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年代（代序）(1)
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

　　1978年春节前后某个星期天早晨，我同父亲一起出门准备上街，走到传达室被人叫住，“有你家一封信”。我清清楚楚看到牛皮纸信封的右下方印着“南京大学”的字样，但一时却想不起来这与我本人有什么联系，记得很清楚，是父亲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份录取通知书。父亲是那种十分内敛的性格，有喜欢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他一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但是我能体验得到他内心的充实和满意。我分享了父亲的感受，也一句话没有说。

　　回到插队的地方办完了手续，我带着一只小箱子奔赴南京，箱子里装着一些换洗衣服，还有一套竖排的线装书《唐诗三百首》（上下两册），书中注明由“蘅塘退士手编 媚古居士重订”，这是几年前从邻居的孩子手中得来的。这套书一直跟随我到现在。

　　名为77级，实际上是1978年２月进校。我们中文系全班不到５０个人，九个女生，有一位是稍后扩招进来的，南大子女，她住在家里，其余我们八个则住在一个寝室里。我们早起跑步，天色未明就甩开脚步狂奔。学校的大喇叭比我们起得更早，不停地播放那几首歌曲，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因为当它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我们恰好头顶着深蓝色的天空，那上面依稀挂着几颗闪烁的晨星。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胡福明，是我们学校哲学系的老师。我因为私心喜欢哲学，便经常与哲学系的女生在一起。有一位不仅是我老乡，而且还同我家住一个院子。我会听她说，“胡福明从北京回来了，在哲学系做了一个报告，我们都去了”。“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最早我是从这位女生的嘴里听说的。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一切都在重新开始。每天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振奋的，每个月出版的期刊都会有“爆炸性的”内容出现，阅读是当时一件十分紧张热烈的事情，伴随着痛苦也伴随着希望。所遇到的最大尴尬是一个留学生向我提起的，她是一位加拿大“左派”，她问我“你们粉碎了四人帮，但是用什么办法来阻止新的四人帮产生？”这个问题令我感到十分气闷。因为回答不上来，所以她消瘦坚定的形象至今记得很牢。

　　后来翻译哈维尔描述1956年对他本人的震动（当时他20岁，与我此时年龄相仿），感觉十分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他称之为“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那是一个人确立他与这个世界基本关系的时期，是奠定他一辈子看待世界基本立场的时期。在一个否极泰来、百废待兴的年代度过自己的青春，培育起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视角，那种深刻的经验足以影响一个人终生。哈维尔接着说，从那之后十年，人们都在这种气氛中生活，那是“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的时期”。对我本人来说，所经历的大致也可以这样表述。

　　除了阅读经典文学著作，当时最热衷阅读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正好哲学系调进了一位教员叫做孙伯骙，他原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此人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炉火纯青，每一节课都有许多灵感的火花。本科时我一节不落地听过他讲授的“马哲史”，还蹭过他给研究生开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是一字一句地研读过去的。这本起先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的著作，文体晦涩，深藏的玄机也最多。念研究生时，我干脆隔系选了孙老师的课程，第一次拿到这个老师的学分。不仅是听课，原著是一定要读的，而且读得非常起劲儿。尤其是马克思的那些早期著作，一本接一本地读过去，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有些篇章爱不释手，比如从1851年底开始动笔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1858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比起仅仅见到马克思的结论，去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在那个年代，马克思是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主要窗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体现在一篇四五千字的小文章里，这文章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云南社会科学》杂志，标题不记得了。

　　1984年底我做完关于黑格尔美学的硕士论文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感觉非常不适应。

不要杀害那个无辜的人

　　疏异的感觉并不是从书本上开始的，而是深藏在个人经验之中。一次与徐友渔先生的争论中，我表达过某种不同的经验。对于友渔他们那个年龄上的人来说，历史是从可以理解的某个地方开始的，比如1966年的“文革”，在它正在开展和进行的时候，友渔与他的同伴便能够从自己的立场去分析考察，“指点江山”，他们被赋予了某些重大使命和责任。我与友渔相差半代。当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还没有从童年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对于周围每天发生的事情，除了茫然还是茫然。激情与愤怒都需要力量，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培育出任何所需要的力量。

　　应该是1967年的某个夏日，我们几个孩子正在家里玩扑克，听到有人在外面喊：“×××（我们的同学）的妈妈跳河自杀了。”放下手中的牌，我们一窝蜂跑了出去，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结果当然非常尴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被水泡得肿胀的硕大尸体，半个肚皮露在外面，还有一头散乱的头发。我第一次感到大河上方灰色天空的存在，感到自己所站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的祖母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女性，当她的某个儿子或者媳妇在体育场开完批斗大会后被游街示众，她就不停地上厕所，经常是我扶着她去。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一旦听见锣鼓家伙响，我的任务就来到了。我分享了祖母的悲哀与无力，也感到自己是十分无力和无奈的。不久之后祖母被遣散回老家，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姐姐下乡插队，我们（长我一岁的哥哥与我及两个妹妹）整个儿掉进历史的缝隙之中了。我们像它腹腔中的一截盲肠，或者不体面的“私生子”。

　　因此，与友渔他们处于历史的“正面”不同，我们处于历史的“背面”；与他们处于“历史的自觉意识”当中不同，我们不得不处于“历史的潜意识”当中；与他们从“历史的最强音”开始不同，我们是从历史微弱的一声呻吟开始的。福柯曾经谈到1934年，当陶尔斐斯总理被纳粹刺杀时，所感到的震撼和恐惧（当时他8岁）。“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 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

　　当我学习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时候，这样的经验被压抑下去了。当然，此类经验很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如果它永远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远不存在。当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时，尤其是存在主义，与许多人一道，我是属于坐前排沙发的。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萨特、加缪，还有一位西班牙人乌纳穆诺（他有一本小书叫做《人生的悲剧意识》），这些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生存情绪，是表达与世界的疏异关系，它们非常对我的胃口，它们帮助我接近自己及自己的生活体验。所谓“荒谬”对我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实际上对于周围世界的迷茫心情片刻没有离开过我。此前多年头脑与感情之间的分离分裂状态，在阅读这批著作时，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些人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缪、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的《局外人》，以一种十分冷峻的笔调，描绘个人极度的脆弱不安，具有一种钻石般的品格。他的那本小书《西西福的神话》（杜小真译），和收在《正义者》中的几个剧本，有一种从黑暗中提取光明，从废墟中建立永恒的非凡力量。克尔凯郭尔将“个人”形容为“只身”的“隘口”，只有通过这个“隘口”，即先成为“个人”，才能成为别的什么；如果不能成为“个人”，则将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它意味着如果是真理，哪怕坚持到只有你一个人，你的背后只有悬崖峭壁，乃至你自己就成为悬崖的一部分，也要坚持下去。相反，越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立场，越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将存在主义当个人主义来理解和接受的。迄今我仍然觉得，是否经过这样的“隘口”，成为这样的“个人”，是我与许多我的同龄人的分水岭。

　　比较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能够与我们所处文化进行有效对话的。他的那本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论战小说《罪与罚》所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的环境中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他的论战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支持了不止一代“革命者”，即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是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的”。它将允许一些自诩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在追求理想的同时，突然掉过头来追求“现实”，拾取非常“现实的权力”；它也将鼓励一些自以为是地骑在历史背上的人，将没有“理想”的人们当做马蹄下的尘土随意蹂躏践踏；它迎合和满足了那种没有根据的自我误认或虚荣心，不仅认为自己的观点总是比其他人高明，而且从人格上来说，也比别人高出一等，因而可以随意凌驾于他人之上。《罪与罚》中的那个老太婆，是在“理想”的名义下最早被划掉的人之一。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阅读他的著作，体验他的思想，反观自己的存在，结果是将我自己从“历史”或者“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从那种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轨道上彻底放逐。在我看来，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等于宣称自己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真理。

　　1988年下半年，我写了《重读<罪与罚>》一文，这篇文章中的东西奠定了我此后思考的基本方向。在本人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看不见的声音》的序言中，这样的表达与其说是一种立场，毋宁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心情：“把自己放到无名的人们、无名的声音当中去，放到不幸失事与失败的人们当中去，放到被 历史 的身影所掩盖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 缝隙 中去，使得你与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人们有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在阴暗的潮湿的街道，夜晚笼罩下的城市与大地，空荡荡的墙角的拐弯处，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尖锐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别人的，正是你自己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尴尬、无奈和失去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