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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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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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简介
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著有《动与静的身体》（Bodies in Motion and at Rest）、《和希瑟?格蕾丝一起溜冰》（Skating with Heather Grace）、《老雌猫及其他》（Grimalkin & Other Poems）和《仍然生活在米尔福德》（Still Life in Milfore）。他的诗和散文发表于《哈泼斯》、《伦敦书评》、《纽约客》和《巴黎评论》等著名期刊。林奇住在密歇根州的小镇米尔福德，是镇上殡仪馆的老板。 本书为作者赢得了1998年的美国图书奖和1997的美国的国家图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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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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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顾名思义，我以为，殡葬的意思就是埋到下面。父亲是殡葬师，我的兄弟姊妹有好几个。殡葬师，在那些和我一起玩的孩子的眼里，比在我眼里更神秘。
“你爸爸到底做什么？”其中一个会问：“他怎么弄的？”
我说，肯定先有个坑，挖个大坑，再就是那些尸体，死人的尸体。
“把他们埋起来。懂吗？埋到土里。”
这就够了，他们不说话了。
尽管嘴上说得理直气壮，我心里并不踏实。我很奇怪，殡葬的字面意思是“带到下面”（undertaker），为什么不是“放到下面”(underputter)呢？说实话，对于死人，“带”字总让人感到有点大词小用。“带”有陪伴的意思，而死人一路上不需要别人陪伴。你可以“带”你妹妹去商店，而自行车呢，你把它“放”在车库。我喜欢在这些字眼上较真。
七岁那年，家里送我去学拉丁文。当祭童非懂拉丁文不可。这是妈的主意。她说，如果我对主不敬，主也不会对我好。我对此坚信不疑。在我看来，妈的话即便算不得真理，也是最接近真理的。拉丁文神奇而有魅力，元音多，念起来响亮。每个星期二，下午四点，我跟着圣克伦班教堂的肯尼神父学发音。他给我一张卡片，神父要念的部分用红字，我的部分用黑字。肯尼神父来自爱尔兰，和我叔祖是神学院的同学。叔祖年纪轻轻死于肺结核，我的名字就是由他来的。我隐隐约约知道一点妈和肯尼神父“密谋”的计划，就是想一步步把我培养成神职人员。多年以后，肯尼神父退休回到家乡加尔威（1）的盐山，我听他原原本本地讲过这事。世界变化太大，教会迥异于往昔，肯尼无法适应，只好离开美国，回到爱尔兰。
我记得有一次他和父亲在教堂后面见面。那时我时常提前回家，在葬礼上帮忙。父亲一丝不苟地穿着晨礼服，抬棺人戴着手套，扣眼里别着白花。院子里停放着棕色棺材，旁边是抽泣不止的死者遗属，亲友们肃立在他们身后。
教会的规则修改了，全盘英国化，法衣由黑色改为白色。对此，肯尼神父不以为然。他走出教堂，气冲冲地对父亲大叫：“爱德华，听说这葬礼改为‘庆祝’（2）了。既然如此，脸上还挂着一付严肃表情干什么？赶紧告诉格林玛尔迪太太，主教大人希望他们在葬礼上能快活起来。”
格林玛尔迪一家对肯尼神父的冷嘲热讽司空见惯，不为所动。
我手捧圣水，站在一身白袍的神父和一身黑衣的父亲之间。
肯尼神父还在唠唠叨叨地温习他的台词：“下面，我们将要进行浸礼以哀悼……”
父亲提醒他：“神父，到时间了。”
神父闻言，向棺材上洒了圣水，转身走向圣坛。一袭白色长袍的神父面色严
峻。风琴师刚刚弹出新圣诗集中一段昂扬的曲调，就被肯尼神父用狠狠的一瞪制止了。神父鼻孔里喘着粗气，用他那刺耳的“男高音”唱起《在天堂里》，一首忧伤的慰安曲。
他明白，一切都不像从前那样了。
通过这样的耳濡目染，我逐渐懂得了，父亲的职业，意义不在于我们对死者做了什么，而在于表明，活着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死亡。
在咬文嚼字者的笔下，父亲从事的工作有很多时新的叫法。
殡仪员：父亲不喜欢这个称呼，它听起来像是什么新奇的、科学的玩艺儿，汽车呀，电视机呀，这些日用电器，总是可以再包装，可以更新换代。
丧事承办者：听上去还行。父亲把招牌从“殡仪馆”换成“承办丧葬”，他认为，家有丧事的乡亲们，依赖的毕竟是人，而非一个地方。
但在镜子里，他看到自己还是一个殡葬师，和生者一起面对死亡，为死者尽心尽力。殡葬是门古老的行业，他相信，自打有了生命，就有殡葬。
我的小伙伴们还是想了解详情。
乔弗莱迪常说：“实情，我就想知道实情。”
什么样的实情呢？我搬出父亲在丧葬学校时的课本，格雷的《解剖学》，贝尔的《病理学》，凑在一起翻看。伤残、疾病和死亡的照片看得我们浑身哆嗦，正像后来看黄色照片一样。
然而实情令人失望：没有人从棺材里坐起来，死而复生，没人见过鬼魂。人死之后，头发和指甲是不是还会继续生长，我没注意。尸僵更没什么特别。死人虽然神秘，实际上平凡不过。
但活着的人大不相同。少女杂志上皮肤光洁的女郎，能说她们平凡不过吗？我们成年后领悟到的生活，原来那么神奇和怪异，能说平凡不过吗？
也许对每一代人都如此：性和死是必修的一课。
父母中学时就是一对恋人，高中毕业，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母亲进了大学，同时在医院工作。父亲加入海军陆战队，去了南太平洋，然后到中国，战争结束才回来。他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他们的性生活，由于渴望和随时可能的死亡而趋于热烈，因怀孕而中断，因战争而延迟，终于在婴儿潮时代大放异彩。对他们而言，性和死亡是一对反义词，好比君子和歹徒，处女和娼妓，对与错，就连我们手中他们的照片也黑白分明。经历过战争和大萧条，父母特别重视安全和保障，重视持久稳定，寻求明智的投资，为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们以浪漫和忠诚著称，视婚姻为永久的契约，婚后安家在郊区，一心一意过日子，似乎
他们能永生不死。
我们这一代，所谓婴儿潮的一代，伴随着核弹出生，随着核弹在古巴和柏林安家落户而长大，看待爱与死，与看待电视上的卡通片无异。我们看天空，看新闻，在防空掩蔽部里玩耍。正当我们走出或走进青春期之际，死神的锤子敲到肯尼迪头上。那个星期四，上高中或初中的我们，正为年轻的身体所发生的奇异变化而惊异，对隆起的胸脯和膨大的骨盆充满幻想，但我们生活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死亡，就这样不期而至，不由得我们不思索。这就是性与死的偶合吗？这就是使得生与死看起来都纯属偶然的我们生活中创造和毁灭的力量的偶合吗？自发，随意，不可预料地，我们一反往常的习惯，抓住眼前的一切享乐不放。我们在世上只有一辈子好活，如果不能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就爱那和我们在一起的。套用诗人卡明斯的一句精彩比喻，我们以白熊踩着旱冰鞋式的优雅一天天成熟。为防措手不及，我们学会计划生育，通过婚前性爱试婚，并且预先安排父母的葬礼，深信借此可以预先尝到迎接新的生命、迎接一生的真爱和迎接死亡时的感受。尽管有如此多的计划，如此精细的安排，对父辈的错误如此多的批评，我们这代人，较之过去二十代人中的任何一代，仍然堕胎更多，离婚更多，将来自杀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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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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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我的子女，性和死恐怕要变成同义词了。它们韵脚相似，意思也不会差太远。在他们眼里，性就是轮盘赌上的押宝，是抽数码赌博，通过猜单猜双，去博取安全、更安全、最安全的性。至于死，那不过是疯子的呓语，对见怪不惊的人，引不起丝毫的激动。在这种麻木状态中，完整而决定性的接触完成了。安全真的比后悔好很多吗？真的？哇！库特科班（3）在墙上向他们咧嘴一笑。有人说：“不晓得他感觉到没有。”
他们继承了一个技术发达的世界，任何东西都比从前效率高，甚至人也如此，但似乎无人洞悉其原因。他们在代理人、处方药和有线电视的关怀下长大，先辈苦苦追求的孤独，他们乃于无意中得之。二十多岁的青年时代，他们关心的不是寻找自我而是如何逃离。流行文化，通俗心理学，让人感觉良好的伪宗教，只会告诉你“别着急，且开心”，照料自己，保护自尊。他们从中得不到任何精神营养，因此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没有学到如何爱，生孩子只是为了多个伙伴，在日益频繁的暴力中自相残杀。除了父母留下的精神空虚，他们还要继承的，是将所有费用集于一身的信用卡账单。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一个殡葬师之所为的意义的变化：从为死者做些事，到为生者做些事，到生者自己做些事。生者，亦即我们所有人。
高中毕业，我登记服兵役，上大学，等待生活之路在面前展开。我在殡仪馆工作过，在收容所工作过，在神职人员戒酒之家工作过。我学会了喝酒，谈恋爱。朋友战死在越南。各种可能性令人恐惧。
我去了爱尔兰，住在曾祖父一百年前移居密歇根之前的房子里。没有电话和火炉，没有自来水和电视，没有拖拉机、汽车和小商店，生活原始古朴，更纯真，更澄澈。母牛下崽，邻人辞世，海潮起伏，乡亲们交谈。
在克莱尔（4）西岸度过的这个冬天和春天，使我觉得生命和时间开始有了意义。动荡的世纪日趋烦闷，流风所及，爱尔兰亦不能幸免，然而我回到这里，好象找到了自己的根，自己的源头，获得一些真实的东西。
如此说来，殡仪不是别的，我们在葬礼上所做的一切，乃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免于寒冷、免于空虚和无意义，免于嘈杂的胡言乱语和彻底的黑暗。是我们表达惊奇、痛苦、爱和欲望，愤慨和狂怒的声音，是熔铸成歌曲和祈祷的话语。
当我开始写诗发表的时候，父亲问我，什么时候写一本关于葬礼的书。我回答说，已经在写了。父亲点点头，笑了。没过多久他又会问我，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当然知道。有一天我会写的。
在关于我的著作的书评中，人人都会提到我不寻常的职业，意思是说，对于一位殡葬师，写诗真是不坏的事。“殡仪员诗人”和“诗人殡葬师”成了我的标准称呼。黑体字标题想尽量抓住读者的眼球：《观察家》用的是“尸丛文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用的是“请到我的殡仪馆”，《华盛顿邮报》则说，“诗歌深入黄泉”。对这些说法我并不反感。被人关注总是好事嘛，我对自己说，哪怕像个跳舞的狗熊呢。说心里话，我觉得，那些在大学任教或在其他类似的高尚领域工作的诗人们，他们和殡葬师有何不同？不也是在生活、在爱与死中寻找意义和声音吗？有人曾经问西穆斯希尼（5），为何写了那么多“哀歌”（elegiacpoems），希尼反问道：除了哀歌，还有别的诗吗？叶芝写给庞德——或是庞德写给叶芝，我记不清了——的信中说：“性和死，是诗人写作的唯一主题。”性很美，死亡则比比皆是。这些，我自问，对于那些诗人教授、诗人编辑、诗人家庭主妇或诗人爸爸，有什么不同吗？
哪种葬仪不是寻求更多地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呢？
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还是问得好。他知道葬仪如何形成和朔造了他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成为他自己。他知道，别人的悲伤，别人的漠然，别人的绝望、希望和信仰，他们互相护持、选购棺材的方式，他们献花和道别的方式，他们怎样哭和笑，怎样饮酒和戒酒，都使他得以更深地了解自己，他的禀性，他的家族，他的上帝。我想他一定知道，二十二年前的今日，我搬到米尔福德，我的生活也将那样被形成、改变和朔造。
做殡葬师就是让自己献身于一项事业，保证、允诺一定完成它。有朝一日他离去了，我也将这么做。我告诉他我会写一本书，我心中的这本书是写给诗人看的，他们对我们做的事存有疑问；或是写给读诗的人，他们探求诗意，想知道更多。父亲心目中的书是写给我们这个阴沉行业的从业者的，他们一身黑衣，在周末和假日工作，将车辆排好，准备安葬死者的遗体；他们在深夜被唤醒，有人死了，他们必须匆忙赶去，尽他们的职责。
此时此刻，就在这里，束缚松开，不那么严肃的许诺兑现了，誓言实现了，葬礼完成了。
托马斯林奇
米尔福德，密歇根
1996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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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如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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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小镇，每年我要安葬大约两百名死者，此外还有几十人火化。我代售大大小小不同材质的棺柩和骨灰瓮，附带供应墓石墓碑。如果客人需要，我也代订鲜花。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特殊商品，我最主要的一项业务是殡仪馆服务。殡仪馆面积一万一千平方尺，是一栋很讲究的建筑，精美的护墙版，皇冠图案的铁栏，粉刷成淡雅的色调。全套设施经过重复抵押，货款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还清。交通工具包括一辆灵车，两辆Fleetwood大客车，和一辆深色车窗的箱形车，最后这辆车，价目表上称之为礼车，但镇上的人都管它叫“死亡马车”。
至于服务项目，过去采用一条龙标价法，客人很方便，只要单选一项就行。那是个大数字。现在不同了，按规定，服务项目必须逐条开列。价目单长得不得了，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地列出项目、价格和编号，以及斜体字标出的弃权项目，看起来如同菜单或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有时还须加上一些联邦政府的规定，比如出车路线或后窗除霜什么的。大半时候我一身黑衣，提醒乡亲们这是什么场合，大家不是来闲聊的。价目单底下仍是一个大数字。
生意正常的年头，营业额接近百万，其中的百分之五，差不多就是营利。镇上惟此一家殡葬商，我的生意稳如磐石。
市场的规模是通过所谓“原始死亡率”来估算的，原始死亡率就是每年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数。
作个简单说明吧。
假设有一个巨大的房间，你让一千人住进去。一月份，你关门离去，留下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以及彩电、杂志和避孕套。这一千人中，按年龄分类，占较大比重的应是婴儿潮一代及其子女，他们平均每人一点二个孩子。每七个成年人中要有一个老人，他们的老伴如果不在身边，那就可能是在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或是在老人院——这些你尽可以随便想象。这群人中有十五名律师，一名信仰疗法医师，三十六名房地产经纪，一名录像师，若干有执照的技术顾问，外加一名塑料家用制品批发商。剩下的不外乎上班族、中层管理人员、退休者和无所作为的凡夫俗子。
现在来看看变化是多么神奇吧。
到十二月底你打开门的时候，活着出来的只剩下九百九十一点六人。这个数字大致不差，其中两百六十人已经转行推销塑料家用品了。减少的那八点四人就是原始死亡率。
还有另外一种统计。
在八点四名死者中，三分之二是老人，百分之五是儿童，剩下不到二点五人，是正当壮年的婴儿潮男女，大多奋发有为，不是地产经纪便是律师，其中一人毫无疑问已在这一年里当选公职。从另一方面看，八点四人中，三人死于脑动脉或冠状动脉的毛病，两人死于癌症，各有一人死于车祸、糖尿病和家庭暴力。如果还会有少许变化，那就是意外或自杀了，最有可能出事的是那位信仰治疗师。
保险图表和统计数据中最常和最引人注目地被省略的，是每百名出生者的死亡人数，这个数字我称之为“大数”。长期来看，“大数”固定在百分之一左右。如果“大数”列在图表上——被称作“预期死亡率”，人们大概不会再有兴趣买期货了。但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数据，含义深远。也许你想据此筹划一生，也许你将因此感到人类之间的亲近，也许它让你焦躁难忍。百分之一的预期死亡率，不管其意义何在，你都能据此计算出我们这个城镇有多大，为什么它能为我提供这么一份尽管难以精确预估但却十分稳定的生意。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并不偏重于一星期的某一天或一年的某一月，也没有哪个季节显得特别。星辰的运行，月亮的盈亏，各种宗教节日，皆不预其事。死亡地点更是草率随便。在雪佛莱车里、在养老院、在浴室、在州际公路上、在急诊室、在手术台上、在宝马轿车里，直立或躺着，人们随时撒手西归。虽然由于我们一向重视生命，为了挽救生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和设备，而使死亡常常发生于某些特定场所，如康复病房，以及条件更好的特别护理间，但无庸讳言，死者对此毫不在意。在这个意义上，我埋葬和火化的那些死者与过去的死者并无二致，对他们来说，时间和空间已变得全然微不足道。事实上，意义的丧失正是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头一个明确迹象。接下来，他们停止了呼吸。就此而言，“胸部枪伤”，或“休克和损伤”，肯定比“脑血管意外”或“动脉硬化”更紧急，但是，无论死因为何，没有哪一种死因比别的死因更不重要。死，只要任何一种死因便足够。死者还能在乎什么？
同样，死者是“谁”亦无关大局。说“我没事，你也没事，只是他死了！”对于生者，这是一种自我安慰。
为什么我们会不惜兴师动众地在河中打捞溺死者的尸体，在失事飞机的残骸中和爆炸现场不辞辛苦地搜寻？理由正在于此。
为什么MIA（在战斗中失踪）听起来比DOA（到达医院已死亡）更令人揪心？理由正在于此。
为什么我们要瞻仰遗容，为什么人人都关心报上的讣告？理由正在于此。
了解总比蒙昧无知好，知道是别人远比知道是自己好。一旦自己成了死者，“你”好不好，“他”好不好，皆和己无关。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死者不会在意。
活着的人，受行为习惯和保险计划的约束，当然还会在乎。你瞧，区别就在这里：正因为有人在乎，我的生意才能做下去。生者小心谨慎，时时关切；死者粗心大意，或是漠不关心。不管怎样，他们不在乎。事实就是如此：看来平淡无奇，却是千真万确。
我从前的岳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喜欢像电影里著名的芝加哥大盗詹姆斯卡格尼一样大放豪言壮语，说什么，“要是我死了，只须装进棺材，随便找个坑扔下去就成。”可是只要我一提醒她，我们安葬死者本来就是这么办的，她就满脸不快，发起脾气。
没过多久，她又会故态复萌。有一天，她正吃着烤肉饼和青豆，忽然说道：“等我死了，直接拉去火化，骨灰不留，都撒掉！”
前岳母只是想把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表现得像是无所畏惧。她话音甫落，孩子们停下刀叉，彼此相视，不知所措。孩子妈妈赶紧央求：“噢，妈！别老说这个。”我呢，则掏出打火机，在手里玩来玩去。
当年主持我和她女儿婚礼的那位牧师，是一个生活非常讲究的人，好打高尔夫球，喜欢金色的华美圣坛，穿爱尔兰亚麻布的法衣，开一辆黑色大轿车，车内装饰成酒红色。他还一直盯着红衣主教的职位。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有一天离开墓地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上好的铜棺。老兄，我不要！不要兰花，不要玫瑰，也不要豪华轿车。普通松木棺就行了，搞一场小型弥撒，造一座平民的坟墓。不要搞大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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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如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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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他要以身作则，奉行一个神职人员应有的，也是所有基督徒应具有的节俭、质朴、虔敬和庄重的美德。我告诉他，根本不必等到那一天，现在就可以开始以身作则。事情很简单，他可以退出乡村俱乐部，改到公共球场打高尔球；放弃豪华敞蓬车，换开一辆旧雪佛莱；开司米毛衣啦，佛劳谢姆名牌男装和皮鞋啦，上等肋条牛肉啦，夜晚的宾戈牌游戏啦，孜孜不倦的基金积累啦，全都可以放弃。基督在上，他立马可以成为圣弗朗西斯和圣安东尼的活生生的化身。我还说，事实上，连我都能帮他一把：帮他把存款和信用卡分发给教区最需要的
穷人，到最后时刻，他蒙主恩召，我可以完全免费按他届时已经能够接受的简朴方式安葬他。听我说完话，他一言不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神情就像诅咒斯维尼（1）的教士，随时准备把我也咒成一只鸟，万劫不得翻身。
其实我想告诉这家伙的是，做一个已死的圣徒，实在不比做一条死鱼或一棵枯树更值得。生活就是磨砺，一向如此。活着的圣徒尚不能摆脱尘世的欲火和刺激、保持贞操的艰难、以及良心的剧痛。一旦永别，一切都随着遗蜕的肉身化为一缕青烟，这正是我要告诉那位牧师的：死者一无所求。
只有生者营营不休。
我很抱歉不得不又一次老调重弹，但这正是我们这一行的核心问题：一死万事空，世上再没有任何事能施加于你，为你发生，和你一起出现，或因为你而发生，给你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我们为善为恶，如果影响确能及于他人，都是仅对生者而言，在他们身上逐日积累，你的死也是相对于他们而发生的。生者无法摆脱这些，你则不然。你的死为他们带来忧伤或喜悦，使他们有得或有失，留下痛苦或快乐的回忆。他们拿到的是葬礼费用收据，是邮寄来的应付的帐单。
此时此刻盘旋在我脑海里，这样浅显的道理，本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对我的老岳母，对于那位教区牧师，对于那些我总能在理发店、在鸡尾酒会、在学校的家长会上邂逅相逢的陌生人，对于那些像花岗岩一样固执，仿佛出自神圣职责似地召我前去，要求我在他们死后做这做那的人，则似乎是最不可理解的事。
要我说，让死者安息，这就是你要做的。
有朝一日你离世而去，平伸你的腿好好躺着，工作已结束，让你的丈夫或太太或子女或兄弟姐妹决定，是土葬还是火化，是让你随着加农炮的一声巨响抛出天外，还是留下你躺在某处的深沟里风干成木乃伊。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你看热闹的日子，你是死者，而死者一无所求。
人们常爱和我预先讨论他们葬礼的细节安排，其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每个正常人都怀有的对死亡的恐惧，这不足为怪。它使我们更严肃更认真地对待生活。这种态度应该传给下一代。
我约会过的大多数女人，当地扶轮社的会员，以及孩子们的朋友，普遍认为，我，一个殡葬师，对于死者一定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一种特殊兴趣，知道死者的隐密内情，甚至与他们存在着某种联系。他们甚至假设，我离不开他们的遗体。这些人啊，我相信，有些恐怕是出于自我保护才这么胡思乱想的。
一个有趣的想法。
然而真相如何呢？
死亡是困扰我们以及其他生命族类的一系列不幸中的一个，是最惨重也是最后的一个，好在死亡只有一次。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幸或灾难，包括齿龈炎、大便梗阻、离婚官司、税务检查、精神痛苦、财务困境、政治动乱以及其他无数种种——人世从不匮乏倒霉的事。我对死者的兴趣，丝毫不比牙医对病人的烂牙床、内科医生对病人溃损的内脏、会计师对客户无节制的开销的兴趣更强烈。我对噩耗的胃口也丝毫不能和银行家、律师、牧师或政客相比。不幸随时随地都能发生。不幸是一张空头支票，是离异的丈夫和妻子，是街头大盗，是国税局——他们如死者一般完全丧失了感觉，而且如死者一般，什么都不在乎。
但这并不意味着，死者真的无关紧要了。
不是这么回事，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上周一的早晨，米罗霍恩斯比去世了。霍恩斯比太太凌晨两点打电话来，说米罗“过去了”，问我能不能去“照料照料”他。说照料，好像他仍是一个病人，和别的病人一样，随时可能好转甚至康复。凌晨两点，从睡梦中被叫醒，我糊糊涂涂地想，拿一枚两毛五的硬币给米罗，叫他上午给我打电话。但米罗死了。一瞬间，一眨眼工夫，米罗已经不可挽回地脱离出我们的掌握，从此诀别了霍恩斯比太太和孩子们，诀别了他洗衣店里的女工，诀别了退伍军人协会和共济会分会的同伴，第一浸信会的牧师，邮差，诀别了选区划分委员会、市议会和商会，诀别了我们所有的人，也因此永远诀别了我们心中对他可能怀有的敌意或善心。
米罗死了。
他的双眼紧闭，目光熄灭，眼帘长垂。
无助地，无害地。
米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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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如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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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顿时清醒过来，风风火火地起床，匆忙灌下一杯咖啡，剃须洗脸，戴上毡帽，裹上外套，启动“死亡马车”，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奔驰在快车道上。这样做，严格说来，并不是为了米罗。米罗已不再需要别人为他做什么。我是为了霍恩斯比太太。同样短暂的一瞬间，同样的一眨眼工夫，就像水变成冰，她变成了霍恩斯比的未亡人。我匆匆忙忙，全是为了她，因为她还会哭泣，还会在意，还会祈祷，而且，还会付我的帐单。
米罗去世所在的医院是一流的。每扇门上都有标志，说明这是哪个部门，哪个科室，其分类和人体各部分的机能密切相关。我原以为，这些词总合起来，应是表明“人类状态”的意思，其实不然。米罗的遗体放在地下室，位于“收发室”和“洗衣房”之间。米罗如果还能喜欢什么，他会喜欢这样的位置。米罗所在的房间叫做“病理室”。
对于死，医学和技术用语总是强调“失调”。
所以，我们总是死于各种机能障碍、机能不全、机能紊乱、机能衰退、机能异常、机能停止，直到最后“完事”。这些病或是慢性的，或是突发的。死亡证明书上的语言一向软弱无力，米罗的死亡就被说成是“心肺功能衰退”。同样，哀痛中的霍恩斯比太太，会被形容为“垮了”、“毁了”、“散了架子”，仿佛她身体上真出了什么结构性的毛病。这就等于说，死和悲痛并非万物神圣秩序的一部分，米罗的过世和他的未亡人的哀泣，都是，或者应当归类为，一种难堪。对于霍恩斯比太太，“举止适当”意味着表现坚强，经得起狂风暴雨，好给孩子一个榜样。这方面，我们有热心的药剂师可以慷慨相助。至于米罗嘛，当然了，举止适当的意思大概就是，他回到楼上，咬牙坚持，让心电图仪呀脉波仪呀一概“嘟嘟嘟”地尖叫不停。
但米罗此刻却身处楼下，在“收发室”和“洗衣房”之间，安放在不锈钢抽屉里，用白塑料布浑身上下包得严严实实。而且，由于米罗脑袋小，肩膀宽，肚皮大，双腿消瘦，脚胫上又系了个标识牌，垂下一条白线，他看上去像一颗大得吓人的精子。
我签字把米罗领走，一度曾经想到，米罗对这些是不是很在意。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不在意，因为死者一无所求。
回到殡仪馆，在楼上的涂油间，在标着“非请莫入”字样的门后，米罗霍恩斯比躺在瓷桌上，沐浴在明亮的灯光里。解开裹布，扳直身体，米罗多少恢复了一点他的本来面目——双目圆睁，嘴巴大张，恍如重返人世。我替他刮脸，合上他的眼睑和嘴巴。我们把这一步叫“整容”。有些“容”，如眼睛和嘴巴，永远也不会恢复生前的样子：开开合合忙个不停，专注于某事，露出某种表情，告诉我们这事那事。在死亡中，它们告诉我们的，是它们从此再不会有所作为了。最后处理的细节是米罗的手，一只交握着另一只，安放在腹部，摆出轻松、安详和休息的姿态。
这双手从此不必在忙碌。
摆姿势前，我为他净手。
几年前妻子搬走时，留下孩子，也留下了一堆没洗的脏衣服。妻子弃我而去在镇上是件大新闻。洗衣房是人们说东道西的好地方。当时虽然议论甚多，却没人知道如何安慰我。我想，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啊。为了弥补，他们送来蒸锅和炖牛肉，带我的孩子出去看电影，划船，请他们住在附近的妹妹来看望我。米罗所做的，就是一周两次派洗衣店的车来，帮我处理换洗衣服，这样做了两个月，直到我请到管家。米罗每天早晨来，带走五大包脏衣服，中午时候，再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地送回。我从未要求他这么做。说来我和他并不熟，从没去过他家，或光顾他的洗衣店，他太太也不认识我太太。他的孩子太大，和
我的孩子玩不到一块。
新管家安顿下来以后，我去向米罗道谢，并交付欠帐。米罗的收据上详细开列了清洗和烘干的次数和数量，消耗了多少洗涤剂、漂白粉和柔软剂。全部算下来，我估计要六十元。我对米罗说，取衣服，送衣服，熨烫、折叠、分类，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和孩子们，让我们有干净的衣服穿，干净的毛巾和床单可用，这笔钱该怎么算。米罗闻言一笑：“别放在心上。一只手洗另一只手，谁跟谁呢？”
我先是让米罗的右手压在左手上，然后反过来，然后再反过去。后来我想通了：这无关紧要啊。不管怎么放，一只手洗另一只手，分什么彼此呢。
涂油大约花了我两小时。
做完这件工作天已大亮。
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恩斯特富勒都要来我办公室。他在朝鲜受过伤，据说相当严重，但伤在何处，本地却无人知晓。恩斯特富勒走路不瘸，没有缺胳膊断腿，人们都以为，他准是在朝鲜看见什么受了刺激，变得有点头脑简单，偶尔还会犯迷糊，倒不是什么大毛病。他一天到晚散步没完，有时会突然停步，面对路边的杂物沉思不已，或是看着地上的瓶盖和口香糖纸发呆。恩斯特富勒笑起来有点神经质，握手时手又凉又硬。他头带棒球帽，架着厚眼镜，每周日晚上必去超级市场，把收款台旁边架子上所有花里胡哨的小报各买一份。这类小报的头版标题，通常离不开暹罗双胞胎、电影明星和飞碟那一套。恩斯特读东西奇快，
是个数学天才。但由于受伤，他一直不工作，也从没去申请一份工作。到周一上午，恩斯特会把一叠剪报带给我看，内容不外是“体重六百零一磅的男子跌破棺材掉落地面——场面混乱”，“为艾尔维斯涂抹遗体的殡仪员声称，这位超级歌星是永生不死的”。
米罗霍恩斯比去世的这个周一早晨，恩斯特送来的剪报上说，英格兰东部某个地方，一坛骨灰发出呻吟和咕哝声，有时还吹口哨，估计它不久就要说话了。科学家做了好几次试验，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骨灰主人是个男子，死后留下九个孩子，没有任何财产。他的未亡人信誓旦旦地说，她那贫困潦倒的丈夫是想告诉她奖券的中奖号码。她说：“杰基不会让我们一点希望没有就甩手离开的。他爱家人胜过一切。”报上登出了寡妇和骨灰坛子在一起的照片，那是生者和死者，肉身和金属，维克多唱机和著名的维克多广告小狗的合影。寡妇站在坛子边，侧耳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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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如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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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在等待。
等待一句动听的话，一组中奖号码。等待从死去的亲人那里传来的他们仍然在挂念我们的消息。每当他们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事，从坟墓中起来，从棺柩中掉下来，在梦中同我们说话，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是啊，我们真的感到快乐，仿佛他们仍然关心，仍然有自己日常生活安排，一句话，仿佛他们还活着。
然而，为人熟知的不幸的事实却是，他们大多数人只会老老实实躺在棺材里，长年累月做个死人。他们的骨灰瓮，他们的坟墓，绝对不会弄出声音。他们的理念和安魂曲，他们的墓碑和追思弥撒，既不会帮助、也不会阻碍他们进入天堂。他们生命的意义和对他们生命的回忆，属于活着的人，一如他们的葬礼。不管死者现在变成了什么，他们只存在于生者的信念之中。
时值严冬，大地冰封，我们先得把墓地烧热，才能让教堂司事开锄破土。米罗是周三下葬的。值得感恩的是，安放在冻土之下橡木棺中的那具躯体，已不再是米罗。米罗变成了他自己的理念，永久的第三人称和过去时态，米罗变成了他太太寝食难安的根由。我们在常见到他的地方再也见不到他，我们习惯于他在我们中间，现在这习惯破灭了。他成了我们的幻肢，那只已经失去、我们却以为它依然存在的相依为命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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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右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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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平淡无奇。母亲视孩子如珍宝，父亲却总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危险无处不在，灾难随时发生。它们就像念着我们名字的幽灵，徘徊在周围，等待父母万一疏忽的一瞬间，把我们席卷而去。甚至在最单纯无害的事情中，父亲也能看到危险。橄榄球赛使他想到撞裂的脾脏；每家后院的游泳池，使他想到淹死人；擦伤使他想到破伤风，蹦蹦床使他想到胫骨折断；而每一个小疹子或虫子的叮咬，都使他想到致命的水痘或高烧。
原因还是殡葬。
作为殡仪员，他习惯了意外和看似不可能的伤害。他学会了担惊受怕。
母亲把大事托付给上帝。她最喜欢对我们说，“原先计划”只生一个孩子，结果生了九个，多出来的，都是上帝的礼物——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原因她自己明白——因此还得靠上帝来保佑。我敢肯定，她坚信，上帝的守护天使就翱翔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可是父亲却从那些婴儿、幼童和少男少女的遗体上，看到了上帝依照自然法则存在并依从自然法则的明证，不管这法则是何等残酷。孩子们因为重力、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原理，因为自然的选择而夭亡。车祸、麻疹、插在烤面包机里的刀、家用毒剂、实弹的枪、绑架犯、连环杀手、阑尾炎、蜂蜇、卡喉的硬糖、未得到治疗的哮吼病，凡此等等，他目睹了太多的事例，全是上帝无意干预自然秩序的例证，除了飓风、陨石和其他自然灾害，最残酷的一项，就是儿童们遭受的那些异乎寻常的劫难。
唯其如此，每当我和兄弟姐妹们请求去某个地方玩这玩那时，父亲总是脱口而出：“不行！”他刚刚埋葬了一个孩子，正是因为这个才惨遭不幸的。
那些男孩子有的死于打棒球没戴头盔，有的死于钓鱼没穿救生衣，或是吃了陌生人给的糖果。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一天天长大，导致那些孩子死伤的行为也越来越成人化。他们不再死于意外或自然的灾变，不知不觉间，他们越来越多地死于人际关系。儿童被雷击的故事逐渐让位于失恋自杀，让位于少年人因开飞车、酗酒和吸毒而丧生，以及数不清的只是因为不小心而导致的死亡，一句话，他们不该在“错误的时间置身于错误的地点”。
母亲对祈祷的力量和自己的爱护能力深信不疑，对于父亲的禁阻常加以否决。“哦，埃德，”晚餐上她会这么反驳：“由他们去吧！他们不能老呆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啊。”有一次，我想去对街一个朋友家过夜，父亲不同意，母亲不客气地说，“别犯傻了，埃德。你是不是要说，你刚安葬了一个因为在吉米谢洛克家过夜而完蛋的倒霉家伙？”
父亲从不把母亲的干预当作顶撞，而是看成这个疯狂世界里的理性声音。也就是说，母亲以其坚定的信仰战胜了他的忧虑。每当母亲拿出有力的证据反驳他时，他的反应就像醉汉接过一杯凉水或热咖啡，嘴里嘟囔着：“谢了，正需要呢。”
然而他的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亦非毫无道理。就算是郊区那些备受宠爱、备受呵护的孩子，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事。社区里少不了疯狗，能传染疟疾的蚊子，和冒充邮差与教师的歹徒。日常经验告诉他，最糟糕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在父亲看来，就连蝴蝶也难逃嫌疑。
所以，当母亲做完祈祷，像个上帝的孩子一样安然入睡，父亲却一直警觉着，提防着，电话和收音机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听殡仪馆半夜打来的电话，和监听打给警察局和消防队的求救电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一天早晨他不是守候在床前等我们醒来，没有一个夜晚不是直等到我们回家才回房就寝。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十九岁。
每天早晨，他都能从收音机里听到昨夜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消息，每天晚上，他都要带回葬礼上的悲伤故事。我们的早餐和晚餐，话题中总少不了新寡的未亡人，伤心的、承受不了痛苦而垮掉的、丧失了亲人的可怜人，包括因痛失孩子而终生痛苦的父母们。每当此时，母亲眨眨眼，针对他的担心说出一番道理，最终我们仍能获准去打棒球、露营，独自去钓鱼、开车、约会、滑雪、开支票帐户以及冒其他人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母亲的信心就这样抹平了由父亲的恐惧树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山。
她的口头禅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有一次，母亲甚至成功地为我哥哥丹争取到玩射豆枪的权利。丹立马戴上头盔，穿上皮夹克，全副武装，威风凛凛，让他的弟弟妹妹们在伊顿公园跑，他在后面边追边打，练枪法。如今丹已是陆军上校，我们呢，至今不敢摸真枪。
母亲这样的态度，绝非漠不关心。生死事大，她一概托付给上天，从而得以把精力用在日常生活中，保证我们健康成长。她关心的是“性格”、“正直”、“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和“我们灵魂的赎救”。她相信，上帝把她孩子的灵魂交由她亲自负责，她的天堂靠的是我们的良好品行。对此她从不讳言，这在今天，要算相当偏激的观念。
对于父亲来说，我们做什么，我们成为什么人，取决于人生的脆弱本性。我们生来似乎就是可怜的、忧心忡忡的。除此之外，皆属非分。
保不准的事总是有的。经历了寻常的感冒、出痘、麻疹，到六十和七十年代，我们都进入青春期。有一次帕特在酒吧被人打伤，一个家伙在他头上砸碎了一只啤酒瓶。还有一次艾迪驾车从桥上翻下，跌落在河岸，车子毁了，人居然毫发无伤地走回家。他告诉爸妈，一辆显然是醉鬼开的车把他挤下了路面。朱丽安坐朋友的车，朋友把车开到树上，她从车窗里飞出去，摔破了头皮，但拣回一条命。布丽姬有天晚上用烈酒灌下大把安眠药。她为何这么做，多年来一直是个谜，秘密只有母亲知道。说到我，大学三年级时，我从三楼阳台的防火梯掉下来，摔断了几根骨头，骨盆破裂，三节脊椎受到挤压，但一直没有丧失知觉。我的英
语教授和导师，诗人迈克尔赫夫南，第一个跑下楼，冲出大门跑到我跟前。估计我当时看上去像是昏过去或没气了，等他确定我还活着，就一个劲儿地问我：“摔着头了吗？今天是星期几？谁是美国总统？”为了使他相信我脑子没问题，我背诵了艾略特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后来他们告诉我，我背得非常动情，只在背到“呵，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我将要卷起我的长裤的裤脚。”这两句时打了个嗝，然后就吐了。这倒不是因为摔的，而是因为喝的那些葡萄酒，据说就是酒救了我的命。通过灌下一些肯塔基酸麦芽浆，我的身体不再僵硬，避免了落下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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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右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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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我一睁开眼睛，就看到父亲的脸，脸上的表情我永生难忘：那是一张交织着愤怒和如释重负的脸，在两种情绪的冲突中变了模样。陪我到医院的这帮朋友也够他瞧的。假如一身花呢西装，穿着领尖带纽扣的衬衫的赫夫南教授还能予正派人以好感，研究物理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瓦尔特休斯顿就不行了。休斯顿学生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住在校园外的一棵树上，时常跑到学生会的废物堆里找东西吃。迈尔斯洛伦曾为了逃兵役，体检之前喝了不知多少壶咖啡，再吞下整整一包香烟，终因体内咖啡因过高成功地捞了个身体不合格。后来，迈尔斯因非法持有大麻而入狱，很吃了一番苦头。他出狱后一个月，持有大麻变成轻罪
，只须罚款二十元。最糟糕的是格伦威尔森，这家伙只要六瓶啤酒下肚，嘴里就只会叫：“好极了，哥儿们！”没有理由，更不分场合。无伤大雅的酗酒，时不时出点乱子，我的朋友全是这号人，父亲不免怀疑我交友不慎。
母亲为我的大难不死谢过上帝，然后两眼紧盯着我，那神态表明，她从前已经这样经受过了：一双长期忍受痛苦的冷静的眼睛，凝视着一个醉醺醺的亲人的脸。父亲去年戒了酒，加入了“嗜酒者互戒协会”，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兄弟几个都很惊讶，因为从未见过他喝酒。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听说姨妈埋怨父亲好酒，我还气冲冲地跑到一条街外的帕特姨妈家，告诉她，我爸不喝酒。祖父过世那年的圣诞节，有天夜里，他和母亲回家晚了，我听到父亲说话，语无伦次的，我以为他是伤心过度。他坚持叫医生，说他心脏病犯了。现在回想起来，医生来了以后，明明是帮他醒酒，却假装他真的有病，与醉酒无关。我从阳台上摔
下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戒酒一年了，一个人是不是喝醉了，他当然看得出来。但这一次，诅咒换成了祝福：他的儿子，尽管摔断了骨头，可是能治好，还活着。
如今父母已双双故去，依我推想，在父亲的天国里，他的孩子一个也不在；母亲那边呢，她相信我们都会跟她来，或迟或早，但一定会来。
我们按照父母养育我们的方式来做父母。我开始体会到这一点，是在一九七四年。那年二月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六月，我们买下米尔福德的殡仪馆。在这个生死都受人注意的小镇上，我是个刚当上爸爸的人，又是一个新殡仪员。我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我们受托料理的死婴和死胎的数量。二十年前，附近没有医院，镇子周围没有一家诊所，产前护理根本谈不上。那些日子，我们每年除了安排上百场成年人的葬礼，还要安葬十多个夭折的婴儿，有的是生下来就死了，有的没活多久就因为种种病症而送命，每年都有几个婴儿死在童床上，这种死现在称作“幼儿猝死综合症”。
我常和这些不幸的父母坐在一起，他们神魂恍惚，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变故。一向担当保护角色的父亲，感到全然无助；母亲们则内心深处浸透了痛苦，随时会崩溃。他们脸上的表情像是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安排小型的守灵和安葬仪式，订购那种内部可以转动、漆成粉蓝两色的小棺材，把棺架上的灰尘擦得干干净净。所有的布置和安排，都尽量缩小规模，表明死者还是个孩子。
当我们安葬老人时，我们埋葬的是已知的过去。我们曾把它想象得比实际更好，但所有的过去都是一样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曾栖身其中。记忆是压倒一切的主题，是最终的慰籍。
但埋葬孩子就是埋葬未来，难以控制的，不为人知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可能性，和被我们的梦想所拔高的美好前程。悲伤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座落在墓园一角和栅栏边的那些小小的坟茔，永远容纳不下心头的伤痛。有些哀伤永生难消。死去的婴儿没有给我们留下回忆，他们留下的是梦想。
我忘不了初为人父和殡仪员的最初几年，生育孩子和掩埋孩子对我都是新鲜事，半夜里我常会醒来，悄悄跨进儿女们睡觉的房间，俯身床前，听他们均匀的呼吸。这就够了。我并不奢望他们成为宇航员、总统、医生或律师，我只要他们好好活着。像父亲一样，我学会了恐惧。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尽职安葬的那些男孩和女孩的身体也在长大，婴儿变成蹒跚学步者，变成小学生，变成少年和青年。我在少棒联合会或家长教师协会，在扶论社和商会，通过不同的场合熟识了他们的父母。我手头从来不存童棺，用时现去订购。随着需求上升，各种规格的，从两尺到五尺半，都得用上。有时孩子的遗体还没从乡下停尸房送到我这里，要估量尺寸，我经常借助自己的同龄孩子。我订购的棺木样式虽异，却总不离“纯洁和金黄”，四角画着天使，内部漆成粉红和淡蓝。批发价之外，我不多收一分钱，服务完全免费。通过这样做，我希望上帝能体察我的善心，让我免尝这些父母们所尝受的噬心的悲苦。
什么事都有例外。有一次，一个当爸爸的——他的名字我至今记得——枪杀了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八岁的女儿，一个四岁的儿子，然后自杀。孩子的妈妈在城里的餐馆做女侍，当时还在班上。我们为当爸爸的准备了一具十八号钢棺，两侧绘着“最后的晚餐”，他的一儿一女并排躺在一具小棺材里。当妈的卖掉房子一走了之，帐单一直未付，我也没有去追讨。
有一年圣诞节期间，一对六岁的双胞胎兄弟不幸失足掉进结冰的河里。这条河穿过小镇中心，流经他们家的后院。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同时掉落，还是其中一个想救另一个。一具尸体当天就找到了，另一具直到两天后消防队从河堤打破河面的冰层，才在下游漂起来。我们把他俩脚对脚放在一具棺材里，各枕一个枕头，穿着同样的牛仔裤和妈妈为过节从希尔斯百货店为他们邮购的方格衬衫。他们的父亲，年纪轻轻的，一夜之间就老了，此后陷入哀伤之中不能自拔，不出五年也过世了。悲痛所至，他们的母亲因罹患癌症而死。这家人唯一留下来的，是双胞胎的一个哥哥，很早就离开这块伤心地，如今快三十岁了。
我记得一个满脸哀痛的可怜男人。他太太用皮带勒死了八岁的儿子，然后写了长达十四页的遗书，解释说，儿子有阅读障碍，将来一辈子都会受人嘲笑，遭受失败，她杀他，是为了解脱他。写完信，她吃下三十多片安眠药，躺在儿子身边，伴随他去了。开始他选了一付樱桃木棺材，母子合葬，孩子歇在妈妈的臂弯。但下葬前他变了主意，把儿子挪出来，单备一具小棺，下葬在另外一个墓穴。我照他说的做了，觉得他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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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右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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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早我就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恐惧。我从孩子们的每一个动作中，都看到可能致命的后果。我们住在殡仪馆隔壁的一幢旧房子里，孩子们在侧院玩橄榄球，在停车场遛旱冰，然后是滑板，骑自行车，最后是开车。在四个孩子分别是十岁、九岁、六岁和四岁那年，他们的母亲和我离了婚。她搬走了，孩子留给我。面对四个伤心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完全失败了。长久以来，婚姻已成为痛苦，离婚虽然使我得到解脱，我大致也为之高兴，但我同时突然意识到，做一个单亲家长，意味着在诸般不便之外，全靠你的一双眼睛盯着孩子们，不再有第二双；你的一对耳朵得时时注意倾听；只有你一个人的身躯为他们挡开灾祸；只剩下你一
颗心。冲突少了，担心多了。房屋本身隐藏着危险：水池下放着毒剂，每件电器都可导致触电，地下室有氡，厨房垃圾能传染疾病。被法院裁定为更“合适”的家长而获得孩子们的监护权后，我决心不负此名。
我得早起，趁孩子们吃麦片时准备午餐，然后开车送他们上学。我请了一个管家，中午过来，洗衣服，做清洁，迎候最小的孩子从幼儿园回家。九点半至四点是我的工作时间，四点一过，下班回家做晚饭，多数是肉菜合炖的浓汤、意大利面条、鸡肉和米饭。我准备的他们从来吃不完。晚饭后做家庭作业，上舞蹈课，打棒球，然后上床就寝。一切忙碌完毕，孩子们进入梦乡。屋子里，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音响，各行其事，发出不同的声音。我给自己倒一杯爱尔兰威士忌，坐在高背椅上，抽着烟，喝着酒，侧耳细听着——时刻准备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很多夜晚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有时是因为累，有时是因为酒，或两种原因兼而有之。醒来后我爬到床上，摊开手脚大睡，第二天又早早起来。
和恐惧紧密相连的是愤怒。
每当孩子不仔细两边看路就跨进车如流水的大街，我们不免急火攻心。或者牢记这样的忠告：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他们不出纰漏，不出差错。打耳光、破口大骂、摔门、踢狗，握紧拳头想揍人，老天，全是因为爱。爱给人伤害，因为有爱才会有哀痛。那是我们向生活中我们无力控制的一切宣战。这样做，适合装英雄，适合演戏，却不是抚养孩子的正道。
有很多次，早晨醒来时怒气仍在，宿醉未醒，浑身难受，为生活中无能为力的事满腹烦恼：没完没了的工作，独守空床的孤独，为孩子似乎没出息而犯愁。虽然我真正气恼的不是孩子，但十有六次是为他们发火。谢天谢地，我从未打过他们，也没有大吼大叫。我的话虽然字斟句酌，但仍然是闹情绪。事后我道歉，多给他们些零用钱，我请求宽恕的方式，与醉鬼醒后向家人讨饶无二。
但如我所知，信仰是治疗恐惧的唯一良药。信仰就是你知道有人在此负责，检查身份证，守护边界。信仰如我母亲所言：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一步跨进不由我们支配的未知领域，但我们在那里始终是受欢迎的。有时候，它像是说出一句大白话，有时候，它感觉就像，我们是彻底的孤独。
有这么一件事。不久前我刚送走一个女孩，她叫斯蒂芬妮，得名于石匠的保护神、第一个殉教者圣斯蒂芬。她是被仍下的一块墓地的石碑砸死的，当时她正睡在父母箱形车的后座。时当半夜，他们全家驾车沿着州际公路前往佐治亚。他们是傍晚十分从密歇根出发的，要到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看圣母显灵。据说每月的十三号，圣母都会现身对信徒讲话。当他们在夜色中穿过肯塔基中部时，在往南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一群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正在墓地里橇石碑玩。他们最后选中了一块，大约十四磅，天晓得准备拿去干什么。走过高速公路上方的天桥时，他们累了，不想再要那块石头了。桥下，南行车流的灯光闪烁如一条长龙，他们
没有恶意，纯粹是恶作剧，把那块石头越过栏杆扔了下去。不偏不倚，就在此刻，斯蒂芬妮父亲驾驶的车疾驰而过，被石头砸个正着。石头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速度向下坠落，汽车以七十英里的速度往南开。石头击碎挡风玻璃，擦过斯蒂芬妮父亲的肩膀，惊醒坐在旁边的母亲，从两个座位中间穿过，击中正在后座熟睡的斯蒂芬妮的胸口。在后座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另外两个妹妹，而斯蒂芬妮刚刚才和弟弟交换了位子。斯蒂芬妮当时未死，她的胸骨被击碎，心脏受了重伤。路过的一位卡车司机停下，通过无线电替他们求救。可是，在周五凌晨两点钟，在肯塔基州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高速公路上，救援需要时间。全家人在路边祈祷，斯蒂芬妮抽搐着、呻吟着，两小时后死于医院。斯蒂芬妮的母亲在后座找到那块致命的石头，交给当局。石上有“福斯特地界”的字样，后来查明，那是“复活节墓地”福斯特区的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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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右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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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有时宛如多重选择题。
第一：这是上帝的旨意。黑色星期五，上帝一早醒来，说，“我要斯蒂芬妮！”对这件离奇的意外，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仔细回想事情的经过，太像上帝的杰作。如果是另一种结果，我们只能称为奇迹。
第二：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知道此事，或迟或早他一定会听说，但他没有干预，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何等依从于自然法则——关于重力和运动以及静止物体的定律——所以他无意改变那些偶然或刻意求取的结果，他沉痛地向我们通告不幸的发生。我们能理解他的立场。
第三：这是魔鬼干的。如果我们相信善的存在，邪恶亦然。有时候，邪恶会抢在我们之前下手。
第四：与上面所说的全不相干。倒霉事发生了，生活就是如此。忘掉它，继续活下去。
或许还有第五种答案：上面的理由都对。生命的神秘，就像几十年来的念珠祈祷，那荣耀而又悲哀的大神秘。
每一个答案都无损于我继承的信念：父亲的恐惧和母亲的信仰。如果它是上帝的旨意，我会说，主啊，你真丢脸。如果不是，主啊，你真丢脸。没什么两样。我会一直对着全能的主挥舞拳头，问他：“那个十三号的凌晨，你究竟在哪里？”他自然有借口，每天都在变。
那没有浮出水面的答案，那信仰并不要求的答案，将属于斯蒂芬妮的父母，以及多年来我所熟知的成百上千人。
我保证在圣诞节前——确切地说，在圣斯蒂芬日，即十二月二十六日之前——刻好斯蒂芬妮的墓碑。那一天我们都记得唱《好国王温斯洛斯》。公元三十五年，斯蒂芬被控褒渎圣灵罪，被人用石头砸死。
我第一次带斯蒂芬妮的父母去墓场为其女儿选购墓地的时候，她母亲站在路上，指着一尊“复活的耶稣”花岗岩雕像说：“我想让她睡在那儿，耶稣的右手下面。”我们走过去，走到耶稣伸出的右臂下面，一块没有标记的空地。斯蒂芬妮的母亲说：“就是这儿！”她泪水濡湿的双眼凝望着基督灰色的眸子。斯蒂芬妮的父亲眯着眼，读着旁边墓碑上的名字。他读到的不是别的，就是“福斯特”。那名字刻在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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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食客斯文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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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尼：啊！现在绞架下的木板已抽开
再强壮的人也将一命赴黄泉
林奇西钦：斯文尼，现在你落在我的手中，
我能治愈这些父亲的创伤：
你的家族没人入坟墓，
他们所有的人都还活着。
希穆斯希尼：斯文尼的迷途（1）
我的朋友，诗人马修斯文尼，确信他就要死了。自从一九五二年，在爱尔兰最北部多尼加尔的巴利利芬，不良征兆第一次出现，那块石头一直压在他心头，一刻也不曾放松过。甚至在那时，离事情明确还有几年时间，他就知道，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发生了。
当斯文尼还是一个粉红色皮肤的婴儿的时候，躺在摇篮里，在父母愉快的呵护下，他感觉到了什么？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和平年代，在一片绿色而安宁的土地上，是什么使他早早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灾祸？
或多或少，也许是因为，他田园诗一般的童年，他在马林国立中学的教育，成功考入古曼城圣方济各学校，他从一所所大学，最早是都柏林大学，然后是北伦敦工业学院，最后是弗雷伯格大学（在那儿结识了一群医学系学生，原因稍后便知）的成功逃离，以及他生活中的一连串幸事，剥夺了作为他特殊禀赋的预感能力，从此认识不到，在每分每秒中都包含着致命的时刻。他的末日随时可能到
来。
甚至在他向邻近教区最漂亮的姑娘求爱成功，获得人生如此重大的胜利之后，昭示他噩运的不祥私语不仅未趋平息，反而愈来愈大声。他得到了班克雷纳的罗丝玛丽巴伯，当地的民歌和传说夸耀着她勾魄摄魂的眼睛，她的善解人意，她轻盈柔软的腰肢，和性情的温柔，但如今，他要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包括一段最为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他即将问世的诗集《结婚套间》显然从这场婚姻中获得了灵感）。同样，紧接着儿子马尔文（已经快会喊爸爸了）之后，心肝宝贝女儿妮可的出生，使他倍感幸福，同时倍加伤心。马修记得保罗的话：“如果你热爱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你将失去它。”他爱生命。哪一个正常人不如此呢？可是，手持大镰刀的死神，已经跟上他了。
他写诗，爱听自己的诗句经自己之口朗诵的声音。他成名甚早，当之无愧。斯文尼家族世居伦敦，在这里度过文学生涯最好不过。此外，由于他害怕开车，脑子里总是自己和孩子的肢体血糊糊地和金属纠缠在一起的可怕幻象，伦敦很可弥补这一不足。和穷乡僻壤的多尼加尔不一样，伦敦的地铁、巴士和绝对可靠的出租车服务，使马修既能到处乱跑，又不冒亲自驾车的“危险”。何况大英帝国的首都还是世界上生活最方便的城市，遍布各个角落的零售商，把一切可心的东西送到你面前。
从他在董贝街的宽大公寓出发，东行不到两百米，小店小铺密集的兰姆斯康代街已经出现在眼前。在家几十米的距离内，就有一家药店（斯文尼常去请教有关问题），一家可买到羊角面包的法式烤点店，一家花店（斯文尼买过一盆仙人掌，为此还写过一首诗，后来成了他最新也是最好的一部诗集的题名诗），小酒馆，“羔羊”酒店，一家干洗店，两家咖啡店，一家杂货店，一家蔬菜店（斯文尼为不同品种的生菜、茄子和辣椒的正确选用与人辩论了很久），两家食品店（一家爱尔兰风味，一家普鲁士风味），一家药草店（这我没资格置评），还有伦敦历史最悠久最有声望，坚持用马车出殡的A法郎士殡仪馆布卢姆斯伯里分馆——斯文尼每次走过它那黑墙金字的大门口，你总能看见他加快步伐，而且哼着一首汤姆韦茨的歌壮胆。只有一九九一年伯纳德史东的“塔楼书店”（全市收集当代诗歌最齐全的书店）的关闭，才使斯文尼家门口的城市景观稍微减色。
往北一条街之外，颇值一观，耸立着伦敦皇家顺势疗法医院的高大古典式建筑。到过斯文尼家朝圣的数以百计的诗人和作家，无不以为这种邻近关系意味深长。当然他们也不能断定，从斯文尼四楼卧室一眼就可看见的急救车出动的情景和往来不断的忧心忡忡的看病者，是加重还是缓解了斯文尼的忧郁？斯文尼自己都未必说得清。但因为经常步行往西到女王广场，去和出版其儿童诗（据论者之言，斯文尼的儿童诗痴迷于形形色色的怪物，对告别童年深怀恐惧，因而别具魅力）的“费伯书屋”的编辑见面，他躲不开医院的庞大楼影。
说实在的，斯文尼在著名的人文荟萃的布卢姆斯伯里（任何一位斯文尼一样的优秀作家，皆可轻易从这里找到他的先驱）的家，正处在各种医疗机构的中心：皇家外科学院，伦敦大学医院，内分泌协会，女王神经病院，热带病医院（斯文尼曾去化验过尿样和痰样，看是否感染了能引起高热和内出血的伊波拉病毒），以及其他类别的医务设施，全都步行可及，充分证明了人类与微生物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何等残酷：人被感染、传染、侵害，被疾病折磨，最终如斯文尼所指出的，走向死亡。
也许应当交代以下。我第一次见到马修斯文尼，是在都柏林克拉夫顿街的伯利博物馆。那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他的第四部诗集《蓝鞋》在爱尔兰首发，时间正巧是我到博物馆，在其著名的大咖啡厅的楼上大厅朗诵诗的前一天。马修说服他的编辑（如今也是我的编辑）多留一天，两人一起来听我朗诵。我们在都柏林的共同朋友，诗人兼小说菲利普凯西，曾替我们交换过诗集，此后我们经常通信，互道雅慕，谈文论友，虽从未谋面，熟悉已如故交。按当地习惯，我们去了格罗根酒吧。他对我的朗诵称赞有加，对我因职业之故熟悉各种疾病和病理深感兴趣，和我一样爱穿黑衣（我穿黑衣也是职业之必需），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
这次见面为时甚短，酒吧里也太吵。我的时差尚未调整过来，马修呢，尚未完全从前一夜的疲劳中恢复。但令人高兴的是，这只是此后一系列交往的开端。在英国，在爱尔兰，在密歇根，我们都享受到对方家居的舒适，妻子的热情，孩子的可爱，朋友的友善。我俩的诗，批评家说题材近似，如国内的灾难，面临的危险，以及神秘奥妙的死亡，但处理却很不一样，大家聊起此道更是投机。
在伦敦的作家和老饕圈子里，斯文尼被形容为一个讨人喜欢的、神经质的疑病症患者。他偶感风寒，便觉得是肺结核；头痛，便怀疑生了脑瘤；发烧，可能是脑膜炎；宿酒未退，是消化性溃疡；大便不准时，是肠梗阻或结肠癌；除了未曾怀疑自己怀孕，所有已知的疾病他统统来过一遍，直到检查确诊才放心。事实上，他连经前期综合症都去查过，而大家也不怀疑他会得这种妇女病。他到处咨询请教，手头上有一长串专家名单，附以手机号码。他的医护大军中有心脏病和直肠病医师、针灸师、免疫学家、口腔医生、肿瘤专家、行为医疗师，还有当地一些宗教和半宗教组织的心理医师和整体疗法专家。家里的电话上已预先输入这
些人的号码，以便需要时一拨便通。他大部分教友的胸章上，写的是“紧急情况时打电话给牧师”，而斯文尼的却写着：“叫急救车。叫医生。采取全面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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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食客斯文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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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向人请教过人类所有已知的疾病，从A字母打头的阿伯斯—勋伯格氏病，到Z字母的结核菌感染，想象自己患了所有这些病。有些物种和亚种之间从未听说过的怪病的互相传染，更离奇地加重了他的忧虑。但猪流感、鹿虱、犬类白血病、棕蝠症，以及鹦鹉热，在每一季度的身体检查中倒是可以排除。
他还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是已知的唯一的疯牛病幸存者。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是因为吃了“海滨辛普逊”餐馆一份配以熏鱼和煮蛋的瘦牛肉当作早午餐之后染的病。马修选择饭馆，常常参考伦敦《观察家》的推荐。报上对法国南部菜式中的蘑菇的讨论，使马修相信，蘑菇是有毒的，误食了蘑菇务必叫医生。
人们流传的一个笑话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曾向马修建议，以亲身体会写一本关于疑病症的书，可是天哪，马修觉得把握还不大。
尽管别人对马修报之以怀疑和嘲笑，我有时想，也许马修正是一个先知，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一个预言家，都市大漠里难得的清醒声音，他呼喊着：末日已近，比你想到的更快。
伦敦吸引斯文尼的地方，除了便利的公共交通、文学氛围和世界一流的医疗设施，还有饮食。英国人对烹调兴趣缺缺，毫无天才，因此引进了前大英帝国疆域内的一切佳肴。可以说，全世界没有哪一国哪一地区哪一民族的菜食你在伦敦找不到。马修则把品评这些美食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他简直就是味道学专业的高材生，天生的品味和美食大师。在长期的体验中，他发现了全伦敦最好的泰国餐（南肯辛顿区的Tui）、阿富汗餐（帕丁顿街的“沙漠商队客栈”）、印度菜（苏豪区的“红堡”）、中式点心（唐人街的“海港城”）、面条店（大英博物馆后斯特雷森街的“瓦加玛玛”）和咖喱素食馆（图登汗法院路站后面小巷子里的“曼迪尔”）。对人而言，品味的国界是无边的，就像天空之于飞鸟。斯文尼浸淫于各种前所未知的食物里，宛如都市天堂里一只快乐的珍鸟。
黄雀吃蓟，鹈鹕想鱼，游隼喜肉，蜂鸟吸吮甘甜的果汁，马修的无边渴望与伦敦的全球餐谱配合得天衣无缝。美食在他心中犹如满天繁星，今天哪一颗亮得更耀眼，他就选定哪一颗。在他的探险中，常有自愿的同行者，或是诗界同行，或是别的食客，他们觉得与马修一起用餐是难得的实习机会，花点钱太值了。（写下那些在文学界和美食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实在是很难抗拒的诱惑。好在我习惯了。即使略而不提是个错误，也比挂一漏万好。）
此外还得提一下，马修自己也是个烹调高手，从选菜配料，洗切煎炸，到摆出宴席，开怀享用，每一步骤都带着他鲜明的风格。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是因为他对食物的情有独钟——发自感官、肠胃和心灵深处的喜爱——与别人所说的他的疑病症实在巧合。而且我觉得，他对人生之短暂的特异敏感，对人类生存之本能的敏锐感受，也正与此契合。
在图登汗法院路站的一家日餐馆吃生鱼片时，大家很自然地谈起，日本人每年多少人因食用处理不当的河豚而送命（最新统计，刚好五百出头）。是所吃的食物决定了谈话内容吗？有一次，我们在学做曾在诺西亚的“法兰西斯餐馆”品尝过的一道拿手菜，意大利翁布利亚风味的香肠和小扁豆时，马修突然问我：对尿道感染、男人性功能障碍、结肠炎和憩室炎了解多少？知不知道常年胃胀有什么先兆？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他对香肠和小扁豆有所怀疑？食物和他对灾祸的恐惧是不是有关联？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因为有一次，在密歇根，我们一早钓到一条鳟鱼，在厨房切小香葱作调料时，他的话题忽又转到显微手术可能有的危险。“手腕出点小毛病，”他说，“你可能就没法走路，没法说话，甚至整个后半辈子都过得凄凄惨惨。”还有一次，在克莱尔我的农舍附近的餐馆，面对端上桌的我敢说是全世界最棒的龙虾，马修开始问我关于意外死亡，特别是从高处跌落摔死的事。他一定要弄清楚，法医学是不是能够证明，如他希望的那样，死亡发生在坠落过程中，人不是在着地时活活摔死的。
每当有人问我马修为何如此敏感时，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力尽所能地回答，如果我也不懂，争取提供一些书目让他找到答案。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也得设法弥补。
关于这个从高处坠落的问题，我向马修介绍了一个获得很高评价的理论，最初是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的一个学生提出来的，大意是，生物面临巨大的威胁时，机体便开始进行腺分泌和其他生化反应，导致集中神经细胞活动的大脑突触团阻塞，引起昏迷。坠落者的一种情形是，没有摔死，受伤后经抢救在医院苏醒；另一种情形是，摔下去，一命呜呼。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况，可以断言，这个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如何撞上地面，或者说，地面如何撞上他的。
马修听了我的话，呆了半晌，这才吃起龙虾，加上一小块黑面包，一点其他的菜。斯文尼这次是全家来西克莱尔作客，他的夫人罗丝玛丽不顾反对，坚持让孩子自取餐具，自己敲碎龙虾壳。我从她的蓝眼睛里看出她在一心忍让。和马修这样的作家生活在一起，非得有圣徒的品性不可，能分担痛苦，能理解人。我在妻子玛丽的眼睛看到的也是这样的眼神。我想，换个话题会轻松些，便谈起牙齿矫正，青少年的成长，宇宙的形状，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内容。但在马修的眼中，仍残留着一丝怀疑、一些不满足和徘徊不去的疑惑。就是这种合理的疑惑，洗刷无数无辜者的冤屈，甚至挽救了他们的性命。
我们用餐的曼纽尔迪卢西亚（迪卢西亚是西班牙人的后代，一个世纪以前，西班牙舰队因为暴风雨在西克莱尔海岸搁浅，逃上岸的水手绝大部分被当地的爱尔兰人杀死，只有寥寥几人幸存）餐馆坐落在高崖上，俯瞰着基尔基和卢普黑德西南犬牙交错的海岸，这也许是马修想到坠落的原因吧！这种险恶的地形，也许让马修回想起他度过童年的爱尔兰最北端的马林头，那里的土地高出海面足足半哩。我呢，则想到我的同胞诗人埃德加爱伦坡，他的《反常之魔》形容的就是当我们站在危崖的边缘时，内心常有的“跳下去”的冲动。坡的意思是，事物在被创造的同时，内心已埋下毁灭的种子。这话或者是赫尔曼梅尔维尔说的
？对于这些马修几乎肯定会赞同的观点，我的记忆有点模糊。
我觉得，我耳闻目睹的一些事，虽然有限，或可作为来自经验的证据，满足马修此时的渴求。我告诉他，我曾装殓过一个废金属场的工人，他是被汽车砸死的。若论有说服力，讲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会更好。但米尔福德最高的楼只有三层，没听说过谁从楼上下来摔死。所以，我们这儿看不到伊卡洛斯（2），看不到有人从天上掉下来。对于那个不幸的遇难者，毋宁说是天掉下来了：一辆在车祸中被撞坏的野马汽车，当时吊车正吸住这辆烂车在空中，恰巧这时出现了人们所谓的“金属疲劳”现象，吊车一时失灵，汽车连同吸住它的大铁盘同时落下，砸在正在下面一辆汽车上翻弄车盖的工人身上——实实在在，他不该在这么一个错
误时间出现在一个同样错误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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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和食客斯文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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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没什么好说的。保险公司的赔偿，不着边际的对死者的赞扬，同事们的同情，都难以弥补大错。这正像我的大儿子所说的，“一件倒霉事”。尸体是他从停尸房运回殡仪馆的。
从马修的神情上可以看出，尽管不及细问死者的背景、家庭等详情，他已完全把自己与这个在工作日死于飞来横祸的工人等同了。
但我觉得应该向朋友说明的是，尽管造成了如此沉重的伤害，尽管这样的事多得说不完，那个被砸死的工人脸上表情平静如水，这本身意味深长。这种安详无异于明确宣告，他对带给他灾难的“未知力量”要么无所谓，要么只能默认其作为。死的脸上除了伤痕、碎损和裂口，还有一种表情，仿佛要对我们说，“祝你愉快！”我想，也许对于他母亲和家人，这多少是点安慰吧。可是亲人们的心，却依然紧紧贴在已经合严的灵柩上。
此刻，心中充满对同类的哀悯，斯文尼双目含泪，伫立在窗户边，凝望着太阳西沉的北大西洋，凝望着立在岸边的妻儿在暮色中的剪影（罗丝玛丽坚持带孩子们出去“透透气”），海鸥在他们头顶的悬崖上空翻飞，划向岸边的小船亮起灯火，与天边最初的星星交相辉映。
我为他叫了一杯白兰地。
如果人生像一盒巧克力，一顿龙虾大餐，也没什么不好。活着的人可以吸取很多教训。我学到的一条就是：我们有的人狼吞虎咽，有的人仔细品尝；有人视吃为麻烦，有人则当作享受；有人吃完，拔腿就走，有人边吃边想；食物中有些是猎杀的，有些是收获的；有的新鲜，有的经过腌制；有的是活的，有的早已死掉。我们的胃口并不相同。
经过多年与马修斯文尼共餐，交换诗作、小说、菜谱和朋友，我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他幼年所感受的，他童年所了解的，他成人后所领悟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都会死。在这一点上，他绝对正确。如果他的谨小慎微看来太仔细，太过分，有时不免神经质，我们不妨视之为一种天赋。
也许他在镜中瞥见了鬼影，在每一次触摸中感到了凉意，也许他比别人更清晰地听到了爱伦坡所说的“反常之声”，或是从甜蜜中嗅到腐败的气息。
也许只是因为，从生命中感受死亡的征兆，他的味蕾比别人更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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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大叔的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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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考试中，用的不是“答案”，
他们应当径直称之为“印象”。
如果你得出的是不同的“印象”，那又怎么样？
难道我们不能皆成兄弟？
杰克韩迪《深思集》（1）
艾迪叔叔打算申请一个800免费商业电话号码。他的副业，清理自杀现场，眼下势头挺旺，生意应接不暇，飞虫似地一落一片。他需要另开一条电话线路，设计公司徽章、公司口号和磁牌。他来找我，他的大哥，出主意，我挺感动。
“你觉得1—800—Suicide（自杀）怎么样？听起来太可怕？太直白了？”
“这个，艾迪……”
“要么换成1—800—TripleS（三个S）？你知道，三个S代表特别清扫服务（SpecializedSanitationServices）。”
他心里特别希望，SSS有一天会像代表全美汽车协会的AAA，代表万维网的WWW和代表黄色电影的XXX一样出名。艾迪叔叔常说，看着这些标志，让他从心底为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宪法修正案感到骄傲。
我想，他的业务恐怕太“特别”了，知道有这项服务的，只有州和地方的执法部门、郡医检官和殡仪馆；需要提供服务的，只有死者的家人或房东。室内自杀，凶杀，意外事故，以及其他自然灾祸，这些就是需要艾迪叔叔及其三S公司的雇员－－他太太、他的高尔夫球友、球友的太太－－收取适当费用，提供特别清扫服务的机会。这样的业务虽然在电话黄页上找不到，但毕竟是一项需要人做的苦活儿。
“其实呢，申请到什么号码就用什么好了。艾德，申请一个尾数是几个零的也不错。”
听到这话，艾迪叔叔脸色变了，有点惊讶，有些茫然，一副古代玛雅人面对生命之无常而苦思不得其解的模样。
若是几年前，艾迪这活我会分文不取替人家干。当初，我搬到米尔福德还只几个月，某天半夜，当时的警长、我在扶轮社的一个伙伴，打电话到殡仪馆，问我有没有人手去接一个“难活。”他说，“你知道，现场实在惨不忍睹。”
“在高原路出了事，太可怕了。尸体已送到停尸房，你来把它整整吧。不好好处理一下，亲属不肯回来。实在糟透了。”
警长一定觉得，殡仪馆应该专设一间办公室，挂上“难活”的牌子，里面坐着专门收拾这类烂摊子的专家。
我说，“嗯，专门的人当然没有，不过我马上过去，找韦斯来办。”韦斯就是韦斯利莱斯，我们的首席遗容师，老式学校出来的，习惯了深夜处理突发事件。
警长介绍的情况大致如下：高原路那栋错层式住家的屋主人，对于老婆和其开按摩诊所的老板有染越来越不堪忍受，自杀了。偷情的事不是很清楚，大概开头也就“服务一下”什么的，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唉！”警长叹到，“该死的三角关系。”他朝屋前人行道上狠狠唾了一口。“女人带孩子去了她妹妹家，说是未清理干净前决不回来。”
通过现场查证和未亡人神情激动但不失明晰的陈述，警长弄清了事情经过。那天晚上，老婆先上床，声称要在头上簪发卷。这是他们之间的某种暗语，意思是，今晚她不想做爱，而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明天上班让老板看。戴绿帽的丈夫听了，一言不发，独自坐着喝闷酒。一瓶邓菲牌爱尔兰威士忌喝完，将老婆的安眠药吞个精光，然后打开抽屉，找出那把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才有机会一用的“布莱克－德克牌”电动切肉刀，拿到卧室，插上床头的电源，在女人身边躺下，牙关紧闭，将嗡嗡飞转的刀口对准脖子，切断了两根颈动脉和颈静脉，直到切进食管，人已断气，才松开开关。女人早已睡熟，男人上床，电刀飞转，男
人弄出各种响动，似乎都不曾惊醒她。惊醒她的是男人汩汩直流的热血，流得满床都是，她的身上、头上都沾了血，床单、床垫、弹簧褥子，几乎湿透了，血一直流到地毯上。女人被热乎乎的血弄醒，还以为是在做梦。
韦斯和我一直收拾到天亮。地毯、床垫、弹簧褥子、床下塞满的丈夫的软色情以及狩猎和汽车杂志，女人看的各类广告和《大千世界》期刊，一古脑儿搬出去扔了。屋里的小件用品逐一用洗涤剂洗干净，擦掉电话、闹钟和彩电上溅的血点子，用在地下室找到的油漆把地板和墙壁整个儿粉刷一遍，只除了天花板。由于血把地毯和衬垫浸透了，硬木地板上留下处处污斑，我们擦了好一阵子，擦不掉，留下一条浸透漂白剂的毛巾在那儿，走了。
韦斯缝好尸体，给他穿上一件高翻领汗衫遮住脖子，估计对付着能放在棺中供人吊唁了，尽管嘴巴不太好弄。因为死者为了忍痛而嘴巴紧咬，扭曲得厉害，正如你在电影上看到的，伤员动手术取子弹甚至截肢时，人们给他喝口酒，让他咬一块橡皮，他就死死咬住，咬得脸都扭歪了。
可怜的死者，正如他一个远房表亲所说的，看上去“死意已决”。
在所有成功的自杀行为中，“死意已决”是最突出的特点，这也是我唯一佩服的一点。如此决绝地、毫无逆转余地地伤害自己，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坚定与否，是区分真正的自杀者和一时起意的寻死者的标志。因为生活小事，因为完成不了作业，因为身体检查发现了毛病，因为失恋，因为怀孕而一时想不开的人，和一门心思赴死的人，是不同的。其中的区别微妙却不容小觑。后者是极少数，前者则司空见惯。
至于凶杀也是如此。说真的，假如我会发疯，我的疯狂是攻击型而非抑郁型的，我更倾向的是毁灭别人，而非自我毁灭。和多数殡仪员一样，我心里藏着奇怪的念头，觉得有一天，地球上就剩下我一个，卸掉了悲惨而又有利可图的担子，不再掩埋他人，这时我升入天国，一生中第一次，所有账单全部付清。是啊，我们常常暗自希望别人都死掉：离异的配偶、牙齿保健师、政府工作人员，高峰时间一块挤车的乘客、街头少年、电话推销员、电视布道家、外家亲戚、父母、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无不一度成为我们杀人冲动的对象。但我们绝大多数都不会杀人，因为我们明白，气得想杀人和真去杀人毕竟是两码事。
虽然如此，将痛苦外泄到他人身上和内泄到自身的冲动犹如孪生姐妹，不论我们凡事归罪于自己还是别人，我们仍然处于这个痛苦不断的世界的中心。他杀和自杀是同一首悲歌两篇不同的歌词，其病理几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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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大叔的公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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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自己或自己的同类，无论如何，在那一瞬间，需要坚定的决心和冷酷无情，置一切反对的声音于不顾。当然了，很多反对声音出自习俗和制度。政府立法禁止杀人和自杀，宗教经典明确宣布杀人和自杀是不道德和不可宽恕的。他们说，生命是神圣的，具体到每个人均是如此。生死予夺是上帝的权力。环保人士将此观念推及到其他濒临灭绝的物种，如鲸鱼、镖鲈、猫头鹰和榆树。这是政客和神学家的职责。但值得指出的是，存在着法律和宗教性的例外，如圣战和死刑。以上帝、正义、宽恕和自卫之名进行的他杀和自杀，虽然背离了准则，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但更响亮的却是我们自己的声音，那是我们的自我本能，心理的、生物的、灵魂的、社会的、智慧的本能。没有旌旗，不设偶像，每个生命都在与死亡抗争。每个曾经拍死过野蜂，抓过鱼，射杀过野兽，在垂死者身边陪坐过的人，都知道，生命－－在细胞层次上－－是如何激烈地反抗死亡。从我们身上发出声音：“不！不要！”
我们在殡葬学校学过，生物肌体在死亡发生时，立即开始发热，此一现象称为“死后生热”。细胞继续分裂，进行新陈代谢，交换氧气和蛋白质，一切照常进行。但由于呼吸、出汗、流泪和放屁等排泄性的活动终止，肌体过热，细胞因此停止工作：时间已到，该收工了！之后，已死的肌体慢慢冷却到室温，比活人的体温低差不多三十华氏度，所以人常常会问：为什么凉透了？
死亡有多重意义。听诊器和脑电波仪测出的，叫“肌体死亡”；以神经末端和分子的活动为基准确定的，叫“代谢死亡”；最后是亲友和邻居所共知的死亡，“社会性死亡”。
同样，出生也有多层意义，从怀孕（代谢的）到出生（肌体的），直到命名和洗礼（社会的）。生与死的多层意义的排列顺序非常重要，人们习惯的正是我前面所列的一种，它显示了我们对于新发生的生与死的接受准备和意愿，有的过程只有几个小时，有的几天，有的则长达几星期甚至几年。对出生的婴儿，在确定他能存活之前，不会为他取名和施洗。随着时代的进步，为孩子命名和施洗越来越早。同样，在确定一个人确已死亡之前，我们不会急于安葬－－古人这么做，旨在防止“活埋”。丧葬礼仪的大部分，都在“唤醒”（2）死者的努力之后进行，就是为了确定死亡的事实。
在各种文化中，在每一历史时期，葬礼的目的，均在劝导亲友正视和接受死亡的事实，意义与新生婴儿的洗礼相同，区别仅在于后者的目的是接受生命。围绕着出生和死亡的仪式，为妥当而理智地应对两件人生大事提供了一个范例。
与此同时，关于生死的仪式还满足了人类在礼仪、象征和实践上的需要，满足生者和死者的需要。在生命的此端，我们宣告：他活着呢，好大的味道，得赶紧洗洗。在生命的彼端，我们回应：他死了，好大的味道，得赶紧洗洗。自我们从茫茫宇宙、或上帝的伊甸园、或原始的泥沼中诞生以来，我们把生死的循环称为“自然之道”、“神的意志”、“伟大的轮回”、“生命的本质”：人生人死，人爱人哀，人育人灭。上帝创造了自然也好，自然创造了上帝也好，由自然或上帝决定的死另人厌恶，而同样由他们决定的生却是由衷的欣喜。尽管如此，对于生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心理。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欢乐，不可能了无忧虑；死，也不一定只有恐惧，而丝毫不带祝福和安慰。我们承受，接受，视之为合理的、仁慈的、适时的现象。可是直到如今，生固然是无限的欢乐，生命的奇迹，死却被当作不速之客，黑暗的天使，阴森的手持镰刀的凶神，暗夜里的窃贼，一句话，死就是他妈的王八蛋。
秩序一旦被打乱，就违反了自然，我们就陷入悖逆之中，我们的时序观念就彻底混乱了。如果“社会性死亡”跃居“肌体死亡”之前，一个人就有可能被“活埋”；相反的情形则是：在疗养院里，悄无声息地，因为并不致命的病因撒手而去。我们宁愿自然之手稍稍赶在我们作好心理准备之前将他们攫出尘世。大病之厄难逃，人们常常归咎于医学，归咎于其新技术的无能为力。哦，实在不必。该离开时就离开，顺应自然之道吧，尽管其结果并非完美无缺。
对于生命的另一端，当局面不由我们来控制时，我们却不那么愿意听任自然或上帝的安排。科学技术使人得以计划和控制生育，可以避孕、堕胎，选择婴儿的性别和头发的颜色，对此，人们坦然接受，从无疑问。没有经过这一切安排的出生，在过去，本是不言而喻的唯一途径，如今被看作是意外，是伤害，是惊讶。听说谁谁不期而孕，大家咂舌不已：老天！人们总是祈求更多更多的“选择”，就是不肯听天由命。
如此说来，人们责难自杀的理由，违背自然，违背上帝的意志，用在出生这一头，同样可以理解，可以接受。所谓“控制”和“选择”，意思无非是，我们和上帝耍着玩，我们捉弄一下自然。
我们痛恨杀戮，即使是那些为宗教和法律所不容的杀戮，是因为杀戮同样扰乱了自然的秩序。在反战、反死刑、反堕胎和安乐死的队伍中，打出的标语上写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容否定”。但支持政府发动战争和执行死刑的人，却经常反对“选择”和“有尊严的死”的权利，一如那些支持堕胎和自杀者反对越战和海湾战争，反对用毒针处死连环杀手。
更微妙、更令人困扰的事实是，战争的动因常常出于贪婪和荣誉，而非人道主义的目的，堕胎也往往为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原因所左右，安乐死的背后，有时候则掩盖着种族灭绝、虐待、漠视和残杀的事实。我们所谓的“选择”，好的时候不多。
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和新世纪的上半叶的巨大分野，正是基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思索，基于生死之间的相互转换。技术进步的同时，人类丧失了对伦理问题的兴趣，而伦理道德本该永远与时俱进。由于科技的进步，我们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然而技术教会我们“怎样做”，却不能告诉我们“意义如何”。不仅如此，我们也不再相信我们的本能。如果觉得事情错了，我们感到难堪，不会像做对了事时那样直接说出来。在多元化的旗号之下，每种观念都一样有价值，再荒唐的诉求也要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举行听证会，而且要耗同样多的时间。客观现实附庸于具体的人和情境。没有客观现实，只有“你的”现实，“我的”现实，“他们”眼里的真相，我们没法弄清到底什么是现实和真相。我们按照合法不合法，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机能和机能失调，按照它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自尊，如何顺应我们的感觉，如何应对下一次选举，以及市场如何反应等规范，把我们的个人问题分门别类。既然一切事务都能依此办理，相对有益于所有关注的问题，那些人生之大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关于生死的大事，谁活着，谁已永别人世，那么，需要的就是我们最珍贵的本能，最敏锐的直觉，最明晰的智慧，以及真诚，这种真诚源自我们的参与感，作为整个人类一份子，而不是作为某个团体，某种性别，某种宗教，特殊利益集团和种族的一员的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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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大叔的公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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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对话似已奇怪地沉默了。是不是意外我们太忙碌，或根本不在意？我们宁愿把这些问题都留给专家？
我们这代人，人口统计学上所谓的婴儿潮一代，应当谨记，存在着这样无奈的讽刺性的可能：计划和操纵生育的第一代，他们的死将操于侥幸逃脱了节育之罗网的子女们之手。我们的终老依赖子女们的选择，正如当初他们的出生依赖于我们的选择，根据同样不外乎简便、有利、有效，五年计划、作用、出色表现、良好时机、充裕的财力和精力。我们总是这么告诉他们：少就是多！也许我们不该糊弄大自然，我们只应当顺势而为。
“你觉得棒球帽和风衣怎么样？”
艾迪叔叔在考虑选什么样的制服。
“深色，就是深绿色，现在正流行呢。再在金字塔形图案里绣上三个很有品味的金色S。你看，又古典，又不过时，非常专业。你觉得怎样？”
我提醒他注意开销，一开始最好规模小点。先揽点活，赚点钱，然后再考虑制服什么的。我说，“先学走后学跑嘛。”
一连串的“难活”让艾迪尝够了苦头。其中一例，发生在镇南公寓楼里的凶杀加自杀案，厨房里的家伙和大口径滑膛枪全用上了，对于三S公司，报酬固然不错，“实习”的艰苦同样可观。艾迪已为员工买了手套、面罩、呼吸罩和一次性的靴子，又买下一辆面包车，当然也是墨绿色的，配备了木桶、拖把和清洗剂。他还购买了臭氧机，用以驱除现场的异味，印制了合同和单据。他开设业务讲座，教导员工谨慎履行职责，发扬团队精神，熟练业务技术，适当处理有菌污物，防止细菌感染。他还筹划圣诞餐会，发红包，出钱为员工注射B型肝炎疫苗，为他们配备手机和证章。
像爱滋病和酗酒一样，自杀也有一定的传染性。为什么？对此没有完整的答案。为什么不呢？我们这么反问，试图把这种反常行为纳入可理解的范围。要想让自杀显得“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只需将其视为危险病症的最后一种显著的致命症状，一种抑郁或忧郁症。但若要使之成为法律“允许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就得对生命的绝对价值提出质疑。生命的价值就得变成“相对的”、“可讨价还价的”，一个观念问题，可以任意解释。我们宣称它不过是一种观念，一个选择。“去死还是活下去”，就像抽烟和不抽烟，座位靠窗还是靠过道，沙拉配什么调料，喝什么酒，不过是个人品味、情境和环境的不同罢了。它只对公众舆论、地方法规和政治现实负责，不再听命于神和自然。
我们把很大精力放在生育和抚养子女问题上，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各执一端，决不妥协。反观生死问题，鲜见如此争议。在子女问题上观点相左的双方，隔着人群互相责骂，往对手身上泼污水，满耳只闻污蔑攻击之辞，全不管民众在他们的喧嚣声中，根本没法提出关心的问题。没人愿意静下来听一听，每个人都在大嚷大叫。
艾迪叔叔的口号是：“现场清理一净！请洽三S公司！”他用金色的22号黑体字把这句话印在深绿色的衬底上，附上800的电话号码（1－800－668－4464），做成贴在冰箱上的小磁卡，半打一包，成包成包地寄给密歇根东南部的各个警察局、消防队、殡仪馆和停尸房。他在附信中加上他24小时开机的手机号码，表示乐意与保险公司合作，声称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并提供免费的网上报价单。所有这些关键字眼，“体液”、“血液感染病毒”、“人体组织”、“腐烂”、“蛆”，以及“消毒”、“复原”、“清洁”和“谨慎”，充分解释了公
司为何取名为三S，即“特殊清扫服务有限公司”。信的末尾是艾迪的签名，自封的头衔是：创建人兼总裁。
结果，诸事甫毕，电话已经打进来，起初一个月一、两次，后来一周一、两次。艾迪叔叔说：“他们拼命找我！”找他帮忙的事包括偶发的谋杀案，死了很久没发现的无人照料的孤寡老人－－有个老头八月里死在小屋的地板上，过了大半个月大家才知道。从那以后，艾迪叔叔的工作设备中又增添了地板铺沙器和煤油。但大多数时候，三S的生意还得靠骇人的家庭暴力自杀案，否则难以抵销开支。
半年过去，经历了在卧室、浴室、地下室、车厢、旅馆房间和办公室的奋斗，艾迪叔叔野心勃勃，计划去申请经营特许权，还想装备直升机，大大扩展业务范围。
1990年6月，我们奥克兰郡出了位大“名人”，一个无业的病理学家，破产的电影投资人，杰克科沃基安，把一个名叫珍妮特艾德金斯的老妇人请上他的老爷车，开到往北几里远的格罗夫兰镇，拿出他发明的机械装置，一架命名为“死神”的自杀机器，告诉她开关怎么用。机器是用在车库甩卖中买来的旧零件拼凑成的，说穿了就是一架氯化钾注射机。艾德金斯按下机钮，机器发动，老太太一命呜呼。尸体被送到陈尸所，做了胸部和头部检查。科沃基安被捕，关进位于陈尸间楼上的囚室。珍妮特不久在常青公墓火化，杰克的照片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他们各遂所愿。
只有艾迪叔叔不开心，他指着报上的消息，脑门青筋直跳，怒气冲冲地大叫：“这个该死的杀人医生是谁？干吗要毁我的生意？”
我说，三S公司不会受影响的。但我弟弟说，这是真正的威胁。他向来看得远。他接着解释道，这种旁人协助的自杀，不流血，不出乱子，现场干干净净，艾迪的特别清扫服务完全是多余的，水桶拖把什么的一概用不上，就像打字机和电报，注定要被淘汰。“坏兆头已出现”，他叹口气，“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劝他先别灰心，科沃基安肯定会坐牢，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注射毒剂是非法的。很明显，自杀算不上一种“治疗”，尽管对于摆脱精神、肉体和情感上的痛苦十足简单有效，但归根结底，杀人的成分比救人多。“协助自杀”如同历史上的“圣战”，无非是听起来漂亮的自相矛盾之词，意在把杀人装扮成慈善行为、一种恩惠，或高尚事业。人要自杀，很快就会觉得，还是那些老办法靠得住：几片药、煤气、跳河，或一把手枪。
近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错了，彻底错了，又错了。
到1996年底，科沃基安一共协助了近五十起自杀。提倡安乐死的人，提倡自助自杀的人，在网上设立自杀主叶的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全都赞不绝口。人们把这类归于“自杀”条目下的网站通称为“死网”。你可以在家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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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大叔的公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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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叔叔说这不是自杀。自杀自古屡见不鲜。做生意靠的是这个“协助”。但珍妮特艾德金斯不需要协助，至少不需要别人协助她死。她还没有衰老到咽不下几片药，扣不动扳机，发动不了汽车，拧不开煤气开关的程度，一切传统的方法都对她敞开大门。她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克服死的恐惧，这和我们对一切未知事物的恐惧一样。她的信仰使她相信，上帝或其他任何高高在上的神灵，能够理解她的所为。她唯一缺乏的仅仅是一声断喝，把她心中最后的一点犹豫压倒，抛弃那些部分由于本能、部分得自熏陶的“生命虽然不完美，充满痛苦，却仍然值得珍稀”的观念。杰克医生凭着他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那架东拼西凑的“奇妙装置”，以及一大堆道德上显得不偏不倚的术语，使珍妮特变成他的“病人”，毒剂变成“治疗手段”，他所做的事变成“协助自杀”。再一次证明了一项现代公理：越是弥天大谎，越是能骗人。借助于自己发明的设备，他提供的协助只是个“手段”问题。在北奥克兰郡，六月初的那个下午，在他面包车的后座，发生的事看上去并无异样，很自然，很正常，很正确，很欢乐，只是一个选择问题，受宪法保护的正当权利，也许某一天值得政府拨款资助。老太太启动机器，他祝她“旅途愉快”，似乎她正要去巴哈马或英伦三岛渡假。
聪明人想的不见得都一样。这一边，杰克科沃基安一心要扬名，如其律师所言，如今他的知名度快赶上圣诞老人了，脱口秀主持人和公共电视台都注意到他了。另一边，艾迪叔叔从中看到的是最终的失败，在科沃基安的新世界秩序中，自杀和看牙一样不足为奇，到此地步，三S公司还能有何作为？
奥克兰的三次审判未能将科沃基安定罪，也未能限制他的行动；郡检察官被指责滥花纳税人的钱去起诉杰克医生，因而落选（科沃基安准备在选举日为辛辛那提的59岁的伊丽莎白默兹注射毒剂，以此表示他对选民支持的乐观。投票刚结束，他也把默兹的遗体送到了医院）；两家联邦地区法院相续作出认可协助自杀的裁决，还有人提议将案子闹到联邦最高法院。在此之后，艾迪叔叔关闭了三S公司，冰箱磁牌、咖啡杯、棒球帽、风衣等等，全部封存入箱，遣散员工，取消电话答录服务，卖掉面包车，最后发信给所有联络过他的机构，表示歉意。
一整夜我无法安睡，一方面替艾迪难过，一方面又想起我知道的那些自杀事件。一个男孩子吊死在树林里，尸体直到打猎季节才被发现；一个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的男人，手持猎枪，坐在地上，枪管顶着下巴，足足想了一小时，决定把全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最后扣了扳机。头骨碎片嵌进木托里，他太太过了几个月才找出来，问我该怎么处理，又问我，我什么他一直把摄像机开着。
服毒的一群，多半是女人，她们用半瓶淡酒送下满满一把安定剂。其中一位穿上婚纱，用香槟酒服药，恭恭正正书写的遗书后来扭曲得像虫子爬：“对不起。我爱你。我实在太痛苦了……”家用有毒化学品，老鼠药，水管疏通剂，油漆稀释剂，漂白剂，全都能派用场－－我们看到她们的身体，从每一个孔窍里冒出白沫来。
有一个姑娘是爬上水塔摔死的。起初大家以为是意外，后来检查发现，从臀部到足跟都摔烂了。医生说，“人掉下来一般是头先着地。脚先着地说明是自己跳下来的。”他的结论：自杀。她的家人思忖，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而没有做，才把她逼上绝路的吗？不管是该做什么，还是不该做什么，酿出的苦酒他们只能自己喝。一个女人拿了一杆枪，一座电炉，挟持着刚会走路的孩子守在房间里，她考虑了几天，送出孩子们到父亲身边，留下一纸遗言，饮弹自尽。丈夫对她又爱又恨，终生难以忘怀。还有一位是我的朋友，他躺在别克车的排气管下，大口呼吸，直到断气。大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要说原因，不外乎老一套：承受不了压力的父母们；丧失信仰；性爱上的困惑；折磨人的发疯；天才的怪癖？不管怎么说，人早已去了。活着的人受到伤害，至今还在寻找答案。想起泉下之人，他们脚步蹒跚。
每个自杀者都处在病态中，处在无法摆托的悲哀之中。他们觉得事情难有转机，世上难找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别无选择，无处求助，只有早早了断。绝望使他们萎靡不振，毫无生气，目光一片茫然。有一次我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这种表情，我不寒而栗，因为我知道，弄不好他也可能走上那条不归路。他因伤害而盲目地决绝，尽管有爱的一切，但那种漠然是如此决绝，他真的可能独自迈出最后的一步。对于这种坚定，每一次我都钦佩之至，同时感到恐惧。
这和珍妮特艾德金斯的情况不一样。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艾德金斯，还有威斯康辛州贝洛伊特的的琳达亨斯利，伊利诺斯州斯科基的艾瑟尔柯安，宾州的凯瑟琳安德烈耶夫，新泽西州哥伦布的的露丝纽蔓，弗吉尼亚州切瑟的洛娜琼斯，俄亥俄州的贝蒂洛汉密尔顿，加州的帕翠西亚卡什曼，约拿丹格伦兹，玛莎珍卢沃特，以及其他几十名来自外州和外国的人，他们决心去死却没有行动的勇气。在这里，在密歇根，有人替他们开放煤气，替他们注射毒剂，我们称这种行为是“帮助”。
也许死乃是我们的本性，而非权利。我们有能力杀人，剥夺生命和自杀，但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当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如我们在战争中），以正义的名义（如我们的死刑），或名之曰选择，而实施杀人的行动时，我们必须承认，不管它是什么，它不是启蒙，不是文明，不是进步，也不是仁慈。根本不是天赋权力，而是耻辱，悲哀和灾难。国会的立法、神职人员的宣扬、公众的认同、传统的智慧，都难以使人释怀。如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生命的诞生被怀疑，生命的价值得不到完全肯定，死亡受欢迎而且广受好评，这个世界就远比所祖辈的时代更可耻，更可悲，更可怕。我们的历代祖辈，为新生命的诞生而惊喜，为生命的快乐而歌舞，为死者而哭泣，这就是文明的表现。
就“杀”而言，自杀是不是比杀人好一点？当杀人者和被杀者本是同一人时，杀的罪孽是不是减轻了？自杀也许成功地对我们其他人表示了蔑视，自杀者也会被天晓得由什么样的神灵经营的天国所接纳，那么，有些事确实应由自己亲自来做。自杀，顾名思义，自己杀死自己，那就不应当请求帮助，不需要经营许可，不需要道德委托书和地方推事验尸。如果说，我有能力在邻家的玉簪花上撒尿，并不意味着我拥有在邻家花上撒尿的不容剥夺的权力，那么，有能力自杀也不意味着有权利自杀。
很少人谈论这类问题。早晨和我一起喝咖啡的本地人，主要是男人，退休老人，检察官，小业主，他们不见得“支持”科沃基安，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此事。或许这只是时代的产物。即使当激动人心的审判结束，杰克医生又开始往医院输送人类遗体，用一位犯罪心理学家的话来说，以保持他连环杀手的形象，他杀人，清理掉，同时渴望更大的冒险和刺激。即使从前判他无罪的陪审员开始发出疑问，即使杰克医生已经申请秘密携带武器，没人看来会为此担忧。当然了，死者几乎清一色的女性，都不是本地人，我们谁都不认识她们，而且都不年轻，吸引不了谁。
缺乏愤怒本身就值得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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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大叔的公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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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当说出本来不想说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自杀。我们当然可以。这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嘛。同理，我们可以拒绝所有延长生命、防止死亡的治疗手段。整个人类将永远不必忍受这些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经济目的的“特别措施”。我们不必等到垂垂待毙之日才这么做，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只须说“不，谢了。”只须说“再见。”我不是说我们因为这样做而进不了天国，去不了拉斯维加斯，无法消失在虚空里－－随你怎么称呼那些地方。我也不是在建议大家都去忍受那些本可以减轻或消除的痛苦。
我的意思不是说，政府、企业、护理和“协助自杀”行业的专业人士，已经为我们这个饱受惊吓、面临危险、急需帮助的族类尽力而为了。不是有太多的人终其一生都得不到最基本的物质享受和保护吗？而在我们国家，穷人太多向来被认为是丢脸的事，是不幸。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容忍从来没限度。我们照顾部分远胜于照顾全体，善于拯救灵魂而不善于安慰罪人，长于杀戮而不习惯照料伤者。
专家如此，我们这些业余人士，我们做父母的，做配偶的，做兄弟、做朋友、做子女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对垂死的亲人弃而不顾，仿佛死亡已把他们变成陌路之人，照料工作交由医护人员，在后者眼里，将宝贵的时间用在一个不可能治愈的病人身上，绝对是浪费。
细心照料病殆的亲人，而不是协助他们自杀，到底能否做得到？
为什么噩运总是降临在这些女性身上？其中有何意义？在杰克科沃基安之前，每十个企图自杀的人中，九个是女人，而自杀成功－－也许用“完成”更合适－－的人中，男性占六分之五。男人显然更在行。除非我们换一种说法（按负负得正的原理），自杀失败其实等于成功。但在科沃基安的“致命”贡献中，女人足足占了百分之七十五。她们平均年龄五十七岁，说明她们正处在更年期前后。这是势均力敌还是偏重于某一性别的死亡？是性别歧视还是平权行动？是择优录取还是以性别为标准？或者说，这是纯粹的妇女问题，男人最好三缄其口，就像对待堕胎问题一样，仿佛生育只是女性而不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当被人再三追问为何求助自杀的女性多于男性时，杰克科沃基安带着惯有的漠然表情说：“看来只是女士们来求助。”也许真是如此，但用这种不恰当的骑士时代的套话来回答，未免太傲慢、太想当然了。
有些问题我们宁愿没有问。这些问题太混乱，算不算是最糟糕的问题？
每个人的答案只代表他自己。按常理，少数服从多数，然而多数人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事实上常常如此。多数为优是民主。正如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想，因为能够理解，找得出辩解的理由，就随便堕胎，同样，我们不能如此就支持“协助自杀”。如果我们不能断然拒绝一个身怀双胞胎的女人因为她养不起两个孩子而堕胎的权利，我们就不可能阻止失业的年轻父亲或发现丈夫另有新欢的少妇寻求自杀帮助。只要堕胎服务有求必应，我们能够期待减少或禁止助人自杀吗？
选择的权利既然受到尊崇，我们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
生命神圣，我们就必须忍受生命之苦。
应不应该指望由市场决定一切呢？果真如此，问题就从“是否可以协助自杀”转为“谁有资格助杀？”、“谁来付款？”、“付现金还是用信用卡？”，以及“收不收美国运通卡？”
我当然会错，而且经常错。
我做好了应付各种可能性的准备。杰克科沃基安和我都在盘算开诊所（杰克叫它“死亡诊所”），假如我不能击败他，我可以和他竞争。这对谁都有好处，能使价格降下来。我这么想，如果他要宣传推销自己的观点，上电视脱口秀，巡回演讲，那就够他忙的，哪还有时间守在家里做生意？
我承认曾经动过一个念头：在我的米尔福德殡仪馆，增添一个小而雅致的设施，镇民一定更喜欢它。两三千平方尺的地方，宽敞明亮，到处摆上土褐色布面的大枕头，像个豪华的大营业厅，播放着“新时代”音乐。受过良好训练的员工，带着恰到好处的“专横”，随时帮助上门的顾客下定“结束生命”的决心。墙上的装饰导向明确，水彩风景画上印上“真爱永恒”、“动手吧”的字样，令人想起幼儿园教室的景象。自杀者十有八九是火化的，如果奥克兰郡的统计是可信的话，那么不妨安装几座焚化炉。在我们的“死亡诊所”，顾客有充分的选择权，选择范围包括遗体的处理，服务项目，主持葬礼的牧师，播放的音乐，棺材和骨灰盒。除了传统的火化和土葬，还提供将骨灰抛洒在外太空和在万维网上立碑的项目。当然啦，死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手枪、毒药、塑料袋套头、上吊、跳桥、煤气。地点同样可以选择：在家里，在预先安排好的地点，如花园、公园、瀑布边上和阳台上，都在步行的范围之内。是否需要录像，由顾客决定。付款的方式，不消说，也有几种简便的方式。
巧的是，米尔福德殡仪馆坐落在自由街和第一街夹角，占了大半个街区，“第一自由诊所”是天造地设的好名字，又爱国，又有宗教味儿。或者就叫“自由馆”。叫“平安社会服务公司”也不错，三个字的开头都是S。又一个三S公司。“全部清理干净！”等等，等等。
然后，由专人负责制订联邦监督实施的“有意义的生活”的最低标准，经过谨慎的检查，如果发现某人的生活低于此标准，立即停发其养老金。生活一旦失去意义，不应当让它成为纳税人的负担。我们这一代的政客觉得，堕胎在经济上远比发放生育福利更实惠，孩子一代长大了，也会认为，协助自杀胜过老人医疗保险。这么说并非要求任何人自愿放弃生命，但可能有助于教育他们，作为社会一份子，选择与责任无异。我敢打赌，到不远的将来，一定不乏愿意参加最低生活标准审定委员会的神职人员、政客和实用主义者。
有人会说，“无聊的争论！”意思是，讲出来的都是废话，事情并没有越来越糟，重力根本不存在。
我们大多数人只希望在生死之间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