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序（2）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我收到了台湾版《七十二行祖师爷的传说》一书的样本，三个月后，又得知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愿意将拙作《中国民间禁忌》在台付梓的消息，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慰籍。我深切地感觉到海峡两岸文化上和情感上的一脉相通，也为自己能为海峡两岸文化上和情感上交流作出一点点贡献而感到由衷地高兴。而这一切又都要感激杨炳南先生，是他为我们搭起了这样一座“鹊桥”。
《中国民间禁忌》也反映出台湾民间的风俗习惯，这主要得益于《台湾民间禁忌》、《台湾风俗志》、《台湾旧惯习俗信仰》等书籍。我本人是未曾到过台湾的，并没有对那里的风上民情进行过实地的考察，因此，虽然有所反映，但不一定反映得真切。
《中国民间禁忌》自一九九○年十二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来，短短的时间里，在大陆已发行了七万多册，读书界的反应是很热烈的。在读者和同行的帮助下，我业已有了许多补充、修订的想法，但因一时尚未来得及整理妥当，所以这次也就不能以修订后的版本与读者见面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点小小的遗憾。然而，这样也不是没有它的好处，好在我可以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能有一个更为充实的修订方案。所以我非常希望台湾的读者、台湾学界的师友们对本书给予中肯地批评，对我也给予热忱地帮助。
任骋1991年9月24于郑州




前言
关于田野作业

拙著《中国民间禁忌》九十年代初经由作家出版社、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分别以简繁两种汉字文本出版以后，在大陆和台港地区发行近十万册，受到学界及读书阶层的广泛关注和欢迎。许多书刊转引、参征。我本人也收到多封表示赞扬和鼓励的信函，使我受到工作成效的慰藉和付出辛苦的补偿。但“文章千古事，得失自己知”，萦绕我心头的不宁仍时刻不能放松。我知道，撰写这本书的原始冲动，要将禁忌的问题彻底搞一下的夙愿，实际上并没有圆满地完成。我从接到样书的第一天开始就又萌生了修订、补充的想法。然而，一来需要资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提升，二来又转入别一课题的研究、追踪，一时间不能马上付诸行动。如今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再看这部书时，觉得有必要再做一些事情了。恰在此时，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方殿先生了解了我的心愿，表示愿意出版增补本，于是才有了这部《中国民间禁忌》（增补本）的刊行。
增补本将近年来收集到的中国各民族禁忌事项的新材料分门别类增加进内文，大约总共有三四千字。这些材料的补充远远不能够穷尽，是不言而喻的。增加进来的材料都是经过认真甄别的可靠的材料，因为它要作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基础，不能凭空臆想。这方面的工作还要继续去作。材料越是丰富，越能保证对此一问题研究的深入和符合客观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讲，材料比论证更有价值，材料才真正是本书的生命之所在。
另一方面，就认识而言，由于原书成文的思考毕竟是一个集中的认识过程，当时思想沉浸的浓度和深度可能是现今所不可企及的，行文也有它内在的文气贯通、连缀一体的特性，所以虽然后来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感到绪论中有的地方有欠缺，有的地方意思没能表达清楚、准确，也还是不好将这些新的认识直接穿插进去作补充。故而，绪论部分不再更动，一仍其旧，仅将一些新考虑到的理论问题在此简要列出，请读者诸君参照阅正。
一、关于田野作业田野作业的问题，是我首先想要说明的问题。因为本书是以民间禁忌的材料为主要支撑的民俗学专著，材料多是从民俗学角度搜集起来的，认识也是以民俗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为依托，所以研究的方法也应当是民俗学的。这一点在写作《中国民间禁忌》的前后，我在认识上是有着质的差别的，因此不能不在此加以检讨说明。在这一点上有所交待，我想不仅能帮助读者认识书中研究的不足之处，而且还能为进一步研究此一问题提出一个深入探讨的正确途径。
民俗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钟敬文先生曾经多次强调这一点，然而，以往我的认识总不能深刻体会。虽然口头上也承认田野作业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还只是把田野作业看作民俗学研究的准备过程，认为田野作业只不过是获取民俗材料的手段而已，没有认识到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不可以仅仅是以搜集材料为目的，而恰恰应当是研究本身，这一点仔细体会，是不难理解的。在接触实际的过程中，民俗学的理论才得以建立，才得以调整，才能够发展，才可能趋向完备。虽然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一般性规律，而在民俗学中则体现得尤为显明。民俗学任何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重大进展无不依赖于对现实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考察。没有一般的民俗学理论，我们对民俗或许会视而不见；而没有具体的民俗学考察，我们就不可能发展民俗学的基础理论。真知只能从实在的社会生活调查中得出，理论突破的勇气和信心也必然是以实在的事实为根据的。事物的真实形态不应当也不可能靠理论家在书斋中去框定它，而只能在实际的调查中发现它，然后再用理论去适应它、说明它。因此，虽然我比较地能够注重了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但也仅只是停留在、满足于直观的材料的核实之中，未能以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广泛深入地开掘实际生活中禁忌的民众自我认识（这里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认识不足，客观上条件所限。此处只谈效果，不论原因）。民俗学最看重的是什么？那不是由文人坐在书斋中为民间的信仰作出的种种说明而是生活中民众自己对自己生活的活生生的解说（包括民俗事象的描述、心意的表白、俗理信仰、文化压力、社会境况等等等等）。如果没有或者不是以民众自我的认识作为考察禁忌的更深进一步的目标，那就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毋庸讳言，这一点在书中的分析认识方面是有着先天不足的缺陷的，是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到的。它使我们的收获失去了许多泥土的芬芳和清泉的秀丽，使书中材料的鲜活生动性、理论的深厚明晰度以及叙述的富有光彩感都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减损。当然，民俗学又不仅仅是材料的原始表露，也不仅仅是对民众信仰的简单认同，还要有科学的归纳与分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只是那材料的基础性，民众自我认识的客观性不可须臾脱离和忘怀。
民俗学的客观性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保障，因此，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是极其可贵的。世界的客观性本来就很难记述，即便用了非常现代化的高科技视听技术也不能完整地透彻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方方面面，何况民俗学又常常要追寻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心灵意识形态领域里潜在的东西呢？又何况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依然是以文字符号来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的图书著述呢？这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能故步自封、自满自足，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还要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去做我们眼下所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一方面在继续做着增补的工作，一方面又在作出必要的说明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