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
那种真正的绝望立刻而且总是超越了自己的目标。
我相信我能理解这种无能之感，但却不明白它的根源。
我也宁愿在朋友的圈子里打架，也不在外面自己去打架，可是这个朋友圈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呀，有一段时间我看见这个圈子是在地球上，就像和石灰一样一起飞溅了，可是现在它只是在我面前如此地飘来飘去，后来连飘也不飘了。
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可怜的生活。
我要是废墟中的小民该多好啊，静静地谛听寒鸦的鸣叫，任头上飞过它们的影子，月亮下的寒意，即使我在我良好的性格的压力下一开始就有那么一点儿的孱弱，这个性格肯定随着野草的力量在我身上生长，被那个在废石堆之间从四面八方照在我这常春藤架子上的太阳烧焦了。
人们常常是从门旁佣人的脸上看清了自己，要是他注意的话。
他的生命说来是一条自我残害的生命，它只剩下了啃自己肉体的牙齿和给自己的牙齿啃食的肉体。
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那个时代，因为没有什么能像那个时代被如此地毁灭。
他所有的知识他双脚需要的那么多的地面，他所有的只是他双手盖住的那么多的支点，就是说比变化多端的空中飞人表演者还少得可怜，因为在这些表演者的下面还张有一张罗网。
未来在容量上先有的一切，过去在重量上取代了，而在它们的终点，这两者是不再有区别的了。最早的青年时代会在将来变得光辉的，就像未来，而未来的结果本来就已经与我们全部的叹息有了经验，未来的结束就是过去。这个圈子几乎就这样封闭起来了，但它只是在我们能抓住它的那么长的时间里属于我们。
理解法语要有各种准备，并越过名人逸事的疑难。
我不会让自己累着。我要跳进我的小说里，即使这会划破我的脸孔。
颧骨下面的两颊肌肉常常像一束波浪上上下下地动。
我现在就像是石头人，我想是自己的墓碑。
我听见辅音如何像破锣似的互相摩擦作响，而元音就像展览会上的黑人和着这种响声在歌唱。我的疑惑围着每一个字转圈圈，我先看到的是疑惑，尔后才看见字。
我不会再丢下日记。在这里我必须紧紧地抓住自己，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做到这些。我喜欢要说出这幸福的感觉，这种幸福的感觉有时好像恰恰就在现在充满在我的心中，它确实是冒着气泡并发出嘶嘶声的东西，它带着轻微而舒适的颤动整个地充满我的内心，它使我相信这些能力，但对于这种能力的存在我却无时无刻，包括现在不能完全肯定地确信了。
蔡诺随随便便地说了一格迫切的问题，是不是根本没有什么是静止的。是的，飞行的箭是静止着的。
如果法国人按他们的本性是德国人该多好啊，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被德国人羡慕至极。
他的呼吸就像对一个梦境的叹息，在这个梦境里的不幸要比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不幸更容易忍受，以致使平常的呼吸已经变成满足的叹息。
如果人们失去约束的话，也许会更为恶劣。
我今天竟然不敢谴责我自己。向这个空空如也的白天喊去，这也许会有一种令人厌恶的回响。
独处的时候有一种永远也不会失灵的超越我自己的力量。我内心的东西跑出来了（暂时只是表面的），我准备将更深的东西挖掘出来。我内心中一种小小的秩序开始形成，我不再需要什么，因为杂乱无章伴随着平庸之才乃是最可恨的东西。
我的力量连写成一个句子都不够。
1911年
对于不幸生命的一些新认识使我领悟，并感慰藉，我就是这样的生命。
因为我看来彻底地完了——去年我每天醒着的时间连五分钟都不到——我每天向我要么肯定离大地而去，要么，即使我不能在里面看到最微薄的希望，我一定要重新从小孩开始。
何等的冷酷从我写的东西里整天追逐着我啊！
在这个家庭感情里，我本人就已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冰冷的空间，我一定要用一把火来温暖这个空间，这火正是我要去寻找的。
我如果也有靠山的话，我要去指望它就一定会以我现在的理解感到羞愧。
父亲，请让未来还是去睡它应该睡得觉去吧！要是人们提前去唤醒它的话，那人么得到的却是一个睡过头的当代。还得要你的儿子跟你说这个吗！
一般来说，在讲演的人那里说出来的句子都从它那个大的开头字母开始的，句子所经之处转弯抹角，走得那么遥远，超出听者之外，又以最后的结束点回到讲演人身边。
就像后来一样，我现在以28岁的年龄追补我的教育，在一种赛跑中，人们会称这为迟到的起点。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我的鱼一般感觉的开始和结束。
这种永恒的大笑本来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人们会因此而把所有严肃的事情忘记了，可是正是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要忍受严肃的事情。
这好像在于友谊的本质，追逐它就如影子一般——一个人会欢迎它，另一个人表示惋惜，第三个人根本没有发现……
女小说家在去观景楼的路上，她活泼的眼睛脱离瞬间的词语而满足地通观她的故事，直至它的结束。
歌德的日记。一个不写日记的人，对待日记会采取一种错误的态度。
公路对铁路来说，就像天然河流跟人工运河一样。
在这种变化里，我十分愿意相信自己眼睛本身的模糊不清。
我面临着如何重新入睡的状态，而且感觉到被睡意顶了回来。
有什么比清醒更为费力的呢？
我感到接近了撕裂我的更大发作的可能性，这种发作可能使我有能力做所有的事情。
我自我安慰地说，我虽然又压制了我身上出现的激烈的运动，但我不想如早先总是在这样的事件之后一样从自己的手中放弃我自己，而是，我想留在清除意识那种运动遗留下的疼痛感觉中，这是我早先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大概这样就能找到一种潜藏砸我身上的坚韧性。
我的上司秃顶出绷紧的头皮向他额头上可爱的皱纹的过渡是没有艺术性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很容易加以仿制的大自然的弱点，纸币却不能这么去做。
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人他的职业里做出了好成绩，在他沉浸于叙述他职业经历的时候，肯定会变得神经错乱。
我的意志如铁，我把心筑成堡垒。
我什么事情都干不出来，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我心里却是那样紧迫。
开始的时候，在整体中，那一种强烈表现吉卜赛人文化相似的地方令人丢弃，大概是因为一个在舞蹈中如此疯狂的民族也只是在朋友面前安静地表现自己。
戏剧的本质在于一种不足，这是个命题。
(舞台上的）戏剧要比小说更有创造性，因为我看到的一切，后者我们却只能读到。
人们在旅途上结成友谊是多么容易啊。
这是我的老习惯，那就是不让纯净的印象——不管它们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只要它们达到了最高的纯净境界——惬意地走遍我的全身，而是用新的、意想不到的、微弱的印象奖它们搅混，并将它们驱逐。这并不是要伤害我自己的凶恶企图，而是在忍受那种印象的纯净中表现出来的虚弱 。但那种印象的纯净性与其说没有被承认，还不如说是在内心的静谧处由新的印象随意呼唤出来的，而不是那些也许是惟独正确的纯净印象自己显露出来，而是求救别的力量去支持它。
这个故事里的凌乱的句子带着许多空当，都可以将两只手伸进去了；一个句子听起来很响亮，一个句子却又低沉下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席勒在什么地方说过：主要的事情是（或类似于）将“感情转变成性格”。
这种欲求就好像是从胃里产生的，这种欲求就好像是被引入歧途的食欲。
和新认识的一些人进行一种自由的交谈我早就不行了，因为性 欲愿望的存在无意识地阻碍着我，而现在阻碍我的却是它的有意识的缺乏。
信念比瞬间的状况强有力得多。
我处在良好状态的时候，没有时间，也不容许自己去过那种天生的放荡不羁的生活。
写日记的人的一种优点在于：他对变化有着冷静清晰的意识，他无时无刻不面临这种变化。
日记中人们找得到这样的证明：人们本身就生活在今天看来是不堪忍受的处境里，环顾四周，记下观察的感受，这就是说执笔的右手像今天一样地移动着，今天我们虽然通过通观各种可能性对当时的状况变得更加聪明了，但因而更有必要去确认我们当时在纯粹无知的情况下却仍然不懈追求的那个无所畏惧的精神。
但文学是文学史的事情并不亚于是人民的事情。
1912年
（人们互相寻找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一开始人们总是要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思想品质和信赖的程度）。
灵魂上下扑腾，躯体在战栗。
那是些什么样的夜晚啊，散步、躺在床上和长沙发上的绝望（2月7日），我所面临的事情比我已经克服了的还要糟得多！
我读歌德的句子，就好像用整个身体走遍了那些重读音节的地方。
从今天起抓住日记！定时地写！不放弃！即使不能得到精神与肉体上的拯救，那么，我想无论什么时刻它也是值得的。
在我的自我思考中，从近一个时期来，一种新的增强着的力量出现了，我现在才刚刚认识到这个力量，因为在上个星期我简直溶化在悲哀和无用的面前了。
自我意识越来越好。心跳接近了愿望。
我现在读福楼拜的信：“我的小说是我依附着的岩石，我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
不满意的景象是一条街道，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从他所在的那块地方抬起脚来离去。
我将这个月的时间闲混掉了，睡觉睡掉了。今日下午我还以梦般的谅解在床上舒展了三个小时。
由于虚弱的缘故
我们用新的力量
攀登，
神秘的主
在等待，直至孩子们
精疲力竭。
1913年
在隐语想象中产生的巨大威胁。
绝望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却没有地方接纳。
宁愿没有意识的孤独。只是面对着我自己。
通过结婚拓宽和提高生存的能力。这是说教箴言，但我几乎早就知道它的意义。
如果我说些什么，它便马上失去，最终失去重要性；如果我将它写下来，它也总会失去，但有时候便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
不要怀疑。对你怀疑也不要怀疑。如果一切看来已经完结，那时还会有新的力量出来的，这就是说，你活着。这力量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这里一切就完结了，而且是彻底地完了。
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在最不肯定的状况下（陀思妥也夫斯基）。
收集了所有赞成和反对我结婚的说法：
我必须常常独自一人。我所取得的就只是一种单独状态的成就。
所有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事，我都仇视，交谈使我感到无聊（即使这交谈与文学有关），访问也使我感到无聊，我的亲戚德痛苦和欢乐使我感到无聊，直透心灵深处。交谈夺取了我思考的一切，重要性、严肃和真实。
害怕结合、害怕流去。以后我永远不再是独自一人了。
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虚弱。自我毁灭，一束地狱的火焰涌急得尖部穿过地面。
罗斯科夫的《魔鬼的故事》：在现在的卡利布族人那里。“在夜里工作的人”被尊为世界的创造人。
她要结婚，这是活着的人的惟一出路。
我喜欢她，如果我对此有能力的话，但爱情在恐惧和自谴中被扼杀而埋葬了。
性交时对在一起幸福的惩罚。尽可能禁 欲地生活，比一个单身男子还要禁 欲，这对我来说是承受婚姻的惟一可能。可是她呢？
我将和所有的人隔离开来，直至失去意识。和所有的人一起与我为敌，不跟任何人交谈。
我没有亲戚间的感情，我在拜访中看到的简直就是针对我的幸灾乐祸。
一种婚姻也许不能够改变我，同样，我的职务也不能够改变我。
在我自己的身上就有着没有人之间关系就没有看得见的欺骗。有限的圈子时纯洁的。
只是一直有死的愿望，而还在坚持，单单这本身就是爱。
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无知的人，这种人，他如果不是被迫的话，他不会有任何自己的贡献，而且几乎看不到这种压力；他也许进了学校，也许刚好能蹲在一座狗舍里，如果有人将饲料放在了它的面前，它就跳出来，如果它将饲料吞食完了，它就又跳回去。
从一种秘密中接着出现的总是一种怎样更大的秘密呀！在最初的瞬间，人类的算术家就被弄得精疲力竭，人们也许肯定是本来就害怕走出房屋。
静静地忍受，不要鲁莽，像人们所必须地那样生活，不要奴性十足地四处奔跑。
注意并判断所有的事态时永远不可能的，这些所有的事态影响到瞬间的情绪，甚至在情绪中发生作用。最终也在判断中发生作用，因此，那样说昨天我感觉坚强，今天我却绝望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区别只是证明，人们情愿让自己受影响，并尽量地与自己隔绝，躲藏在偏见和幻想的后面，过一种做作的生活。
真的不需要撞击，只是拉回最后使用在我身上的力量，而我进入了将我撕成碎片的绝望。
天使们狂喜得如雷般吼叫。
在犹太风俗中产生了美好而有力的分离。人们有了位置，人们更好地看到自己，也更好地评判自己。
1914年
年轻时代的无意义。恐惧青年时代，恐惧无意义，恐惧不近人情的生活无意义的出现。
我的生活，随着它的时日越来越深地朝着细微末节里千篇一律化。
那么寻常，就如你忍受的那样。
人们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点着，在烈火中毁灭。
要维持自己，需要多少的艰辛啊！竖立一座纪念碑却不用花费如此多的力气。
尽管你认为你对我的感情还不够一种婚姻的感情，我对你的爱却是深得足够弥补这种不足了，而且也强大得足以将一切承担在自己身上。
每一天和每个微不足道的成绩都是一种礼物。
除了期待，什么也没有了，永远的孤立无援。
如果可能的话，便去柏林，成为独立的人，一天一天地生活，有时也挨饿，但可以让他的全部力量涌现出来，而不必在这里惜力，或更确切地说，将自己变为一无所有。
奥特拉和我，我们多么愤怒地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我如果不在一种工作中拯救自己的话，我是毫无希望的了。
我在人前害怕得躲藏起来，不是因为我要静静地生活，而是想安静地走向毁灭。
所谓的朋友们，他们将可怖的面孔埋在黑暗中以遮掩脸上的表情。
一句痛苦的话：你怎么想它的，你就怎么有它。
从文学角度来看，我的命运很简单。为描绘我梦一般的内心生活的意识将所有别的东西逼到了次要的位置，而且它们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变得枯萎，而且不断地枯萎。那个时候，什么别的东西都不能使我感到满意。
而我在上面摇晃着，遗憾的是死不了，但却留下死亡永恒的痛苦。
我可以又一次和自己对话，这样，我就不会呆呆地凝视到那个完全虚无的境界里去了。对我来说，只是在这条路上有了一种改善而已。
我不会离开自己的，我完全是单独一人。
寒冷与空荡。我对我能力的极限太有感觉了，如果我不是完全受感动的话，这种极限无疑只是收缩了。
旧有的迟钝还没有彻底离我而去，如我注意到的那样，心冷大约将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对屈辱无所畏惧，这可能同样意味着失去希望和给予希望。
我没有能力承受烦恼，而我大概生来就要在烦恼中毁灭。
人们认为，在世界的整个圈子里，一切都一定会使他们成功的恶，但这恰恰也属于他们的完美境界，他们超越不出他们的圈子。
空空如也的绝望，无法站立，只是在满足于痛苦的时候我才能站住。
诚然，人们从来不知道，是否人们感觉到的绝望是合理的绝望，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绝望。
1915年
如果我不能通过好多的夜追逐这些故事的话，它们就爆发出来，然后消失。
任何一种幸运的承诺，好似对一种永恒生命的希望。从某一种距离来看，这些希望就停留在那里，人们却不敢靠近。
看来我是不能深入到世界去了，我只能安静地躺着、接受着，在我的内心，被接受的东西展开着，然后静静地呈现出来。
因为我的思想，或更为确切地说，我思想的内容，完全是模模糊糊的，因为我身在其中，走多远只是由我决定，我不受任何干扰地、有时自我满足地歇着，因为一种人之间的交谈需要变得剧烈，需要不断加强，需要持续的关联性，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是没有的。没有人会和我一起腾云驾雾的，即使他想这么作，那么我也不能将云雾从我的额头驱散，它在两人之间溶化了，什么也不是了。
每个人都爱另一个人，就像这另一个人一样。但也如此像他一样，他相信，不能和他一起生活。
在这些隐念中，大约不单单涉及到自私自利的动机，自私自利这东西在这些隐念面前会作为善与美的理想出现。人们将要发现的这种龌龊，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将存在，人们会认识到，人们是充满了这个精神负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通过这个精神负担毫无认识地或者是过分善良地看透而又离去。这种肮脏将是人们要发现的最下层的地面，这最下层的地面大约将不包含火山的熔岩，而是污物。它会是最下层的东西，也会是最上层的东西，而且怀疑自我观察会立刻变得那么虚弱，那么沾沾自喜，就像一头猪在臭水中晃晃悠悠。
有什么使我为一种过去或未来坚持住呢？当今是阴森恐怖的，我不是坐在桌旁，而是在围着它转。虚无，虚无。荒芜，无聊，不，不是无聊，只是荒芜，无意义，衰弱。
我所喜欢的是这样少，这里没有人对我有这一般的理解。有一个有这种理解的人，比如一个妻子，这就是说在各方面有了依靠，有了上帝。
伴随着最后记入的许多不幸走向毁灭，就这样无意义地、没有必要地毁灭。
但如果他将手放在桌上一小会儿的话，人们看到的皮肤的白色，就如人么相信只有在孩童时代的想象中看到过的一种类似的白色。那个时候双亲当然也是纯洁的。
埋怨毫无意义。作为对此的回答是在脑袋里扎刺。
这不是要逾越的距离，因此提问与等待是毫无意义。
固然，人们将他的坟墓挖得越深，那就会变得越寂静；越少恐惧，就越寂静。
情爱的朋友，把你的一切倾泻出来吧。
对寒冷，对所有的事物的感伤。
1916年
我市怎样想将一个飘忽的故事从碎片中焊接起来呀？
一起生活的劳累。为陌生、同情、肉欲、胆怯、空虚所迫，而只有在深深的底处，大约是一条细细的小溪，才值得被叫做 爱，对探索来说是不充足的，如在一瞬间的瞬间里闪现一下而已。
那就敞开你的内心。人走了出来，呼吸空气和宁静。
我不想什么东西，只是想
从深渊伸出的双手里救出自己。
它将我这个无能力的人向下拖拽，
我重重地倒在了这双摊开了的手里。
在群山的远处响着滔滔不绝的
慢条斯理讲话的声音。我们倾听着。
如果我被判决，那么，我不仅被判结束，而且到被判结束的时候，我也要抵抗。
所有超越有关本性美丽的话语对于生命的原始威力来说均失去效用。
福楼拜、齐克加德完全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他们有着一往无前的意志，这不是算计，而是行动。
路是长的，力量是小的，对这样的仇视有着极充分的缘由。
1917年
我真欲把自己交托于死亡。一种信念的残余。回到父亲身边。伟大的和解之日。
1919年
虚构与真实，虚构在叹息之中，真实在束缚之中，在信赖之中、在安全之中。不安宁的心。
痛苦和欢乐、罪恶和无辜，就像两只难分难解互相交叠的手，人们要割断他们必须要穿过皮肉、血液和骨头。
1920年
道德的地域通过罪恶的天堂而获得。
1921年
我并不羡慕个别的夫妻，我只是羡慕所有的夫妻——即使我只羡慕一对夫妻，我其实是羡慕整个婚姻在无穷无尽、多姿多彩的幸福，在一种独特婚姻的幸福中，我本人即使在良好的情况下还可能会绝望。
永恒的童年时期，又是一种生命的呼唤。
这最后的希望可能只有这样描写的意义，一种怎样不完美的瞬间就是人的生命，不完美，是因为这生命的本身可能是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的，可是它得出的结果不是别的什么，无非是一瞬间。
某一个人，他的生命并没有生机勃勃便完结了，他需要一只手去稍稍地击退对他命运的绝望——这种发生很不完美——但他却能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之下看到的东西，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到的东西更为异样，以及更多，可是他在生前已经死了，而且是那种真正的幸存者。在这里，前提是，他不需要两只手和比他所有更多的东西去与绝望斗争。
无法逃避自我观察的责任：如果我被其他的人观察，我自然也必须要观察自己，如果我不被别人观察，那我就必须更仔细地观察自己。
最近设想，我作为小孩被父亲制服，并且由于虚荣心就是不能离开这个战场，穿过所有的年月，尽管我一再地被制服。
只有写作是无助的，不存在于自身，是玩笑，是绝望。
1922年
第一，崩溃，没有可能睡觉，没有可能醒来，没有肯能忍受生活，更清楚地说，没有可能忍受连续不断的生活。钟表是不一致的，内心的时钟以一种魔鬼的或异常的或不管怎么说是非人的方法追逐着，外部的时钟断断续续走着它寻常的路。
勇敢大概需要的东西比力量更多，也就是说不是勇敢，而是无所畏惧，安详的、目光坦然的、
忍受一切的无所畏惧。不要把你自己逼上虚无，但你不逼着自己，对此来说也不见得不是不幸，或者对此来说，你必须强制你自己，如果你应该做那件事的话，那么那种强制的可能就不会不断贪婪地在周围跑动了。
生活面对高声的说服力在自身里没有为公正和不公正留下位置。如此，就像你在绝望的死亡的时辰不能去冥思苦想公正和不公正一样，在绝望的生活中也不能那么做的。箭头完完全全合适它所戳破的伤口，这就够了。
在这个幻想圆圈的中心点凝视从这儿开始的无数半径，这里对一个新尝试来说再也没有位置了，没有位置就是年纪大、神经衰落，而再没有尝试就意味着完结。
出生之前的犹豫不决。如果有一种灵魂的漫游，那么，我还不是在最低的阶段。我的额生命就是这出生之前的犹豫不决。
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生命的使者，如果通过不是别德什么，而是通过这种委托与他连接起来的话。
人比早晨更为纯洁，在疲倦入睡之前的时间是魔鬼的真正纯洁的时间，一切都被驱散了，只是随前行的夜来临，他们才走近，到了早晨，他们全聚集在那里，即使是面目全非了。现在他们白日的驱散又在健康人中间开始了。
永远年轻时不可能的，即使是没有其他的阻碍，自我观察使它变为不可能。
还有一个男子，在这个人世间找到了一个老师，她逐渐意识到：“我将注定要这么长期地在这世界上流浪，直到我被拯救，然后我才能回到故乡。
两个人的时候，他感觉比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还要孤独。如果他与两人中的某一人在一起的时候，这第二个人就会抓住他，而他无助地任他摆布。如果他独自一人，虽然整个人类都要逮住他，但无数伸出来的手臂纵横交错地纠缠在一起，就没有人找到他了。
1923年
在写下东西的时候，感到越来越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字，在精灵的手里翻转——这种手的翻转是它独特的运动——变成了矛，反过来又刺向说话的人。像这样的一种短评完全是特殊的，而且如此永无止境。安慰也许只是：不管你想或是不想，这发生了。而你想的是什么，只是看不出游多少帮助。比安慰更多的是：你也有武器。
致父亲的信
最亲爱的父亲：
最近您问起过我，为什么我说畏惧您。
在您看来，事情仿佛是这样的：您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子女，尤其是为我牺牲了一切，我才得以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您要求我们至少态度亲近点，而我却从来就躲着您，埋头书本，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我从来没有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过话。
但我不是说，单单由于受了您的影响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样说未免太夸大了。我有您这样的人做朋友、做上司、做叔父，甚至做岳父，我会感到很幸运的。可是您偏偏是父亲，而就我而言，您做父亲太坚强有力了。特别是我的兄弟们幼年夭折，妹妹们又是多年以后才出世，于是我一个人就首当其冲。而我又太虚弱，大有不堪消受之感。
最初那几年中，只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喝水，当然并非真的口渴，多半是为了怄气。您声色俱厉，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您就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很久。我不想说这样做不对，当时要保持安静也许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可是我的心灵却因此带上创伤。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
再譬如在三十六岁时，我宣布了我的最近一次结婚计划之后，您这样对我说：“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衬衫，布拉格的女人就会来这一套，你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要和她结婚。我不明白你，你是个成年人了，你在都市里，可你却什么能耐也没有，只会随便找个女人马上同她结婚。你要是害怕，我亲自陪你去好啦。”您拿话羞辱我，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当二十年前您用类似态度对我说话时，人们还能看到您对早熟的都市少年的一丝尊重。而今天，您对我的这种顾惜只会加强您对我的蔑视，您觉得我没有增长任何经验。
以上这些反驳毕竟是出自我的笔下，但是这一反驳也等于是做了修正，这是一种我既不能也不愿意详细阐述的修正。我认为，经过这一修正，我们取得了某些接近真理的东西，以致我们俩会稍稍受到安慰，我们会活得轻松些，也会死得从容些。
弗兰茨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
甜美的滋味
赵登荣译
与密伦娜的相爱发生于1920年，当时，一个已是37岁的单身汉，一个还是25岁的少妇，双方都不是初恋，却比初恋更热烈。对于已进入生命晚年的卡夫卡，这是他多年为婚姻所作的努力失败后爱情的最后绝唱。但是好景不长，命运还是不能宽待这位命中注定的单身汉。半年多以后，他俩的关系就开始谈化了，不久就告吹。究竟为什么，读者从这少量的信件中，也许能看出一二。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卡夫卡在写给密伦娜的信中说写台头是一种“累赘”，所以在他以后的信里很少有台头。
今天我本想写点别的，可是做不到。这并不是说我真的那么想写别的事；假如我真这么想，我就会写别的了，但是园子里总该有个躺椅放在荫凉处为您准备着，在您的手够得着的地方应该放着十来杯牛奶。在维也纳也可以，尤其是这样的夏日，不过这地方必须是个安静的去处，且饮食不悉。这不能办到吗？难道就没人为您张罗这些事吗？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当我从大信封中抽出这个本子时，我几乎失望了。我想听您说话，而不是想听那种从旧沟壑中冒出的我已经熟悉了的声音。这声音为什么要插入我们中间呢？直到后来我突然想起，这声音曾在我们之间起过媒介作用。此外，您对自己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这使我感到难以理解；而您怀着如此真诚的感情做了这件事，这又使我非常感动。您来回调整句子的顺序，您这真诚的感情显示出的可能性和美妙的、天然的合理性，使我在捷克语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德语和捷克语竟是如此相近吗？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几乎整句整行地给您指出来，只是如果这样做，那就太使我反感了，您喜欢这个故事，这自然赋予它以价值，但却使我眼前的世界稍稍黯淡了一些。不说这些了。《乡村医生》卡夫卡于191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乡村医生》等14篇短篇小说。将由沃尔夫系出版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商，全名为库尔特·沃尔夫。寄给您，我已写信跟他说了。捷克语我确实懂得。有好几次我曾想问您，您为何不试试用捷克语给我写封信来。我并不是说您的德语不熟练。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德语熟练得令人吃惊，偶尔发生错误的时候，德语会自觉地向您鞠躬赔礼，而后它就显得特别美；就是一个德国人也不敢奢望他的母语会给他这样的待遇，他们不敢无所顾忌地写自己的感受。我想读您用捷克语写的东西，是因为它是您的母语，在那里密伦娜才是完美无缺的（您的翻译已经证实了这点）；而在这里，即在您写的德语里，则只有来自维也纳、或者为维也纳准备的那一部分密伦娜。因此用捷克语写吧，我请求您。还有您信中得到的那些小品文，就算它们是些鄙陋的东西吧，您不也通读了这鄙陋的故事了吗？读到哪里为止？我不知道。也许我会这么做的；但如果我不能这么做，我就会抱住我那最好的成见不放。
您问我订婚的事。我曾两次（说具体点是三次，因为两次与同一姑娘卡夫卡曾先后于1914与1917年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1919年又与第二位姑娘尤利叶·沃津切克订婚，后因父亲反对而告吹。）订婚，三次解约时都离婚礼只有几天。第一门亲事已经完全过去（我听说她现在已结婚，并有个男孩），第二门婚事还存在着，但没有任何成婚的希望，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它独立存在着，但却要人来为它付出代价。总之，我从这里和别的地方都发现，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遭罪更多，或者说（如果要这么看的话）比女人更缺乏抗拒的能力；女人都总是无辜地受罪，诚然，不是说她们对此“无能为力”，而是说，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这显然最终仍要汇入到“无能为力”之中去的。再说，反复思索这些事是没用的。就好比您费尽力气要打烂地狱里的锅炉一样。首先，这是办不到的；其次，即使办到了，砸锅炉者虽然在飞流而出的热气体中焚为灰烬，地狱却仍丝毫不为所动，堂而皇之地照样存在。此事必须另寻途径。
不管怎么说，首先应该在一个花园里躺下，尽可能地享受这疾病（特别是假如这不是真病的话）的甜美。这里面有许多甜美的滋味呢。
您的弗兰茨·K.
与我的愿望相违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首先，我坦白地告诉您，免得您与我的愿望相违，直接从我的信中察觉出来：约两周来，我在日甚一日的失眠之中忍受着折磨。我并不把它看成是完完全全的坏事；这样的日子反反复复，还总有一些原因（可笑的是，照贝德克的说法，连美兰的空气都可能是起因）；即使有时那些起因几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总要叫人目瞪口呆，使你像林中兽一般烦燥不安。
有一点却是很大的安慰：您睡得很好，尽管是“奇怪地”，尽管昨天还有些“失常”，但毕竟是睡了好觉。当夜间睡意从我身边擦过时，我知道它此行何去，也给予默认。对此进行反抗是愚蠢的，睡眠是最无辜的事情，而失眠者则是罪孽深重的。
而您在上封信中恰恰对这么一个失眠者表示感谢。假如一个不知底细的陌生人读到这儿，他一定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像完成了一件移山填海的伟业似的。”其实他在这期间什么也没干，连手指头都没能动一动（握笔的指头除外），靠牛奶和好些吃的东西度日：眼前并不总是放着“茶和苹果”（尽管经常如此）！此外，一任事物自由发展，一任山和海躺在它们的老地方。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吗？这是个归纳了很多道理的故事，我在此引用，仅仅因为引用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能使人快乐，而一个发生在周围的，甚至更近处的故事往往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这故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更别提人物姓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时，同一个文人朋友格利戈罗维奇住在一起。这位朋友尽管数月之久一直看到桌上摊着写过的纸，却直到小说写完才得以一读。他读着小说，深深地被感动了，未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他就带着文稿去找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涅克拉索夫。夜间3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铃响了。那是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闯进房间，热烈地拥抱着、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认识他的涅克拉索夫称他为俄国的希望，他们谈论着，主要谈这部小说，谈了一两个小时，早晨他们才告辞。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后来总把这一夜称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靠在窗旁，看着他们的背影，抑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他的基本感觉（我已经想不起来他在什么作品中写到过）大体上是：“多好的人啊！他们是多么善良而高尚！而我是多么卑贼。假如他们能看透我的内心，他们会怎么想啊！假如我实话告诉他们，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我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至于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下决心向他们看齐，则是无须赘言的，这只是不可战胜的青年时代必不可少的结束语，而不属于我所想引用的故事。亲爱的密伦娜夫人，您觉察到了这个故事的匪夷所思的神秘之处吗？我想大概是：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肯定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尚，这是就总的方面而言。现在您不去看总的方面（陀氏在那个夜晚也并没有要求这一点，而且这在具体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用处），而只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话，您就会相信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确实了不起，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纯洁，卑贼得不得了，这当然使得他即使从远处看格利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也不可企及，永远谈不上报答他们那宏伟的、受之有愧的壮举。他只能从窗台上看着他们远去，以此喻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可惜这个故事的含义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伟大的名字抹去了。我的失眠将把我引向何处呢？肯定引向子虚乌有，假如这“子虚乌有”含意不怎么好的话。
您的弗兰茨·K.
亲爱的密伦娜夫人：
只写几句话。明天我一定再写信给您，今天仅仅是为我自己的缘故而写，仅仅为了我为自己所做的某件事情，仅仅是想将您的信造成的日夜压迫着我的印象稍稍减轻一些。您很特别，密伦娜夫人，您住在维也纳那边，要忍受种种痛苦，却有时间对别人（譬如我）这一夜比上一夜睡得差一点表示惊奇。我这儿三位女友（三位妹妹，最大的5岁）的看法比您理智，只要一有机会，不管我们是否在河边见面，他们就要把我扔到水里去，而这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坏事，根本不是。假如大人这么吓唬孩子，这当然是开玩笑和爱的表示，它意味着：现在让我们说说最最不可能的事情来开心一下吧。但孩子们是严肃的，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十次扔不动，他们也不会相信下一次还不会成功；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十次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假如用大人的知识来理解孩子的意图，孩子便让人感到无名的恐惧，这么一个4岁的小孩只能让人们去吻她、抱她，而她像个小熊一样强健，婴儿时期给她还留下个鼓鼓的肚子，假如她向您发起进攻，而两个姐妹一左一右地帮助她，而您身后已是栏杆，这时她那和善的父亲和温柔、美丽、胖胖的母亲（站在第四个孩子的摇篮边）在远处向您微笑，却不想插手助你一臂之力，这就差不多算完了，已经几乎不可能想象你会得救。明智的、或者说是感觉敏锐的孩子们要把我扔下去，没有任何原因，也许她们把我看成是多余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您的来信和我的回信的内容。
您不必为上封信中的“好意”害怕，这是一段对我来说并非少见的完全失眠的时间。我写下了这个经常与您不无关系的故事，但当我写完时，我左右太阳穴都已处于紧张状态，以致我已不能清楚地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个故事了。此外，当时我还有一大堆形象模糊的事要向您叙说，我在阳台的躺椅上曾想向您说这些，于是我只能把我的基本感觉写下来，就是现在我好像也只能这么做。
还有一封信在邮局
我早先出版的一切作品您都有。只有我最近出版的《乡村医生》一书您还未到手，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沃尔夫会寄给您的，至少我在一星期前就已为此事给沃尔夫写过一封信。现在没有什么正在付印的书了，我也不知道今后会出版些什么。您这这些书和翻译所作的一切都将是正确的，可惜我自己并不觉得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因此，将它们交给您就是真正表达了我对您的信任。能对《司炉》写几句您所希望的说明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真的可以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了。这将意味着预尝一下那种地狱刑罚的滋味，即：以睿智的目光重新审核一遍整个生活道路，从而看到，最坏的事情并不是识破那些显而易见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认为是善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写作总是好事。我的心情已经比两小时前拿着您的信躺在外面躺椅上的时候安宁些了。当时我卧在躺椅上，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有一只甲虫摔了个底朝天，绝望地挣扎着，翻不过身来。我很愿意帮它一把，帮它也很容易，只要跨出一步，用脚尖碰它一下就行了，但是您的信使我忘记了它，我也站不起来，直到一只壁虎出现才使我又注意到我身边的这个小生命。壁虎爬在路正通向甲虫那儿，甲虫则一动不动，我自己想道：这不是遭难，而是在同死亡作斗争，是天然的动物装死的罕见景象；当壁虎从它身上擦过去时，带着它翻了个身，它还是一动不动地趴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超乎自然地沿着墙爬了上去。不知怎么的，我好象从中又汲取到一点勇气，站了起来，喝了牛奶，便开始给您写信。
您的弗兰茨·K.
明天我要寄给您的说明，内容将是很少很少，几页篇幅，空空洞洞，译文指密伦娜用捷克语翻译的卡夫卡的德语作品。那不言而喻的真实性（假如将“不言而喻”从我身上抖落下来）不断使我惊讶，几乎没有误解之处，单是这样恐怕还算不了什么，更有那总是那么强劲而坚实的理解。我只是不清楚，是不是捷克语给了您忠实的翻译能力；对我来说，这是翻译的最理想的语言（不是因为故事本身的要求，而是因为我自己）；我的捷克语感（我也具有这么一种语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这是带有特别强烈的偏爱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人挑您的毛病，您可以将我的感激之情用来抵消您所受到的刺激。又及。
眼下我已经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密伦娜夫人，今天我也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才提笔的。我不想为我的不写信道歉，您也知道，我对信是多么痛恨。我一生的一切不幸（我在此并不想抱怨，只是想总结出一条普遍的教训来）都来自信件或者来自写信的可能性，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人几乎没有欺骗过我，但是信总是在欺骗，并且不是别人的，而正是我自己的信。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幸，对此我不想多说了，但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不幸。单单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身上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在信件的连续性中，即在一封信证实着另一封信，并可将另一封信作为自己这一封的见证的连续性中成长。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吮吸得一干二净。它们正是通过这种丰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也在与此斗争。为了尽可能把鬼性的东西与人隔绝，为了达到自然的交往，获得心灵的安宁，他们发明了铁路、汽车和飞机，但已经什么也起不了作用了，这显然是些在毁灭过程中产生的发明；其对立面则更平静，更强大了，它为邮政发明了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报话，幽灵们不会饿死，而我们将会灭亡。
我感到惊讶，怎么您还没有写到过这一点，并不是说，要通过公开见解来阻止或达到什么，这已经太晚了，但是至少要向“它们”显示，您是认出了它们的。
此外，从一些例外事情上可以认出“它们”来，有时他们让一封信不受阻碍地通过，这信会像一只友好的手那样到达目的地，轻柔而和善地握在自己手中。但是，这兴许也只是表面现象，这种情况也许是最危险的，对这种情况应比对其他情况更警惕；但如果这是一种错觉，那么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觉。
我今天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正是我想起来要给您写信的原因。我今天收到了一位您也认识的朋友的来信指密伦娜自己写的信。；我们已经很久不通信了，这本来是最明智的。同上面说的有关的一点是：信是了不起的驱眠药。它们是怎么到达的啊！心中枯竭、空虚、激动、片刻的快乐，跟着是长时间的痛苦。在忘我地读着它们时，本来已经来临的那一点点睡意从洞开着的窗口飞了出去，久久不再回来。所以我们互相才不写信。我经常想到它指信。，但这思想一闪即逝，我的整个思想都是一闪即逝的。但昨天晚上我久久地想着它，长达几个小时。夜晚躺在床上的那些时间（这段时间正是由于它的敌意对我来说才特别珍贵）我都用来考虑如何在一封打算要写给他的信里，不断用同样的句子来重复我当时觉得特别重要的、需要告知的事情。早晨果然来了一封他仍按前面提到的“朋友”（阳性），所以用“他”。的信，信中有一条说明，说这位朋友一个月来，或者说得准确些，一个月前，有一种感觉，觉得他应该到我这儿来。这条说明与我的遭遇竟如此奇特地巧合。这个关于信的故事给了我写一封信的机会，而既然我已经写了那一封，那么密伦娜夫人，我为什么不能给您，也许是我最愿意给的人，也写一封呢（只要还愿意写信，何乐而不为呢？这话当然只是说给那贪婪地包围着我的桌子的幽灵们听的）。这也许是暗示。还有一封信在邮局。
意大利的明信片
我天始阅读《多那狄》了，但只读了一点，我还没有被吸引住，读过的他指《多那狄》的作者查理路易斯·菲利浦。的少量作品也没有给我多少亲近之感。人们称赞他的简朴，可是简朴本来就是德国和俄国文学的特色。他，这个祖父，是可爱的，可是他却没有力量阻止人们在阅读他的时候草草掠过。到现在为止我所读到的里面最美的（我才读到里昂那里），我觉得具有法国的特色，而不是菲利浦的特色，是福楼拜的风格，譬如在一个街角突然产生的快乐（您也许还记得这一段吧？），译文像是由两个译者合作的，一会儿很精彩，一会儿糟得简直看不懂（一个新译本将由沃尔夫出版）。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乐意读它的，我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可是阅读速度非常慢的读者。读这本小说时阻碍着我的，是我在姑娘们面前会变得很困窘的弱点，这甚至使我不相信作者所描写的姑娘的真实性，因为我不相信他胆敢去接近她们。就好像作家做了一个洋娃娃，称它为多那狄，目的只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多那狄那里吸引过来，这真正的多那狄是完全不同的，身处的地方也完全不同。我的头脑中对这种小姑娘岁月（尽管非常可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从这个模看问题，就好像这里所叙述的一切并没有真正发生，而是以后的事情，而这一段只是按照音乐规则补充创作的前奏，并按照真实的乐章调定了调子。在有的书中这种感受会一直持续到结束。
《在山路上》原文是捷克语。我没有读过。契诃夫我却非常喜爱，有时爱得完全发狂。《离开磨坊》也不知道，史蒂文生根本没读过，只知道您喜欢。《弗朗齐》M.勃罗德的长篇小说。我会寄去的。可是除了个别地方，您一定不会喜欢它的。这可以用我的理论来解释：活着的作家同他们的书有一种活的关系。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捍卫它们，或者反对它们的斗争。一本书真正独立的生命要在作者死后才开始，因为这些血性的人在他们死后还会为他们的书斗争一番。然后书就慢慢地孤单下来，只能依赖自己的心脏搏动了。所以，譬如说麦耶贝尔就做得很理智，他为了支持这种心脏的搏动，把他所有的歌剧都留给了蕾加特，也许还根据他自己的信任给它们分了等级，对这种理论还可以加一些补充发挥，即使没有什么重要的可以补充了。用在《弗朗齐》这儿便意味着：这位活着的作家的这本书真的就是那套住房尽头的那间卧室，供他亲吻用，如果这房间是供亲吻用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怕了。假如我说我喜欢它，或者您说（也许您不会这么说）相反的话，那么这简直算不上是对这本书的评价。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相会后你突然地（但并不是出乎意料地）失踪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你的消息，恰恰是在我狼狈不堪的时候，在9月初。这期间，7月份我完成了一件有点伟大的事情（世界上有着多么伟大的事业啊！），我在大妹妹的帮助下到波罗的海边的缪利茨去了一趟，无论如何是离开布拉格，走出了这四壁紧锁的房间。刚开始我的情况很不好，后来在缪利茨才萌生了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这件事的想法呢，这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个幻想，就像一个明知自己永远下不了床的人所抱的幻想一样。既然我永远下不了床，我为什么不能至少到巴勒斯坦走一趟呢？可是在缪利茨我碰到了一个柏林犹太人大众疗养院的度假旅游团，多半是犹太人。这很吸引我，路就在我的前面。我开始考虑搬到柏林长住的希望。那时这个希望不比去巴勒斯坦那个希望大多少，后来却越来越大。无论从哪方面看，一个人住在柏林对我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仅在柏林，在其他地方一个人生活同样是不可能的。可我在缪利茨找到了一位有着难以想像的好心肠的助手卡夫卡这里说的是指他生前最后一位女友朵位·迪曼特。朵拉忠诚地爱着他，照拂他，直至他病逝。。然后我于8月中旬到布拉格去，接着还在谢雷申我的小妹妹那里度过了1个月。在那里我偶然听到烧毁那封信的事，我绝望了，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你，为了减轻我心灵的负担。可是我没有寄出，因为我对你一无所知，后来在去柏林前也把它烧掉了。你提到的另外三封信我至今一点不知道。我对给任何人带来的任何耻辱都感到绝望，我不清楚这三者中涉及到哪一个。可是我当然绝不会是因为绝望（即使它是以其他形式出现的）而迁来迁去，就算我在缪利茨及时地收到那三封信也不会这样。
接着9月底我来到了柏林，出发前不久收到你寄自意大利的明信片。说到出发，我是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进行的，或说得更正确些，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像被抬进坟墓那样。
现在我在这里了；在柏林，迄今为止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是乡下，在一个有花园的别墅里，我好像还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诚然，我也会很快地失去它的，对我来说它美丽过甚了，这已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处住宅。伙食至今与布拉格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只是我的伙食。健康状况同样如此。这便是一切。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已经说得太多了，空中的幽灵们贪婪地把它们吞进了那贪得无餍的咽喉。而你自己在信中说得更少。你的整个状况是好呢，还是勉强可以？我猜不出。当然，我对自己的情况也是猜不出的，没有别的，“恐惧”而已。
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密伦娜：这是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最后一封信。
给您写的一段信已经在这里放了很久了，可是却写不下去，因为过去的烦恼又在这里找到了我，袭击了我，几乎把我摔倒在地上，于是我举止艰难，每一步都很艰难，我写下的所有的话我都感到太伟大了，我与我的力量较量着。当我写下“衷心的问候”时，这问候还真有力量出现在那喧哗、混乱、充满城市灰暗色调的L.大街上，而我和我的一切却连气都喘不上来。所以我根本不写，等待着更好或者更糟的时辰的到来。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受到了人间最大限度的温柔与周到的照料。对于世界我只是通过涨价，而且是深受震动地通过涨价去了解的。布拉格的报纸我收不到，柏林的报纸对我而言太贵，您能偶尔给我寄些《民族报》剪报吗？用以往那种使我欣喜的方式。我使用下列地址已经好几周了：施台格利茨，格鲁瓦尔德街13号，赛福尔先生转。现在又该致“最好的问候”了，如果它们刚到花园门口就摔倒了怎么办呢，或许您的力量会更大一些。
你的K.
叶廷芳黎奇译
致马克斯·勃罗德M.勃罗德（1884-1968），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在大学年代与他相识，结为终身知交。1939以后他定居以色列。除了上面两位情人，卡夫卡致他的信是最多的。
亲爱的马克斯：
现在是午夜12点半，通常不是写信的时间，即使像今天这样炎热的夜晚也不例外。甚至连夜蛾都不飞到灯下来呢。
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幸福的8天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4天了，我是这样地孤单。任何人都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第一点的结果，只有你的书使我感到舒服，我现在终于正式地在读它了。我已很久不曾这样无法解释地深深陷在不快之中了。我读着这本书时，就紧紧抓住它不放，尽管它本身也根本没有帮助不幸者之意。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要去找一个只是友善地抚摸我的人，所以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她太老了，已经不会产生忧郁之情，她只是感到遗憾（虽然她并不为此惊讶），因为人们对妓女不像对一种情爱关系那样亲切。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
1908年9月于布拉格
论众诗人——与雅诺斯谈话录中有关诗的言论
卡夫卡
谈文学与诗人的不同
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谈表现派诗选《人类的曙光》
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黏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
谈贝歇尔的诗
我不懂这些诗。诗里充斥了喧闹，挤满了词句，使人无法摆脱自己。诗句没有成为桥梁，而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人们不断撞到形式上，根本无法突进内容。语句在这里并没有凝聚成语言。那是叫喊，如此而已。
谈波德莱尔
创作是疾病，但是退掉热度，人还不能康复。相反！烈火能净化灵魂，照亮道路。
谈特拉克尔
他的想象力太强了，因此他不能忍受主要由于极度缺少想象而产生的战争。
再谈《人类的曙光》
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的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谈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理想国之外
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现状。
谈阿波里奈尔及其长诗《区域》
……我反对任何一种熟巧。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个作家能超脱事物吗？不能！他被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世界紧紧抓住，就像上帝被他的造物紧紧抓住一样。为了摆脱它，他把它从身上分离出来。这不是熟巧行为。这是一次诞生，一次生命的繁殖，与其它任何一种诞生一样。你听说过，妇女是生孩子的能手吗？
（“诞生和熟巧两字合不到一起”雅诺斯说。）
当然合不到一起，没有熟练的分娩。只有困难的分娩或顺利的分娩，无论哪种情况，分娩都是痛苦的。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这一点你在阿波里奈尔的诗里也可看出来。他把他的种种空间经历凝聚成一个超人的时间幻觉。阿波里奈尔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部文字电影，它是使读者产生轻松愉快的图像的骗子。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耍花招的人，只有逗乐的人才这样做。作家总是力图把他的幻觉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为此，他采采用看似平淡、而读者非常熟悉的语言。
谈惠特曼
……惠特曼诗歌的形式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其实，惠特曼的意义在别的地方。他把对自然和与之明显对立的文明的观察融合成唯一的、令人陶醉的生活感受，因为他经常看到眼前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他说：“生活是死亡留下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因此他把他的整颗心献给每一片草叶。所以他很早就令我神往。我钦佩他在艺术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和谐一致。
……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的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地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
谈兰波
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每一个画家、作家、剧作家和诗人都必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其结果自然是现存各因素的不同混合。对于画家保尔.高更来说，现实只是运用形式与颜色创作独特艺术品的马戏团高架。而兰波则用语言做同样的事，而且超出了言词本身。他把元音变成颜色。通过这种声音与颜色的变换魔术，他接近了原始部族的神秘的宗教实践活动。他们怀着恐惧与不安，跪拜在各种各样木制或石制偶像前。然而由于进步，材料减价了。我们使自己成了偶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恐惧的阴影更强烈地钳制我们，折磨我们。
卡夫卡谈话录
谈话录
1920年卡夫卡结识了他的一个同事的儿子、17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后经M.勃罗德的鉴定，证实这些谈话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从而成为卡夫卡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研究者引用。这里摘采的约相当于这部《谈话录》四分之一篇幅。
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
1.“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2.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路德维希·温德尔（1889—1946），小说家、剧作家，1928年前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日报》当编辑。他的长篇小说《犹太管风琴》出版于1922年。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3.“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4.“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
我回了一句：“也许他只想拿它炫耀自己。”
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
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而您却压根儿不喜欢他。您只是想用赞扬掩盖您的反感罢了。”
听了我的话，卡夫卡的眼睛闪出光芒。他把下唇向里抿了抿，我补充我的说明：“他对您是完全不同的异类。您把他看作是笼子里的异类动物。”
这时，卡夫卡博士几乎是恼怒地直瞪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因克制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轻声说：“您错了。在笼子里的不是特雷默尔，而是我。”
“这说得通，这种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不仅仅在这里的办公室，而是到处都是笼子。”他把攥紧的右手放到胸口上：“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5.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写作方法时，他疲乏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6.卡夫卡博士皱了皱眉：“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验生活。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正好相反，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哲学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鹦鹉学舌者。”
他大笑起来，结果使他沉浊地大咳了一阵。咳嗽停息后，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是真话。您刚才听见了，也看到了。别人打两下喷嚏的事，我就得用我的肺来证实。”这话让我产生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我问他：“您是不是着凉了？您是不是发烧了？”
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微微一笑：“不……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冷而烧成灰烬。”
7.我到办公室看弗兰茨·卡夫卡时，他刚从邮局收到他的小说《在流刑营》的样书。
卡夫卡不知道邮包的内容，他打开灰色的邮包。当他看见黑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他的小说时，他显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关上，把书递给我：“您肯定想看看这本书。”
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我对他微微一笑，打开书，大略看了一下文字与纸张，就把书还给他，因为我感觉到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
“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那您为什么让人发表？”
“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哲学家和政论家韦尔奇（1884-1964），是布拉格《复国主义周报》“自卫”的主编。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
稍后，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8.“那两个乔装的警察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恶梦。”
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谈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而梦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它把人奉承得美不可言。”
9.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司炉》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密伦娜·耶森斯卡（1895-1944），是一个将卡夫卡小说译成捷克文的译者。关于她和卡夫卡的关系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密伦娜书信集》，福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52年。时，我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途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难道老年就有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吗？”
“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
“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
“《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司炉》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说是老人。”
10.讨论他的书总是非常简短。
“我读了《判决》。”
“您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您说得对。”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F.F.为菲莉斯·鲍威尔（1887-1960），弗兰茨·卡夫卡曾两次（1914和1917）与她订婚。题词背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书信及订婚期的其他书信》，法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67年。’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
卡夫卡窘迫地笑了笑。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晚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他又说了一遍，眼睛直视远方。
“可是您却写下来了。”
“我只是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了对幽灵的抵御。”
11.“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两个名字都是5个字母。萨姆沙中S的位置与卡夫卡中的K相同。字母A萨姆沙德文为Samsa，卡夫卡德文为Kafka。……”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
“这我不明白。”
“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这在体面人家当然不常见。”
“您看，我不体面到什么程度？”
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
“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他简短地向我告别。我把他赶走了？我感到惭愧。
12.一次，我给卡夫卡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
“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得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防御谁？”
“当然防御我自己。”
“可是墙是朝向外界的，”我说。
“它是朝外的抵御。”
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