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苟且偷生 引子
　　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
　　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
　　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
　　“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
　　“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
　　“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
　　“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
　　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上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
　　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
　　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
　　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
　　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
　　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
　　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
　　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六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
　　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
　　第一部苟且偷生 错误的开始（1）
　　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
　　“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
　　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七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
　　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
　　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
　　“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
　　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
　　“过去三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
　　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
　　“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再次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