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祖光（现代）
祖光是个男子汉
新凤霞
祖光具有父亲的性格.我的老公公一生爱为人打抱不平,做官清正廉明,一生刚直讲骨气.祖光也如此,他在香港做编导,有优厚的待遇,1949年为建设祖国,回到北京,就明里暗里受到歧视.记得香港导演朱石麟被国家邀请回国观光,国家拿他当贵宾招待.他来我家吃饭,朱先生对我说:"祖光回来得早,我是没有什么羡慕的,就是你们这所四合院真好!"我说:"您回来这么大的举动,国家领导人邀请,专家接待,海外的艺术家太光荣了."朱石麟说:"祖光不是爱国吗?早就回来了吗?要是他现在才回来,受到的招待要比我高多少倍哇!"
50年代吴祖光
是我们国家对这些忠实的知识分子太苛刻了,从50年代中期后就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从1957年祖光就挨整,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挨整,受尽打骂折磨,险些家破人亡.但他仍是爱国,不失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本分,说真话硬骨头.我在这方面更同情他,理解他,尊重他难能可贵的为人.
我跟祖光四十年的夫妻,从50年代就觉得,他是一位心口如一,对国家、对朋友、对亲人真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对他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机会就整他呢?像他这样无私的人有多少?把父亲留下的字画、古董,都是价值连城的古物哇!一分不取地捐献给国家；动员我把多年唱戏的戏衣全部捐献国家；把自己从香港带回来的钱,买了一所地段最好的坐落在王府井的四合院捐献给国家,自己落得一无所有.这和那些向党要级别,要待遇,想尽方法争房子,还有那些发国难财,像老鼠一样偷偷地挖洞的人怎么比哪?
祖光这人也太真了,他就不会说一句假话,更不会顺情说好话.一个人对国、对家、对人、对事都公正无私是很难得的.我跟祖光这四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说受他株连,我受了不少罪,但我觉得我一生不冤枉嫁了一个男子汉!一个民间艺人戏曲演员,和这样的丈夫建立的这个家庭是幸福的!
祖光他1949年从香港回来,说心里话,很多的从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拿祖光当成自己的同志,他们从定级别到各种待遇,都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见,这就是对知识分子历来的不公正,把好同志当成内奸."文化大革命"也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当成内奸、特务、赫鲁晓夫打嘛.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
祖光在建国后都在受着不信任,也是文艺界说的:"不干事的整干事的,没有文化的整有文化的."我们国家几十年的运动,不是很多无知识的整有知识的吗?把诚实的人整了.有的被整的人,为了应付领导,虚假地奉承讨好,领导说他是改造好了.真奇怪,培养了人们做奴才.顺情说好话,耿直惹人嫌.这些年国家搞运动,损失很大,更大的是人们总结了经验,少说为好,不要惹火烧身,睁开眼看热闹吧.可祖光他就不,看到不对就说,这里不好说到那里说,做人就是要尽到做人的责任!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全家也像全国人民一样,开心顺意,政治上彻底平了反.海外的亲友们,可以随便来往.过去是因有台湾的亲戚而受罪挨批斗,平反后,祖光应邀去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这在以前是绝对办不到的.据我知道,美国有几次邀他去一年、半年讲学,他都没有答应,也有不放心家里的原因.祖光好就好在对名利金钱不放在心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坐汽车自己花钱,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不报销、自己花钱.祖光做人,无论在中国人、外国人面前,他都是无愧的男子汉!是有骨气的男子汉!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
吴欢
爸爸吴祖光先生于2003年4月9日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八十六岁,日子竟然和妈妈新凤霞女士过世是同一天,那是在1998年的4月9日.
这种惊人的巧合,发生在这样两位大艺术家身上,所有亲朋好友都在问:"是真的吗?"
真的!确实是真的!
为此,连我这个做儿子的也觉得不可理解.太戏剧化了,我怀疑是否真有神灵在左右这一对惊才绝艺、旷古空前的神仙美眷.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
知父莫如子.在追悼会上,我突然有所悟,妈妈和爸爸是一个灵魂,属天作之合.妈妈去世后,爸爸从当年的神童才子,而后的睿智老人,突然变得沉默木讷,继而三次中风,不良于言.他一生遇到的世事沧桑,充满光怪陆离的变数,诡异奇谲的色彩,然大义之忍,并非不怒,怒而忍于大义,乃真贤人.
爸爸一生为家为国,有情,有义,有气节,有脊梁,更有一颗热烈纯良爱我妈妈的心,妈妈是他的命脉,妈妈离开了,使他完全没有了活力.妈妈去世的这五年,是爸爸无法生存的五年,其痛苦的程度远胜过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坎坷.他已无路可走,他的选择,只能是去找我的妈妈.日子是天定的,也是他冥冥之中接受的,并带有某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自杀色彩,体现了他"生正逢时,死不介意"的特殊品格.
4月9日也是在中午时分,爸爸命令自己一腔依然烈如岩浆地火般的鲜血,冲破了确已衰老的心脏,完成了一个大艺术家最后一次能够彻底表现人性的辉煌壮举.
大诗人邵燕祥先生有诗赞曰:"满怀忧患满头霜,大丈夫唯吴祖光,堪佩立言兼立德,生正逢时忆国殇."
吴祖光于瀑布前
在父亲去世一百天的时候,妈妈托梦给我,爸爸在天上已经和妈妈相聚,他离不开妈妈,他俩有太多的坎坷,太多的苦难,所以才有太多的恩爱,太多的情.妈妈让我放心,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圆满了,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们了,并嘱咐我不要调皮捣蛋,五十岁的人,该成熟了.
爸爸去世后,国内外无以数计的朋友们在各种媒体上写了大量纪念文章,在这里我要深深地谢谢他们.但我自己却一直没有写任何回忆的文字.这是第一篇,离爸爸去世,已整整半年了.
原因是我至今还固执地认为,爸爸依然在世,他并没有死去.然而,他终于不在了.人生是很主观的,有时对客观可以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但客观就是客观."吴祖光、新凤霞"已经化作无形随风飘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的形象已经在社会上被无限放大,并已变成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对非常伟大、非常经典的爱情符号,他们已经成为了人类极有象征意味的,永远的故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充满诡异、变数的年代,曾经有过一对可歌可泣的艺术家夫妇,那就是我的爸爸吴祖光和妈妈新凤霞.
"贺家父永生霞光万道,喜先母长伴风月同天."
如今,爸爸在20世纪30年代重庆时期的老朋友,八十四岁的常君实先生主编了这本《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命我写序,乃有此文.
爸妈的老友刁光覃、朱琳二位前辈的公子,刁小林仁兄成了本书的责任编辑.鄂力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出了力.
为此,我代表家人,深深感激常老和小林兄,也感激日后看到这本书的读者诸君.
2003年11月10日北京
回忆父亲
吴霜
我是一个北京人,自幼生长在北京.我小时候的家就像是一张画,画里的每根线条我至今耳熟能详.那是北京的一所传统的四合院,地处东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后身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里面.我家的大门显得比其他人家的门大一些也宽一些.门前有两级台阶,踏上台阶推开一扇宽宽的大红门,会看到一条细细的洋灰甬道、二道门和青砖月亮门洞,然后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那就是我幼年时候的家.院子里花多,到花开时节,缤纷的花色伴随着蜂围蝶绕,十分的热闹.那时节最常看到的是一个倒背着双手徘徊在洁白丁香和粉红色海棠花之间的人影,那是我亲爱的父亲吴祖光.
我是在全家搬到这所院子之后出生的.我出生的那一天正当中国阴历的九月重阳节,日历上还标明:霜降.于是父亲用"霜"字为我取名.
不过我对父亲真正产生记忆是在我大约四岁的时候吧,那是他在当年的"反右运动"里成了有名的"右派",被惩罚到千里之遥有"北大荒"之称的东北劳动了三年以后的事.那时的我在第一时间里就认出了他,妈妈指着父亲问我:他是谁?我愣了一下,当即笑了:他是爸爸!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父亲的心肝宝贝、牛皮糖、捣蛋鬼,死活粘在他身上再也下不来了.
小时候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十分好动,不知道疲倦为何物.父亲总说我整天地制造噪音,实在太过淘气了.但是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使我安静下来,就是画画.不知那是从哪里得来的一种灵感,小时候的我非常地爱画,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画,这段时间里我便成了一个不吵不闹的乖巧的天使.
1957年吴祖光与女儿吴霜
我父亲那时十分希望我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坐在西房前那片大葡萄架下面的小石头桌旁画画,那个阴凉凉的石桌面可以降低我身上的温度,这使我觉得安逸,因而暂时地安静下来把纸弄笔几个小时.我的头发被妈妈揪成了一把马尾巴抓在脑后,上身根本光着,下身只穿了一条小裤衩,把一只脚抬起来放在石头桌上贪凉.
我小时候的画曾经被刊登在不少报刊上,登在儿童杂志《小朋友》上,还参加过儿童画展,被请去作书画表演,俨然是一颗画坛的"小星".我果然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差一点儿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只差那么一点儿.如果我坚持下去,如果我在稍大一点儿之后得教于父亲的某位画家朋友,如果我继续这种兴趣进入一所专门的美术院校……但是没有如果,这些"如果"被后来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击得像瓷器落地一样摔碎了,碎得十分彻底,没留下一丝可能修复的希望.我的画家梦从此破灭,而父亲的愿望也被冲得无影无踪.整整十年的"文革"浩劫使我丢开了画笔,也丢掉了画画的兴趣,未来的画家是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面的.
岂止是一个小画家的艺术生命在那个可诅咒的年代被扼杀了呢?当年父亲为我种的那棵幼小的樱桃树也没有逃掉噩运.
家中的院子里有一块方砖破裂了,父亲说:"不用铺砖了,在那里种一棵樱桃,我要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结果."都说樱桃结果难,父亲买来一株树干只有竹竿粗细的小树,打算等几年之后看到它开花结果.我那时刚上小学,为这个新到来的"朋友"欢欣不已.
父亲说:"你喜欢吃樱桃,咱们把这棵小樱桃栽在你门前,将来它结的果子都归你."
我说:"那么它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出果子呢?"
"听说过‘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吗?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你要耐心地等,它就会给你结果子的."
当我终于等到了那棵细嫩的枝桠上抽出新鲜的绿色而为此兴奋不已的时候,乌云压顶的日子就来到了.那个平日里宁静清朗、朋友到来时笑语欢声的小院子在突然间变得昏暗变得风声鹤唳.每个人的心情时刻都像铅一般的沉重,整个国家犹如被魔影覆盖,还有谁会关心那棵微不足道的小树苗呢?我的那棵心爱的小樱桃,在我的眼前日渐枯萎、变黄,最后成了一把干枝,被人们拔去了……
我的童年,有过美妙纯净,有过喜悦欢欣,但是因为突然间被染上了阴暗的颜色,和当时任何一个同龄的孩子一样,童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一去便再也不复返了.
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容易被战胜的人.他在"文革"的后期,从用来"改造"人灵魂的农村回到北京,发现我已经从一个半大鸡儿似的小皮丫头长成懂得把头发分出一层用剪子修出一片前刘海的十五岁姑娘了的时候,他决定对我进行另外一种塑造了.
他让我停止没日没夜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东一本西一本毫无章法地乱读书,又请来一位朋友,也是一位作家.那时,一般来说,凡是作家都失去了写作的权利.但是父亲或许有某种尖锐的预感,觉得他的小女儿有一天会像他一样用笔作为宣泄心灵的工具.他请这位叔叔教给我如何读书的要领,叔叔家里存了上千本图书,且分类清晰,古今中外俱全,我一时忘了修整剪得长短不一很不像样的前刘海,却一脑袋扎入了书堆变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书虫子.
读书是一件极端美妙的事情,尤其是有阶段有系统有分类地读书,从那时我才开始真正懂得如何读书.一个刚刚在长大的孩子,在对外界的兴趣当中会产生许多的排斥,不懂什么是他所需要抑或是不需要的,因此他要有学校,他要有教师.但是教条主义化了的教育又比比皆是充斥着一切地方使得教育变得枯燥乏味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在我的记忆当中却有那么一段幸福的少年时期,几乎感受不到外界打打杀杀的呼喊,体验不到视人为草芥的恐怖.在一间充满阳光的房间里,我坐在一张软椅中安详怡然地读书……那是循序渐进地被人领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的感受,那条道路像一条无尽头的通往光明之点的长廊.在一种浓郁的香味之中,你向前行进,呼吸的是具有特殊养分的空气……我在这样幸福的感受当中读了无数的书籍,学校虽然几乎停课,而我的课程却从未停止过.
三十年的时光就像风一样地刮过去了.
2003年的4月9日,八十六岁的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失去了生命中最亲近的朋友.而我赫然发现,我自己也已经人到中年.我看到我的儿子就像自己当年一样,经常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观察着身边的一切,提出那些光怪陆离无所不及的问题.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
父亲离去了,但是这个世界的脚步仍然在向前,一刻不停地继续行进着,生活中的一切按照自己的节奏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这正是生命的规律.
怀念父亲,就是怀念历史；怀念历史；为的是珍惜今天；而珍惜今天,是为了开创明天.回头看着父亲的脚步,我经常想对我的儿子说:宝贝,你的未来,还有这世界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2003年9月30日
天降王师壶浆迎,
江东父老望旗旌.
渡江五月惊奇略,
横海千军扫逆鲸.
三载鏖兵除暴政,
万民额手颂新生.
秦皇汉武都陈迹,
从此趋风毛泽东.
1949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战犯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景州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以书画为生.却在烽火声中的5月25日走出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
吴瀛、周琴绮夫妇
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高龄八十九岁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在与父母亲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亲生于1891年的春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湖北方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他被任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第一个职业是听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告诉我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的学生.
听到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要和这个年轻老师同进退.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
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应是1914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我的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时,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20年代做的最高官是京都市政督办公所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号人物,相当秘书长,后参与创建北京故宫博物院,任接收代表和常委、《故宫周刊》主编,是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的总押运官之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博界的开创者.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幕僚人物.
但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做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账,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由于要不到钱赖着不走的情景.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生性温柔善良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依百顺,但为此亦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这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下,一举推翻满清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公诸于世的壮举.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他只是由于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老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吴祖光18岁时与父亲吴景洲(左)
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念兹在兹,时刻不忘.这本《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是他在全国解放前一年辞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的职务、和腐朽没落濒临溃灭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以后,完成写作的对这所谓"故宫盗宝"冤案的详尽记录.
全国解放之后,父亲被陈毅元帅请去任命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怀着十分振奋感激的心情为这个本来可以安居休养的名誉职务热情工作和奔走着,却终于在一次因公外出时以脑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瘫痪,语言困难,但依然不曾忘记对易案的昭雪；见到无论是生人熟客时,三言两语也要吃力地谈到故宫往事,家人对此拦也拦不住他.父亲卧病达八年之久,1955年,在他病倒五年之后,我接他从上海来北京同住,那时他虽然行动步履十分艰难,却仍用左手写字作画,吟咏诗词,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忠于友情.1958年10月,在病榻上见报载他的老友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痛哭不能遏止,脑血管再度溢血,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于次年5月14日去世.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被"反右"之难,远戍北疆；闻听噩耗,申请返京奔丧而不获批准.因此在那年早春一个大雪满天的夜晚,离家北行拜别父亲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口齿不清,没有说话,但却是满脸笑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欢喜的,没有悲伤.
父亲的个人爱好——收藏以书画为主的古文物,直迄中风病倒以前一直没有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率领全家仓皇避难入川,万里征途之中他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尤其是他所谓"镇库之宝"的三幅大画: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禄图、黄石斋山水,都是用黄绫包裹的精工装裱,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当然,经过这一转徙,文物损失惨重.然而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待我把他接来北京时,他已经卧床四年,我和父亲商量,提到鉴于这一批古旧文物今后保管的困难,建议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不暇思索,立即同意,并约请当时主管文物的郑振铎和唐兰同志来参观鉴定,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父亲一生历经三代政府,有如长夜行路,历尽坎坷,到他的晚年才找到他最信任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每日伏案挥毫,或写或画十分勤奋,尽管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著作出版计有:《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国国文法》,话剧《长生殿》、《蜀西北纪行》等.
他的最后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实现了他耿耿于怀、对含冤而死的亡友半生未了的心愿.这本书对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有详尽、具体的描述,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承袭过去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勾心斗角也有细致的刻画,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父亲一生中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和题画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至今在我身边只剩下从1946年以后的一本诗作了.
写这篇文章,勾起对逝世二十三年的父亲的无限哀思.
新凤霞
祖光具有父亲的性格.我的老公公一生爱为人打抱不平,做官清正廉明,一生刚直讲骨气.祖光也如此,他在香港做编导,有优厚的待遇,1949年为建设祖国,回到北京,就明里暗里受到歧视.记得香港导演朱石麟被国家邀请回国观光,国家拿他当贵宾招待.他来我家吃饭,朱先生对我说:"祖光回来得早,我是没有什么羡慕的,就是你们这所四合院真好!"我说:"您回来这么大的举动,国家领导人邀请,专家接待,海外的艺术家太光荣了."朱石麟说:"祖光不是爱国吗?早就回来了吗?要是他现在才回来,受到的招待要比我高多少倍哇!"
50年代吴祖光
是我们国家对这些忠实的知识分子太苛刻了,从50年代中期后就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从1957年祖光就挨整,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挨整,受尽打骂折磨,险些家破人亡.但他仍是爱国,不失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本分,说真话硬骨头.我在这方面更同情他,理解他,尊重他难能可贵的为人.
我跟祖光四十年的夫妻,从50年代就觉得,他是一位心口如一,对国家、对朋友、对亲人真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对他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机会就整他呢?像他这样无私的人有多少?把父亲留下的字画、古董,都是价值连城的古物哇!一分不取地捐献给国家；动员我把多年唱戏的戏衣全部捐献国家；把自己从香港带回来的钱,买了一所地段最好的坐落在王府井的四合院捐献给国家,自己落得一无所有.这和那些向党要级别,要待遇,想尽方法争房子,还有那些发国难财,像老鼠一样偷偷地挖洞的人怎么比哪?
祖光这人也太真了,他就不会说一句假话,更不会顺情说好话.一个人对国、对家、对人、对事都公正无私是很难得的.我跟祖光这四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说受他株连,我受了不少罪,但我觉得我一生不冤枉嫁了一个男子汉!一个民间艺人戏曲演员,和这样的丈夫建立的这个家庭是幸福的!
祖光他1949年从香港回来,说心里话,很多的从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拿祖光当成自己的同志,他们从定级别到各种待遇,都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见,这就是对知识分子历来的不公正,把好同志当成内奸."文化大革命"也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当成内奸、特务、赫鲁晓夫打嘛.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
祖光在建国后都在受着不信任,也是文艺界说的:"不干事的整干事的,没有文化的整有文化的."我们国家几十年的运动,不是很多无知识的整有知识的吗?把诚实的人整了.有的被整的人,为了应付领导,虚假地奉承讨好,领导说他是改造好了.真奇怪,培养了人们做奴才.顺情说好话,耿直惹人嫌.这些年国家搞运动,损失很大,更大的是人们总结了经验,少说为好,不要惹火烧身,睁开眼看热闹吧.可祖光他就不,看到不对就说,这里不好说到那里说,做人就是要尽到做人的责任!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全家也像全国人民一样,开心顺意,政治上彻底平了反.海外的亲友们,可以随便来往.过去是因有台湾的亲戚而受罪挨批斗,平反后,祖光应邀去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这在以前是绝对办不到的.据我知道,美国有几次邀他去一年、半年讲学,他都没有答应,也有不放心家里的原因.祖光好就好在对名利金钱不放在心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坐汽车自己花钱,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不报销、自己花钱.祖光做人,无论在中国人、外国人面前,他都是无愧的男子汉!是有骨气的男子汉!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
吴欢
爸爸吴祖光先生于2003年4月9日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八十六岁,日子竟然和妈妈新凤霞女士过世是同一天,那是在1998年的4月9日.
这种惊人的巧合,发生在这样两位大艺术家身上,所有亲朋好友都在问:"是真的吗?"
真的!确实是真的!
为此,连我这个做儿子的也觉得不可理解.太戏剧化了,我怀疑是否真有神灵在左右这一对惊才绝艺、旷古空前的神仙美眷.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
知父莫如子.在追悼会上,我突然有所悟,妈妈和爸爸是一个灵魂,属天作之合.妈妈去世后,爸爸从当年的神童才子,而后的睿智老人,突然变得沉默木讷,继而三次中风,不良于言.他一生遇到的世事沧桑,充满光怪陆离的变数,诡异奇谲的色彩,然大义之忍,并非不怒,怒而忍于大义,乃真贤人.
爸爸一生为家为国,有情,有义,有气节,有脊梁,更有一颗热烈纯良爱我妈妈的心,妈妈是他的命脉,妈妈离开了,使他完全没有了活力.妈妈去世的这五年,是爸爸无法生存的五年,其痛苦的程度远胜过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坎坷.他已无路可走,他的选择,只能是去找我的妈妈.日子是天定的,也是他冥冥之中接受的,并带有某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自杀色彩,体现了他"生正逢时,死不介意"的特殊品格.
4月9日也是在中午时分,爸爸命令自己一腔依然烈如岩浆地火般的鲜血,冲破了确已衰老的心脏,完成了一个大艺术家最后一次能够彻底表现人性的辉煌壮举.
大诗人邵燕祥先生有诗赞曰:"满怀忧患满头霜,大丈夫唯吴祖光,堪佩立言兼立德,生正逢时忆国殇."
吴祖光于瀑布前
在父亲去世一百天的时候,妈妈托梦给我,爸爸在天上已经和妈妈相聚,他离不开妈妈,他俩有太多的坎坷,太多的苦难,所以才有太多的恩爱,太多的情.妈妈让我放心,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圆满了,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们了,并嘱咐我不要调皮捣蛋,五十岁的人,该成熟了.
爸爸去世后,国内外无以数计的朋友们在各种媒体上写了大量纪念文章,在这里我要深深地谢谢他们.但我自己却一直没有写任何回忆的文字.这是第一篇,离爸爸去世,已整整半年了.
原因是我至今还固执地认为,爸爸依然在世,他并没有死去.然而,他终于不在了.人生是很主观的,有时对客观可以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但客观就是客观."吴祖光、新凤霞"已经化作无形随风飘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的形象已经在社会上被无限放大,并已变成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对非常伟大、非常经典的爱情符号,他们已经成为了人类极有象征意味的,永远的故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充满诡异、变数的年代,曾经有过一对可歌可泣的艺术家夫妇,那就是我的爸爸吴祖光和妈妈新凤霞.
"贺家父永生霞光万道,喜先母长伴风月同天."
如今,爸爸在20世纪30年代重庆时期的老朋友,八十四岁的常君实先生主编了这本《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命我写序,乃有此文.
爸妈的老友刁光覃、朱琳二位前辈的公子,刁小林仁兄成了本书的责任编辑.鄂力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出了力.
为此,我代表家人,深深感激常老和小林兄,也感激日后看到这本书的读者诸君.
2003年11月10日北京
回忆父亲
吴霜
我是一个北京人,自幼生长在北京.我小时候的家就像是一张画,画里的每根线条我至今耳熟能详.那是北京的一所传统的四合院,地处东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后身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里面.我家的大门显得比其他人家的门大一些也宽一些.门前有两级台阶,踏上台阶推开一扇宽宽的大红门,会看到一条细细的洋灰甬道、二道门和青砖月亮门洞,然后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那就是我幼年时候的家.院子里花多,到花开时节,缤纷的花色伴随着蜂围蝶绕,十分的热闹.那时节最常看到的是一个倒背着双手徘徊在洁白丁香和粉红色海棠花之间的人影,那是我亲爱的父亲吴祖光.
我是在全家搬到这所院子之后出生的.我出生的那一天正当中国阴历的九月重阳节,日历上还标明:霜降.于是父亲用"霜"字为我取名.
不过我对父亲真正产生记忆是在我大约四岁的时候吧,那是他在当年的"反右运动"里成了有名的"右派",被惩罚到千里之遥有"北大荒"之称的东北劳动了三年以后的事.那时的我在第一时间里就认出了他,妈妈指着父亲问我:他是谁?我愣了一下,当即笑了:他是爸爸!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父亲的心肝宝贝、牛皮糖、捣蛋鬼,死活粘在他身上再也下不来了.
小时候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十分好动,不知道疲倦为何物.父亲总说我整天地制造噪音,实在太过淘气了.但是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使我安静下来,就是画画.不知那是从哪里得来的一种灵感,小时候的我非常地爱画,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画,这段时间里我便成了一个不吵不闹的乖巧的天使.
1957年吴祖光与女儿吴霜
我父亲那时十分希望我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坐在西房前那片大葡萄架下面的小石头桌旁画画,那个阴凉凉的石桌面可以降低我身上的温度,这使我觉得安逸,因而暂时地安静下来把纸弄笔几个小时.我的头发被妈妈揪成了一把马尾巴抓在脑后,上身根本光着,下身只穿了一条小裤衩,把一只脚抬起来放在石头桌上贪凉.
我小时候的画曾经被刊登在不少报刊上,登在儿童杂志《小朋友》上,还参加过儿童画展,被请去作书画表演,俨然是一颗画坛的"小星".我果然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差一点儿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只差那么一点儿.如果我坚持下去,如果我在稍大一点儿之后得教于父亲的某位画家朋友,如果我继续这种兴趣进入一所专门的美术院校……但是没有如果,这些"如果"被后来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击得像瓷器落地一样摔碎了,碎得十分彻底,没留下一丝可能修复的希望.我的画家梦从此破灭,而父亲的愿望也被冲得无影无踪.整整十年的"文革"浩劫使我丢开了画笔,也丢掉了画画的兴趣,未来的画家是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面的.
岂止是一个小画家的艺术生命在那个可诅咒的年代被扼杀了呢?当年父亲为我种的那棵幼小的樱桃树也没有逃掉噩运.
家中的院子里有一块方砖破裂了,父亲说:"不用铺砖了,在那里种一棵樱桃,我要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结果."都说樱桃结果难,父亲买来一株树干只有竹竿粗细的小树,打算等几年之后看到它开花结果.我那时刚上小学,为这个新到来的"朋友"欢欣不已.
父亲说:"你喜欢吃樱桃,咱们把这棵小樱桃栽在你门前,将来它结的果子都归你."
我说:"那么它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出果子呢?"
"听说过‘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吗?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你要耐心地等,它就会给你结果子的."
当我终于等到了那棵细嫩的枝桠上抽出新鲜的绿色而为此兴奋不已的时候,乌云压顶的日子就来到了.那个平日里宁静清朗、朋友到来时笑语欢声的小院子在突然间变得昏暗变得风声鹤唳.每个人的心情时刻都像铅一般的沉重,整个国家犹如被魔影覆盖,还有谁会关心那棵微不足道的小树苗呢?我的那棵心爱的小樱桃,在我的眼前日渐枯萎、变黄,最后成了一把干枝,被人们拔去了……
我的童年,有过美妙纯净,有过喜悦欢欣,但是因为突然间被染上了阴暗的颜色,和当时任何一个同龄的孩子一样,童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一去便再也不复返了.
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容易被战胜的人.他在"文革"的后期,从用来"改造"人灵魂的农村回到北京,发现我已经从一个半大鸡儿似的小皮丫头长成懂得把头发分出一层用剪子修出一片前刘海的十五岁姑娘了的时候,他决定对我进行另外一种塑造了.
他让我停止没日没夜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东一本西一本毫无章法地乱读书,又请来一位朋友,也是一位作家.那时,一般来说,凡是作家都失去了写作的权利.但是父亲或许有某种尖锐的预感,觉得他的小女儿有一天会像他一样用笔作为宣泄心灵的工具.他请这位叔叔教给我如何读书的要领,叔叔家里存了上千本图书,且分类清晰,古今中外俱全,我一时忘了修整剪得长短不一很不像样的前刘海,却一脑袋扎入了书堆变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书虫子.
读书是一件极端美妙的事情,尤其是有阶段有系统有分类地读书,从那时我才开始真正懂得如何读书.一个刚刚在长大的孩子,在对外界的兴趣当中会产生许多的排斥,不懂什么是他所需要抑或是不需要的,因此他要有学校,他要有教师.但是教条主义化了的教育又比比皆是充斥着一切地方使得教育变得枯燥乏味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在我的记忆当中却有那么一段幸福的少年时期,几乎感受不到外界打打杀杀的呼喊,体验不到视人为草芥的恐怖.在一间充满阳光的房间里,我坐在一张软椅中安详怡然地读书……那是循序渐进地被人领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的感受,那条道路像一条无尽头的通往光明之点的长廊.在一种浓郁的香味之中,你向前行进,呼吸的是具有特殊养分的空气……我在这样幸福的感受当中读了无数的书籍,学校虽然几乎停课,而我的课程却从未停止过.
三十年的时光就像风一样地刮过去了.
2003年的4月9日,八十六岁的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失去了生命中最亲近的朋友.而我赫然发现,我自己也已经人到中年.我看到我的儿子就像自己当年一样,经常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观察着身边的一切,提出那些光怪陆离无所不及的问题.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
父亲离去了,但是这个世界的脚步仍然在向前,一刻不停地继续行进着,生活中的一切按照自己的节奏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这正是生命的规律.
怀念父亲,就是怀念历史；怀念历史；为的是珍惜今天；而珍惜今天,是为了开创明天.回头看着父亲的脚步,我经常想对我的儿子说:宝贝,你的未来,还有这世界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2003年9月30日
天降王师壶浆迎,
江东父老望旗旌.
渡江五月惊奇略,
横海千军扫逆鲸.
三载鏖兵除暴政,
万民额手颂新生.
秦皇汉武都陈迹,
从此趋风毛泽东.
1949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战犯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景州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以书画为生.却在烽火声中的5月25日走出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
吴瀛、周琴绮夫妇
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高龄八十九岁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在与父母亲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亲生于1891年的春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湖北方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他被任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第一个职业是听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告诉我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的学生.
听到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要和这个年轻老师同进退.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
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应是1914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我的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时,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20年代做的最高官是京都市政督办公所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号人物,相当秘书长,后参与创建北京故宫博物院,任接收代表和常委、《故宫周刊》主编,是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的总押运官之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博界的开创者.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幕僚人物.
但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做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账,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由于要不到钱赖着不走的情景.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生性温柔善良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依百顺,但为此亦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这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下,一举推翻满清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公诸于世的壮举.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他只是由于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老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吴祖光18岁时与父亲吴景洲(左)
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念兹在兹,时刻不忘.这本《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是他在全国解放前一年辞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的职务、和腐朽没落濒临溃灭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以后,完成写作的对这所谓"故宫盗宝"冤案的详尽记录.
全国解放之后,父亲被陈毅元帅请去任命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怀着十分振奋感激的心情为这个本来可以安居休养的名誉职务热情工作和奔走着,却终于在一次因公外出时以脑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瘫痪,语言困难,但依然不曾忘记对易案的昭雪；见到无论是生人熟客时,三言两语也要吃力地谈到故宫往事,家人对此拦也拦不住他.父亲卧病达八年之久,1955年,在他病倒五年之后,我接他从上海来北京同住,那时他虽然行动步履十分艰难,却仍用左手写字作画,吟咏诗词,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忠于友情.1958年10月,在病榻上见报载他的老友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痛哭不能遏止,脑血管再度溢血,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于次年5月14日去世.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被"反右"之难,远戍北疆；闻听噩耗,申请返京奔丧而不获批准.因此在那年早春一个大雪满天的夜晚,离家北行拜别父亲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口齿不清,没有说话,但却是满脸笑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欢喜的,没有悲伤.
父亲的个人爱好——收藏以书画为主的古文物,直迄中风病倒以前一直没有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率领全家仓皇避难入川,万里征途之中他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尤其是他所谓"镇库之宝"的三幅大画: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禄图、黄石斋山水,都是用黄绫包裹的精工装裱,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当然,经过这一转徙,文物损失惨重.然而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待我把他接来北京时,他已经卧床四年,我和父亲商量,提到鉴于这一批古旧文物今后保管的困难,建议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不暇思索,立即同意,并约请当时主管文物的郑振铎和唐兰同志来参观鉴定,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父亲一生历经三代政府,有如长夜行路,历尽坎坷,到他的晚年才找到他最信任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每日伏案挥毫,或写或画十分勤奋,尽管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著作出版计有:《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国国文法》,话剧《长生殿》、《蜀西北纪行》等.
他的最后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实现了他耿耿于怀、对含冤而死的亡友半生未了的心愿.这本书对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有详尽、具体的描述,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承袭过去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勾心斗角也有细致的刻画,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父亲一生中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和题画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至今在我身边只剩下从1946年以后的一本诗作了.
写这篇文章,勾起对逝世二十三年的父亲的无限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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