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记忆
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又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岁老翁周知堂写他的《回想录》时，反复强调，“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
　　然而，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
　　“老和尚转世，不是‘头世人’。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头次做人什么也不懂的，要深谙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过，老和尚转世，总有点‘特别’，特别就不免顽梗，这……”又有人发出担忧。
　　不管人们怎么说，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兴房老二——寿这是周作人外祖父给取的名字。据周作人说，这“”字，“原来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拣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个字，只有木旁的一个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的心上了。以至于五十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自然，这都是后话。
　　小寿睁开眼睛，环顾这新奇的世界时，他看见了什么呢?
　　……遥远的、最初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记得两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见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太可爱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二哥哥的恶作剧。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么也记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满周岁。
　　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现实的问题倒是，这个世界能够容得下这位有着强烈的本能欲望的、瘦小的儿童吗?又能给他的成长提供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不难看到，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绪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甲申这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火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页。在甲申本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这确实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个结论：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满着危机、苦难呢?
　　不能，现实生活的逻辑绝没有纯粹思辨的推理这么简单：不仅历史发展趋势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外患造成的影响波及浙东山区，也还要一段时间。这就是说，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金色的童年。
　　“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