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中学的时候，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是哲学。哲学是如此枯燥无味，以至于我常常暗地里怀疑，哲学教科书的编者们是不是有一个“阴谋”——他们似乎并不想要教给我们知识，他们的目的仅仅只是要锤炼我们的机械记忆能力，所以他们竭力要将哲学问题弄得晦涩难懂。他们迫使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别无选择，只能背诵、背诵、再背诵，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通过考试，那么就前途堪虞。

到了大学，哲学教科书，甚至大部分的哲学作品仍然是那么索然寡味。我们不知道哲学家们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简单的问题在他们那里为什么就变得如此“深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什么“物质决定意识”呀，什么“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呀，什么“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呀，如此等等，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空话，他们从来不愿意告诉我们：这些抽象的命题到底表述了什么样的具体的意思，这些哲学结论到底是从那里来的，具体是怎么推导或归纳得来的。

我总觉得，哲学这门学科是不应该这样乏味的。我想起在书本上了解到的苏格拉底。公元前三世纪的雅典城，一位孤独的老人经常执拗地在城内路上及市场中拦截他人，纠缠不休地要与人探讨和争辩世界的本原、生命的意义这一类的哲学问题，甚至到了人们不堪其扰，避之犹恐不及的地步，这个老人就是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我还想起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他甘愿忍受颠簸流离之苦，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儒家理论。纵观中外，那些人类的早期先贤们，其思想和理论其实都是相当“平民”化的，他们力求要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主张都用直白的、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要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尽可能容易理解和接受。他们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但至少是清晰的，是有意义的，是人们容易理解的。

大约自我国两晋时期，士大夫阶层掀起一股清谈的歪风，表现在文学上，是骈体文的盛行，讲究文章的华丽和工整，其内容却空洞贫乏；表现在思想领域，是人们喜欢高谈阔论，看似深微奥妙，实则言之无物，不过以怪诞的言语来唬唬人罢了。这时候的哲学，人们称之为玄学，顾名思义，那是很“玄乎”的一门学问。隋唐之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对这股清谈之风予以了坚决的否定。

非常遗憾，“清谈”之风正被我们的哲学研究者们继承并似有不断发扬光大之势。哲学家们爱弄一些什么文本的解读、深度耕犁之类，要么是空洞的“宏大叙事”，要么是版本的考证、人物的介绍、流派的考据，如此等等，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一旦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他们就故弄玄虚，用一些语义含糊、似是而非的词语，卖力地堆积西方哲学术语，对各种概念进行毫无意义的解释，把本来清楚的问题弄得反而更加模糊。他们不愿正视科学的成果，对科学的新进展视而不见，毫无根由地用一些莫名奇妙的概念，难测高深的语句，给我们描述一个叫人无法捉摸、无法理解的奇怪世界。有些哲学作品文字并不艰深，但为什么就难以理解呢？概念和逻辑的混乱是其主要原因。也许，因其观点的荒谬，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们就是不愿意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幅“官方正统”的学究嘴脸，对别人居高临下、指指点点，别人的观点不过是“鼓吹”，他们自己的主张就是“指明”，他们要搅乱人们的头脑，要使人们脑袋里一团乱麻，以便趁机兜售他们的“得意之作”。正所谓“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于是乎，他们的文章除了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之外，没有什么人会关注。

因此，我就有了一个梦想，想尝试着写一本哲学书，一本受过教育的读者能够看懂的通俗哲学书。我希望这本书至少概念是清晰的，文字是直白易懂的，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与现金的科学技术成果也基本吻合，而更主要的，其观点应该是高度理性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殊为不易，首先要清除的是我们头脑中那些固执而“神圣”的、教条主义的偏见，至少要允许自己敢于对那些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并用清晰的语言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含含糊糊，闪烁其词。 当人从四足的动物进化为直立的高级物种，当他审视的目光游离出身前尺寸之地，投向茫茫的宇宙，他的目光是迷茫而惊恐的。为着适应环境满足生存的需要，他要不断探索，寻根究底地追问：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正是在问题的不断追问和解答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寻找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的规律，并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人的心智把握规律的过程有两个步骤：首先，我们对世界万事万物进行抽象归类，具有同一属性的事物被归于一类，并且我们有意忽视这一类事物的其他属性，于是就形成了概念；接着，我们通过观察，用分析和归纳的办法建立起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固定的联系。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固定联系一起就组成了理论规律。人类对理论规律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动物时期，事实上很多动物都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也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规律。但动物们对规律的掌握显然不可与人类同日而语，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人类掌握了一门重要的思维工具，这就是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将概念标记为语音符号或文字符号，这使得我们的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了。

但刚刚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其认知能力仍是相当低下的。这时候的我们，对规律的掌握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在很多方面甚至还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不过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经验而已。

到了文明社会初期，人类中的一些哲人和智者产生了一种冲动，他们希望对我们掌握的那些浅明的、只在一定范围适用的特殊规律做更一般性的说明，并进而形成更一般性的规律。古人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方落下？为什么有白天和黑夜？为什么有四季？为什么有风雷雨水？当人们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希望了解事物的更本质一些的东西，希望从本质上上去了解自然万物的存在和变化规律，也就是说，希望能得到更一般性的规律。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又到更一般，在无数次“为什么”又“为什么”的追问中，古人构建起宏大的体系，一个能够描述所见万物，且彼此协调、能相互印证的理论体系。

这样的理论规律体系最早体现为神话故事，然后是神学兼形而上学。在神话中，我们已经能深深地体会到古人试图对规律性自然现象做某种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显然，这种解释能满足人们诗意般的想象，却不能满足逻辑推理的要求。于是乎，形而上学（包括神学）应运而生。

我们首先解释什么是形而上学。所谓的形而上学，是从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A翻译过来的。PHYSICA的字面就是自然、物质的意思，META是一个前缀，是超过、越过、在……之上的意思，META-PHYSICA即是超越物质的意思，也即是要追问物质后面的、超越于物质表面的本质，也就是认为现实的存在不会是表面看来的那么简单，必定有一个存在于物质后面的、支配物质运动和演化的根本原因。因《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意思与这一思想谙合，所以后人在翻译METAPHYSICA一词时，就使用了“形而上学”这个名称。黑格尔提出作为全部存在基础的“绝对观念”，并以他的“纯粹概念”构筑而成的宏大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体系。

形而上者谓之道，所以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探究天地宇宙之道和人伦之道的学问，它的最基本特征就追问世界的本原。而所谓的“本原”，字面意思就是世界的开端、肇始，“世界的本原”就是形成世界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万物之因”。形而上学以“本原”作为逻辑基础，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对宇宙万物进行最一般性解释的理论体系，解释存在物的最深层次的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解释产生所有现象的最基本的方式。

神学出现于形而上学之前，但严格说来实际上也是形而上学。只不过神学体系将宇宙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某种具有主观意志的“神”或者“天”，“神”和“天”是世界的“本原”。而形而上学体系则不一定需要一个具有主观意志的“神”来主宰万物，它的“本原”可以是其他的“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可以是老子的“道”，可以是朱熹的“理”，可以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还可以是黑格尔的“纯粹概念”，这些个“本原”都可以是解释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最后依据。

人类寻找世界“本原”的冲动，最早可能源自于这么一个事实：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类普遍使用一种天生就具备的能力──抽象思维的能力，就是将相似的事物归类，并用一个抽象概念命名。比如麻雀，虽然每个具体的麻雀都不相同，但我们的思维有能力看出他们极其相似，并把它们归于一类，统称为“麻雀”。这种抽象思维能力的最主要特点是模糊识别，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技能，比如我们能够认得清潦草的字迹。这样的能耐动物也具备，比如狗能识别“人”，不管多么陌生，它都知道这就是一个“人”。

但我们显然发现了比动物更多的东西，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而且非常有用的现象，就是同类事物的性状竟相似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件或物件的性状来推知所有同类事件或物件的性状。这种类推的方法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解剖麻雀”法，即只要解剖了一只或数只麻雀，了解了它的五脏六腑，就可以此而推知所有的麻雀都是如此这般模样，我们不必对所有的麻雀都一一解剖。恩格斯也举了同样的例子，他说：“蒸汽机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加进热而获得机械运动。十万部蒸汽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仔细想来，这确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可以大胆地“以偏概全”，而不必对所有现象进行充分的归纳。何以我们能够用一只麻雀的性状来推知其它麻雀的性状呢？举一反三何以可能呢？一只麻雀有心脏，何以能肯定其它的麻雀也有心脏呢？

现在我们知道，原因就在于，很多事物的属性都来源于其内在本质的规定，这种本质的规定性是我们得以建立一般概念（或抽象概念、类概念）的原因。相似的东西往往具有完全相同的内在本质，比如张三是一个具体的人，李四也是一个具体的人，这两个人的区别是显然的，但他们在基因层面上是更加相似的，有相同的基因本质，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抽象成一个一般概念的“人”。由于每个具体的“人”都有相同的基因本质，因此他们表现出来的属性就类似，张三有心脏，李四也会有，类推法也因此得以成立。

事物有本质，这是人们能够实现类推，能够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来“以偏概全”的根本原因。所有事物的存在和演化受到其“本质”的制约，所以宇宙才表现出秩序和规律。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思维有一种追求“内在理性”的冲动，我们试图要掌握事物的内在本质，要建立事物内在的模型，而不仅仅是掌握其外在的属性规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开普勒关于行星的运动方程是等价的，作为理论规律，他们在应用上应该没有什么差异，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事物的更本质一些的内容，建立了一个事物内在本质的理论模型，所以更受到人们的青睐。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方程和洛仑兹变换方程在数学上也是等价的，它们在应用上同样没有什么区别，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方程也揭示了事物的更本质一些的东西，所以是对自然界的更正确的认识。

事物有本质，而一类“本质”的相似性又肯定源自更深层次的本质，逐层追思下去就达到了最终极的本质，这个最终的本质就是万物的“本原”。形而上学主要关注的就是世界的本原问题，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本原论”。

由于形而上学家的目光主要投向世界“本体”，注重于研究“世界是什么”，所以形而上学后来也叫做本体论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又叫做“本根论”，表明是一种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哲学学说。应该说，“本根论”比“本体论”更为贴切，“本根”也就是“本原”的意思，叫做“本根论”可以突显形而上学执着于对世界本原探究的特征。

与本体论相对应的是认识论。认识论研究“我们能否知道、何以知道世界是什么”，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又称知识论。我国古代认识论方面的代表是先秦的名家，特别注重探究“名”与“实”的相互关系。古希腊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则是辩证法。从赫拉克里特、芝诺直到柏拉图和到亚里士多德等一批哲学家，他们开始关注人类的思维，他们追问并试图解答：我们头脑中的概念以及由此构造的宇宙图景是否确实反映了客观实在。

不过，尽管古人也有大量认识论思想的萌动，但本体论一直是哲学的主流，被称为第一哲学。直至近代，“哲学”与“形而上学”在很多场合还是通用的，形而上学就是哲学，马克思称其为“古典哲学”。 寻找万物的本原当然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现代理论物理学同样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爱因斯坦就曾经试图将“场”作为世界的本原，不过没有成功。可以说，追寻世界的本原，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强劲的冲动、最执着的目标。然而，形而上学（包括神学）寻找世界本原的方法有问题，这注定了形而上学最终走向了灭亡。

一是其思辨性。无论是神学还是形而上学，都是一种以纯粹思辨为基本特征的学问。形而上学固然也有日常的观察，但由于自然界的事物运动和演化的原因众多，自然界万事万物在我们面前显现出十分复杂繁复的性状，要透过这些复杂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形而上学就只好仅仅依赖于简单的日常观察，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观察结果的纯理性的思辨，祈望以此得到万物的本原和本质规律。

有意思的是，15世纪中叶，还有一派神秘主义哲学派别，他们甚至不耐烦日常的简单观察手段和观察后的理性思辨，它们希望通过神秘的技巧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启示，来“迫使”自然界“供出”自己的秘密，最终实现“天人沟通”。他们热衷于研究神秘的流射论等神秘思想。

由于形而上学往往伴随着神秘的玄思，故毛泽东认为它也叫“玄学”。其中当然也不乏天才的构思，但更多的属毫无根据的臆测。形而上学的见解无论多么的高明和深刻，都必然只能是一种合理的想象。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总结出人类智力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实证阶段，并且认为，形而上学和神学一样，都是以思辨的虚构代替了对世界的实证研究，是人类精神不成熟的产物。

二是其目的性。分析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和西方古代（主要是古希腊）形而上学（包括神学）体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为了论证人以及人类社会的性质，他们最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政治等等一些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方面的问题。构建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目的原来不过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而已！

有所不同的是，古希腊人从外在的自然入手，由外而内，最后深入到人的研究，而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过程则是恰好相反的。

古希腊人热衷于首先研究“世界什么样”，由此形成一个形而上学体系，最后通过这个形而上学体系的性质来推定人的行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世界级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与之相反，中国古代哲学走的是由内而外的路线，他们往往首先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和人伦学说，然后将人道上升为天道，上升为自然规律。这在儒家学说的完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孔子的学说主要是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主张，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高等的人（君子），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至于为什么，他没有给出答案。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人性善”和“人性恶”这两个方面给予了回答。至汉初的董仲舒，用一个“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体系，将儒家学说从“人之道”初步上升为“天之道”。到宋明理学，朱熹等一班人用“理”把儒学的形而上学解释体系变得更加完备，“为人之道”至此成为了“天理”，你若不遵守人伦道德规范，便是“天理难容”。

由于希腊人走的是由外而内的路线，这显得比较客观而不带主观偏见。而中国先秦诸子以及后来的哲学家总是直接从“圣贤之道”入手，最后将“圣贤之道”归结为天地之法，这很容易使人们质疑其客观真实性。正因此，很多后世的哲学家认为：西方的古哲学重视自然现象的研究，追求宇宙“真理”，而中国的先哲们则只研究人而不研究物。黑格尔就认定，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哲学。其实，中西方先哲们的目光都是一致的，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在力图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苏格拉底就认为思考物理和形而上学问题毫无用处，“在这些问题上伤脑筋是演滑稽戏。”（《西方哲学史》第57页，【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商务出版社2006年）这与孔子对耕稼技术的轻蔑，二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都是因为他们抱着“救世”之目标。

正由于形而上学体系往往带有鲜明的道德目的和政治取向，这就难以保证其认识世界的客观冷静。而且由于我国哲学走的是由内而外的路线，这方面的特点就尤为明显。儒家学说将人的优良品格归纳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并将上天的“木、火、土、金、水”五颗行星与之分别对应，论证说：因天有“五行”，故人有“五常”。从这就可以看出，形而上学试图将“人道”上升为“天道”，“天道”总是围绕“人道”打转转，这就难免不弄出些牵强附会的玩意来。

由于上述的两个原因，形而上学终究不能为人类提供可信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