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顾名思义，我以为，殡葬的意思就是埋到下面。父亲是殡葬师，我的兄弟姊妹有好几个。殡葬师，在那些和我一起玩的孩子的眼里，比在我眼里更神秘。
　　“你爸爸到底做什么？”其中一个会问：“他怎么弄的？”
　　我说，肯定先有个坑，挖个大坑，再就是那些尸体，死人的尸体。
　　“把他们埋起来。懂吗？埋到土里。”
　　这就够了，他们不说话了。
　　尽管嘴上说得理直气壮，我心里并不踏实。我很奇怪，殡葬的字面意思是“带到下面”（undertaker），为什么不是“放到下面”(underputter)呢？说实话，对于死人，“带”字总让人感到有点大词小用。“带”有陪伴的意思，而死人一路上不需要别人陪伴。你可以“带”你妹妹去商店，而自行车呢，你把它“放”在车库。我喜欢在这些字眼上较真。
　　七岁那年，家里送我去学拉丁文。当祭童非懂拉丁文不可。这是妈的主意。她说，如果我对主不敬，主也不会对我好。我对此坚信不疑。在我看来，妈的话即便算不得真理，也是最接近真理的。拉丁文神奇而有魅力，元音多，念起来响亮。每个星期二，下午四点，我跟着圣克伦班教堂的肯尼神父学发音。他给我一张卡片，神父要念的部分用红字，我的部分用黑字。肯尼神父来自爱尔兰，和我叔祖是神学院的同学。叔祖年纪轻轻死于肺结核，我的名字就是由他来的。我隐隐约约知道一点妈和肯尼神父“密谋”的计划，就是想一步步把我培养成神职人员。多年以后，肯尼神父退休回到家乡加尔威（1）的盐山，我听他原原本本地讲过这事。世界变化太大，教会迥异于往昔，肯尼无法适应，只好离开美国，回到爱尔兰。
　　我记得有一次他和父亲在教堂后面见面。那时我时常提前回家，在葬礼上帮忙。父亲一丝不苟地穿着晨礼服，抬棺人戴着手套，扣眼里别着白花。院子里停放着棕色棺材，旁边是抽泣不止的死者遗属，亲友们肃立在他们身后。
　　教会的规则修改了，全盘英国化，法衣由黑色改为白色。对此，肯尼神父不以为然。他走出教堂，气冲冲地对父亲大叫：“爱德华，听说这葬礼改为‘庆祝’（2）了。既然如此，脸上还挂着一付严肃表情干什么？赶紧告诉格林玛尔迪太太，主教大人希望他们在葬礼上能快活起来。”
　　格林玛尔迪一家对肯尼神父的冷嘲热讽司空见惯，不为所动。
　　我手捧圣水，站在一身白袍的神父和一身黑衣的父亲之间。
　　肯尼神父还在唠唠叨叨地温习他的台词：“下面，我们将要进行浸礼以哀悼……”
　　父亲提醒他：“神父，到时间了。”
　　神父闻言，向棺材上洒了圣水，转身走向圣坛。一袭白色长袍的神父面色严
　　峻。风琴师刚刚弹出新圣诗集中一段昂扬的曲调，就被肯尼神父用狠狠的一瞪制止了。神父鼻孔里喘着粗气，用他那刺耳的“男高音”唱起《在天堂里》，一首忧伤的慰安曲。
　　他明白，一切都不像从前那样了。
　　通过这样的耳濡目染，我逐渐懂得了，父亲的职业，意义不在于我们对死者做了什么，而在于表明，活着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死亡。
　　在咬文嚼字者的笔下，父亲从事的工作有很多时新的叫法。
　　殡仪员：父亲不喜欢这个称呼，它听起来像是什么新奇的、科学的玩艺儿，汽车呀，电视机呀，这些日用电器，总是可以再包装，可以更新换代。
　　丧事承办者：听上去还行。父亲把招牌从“殡仪馆”换成“承办丧葬”，他认为，家有丧事的乡亲们，依赖的毕竟是人，而非一个地方。
　　但在镜子里，他看到自己还是一个殡葬师，和生者一起面对死亡，为死者尽心尽力。殡葬是门古老的行业，他相信，自打有了生命，就有殡葬。
　　我的小伙伴们还是想了解详情。
　　乔弗莱迪常说：“实情，我就想知道实情。”
　　什么样的实情呢？我搬出父亲在丧葬学校时的课本，格雷的《解剖学》，贝尔的《病理学》，凑在一起翻看。伤残、疾病和死亡的照片看得我们浑身哆嗦，正像后来看黄色照片一样。
　　然而实情令人失望：没有人从棺材里坐起来，死而复生，没人见过鬼魂。人死之后，头发和指甲是不是还会继续生长，我没注意。尸僵更没什么特别。死人虽然神秘，实际上平凡不过。
　　但活着的人大不相同。少女杂志上皮肤光洁的女郎，能说她们平凡不过吗？我们成年后领悟到的生活，原来那么神奇和怪异，能说平凡不过吗？
　　也许对每一代人都如此：性和死是必修的一课。
　　父母中学时就是一对恋人，高中毕业，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母亲进了大学，同时在医院工作。父亲加入海军陆战队，去了南太平洋，然后到中国，战争结束才回来。他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他们的性生活，由于渴望和随时可能的死亡而趋于热烈，因怀孕而中断，因战争而延迟，终于在婴儿潮时代大放异彩。对他们而言，性和死亡是一对反义词，好比君子和歹徒，处女和娼妓，对与错，就连我们手中他们的照片也黑白分明。经历过战争和大萧条，父母特别重视安全和保障，重视持久稳定，寻求明智的投资，为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以浪漫和忠诚著称，视婚姻为永久的契约，婚后安家在郊区，一心一意过日子，似乎
　　他们能永生不死。
　　我们这一代，所谓婴儿潮的一代，伴随着核弹出生，随着核弹在古巴和柏林安家落户而长大，看待爱与死，与看待电视上的卡通片无异。我们看天空，看新闻，在防空掩蔽部里玩耍。正当我们走出或走进青春期之际，死神的锤子敲到肯尼迪头上。那个星期四，上高中或初中的我们，正为年轻的身体所发生的奇异变化而惊异，对隆起的胸脯和膨大的骨盆充满幻想，但我们生活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死亡，就这样不期而至，不由得我们不思索。这就是性与死的偶合吗？这就是使得生与死看起来都纯属偶然的我们生活中创造和毁灭的力量的偶合吗？自发，随意，不可预料地，我们一反往常的习惯，抓住眼前的一切享乐不放。我们在世上只有一辈子好活，如果不能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就爱那和我们在一起的。套用诗人卡明斯的一句精彩比喻，我们以白熊踩着旱冰鞋式的优雅一天天成熟。为防措手不及，我们学会计划生育，通过婚前性爱试婚，并且预先安排父母的葬礼，深信借此可以预先尝到迎接新的生命、迎接一生的真爱和迎接死亡时的感受。尽管有如此多的计划，如此精细的安排，对父辈的错误如此多的批评，我们这代人，较之过去二十代人中的任何一代，仍然堕胎更多，离婚更多，将来自杀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