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歌筵舞席上的情性展现——《宋词故事》自序
　　前人在谈论唐诗宋词元曲时，对于它们的分野所在，其最大的差别同时也最为笼统的说法就是：“诗庄词媚曲俗”。这样便尤其将词归入了歌筵舞席上的“软媚”一途而不复自拔 ；其实，这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本书中的内容就未必以此便能涵盖得了的，因为其中有些篇章并不就是在歌筵舞席上出现，虽然它们也无疑一概是那词作者的情性展现。 但囿于习惯，本自序竟以此着题，想来也该当得到人们的首肯吧？
　　在人们的印象里，宋词的“历史地位”略低于唐诗的原因，大抵是跟文人们把它们放在了歌筵舞席上使用，而不是像唐诗那样往往用来作为展现作者自身胸襟怀抱大有干系。尽管世传的词未必全属这样，但总的说来，说它们是歌筵舞席上情性的展露，似乎也不至于有什么大错。
　　其实，这就够了。要一个文学载体尽行包容了那么多的沉重使命，是不是也有些为难“词”这一文学体式了？如果它们果然能使人们在歌筵舞席上得到那人性的真切流露和展现，那也何尝不是好事一桩呢！而在这物欲横流得都快要泛滥成灾了的年代里，不用说，它便尤其是如此了。
　　在撰写过程中，德军先生坚持以撰著的形式而不是以编著的形式，这固然增加了著者写作的难度，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却正是阿袁内心里所要写的，却不能不说这委实是一个不小的斩获。而本书如同拙著《唐诗故事》一样，也是从四五百种古代典籍中选取100个足以一说的故事。只是由于时间匆遽和学识谫陋等原因，尽管它们都“有出处”，但著者却未必都选取恰当，其畸轻畸重的分配尤为明显，这也是阿袁不得不特别予以承认的事实。至于古人在撰述并引述时，难免会有“传闻异辞”乃至“传闻失实”之处。所以，阿袁在撰写过程中即比勘诸书，并往往在每篇文后予以“按语”，其中能予以辨析的遂予以辨析，可以两存抑或难以遽尔作出判断的则两存之，以便读者自行采择。同时，作为有着固定声律的词，其重要位置上的字的平仄声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故此，阿袁将那些一字两读而似又易于混淆者特予标示，以供读者参考。至于本书一应篇章的安排，并不以传主的生卒时间先后来决定，仅以篇幅的长短修狭略作参差安顿，使其字数在阅读时能相互调剂。
　　诚然，由于手头书册匮乏，著者在写作时难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状。这里，阿袁深为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等惠予借阅有关藏书，以致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有所参照，并易于最终成稿。至于行文时如有判断不确之处，那只是阿袁的才力不逮所至，是丝毫不敢推诿于人的。另外，因徵引前人及时贤（尤其是前者）的一些专著殊多，难以一一具名感谢。在此，著者对他们谨致谢意之余，也恭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切实的批评和正！
　　记得在写作《<唐诗故事>自序》时，著者曾以近体诗的形式对其内容打了个“小广告”；而现在为宋词撰写这“小广告”，似乎便以“词”这一文学体式最为恰切了。虽然该拙作如同本书一样，也委实未能从容推敲。现在，阿袁特效颦东坡送伯固词填写一阕《青玉案·用宋人贺方回韵自题〈宋词故事〉》以作结束语，其词曰：
　　春云冉冉人来去，算芳草，曾留语。为写相思长短句。疏星斜月，淡烟轻絮，一一知凭据。
　　回眸信是惊奇遇，敢对情长笑儿女？最爱同心心久许！可怜今日，世风不古，有泪空如雨。
　　阿 袁 谨序于京门何陋居
　　时岁次丙戌孟陬廿三日也 　　
相公贞节励王妃——押解途中文天祥代写昭仪词
　　大凡到国家沦亡之际，那风雨飘摇的世态便极能验证出一个人的坚贞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那时代转折点上，许多仁人志士不惜用热血谱写了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给后人以无限的鼓舞和奋发。但同时，也有一些不屑于人间的丑类，肆意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又给人以无限的伤痛和屈辱。所有这些，自然都值得后人为之深思，为之歔欷。
　　作为偏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它带给人们反思的东西却并不很少。这里就仅仅述说一件与此相关之事，来作为我们对那个时代广大人们心声的小小回响。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丙子年，①亦即宋端宗景炎丙子年（1276年），元军攻破了南宋王朝的京城杭州，包括谢、全两位皇后在内的三宫六院里的美女都被俘虏北上，昭仪王清惠当时也在其列。她在途经夷山驿时，有感于国家的败亡，便在驿站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阕《满江红》词，来作为她对自己这悲凉身世以及国家命运的深沉喟叹：
　　太液芙蓉，浑不是、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生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无限事，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霑襟血。驿馆夜惊乡国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②
　　这词里所记录的，表面上只是她个人的悲哀，但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悲哀。应该说，这算得上是一首爱国词，但它最后一句却容易使人担忧，有着“昭仪”身份的王清惠似乎有失节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