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想获得成功吧，我想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挣一大笔钱。”
“为什么？”
“为什么？这还不明摆着？”
“不一定吧。”
“唔。不，我想你说得对，并不那样显而易见。”她停下来思考着。“我父母都是大学讲师，他们一直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哥哥是伦敦一家商业银行最年轻的经理，他获得过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所以我也必须拿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现在，我必须在伦敦城里好好干，真傻，是不是？”
我点点头，是很傻，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是许多人在银行和经纪公司里拼命工作的动力，她那坦率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喜欢自己的工作吗？”我问道，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加友好些。
“是的，在很多方面我都很喜欢，”她说。“我喜欢市场的那种刺激。我喜欢与人打交道，而且我认为自己相当精于此道。我不喜欢的是撒谎，装腔作势，政治，还有你必须跟别人争个高低。”
“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强人形象呢？”我问。
“不行，”她说。“要是那样，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会把我给活吞了，你只有忍着点。”说完，她笑了起来，一点儿也没有职业女强人的样子。
实际上，要不是她表面上那种冷静沉着的自信，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聪明伶俐的姑娘，长着一双美丽的眼睛，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好一阵子，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体验着对方作伴的滋味。
“跟我讲讲罗布的事，”我说。
她莞尔一笑。“还是你跟我讲讲，”她说。
“不，是我先问你的。”
“那好，”她说。“他这人挺不错的，挺讨喜的，我们一起出去过两三次，玩得很开心。然后，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非常严肃，真吓人，他想和我结婚，而我们甚至还不了解对方。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一定是我诱使他起了这个念头，而我自己根本就没意识到。不过，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这种表现。
“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回避他，我不希望他脑子里老是想着那个错误的念头，但是后来他假装成我的一个客户，把我骗到一家餐馆里，我感到自已被愚弄了，我怒不可遏，谢天谢地，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她停了一下。“他总是这样吗？”
“我恐怕得说那是家常便饭，”我说。“在和你的交往中，看来他很不走运，我想你没有听说他的近况吧。”
“噢，天哪，”她说。“如果你能劝他打消那个念头的话，请劝劝他吧，我能想到的办法都已试过了，他是个好人，但是要适可而止。”
我想起费利西蒂告诉我的罗布给戴比打电话的事，想起卡莱尔说的觉得罗布有点儿古怪的话，还想起那天晚上我在格洛赛斯特-阿姆斯小酒店亲眼所见的情况，“小心点，”我说。
凯茜听见这话，蛾眉一竖，露出惊讶的神色，但我不愿再多说什么，我们交谈了一个来小时，慢慢地又喝了一杯啤酒。凯茜怂恿我谈谈我的家庭，我一般是不愿意与陌生人谈论这些事的。我对她讲了我父亲的死，我母亲的病，以及我如何使我母亲盼望我当个农民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听了很同情，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并不觉得她的同情使我有任何窘迫之感，也不像有时人们表示假同情时那样使我难过，她的同情使我感到欣慰。
“汉密尔顿·麦肯齐真像他表面上那样冷若冰霜吗？”她问道，“为他工作一定很难吧。”
“他这人城府很深，很难猜得透，”我承认道。“他可能有点儿工头的味道，他难得表扬人。”
“但是你喜欢他？”
“我不能肯定这样说。但是，我的确钦佩他。他的工作干得漂亮极了，堪称证券市场的佼佼者之一。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老师，他就是这样使我为他玩命地工作，使我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话相告，我愿为他赴汤蹈火。”
“为那样的人工作一定很愉快。”
“对，是这样。”
“有点儿像找到了一位父亲？”
我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子。“我没有那样想过，不过，我想你说的有道理。”
凯茜的手伸过桌面，拍了拍我的手。“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说，”她说道。
“不，不，没关系。能这样与人谈谈话是一种宽慰，我是说与善解人意的人谈话。失去父亲或母亲后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笼罩于毛头的孤独感。这是你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但你却不能与任何人分担。”
凯茜微笑着，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她看了看手表。“都这时间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喝啤酒。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她起身欲离开。
我发现自己很不情愿让她离去。“我也一样，”我说。这样感觉好多了。
我们分了手，朝着各自的地铁车站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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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二天早上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当天的各种会晤，我推说临时出现了一些情况。其实，那一天我是想在纽约继续了解一些有关我前一天听到的事情。
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一，肖夫曼到底出了什么事；第二，有无可能了解更多有关韦杰尔撮合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的情况。
我首先着手处理第一个问题，我打电话到问讯台查到了离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最近的警察分局的电话号码，我猜想公司会把肖夫曼失踪的消息报告该警察分局，我是在旅馆房间里打的电话。
我的电话被转了好几次，最后接电话的是一个态度友好的女人，她说失踪事件是向该警察分局报告的，但是，调查工作是由另一个警察管辖区着手处理的，也就是肖夫曼住处附近的西区第110大街警察分局。我谢过她，离开旅馆，叫了一辆出租车，直驶上西区。
幸运的是，那天警察分局相当空闲。更为幸运的是，热情的当值警官是人数甚少的散布在美国各地的亲英派人士之一。
“嗨，你是英国人？”他回答我的时候问道。
“对，我是英国人，”我说。
“欢迎你来纽约，你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噢，我觉得这城市不错，我每次来这儿都很愉快。”
“这么说你从英格兰来，是吗？我母亲是英格兰人。她做了一个美国军人的新娘，你是英国什么地方人？”
“伦敦。”
“噢，是吗？我母亲也是伦敦人。也许你认识她们家什么人，姓罗宾逊。”
“恐怕伦敦有不少姓罗宾逊的，”我说。
“那是，肯定是的。几年前我去那儿看望过他们，我在那儿过得愉快极了，好了，不扯了。我能为你干点什么？”
站在他旁边的警官身材高大结实，他的姓名标牌上写着：“墨菲”二字。他听着我们的谈话，眉头越皱越紧。
“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些我的一位大学老朋友的事情，他叫格里格·肖夫曼，四个月前，他在你们警察分局被报失踪，我想了解一下他出了什么事。”
“当然可以，请等一下，我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档案。”
我等了大约5分钟，那个警察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很薄的卷宗。
“关于他我们的档案资料很少，他是4月20日被报失踪的。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没有尸体，没有空钱夹，没有驾驶执照。他的信用卡一直没有用过，调查已经结束。”
“但是，一个人失踪了，怎么可能一点痕迹也不留呢？”我问道。
“这是纽约，这儿每天发生6起谋杀案，当然，我们找到了大部分被害人的尸体，但不是全部。”
“最后看见他是在哪儿？”
警察查阅了一下卷宗。“据报最后看见他是在19日晚7点钟他离开办公室时，他的门房和他的邻居都说没有看见他回到公寓，他孤身独居，就我们所知，没有妻子，没有女朋友。”
“他的住址是什么？”
那警察瞥了我一眼，微微眯起眼睛。“我想你刚才说你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他说。
“是的，对不起。我把他的地址忘在英国了，我有他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所以我来到这儿后便往他工作单位打电话，约定时间吃顿饭。但是，他们告诉我他失踪了，真令人震惊。我非常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绷紧的脸松弛了下来，他给了我地址，那儿与警察分局仅隔两个街区。接着，他说：“我说，先生。无论你花多大力气，你了解不到什么情况的，过去，像这样的案子我见过十几桩，除非被害人的尸体或者物件被人发现并报告警察，否则，你永远也查不出名堂来。不错，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力，而且谋杀案少一些，我们也许会在这个案子上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即便是那样，是否能查出更多的情况，我也表示怀疑。”
我思考了一下，他钠话也许是对的。我叹了口气，对他不嫌麻烦帮助我表示感谢。
“不用谢，非常乐意帮你的忙。下次再来请我喝杯苦啤酒就行了。”
我向他保证我会的，便离开了，心想我真幸运，碰上了这样一位肯帮忙的纽约警察。他那位爱尔兰裔同事一直紧皱眉头，看着我走出警察局。
我走过两个街区到了肖夫曼的公寓楼，这是那些边远聚居区中的一幢公寓楼，不时地有一些更具冒险精神的雅皮士渗透进破败的哈莱姆街区。建造于19世纪末，翻修于20世纪末的一幢幢整洁光滑的褐砂石房屋与废弃的仓库和建筑材料商店为伍，混杂一处。街角处是一家朝鲜人开的水果蔬菜商店，店里极其整洁干净，随时准备把货品出售给下班归来的公司职员们，在上午的这个时间，街道上几乎空空荡荡。一个黑人老头沿着人行道曳步而行，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什么。
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要想完全弄明白这种聚居区里的活动情况是不可能的。像我这样看着电视上的警匪片和听着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长大的人，很容易把纽约看作白人专业人员和黑人下层社会之间的一个战场，肖夫曼就住在这个战场的中间。现实情况可能要比这表面现象复杂无数倍。但是，作为一个英国人，身穿西装走在臭名昭著的哈莱姆街区外围的街道上，我觉得肖夫曼完全有可能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受害者。
肖夫曼住的那幢公寓楼的前厅装饰考究，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门卫，监视着通往电梯的通道。我向他打听肖夫曼，又把我是他英国的一位老朋友的那番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他记得肖夫曼先生。不错，4月19号晚上是他值班。没有，他没看见肖夫曼先生回来，半夜换他班的那个门卫也没见他回来。对，肖夫曼要是回来过的话，他会记得的，因为他一直在注意着，要把一个包裹交给他。不，那包裹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某个读书俱乐部寄来的一些书。不行，他不能领我去看他的房间，因为里面又有人住了。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公寓，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旅馆。
一回到房间，我便嘭地一下子躺倒在床上，两眼凝视着天花板苦苦思索着。
看起来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的得分是一个大零蛋，我在纽约只剩下一天时间了，我相信警察的话是对的。要弄清楚肖夫曼究竟出了什么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仍然坚信，他打电话给本州银行之后这么快就失踪了绝非巧合。一定是有人察觉到他发现了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债券是个骗局，因此现在他已丧命。
这样，还有第二个问题，韦杰尔是如何撮合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那笔交易的？他与谁打的交道？用私人配售债券筹集的钱支付到哪儿去了？
应该会有一些与这笔交易有关的书面材料，汉密尔顿不久就会在库拉索寻找它的蛛丝马迹，但是，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也一定会有一些痕迹，伦敦的资料室管理员一口咬定在中央文档系统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档案，当然，也可能全都给扔了。但是，另一方面，空壳公司仍然存在，它仍在支付利息。对了，很有可能韦杰尔在他自己的私人档案中保存着一些有关这笔交易的记录材料，我怎样才能接触到他的文档系统呢？
于是，我打电话找劳埃德·哈宾。
“喂，我是保罗·默里。我特意打电话感谢你昨天领我参观。”我声音中尽量不流露出虚情假意的口气。
“噢，应该的，不足挂齿。”劳埃德不耐烦地说道，就好像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知道你是否能告诉我汤米·马斯特逊的住宅电话号码，”我问道。
“我恐怕得告诉你，汤米已被除名，他已不在这儿工作了。”
“不过，如果你能帮个忙的话，我将非常感激，你瞧，我把钢笔借给他了，但他没有来得及还给我。这支钢笔跟我好几年了，它对于我的意义非同寻常。”
“对不起，保罗，我不能透露我们前任雇员的情况。”
我早该想到用这种动之以情的方法对付劳埃德·哈宾是行不通的，我必须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劳埃德，你仔细听着。德琼股份有限公司很快将实施一项高风险债券购买计划，总额为2亿美元。（分明是一个谎言，但是谁会在乎呢？）听着，我们可以从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购买，也可以从哈里森兄弟公司购买，就看你的了。”
这一招真灵，“好，别挂，别鲁莽行事。我这就去给你找电话号码。”不列半分钟他就回来了，“342-6607。”
“谢谢，与你做生意将会很愉快。”我撒谎道，随即挂断了电话。
我打电话到汤米家，他正好在家。我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一起吃顿午饭，我们约好在他住的格林尼治村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阿尔弗雷多餐馆碰头。
汤米现在没了工作，但他和有工作时几乎一个样，仍然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和蔼亲切。
“昨天看见你被炒了鱿鱼，我很难过。”我说道，使用了“被解雇”的标准委婉语。
“谢谢你，”汤米说。“事情有点令人感到意外。”
“我对他们这种办事方式感到非常惊讶，平常也是这样吗？把人叫到某个办公室里，甚至连再回到交易台的机会都没有了。”
“就是那样干的，”汤米说。“不过，通常你对即将发生的事会事先得到一些警告。”
“他为什么那样做？”我问。
“他不喜欢我，”汤米说。“我的态度不符合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风气。还有，我在破坏他的威信，我认为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不大喜欢有独立思想的人。那些实话实说，不把欺诈说成。独特的投资机会，的人在他们面前不讨喜。不过，没有我他们卖出的债券将会减少，钱也会少赚很多，因此，这也算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吧。”
“你一定很气愤吧，”我说。
“噢，我没事。这也许是件好事哩。这事将迫使我去别处寻找更好的工作，到那些把人当人待的地方去工作。我甚至有可能回到加利福尼亚去，让他们去说我的坏话好了，反正没人听见。”
汤米虽然装出一脸勇敢无畏的样子，但仍难以掩饰声音中的苦涩，很好，我心里想道。
“我不知能否请你给我出出主意，”我说。
“当然可以。”
“敝公司就拥有你刚才说的那种‘独特的投资机会’，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事实上，这种机会那么独特，我敢肯定它是不合法的。但在获得确凿证据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是什么交易？”汤米问道。
“是18个月前做的一种私人配售债券，叫作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是迪克·韦杰尔组织的这笔交易。”
“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我恐怕出不了什么主意。”
“我不需要你为这笔交易本身出什么主意，”我说。“但是，我确实需要你帮我想个办法，如何能够弄到韦杰尔的档案材料。”
我紧紧盯着汤米，希望自己的要求不算太过分。
他也看着我。“这我不能干，”他说。“如果他们发现我帮助你怎么办？”
“他们又不能再解雇你，”我指出。
“那倒是，”汤米微笑着说。“但是，如果他们真要抓住我的话，他们的律师就会找到我头上来了。”
“对不起，汤米，”我说。“我无权要求你，忘了它吧，就算我们没有谈过这事。”
一阵沉默，然后，汤米又轻松自在起来，露出了微笑。“他妈的，我为什么不干？我又不欠他们什么么，听起来好像他们欠你许多。我帮你。”
“棒极了！”
“韦杰尔负责一个五六个人的部门。他们都在一间屋子里工作，但是，他在里面单独辟了一间办公室，占了一半地方，为了保守更多的隐私，还挂了帘幔。”
典型的韦杰尔，我想道。他一个人所占的空间与他手下6个人所占的空间一样大，这全是他的自我主义在作祟。
“我与韦杰尔的秘书琼很熟，她是个好女人，但她无法忍受他的无礼。她正打算辞职哩，我想她可能会帮助我们的，尤其是当她得知我的遭遇后，她可以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不在。然后，我们就到那儿去，她领我们进他的办公室里，就好像我们与他有约似的，就这么简单。”
“好，”我说。“但是，我们怎么进那幢大楼呢？他们没把你的出入证收走吗？”
“对，被他们收走了，但我肯定琼会有办法的。”
“你用不着去，”我说。“我自己去就行了。”
“噢，不，我得去。如果琼让你进韦杰尔的办公室，我也必须在那儿。”
“你和这位琼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微笑着问。
汤米笑了起来：“噢，不，没什么，我发誓。”
用完午餐，我付了帐，然后我们动身去汤米的公寓，从那儿给琼打电话，我必须在那天下午进入韦杰尔的办公室。
汤米的公寓位于巴罗大街上一幢褐砂石老屋的二楼。我们走上楼梯，汤米在摸钥匙时，犹豫了一下。“噢，我有个朋友和我住在一起，他叫加里，他晚上工作，所以他很可能会在家。”
他打开房门，我跟着他穿过一个小门厅，走进装饰雅致的客厅。地上铺着一块昂贵的东方地毯，还有一块挂在一面墙上。其他几面墙上装饰着几幅引人注目的抽象派油画。加里坐在一把舒适的皮扶手椅上，当我们进屋时，他大声说了声欢迎。
加里蓄着络腮胡子，剃着小平头，下身穿一条浅蓝色的包屁股牛仔裤，这是纽约男同性恋者的标志服装。怪不得我提到他和韦杰尔的秘书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时，他大笑起来。我又看了看汤米，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性倾向迹象。
汤米看见了我的神色。“对了，我是个同性恋者，让你吃惊了？”他说。
“我想，是有点儿，”我说。“不过，我会习惯的。”我不由自主地发出咯咯轻笑声。
“你笑什么？”汤米问道，疑惑地看着我。
“哦，我只是在想，如果劳埃德。哈宾发现了，他的脸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汤米笑了笑，“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告诉你，几个月以前在克里斯托弗大街的一个酒吧里，我看见他和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想来点咖啡吗？”
汤米泡了一些咖啡，然后便给韦杰尔的秘书打电话。他打电话的当儿，我呷着咖啡与加里闲聊。
过了三四分钟，汤米放下电话。“韦杰尔现在出去了，要过一小时才回来。如果我们动作快的话，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稍等片刻，我换换衣服就走。”
1分钟之后，汤米身穿一套西装从卧室里出来了。我放下咖啡杯，与加里告别，跟着汤米出了门。我们很快叫到了一辆出租车，直驶华尔街。
我们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那幢又高又黑，阴森森的大楼前停下车。我们乘电梯来到第46楼的接待处，融资部就设在这层楼上。
汤米走到接待员面前说道：“汤米·马斯特逊和詹姆斯·史密斯来见韦杰尔先生。”
那接待员看看汤米说：“马斯特逊先生，你不是在这儿工作吗？我想你是在交易场地工作的。”
汤米向她报以友好的微笑。“我过去是在这儿工作，最近离开了，”他说。
接待员看了看登记簿，“噢，要是你们约好了，我想那就没问题。”她在电话机上揿了几个键。“是琼吗？韦杰尔先生的客人们在接待处。”她放下电话。“请在这儿等候，先生们。”
琼旋即就出来了，她个子高挑，戴着一副列农牌圆眼镜，一头褐色的长发编成辫子拖在背后。她身穿一件宽松衬衫和长裙，她看上去很像个嬉皮士，但这在华尔街上是很少见的。她装出不认识汤米的样子，领着我们穿过几条走廊，走进一间开敞式平面布置办公室。小小的空间里挤挤挨挨地放着六张办公桌，五张办公桌前都有人在埋头工作。
一张办公桌守卫在房间一侧的一间围镶着玻璃墙的办公室外。这个办公室里面遮挂着帘幔，使人不可能看见里面。
“韦杰尔先生恐怕还要过半小时才会回来，”琼说。“我非常抱歉把约会时间搞混了，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你们是愿意在这儿等还是待会儿再来？”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愿意等一会儿，”汤米说。
“既然这样，你们何不到韦杰尔先生的办公室里坐着等他回来？”琼说。
她把我们领进韦杰尔的办公室时，汤米朝她使劲眨眨眼。她朝他笑笑，随手关上了门。
这间办公室很大，里面有一张大办公桌，两把扶手椅，一张沙发，还有一个咖啡茶几。房间里胡乱张贴着“发行新债券广告”，即镶在透明塑料板中的以前交易的广告宣传画，韦杰尔做过许多交易，他希望让别人都知道。墙上挂着两帧镶着镜框的照片，一帧是韦杰尔在与李·伊阿科卡握手，另一帧是他与埃德·考奇市长在一起。后一帧照片挂在纽约的任何一家中国餐馆里，都会使店主感到无尚荣耀的。
沿着一面墙立着一排木头文件柜，有两个装得满满的柜子上标着“已完成交易”。我拉了拉，但柜子锁上了。
汤米出去，借口要点咖啡，结果从琼手里把钥匙要了过来。他打开柜子。
柜子里面全是文件，按字母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我飞快地翻着，很快就翻到了字母T。没有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资料，他妈的，我开始往回翻阅其他的文件。我注意到许多文件上的名称显然是代码。
“现在怎么办？”汤米说。
“没有其他办法，只好逐个儿翻阅每个文件，”我说。
“但是，至少有一百份文件，要1个小时才能翻完！但我们只有20分钟。”
“我们别无选择，我从A开始，你从Z开始往回翻。”
“等等。让我看看能不能认出什么代码来，”汤米说。
我正在翻看着第二份卷宗，代码为“阿多尼斯”，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收购事宜，突然，汤米小声说：“在这儿，我找到了！”他举起一份代码为“音乐厅”的卷宗。
“你怎么会知道是这份的？”我问道。
“特里蒙特资金公司这个名称使我想起了布朗克斯区的特里蒙特大街，那儿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厅。”
“干得漂亮！”我说，一把抓过卷宗，我怎么没把“特里蒙特”这几个字与布朗克斯区联系起来，真有意思。
我把卷宗里的所有文件都摊在写字台上，仔细地查阅着，里面有汇票，有我在伦敦查阅过的招股章程的定稿，还有与海尔伦的范克里夫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讨论若干法律问题细节的信件，其中一封谈及如何为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持有者绝对保密的问题，不用说，文件里没有提到债券持有者的名字。
接着，我发现了一封带哈尔兹韦格银行抬头的信。这封信是汉斯·迪特韦勒写来的，信中确认了特里蒙特资金公司通过出售债券所筹集到的资金付款的帐号。
该死，如果德琼购买私人配售债券所支付的钱已经汇到瑞士的话，那就几乎不可能查出来了。
我继续翻阅着，结果，我找到了，那只是黄色的法律拍纸簿上撕下的一张碎纸片，顶端潦草地写着“结构”二字。下边是一串小方格，列出了这个骗局的完整结构。
我从韦杰尔的写字台上拿起一张纸，把图表抄下来。突然，我被一记敲门声打断了，是琼。“小伙子，你们最好快一点，现在迪克随时都可能回来。”
我匆匆抄完了图表，仔细把“音乐厅”卷宗重新装好，放回档案柜里，我和汤米检查了一下办公室，确保一切都保持着我们进来时的原样，我的目光突然落到韦杰尔的台历上，我迅速查阅了戴比遇害的那个星期，那几页上记满了约会，似乎都是在纽约，没有提到取消的会晤或飞往伦敦的航班。
“走吧，”汤米说，我跟着他出了门。汤米看起来面有愠色，他在琼的写字台前停下来说道：“告诉迪克我们等过他了，史密斯先生还有一个约会，我们已经晚了，请转告他给我打电话。”
“我想不出他会发生了什么事，”琼说。“非常抱歉，让你和史密斯先生等了这么长时间，我肯定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我们不能再等了。再见。”说罢，我和汤米大步走出韦杰尔的融资部，来到了走廊上。我们的行动引起了外间办公室里人们的注意，有一两个人投来厌烦的目光。
我们在等电梯，好像等了很久很久。最后，终于等到了一个，电梯里挤满了日本商人，他们是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客户。他们在里面让来让去以决定应该谁先出电梯，在他们身后，招呼他们出电梯的正是身材矮小的秃头迪克·韦杰尔。我在他看见我之前先看见了他。
“快，汤米。走太平梯！”我说。
汤米丝毫没有迟疑，一个箭步冲向楼梯。我没能跟上他，因为我被卷在那群涌出电梯的日本人中间，韦杰尔看见了我。
“保罗，哪阵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他问道，露出疑惑的眼神。
“噢，我在大楼里办事，我想我应该顺便来看看，再了解一些昨天午餐时你提出的建议的情况，”我说。“我发现这些建议非常有意思。”
“噢，很好，”韦杰尔说，一边心设提防地凝视着我，试图断定我是否在说实话。
那群日本人期待地看着韦杰尔，我神经紧张地咳嗽了一声，说道：“不过，现在这时间好像对你不合适，如果你要去菲尼克斯开会的话，也许那时我们可以再聊聊。”
我知道我的话没有说服力，韦杰尔恶狠狠地瞪着我。我也瞪着他，准是出事了，虽然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但这使他感到心神不安。他犹豫了一会儿，但他的客人们都在等着。“回见，”他咕哝着说道。
我进了电梯，当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我能听到血在脑子里奔流，我希望琼能够巧妙应付韦杰尔必定会问的一些难堪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搞到了图表。
我在门厅里见到了汤米，很显然，他觉得这个下午过得很愉快，“哇，好险啊！”他说道，眼睛闪闪发亮。“我刚好看见他的秃脑瓜一闪，所以拔腿就跑。你和他说话没有？他察觉我们了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浑身颤抖。“真是个卑鄙小人！”
汤米笑了起来。“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精英之一。”
“但愿琼平安无事，”我说。
“别担心。韦杰尔顶多把她解雇吧，她反正想辞职不干了，我们找到了什么？难道此行还不成功？”
“非常成功。”我说道，拍了拍衣袋。“我想这张图表能解释很多问题。”
“那好，我们拿出来看看。”
“噢，对不起。我想我不能把它给你看。”
“究竟为什么不能给我看？”汤米十分生气。“我冒着一星期内第二次被炒鱿鱼的危险帮你的忙，我有权知道，好了，咱们去喝杯咖啡，你把事情原原本本地都告诉我。”
“我愿意，但是……”
“怎么？”
“我知道这听起来也许有点过分，但是我不想把你也卷入危险之中。”
汤米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看着我的眼睛。“你说的对，这听起来确实过分了。听着，如果你真的有危险，也许我能帮你脱离险境。这没用，你已经把我牵连进去了，我不怕冒险，咱们去喝杯咖啡吧。”
“好吧，我让步。”
我们找到了一家希腊咖啡馆，要了两杯咖啡，我开始讲述。
“大约一年前，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卖给我们2千万美元私人配售债券，那债券是替内华达一家名叫特里蒙特的资金公司发行的。据说特里蒙特债券是由日本本州银行担保的，结果证明这种担保根本就不存在，本州银行和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对此均无任何记录，对于我们投资的唯一抵押品是一个海外空壳公司。”
“太可恶了，”汤米说。
“更可恶的是，发现此事的三个人，已经有两个死了。”
“哇！”汤米吹了声口哨。“其中一个是格里格·肖夫曼吗？”
“对，”我答道。“另一个是名叫戴比·蔡特的女人，她在伦敦为我们工作。”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汤米问道。
“不知道。戴比掉进了泰晤士河，我认为有人把她推下了河，是谁，我不得而知，但是我会弄清楚的。”
“那么，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的幕后策划者是谁？”汤米问。
“我能猜到，”我说。
“谁把这笔生意卖给你们的？”汤米问。
“卡什·卡拉汉。”
“是迪克·韦杰尔组织的？”
“完全正确，”我说。
“天哪！”汤米说着，向后仰靠在椅子上。“噢，韦杰尔那条毒蛇干出这种事来，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但是卡什？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卡什会不守规则，但是，想不到他会干出这种事来，狗屎不如！”
汤米大口喝起咖啡，想一下子全部喝光。“这么说肖夫曼和你们的戴比·蔡特死了？第三个人是谁？”汤米停下来，又吹了一声口哨。“就是你。老兄，你最好当心点。”
“我知道，”我说。“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你成为第四个人。”
汤米笑了起来。“这你用不着担心，他们不知道我知情，我不会有事的，那钱怎么样了？”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那就是我为什么要看韦杰尔卷宗的原因，咱们来看看这张图表。”
我从衣袋里掏出图表，铺开在咖啡馆的桌子上。
图表由一串小方格组成，从上到下一个接一个，各方格之间由箭头连接，所有箭头都朝下，示出交易中资金的流动方向。
第一个小方格标出“2个投资者”。那大概是指德琼股份有限公司和哈尔兹韦格银行。
一个旁边写着4千万美元的箭头向下指着标有“SPV”的小方格，那一定是“特殊用途工具”的缩写，即特里蒙特资金公司。这代表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发行私人配售债券筹集到的4千万美元。
下面一个方格标着“瑞士银行帐户”，那一定是迪特韦勒信中提到的帐户。
下面一个小方格更加令人费解——“山姆大叔的制钞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这下面是好几个标为“高收益率投资”的方格，箭头旁边写着“1.5亿至2亿”。由此可见“山姆大叔的制钞机”的威力。4千万美元进去，1.5亿至2亿美元出来，制钞机名不虚传。
图表下面是一些注释，对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解释。
“8至10年后出售投资，出售或销毁制钞机，以股息方式从特殊用途工具中提取利润，预计股息达5千万美元，如有可能，偿还债券。”
“看懂那是什么意思了吗？”汤米问道。
我思索了片刻。“嗯，我不知道‘山姆大叔的制钞机’是什么意思，但是，其他的我想大部分都能看懂。”
“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发行私人配售债券筹集到的4千万美元全都存在一家瑞士银行帐户上。从那个帐户上用这笔钱来购买，或者制造神秘的制钞机，钱在那儿不知怎么就变成了2亿美元，这笔钱被用于高收益率投资中。过了大约8年之后，把这些投资债券卖掉。那笔收益到时候可能就相当可观了，又流回到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再把那4千万美元付清，投资所获的利润，除了私人配售债券的利息成本之外，均由特里蒙特资金公司按股息支付。韦杰尔估计这笔钱可达5千万美元。因此，韦杰尔和他的同谋便拆借了4千万美元，用这笔钱为他们自己生出5千万美元利润，然后还清原来的4千万美元，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汤米问。“把4千万美元留下来不就得了吗？”
“那就是他们的精明之处。把钱还了，就谁也不会知道他们的罪恶勾当了。他们可以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也许会故伎重演，再搞4千万美元。如果他们贪得无厌，不偿还所借的4千万美元，那就会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可能会有被发现之虞。”
“他们从德琼公司筹集了2千万美元，另外2千万美元他们从哪儿搞到手的？”汤米问。
“从苏黎世的哈尔兹韦格银行，”我说。“我与那个银行的一位迪特韦勒先生通过电话，他佯称他们从来没有买过这笔债券。他肯定是参与此事拿到了回扣，那一定是他们为什么使用哈尔兹韦格银行帐户的原因，那样，迪特韦勒先生就可以留心关照那笔资金了。”
“我懂了。那么，他们怎么能够从拆借的4千万美元中生出这么多钱来呢？‘山姆大叔的制钞机’是指什么？”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看起来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也许是一个政府机构？”汤米猜测道。
“可能吧，”我说。“但是，我不明白把钱投到政府机构怎么可能富起来。”
“山姆大叔可能是指军队，”汤米说。“很多人通过这条路子赚钱，如国防武器承包商之类的人。”
“也许，”我说。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讨论了几分钟，但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那么——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汤米问道。
“你真想帮忙？”我说，“发生在戴比·蔡特和格里格·肖夫曼身上的事你是知道的。”
“嗨，我没有工作，我需要找点事情做做。这比销售债券有劲多了。我要把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水搅得越浑越好。”
“那么，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再了解到一些有关格里格·肖夫曼的情况，”我说。我把自己为了弄清他失踪的情况而作的努力告诉了他。“我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同样重要的是，我很想知道他死前发现了什么，他可能发现了一些不利于卡什和韦杰尔的有用证据。我很想亲自做这一切，但是我不能在纽约逗留很长时间，如果你发现了什么情况，打电话到菲尼克斯会议上找我。”
汤米说他会倾其全力去办，我们付了咖啡钱便离开了。
我喜欢汤米。突然，我心头掠过一阵忧虑，觉得没必要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他，把他也牵扯进危险之中，不，这念头真傻。我比汤米知道的更多，但我并没有遇到什么明显的危险嘛。
我回到旅馆房间，热得大汗淋漓，电话机上的红灯亮着。我置之不理，径直冲进淋浴里，让凉水降低我的血液温度。待我感觉舒服之后，我便走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留言台。第二天汉密尔顿要来纽约，他希望在上东区一家时髦人物光顾的意大利餐馆与我共进午餐面谈，能与他见面也许大有好处。我脑子里正乱成一锅粥哩，把我的想法与他谈谈，我想一切都会变得井井有条的。
第二天是我在纽约的最后一天，然后我将飞往菲尼克斯。上午我按预定计划去参观两三家投资银行，在其中一家投资银行里，一个名叫凯特林的十分固执的小个子男人硬要拽住我，给我灌输在南美洲举债的机会，尽管我对此毫无兴趣。他又是训斥又是辱骂，使我“大饱耳福”。他终于使我觉得自己真是愚不可及，竟然不认同他那关于南美大陆的金融奇迹的宏论，但同时我也感到万分的恼火。
那人一上午的强行推销把我弄得疲惫不堪，焦头烂额，于是，便决定从投资银行办公室安步当车走到饭店。我需要空气，尽管这仅仅是纽约城里那饱含灰尘，潮湿粘糊的热浪暑气。我对角斜插，漫步穿过小街走上大街，放慢脚步，浏览着街景。
我沿着一条几乎空荡无人的小街踽踽而行，街道两旁高楼耸立，怪异的音乐在大楼墙壁问轻声回响。一群身材矮小敦实，戴着看起来像是披巾和圆顶硬礼帽的男子围在一起，中间放着地毯、音响设备和一套非常简单的鼓。他们皮肤黝黑粗糙，颧骨又高又硬，这条街上只有我和他们，我驻足聆听。那音乐里蕴含着一种神奇之气，使人脑海里浮现出陡峭的山腰，俯冲扑食的飞禽，以及安第斯高原的百年孤独。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被那音乐深深地吸引住了。最后，他们停了一下，直到那时才意识到我的存在，羞怯地朝我笑笑，我买了一盒他们摆在人行道上出售的磁带，封面上是那一群人的照片，看起来非常严肃，标题是《印加人》。我继续前行，那音乐声仍然在我头脑里回旋激荡着。不一会儿，我又回到了第三大街那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
那家餐馆通风明亮，天窗和金属桌子使人联想到意大利的带花园的小吃店。但是，其他进餐者都身着笔挺的西装或漂亮的裙服，证实了它的真面目：纽约一家昂贵的餐馆，目前正生意兴隆。
我看见汉密尔顿正拿着一大叠报纸在埋头细读。这在其他桌上衣着入时的进餐者中间，显得相当不合时宜。我拉过一把椅子来，他看了看手表，眉头微微一皱。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已是12点33分，迟到了3分钟，除了汉密尔顿，谁会在乎呢？
他微笑着，示意我坐下。他一边把报纸塞进公文包，一边问道：“你觉得纽约怎么样？”
“噢，我喜欢纽约，”我说。“它是如此……”我停顿了一下，“令人意想不到。”我告诉了他我在来的路上碰到的秘鲁乐队。
汉密尔顿看看我，略感迷惑不解。“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了，”他说。然后，他带着尖刻的声调说：“你参观了一些投资银行，是吗？”
像往常和汉密尔顿在一起一样，我感到自己有点儿傻乎乎的。当然，汉密尔顿感兴趣的并不是我对纽约这个城市的看法，而是想知道华尔街的情况。
我把所听到的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细细询问了我与别人的一两次交谈，而我则认为这些交谈毫不重要。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想了解人们的买卖情况，我意识到我本应该间这些问题的，但却没有问。当我认识到按照汉密尔顿的标准，我的了解工作做得非常肤浅时，我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
在汉密尔顿不停地质问我的期间，侍者一直在旁边走来走去，不敢打断汉密尔顿。最后，他瞅准机会，强迫我们飞快瞥了一眼菜单，终于连哄带劝地要我们各自点好饭菜。汉密尔顿按老规矩要了一份恺撒什锦色拉，在我看来这似乎过于寒酸，尤其是旁边就放着一份颇具吸引力的充满异国风味的菜单。我不情愿地克制着没点酒水，飞快地扫了一眼之后，便要了一份看上去似乎很复杂的肉食，汉密尔顿要了一大瓶矿泉水。我羡慕地看了看邻桌，一对夫妇正在轻松自在的气氛中慢慢地享用着一顿美味佳肴，已经在喝第二瓶蒙特拉谢白葡萄酒了，急匆匆地吃一份色拉，喝上一两杯矿泉水，用得着上这样的饭店吗？噢，天知道。
“其他调查进行得怎么样？”汉密尔顿问道。
我把已经发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韦杰尔对自己卷入原始交易之事如何含糊其词，遮遮掩掩；肖夫曼以及他失踪的情况；还有我在韦杰尔办公室里找到的图表。
汉密尔顿一字不漏地仔细听着。我说完后，指望他有个反应。他一声不吭沉默了很长时间，轻轻捋着胡子。然后，他露出了微笑。“干得不错，保罗，非常有趣，的确非常有趣。”
由于开始谈话时，我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现在听到这话，我满心欢喜。“那么，你认为山姆大叔的制钞机可能是指什么？”我问道。
“你怎么想？”
这个问题我已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了24个小时，但是没能想出任何名堂来。“一个政府防御机构？某种计算机？某种政府债券舞弊行为？”我漫无边际地瞎猜测，期待着汉密尔顿作出反应，他似乎对这些看法都不太赞同。
我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
汉密尔顿踌躇着。“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暂时没有足够的证据继续下去，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开端，干得漂亮。”他斯斯文文地吃了一点色拉。“不过，我认为你说的对，弄清楚山姆大叔的制钞机是什么，是把我们的钱找回来的关键。”
“你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公司的事情办得怎么样？”我问。
“有点困难，因为我不想惊动海尔伦的范克里夫律师事务所，以免他们知道我们已经产生疑心，鲁迪·吉尔帮了大忙。我做的表面文章，是最近的税务改革促使我们考虑有无可能要求改变特里蒙特资金公司期票的交付地点，作为该程序的一部分，吉尔必须复核所有文件。”
“他发现了什么没有？”
“非常有意思，海尔伦的范克里夫律师事务所声称他们确实见过本州银行的担保书。当吉尔要求他们出示该担保书时，他们却说在档案中找不到，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律师事务所来说，要承认这一点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吉尔怀疑这事一定是真的。”
“那你认为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不知道，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那个担保是个骗局，不知怎么被人从海尔伦的范克里夫律师事务所的档案中抽走了，也许是被他们自己的某个受贿律师抽掉的。事情已经弄得很大，要想使我们不追究谁拥有特里蒙特资金公司是相当困难的。”
“非常有意思，”我说。“还有什么消息？”
“这个，看起来我们得用法院指令，迫使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审计师向我们出示他们帐簿的副本，希望那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钱的去向的线索，法院指令要到下星期初才会获准，然后，他们将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去执行指令，但在听到吉尔的回话，并且真正看到那些帐目之前，我恐怕做不了什么事。”
“那么，现在怎么办？”我问。“你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去报警了吗？”
汉密尔顿向前倾过身子，那双蓝眼睛直逼我的眼睛。“我们必须把那笔钱追回来，”他说。他声音镇定，语调平和，却斩钉截铁，“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我在东京牵的那个头吗？嗯，我认为我们真有可能弄到手，而且他们说要交给我们5亿美元，那有可能使德琼公司变个样。”他呷着矿泉水，两眼一直盯着我。“要是他们听说我们在一次骗局中损失了2千万美元，我们将会信誉扫地，谁也不会再把他们的钱交给我们经营，即使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我心中暗想，这是我们的过错，或者至少是汉密尔顿的过错，他在复核文件时粗心大意了，这种错误发生在他身上是十分罕见的，不过，我并无意逼他承认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诉诸官方当局，他们不会帮助我们找到那笔钱吗？”
汉密尔顿摇摇头。“警察的头等要务是缉拿罪犯，而不是寻找赃物。这就是纽约市的大部分诈骗案从来不报警或不公开的原因，如果你有本事自己把它弄出个头绪来，人财两不空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他唇边浮出一丝微笑，嘲弄着我的天真幼稚。
“好吧，”我说，实际上心中对此感到很不是滋味。“那么，我们下一步怎么干？”
“嗯，到目前为止，你干得很不错。继续干下去，要多提问题。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许多人都要到亚利桑那去参加会议，看看在那儿能否有所发现，尤其看看是否能发现有关这个‘制钞机’的任何线索。我在伦敦也将尽力而为，同时等待来自库拉索的消息。”
汉密尔顿看出了我脸上的愁色。“别发愁，我们会找到那笔钱的。”
汉密尔顿挥手婉拒了充满诱惑的甜点水果手推车，付了帐单。我们分道扬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哈里森兄弟公司。
那个下午真难熬，我疲惫之极，烦躁不安，发现自己难以集中精力，和汉密尔顿在一起我感到忐忑不安，我感到茫然。尽管我通常非常相信汉密尔顿的办事能力，但是，我烦恼不已地怀疑他也同样不知所措，一片茫然。
最后，终于捱到了5点钟，我可以体面地离开了，我约定晚上8点与哈里森兄弟公司的一个政府债券推销员见面，一起吃顿饭谈谈。还有3个小时哩，于是，我决定先回威斯特伯里饭店。我走到富尔顿地铁车站，登上北行的列克辛顿线快车，然后在大中央站换乘慢车。
此刻正是高峰时间，车厢里拥挤不堪。在纽约，9月初仍然非常潮湿炎热，这趟火车是地铁系统中没有空调设施的少数几辆列车之一。我感到身上汗水直往下淌，湿透了衬衫，甚至连裤子也汗透了，我的领带看上去仿佛会在热浪中卷曲起来。
火车停了很长时间，旅客们挤在一起，脾气变得暴躁起来，低声咕哝着，咒骂那该死的地铁系统。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仍遵循着纽约地铁的黄金规则——决不直视他人的眼睛。那人可能是一个可卡因瘾君子，一个强奸犯，一个系列杀人案凶手，一个那和华见证人。
我两眼凝视着广告，一张广告上是那个可怜的沃尔特·汉森——以做痔疮广告而闻名纽约城的建筑师。还有一张广告上是一些又丑又黑的大蟑螂，正在慢慢爬进一家蟑螂汽车旅馆，广告词是：叫蟑螂有去无回。
火车颠簸前行，我的目光在车厢里漫游，我一个震惊收住了目光。
在车厢的尽头，我看见了乔。
他正在毫无表情地凝视着我。虽然我直盯盯地看着他，他却丝毫没有露出认识我的迹象。我试图恢复镇静，但我肯定他一定觉察到了我看见他时流露出的惊讶神色。
我将眼光从他身上移开，看着别处。自从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餐厅看见乔以来，我们彼此间一直尽量互相回避，这使我大为宽心。但是，现在他就在眼前，和我在同一节地铁车厢里。这一定是巧合，不是吗？一定是的。
我想慢慢地移向车厢的另一头，我慌不择路，一脚踩到一个面容慈祥，身穿便装，正在阅读《华尔街日报》的人的大脚趾上，全身的重量都压了上去。
“你他妈的想干什么，你这个混帐东西，”他朝我破口大骂。“快把你他妈的臭脚拿开，老子的脚趾头疼死了，要不然我扇你个臭嘴。”
我扫了那个骂骂咧咧的汉子一眼，顾不得盯着他看个仔细。我推搡着越过他身边。
“神经病，”他对着我和站在我们周围的人低声咕哝道。
我很高兴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这样，在拥挤不堪的地铁火车上，乔不可能对我怎么样，而当我们到达第68大街时，那儿人一定很多。
我的判断正确，川流不息的办公室职员从地铁口蜂拥而出，往家赶路。我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年轻银行职员一起走，他们正朝着我居住的旅馆方向走去。我回头看看，只见乔隔着一条街区的距离跟在我后面。
我在花园大街离开那群银行职员，飞快地走过通往威斯特伯里饭店的街区。我在饭店前面的遮篷附近停住脚步，可以依稀辨认出乔的身影出现在仍然相隔一个街区之遥的街角上。
我告诉服务台的服务员，任何人来找我都不见。那服务员有点儿奇怪地看着我，但是说他保证会按照吩咐去做。我上楼走进房间，把门上的锁和门栓全都锁好后，猛地一下子倒在床上。
如果乔在跟踪的话，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想找我算帐，也许警察再一次找上他的门去了。也许是，尽管我小心谨慎，处处留心，但是我提出的有关格里格·肖夫曼和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问题还是惊动了某些人。但是，那关他什么事？也许他只是耿耿于怀我的小手指仍然完好无损。
我在狭小的卧室里踱来踱去，对乔的出现感到焦虑。约莫过了10分钟，我焦躁不安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乔与我同乘一辆地铁火车一定是巧合。他跟踪我可能只是出于好奇；也许他认为吓唬吓唬我会很有趣。好吧，他算是如愿以偿了。
我心中盘算着是否要取消晚餐，但我认为如果我去餐馆来回都乘出租车的话，应该是很安全的，就在饭店外面，在光天化日之下，量乔也不敢怎么样。于是，我冲了个澡，穿上一件新衬衫，于7点半下楼来到门厅里。
饭店大门口站了一群人在等出租车，门卫站在大街当中，哨子吹得震天价响。但是，不见一辆空出租车。虽然夕阳正闪着晕红低垂在中央公园之上，但天色依然大亮。我朝大街两头看看，没有乔的影子，他肯定也不在门厅里。
10分钟之后，门卫才拦到一辆出租车，而排在我前面的还有两个人，四处都不见乔的影子。于是，我决定步行到第5大街，到那儿试试运气，看能否拦一辆出租车。
我几乎快要到达第5大街时，突然听见身后响起轻轻的脚步声，我似乎透过衣服感到了一阵尖利的刺痛。我汗毛直竖，弓起背，慢慢扭过头去。
是乔，穿着一套黑色田径运动服，俨然一个竞走运动员的模样，他手中正在抚弄着他最喜爱的家伙——一把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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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咱们到公园里散散步吧，”乔说。
我四下里环顾着第5大街，三三两两有几个人沿着街道漫步闲逛，享受着黄昏的情调，但是，显然没有一个是愿意拔刀相助的，纽约人懂得规矩，要是你看见有人遇到了麻烦，只当没看见，不然你会惹祸上身的。再说，只需眨眼的工夫，乔就能把刀子捅进我的肋骨之间，他用起这玩意儿来十分老道。
因此，我只好乖乖地从命。我们穿过第5大街，走下摇桨荡舟的小湖的堤岸，岸边的青草被夏日炽热的阳光晒得无精打采。一个约莫10岁模样的小男孩正在导航着他的无线电操纵的快艇驶过水面。孩子的母亲为渐重的暮色所虑，催促他快一点，周围虽然还有不少人，但他们全部与我们背道而驰，朝公园外走去。
乔把刀子藏了起来，但是我知道它的存在，离我的后背只有几英寸远。
“我告诉过你，把警察叫走，”他压低声音说道。我的后颈能感觉到他的呼吸。
“我也没办法，”我答道，声音尽量保持镇定。
“哦，是吗，你究竟为什么要对他们说那么一大通有关我和萨莉的谎话？”他说着，用刀尖戳着我的背。“他们把萨莉从我身边带走了，还有吉丽，一个男人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很糟糕的事，你觉得自己对此有责任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很高兴萨莉已经逃脱了乔的毒打，同时，也很高兴这是我的功劳。但是，把这种感觉告诉乔似乎不是个妙主意。乔的声音平板单调，但是，我能想象得出这种事情一定使他相当烦恼。
现在我们已来到公园的深处，周围游人稀少。我们朝一尊雕塑走过去，那是一位波兰老国王，正在向棒球拦球网冲过去。雕像北面是一片开阔地，再过去是中央公园西部的高楼大厦。
我知道乔打算干什么，他要把我带到公园里最僻静，游人最难到达的地方，然后将我杀死。
我必须逃跑。
乔抓住我的胳膊，但抓得并不是很紧，但他持刀的那只手离我的肋骨只有几英寸远，我只好冒险一试了。
我挣脱胳膊，利索地跳离他身边，全速向开阔地跑去。当我意识到没有刀子戳着背时，我顿时感到一阵振奋，但是，乔很快便追了上来。我回头向后看去，见他离我只有3码远，而且越来越近。我两条腿更加用力地飞蹬，只要我能够在头一百来码不被他追上的话，我肯定能把他远远地甩在后面，我仍然跑得很快，但是乔也跑得非常快。我朝后瞥了一眼，见他又近了一码，我又一次咒骂自己缺乏冲刺能力。我试图强迫双腿跑得更有力，更快些，但毫无效果，几秒钟以后，乔一个猛冲，双手搭到我的肩膀上，把我拖倒在地上，我拼命挣扎着，但是，很快就被他摁住动弹不了。
当我们在搏斗时，空旷地上离我们50码处的一对情侣凝视着我们，乔也看见了他们，目击者。
“起来！”乔咬牙说道。他把我拽起来，推着我走进空旷地南面的小树林里，这回他把我抓得紧多了，我再次感觉到了刀子逼身。
我们走进小树林深处，天色已经很暗，中央公园是纽约的运动场，白天，公园里满是竞走者、骑自行车的人、打垒球的人、沐日光浴的人、溜旱冰者、老妇人、小孩子，还有许多狂热追求其他爱好的纽约人。黄昏时，他们全都回家了。夜晚，这公园便成了形形色色人们的一个游乐场。
树影婆娑，我们走过一群群年轻人身旁，有的在大声交谈，有的坐在长凳上，一声不响地抽烟，男人们拖着脚走过去，眼珠子转动着，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什么，他们要么神经错乱，要么吸毒成瘾，或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继续朝小树林深处走去，我们沿着窄窄的小路前行，那些小路蜿蜒在高达20英尺的黑乎乎的大岩石之间。晚风轻轻吹拂着树林和灌木丛，光线越来越暗，大树下的矮小林木变得越来越密，盘根错节地缠绕一堆。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不知东南西北，简直令人无法相信我们是身处纽约市中心。
我开始想到死亡，我想到了母亲，我想到自己的死将会使她的精神彻底崩溃，面对儿子和丈夫的死亡，她将无法面对现实。
我想到了凯茜，她会在乎我的死吗？令我惊讶的是，我极力想使自己相信她会的，我继而想到了戴比。
“你杀没杀戴比？”我问。
“没有，”乔说。“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杀你，我过去就是专门杀人的，这我很在行。”
我相信他。“那么到底是谁杀了她？”
“你永远没个完，是不是？”
我们继续往前走，跌跌绊绊地走下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小路夹在两块突兀的巨石之间，周围密密长满了树。
“别走了，”他说。
在暮色朦胧中，我透过树林依稀可辨空荡荡的湖面，除了晚风偶尔吹拂过头顶的树枝，发出一阵沙沙响声之外，周围万籁俱寂，一个僻静而孤独的死亡之地。
“往后站，”乔说。
我面对着他，身后是巨石，我照他的吩咐行事，脚踝掠绊过一些荆棘，直到后背靠到了被白昼的热浪烘暖的岩石。
乔朝前靠近几步，他那双了无生气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眼睛，眼白随着薄薄的柔黄光线闪亮，他的脸上浮出一丝微笑，他摆好架式，那把小刀轻轻握在胸前，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了。
突然，我听见乔身后的小路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他抓住我的胳膊，用刀尖狠狠地抵住我的背部。暮色中冒出五六个黑人少年。他们个头很高，体格健壮，脚蹬价格不菲的气垫篮球鞋，蹦蹦跳跳，走起路来脚步声很轻。
他们走到我们跟前，其中一人大笑起来。“唷，哥们，玩得开心哩？”
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上面仔细修剃出奇里古怪图案的高个子男孩走到我面前。“嗨，伙计，想抽吗？”
他看上去是个危险人物，但不如我身后的乔那么危险。我见这是一个脱身的好机会。“当然啰，”我说。“你有什么？”
我转脸看看乔，他仍然抓着我的胳膊，但把刀子藏起来了。我想他此时此地不会杀我的。那些孩子们看上去很危险，人们无从知晓曼哈顿的青少年晚上到中央公园里来会带些什么武器。
我走到那群孩子中间，想在我和乔之间拉开一码距离。
“我这儿有一些可卡因，只要十块钱。”高个子男孩说着，撇嘴一笑。他并不完全相信我们大老远地跑到这公园里来就是为了从他手中买点可卡因，但他愿意逗乐儿玩。
“十块钱？”
“对，十块钱，伙计，只要十块钱。”他拿出一个小包，我把手伸进口袋，装作掏钱的样子，乔在一旁观看，不知该怎么办。
突然间，我大喊一声，“快跑！”一把抢过孩子手里的小包，我从那群孩子中挤过去，将其中一人往边上一推，但是另外两个人抓住了我。
我听到了一声喊叫，“嗨，那大家伙手里有刀！”只听抓着我的一个孩子发出一声尖叫，松开了手。
当另外两个人手持小刀向乔扑过去时，只见刀光闪闪，又是一声尖叫，但瞬息即止。
其中一个孩子仍然死死抓着我不放，我紧握拳头，转过身来，照准他的太阳穴就是一拳，他跪倒在地，气喘吁吁。接着，我脑袋一侧也挨了一记，但看不清是从哪儿打来的。这一记打得很重，打得我耳朵嗡嗡直响，两眼发花。接着，肋骨上又挨了一脚，踢得我喘不过气来，踉踉跄跄倒了下去。
我滚了几滚，看见乔被3个孩子团团围住，孩子们手里都握着一把刀。另外两个孩子躺在地上，一个死狗样的一动不动，另一个抱住腿在呻吟着。
孩子们挥舞着小刀朝乔刺过去，但他动作非常敏捷，一个个地对付着他们。其中一个孩子胳膊抽回得稍微慢了点，结果被乔一刀划破了前臂，疼得发出一声嚎哭。
在另外两个孩子谨慎小心的逼攻下，乔朝我跟前退过来，不时地左一下右一下地虚晃着手中的小刀，我见机会来了。于是，伸腿一脚踢在乔的脚踝上，他顿时失去了平衡。他没有摔倒，但是给了其中一个孩子一次进攻机会。不过半秒钟的工夫，乔的肋间就挨了一刀。在他痛得弯下腰的当儿，另一个孩子又在他背上深深地戳了一刀。
乔一个转身，倒在了地上。他看着我，脸因疼痛而扭曲变形，但是他的眼睛却如往常一样冷酷无情。然后，他咳嗽起来，殷红的鲜血顺嘴角流出，那毫无表情的凝视永远消失了。
我一骨碌爬起身来，拔腿就跑，其中一个孩子想追上来，但是，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兴奋，我跑得飞快。
我一口气跑回威斯待伯里饭店，径直冲回房间，一头扑进浴室，呕吐起来。我打电话到预定与哈里森兄弟公司那个人见面的饭店，告诉他我不能前去赴约了。我从容房用餐服务部要了一瓶威士忌，直喝得有几分醉意，房间里的物件在眼前模糊起来，才上床睡觉。一夜时醒时睡，很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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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早晨醒来时，我感到一阵头痛，并涌起离开纽约的强烈愿望。在那些时睡时醒之间的迷迷糊糊时刻里，我眼前再次闪现出乔躺在公园巨石旁边时的情景，那双凝视的眼睛再也不动了。很幸运，我预订的是早班机票，因此，我赶紧沐浴更衣，直奔机场，直到我感觉到飞机离开了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并眼见曼哈顿岛在我下面和身后渐渐隐去时，我才终于开始浑身放松下来。
即使在上午9点钟，菲尼克斯也很炎热。从凉爽昏暗的航空港终点站走进炎热明亮的阳光反射中，浑身一时感到十分难受。身穿短袖衬衫，鼻梁上架着太阳镜，皮肤晒得黝黑的当地人轻松自如地走过。我提着旅行包朝写着“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高收益债券会议”的大牌子走去，不到一分钟我就开始淌汗了。
他们安排了白色加长轿车来接会议代表去旅馆，转眼工夫，我又回到了空调的清静环境之中。我克制住自己不喝车上微型酒吧里的苏格兰威士忌，仰靠在座椅上，注视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菲尼克斯城的木质和混凝土结构建筑物。我想，在华氏65度的高温下在菲尼克斯度过终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只有在从空调住宅冲进空调汽车，从空调汽车冲进空调办公室的间隔中才会遭受极短暂的酷热之苦。
车行半小时之后，我们抵达了旅馆。我把东西往房间里一放，便出去溜达起来。房间簇集在粉刷得雪白的红瓦小楼里，周围是一个个小庭院，到处都是开满紫红小花的叶子花植物，为白色的楼房和碧蓝的游泳池平添了斑驳杂陈的紫色和绿色，游泳池好像到处都是，大部分小庭院里都有一个，紧靠主楼旁边有一个大的主游泳池，洒水工们辛勤劳动，以确保那一块块整洁无瑕的绿地像阿斯特罗人造草皮一样清洁美丽。
我走进主楼，转眼间，室外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五颜六色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是幽暗柔和的奶油色和棕褐色。空调机在后面轰轰响着，尽管试图营造出永恒不变的墨西哥氛围，但仍然掩饰不住临时金融中心的印象，指示牌触目皆是，表明必须立即办理各种手续，一条大横幅高高悬挂在所有指示牌之上，条幅上写着：欢迎参加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第四次高收益债券大会。四处的桌子上都堆着会议文件和登记表格，我朝一个会议厅窥视了一眼，那犹如一个黑乎乎的大洞穴，里面摆满了许多电子装置。
有一些人在漫无目的地闲逛着，他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宽松裤子和短袖衬衫熨得平整挺刮。看得出来，他们是一天前才从纽约、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或哈特福德的投资银行办公室里来此参加会议的。他们都佩戴着印有姓名、职务、单位的徽牌。我没有徽牌感到汗颜，便开始寻找发放徽牌的登记台，办妥登记手续之后，我便回到房间，换上田径短裤，开始体育锻炼。
此时正值上午过半时分，气温在稳步升高，我舒展了一下四肢，然后朝着耸起两个圆丘的一个绵长而低缓的小山开始慢跑，后来我才知道那小山叫作“驼峰”，真是名副其实。
不一会儿，我便开始爬上一个岩石兀立的荒坡。坡上唯一的植被是多刺灌木和仙人掌。蜥蜴和昆虫从阳光下急急穿过跑到背阴处。我有条不紊地慢跑着，天气仍然很热，气温和坡度一起升高使我感到浑身乏力。装饰在全美国各建筑物中的一种数字温度计显示出当时的温度是华氏91度。不过，气候也非常干燥，在某种程度上，总比纽约夏季里的低温度高湿度要舒服些。
跑到小山半腰处，我停下来喘口气，在这大热天里对自己过分苛刻也未免太傻了，我转身眺望我脚下那布局杂乱无章的城市，欧洲式的城市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建立在自然环境中，有的掩映在山谷里，有的坐落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菲尼克斯看上去仿佛是一只巨手在荒芜的沙漠上画出了一个方格，然后把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楼房一幢一幢摆到上面。实际情况与这大体相符，这样一座城市能够在如此不适于居住的气候中存在，这是对美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和繁荣昌盛的礼赞。当然，有了空调设备，有了巨大的供水网络和众多的游泳池，这个不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也可以转变为实现现代美国梦的理想环境。这就是为什么菲尼克斯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我意识到在这个温度下跑步可不是个好主意，于是，便独自在山腰上的一块大石头上悠闲地躺了一个来小时，让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消除过去几天里的些许紧张情绪。
凡是意欲做高风险债券买卖的投资银行都会作东召开高收益债券大会，这种场合往往会令人精神错乱，会议组织者们学德莱谢尔·伯恩海姆·兰伯特的样——他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掠夺者舞会”口号——觉得有必要选择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营造出一种豪华气派的场面，供那些腰缠万贯且有权有势的银行家们进行交易，尽情享乐。每一个高收益债券推销员都带有一点节目主持人的味道，而这正好与会议的宗旨相吻合。
对于组织者们来说，不幸的是，大多数前来参加会议的都是热切认真的年轻男女，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像“赛福威的新存货管理系统真的能增加0.5％的息差吗？”这一类问题。这些人要求安排大会发言，往往从上午8点开始，直到晚上七点还结束不了，弄得人精疲力尽。我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期盼着亲耳聆听一些发行高收益债券公司代表的发言，同时，还想与其他投资者见见面，另外，可能的话，在游泳池里泡上一两个小时。这也许有助于我放松放松。
我冲了个澡，正好及时赶上吃午饭。我大口咀嚼着一份异国风味的墨西哥色拉，有意无意地听到一位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单调乏味地讲述什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审议中的最新的非农业工资数字的重要性。
午饭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比尔特-杜拉利克-雷诺兹公司的杜拉利克，他们是杠杆收购大王。他们公司刚刚买下了世界上最大的饼干生产厂，买价为27亿美元，高得令人咋舌。这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杜拉利克的发言令人信服，他认为这样就很容易省下成本，筹措资金偿还公司的大量债务。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是我想要看看该公司明年的经营情况才能最后下结论。这种做法对于初次涉足高风险债券投资的德琼公司来说似乎有点过于冒险。
接下来是著名的马歇尔·米尔斯的非同凡响的发言。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最大成就是娶了一个年龄只有他的三分之一的女演员。马歇尔·米尔斯60多岁，矮胖敦实，一说话就直喘粗气，一块手帕不停地擦拭着他那光秃秃的额头，但是他目光犀利，炯炯有神，圆圆的眼珠子滴溜溜地扫视着听众。当他开始讲话时，房间里顿时喧闹起来。认真的小伙子们擦擦眼镜，开始窃窃私语，满脸怨气，米尔斯的听众不喜欢他，但他不在乎。
他讲述了他走向成功的经历。30年前，他继承了他父亲设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的一家小型石油公司。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他使该公司从一些萎靡不振的小加油站发展壮大为美国最大的私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之一。他是通过革新融资技术取得了这一发展。“革新融资技术”这一词组反复不断地出现在米尔斯的讲话中，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就是说，找一个傻瓜，尽可能多地向他借钱，用他借给你的钱购买债券，然后指望着债券价格统统上涨。如果价格涨上去了，你便坐收几百万美元，倘若价格下跌，那么，赔本的是那个傻瓜。这是美国一些大企业家运用的一个策略，并屡试不爽。
1982年，在石油价格第二次抬高之后，米尔斯采取了最为大胆冒险的行动。他借了几亿美元开发在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发现的油田。米尔斯把这个事件描述为一个戏剧性的成功。我记得当时由于油价陡跌至15美元一桶，而不是原先预测的50美元一桶，因此，钻井工作便半途而废了。不知怎么弄的，米尔斯把最初的那些公司企业全都变卖掉，并拿到了现金，而且有非追索权的子公司却承担了所有的债务和落基山脉钻得半半拉拉的几口油井。
五年后，他又故伎重演，企图使用“革新融资技术”在美国西南部建立一个油田网络。米尔斯的那些运气不佳的债券持有人再一次含泪赔掉了所有本钱。不过，照米尔斯的口气来看，那些人都十分荣幸地成了伟大的美国创业者之一的见证人。
面对这自吹自擂的发言，听众们一个个烦躁不安。当他讲话结束，要大家提问题时，有十来个人立即站起身来。显然，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曾参加过这种“革新融资”活动。在听众提了第五个怀有恶意的问题后，米尔斯也渐渐不耐烦了。有一个人问道，他的炼油公司为什么在其资产负债表上有5千万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不支付利息。米尔斯打断那人的话，说道：“我说，你们这些人运气不错，你们买我的债券，你们有马歇尔·米尔斯为你们日夜操劳，乃至呕心沥血。有许多人愿意拿出血本让马歇尔·米尔斯为他们工作，现在，我有一些事要告诉你们，听了以后你们恐怕真要愁眉不展了。”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情况变得更糟糕了：“马歇尔·米尔斯为你们工作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了。”喘气声变得更响了。“我的医生们诊断说我得了心脏病。我也许还能活十来个月，也许十来年。但是，我认为对我来说，马上退休是明智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我心爱的妻子呆在一起。”
听众们听到这话都欢呼起来，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希望那个女演员不会像米尔斯那样，一提到还债就装蒜。有两三个人悄悄溜出了会议厅。后来，在去吃饭的路上，听说米尔斯各公司的大部分债券都上升了5个点，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我和其他两百名与会者一起来到了一个硕大的舞厅，里面摆放着餐桌，准备开宴，我朝我那一桌走过去。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卡什，还有凯茜和韦杰尔与我同桌。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客户。
“嗨，保罗，过得怎么样？”卡什隔着桌子大声说道。“很高兴你大老远赶来，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混合老兵人寿保险公司的玛德琳·杰森，这位是菲尼克斯荣昌储贷银行的杰克·索尔蒙。玛德琳，杰克，这位是保罗·默里，我在伦敦最好的客户。”
我们相互点头微笑致意，玛德琳·杰森长得小巧玲珑，看上去很文静。但是，当她微笑着打招呼问好时，她的眼睛流露出惊人的聪慧。杰克·索尔蒙又高又瘦，比我年纪大几岁。他稍微有点龅牙，当他用右手与我握手时，他的左手在紧张不安地摆弄着什么。我发现我的座次在他的旁边，另一侧是凯茜。
“我听说过许多有关你们公司的情况，”我对杰克说。
“噢，是吗？”他说，显然很高兴。“我不知道出了亚利桑那州还有人听说过我们呢，更不用说伦敦的人了。”
“啊，但是你们在欧洲债券市场上给人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不是吗？”我说道，有意识地想奉承他。
“事实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机构来说，我们在那些市场上做的交易比你们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杰克说。
“譬如最近为丹麦北面不远的某个国家做的一笔罪恶的交易？”我说道，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杰克也报以微笑。“这下你提起这事来了，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了解信息是我的工作，”我说。“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做了大笔那种交易。我想当初这种债券上市时，我们和你们大概是购买这笔债券的唯一投资者。那种发大财的机会并不是常有的。”
杰克大笑起来，“如卡什常说的那样，‘这是一笔有油水的交易！’我当然非常高兴做成那笔交易。”他喝了一大口酒。
激发这个人的自我表现欲看来并非难事。“真奇怪，一个距伦敦交易市场如此之远的人，竟然能够把买卖做得这么成功。你是怎么做的？”我继续问道。
“这个嘛，我们认为菲尼克斯荣昌储贷银行的眼界还是相当开阔的，比你们在美国的普通投资者更有眼光。我喜欢时刻追踪欧洲的消息和事件，我上大学期间，曾在那儿呆过三个月，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卡什·卡拉汉了。”
啊，原来如此，我暗忖。
“你们与卡什生意来往很多吗？”我问道。
“还可以，”杰克说。“他把握市场行情的能力很强，并且分析得头头是道，他似乎总是与我的想法一致。”
我敢断定他是这样，我暗自想道。菲尼克斯荣昌储贷银行对于卡什来说是个理想的帐户，我能想象得出他整天价怂恿着杰克·索尔蒙买进卖出各种各样的债券，而他则从容不迫地一个劲儿拿销售佣金。“是的，我们也发现他很能干，”我说。
“你们涉足高风险债券市场很久了吗？”杰克问道。
“没有，我们刚刚开始。你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