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遗失了时间》
作者：[美]理查德·贝尔
翻译：栖子
第一部苟且偷生 引子
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
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
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
“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
“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
“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
“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
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上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
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
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
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
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
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
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
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六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
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
第一部苟且偷生 错误的开始（1）
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
“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
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七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
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
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
“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
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
“过去三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
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
“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再次摇头。
“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
“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一百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
“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
第一部苟且偷生 错误的开始（2）
“你亏欠他们？”
“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
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
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
※※※※
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
“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
“好吧，”她轻声回答。
“这几天觉得怎么样？”
“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
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
※※※※
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
“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
“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
“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
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
※※※※
四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
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十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
第一部苟且偷生 错误的开始（3）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
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
※※※※
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三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
又过了三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
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
※※※※
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脚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
“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
“嗯哼，”我等着。
“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
“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
“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
※※※※
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
亲爱的贝尔医生：
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
你的病人
卡伦·奥弗希尔
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
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
“卡伦？”
“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
“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
“哦。”
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
“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
“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
第一部苟且偷生 云霄飞车（1）
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
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
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十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三到五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
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
我可以信任他吗？
我该告诉他什么？
他会放弃我吗？
他会背叛我吗？
我有可能好起来吗？
痛苦真的会消失吗？
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
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
我怕贝尔医生。
※※※※
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七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二十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
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
第一部苟且偷生 云霄飞车（2）
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
※※※※
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
“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
“嗯哼。”我等她说下去。
“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
“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
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三次。”
※※※※
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
“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说给我听。”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
“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
“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
“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
“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
“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
“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
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
“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
第一部苟且偷生 云霄飞车（3）
“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
“你保证？”我刺激她。
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
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
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
※※※※
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
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
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
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
※※※※
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
“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
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
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
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
“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
亲爱的贝尔医生：
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
第一部苟且偷生 遗失时间
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
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
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
“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
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
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
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
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四到五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
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
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
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
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
第一部苟且偷生 选择死亡（1）
1990年12月29日
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
1991年1月4日
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991年1月10日
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
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
“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
“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
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
“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
“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
“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
“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
卡伦望着我，没答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
“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
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
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
第一部苟且偷生 选择死亡（2）
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
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
“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
“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
“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
“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
“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
“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
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
我没答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
“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
“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
“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
“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
“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
第一部苟且偷生 选择死亡（3）
“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
“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
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粘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
“为什么是现在？”我问。
“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
“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
“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
“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
“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
“好，”她说。
“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
“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
※※※※
昨天，卡伦的姑姑打电话给她。祖父生病了，人在医院，她要卡伦去探病，但卡伦害怕看见他。这次通话勾起了卡伦对她###岁时全家去海边玩的一段回忆。
卡伦坐在祖父的别克汽车后座，夹在两个弟弟之间。男孩们越过卡伦，彼此打闹。他们一个6岁，一个8岁，卡伦9岁。男孩越玩越疯，开始推挤卡伦。
“不要推我！”她抱怨。
“卡伦！坐好！”母亲转过头来呵叱。她左边是正在开车的祖父，右边是父亲。“如果你们再给我惹麻烦，就通通待在车里不准下来。”祖父把车停在北街海滩，后座三个小孩安安静静的。
卡伦跟着母亲下车，来到沙滩上。日正当中，天气酷热难耐，沙滩上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母亲摊开席子，祖父摆上躺椅，打开啤酒。她父亲跟着两个弟弟去玩水；小男生跑在前头，父亲则流连于一个个正在晒日光浴的胴体之间，紧盯着一群年轻女人。卡伦慢慢晃进水里，海水逐渐漫上膝盖；水很冷，她掉头折返。途中，她一时兴起，扑通坐在沙滩上开始盖城堡。为了让沙粒保持湿润，黏得更紧，她以手掬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
第一部苟且偷生 选择死亡（4）
差不多该回家了。祖父走过来，伸手抓住卡伦。她哀伤地离开自己一手建造的小城市，跟着祖父回去找母亲。来到车上，卡伦爬进后座，两个弟弟也争先恐后挤上来。到了家门口，卡伦滑下后座，但她的两条腿和泳衣上全是沙子。祖父看见卡伦身上和后座的沙，脸倏地变红。
“卡伦！你在搞什么！车里全是沙子！”卡伦一愣。她看看母亲，后者转过身、带着弟弟们进屋去。卡伦举步跟着弟弟走。“站住！”祖父吼道，“不要把沙子带进屋子里！”他抓住她的手，拖向后院。半拖半走之间，卡伦试着站稳脚步；但他频频诅咒，用力扯她手臂，带她穿过后院，来到车库。他们管这儿叫“啤酒窖”。他拉开门，将卡伦推进黑暗中。
“待在这儿。”她站在车库里，困惑地望着门外。祖父走向后廊，拾起水管，打开水龙头，踱步走向卡伦，嘴里吐出一连串不雅词句。他把水管递给卡伦，向后退一步。
“拿去，把自己冲干净！”卡伦颤抖地握住水管，迅速淋向双腿和脚踝。“不是这样！”他抢过水管，大拇指按在出水口，水柱变得强劲四射。“转过去！”他冲她的背和腿，看着她因冷水而僵硬发抖。“躺下来，我要把全部的沙子都冲干净。”
卡伦躺在车库灰色的水泥地上，吓得发抖；祖父握着水管一来一回，频频往她身上浇水。他拿水冲她大腿，肚子也溅到了。水冷得令她尖叫，但祖父瞪她的眼神足以令她呆住，立刻安静下来。他将水管放在地上，双手分开她的腿。他把水管头放在她胯间，正准水柱。
“不要动，”祖父咆哮。他用手指拉开她的泳衣。“我要把沙子全部冲干净，”他又说了一遍。卡伦紧紧闭上眼睛。他把水管头对准了她的下身，卡伦感觉到痛，体内有一股冷热交错的压力。她想尖叫，但她叫不出声。祖父移开水管头，将泳衣移回原处，然后站起身。“好了，”他说，“都清干净了。咱们去吃点冰淇淋吧。”
卡伦摇摇晃晃爬起来，走向汽车。祖父抓住她的手，走在她旁边。他们去了第51街和戴蒙街交叉处的“冰口味”冰淇淋店。回家路上，她坐在前座，一小口一小口舔着她的香草甜筒。
等红灯时，祖父低头看着她。“不准滴下来。”他边说边戳她肋骨。卡伦紧紧抓着甜筒，但祖父又戳她，这次左右开弓。“不准滴下来。”卡伦扭个不停，七手八脚护着她的甜筒，但冰淇淋整个掉在她的大腿上。
“看你干的好事！”卡伦感觉冷冷的冰淇淋逐渐在她腿上融化。她看着他，等他打她。他用右手将冰淇淋抹在卡伦腿上、肚子上、大腿之间。卡伦松了口气又觉得恶心。回到家，祖父牵起她的手，领她往后院走去。
“咱们又得再清一次了。”他捡起水管说。
故事结束，卡伦垂下头哭了起来。我等待她平复情绪。
“怎么啦？”我问。
“你一定觉得我很恶心，”她说。
“为何这么说？”
“我觉得好脏，”她说。
“我能了解这件事给你的感觉，”我说。卡伦仍在哭。但我并非真的了解，我怎么可能了解？通常，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的响应是尽可能体会、理解当事者的心情。
“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次就从今天结束的地方开始吧。”
※※※※
卡伦湿淋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把皮包夹在腋下，像名美式足球中卫。时间是1991年6月底，从面向公园的窗户望出去，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她朝我迅速点点头，快步移向座位。
“过去两个礼拜，我随身携带那些子弹，”她边说边抓起腿上的皮包。“我每次都想把子弹交给你，却没有一次做到。我不确定我今天会不会这样做。”
“在我听来，好像部分的你是真的想把子弹给我，否则你不会把它们带来，还特地告诉我，”我说。我得很小心地问，不能太直接，我必须让她觉得，把子弹给我完全是她的主意。
卡伦的态度犹豫不决，眼神不时向两旁游移，而我只能等待。最后她垂下视线，手伸进皮包摸出一只塑料盒，里头大约有200枚0.22口径手枪的子弹。她看着弹盒好一阵子，然后把它交给我。我接过弹盒，放在旁边的桌上。
“你还有别的东西要给我吗？”我问。她猛然抬头，两眼大睁，接着又低头沉思好一会儿。她再度将手伸进皮包，迟疑了几秒，然后掏出一把有刮胡刀片的折叠小刀。她把刀握在手里，仿佛在回忆什么；几分钟后，她伸出手，将小刀递给我，仿佛她刚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手中。
“还有吗？”我问。她没抬头看我，迅速摇了两次头。“我必须确定你手上没有能伤害你的东西，这很重要，”我说。
“可是，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回答。
“你的意思是？”现在大吃一惊的换成我了。
“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又说了一遍，好像我第一次没听清楚似的。
“我不明白，”我说——她心里显然有事。卡伦低下头，轻声说道，“我父亲曾用各种东西伤害我，”她说。“他喜欢拿东西塞进我身体里，什么都有。”
“我懂了。”卡伦没再多说，我也不想逼她说出更多细节。她才刚开始告诉我她曾经历过的恐怖事情，所以我必须做她的最佳听众，不打断她说话，让她畅所欲言。我必须让她感觉到我对她的接纳，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会破坏我们的关系。
第一部苟且偷生 父亲被捕（1）
卡伦自觉跟我越来越亲近，但她也因此吓坏了。她越是信任我，长久以来深锁内心的秘密就泄露得越多，有时速度快得超出我们俩的控制。从她在每次就诊之间写给我的字条看来，这些被唤醒的记忆似乎越来越令她困扰。
1991年7月24日
我很伤心。我想起我的朋友珍妮，还有新朋友塔米。我很嫉妒她们。原因并非她们与医生的关系良好，而是她们的医生会拥抱她们。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件事生气，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被别人碰了。我经常幻想你会拥抱我。
1991年8月1日
昨晚，我梦见我在游泳池里溺水了。一只男人的手从水面下托住我的头。他用左手，手指戴着金戒指。这个梦我已做过好多次，但我头一次记得自己看见戒指。
1991年8月3日
昨天晚上，我不断想起一些童年的生活片段。我想起祖父侵犯我之后，我把染血的内裤藏在某个地方，结果被祖母发现了。那时我大概8岁。我把内裤藏在碎布盒里，祖母问我为何把裤子放进去。她以为我对自己初经来潮感到难为情。只不过事发三年后，我才真的初经来潮。祖母把内裤扔了，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8月5日，卡伦到诊所来，我们讨论她从7月24日到8月3日间写的短信。她在信里描述太多往事，千头万绪，害我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说回来，既然卡伦的治疗计划是靠我俩的互信关系建立起来的，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吧。
“我没拥抱你……会让你觉得我不关心你吗？”她点头。她确实如此认为。我说我能理解她何以如此感受，还说，若处于她的状况，多数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这么说或许稍有降贵纡尊之嫌，但借由这番说词，我试图让她了解：虽然我已察觉她以为我不愿意拥抱她，但事实也许是我想拥抱她，但基于某些原因，目前我还没办法做到。我找不到合理解释“不拥抱不代表关系不好”，“拥抱不具治疗意义”，“拥抱可能破坏别人和我之间的界限”的方法，我怕她会以为我只是找借口不拥抱她。
有时我问我自己，卡伦遭遇如此严重的人伦悲剧，给她一个拥抱，一点点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又何妨？但不幸的是，尽管卡伦表明她渴望得到孩童式的拥抱，我却无法确定我的认知是否与她的感受相符？某部分的她很可能将其判定为恶意接触，所以我决定不冒这个险。
“我很好奇你祖母发现内裤上有血的反应，”我继续逼她，“我很惊讶你祖母竟然没继续追问下去。这部分她也有错，而且是很明显、很离谱的错误。”我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我想让她分辨我和那些共同掩盖她受虐事实的人并不一样。
我们也谈到男人从水面下托住她的梦。尽管我怀疑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是我的，但我仍很好奇她怎么看这则梦。
“你觉得，水里那只托住你头的手是谁的？”我问。她看看我的左手，身子不自在地扭动。
“我不知道，”她说，扭过头去。
“在水里是什么感觉？”
“窒息。绝望。”
※※※※
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需要具备受虐狂和自大狂这两种性情。他们一方面必须被动承受，持续保持无私、充满同情心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得引导病人进入治疗程序，坚持成为病人的情绪中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能将受虐狂扮演得有声有色，却羞于充当自大狂。我可以陪病人坐上一整天，天天如此，设法理解并掌握他们最细微的情绪波动。好啦，也许没这么了不起，但我确实相当着迷于去了解人类心理层次是如何运作的，也很努力钻研。
第一部苟且偷生 父亲被捕（2）
时间是1991年，我执业将近十年了。我发现我的专业能力越来越退步，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就诊。尽管每个病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故事发生的过程几乎全部一模一样，并非每个人都像卡伦这般特别。正如那天我望着川流不息的第95街时的感触：我害怕被困在办公椅上、无止境地聆听病人陈述，直到自己虚弱得再也无法站起来。
※※※※
1991年11月4日，卡伦告诉我她祖父过世了。她去守灵，却什么也不记得；她大约遗失了6个小时的时间。她说她对祖父的感觉很混乱，因为他偶尔也对她很好。守灵后，她自残的念头增强了，她用某种恐怖的方式伤害自己，极度自我厌恶。
听完她自残的具体说明后，我问她，“你认为这些都是祖父过世带来的感觉吗？”
“我不确定，”她说，“说不定是这样。”卡伦意兴阑珊，对我的意见似乎没什么反应。
“你能想到其他可能原因吗？”卡伦望向窗外，我不确定她是否听见我的问题。
“贝尔医生，对于我曾要求你拥抱我那件事……我想向你道歉。”她并未看着我，反倒像在自言自语。“我无权要求你这么做。我觉得我需要被拥抱，但我也想过你为什么不愿意拥抱我。好像我心里只在意这件事。渴望碰触令我感觉自己有问题，但我觉得我像孩子一样需要拥抱——安慰而非伤害的接触，只是无关性别的抚慰性的碰触。你是唯一让我有安全感的人。这是我此生头一次打从心底想与人碰触，却没有可能会受伤的念头。也许，我只是需要确认你会一直在这里。”
※※※※
1992年1月底，某个接近傍晚的午后，大雪覆盖整座公园，街灯照得积雪闪闪发亮。我在等卡伦。这几个礼拜我出门度假，好一阵子没见到她。我有些担心，不晓得她今天会给我带来什么难题。
“我弟妹向警方报案，指控我父亲猥亵我的侄女妮娜，还有我女儿莎拉。”卡伦匆匆进门，连外套都扬了起来。她看起来颇为焦虑，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因为我也许会很高兴：她父亲终于必须为自己的兽行受到惩罚了。
“你在担心什么？”我问。
“他很快就要出庭受审，然后我妈一直打电话来。她一直问我，我爸以前有没有猥亵我。”卡伦似乎非常害怕。“万一我把真相说出来，我觉得有人一定会割断我的喉咙。”
“割断你的喉咙？”
“我爸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就要割断我的喉咙。他会拿刀贴在我的脖子上，表示他会这样对付我。”她瞪大双眼。
“你认为他真的会这么做？”
“那当然。”
※※※※
2月底，卡伦表示警方预定在隔天逮捕她父亲。
“我丈夫说，万一莎拉真的出了事，全部都是我的错，”卡伦说，“我从来不让她跟我父亲单独相处，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会干出什么勾当。”卡伦痛苦又绝望。“可是，可能有一两次吧，我把莎拉交给我爸妈照顾。说不定是那时候发生的。”卡伦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
我静静坐着，等她继续说下去。多年来我常纳闷，她为何不逃离她的父母，躲得越远越好？她不曾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耸耸肩。卡伦的情绪开始崩溃，眼角泛起泪光。
“我丈夫是对的，”她哭着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她留在那里的，我怎么可以！”卡伦深陷绝望深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抓住她，把她拉出来。
第一部苟且偷生 父亲被捕（3）
“但你确实注意到不能让她单独跟你父亲在一起呀，”我说，试着鼓励她，“你相信只要有你母亲在场，你父亲不会伤害莎拉的。”
“嗯，”卡伦仍无法释怀。
“莎拉怎么说？”我问。卡伦稍稍坐直了些。
“她说他什么都没做。”
“你相信她吗？”我问。
“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定也会这样说，”卡伦虚弱地微笑。
“可是，你曾有过的遭遇并未在莎拉身上重演呀，不是吗？”
“嗯，”她回答。
“你觉得莎拉会跟你说实话吗？”
卡伦略显迟疑，我认为她开始爬出那个情绪深渊。“我不知道，”她说，身子不安地移动。
“我问她，他有没有威胁她，她说没有。她看起来并不害怕。”
“她似乎并未感受到你当时被威胁‘说出去就要割断喉咙’的那种恐惧？”我说。
“没有。她没有。”
“所以，莎拉很可能不像你或妮娜一样，被你父亲伤害。”卡伦点头。她心情仍然很差，至少比刚才好多了。她仍相当沮丧，但已不再渴望寻死。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诊疗时间已经到了。
※※※※
1992年3月初，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
“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
“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
“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
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
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
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
※※※※
“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
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
第一部苟且偷生 父亲被捕（4）
“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
“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
“你想怎么做？”我问。
“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
“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
“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
“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
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
“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
“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
“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
“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
“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
“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
第一部苟且偷生 父亲被捕（5）
※※※※
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
“我想伤害自己。”
“怎么了？”
“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
“你哪里受伤？”
“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
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
※※※※
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
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
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
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
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
“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
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
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
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
“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答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
“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
“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
“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
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
第一部苟且偷生 母亲与父亲
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八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
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
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
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无止尽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
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
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
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十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
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
第一部苟且偷生 坚定承诺（1）
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
“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
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
3.你有兄弟姊妹吗？
4.你是哪里人？
5.你被虐待过吗？
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
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
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
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
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
11.被爱是什么感觉？
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
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三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三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六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三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
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十二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
升上七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三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
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六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
第一部苟且偷生 坚定承诺（2）
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
“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
“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
“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
“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
“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
“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