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俾斯麦恰好在柏林，他早已预料到这件事，此时并不恐慌。但是那条通向政权的桥却有点动摇，因为他知道威廉亲王会怎样对他，这是显而易见的。
　　八年前在奥尔米茨，四年前在克里米亚之战，这位好战的亲王的希望多少次被俾斯麦所破灭。每次君主都受到俾斯麦潜移默化的影响转而反对亲王。此后悍斯麦与亲王多次会面，尽管二人内心都极为厌恶对方，但是由于政治上的需求，必要时二人不得不常常见面谈话。当君主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时，威廉亲王即邀请俾斯麦长谈。亲王询问他有什么良计，他说亲王若是将政权拿过来，不如承认宪法，不必要求修改。俾斯麦也主张摄政，因为这样一来，局势就会得以安定。我们是否要猜测他无论怎样也要求做大臣吗？不见得！他更没想到，他会被从法兰克福召回柏林。与新执政联盟，最好用什么办法呢？
　　威廉亲王摄政后俾斯麦从私人口中得到消息说，有人提议重立疯君主，让王后执政。俾斯麦听后，赶快到了巴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亲王，亲王听后，很坦率很满意地说：“既是这样，我立刻退出。”
　　俾斯麦答道：“你不如将曼陀菲尔传来，让他去破坏整个阴谋。”他知道曼陀菲尔肯定知道这个计划，此刻正在乡下宅子里等候结果。亲王于是将曼陀菲尔召来，自从君主病倒后，他很替自己的地位担心，如今亲王召见，更令他忐忑不安，他不敢一人前往，便让俾斯麦陪伴。很快曼陀菲尔即被罢免。1858年年秋，亲王受到王妃的鼓动，宣誓当了摄政，并新组了一个自由党内阁。俾斯麦的朋友们深信，乔安娜一直所盼望的事——俾斯麦辞职就要发生了。但是俾斯麦却不这样想，他认为他的新主人有些亏待于他，因为在一些危急时刻，往往都是俾斯麦为他出谋划策。所以对于眼前这种形式，俾斯麦并不惊慌，他说现在并没有什么阻碍他的事情，况且新任宰相安登王爵还是个保守党。“我将到法兰克福去住，乌泽多姆夫人知道后很生气，因为她自己也想到这里来。”亲王王妃对俾斯麦满是怒恨，威廉又极为懦弱俾斯麦不得不保住自己的退路。
　　这时，他写信给妹妹说道：“变化就是生命的灵魂，假如让我再一次置身于如1848年与1849年那样的斗志中去，我希望我会变得年轻些，年轻十岁。倘若乡绅与外交家不能兼得，那么花费一笔优厚的薪水的快乐或重担，将不会动摇我的选择。我自己有收人，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只要上帝会赐给我的妻子永远的健康，那么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我都会说，‘不要理会识管前进。’三十年后，至于我是当上了外交家或是变成了乡绅，都是无足轻重的。回顾往昔，发觉自己的奋斗是为了争取一种有力且体面的前程。不为任何官场的束缚所阻碍，就如同穿了一件政治的游泳衣，这在我看来，也几乎有同样的乐趣。就如同天天吃冬菇，做公务，奔着一等宝星的前程等等。戏子说：”九点钟什么都完了‘。“当提到要派他到俄都时，他写道：”用政治上的话来说，我觉得这里天气变幻莫测，我很愿意披着熊皮，吃着鱼子，猎着糜鹿来等候朝廷的命令。“
　　就俾斯麦而论，他写这样的书信既是广告又是种保险——眼下他只是在等待时机。尽管在他发牢骚时，他说自己很想再做一个乡绅，然而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在他内心中闪动的惟一念头就是立刻到议院去打架。在这几年里，什么事都是可以变化的。摄政王虽不如君主那样老，却也有六十多岁了。奥古斯塔王妃也不是长生不老的，只是在这一次，她能够劝动他的丈夫召集贵族间的自由党。俾斯麦终是被免了职，乌泽多姆同他的乖僻的夫人奉命到了法兰克福，俾斯麦到底是“被贬”到俄都啦。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抢在摄政王之前，详细地描述此事，一如他所报告的：“我在法兰克福呆了八年，因为我很了解那里的人月p 里的情形，积蓄了许多资本，现在竟毫无理由地被破坏了，真是可惜。乌泽多姆会因为他的夫人而站不住脚的。”
　　摄政王说道：“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乌泽多姆的本能，使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被别人利用。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宫廷，他的夫人都会闹出事来。”
　　俾斯麦回答说：“既然是这样，我当初没有娶一个难以对付的女人做夫人，是我的大错。假若我娶了这样一位夫人，我猜我会和乌泽多姆有相同的理由，当要求一个职位时会觉得自己非常称职。”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不高兴，在我们的外交差使中，派驻俄都通常都是最重要的席位，你应该认为这是朝廷对你的极大信任。”
　　“陛下既是这样说，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当他表示对法兰克福的担忧时，摄政王答道：“难道你以为我睡着了吗？我会自己当外交总长，自己当陆军总长。我很明白这中间的事。”
　　“如今就算最称职的地方行政长官，也不能没有一个好的秘书，来管理地方事务。相同的道理若没有一个好的部长，陛下是不会满意的。……陛下看看施维林的半面像，双眉紧锁，似乎凝聚着无穷的思索的力量……但是额头不够好，看相家告诉我们，通过这个部位可以看出一个人思考问题是否是周密而又谨慎的。施维林作为一个政治家是缺乏远见的。”俾斯麦随即—一评论了内阁诸大臣。
　　这是俾斯麦与威廉的第一次官方式谈话，我们能看出这二人的分歧，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是极为称赞俾斯麦的胆量，看事看得透彻，论事合乎逻辑。他最令人称赞的是，他总能将责任推至他的对头的肩上，随即将他的政敌们一网打尽。同时我们也不难看见君主的镇静，他认为他是在升摆他的臣仆。
　　到此时为止，威廉亲王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没对政治大彻大悟，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军人，以一个军人的见解来剖析一些政治现象。他以往的历史表明，他不过当了一段时间的军官，受过纪律的约束，所有的见识并不开阔。他比他的哥哥似乎多些长处，（他哥哥的一些狂妄计划更证明了自己的无能），威廉身体较为结实，想像力差了些，却有着普鲁士人的一些旧道德观念，这是谜特烈威廉所不具有的。威廉做人有毅力，过于勤劳、刻板，且讲究公道，为人慈善、虔敬上帝，是一个绝对的正统派，思考问题简单且编隘。
　　神斯麦却毫无一点这样的属性，他无毅力，好冒险，很难满意于任何事情。他诡底残忍，是个怀疑派。对于他的上帝与他的君主，他的性情也是飘乎不定的，因为他今天是一个正统派，明天就可以变作一个革命派，他令人难以揣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这一君一臣都是极为骄傲的。只因二人在胆识方面有相同之处，所以他们有时可以携手共事，然而他们的傲性却使他们不断地有着冲突。威廉的傲性来自他那帝王家的出身，他对于上帝的虔敬和他的祖先们所奉行的宗教仪节使他觉得地位要高于与他接近的人。他却并不因为这个理由而觉得自己的睿智也高人一等。而如今他的自重变成了一个老年人的执拗，所以无h 会怎样他都无法忍受他的阁臣们对他指手划脚。俾斯麦常为自己的傲骨所催进，一路走一路奋斗，奋斗中也常常提防外界的干扰。他虽然绝非一个爱慕虚荣之人，却常常拿自己与同事相比较——总觉得比他们强得多！所以威廉不能忍受俾斯麦来指导他，俾斯麦却常常不自觉地要去指导他。若非两人心中还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二人是绝对不能合作共事的。
　　俾斯麦总是有进无退，一往无前的。威廉比俾斯麦年长二十岁，然而只要他还活在世上，只要他还执掌政权，他是不会为普鲁士去征服什么，即使是在德意志问题上，他也不想。俾斯麦想借德意志统一来扩张普鲁士的疆土，而威廉却是一个守成之主，喜欢按部就班地办事，但是当处于危急时刻，他也会激动，会任性地发怒。发狂。俾斯麦却恰恰相反他常常会无端地激动，发怒，然而真到了危急的时刻，他却会冷静下来，将事情看得很清楚。后来他就是这样拖着这位蛰伏不动的老君主跟随他走，耗尽了他所有的天赋才能来服侍一个人——这是一个有天才的人甘为君主做一生奴隶的悲剧式的人物。
　　六、赴任彼得堡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威廉亲王的外甥，只要威廉活在世上，这种由于血缘而结成的友好关系就会永远保持下去。这两国很少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世界上犬牙交错的地方很长，然而他们却有着极好的理由彼此以友邦相待。威廉同他的妹妹，就是俄国太后都是极重家族感情的人，内心都是极为简单的。所以当威廉在位时，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两国也决不会交手的。
　　虽是这样说，但亚历山大二世却是个很难惹的主儿。他今年四十岁，长着一副极为寻常的面孔。他性情狂野、蛮横且又极好女色——他的私宅的墙上挂满了淫秽的春宫图，这是我们最近才得知的。但有时他也会变得很是可爱，能够给人留下很深印象。有时他想做个自由派的人，有时却想做个事事报复的专制家。他虽不是军人，却极好打猎，因为他原是个胆怯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形容他，说他是他舅舅腓特烈威廉第四的一个俄国翻版，只是更能干些，更懦弱些，却是一样的带有神经质。他那解放农奴的敕谕是发起于他的任性，也是发起于他的懦弱，由于这两个原因，这道敕遍就如腓特烈威廉第四所赐给普鲁士的宪法一样，形同虚设。如今这个外甥像他舅舅的从前一样很喜欢俾斯麦——这个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就亚历山大二世而言，他之所以喜欢俾斯麦，也许是将自己与俾斯麦相比后，发觉其是个很有趣味的人物。他欢迎俾斯麦做一位家族的大使，在宫廷中，他喜欢俾斯麦超过了其它外国人。当他接见闻斯麦时，接连不断地吸烟，以示对他的特殊优待，使臣们为此都极为妒忌俾斯麦。
　　沙皇之所以特别喜欢俾斯麦，还有另一层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二人在政治上有某些相同的观点。俾斯麦是一个君主党，又视奥地利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就是俾斯麦奉命前往俄都之时，拿破仑三世正在发动谋划以久的撒了尼亚与奥地利作战一事，这是履行他与加富尔联盟的条件。五年前，在克里米亚一战中，几乎半个德意志都要出兵帮助“德意志”的奥地利，来反对世代相传的仇敌，如今又是这样。有人说拿破仑三世与拿破仑一世有相同之处，都要先消灭奥地利，然后再去消灭普鲁士。对此，摄政王所任用的参谋总长毛奇主张作战，但威廉亲王恐怕会重蹈他父亲所走的路，也许最后会和他父亲一样，只剩他一个人，孤立地反对法国的征服者。这时能否用另外一种名义恢复神圣同盟呢？他带着一种军人的情绪，追忆他的少年时代，在1815年攻人巴黎时的显赫声势。他如今决定任命老格拉赫，并赐他一柄宝剑，因为这一次又是攻打法国。
　　在众多有名望的大臣中，只有俾斯麦一人反对攻打法国，他冒着与自由党同调的危险也在所不顾。自由党是极为热心地反对奥地利，而偏向于波兰人与意大利人这一边。无论是在今日，还是在从前的克里米亚时代，俾斯麦向来都不愿帮助奥地利。他常常当着众人的面称奥地利是“外国”。他极力主张普鲁士至少也要保持中立，且宣称，为普鲁士考虑，最妙莫如帮助法国。他批评《十字报》所提倡的政策，认为那是“疯子政策”。他警告国人，反对扶助普鲁士的仇敌。他善于挑选字眼来对他的哥哥发表自己的忧虑，他说：“不然的话，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被奥地利灌醉，使我们重新回到1813年。”
　　在六月间，奥军在马让塔与索弗林诺两处战败，威廉发动军队要去救助奥地利。但是由于法奥两国害怕别国的干预，不久又言归于好。拿破仑三世不肯冒丧失他所得的荣耀之险，弗兰茨约瑟夫也不肯冒在德意志丧失地位之险，所以在七月间两国议和。普鲁士人，以摄政为首，都对此大怒。只有什斯麦暗自欢喜，因为一切如他所愿，普鲁士并未卷人这场战事之中。沙皇见奥地利战败更是拍手称快。
　　俾斯麦既受沙皇的特殊优待，就想使俄普两国关系更为巩固。他有如鱼得水之感。有时他也会出其不意地用手段来笼络俄太后，使得整个宫廷的人都很喜欢他。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位四岁的公主用俄文称赞他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宝贝。”有一位军长很不讨这位公主的喜爱，她便说这位军长：“他是臭的。”俄太后有病，俾斯麦就坐在病床前同她闲聊，帮她排遣烦闷。就从这些友好的闲谈中，俾斯麦得知许多重要的消息，比他在官场上获得的消息要多得多。俄国宰相戈尔查科夫是个狡猾的老家伙，俾斯麦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这种人。在他面前，俾斯麦总是恭恭敬敬，像一个对师傅极为虔敬的弟子，然而俾斯麦却又会不失时机地激发他的虚荣心。（他比大多数的外交家都要自傲。）俾斯麦终日只是发牢骚，因为他的上司尚未提升他的官价，因此每逢大阅兵时，俾斯麦总是自嘲说，在所有的大鼻子军官中，他不过是一位肥硕的小军官而已。俾斯麦虽然多次拜见沙皇，但他却对柏林方面说：“我并不想在冬天宴会上拜见沙皇，因为在这种场合下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在俄都的有一段时间里俾斯麦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他最注意的就是要住得舒服。在他尚未到俄都之前，就已有人替他操办这些事情，他现在是必须满意了。他在置办家具上花费的心思要远远超过在工作上花费的心思。他写信给夫人告诉她房间的布置，他说有几间是给他们的儿女们住的，冬天的太阳是从早上一直晒到中午。他还将仆人们的住处都告诉了夫人。他亲自操办这些琐事就如同他从前当穷公子的时候一样。他的夫人此时还住在法兰克福，有许多家具都是他夫人所购置的。因为俄国东西样样都贵得惊人，所以夫人就要在达姆施塔特做些家具套子。“那些半丝半棉的花样看上去好像是全丝的，可以用在家具上，尤其是适宜我屋子里的绿色家具和门帘。……书橱却不太合适。橱架是不错，但要是再高些会更好。我试着看能否找到别的家具摆在橱架上。”信后附注：“为什么要费劲去阻止孩子的乳牙，过一两年后，他们自然会有好的新牙。”他将他的地窖里的葡萄酒由波罗的海运往俄罗斯，“因为我不晓得谁会在申豪森饮这些酒？”他用很夸张的语气称他在涅瓦河畔的房子是一所很宽大的房子，并且造型优美，还配有最好的马号和一所私家的练马场。他定做了一张“很宽大的写字桌”是给自己用的，又买了一只“又大又厚像石头般的牙刷”。随着他的收人的增长，他却变得越来越节俭。他说他的薪俸是三万元，然而他却很小心地积攒下来，他一般不开宴会，只不过当吃午饭时有人来访时，他才留客吃饭。他托他的哥哥从波美拉尼亚运苹果与马铃薯给他；请伯恩哈特来照管他田产上的水利及其它耕种上的琐事。如果他能够省下一些私家收人，他会觉得很高兴。
　　在俄国，似乎无论作什么事都是大规模的，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当要外出打猎时。在俄国打猎甚至还可以猎熊，这与俾斯麦的性情极为接近。他将猎熊看作是一件比与俄皇的交情，比奥地利在索弗林诺打败仗还要重要的事。“我已打中了那条熊，它用两条后腿撑地，前身直立起来冲着我大吼，等它走到离我仅有五十步之遥时，我向它的胸膛放了两枪，它就倒地死去，我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危险的，站在我背后的也是一个猎人，此时他正拿着两杯已装上子弹的猎枪。……再没有比这满是青草芬香的森林更有意思的了。俄国是狩猎者的天堂，此时我正驯服一只小熊！将来我还要把它送到赖安菲尔。这条小熊老爱咬我的手指头，因此我还要为它娶个亲，然后再将它们俩赶到波美拉尼亚去。”他打猎回来后就给乔特尔写了一封信，叙述他这次打猎的趣事。在信的末尾，他还很肯定地写道：“猎者的生活其实是人的自然生活。”当熊向他扑去时，他却毫不畏惧，他的血管中流淌着武士的血液，这使他从不在危险面前低头。我们将这件事与其它类似的事情相比较，使人们在追忆他时总会想到，俾斯麦不仅胆识超人，有勇有谋，同样也是世上一个多才多艺之人，在宫廷中也常左右逢源，令人诧异不已。
　　当他能够送给妹妹一条腋熊腿时，他会很高兴。如果觉得熊腿的味道不是太好，他还要对他的妹妹说些抱歉的话：“这是一条中等大的熊腿，也许你会觉得味道有些威，但我希望肉是嫩的。‘有一次有一位大公前去拜见他，等他走后，俾斯麦打开大公亲手送给他的一盒雪茄，他估计每支烟值十五个小银币（约值英币十五个便士）。三十年后，他在日记上写道，当他去看望俄太后时，”这一次，御厨为使馆的其他人员都预备了两顿大餐，而独为我预备了三顿。……有一次在我的住处将所有的餐具都替我摆好了。第二次是在太后的饭桌上摆的，是专门为我与我的同伴设的宴席，但后来我的这个同伴却未到，因为是在太后的病榻边专为我设的宴席，另外还有几个为数不多的人作陪，然而我的同伴却不知为何没有来。“他很容易地就染上了俄国专制派的说话腔调。有一次他看过四万士兵的大操练后，如同一个冷血人一样说：”很好的材料，很好的人。马与皮革。“
　　在俄国，无论什么都是大规模的。“法兰克福每天的吵闹声势再大也要屈服于在俄国更重大更有意味的吵闹……如今看来，过去的那些争斗及勾心斗角都不过是儿戏。……当我们坐着马车回家，楼上忽然有人大喊一声‘普鲁士大使’的时候，所有看我们的俄国人脸上都带有善意的微笑、好像是刚刚咽下一口特别浓烈的酒！”他对这个至今仍在酣睡的大国有了广大、雄厚和专制的印象，并且给予了同情。这些新的印象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亲俄趋势，对他将来的政策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此后的三十年间，这种政策虽几经变幻，但亲俄趋势却丝毫未变，而且只有这件事是永恒不变的。就在快到暮年时，在他所说的如上文所引的故事中，他接连不断地说出他所受的潜在的影响力“来自俄国的魄力与强毅，使它能与欧洲其它国家匹敌，原因就在于此。”
　　他在俄国所享受的舒心安泰，却被两件不幸的事所搅扰，这是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以后也绝不会再碰到。他一到俄都就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一位使馆秘书。这人虽不过是个二等秘书，然而他在前任手下却是掌握一切的。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理解。有好几天他总是与俾斯麦在一起谈话、吸烟。但是当俾斯麦要求自己口述让他手写一件很长的公文时，这位秘书却说：“别人口述，然后让我手写一件公文，这其实并不是我的份内之事。”这位施勒策既不是一个天才，又非政治家。然而他却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极好的官吏，他很聪明，又出自文学世家，只不过比俾斯麦小两岁。他与俾斯麦有两点相同，一是胆量，二是自重。所以他是不肯让人将他当作一部机器来支使，他在俾斯麦手下做事，却以俾斯麦也具有的骄傲来反击俾斯麦。
　　俾斯麦一向不习惯处于这种地位，他该怎么办呢？以前他从未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他在心里也许很敬重施勒策。但是他的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哲学，只有一个专制家的特色，他是无法容忍这件事就这样过去。随后，俾斯麦再也没找过施勒策做什么事情，而是另找了一位随员来写文书，俾斯麦“好像一位土耳其总督”在屋里走来走去。过了几天，他请那位秘书来写密码，特意挑了个晚上不工作的时间。施勒策迟了一个小时才来，看见他的上司已经同一位随员办事；上司冷冷地接待了他。于是施勒策就同俾斯麦说了几句话，还说上司是不会喜欢听这样坦诚的话。两日后，有一道沙皇谕旨未封口便从大使馆发出，要施勒策副署：“我要施勒策每天十一点钟来见我，讨论日行公事。”施勒策见后立即赶来，很严肃也很骄傲地问：“今天办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俾斯麦有些不安地说道，“我并不是这个意思，遇到公事时我才要你过来。”
　　俾斯麦是决心同施勒策闹定了，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哪一个更有耐性。他们俩人还是一如继往地工作，“但我总没有好面孔来对他。……我从未与这种人共事过！这是让人很难受的，但是与其让步，莫如忍耐。”他们不断通过信件发泄自己的愤怒。俾斯麦写信给宰相说：“施勒策根本不看重自己的职务，他的无礼让人惊讶。”在柏林总部，他们都很看重这位秘书，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施勒策也在日记与书信内发表他的观点，事过一个星期后，他写道：“我在这样刻薄的上司手下受尽折磨，他认为别人都是懦弱之辈，他常常将阴谋藏在暗处，有时也会突如其来地恐吓你。他什么人也不信，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也不见得就是很舒心的。……我尽可能的不同他交手办事……因为一个人必要常张牙舞爪一番，不然他就会站不住了。把柠檬计挤出来然后将柠檬扔掉，这就是他的政策。”他随后又说道，这里有许多阴谋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背后，就是那个魁梧的打手俾斯麦！……我同他讲话是很率直的，他却要与我决斗。至今，他在外交使团中并无任何进步。”
　　“三个星期后，我每次到‘土耳其总督’的屋里时，我总是对自己说道，‘不要示弱，要让他攻其不备！’他总是想上演和解的喜剧，然而我却不想！我虽然知道他有着推倒一切的能力，虽然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很有本事，我可以称他为‘当家人’，我却不想听这些话。他必须承认他对我不公。”
　　过了一个月，“这个‘土耳其总督’近日总在轻轻地弹弦，调子很悠扬也很好听，我却还是离他远远的。但是他已经改变了，开始在背后恭维我……不再随意乱改我的稿子。他病了一个星期，这场病使他变得温和了许多。”不久以后，应上司的要求，一位卡罗依王爵来使馆做事。不久他就露出本色来，并不能胜任工作，而且令人笑话。于是俾斯麦最喜欢的就是：同这个人开玩笑。我却不同这人开任何玩笑，对这一位上司不表示任何友谊的举动。他请我吃中饭，我拒绝了。他屡次请我吸雪茄，我也拒绝。其实除了我之外，人人都惧他三分，所以他才对我极为恼怒。“
　　六个月后，俾斯麦病得很重，已经离开使馆很久了，施勒策写信给他的姨妹说道：“全是‘土耳其总督’的错，他总是想出各种办法来为难我，我只是不想告诉你。”二月间，俾斯麦为家具和仆人之事写信给他，因为别人办不了这两件事。“‘土耳其总督’就是这样为了吃酸苹果而给我写私信。……我的回信也是极为客气，两次都应他所求的给他办妥。”同时俾斯麦写信给他柏林的长官说道：“我没有什么别的话说，只有说恭维施勒策的活，起初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如今是完全改变了。”他说这话距他们初次见面已有一年时间了。
　　再过六个月，转而到了夏天，施勒策写道：“我同俾斯麦相处得非常好。我在柏林听到他在外交场合中说我的好话。我又听说当他身体不好公事又不太顺手时，有人对他讲我的坏话，最初他讲了我好多坏话，如今却都很诚恳地收回他所说的话，我们俩现在相处非常愉快，他在政治上简直是个魔鬼，他到底想干什么？”过了几天，他又写道：“我每天都同俾斯麦一起吃大餐，这都是他特地约好的。他就是政治的化身，没有一件事不激励他、促使他采取一些行动。他要在柏林化无秩序为秩序，但却不晓得应该怎样人手。……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常自相矛盾。”俾斯麦到俄都的两年后，写信给柏林，说不要那个无能的卡罗依王爵，而换施勒策当一等秘书。在他未发这封信前，他特意先让施勒策看。而信里说：“当上司的人是很难与施勒策相处的，最初我与他也有一段极为尴尬的时光，但是他办公事认真、负责，能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我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前对他的看法。”
　　俾斯麦一生只有一次碰到过如此独立的属员，以后也绝不会再碰到。他以后也从未与那些骄横的属员议和过。这两个人最初彼此讨厌，却又不得不赞叹对方的一些优点和伟大之处。俾斯麦称赞施勒策非常有办事能力，施勒策称赞他的上司是个天才，后来二人为此惺惺相惜。只是在这之前，这两人都有贵族的傲骨，彼此不肯在资格或地位之前屈服，只可以拜倒在天才与骨气之下。这两个人既然都是天才之人，又都是有着坚强的傲骨，所以他们谁也没输，都是胜者。
　　七、转折点
　　在七月份的一天，也就是到俄都后两个月，新大使在一所极热的练马场内骑马，后来没有披大衣就回家了。后来两脚开始疼痛，就请来一位日耳曼医生在他的左脚上贴上一块膏药，到了晚上疼得更为厉害，俾斯麦将膏药扯下后发觉血管已经坏了。他不晓得到底是医生害了他还是药师害了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有一位有名的俄国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脚应该锯掉。俾斯麦问道：“是锯膝盖以上还是锯膝盖以下？”医生说是锯膝下，并且离膝很远。俾斯麦却仍不肯锯掉，他虽是痛得厉害却还是坐船回家。
　　他的前程与他一生的功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尽管他只有一只脚但他的睿智却不会因此而少了几分，应该这样说，全是他那过人的禀赋救了他，当他半愈时，在回俄都的路上，同他的家眷在一位邻居的乡下别墅里稍事休息，忽然又昏倒在床上。在他那坏了的血管里有一个血块开始游动，有一个血栓存在肺里，有几天他的性命也极为危险，他连遗嘱都写下了，等俾斯麦到了老年时，他回忆这次经历时写道：“那时我疼得难以忍受，我宁愿死去。”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提到他的宗教信仰，这时他最后的不满话就是反对部曹专制。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官阶很高的官员，所以关于他儿女的许多事，他反对无论何种的国家干预。
　　在柏林养病的六个月里，他仍然十分关注政治，却不太注意医生。本是威廉将他留在了柏林，其实摄政很想将俾斯麦召回柏林，如果他能作到这一点的话。使他担心的是害怕俾斯麦会将他拖入到战争中去。他虽然从内心不太喜欢神斯麦，却不愿让俾斯麦离开左右，因为眼前就要同自由党奋斗，最后也许他只能依靠俾斯麦一个人。俾斯麦却不喜欢这样介于两可之间的地位。在这政治中心，俾斯麦既已经当上了外交总长，他在此就可以多建立几个关系，比远在涅瓦河畔要强得多。由于要在这里久候，他便以医生为借口，这样就不会损伤自己的傲气啦。他很诙谐地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在阳台上，如同在礁石上的罗勒莱”，观看斯普累河上的船只过闸，我却没有唱歌，甚至也不太想梳理头发。我在这里以思想为消遣，一年四季我与这所旅馆相伴，我看到一代代的旅行家和跑堂的从我面前走过。我在这间绿色的小房间里喂麻雀的同时，我的头发也一根根地掉了下来。“
　　摄政工一心等着他哥哥死去他好登上帝位，当时普鲁士的宰相是施莱尼茨，俾斯麦说此人是一个近臣，是依靠奥古斯塔而起家的。威廉将俾斯麦与施莱尼茨邀到宫中，商讨大事，他似乎想找一条折衷之路，不再走极端。威廉请俾斯麦阐述一下自己的计划与策略，这些都是自克里米亚之战以来俾斯麦坚决要求实行的。他让俾斯麦谈一下奥地利是如何无用，普鲁士是如何强大，和俄国如何保持友谊；让他阐述他的计划，他曾在其中把普鲁士比作一只母鸡，不敢走过一条用白努所画的线。摄政王似乎在上演一出滑稽戏，他转而告诉宰相施莱尼茨让他讨论他的寓言。宰相于是请威廉追忆他父亲的遗嘱，“这根弦绝不会不在威廉的心里激发回响的。”这根弦的音调是比较准的，那就是帮助奥地利而反对法兰西。施莱尼茨说完，“威廉一点也不停顿，一气说了一番话作答，这番话显然是事先预备好的，说他遵循这自古以来的传统，随后宣布散会，这一出戏剧是由奥古斯塔一手布置的，她的意图是想让反动派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据俾斯麦说，她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为了达到什么切实的目的，其实是由于她的厌恶所致。她讨厌俄罗斯，讨厌拿破仑三世，”她讨厌我，是因为我的本性喜欢独立，又因为我屡次不把她的见解转告给她的丈夫。“
　　在1860年并非仅仅是奥古斯塔一个人阻挠俾斯麦，不让他当领袖，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他的德意志计划中。去年这一战又激发了一种民族思想，并将其融人到自由党与对1848所持的诸多观念者之中，一如在革命那一年，有许多演说也有许多宴会，还有许多同胞会。在诸多大臣中，其中最激进的也不过是主张废掉同奥地利的联盟，更换联邦的盟主，这就是说他们愿意保存德意志联邦制。而俾斯麦所做的就是要去破坏这一联邦制，“如果有一种病，人们迟早要用火或刀将它治好。除非是遇着好的机会，能预先找到别的疗法。”这是第一次一位驻使给他的长官写的一封黑白分明的信，那就是“用火与刀”。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统一德意志。此后不久他宣称：“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旗子上写着‘日耳曼’而不是‘普鲁士’，除非我们与其它种族的人比以往更为亲密，更为有组织的联合在一起。若是把这个字用得太多，用得不是时候，这个字就显得毫无力量。”
　　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正统派分离（这时是完全分离），这使他与摄政也分离出来。他写了一封很秘密的信给已毫无权力的格拉赫，他在这封信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法兰西还是法兰西，无论它的统治者是拿破仑还是圣路易……说到政治上的差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要说到是非上的差别却是毫无意义的。以外交而论，我觉得并无内在的责任……倘若你要谈及权利与革命的差别、基督教与无信仰的差别、上帝与魔鬼的差别，我无法同你辩论。我所能说的不过是，‘我的见解与你不同，你判断我内心之事，这是超出你的判断权限之外的事’……我很愿意攻打法兰西，甚至打到两败俱伤一一但是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并无什么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我店将它看作同攻打克罗地人、波希米亚人。耶稣军的忏悔人或班堡人一样。”
　　当格拉赫还是君主的朋友，有权有势的时候，俾斯麦是不会用这种腔调同他讲话的。现在摄政王已用不着格拉赫了，俾斯麦对这位失去了权势的人就敢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久他就渐渐地将格拉赫忘记了，又同别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不久他又重回俄都，如今时势变得更为紧张，他从俄都远远地观望那边的形势、甚至为之激动到发狂的地步，然而现实却又让他失望了一遭。以下这段文字施勒策描述俾斯麦的情形：“我那‘土耳其总督’激动得令人可怕，在柏林逗留的一段时间里，他被那里流行的慌乱和疑虑激动得热血沸腾。他认为自己的机会就要到来、施莱尼茨很快就会辞职不干了，前景极为光明。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他适合于普鲁士吗？普鲁士人对他的口味么？在这样狭小而有限的诸多环境中，忽然闯人这样一个性如烈火之人卜…他们并不喜欢俾斯麦，而且他们在做事时也并未考虑过他的存在。所以他也只好玩自己的把戏。他不愿住在这里，牢骚满腹。他嫌这里物价太高，嫌这里人是如此的少，以至于整日也很难见到一个。他经常睡到十二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便坐在那里披着一件绿色的睡衣动也不动，由于很少运动，酒就喝得多些，喝过酒就在那里咒骂奥地利……他同我谈了许多话，都很开诚布公。他的话很有趣味，对什么都显得猜疑不定，对理由化的东西不屑一顾。试想一下，如果让他来掌管整个外交部，事情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近来他常说施莱尼茨必定会改当内务府大臣。‘君主就会在伯恩斯托夫，普尔特利斯和我之个人之间挑选一个当外交总长。’这是总督自己说的话！他日夜都做梦做了一部的大臣！”
　　如今悍斯麦就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猛虎，有铁链拴住他使他无法吃人，他却常常想从笼中挣脱开来。他开始觉得过去的那些消遣都变得索然无味，既不想见人也不想拉猎，在他心里时常转动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何时才能手握大权？”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俾斯麦，比给夫人写信时要真实的多。在这些家信中，他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受挫折的信奉基督的人。
　　后来到了1861年正月间，疯子腓特烈威廉死了，摄政王威廉便做了普鲁士王。为了这个位子，他足足等待了三十年，现在已六十三岁。登位后他发觉国内局势极为混乱，自由党对他的陆军新计划大加攻击，心中十分不安。回到家中又要同妻子争吵，他觉得有些心力交瘁。在他心里有一阵是想着让位于他的儿子腓特烈（今年三十岁），全部的保守党（也就是满朝廷的人）都为之震动。因为肺特烈威廉一旦传位于他的儿子，脓特烈会很受他那英国夫人的影响，立刻就会同自由党联盟。君主最重要的帮手罗恩是个正派军人，是君主周围那帮人中最为正直的一个。他这人极有大丈夫气概，严肃、谦逊、忠诚不二。他还不善于恭维别人，对有才能之人也从不妒忌。他为人靠两句话作指导：“作你所应该作的，忍受你所必要忍受的。”铸造普鲁士的各种利器的就是这个人。他是最反对作战的，但是在这个以武力决定一切的社会中，他自己也必须依靠武力来作成一件事情。新君主本是一个军人，在他当摄政王时就请罗恩帮他整顿陆军。罗思让威廉追忆他那伟大的祖先，他亦决心扶持这位君主。当威廉终于加冕时，罗恩劝威廉要学习他的祖先，要臣仆们宣誓效忠于君主，他的祖先从前都是专制君主。其他的大臣们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反对这个主意。罗恩知道只有一个人会勇敢做出决断的，并且只有这个人才配担当施莱尼茨的席位。这个人还有坚强的毅力，他会强迫大臣们宣誓效忠于君主，还能在一个立宪国与党派发生冲突时力行整顿陆军，这个人就是俾斯麦。
　　但这时君主却不想对俾斯麦作太大的让步，他只想让俾斯麦担任内阁大臣，因为他需要一个奋斗家与压制家来管理之一摊事务，但是绝不能让他来掌管外交部，因为他是一个“拿破仑党”。神斯麦为此写了一封私信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说：“若是人家诬蔑我是一个魔鬼，也是一个条顿种的魔鬼，而不要诬蔑我是一个加尔种的魔鬼。”这是他第一次避而不用普鲁士人的名词；这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人。当时罗思竭力主张大臣们应向君主宣誓，并要将此列为王室的一条规矩，须人人遵守。他请俾斯麦来柏林，请他电传告诉他自己的策略，因为“君主很难受，王室的至亲没有一人不反对他，劝他不顾体面地签署和约。”在这个冬季，俾斯麦极想得到一个部臣的职位，如今已过去六个月了，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非他所愿的职位，这令他大为失望。他并没有发电传告诉罗恩，只是很小心地写了一封回信。
　　“当我一边想打一只嫩竹鸡，一边却想着回家看我的妻子时，你却命令我‘上马’，很与我的心境不符。我现在已不如从前那样好动，整日无精打彩又加之心灰意冷，我的身体也就远不如从前了。”他认为宣誓并非什么很要紧的事，他并不想执掌内部的一些事务，因为普鲁士的政策在国内是太过于自由了，而在办理外交事务时又太过于保守，其实这二者完全翻过来才是正确的。他的心里既然装了这么多想法，他就写了两句关于德意志人的话，这两句的含义是极其深奥的：“我们几乎同法国人一样虚荣，倘若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我们在国外还有威望，那么我们在国内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迁就的。”他又说到：“我忠于我的君主，忠到牺牲自我的地步，至于别的什么人，我都懒得为他们动一动手指头。我的心境既是这样，我恐怕与我的君主的想法是太合不来，他很难认为我会是一个好顾问。‘当他结束这封信时，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说道：”倘若君主能略微让些步，与我的意思相符，我想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的半推半就的态度，这种不敢冒险的腔调，只可以说是他这个人太为执拗，并不能说明是因为他有病。他能够半夜起来外出打竹鸡，而他却以健康为借口，只不过是他要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其实俾斯麦已经看破对他的宣召并不像在办一件公事那样郑重，这样就将他放置于一个极不庄严的地位，这令俾斯麦极为恼怒。后来他来到了柏林，他的老对头奥古斯塔已经赌赢了，君主已经让步，并不要求臣仆们非向他宣誓效忠。“加冕的礼服是二月间定制的，”罗恩说道，“君主似乎更听王后与周围那群人的话。他的身体必须变得更加强壮，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的将来会趋向于受议院制和共和制的束缚。”
　　俾斯麦赶紧去巴登拜见君主，威廉一见到他，立刻显现出“极不高兴的诧异，他认为我是因为看到政府有变动才来的。”只有等到君主对这个“魔鬼”的见解深信不疑时，他才会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这时有一个日耳曼学生想刺杀威廉，因为他认为威廉并没有为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任何努力。俾斯麦与这个暗杀未遂的学生的见解相同，只不过他不是用手枪射向威廉，而是将许多观念射向他。俾斯麦认为时机已到，便紧紧抓住不放，对威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此时幸免于一死的威廉也被学生那单纯的动机所触动，俾斯麦也趁机将自己的意见说与他听，随之将这些内容写个提要。这是他在赖安菲尔避暑时所准备的，是由他的夫人来誊写的。在这件公文里面表达了他的许多可贵的思想，许多不成熟的思想也逐渐成熟，他那统一德意志，成立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思想也充分表露出来。
　　“普鲁士绝不能在德意志处于从属地位。……一个联邦要行使的权利要多过其它任何一邦，必须有一个统帅的力量来制约这邦。……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在联合的中央法权内派德意志人的民族代表，尚可以联络诸邦，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对抗力量，与诸邦分立政策的离心趋势相抗衡。一旦在每一个德意志之邦中都建立了民众代表制，就不能认为整个德意志采用同类的制度是革命的办法。……假使会员不由民众直接选举而是由各议院公举，那么这样的会员的睿智及他们的保守行为，大约是可以有担保的。……议院的一些穷极无聊的争论可以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将精力投放在如何才能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样来处理德意志的普通利益问题。”至于内政，各邦必定要保全自己的法权没有任何缺损。因为奥地利一定不会采纳这种计划，自然不能由现在的联邦议院实行。“若想尝试走一条关税联盟之路，来促进异种民族的发展，也许会较为有利。这许多计划一经宣布，必定会发生一种双关的效果：第一层，关于我们计划的范围，要安抚德意志诸王侯之心，可以使他们明白，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乎让他们独立以保存他们的名位，而是在乎他们是否是一种自愿的心态；第二层，要不至于令人们灰心，只有让人们抛弃那些错误的观念认为现在的联邦议院成立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就会徘徊不前。”
　　俾斯麦的那许多关于建立关税议院的观念，开始发展成为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观念。将现在与他在1840年发表的演说和书信相比，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已从一个政客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家。他现在是想将他的革命理想转化成为现实，那就是统一德意志。从前他却抛弃这种理想，那是有他的原因，他曾说道：“无人不想德意志的统一，但是有着这样的宪法，我却不要统一。”到了今天，他虽然还是不要这样的宪法，却极力赞成德意志的统一。他的顾虑经过多年之后已化为乌有，并且也成为合乎法律之事：“绝不能再称其为革命。”他不仅仅承认，而且宣称允许德意志人来自己统治，不仅仅是允许，而且是必须——用以对付诸王侯的妒忌！
　　上文所引用的公文是用律师笔墨来写的，俾斯麦政策的大改变，在他所写的一封信里可以发现，信中还有更为有力的话和俾斯麦所特有的话语。这封信是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反对保守党计划的内容。“德意志诸王侯的无稽的、无上帝的、无法律的主权的妄想（他们用我们的联邦关系作为一个架子，他们站在架子上，当自己是欧洲的列强），将要变作保守党的惯坏了小宝贝。…哦却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就该向那些挑剔的民众们让步，无论是在联邦内抑或是在一种关税联合的议院内。……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彻底保守的民族议会而尚能得到自由党的感谢。”
　　俾斯麦说这番话的十年后，果然召开了第一次德意志帝国的议会。
　　八、出使巴黎
　　加冕仪式开始了，威廉一世站在神案之前，从神案上拿起王冕，戴在自己头上。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是从上帝那里而不是从人民那里得到这个王位的。随后是大检阅，在那些神采飞扬的阔人堆里，有一个穿蓝色军服的魁梧汉子。常常出入宫廷的人会猜他是俾斯麦，然而他却满头头发，只有当你走近他听他大声说话时，你才会真正肯定他就是俾斯麦。他说：“我站在宫廷大院里，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不仅要穿上军服，还要戴上假的短发，把伯恩斯托夫压倒，若是无假发，光着头露天站上两个小时，我想我会受不了的。”国王加冕这一天，他就是这副打扮，再过十年到皇帝加冕时他居然又是这样打扮。第一次加冕，国王躲着他的臣仆们，十年后加冕还是这样。这次威廉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避免外界说他是反动派，王后的行为很让他的丈夫和俾斯麦难堪，她遇到她的对头——俾斯麦时，已经比以前客气了许多。有一次正在行大礼时，她站住脚，站在俾斯麦前面，开始论起德意志的政策，“国王抓住她的手领她走，叫她不要再说下去，连拉了她几次，她都一动也不动。”
　　但是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王冕，他仍不安心，国内局势日益混乱，到了年底，进步党选举得胜。君主要检阅新军，议院却不答应，到了春天，他命令解散自由党内阁，成立了保守党内阁以助罗恩之力。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个聪明而活泼的人，见解也还算新颖，但力量却不够大还不足以使他走上新的道路。他代替了施莱尼茨当了宰相，但施莱尼茨仍在背后掌握大权。所以在后来将俾斯麦从俄都调回柏林时，他就称不久就会有三位外交总长。黑森选候作了一件错事，当他所辖的范围内的人民不肯纳税时，他就派了许多陆军用武力去征税。这件事给别人留了一个攻击他的把柄，俾斯麦对伯恩斯托夫说道：“你若要同黑森宣战，就派我当你的次长吧。四个星期内我保证你有头等的国内战事。”
　　1862年春天辟斯麦变得很热心于工作，他预备当内阁大臣。俾斯麦自己认为他的专长在外交方面，君主又说一些屈辱他的话，说他当别的还可以，但是绝不可当外交总长。他不能像前两年那样久等着，后来他送了一道最后通碟给他的长官说道：“请给我委派职务，不然我就辞职。”结果是在三个小时内就派他到巴黎当大使。他虽多次与上方抗争，但以辞职来恐吓君主这还是第一次。恰好此时巴黎与伦敦都尚未派大使，伯恩斯托夫想到伦敦去，所以就将愧斯麦派往巴黎。他的官运并不太好，许多人并不喜欢他，王后更是视他为眼中钉，君主将他看作是一个不祥的政治家，然而俾斯麦却仍敢下最后通碟，敢冒敕令辞职之险。伯恩斯托夫劝他不要冒这个险，这是伯恩斯托夫的长处。帮助俾斯麦的只有罗恩一人，他很得君主重视。
　　在俄都时，俾斯麦认为他的职务不过是暂时的，果然他只上任不过一年半便调离俄国。他将到法国当大使看作是旅游，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国内局势一发生变化，罗恩就会将他紧急调回，这是他们两个好朋友之间达成的心心相印。从前他很喜欢巴黎，现在却很难有什么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使馆的空气令人窒息，法国土里土气，却喜欢装模作样，凭空显出许多虚伪的成分。这两年来，他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手握重权，另外无论什么东西都会令他生厌，有时过于沉闷使他显得郁郁寡欢，常令他追忆自己少年时最不欢乐的那段时光。
　　当他从俄都调任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自从我得病以来，我就变得懒于动心计。我的精力再也无法应付那些充满激情的环境。三年前我还可当一个有用的内阁大臣，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如同马戏团里的一个有病的马夫。……上帝与君主喜欢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或到巴黎、或到伦敦、或是仍然留在这里，这一切都无所谓，既不会令我懊恼也不会让我欢喜。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对于我的政治生活并无影响。……我害怕担负一个内阁大臣的职责，如同一个人见了冷水浴就先抖。我宁愿接受那些形同虚设的席位，或回到法兰克福，或是回伯尔尼，我在那里会很舒服。……凡哈根是个爱慕虚荣且心无恶意之人（俾斯麦正在读凡哈根的日记），但是谁不是这样呢？人与人的不同只在于生活如何使他们的心走向成熟，成熟的果实中有的就会长了蛀虫，有的会在阳光下显得更为饱满，也有的会被雨水所淋坏；果实有的会变苦，有的会变甜，有的却烂掉了。”
　　其实俾斯麦是很少受过病魔的折磨，他的夫人，他的子女及其家中的其他人口，却接连不断的有病。他写信到波美拉尼亚，尤其是写信给他妹妹，口气日渐和蔼，也更加柔和。当他自己得了重病时，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感觉。他以哈姆雷特的心境写信给他的夫人，说道：“世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伪诈与幻术。无论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或是得了一场热病，亦或是一枚子弹将一个人的面具拆扯了下来，人的这张假面具迟早是要扯下来的。等将面具扯掉后，有谁能辨别到底哪一个是普鲁士人，哪一个是奥地利人呢？等到人的血肉与面目都化为乌有时，只剩下骷髅的时候，智慧与恩钝还不是都一样了吗？如此这样看待世事，就会使人摆脱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重责。”
　　从此以后他对任何事情都采取这种观点（有时对他的夫人也是如此），包括宗教的遗迹（他认为宗教的形象更不合理），他都用这种观点来加以反省。那些有魔鬼意味的真理都化作乌有了。他不再常写家信了，即使写也写得很短，却是用极其亲密的语言。惟有当他描述大自然时，他才会发觉许多深奥的东西——这时，他更像一个诗人。
　　当他被命运打击时，他就用定数的思想来聊以自慰。当他得知他的外甥死于打猎时，写信给他的妹妹说：“再过二十年，或顶多三十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再为世事所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女们恰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其实已是在下山，他们就会觉得诧异。假使不过就这样完结的话，就值不得穿衣服与脱衣服了……我们所爱的圈子就会接连不断地变小，要等到我们有了孙子，这个圈子才会变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新交的人不能替代死去的人。”我们从这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感情是如何胜过宗教。
　　但在生活的平常状态中，当既不动感情又不颓丧的时候，他却写出了真理。例如在他给一位王爵送过殡之后，他这样写道：“教堂里挂满了黑色的东西，当送殡的人都走出教堂之后，我与戈尔查科夫仍站在那里未动。我们坐在盖着黑天鹅绒被的棺材旁谈论政治。……讲经的是取第一百零三章圣歌作题目，我们却在那里规划筹策，好像我们是长生不老的。”这样的冥想心境，是一个天生的解析家所应该有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然而在他信奉基督教的十年间却是罕见。从此以后他又常常怀有这种心境，因为这样会使真理站到镜子面前。
　　现在他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境在巴黎大街上闲逛。他尚未将家安顿好，因为夫人尚不在这里，又无其他人陪伴。他因为未达到目的，心情愈来愈不安，到后来他竟然鄙薄这种目的，他写信给罗恩：“有一种动物，它在这个世界良性运转时，却喜欢在冰上跳来跳去，我很喜欢这种冒险精神。”他同罗恩探讨其可以使伯恩斯托夫暂缓起程的家族理由，这就可以将危急推迟到春天。俾斯麦最后说到：“也许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思，也许君主会打定主意永远不再委派我，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在最后六个星期内并未委派我，为何忽然会现在委我职务？”八月间他追着罗恩要他给他点实实在在的消息，因为他实在想知道，明年的冬天他的写字桌会摆在哪里？摆在伦敦，抑或巴黎，抑或在柏林，罗恩的回答是很有特色的：“君主将会领悟这样的动机，所以这样的动机会产生较多的效果，超过诸多政治上的考虑。”
　　他一刻也不停地想家，想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这使他心神不安。他说：“我的东西还在俄都，将会被封冻在那里取不出来，……我的马匹却在附近的乡下；我的家眷们在波美拉尼亚；我自己尚在路上。……我最喜欢不过的是住在巴黎，但是要让我晓得我并非费了许多力且不过只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我的家眷人口太多，很有不便。”他随后又说道：“我预备当内阁大臣，就是今日也可以上任，但是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还是采用惯用的手法，为自己留出一条退路，写信给他的哥哥说假使他得了这个大臣的职位，也不会于长久的，然后就回乡下种些小树。“我的想法是要在沙地种橡树，然后卖掉树皮。即便种在最不好的、石头最多的地方，荷兰人也至少每英亩赚得四十至六十先令。”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哥哥，口气似乎是一个小军官在玩了一夜之后写的：“同妻子分离使我觉得沉闷极了，昨天我吃了很多杏子。我多么想有一个安定的居所，那样我就可以安度余年了。”
　　他在巴黎度过的这两个月，并没有使他得到好处，只有一次在与拿破仑三世在符腾堡有一番长谈、这一次还如五年前一样，拿破仑三世耍弄俾斯麦的脾气，只不过比上次要急得多。拿破仑三世好像有点晓得这个人不久就会手握大权，就会成为毁灭他的仇敌，又好像希望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当这两人一同散步时，这个法兰西人忽然对那个普鲁士人说道：“你认为君王会预备同我们立一种条约吗？”
　　“敝国的君主对于陛下自身，存有极其友好的感情。敝国对于贵国，所存的成见也已经几乎全部消失了。但是惟有在环境有利的时候，订立同盟才会有益，也只有在这时，同盟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同盟必须有一种动机，必须有意义。”
　　法兰西皇帝说道：“这却不尽然。有些国家彼此之间是非常友好的，有些却不然。由于不知道将来将会是怎样，所以必须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加强信任。我所说的同盟并非随意而为之的。在我看来法兰西与普鲁士是痛痒相关的，这就可以使我们建立一种亲密且耐久的友谊关系，除非有成员阻挡。尝试着去制造就是大错而错的。事态的变化是自己会来的，我们既无法预料到其发展趋势，也无法估测其力量的大小。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事先预备应付的对策。当事变一到，我们就不难于对付，且能够为我所利用。”他在试图表达一种建立外交联盟的思想，随后他忽然停住脚步说：“你想像不到这几天奥地利想同我们签订什么令人惊讶的条款。……维也纳好像是处在一个恐怖时代，梅特涅同我谈论过全权，全权的范围极其广大，连他都几乎不敢说出来，他说他有权同我无限制地商定几个问题，他所拥有的大权是向来君主未曾给过使臣的。他的这种宣言却使我很为难，我不知该怎样答复他。他屡次说他想同我商讨一些大事，既愿意牺牲一切，却又毫无限制。从这一方说，先姑且不讨论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冲突，我却有一种感觉，惟恐会被牵涉到奥地利的命运之中。”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点极其惊人的就是这个法兰西皇帝不拘礼节，这并非他向来的习惯，然而这次却展露在另一个政治家面前。这位政治家是以狡诈装作坦白诚恳而著名。我们未尝不可以这样想，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这样讲话，是由于他的任性和过去看轻这种礼仪上的事，但是据他的性格和从前的历史来看，似乎并不能同意我们的猜测。他知道外交家一般都比较喜欢闲谈。所以他不会全无根据的制造谣言说梅特涅答应他条款；俾斯麦所说的话，并非他的实实在在的见解，不过是一句借口的话而已。最令人注意的就是他那有关“贞洁”的推辞，他把自己的推辞比作波蒂娃夫人勾引约瑟，约瑟不答应同波蒂娃夫人苟且，“他的舌尖上有一种关于同盟的极不正当的提议，假若我半推半就，他就会说得更加明显。”
　　俾斯麦若想尝试从法兰西皇帝的口中探听到更多消息，那么他会肯冒什么样的险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正统派，是不会太顾及道德的。如果他真的带了一个法国的强有力的务实提议回国，君主也许愿意讨论这件事情。况且我们知道他给伯恩斯托夫写了一封信，信中极为夸张地渲染他同一天的报告，说法国皇帝是“极力扶助德意志的统一，说的是一个小规模的统一，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同五年前一样，那时候他同我谈事时说，他要普鲁士变成一个海权国，至少也要办成二等海权国，还说着普鲁士一定要有军港，他认为将吉达海湾收窄了是一件无理取闹的事。”但是关于对奥地利的诸多提议，傅斯麦并未将自己答复拿破仑三世的话告诉他的长官。他只是说了两句普通的结束语，只说不便以指明的条款同法国联盟，而且不愿意成为奥地利的帮手来反对法国，只因为奥地利“绝不会心甘情愿的答应我们改善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只愿意牺牲威尼西亚与莱茵河左岸。”大致说来，“就是愿意订立任何条款，只要这些条款能够使奥地利在德意志压倒普鲁士。”
　　我们应该注意到俾斯麦没有对他的长官说那番话，因为他很快便晓得了这次在符腾堡明显地发现，他对法兰西皇帝所说的话比对他的长官要开诚布公得多。他正在等候这位长官的离开，他好趁机补了他的缺。他还希望不久伯恩斯托夫就会出使英国，到那时他就会成为外交总长。从前是他的上司，如今就要成了他的属员。他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的谈话实情都告诉了伯恩斯托夫？这在他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其实俾斯麦是绝对可以将这件事隐藏起来不告诉君主的。虽然他只是对拿破仑三世说了些比较大概情况，但是我们相信他从拿破仑三世的嘴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四年后，当普鲁士与奥地利打仗时，他同拿破仑三世比较接近，也许他又会对他提起这些事情。
　　当俾斯麦在巴黎时，他碰到了梯也尔——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后来他又到了伦敦一次。有人说他在俄国使馆吃过饭之后，他所说的那些坦白话会使狄斯累利与其他领袖们为之惊慌，但是下面的这次传闻，我们必要认定是不符实的。传说有人问他，倘若他得了政权，他会做些什么？俾斯麦答道：“我第一要注意的事就是整顿陆军。等到将陆军训练得极为强大的时候，我就会得到第一次机会同奥地利算账，解散德意志联邦……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以普鲁士为领袖。”俾斯麦喜欢用恐吓的语气讲话，他认为人们常常是相信那些不真实的恫吓，却不太相信那些真实的恐吓。然而这一次他却是算错了，因为在座的有一人与他一样的足智多谋。当狄斯累利转述俾斯麦所说的话时，很聪明地加了一句话，说道：“我们要提防这个人，他常常是心里怎么想，口里却不这么说。”
　　德意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普鲁士陆军上月p 时有三个党派，每个党派都想将陆军掌握在自己手上。自由党要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袖。保守党分两派，第一派极力主张变作德意志人，却不愿受治于普鲁士之下。第二派极力主张作普鲁士人，不愿意变成德意志人。所有的人民、社会、宫廷、官界、王室都分裂成这三个党派。他们之间观念的冲突犹如波浪此起彼伏，像是在革命时代。
　　只有君主一人愿意听两种声音对他说话，他志在整顿陆军已有三十年了。他所惟一关注的也就是这件事，而且他又是一个这方面的行家，自“解放之战”以来，陆军制度并未改变过，国内的人口虽已成倍增加，人伍的年龄却从未改过。威廉现已手握大权，他那无能的哥哥已经死去。他志在创造一个新的陆军，要更多的人参军来扩充队伍，兵役为三年。同时减少乡兵，因为这些人都是娶过亲的。这样一来陆军的总人数未变，但在营里的人数却从四十万增到七十万人，且多数为青壮年士兵。这样将那些年纪较大的人减轻了兵役，似乎是一种讨好人民的做法。君主自己虽然也是一个军人，但初时心里也不过只想到这一层。
　　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论，就不见得还有人对他的这种办法有其它说法。自由党认为可以从两方任何一方来攻击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乡兵是民众最后要塞，自从1813年以来都是由民众的最后连续据守的。从前的“解放之战”之所以打了胜仗，都是他的父辈、祖辈们的功劳，并非贵族之功，因为贵族在紧要关头往往是拿不定主意的；也不是君主之功，因为君主是反对民众的。从前沙恩霍斯特所创建的民众的军队，现在竟要降格为君主的军队。况且自由党与君主的观点相同，都要巩固陆军。他们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所以他们都赞成两年的兵役。他们所反对的是增加贵族操纵军队的势力，反对扩充军官队与陆军学校的提议。他们不愿看见那些由中等人家当的军官改为乡兵。无论什么权力都集中到了贵族的手上，所有的外交官、省长、及地方行政长官都是由贵族来担任的。但是只要能够保存陆军还是民众的陆军，1848年的精神就不会消失。
　　罗恩使这件事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他是个宗社党，比君主要厉害得多。他在议院宣布，到了紧要关头，君主之权是不能依靠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大多数人，也不能依靠党派的演说。他就是这样当众表示他自己反对宪法，使左派掉过头来自卫，一如他所愿的那样。君主一向都是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陆军的人数，直到宪法成立。“我们要普鲁士变作一个立宪国，抑或是如同古时那样的一个陆军国？”罗恩说道，“当兵是要领军饱的，你们若是不肯投票决定三年兵役的军需，就要解散议会。”这次冲突就是这样闹起来了。
　　在几个星期里，柏林的形势一直很紧张，而在那段时间里，你斯麦每天午后都要在大西洋里游泳，法国的海岸中以那里的水势为最猛。他通常在比亚里茨游泳，那里与西班牙的边界相近，离铁路邮差、德意志报馆都很远。他每天都要享受海水浴的快乐，起初他不过想在那里只呆几天，后来却一住就住了好几个星期。他躺在沙堆上，“吸着烟，悠闲地眺望大海，有时兴致来了再练练打靶。……我已经将政治忘得一干二净，也没有读过报纸。”伯恩斯托夫和罗思都有很重要的信要给他，他们一直追到比利牛斯山脚下。
　　俾斯麦很舒服地躺在沙滩上说道：“只愿没有直接的宣诏叫我到柏林去！我浑身都是大海与阳光的气息。……我在海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会飞，可惜我却没有翅膀。饭后我喜欢到沙滩上骑马，月光照着我，海水已经退潮，我独自一人一直往前走去。你要知道我又找回过去那种雄伟的感觉了。”
　　悍斯麦有十多年没有像这几天那么快活了，因为他是那么地轻松与舒畅。他是一个极为了解女性性情的男子，他渴望无时无刻不得到女人的爱抚。他每天都写信给他的夫人，发狂般地谈起另一个女人，拿她与他们已死的朋友相比。他杜撰了一个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爱情故事：“我躺在两块石头之间，谁也没有发现我，石头上开满了野花。我看着大海，水是绿色的，浪花却是洁白。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极其可爱的女人。如果你了解她的话，你肯定也会喜欢她。她让我追忆起玛丽塔登……但是人却是极其新鲜的——活泼、聪明、可爱、秀美、清纯。”奥洛夫王爵夫人，就是俾斯麦在海边避暑的地方遇见的，她夫妇二人，造成人间的一道美好的风景。俾斯麦到了晚年是很喜欢这种景致，不再喜欢野蛮的森林与凸出的峭壁。“同你分离后，我觉得很好也很快乐。”他睡得早，起得也早。到了晚上，这位迷人的俄国女人就会弹琴给他听，他就站在窗边边欣赏音乐边看着大海。她所弹的都是他爱听的贝多芬的曲子。“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当你了解她后，你也会崇拜她的。”他们相约同去看一处灯塔，在这里他们发觉那个管理灯塔的女人快要生产了。望着这个女人，一种很奇异地浪漫的想法笼罩了这两个人，他们将对彼此的爱意悄悄地流淌到这个未出生的孩子身上，他们愿作这个孩子的教父、教母。当这个男孩生下后，果然替他取名叫奥唐拉伏雷，是这两个人的联名。只有这一次俾斯麦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抛在了脑后。这个俄国女人已将这个阅历丰富的男人彻底征服了，俾斯麦是很容易被外国女人所吸引的。此后他再也没有这种激情了。
　　这时他是坐在这个美貌的女人的车里，走向他那巨大的欲望，那就是权力。
　　发了许多信，打了无数个电报之后，他才在亚威农收到罗恩对他的警告。当他回到巴黎时，对他的宣诏就已经确定下来，早在两个星期之前，罗恩就有信事先与他们打过招呼。1862年9 月18日他接到这封信，19日又发来电报一封。19日凌晨，他坐火车赶回了柏林。他的心请与十五年前的一次极为相似。那一次也是在他久候之后，他的农人们骑马快速跑到申豪森的家门前，喊道：“男爵，冰已经开始化了，请赶快来！”
　　进步党在下议院不肯通过陆军提案，要求只有将兵役期改为两年才肯通过。罗恩由于受他的那些懦弱的同事们逼迫，答应说这事他再想想。但是君主如今有毛奇扶助，态度很是坚决，决不让步将兵役改为两年。正在这许多事都处于僵持状态时，罗恩自作主张，趁机将俾斯麦请回，要他提供军队给这三位军长。
　　当俾斯麦在巴黎接到动员令的时候，君主尚在新巴贝尔斯贝格宫，事态对他的扰动很大。他其实只是一个贵族而并非一个政客，所以他又想到了让步，想到了退位。他平生所经历的那些恐怖的镜头又在他脑海中浮现；在他是个孩子时，就逃到默麦尔，长大后逃往过孔雀岛与伦敦，还到过奥尔米茨。在克里米亚开战的前一天，他无论作什么都是失败的。9 月18日，他将他的儿子喊了过来，将他那尚未签字的禅位文给脓特烈看。太子为人太过于懦弱，不喜欢这些事情，更不愿夺他父亲的王位。他不肯宣读这个禅位文，说他不能一登位就望着议院退步。他还说禅位不但不会解决什么问题反倒会使冲突变得更为激烈。右党的政客们会拿父亲来抵抗思想较为自由的儿子。在这里，他提到了俾斯麦的名字。
　　腓特烈说道：“他是一个亲法派。”
　　威廉说：“我有更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要他当内阁大臣。”
　　当罗恩又力举俾斯麦时，伯恩斯托夫也帮着他为俾斯麦讲情。老威廉被这两个人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便说：“他现在是不肯来的，再说他也不在这里，我们无法同他商量事情。”这就是威廉最后所做的努力，以避免所不能避免的事。21日早晨，俾斯麦赶到柏林。有一个认识他的人是这样描述他到柏林的情形：“他很瘦，身体却很好，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好像是一个骑骆驼过沙漠的人。”在俾斯麦的眼中，如今没有一件事不是纷乱的。许多人都有话要对他说，并且对他呈上了各自的奏折。尽管君主太子为了图个清静，避免纷乱，到了一个临近的矿泉处。21日太子召俾斯麦来见，俾斯麦到后什么都不肯说，因为这位大使尚未同君主讨论过。君主知道他已见过太子，同日罗恩人见，君主很不高兴地对他说：“同俾斯麦不能办什么事，他已经去见太子啦。”这是日后俾斯麦自己所记载的话，这句话也将威廉的全部性格特征显露出来，君主宁愿退位也不肯让步于议院，因为他是个军人，倘若他的儿子不肯继位，其实也很好，因为说到底，他还是愿意长久地手握大权。但是当他一想到他昨天刚刚同意宣诏来京的人今天就已去巴结太子，就满是怀疑。他怀疑这其间有什么阴谋，罗恩是自作主张并且自己负担责任地将俾斯麦召回，这么说罗恩也一定知道这个阴谋、不幸的是这个令他怀疑的人已到了，威廉不能不见自己的使臣，对这些置之不理也是无用的，况且其他的人也不见得比俾斯麦强到哪里去，眼前俾斯麦最想办的事就是新军。
　　“好吗，就让他来见，叫他试试看，我们手上有什么利器，就用什么利器。”
　　22日一早，俾斯麦就去了巴贝尔斯贝格宫的君主的书房，君主这时并不像三天前那样想着退位了，却仍将退位的意思告诉了俾斯麦，并将退位文给他看，先前他已将这退位文交给罗恩与太子看过。他虽然他很满意是上帝恩赐他当君主的，他虽是从神案拿来的王冕，他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是当处于奋战之际，他还是显露出他军人的本色，屡次说道：“既是这样我将退位。”
　　“除非我能对得住上帝，对得起良心，对得住我的人民，不然我就不当这个君主。……我找不到这样一个内阁大臣，他愿意来执掌我的政府，所以我决定退位。”俾斯麦晓得君主会有这么一番话的，君主也晓得他希望他说这一番话，因为全部的内阁大臣都会知晓君主的意思。俾斯麦回答说：“陛下是知道的，从五月以来我就愿意人阁。”
　　俾斯麦用他惯用的手段，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的意思是“你们应该早些请我来。”接着神斯麦又说，罗恩是要继续留任的，所以必须找其他内阁大臣。
　　“你会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决意准备整顿陆军吗？”
　　“是的。”
　　“既是这样，我就借你的帮助向前奋斗，我不退位了。”
　　全盘的谈话表示君主于未开门接见俾斯麦之前就已打定主意，要借助于这个意志坚强的政治家，继续作他的君主，这样也就有面子保全了自己地位。他所问的几句话启发对方给予他所期望的答复。威廉这个人太过于简单，太过于直率，不肯作戏台上的装模作样，于是他扯碎了退位文，同这位新来的大使手拉起手，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同俾斯麦一样，一生中这是他第二次以一句话来决定一件大事。君主请他一同在花园里散步，又向他询问了一些问题。这时威廉将自己写的有七页长的时事提要给俾斯麦看，内容涉及到国内面临的全部问题，从让步于自由党起，以至于改良行政。这篇提要的计划是保护威廉以抵御俾斯麦的冒险作法。俾斯麦略一翻看，就知道这必定是皇后授意的。
　　于是俾斯麦一改刚才的腔调，他知道在暗处有一个人会处处与他作对。然而既已委派他重任且已稳如泰山，他那往昔的自信与骄傲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在这样危险的限制面前，他第一要做的是要坚持自己的政策，同时也要巩固自己的既得权利。他不肯讨论这个提要，他说：“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问题，而在于普鲁士将来的政体到底是独裁制还是议院制。如果有必要，应该在一个时期内用独裁制来抵制议院制。一如果是这样，这样的一种计划不过在约束我们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之内，即使陛下命令我做那些我认为并非明智之举之事，我也要对陛下开诚布公地说出我自己的意见；但是陛下仍坚持自己的见解，我宁愿与陛下同时死去，也不肯在同议院作斗争时将责任全部推到陛下身上。”
　　他是用一种新的腔调谈话，这在他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他很费了些心思，因为这时他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威廉的信任。但同时他却声明自己绝对服从命令，我们却能够从他那“魔鬼”一样的心里听到他在说：“我会一直拖着他走，直至他不再怀疑为止。”
　　他不仅仅是以臣仆与军人的身份，而且是以一个外交家的资格应召的。一分钟之后，他说出了他那实干家的远见，那时君主正要把那如今变得毫无价值的计划摔在干沟里，俾斯麦一把将他拦住。这是俾斯麦第一次以臣仆的身份劝他的君主。
　　俾斯麦从巴贝尔斯贝格宫回来的路上碰见了施勒策，这个人很是经历了许多波折才赢得愧斯麦的信任和重用。施勒策说俾斯麦用一种很奇怪地腔调说道：“我想我已被看管了。”
　　一、铁血宰相
　　“当我在议会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要听那些稚气和激昂的政客们说一些很奇异的傻话，这个机会给了我几分钟的却并非我所愿的闲暇……当我当大使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位官员，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上等人；但是一当了内阁大臣就有一种作奴隶的感觉。……人们同时聚集在这里，但是之所以聚来的动机却各不相同，他们的争吵就不足为奇。……他们以自相残杀为乐事，这是采取这种体制的必然后果。……这一群只善空谈的人是不能治理普鲁士的。我们必定要抗拒这群人，他们没有什么灵气却过着过于舒适的生活。他们性情愚钝却狂妄自大……我用这个”愚“字（用其普通意义）也许用得不太得当。他们也还算聪明，也还有些知识，是德意志大学教育的优质产品。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很懂得政治，如同我们当学生时一样——制度其实有的还不如我们那时懂得多！说到外国的政治，拿他们一个一个地说来，都是些不懂世事的孩子。说到其它事情，当他们齐聚于议会中时，都变成了小孩子。”
　　这就是俾斯麦写信给他少年时代的朋友莫特利的信。在他执政的头几个月里，他就怀有这样一种态度。他看不起这群人，看不起他将与之奋斗的理想家们，但是他却认为这群人中有些人还是有知识的。谈论起欧洲的有关事情，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内心很痛苦，因为他要不停地与自己顾及体面的感觉相斗争。从前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事他定会毫不保留地回击它，如今他却不再这样锋芒外露了；从前他可以明论他的对头，在他当议员时，也常常会将演说台当成战场，在他当一个外交官时，也可以在报告与书信中论战。从此以后他却不再如此，他开始隐藏他的思想与计划，不让那些代表们晓得。不然的话，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让外国人知道，所有的计划都得重新制订。他一出来执掌大权，他又开始独来独往了。
　　有一张柏林的报纸说了一番恭维他升官的话，他见了后极为诧异，文章这样写道：“他初出来做事时，是一个乡绅，有适当的政治知识，无论在见解还是在学问上他并不比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们更高一筹，他在议院的名声在1849年与1850年达到了最高点。在他的演说常常露出自己是个粗扩而残暴的人，将一些事情看得很淡。有时他好说一些俏皮话，常流于粗俗。这样的一个人何曾发表过一个政治观念呢？”众人的眼光确实有些瞧不起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在最后十年间为和平起见做了哪些重要事情。他的许多行为，虽不是教士的性格，却是极为秘密的。弗莱塔格在《边疆报》中撰文说：“即便是一个有更大魄力的人，一旦与议院的强大势力相碰，也会触礁沉没的。我们可以让俾斯麦这样做一年。”不愧为诗人的预言，他掌权有二十八年。
　　这时在他身边有一个人极为留心观察他，常怀疑他的神经有问题。过了几个星期后，他的一个下属这样写道：“俾斯麦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神经病，有时我看见他不太在意自己行为的结果。例如当他给报馆发布训条的时候，思想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使记录的人往往赶不上他的口授。柏林的外交界有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不会长寿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注意休息。”
　　如今俾斯麦做每一件事，都会用很科学的方法很平和很迟缓地细细考虑一番。打定主意后还要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试验后才很小心地进行。不久前他曾给罗思说过这样一封信，说倘若他大权在握，群众们肯定会说：“现在我们要向魔鬼还债了。”他的对头们会猜想他会有激烈且糊涂的举动，他决意要这些人失望。他一到任先取消了1863年的决算，就用这种手段同议院停战。他还同那些老自由党们磋商，准备从他们中选几位人阁。他提议时的状态甚至比提议的内容更令这些人惊愕。有一个议员有些瞧不起俾斯麦，神斯麦却并不怕他，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无什么意识的君主党，但是他却同这个议员长谈，好像是很了解君主的举动，却又很批评君主，事后这个议员会对他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还有一个名叫厄特克的自由党议员，他说与俾斯麦初次见面时，原先认为俾斯麦定会是“一个奴性十足的贵族，一个游手好闲且又喜游戏人间的赌徒。谁知几分钟后，我对他已完全是另一种印象，他并非如我所料想的那样。……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有力气却很轻柔地走到门口，极其客气地欢迎我。同我拉过手后，随手将椅子拖过来与我坐下，他带着令人喜欢的微笑对我说，‘好呀，原来是你，有失远迎了’。他随即说，自从那次他很激烈地反对那些在街头闹事的民众以来，时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法兰克福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极力地咒骂《十字报》，他那些骂人的语句是我所从未说过也从未听过的。”
　　俾斯麦的许多对头猜测他待人会极没有礼貌的，然而他却另有手段来对付他们。他会很客气地接待他们，态度显得极为开诚公布。这位厄特克既非一个小官吏，也不是一个作小生意的，又不是在乡下俱乐部谈政治的那类俗人。他是黑森的诸多领袖之一，是一个律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来访受到了俾斯麦的盛情款待。厄特克为此也满心欢喜，这并非是因为俾斯麦是以首相之职来迎接他，其实这位和气的首相还是一位普鲁士的贵族少爷，因为在那个时候，自大无理是地主乡绅们的传统。人们都以为俾斯麦仍会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殊料他却打破了这一印象，一反常态，举动极其自然。他会当着对头们的面，讲反对自己党派的话，说他们太过火了，表示他既不会因为现在人们称呼他“大人”而就变得古板，也不像一个贵族公子那样只讲理想。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人，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却仍是个模范的普鲁士官员。
　　对俾斯麦初掌政权时期最为关注的人就是施勒策，在这段时期，他有好几次机会同俾斯麦喝酒。施勒策写道：“俾斯麦很透彻地上演着他的滑稽戏，尝试去惊吓君主与各党派。他将任何人都敷衍得很好，这让人觉得极有趣。他正在尝试劝说君主对兵役期限问题让步，他对上议院将他提议的问题讲得极为严重，他期望能够将他们唬住。……对于下议院议员们，他有时会用很毒辣的手段，有时也不然，他的一切举动的目的就在于让他们答应他的提议。对于德意志的各内阁，他却使他们相信，君主也难以阻止他那新执政的加富尔主义。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是以他那天才般的能力给人心目中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印象。让人们称赞他是个男子汉！”
　　他虽然在他的尝试中饱尝了许多苦处，但目前他对人还是极其客气的。在他执掌政权才一个星期，他就利用一次开议会委员会的机会，坦白了自己所做的事。当辩论的时候，他打开自己的雪茄烟盒子，拿出一小条橄榄树枝给他的对头们看说：“这是我新近从亚威农拾来的，准备送给民众的党派，作为议和的纪念品。现在我却觉得这样做的时机还未到。”尽管他表现出蔑视的神情，但却说得很客气，好像是从捡榄橄树枝的地方带回客气。过了一会儿，这个政治上的行家改变了腔调，说报纸所控诉他的话（报上说他用谋划宣战，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关注于国内的纷乱）都是不实的，他接着往下说道：“我们诚然难以避免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战乱，但这并非我们的过错，德意志不顾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却只顾发展它的势力。南部德意志诸邦很想无拘无束地实行他的自由主义，所以没有人愿意将普鲁士的地位交与他们！普鲁士必须聚集兵力，为这样好的机会准备，好机会已经来来去去有好几次了。自从数次与维也纳订立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定得不好，不适合于一个强健的政治体制。关于时局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是靠演说与大多数的议案就能决定了的（这原是1848年与1849年的大错），惟有用铁血政策方能解决。”
　　这样的话是他站在一张绿桌子旁边，对着一二十个议员和几位阁员说话时说出来的，并不是有人激他说的，表面上看来是临时的即兴演说，实际上是早已预备好的。尽管当时并无速记员将这话记录下来，但是当这句话如一阵野火烧遍德意志时，当报馆和人民将这句话的节奏变为“铁与血”且发表出来，造成或真或假的恐怖气氛时，俾斯麦并不否认他说过这句话。
　　但是他却悔用了这两个字。十四年前俾斯麦当议员时的第一次挥拳，同现在他当了内阁主席的第一次挥拳相同，都是挥在了空气中。这一次也与前一次一样，得罪了全部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头。罗恩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知己，当他俩一道结伴回家时，罗恩也责怪他说这种话，他说：“它原是新鲜的有香味的题外话。”俾斯麦对一个议员解说这件事情时说：“我的意思是说君主需要军队。我的演说其意并非是要帮助德意志问题再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不过是对维也纳与慕尼黑的一种警告，并不是要以武力反对其它德意志诸邦。‘血’就是指‘军队’。我现在才明白我应该小心的选用字眼。”俾斯麦所说的话中以这一句最让人注意，却是他最后的战略错误。
　　君主读到这两个字眼也觉得很是恐怖，他在巴登受到了王后的指责，等到了王后的生日时，又受到了来自太子与太子妃的指责。他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宰相充满了担忧。这位新宰相不过在一个星期以前对他宣誓过效忠，而且他还答应过皇后要对他严加约束。王室诸人甚至包括路易十六、斯德拉福与波林雅克等都对这话极为生气。巧的是说这话时正值王后生日的那一天，所有的庆贺生日的欢乐都消失了。俾斯麦预料到他的演说会在巴登带来什么效果。君主虽未写信也未发电报给他，但他仍能猜到君主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想像过了几天，威廉从巴登回来，耳朵里装满了怎样的一些警告与责备。所以此时俾斯麦秘密出行，开始用手段来对付君主。事前他既没有告诉君主也没有告诉内阁，打算赶在君主回来之前准备到半路上去见威廉。
　　在买车票时他遇到了温鲁，他是一个自由党的成员，他认识俾斯麦。他俩住在一间车厢里，二人很谨慎地谈些关于时局的话题。等车一到朱特博，俾斯麦就下车了，说是要去探望一个亲戚。下去后他坐在一所未盖好的车站里，“在黑暗之中，坐在一辆小车上。”四周有许多工人和不相干的人。他问一个驾驶员，君主要坐哪一趟火车时，这位驾驶员很粗暴地回答了他的话。当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时他就与凡夫俗子并无什么不同。他向来主张人们向他那个高贵的阶级致意，却好像不要人们向他的官阶致意。此时此刻那个人人都知道的主张铁血政策的人，那个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人也是全世界都在指责的人正坐在一辆被推翻的小车上，等候着君主的到来。
　　那时普鲁士君主乘坐的列车还只是一辆普通车，俾斯麦找到他时，他正一个人坐在一间灯光很暗的单间里，看起来很沉闷的样子。当俾斯麦请君主允许他解说政局的时候，君主拦住他说道：“我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将会是什么样。在奥本巴拉兹，就在我的窗子底下，他们会来杀你的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来杀我的头。”
　　俾斯麦似乎看到在君主的背后有奥古斯塔的影子在闪烁，他回答说：“陛下，那么再后来呢？”
　　“再后来吗，我们都已死了！”
　　“是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死了！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还有比这样死更体面的吗？我应该为我的君主我的领袖奋战而死。君主愿意以您的血来祭奠上帝所赐给您的权利吗？为了上帝的恩泽，拿自己的身体与牺牲生命作赌注，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君主切勿想到路易十六，他在活的时候和死的时候都是一个懦夫，在历史上也并非是一个出色的人物。陛下还不如想一想查理一世，他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战败后，不动声色地走向绞架，带着一种王者之气从容就死，他在历史上永远不失为一个高贵的人物。陛下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您都必须抗争到底！”
　　“我越是这样说，君主的精神就越发振作，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人，决心要为自己的王位与国家而奋斗。……他是一个普鲁士军官中的模范，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不会畏惧死亡，会去拼命打仗，会听从一切命令。但是当要他为自己而斗争时，他却畏惧那些在他之上的人们或是害怕世界对他的指责，这时他就会变得很懦弱。当他在巴登为夫人祝寿时，他已失去了自信，现在我的鼓动下，在不过几分钟之内他的自信又恢复了，也开始高兴起来。……我们还未到柏林，君主的兴致极高，浑身充满了劲，从他对那些前来迎接他的大臣与官吏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俾斯麦是在事过三十年后写这段，事情的前后变化犹如一出戏剧那样令人惊异，这件事也是俾斯麦的诸多杰作之一。这次他并不是强逼一个对头投降，也不是强逼他的君主主战，他不过是尝试弓；诱这个发怒的君主改变立场转而赞同他的演讲，然而他自己却也认为这番演说是不该说的。俾斯麦坐在那辆小车上，觉得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他虽然可以对一个对头承认他不该说“铁血”这两个字，但是当他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宰相后，却不向君主认错。所以他激励自己要努力说服君主。威廉的好战心被俾斯麦所激发，为将来的局势打下了基础。
　　即使俾斯麦的所有手段可以归功于他天生的机警与善于谋划，但这却也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感觉。从他最初的几次决斗起，俾斯麦一直是作好活到老，战到老的准备。他生平没有一次会害怕过要牺牲生命。这位宰相的勇猛却是极其真实的，君主原是个军人，浑身都是胆，他是最能真实地领略俾斯麦的胆识，这也是激发君主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君主只要一犯懦弱病，俾斯麦就用这种良方来治他的病。
　　二、君臣之间
　　“我与亲王不合，这个人必定要用一些细腻的手段来对付。”这是俾斯麦所说的；说这话时，威廉已经当了摄政，在俾斯麦未当宰相的前四年，易主之后，他为了自己对格拉赫指出种种为难之处。那时最重大的问题是，他是否适合于普鲁士。施勒策（带着又是爱他又是恨他的心情）却不敢说他是适合的。君主是惟一的普鲁士人，能否把普鲁士交给他，让他用政治手段去摆布？第一是要先抓住威廉，现在则是要把威廉抱得紧紧的。俾斯麦对付威廉的手段就如同一个有手段的男人对付他所爱的女人一样，晓得他不能完全相信她的爱情，如同一个创造家对付一个资本家，要依靠这个资本家供给他的资本来制造新机器——因为俾斯麦就是一个建造家。在这两个人的奋斗之中，彼此又是相互需要的，在不声不响的奋斗中（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的并不是为权利而只是为自制的奋斗中，在这样无穷大规模的争雄之中，每个人都各有一份功劳一份责任。我们难说哪一位更劳苦功高一些。一位是年纪较老且只有一般才智的君主，却要任用一位年纪较轻的人作宰相，还要事事迁就他，他不过是一个贵族公子，却有极高的天赋，是位才子2 一位是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却常常要忍受一位犹豫不决的君主，读者试分析一下哪一方更为难些？那位骑马的老年人，时常不信任他所骑的那匹骏马，而那匹骏马却也时常不甘心受羁勒。
　　他们君臣二人讨论国事时，各抒己见，因而往往是尚未讨论出什么结果便不欢而散，每当这时两人便恨不得立刻分道扬镰。但是当彼此都不能再忍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以此作为一种灵敏的手段），作臣子的就会告诉君主说他要辞职，君王就恐慌起来，赶紧让步。他们也有狂怒地相持不下的时候，一般文字记载的只不过是些小规模的争吵罢了。
　　早在俾斯麦与君主尚未得权之前，俾斯麦还在当大使时，就已预料到今天的这种情形。今天当他每日与君主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就用比较宏观的手段处理事情。他饱阅人情世故，论及他的特长，那就是他极善于出入宫廷。有时他是一个军人，但他常常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不然的话他会使君主害怕的，君主此时已有七十二岁了。尽管君主已到了古稀之年，然而却时不时的大发脾气，有时甚至会一气之下将公文揉成一团。君主发过怒后，俾斯麦微笑着思考着这纸公文，看着揉成的那个皱橙团，觉得有意思极了，如同一位大画家看到画像上的皱纹会觉得更有趣味。俾斯麦不过是新近才学到这样的本领，那就是遇到君主发脾气时一定要保持镇静。他并不怪君主。因为他知道君主是个直爽的人，不象味特烈威廉那样口是心非——这位君主会欺骗他的大臣们，会拿这一位大臣打那一位大臣。威廉一世却不是这样，这位愿承担全部责任的君主会无条件地信任他的。
　　俾斯麦在担任国事的时候，深知君主的性情，所以他认为君主不是那种乘人之危的小人。但是君主却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了解了俾斯麦的为人，等俾斯麦在宰相一职上已作出了许多成绩后，他才把他的许多成见抛在了一边。他与俾斯麦携手办事，本是不甚情愿的，所以在开始的那几年，他的那诸多皇亲国戚和朋友们都竭力想破坏他们的君臣之交。一开始的政客们就派亲信的人去面见君主，求他免去新宰相的职务。这位老君主眼看着他的人民并未对他表示同情感到十分难过。在早些时候，有人恨他，称他为“需弹亲王”，他却不在乎别人的态度；现在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他又开始赢得这样的同访。他任俾斯麦为宰相之后四个月，有一个军官，原是君主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给君主说道：“人民是忠于陛下的，但是他们也会牢牢地抱住他们的权利不肯放手……我乞求上帝的恩惠，请它免去一种可怕的误会所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
　　这样的话语使他发怒，反抗使他更为执拗。他带着一种少年人的怒气写信回复这位军官，并在他认为重要的语句旁加注了两三行密圈加以强调。他回信说道：“我一向都是这样说，说我绝对信任我的人民，因为我知道我的人民也信任我！但我贬斥那些想通过我的手使人民不再信任我，不再爱戴我的卑劣行为。……人人都知道有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会不择手段的。……我不是已经让了四百万吗——我真的是很不幸！……一个人这样利用他的权利，就是说将决算减少到这等地步，有如将所有国事都停下来不办，只配将他关在疯人院里！我来问你宪法里头有哪一条说到凡事只有政府让步而议员们决不让步？”
　　这是一位君主写给一个不做官的人的信，我们相信，只有在他的良心被搅的不得安宁时，他才会写出如此愤怒的话来，这位虔敬的人正是为了他的宰相同上帝争论。
　　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他每次都必定要先呼吁上帝，然后才肯将给君主的信发出。在耶稣诞辰那一天，君主送给他一条手杖，他将这比作“艾伦的棍子”，可惜这个比喻并不太妙。凡是有较大的计划等待决策时，俾斯麦总是会先慢慢地同威廉商议，随后才将决定权夺到自己手中，在尚未决定之前，俾斯麦又要很周密地观察君主的心态。他写信给罗恩说道：“君主的心在那一边。…，君主的感情是反对我的。”当动员令尚未发给罗恩之前：“明天一定要君主发布号令，否则一旦拖到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日，他的主意又该变了。”过了几年他又说道：“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啦，这样总是不停地同君主争论，我实在不想干了。”
　　威廉开始并不欣赏俾斯麦，俾斯麦同样也不喜欢威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才能超过君主，所以往往会骄傲自满，其实俾斯麦的为人就是这样。在他少年的时候，他喜欢仔细观察他所见到的人的身体状况及气色，到了年龄稍大一些时，他就开始研究他人的学识，以便使自己知道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会胜过这个潜在的对头。在威廉当储君及以后作君主时，等到再后来他俩成为共事的君臣时，俾斯麦开始存有两种感情，若无这样的感情他是绝对不能忍受他所处的地位的。再以后俾斯麦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开始将君主视作封建制的主人，又视君主为父。俾斯麦结婚不久曾写信给他的夫人说：“我已宣誓效忠于他的血统。”现在俾斯麦每天都与威廉接近，似乎要成为君主的保护人，他那封建制的忠诚精神，范围也越来越广。况且这种精神在一见到须眉皓白的君主的威重天颜时会变得更加浓厚。俾斯麦到了晚年会对君主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父与子，当父亲发脾气或做一些任性的事时，作儿子的必定要无可奈何，只有甘心忍受。俾斯麦说这话时却忘记了在他少年时，他却并不很敬重他的父亲。
　　在他慢慢地使君主听他的话的那些年间，他却逐渐体恤让步于他的君主。威廉死后，他的这种感情愈来愈浓，正与他憎恶威廉二世相反俾斯麦说得更加煽情，意在留给后人看。在头十几年间屡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俾斯麦常趋向于他那性情执拗的君主，那时他还有机会亲眼看见威廉的勇猛——在战场上纵横及后来几次遇到暗杀临危不惧的时候。
　　威廉只怕一件事，那就是王后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批评，俾斯麦憎恶那些干预政事的女人，尤其憎恶奥古斯塔，这种憎恶是从三月间的那一天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与她谈话时引起的。无论他怎样敬重王室都无法减轻他对王后的憎恶之情，俾斯麦有时也会很宽容女性，会说“女人也有女人的权利”，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的厌恶。
　　俾斯麦说过，他同奥古斯塔之间的斗争是“我生平最恶的恶战”。奥古斯塔的潜力是充分发挥于枕边与帐里的，她会对君主说俾斯麦是如何如何地瞧不起他的夫人，是如何如何地说她的坏话。除此之外她别也无计可施，如果她有任何政治观点或印象的理由来反对俾斯麦，那么即使是她打败了也是可嘉的；然而她却除了空泛的人道主义借口外，就没有任何可以摆出的理由反对俾斯麦。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她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在她的心目中，她认为俾斯麦会给她的丈夫带来不利的影响。然而她却没有想到三月间发生的事原是她的错误，并非俾斯麦之错。不肯听从她的计划，要保留君位给她丈夫的也是俾斯麦；她诬陷他有种种卑劣的动机，所以既不扶持他，也不肯将保存君主权利的功劳归功于他。
　　俾斯麦那多疑与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他总以为许多人要与他作对，但在奥古斯塔一事上，我们却要体恤他的确受了她二十六年的苦。因为他的对头是个女人，并且贵为皇后，而他却毫无抵抗的武器，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无论什么时候，君主一旦受了王后的蛊惑（君主往往是在用早餐时，被奥古斯塔为达到某种目的所写的信函所激动），俾斯麦就能看透君主的内心所想。最初俾斯麦如果问君主这是不是王后幕后所指示，他得到的惟一结果不过是“君主说一句很尖利的否认的话。即使是真受了蛊惑，君主也会板着脸不承认的。”
　　当街斯麦动员君主来反对王后时，他就会将这一剂药用许多离奇与恭维的话包起来。1865年他与君主在加斯泰因讨论奥地利条约，这一次又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俾斯麦的政策。君主于是对俾斯麦说，他刚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过王后。俾斯麦回家，对君主这样处理国家大事感到十分绝望，然而他却预料到君主会有此等举动，将来也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坐了下来，亲笔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不信任别人办这样细致的事情），这是一篇较长的要求信，信中写道：“倘若陛下认为办这等重要的国事须要格外的小心细致，使我又想提起刚才陛下告诉我的话，如有冒犯我恳请陛下饶恕我。……我同陛下一样相信王后陛下会对您所告诉她的严守秘密；但是由于过分信赖血缘上的亲戚，从科布伦茨却有许多消息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太子与太子妃那里，或传到魏玛或巴登，我所严守的秘密就会一下子泄露开来。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会破坏全局的。这样破坏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奥地利交战。”
　　“倘若必要宣战，这是由事情本身的状况和君主的责任所决定的，而并非由那些包藏的祸心所致，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以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利。倘若我想陛下以前者的原因而宣战，那我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较为自由的心态。我请求陛下相信我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事业起见，也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高贵人格起见而作此想。也许我的顾虑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真的是这样，陛下喜欢不顾我的顾虑，我该想是上帝在指导陛下的心，我决不会因此而不尽全我的职责。但是我还是想要让自己的良心满意，我恭敬地请求陛下是否可以让我发一电报，传信差回到萨尔茨堡。只要借口说有紧要的内阁公事，就可以传他回来。明天一早，可以派遣另一个信差，不然仍派遣那个追回来的信差，也无不可。……我深信陛下有宽恕的美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的，我之所以这样忠诚不二地为君主做事，不仅仅是要尽我的职责，更是要使陛下的高贵人格得到满意。”
　　五十年前，一位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要给一位君主写这样的一封信。如果不是依靠这位政治家，这位君主将不过是历史里头的一个充数的罢了！当我们一面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作这样的想像，一个出入宫廷的人不是求得荣华富贵就是乞求君主的恕罪吗？此时由于在加斯泰因进行的事情，写这封信的人盘算了许久，他希望会有个圆满的答复。他奋斗了许久，终于获得了君主的同意。无论是上帝或是良心、责任或是国事的需要，全与这许多国事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好手，走了几步让人琢磨不透的棋，将他的对头赶人一个角落里要吃掉他。当他正在同他的主人磋商条款的最棘手的问题时，他感觉这样不停地与君主争论实在让他倍感心力交瘁，眼见他的计划遭到破坏，因为这一切都已被宫廷的闲谈所泄露殆尽。他想到一个计划就这样的被闲言碎语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倘若奥古斯塔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王妃就会传到她那英国母亲那儿去（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英国女王就可以写信给维也纳或德累斯顿，就可以用外交手段或由仇敌之手，破坏全盘计划。我们能责怪俾斯麦越来越瞧不起君王吗？我们所诧异的就是他仍是一个君主党！
　　因为在所有的亲贵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扶助俾斯麦的。脏特烈常常会反对君主的小心谨慎，他也是受制于他的夫人的（夫人的知识比他高）；他将许多极好的英国观念介绍给普鲁士，却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同国人抗争以使国人接受。只有一次他显得很凶，那是在俾斯麦颁布法令限制新闻自由之后，一次太子与太子妃出巡，在但泽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他壮着胆子说道：“可惜我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政府与人民不和，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诧异。所以此时的法律我并不清楚，事先我也没听说此类事情。”
　　君主读到他儿子的这篇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很是生气，并不是因为太子作民主党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接受过纪律的军人，相信这样一来，服从命令本是陆军的基础，如今这一点也濒临危险的边缘。十年前他自己诚然也处过这样的位置，但是却从未让他的忿怒走出自己的屋子之外。他记得当克里米亚之战时，他也是默默无语地服从命令，他的儿子今日竟当众宣布异议，这令他更为愤怒。俾斯麦在干什么！君主现在这样发怒，宰相是很容易劝动君主重重惩罚太子。君主有权传太子回来，将他迁调以示惩罚，甚至于将他幽禁在炮台里，对于这些俾斯麦全都想到了。但是俾斯麦却反过来劝说君主宽赦太子，他是不是要讨好太子呢？不见得！俾斯麦或许是这样想的，一旦加罪于太子，反倒给太子添了光荣！君主很喜欢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俾斯麦对君主说：“您对付这位少年需要极为小心。当您在发怒的时候，切勿贸然决定一件事情，一切都应从国家大事为重，假若少年的弗里兹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加同情儿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太子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c ”他就是用这些小心谨慎的字句，调停了父子间的矛盾。
　　他现在最恨俾斯麦，有许多贬斥俾斯麦的反对民主党政策的言论，且不肯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会坚决地反对俾斯麦。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俩人再次会面时，俾斯麦问腓特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到内阁来，因为再过几年，内阁就会是太子的了，太子应该发表意见，这样就可以容易过渡。
　　这句话使太子如同遭受电击一般，俾斯麦说“他相信（据我看来是这样），我想把路先铺好，以便于我过渡一下去听从于他。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忘记他说话时的那种骄傲的口气。我还看见（俾斯麦三十年后写了这件事情）他的脖子向后微倾，那张发红的脸向左斜着看我。我竭力忍着我的怒气，想到卡罗斯与阿尔巴，我回答说我的过渡是指朝代……我在心里期盼他不要幻想有一天我会作他的阁臣，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他的怒气来的也快，消的也快。最后他说的几句话却是很和气。”
　　我们想像这两个人站在一间阴冷的大厅里的情景，当时他们都穿着军服戴着佩刀俾斯麦觉得自己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他那傲骨受到了摧残！从未有过什么人这样蔑视他。热血沸腾，使他刹那间想拔刀相向，然而他却默默地忍了下来，忍受他的羞辱。他猜度自己对头的想法，强迫自己低声下气地说：“我绝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三、持不同政见者
　　俾斯麦有许多对头是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他，此外还有许多对头是因为志向、性情等原因而反对他，也有许多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反对他。后来俾斯麦将这些对头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及第三等仇人。
　　他只同罗恩一个人是完全和谐的。俾斯麦同任何阁臣、军捞出入宫廷的人、各党派的首领之间缺乏实实在在的信任。据他看来，《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太过于极端。而自由党却又看俾斯麦是个易走极端之人。俾斯麦惟有对罗恩一人才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大度与交情，并不受一些不同的见解所干扰。有一次，他准了罗恩六个月的假期，心里本是很不情愿的，他说：“如果我没有你的政治法权的扶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为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是最久的。”
　　他找乔特尔来帮他的忙，这个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乔安娜的朋友，俾斯麦因此也极为信任他。不料几个星期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冲突。乔特尔写信劝他说，关于丹麦问题，他必须得到舆论的帮助；他又说，倘若俾斯麦与他意见相左，他宁愿回去当一个音乐家，而二人交情依旧。第二天，俾斯麦就传他来问话，他“低声细气，虽然是很受扰动”地说道：“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倘若你妄想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决定。我索性告诉你，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啦。…你对我了解颇深，且很早就了解我的为人，难道你能够想我同一个小军官一样粗心躁气地办这样的大事，你不知道我要在上帝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吗？我一想就无法忍受，只要一想就会有两个夜晚失眠，无法安睡。你的辞职是毫无理由的……我要你体会你是怎样伤了我的心！‘乔特尔立即请求宽恕，要收回他的信。俾斯麦说：”这样一来，我们俩之间什么芥蒂都消除了。……你若是再与我意见不同，你不要写信，要和我面对面的商谈。……“
　　俾斯麦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个朋友和他已有十五年的交情了，同他夫人相识却远不止十五年，如今却是在作俾斯麦的属员，要必恭必敬地上他的奏折。他对事情的见解与普通观念相同，这一点却使这位政治家难以安寝。但面对报纸的指责他却不为所动，他忿忿地想：布鲁图，你也来反对我！这件事虽最终被粉饰好了，然而他们二人的交情却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很难如从前一样。乔特尔不能如施勒策一样赢得俾斯麦的敬重，他永远不过是个有才干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
　　外交部中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位总长，但这对俾斯麦来说却是“不必烦心”。当他得知驻扎外国的使臣们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采取自卫的办法。出使佛罗伦萨的乌泽多姆和驻巴黎的戈尔茨都想当外交总长，他们直接写信给君主，低毁外交总长的政策。但是君主对他的外交总长是深信不疑的，君主将这些信交给俾斯麦，由他自己去答复他们。如果是在腓特烈威廉时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以前俾斯麦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曾写私人信函给君主和格拉赫反对他自己的上司，如今他当上了宰相后，却不肯容忍这样的事发生。这位有天才的人，带着特有的自信，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基于道德之上的。戈尔茨与乌泽多姆所作的事是不能与他从前所作的事相提并论的，他是不允许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的。戈尔茨伯爵原是他派驻巴黎的。他给戈尔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同类信中的一个独特范本，在这封信中，他可以将公事与平时的问候混在一起，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没有人会这样反对总长的见解和报告，但是你的报告并非是
　　习惯意义上的报告，你的报告颇有些像总长的奏折，劝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如此的见解冲突会误事的，也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样的冲突只会导致犹豫不决，据我看来，无论什么政策都比犹豫不决的政策要好。……我很看重你的政治见解。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傻子。我也准备接受你指责我说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我告诉你，我在最后两个星期所努力做的事就是你的报告中的提议，你听着，你的心里将会为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佩服！”
　　“但是你既然已坦白地说出你想攻击现在的政策，你说假若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怎能打定主意将我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告诉你呢？……倘若要使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是要绝对地开诚布公，连同我的政策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巴黎驻使讲得明明白白。我要推倒与其他阁臣、参政间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在暗处运动的障碍，及其与两院、与报馆、与外国宫廷的障碍。但是必定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竞争，以一宗陷害我所管辖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是圣诞夜，下属们都告假走开了。我很少写这么长的信，无论给谁写信，我都不会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拿不定主义是否应写公事信给你……用你的报告的疏远腔调。……倘若你推翻内阁，你必定要在这里和在报章内推翻，当反对党的首领，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既然要决意推翻这一切，我就要以你自己的格言作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相冲突时，必定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使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很强固很纯粹的，交情虽不能与之相比，却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收兵！俾斯麦虽是真的有些发怒，却仍是用很高明的手段，敬词加上恐吓，使得这封信更具有威力，并且表示作为朋友他会感到很伤心。他的恐吓虽然不是太明显，但却足以让他的劲敌晓得，倘若戈尔茨果真要尝试来推翻他，戈尔茨今后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俾斯麦晓得戈尔茨是君主所喜欢的人，所以他就用官话来拒绝他。像是一粒药丸，外面包上一层糖衣，使得戈尔茨误以为他的长官敬重他，赞誉他。这种方法使戈尔茨满心欢喜，因为这位驻使一向是喜欢听别人的恭维的。这封信（我们只引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很有美术家的才能，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一番，就会发觉我们如同在一座古代石像四周走了一遭并仔细察看一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封信就足以证明俾斯麦不愧为一个有名的外交家。
　　有人也曾以辞职来麻烦这位眼光犀利的长官。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是君主的朋友，也是俾斯麦的一个老朋友，他因为不堪忍受外交部不停地干预琐事而申请辞职。俾斯麦回信说道：“我是非常愿意将你的要求辞职的批准皇与君主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请你注意，假若君主派你当外交总长，派我当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愿意申明在先，我会很严谨地奉行你的政策。……并不做任何让部里感到为难之事。……假若我处在这种情形下，动不动就宣布心力交瘁，也许我早就该隐退了，赢回表面上的安闲，同时我由于听从君主之令和为国尽力而得到的心安理得也都丧失贻尽。……所以我请你承认我的这封信是同你友好的、秘密地交流，我本来是更愿意同你面谈的。”
　　这是一位主张“铁血政策”的人吗？这就是善于诱人人圈套的俾斯麦。
　　他在对待他的对头——自由党们态度却大不相同，他对他们有时说些藐视的话，有时说挖苦的话。俾斯麦同所有的19世纪的独裁者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公道与合法的地位上。他打算违背宪法从而使陆军得利，他就开始重新解释宪法；他特意做了种种无意义的细微的区别。他私下里也定会发笑的。有一件事是宪法里头不相符的三个内容，他就没法乘机而人，在这其中查找漏洞。在1848年，他曾经愤怒地亲眼看见被推倒的专制国家，如今又被建立起来了。他在议会上很坦白地说：“国家机器是不可能停止不动的，法律的冲突就会变作权利之争，无论是谁，只要他大权在握，那么他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去吧。”
　　将这句话换一个角度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强权是在公理之上的”——当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时，俾斯麦是非常相信这句话的，然而他却不会那么傻，不会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这句话。他为自己辩解说：“我并没做过什么，我只不过指出一件事实而已。”
　　俾斯麦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这使他如同身处悬崖峭壁边上。随即他为上院布置通过毫不更改的预算，下院于是宣称这个议案是不合乎宪法的。俾斯麦站了起来，请议员们下午三点钟到宫里来。在宫里他对议员们宣称，君主已决定实行改革，于是解散了议会。所有的普鲁士报纸都为之哗然。有的要求对宰相应加以权力上的限制，保守党们认为还不如免了他的职务。议会解散后，只剩余十一个人，柏林人戏称，这么少的人真可以将他们装在一辆街车里头。
　　过了六个月，又召开会议，这一次俾斯麦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当下报馆的议论与演说冲突得更为激烈。路西亚在一段文章中是这样描述俾斯麦的，他说：“他的大胡子还是褐色的，与他头上的几缕短发一样。他站在阁臣的桌子旁边，魁梧的身材显得精力充沛，样子很威严。他在闲暇间的态度、举动及言谈都带点挑战的样子。他将右手放在裤袋里，这令我回忆起那些在学生们奋战时性情暴躁的见证人。‘他在言谈举止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现在讲话比第一个星期更加流畅，那时他尚未最终决定是利用议会抑或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施勒策写道：”那时，他讲话时还略带点口吃，没有两句话是互相联贯的，那是因为他一个人同时要骑两匹马！“
　　现在他却趾高气扬地说：“政府认为需要宣战时就宣战，议院无权做出决定。”有一次他说：“普鲁士国（四年前的今天出生了一位储君，这是一件很让人注意的巧合的事情）尚未奉行它的使命，并不预备只作你们议院的装饰品而行事。”他说这话是在回月27日，他所说的储君就是君王的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威廉二世。
　　过了若干年后，俾斯麦表示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胜过那些在议院里与他相对抗的人们。我们要在后来的五十年历史中寻找凭据——如同在今天看已经过去的五十年一样，一切都已成往事。从前欧洲所致力去建立的功业，在欧洲战事前后，在各国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大部分都记载在普鲁士的少年进步党的计划之内，所要求的不过是“以君主为元首的共和制”，也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步党与他们的同盟（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就如同俾斯麦给莫特利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才干是有的，不过却无从事外交的本事。”这帮自由党昨天还是受制于一个专制君主之下，并且国家同学识的积累增长是分道扬镇的，因此最初自然是缺少历练的。自由党的人们是有一定才干的，都受过高等教育，只可惜不是实干家，又缺乏创造性。这帮理想家们常常是坐在椅子上用两只眼睛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能用更加深速的眼光细致地观察现在，尝试着用以往的策略来对付现在发生的一切。
　　进步党中以菲尔绍最有意味，他比俾斯麦年少几岁，外表文弱，生长于中下层的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中。他勤奋好学，少年时比俾斯麦更有大志，同俾斯麦一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拿他三十岁时所写的信与俾斯麦在相同年龄时所写的信作个比较。（这两封信都是讨论大致相同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很早就声名鹊起的大博士、有名的科学研究家却比不上那位闲散的。虚无的、什么事都不想做的贵族公子。菲尔绍的思想是很空泛的，充满了妄想，也有些鲁莽的意味；俾斯麦却不然，他的思想全都是经过细致地盘算而得出来的。菲尔绍多次对他父亲说他有一种感觉，但却往往将这些感觉深深地隐藏起来——他所渴望的全都是感觉。他所自信的那些很强的感觉，却接连不断地被那些无法付诸实施的观念全部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所扫荡一空，被某些潮流的东西卷走。“我是一个科学家，自然从属于共和党；因为要按自然律例所限定的诸多要求和人性的要求做事，只有在共和制的国家里才有实行的可能。”少年俾斯麦的信却是言之有物的，有甄别，信中常流露出一种傲慢之情，文笔带有很深的感触。菲尔绍的信全是临时的口头之语，由于他的官职起见，他答应不做那些在政治上捣乱的事，如同1849年3 月间，俾斯麦剃去了胡须，改变装束一样的合乎情理。这两个人到了三十岁时都变成半路出家的政治家，那时的俾斯麦不过是一个二等的地主，而菲尔绍却已经是一个病理解剖学的泰斗，况且菲尔绍还是一个少年医士的时候就已因发表过多场有影响的社会评论而名声在外。此后悍斯麦从国家内部情形出发研究政治有十五年之久，菲尔绍却潜心研究纤维病理学；后者虽有些政治上的天赋，却最终败给了一个了解欧洲国情的人，其实说起来这也不足为怪。
　　他们俩人时常在议会里辩论不休，彼此都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徒劳的。当两个极赋天才的人却为一些互不相干的事在极力地糟踏自己与国人的时候，真让人难以理喻他们到底是怎么啦？
　　俾斯麦说道：“现在有一个人略微知晓一点解剖学，正面对听众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说。他在政治上对方才作演说的那个成员表示同情，私下里也与其人友好相处。然而对于解剖学，他却没有那位议员懂得多。在这些听众面前，这个演说家（辞令之妙也不如方才那位议员）可以很自信地说出几句关于解剖学的话。这个议员本来就是一位解剖学方面的专家，自然听得出这个演说家哪些地方说出了破绽，但是他要驳斥这许多破绽，是否只有在那些同样极为了解解剖学的听众面前才能将其驳倒？”
　　菲尔绍说道：“我但愿宰相能够获得那些欧洲的许多外交家们都极为看重的很高贵的地位，如同我在我的专业中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一样。他的政策是无定规的，有人称他根本就毫无政策……他可不晓得什么是民族政策，关于民族政策他一无所知。”
　　俾斯麦反唇相讥：“我承认这位议员在他那领域中获得的地位，我也承认就此事而论他确实要胜过我。但当这位议员一旦抛弃自己所擅长的专业，且在未受过任何历练的情况下来侵犯我的领域时，我就要告诉他，就政治而论，他的见解我是并不看重的。诸位先生，我在想如果非让我说出口的话月p 么我说我的政治知识要比他强得多，我并非讲夸口的话（众人大笑）。这位议员说我不懂得民族政治，我且将这民族二字删掉，反说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据我看来，这位议员是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知识的。”
　　这两人的唇枪舌战如同两个戏子在化妆间里争吵，各人夸各人是如何如何地重要，是如何如何地受众人的欢迎。没有什么比俾斯麦与菲尔绍的争吵更让人感到小气和斤斤计较的。有一次菲尔绍对他人说，他认为宰相说的话是靠不住的，俾斯麦听说后勃然大怒，非要与其决斗，菲尔绍写信告诉俾斯麦说不想与他决斗，这一次的主动挑战是俾斯麦少年时血气方刚的最后一次发作，这时他已经有五十岁了。
　　当他一旦大权在握、得心应手的做事时，建立起来的功业就更令人称道。西姆松这样评价他说：“这种政策是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在偶然间忽得灵感而作的诗歌。我们可以将俾斯麦比作是一个在绳索上跳来跳去的人，之所以有许多人称赞他月B是因为他不会从绳索上跌下来。如果我们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这样赞美的话，是不会合每个人的雅好的。”俾斯麦说：“我大可不必对雅好与正当这两个问题讨论。”
　　他就是常常运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那些对头们，但是当他一旦要动用国家这个利器时，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富有阅历的人，许多国家大事是可以用一些势力的因素来解决。俾斯麦认为冲突的最好结果就是运用独裁制的可能，其实是因为他并不想，或者说是不再去想二十五年前所渴望得到的皮尔或奥康尼的地位。像他那样的自信和他那样的把持政权，其实是一个独裁者的属性。所以当他在后来约有几十年的立宪政府的时候，他觉得不如那冲突不断的四年间做起事来那样顺手。凡是与民众权利有关的事他都是毫无顾忌的；他觉得同从前的猎熊一样，不晓得什么是危险。在“这样沉闷的国中如同普鲁士一般”还能有这样冒险的事，他很为自身暗暗庆幸。
　　参政们的仇人们现在开始报仇了，从前没有哪一个政府元首像他那样在用人上如此劳心，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他认为思路不够规矩的都被罢免。他一到任就立即开始清除那些在司法界和行政界有自由见解或是被怀疑为有自由见解的人，在最初的四年间，就有一千多名官吏被免了职。当进步党的议员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们求情，下一步该免职的就轮到这些议员头上。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们被罢免，市长、市政厅参议、彩票员、银行办事人员。公用的种痘人都被扣除一半薪水。司法界的官员们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减了薪水，有的还被取消了养老金。
　　最后他才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报界。他学习俄国，颁布了报馆条律，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得多。有一家报馆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他认为仅让其停版几天难解心头之恨，他给这报馆列出种种罪状，责令让其永远禁止出版。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都以所谓的道德的名义作装饰品，还要引据一些宪法的条文作扶助，以使“近年来由于党派或感情的潜人人心的并非出于自然的激动，将让步于比较安宁与较少成见的心境。”俾斯麦最后一招就是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和道德让他这样做的，这样君主就会相信他这样做也是比较合乎公道的。而且他也只有同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满意，因为她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在精神方面的追求还是与从前一样，俾斯麦至今还记得这位老太太关于匈牙利革命给她女儿写信的内容，并且他也记得当初是怎样答复她的。他用不着以这样的借口来宽慰自己的良心，他看不起这许多人，只要他掌权，能驯服他们就足以让他十分满意。
　　相对于自由来说，俾斯麦更热衷于权力，就这一点而论俾斯麦是一个德意志人。
　　四、奥地利受挫
　　整个德意志看见普鲁士国内的冲突都非常高兴，然而这种冲突却使政府的势力日益巩固。反动派的一些小邦们主要让议员们辩驳预算。博斯特将在萨克森，为民族之战而任由民间举行庆祝活动，并且任由少年的特赖奇克激烈的演说去鼓吹德意志自由，以激怒他那在柏林的同事们，维也纳显得尤其高兴。西摩林赞助一个立宪计划；勒克堡找出德意志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个从前当过革命党的“平民”受到了绞刑，因他发展了一个为自由与正统主义的计划——用这个计划可以使奥地利与德意志在十分钟之内就可言归于好。
　　哈布斯堡朝代的心脏开始跳动，这对那些革命的波兰人来说极为有利，那时他们看到俄罗斯与普鲁士正在订立同盟。1863年春天，波兰反对俄罗斯之所以得手，一是因为戈尔查科夫在俄都网络了一批亲波兰派，同时也是由于那些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们，能够在民族自由的口号下，掩盖着他们反对俄罗斯的真实意图。拿破仑三世也对自由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因为法兰西妇女们都喜欢肖邦那激动人心的令人痴迷的爱情音乐。不久这件事变得很紧张，居然还有下最后通碟的消息，如同在1854年那样。也许在普鲁士的手中有最后的决定权。俾斯麦正在做些什么？此时他立刻同俄国皇帝订立了陆军条约，要夺取这个机会，紧紧地拖牢沙皇。
　　英国大使对俾斯麦说道：“欧洲绝对不会让普鲁士帮助俄国。”
　　俾斯麦很平静地问道：“谁是欧洲。”
　　“诸大邦们。”
　　俾斯麦接着问：“诸大邦会联合起来吗？”大使不作声！俾斯麦花了十二年的功夫才想出这种局势，这个局势在三次重大的危机中会导致相同或相似的联合。他会在晚上花好几个小时细细斟酌所写的一百多篇提要、报告与书信判断这种局势会出现的种种可能。现在他就如同一个象棋国手一般迅速、果断、自信地施展他自己的布局。
　　自由党在议会中大叫道：“俄国人宣战，我国的政府却不顾四五千万英里的面积会遭受战事摧残卜…普鲁士人罕有为这样的一宗政策而流血卜…我们被卷人以人为猎的惨事中去，这种牵累是何其的无谓，这会令全欧洲所厌憎！”当特韦斯膝、沃尔德克及菲尔绍等发表这种演说时，俾斯麦就会很客气地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不肯让他的邻国普鲁士得了但泽与杜伦……不惜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疾病，是德意志所独有的。”
　　这两句话使这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外交而言，俾斯麦是正确的。他所要做的事，反对波兰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与俄罗斯亲近。一个中兴的波兰很可能与俄罗斯及法国联盟以危及普鲁士。但是如果普鲁士不让俄罗斯对波兰担忧，并给以一定的帮助，亚历山大就难以在当普鲁士与奥地利作战时帮助奥地利。俾斯麦很便宜地就会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的办法并非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或者是任何流血，不过是签一个字，被波兰商人仇恨罢了。他从华沙接到一封宣布他死刑的信，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用黑白带子捆的，另一封是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上面这样写道：“革命宣传委员会，已传你到堂接受审判。委员们一致同意定你死罪，决定于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俾斯麦一生不知畏惧为何物，这是他武士精神的最好体现。他就是这样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地向着目的地前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他就无法将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对他的反对、请朝廷的恶意攻击、许多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罪、还有不久就要发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枪事件，这诸多障碍置之不理。假若他的根基并不稳固，假如他所做的事都是错误的，他的胆识过人仍是德意志人文官的榜样，也是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模范。在他以后，许多领袖及诸王侯们皆因缺乏这种胆量而变得悄无声息了。
　　维也纳讲阴谋，波茨坦讲胆量，如今维也纳的人们倾向于虚张声势的恐吓，当他们那些日耳曼兄弟狂怒咆哮时，奥地利的大臣们打定主意对此付之一笑。当他们读到俾斯麦的计划时，他们已经开始微笑了。俾斯麦到任不久就曾对克罗来伊说道：“我们两国的交情，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这一点是在所难免的，普鲁士是愿意我们的交情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贵国的内阁却不愿迁就我们，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别的可能，并为之作准备。……奥地利能够选择或抛弃它现在的反对普鲁士的政策，或抛弃一宗有名誉的条约的观念。你要相信我们，我们更想保护你们。你们若是不理睬我们的话，不理睬我们的想法与期望月p 么我们想要做的事就是使你们相信，你们的选择必定是大错。”自从脓特烈少年时代以来，还未曾有过一个普鲁士人对奥地利大使说过这样的话。虽是如此，这位克罗来伊骨子里还是极为称赞这位宰相的，况且他是个匈牙利人，犯不着做这无谓的争吵，所以他很客气地以问作答，说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找赔偿？”
　　“最自然的办法就是你们把重心移到布达佩斯。”俾斯麦用一句极其聪明的话就把这位伯爵的嘴给堵住了，因为克罗来伊是个比较好的匈牙利人，必然存在着这种想法，只不过不好说出来罢了。不久之后俾斯麦又对另一位维也纳派来的大使说：“我绝对反对用兄弟们‘自相残杀’这个字眼，我所承认的惟一政策就是一种不调解的政策，一拳对一拳，重重地击打。”这种话传到维也纳去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维也纳的大臣们微笑着说：“那个人得了很重的精神病。”
　　奥地利的策略就是要更换德意志联盟的形式。要设立五个总理，以奥地利为正主席，普鲁士为副主席，此外还要设立一个无权力的代表议会，由德意志诸议院选派。当俾斯麦以退席进行恐吓时，奥地利并不占优势。现在奥地利开始提议宣召全部的王侯，然后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位分提高了一些。“我们都是上帝恩赐的王侯们，一切将由我们来商定。”弗兰茨约瑟夫忽然拜访威廉。在加斯泰因作他的贵客，难道来加斯泰因拜访老年人来挖掘矿泉吗？他提议成立一个帝国议院。议院有王侯们的议院，还有一个人民的议院。奥地利皇帝请普鲁士王跟他同去王侯们的议会，这个会议很快就要在法兰克福召开，其他王侯们也已经应邀赴约。老王威廉很想去赴会，这令弗兰茨约瑟夫很是高兴。
　　可惜这位很让普鲁士王痛恨的宰相，即使是在奥地利的山中，也不肯离开老威廉半步。俾斯麦晚年时写道：“1863年8 月2 日，我正在加斯泰因，此刻我正坐在一颗松树底下，在我的头顶上有一个长尾白头翁的鸟巢，我手中拿着一块表，正在计算二分钟内这两只白头翁会捉几次虫子给小鸟吃。当我正在冥想这种鸟会有何用处时，突然看见山溪对面威廉正一人独自坐在板凳上。”他回家后就看见君主来了一封信，让他去讨论奥帝来访一事。“这真是太迟了，假若我少花点时间去研究那些自然景物，早一点看见君王，那么奥帝的提议在他的心里留下的印象自然是不同的。”
　　“首先，他未曾看到这样的突如其来的邀请，这样短期的邀请实际上是毫无礼貌的。也许是因为奥帝的提议，这就意味着诸王侯的一致同意，所以威廉老王会觉得很高兴。……伊丽莎白皇后也逼我去法兰克福，我回答说：”假若君主决定要去的话，我也会同去，替他做些事情；不过这之后我就不再回来当宰相啦。‘这位王后对于前途显得很没信心，不再劝君主反对我的见解，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君主劝住不再去法兰克福。当我们到达巴登的时候，我心里还想他一定已经相信我的见解了，不料一到巴登，萨克森王就以全部王侯的名义再次请君主赴会。我的君主觉得难以再次推脱，他屡次说，有三十多位在位的王侯们——还派了一位国王来当信差！……哦费尽了力气，弄得满头都是汗水，最终才劝住他。他躺在榻上，不由得流出了眼泪。我为了使他坚定地拒绝到会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这时我已精疲力竭，差点就站不起来了。当我走出那间屋子时，身子晃得很厉害、脚步不定，精神状态也乱得很。当我从外面开门时，竟把门把手给弄断了！“当他将这封信辞不人会的信交人送走时，将一个盛有玻璃盅的盘子打落在地。”只有这样，我才能释放一下自己！“
　　这样一来，俾斯麦与威廉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俾斯麦拿话来恐吓伊丽莎白的母后，说君主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奥地利是在讨他的便宜。俾斯麦慢慢地使他明白过来。当普鲁士的宰相正在观察那一对长尾巴的白头翁时，他一半是个自然科学家，另一半却是个手握大权的执政家。当他正在算计小鸟们要吃多少只小虫子时，君主却正在与奥帝商谈。四个星期之内（倘若弗兰茨约瑟夫称了心愿的话）威廉又会在德意志诸王侯中坐在第二把交椅上。老王威廉因为他们派了一位君主来当信差请他赴会，他却不得不推辞，所以难过地流出眼泪来。就连俾斯麦这位铁打的人，虽然劝说君主成功，却也累得了一阵子的精神病，且必须打碎点东西才能够呼吸。一个是世袭君王，一个是宣誓效忠的大臣，现在他们俩个人开始构建一座宏大的德意志大宅，眼前却有许多障碍，好像他们永远都不会成功。
　　这就是奥地利要在德意志仍坐第一把交椅的最后一次尝试，随后就发生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
　　五、犹太人拉萨尔
　　那时，在欧洲无人能与俾斯麦的睿智相匹敌，并且这时的帝王们既缺乏想像力，也缺少实干精神。弗兰茨约瑟夫缺乏阅历；拿破仑三世的精力已消耗怠尽；亚历山大又太笨了；威廉、维多利亚。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等诸王都是中等之才，缺乏实施自己决策的能力；格拉德斯通与狄斯累利都不掌握实权；戈尔查科夫太好虚荣；加富尔虽有真才实学，名声威震四方，然而在俾斯麦登台时，他却刚刚去逝。只有在普鲁士还有一位有天才的人，这个人就是拉萨尔。他虽然没有很大的党派作后盾，并且是一个革命派，也没有一些吸引他的大对头注意的观念和势力，他却很快赢得了俾斯麦的认可，之所以将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的不是别的，而是同为天才的巨大的磁性吸引力。
　　俾斯麦是心思与体魄都非常强健的人，他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个状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一个实于家，以实干代替空洞的理想，他对待任何事情，只看重事态的轻重却不甚看重观念。在这个实于家豪情万丈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已经快年过半百了。拉萨尔看上去是一个风度翩翩、性情柔顺的男子，好像一匹被驯化了一半的阿拉伯马。他的脸型瘦长、两眼炯炯有神，虽刚刚超过四十岁，却好似什么事都已做到了尽头一般。作为一个大画家，他所有的激情都消耗到他那奇异的画笔之下，他是一个有想像力且富于思想的人；他从一个理想的梦幻世界逃人到这个现实而功利的世界里，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他还是运用那些善于辞令的语句与别人打交道，而并非用拳头。他的两眼永远盯着未来——这就是拉萨尔。俾斯麦是地主阶级的代表，经过冒险的少年时代之后，他回过头来看他那合乎流俗的生活，这是由于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在他掌握国家大权时，是不讲求什么道德情操的，只要是有利于他的国家，无论是与哪一个民族、无论是与什么政体的国家，他都可以与之联手的。拉萨尔是个犹太人，是个无国籍的人，他的少年时代是极为艰辛困苦的，而他正是从这种逆境中慢慢地爬上来。他与他自己的阶级作战，同他的承继者们发生冲突。他受自己情绪的煽动，使他为并非养育他的祖国而奋斗，使他为他所不属于的阶级而奋斗。当俾斯麦开始做事的时候并没有做出什么牺牲；而拉萨尔却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孤注一掷。俾斯麦凭借职务的升高而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拉萨尔却身限囹圄丧失了本属于他的自由与健康。俾斯麦三十二岁时就开始过上了他的门第所给予他的那种生活，而在这时候拉萨尔只有二十二岁，却在开始全部抛弃他的门第所给予他的生活。
　　这两个人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却被同一种激情所感动。这个社会党的犹太人与那位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公子都有着一副挣挣傲骨，并且胆识过人，也都愤世嫉俗。在这两个人的心中都是由于这种动机产生揽权的渴望。这两个人都不晓得什么是害怕，都不肯迁就于自己的上司，都不会实实在在地恋爱。俾斯麦特别痛恨势力强大的奥地利，痛恨程度甚至超过对并不强大的普鲁士的热爱。拉萨尔极其憎恶第三等级，超过对第四等级的同情的程度。故而俾斯麦在那群普鲁士贵族少年中，既不想要什么朋友，也得不着朋友；拉萨尔从最下层中爬上来，既不找朋友，也找不着朋友。俾斯麦并没有去过那种常常出入宫廷的那些人们的生活。这两个人都痛恨他们所属的阶级人们的器量陕隘，而且他们都好讥讽、好骂世。
　　侮斯麦喜欢插手一些国家大事：他喜欢为君主做事，拉萨尔却喜欢为民众做事。俾斯麦就好像生活在一座坚固的城堡中，虽固若金汤，却常常听见头顶上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他的命运注定是要在这人的控制下生活。拉萨尔虽听不见头顶上有脚步声，但是他的城堡却是架在空中，这将会在今后许多年里使他的神经处于飘摇状态。俾斯麦是在与诸列强下棋，而拉萨尔却不过是一个戏子而已，为自己应表演何种动作而冥思苦想。所以，由此可以得出，俾斯麦是被胸中所怀的大志所影响，拉萨尔却是被虚荣所影响。所以拉萨尔能够以成功和期望为乐事，他在这其中能看见更远的将来，超过俾斯麦所能看到的；俾斯麦想要得到的很少，他看重的是事实而非表面的东西，所以他会很注重培养自己的忍耐性。可以从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俾斯麦的寿命必定长于拉萨尔，而拉萨尔享受的快乐时间也必定多于俾斯麦所能够享受的。
　　他们俩人一见面，在世人尚不甚了解他们各自的价值之前，彼此就已了解彼此的价值。假若俾斯麦和菲尔绍决战而死于1863年，他的名声就决不会大过拉多维茨，这个人如今早已被人们所淡忘。拉萨尔虽比俾斯麦小十岁，然而一开始做事，就死于同别人决斗中。他这一死，好像他所做的一切都随他一道逝去。谁知这“拉萨尔”三个字至今仍被许许多多的人民所崇拜。他的死去却使他更加扬名四海，因为他想实行他的理想，但是实行那一天却不知何时才会到来？俾斯麦已达到他那明确的目的，他的功业仍是纯粹德意志的。
　　促使这两个人会面的就是同市侩派们的斗争。俾斯麦需要凭借势力来反对宪法；拉萨尔却是靠发动民众。俾斯麦手中有权势这把利器，他把这把利器强行加给民众；而拉萨尔却是有民众听他指挥，民众在那儿大吵着要这种利器，拉萨尔却无从给予他们。他们俩人都想当独裁者，指挥他人；他们都厌恶自由贸易，无论是货物还是理想，都厌恶那些主持自由贸易的自由党，在这一点上他们俩人的格言还是极其相似的。1862年9 月俾斯麦说道：“权力问题很容易变作势力问题。”1862年4月拉萨尔这样说：“宪法问题其实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势力问题，这些用条文写出的宪法只有在充分表达当今社会中诸多有关势力方面的问题时，这样的宪法才能显得宝贵并且持久。‘当拉萨尔由于说出这句话而受到别人的攻击时，他对此的答复很有些像俾斯麦。他说他并非是要将强权加于公理之上，他并不是定一条伦理学的假定，不过是记载一件历史事实。拉萨尔的感觉是与俾斯麦相同，都是很强固地趋于强权的政治，所以他在一本戏里头，让西金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这样说道：”只有利剑才会有这样的力量，它可以使所有伟大的事业、所有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如愿以偿。“
　　既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毫不惊诧普鲁士的伯爵们在上院与他一致同意；我们也不奇怪《十字报》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实在的人物；自由党既无刺刀，又无拳头，也没有天才之能来打动别人。”因为这时反对党的目的，只在于将工人拉到他们这一边来月「诱他们脱离进步党。有一个保守党成员这样问道：“我们能责怪工人们不扶助并不为他们办事的政府吗？”俾斯麦立即将这个意思付诸实施。他派一个委员团去专门研究有关养老金的问题，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他还请议员们“讨论一个问题，国家处在如同雇主的地位上，是否能够先作个榜样，制订作工章程，好让其他的雇主们有个依据。”他接着往下说，在尚未辞退工人之前就要事先制订好有关工人的薪水标准，公断工人间的纠纷，成立工会组织，为工人制订医疗保障制度。在他当上宰相的六个月之后就有这样的社会计划，在1860年与1870年之间，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规划。俾斯麦的这些做法都是与拉萨尔的要求相符。
　　你斯麦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自一颗爱民之。D ，而是出自于对中产阶级的痛恨。因为国人反对他的政策，他也曾尝试过介绍给民众社会改良的观念以收笼民心。那些富足的雇主们在议会中宣称他们自己是人民大众的朋友，拉萨尔在他的书信中和他的演讲词中极力地反对这帮人，怒斥他们的双重的道德标准。听了这些斥责的话后最为心喜的莫过于宰相俾斯麦了。这时已经有人说拉萨尔才成立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原反对党的傀儡布赫尔关照他说：“你要小心！就事实而论，你这样做是在帮政府说话。现在让你出头讲这些话，不久他们就会收拾你的！”
　　拉萨尔同俾斯麦一样都是在革命时代生长的，这就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一条永远洗刷不掉的记号，他办事从不对他人设防，从不问他的同盟们是从属于什么政党，只要是他的仇敌的仇敌，他就同他们携手。他是一个社会党人，却胆敢当着公众的面去亲近那个受众人指责的外交总长。这两个人对于外交政策的许多见解常常是不谋而合的，拉萨尔要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他的这种想法却是在俾斯麦之前。在1849年间有许多身穿官服的人从法兰克福来到波茨坦，想为日耳曼寻求一位君主，拉萨尔讥笑他们这样做是只是徒劳往返，为什么不简单地颁布敕令说明有日耳曼存在。因为他的眼光只放在群众身上而并不在诸王侯身上，他认为德意志统一只是个种族问题，而并非朝代问题。从1850年到1860年整整十年间，促使俾斯麦成了一位职业议员，使他在1860年写了他那关于德意志议院的简报；同时拉萨尔承认不必剥夺请王侯的土地也有德意志统一的可能。他与神斯麦都一致赞同反对奥地利一匈牙利，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的二千六百万人民并非属于德意志种族，他们会阻碍德意志的统一。这两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是殊路同归的，因为拉萨尔并没有见俾斯麦的诸多著作，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见解，用以对付奥地利。
　　对于拿破仑三世，拉萨尔与俾斯麦两人的态度又是相同的。拉萨尔虽然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但是一旦到了危急的时候，他是宁愿与法国联手来抗击奥地利，而不愿与奥地利联手来反抗法国。拉萨尔所发表的公函与傅斯麦所写的私人信函确实有相同的效果，他在公函中这样写道：“拿破仑三世若是按照南方的民族主义而对欧洲进行重新划分的话，我们在北方也应该作同样的事；假使他解放意大利，我们就该夺取什列斯维希；普鲁士只有这样才能够得以洗刷奥尔米茨之耻。……普鲁士若还是犹豫不决，作观望状，那不过说明了这个君主国不再能解决一件民族的事情了。”拉萨尔与俾斯麦所不同之处就在于，拉萨尔会动辄将民族派的招牌亮出来，这对于他这个捣乱家来说是大有稗益的，而俾斯麦却是一个外交家，民族派的招牌对他来说是无甚用处的。而且拉萨尔原师从于黑格尔与费希特，所以他的理论与言行多带有哲学的基础，这就大大超出了以马基雅弗利为师的俾斯麦的需求。拉萨尔称：“这个玄学的民族，这个德意志民族，得了这个大锦标，得了这个至尊无上的历史名誉，这一切都是要感谢那充分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历史符合整个民族的发展，因此就能够从简单的、精神上的民族观念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王国，因此能够通过思想而产生客观实在的物质。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像上帝创造世界！……今天的这件事变作一种宗教，在德意志统一的这大的、人心所向的招牌下，这件事激动每一个高贵的德意志人的心。当整个德意志都在鸣钟欢庆德国诞生的那一天，我们也在同一天欢庆贺费希特的正节，这是他的精神与物质结合的佳节！”
　　俾斯麦对拉萨尔的文章的装模作样的派头表示出极大的宽容，他将拉萨尔的这篇文章牢记心头，并从中推敲出自己的结论。他也曾经读过这位新领袖恭维他的话：“悍斯麦对于宪法有着极为准确可靠的知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许多见解与我自己的诸多学理完全和谐。他很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宪法，他对此的了解并非是从写在纸上的文字得来的，而是从客观现实的环境中得出来的。”没过多久，拉萨尔虽然在莱茵地区的一次规模极大的会议上当众大胆地说：“进步党在同法兰克福的诸王侯们调情，以使俾斯麦坐卧不安。……假若我们要同俾斯麦交换一下子弹的话，即使在开火的时候，公理也会强迫我们说道，‘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而其它人都不过是些老太婆’。”
　　俾斯麦尚未读到这些话时就从索林根收到拉萨尔的电报，拉萨尔称那里的官兵们禁止他开会，他在电报中写道：“身为进步党的市长带领十名宪兵，每人都佩有枪支和刺刀，蛮不讲理地解散了我所召集的工会。我对他们这种不合法律的做法提出抗议，但抗议无效。参加集会的工人有五千多名，我费了好大劲才使他们不以武力反抗。请您尽快给予一个合乎法律的满意的解决办法。拉萨尔。”
　　说来也巧，这封电报来的极是时候。因为几天前俾斯麦正在动用手段反对诸王侯的议会，会上曾为德意志联邦会议要求介绍普遍平等的选择权。他将这封申诉不满的信交给司法官们。拉萨尔为此专程谢访。在后来的1863年到1864年冬天的这段日子里，拉萨尔拜访过俾斯麦不下十几次，也许次数还要多一些，每次见面他们俩都会谈好久。许多年后，他也十分乐意对别人谈起他与拉萨尔的交往。一次在帝国议会上他这样说道：“拉萨尔的个人魁力在许多地方深深地吸引着我。所有与我交往的人中，我认为他可以称得上是本领最强、为人最和气的，他胸怀大志。……我们常常是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每一次我都极为痛恨谈话的告终。……我猜测他对我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认为我是一个有睿智且愿意倾听别人说话的人。”
　　这是两个堪称当代最有魄力的德意志人的谈话，谈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德意志是否可以以王侯为单位而统一呢？亦或是以民众为单位而统一呢？他们两个人的谈话都与那些根本改革派所说的非此即彼的办法相分离。拉萨尔如今看出德意志共和是根本不可能的，俾斯麦也不希望实行只创立诸邦王侯的联合会。他们在私下里也都不认为被自己视为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只是一腔空想。
　　俾斯麦说：“你为什么不同保守党联手办事，是因为你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被人选吗？我们的利益与你们的利益是并肩前行的，你从你的观点出发而为之奋斗，如同我们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并为之奋斗一样，都是要反对那些市侩派们企图夺取政权。”
　　拉萨尔答道：“大人，只是这一次劳工党与保守党似乎有联盟的可能；我们并肩前行，然而我们并不会携手走得太远，也许以后我们会很激烈地反对对方。”
　　俾斯麦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人之间中哪一个能够同魔鬼在一起吃樱桃？这我们将来就会晓得！”
　　就事实而言，他们俩的争辩与拉萨尔的计划内的两点有关，却都是俾斯麦为自己的利益起见而想实行的。在此之前，他曾就国内人人享有选举权而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一个国家里有许多关于君主制的传说。忠于君主的信念会使自由派的市侩们的势力宣布告终，而导致人们公举君主派的代表。普鲁士人民是忠于君主的，只是那些选举章程人为地作了限制，阻止他们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俾斯麦认为现在向普鲁士介绍普遍选举尚为时过早。倘若他走的太慢，拉萨尔就会走的越快。拉萨尔尝试劝说俾斯麦介绍普遍选举，不仅仅要向德意志介绍（届时再介绍——因为这两个人都相信必定要先有一场大战，然后才能重整德意志联邦制）而且要用一道敕令，立刻将普遍选举这一观念介绍给普鲁士。然而俾斯麦认为这样做时机尚未成熟。
　　拉萨尔给俾斯麦写信说道：“我该怪我自己，因为昨天我忘记了一定要再说一遍有关选举权资格的事，一定要将其推广给全部的德意志人。这对政权来说是一件巨大的利器！这样才可以真实的道德征服德意志！至于有关选举的技术而言，昨天晚上我又读了法国立法史。这种技术对于我们的地位来说是无任何价值的，即便如此我也很想经历一番，现在我可以给予你所想得到的东西——‘有符咒的灵验秘方’，这可以阻止人们规避投票与分散选举票。我绝对相信我的建议是很有效力的。我要同你讨论的选举技术和其它一些要事。我静候你的约见，恳求你约见的时间最好安排在晚上，并且一定不要让别人打扰我们。”
　　在这封信中透露出二人的一些亲密的语气，并很显然能从中看出这次约见是谁最先提议的。让我们想像一下，一个虽有四十多岁但仍较年轻的人给一位尚未到五十岁的较老者写信，然后他们相约见面，其时俾斯麦正躺在一把交椅上，边吸烟边倾听那位热心客人的谈话，随后俾斯麦企图用一句戏语如“有符咒的灵方”来激恼拉萨尔。在这封信里，有多处显示出这两个人都极为爱好的精神决战。这封信写过五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打乱了他们二人的交往。这件事就是普鲁士开始攻打丹麦，拉萨尔变得更加焦虑不安：“我原本不想再烦扰你，不过由于环境所迫，我却不得不这样做，请你务必原谅我。上个礼拜三我曾给你写信说我有你所需要的有‘符咒的灵验秘方’，我想我们下一次的谈话应该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刻不容缓的，我将冒昧地于明天早上八点半来拜见你。”
　　这个人竟是这样地热心，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一直向前，可要将他引人他所从来不敢期望的境地！可惜俾斯麦此时正在打他的仗，看来这个普遍选举权的问题只好暂且后置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拉萨尔却由于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谋反罪而站在法庭受审。他在最高法院上说道：“我不仅仅只要推翻宪法，也许用不了一年的时间我就完全可以将其推翻。我能为此而孤注一掷！如今牌都摆在桌子上呢。因此我在这个严肃的地方告诉诸位，很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俾斯麦将如皮尔一样，实行普遍选举与直接选举！”
　　皮尔这位英国政治家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庄严的回响，但在法庭上却没有一个人能听得出其中另有的意味。拉萨尔以其独有的睿智，用这样精彩的话来剖析了这位无人能够理解的宰相。他说出二十五年前移斯麦所奉为模范的人的名字，从前降斯麦称他之所以不愿作官的原因，那就是在普鲁士他无法作皮尔的角色。这两句话是俾斯麦在二十五年前的一封信中写到的，只有他的几个亲戚知道这封信，其余的人却是不晓得的，也许写这封信的人自己也不记得了。但是他却晓得以前他的确是常常将皮尔、奥康尼、弥拉波等人装在心里的；当他读到这位犹太革命家是如何大胆地为自己的反政府罪行辩护时，俾斯麦是从内心里敬重拉萨尔。俾斯麦的心声拉萨尔自然是无从得知。
　　俾斯麦有两条计划是跟着拉萨尔走的，拉萨尔这位社会党人引导这位反动派的宰相按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引导俾斯麦扶助生产合作社，要求政府给予一亿元扶助款，并且还要大规模地创办国有事业。拉萨尔的意图就是要按照新的马克思学说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俾斯麦的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权力，用以巩固这个君主国。这两个问题与那个普遍选举权问题是相同的道理，都是要用相同的方法来达到不同的目的。过了许多年俾斯麦谈论起这许多方法时说：“这是一些重要且颇有深度的方法。”但是如今他只不过感谢拉萨尔送了他一本有许多新的发展观念的小册子罢了。
　　但是俾斯麦这样做却并不能让拉萨尔满意，他认为俾斯麦应该将这本小册子送给皇帝，以便让威廉也能够晓得“什么样的国家还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现在他却变得真正有些让人心烦，为了这件事他竟要求见宰相。他的态度显得有些急躁，这令俾斯麦很不高兴。俾斯麦并未因此而打断与拉萨尔的交往，不过从此之后他们的交往却比以往发展缓慢了些，直到有一年发生那次导致致命伤害的决斗之后，俾斯麦就再也未见拉萨尔。
　　到了春节，拉萨尔的活动却是更加频繁，他亲自组织了西里西亚的穷苦纺织工人们所派的代表团与君主会面。这在普鲁士的历史上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大事。当这个代表团与君主会面之后，在前厅遇见了俾斯麦。他问了这些职工们好几句话后说道：“我想你们下个星期恐怕还是吃不到烧鹅这样的大餐。”那些可怜的职工们，站在大厅里瑟瑟发抖，简直像一群乞丐，惟恐自己在君主的金殿里那光滑的地板上滑倒。随后宰相同他们聊了一会儿，说了几句带有恐吓色彩的俏皮话。这时俾斯麦犯了一个错误，他的这几句俏皮话本意是想借机拉近君民关系，然而如今却使君民的隔阂进一步加深。拉萨尔的住宅装修得极为华丽，当工人们去拜见他时，这些工人们站在昂贵的土耳其地毯上和那些石雕像之间觉得手足无措，很是不安。这些穷苦的人民看见拉萨尔在各种演讲的场合上都会穿有一些新颖华丽的背心，这使他们很不舒服，认为拉萨尔与他们并非同类。
　　但是俾斯麦却用很严厉的手段来限制那些官吏们的许多社会特权，他要求新近成立的工党附合他，并且他还要同四个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保持密切关系，当然除了拉萨尔之外。这四位作家中有一位就是布赫尔，他曾经因反抗纳税而被贬出境后又被赦免回国，后来便成了《北德报》的诸多办事人之一，这《北德报》是俾斯麦的政府机关报。另一位是布勒斯，他曾写过一首诗，诗曰：“我们用红色来绘画，我们画得很美，因为我们是在用专制家们的血做颜料！”他也在《北德报》里作事。李卜克内西到这家报馆则是在布勒斯之后。俾斯麦委托布赫尔去请马克思人这家报馆马克思却不肯从命。李卜克内西不久就离开报馆，因为他知道布勒斯受了政府的贿赂。布赫尔在报馆里整整呆了二十年之久。当我们看见俾斯麦作这样冒险的尝试，从他敌对的阵营里招募新兵时，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个疯疯颠颠的贵族公子的身影。
　　俾斯麦是国家社会党的一员，有一次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在处理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穷苦情形时，只听雇主的一面之辞，让俾斯麦大为恼火。他问这位长官，为什么办事不站在公道的立场？如果是公道办事，就能够正确处理这些事情，而不应只听雇主们的一面之辞，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俾斯麦认为这个人缺乏断事之才，于是提议革掉他的官职。随即他又派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工人工资问题、养老状况及其它一些帮助工人的方法。工人这方面的需求“需要一个能明白事理的人仔细倾听，这个人还必须维护工人们的利益以反对雇主。”同时俾斯麦还劝君主自解私囊，拿出七千元钱，按照拉萨尔的计划，试着发起一个生产合作社，以便“可以广泛推广这种作法，尽管会花费许多人力物力，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多长些阅历。”这个合作社是需要注册的，并且享受行动自由。这一点是促发工人积极性所必需的，享有了这种权利，就可以使工人既可拿到工资，又可以得到卖出货物的余利。俾斯麦痛恨自由党，又盼望有一个新的同盟，就是这样才变为普鲁士的第一个国家社会党。
　　这年夏天，为了一件名誉的纷争拉萨尔决定同别人决斗，最终死于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的枪下。在政府宣布反对国家干预社会事务时，俾斯麦在报告中插入一段文字：“织工们的食品多以洋葱汤加盐的稀饭为主，只有很少量的肥肉，咖啡也已减少到最低量，这些仅够他们养命。”报告中称，由于各处都争相效仿，向国家求助援救，国家是不可能—一照顾到的。俾斯麦读到这里，停下来大笔一挥在旁边注道：“难道国家就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不再帮助了吗？国家能帮助！‘俾斯麦就是用最后这五个字表达他所有的发展的意志。这五个字就是他与拉萨尔常常讨论的回声，也就是那年冬天，拉萨尔所引诱他讨论的。
　　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我现在虽是在这里当宰相，但只不过是箭房里尚未射出的最后一支箭。若是你肯担任这样的职责，将斯堪的纳维亚打成一片，并成立一个帝国，我就肯统一德意志。将来我们要成立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一德意志同盟，势力之强大足以统治全世界。我们有着相同的宗教和相同的文化渊源；我们的语言也相差不远。我想请你告诉国人说如果他们不肯照我说的去办，我就会让他们动弹不得，否则当我决心攻打其它一些地方时，我的背后会有一个极大的仇敌。”
　　这是俾斯麦写给一个老朋友的信，这人是丹麦人，有时与俾斯麦结伴打措。他的这封令人惊愕的信似乎只是在与他的老朋友开开玩笑。这个丹麦人是布利克森伯爵，如今在丹麦任宰相一职。我们可以猜想他会将这封信读上两遍。倘若他晓得俾斯麦的为人，他就会知道俾斯麦绝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疯子，也不是一个妄想家，而是一个善于打算的人，一个实干家。乍看这封信以为不过是一个糊涂的政策，细细想来却不然。大约在四百多年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三块土地原是联合的，统治人原是从波美拉尼亚来的。这封信不只是说笑话，也许是一封警告信。因为俾斯麦的目标向来都不会在乎那些绝对得不到的东西。他今日的警告只是为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而发的。
　　这两块小地方就如同德意志身上的刺。在最后五十年间，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的群众的意见与态度就是一个指出德意志渴望统一的寒暑表，因为这两个小国要永远合而不分。搜寻整个欧洲四百年前的条约，其实并无人注意，就连什列斯维希人与霍尔施坦人也不注意。有人对丹麦君主的男女储君与霍尔施坦的公爵们很是费了些脑力。现在这样的一位君主死了，继续君位者就在什列斯维希与霍尔施坦及其它地方宣誓，称要忠于新的宪法，与作劲敌的民族主义者发生了冲突。有一个叫奥古斯腾堡的公爵将他的土地卖了二百万元，他的儿子发现卖契有漏洞，就利用现在的争端，溜回他祖先的领地写了篇宣言书，一开始就说“敕谕我的臣民”，让人民宣布他为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公爵。
　　谁知他的身边就有了一个埋伏好的普鲁士人，这个普鲁士人不太在乎这两块地方的德意志特性，他们当了德意志联邦会的会员后，不过替反对普鲁士党增加了势力。这个普鲁士人却很注意增加普鲁士的势力。一方面他虽然知道如何去利用那些渴求德意志统一的多数北方人的热心，然而他的思想的中心却在于：“怎样才能将这两个侯国变作普鲁士的两个省？”他的结论如下：“我常常坚信这个道理，如与丹麦进行私人交往联络的话，肯定会比现在的交情好得多；作一个独立的元首肯定要比这私人的联络好的多；但如要同普鲁士联合的话，肯定要比作一个独立的元首好得多。只有发动事变方能达到这一点。他既然是马基雅弗利的高足，所以必须要先同丹麦进行交涉，再用这个奥古斯腾堡来反对丹麦，随后再与奥地利交涉——期盼一直胜利到底。
　　即使这种政策并没有把全部的详细计划都考虑进去，至少也是一串珠子，串起所有事情，并且预先将串珠子的绳子制好了。当1863年中期这件事变得越发紧急的时候，整个德意志都在欢迎这个奥古斯腾堡的少年公爵决定从外国手上夺取一块德意志土地。俾斯麦在国事会议上站了起来，提议夺取这两国的土地。威廉听后抬起头来说道：“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两个侯国的权利。”
　　俾斯麦说：“从前的大选侯，腓特烈王在普鲁士与西里西亚有过什么权利？全部霍亨索伦族都是开拓疆土的人。”
　　君主听后默不作声，太子举起手来直指上方，好像在说这个人是否神经上有问题。诸臣们都不作声，连罗恩也不吭声。会议接着讨论当日的公事问题。后来俾斯麦读议事程序时发觉自己的提议并未被列人其中，秘书解释说这是君主吩咐删去的。“君主好像认为我这样提议是中饭吃得太饱的缘故，其实这样想是不应该的，我认为他喜欢不再去听我所说过的话，但是我必须将我的提纲列人细则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道：“如今我办理外交事务的手段与我以前打水鸟的手段是如此相似，都是先用脚小心地试探一下，然后才能够放心地站在那堆青草上。”他很感谢什列斯维希事件的起落，这样他就可以操作奥地利，首先将奥地利拉到自己的这一边来，随后再甩开奥地利，最终将奥地利一脚踢出联邦议会之外。假使不是杜伯尔、柯尼希格雷茨的胜利，当然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条路会使他走到欧洲的悬崖峭壁边上。他常用一双眼睛来观察欧洲列强情形，这双眼睛也如驯狮者的一双眼睛一样，常常盯着他的君主。他有过几次差一点儿就要失败，但是他却有着层出不穷的鬼把戏，每次都使他化险为夷。在土耳其有一句谚语：好运总是喜爱那些有德行的男子。如果这句话是真理，那么俾斯麦必定是一个极有德行的男子，因为他的运气总是特别的好，尤其是这一次耍手段的运气好。
　　假设此后他还是想单枪匹马的攻打丹麦，就会先惹怒欧洲来攻击他，然后惹怒奥地利来攻击他。所以他不会这样做。他告诉维也纳的外交总长勒克堡伯爵说他愿意独自担任所谓的解放两侯国的任务，这是当时最合乎德意志民情的举动。他用这些恐吓的话来迫使勒克堡伯爵附和他。当他一旦拥有这样有势力的同盟后，就不会再去理会德意志联邦会。对欧洲各国的种种疑虑与不安，俾斯麦都—一安抚好。欧洲相信由于这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存有的敌视使哪一个国家都不会取得绝对的胜利，这样就会让欧洲很安心。俾斯麦就是这样一箭双雕，一方面让奥地利作自己的同盟，另一方面使欧洲保持中立。这样一来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普鲁士要联合奥地利对丹麦作战。在战事尚未实施之前，俾斯麦如此写道：“在奥地利尝试重新整理德意志联邦议会之后两个月，当无人再提及这件事的时候，奥地利对于对丹麦作战一事极为高兴，这不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吗？今年夏天所要办的事是我们十M 年努力所未能办到的。奥地利已经采用了我们的计划。然而在去年十月，奥地利会当众耻笑这个计划的。奥地利愿意同普鲁士联盟，却不愿意与符腾堡联盟，奥地利将接受我们的帮助。倘若今天我们掉过头来不再去理睬奥地利，那就意味着奥地利的内阁就要倒台。从前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柏林来指挥维也纳，法兰西也来巴结我们。我们的讲话在伦敦与圣彼得堡都很有分量，这是近二十年所未曾有过的。我们的力量并非来自报馆与两院，而是来自强权政治，来自我们应有的实力。如今我们的力量尚显软弱了些，忍受力也不够，还不足于成就大的事业。……其实我并不太信任奥地利，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它的帮助与附和。至于将来是否要与它分道扬键，以什么理由分离，那只是将来的事，现在先不要考虑。”
　　这一段话是弓咱俾斯麦在1863年耶稣圣诞日那天写给巴黎的戈尔茨的一封长信。通过这封信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在自己的劲敌面前大摇大摆。他的这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白，因为当他说“我们”二字时，实际上指的是他自己。
　　俾斯麦在尽力争取君主的支持。在这番奋争之前，俾斯麦在议会中也极力抗争。从他与民主党的争辩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同一个议院联手办事，是难乎其难的。除非每个国家都是这种情况，与政府国议院协手，即便如此，这之间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菲尔绍说：“我们要赶紧去告诉君主，危险就要来临了。宰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那么多立场、观点……他在还没有罗盘的情况下就开始向外交这个大海洋里疾驶……他根本无法辨别方向。……他根本不明白人们的呼声……他用粗暴地手段破坏了德意志与普鲁士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这就是他的弱点。他将灵魂已卖给了魔鬼，这注定他永远也逃不出魔鬼的手掌。
　　俾斯麦说：“今天这个有三百五十名名议员的议会，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却不能指挥这个可以富兵强国的政策，不能对政策所制订的计划奉行到底。……所有那些并非专家的政客都会知道在棋盘上每移动一粒棋子将会对全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政治并不是一门准确科学。……我不怕民主制度；假若我害怕民主制度，我就不下这盘棋了。（这时有一名议员喊道：”一盘棋！一盘棋“！）假若议院不肯投预算票，那么我们就要无论哪里有钱都要抓来一用。”议院随即投票否决了关于借款作战费的提案，俾斯麦一怒之下解散了议院，直到第二年才重新召开议会。
　　这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俾斯麦制定了许多与他的政敌们相反的措施。菲尔绍是个科学家又是个无神论者（他不信奉宗教）。那时我们原可以盼望俾斯麦这位信奉基督教的政客应该将那位不信奉教的（指菲尔绍）交给魔鬼，然而最终却是菲尔绍将俾斯麦送到了魔鬼面前。
　　俾斯麦一方面在议院强行实施君主给予他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却利用议院来限制、恐吓君主。他说惟有一种强硬的外交政策，那就是打仗方能够堵住那些反对整治陆军者之口。他又用符咒来迷惑住在柏林的克罗来依，并用威胁的话语来恐吓维也纳的勒克堡，对他大谈民族主义的德意志情调带有革命的倾向。在维也纳上议院的人们获得的消息比较确切，有一个议员耻笑勒克堡的报告中并不符实。他说：“我们要同普鲁士的内阁联手去打仗，这是全世界的人们都不以为然的事，然而我们却要做！俾斯麦的胜利会使他国的人们清醒！普鲁士政府在本国公然地宣布要去开疆拓土。普鲁士刚刚偷吃了西里西亚尚未来得及消化，却又对这两个公爵国垂诞三尺，居然还要我们的军乐队出去大吹大敲地陪同他们进行！那么试问一下，我们的军乐队应该奏什么调呢？”
　　普鲁士国王如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被俾斯麦的催迫，另一方面还要时不时的接受他最亲近的人的警告。这来自两方面的力量令他迟疑不决。他眼看着野兽在他面前闪过，却又不敢去抓它。有一次，他很郑重地问他的宰相说：“你不也是一个德意志人么？”就在俾斯麦感到很绝望地时候，他写信给罗恩说道：“有一件事我是十分地困惑，君主竟不赞同这场革命。君主是宁肯相信他的对头也不信他的巨子。听上帝的意思，再过上二三十年，这件事就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我们子孙们却不然。……除非是奇迹出现，否则这盘棋必定会输，我们都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帝知道普鲁士还会存在多少年，若是上帝知道普鲁士将要亡国，我的心里真不知有多难过。”俾斯麦就是这样不停地念叨着上帝，他只有在特别迷茫或是遇到特别棘手的问题时才会乞求上帝的帮助。
　　到了后来，俾斯麦终于说服了威廉，决意与弗兰茨约瑟夫联手作战。此时俾斯麦尚未打定主意，究竟是要替谁去征服这些别国的土地。他还要别人接受这种观念，那就是称这场征服战争为“公道的战役”。这场战争说是要解放这两个公爵国，实际上最终是大大有利于德意志联邦议会。当这位外交家第一次开火之后，还是不肯安静下来。他匆匆地给罗恩写了一个字条，上面写道：“在岛上的士兵只有两个中队，人数是不是太少了些？……假若我们的炮兵守不住海峡，我们的军队就会成为笼中之鼠。而驻在霍尔施坦的士兵又太多了。我们为什么不派些士兵来守住这个岛？对你谈论这些军队事问题请你不要见怪。”假若罗恩给他上政治性的提议，俾斯麦会说些什么？但是他的责任更加重大，大过任何一位军长。这场战事原本就是他所想出来的，也是冒了险的。
　　俾斯麦的军队在三个月之内便攻下了杜伯尔，占据了全部的领土，一直到亚深。伦敦方面召开议会，要求先停战。俾斯麦特别关注巴黎的态度，对拿破仑三世讲了些空泛不着边际的话语，但愿法兰西此时保持安静！现在俾斯麦只能与他人合作，替奥古斯腾堡公爵说话，目的就是想通过公爵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企图。俾斯麦借助于律师的鬼把戏，强迫公爵让给普鲁士许多权利，这样足以使奥古斯腾堡公爵一开始便无甚势力。
　　在伦敦的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也愈来愈多，这种情形使事态随时有可能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变。俾斯麦不得已又将公爵宣召到柏林。在他设法让公爵与君主及太子盘桓了一整天之后，直到快到半夜的时候，他才同公爵相见面（这也是启示或暗示的手法之一）。见面后俾斯麦提出两个很新鲜的要求：两个侯国都不能容许留有自由党捣乱者。在这之前，公爵已毫无犹豫地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全部条款（因为他只想统治他的国家），现在在他与威廉会晤之后，公爵觉得自己的地位已基本巩固。于是对于俾斯麦这次的要求，公爵第一次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说，按照他的“宪法”条款，他必定得要求他的臣民们答应全部条款。难道这个傻子在君主的宴席上喝了太多的香摈酒，以至于更加神智不清了吗？他在他所已经答应的条款之下还要附加条文，他想使这些条款作废吗？谭斯麦打定主意，决定要将所有的土地都归普鲁士所有。他立即运用他的技巧，以证明所有的奥古斯腾堡的权力都是无效的。他认为这种地位的情形与事实有极大的不符之处，因为他曾这样写道：“我在政坛上呆的时间越久，我就越不想相信人谋。”
　　这场战事的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只是在七月份的两个礼拜中进行的，终于奥普两国取胜。这两个公爵国的土地如今都被普奥这两个国家所掌握，现在惟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处置这些土地。普奥两国的君主为此专门在兴勃隆宫里相会过一次。两位君主与俾斯麦及勒克堡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四位同盟为他们的胜利果实而激动不已。威廉坐在那里，也许是良心发现，显得有些不安。勒克堡也是这样，他本是个简单且直爽的人，根本不会玩这样的把戏。弗兰茨约瑟夫与俾斯麦却是很镇定地坐在那里，表情从容。在他们俩人的心里是要打定主意相互欺骗。
　　俾斯麦说：“现在历史已经将我们紧紧地联合在一起，如果以后我们还会联合在一起的话，德意志就会处于我们的领导之下。这在政治上抑或是在朝代的发展上，对我们彼此都是大有稗益的。只要我们联合一天，德意志就在我们手上一天。…，假若我们共同所获得的土地不是在霍尔施坦，而是在意大利，又假若伦巴底归我们两国共同支配，那么我绝不会试图去劝说我的君主相信我们的想法，应该反对我们之间的联盟。”
　　弗兰茨约瑟夫说：“你的意思是要将这两个公爵国变成两个省呢，还是关心普鲁士将在这两个国家之内获得多少权利？”威廉听后并不作声。
　　俾斯麦回答说：“陛下当着我的君主之面问我这句话，让我很高兴。我也很想知道君主到底是怎么想的？”威廉犹犹豫豫地说道：“我实际上在那两个公爵国内并无什么权利，我也不能要求任何权利。”
　　这场戏演得可真是好看！两国的宰相都不想出头，只有强迫他们的君主出兵舌战。通过士兵们浴血奋战的土地，这两国的君主却不知如何去处置。他们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却也只有用宫廷中所用的冠冕堂皇的话表达出来。那位年纪较老的君主，说他在这两个公爵国里并无什么权利，实际上他越是这样说越就令人生疑。威廉这样说也表明了他并不承认，换言之也就是并不支持俾斯麦采取的这场军事行动。这两国的君主都装出很客气的样子，彼此互尊称“您”，“陛下”及“贵大臣”等敬辞。会谈之后，他OJ开始享用早餐，餐具一律是金银制品，显示着至尊无上的高贵。那个沮丧的宰相，尝试着用哈布斯堡地窖里藏着的上好佳酒来浇灭他心头的不快。
　　七、会见拿破仑三世
　　国内的冲突已越来越激烈，丹麦之战不但没有平息人们的骚动，相反却犹如火上浇油。议员们不肯答应整顿陆军，政府在这时却宣称整顿陆军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是自由党却不难证实其实整顿陆军并未开始，他们之所以反对的焦点就在于到底是用强权来治理国家还是用公理治理国家。直到普鲁士在战场上打胜仗后，问题还是没能解决。1865年1 月，人民的代表们又在议院里相见，这一次神斯麦显得极其谦和有礼。在这场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待人温和了许多，不再动辄挖苦别人。而在战争胜负未决时，他待人却是极为严厉的。自由党们是绝不可能对诸事不闻不问的。他们说：“政府不过是随着舆论的趋势走！”俾斯麦听后立即反驳道：“假若你们不通过这第一次借债就可以征服杜伯尔与亚垛，那么现在我盼望你们不通过借债来创建一只普鲁士海军。”议院与政府之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普奥两国的争执也是这样，奥地利不愿意所征服的土地归普鲁士所有，而是想把这个地方变作德意志的一个独立联邦。维也纳新上任的外交总长曼斯多夫伯爵是出身贵族，却不甚配作一个政治家。他为人乐观，品味高雅，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然而私下里却也是一个阴谋家，如同十年前图恩伯爵在法兰克福一样。俾斯麦对在柏林的克罗来伊说：“你看看，我们站在两位公爵国之前如同两位客人，面前摆好了丰盛的宴席。但是其中的一位客人由于自己的胃口不太好，就很严厉地禁止另一位肚子已经很饿的客人去吃酒席。对我们来说，只有等待时机，现在我们还是能够友好相处。”
　　到了夏天，维也纳方面对普鲁士越来越不放心，看上去似乎都要到了绝交的地步。俾斯麦此刻的心情很不平静。这一次的最终目的，也是他为之奋斗了十五年的目标，如今就要实现了。他在一次政事会议上，镇定地令人不可思议地说道：“时机是利于一战的，但是作为一名大臣却不能去劝君主走这条路，只能由君主自由决定。”
　　当威廉摆脱了兄弟国之间相互残杀的恶梦之后，又来到加斯泰因。他嘱咐神斯麦要将与仇敌之间的隔阂弥补好。这发生在1865年，是在兴勃隆谈话一年后也就是诸王侯召集会议的两年之后。现“房子的裂缝已经用灰给塞好了，”他们的“胜利成果”也已被划分：霍尔施坦与劳恩堡割让给奥地利所有，什列斯维希归普鲁士；两地的主权将是联合的。奥古斯腾堡公爵如今是被完全撇开了。欧洲诸雄们半是取笑，半是生气地问道：“你们两国之间的盟约是永远不会分离吗？”俾斯麦回答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玩纸牌赌十五点，我只是在胡乱地赌，许多人都对我表示诧异。布洛梅伯爵曾说过若是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最妙不过同他赌十五点，我想我愿意请他看看我赌十五点。我输掉几百元钱，其实我应该领些公款作赌资的，因为我是在为公办事；这次赌牌我耍了点小把戏，因为他一直认为我是个极爱冒险的人，事实上我并没有那样冒险，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让步。”条约画了押之后，有人猜测俾斯麦会这样对布洛梅说道：“太好啦，这在以前我是从来都不会相信一个奥地利大使愿意签押这种条约！”那时奥地利国内发生内if，在异族的列强中奥国无什么同盟，所以奥国才肯签这样的对普鲁士极为有利的条约。到了后来，当奥地利又以二百五十万丹元的价格将劳恩堡卖给普鲁士时，俾斯麦甚是高兴地说道：“奥地利会因这一次交易而被世人所不耻，买人的那一方是很体面的，而贱价出卖的那一方却是被人所轻视的！”
　　自从经历这一场战争之后，俾斯麦因为国家开拓疆士有功而被君主封为伯爵，与丹麦交手之后，威廉以黑鹰宝星赏赐俾斯麦。俾斯麦写信给他的夫人，发表自己真实的感情，他说：“最令我感激的是君主很诚恳地拥抱我。”据他看来，威廉所能够赏给的最高等的徽章都算不了什么，至于五等爵的新徽号又当月论。他认为自己为家族争了光彩。他一向都是带着很骄傲的心清去看他的祖先的画像，常以门第为荣。在这之前，我们也曾介绍过俾斯麦家族住在玛赤的时间要比霍亨索伦家族久得多。在那些与他同阶级的贵族公子中，也有许多身居体面之职，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志而不得不逼着自己去作大官时，在他的心里常常浮现出这些享有特权的人们的面孔。他还有一个较为次要的动机，那就是要在他自己的阶级的人们面前作个好榜样。就事实而言，有爵位的贵族们大都很自大，往往看不起这些乡绅们。
　　对俾斯麦来说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的徽章，他俾斯麦已在欧洲名扬四海，无人不晓。但是他的夫人却不行，夫人只不过是遥远的波美拉尼亚乡绅的女儿，在上流社会中会被人看不起的。现在却不同了，如今她给别人写信时便可以称自己为伯爵夫人了。不仅如此，这个爵位对他的子孙来说也受益无穷，因为他们也可以写伯爵了。这个爵位给他带来的诸多实惠让他甚是满意，超过以往所得过的任何官职，也超过王后们及帝王的友谊所能给予的。他所关切的只是他的至亲至爱，其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俾斯麦今年正值半百，在他二十五岁辞官不做的时候，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曾这样概述他的将来时说：“在羊毛市上的人们若是称我一声‘男爵爷’，我宁愿便宜三元钱卖给他们。”
　　当俾斯麦读君主向他解释为何封他这个爵位的书信时，他心中禁不住大笑君主的自鸣得意。这是他费了两年的心血，领着君主一步一步向前走，才成就这样的战果。而现在这位老王却称：“这是我的朝廷策略的妙算结果，你不过是在很谨慎地奉行罢了。……你的亲爱的君主威廉。”
　　如今秋后大算账的时候就要到了，在即将来临之际，俾斯麦更加留意察看拿破仑三世的动态。这位法国人民的帝王和他所统治的臣民们都很嫉恨普、奥这两个德意志强国言归于好。英国最先开始提议，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反对统一的德意志。俾斯麦认为要想知道拿破仑三世心中到底是怎样想的、只要见上一面才会知道。俾斯麦刚刚在加斯泰因与一位皇帝谈过，现在又从这个海边避暑地来到了另一个海边避暑地，他想用一种“咒语”将另一位皇帝迷惑住。俾斯麦的这次旅行，很像是在敌人的阵营里散步，他住的地方距皇帝的离宫很近，夏天时拿破仑三世就将此宫作为行宫。俾斯麦叫人传话说，他之所以有这次非同寻常的旅行，为的是他的夫人，她的身体很不好。俾斯麦这样说只有乔安娜一个人相信，她写道：“最初我心中很是沉闷，因为我怪自己为什么为了这次旅游让俾斯麦费了这么多功夫，而事实上我却一点儿也没有明白这次旅行有什么益处，也不会对它报有什么希望。我看我若是住在汉堡，相形之下，情况会好的多。”通过乔安娜的这几句大实在话，我们可以得知，俾斯麦已不再是那个初婚时的他啦，他已不肯再将一些政治事件告诉自己的夫人了。
　　去年他孤身一人住在比亚里茨，难道不比这个时候快乐得多吗？他与丹麦签订合约之后曾到过比斯开海湾住过几天。那时那里并没有皇帝，他的夫人也不呆在他的身边，他的惟一的同伴就是那位美貌的奥洛克夫人和她的丈夫。俾斯麦同这对夫妇洗海水浴、骑马、听音乐，过得消遥自在。从那一次罗恩吹号角将他从比亚里茨召回至今已有两年了，这期间他与这位美貌的俄罗斯夫人相见过6 次。俾斯麦在信中只称呼她“凯西”这个名字，这就会令人想到她是一位俄国的王爵夫人。他曾给他的夫人写信，用一种半梦半醒的腔调诉说自己过得多么快活，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小宝贝。你知道吗？我在这里过得多么快活，真像是活在仙境梦境之中。在我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蔚蓝的大海，楼上飘来凯首演奏的贝多芬的音乐，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房子里也没有一滴墨水，让我完全的放松卜…这时如果有人给我送来公文，我就要逃人比利牛斯的深山里去。说到底我是不会在鲁本这块地盘上购置房产，我们不如选择伊朔克斯或是与达克斯相近的地方。当我一想起在巴登和巴黎需要生火取暖时，这里的太阳却烤得我们脱掉大衣或绒布衣。昨天我们躺在海滩上享受月光之美一直躺到十点钟，今天我们又在露天下吃早饭——就天气而言，上帝实在是太偏爱南方了……我急于想得知你的近况。”
　　这个德意志人，当他在外国人的社会之中的时候，当他有一位自己所赞赏的美貌女郎相伴在海边渡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时候，当他能够在一种环境中尽情享受生活的愉悦时，这一切都是他那乡下的森林所不能给予他的，这令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开心。远处是天水合一，近处有波光细熟的水面。阳光、大海、美人——这是一个德意志人的梦境。
　　这一次的旅行却大不相同，有他的夫人及两位小姐相伴（两位小姐都贵体欠安），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满肚子都是些政治谋利，与海边的那次旅行果真大不相同。在比亚里茨有位有名的作者梅里美，他对俾斯麦的了解程度甚至比许多德意志人都深，他这样刻画俾斯麦：“俾斯麦过于机警，不像个德意志人。他具有外交天赋，也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伟大的德国人。有时他显得有些不够聪慧，实际上他却极为机敏。”一年后他又写道：“这个大人物筹划的真是天衣无缝，我们与他相争实在是不智之举。直到我们也拥有了可以与他对抗的先进武器后，才可以与他较量，不然的话，我们要在他的手下受许多难堪的待遇。”我们对俾斯麦这个政治家的赞美要多过对这个文学家的赞美，这是必然的。俾斯麦是个极善于改变的美术家，顷刻之间他就会取得自己所需要利用的面目。他能否以同样的手段欺骗这个拿破仑三世吗？
　　他们几个人在高坡上走着，俾斯麦显得精神里烁，双目有神。他边走边十分小心翼翼地嘱咐身边的人，每一次转身都要在皇帝的左边。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相比显得格外衰老，他脸色暗黄，驼背，双目无神枯槁。实际上他只不过比俾斯麦年长几岁，相形之下身体状况却如此相异，无法不让人诧异。拿破仑三世的一只名尼禄的小狗紧紧跟随着他们。只要仔细观察他们各自的神色，任何人都能推断出五年之后他们定会交火。
　　但是仅仅从这两个人的谈话中，我们是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法兰西皇帝得了膀肌病，身体变得很虚弱，最怕又有什么新战争爆发。他在少年时却不是这样，几乎是“每过几年就要打一次仗”。倘若现在非要打仗不可，他宁愿在地中海边或威尼斯打，可以为意大利，为民族的自由打上一仗——同时还可以替自己多少赢点势力！法国人的愿望就是这样理想与事实的结合。但是这样的两个目的只能通过同奥地利打仗才能达到，拿破仑三世认为应该扶助普鲁士，这样做对自己有很大的好处。他认为这样扶助普鲁士会给普鲁士以强大的后盾，他应该要求普鲁士给他什么报酬呢？
　　拿破仑三世想要什么？俾斯麦屡次问自己。他不可能送给他任何一块普鲁士的土地。这个法国人对奥地利也不会太感兴趣。因为拿破仑三世不肯说话，所以他就谈到比利时，他用几句简短地话就将大势说得清清楚楚：“一个人既然不想要外国的土地，我们就很难将外国的土地送给他。”他随即说到法国与瑞士，又说到在莱茵河岸的德意志土地，又说到德里弗斯与兰道。这两个人走走停停，每个人的话中都带着弦外之音：“我们不可能送给你土地，但是你若是想自己去取的话，我们也不会阻拦你的。”拿破仑三世也不说出取土地的话，他说的都是大概的话语：“我们很欢迎一个不断扩充的普鲁士，废除一切农奴制度。”俾斯麦也是空泛地回答：“一个胸怀大志的普鲁士是很看重与法国的友谊的；一个心灰意冷的普鲁士就会与别国订立同盟，来反对法国。况且我们不能创造时势，我们只能等待时机的成熟。”
　　拿破仑三世说道：“等到环境使你们愿意同我们保持一种更加亲密的友谊时，你的君主就不会有顾虑地同我谈话了。”
　　他不能再往前说了，俾斯麦也就此打住，因为威廉严格禁止他谈有关联盟的话题。俾斯麦是否愿意将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都告诉威廉？他只将君主能够接受的内容告诉他，并且还要用君主所能明白的话语。俾斯麦一旦掌握政权后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开诚布公了。听他谈话的人应该知道多少，他就告诉对方多少。他对待君主也如同对待他人一样，这时他并不想让威廉知道已经到了与奥地利打仗的程度。“我的大致印象是整个法国朝廷的心境都是很利于我们的。”在他的报告中说得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与刚才所引的谈话很相符合。我们从蒙在脸上的面纱看过去，看见他的灵魂在闪光。我们知道这位政治家是如何不顾及舆情，不顾君主的意愿，不顾欧洲的意愿，不顾一切地要同他的德意志兄弟打仗；我们又看出他又是用了什么手段来安慰强大的法国。
　　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两人都有彼此欺骗的意思，我们到后来才晓得比亚里茨会见究竟是谁上了当。1870年的枪炮胜仗虽未决定普法两国的胜负，但两国的交往却从此中止。
　　八、遇刺
　　在1865年间，普鲁士人俾斯麦变成了一个德意志人。
　　我并不是说他现在或从前未曾想过要在联邦会中打倒奥地利。在这件事上，怨恨与自炫超过一个人的理智。使普鲁士处于奥地利的地位上，征服他的劲敌——这些都是他的血性的冲动在作怪，而并非什么“德意志观念”。德意志已经成为自由党的一种宗教，他们从前否认俾斯麦信仰他们的宗教，这原是不错的。那时他就已经觉得自己同莱茵河人和巴伐利亚人都不是同类，而是同维也纳人与萨尔茨堡人一样。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心思将境外的这些人分类呢？今大与十年前他写信给格拉赫的时候一样，假若他普通政策是要开枪打死这些人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再过几个月，他就会毫不客气地眼看着千万个萨克森人、黑森人。汉诺威人为他的战争而战死沙场。他认为阵亡的都是些外国人，只有普鲁士是他的祖国，是他的桑样之邦。
　　德意志的历史曾把爱国主义称为德意志人所特有的。对相斯麦来说，爱国主义在他身上更是淋漓尽致。俾斯麦晚年曾经说过，德意志人效忠于其父母之邦的君主，最多不过是热爱那一块土地而已。所以俾斯麦的大部分感情是献给了波美拉尼亚。普鲁士也不过是后来多次征服的土地，这样是不会激起对它的国家感情的。至于科隆与默麦尔更无同族感情。俾斯麦却决意要热爱普鲁士，并不在乎它的地形是什么样子，这样是很罕见的，他这样做是由于他看重王室的征服，而对种族问题却看得无足轻重。他是普鲁士王的臣仆，是勃兰登堡的武士，在他心目中他考虑的只是普鲁士的扩张，他宁愿如同数百年前一样，征服德意志诸邦来开拓普鲁士，不愿费事解决德意志族的联邦会的诸多问题。他要当“盟主”，惟有不得已的时候才当“同列”，这就是在他身上流淌的血液所决定的！他有许许多多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都因为诸多因素而最终难以实现。现在他只将眼光盯在他能够办得到的事情上，他只想打倒奥地利，以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袖。他诚然要为普鲁士扩充几个省，但是他不再以征服为目的。
　　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乔特尔是一个可靠的见证，十年前俾斯麦对他说：“我惟一注意的是在普鲁士的君位。”现在记录俾斯麦所说的话：“我的最大的奢望就是要把德意志打成一片，造成一个国家。”十年前，当作一名党员的俾斯麦成为一个外交家的时候，摆脱了多少反对派的成见，开始计算官职的大小而不顾道德；现在他从一个普鲁主宰相变成一个德意志政治家，他又开始以德意志土地着想。他有一种天生的与众不同的性情，只考虑王室而不考虑种族。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将来他都摆脱不了这样的见解。所以俾斯麦是当代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然而却不是一个先知者。
　　在这个当口，俾斯麦很高兴让奥地利为难。奥地利认为管理霍尔施坦这么遥远的一个省很是为难，这就如同管理殖民地一样。奥地利很愿意将霍尔施坦卖给普鲁士，将威尼斯卖给拿破仑三世，要价四百万意大利银币。如果奥地利不卖出这两处地方的话，它就是任由奥古斯腾堡公爵捣乱，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加斯泰因条约的诸多权利的规定。这个条约称普鲁士在这两个公爵国内享有发言权。现在俾斯麦就可以指给他的君主看，说什么普鲁士的许多权利都被人侵犯。现在他能够促使跳特烈威廉再向前迈上一步，他很坦率地说出他的计策。他对法国大使贝内德蒂说道：“君主的性格是这样的，倘若我劝他要求一种权利时，我必须要证明给他看，别人也正在争取这种权利识有这样，君主才会为之所动。无论有什么人胆敢限制他的法权，他就会立即做出决断。”
　　他给奥地利送去了一份表示权利受损的极不满意的公文，不久回文传来，也是很生气的答复。1866年2 月间，在柏林召开参政会议。普鲁士王在会议上很坚决地说：“我们不敢去挑战，但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也绝不会畏惧。”全部的阁员都表示同意，只有太子持异议。君主说：“这两个公爵国是值得我们一战的，但事前我们必须仔细磋商并等待时机成熟。我喜欢和平，但不得已要为之一战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现在乞求上帝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十八个月前，他在兴勃隆时，上帝已经让他看得很明白其实他在这两个公爵国内并无什么权利；今天就只以他而论，德意志联邦会与奥地利的许多权利都已变成往事。
　　俾斯麦久盼的希望就在眼前，他同太子辩驳了一番，争辩得“很激烈”。同那天晚上一样，他口说着让秘书实录后，他坐在窗口对乔特尔说：“曼斯多夫若是重新回头于旧政策，那么我们必定要在他面前卖弄一番黑——红——金。什列斯维希问题与德意志问题纠成一团，我们必须要同时解决，万不得已要作战的话，也会在所不惜的。一个德意志议院就会约束住其余的中等邦与小邦。”过了一会他又说道：“若是偶然有个伟大的德意志举动，就会打倒他与他的主人！”随后“他赶快站起来走了出去”。俾斯麦就是这样打定主意。他慢慢地，一点点地想出对策。随后一件历史上的与之相似的事情忽然又闯进他的心里，让他从历史转人现实。他引据这段历史反驳了反对派们，随即站起来，发表深藏于他心中的决定。
　　战事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决意实施自己的决定。独裁者制如今限制得更紧了，只要代表们喜欢说什么事，就让他们说去吧，反正他们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那些检察官们必要挖苦自由党们，告他们滥用自由言论之罪。于是俾斯麦就派了两个可靠的副裁判员去办理这件事情。议会得知不禁狂怒，“你可以用普鲁士国家的所有奖章奖给你的裁判官们，但是这些表面的光辉是遮不住他们那不体面的举动的，也遮不住世人的眼睛的！唉，这些人伤害的不仅仅是人民，更是国家和体面……这样的举动会激发悲观人的心态，这是危及国家的。即使是很安分守己的人也开始想将来只是一个复仇的时代！”这是特韦斯腾在演讲台上大声疾呼的发言，他也是被控告者之一。他最后的两句话，直指革命。
　　俾斯麦答：“若是这样我们就应该将议院变成一个上控的法庭，比至高无上的法庭还要高。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给予议员们高过其他公民的特别权力，这样的特别利益就是那些最善于想像的贵族阔少们也绝不会梦想到的！假若你可以随便乱说，那么凡是议员都可以讲一些极其粗俗的羞辱人的话！”冲突得不到解决，只有在这种冲突中君主才愿意任宰相的后盾。于是君主下令解散了议会，俾斯麦对于这个结局十分满意。
　　俾斯麦将要采取的第二步就是要拿得住法兰西与意大利。当日拿破仑三世曾与威廉会面，并约好说一旦情况危机，就请普王立即写信给他。普王称现在就有必要写这封信了，大使将一切情形都告诉了拿破仑三世；如今确实是时机已成熟。戈尔茨对皇帝说：“我们不仅仅想得到这两个公爵国，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的德意志、法国皇帝答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他又怀疑普鲁士会进一步拓展，于是他事先声明：普鲁士若要再进一步拓展，他对莱茵河的土地将会提出一些要求。对于这个问题，俾斯麦非常谨慎，他派他最信赖的巴里施罗德前往巴黎。巴里施罗德将俾斯麦的想法告诉了罗特希尔德，由他转告皇帝。俾斯麦就是这样在办公事时任用他的一些私交甚厚的朋友，甚至任用犹太人。不久以后，梯也尔在议院中称，北德意志的统一不久将成为事实，要保持法兰西的势力，就必须阻止德意志的统一，议院中的各邦派无不闻之喝彩。拿破仑三世听后却极为恐慌，自此以后他就开始盘算奥地利失去了什列斯维希，是否该取偿于西里西亚，不然的话，普鲁士就会变得太强大了。一个内阁来了，一个内阁走了；一个议院来了，一个议院又走了，都在那里上演重新划分国界的把戏。带有密码的公文来来往往得十分密切，都是关于战后列强想发表的种种要求，也许这场战争将不会发生。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意大利的军长出现在柏林。悍斯麦认为如果将普鲁士与佛罗伦萨进行磋商的密约泄露出去，维也纳方面一旦知晓后，奥地利就会提出严辞抗议。他要让奥国的君主激怒，这对他来说是很有用的策略。他既已存有这种目的，于是就将密约告诉弗兰格尔，弗兰格尔是个最喜欢四处传播小道消息的人。俾斯麦对意大利军长说：“我希望我能够劝君主答应宣战，但是却不敢保证一定能劝说成功。”在柏林的全部外国人都警告这位军长，让他不要上了俾斯麦的当，中了俾斯麦的诡计，但佛罗伦萨方面依然我行我素。当预料到从维也纳方面传来的抗议文书果然到手时，意大利方面决意要同普鲁士联盟。当普鲁士军队去侵犯波希米亚时，意大利军队就去侵犯威尼斯。这是一个三个月的同盟契约票。俾斯麦是个德意志的君主党，他如今却在借助外国军队攻打德意志的哈布斯堡朝廷，且一点儿也不难为情。
　　谁知他的同盟预备签字时，威廉却不答应！俾斯麦为此费力劳神，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病。罗思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朋友，他一连不分昼夜地累了好几天，精力消耗怠尽，前天肚子疼得厉害，直到今天也提不起精神来，现在他的精神状态很令人担忧，易发怒、易激动……我今天也是非常着急，因为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这时候俾斯麦却被病魔缠扰。”在这几个星期中，他与罗思都很郑重地想过辞职一事。后来罗恩恢复了原有的信念，劝他的朋友坚强些，要一直往前走。俾斯麦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从自己的阅历中就会总结出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你就会知道人生所发生的事情，人生的劳苦……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写是由于灰心所致。我相信这场战争是应该打的，却不知道我能否亲眼看得到，每一次我都会被这些事情累得精疲力竭。”这个奋斗家很少说这样的话语，带着哲学意味，字里行间却透出一丝无奈与疲惫。
　　当他的反对派们纷纷结成团体来反对他、围攻他时，他的精神却很快恢复振作起来。现在多数的保守党都抛弃他的政策。他们的眼光认为攻打正统的哈布斯堡朝的君主是大逆不道的，他们认为十六年前抗拒拉多维茨的人现在却变成拉多维茨第二。路德维希格拉赫有时是他的朋友，有时又是他的保护人。当他们晚上坐在火炉边喝苏打水，抽雪茄烟时，格拉赫就用上帝的谴责来恐吓他。格拉赫在《十字报》攻击俾斯麦的政策时，俾斯麦非常生气地反驳说：“我并不是头脑发热，急于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中受累的人！”俾斯麦对待这位老虔诚家就是说这些气愤的话：“关于这件事情，我必定要跟着自己的方针走。这是我独自一个人与上帝商讨的结果，并未与我本党的党员们商量过。”“他言辞直率，脸色胀红，怒气冲冲，几乎没有一句和气的话。‘当格拉赫说希望不要因为他们两个人政见上的不同而导致他们友谊破裂时，悍斯麦却低头不语。他的不语就是不肯，从此以后俾斯麦再也不同格拉赫讲了。
　　太子与太子妃同时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反对作战，奥古斯塔尤其卖力。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俾斯麦。有一位希望和平的公爵将几封奥国宰相主张和平的信交给威廉。许多上流人士如查理亲王、森弗特皮尔萨赫、布达施温格、格拉赫，甚至包括全部虔敬派的人士纷纷出现，如同一个个死鬼从坟墓中钻出来一样，结成神圣联盟，共同反对战争。在闹得这样厉害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仍是安祥的。就在俾斯麦吹响战争的号角时，毛奇宣称，奥地利兵力的报告只不过是夸大其辞。但是俾斯麦还是能够想方设法诱引奥地利首先出兵。俾斯麦知道威廉不肯同意作战的主要原因是他怕老婆俾斯麦说：“这时奥古斯塔的战略是反对本国的，当波希米亚边界上已经开了火的时候，在柏林还有多场极其可疑的交涉在进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王后策划的。”
　　太子妃的举动更加恶劣。3 月底她写信到伦敦，对她的母亲说：“因为君主叫弗里兹写信给你，那个恶人就非常生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应该知道……那个恶人说这样做使不得，这样会干预他的计划，说是无谓的干预……总而言之，他很生气，他现在尽一切努力阻止任何人、任何事对他的干预。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才直接写信给你，这样做虽然有些私通外国之嫌，我却不得不这么做！”太子妃这样做不是阴谋，却是谋反大逆。即便维多利亚公主（即是太子妃）仍是一个英国女人，那么她也应该从英国阁臣们的传统中知道，无论是什么时候，这些阁臣们都绝不会允许外来的王公们干预他们的政事。
　　俾斯麦已被扰动得如同发热病一样。有一个亲眼看见他的人说，当他吃饭时，有时就用两手捧住他的头低声说道：“我想我们都疯了！”
　　德意志的王侯们将干些什么？其它德意志族会跟着俾斯麦的步伐走吗？现在他开始大胆地利用一些手段来潜移默化地影响舆论。他对德意志联邦会提议，要召集一个德意志代表会议，会员是通过普遍选举直接选出来。拉萨尔早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几个伟大的观念之一却死而复生。俾斯麦在晚年时写道：“因为受时势所逼迫，又要同许多国奋战，所以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借助革命的手段。我很愿意采用普遍选举的方法（这是给予自由的最大权利）这样以来我就可以以此来恐吓那些实行君主制国家，以免他们来干预我们的国家政事——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会不择手段的，无论什么利器都可拿来一用。到了这个时候，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成功？如何才能使其它国家不来干预！”
　　十八年前还是一名议员的俾斯麦却反对普遍选举权，他说：“一磅人肉与人骨是不能作为权衡的标准！”芬克曾大声回答说：“灵魂可以。”
　　俾斯麦现在出其不意地宣布德意志之战，招惹周围的一片哄笑！四年以来，他一直认为独裁者的手段是违背宪法的，如今却要让步于国人，他不怕让国人耻笑吗？况且这种让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胆怯了。假若将太子所说的话公布出来，众人必定会欢迎：“俾斯麦即使是在做最神圣的事时也是不虔敬的。一个穷兵领武的宰相是不可能解决德意志问题的。”连太子都不晓得在1860年就是这个人在他的巴登奏章里，劝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特赖奇克写道：“事情并非如此，并非是如同用符咒请出来的鬼神来对付一种紧急的需要，其实是在普鲁士的严谨遵守宪法制度下筹备成熟的，因为这个理由，也为普鲁士民族的坚定意志所扶助，并为德意志人民的允许而受欢迎——全国人民所久存于心中的观念，就是这样走人政治家的战场中！……全国人都在想为何普鲁士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国人都惊讶无比，以至于将自己也弄糊涂了！”
　　德意志精神战胜了理性！当德意志的理想家在那里谈论道德，说“不是这样”时，俾斯麦压住自己对议院的厌恶之情，而是理性地决定一切。
　　无论俾斯麦听到什么，都不如听到维也纳求和那样令人恐怖。奥地利政府也忽然改变了政策，向普鲁士求和，提议两国罢兵。俾斯麦经历了这一波三折后，再也受不了如此打击，真的病倒了，他与君主交流意见只能用信函来传递。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决定出兵，因为他有拿破仑三世作后盾。奥地利出兵相迎，它不仅仅调遣了足以抵御意大利的兵力，而且还调动了倾国之师，因为奥地利已晓得在普鲁士与意大利之间有个秘密约定。俾斯麦一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病就不治而愈了。君主在内阁会议上采取了很强硬的态度，当再一次催逼他时，俾斯麦便按耐不住地跳了起来，他说：“请陛下相信我，我是不想凭自己的意志来潜移君主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月p是与我的性情不相符的，而且与我的信仰不符。我很满意由上帝指导陛下为祖国求得幸福的热心，我宁愿多多祈祷，也不愿意上些什么奏折陈述利弊。但是我却无法隐藏自己的看法。我深信我们若是主和，战争的危险也不会因此而消失，也许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战争的阴云就会笼罩在我们头上，到那时一切会更加不利于我们。……如臣这样的人，在这十六年里对奥地利的政策是再熟悉不过的，奥地利一直以普鲁士为复仇对象，这是奥地利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维也纳内阁一旦见到对普鲁士复仇的情形更加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奥地利的第一次努力就是要在与意大利和法兰西战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为他们对付普鲁士争取到最关键的一步。
　　这一次威廉又要祈祷上帝，对宗教的信仰会使威廉激动，俾斯麦不说便罢，一说就说得很透彻。他对君主讲从前的奥尔来茨之事，十六年前，他曾同一人就此事争辩过，这个人就是今日的君主。老威廉一想到还会失败便浑身发抖。他写道：“你可以告诉曼陀菲尔说，倘若有一个人在我的耳边低声说奥尔来茨之事，我就立即退位！”
　　到了五月初，威廉还是开了动员会，但并未说明就要开仗。奥古斯塔一怒之下离开柏林，以示抗议。王子原是高级军官，她说这样手足相残是不会有好结局的，会丧失西里西亚与莱茵河的土地。前王的王后原是巴伐利亚人。对此也很愤怒。有几位老军官事先得知这次战争将发生在诸民族之间，也表示反对。现在君主与俾斯麦都同意主战，这一决定却使这两人陷人孤立。君主说：“我知道他们个个都反对我，没有一个不反对我！但是我宁愿亲自拔刀率军赴敌，也不愿意看见普鲁士让步！”同时俾斯麦称：“我知道我已十分令人所憎恶——好运气是靠不住的，如同人们的见解一样。我是拿我的头来作赌注的，哪怕是晚上就砍了我的头，我也要赌到底！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德意志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这两个国既不能不变而且将来也都走很长的路，除此之路别无他路可走。”
　　是的，他的确是在用他的头作赌注的。有一个刺客在随时搜寻他，只要这个令人憎恶的宰相再次当众露面时，他就会动手。这一年的5 月7 日，俾斯麦病后第一次离开家，当他与君主会过面后，独自一人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中街往回走时，忽然听到三声响亮的枪声，俾斯麦立即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少年又要开枪。俾斯麦跳过去，一手抓住这名刺客的右手腕，一手扼住他的咽喉，但是这个刺客的敏锐程度绝不亚于俾斯麦，左手抢过右手的枪，连放两枪。一枪只穿过俾斯麦的衣衫，另一枪却击中了俾斯麦。俾斯麦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扳住这人的喉咙不放，直到有一个过路人走过去，还有两名士兵的帮助下才将刺客捉住。俾斯麦虽然觉得有点疼，但令他诧异的是尚且能走回去，乔安娜和几个客人还在家中等他吃饭。
　　他进门的时候，并没有人注意到他有什么异样，他先进了书房，仔细检察了一下他的衣裳，随即写了一封很短的信报告君主。随后才出来与他的夫人在二起，他吻着夫人的额头说：“小宝贝，你不要害怕，有一人开枪打我，感谢上帝，我并没有受伤。”吃饭的时候，他说起这件事竟像描述出猎时碰见的一件很偶然的事一样轻描淡写：“我原是个打猎的老手，我对自己说道，‘最后两枪肯定会打中我，我必死无疑’，然而我却能够安然无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我仔细检查了身上一遍，我的外套、褂子、背心都有了洞，但是子弹却像在衣服外边溜达了一趟，并未伤及皮肤。我的一条肋骨有点疼痛，好像是子弹打的，但是不久就不疼了。野兽的肋骨被子弹打后有时就呈现凹凸的形状，甚至能打断。子弹打后擦去野兽身上几块毛皮，所以才能够看见子弹所打的地方。我猜我的肋骨也是这样弯曲的，也许是那两颗子弹的力量并未完全施展出来，因为枪口就紧靠在我的褂子上。”
　　他向朋友们诉说这件事情时就像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那样镇定。他并不向他们解释说他之所以救了自己的性命是由于自己的胆量与镇定，还有他擒拿刺客的手段。他是用自己的神勇紧紧卡住刺客的咽喉，才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现在他又可以镇定地与朋友们举杯喝酒了。不久君主就赶来了，紧紧拥抱了他的宰相。亲王们各怀心态，许多人聚在宅子里，俾斯麦走出露台，他的夫人紧紧跟在他的身边。普鲁士人一向极为憎恶俾斯麦，从未有过成群的人向他喝彩。今天却因为一个刺客开枪却未打死他，民主党的人们却对他欢呼喝彩。俾斯麦说过几句话后喊道：“君主万岁！”第二天刺客在监狱里自杀身亡。这个刺客名叫科恩布林德，还是个学生，是半个英国人，他希望杀了人民的仇敌就可以免了战事。刺客已死让俾斯麦非常懊恼。恨自己不能亲自处置他。假若俾斯麦的骨架真的是铁铸的，假若他不是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动力，假若他饮弹而亡，普奥两国之间的政治斗争转瞬就可以激发起来，但是德意志之战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不是人民之战；也不是两个内阁制造出来的战争，这只是一位宰相策划的战争，他让那些内阁成员、君主、军长们都跟着他的脚步前进。假若这几个星期他病倒在床上不能办事，用罗恩的话来说：“据我看来，普鲁土人会第二次打输了科林这场战役。”
　　俾斯麦遇刺之后，据乔特尔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上帝选好的利器，但是他却不说出这个思想来。”乔特尔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天天都与俾斯麦见面。他的话我们是绝对可以相信的。俾斯麦的这次杀身之险恰恰发生在这场战事之前，这场战争确实是他一手造成的，虽然并不晓得战争的结局将会是怎样。他认为自己遇刺不死实在是一种奇迹，难以令人置信，他认为是上帝在保佑他。
　　九、普奥战争
　　就在理想派的子弹开向俾斯麦这个人民的仇敌之后五个星期俾斯麦就号令军队向自己的德意志同胞开枪。在德意志军队尚未采取行动之前，巴黎方面已在喊叫要求“赔偿”。拿破仑三世被梯也尔攻击得很凶，开始后悔自己的政策。俾斯麦派人秘密告诉拿破仑三世说：“假若我一个人可以作主，也许我会为了这件事，犯一点小小的欺君之罪，把摩塞尔河口南边一小块莱茵河的土地割与法国。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鲁士人的成分要多于德意志人。但是，你是知道的，君主是不允许我这么做的。”拿破仑三世听了这几句话竟半信半疑，在这几个星期里，俾斯麦作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将自己比作一个驯狮者，把拿破仑三世比作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每天晚上走到狮子笼面前，一动也不动地久久地候着，等着看狮子将那个驯狮者吃掉。”两三年后，那位不疑心的君主被几件流露出来的事情所惊恐，俾斯麦也承认确有其事：“即使我的政策因为这几件事情而被置于不利的地位上……那么那也只能不断地让贝内德蒂与意大利的人们晓得我自己将要走一条不怎么道德的路，但是我的君主却不愿意，他们必须给我时间让我慢慢地劝说君主，使他不再生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无法阻止拿破仑三世的政策。陛下是知道的，我一向未曾尝试做过这种事情。……法国人认为我尝试去这样做会对我们非常有利。”
　　在这几个星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怀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劝君主反对俾斯麦。老年的密友也纷纷写信给君主，伯特曼霍尔维（后来他的孙子也给这个君主的孙子上过同类的奏折）在信中说得更加离奇，他不承认这个行为不良的俾斯麦是个德意志人，他说：“只要还有这个人陪在君主左右，只要君主还任用他，君主就免不了被别国所误解——因为由于这个人的举动，导致所有别的国家都不相信陛下您啦。……事态已非常紧急（现在已到了十一点钟），只要是一掷这颗流血的骰子，后悔都来不及了。”写信的人不晓得已经到了十二点钟了，君主也不知道自己已处在困苦之中。因为到了六月初，奥地利已经召集霍尔施坦的各阶级的人。俾斯麦责备他们失信，威廉闻之更是大怒？有一位信仰宗教的王公警告君主，威廉回答道：“奥地利背约之后就是奸诈，奸诈之后就是失信。我在祈祷中恳求上帝让我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我将普鲁士的尊严放在第一位上，以其敦促我以良心做事！”这位贤主确实相信了俾斯麦的话，认为是普鲁士的体面受到了用污。南方的乡绅们在多瑞河边，虽用不同的语言，祈祷的却是相同的上帝，祈求能够保护他们的哈布斯堡的体面。
　　就在俾斯麦为此劳力劳心之时，忽然觉得心神不宁，这一天早上他随便打开《圣经》求得一预告，打开的那一页是一首圣诗：“我将为你而欢乐。我将对着你的名字高唱颂扬之歌，你是至高无上的。当我的仇敌们退去的时候，他们将会当着你的面消失。因为你保全我的权利与我所要做的事情；你坐在高高的殿堂上，判断公道。‘乔安娜看见自己的丈夫得了这几句话后，”心安理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是不足为怪的。乔特尔也记载过这件事，他却不问他自己，也是在那一天早上，曼斯多夫在他的家里也可能是贝斯特在他的宅子里，是否可以不去占卜是否可以不找那些相类似的话来安慰自己？是否可以不去相信上帝真的是在帮助他们？当这位贤良的基督教徒（丢勒”的武士、死神、魔鬼合而为一）请求神圣允许时，同时却同一个匈牙利军长磋商能否招募一支匈牙利军队来反对匈牙利的正统元首，这件事却无人注意。俾斯麦确实曾劝过威廉宽恕这一次与1848年的革命党联手之罪，这件事也无人注意。
　　当普鲁士军队侵犯波希米亚的时候，他鼓动捷克人起来谋反。他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对“光荣的波希米亚居民”说，如果普鲁士军队获胜，“时机对波希米亚人与摩拉维亚人来讲会更加有利，他们就会如同匈牙利一样，按照自己的民俗所欲行事。”
　　当时多数的德意志王侯都出兵帮助奥地利，普鲁士退出了德意志联邦会，对黑森拿骚、汉诺威、萨克森等邦下最后通碟，限其二十四小时内打定主意。在这些天里，俾斯麦访一名记者吃饭，这名记者是从伦敦来的，他们以前并不相识。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说了些俏皮话，讨论巴黎的旧事，俾斯麦故意做出一幅很神秘的样子，这位客人当晚就给巴黎发电，详细描述了这次相会的情景。在下最后通碟的那个晚上，俾斯麦同英国大使在外交部的花园里散步。他谈起阿提拉，说他当天晚上是为了德意志而找着他。“说到底，阿提拉是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名要超过你们下议院的约翰布莱特！”当钟敲十二下时，他掏出表来看，说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队正在开进汉诺威与黑森，这次战斗同以往相比会更加激烈，也许普鲁士会打败仗，但是你绝对可以相信我们的军队会奋战到底。假若我军失利，我将不会回来，我将战死在最后的一次冲锋陷阵中。一个人终将一死，若是战败不如一死了之。”
　　两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普军已大获全胜，现在普鲁士人的心境与以前相比也大不相同。自上次那个理想派的刺客暗杀掉斯麦未遂自杀身亡后，有许多人暗地里用桂叶装饰死者的尸体，以示哀祷。假若俾斯麦被刺死在菩提树下大道，想必不会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当时有人还私下里编了一本小册子，册子里画了一个表情骄矜决意复仇的人，面貌酷似威廉退尔，正举枪欲射俾斯麦，本来可以将俾斯麦杀死的，不料这时有个魔鬼出来干预，站在这两个人之间说：“他是我的！”如今六个星期后，情形却大不相同。成群的人挤拥在宫门之前，大声欢呼他们的君主。这位君主在三月间的那几天却要逃出来躲在一个小岛上。君主站在罗恩与俾斯麦之间，向他的人民表示感谢。当俾斯麦要坐马车回家的时候，许多人却将马卸下去，甘愿以人代马抬俾斯麦回去。千万人聚在他家门前，其中有一人善意地喊道：“我们欢迎这位军长在外交战场上的胜利。”俾斯麦同他的夫人站在窗口同人民说话，他居然这样说：“君主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很正确的。”他的话尾被一阵雷声淹没了，他大声喊道：“上天开炮恭贺我们了！”这样自大的话不久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要想了解俾斯麦的为人，有这几句话足以胜过任何别的宣传。
　　俾斯麦向来不求讨好群众，今天他的地位使他更加瞧不起他们。他正在寻求较为稳固的基地以解决冲突，他决定重新进行选举。在前方开火第三天，他传反对党的两位首领前来商讨有关事宜，特韦斯股曾在下院发表演说而与俾斯麦不合，如今他也跑来见他的对头俾斯麦了。我们可以相信他是怀着一种普鲁士人的信服精神，在国家危难之际前来与宰相相见的。虽然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见到宰相，但特韦斯膝还是比较满意。俾斯麦同时召见的还有自由党成员温鲁，他们一起共同探讨国家新局面。俾斯麦同温鲁谈话是在花园里，在夏夜清凉的时候进行的，因为俾斯麦白天没有时间，温鲁只是谈到了宣言，并未说什么立宪政府的话题。俾斯麦听后激动地说：“人民通常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我为此会付出多少努力，这一切有谁能体会到？我不可能劝君主做一切我所想做的事，但是人们却常常以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君主接着就会说：”这篇宣言与宪法同样不好‘，按着这样说，一打过仗之后，他们可以裁我的军队！这是做不到的！“
　　这并非借口之辞，俾斯麦对着这两个人很率直地转述了君主的话，这就表明他同威廉明争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温鲁说：“我们现在的局面很像七年之战之前的普鲁士的局面。……但是，我是很尊敬君主的。……”
　　俾斯麦说：“局面虽相似，但在位的君主却不同，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居然能够劝一位普鲁士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我觉得很得意。这样的一种政策却不是发一番空论。要决定几条议案空话是靠不住，要五十万士兵才能解决。……我们要同匈牙利、鲁西尼亚、斯洛伐尼亚打仗，并不要同兄弟们打仗。
　　温鲁说：“人人都很诧异为什么宫门上还挂旗。”
　　俾斯麦说：“我问过君主几回，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君王听后很不高兴地回答我说，什么时候动手他自己会做出决定，所以你就知道我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做事。君主快到七十岁了，王后又常常反对我。”
　　温鲁说：“我们若是打败了，将会发生什么事？”
　　俾斯麦说：“那时候君主将会退位。”
　　这几句话如同炸药一样，表示他如同一个游泳的人，一旦跳下水后就不得不用尽全身气力。现在如何暂且不管，最要紧的是要游到对岸。他和温鲁的对话很简短，但短短的几句话他就几次说出了君主此时此刻的心境。他十分清楚温鲁会把他说的话告诉别人。他也知道打败仗对他不利，君主退位也对他不利。当太子对他说有打败仗的可能性时，他也是凶狠地回答道：“倘若把我判绞刑，那又算得了什么？倘若那条绞索把你的君位捆在新德意志之上，捆得越来越紧，那就够了！”
　　出兵三天后，俾斯麦与君主一同来到离柯尼希格雷茨不远的一个山顶上。此后，最令人关注，令人同情的是打败仗的司令官布涅得克的命运，法兰西皇帝会对他耍一种很不体面的把戏。普鲁士这次能打胜仗，全仗着太子的师团恰到好处的接应。乔特尔写道：“俾斯麦骑在一匹栗色大马上。他穿着灰色外褂、戴着钢盔，他的两只大眼睛放射着光芒，神色非常怪异，令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说的从冰冻的北方来的巨人！当俾斯麦骑马从大批阵亡的将士尸体中走过的时候，俾斯麦突然变得很有人情味，他低声对乔特尔说道，‘将来有一天，赫伯特（俾斯麦的儿子）也许这样横卧在沙场上，想起来令人心痛。”’当炸弹四处炸裂的时候，他哀求军长们把君主请出火线之外。但是哀求也没有用。罗恩回答说，君主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他们无权干涉。“军长们都很迷信，他们既然是军人，就不会对君主说危险。那时候我只是一名少校，他们把君主送到我这里……我的身边就有十个披甲骑兵和十五匹马正在血泊中翻滚。”他跑上前对君主说：“如果你在这里被炮弹打中，我们打胜仗的欢乐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请陛下赶快退出战场吧！”君主随后慢慢地向左走了，走到了一条大路上，不久就被几个山头遮住，远离了敌人炮弹的射程。君主时年已有七十岁了，有五十多年都未曾见过战争了。俾斯麦劝说君主走开，为的不止是一个原因。他也许想到了前君主腓特烈威廉的怯懦；倘若现君主中弹而死，他就想到了继位的人；他也会想到上帝，因为战后，他给他的夫人写信谈论君主一事说道：“我宁愿君主像这样，不愿意他过于小心谨慎。”
　　当敌军开始做出让步的时候，他骑马过去问毛奇：“我们已经抓住了手巾的一角，你知道这条手巾有多长吗？”
　　“不知道。至少有三个师团，也许是敌人全军。”
　　打胜仗之后，有一位副官说了两句话很能总括俾斯麦的问题：“大人，你现在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假使太子接应得太迟，你就会变成一个大光棍了。”俾斯麦闻言后并不怪罪他，反而仰天大笑。
　　十、普奥议和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到了罗马，教王与大臣们大声嚷道：“世界要毁灭了！”此后，普鲁士变成了当强盗的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的同盟。就在开战那天，普鲁士公开选举了一百四十名守旧派议员。第二天，俾斯麦同太子商谈战事。君主力主和平。俾斯麦要成立北德意志联合会，来推进德意志统一，这个计划在他心里已酝酿了很久，他希望太子协助他办成这件事。虽然意见不同，他们却合力办事，立了奇功，两人都深为感动。这次奇功使他们亲近了许多，以默许的方式和解了两人的矛盾。太子亲赴俾斯麦的宴会，这是多年来俾斯麦第一次宴请太子。
　　经历这场战争俾斯麦有机会看清了周围群众的真面目，他说：“我们的群众很有胆量、安静、服从命令、守秩序；他们无论对什么人都很和气，不掳掠不焚烧；他们很信奉、畏惧上帝。”在信中他对夫人说这完全是真实的，是他亲眼所见的。在他看来这番话好像是说他的农人们如同慈心的乡绅，他们敬畏上帝，才使他们身上产生诸多美德，他虽为平民的美德所感动，但与他们其实仍是格格不人的。他虽贵为宰相，却并不为自己要求特殊待遇。柯尼希格雷茨战后第一夜，他所睡的地方“不过比粪堆略好些，四周都是伤兵”，后来一位公爵把他带到稍好些的地方。
　　军长们常让俾斯麦生气。当他一言不发时，军长们反而发号施令。为此他觉得很难以忍受。有天晚上，一位军长喊醒他，说君主要早上四点钟骑马出去看一场小战斗，他在床上大怒，气冲冲地嚷道：“这必定是你们过于热心，想布置一种后方的小战，在君主面前出风头，所以不让我睡觉2 ”有一次刚打完胜仗，他就给他夫人写信说：“倘若我们不过于苛求，倘若我们不相信已经征服天下，我们会缔结和约。我要拿冷水浇发酵的酒，让人们明白不是我们独居欧洲，还有其他三个强国怨恨我们、妒忌我们！”
　　俾斯麦把注意力紧紧盯在欧洲时，军长们挥动着军刀，要进攻维也纳。在琴尔纳霍拉召开的那次军事会议上，俾斯麦到得较迟，君主把新闻告诉他，大炮在两个星期内可到，大炮一到，就向维也纳进军。悍斯麦听后浑身发抖：“两个星期！”他只是个少校，肩章既无宝星，也无一道红线，他说此话时军长们对他冷嘲热讽。他劝告君主不必攻打维也纳，不如向普勒斯堡进发就从那里渡丹努比河，敌军走东面就会处于不利之势，不然就要退人匈牙利不战而自动放弃维也纳。君主看过地图后，大加赞赏俾斯麦的战略。后来俾斯麦说：“他们虽采用我的计划，心里却不甚情愿的。……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与奥国相冲突，，要避免发生难堪的记忆。……普鲁士得胜之师一旦进入维也纳，会很伤害奥国的傲气。当时我与味特烈大王的想法一致，即使将来有战事，也要守护好此战所得的地盘。…伺奥国开战后，必定要同法国打仗，这是历史上所不能避免的事。”
　　几天后又在布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提议与维也纳讲和。俾斯麦当面劝谏君主：“倘若敌军放弃维也纳而退人匈牙利境内，我们一定要追击。只要一过多消河，我们就不能与后军相接济，最妙莫如向土耳其都城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俾斯麦睿智镇静，表现出天才的雄志大略，挑起战争的是他，催促战争的还是他，然而打过一次胜仗后，他却浅尝辄止，收兵待命。因为此时新的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了，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战后十日，他打定主意同奥地利“不索战费，不割土地”讲和。军长们血气方刚，要向维也纳进军。俾斯麦少校找不出一条更好的方法来，他是一位有智谋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军事战略家，同时他又要实行他的计划以免得君主不高兴。（君主是军人）当军长们告诉君主说悍斯麦少校无精打采时，威廉有点不高兴。俾斯麦这位政治家只好另想办法。
　　由于法国的催逼恰在柯尼希格雷茨将战之时，维也纳被迫答应把威尼斯献给拿破仑三世，只要他能阻止意大利进攻。法兰西皇帝却不愿干预他国的事，只愿给双方交涉，他对普鲁土的波希米亚大营献策，法兰西愿在中间调和。俾斯麦听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立刻答应：不要奥地利的东西；由戈尔茨在巴黎处理德意志问题。他说他预备对这个“高卢种”发一个汉尼拔的誓。这时巡哨兵已与巴黎交换过电报，危险似乎已不存在。俾斯麦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要称霸欧洲，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庞大的权力出来干预他了，他就是普鲁士王！
　　威廉尝到了打胜仗的甜头，再加上将军们怂恿，这位爱好和平的君主对土地也贪得无厌了。他对俾斯麦说：“请拿破仑三世作调停人，普鲁士要作德意志的领袖，要赔偿军费，要夺取他们的土地。”这就是威廉向巴黎所放出的一箭。但是俾斯麦从他自己的箭袋里取出第二支箭放了过去，他让大使把详情报告给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被大臣们所逼迫，“很动摇，很灰心”，他做错了一件事，以后怎么办呢？奥地利与萨克森是一定要保存。法国反对成立一个德意志帝国，在他看来最要紧的事就是仍使南北分离，无论怎样，至少也要做到表面上的分离。沙皇想乘机染指，要分享异味并提议开会商谈。这更使拿破仑三世雪上加霜。此时“瘟病”蔓延欧洲，内阁们得了割地热病，普鲁士军中传染病流行，霍乱病并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
　　同奥地利讲和，是早晚的事。“因为贪图小便宜，而阻止和谈，是我所不愿做的……”贝内德蒂的论调又出现了。他开始说：“我不能接受正式宣言，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商讨。普鲁士打胜仗却也不能割地，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密切注视普鲁士在比利时的行动。”贝内德蒂给巴黎打电报商讨让步，双方同意了。1866年5 月27日，和谈会议在尼科尔斯堡宫召开。
　　普鲁士的将军们打了胜仗，不肯就此罢休，君主受他们的鼓动，也反对俾斯麦和谈。这是俾斯麦一生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圈圈转。在军事和谈会议之前；要完全独立地地作出历史性的决定。他平生第一次拥有这样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四年后在凡尔赛宫，他已不能自己独断专行）这次与奥地利打仗，他是孤立的。假如他与君主和军长们妥协，他可以递一份报告以保护自己，必要时，还可以上书辞职，这样可以保护他的名誉。但是他必须要照着自己的意志办事，一切后果均有他一个人负责，他十分清楚惟有成功，国人才能饶恕他。
　　这时恰逢俾斯麦患病，他无法穿蓝色军服，挂刀摆出威严神色来，只好穿着陆军便服在屋里养病，君主与军长们早上骑马回来，他只好在憋闷的病房里接待他们。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列出好几个理由。军长们提议乘胜长驱直人，君主对此大加赞赏。俾斯麦彻底孤立了。他的大脑已连续工作几个日夜了，精神都要崩溃了。他站起来一言不发，走进卧室放声大哭，不久军事会议就散了。
　　他最后一次受到这样的感动，是在十七年前，那时候他在作演说，他对议会所说的最后两句话是“我们走的这条新路，如果能统一德意志，我将对发起人表示衷心致谢。……但现在还不能够……”俾斯麦为此已奋斗十七年，他从长远利益、多方面、多角度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正是：他解开了一个结，又系起来，又解开，不以一个单独观念为目的，也不从一个单独的思想为目的。
　　议会这块拌路石被一脚踢开了，他的国君却挡住了路。十七年前，君主禁止他镇压革命，他献计用更大的力量！那时国君是一个懦夫，后来成了疯子死去。后来威廉继位了，他既不疯又不懦，却非常讨厌打仗。他在还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却突然产生了霸占土地的念头。俾斯麦这时已成了百病缠身的老弱文官，君主和将军们不把他看在眼里。事实上俾斯麦是这场战争的发起人，他们原应该感谢他才是。此时这位老政治家不再发表任何激情的抗议，也不再以辞职来恐吓他们，只是一言不发地走去，不想听见、看见他们。如同十七年前那场大哭一样。这绝对是一幕杰出的古典悲剧。
　　君主疑惑无主，站起身来，将军们也跟着走了出来俾斯麦正哭着，听见他们出去的声音，凭他灵敏的外交官的感觉，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提起精神把和谈的理由详细地写下来，并附了一条要求，若不听取他的建议，请君主让他辞职。第二天他拿着这件公文去见国君。在前厅听说霍乱病已在军队蔓延。他早预料到吃了水分少而熟透了的鲜果，匈牙利、奥地利将大闹霍乱。他劝告君主，奥地利若受重创，将与法兰西、俄罗斯联兵共同对付于普鲁士，这就给奥地利留下一个空子，将为它新的革命开辟一条路。他再一次阐明，普鲁士用不着德意志的奥地利，拿德意志的奥地利同普鲁士混合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能拿奥地利当作柏林的一个藩属来管辖。应赶快做出决定，不要让法国先下手为强。
　　君主说这些考虑还不够，一定要奥国割让西里西亚，再从其他德意志诸邦取几块零碎土地。俾斯麦对此竭力反对，他警告威廉千万不要分割那几个城邦，不要听几个靠不住的同盟的话。威廉不过是一个陆军的军官，他不肯让获胜的军队中途停战，但他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俾斯麦，只好拍拍他的肩膀说：“那个首犯，必须惩罚！至于那些被他误导而走错了路的，可以从轻发落。”
　　俾斯麦对此不以为然：“开庭审判不是我们的分内事，我们只管德意志政策。奥地利同普鲁士争雄，就如同普鲁士同奥地利争雄一样，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要办的事，是以普鲁士王为首领而成立统一的德意志，或者先迈出一步，走向统一。”俾斯麦从前从未说过这些超越民族的公道和创业道理的好话。八百万德意志人属于一个国家已经有千年历史，现在俾斯麦要阻拦他们，反对对立与分裂。俾斯麦挑衅奥地利而引发战争，现在他最想做的就是治疗伤口。他不要土地，不要赔款，只想建立起性质相同的一种合于理性的联盟。他排斥过分依赖武力，他看重仔细地打“算盘”。俾斯麦惟有在尼科尔斯堡，惟有在这个地方，才走近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
　　反对俾斯麦的是生于第十八世纪的威廉，他为不明白俾斯麦的意图而感到十分生气。“我再往下解释也没用，他已听不进我的话了，我只好走开。”俾斯麦出来后，最先想到的事是人伍当军官，利剑在手，继续打他以为很糊涂的仗。这想法至少可以证明他并不是没有勇气。走回去后他又觉得很难受：“不如从窗子跳下死了完事。这时太子推门走了进来，他把双手放在我肩上，轻轻地说，‘知道我原本反对打仗，要打仗，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你若感到已经达到目的，要讲和，我愿帮你同父亲讲话，作你的坚强后盾’。”
　　不到半小时，腓特烈回来了，他神色镇定地说：“我们辩论得厉害，父亲终于答应了。”太子这样帮助他的对头，对俾斯麦来说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他在俾斯麦的奏书上批道：“两军相抗，相持不下，危急关头，宰相把责任交付给我，我暂且找不着人替代他。我儿子与宰相意见相同，我很难过，却也不得不听从他们。”
　　这件事很像一幕诙谐剧：老头子很想跳舞，医生不许他再跳，并拿不再医治来恐吓他。他找不出另一个医生，别无所措，只好接受儿子的劝告，他对乐队点点头，优美的婉转的音乐嘎然而止。
　　十一、政治远见
　　尼科尔斯堡危机过后一星期，在布拉格开往柏林的火车上，君臣两人又开始了斗气。俾斯麦不许君主惩罚国外的仇敌，君主说即使不能惩罚国外的仇敌也要惩罚国内的。这时与俾斯麦斗争了许久的极端反动派，蜂拥而至，他们要推翻宪法，至少也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保守派的议员们逼迫君主动手拔去新当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由党的牙。
　　俾斯麦反对这件事，他对此高瞻远瞩：“不满于打胜仗的德意志人要离开专制的普鲁士，几个新省会投入反对党的怀抱，我们就要进行的是一场征服普鲁士的战争，但普鲁士的民族政策束缚了我们，早已走不动了。”现在人们看重宪法，政府作了不合宪法的事，按照英国习惯，应求民众议会免除追究其责任，此时俾斯麦仍用当初回国时说的这句话来劝告君主。
　　打了胜仗还要让他们请罪，君主是不是将俾斯麦当成了懦夫？他为此愤愤不平：“我不会承认我作错了任何事！”俾斯麦指出：“政府与君主按照这种关系来处理问题，确是办得对。所谓要求就是要求承认这一层。这是一句颠倒的话，但是君主也只能懂这样的话。而且这句话必定会加在君主的浩敕里。”俾斯麦回忆说：“时间是很紧迫的，在君主的治示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我很小心谨慎地说给他听，觉得很疲倦。屋里有三个人，君主。太子和我。……太子并不是诚心帮我，但他脸上的神气却表现他的见解同我一样。这是为了报答我对他父亲的态度。……后来君主很不情愿地让步了。“
　　四个星期前，太子还是俾斯麦的仇敌，是君主的对头，现在太子将不反对议院免于对其的追究，他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自由派，但是他却示意给他的仇敌，他就是这样逼着俾斯麦站稳脚根的。不久，俾斯麦在议会发表讲话：“我们要讲和，要同他们合力解决眼前许多困难。关于这件事，我绝不履行宪法允许之外的权力。”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听见有这么多人对他持赞同的态度。他绕了许多弯子，接着说，“我们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军队建立的功绩不过增加我们的赌本，与从前相比，我们一旦输了，就会输得更惨。诸位先生，我们的任务是保持全国一致，事实上和表面上的一致。你们的眼光要放远一些，留意一下国外，千万别忘了我们必须同心合力一致对外！”这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赢得众人的声声喝彩。议院也因此而放弃权利，不再因为政府的行为不合宪法而弹劾政府。
　　几个自由党的领袖如拉斯克与芬克等都赞成不必追究。这是俾斯麦预料之中的。他竭力使自由党分裂。但是在这时，极端自由党同君主一样，不知道这次不过是开了个玩笑。沃尔德克说，“我们抗议，反对政府不承认我们的奋斗！”菲尔绍也发表意见：“我们要谨防对成功搞偶像崇拜！”“政治实在是实用哲学，”俾斯麦说，“政治是一门次好的艺术”。倘若在这种艺术中，只有打胜仗才能办到，那么政治就是崇拜其能得胜的诸多宗旨。柯尼希格雷茨用大炮解决的不止是权力与自由之间的争论。当一个副官骑马跑上去，对俾斯麦说：“假使太子接应得太迟，你现在就变作极大的光棍！”这时，岂不标志人们开始崇拜成功吗？
　　十年后，许多事情都成为历史，悍斯麦当着菲尔绍的面承认：“前十年众议院毅然决定他们自以为是的事，我很敬重他们，你那时不知这种政策的目的，我也不能证实这种政策的效果。……即使我能够告诉你，你也可以回答我说，‘与外交政策相比，我们更看重宪法。’所以我并不想责怪任何人——有时在争吵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我虽然责备人，其实是并非我所愿的。”
　　只有这一次，议会的风向变了。在议院与在朝廷的所有保守党都很愤怒，他们一致要求在和约还未签字前，应多占些土地。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君主要在奥地利夺回从他手中抢去的东西。一年前，君主曾在兴勃隆宣布他在什列斯维希并无什么权利，三个月前，他祈祷上帝，求上帝答应他打仗，胜利后，他居然对罗恩说，“这次胜仗使我立刻想再打一场。在东西几省之间还有空隙，我们一定要把汉诺威与选候的黑森取来‘打成一片’，符腾堡既然已经把霍亨索伦的小领地侵吞了，我们就要从他们北方取一块土地，归人普鲁士的版图，安斯巴哈与拜尔雷特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先的，无论怎样牺牲，我们必须要取回来！”
　　俾斯麦骨子里虽不反对君主，却反对另外一些人和事。巴登人跑到柏林买卖市场来证明强大的巴伐利亚能够阻止德意志统一。巴登人声称只有一件事能够永远和平，那就是在南方诸邦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从巴伐利亚割一块地给巴登。巴登人走后，黑森人跑来，要求割巴伐利亚一块地，以赔补黑森所让出的土地。巴伐利亚大使诉苦道：“倘若普鲁士要汉堡，查理王妃是会哭泣的。”君主党俾斯麦辩驳说：“吸若我们那些在柏林的人们会让王妃烦出眼泪来，那么我们什么东西也得不到。”
　　俾斯麦对付南方诸邦还是相当客气的。他把他们当做将来后宫里最可爱的佳丽，首先要同他们亲近。他说：“我并不管感情和家庭关系的，我也不要做这样的差使。君主可以将这件事交给负责公众礼拜与教育的大臣管理。”他最初要巴伐利亚使臣赔款割地，等到已经使这个巴伐利亚人极度灰心了，才转告他们：“你可以同我订一个不必割地的和约。”
　　“既然这样，你要什么条件？”
　　“只要你立刻同我签订攻守盟约。”巴伐利亚使臣听到这句话，高兴得一下拥抱住他，差点流下泪来。俾斯麦与巴伐利亚使臣的这次私下会谈只有两三个人能在公文中看到此次会谈的结果。当把这些公文锁在他的铁柜里时，他感到十分高兴。
　　在西方天气喜怒无常，瞬息万变。1866年8 月，拿破仑三世的态度忽然变得强硬起来，要求恢复1814年的边界，俾斯麦也改变了态度，他对贝内德蒂说：“你若苦苦相逼，我们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讲和，我们不会在德意志民族中独断专行，甚至把南德意志交给奥地利，或再承认联邦议院。我们会马上联兵，用八十万军队到莱茵河夺取阿尔萨斯。我们两国的军队已经开始交战了，你的军队还未行动，你还是权衡一下利弊！”他终于吓倒了法兰西人。但是在1866年夏天几个星期，这种局势还很不稳定，巴伐利亚宰相赫因罗厄相信俾斯麦提议“割一部分巴伐利亚的土地让给拿破仑三世，君主若不让步，普鲁士就会与法兰西打起来。”随后，法兰西从侧面同普鲁士协商，要同普鲁士联盟灭掉比利时。戈尔茨居然赞成这个办法。九月初，他在柏林处理这件事足足花费一个星期。在这段时期里，俾斯麦四处尝试。俾斯麦假如没有预知这个新的拿破仑朝代有点不稳固，也许会答应这种方案，无论怎样，他不要口头的承诺，而要写出书面的提议。他请贝内德蒂起草一个条约草稿，里面明确地说明法兰西要据比利时为己有。等到极其不利于法国时，他就会从铁柜里把这个草稿拿出来。
　　他把法国人视为掌中之物，等到布拉格方面签订和约，等到德意志联盟成立，战败国奥地利不仅要承认割让三个德意志王侯的土地，并且要解散德意志联邦会，还要承认美国以北成立一个新联合，此外奥地利还必须答应：在这条线以南诸邦，一定要联合，与北德意志联盟的民族合并，任由这两个联合达成一个契约，南方的联合必须在国际上占有一定地位。
　　这就是在尼科尔斯堡的好斗的政治家的目的——不是割地，不是赔款。十二年前他曾写过：“奥地利是一个外族。”现在奥地利要在全世界面前承认它是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的。
　　打过仗后，威廉要特赏他的宰相。俾斯麦已经是一个伯爵了，他还要什么？他已经有了军长的军衔，还有四十万元钞票。“发动”既是“打仗”的美称，“免去追究”又是“恕罪”的美名，“津贴”就是“赏钱”的美名，可惜俾斯麦这时候精力用得太快了，累得几乎要生一场大病，不能享受这笔赏赐。当胜利凯旋的军队进入国都的时候，俾斯麦骑马跟在君主的身边。威廉和他的将军们都被太阳晒黑了，却比出发时显得更有精神，俾斯麦却不同，他面无血色，好像是刚从病榻爬起来。他知道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支，他伤感地说：“我最好是辞职，我知道我曾为国家做过许多好事，我应该辞职，把这种印象流传千古，我怀疑我有没有精力去做以后要做的事。”
　　乔特尔劝他说道：“你不如在里维耶拉过冬，你的精力不久就会恢复。”
　　“波美拉尼亚的妇女临产的时候，会说：”现在我必须面对危险‘，到了明年春天，国人的得意心境基本上淡漠了，我若不把国事交给别人，就得自己辛苦去做。我又不知道找谁接替我职位，只要我的精力复原，还得去担负艰巨的任务。现在我还不如去波罗的海边住几个星期。“
　　一进入国都后，俾斯麦就走开了；在普特巴斯俾斯麦病倒在一家小客店里，有几个朋友们把他带回家去。他的夫人闻讯急忙赶来，只见他愁闷无神，像从前得了静脉炎一样。她写道：“政治使他忧愁、发怒，如果他安静不动，看看蓝天、绿田、翻翻图书，会康复得很快。”
　　他远离家庭躺在病榻上，如有人提起有关他的事，他不是哭就是骂人。这时国人正赞美他，称他是筹划与赢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每个人都要向他庆贺。他为国家操劳了一生，如今什么都做不了了，只能偶尔翻翻有图片的书消遣。
　　十二、新德意志宪法
　　俾斯麦身体略微康复以后就回来了。1866年9 月的一个下午，他口述让布赫尔草拟一部新的德意志宪法。布赫尔当晚就润色好了，第二天就要在内阁会议讨论，要赶快送给各邦的大使过目。“印张刚从印刷厂出来就交给会议审议了，有许多还是湿的。”德意志联盟的宪法，一直都没有多少改变。这个宪法酝酿了十年，拟稿人却没超过五个小时就完成了，俾斯麦的治国权术全包含在里面，从这部宪法里可以看到他灵魂的影子。
　　这部宪法是一部巩固君主制的宪法，并非人民的宪法。这是从上发起的革命的胜利，实行这种革命反对人民，已有四年之久了。德意志人的自治程度这时还不高，却不能拿这一层来断定来推理五十年后的情形。我们知道当日指导俾斯麦的并不是这样一种信任，而是他看不起群众和群众领袖们的缘故，因为他从心底厌恶群众。
　　在他的心里，这种憎恶与藐视，却并无任何爱或尊敬君权作为反衬。他心里既不相信戴王冕的人的智慧，也不相信被选举的首领的智慧。他的自重与他的辞世，使他在整个人生的日常琐事和所有国事中，做出反对群众的诸多决定。他不能与人联手共事，所以他常独自承担责任，又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是国内最有睿智的，所以他相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骄傲、憎厌、大胆。是促使俾斯麦大权独揽的重要原因。他单独负责任，使他排斥负责任的议院制，这是全体自由派所要求用以治理新国家的制度。他仅仅想到国家的诸多大权都在他自己身上，这个霸道人把全部责任都背在自己身上，别人是不会愿意这样做。他规划城堡，好像他永远能作庄园之主。他很像拉萨尔，因为拉萨尔也是这样把自己看得太重，所以害得他的很多组织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俾斯麦设立联邦议会与帝国议会，即上议院和下议院，使之相互制约。在联邦议会里，各邦王公们的主权意见可自由发表，他们的大使，同在旧的德意志联邦会一样，也在会议场列席，以联邦会的宰相为首领，其实他不过是普鲁士外交部长的邮差。俾斯麦用这种方案使那些不愿受制于法兰克福皇帝或不愿将他们的权力混合于法兰克福权力之内的人，全部变成新国的君主——其实不过用以遮掩普鲁士的真实权力罢了。表面上是把立法与司法权都交给联邦议会，其实是仍在普鲁士手中。这样的国体如同一条船，器械都准备好了，就是水浅行不通，有了“钢甲”，就可以洋洋自得地放在议院的海面上了，并且不会冒什么风险。
　　当时的舆论反对这样的计划。投入反对党怀抱的新党不想在新的联盟里有两个前线，如同在普鲁士一样，他们要人民与政府联合，要有帝国议会负责的大臣。他最不喜欢这个想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没有负责的人，倘若做错了事，大臣的耳朵就如同被一个看不见的权力打了一个巴掌。在这样神秘的合作中，有一种权力，如同一个秘密法庭，常使人们所依赖无法独立。”
　　作为奋斗家的俾斯麦一向都是大权独揽，刚开始时，他勉强推行了议院制。虽然难以想像将来他如何结束这种局面，但他却知道将来怎样对付对方的斗争。假如一位君主并不过分地认为他自己的睿智远胜于他人，愿意听一位有超人本领的政治家的指导，这样的制度才能够行得通。（即使行得通也是很难推行的）倘若君主们是骄狂的人，而宰相们却没有独立人格与见解，这个统一的国家，在这样的宪法之下，只会导致追求权利，从而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阻遏。俾斯麦预料到这种情况，但他却偏挑这条路走，他要么巩固他今天的权力，要么巩固继任的权力，但他不能两样“兼得”，如果让他在爱国、爱君两者中选择其一，正像罗思所说，他一定会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认为这样最有利于国家）来抵抗击政党的任意妄为。君主虽没主见，他却不能不重视，因为君主的优柔寡断，比帝国议会没有主见的危害要少得多。
　　诚然有人尝试反对，要使宪法有一个近代国家法权的雏形，所以插人一个公式，说：“联邦会会长的法令与处置，要以联盟的名义发出来，只有经由联邦会的宰相签字之后，他就是这样为别人担负责任。”我们要对谁负责？对帝国议会负责，还是对联邦议会负责？对君主负责，还是对最高裁判院负责？对于所有这样的话问，帝国议会全不回答。俾斯麦大笑，他是普鲁士人的当家的，在他与任何联邦会的宰相之间，有个大空隙，他决意去填补这个空隙，决定自己担任这个宰相，而不让萨维尼担任。因为这个人不愿让人称他“宰相”，他其实不过是一个邮差。兼联邦会的宰相同普鲁士宰相于一职——俾斯麦就是用这个巧妙的办法把他的对头们的批评，变为他自己的利益，因为现任联邦国的所有官员在逻辑上都要依赖联邦会的宰相，所有官员都变成了他的官员，他的下属。
　　俾斯麦成了惟一的负责人，无人能够说明他究竟对谁负责。他站在争雄的焦点上，后来二十年间的帝国议会就指挥所有竞争者都反对他。帝国为什么要承认俾斯麦的计划？假如议会同意，本可以排斥不用它。大多数议员们都是为有利于他们的俸金而投票，真正为限制议院权力，为民众政治而投票的只有五十三票，民众党，很像德意志劳工总会，都很明确要求“统一德意志以成为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不要世袭的中央集权，不要受制于普鲁士之下的小德意志；不要受制于奥地利之下的大德意志。”
　　这个宪法与普鲁士宪法不同，它不是从上头压下来的，而是人民的选员代表投票选举的，“人民自身是历史的制造者，他们承担宪法的权利和义务，负一切责任。”
　　帝国议会不是由普遍与平等的选举所成立的，而是秘密投票而成立的。俾斯麦曾反对过，他的理由很令人诧异，他说秘密投票与德意志人光明坦白的性格相违背。拉萨尔曾与俾斯麦争论，普选能否第一次变成实用政治，可惜他已经死了。他与惮斯麦不曾说明的赌，终以拉萨尔输了而告终，因为俾斯麦希望在普鲁士搞君主集中制。民主党看出这些苗头，但他们却不能排斥为此奋斗了很久的普选权而被人取笑。俾斯麦说：“如果普选权没有好处，我们就不必用这个办法。”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排斥议员受薪俸的议案，因为他要在帝国议会中拥有财产和势力。靠罗思和毛奇的军队实行了他的政策，他的大多数自由党对头就投靠到他这边来，他很看不起他们，只有十九个自由党议员投票反对他的宪法，说是‘有缺点，限制了人民的权利。“只有一个代表拉萨尔的诸多观念的社会民主党同那反对的少数党投票。自从铁血主义战胜之后，宪法国家、人民权利，都缩人背景里了，因为现在统一德意志不必有奥地利，保守党如格拉赫已经退在后面。
　　最有势力的党是新的民族自由党，这个党的名称表示两个世界的通融。拉斯克、特韦斯胜、科尔肯贝克、温鲁，这几位都是普鲁士议会的议员，还有汉诺威的本尼格森都是领袖；重要的是实业与轮船公司的股东们供给费用，教授们供给公式。俾斯麦数了一下人数，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件形式上的事作了让步，看见新国家的灵魂正在他的联邦会里有完全的势力，很高兴。全会共有四十三票，他虽然只能控制十七票、但他处在会长地位，比奥地利从前在德意志所操纵的权力还大得多。俾斯麦写信给罗恩说：“普鲁士王所控制德意志权力，是形式上的，我从不放在心上。但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使他有实权的事上来了，使他的控制成为事实。”
　　俾斯麦要增加君主、宰相、陆军这三方的权力，在旧议会里所撇开不必奋斗的，在新的帝国议会里则要开始为此奋斗：代表议会有权不给陆军钱，现在为此争论得很凶：“一个人苦战五年才能得到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东西，一个人因为这件事耗费了一年的美好时光，牺牲了他的精力……随后那些全然不知这种战斗的先生们，在这里有这种举动…，我只能请他们读《查理四世》剧本第一幕的最初几场。那时有一个大臣向哈瑞伯希要几个犯人，他觉得怎么样，贺特斯波尔受了伤很劳累，这个人对他说了很多关于火气和内伤的话，使他很讨厌。”随后，议员们为帝国议会要求有投票决定供给军需的权力。如果让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就是说议院有权决定陆军人数。俾斯麦在台上异常生气地说：“假如有一个在柯尼希格雷茨因打仗而残废的人，问你这几场血战有什么收获？你怎么回答他呢？他对他统一德意志这件事还没有办到，不久总会办到……但我们已经办到。下议院有投票规定军用供给的权力，这种权力逐年用下去将危及普鲁士的陆军。……我们所以在普鲁士城堡之外同奥地利作战，就是要避免危害普鲁士陆军。”
　　十六年前俾斯麦曾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说，反对与奥地利打仗，而所有的自由党人因为奥尔米茨的国耻，在院里吵闹要打仗。那时俾斯麦大声说，“打过这样的仗后……你们有胆量面对一个因战争而伤残的人，对丧失了儿子的父亲说：”你们虽已大受损失了，但你们要与我们同乐，因为联合的宪法已经得救了‘吗？“现在的议会里也一定有人听过俾斯麦那对的演说，有人回忆起他所说的正是拉多维茨从前所要的，要在普鲁士统治之下的一种德意志联合用F 除奥地利是在十六年后所办到的。那时悍斯麦既不是一个伯爵，也不是一个国家官员，他会受到很不公道的耻笑，到现在，他只能够复述拉多维茨的演说。他的真正原因是他从前反对打仗，而与新近所引发的战争有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制订一个新的德意志宪法。对于此次打仗受伤的人们，俾斯麦的内阁也不能给他们较好的安慰，不能超过拉多维茨的战争补偿，现在德意志统一大业还未完成，南德意志的民主党虽然为统一而努力，但不幸德意志请王公无不表示反对。只有巴登的元首赞同，他是威廉国王的女婿，当俾斯麦召集南德意志讨论关税联合的时候，他们都反对，以为这么联合”必定造成德国的初步统一“，当巴伐利亚大使为他的君主的普鲁士劲敌开始喝彩的时候，他脸色很难看。那时是赫因罗厄王爵当巴伐利亚领袖，曾记载过这件事。他反对巴伐利亚人联盟，巴伐利亚宫廷与巴伐利亚社会也是这样。巴伐利亚是敬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领袖却不断地反对北方的耶稣教主义，因为”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历史地位“，巴伐利亚什么也不要，只要一个德意志”诸邦的联合“（并不要一个”联合国“），宁愿与奥地利，不愿与普鲁士结合。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后，赫因罗厄在普鲁士与法国战争上发表观点，曾说：”这两国如果打仗，巴伐利亚与奥地利愿帮法兰西。“直到1870年初，符腾堡’宁愿变作法兰西的一员，不愿变作普鲁士的一员”。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不用滥用作为乱杀人民的利器。符腾堡的女王是俄罗斯人，却正在那里阴谋反对普鲁士。赫因罗厄发表他的德意志统一的观点中最妙的证明就是黑森的大公，这位可敬的先生在1868年秋，以他的大臣达尔维克作后盾，告诉斯特拉斯堡的镇守官，现在正是法兰西攻击普鲁士的时候，同时这位大公以黑森的莱茵河西边的海口作为礼物，要求拿破仑三世牺牲巴登，赔偿他的损失。
　　俾斯麦在等待时机，行动方案快设计出来了，各邦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上面来。1870年春天，他对符腾堡大使说：“考虑到策略问题，我们与南方的联盟并不稳固，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根本用不着与南方联盟。很难说谁是我们最不友好的仇敌，谁是你们的独立派，谁是你们的民主派。在稳妥的政治家看来，先来的事肯定要处理的，可以暂缓的事后处理……当我投饵猎鹿的时候，第一个来唤饵的鹿，我并不开枪打它，等到全群的鹿都来了我才会再开枪。”
　　十三、遏制法兰西
　　在最后十年间，尤其是在最后十个月间，俾斯麦的眼光特别关注法兰西，只有法兰西这个国家才能阻止他，使他难以达到目的。这位外交家志在统一德意志，而不在于征服法兰西，因为他最得意的就是当普奥交战时，他略施小计便阻止了法兰西的干预。他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他虽然觉得打仗“是人类的自然性情”，但是他之所以要贵族们协助治国，并不是因为仇视平民，正如他之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主张将打仗作为改良民族的手段，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带有危险性的打猎，喜欢深人人迹罕至的森林，也不是因为他喜欢决斗与操练。人们引用他所说所写的话不下一万句，但是他从未说过，因为要磨练少年，所以才颂扬打仗。在他所写的关于战争的书信里，他从未说过战争的伟大，只说战争是件很残酷的事。况且他曾在波希米亚亲眼看见过战争，他后来变得很不喜欢打仗——现在他的儿子们都在长大成人，他尤其不喜欢打仗。他很郑重地说过好几次（不光对他所想与之缓和的外国人说，对他自己的亲信也这么说）。他目睹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尤其是见过医院，这使他对于战争更为审慎。
　　这种改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更明白他自己所做的事。他在欧洲的名声越大，他被骂的范围就越广，他就越看不起军官们的战术。他在作了几个月宰相之后，说了一句概括的话：“人们的蠢笨，比我所想像得还厉害。”因为他从来不晓得什么是害怕——这一点他很像Sieqfried ，尤其像哈根——他毫无畏惧的把这剂毒药（即战争）放在他的药箱里，倘若别的药都无济于事，他决定用这剂最有力的毒药。俾斯麦成为德意志人中的校校者，不仅仅是他勇猛无比，还在于他的智勇双全。
　　俾斯麦认为征服法兰西对他来说并无什么利处，相比这下，他更喜欢从外交上征服法兰西。他有好几次都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866年底他对议会说过一番追忆从前的话：“我们同法国打仗得不到什么，即使打胜也无用。拿破仑三世与从前的几位帝王不同，他承认和平会有利于这两个民族的发展，法兰西不愿看见德意志请邦以奥地利为领袖而统一，成为强国。即使是一个推进到莱茵河的法兰西——也不可能与统一的德意志抗衡……惟有一个与奥地利分离的德意志才能够减少发生仇视关系的概率。倘若法兰西精明地裁判她自己的利益，我想她也会不愿看见普鲁士与奥地利的衰落。”十年前，俾斯麦同拿破仑三世在符腾堡谈话时曾说过：“你会陷在泥里的。”
　　俾斯麦利用比利时玩弄拿破仑三世足有五年，等到俾斯麦觉得力量充足的时候，他就劝说拿破仑三世夺取卢森堡，因为这个法国人对土地贪得无厌，看见普鲁士强大便会着急。拿破仑三世只想夺取土地——尼斯、比都、德里弗斯、兰道抑或在卢森堡，什么地方都可以。拿破仑三世的诸多要求，大概都是因为他想提高威望。他并不决意要求得到法兰西所最需要的，却是毫无定见的尝试夺取他临时所想得的。俾斯麦把比利时献给法兰西，说得尤其慷慨，现在德意志的联邦会已经解散了，他更能慷慨地拿卢森堡献给拿破仑三世，并赶快宣布普鲁士对于卢森堡的权利已经消失。荷兰王曾作卢森堡的国王三十年，若得了几百万法郎，就肯卖给拿破仑三世。俾斯麦以为这是使法兰西满意的最便宜又最便利的方法。俾斯麦想拿一件已成的事实来对付帝国议会，曾同贝内德蒂示意：“赶快在买约上签字，随即通知我们。”
　　德意志人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整个德意志都在大喊，绝不亚于从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计划那样大喊，他们喊道：“这块土地，历史上原是德意志的，绝不能落到我们的世仇之手。”法兰西尚未做好准备，普鲁士的参谋部就要打仗。俾斯麦阻拦打仗，他公布与南方诸邦所订立的攻守同盟条约以警告他们的对头；同时他激起荷兰的恐惧，他绝不肯对荷兰王说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当一位机灵的匈牙利军长忽然改变话柄，谈到与法兰西打仗的前程，俾斯麦也不会因人家的出其不意的提问而说出实话来。这位军长说道：“当他晓得我已经知道他的秘密时，我至今还能记得他的两眼怎样发光。他很能节制自己，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很和气地说道，‘我绝不想同法兰西打仗。”’他随即请这个匈牙利人让拿破仑三世把贝内德蒂调回去。“况且我的君主从我与贝内德蒂所读过的条约中知道我对于比利时到底存有什么样的态度，至于卢森堡，我不想问在那国的大多数人是否亲附法兰西，我不过说，‘拿去吧’。‘”当这位匈牙利人在推勒里说这件事的时候，拿破仑三世说道：“我知道他为什么讨厌贝内德蒂；他答应过我们的事太多了。况且俾斯麦并不想将其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我们。”
　　俾斯麦并不想同法兰西打仗。他同一个议员谈话时是这样说的：“我不能说战争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见得这样做会给我们或是法国带来什么真正的利益，武力并非解决一切的手段……除非是为国家的体面起见（不要与所谓的国威相混淆），或为最严重的性命攸关的利益起见，不然的话，无论什么人都不应该随便宣战。无论什么当政的大臣，即使是他自己相信在一个指定时期内战事在所难免，那都不应该做一个罪魁祸首。假若各国的外交部长常常要追随他们的君主或他们的陆军司令官前往战场，历史就不会记载这么多战争。我亲身到过战场，也目睹过陆军医院，那里的情景惨不忍睹。我看见许多年轻人躺在那里；当我从窗口向外看去，看见许多残疾人在威廉大街上走着。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当他走的时候，抬头看见外交部的大楼时，会这样想‘是坐在楼上的那个人，制造出这场可怕的战争的。假使不是他，我现在还是一个四肢健全，身体健壮的一个汉子’。假使我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或因为奢望，或因为追求民族的荣耀，而使我的国家打仗，我要责备自己，我的心也不会有一刻安宁。”
　　他的心腹乔特尔记载过同样的谈话，这些话有时是在写字桌上谈的，有时在晚上无事的时候谈的，这些谈话都是很真实，很坦率的；比在演说台上所说的字斟句酌的话要由衷得多。当闲谈的时候，既用不着说上帝，又用不着顾及君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就会坦露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一个下棋的人冥思苦想，怎样激动又怎样节制他的内心；而且我们还可以想像一下，在一所观象台的一间安静与寂寞的屋子里，我们站在一座记录地震的仪器面前，这个仪器的指针是如何准确无误地记载着地心的震动。
　　荷兰王害怕这种地底下的扰动，便把这个法兰西人的贡献公之于众。德意志人一片激动，街头巷尾无人不在谈不久就要实现的割让。4 月1 日早上贝内得蒂去见俾斯麦祝贺他的生日。这位大使要“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俾斯麦赶紧阻止了他，说道：“我现在没有时间办事，我必须到帝国议会去答复他们关于卢森堡问题的临时洁问。你若肯与我同往，我将把我答复的大意告诉你。我不愿听打断磋商的话，因为中止磋商就意味着与法兰西断绝关系。倘若我得了正式报告说卖出土地，我不能不在议会宣布。我们到了，我必得进去。贵大使有一件公文给我吗？”
　　本尼格森因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番爱国的宏论，而名声鹊起。他要在法兰西面前显示德意志民族的势力，他很特意地说明他要与俾斯麦携手。他最后还说：“普鲁士政府是不是决定，一如帝国议会所一致向往的，永远与普鲁士的联盟诸邦一起共同保护卢森堡大公与其余的邦国联合，尤其是保护普鲁士占据卢森堡炮台的权利？”这不过是一句外交辞令式的问话，因为继续说出来的是惊动所有政党的一句宣言。俾斯麦站起来，发表了一篇他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演说。今天他可以变为众人喜欢的人，这是很容易的事，他只要说一些与国家的体面有关的话，所有的议员就会包围住他，那些话就是关于战争。然而他却不肯这样办，他敢在人心激愤的议会面前扮演一个小心谨慎而不主张使用武力的人：“我既要顾全法兰西民族的感情，又要郑重考虑普鲁士政府与一个邻近大国的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所以我不回答其对于君主政府而发的洁问。”随即他令人惊愕地保持沉默。“君主政府，并无理由忖度关于那块土地的命运将来如何解决，相反的事实是政府无法知晓这一切，即不能确定现在是否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机。”
　　当天晚上荷兰国王知道这篇演说的腔调后，立即取消签署出卖卢森堡的契约，此时正值拿破仑三世身体欠安，便很恐怖缩回手去，欧洲各国的内阁议论纷纷，如同一个被捣的蜂窝那样闹来闹去，密码电报随便打，侵犯的计划都订好了。后来沙皇国提议召集一个会议（这一向是他解决为难问题的办法）。在伦敦会议上，宣布卢森堡保持中立，奉命把许多炮台都毁为平地。巴黎方面说这件事是普鲁士败退；柏林方面反过来说是法兰西败退。祸是惹出来了，双方很不高兴。三年后两国终于交手。
　　从此以后，拿破仑三世就成了俾斯麦的仇敌。他再次觉得上了当，他开始很努力地同佛罗伦萨、维也纳商量条款。这三国都不喜欢普鲁士，就亲密起来。从1867年至1874年，当朝的大臣们每月提心吊胆，参谋部加紧筹划——如同在1914年战前一样。上文所说的冲突结束之后，许多人为制造的怨恨的苗头，从巴黎蔓延出去，越过了边界。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因为总体上说来在对和平的热爱上，法兰西民族并不比德意志民族略逊一筹，惟有到了这个时候，俾斯麦才把口号传给德意志报界。报纸必要“更生气，更恐吓，更冒犯……我们必须要把手枪放在衣袋里，手指放在扳机上，很小心地察看令我们犯疑的邻居的双手；我们必需使我们的邻居晓得，只要他一旦越过边界，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扣响扳机。”
　　俾斯麦对法兰西采用这样锋利的手段，实在是件新鲜事。从前他唯有对奥地利才说过这样的话，上文所引的话，是他给他的次长的训条，底下还写道：“你们好像全睡着了！”我们从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俾斯麦睡不着，在那里生气。
　　自从与卢森堡进行许多交涉时起，俾斯麦就预感战争迫在眉睫。1868年他对一个客人说，拿破仑三世的不稳地位必将引起战争，也许在两年之内就要发生；同时他对另一个客人揭示他欢喜战争的基本动机，他说：“要大多数的德意志人作更广大的联合，只能用武力达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共同的危险。”随后他又换另外一种理由，他同他的朋友柯雪林私谈，描述上一次战事所遗留在他心中的可怕印象，有两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假使普鲁士打败法兰西，到底有什么效果？假使我们得了阿尔萨斯，我们还得保守这块地方，还要永远占据斯特拉斯堡。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法兰西总会寻找新的联盟——那时候我们的日子会很难过。”这两句话既简约又预测了未来。
　　十四、大权在握
　　俾斯麦说道：“当我以辞职恐吓的时候，老头子首先呜咽流泪，说道，‘现在连你也不理我了，我怎么办呀？”这是神斯麦对素昧平生的舒尔茨说的，他就是这样很真实地描述自己与君主的关系。他自然另有用意，那就是要所有的美国人都晓得，君主是离不开他的。为此他不惜牺牲君主的威严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对萨克森的大使说：“我的主人虽晓得以责任为重，却才疏学浅，他的父亲认为只要教育好了他的长子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个原因，威廉国王一旦遇到重要事情，往往就没有主见。”悍斯麦曾在一封私信中说自己看不起所有的部长，只看得起罗恩。君主与俾斯麦矛盾冲突的时候，多过友好共处的时候，俾斯麦与太子的交情是极其冷漠的。
　　俾斯麦虽与君主相处甚久，然而君主却很难与俾斯麦相知，俾斯麦强把成功加在君主身上，于是驯服了那个惟一可以限制他权力的人，起初他虽然是驮君主的一匹马，现在却变为骑马的人。谈到七周之战，他有好多理由，“那时候我很卖力，用靴子夹，逼着那匹赛跑的老马冒险跳跃”。当君主不听话的时候，悍斯麦常用他的方法，表演他那半悲半喜的子剧，要求君主允许他辞职。在1869年初，那一次，他以要求免去乌泽多姆的职位作要挟，他疑心乌泽多姆可以当他的后任——因为乌泽多姆是一个自由右工党（又称规矩会，是个秘密组织），并且君主与他交往密切。
　　“我的惟一遗憾就是我的力量不够，身体不够健康，不能办陛下要我办的所有事……我要用全部的精力才能办我负责的事情，即使我用尽我的精力，还要陛下体谅我，减轻我的各种负担；要减轻我的负担，只有让我自己来选择帮手，这需要陛下对我的绝对信任，但还得让我自己行动。我的灰心是被环境造成的，就是说，为公事而择人是要很慎重的，我为国办事而进行了许多奋斗，因此令许多身居要职的人憎恨我，又为那些有权力的人所不悦……陛下要原谅这种弱点，因为我这是为陛下着想……我觉得我不会长寿，恐怕我的身体会像老王那样。我本不该让陛下论公事时念及我的病弱之躯。”
　　这番话真是篇杰作！我们从他所说的这一件事知道在未呈递这封信之前，面对数次罢工他躲着不出来。后来他呈递这封信，在信中他把君主的全部过失都罗列了出来。他说客观的理由是因为威廉偏听偏信，干预他（俾斯麦），使人们都不喜欢他。他为此而心力交瘁，恐怕日后会得疯病死去的，如同老王一样，只有一件事能够解放他：让他自由行动！
　　这位贤主害怕了：“你怎么可能让我答应你的要求呢？我的最大欢乐就是与你共处，你怎样能因一件事与我意见不合，就随意提出辞职，……在普鲁士的历史中，你的名字列得最高，高过任何一位政治家。你想离开我吗？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休息和祈祷会解决你全部的问题，你的最讲信用的朋友威廉。”在这封信里，朋友两个字底下加了三道线。乌泽多姆终于被抛在江心了。君主要兔了他的秘密会友之职，是很难为情的。乌泽多姆丢了官俸，君主解私囊给予赔补。君主原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在第二封解释的信中说：“我深信，就是你也不会盼望我不去听那些在关键时候人们对我所说的秘密话。”君主说，他也觉得同他一样的疲劳，问他是否也该放下君主的职守俾斯麦在旁边写道：“不该！在三千万人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陛下这样，这无须证明。若是一位大臣对陛下说切实可信的话，陛下就得相信！”君主第一次用很恭维的字句签字“永远感激的威廉国王”。
　　俾斯麦现在与太子相处得还好。这一次胜仗缓和了他们两个人的冲突。腓特烈的自由派亲信敦克尔拟写一篇宪法草稿，俾斯麦却未采用；民族自由党们正在追逐大臣席位，但是维多利亚王妃比丈夫的脾气更大，更骄矜，借在饭桌上闲谈的机会，攻击俾斯麦——好像是用“同他开玩笑的和蔼腔调”。
　　“俾斯麦伯爵，我看你的大志好像要做君主，若做不了君主，你至少也要做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俾斯麦却很郑重地回答她：“我做不好一个共和党，按照我的家风，我要做一位君主才能在世界上混得好；但是我要感谢上帝，我与一位君主不同，不必被迫用银盘子供食。也许我个人信念将不会被全部继承。我虽然并不猜度君主党将绝种，但是很多君主会绝种的。假使没有君主出来，下一代可以变成共和。”这是三个意思，每个都象一杆长矛刺过去，最后一刺是致命的——因为他告诉太子妃，她的丈夫全无君主所应有的诸多品质。
　　这样的天才的显露是一位天才外交家的特色——从此以后日见其增多，只不过从此以后，人人都把俾斯麦所说的话记载下来。舒尔茨1848年原是一个革命党，逃避到美国办过许多事业，现在过了二十年回到柏林来，是一位美国军长，他满肚子都是偏见，他以私人身份不能不说反对俾斯麦的话。虽然是个不甘屈服的人，但当他遇到俾斯麦后，却无法不为其折服。“他滔滔不绝地说话，显得精神饱满，那有趣的俏皮话，他的大笑（有时候他引人大笑，有时却很厉害地讽刺人），他由诙谐又过渡到深远的感觉，他希望自己有讲故事的本事。他的直冲而出的腔调显示出他的霸道人格。”俾斯麦请舒尔茨明日共进晚宴，其他客人都是让人讨厌的，等到其他客人散去之后，神斯麦留住他，现在俾斯麦很和气地问他许多话，包括关于美国的情形。
　　这位外交家有许多外交家特有的本领，其中有一样就是装病。有一次阅操，他说了一番话，使离他不远的几十个人都听得见，他说道：“我觉得生病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笑，不能吸烟，不能做事；我的神经破裂了……我的额后没有脑子，只剩下一团浆糊。”在君主党的一次聚会中，他耍弄忠君的医生。他对一个宪法教授说，假使霍亨索伦曾用他们的势力反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贵族们，俾斯麦就会属于在易北河左岸的一部分的贵族，同他们一起打右岸的贵族，使他们服从一一但这正与事实相反。
　　有一次一个斯图加特政客来看他，他装作是一个民主党，谈强迫征兵的好处，他说：“我也是被母亲纵容惯了的孩子，我被迫扛起了枪，有时我不得不睡在干草上，然而这一切对我却并非无益。当一个种田人说他曾经也与乡绅们地位相当时，就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军队里既有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军官也需要亲自动手做事。”他在这个从符腾堡来的人面前，要给强迫征兵制加上一层民主党色彩。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小宝贝，他对服兵役极为痛恨。但他并未在干草上睡过，惟一经历是他在出门打猎时，出于玩闹睡过。
　　那时候罗恩曾说过：“他相信他能够凭借外交家的善辩与机灵胜人一筹，这样别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他对保守党说保守主义，对自由党说自由主义，用这个法子使同事们甘心于自欺欺人，这使我看见难过。他想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要让别人明白他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因为他觉得一旦他缩手，他所开始建造的房屋，就会立即坍塌的，为世人所讪笑。这一点他看得不错；试问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用这样的方法吗？”罗恩是俾斯麦的挚友，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这句话问的话表达了罗恩心中深深的忧虑，罗恩见到他自己用符咒所请出来的神，心中十分不安。
　　俾斯麦一方面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是这样），一面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他之所以计算他所说的话的效果，是因为效果对他采取相应的政策至关重要。他不好名，所以他认为名声是一件最可厌的事，“无论到了哪个车站，都有许多人瞪着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一个日本人。”当他在维也纳公园的时候，人人都跑来看他，“好像我是一个将要在动物园里展览的新来的河马”。他把头衔与徽章当作是可笑的东西。在他的公文里他删去几种惯用的修饰词语，毫不遮掩他的作风。有一次他与另外两位大臣同时被召见，他到了的时候问副官：“那两个骗子还未到？”在宫廷舞会上，他觉得跳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君主却禁止王妃公主们同他跳舞，并说：“人们都责怪我为什么要派一个轻批人做宰相。‘有一次他的红鹰大缓带滑到地上，他让一个宫廷的官员替他挂好，当人家替他挂起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耐烦，指着一位王公说道：”徽章大级带是应该这人披的，我想他们一生下来，皮肤上就生有引力，这种东西把徽章大级带都吸紧了，不会滑下来。“
　　《喧声》报将他描绘成一个猎人。他很生气地对赫因罗厄说：“他们攻击我的政策，我不过付之一笑罢了。打猎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他喜欢讪笑官样文章，无论在哪里（在议院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况且他很少呆在别处的），他都摆出一种天生贵族的镇静。只有对着他的亲人们，对着他的秘书们时他才显露出他的特别之处，意在使他们有机会把他的这许多特别之处告诉后人。
　　这时候他已经在欧洲享有盛名了，在柏林的外交家都说他是大魔术师，是查拉士图。在外国京都出版的书信与传记中也满载他的名字。梅里美说一件事将要发生时，“除非俾斯麦决定不要发生”。俾斯麦在推勒里做贵客，左拉把他描绘得极为形象，说道：“当公司发起人沙喀尔特很得意的在大厅里同他的情妇（这个情妇是他与皇帝两个人所共有的）手拉手的漫步时，她的亲夫却跟在背后。俾斯麦伯爵，原是一个魁梧的猎人，此刻正在与几位客人消遣，忽然间爆发出一阵轰笑声，他的两眼带着嘲笑的神色。”
　　这时候他的名誉与他本人的人品是相符的。世人也将他当作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大家，他的坦白与诡诈常常掺杂在一起，令人难以识透。本尼格森说道：“他用不同寻常的手段骗了法兰西。外交原本就是世界上诸多最善骗人的事之一，但当俾斯麦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欺骗别人，却使人无法不对其赞叹不已。”当时的外交家，并不说他是个英雄。无论是彼此谈论，或是书信往来，却不由自主地说起他的手段。例如贝斯特说道：“俾斯麦在加斯泰因说过‘我们绝没想到为德国而取得德意志的奥地利。我们会很容易地想到荷兰。’过了几个月之后，荷兰公使从柏林调往伦敦，这位公使曾告诉我说，俾斯麦对他说，没有人想到荷兰，倒是有人想到奥地利的几个操德语的省份。”
　　其实俾斯麦最想做的就是要使他的左邻右舍们与仇敌们不安。在他作学生的时候就常用这种方法。他说这两句话或许是有意使听者传播，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最有力量的骂人字眼。他尤其喜欢骂他的对头们是匪类；当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一个傻子！”——这样是表示友谊，他现在就是这样的随心所欲地批评别人，这是他祭骛不驯的写照，他喜欢这样骂人。自己喜欢说人家是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对君主也是这样，他知道他能够这样做，这可以带给他一生的快乐。
　　弗莱塔格的批语虽带着仇视的色彩，却是很引人注意的：“俾斯麦只能在一个出于黑夜而人于白昼的时代有行得通的可能……在浪漫派与美术派之间，有一片狭窄的学识地带，是那些旅行好事者与漂亮的贵族公子们所特有的区域……我看俾斯麦好像是从这个无思想时期来得较迟的惟一的一个人。他最令人关注的特色，就是不敬，无论判断什么，都是任意而为之，用自己作判断的标准。所以这个人不能做一个学派的发起人；他的诸多过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过错……现在的君主不愿撇开他，除非俾斯麦自己愿意走开；不声不响的在那儿发闷是无用的……一个不很了解自己的人，一个极为任性的人，他的祖先也是不甚发达的，然而他就是这样浮到表面上来，居然于危险而不顾，拥有真正超群的品质，同普鲁士的光荣与伟大合而为一。有如无论什么人打击他，同时就是打击国家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虽然有许多人与弗莱塔格观点相同，说俾斯麦有许多超群之才，这许多才能又是有利于国的。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正好在他的那个政党大竞争之前与这个政党大竞争之后），他还是与全部政敌，与全部阶级，格格不人的。“我要你们所要的，但是我所用的方法与你们不同”，他在新的帝国议会里面，敢说这两句话。“我如果不反抗你们，你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我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我从不这样认为，我想你们应该喜欢的。”（听者很受感动）当他被逼迫承认巴登为北德意志联盟的一分子的时候说：“诸位先生，不必这样热心催问为何那样靠前站，要满意于享受你们所已得到的，不要贪得你们所未得的……我也许是办错了，也许是I 办错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同你们意见不和，我将按照我对于时局的见解来办事。”
　　一个人这样对待人民的代表，自然成为同事们眼中的专制者。他既把北德意志联盟当作自己亲手创造的，又要求对其有节制权，同时还要节制普鲁士。那时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诉苦说：“不满意他的专制行动，自从罗恩退位以来，他的行为令人更加难以忍受，哪怕是极小的反对意见，他都不能容忍。”罗恩辞职不过是暂时的，他批评地写道：“在召开会议时，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过高，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好像被过去的错误所缠绕，他相信用知识的灵敏……就能够推倒时局的诸多困难……就政党而言，我属于保守的反对派，因为我不愿人家捂住我的双眼，违背我的意志，牵着我的鼻子走，至于走到哪里，惟有上帝知道。俾斯麦现在同从前一样，不理睬他的那些最可靠的与最肯帮助他的朋友们，反而对他们毫不客气。”梯尔是一位次长，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位长官还是和以前一样自以为是，常说些牢骚话，有时遇到他并不太了解的小事还要干预，有时却执拗地不肯干预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要紧！倘若他的身体完全康复，我们就有意神秘地问他，‘欧洲是什么价钱’？”
　　因为人人都怕这个专制者，就没有一个人敢作哪怕是最小的决定，这使他非常愤怒。他的夫人从乡下写信给乔特尔，说道：“你几乎不会相信俾斯麦怎样的发怒，因为在柏林的人们无论什么小事都要请他批示或决定……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位伟大的舵手如果什么事都麻烦他，就会令他极为苦恼。”当他不在柏林的时候，倘若诸事不能尽如他意，他就写道：“我很懊恼我在第二段所说的话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我是很少麻烦这些先生们的，他们强追个有病的人回头三次说这样的事，实在是近于藐视。”
　　当他变作一个独唱者时，还要唱第一段，合唱者只好不出声，无人愿同这个最有势力也最有个性的人联手办事。在新德国筹备好之前，德意志的知识界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躲开，既无章程亦无一定的意向以反对。无论在书信里或是在谈话里，我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有名的知识界人士曾做过俾斯麦的座上客。曾有几件公文交给特赖奇克，任他处置，也曾说过施贝尔哈根的新小说，或许会收到路透的感谢信——好几年所说的不过这样。埃克哈特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第一次拜访你斯麦，所见的客人都是贵宾，他们对俾斯麦说话时称呼“你”。在别的地方，这班贵族们往往都是他的对头。埃克哈特问道：“我们怎样解释这样的人会成为德意志的第一人物的亲密朋友，成为习惯于与他相聚的人。曾几何时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与这家人不相往来，就是来往的话，也是极少的。”
　　这时候俾斯麦只喜欢同犹太人交流，他说拉萨尔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他常常同拉萨尔谈到深夜，还不想同他分手。他让巴里施洛德作他的秘密办事人员，这个人常到他家里找他，后来又受委托替俾斯麦管理产业。还有一个医生名科恩，为俾斯麦做了好几年的私人医生，并且还是他的朋友，一直到科恩死去。俾斯麦非常信任犹太人，并把他的健康与产业都托付与他们。“同西姆松的往来让我感觉非常快乐……他是一个有真正才学的人，当他来访的时候，是最有趣的——我对于大多数来拜访我的人却不会说这句话。他满腔都是真正的爱国情懦；他就像是一个名贵器皿，里面装了许多最高贵的东西。”俾斯麦写过许多描写人的性格的文字。上文所说的两句话，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二十年前，当他尚在耶尔福议会当秘书的时候，他曾挖苦过这个西姆松。他说：“假使我父亲看见我在这里为一个犹太教授做秘书，他会从棺材里坐起来的。”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争论，西姆松居然称俾斯麦是一个跳索人，想必俾斯麦一定不会忘记这两件事。后来他极口称赞狄斯累利。我们不能不问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巴里施罗德，却不看重郝斯曼；看重科恩，却不看重费利克斯；看重拉萨尔，不看重李卜克内西；看重西姆松，不看重利希特；看重狄斯累利，不看重索尔兹巴利。
　　到了现在俾斯麦早已不再对犹太人抱有什么成见了。连同他少年时的诸多成见也都抛之脑后了。就是在私下里他也绝不说反对犹太人的话，但是我们几乎无法怀疑——虽有理由——他那一阶级所带来的普遍的成见，对于这件事，到底有多少摆脱不开。二十年前他发表过反对犹太人做官的言论，后来他又通过一条法律解放犹太人。他坚持认为普鲁士既无国教，政府对于这许多事情，绝不能袒护任何一方。他在议会恭维犹太人，因为“他们治国有特长”，私下里他说“敬父母，笃爱妻室，好行慈善”，是犹太人最崇高的美德。他提倡贵族与犹太人通婚。他引导利纳尔，斯特蓝，加雪洛与其他诸侯家作证，这几家与犹太人通婚，掉过来说，最妙莫过于德意志信奉基督教的男子与犹太女子结婚。关于这件事，“我却不晓得我应该劝我的儿子如何去做。”到了晚年，他说一句俏皮话概括犹太人的社会与生物学的价值，他说道：“犹太血与德意志各族的血液合起来就如同金子一般地宝贵，我们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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