拉夫事件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确信，西方的媒体报刊被控制得很好。应当说，在2000年6月时，他们是在对某种清楚的信号做出反应。
许多有关普京的材料具有令人吃惊的倾向性。例如，曾经在苏联和俄罗斯工作了20年，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的一位前共产党员、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拓·基耶萨在谈到普京出访意大利时，写道：“马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穿的是旧式苏联风格的西服。从普京西服上衣那长长的袖子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他的上衣袖子遮住了烈日暴晒下汗津津的双手。这一点还可以从他所打的领结上看出来，这种系法甚至在俄罗斯国内也不太流行了。在年轻的改革者，如丘拜斯、阿文、别列佐夫斯基和盖达尔开始直接从伦敦、巴黎和罗马定做服装之后，领结的样式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意大利人可以从最近处来看这些对整个国家来说最不可思议、最神奇而又最无耻地操纵国家的人。众所周知，这些操纵者的计划是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推上权力的顶峰。而甚至就连这个人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自己能登上政治的奥林匹亚山峰。这让人们得出这样一种的印象，那就是通过计算机的帮助，筛选出一位没有过去的、平淡无奇的和没有超凡脱俗性的人，他既不是一个下流胚，但也绝不是英雄，这个人既有平常的高尚品德，也有一些恶习，还有谦逊的、局限的世界观。他们取得了成功，‘小人物’先生在3月26日成了沙皇。”
其他一些记者也曾谈到了对普京的类似看法，但这都是1999年12月或2000年1月～2月的事情（尽管没有朱利叶拓·基耶萨在有关普京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奇的高傲劲儿）。在他们的理论中，阴谋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但若到2000年6月时还发表一些粗俗判断，就不合适了。当时，俄罗斯已有大量的有关普京及其通往权力顶峰道路的消息，如此一来，已经不允许人们再用“小人物”先生来称呼他，当然也不能说他是“沙皇”。
不过，普京本人很平静地对待所有有关他欧洲之行状况的评述，正像我们在7月份时所确信的那样，他做了相应的矫正。
东方之旅
2000年7月，东方成了俄罗斯总统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面。其第一阶段是普京出席在杜尚别举行的“上海五国”峰会。迄今为止，加入到该组织中的国家有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很早就已经宣布自己在地区中保持完全中立，并拒绝加入任何形式的组织。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一直觊觎地区领袖的位子，它试图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不过，这次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却飞到了杜尚别，这其中有非同寻常的原因。
2000年夏，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而使塔利班的势力逼近前苏联中亚地区国家边界。这令藏匿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国险峻高山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感到欢欣鼓舞。在塔利班的支持下，一股力量较大的匪徒开始进攻乌兹别克斯坦。专家认为，采取这一步骤的最终目的在于在物产丰饶、居民密集的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在中亚地区，局势比1999年的车臣更加危险。
尽管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前苏联国家，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做好了有效回击穆斯林宗教狂热分子疯狂进攻的准备。在苏联解体的10年中，这个地区没有建立起足够运转高效的强力部门——军队、情报机构、边防军以及反恐特种部队。这一地区国家间建立良好的相互关系还只是一种愿望，对这一切表示不安的国家不仅有俄罗斯，还有存在伊斯兰问题的中国。一些雇佣兵开始试图由车臣转战中亚，由此可知，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在协调阿富汗塔利班、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圣战者以及车臣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
杜尚别峰会再一次表明，中亚广袤地区的稳定恰恰是最大限度地依赖于俄罗斯和中国。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峰会宣布，俄罗斯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增强自己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存在，并向其他中亚国家提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上海五国领导人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俄罗斯在车臣共和国的合理的军事行动”。他们表达了在地区内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安全模式的愿望，其将有别于冷战时期的联盟和阵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少有人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中，这一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此外，他们还决定将上海五国改为上海论坛，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加入。
2000年7月18日北京会谈拉开了普京总统远东之行的序幕。西方报纸写道，普京访问中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是那老一套的、普京式的“积极风格”。正如预料的那样，两国领导人不仅签署了“北京共同宣言”，而且还发表了反对美国扩大“有限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特别声明。俄罗斯和中国重申了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5)
在这种背景下，谈到的就不局限于外交事务了。俄中两国提出的声明是两个核大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中国和俄联邦领导人还就几个重大经济项目的合作以及增加向中国出售军工产品和扩大边贸等方面达成协议。江泽民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会谈的总体气氛非常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双方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彬彬有礼，还有友好、互相理解和尊重，这在两国之间已经几十年没有见到了。
对主人给予自己的热情款待，普京非常感动。他还被愉快地告知，几位中国领导人都精通俄语，这些人中包括50年代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江泽民，他们都了解和喜欢俄罗斯。“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莫斯科—北京：轴心还是梭镖？”江泽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两国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一个同盟，是贯彻多极化世界的思想。
北京会晤为普京对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成功访问做了准备。很多国家和不同倾向的报刊，都不无根据地将这次访问称为轰动性事件和一次突破。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俄罗斯领导人，都从来没有访问过平壤，而西方国家首脑也没有到过朝鲜。因此，普京的访问对于朝鲜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成就，它帮助自己开始摆脱全面的国际孤立。众所周知，这个对外部世界来说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国家的政策让西方国家感到不安，特别是日本和韩国。而恰恰是朝鲜的导弹计划成了美国研制和开发自己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主要借口。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议论朝鲜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显而易见，将这个制度予以孤立只会加剧它被围在城堡当中的想像。所以对整个地区来说，普京对平壤的访问被认为具有历史意义。
朝鲜方面给予俄联邦总统的礼遇空前绝后。几十万朝鲜公民的兴奋看来是发自内心的。会谈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同意完全放弃朝鲜的导弹计划，条件是“如果发达国家帮助朝鲜发射用于通讯和宇宙研究的卫星”。过了一天，在谈到自己的平壤会晤时，普京说，已经接受邀请将要访俄的金正日是很善于把握信息的当代政治家，而俄罗斯和朝鲜也能够根本性地提高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
某些俄罗斯报纸和杂志试图证明，普京访问平壤，得分的只是金正日，他对“经验欠佳的俄罗斯总统讲述的只是一个朝鲜和平导弹计划的童话”。还有人写道，日本因为这件事情感到十分恼怒等等。
但事实并非如此，普京的远东之行提高了日本的兴趣，并且是超乎寻常的，基本上也是善意的。日本报纸写道，恰恰是俄罗斯将朝鲜从死胡同里拽了出来，而这提高了莫斯科的政治影响力。只是在一些保守的欧洲报纸的评论中，人们才感受到了一些恼怒。伦敦的《泰晤士报》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前往冲绳是要参加自己的首次‘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顺路，他扮演了一回掮客。访问中国和朝鲜更多的是在做秀。普京需要在冲绳的橱窗中摆上自己的商品，提起美国人对俄罗斯的兴趣，就像美国人对国际大赛的兴趣——这是在打‘中国牌’。”
但在冲绳，恰恰是来自工党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以最大的热情欢迎普京。
冲绳峰会，普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首演成功
折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身边人观点的《货币》杂志声称，普京总统在冲绳犯了很多错误，在“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遭到了惨败，其程度足以与1905年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的失利相提并论。 去批驳这一结论没有任何意义。根据所有严肃政治观察家的说法，这次为时三天的会议的参加者，尤其是七个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普京总统参加峰会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其他领导人也是顺利、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