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序：做事不到位的中国人（1）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国内知名企业的领导者纷纷出国考察，学习国外同行的管理经验。有一次，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访问韩国，安排去一家面粉企业参观。然而就是这次普通的参观，给他刺激很深，回国后好几个晚上都难以入眠。
这家面粉厂属于西杰集团，每天处理小麦的能力是1500吨，有66名雇员。一个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小厂，其工作效率之高令刘永行惊叹不已。在中国，相同规模的企业一般日生产能力只有几百吨，但员工人数却高达上百人。希望集团的效率相对高于国内同行业标准，250吨日处理能力的工厂也有七八十名员工，日生产能力却仅有韩国工厂的六分之一。
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奥秘，刘永行与这家工厂的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了解到他们也在中国投资办过厂，地址在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当时的日处理能力为250吨，员工人数却高达155人。同样的投资人，设在中国的工厂与韩国本土生产效率居然相差10倍之遥，效益自然也不会太理想，磨合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改善的可能性，就将工厂关闭了。
两家工厂的效率为什么有如此大差距呢？是设备的先进程度不同？不是。相反，韩国本土工厂是20世纪80年代投入生产的，而内蒙古的合资厂却在90年代建起来的，比原厂还好先进。是管理方法的问题？也不是。工厂的主要管理层基本上都是韩国人。恰好，刘永行遇到了那位曾在内蒙负责的那位韩国厂长。
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刘永行特意请教这位厂长：“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管理，设在中国的工厂却需要雇佣那么多人呢？”
那位厂长回答很含蓄：“也许是中国人做事不到位吧。”而正是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却让刘永行回国后彻夜难免。他知道，当着一群中国企业家的面，那位厂长的话已经是十分客气了。在这句平淡的话背后，一定有许多难言之隐，一定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管理问题。
仔细想一想，与韩国人相比，中国人做事的态度无疑相差很大的距离。韩国人做事总是手脚不停，无论是工人还是管理人员，手头的工作做完了，就一定安排有别的事做；他们是一专多能，比如说一个厂长，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岗位比较空闲，就会做其他一些事情，以节省人力。而在中国大部分企业中，还存在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差不多就够了的想法，所以我们的效率就低了。
这些我们都日常工作的现象中都能看得出，但刘永行思考的远远不限于此，总觉得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说按照韩国人每个人干了中国1.2个人的事，彼此之间也不会有10倍以上的人力效率差距。
琢磨了好几个晚上，这位善于思考的总裁终于找到了答案：人力效率上的差距，绝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不是一个韩国人做了1.2个中国人的事情，10个韩国人相当于12个中国人的问题。效率是乘积关系，一个韩国人的效率是1.2个中国人效率，那么10个人的效率就是1.2的10次方倍。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在韩国的工厂里，更数的人能创造更多的人的效益。
按照这样的计算模式，我们能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的人力资本的成本低（员工的基本薪水低），但我们工作效率更低。每个人低那么一点点，集中体现在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形成的差距就十分巨大。而且这种差距并非靠加强管理就能解决的，管理者可以告诉员工人应该怎么干，但是却无法教会你你干完这件还应该干其他的事，这种补位的意识完全要靠员工的自觉性。
中国人做事做不到位！这种感叹不仅只有刘永行一人有，许多企业管理都有相同的感触。只管上班不问贡献，只管接受指令不管结果，普遍缺乏对结果负责的认真态度，几乎成为中国员工一种常态。
中国正与世界接轨，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规模、营销方面越来越接近，在生产管理、流程设计方面也并不比许多国际大公司逊色，但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工作效率差距呢？为什么一名普通中国员工每月薪水只有一两千元人民币，甚至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工人却有几千美元呢？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吗？
回答是：中国人做事做不到位。
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工作时间差不了多少，但是每个人相差一点点，积累起来就形成了企业效益之间巨大的差距。每个企业相差一点点，积累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生产力之间巨大的差距。
人们常常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感叹中国企业无法跨入世界，希望中国经济更加强大，但却很少意识到，差之毫厘，缪之千里，彼此之间巨大的距离正是由于我们每个人一点点差距造成的。
要想弥补工作效率上的差距相当不易，因为你需要改变人们的意识和习惯——做事到位的意识和习惯。这要长期培养和训练，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第一部分
序：做事不到位的中国人（2）
差不多先生传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可谓无人不知，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也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上，因为他是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得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却买了白糖回来，妈妈骂他，他摇摇头道：“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说：“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结果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在两分钟前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也太认真了，8点30分开同8点32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一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大夫。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是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这句格言，方才绝气。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圆通大师。
后来，他的声名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胡适


第一部分
随处可见的做事不到位
如果让一个日本人每天擦六遍桌子,他一定会始终如一做下去；而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一开始他会按安排擦六遍，慢慢地他就会觉得五遍、四遍也可以，最后索性不擦了。中国人做事的最大毛病是不认真，做事不到位。每天工作欠缺一点，天长日久就成为落后的顽症。
无处不在的差不多，不到位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由于做事不到位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和困境吧！
重庆开县井喷事故
2003年12月23日夜，重庆市开县高桥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气矿罗家16H井在起钻时，突然发生井喷，富含硫化氢的气体从钻井喷出达30米高，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扩散，导致了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面积的灾害。这次事故造成243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9.3万多人受灾的恶劣后果。
井喷事故波及28个村庄，其中最严重的是高桥镇的两个村。重庆的山区道路崎岖、泥泞，通讯落后。事故发生后，一些村民来不及逃离就被毒气夺去了生命，有的将生命搁浅在逃离的路途上。
经过相关调查，发现事故原因如下：
——有关人员对罗家１６Ｈ井的特高出气量估计不足；
——高含硫高产天然气水平井的钻井工艺不成熟；
——在起钻前，钻井液循环时间严重不够；
——在起钻过程中，违章操作，钻井液灌注不符合规定；
——未能及时发现溢流征兆；
——有关人员违章卸掉钻柱上的回压阀，是导致井喷失控的直接原因。
——没有及时采取放喷管线点火措施，大量含有高浓度硫化氢的天然气喷出扩散，周围群众疏散不及时，导致大量人员中毒伤亡。



第一部分
非典再次出现
今年4月，北京再一次出现有人感染SARS病毒的报告一度引起人们的恐慌。北京的杨某和安徽的宋某都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简称病毒所)的实验室工作过。他们的感染预示，此次SARS的传染源可能来自实验室。
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实验室违规操作主要表现在：
——科研课题跨专业。腹泻病毒研究室是研究消化道病毒的领域，却跨专业承担了非典的课题，工作人员专业不熟悉，造成了安全隐患。
——安全管理不够重视。室主任擅自批准工作人员采取新的“灭活”方法，这一方法未经学术委员会论证，科学依据不足。有关“灭活”效果未经严格验证，没有验证方案、记录和内容。
——技术操作不规范。违反卫生部关于灭活SARS病毒必须在生物安全P2以上实验室或在生物安全柜进行的规定，在没有安全防范措施的普通实验室操作。
——人员配备不严。大量使用缺乏专业知识的研究生和进修人员从事高风险研究，没有对有关人员进行严格的生物安全知识培训。
——健康监测不到位。违反卫生部制定的实验室人员健康监测制度、事故报告制度等规定，对实验室人员出现多次发热等异常情况没有及时上报，也未采取必要措施。其中有两位实验室人员发烧、一位住院两周，竟然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报告。
——执行制度不认真。违反卫生部等四部委关于P3实验室实行双人准入的制度，多次出现单人操作。
中国领土的面积有多大？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说，中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这虽然是个人人耳熟能详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个细节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960万的数字之前有一个“约”字。可千万别小看这个“约”字，当精确的位数徘徊在以万为单位时，一下子就可以“约”掉一个山东，或“约”出一个山西来！
如果进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国土面积多精确到百位甚至个位，如柬埔寨181035平方公里，缅甸676577平方公里，朝鲜122762平方公里等，而中国是唯一的例外。有心人还把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积逐一相加，结果得出的数字与960万大相径庭，而不同的地图册给出的数字也迥然不同。
如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图册》，把各省市自治区的面积累加后得到的总面积是9350616万平方公里；依据200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分省中国地图集》，得到的总面积9338226平方公里，均比960万少了大约25万平方公里左右，几乎就要割去一个辽东半岛。2004年1月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发行的《中国地图册》，累加的结果是9333027平方公里，这下可好，连上海也赔进去了。
领土，是国家主权的最重要标志之一。而建国五十多年，至今我们的国土面积（不包括海洋）仍然是一个约数，这实在令人难堪。



第一部分
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有多少？
9·11发生之后，一度以为死难者超过6000人以上，但美国人对此一个一个加以核实，无法辨认身份的则通过DNA技术进行测试，结果统计确认世贸大楼灾难现场总共有二千七百五十二人遇难，另有四十二人因无法找到尸体而列入失踪名单，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均一一登记在案，并且刻在纤维板上置于世贸中心遗址，作为临时的纪念碑。
如果说，“9·11事件”是美国心中最大的痛，那么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应该也占有相同的地位。但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中国依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据中国军事法庭1947年3月初对“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判决结果，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共30余万人，其中被屠杀的279586人。
而远东军事审判中，中方检察官陈光虞向法庭提出有391171人遭到屠杀，最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决：“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目前30余万的数字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但由于当时审判比较仓促，调查取证工作并非无懈可击，从而为日本右翼提供了诡辩的借口，即使是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左翼学者，对于这一数字也并不认同，他们认定的被屠杀人数约5万至20万，与中方观点仍有相当差距。
中国现有中小企业已达1000万家？
2001年12月25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样一则新闻：“中国现有中小企业已达1000万家”，数字听起来很惊人，因为除去国有大型企业不论，13亿中国人每130人中就会有人拥有一家中小型企业。
一位爱较真的网友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早在1999年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的报告中便已提到，“中国现有中小企业逾1000万家”；2001年7月新华社报道：“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志刚于7月30日指出，到目前为止，我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8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但同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消息则又称，“中国现有中小企业逾1000万家”。无独有偶，今年6月新华社又报道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发展迅猛，总量超过1000万家。”
这些报告都出自国家的权威机构，但发表的数字却南辕北辙。就这样，从1999年到2001年再到2004年，中国中小企业总量三次达到1000万数量级，至于哪个数目是准确的，最终还是一笔糊涂帐。
以上不过是几条信手拈来的事实和数据，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可谓是屡见不鲜，做事差不多，不到位的现象更是普遍。我们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区分出以下几种类型：应付了事，虎头蛇尾，马虎轻率，遇事拖延，偏离目标，循规蹈矩，盲目浮躁，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