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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学昆仑:陈寅恪传

作者:刘斌 (现代)
栏目:人物.传记
类别:现代
大小:622KB
评价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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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节选

书籍章节作者介绍
第一章 迷人的家族往事
  一、源远流长的义宁陈氏(1)
  如果说,自从陈寅恪教授下世的1969年开始,近四十年来人们对他的考释与衡估不外内部求索和外部鉴察两大进路的话,那么家族往事的观察对于陈寅恪的研究来说,无疑同时呈现出内向与外趋的两种色度。往里说也好,向外看也罢,这样的努力都不会让人感到一丝的多余。
  据谱牒资料记载来看,陈氏始祖胡公满为有虞氏三十三世孙,武王克商以后,以元女太姬配之,封诸陈,后代子孙遂以封地为姓。成王九年,满卒,谥胡公,胡公满就是陈姓的受姓大始祖。
  至于汉代,满公四十二世孙陈仲弓实,曾为汉太邱长,封颖川郡。当汉之世,陈实一门颇有贤名。据信,对“以节义风四方”的陈实,民间流传着“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的赞辞。和陈实一样,他的子辈们也都以贤德称于乡里,对最有代表性的元方和季方二人,史有“难兄难弟”之称。仁谨的家风换来了颖川陈氏在姓族中的声望日著,所谓“由是以颖川为族望”就是说的这个情况。
  再后来,又经过三十二世的承传,至于迁居江州义门的旺公一代,已经是李唐朝事了。玄宗开元十九年(731),福州刺史陈檀之子旺自江西庐山再迁至时江州浔阳县太平乡永清村常乐里艾草坪(今江西省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陈氏的真正兴旺,正是在这里。据信旺公迁居是得了高人的指点。传说,八岁的他有一次随祖父伯宣至庐山打猎的时候,曾遇一鹤发童颜的长者,伯宣给告知不宜久居庐山地,应该往迁相隔不远的“常乐里”,会当长发其祥。当家后的旺公曾专门驱马往“常乐里”探视,认为山悠水静的那里确实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当机立断,全家迁居来此,从此开始了义门陈氏艰苦创业与兴旺发达的崭新历史。这就是后世盛称的“义门陈”。
  先来看看义门陈氏的辉煌往事吧。
  据统计,截至咸平四年(1001),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竟达到了430人之众。仅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义门陈”就有403人应举,其中在朝廷担任要职的有18人,另至各地担任刺史、司马、参军、县令者29人。如此情势,堪称壮观!这是功名。
  再来看恩遇。不算免征徭役、钦贷米谷之类,仅是天子礼遇就有:唐昭宗大顺元年(890)赐立“义门”;南唐升元元年(937)年重敕“义门”;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旌赐“忠者世家”;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御书“真良家”;咸平三年(1000),宋真宗亲为“义门陈”题诗,曰:“水阁山斋架碧虚,亭亭华表耀门闾。颍州郡派传千古,芳振江州绍有虞”;宋仁宗天圣四年赐御雀等等。仁宗宣时主家政者陈竞入朝,赐御雀一只,陈竞提归后,和醍酒一壶碎之,合门3000余口共尝其味。使者复奏曰:“陈氏一门咸知天恩加厚矣!”仁宗赏之曰:“诚哉,义门也。”又敕义门,追封“义门陈”始祖陈旺为晋国公。作为一个地方家族,能够连续几朝获誉天子,受到最高层的格外关注,应该讲,这在封建社会,除了曲阜孔氏及其他如孟颜曾诸姓外,实在是非常罕见。
  当然,“义门陈”能收获这么多的荣耀绝不是毫无来由地凭空掉美事。通达严实、导人上进的家法以及与此相因应的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义门陈”有33条严格的族规,被族人们代代相传、奉若神明,以此为基础,整个家族的管理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从而保证了家风族风的世世相袭,保证了“义门陈氏”绵绵十余世、230年的繁衍生息。时至今日,我们重读这些文字,仍能隐约感受到,当年“义门陈”的先辈们对后世子孙能够团结和睦、读书进取的焦灼良愿和殷切期望。所谓“立主事以专家政,库司以掌家财,庄长以督赋租,勘司以习男女,学院以教童稚,道院以业焚修,巫法以备祈祷,医师以供药石,东佳书院以供学者,酒酱盐米之储,巾履笄箱之用,三时饮食之节,四序宴会之期,长幼出入之仪,晨昏定省之礼,婚吉吊丧,送往迎来,赏以劝能,罚以惩恶,凡诸纤悉,莫不周详”云云,殷殷祈愿,昭然可辨。
  从一些具体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对这个大家族管理的严格与运行之有序了解得更清晰一些。家族内实行维持最低消费的供给制度,经济均等,财富共有;规定只能一夫一妻;“不得置畜仆隶”;严禁财产私有,就连新媳妇回娘家的礼物也由家族统一配发;小孩生下满月后,交家族抚养,父母每七天才能领回一晚,之后,包括教读婚配等也一律由家族统一安排。当然,这样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家族内就阳光丽日,晴空万里了,我想,这些规定所以被严格地执行,大约恰恰正是因为它们在处理包括种种矛盾在内的家族事务上有着非比寻常的效力。不过,上面的那些宗教性的规定还是让后来的我们惊叹不已。
  题外话,不宜多叙。还是来看“义门陈”的传奇。
  据信,“义门陈”在各种家族职位选举上颇有些任人唯贤的民主气息,他们有一次选了位精明能干的耄耋老妇作主事,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是曾经有一回,百年一遇的大旱把正抽穗扬花半浆的禾苗统统都旱死在了田里。祖传的规矩是要放一把火烧掉,免得污秽了田地。可主事的老妇偏偏不按规矩办事,反而要族人们收割禾苗堆好保存起来。主事就是主事,族人们当然只能依言行事,尽管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没啥意思。可世界就是这样,不光西方的上帝,东土的老天爷也常常能从恶事中结出善果子。没想到的是,第二年北方发马瘟,抽穗扬花的半浆干稻草竟成了治马瘟的唯一药物,“义门陈”就这样因祸得福,不大不小的赚了一笔;灾年的心痛斗转为丰年的快意,“义门陈”的家族史随之也又多了一个小小的传奇。
  上面讲谷物,再说说畜力。这是一个关于狗的故事。
  应该是族里彬彬有礼的谦让家风影响到了人们对狗的饲养和管理,当然也不排除狗通人性,无形熏染的可能,据说,“义门陈”养的很多条家犬,进食的时候都在一个大槽内,而且非到都来齐了不“开饭”,先到的一般不会抢先吃食。传说,有一次到了进食的时候,可一条又瘸又瞎的老狗总不来,狗儿们就找到了老狗的住处,却发现老狗已经死了,它们谁也没有去槽边吃东西,而是围着老狗不断哀嚎,大有族亲离世的凄楚与悲痛。
  当然,故事只能姑妄听之,但是内中却清楚透射了“义门陈氏”族内的亲善团结与和睦相处。
  就这样,这个历唐宋两代的大家族,聚族三千九百余口,十九世
  同居,历世二百余年不曾稍有分异。在中国的家族文化史上,毋庸置疑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世上没有永不凋谢的花朵。嘉祐七年(1062),在文彦博、包拯、范师道、吕海的建议下,宋仁宗出于抑制“义门陈”和教化天下的双重考虑,下旨让“义门陈”分庄天下。同年七月初三,在时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初等人的监护和督促下,前后经半年多时间,庞大义门陈氏的十二行派拆解为291个小庄,而后挨派抓阄分迁各地。就这样,曾经名震天下的义门陈氏被拆分到了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西为最多,有28个县市,湖南次之,有23个县市。宋仁宗赋《敕赐义门分庄诗》一首,曰:
  江州久著义门庄,庄上分庄岁月长。
  蒂固根深谁与并,珠辉玉朗孰同行?
  谩夸诗礼追邹鲁,须信簪缨赛谢王。
  子姓各知遵义范,永于舜后有重光。
  从此“义门陈”成了历史名词,分归各地的“义门陈”的子孙们开始用新的奋斗讲述他们新的故事。这其中,迁闽始祖魁公一支便是陈寅恪家族的由出宗系。
  确切地说,竹塅陈氏出魁公五子陈峰一支。陈峰传十二世有子陈中兴,中兴十八子,复分家各地,其中十一郎由
  福建宁化迁广东潮州,后又迁福建上杭,历十六代有子文光,文光三子,公远、腾远、芳远,腾远即竹塅陈氏初祖。
  腾远父文光是一介书生,在家办塾馆,小日子虽谈不上富足,维持温饱倒也不是什么问题。腾远从小随父读书,由于天资聪颖,进步很快。随着年龄的增长,腾远的梦想变得渐渐清晰:中举中进士,重振家风。义门陈氏的家训总还或多或少的潜伏在他后世子孙的血液中。不错,即便是封建社会里大家都在渴望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仕进梦想,考虑到义门陈氏曾有的科举辉煌,我们还是必须强调,读书仕进在陈家有着久远的传统,这对腾远来说,只是一个久违的期望。历史地来看,科场获胜、加官进爵,在他们大约还算不上海市蜃楼的狂想。
  然而,对于年轻的腾远来说,科举仕进的期望终究成了梦想。
  文光很突然地辞世而去。生计成了最大的问题。
  生齿日繁、土地有限的缘故,上杭老家那儿几年来越生越穷,生活日渐困难。
  当时,江西义宁州的知州正为了连年匪患造成的人口稀少田园荒芜到处贴告示招人去当地定居种地。陆陆续续,上杭有不少人都去了那里,而且回老家探亲时好像还都混得可以,腾远也就动了心。稍作准备以后,他把家里的破屋和瘦地交待给哥哥和弟弟,带着母亲踏上了播迁他乡的长途。时年20岁。虽然在古代,20已经到了成人的岁数,可想想毕竟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同行的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姓何,一个姓邱。一路上,他们相互照顾、相互鼓励,不久便到了吴城。素有“江西四大名镇”之誉的吴城是个繁华富庶的去处,所谓“装不完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绝不是小孩编出的故事。可腾远一行显然对吴城的熙攘不感兴趣,毕竟这不是旅行,义宁才是他们期待着的陌生热土。从吴城坐船沿七百里修河逆流而上,没多久,他们就进入了幕阜山的深处。
  当时的义宁州,辖下共8个乡,73都85图。初到义宁的腾远他们落脚在安乡十三都护仙源。就是在这里,陈腾远和同来的两位老乡开始了艰难的拓荒创业。
  了无依靠,白手起家,要在一个新天地里打拼出立足之地谈何容易。过去的友谊和严峻的现实,让他们深深懂得大家应该情同手足、团结互助,把力气都往一处使,这样才能够立足,才能从几粒漂泊的种子成长为当地的竹子。于是,三人结拜为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密无间,提携互助,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结棚晒身,种蓝为业”,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过起了日子。直到30多年后,三兄弟才像普通人家一样分成数户居住。分家时还立有“分关”,就是分家的契约,据说,直到解放前,一户何姓人家还保存有他们家族的那份“分关”。
  尽管为了开发义宁,主政的知府在招募客家人前来时,宣扬他所辖下的那方天地什么山清水秀,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适于耕种,而且租税很低,同时还垫给耕牛和种子,可生活不光是种地,当远道而来的客家人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准备让自己的生活更惬意更充实一些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要想真地在他乡立足,特别是群体性地立住,绝对不那么容易。从户籍问题到科考的权利,乃至是嫁娶的问题,都成了他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先说婚俗。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清水秀的义宁虽然有些地广人稀,但它并不是毫无人气,当地还有不少的土著,其中的女子一般都很漂亮,就像陕西流传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在江西流传着“景德镇的陶瓷修水的姑娘”之类的评价性言辞。安定下来以后,陈腾远一度就曾想过要讨房当地的姑娘当媳妇,平心而论,对于已经在当地安家了的他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整日在地里辛苦的青年们没有几个不渴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可就在腾远害羞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位先来的上杭老乡的时候,他的希望也就在同一时刻破灭了。有着多年当地生活经历的老乡大概很严厉地批评了腾远这个并不过头但却不切实际的“狂”想。实际情况是,由于语言不通,土著人听不懂客家话,因而交流困难,谁想将来生活在一块还得天天支棱着耳朵搞破译啊;风俗不同,土著女子缠金莲而客家女子放大脚,所以保守的土著们根本也不想娶客家的女娃作媳妇;以及宗族势力强调门当户对等等,所以,土客民之间根本就不通婚,客家人想娶当地女子确实有什么东西吃什么肉的嫌疑。后来,希望破灭的陈腾远就娶了由上杭迁来的一何家女子为妻。
  再说户籍。娶妻生子本来是件大好事,可对义宁的客家人来说,这就又出现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户籍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在困扰着从外地迁居来义宁的人们。刚到的时候,陈腾远他们就到处打听着“入籍”,然而,打听来的结果却非常地让人憋气。规定是须得有田产、坟墓、房屋、纳税完粮,还得造丁粮图册,按册清查,而后还要检验买卖契约,进行田粮过户登记,写下保结,最后到州府备案,而后造册呈报省府批准。一句话,麻烦的很。虽然,入籍的条件有些苛刻,但客家人心里也清楚,不入籍,子女们就不能参加科举,不参加科举,那后世子孙就很难有出头之日。于是客家人在奋力垦荒、建设家园的同时,开始集体性地为入籍问题进行种种的斗争和努力。本来按照清朝的规定,在一个地方居住20年以上,有了产业,有了坟茔,有了亲戚的外来人口就可以申请加入当地户籍,可到康熙末年陆续迁来义宁的客家人都快住了40年了,因为当地人的阻挠,他们的入籍问题还没有解决。
  雍正元年(1723),当地黄、刘、谢、张、余等五姓客家住户代表联名具文要求入籍。等待几十年的客家人,这一年终于等到了一位好知州刘世豪。按照规定,刘一面要求客家人准备好应该具呈和备检的东西,一面向上一级的南昌府汇报,准备设“广福乡”安插客户,计划得很好。但变化来得更快,本地乡绅、生童的反对不说,还发生了叛乱,实在是乱上加乱。就这样,原先的规划无可奈何地暂时搁置了起来。让客家人欣喜的好日子又一次蜕变成苦苦的等待。唯一幸运的就是,到最后,好日子终究还是来了,主政第二年的雍正皇帝亲自过问了客家人的事,还亲自批准要求火速办理。就这样刘世豪顶住当地土著围攻州衙又破坏州考的种种劣行,给客家人造册入籍上报朝廷。经上面核准,刘世豪为客家人另立了“怀远都”。在义宁辛勤劳作几十年以后,背井离乡的客家人,终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新“故地”。后来,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科考试卷上填写的就是“怀远都人”。
  同户籍问题相关甚密,也是客家人最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科举。前几年有人论证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强调科举制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创见。科举制,在一个比较公平的机制下,为皇帝治下的各色人等提供了一个跻身统治阶层的捷径,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仅只是虚无缥缈的传言,相当程度上,这句话非常恰当而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所以吸引士人,所以能够帮助封建社会长期衍存的真实缘由。客家人要求入籍,要求享有平等的科举考试的权利,其实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实行配额的方法,上面没有因客家人的入籍而增加相应的名额,而一旦客家人加入考试队伍又势必减少当代土著考取的机率,于是原住户就想法设法地阻止客家人参加考试。客家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得到相应的科考机会,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常常结队到府、司、院告状。有一残本的义宁客家的《谭姓宗谱》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非常感人,同时也非常真切地再现了当年客家人为了让子孙们得到平等的科考机会所进行的执著斗争和努力。
  说是,当时有一条义宁州通往南昌和京城的必经之路,在地处县境东南的茅竹山。当地土著怕客家人去告状就在茅竹山的险要处设下了关卡,许多上告的客家人都给挡了回来。在许多客家考生又一次商量对策的时候,大家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一位叫谭承绪的考生把身上涂满猪血躺进棺材装死,而后大家伙披麻带孝地扮成出殡的队伍,边放鞭炮,边撒纸钱,边哭哭啼啼的往前赶。就这样,他们骗过关卡,而后脱掉丧服直奔京城,设法入金銮殿告状。当皇帝出于试探真假的目的要求穿上烧红的铁靴子说话的时候,谭承绪毫不犹豫地上前就穿,客家人积蓄多年的委屈在那一刻化作了钢铁一般的意志。而这样的义无反顾也让皇帝知道了科考不公在义宁的实有其事,于是当即传旨:“对怀远人一视同仁,准予考试,另行追加录取名额。”
  故事的真实与否可能还有待推敲,但其中涵蕴的实质内容却毫无问题,那就是,义宁客家人为了争取考试的机会和权利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于后世子孙的仕进而言,这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欢天喜地的客家人为终于赢得了平等的科举权利而兴奋不已,进而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子弟发奋读书求取功名。据有关记载:义宁州的客家人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后,都慷慨解囊,捐献巨资在州城创办了梯云书院,专供“怀远都”子弟入学。另外拨专款设立对读书子弟的奖励,凡“怀远都”子弟中秀才者赏钱1吊,中文举给4吊,武举2吊,文进士10吊,武进士5吊。再有上进者临时酌议。文武举赴京会试,每人给盘缠2吊。
  显然,侨居他地的怀远都人对子孙后代能积极上进光宗耀祖充满了期待和企盼。
  事实证明,客家人的子孙们没有辜负先人的付出。相关资料显示,在同期人口只有全县7%的情况下,自
  雍正三年(1725)到光绪末,怀远人有8人中进士,占全县17名总数的47%;举人(多是武举)75名,占同期202名举人的37.12%。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辉煌的数字!怀远子弟的聪颖好学、积极上进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陈腾远本人,就是这方面极好的一个表率。史料显示,这位早年读书时满怀大志又无可奈何地被迫放弃举业远迁他乡的“义门陈”的后代,实际上,内心深处一直还潜藏着走科甲正途的人生理想,所以,当年播迁义宁的时候,他把父亲文光留下的书籍悉数收拾进行囊。大约早年的读书经历,已经让他清楚地认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蕴涵的种种深意。《义门陈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对这段让人难忘的耕读生涯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它告诉人们,异地创业的陈腾远,白天为生计辛苦劳作,晚上入夜,房内家人入梦,窗外虫声唧唧的时候,他常常会轻轻地打开书卷,端坐桌前,孤灯为伴,参读黄卷。这种耕读生活一直持续到了腾远生命的晚年。《宗谱》载称:“陈腾远年七十始循例入太学,以继先世科甲家声。”伟哉!善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从腾远父文光以来,陈寅恪家族就埋藏着一个久远的读书梦。
  陈腾远以后,子克绳、孙伟琳,虽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毫无疑问地都代代承继了这个高贵的读书梦。
  克绳是陈腾远的长子,属老来得子;克绳下面还有克调、克藻、克修三兄弟。克绳自幼聪颖,而且忠诚老实、为人厚道,读书方面也很有天分,惟运命不济屡试不中。再后来,随着腾远日渐年迈,克绳无奈,又不得不跟当年的父亲一样将对举业的执著转为家业操持的思索。治家方面,克绳一样显示了过人的才华。从内来说,“凤竹堂”的修建是个典型表现;由外来看,这主要体现在陈克绳热心公益、树立家声上。
  据《宗谱》:“鲲池(陈腾远)公壮岁迁宁,始择居于护仙源,虽川源秀丽,系在崇山峻岭之间,且基址狭隘,其屋仅堪容膝。时公年已八十有三,尝语诸子曰:吾少壮来宁,历数十年之辛勤,虽精神不衰,今苍然为八十余之老翁矣,惜未建一堂屋,上以妥先灵,下以聚儿孙,尔曹识之”。暮年的陈腾远向儿子们诉说自己未酬的壮志,没有别的,那就是希望儿辈们能替他完成这个念想已久的心愿。中国人心里都清楚,这种话一多半都是说给老大听的,何况他们兄弟四人中,克绳确实也是顶梁。老父的话深印在了克绳心底。
  当年冬天,克绳就备好了工料,而且花大价钱八抬大轿请来远近闻名的几位风水先生帮着确定房址。几经周转,翻山越岭、左寻右觅,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埝儿,一个让几位先生都赞叹不已的宝地,这就是竹塅。竹塅那地,山环水抱,灵气缭绕,四方分布的几条山系,拱拥环抱出一片形似躺椅的祥瑞之地。先生们一致认为如此好地,定会让陈氏后裔长发其祥。而后他们又插草为标,钉下了新屋基址的第一根标桩。地方选定以后,当年九月,陈家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干了起来。大约到了第二年的五月,新家终于落成了。时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保存完好的陈寅恪故居,竹塅陈家大屋,屈指算来已有二百一十余年的历史。大屋的建成让鲲池公陈腾远深感欣慰,名之曰“凤竹堂”,年逾八旬的他感叹道:“古人云安居乐业,今日我家堂屋落成,祖宗得有凭依矣!儿孙得有栖息矣!吾亦得以优游杖履矣!虽少壮勤劳,暮年创此一屋,愿亦慰矣!”认为“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我家子孙必仰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将我家祖上的美德发扬光大!”
  如果说风水先生所言不差,竹塅大屋为陈家子嗣的后世发达预埋了福祉的话,那么克绳热心公益的行止则为陈家一门赢得了当世声名。《宗谱》中关于克绳有“治理家政肃内严外,合义门之规”,“建仙源书屋,拨田租为膏火”,“倡修祠宇,修考棚,立义渡,起浮桥,辟桐树岭路,主修陈氏谱牒”等文字,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克绳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倡导和积极投入。从至今可见的竹塅三合河路边的一组碑文中,可以看出,直到晚年克绳对公益之事的投入仍是那样义无反顾。碑文清楚记载着八旬老人陈克绳“带头捐资修三峡河路”、“禁无赖僧道借称盖庵塑佛扛神抬轿挨户强行化缘”、“戒民从善勿沾游荡赌博偷窃恶习”等等善行义举。
  克绳在82岁上与世长辞。临终时,特别嘱咐家人要将他的坟墓埋葬在陈家大屋背后山脊上的古木丛中,说是死后也要看着他子孙走向显达,中举、中进士,在他亲手建成的陈家大屋地场上竖起中举中进士的旗石!否则死也不会瞑目。而今的人们在参观陈寅恪旧居时可以看到,在陈家门前两侧的地场上确实竖起了中举中进士的旗石,这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分别在中举、中进士以后竖的,陈家子孙们并没有让先人的遗愿变成海市蜃楼的玄谈。这是后话。
  和腾远一样,克绳育有四子,规镜、规鋐、规钫、规鎬,分别为元配谢氏和副室何氏所出。不幸的是唯规鋐福厚,其余三子不幸早殁。
  规鋐,名伟琳,字琢如,号子润,是陈寅恪家族晚清崛起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与自己的父辈及祖父辈不同,伟琳从小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虽无意出仕,但天资颖悟、禀赋卓异的他在学问素养上显然要较先辈好出许多,兼之推重阳明,有心经世,游山玩水不忘“考览山川,核其户口,扼塞险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与其战守得失之数”,这一切都为这个家族丽日中天的陈宝箴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家庭环境的熏陶和支撑。
  人们应该注意到,当陈克绳奋力建成“凤竹堂”的1793年,承平日久的有清一代事实上已经走到了乾隆朝的晚期,曾经兴旺的家国已经是渐显疲态。二十年以后,1813年9月15日,天理教领袖林清在入教太监的带领下,率人进入清宫,杀进了皇帝家里。尽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却以“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的惊天壮举,宣告了其对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欢歌过后悲忧起的“革命性”预言。一句话,盛世已去,历史的镜头不可避免的要从文弱书生的肩头滑落;乱世将起,人们期待着安邦治国、能文善武的枭雄登场。
  几番晃动以后,素色的镜头重新稳住,开始有人不声不响地悄然登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历史的嬗变推动了他们的出场,而后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试着去将历史改变。
  必须指出,出场的人物里,也包括陈寅恪的祖父——
  二、一代英豪陈宝箴(1)
  人们对陈宝箴的怀念是伴随着陈寅恪热的上演而出现的。
  有的学者认为:戊戌时期的中国社会,到处一片变革之风。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不变革,中国便没有出路。就中尤以义宁陈氏最能身体力行。但义宁父子是稳健的改革者,主张渐变,反对过激行动,尤其不喜欢好出风头的康有为,而希望稳健多识的张之洞出面主持全面的改革。所以然者,是由于明了能够把改革推向全国,关键在握有实权的西太后的态度,没有慈禧的首肯,什么改革也办不成。应该说,这是义宁父子的深识。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是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预设发展,相反,走了一条从激进到激进的路,致使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变乱无穷。戊戌以后,近代中国的历史虽然没有按散原预想的路线走,却一再证明他的渐变主张不失为保存国脉的至理名言。①
  姑且不论这种历史的断定是否部分地是对陈寅恪文化成就之相关背景的捎带肯定,我们认为,它至少部分地道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晚清之世的陈宝箴是一位洞达世事又明辨事理的有为之士。
  我们还是从陈家自身的历史来展开叙述。
  当地人传说,陈宝箴降生的道光十一年(1831)农历正月十八那天晚上,下竹塅人见到上竹塅陈家大屋上空红彤彤一片,还以为是失火了就都赶去救火,到陈家以后发现原来根本就没有失火。可巧人们赶上了陈宝箴的降世,说是在其呱呱坠地大声啼哭的那一刻,那片红色也就消隐不见了。传说的可信与否已经无从考证,我们姑且置之不论,权以阙疑。
  不过有一点相当明确,就是陈宝箴的出生宣告了竹塅陈氏家族黄金岁月的即将到来。伟琳对聪明过人又大胆勇武的小陈宝箴喜爱有加,严格督导,无限期待着父亲的遗愿可以借陈宝箴的天资得以实现。毕竟父亲的坟头就在屋后的山坡上,这叫为人子的伟琳时刻都不敢稍忘。
  时光荏苒,春华秋实里二十载匆匆而过,陈宝箴长成就读州学的青衿士子。
  这一年,也就是咸丰元年(1851),八月,打扮一新的陈宝箴去参加南昌乡试。临行问新婚的娇妻黄氏说自己像不像个举人,黄夫人开完笑说是像个鬼。陈宝箴闻言甚喜,说是“鬼”就是“举”。之后不久,陈宝箴果然金榜题名中了举人,部分地实现了祖父的遗愿。无须推证,弱冠中举的陈宝箴给三世祈盼(从文光到腾远到克绳)的陈家带来了久违的惊喜,这一年的陈家理所当然地会因此而在家族史上刻下芬芳馥郁的欢快气息。虽然,当此之时,存在了两百年的满清帝国的有些地区已少能平静从容地去倾听渔歌唱晚的安祥、去感受晨钟暮鼓的和气了。
  中国,中央王国的大清朝明显地今非昔比了。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792年,也就是克绳盖成陈家大屋的头一年,乾隆皇帝因为马戛尔尼不肯以藩国之姿恭顺地向他行跪拜礼而断然拒绝了英王提出的所有通使通商协定,当时的中国虽然已多少有些暮气,但就像那位英雄神武的皇帝一样,仍然有着不凡的气宇和轩昂的体魄。然而,整整五十年以后,昔日的天朝上国在几经抵抗以后终于败在坚船利炮的神威之下,在工业革命支撑着的英国军队就要攻打南京的时候,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英帝国的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自此而后西方列强踵足而至,外患频仍的清王朝在主权沦丧的道路上一步深陷了下去。华夏衰而“蛮夷”盛,中华帝国的外部再也不见了宗藩体制贡贡赏赏的安祥。
  令人痛心的一点在于,事实上,这远非悲剧的全部。同时不再的,还有内部的和气。
  就在陈宝箴中举前半年多,大他十八岁的落地秀才洪秀全起兵金田,掀开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幕。九月,他们占了蒙山县(旧名永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要取爱新觉罗氏的皇位自代之。一场比“林清”起义严重得多的“上帝教”梦魇迅速在大清朝廷的上上下下弥漫开来。
  对近世中国历史有切身实感的蒋廷黻在自己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这样写到:“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他成为一个军队。”
  大约与曾国藩办团练相前后,陈伟琳也创办了义宁州团练;陈宝箴随同帮办。正如举身军事成就了垂名青史的曾湘乡一样,协办团练把年轻的举子带上了一条壮丽的事功行途。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陈宝箴的仕途生涯,始于军旅,而他初涉军旅,是从办团练开始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而且多谋善断,深得父亲的赞赏和喜爱。在此期间,陈宝箴在父亲的指导下,熟读诸家兵书,精研攻守战术,积累了不少沙场征战的经验。”①
  历史地来看,陈宝箴的军旅行途基本上同太平天国相终始,期间有三件事情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挡住石达开的进攻,协助收复义宁城。1855年,伟琳去世的第二年5月,石达开率数万大军从湖北进攻义宁州,激战20余日后,势单力薄的义宁州城最终被攻破,州牧叶济英殉职,义宁团练也损失严重。但陈宝箴不管条件何其艰苦,依旧率团练坚持战斗,终于协助湖南湘乡罗忠节部官军收复了州城。以此,义宁团练得以迅速扬名,陈宝箴也因此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咸丰谕令他以知县候补,尽先选用。
  二是在两湖交界地岩塘,助力好友的果健营再拒石达开的进攻。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陈宝箴的好友易佩绅、罗享奎奉命去湖南招募乡勇组建果健营。陈宝箴被邀一同前去。在两湖交界地的岩塘,果健营碰上了太平军的进攻,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陈宝箴的战场旧友石达开。当时果健营虽然凭着险要地势以及陈宝箴对石达开战术与为人方面的熟悉得以力抗强敌,但时值冬天,粮饷与冬衣匮乏的问题石头一样压在将士们心头,情况异常紧急。没有起码的后勤保障,很难说果健营还会继续坚持下去。为此陈宝箴只身赴湖南永顺求助。当衣着单薄的他见到永顺县令并痛陈了前线将士的艰苦以后,被深深感动的后者很快备出了部队所需物资,后勤堪忧饥寒交迫的果健营赖以维系战斗力的基本生存资源终于有了着落。由此,果健营士气更加高涨,石达开久攻不下只得怏怏而退。
  三是在席保田帐下献计擒住太平军幼王。自从在京城亲眼目睹了
  圆明园被焚一事后,陈宝箴就决意不再迷恋科场前途,而要积极投身于军事领域,切切实实地作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举。果健营事后,陈宝箴由郭嵩焘举荐往见长自己二十岁的曾国藩,入湘乡之幕,被曾氏礼为上宾、目以奇士。期间曾设计化解曾国藩同沈葆桢之间的矛盾。后来因为席保田力邀,兼之陈宝箴欲多涉实务,遂往居席氏帐下。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首府天京被湘军攻克,太平军幼王及洪仁玕等出逃江西。这时陈宝箴凭借自己的学识见识分析认为其一定会逃亡
  福建,因建议席保田派兵到广昌、石城间的杨家牌设伏。依计行事的席保田部果然顺利俘获了洪仁玕、黄文英等等不少太平军将领。陈宝箴又建议追击洪福王真,后同样奏凯。
  事后,席保田曾竭力想奏保陈宝箴出仕,为后者婉拒,但患难与共的人生经历无形中让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后陈宝箴的长女嫁入席家为妇,二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陈宝箴在席军一年后,逢曾国藩在江宁大开幕府,乃复投曾氏门下。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在曾氏的保荐下陈宝箴入京面圣,被授以知府发湖南候补。嗣后,出入军旅十余载的陈宝箴踏上了真正的仕途之旅。
  迁居义宁的陈寅恪家族正式走上了显达的路途。
  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施展为政的才华以前,历史似乎有意要让陈宝箴再最后展示一下他的军事才能好为稍后的政治生涯多积攒一点履历上的资本。初到湖南时,正巧赶上苗乱严重,而席保田又因病离职导致湖南没有可堪重任的将才好用,陈宝箴的到来如雪中送炭一般照亮了巡抚刘琨的双眼:雄才大略的陈宝箴“理所当然”地被派去贵州平定苗乱。应该承认,过去十多年出战入乱时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陈宝箴,面对苗乱,他应该会有同样精彩的表演。
  现实的回答是响亮而干脆的:一年以后,立了军令状的陈宝箴干净利索地平定了苗乱。其后,陈宝箴还参与了善后事情的处理。
  太平军、捻军,而后又苗乱,毫无疑问,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在内忧外患中,应变显得越来越乏力,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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