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五年前。
　　五年前的某一天，我早早醒了，知道还早得很，就仰面躺着，瞪着天花板。已经是暮春时节了，剑辉为什么突然对我说唉一冬无雪呢，当时不觉得有什么蹊跷，听了这句话没吱声就睡觉了。后来就出了事。出事之后，我一次又一次细细回忆剑辉的每个动作每句话，就发现这句话不对头，越琢磨越不对头，因为剑辉总是在预感不妙的时候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困呢？真该死。
　　老楚却说没什么不对头的。他说剑辉就是这么一个人，她的思维呈跳跃状态，说话老是出人意料。老楚在这大难关头显得格外笨蛋，手足无措，拿不出一个好主意，尽说蠢话。他说他很乱。他的什么乱呢？他的妻子被无辜抓进了牢房，他不去奔走呼号，不去设法解救，却只是皱着眉对妻的同事说对不起，我很乱。这种男人！没血没骨！可他的外表是这么壮健。他的额角方正，充满了不可屈辱的气派。我曾暗暗地思慕着他，怀着混乱的羞耻心暗暗地思慕着我好友的丈夫，几年的思慕在几天之间烟消云散了，我顿时觉得自己格外干净、磊落、松快。我对他说：“我来干！”我把三个字吐得落地有声。
　　我坚信剑辉是无辜的，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个能干的医生。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她也许有失误，但她没有玩忽职守。她不能戴上玩忽职守罪的罪名，我坚信这一点。
　　事故发生后，剑辉暂时停止了工作，成天在小办公室里写事故经过和思想认识。写了在科里念，念了又重新写，院长和科主任都希望她一步步提高认识。
　　可有一天剑辉突然被公安局带走了。
　　这事弄得全院沸沸扬扬。我上班碰上的第一个人就用一种很特别的口气告诉我： “李大夫被捕了！”
　　被捕？
　　听起来似乎回到了战争年代。
　　我一口气爬上三楼，拼命敲那间小办公室。我把全科的人都敲出来了。
　　“你冷静一些！”科主任摇着我的肩说，“你要冷静一些。李大夫是被捕了，但也许坏事变成好事，法律比什么都公正。我们要相信法律。”
　　“不！不！”我说。一团火热的悲愤壅塞在我心里，逮捕对一个无辜的人来说就是莫大的侮辱。
　　同事们围着我，眼睛不眨地望着我，好像望着一个虎口脱险的人。我明白他们的想法，那个夜班本来是我的，剑辉为我换的班，既然剑辉都没能避免那场事故，那就谁也避免不了。劫数已定，就看哪个人碰上。这就叫玩忽职守吗？
　　李护士长过来驱散了人群，对我说：“你回宿舍休息去吧。别在这里瞎激动，让人看笑话。”
　　院里有许多人幸灾乐祸，这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倍觉剑辉的冤枉。
　　我跑到区法院刑庭办公室，劈头就问：“劳驾，请问谁办李剑辉的案子？”
　　一个瘦小苍黄的年轻人夹着一支燃烧的烟，他用一根指头顶了顶法官的大盖帽，严肃地反问：“你有情况反映？”
　　我说：“是的。”
　　他啪啪捻了两记响指，应声过来了一个更年轻的小青年，当然也穿着法院制服。小青年拿了纸和笔坐在旁边。
　　法官说：“说吧。首先介绍你自己的身份。”
　　这下我明白他的身份了。我说：“你们凭什么逮捕李剑辉？凭哪一条哪一款？”我哗哗地翻着刚从新华书店买来的《司法手册》，说：“受逮捕的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你们查清了什么？连我这个始终的现场目击者你们都没有调查过！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就是说你们已经准备判她徒刑了？”说到这里，我垮了，泪水呼啦一下流出来。
　　“胡闹！”法官说。
　　我很响地合上书，把它掷向他。他慌慌张张接住《司法手册》，声色俱厉，说： “胡闹！”
　　小青年站起来大声说：“这里是司法机关，我们这里是有法警的！”
　　“你们太不讲道理了！”我叫道，“李剑辉不可能玩忽职守，你们应该全面了解她 ——”
　　“法警！”
　　我七窍生烟。法警怎么着？强行赶走一个来讲道理的人吗？那我去哪儿讨公道？
　　“李剑辉没有玩忽职守，我当时在场！”
　　“法警！”
　　一个法警冲进来，提着电警棍逼视着我，说：“看在你是一个医生的份上，我客气地请你出去。”
　　“如果我不呢？”我说。
　　我忽然想豁出去算了，和剑辉一块儿坐牢，免得一辈子负疚一辈子在人前不能抬头。
　　一个女法官插到法警和我之间，递给我一杯开水。
　　“大夫，你要冷静一些。医生应该是最能面对现实。逮捕人是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决定的，不是哪个法官的一句话呀。”
　　她有一双为妻为母的善良眼睛，我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我说：“我能见见李剑辉吗？”
　　法官说：“不行。开庭审判之前人犯不得与任何亲朋好友见面。”
　　现在我相信他的话就是法律，我绝望得不敢再看他一眼。
　　女法官送我出来，告诉我现阶段只有律师可以见被告，当然要是被告请了辩护律师的话。
　　我和老楚商量请律师的事。老楚说：“一定要请吗？我是说请了有用吗？”
　　我说：“不知道是否有用。但现在那边是堵铁墙，只有律师才穿得过去。”
　　“怎么请律师？”
　　“我也没请过。”
　　“请个律师要花多少时间？”
　　“我去请吧。你支付费用就行。”我不想让他连钱都不出。
　　“现在就要钱吗？”
　　“当然！”
　　“要多少？”
　　“暂时给二百吧。”
　　老楚沉吟片刻，给了我二百块钱。
　　李护士长说：“你真要管这事？”
　　“嗯。”
　　李护士长为我抿了一撮耷拉的头发。“患难见人心啦！”她说。她还悄声告诉我说死者家属有司法部门的熟人，医院也有些人落井下石，千万要当心。和法院打交道要适可而止，不要惹恼他们，她有个侄子曾被错抓，因态度不好被打断了肋骨，拘留了十五天。要记住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说：“好的。”
　　原谅我。剑辉。我能做的只是为你请律师。他们有法警，劫狱只是句开心话。只能到这一步。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你请一个第一流的律师。
　　李护士长介绍我读读美国畅销小说《天使的愤怒》，我说我没心思，她硬塞进我的包里。“在请律师的等待中读读。”她说，“这本小说可以当打官司的教科书，里面写的是一个女律师，非常非常能干，打赢了许多官司，她的名字叫帕克。打官司的学问深奥着呢！律师才是行家里手。但愿你请到‘帕克’！”
　　在律师界辗转了几天，最后我来到精英荟萃的市律师事务所，准备请名气最大的贾律师。打听到贾律师有抽高级香烟的嗜好，我包里揣了一条“三五”，足足坐等了一个上午。来请律师的人川流不息，按先来后到的次序坐在走廊的长条凳上，一点一点往里挪，当事人往律师面前一坐就苦着脸倾诉起来。有一阵恍惚了一会儿，我竟以为这里是医院。
　　上午没等着。我在大街上逛来逛去，吃了个面包喝了杯糖水似的咖啡。下午我第一个坐在长条凳上。上班约一个小时之后，一位气字轩昂的银发老人走进办公室，门口的接待员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以为这就是那位贾律师大驾光临。我走上前，紧张地盘算在大庭广众之下如何拿出烟来。接待员赶紧说：“主任，有人请贾律师，等了大半天了。”
　　我的手及时地从包里收了回来，顺势向主任礼貌地欠了欠身。
　　主任说：“你认识贾律师吗？”
　　我说：“不认识。”
　　主任说：“贾律师目前不接案子，除非大案要案。”
　　我说：“我的案子不小，人命关天。”
　　主任说：“你简略谈谈吧。”
　　主任没有坐下的意思，我也就尽量简洁地讲事情经过，没有感情色彩的事情经过显然是枯燥的，果然我还没说完主任就摆了摆手。
　　“好。我明白了。”他说，“贾律师目前不接案子，除非大案要案。现在我们律师忙极了，不过，我还是可以给你安排一个。”
　　不由分说，我就被带到一张办公桌前，一个年轻得像刚取下红领巾的姑娘板着脸对我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谈了。她听着听着咬起了指甲。听完之后她问我：“这么说是你的玩忽职守罪却抓了李剑辉，是吧？”
　　我起身告辞了。看来只有接待员还同情我，我请她告诉我真实情况：我到底能不能在这里请到名律师？我摸了两盒烟放在她抽屉里。她说：“没希望。这么一桩小事，当事人又没来头。”看我茫然的样子，她给我指了一条路：委托法院推荐律师，这样至少不会上些业余律师的当。
　　我真不愿意再去法院，但在一连串的碰壁之后，我硬着头皮又见了瘦小苍黄的庭长。我尽量放低声音，求他不计前嫌。但他还是用一个个十分合理的理由拒绝了我，言下之意责备我在多管闲事。最后他说案子拖了不短的时间，很快就要开庭了。
　　我从法院出来，一路将沙石踢得乱飞。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去又弯了回来，女法官拦住了我，对我微笑。我没对她笑，我已经没有笑了。
　　她说：“别泄气。找找你们医院领导，组织出面比个人有力量多了。如果李剑辉的确是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这次只是个失误，你们组织可以拿出一份材料配合我们办案。哪有组织不相信组织的呢？我们之所以逮人，也就是因为死者厂里、妇联、团委等组织都来了材料强烈要求，公愤太大嘛。关键是你们医院态度要鲜明。”
　　我说：“谢谢！”
　　原来官司还可以这么打，那就再试试吧。
　　我回到院里，找到院长大谈一通。我像回到娘家，尽情倾吐了在婆家受的欺侮，一心指望娘家的人会拍案而起，替我出口气。谁知院长一句话就堵死了我。
　　“作为一级组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写任何不着边际的证明材料，以免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对吗？”
　　他还彬彬有礼地说：“你呀，太冲动了。我们要相信法律呀。只讲义气怎么行？”
　　一股凉气顺着我的腰椎往上冲，我的手脚都发麻了。苍天有眼！让他的女儿再怀一次葡萄胎吧。去年这个时节，剑辉得重感冒在家休息，院长冒着大雨亲自登门请剑辉为他女儿做手术。剑辉二话没说就上了手术台，做完手术，她都要虚脱了，躺在急诊室输液。我说：“剑辉，你可学会做了。”
　　“什么呀！”剑辉说，“院长是信得过我这双手，这叫报知遇之恩。”
　　我感到我们被人欺负了。谁欺负了我们我说不清楚，但被欺负的感觉是这么强烈。我只不过想请个好律师，剑辉有权得到辩护。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要求遍我所认识的人，我愿挤遍全市的公共汽车，我舍得花掉我全部的积蓄，也要找一个能给我指点迷津的行家，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我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人。他也是个法官。自称姓贾名方。我明白这是一个假名。他说第一我不会去为你开后门，第二我与你谈话的身份不是法官。
　　我说我懂。他说你详详细细谈谈情况。
　　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连剑辉平日的为人也谈了，他听完朝我作了个会意的苦笑，我的泪水差一点就滚出来了。
　　贾方说：“我谈三点。”
　　“第一，不要指望你们医院了。法院办案有一条原则是相信和依靠基层组织和群众；另外也有一条：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你们院长显然是个老滑头，他用了后一条对付你。你何必还在他们身上花精力。”
　　我说：“那我怎么办？”
　　“你别着急。我说第二点了。你要分析对方。既然李剑辉不构成犯罪，可怎么立案抓人了？这就证明死者家属很老辣，懂得利用妇联等组织的力量，很有可能在法院也找到了熟人关系。”
　　“法院也……”
　　“哪个行当都不是真空。不过我只是假设。从不涉及司法界的一个工人能这么有步骤地打官司一般是有内行为他参谋的。”
　　“哦！”
　　“你现在必须明察暗找，看对方是否有关系，有便可告他个徇私枉法。另外，你也要找组织找依靠，如市政法委员会，市人大，检察院等等，向他们申诉冤情，求他们明察，只有他们才能过问法院的办案情况。”
　　“是这样，我如何明察暗找呢？”
　　我想我又不是外国影片中的私人侦探。
　　贾方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了。你不要迷信名气大的律师，你自己做辩护人。你充当辩护人，与法院办了手续之后，你就可以看案卷，会见被告，四处调查，这不是很有利的机会吗？”
　　“明白了。”
　　“关键在于你要胆大心细，要格外冷静理智，一言一行要依据法律去做。你得在开庭前准备好一切，庭审时发起进攻。你干吗？”
　　“当然。”
　　我握了握了贾方的手，起身告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走到街上，已是深夜。这是本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马路上行人寥若晨星，霓虹灯却繁星闪烁。我走在霓虹灯的甬道里，眼前一片灿烂，主宰着我的是一种十分悲壮的情绪，我不由得挺直腰杆，高高迈着步伐，我勇敢地走向一个陌生神秘的地带——律师的领域。
　　今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庭。
　　关键时刻到了。这是决定剑辉命运的时刻。
　　我还瞪着天花板干什么？天正在发亮，我该起床了。我要再温习温习辩护词，要对着镜子演讲一番；我担心我发向有关报社的邀请会不会有人接受，我还要事先去剑辉家替她亲亲她的女儿丫丫。
　　我能很有尺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吗？我能临场不怯思维敏捷能驳善辩吗？我穿什么颜色什么式样的衣服出庭？这一切都与剑辉的命运密切相关，剑辉！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充当一次律师的角色。
　　重重的负载使我久久起不了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