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作者：[英]戴维欧文
本书作者戴维·欧文是英国当代史学家，专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除著有本书以外，尚有《沙漠之狐隆梅尔》等专著，在西方有一定影响。
为成此书，作者曾会见过世界各地的许多二次大战见证人，查阅了英国，美国和西欧有关国家的近百万页的原始资料， 如书简，讲稿、电文、会议记录等。据作者声称， 写作此书“所凭借的是历史上的原始记录， 而不是出版过的文献”。经过十一年的研究，作者对二次大战有不少新的发现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这在本书中均有详尽的分析和阐述。
因此说，《希特勒与战争》是一部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地方和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元首的班底
元首的班底
为了便于理解书中所叙史实，现将正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的简明自传附录如下：
阿尔温一布罗德·阿尔布雷克特: 希特勒的海军副官，1939年6月由于婚姻不幸，雷德尔要求撤换他。但因希特勒持有异议，任命他为自己的私人副官。据推测在战争最后几天死于柏林。
艾里克·冯·阿姆斯堡上校： 凯特尔的早期副官，在1944年7月20日的爆炸中贝罗·普特卡默和施蒙特受伤，他跻身于希特勒的武装部队副官的行列。
海因兹·阿斯曼海军上将： 约德尔海军参谋部的军官，1943年至1944年间经常参加希特勒的战务会议。
赫伯特·巴克博士： 食品部的一位非常能干的国务秘书，在1942年，实际上取代了食品部部长理查德·瓦尔特·达里。
路德维希·贝克将军： 1938年3月前任陆军参谋总长，当他被哈尔德取代后，参与谋杀希特勒活动。1944年7月20日炸弹谋杀失败后，自杀。
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 温文尔雅而富有教养，从1937年到元首自杀前任希特勒的空军副官。
戈特洛勃·伯格尔： 党卫军将军。希姆莱的党卫军总局局长。
瓦尔纳·贝斯特博士： 盖世太保里一个部门的头头，1942年被任命为希特勒驻丹麦的全权代表。
约哈奈斯·布莱希克教授: 希特勒的主要牙科医生——在战后美国人对他的审问中，他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证据，证明红军在柏林发现的那具尸体就是希特勒的。
瓦尔纳·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 希特勒任命的第一个陆军元帅(1937年)，在1938年初和一个比他地位低的人结婚后，被解除了作战部长职务，可是希特勒给他找了个小差事，直干到最后。
费多尔·冯·包克陆军元帅： 是希特勒1940年在法国战役和(1941—1942年)俄国战役中表现最顽强、战功最显赫的战将，1945年的一次空袭中被炸身亡。
卡尔·包登夏茨将军：职务是戈林作战局的长官，他是戈林驻希特勒大本营的常驻代表。
博吉斯劳·冯·博宁上校： 后期任德国参谋总部的作战局局长。
海因里希·鲍格曼上校：1943年继恩格尔任希特勒的赖军副官。1945年4月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在自己的汽车里。
柯尔伯特·鲍曼： 马丁·鲍曼的弟弟，可是兄弟间没有共同语言。阿尔伯特是希特勒私人官邸里的副官。
马丁·鲍曼： 1941年5月赫斯背叛前，他是赫斯的得力助手，出身比较微贱。赫斯叛离后跃居要位——纳粹总理府首领，从1943年起兼任“元首秘书’，个人权力极大。此人是纳粹机器中的发电机，他能把希特勒没完全说出来的思想转变成严酷的现实。他工作勤奋，生活清苦。在纽伦堡的缺席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他的律师请求宽宥他的书面报告，仍存放在档案中。
菲立普·布勒帝国官员： 纳粹党元首府首领，负责处理德国公民，寄来的信件。由于他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开恩请求书而卷入谋害性的无痛苦致死计划，及清除犹太人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活动。1945年5月自杀。
卡尔勃兰特医生： 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做希特勒的外科医生，1944年10月，被马丁鲍曼辞退。因为他参与无痛苦致死计划，于1947年被美国人绞死。
瓦尔特·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 1938年希特勒因为缺少优秀的将领，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希特勒不情愿地让他对付了几年，到1941年12月，以身体不佳为理由让他退休。1948年在英国的囚禁中死去。
爱娃·勃劳恩: 从1931年起，她就是希特勒的为人们所知的唯一情妇。据希特勒的秘书说，她陪伴着希特勒，同他谈话，从一个原来地位卑微的实验室助手变成一位极为自信、妩媚的女人。她于1945年4月同希特勒正式结婚，三十六小时之后一起自杀。
威廉·勃鲁克纳： 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希特勒的首席副官。1940年10月被免职——因为他也象阿尔布雷克特和勃洛姆堡一样，缔结了遭到众人非议的婚约。
威廉·布格道夫将军： 在施蒙特1944年7月20日的爆炸中受伤后，他继任为希特勒的武装部队首席副官并兼任陆军人事局局长，在这之前，他代理过施蒙特的工作。草莽英雄，嗜酒之徒，希特勒自杀后不久自杀。
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 在1944年被接收参加党卫军似前任谍报局(最高统帅部情报局)局长，他多次遇到过急风暴雨，但都化险为夷。他的朋友甚少，使用印度男仆。他是希腊血统，早餐喜欢热香槟。1944年从叛徒和党卫军之间的绷索上滑下来，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被绞死。
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 1942年11月和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结婚之前，任约德尔的首席参谋。后来晋升很快，直至德国空军作战处处长。
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夫人： 希特勒的四个私人秘书之一，当然容貌也是最迷人的——据说元首曾对她很赏识。战前就在希特勒处工作，1942年11月结婚时离去，可是一年后又回到希特勒大本营，直至最后。
弗里茨·达尔格斯: 1939年前当马丁·鲍曼的副官。从1943年3月开始当希特勒的私人副官，直至1944年7月希特勒才把他打发走，派往俄国前线，表面上是因为战务会议上的小虫事件，而实际更好的解释应是，他遗弃了爱娃的妹妹格莱特尔·勃劳恩。
奥托·狄特里希博土： 希特勒的新闻发言人。
约瑟夫 塞普 狄特里希： 党卫军将军，纳粹元老，他指挥过党卫军护卫队，后来指挥党卫军第六装甲军团。
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 1943年前任德国潜艇部队总司令。他是在雷德尔辞去海军总司令职务的那年的1月份接替这个职务的。邓尼茨支持希特勒的冒险战略决策，例如，坚守克里米亚和东波罗的海诸省，以至希特勒在1945年4月确认他是元首最理想的继承人。
夏维尔·多什博士： 继弗里茨·托特之后，是德帝国最杰出的民防工程师。托特组织的头子，负责帝国占领国中的军事工地建设。
阿道夫艾克曼： 党卫军上校，卡尔登勃鲁纳的帝国安全总局的一名小官，犹太人驱逐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他有关系。他对灭绝犹太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卡尔·冯·艾肯教授： 耳鼻喉专家，1935年给希特勒作过喉科手术，1944年11月又作过一次。
格哈特·恩格尔上校： 1938年到1943年当希特勒的陆军副官。后来任师级指挥官；名噪一时。
哈索·冯·埃茨多尔夫少校： 参谋总部和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官，他常用铅笔写下密码笔记，战后被美军破译，提供了希特勒对外战略部署的重要情报。
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 纳粹军事总督，他和一个同样是贵族出身的女士私通，结果在1944年7月被免职。因此他和炸弹谋杀案的关系没有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这大概是他几周后从绞索中逃脱出来的原因。
赫尔曼·菲格莱因： 党卫军将军，从1944年起一直任希姆莱驻希特勒大本营的代表。和格莱特尔·勃劳恩结婚(见达尔格斯)，在战争最后几天里，他因为企图开小差而被枪毙，勃劳恩成了寡妇。
埃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 武装部队和陆军通讯处处长，卷入了1944年的炸弹谋杀案，事情失败后被判处死刑。
汉斯·弗朗克博士： 希特勒的老朋友，也是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私人法律顾问。1939年波兰战败后，他被任命为波兰残部的总督。
卡尔一赫尔曼·弗朗克： 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的摄政者。
威廉弗立克博士： 内政部部长，1943年8月被希姆莱取代。
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 凯特尔的死敌，负责指挥补充军——在德国募集和受训的几个师。1944年7月20日的谋反使他受到牵连，但是不太明显——人民法院对于他是否了解谋反情况没发现证据。可是那天下午．在同他的参谋长施道芬堡的斗争中，表现怯懦，不够卖力，因而被判处死刑。
埃尔温吉辛博士： 军队的耳鼻喉专家，1944年7月20日爆炸后，他被从腊斯登堡医院召来，给希特勒治疗脑外伤。
奥迪洛·格洛博克尼克： 党卫军旅长，曾任卢布林波兰占领区的警察局司令，和艾克曼一样，也是个支持屠杀犹太人的纳粹份子。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纳粹元老，柏林的地方长官，1933年后任帝国宣传部部长——杰出的演说家，长于雄辩，当然无疑也是支持元首毁灭人类的恶魔之一。希特勒自杀后，他结束了自己和全家的生命。
卡尔·戈台勒博士： 莱比锡前市长，是反希特勒密谋集团的政治领袖。这次密谋活动到1944年7月20日炸弹谋杀发展到了顶点。
赫尔曼·戈林： 帝国元帅。这是一位有很多头衔的人，其中最重要的职务是空军总司令兼四年计划办公室主任。他的作风时紧时松，因此德国公众认为，等待他的最大可能是悲惨的失败一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名声基本没受到损坏，一直保持到1946年10月自杀。
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主要坦克兵司令官。1941年12月，希特勒为了克鲁格把他免职，从那时起，呆在指挥的空位上，直到1943年2月任命他为希特勒个人的装甲部队检查官。即使那时，古德里安依然首鼠两端，立场不坚定。对1944年7月20日的爆炸，他一定是事先得到了警告，所以那天他故意离开了元首大本营——仅仅过了几小时，他又回到大本营，使他自己惊讶的是，他竟然当上了陆军参谋总部的新任参谋总长。他任这个职务直到1945年3月。
奥托·根舍党卫军上校： 从前是希特勒警卫班的士兵，魁梧高大，金发碧眼，象只斗牛犬，是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和士兵，1945年4月元首委托他将自杀后的尸体烧掉——并且告诉他必要时补上一枪。
沃纳．哈斯教授： 战前曾给希特勒治过病；在柏林沦陷前的最后几天又给希特勒当过几天医生。
弗朗兹·哈尔德将军: 1938年继贝克任陆军参谋总长。人们公认他是位优秀战术家，哈尔德任参谋总长之职—直到1942年9月。因希特勒对他忍无可忍，将他免职。
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医生： 1944年10月前，当卡尔·勃兰特作希特勒的外科医生时，他是勃兰特的副手。
鲁道夫·赫斯： 1941年飞往苏格兰之前为希特勒的法定代理人。
瓦尔特．赫维尔大使： 二十年代初学生时期加入了纳粹党，1923年和希特勒一起在兰德斯堡坐过一段时间的牢，后来移居爪畦当上了庄园主，从爪哇返回后在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里任职一在本书描写的这段期间里，他在希特勒的大本营中任联络官。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党卫军将军。是卡尔登勃鲁纳的前任，党卫军帝国安全总局局长，他是对·生杀予夺之权’最感兴趣的人，所以在全德建起了令人畏惧的警察组织。1941年10月被任命为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保护人，在那里从事改革，1942年6月，被英国培训的特务暗杀。他就是灭绝营的幕后军师，没有一点值得同情的地方。
海因里希·希姆莱： 党卫军最高长官，警察头子，1943年8月后兼任内政部部长。纳粹党报负责人。马克斯，阿曼说：‘希姆莱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消灭纳粹意识的一切敌人，他执行这项任务时非常沉静，不带个人情感——既没有憎恨也没有同情．’他是个想入非非但又具有组织天才的罕见人物。
汉思.耶舒恩纳克将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十六岁那年当上了陆军中尉，他似乎是由于光辉的事业而显赫一时，1939年他当上了空军参谋长，1943年8月自杀身死。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 是个道地的士兵，他对于元首忠贞不渝，从1939年至最后一直任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他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洞察力。于1946年在纽伦堡被处绞刑。
特劳德尔 荣格夫人： 希特勒的秘书中最年轻的一位，她是在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1942年结婚时进入希特勒大本营的。她和希特勒的男仆汉斯·荣格结婚，1944年寡居，一直到最后都和希特勒在一起。
沃尔夫·荣格海军上校： 1943年8月28日前是约德尔的海军参谋，1944年夏，当阿斯曼在7月20日受伤后治疗期间，再次任此职。
思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土： 党卫军将军。帝国安全总局局长海德里希的继承人，可是他本人只对情报工作感兴趣，对治安和处决工作不感兴趣，这样使‘盖世太保”的缪勒在治安和处决方面的影响越采越大了。
威廉·凯特尔： 陆军元帅。一直任最高统帅部长官。他很会发挥辅助作用，他把军事和战略方面的事明智地交给约德尔。由于他勤奋和忠诚，在纽伦堡和约德尔一样受到绞刑。
艾伯特·凯塞林： 陆军元帅。在对波兰，法国和俄国的入侵中，他握有重要的空军指挥权。1943年——1945年任德国驻意大利军队的最高司令，1945年3月他从伦斯德手中接过了西线总司令之职。因为对意大利公民犯下了战争罪，1947年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无期徒刑。1952年被赦免。
古恩特·汉斯·克鲁格： 陆军元帅。他是士兵的好指挥，和隆美尔一样——在战场上总和士兵一起作战，但他在政治上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曾为各种密谋集团打听消息，但是本人不参加活动。由于害怕失败了的1944年7月20·日谋杀案牵连到自己，他服用了氰化物，永远闭上了他那双蓝眼睛。至死他对希特勒的崇拜也未减少。
沃纳.科本博士： 罗森堡在希特勒大本营的代理人。1941年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整理了元首讲演记录。
卡尔·科勒将军: 从1944年到最后任德国空军参谋长。他是个从士兵晋升上来的严厉而干练的巴伐利亚人。
冈瑟·科尔登将军： 1943年耶舒恩纳克自杀后，任德国空军参谋长。他死的很惨，1944年施道芬堡的炸弹在桌子底下爆炸时，炸坏的桌子碎片将他穿死。他是德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的创始人。
西奥多·克朗克： 海军中将。1942年9月以后任海军总司令驻希特勒大本营的常驻代表。
汉斯·克莱勃斯将军: 最后一个陆军参谋总长，希特勒死后，他同俄国人在柏林会谈，然后自杀。
沃纳·克赖普将军： 1944年8月1日至9月21日任德国空军参谋长，1944年9月20日希特勒将他从大本营战务会议中除名。
汉斯·海因里希．拉麦斯博士： 兴登堡政权中的留用人员，宪法专家，身为帝国总理府首领。他是第三帝园中一位最为重要的文职官员。
罗伯特·莱伊博土： 党的组织部门首脑，1933年他接管工会，将工会变成德国劳动阵线。
海因兹·林格： 在柏林陷落前一直是希特勒的男仆。
伯恩哈德·冯·洛斯堡上校： 约德尔的陆军参谋官。
维克多·卢策： 1934年继被害的恩斯特·罗姆任冲锋队褐衫党头目。他是个酒徒，又是个饶舌的人，他对党卫军的评论曾惹起过希姆莱的不悦。1943年死于车祸。
恩斯特·迈赛尔将军： 在陆军人事局任布格道夫的副官，为人沉静而富有理智。由于他在隆美尔之死中的不光彩作用，遭到战后作家的粗暴对待。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 陆军元帅，由于他在波兰(1939年)、西线(1940年)和在俄国战役中表现出的进攻方面的才干，人们普遍称他是德国参谋总部造就出的最优秀分子，
奥托·梅斯纳博士： 和拉麦斯一样是兴登堡时代的留用人员。任总统府首脑。
埃哈德·米尔契： 陆军元帅。汉莎航空公司的奠基人，1933年受希特勒和戈林的指派秘密建设德国空军。他和戈林进行过几年的激烈竞争，虽然他竭力隐瞒家谱中的一个严重缺点，1944年还是被免职了。(他是纯正的雅利安人，但是为了隐瞒他是由他母亲和他母亲的舅父的不正当关系所生，他接受了流行的相反的传说。)
瓦尔特·莫德尔： 陆军元帅，戴单眼镜，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世界观，是曼施坦因的对立派，每当需要坚守某一战线或夺回某一战线时，希特勒就派人去找莫德尔。
西奥·莫勒尔教授： 只有莫勒尔在1936年曾医好过希特勒的胃功能失调。希特勒不顾别人对他的批评，指派他为自己的内科医生，直至最后。
海因里希·缪勒：党卫军将军。卡尔登勃鲁纳领导下的盖世太保头子，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失踪，此后再没露面。
弗雷德里希·保罗斯： 陆军元帅，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带领他的第六军团向苏联投降。
卡尔—杰斯科·冯·普特卡默： 海军上将：从1935年到1938年6月，当希特勒的海军副官：从1939年年8月到最后，第二次当希特勒的尉官—是希特勒班底中活下来的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
埃里希·雷德尔: 海军上将。当希特勒1933年取得政权时，他已经是海军总司令了，任职刚好十年时被迫辞职。
汉斯．腊登休伯： 党卫军旅长，希特勒大本营中的警卫，负责保卫希特勒的人身安全，他企图以巴伐利亚人迷人的外表掩盖他野蛮的搞阴谋的本质。
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1938年以后任德国外交部长，虽然他明知道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注定要失败，可是每次又都让元首把他压服了。1946年在纽伦堡受绞刑。
沃尔弗罗姆·冯·里希特霍芬： 陆军元帅。他可算是最坚强的德国空军机组指挥官，他首先指挥空军的一个军，继而指挥空军部队。哪里战斗最激烈，希特勒就把他派到哪里，希特勒还愿意听这位陆军元帅对他在陆军中的对手的夸大其词的抱怨。
埃尔温·隆美尔： 陆军元帅。1939年至1940年任希特勒大本营的司令，在对法国的进攻中，及时指挥一个装甲师，打了一场虽鲁莽但光辉的战役。在北非又取得一次全胜，而且规模更大，直到缺少给养，再加上同盟国坦克和飞机优势，才被击退。他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始终如一，可是他对最高统帅部和约德尔的仇恨在1944年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受别人牵连卷入了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活动中，结果，当年10月服毒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阿尔弗雷德 罗森堡： 罗嗦的纳粹党哲学家。科赫的死对头，特别是当罗森堡任被占领的东方领土部长时，不得不和他打交道之后。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反犹太分子。
格德·冯·伦斯德： 陆军元帅。直率，英武，忠心，可是在后来的几年中，年纪大了，为人随和了。伦斯德是早期服役的德国土兵。希特勒喜欢他，确实信任他——三次任命他为高级指挥，但是为了权宜之计又三次解除其职务。从1942年到1945年(1944年夏有一很短的间断时间)任西线总司令。
弗里茨 沙克尔： 图林吉亚的地方长官，1942年希特勒指示他负责帝国劳动力开发计划。这个沙克尔以合同，引诱和奴役等手段取得了成就。被绞死在纽伦堡。
卡尔一奥托·索尔： 外观是个典型的纳粹分子——粗壮，有力，残忍。先是托特的人，然后成了军火部斯佩尔的左右手。对日期和统计数字的非凡记忆力使他成了希特勒的宠儿之一。
尤利乌斯·夏勃： 1925年加入纳粹党，当希特勒的副官和勤杂人员，直到最后。由于他智力太有限，不会搞阴谋，在元首随从人员中，他赢得了元首的高度重视。
威廉·夏特博士: 希特勒参政史学家谢尔夫的副官。谢尔夫在1944年7月20日受伤后，由夏特代替出席希特勒的战务会议达好几个月之久，但是由于他和贝克。戈台勒以及库尔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的友好关系，他成了许多秘密情报的来源。这些情报直接从希特勒的大本营送到了敌人手中(可能是无意的)。
瓦尔特·谢尔夫将军： 最高统帅部首席历史学家，1942年希特勒命令他写帝国战争史。可是他从未着手于此事，而且是按他的命令，希特勒战争会议的大部分速写记录在1945年5月被烧掉了。
鲁道夫·施蒙特将军： 1938年后任希特勒的德国武装部队的首席副官，1942年后兼任陆军人事局局长。他作为希特勒私人顾问所起的作用必须认真研。1944年7月20日爆炸使他受烧伤失明，拖了很长时间才死去。
斐迪南·舒埃纳尔陆军元帅: 象莫德尔一样，舒埃纳尔通常被派驻其他将领打败仗的战区，而他通常能取得胜利。
克里斯塔·施罗德： 1933午后当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45年4月22日之前一直和希特勒在一起，这时奉命离开柏林。尽管她伶牙俐齿，对战争的进展作过狡诈的评论，希特勒对她还很热情。
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博士： 说话态度文静的奥地利律师，被1938年德国奥地利联盟作为纳粹的同情者推进了维也纳的高级办公室，赛斯一英夸特1940年5月18日前一直任汉斯·弗朗克驻波兰代表，然后，希特勒任命他为驻荷兰总督，在纽伦堡被绞死。
弗朗兹·冯·索恩莱纳博士： 外交官。在1944年赫维尔由于飞机坠毁而负伤，在养病期间，他代替赫维尔工作。
艾伯特·斯佩尔： 尽管很年轻，被希特勒命名为柏林建筑师。他爱虚荣，野心勃勃，总想出人头地。毫无疑问，他象戈林一样风度翩翩，具有组织能力。1942年希特勒精明地任命他为军备部部长托特的接班人。可是希特勒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对他失望了。
路德维希·斯顿普弗格医生： 希姆莱部门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从1944年10月，他开始给希特勒治病。
弗里茨·托特博士： 希特勒主要的民用工程师，按他的命令修筑了高速公路，后来又在1938——1939年间修成了西壁。1940年3月希特勒提名，让他领导一个新的军备部。当托特1942年2月在一次飞机坠毁中死去时，斯佩尔继承了他的职务。
尼古拉斯·冯·伏尔曼将军： 1939年8，9月份，勃劳希契任命他为驻希特勒大本营的代表。
汉斯·埃里希·伏斯海军中将: 1943年3月1日继克朗克任希特勒大本营的海军代表。
爱德华·瓦格纳将军： 德国陆军军需总监，直任到]944年7月20日炸弹阴谋失败后自杀为止。
瓦尔特·瓦尔利蒙将军： 约德尔的最高统帅部作战局的代理人。瓦尔利蒙深觉应该占有约德尔的地位(按理说，那个位置是他的)。
恩斯特·冯·威兹萨克： 1938年后任外交部里宾特洛甫的国务秘书。1943年初开始任德国驻梵蒂冈大使。
约哈纳·沃尔夫： 是希特勒私人秘书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卡尔·沃尔夫： 党卫军将军。希姆莱人事部首脑，1943年年初以前任党卫军驻希特勒大本营的代表——那时他被一桩婚姻丑闻所牵连，从1943年9月开始任纳粹占领的意大利的警察局长。
库特·蔡茨勒将军： 1941—1942年在苏联战线上任装甲军参谋长时，由于他精力极为旺盛而得“雷公”绰号。1942年希特勒把他从伦斯德的参谋总长的岗位上由法国调回，继哈尔德任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对希特勒的脾气一直是忍让的，直到1944年6月30日，他以有病为借口干脆不再露面。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白色方案
第一部 希特勒的战争开始了
“白色方案”
1939年9月3日夜晚，希特勒把他的办公地点从总理府高雅的大理石厅堂转移到亚美利加号火车专列。亚美利加号停在尘土飞扬的波美拉尼亚火车站，车站周围是干渴而芬芳的松树和被中欧九月的骄阳烤得干干巴巴的一排排木头营房。
德国铁路从未运送过这样的列车：两个火车头牵引着十四、五节客车车厢，紧接着的是装甲货车车厢，满载着2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最后面的一节车厢也装着类似的高射炮，组成了一个长长的拖沓笨重的庞然大物。希特勒个人的车厢在最前面：一个相当于普通车厢里三个分隔间大小的会客室，一个卧铺，一个洗澡间。会客室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四周摆放八把椅子。这节车厢其余的四个分隔间，由他的副官和男仆们占用。其余车厢是餐车和他的警卫队、私人侦探、医务人员，新闻记者以及来访客人的住所。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汉斯，拉麦斯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乘坐的代号为“海因里希”的第二列火车紧跟在它的后面。戈林的个人列车“亚洲”号——装备得更为舒适，与他本人一起留在波茨坦附近的德国空军司令部里。
希特勒的列车的活动中心是紧挨着他自己住所的指挥车厢。一个长长的会议室占去车厢的一半，会议室里主要放着一个地图台，车厢的另一半是希特勒的通讯中心，它不断地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和无线电话跟前线的军事指挥部联系，而且还跟最高统帅部以及在柏林的其他各部联系。在未来两周，除了睡觉之外，希特勒要在这闷热狭小的空间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希特勒的主要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上校果决地将川流不息的来访者限制在最小限度。在这里威廉·凯特尔第一次把他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少将介绍给元首。这位作战局长是一位曾在巴伐利亚指挥过山地战的军官，沉着稳重，秃头，比希特勒小一岁，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他一直是希特勒的主要战略顾问。(战后，约德尔被美国人召去，听取他对保卫西欧的建议，后来，在纽伦堡以战犯罪被处绞刑。)
约德尔坐在长长的地图台中间的那把椅子上，凯特尔通常坐在一端，陆军联络官尼古拉斯·冯·伏尔曼紧挨着三台电活机坐在另一端。
在火车上，如同在总理府一样，棕色的纳粹党制服主宰着这个地方。一般说来，只有希特勒的副官才能住在那里，就连元首大本营的新任司令隆美尔也不能住在这列火车上。不管怎样，希特勒几乎不干预波兰战役的指挥。他总是在上午九点出现在指挥车厢里，听取约德尔关于上午形势的个人汇报，并且查阅从柏林空运来的地图。他首先询问冯·伏尔曼上校的总是关于西线的危险形势，因为驻守三百英里防线的三十个师中，只有十二个师还算可以，而且法国可能随时出动一百一十个师攻击他们。可是，与希特勒的评论家们发表的一个个预言相反，西线却是令人奇怪的平静。9月4日，这位令人敬畏的冯·伏尔曼上校写道，“此时，一场宣传战已在西方爆发。元首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吗?据说法国已经在萨尔布吕肯挂出了一面旗，上面写着‘我们决不开第一枪’。由于我们已经严令禁止我军采取公开的敌意行动，现在我可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听主任之了。
这的确是个谜。在波兰濒临溃败之际，她的盟国发出不吉祥的叫嚷。在良机日益减少的时候，盟国稳坐不动。
波兰在三周时间遭受了无情的蹂躏。无论是它的士兵的勇猛还是盟国的诺言，都不能阻止这大局已定的失败。斯大林为之惊讶，各民主国为之震动，而希特勒却坚定了自己军队战无不胜的信念。他们从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向波兰进攻，还从西里西亚以及斯洛伐克警戒的国土上向波兰进攻，以致使波兰人不能在任何地段建立一个稳定的前线。汽油车、坦克、俯冲轰炸机本不该算是奇兵，然而却成为攻打波兰的奇兵。希特勒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横扫了脆弱的波兰西部防线。在波军仍向维斯杜拉河西部聚集的时候，包围了他们。波兰之所以把军队调遣到那里，一则是保卫国家，一则是准备迅猛扑向柏林——这种挺进将会造成德国的反纳粹革命，因为波兰政府曾被弄得那么天真地相信了这一点。德国所预料的事情，结果还是不错的。德国参谋部整个夏天在地图上所筹划的东西，于1939年9月在波兰的沼泽地和平原上毫厘不爽地兑现了。
希特勒让瓦尔特，冯，勃劳希契独立指挥军事行动。他在指挥车厢里不引人注目地听着身边人们的议论。无疑，他在将战役舶进程和他凭借自学得来的知识推测出来的种种结局相比较。正如一位当事人所写的，他在场并没有使他的官员们无所适从，只有一个例外：他在场不准他们吸烟，这道禁令使他的海军副官——一只接一只吸雪茄的卡尔一耶斯科·冯·普特卡默上尉大受其苦。希特勒仅对“钳形”计划有过战略影响，这个计划以机械化部队从维斯杜拉河北面的东普鲁士强有力地向南挺进。他曾企图否决对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将军指挥第八军团和古特恩·冯·克鲁格指挥第四军团的任命——后者是因为戈林个人的反感，前者是因为他回忆起三午的在军事演习中这位将军汉有象他主张的那样调拨好坦克。但是对这些任命，希特勒允许有关部门驳回，尽管后来他对第八军团的军事指挥故意挑剔。这导致了仅有的战役上真正危机。但是危机的发生已全在希特勒的意料之中，他已预先定下对策。一次飞机事故使克鲁格受伤，暂时不能参加战斗，在此之前曾指挥他的第四军团，短短的几天使希特勒信服，他应该永远比这位将军指挥有特别要求的军事行动。也许是这种情感，使克鲁格幸免于绞刑，尽管他五年之后没有挣脱死亡。
波兰人犯了个致命的战略错误，即把兵力向前集中到波森(波兹南)凸形地带，而没有建立一个更容易守住的主要防线，比如建在维斯杜拉河上。事实上，这些部队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就被包围并且歼灭了。西部边界的防御工事既陈旧又脆弱——华沙附近的工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有的。首都的防御工事合并到郊区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那里的激烈战斗。不过到那时，胜败已在预料之中。
9月4日上午8点钟，也就是希特勒的火车来到前线不久，北方集团军司令费多尔·冯·包克将军和隆美尔一起向希特勒作了汇报，然后这三人便动身，开始对战区进行全面的巡视。在副官和男仆们的陪同下，希特勒乘着一辆笨重的六轮曼赛德斯牌汽车，他的其余官员和护送队乘着六辆同样的车跟在后面。护送队的规模不大，两辆装甲侦察车作前导，还有两辆压后阵。车队开走了，去巡视第四军团的司令部。载着党和内阁要人的七十多辆汽车各不相让，都想紧跟在元首护送队的后面，全然不顾狂暴的施蒙特事先拟定好的车辆行驶顺序的命令。没有铺石子的乡村道路扬起了一阵呛人的波美拉尼亚尘土。车队每短暂地停歇一次，有损尊严的场面就重复出现一次：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党的领导人推推搡搡地去抢镜头，然后又迅速地回到自己的车子里，催促司机，使自己的车离元首的曼赛德斯牌汽车更近一些。一次，马丁·鲍曼为着这种秩序紊乱的场面气愤地指责了隆美尔。这位将军冷漠地厉声回答：“我不是幼儿园教师。你要是愿意，你来整顿吧!”希特勒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无疑地，他认为这是他个人威望的证明。出征的最初几天，无法摆脱这群无聊的跟在后面的人，不过施蒙特终于设法巧妙地避开了多数人。在每次开始巡视前线时，用三架容克52作一次短暂的飞行，飞往有个小小的摩托护送队等候的机场。
德军正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北朝着托伦推进，海因兹·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正开入他的出生地——切尔诺。这里的土地长期以来浸渍在德国人的血泊之中，古老的德国土地又回到德国人的掌握之中。无论走到哪里，希特勒都被喜气洋洋的士兵团团围住，他们觉得这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凡尔赛的耻辱终于被洗刷。第六天，他巡视了塔克勒海德战场，一个强有力的波兰军被包围在那里，他们正在拚命突围。 (波兰骑兵显然确信，德国坦克只不过是锡板做的伪装物，便端着长枪去攻打。)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屠杀的结果，便是在这里的道路上留下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希特勒从无线电里获悉，克拉科夫现已在德国人手里。正如他预料钓那样，大部分波兰军队已陷入维斯杜拉河西部的陷阱里了，而调集在波森攻打柏林的强有力的部队现在已是无的放矢，而且又孤立无援，远远离开了主要战场。
9月6门晚10时，希特勒返回他的指挥车厢。冯·伏尔曼上校向他简要地汇报了西线的战况。‘(西方)虚张声势的恫吓战在继续进行，”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写道，“迄今为止，西方前线一枪也没有打响。双方都只是用高音喇叭互相喊叫，每一方都在企图让另一方明白，他们的行动是怎样的徒劳无益，他们的政府是怎样的蠢不可及。明天勃劳希契和雷德尔预期到达这里……波兰已经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伏尔曼的汇报已绎谈及波兰军队的毁灭：至于剩下来的，只不过是打一只兔子。从军事角度看，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怀疑地凝视着他，然后满意地微笑着，双手抓住上校的一只手使劲地握了握，没有再说一句话，就离开了指挥车厢。
西方的形势颇有些喜剧的味道。莱茵河两岸，高音喇叭使对方确信他们是不会开第一枪的。有些地方，军队在河里洗澡。在法国和德国的边境线上，秘密地进行食品和饮料交换。法国逃兵泄露，他们的前线哨兵不许在枪里装实弹。德国指挥官接到相当严格的指示，不许向法国领土开火，或者不允许在边境上空飞行。此外，希特勒还故意避免激怒英国的公众舆论：当戈林请求允许轰炸安静地停泊在斯卡帕弗洛的英国舰队时，希特勒认为为时过早，拒绝了这位空军司令的请求。 9月4日英国宣布：本日早晨她的一艘横越大西洋的轮船——雅典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附近的水域被一只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船上有一万一千名英国和美国乘客，有些人已经丧生。当英国公布这一消息时，希特勒大发雷霆。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同他的潜水艇司令卡尔·邓尼茨赶赴现场调查，向希特勒保证，他们的潜艇根本不可能靠近所说的出事地点，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恪守命令，不攻打英国客船。希特勒怀疑，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英国海军大臣，可能是他本人下令沉了轮船，借以激怒美国公众的舆论。他还指令宣传部立即揭露这位“撒谎大臣”。可是，不久，雷德尔秘密地告诉他，一位潜水艇指挥官现在已经承认击沉了轮船。他争辩说，那艘轮船熄了灯，而且弯弯曲曲地前进，他便把它当成了巡洋舰给击沉了。损失已经造成。雷德尔和希特勒商定保守秘密，就连戈培尔是否知道都令人怀疑。从那以后，即使潜水艇护送海军部队，也禁止攻打客船。
希特勒如何安排波兰领土的计划，尚未最后确定。原来他曾寸占计，将不得不接受意大利的调停以至最后停火。为了加强他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在最初几天里，他夺取了尽可能多的波兰领土。可是调停的提议一直没有提出。随着他的军队洪水般的推进，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8月22日，他对将军们秘密讲话，把目标定为“消灭波兰军队”，即一个正统的克劳塞维兹的目标，而不是地图上的任何一条特别界线。一星期之后，他仍然只是谈论打他的“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并把波兰东部划掉，给了俄国。但是在
9月7日，斯大林还没有调动军队时，希特勒又向他的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说到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可能性。
希特勒有一个朦胧的念头；把分散在巴尔干半岛各国，苏联及波罗的海国家零星的日耳曼族人聚集起来，使他们集中居住在布格河或维斯杜拉河沿岸以东的边境地带，以此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边境分界线。在这里驻防的部队，要象他们古代城堡里的条顿骑士或者象近代印度的西北前线的士兵一样。至于1914年的波德边界的西部，波兰人和犹太人要被赶走。那片土地要由德国人中勤劳的有技术的人居住，比如，希姆莱正从南提洛尔抽出的那些人，要在贝斯基德山北麓定居。华沙将成为德国文化的中心，往日的繁华或将被人们忘却，或将被维斯杜拉河两岸的绿色平原所代替。在帝国与“亚洲的’边界之间，某种形式的波兰民族国家将继续存在，以容纳波兰族人——总共约一千万的较小民族。为了防止产生新的沙文主义中心，波兰的知识分子将被“安排在其他地方”。
希特勒打算凭借这个独立的波兰残部，去议定一项貌似合法的和约，借以制止英法的枪炮。如果这个波兰残部瓦解了，无论如何可以把维尔纳地区让给立陶宛，可以承认加里西亚和波兰乌克兰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德国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所记录的，凯特尔的指示是，他的谍报局控制的乌克兰人·要在加里西亚乌克兰挑起暴动， 目的在于消灭波兰以及犹太分子”。凯特尔提醒，这种乌克兰人的骚动决不可以蔓延到苏维埃乌克兰去。莫斯科对波兰的态度仍然若明若暗，难以捉摸。俄国人急于砍去一片领土，但是却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中动刀。
希特勒的军队把袭击可憎的波兰人当作乐趣，有许多文件可以证明。最初负责执行占领方针的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上校在9月4日秘密写道：“到处展开了野蛮的游击战，我们正在无情地镇压。无须与我们评理。我们派出了紧急法庭，他们正连续开会。我们打击得越厉害，就越能迅速恢复和平。”一周之后，他写道：“现在我们正发布我今天亲自草拟的残忍的命令。什么也比不上死刑!在所占领的领土上别无他路。”（摘自我手中的未公开发表的瓦格纳的信件．当希特勒大势已去的时候，瓦格纳加入了反对派。他于1944午7月自杀，根据现代史学家的奇怪逻辑，他变成了反纳粹的英雄。）
希特勒本人的反波兰情感产生的比较晚，发端于1938年秋与波兰结盟反对斯大林的计划被挫败，而这次战役中的一连串事件又加深了它。在战争爆发前的文件中，找不到他对波兰的更加残酷的计划。然而，在波兰，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所遭遇的是在他们看来仍是很新的证据，即亚洲边界确实就从老帝国东部边界那边算起。在波兰的西部城市比得哥什，当地的波兰指挥官以一些德国人参与了战争的罪名，命令屠杀几千名德国居民。戈林的伞兵一旦被波兰人俘虏，就当场枪毙。还指控波兰人在制造诡雷’时用了糜烂性毒气。当有人报告说，一个把德国伤兵的双眼戳出来的波兰囚犯，按常规通过正规军的途径被送到了后方时，希特勒听了特别生气。 (希特勒说，这个人该受战地临时军事法庭的审讯，应当场处死。)
此外，8日傍晚，华沙电台贸然呼吁全民参战，保卫他们遭受侵犯的家园，这是公开煽动游击战，人们为之痛惜。比如，指示居民往失去战斗力的德国坦克上浇汽油，烧这些坦克。“波兰人民同波兰战士并肩作战，设置路障，千方百计地粉碎德国的军事行动，进攻德国的军事阵地。”
对于斯大林的迟疑与木然，还无法作出合适的解释。希特勒在有能力独立干掉波兰的时候，他特别渴望苏联能够从战略上卷入，因为那时英国和法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履行自己的许诺。如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向他的部门里的头头们解释的那样，“那时，英国也将被迫对苏宣战。”希特勒非常希望能在美国21日重新召开国会之前结束波兰战役。
希特勒笨重的专列——“亚美利加”于9日开往上西里西亚，最后停在伊尔脑的一条铁路侧线上。走廊里的宜人的风停止了，为了伪装，车体都涂上了灰色，车厢内的温度升高了。车厢外的空气弥漫着9月中旬的热灰尘。他的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忧愁地写道：
现在，我们已在这火车上住十天了。虽然列车不断更换地点，可是我们从未下车，生活太单调了。这里的酷热难熬，相当可怕。太阳整天照进车厢，我们简直要在这酷热中变成肉干了．我汗流浃背，可怕极了。最糟糕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元首早上开车寓去，让我们死等他回来。我们从没在一个地方做长时间停留，前不久的一个夜里，我们又停在一所野战医院附近，大量的伤亡人员从这里运走……那些随元首巡视的人看见的东西多，不过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因为敌人那样胆怯，在背后开枪并埋伏下来，而且又因为保护元首很困难，元首乘车四处巡视，好象他在德国一样，即使在最危险的地区，他也站在敞篷车里。我认为他麻痹大意，可是谁也劝阻不了他。在第一天，他乘车在一个矮树林里通过，这里布满了波兰人，就在半小时之前，他们消灭了一个没有武装的德国医疗队。一个军医逃了出来，描述了亲眼所见到的情景……又一次，元首站在山丘上，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土兵从四面八方涌向他。波兰炮兵就在一块凹地里，他们也显然看见了这突然混乱情景——因为元首正在巡视前线一点儿也不保密——他们猜到了他是准。半小时之后，炸弹雨点般袭来。战士们看见元首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和。他们在一起，显然大大增长了他们的士气，不过我仍然认为这太危险。我们只能靠上帝保佑他了．”
“元首的情绪非常好，我常常和他攀谈，”隆美尔将军写道。“他说八到十天之后，东方的战争就会全部结束，然后我们身经百战的德国军队将全部向西转移。但是我认为法国在放弃斗争。他们的士兵在莱茵河里洗澡，我们没有干涉。这一次，”他最后断定，“我们肯定要胜利了！”
9月12日那天，希特勒把戈林，勃劳希契和凯特召到他的停在伊尔脑车站侧线上的火车上，断然禁止他们以任何形式向法国挑衅。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破格地接见了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凯特尔的情报机关的头子。卡纳里斯头发灰白，老态龙钟，驼背体弱，说话温和，口齿不清，故意衣著邋遢。这外表上的天真举止，是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用以消除他的评论家们的怀疑。人们都知道这位海军上将是“油嘴滑舌的希腊人”——一个他企阻反驳的绰号，查家谱证明，他的祖先确实是意大利人。
卡纳里斯正向凯特尔简略讲述德军轰炸华沙将会引起怎样不利的后果时，希特勒走进了指挥车厢。当询问西方前线的消息时，卡纳里斯狡猾地回答说，法国正有秩序地向萨尔布吕肯对面集结部队和大炮，准备从这里进行主攻。希特勒一直表示怀疑，但却显得很有礼貌。“我很难相信法国会在萨尔布吕肯进攻，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工事是最坚固的。”然后他们还要闯进第二道，第三道更加坚固的防线。希特勒承认，他们可能跨过莱茵河，甚至——尽管不太可能——违反自己的中立立场穿过比利时和荷兰入侵德国。凯特尔表示同意，约德尔补充说，主攻的炮兵准备工作至少得花三个星期，因此法国进攻不会在10月之前开始。“是的，”希特勒回答，“到了10月，天气已经相当凉，我们的士兵可以坐在地下的钢筋水泥掩体里，可法国人就得在露天里等待冲锋命令。就是法国设法突破西壁中的某个薄弱环节，但在此期间，我们还能从东部调过几个师来，给他们一顿痛打，叫他们永远不能忘记。”
卡纳里斯离开之前，凯特尔叮嘱他不要向墨索里尼汇报德国的军事情况。希特勒不再信任意大利人，因为他发现他们和法国有联系。
希特勒对这些战场的巡视，是他第一次真正与“东方”接触。这次巡视使他整治“劣等民族”和犹太人的险恶念头更明确了。
9月10日，他巡视了第十军团，这个军团正忙于干掉在拉多姆被围的波兰军队。在他的眼里，波兰的乡村杂乱肮脏，象史前时期的社会。这还是欧洲吗?肮脏破烂的草顶木屋，杂乱无章地坐落在无人照料的土地上，小屋周围是数英里的沼泽地，一眼望不到边，间或可以看见一两处农场建筑，至于在地平线上出现座闪光的城堡，就更罕见了。劳动人家的建筑物粘满了一块块的污物，谷仓和棚子都已坍塌，路边没有树，路中间是几个世纪以来车轮压成的深深辙印。路旁三五成群的波兰老百姓毕恭毕敬地站在希特勒长长车队掀起的尘雾旋涡之中。在这人群中，希特勒瞥见了犹太人，只见他们戴着高耸的帽子，身着有腰带的大袖长袍，他们的头发梳成象参加典礼时的那样长鬈发。他们和中世纪反犹太图画里的人物一模一样。时间在这里停留了几个世纪。
犹太人就是敌人。八个月前，他在帝国国会上的一次好战的讲演中，曾经十分清楚地警告他的下属。在他一生中，他所作出的预言曾怎样经常遭到犹太人的嘲笑!他们曾怎样嘲笑他那个最重要的预言，即有一天，他
—— 一个地位低下的街头游说者一一将率领德国人民走向真正的伟大！希特勒在1939年1月嘲笑地说，犹太人的笑声在他们自己的咽喉里变成惨叫声。“今天我又要成为一个预言家了。假如欧洲境内和境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突然把各国推向世界大战，其结果将不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伴随而来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民族在欧洲的灭绝。”柏林报纸把希特勒的这次讲演当作他的一项伟大壮举，以大字标题登出：“预言家对犹太人的警告”。
现在，1939年9月，希特勒已经濒临世界大战的边缘。犹太协会主席却姆·威兹曼博土给尼维尔·张伯伦写信，明确地表示各地的犹太人都和他站在一起，和各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为反对纳粹德国而并肩战斗。9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威兹曼的信，在希特勒看来这无疑是异端犹太人的宣战。在后来的年代里，他常常提起这事——那时，他的残忍的预言已经残酷地实现了。他在1942年1月30日自夸地说：“我们在第一次履行真正的古代犹太法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11月8日，他提醒他的忠实的党徒，让他们记住那个不平凡的1939年的“预言”，又补充了含糊的不祥的话：“对我这个预言家，他们总是加以嘲笑。可是，当时笑声最响的那些人，今天已经不再笑了。那些现在还在笑的人，如果时候一到，也将不笑了……”
希特勒的全面反犹太方针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清楚的阐明，但是在他和党卫军“特遣队”以及他们的东方灭绝营的屠杀活动之间很难建立起文件上的联系。现在开始的大屠杀，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以保障帝国的安全为借口，亲自发动并亲自指挥的。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曾给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唯一命令是，全面地巩固德国种族的地位。此外，没有证据能证明希特勒又给他下过具体的指示，希姆莱也从未宣称过。党卫军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使军队的将军们不安起来，
1940年3月，希姆莱在可布林斯作了一次秘密报告，又使他们增强了信心，讲话稿的亲笔手迹还在——尽管有些部分意义隐蔽，很令人生气。他解释说，现在在希特勒领导下，千年的波兰历史问题有可能第一次获得解决：只是在德国软弱的那些年代里，日耳曼血液输入波兰，使一些波兰人变得伟大而危险，现在既然德国强盛了，她就势必要吞并这个地区，使它纯净化和德国化，以种族的理由，简单地把民族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一种“布尔什维克”方法——两个月之后，希姆莱在一个备忘录上解释为彻底消灭少数民族——也是“同样不可能的”。他承认：“抵抗行动的主要头头·正被处决，但是(希姆莱在这个证明件中强调)这不是“下级指挥官们的妄施淫虐，更不是我的。”这里，希姆莱简短的笔记指的是一个德语短语；(weiss
sehr genau，was verge hr)，可以翻译成“(我)确切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或“(他)确切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时在场的乌利克斯将军战后回忆此事说：“凡是我做的事，元首无一不知道。’(参看赫尔穆特·克劳斯尼科教授的《希特助和在波兰的刽子手》vtz，1963，
166页以后)但是，再没有谁回忆此事。我手头有冯．李勃将军的日记，他虔诚地相信基督教教义，按理说也该毫无隐瞒地说到这话，然而没有。而1938午末，希特勒曾故意止乌利克斯出乖露丑。现在还没有哪位历史著作者去劳心费神翻译希姆莱的讲话记录。爱德华。瓦格纳上校在第二天写给妻子说：“昨天非常有趣。晚上希姆莱在可布林斯向总司令讲话。关于讲话的事， 以后当面告诉你……” ）两个星期之后，希姆莱在鲁尔市讲了话。他的笔记是这样的：“元首交给党卫军头子的使命：确保德国人种的质量。血统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新的领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人种学的问题。”
这个关于人种学的任务交给了海德里希。如同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德国军队洪水般地涌去，警察象大网一样尾随于后。在目前的波兰战役中，他的特遣队直接隶属于将军们。每个军团有特别行动队，每个军有由一百名军官组成的特遣队，穿着武装党卫军制服，袖子上佩带着SD(党卫军保安处)的标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从事谍报工作——(夺取敌人的文件)和从事反游击队工作，换成军队中的通常说法是，“与后方的任何反帝国或反日耳曼分子战斗”。据海德里希十个月后所写的指导特遣队从事“在这些新的领土上从政治思想意识出发的保安活动”的特殊命令，是希特勒亲自颁发的。但是，这个命令的真正解释人——包括海德里希从容不迫地提到的对波兰领导人的清洗“达几千人”——显然是海德里希。9月7日，他向他的下属下达简要命令
(一点儿也没提及元首命令)如下：“要把波兰的上层统治阶级转移到尽可能远的安全地方。其余的中下层阶级不能受到专门教育，但要以某种方式使他们慑服。”对于海德里希，他的特遣队所肩负的防范任务是根本使命—一对黑名单上的上千名波兰首要人物穷追到底，直至捕获，不等他们团结起来进行反抗，就把他们肃清。
与隶属于军队的党卫军特遣队平行，还有一个机构独立的‘特别任务”特遣队。它由傲慢而残忍的党卫军尤多·冯·沃伊施将军指挥，他们在波兰为所欲为。大部分早期的反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暴行都是沃伊施干的。当他最后根据德国军令被踢出波兰时，他曾大声抗议，说他是通过希姆莱得到过元首的若干指示，叫他制造“恐怖气氛”，借以达到阻止波兰人进行暴力行动的目的，这种说法似乎不合逻辑。(希姆莱给沃伊施的命令仍在，日期是9月
3日；让他负责彻底镇压在上西里西亚新占领地区的新出现的波兰暴动，没有提及希特勒。)沃伊施被撵走了，海德里希为此而恼怒，后来他说军队出来干涉，是因为他们对希姆莱交给特遣队的“政治任务”一无所知，海德希声称希姆莱在奉元首和戈林的指示行动；他抱怨说，军队把特遣队的行动看成是“随意的野蛮行为”是错误的。
波兰战役中，海德里希是否与希特勒商议过，在什么时候商议的，没有残存的记录。但是，德国陆军关于希特勒简令的记录是很多的，这些记录提供了一幅光怪陆离、令人望而生厌的图画。简言之，希特勒的许多将军们从他那里得知，他的确打算想方设法消灭波兰知识分子，于是他们或者公开支持，或者彼此约定，对此缄默不语。
直到1939年10月：才在波兰大规模地进行“肃清”“潜在的持异议者”。显然这是由于军队的要求才拖延至今的，尽管海德里希迫不急待要进行这项工作。对于军事法庭在审判波兰游击队员时的繁琐而缓慢的法律程序，希特勒怒火中烧——他希望把他们立即处决，但是，海德里希的眼睛却盯着一个更大的猎物。引他的话说：“我们将放掉这小人物，但是那些贵族，罗马天主教徒以及犹太人必须斩尽杀绝。”他提议和军队共同商讨，在德国人进入华沙后消灭敌人的各种方法。9月7日，希特勒在他的私人车厢里会见了勃劳希契，就波兰的政治前景问题，他谈了两个小时。他指示军方，放弃对党卫军行动的干涉。
第二天，希特勒颁发了一套方案，其中的重点是指派党的官员担任政府委员——从事肮脏的工作，他们的任务与陆军在波兰的军政府的任务一样。希特勒和勃劳希契谈话的详情人们所知甚少。爱德华·瓦格纳在9日与弗朗兹·哈尔德将军谈话之后，在日记中写道；“灭绝波兰民族是元首和戈林的旨意。”“至于比这更多的情况，”瓦格纳上校在日记中接着写道，“即使用文字暗示也不行。”同一天，希特勒大本营的一个成员——冯·伏尔曼上校写道：“波兰的战争结束了……元首不断地讨论关于波兰前途的计划——很有趣，但殊不宜记录下来。”然而，哈尔德参谋部的又一位上校几天之后也加入了这个不唱歌的合唱队。“发生了许多事情，而且面临的种种问题大大值得研究，最重要的是关于波兰命运的计划……这些建议是最机密的，对此连一个字也不能写。”只有西普鲁土新任军事总督瓦尔特·海茨将军9月10日在追记他和勃劳希契商谈情况的时候，才使罩在这机密上的面纱揭开一角：“还有一件事，我要用武力统治这个地区。但是战斗部队太讲究那种有害的中世纪的骑土气概。”
把党卫军特遣队的实际行动告诉给勃劳希契这件事，两天之后得到了证实，当时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提醒凯特尔“大量处决”波兰教土和贵族的计划会损害武装部队的名誉。凯特尔反驳说，这是元首早就作出的决策，元首曾对勃劳希契讲得很清楚——勃劳希契那天早上和戈林一起去拜见元首——“假如武装部队不想参与此事，那么只需他们做到一点，他们容忍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与他们同时出现。”于是在波兰产生了与军政府并行的行政当局。他们将担负起凯特尔所说的(卡纳里斯记录下的)“人口学上的灭绝”工作。实际上，海德里希意识到时间由他支配，他时刻留心军队的急切要求，以拖延真正的流血事情，直到军队离开波兰。因此当拇德里希通知哈尔德的一位参谋瓦格纳上校说计划中的“扫荡”要包括“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在内时，这位军官只请求不让军队受连累——换句话说，就是屠杀的命令要直接从海德里希那里下达到他的陆军的特遣队。在军队把全面控制占领区的权力移交给党和它的政府委员们之前，这类事最好也不发生。
但是，事实上海德里希没有把希特勒批准清洗犹太人的文件弄到手。9月14日，他向他的下属们报告了他对特遣队的巡视。缜密的会议记录写道；“首领(海德里希)详述了波兰犹太人问题，而且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将向元首提出某些建议，这些建议只有元首能决定．因为这些建议将产生相当广泛的外国反响。”然而，希特勒只赞同对波兰人的驱逐，当勃劳希契和希姆莱于9月20日在索波特分别与希特勒商议时，他们对此更加清楚了。对勃劳希契，希特勒只谈了犹太人区域计划(引起哈尔德注意，决不能做出任何事情，以致为外国“宣传德国暴行”提供借口)。希特勒下达给希姆莱的比较审慎的指令，可能就是海德里希第二天在柏林对他的特遣队指挥官们所再次提到的：波兰从前的德国各省要合并到帝国、邻近的由讲波兰语的居民构成的Gau，或叫地区，将把科拉克夫作为它的首府，‘可能由奥地利的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博士管辖。这个地区——后来的‘波兰总督辖区”——将是计划中的东壁之外的一种无人控制地带：它将接纳波兰的犹太人。希特勒还授权海德里希把犹太人尽可能赶到俄国区域。为推进这一驱逐运动，首先把犹太人集中到各大城市。德国犹太人和残留于德国的三万吉卜赛人，将和他们一起集中到那里。海德里希说，大约百分之三的前波兰统治阶级留下来，他们将被送到集中营。教师，教士，贵族以及复员军官这些受过教育的阶级，将集中起来并抛到残存的波兰地区。工人阶级将为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劳动力。希特勒让希姆莱全权指挥这次重新定居行动。
至于冯·勃劳希契将军，他给他的陆军指挥官们发了这样的通知：“警察特遣队已由元首指挥，并受命在占领的国土上担负某种民族学的任务。”指挥官们不能加以干涉，别人也不能认为指挥官们该负什么责任。勃劳希契在9月22日会见海德里希时只订了一条规定，就是；驱逐行动一定不能干涉军队的活动和德国的经济需要。海德里希欣然同意。
无疑，希特勒正在尽情地欣赏战场上的胜利。只要有可能他就视察前线，把他自己和随从的安危置之度外。在前往第八军团司令部时，他的护送队绕着罗兹市兜大圈子，他为此颇为恼火，回去的路上，他命令护送队要直接穿过市中心。(这项命令由倒霉的军事当局完成，在整个路上设置警戒线，清除了邻街的波兰人口，指挥希特勒的护送队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不问断地行驶，两辆车护送，从城市的一头并行驶到另一头。)他喜欢接见他的部队，而且就我们所知，那无烟火药的气味和斑斑血迹使他振奋。在设在波兰炮火射程内的一所小学校里的师指挥部里，他认识了冯·布里森将军，这人比他高一头。前不久，波兰用四个师和骑兵纵队在勃拉斯科维兹的第八军团侧翼展开殊死的反攻，他率领他的师迎击了波兰人的反击，他失去了一只胳膊，这场战斗还使他失去了八十名军官和一千五百名士兵。现在他正向元首汇报，此地距他父亲——一位普鲁士步兵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杀害地不远。这位高大的军官汇报战场形势时，希特勒只是出神地盯着他。然后他向手下官员们惊叫起来，“这正是我少年时期以来想象中的普鲁士将军的样子！”那天晚上，他把这些话向不同的所众重复了十多遍，而且立即坚决果断地授予布里森骑士勋章。“这就是我为我的党卫军寻找了多年的司令”——对于这样一个纨褥子弟出身的军官作出了如此不切实际的评价。15日，我们看到希特勒在亚罗斯瓦夫观看他的士兵在散河上架桥。
到1939年9月16日，战役已获得最大的战略上的胜利：满怀信心地调集在波森攻打柏林的波兰军队已被包围，库特诺被第四军团和第八军团俘获。一个从前的下士以一次典范的军事行动——连传奇式人物冯·施利芬元帅也无法加以改进的军事行动，消灭了维斯杜拉河以西的波兰军事力量的最后残余。虽然从将近二百英里以外的军事基地开始的钳形攻势可能遭到撤退中的波兰军队的成功反击而受挫，但是华沙的陷落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6日，希特勒就开始和约德尔讨论这座城市的命运了。正如记录中已经提到的，他特别急于在美国国会重新召开的时候把首都拿到手。因为他想避免逐屋争夺战必然造成的重大伤亡，所以寄希望于地面和空中的协调一致的攻击，以此震慑这座城市的司令，使他接受有条件投降。13日，他曾多次给勃拉斯科维兹将军出难题，让他估计一下要把这座城市饿屈服需要多少时间。几天之后，他又把同样的难题出给他自己的联络官。参谋总部错误地认为，驻扎在华沙外面的军队不会因为其他军事目的而马上有所调动，就同意采取一种对波兰首都用不流血的方式进行围困，可是这要花几个星期，而希特勒又拿不出那么多时间。
16日早晨，一个德国军官把一份写好的最后通牒带到波兰前线，要华沙司令在六个小时之内无条件投降。否则，德国人就要把这座城市当做有设防的要塞，并将用对付有设防城市的一切手段对付它。
希特勒要轻而易举、不流血地取得胜利的命令遭到了拒绝。波兰司令甚至拒绝接受最后通牒。自从9月9日以来，他的不眠时刻都用在准备抵抗德国对首都的袭击上了。他激励城市居民与武装部队一起参加反对侵略者、保卫城市的战斗，所有的防御工事都已加固，郊区的每座大楼都围上沙袋，砌上水泥，围起带刺铁丝网；大楼的地下室有蜂窝般的地道，联接并沟通各个抵御据点，深深的防坦克战壕直穿华沙主要大街，街上设有用无轨电车，石头子，砖头瓦块堆成的路障，公园和广场重炮林立。投降是难以想象的。
正如勃拉斯科维兹后来报告的：“使我们久经沙场的士兵震惊的是，这些误入歧途的人们对现代化武器的效力一无所知，在他们军队领导人的煽动下，将怎样为他们自己的首都的毁灭做出贡献。”
在那以前，希特勒曾把对首都的轰炸限于以俯冲轰炸机和高射炮袭击战略目标。一百万居民和近二百名外交官的存在，可能使他不得不有所克制，可是显而易见，他的时间表迫使他再也按捺不住了。16日下午3点，德国空军飞机在华沙上空撒下几吨的传单，要求城市居民在十二小时之内从两条特定的道路上撤走，希特勒下令第二天将进行饱和轰炸。
华沙人民一直没能利用传单所提供的帮助；因为受到某种难以置信的监管，没有人能把这事通知给德国地方军事指挥官们。结果，他们当然用重炮火控制了这两条路。将近午夜时分，希特勒命令停止原计划中的轰炸。
17日中午，德国人从华沙广播电台监听到一条消息，要求他们能接待一位打着停战白旗到他们阵线去的波兰军官。他的任务将是谈判释放居民和外交使团。
希特勒立刻开始怀疑波兰司令在拖延时间——他打算进行逐屋争夺战，拼死抵抗；而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很容易变成累赘和只吃饭不干活的人。因此，最好把华沙的居民困在城里。
下午6点，德意志广播电台向波兰军队发出一项邀请，让他们派军官到德国前线参加下午10点开始的谈判。与此同时，凯特尔给勃劳希契打电报说，由于城市居民没能在最后期限到来前早一点离开城市，那项提议现在作废。
任何参加谈判的波兰军官都将被告知，要向自己的司令提交一份最后通牒，要求首都在第二天上午8时无条件投降。根据请求，将为外交使团的撤离做好安排，但是市民不得离开。又撒下了大致相同的传单。
到18日上午11点45分，德国前线还不见波兰军官的到来，希特勒就命令勃劳希契和戈林立即作从普拉加东郊攻打华沙的准备。他曾力图不经流血就获得城市有条件的投降，此刻他命令把死亡倾注于这座城市的一百万居民身上，这足以使他心安理得了。
波兰政府和军事指挥部已经逃往中立国罗马尼亚去了，因次，俄国人现在可以宣称，和他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波兰不复存在了。“为了保卫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两个苏维埃军团于9月17日午夜过后入侵了东波兰。这消息很快传到了希特勒所在的火车上。他取消了原订的飞往科拉克夫的计划，并且在大约上午4时走进了他的火车上的指挥车厢，发现施蒙特和凯特尔、约德尔都在那里等候。在里宾特洛甫到来之前，他们一直围着波兰地图推测着苏联军队的行动，里宾特洛甫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正向惊讶的将军们披露与莫斯科为波兰做出的秘密安排的细节。“我们已和斯大林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即沿着四条河——比萨、那累夫、维斯杜拉和散河——划定一条分界线。这位外交部长一边解释，一边在地图上粗略地标出那条线；将军们冷冷地指出，俄国飞机现在还显然不知道德国的主要部队在什么地方，就要起飞了。德国军队为了占领秘密商定的分界线那一边的一百多英里的领土，曾遭受严重伤亡。现在和俄国官员举行的联席会谈必须立即开始——里宾特洛甫不怎么得体，地向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提议，把俄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蒙受耻辱的地方当作双方会谈的地点——同时德国的最前面的部队必须立即脱离战斗，撤退到原来商定的分界线。
到9月19日希特勒和他的官员们驱车进入但泽时，波兰战役几乎结束了，战役只持续了十八天，一个使他的所有敌人都惶惑不安的惊人的胜利。他在背地里是怎样嘲笑那位预言战争将带来灾祸的外交部里的凶事预言者！（参看未公开发表的赫维尔的1940年10月10日的日记：(和元首)得意洋洋地谈论外交部。谁在1939年相信胜利?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威兹萨克）？’）现在只有华沙、莫德林和海拉的驻军仍在坚持。这是个土兵的世界。他昨天晚上花了二个小时同隆美尔谈关于战争的问题。“他对我特别友好，”隆美尔写道。
当得胜的元首第一次驱车驶过但泽大街时，鲜花从窗口雨点一般洒下来，纳粹党旗高高悬挂在大街上，德国的但泽人群欣喜若狂。当汽车护送队在古老的阿图斯霍夫外面停下时，听到施蒙特对一位见到这种接见场面而极为兴奋的新官员评论说：“到处都是如此——在莱茵兰，在维也纳，在苏台德地区，以及在默默
尔。你还怀疑元首肩负的使命吗?’在一所建于十四世纪日耳曼骑士阶层全盛时期的长长的圆柱大厅里，希特勒作了一个准备了好多天的冗长的讲演。他委婉动人地把他用来打这场战争的人道精神和毕苏斯基逝世后波兰人对待德国少数民族的作法进行了比较。“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被虐待，被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这些暴戾恣睢的野兽们尽情地发泄他们的邪恶的本性，可是——这个虔诚的民主世界却眼皮不眨地袖手旁观。”演说的结束语里，他没有说上苍保佑的话，而说的是，“全能的上帝，他已赐福于我们的武器”。
演说结束后，他的下属从一直挤到外面的集市里的缓缓向前的但泽人群中为他清除一条路来。汗流浃背的元首到一个贵族家洗了个澡，又把自己的讲演整理成文，准备由新闻界发表。然后他到但泽附近的索波特海滨区的宽敞的卡西诺宾馆里住了一周。里宾特洛甫、拉麦斯和希姆莱也在这里为自己及其官员找到了房间。希特勒在他的二楼的251，252和253号的房间里，接见了不少来访军官，与此同时，一个军事会议正在约德尔的一套房间
202和203号进行。希特勒兴致勃勃，乐不可支。在两天后的一个午夜，两个男仆端着盛有香槟酒杯的银盘跟在他后面，他闯进了约德尔的房间，一些将军正在那里庆祝凯特尔的生日。尽管房间里烟雾缭绕，他还是在那儿呆了一个多小时，边喝边谈。他在波兰的胜利已经使他确信，他所创建的武装部队能出色地完成他所部署的一切任务。
在索波特这里，希特勒开始考虑一项行动的进程，这项行动和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正在波兰所从事的勾当同样骇人听闻，即“安死术”，或者称之为“无痛苦致死术”。这项正式决定的公开理由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德国的精神病院需要大约二十五万张病床，
德国的精神病人的数目多得异乎寻常(几个世纪以来，不严肃的无选择的婚姻法造成的后果)，总共有七、八十万人，其中有百分之十终生住在精神病院里。其余的有时住院，有时不住院。他们占了床位，浪费了医术高明的医生的精力，这些都是希特勒为治疗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的伤员而目前正急需的医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人是遗传学上地地道道的混血儿，败坏了日耳曼种族的血统。据他的私人外科医生卡尔。勃兰特说，希特勒想要把
40—60％终生住院的精神病人偷偷地杀掉。
元首把他的保健医生和医务顾问召集到卡西诺宾馆他的那套房间里，特别召来了帝国总理府长官汉斯·拉麦斯和帝国首席医疗官伦纳多，康蒂医生，一起来的还有无处不在的马丁·伏尔曼，“元首总理府”(实际上是个党的权力机构)的官员菲立普·布勒也在场，来的原因不久就会清楚。希特勒指示康蒂医生，由于战争一个无痛苦地杀害不能治愈的精神病人的计划应该开始实行；这样，国家将给病人以更大的优先权，为他们腾出急需的病床和医护设备。看来康蒂医生把这个计划只限于那些最没有希望的病例上，他好象还询问了有没有科学根据能证明采取这项计划：将会为优生创造有利条件。他相信，当局只为这些病人提供死的助力该是有道理的，比如，促使晚期瘫痪症患者从最疼痛的阶段一下子结束生命。会议期间竟然使用了“无痛苦致死术”这个词，但是希特勒明白地告诉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死者至亲们泄露致死的原因。对这计划的具体问题又进行了一番讨论。康蒂医士提议使用麻醉剂，使病人一睡不醒，但是在与勃兰特医生单独讨论中，希特勒懂得了巴比土酸盐的效果太慢，太不“人道”，而多数医生认为，如果不过分局限于用医学上的办法，那么一氧化碳是最快、最安静的致死气体。接着，希特勒让勃兰特调查一下，哪—种方法最快，产生的痛苦最小。
在这次索波特讨论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实际上，康蒂医生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和拉麦斯，和司法部，和精神病专家，法律专家的长时间讨论上，探索着希特勒提议中说的既合乎法律又合乎道德的根据。拉麦斯赞同颁布一条可以保护医生和护士从事这项计划而不受潜在犯罪指控的秘密法令。这一拖延的结果就使希特勒绕过了拉麦斯和康蒂，断然将一条口述命令记录在他的一张私人信笺上，上面有凸起的金鹰图案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字样。这条命令既简单又非正统，而且大大地扩大了·无痛苦致死术”的范围：
兹授予国家官员布勒和勃兰特医学博士以全权，二人有权扩大若干专门医生之权力，当以其医疗条件能诊断出危患时，他们可让那些目前医疗水平尚不能医治的人无痛苦地死去。
阿道夫·希特勒(签字)
这项元首命令的日期被提前到9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曾设想的“最初的西里西亚战争”的开始，这就难以捉摸地证实了希特勒直到最后都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德国的斗争。现在这已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一场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在这场战争进程中，德国人民将因为厮杀而变得高贵，因为清除了他们血统中的杂质而变得纯净；从布勒的官邸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假招牌的组织；从1939年10月9日起，一份份称为统计调查的表格从医生们和各医院循环回到布勒的官邸；在这些表格上分项目填写着年老体衰、犯罪精神病和非日耳曼血统的病人。然后，三人医学顾问小组就凭这些表格决定每个病人生与死。希特勒曾告诉布勒，他想不受繁琐拖拉的公事程序的约束。他抵制拉麦斯要把这个程序编入帝国法律所作的一切努力，因为这样做会使更多的部长和官员知道在进行什么。
从二十年代起，希特勒就是个复兴日耳曼民族的狂热鼓吹者，对孟德尔派遗传学法律的一知半解，为他的信念提供了证据。(其实，“消极优生学”的进程是非常的缓慢：比如，如果所有活着的癫痫病人都被绝育了，那么总人口中的癫痫病发病率减少四分之一，也要三个世纪才能实现！)但是，在1929年，希特勒曾残忍地将其观点总结如下：“如果德国的出生率为每年一百万，杀掉其中的七、八千弱者，那么，最终结果可能是力量上的净增。”据一些权威人士说，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有遗传性生理缺陷，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掌握政权，就以此为借口，立即制定了种族卫生学纲领；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则是个激烈的鼓吹者。1933年7月，内阁通过了第一个有关法律，从此后，报告遗传病患情况便成为医生的义务，以便使病人接受绝育。绝育和流产是“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所易于推行的一个步骤，希特勒在1939年实行了这一纲领。一位年长的达尔文主义者(阿尔弗莱德·普洛茨)一—
1933年后帝国把他晋升为教授—一在1935年指出“战争引起的反选择的结果，必须以消灭的数额来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个民族不受到污染，战场-上失去多少优秀血液，就必须除掉多少不纯的血液——明显地公然出现在辩论中的假科学辩护，为希特勒在1943年所引用。
弗立克于1934年曾起草了协助地方卫生局行动的必要法律，这个法律与在每个党的地区级组织里的种族政治学机构的现行法律并行。在同一年，巴伐利亚省卫生事务专员极力鼓吹不能只是采用绝育方针。精神病患者、低能儿以及其他智能低于常人者必须挑出来，加以灭绝。他还补充说：“这项方针在我们集中营已经开始有限度地运用。”后来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高级医务人员都要进修种族，卫生学的课程，更重要的是，1938年后，德国武装部队中的全体高级官员可能也学习了这些课程。十分巧妙地唤起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潜在的精神变态，并向他们解释了这些没有价值的怪人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特别是把令人讨厌的样品当作实验室活标本，让他们在慈善机关里吃和住。1935年6月，帝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凡有此类遗传病基因的，可令其流产。在同一年，希特勒公开告诉康蒂医生的前任，一旦战争来临，他将“着手处理无痛苦致死术问题”，因为战争造成的心理使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坏减少。但是，1938年底，希特勒才直接参与有关无痛苦致死术的制定，而且在那时，参与“安死术”的制定，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引起争议的消灭精神病人的计划。布勒的官邸曾反复向他提交痛不欲生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医生的申请，请求希特勒行使仁慈的权力，允许医生结束病人的生命而又没有刑事诉讼方面的顾虑。希特勒接到一个出生在莱比锡的盲目的畸形低能儿的父母的请求，1939年他派了勃兰特医生去给这个小孩检查，当他听到医生对这个痛苦的病症的可怕地描述之后，就授权医生让小孩“睡去”；同时，他还口授布勒和勃兰特以后凡遇到此种病例，均可用这种方法处理。一项内阁的命令终于在1939午8月通过，要求所有的助产士和护土向地方卫生所报告这种畸形新生儿的详细情况，三人一组的技术顾问审理每个病例，如果三人全同意，或以欺骗方式，或以强行手段把婴儿从父母那里拿走，悄悄地整死，尽可能使婴儿和难过的父母不感到痛苦。1939年希特勒从一个神学家（帕德博恩神学院院长拇尔教授。）那里得到保证，无须担心教堂会对无痛苦致死术从根本上提出异议。最后，约达五千儿童用这种方法被处理掉了。
在对少数人使用了“安死术”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有计划地灭绝成千上万难以负担的精神病人。既然目前正在打仗，这一切只不过是帝国要开始从事的更广泛的灭绝战役的起点。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和平提议
和平提议
希特勒的火车在波美拉尼业外面的铁路侧线上一直停到9月26日上午9时30分，然后开始了长达八小时的返回柏林的旅程。整个旅程是在沉寂中度过的。希特勒进了指挥车厢，凯特尔现在柏林，约德尔则一定是在他的私人分隔间里，因为这里只有冯·伏尔曼上校一个人，他坐在电话机近旁的惯常的位置上，正忙着给以前堆积起来的一堆文件分类，边分类边登记。火车到柏林前，希特勒几个小时没说一句话，而是惴惴不安地在摇摇摆摆的车厢里踱来踱去。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来访者。下午5点刚过，火车到达柏林的什切青车站，因事先没有通知，所以没有任何等候的人群和欢呼庆祝的场面。汽车集中调度场派汽车来接他们，希特勒及其一行几乎是偷偷地开进了帝国总理府，在他住所的大圆桌上进餐。气氛十分忧郁。过了一会儿，希特勒突然站起来，向其余的人道了晚安，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毫无疑问，希特勒现在正考虑下一个他必须采取的步骤：是迫使西方国家明哲保身呢，还是象对待波兰那样一定要把他们打败呢?1944年1月，他要给持怀疑态度的将军们作一次秘密报告，要说的话现在就该想好。“假如现在有人发难，问我结束战争有什么具体前景，那么我倒愿意请你回顾一下历次战争，然后告诉我，在每次大战役中，关于战役该怎样结束，曾几何时有过具体的意见，多半是连怎样指挥战役都没有个具体意见。毛奇本人写道，指望制定出个战争计划，在打了头几仗之后还适用，这是错误的。”就在这次讲演中，他还要进一步解释：“任何人处于我的地位，就不能有第二个主子，而只能有他自己的判断，他自己的良心，他自己的责任感。只有这些才是我俯首听命的主子。”
陆军已经自行其事，竟于1939年9月中旬发出一道命令，把绝大多数参加战斗的师从波兰撤回，并让他们复员。凯特尔警告哈尔德将军，没有希特勒的允许，这样的命令是不可思议的；希特勒听说此事时，他一下子坐得直挺挺的，叫喊起来：“我们要攻打西线，我们今年10月就要打!”
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希特勒早就知道他开始了同英国的持久而艰苦的战争——即使现在波兰不再存在了，英国也不肯撤退。早在9月5日元首就指示瓦尔特·赫维尔——现里宾特洛甫的驻希特勒大本部联络官，此人1923年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和元首在兰德斯堡监狱一起度过几个月——利用一切可能的外交渠道把他在伦敦的孤独的朋友“普泽”·汉斯夫丹格尔，从由于个人的固执而造成的后果中解救出来，并安排他逃往德国。（希特勒和戈林在1937午2月开了一个没有击中要害的笨掘的玩笑，之后，汉斯夫丹格尔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便逃住英国。）几天之后，英国内阁宣布，英国正在准备打一场估计至少持续三年的战争，显然，这个毫不客气的声明使希特勒大为震惊，因为三周之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在完成重新装备之前，英国明显地打算拖延时间——这正是希特勒最担心的进展。9月12日晚上，他秘密地向施蒙特上校披露，波兰一被打败，他就转过头来，攻打西方，只要能够，他就一定利用西方的弱点。但是，他故意不让冯·勃劳希契将军知道他的想法。
几天以后，即14日，希特勒与他的总工程师弗里茨·托特——西壁防御工事的建筑师——商量，需要在西部找一个合适的永久性的大本营地点，因为他的特别列车很容易遭到空袭。先商定了一个地点，但是又放弃了，最后选定缪恩斯特莱菲尔附近的一个地方。希特勒向他的副官们解释，从佛兰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看，他敢断定，直到1月份天气都会有利于攻势，1月之后，5月之前，要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就将是冒失的，他承认，他并不期望以波兰的胜仗去影响西方国家，他提议再一次主动向英国提出和平建议，但他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他说，在德军陈兵于英吉利海峡之前，他不会真地期待英国接受条件。20日，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警告他的一个下属，一旦清楚地证明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没有可能，希特勒就计划在西方发起攻势。
9月27日，希特勒回到总理府的第二天，在一次长长的讲演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打算，使最高指挥官们大吃一惊。陆军为之不安的是：希特勒坚决主张，由于德国在武器装备和士兵方面的优势是暂时的，因此必须在1939年年底以前进攻法国，而且跟1914年一样，必须通过比利时境内，至少通过他希望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行动发生之前就能屈从的荷兰南端。希特勒解释说，他不相信比利时的忠实的中立立场，因为比利时单单沿着德比边界修筑工事，而且有迹象表明，她会允许大量聚集在其西部边境的法，英部队迅速入侵——说不定一项秘密的，会导致这种结局的军事协定在比利时和西方国家之间已经存在。(他的这种看法是错了。)这样，鲁尔这个德国军事工业中心就要消失，战争也就完蛋了。他命令勃劳希契将军确定一个完成德国的军事集结的最早日期。因为希特勒知道勃劳希契心里是反对这个新战役的，于是就不愿和他研讨自己的决定以及估计战役的前景。他把简短的记录撕成碎片，扔进书房熊熊燃烧的炉火里，就这样结束了会议。
正如希特勒在9月29日秘密通知国家官员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那样，他打算提议召开一次大型和平会议，安排停战、复员事宜，并一揽子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如果需要，他就在西方发动攻势。他不害怕马奇诺防线。如果英国不肯接受他的主和意见，那么，他就把他们消灭掉。那天，恩斯特·冯·威兹萨克男爵把希特勒当他面说的话记录了下来，新的攻势可能使德国失去一百万士兵，但是敌人也失去同样数目的士兵，可是敌人却付不起这么大的代价。第二天，希特勒召集他的军团和集团军指挥官们来总理府接受他对取胜波兰所表示的谢意，这时他又把自己的理由对这些人说了一遍。
华沙终于陷落了。 9月10日以来，它就一直受德国地面炮火和空中飞机的轰炸。在波兰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城镇免遭破坏。在克拉科夫，只有火车站和飞机场被炸。但是，这并不是华沙的最后结局，希特勒怀疑华沙的司令为了修筑工事，巩固城防，反抗包围他们的德国军队而在拖延时间。到了21日就已经很清楚了，必须以强攻拿下华沙。二百名外交官被特许通过德国防线逃走，而且炮火对城里的重要煤气、电力及给水设备的轰击加剧了。25日，希特勒走访了第十，第八军团，后者为第二天开始的最后轰炸整顿好了一百五十个炮兵连。炮火猛轰华沙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一伙追随者从一个体育场的屋顶上用双筒望远镜观看。勃拉斯科维兹的最后报告说：
9月25日，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走访了华沙前线，同行的有陆军总司令和他的参谋总长。元首听取了关于第八军团的进攻计划的简要汇报，根据这个计划，主要炮火对要塞的袭击将于9月26日凌晨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可辨认出的军事目标，敌人的炮兵连，以及诸如煤气站，自来水站和电站这类重要设施，由陆军和空军轰炸。第十三军的进攻将于9月26日凌晨8时开始，一天以后，由第九军接着进攻，在此之前，将充分利用交兵之初的机会开拓阵地……
把进攻计划扼要清楚地汇报给元首，陆军参谋总长又逐条地予以批准之后，元首一一当时正为要塞(华沙)里的居民必将遭受的痛苦而深感不安———建议再作一次最后努力，劝说华沙军事司令部放弃其愚蠢的方针，他保证要塞里的军官们能得到体面的被俘，如果他们立即投降，还可以保留他们的短剑。他命令这些土官和战士在履行必要的正式手续之后，定将及早获释。
那天晚上，上百万份印着这些条件的新传单在华沙空投。波兰司令没有反应。于是，9月26日一早，炮火轰炸的目标转到了市区，陆军也开始了猛攻。第二天一切都结束了，事实上，波兰人没有再次进行军事抵抗就投降了。城市断水一个星期，铁路被破坏，食物和电力供应也中断了。废墟上躺着没有埋葬的大约二万六千具市民的尸体，比整个波兰战役中德军伤亡总数的两倍还多。10月2日，隆美尔将军和施蒙特上校走访了华沙，然后向元首汇报了可怕的毁灭场面。第二天隆美尔写信给他妻子说：“昨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飞往柏林，飞往华沙，在那里进行谈话和观察，又飞回柏林，在帝国总理府汇报，在元首的餐桌上吃饭。华沙满目疮痍，几乎没有一个建筑物不受到破坏，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人们一定遭受很大痛苦。七天来一直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煤气，没有吃的……市长估计有四万人死亡或受伤……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平静。我们来了，他们的折磨了结了，人们也许得到了援救。NSV(党的民事福利组织)和‘巴伐利亚’营救护送队，还有战地厨房正被饥饿的人们围困，他们已精疲力竭。柏林这里正在下雨，乌云低垂。在华沙，天气无雨，但多云。”
希特勒飞抵华沙参加那里10月5日举行的庆祝胜利的盛大游行时，死亡仍然笼罩着华沙。腐烂尸体的恶臭使波兰的空气污浊不堪。精锐陆军师里精选出来的一个团，在检阅队伍里以训练有素的正步走过。但是据元首最亲近的官员说，触目皆是的死亡与毁灭使他的心绪烦乱，尽管表面上保持冷酷无情的样子。他回到飞机场，对向他蜂拥而来的外国记者威胁地说：”好好看看华沙周围吧，我就能这样对付任何一个欧洲的城市。我有足够的弹药。”但是，当他看见陆军在飞机场为他准备的宴会时，要么是他反胃，要么是怕损害他的声誉的本能提醒了他，在千百万华沙居民挨饿之时，他没有在那罩着洁白的泉布，摆着丰盛食物的马蹄形大桌子旁坐下。他转过身来，指示凯特尔和他的官员跟着他立即上飞机。他说他想要到一个战地厨房，和士兵一起吃饭。
东欧的边境已在德苏之间达成协议。希特勒坚持外交部长亲启飞往莫斯科解决细节问题。由于里宾特洛甫对这项任务不热心，希特勒就满有感情地对他说：“在欧亚之间为今后一千年确定明确的边界，毕竟是大德意志帝国的外交部长值得一干的任务！”瓜分波兰曾引起德国的苦恼。戈林，这个狂热的猎人——希特勒称之为“狩猎爱好者”中的一员——贪婪地盯住了野味丰富的比亚利斯托克森林，说服汉斯。耶舒恩纳克将军给希特勒的火车打电话，强调比亚利斯托克森林资源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性，希特勒大，笑着吼道：“他讲的是森林，指的是牡鹿!”他指示里宾特洛甫，比亚利斯托克无论如何应当在分界线上划给俄国这一边。
9月28日，里宾特洛甫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里的一张小型欧洲地图上定下了这条分界线。与此相反，9月中旬暂时达成协议的那条边境线是沿维斯杜拉河划定，由于斯大林曾把华沙地区和卢布林划给德国，以换得波罗的海的国家立陶宛，八月条约曾将其置于德国的势力范围，现在这条边界线沿着布格河远远伸向东方。因此，原来向布格河挺进的德军(只待命撤回到维斯杜拉河)现在不得不又—次向东挺进，三周之内三次跨过不利地形。在利沃夫(伦贝格)的石油产区位于分界线上靠斯大林这—边，他答应每年供应德国三十万吨石油，补偿了瓜分中仅有的不公平。里宾特洛甫回到柏林对希特勒说，总的说来，他觉得和斯大林以及克里姆林的其他当权者会谈，象似置身于自己的同志——国家社会主义老相识之中。
罗森堡听说里宾特洛甫奉承斯大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立即觉察出新的东方边界上的战略弱点。新的分界线将使德国和罗马尼亚之间没有共同边界，于是德国和罗马尼亚油田、黑海之间的唯一铁路联系就要经过苏联控制的领土了。正如另一位公使对罗森堡评论的那样；“从战略上说来，如果俄国人现在开进波罗的海国家，我们也将失去了波罗的海，莫斯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而且。他们可能随时与西方国家一起反对我们。”罗森堡在29日见到希特勒时可能强调了这种观点，提请希特勒加以考虑。事实上，斯大林有失检点地匆忙过去拿递给他的东西，使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极为尴尬；其实斯大林的行为不难理解：苏联领导人刘希特勒的武装部队轻而易举打败了波兰的速度而感到惊恐；而且害怕和平会突然到来。在他的压力下，爱沙尼亚于9月29日把空军，海军基地让给了俄国，几天以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照样做了。然而芬兰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她将最坚决地抵抗俄国同样的要求。
1929年10月的前两个星期，希特勒毫无疑问地摇摆于战与和之间，是继续打下去——这就是说在西方马上发动攻势，还是按他能得到的最有利的条件与其他交战国媾和。他命令武装部队为实施“黄色方案”(攻打法国和低地国家)做好准备这一事实，丝毫不损害他的和平攻势的真实性。无论他的最后决定是什么，都没有耽搁的时间。
在帝国的军事优势处于鼎盛时期，希特勒找到了反对停战的有力论据。然而，也许他会对自己已征服了的东西感到满足——要是能够重温他宏伟的美梦，从事建筑该多好啊。再说，德国至少要五十年的时间来整顿新的领土并落实海因里希·希姆莱制定的增强东方日耳曼血统的强行定居计划，因此希特勒对英国的和平试探是诚挚的——不是分裂英法的手段。威兹萨克在10月初写道：“现在结束战争的打算是真的了。对于和平的可能性，我本人估计有百分之二十，(希特勒)则估计有百分之五十”，而他希望则是百分之百。如果他取得和平，那将证明英国牺牲波兰的论点差不多是正确的。除此之外，此举将使如何用军事手段降服英国这个棘手的方案自消自灭。”9月初，戈林通过比尔格·达勒鲁斯——一位希特勒认定的作为非官方调解人而于8月间去伦敦的瑞典商人——暗示英国，德国同意恢复波兰对一次大战末期从她的祖国割去的老德国省份的主权，还将结束对犹太人的迫害并裁减德国军备。英国的反应是审慎的，打算进一步听取德国的详细建议。
自从提出这些建议以来，俄国人通过他们与纳粹达成的协议，夺取了东波兰。希特勒于9月26日晚些时候在柏林告诉戈林和达勒鲁斯，如果英国仍然想要在波兰捞点什么，他们就不得不赶快来。他们将不得不派一名严肃对待他的谈判人员，现在不请教他的俄国朋友，他什么也干不成。至于犹太问题，德国人建议把新波兰作为藏垢纳污之地，把欧洲的犹太人都赶到里面去。希特勒赞同德英传递秘密的使者(可能是戈林本人和埃德蒙·埃里昂赛德爵士)在荷兰进行秘密会谈的建议。达勒鲁斯立即动身去伦敦。（从伦敦档案局获得的文件中清楚地看出，在达勒鲁斯叙述这些条件时，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没有贸然拒绝。就连丘古尔也赞成谈论停战。可是，公认装有张伯伦和达勒鲁斯在1939年9月29日谈话的记录被封存到1990年，长达四十五页的涉及1939午10月3—4日这一关键时期的关于德国及其未来政策的外交部档案(F、O、371／22,985)在2015年以前也拿不出来。弗赖堡大学的伯恩德，马丁·博土所著的两卷集的有关英德和平会谈史实的书即将出版。）
德国陆军极为关心希特勒的和平攻势是很有道理的。9月末，哈尔德的副手曾悲观地——而且完全不准确地——提醒说，陆军在1942年以前是不能对法国进行正面进攻的。希特勒知道陆军不情愿致力于“黄色方案”的实施，这是他作9月27日讲演的一个原因。但是，即使在那次讲演中，他也把进攻西方仅称作是法英执迷不悟时的不幸之举。假如发生此事，那么“我们一定连续猛击敌人，直至他投降”。
现在陆军整理出能反对实施“黄色方案”的论据了，在波兰卓有成效的战术，不足以用来反对组织得很好的法国军队，多雾的天气和秋季白昼的短促会使德国空军陷入不利的境地，军队缺少弹药，军需品，装备又欠缺。10月7日，勃劳希契把这些论据一一说给希特勒，希特勒本来已经为他的士兵不愿意追随他而恼火，便让这位总司令把记录留下，这是他不满意的不祥之征兆。此后两天里，他口授了五十八页备忘录，专给凯特尔和三军总司令看，在备忘录里，他解释了为什么必须抢时间，争取尽早执行“黄色方案”，而为什么时间就是和德国作对。
10日，元首向他的不安的将军们宣读了这个令人生畏的文件。我们不久将更详细地重加评述这个文件。在文件中，他坚持认为英国的长远目标没有改变：瓦解强大的德国社会党，消灭肢解这个拥有八千万人民的新帝国。因此，德国的长远作战目标必须是在军事上彻底打败西方(在这一目标里，摧毁敌人的部队比赢得敌人的土地还重要)。这是德国人民现在必须承担的斗争任务。尽管如此，他补充说，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仍将对德国有利——如果这个协议不要求德国放弃任何利益。
虽然现在波兰已被打倒在地，希特勒并没有忽视与西方会谈的各种非官方渠道。然而在后来的几天里，已经清楚，英国的—些人士——空军部最为突出——想要停战，而英国内阁里却有一个强硬的反对派核心，在他们看来，向希特勒妥协的一切空谈都是该诅咒的。希特勒认为这种顽固的反德路线的主要根子是现在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和他周围的小集团，他也许是对了。9月29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获得希特勒的许可，回答英国空军部军官通过在端士的一个中间人放出去的试探；但是，当中间人报告，空军部里的和平力量已被追随丘吉尔的更为好战的力量逼至绝境时，这一线希望也就很快消失了。从此很少听到来自伦敦的关于这些羞怯的亲近表示了。
在这个阶段希特勒头脑里出现了罗斯福总统的公开干涉，这种干涉的突然出现如同它在结局里一样玄妙莫测。10月初，一位有影响的美国石油巨头带着和平使命来到柏林，为了这一使命他曾听取罗斯福本人的长达九十分钟的情况简介。此人就是威廉。罗兹·戴维斯，他的个人兴趣在于阻止一切对他与德国的石油买卖的破坏。美国劳动同盟(CIO)的领袖约翰·路易斯帮他和罗斯福建立了联系。劳动同盟的一千四百万成员代表着任何总统也不能忽视的一种政治力量。路易斯原来既是反纳粹分子也是反共分子，但是，戴维斯说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的德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路易斯为长期战争给美国出口市场造成的影响而焦虑，他曾要求罗斯福把这一非官方和平使命委托给戴维斯。
在柏林，这位石油大王见到了戈林，有被称作是罗斯福建议的七页讨论摘要保存了下来。显然这份摘要在柏林的极受信任的人中间广为传阅，因为在当天的好几份日记中都嘲笑地提到了这位一心想赢得第三次竞选的“和平天使”——罗斯福的突然出现。
如果德国能提供促进因素，罗斯福总统就准备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开始和谈。罗斯福总统请求告诉他德国想要解决的各个要点，比如波兰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在这次联系中，罗斯福总统还提到了纯粹捷克领域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近期不必生效。罗斯福总统所以涉及这一要点，是考虑到美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他要是压英国结束战争，就必须安抚同情他们的捷克投票人和社会集团。
戴维斯使戈林确信，罗斯福的战略核心是利用当前的形势打破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在罗斯福和戴维斯的谈话中，罗斯福阐明他断然反对英国宣战。英国事先没有和他商量。”罗斯福怀疑英国的动机具有更大危险性，而且他们和波兰没有关系，他自己认识到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凡尔赛的单方面的苛刻解决条件，它使德国人民没有可能过上与欧洲邻国相当的生活。罗斯福的建议
(根据未发表的那份提要)是，允许希特勒保留但泽和所有依照凡尔赛条约从德国拿走的现在的波兰省份，德国的前非洲殖民地立即归还给德国，世界各国资助德国，使国内能有较高的生活水准。
还不只是这些。戴维斯报告说，如果达拉第和张伯伦拒绝这样做，那么罗斯福总统就在德国的寻求正义的，体面的、持久的和平中支持德国；他将供应德国物资特别是军需品，如有必要将“在美国武装力量的保护下运往德国”。约翰·路易斯曾私下允诺戴维斯，一旦在德国和美国之间达成这样的协议，他的联盟将阻止为英国和法国生产军需品。
会见之后，戈林马上把戴维斯带来的消息列成提纲，详细地汇报给元首。10月3日，这位元帅对这位美国人宣布，希特勒在
6日给帝国国会作的重要演讲时，将提出一系列颇能包括戴维斯从华盛顿带来的要点的建议。(戈林所描述的希特勒的更为详尽的建议的确走得太远，，以致显得他们的诚意出了问题。)戈林告诉戴维斯：“如果按他的(罗斯福）的意思，这些建议能为和平会议提供一个合理的根据，那么他将有导致这种和平解决的机会……你可以使罗斯福先生确信，如果他愿意担负这项调停任务，德国将同意调整政策，将出现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和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但是，这项情报是给他(罗斯福)一个人的，而且只有在必须产生和平会议时才告诉他。”戈林愿意去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
当戴维斯带着希特勒提出的五个详细要点返回英国时，是由一个德国军官陪同的——一个被指派去解决一切细节问题的“特别大使”。希特勒希望在5日能得到罗斯福的临时回答。(如罗森堡所写：“对于伦敦来说，接受华盛顿紧迫的‘奉劝’去寻求和平将是个残酷的打击!”)但是这一使命出了问题：戴维斯抵达华盛顿后，投有再次获准去见总统，因此他们没有再见面。
罗斯福政策的另一面从波兰的部分文件中披露出来，这些文件是纳粹在华沙外交部大楼的废墟里的档案中仔细搜查出来的。波兰驻华盛顿和巴黎的大使打来的急电揭露了罗斯福竭力唆使法国和英国与德国打仗，与此同时，他还重新武装了美国并使美国公众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1938年11月，罗斯福的私人朋友、驻巴黎大使威廉·布立特曾向波兰人简要说明过，总统的愿望是“德国和俄国交战”，于是各民主国将攻打德国，强迫她屈服；1939年春天，布立特引述罗斯福的话，说他决心“一开始不参战，但结束时要参战”。毫无疑问，美国要打仗，但“只需要法国和英国先开战”。波兰人说布立特给巴黎带去一个“装满指示的小提箱”，其要点是向法国外交部施加种种压力，使她不与极权主义国家和解，与此同时，华盛顿对英国正进行“各种暗示性的恐吓。”布立特曾告诉波兰外交官，不是思想意识，而只是美国的物质利益支配着华盛顿。在1939年8月间的危急存亡之际，是什么使波兰强硬拒绝德国的要求，华沙的文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10月6日，星期五，希特勒对帝国国会发表讲话。他“恳求和平”的话是讲给英国听的，用刻毒的言辞反唇相讥，这是他的许多较温和的追随者们所不敢想的。他特别提到丘吉尔——那时他是海军大臣，把他当作犹太资本家和新闻界的代表，这些人生活的唯一乐趣就在于在世界范围煽风点火。
9日，他给总司令们发了一份正式指令，如果“英国以及在她的指挥下的法国”无意于结束战争的话，那么他们要火速为“黄色方案”做好准备。然而，他的士兵却非常乐观。隆美尔将军7日在柏林写信说：“中立者的反应(对元首的讲话)似乎很好。其他国家将在周末仔细考虑。这里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如果战争很快结束，我希望我能马上回家……”
希特勒派达勒鲁斯去伦敦和张伯伦会谈。9日晚些时候，这个瑞典人向他报告了英国对和平谈判的附加条件：除了坚持一个新波兰国家外，英国要求立即毁掉所有的侵略武器，在德国，对某些外交政策，必须进行公民投票。这些都是难以容忍的苛刻条件，因为在公众场合希特勒仍然宣称，波兰的前途是德苏独自解决的问题，而且英国轻率地忽视苏联的越来越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她的扩张主义政策。虽然如此，10日达勒鲁斯奉命报告伦敦，希特勒将根据原则接受这些条件。那天，这位瑞典谈判人在动身前往和英国密使约定好的在海牙的集会地之前，两次见到希特勒。他带了一封戈林的正式信函和希特勒建议的目录一—它包括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德国修筑与俄国新边界之间的工事的权力，由国民投票拥护的一些保证，德，法，英，意和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裁减军备，归还德国前殖民地或代之以相当领土。会见希特勒之后，达勒鲁斯向一名德国军官特别指出，“假若这些条件提得顺耳，就是再苛刻，德国这方面也能容忍。”他说，他要带往荷兰很多东西，足以除掉英国方面对希特勒的不信任。
但是，达勒鲁斯在荷兰对约好的英国密使是空候一场。英国外交部让他把希特勒的建议叙述给他们的地方特使，并且在得到伦敦的消息之前留在海牙。柏林乐观地把这项请求看作是英国感兴趣的明显象征，同意他在那里等候。可是，人们急切等待的张伯伦第二天(10月12日)给众议院作的讲演，却打破了希特勒的期望，即经过五个星期的战争，和平将降临欧洲，这是他自以为有把握实现的。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第六项公开提议，说它“含糊不清”——希特勒对纠正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错误行为没有作出任何建议。张伯伦说，如果希特勒想要和平，“必须拿出行动来，而不应只表现在口头上”。那天晚上，希特勒叫来了空军的戈林、米尔契和乌德特，指示他们尽早恢复炸弹生产。“战争要继续下去！”达勒鲁斯被立即从海牙叫回柏林。爱德华。达拉第给希特勒的答复同样粗鲁无礼。两天之后，威兹萨克写道：“在得到这些回答之前，元首沉溺于实现与英国合作的梦幻之中。他决心要和平。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好象不怎么热心于和平。他给元首写信描述了一个象查理曼帝国一样的未来欧洲。”
几天以后，希特勒对瑞典试探者斯文海丁说，他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感到不可理解。他觉得他曾一再向英国人伸出和平友谊之手，可是他们每次在回答中都冷冷地拒绝了他。希特勒指出：“英帝国的存在，对德国也有利，因为如果英国失去印度，我们也不由此而得到什么。”他理所当然要恢复一个波兰国家——他并不
想饱食波兰人，至于其他让张伯伦发怒的事，他希特勒也可以要求英国“纠正”他们在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错误”。英国想在什么时候得到和平都可以，但是，他们——包括那位“擦着润发油的低能儿”艾登和同样无能的丘吉尔——必须吸取教训，不干预欧洲。
希特勒大为恼怒，向达勒鲁斯抱怨了“张伯伦先生的不可置信的行为”，从现在起德国将全力以赴地和英国打仗——他没有再提议和英国达成协议，媾和的努力失败了，达勒鲁斯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总理府，但是后来戈林使他息了怒，那天晚上戈林派人送给他一枚重要的德国勋章。
很清楚，对于希特勒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只是继续进行战争。在他的10月9日的备忘录中，给他的最高司令们印象最深的是加快形成攻势的紧迫性。德国军事优势已正处于顶峰，每白白地过去一个月，与敌人相比，我们就显得削弱下去，此外，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西方可能在讹诈荷兰或比利时，使其放弃中立方面获得成功，或者在贿赂可用金钱收买的巴尔干国家方面收到同样的效果；俄国的态度会轻易改变。为什么德国必须打速决战，避免持久战，还有其他的原因：因为英国拼凑了军事来源，并且往法国调入了新的部队，这样做给法国心理上的支援不容忽视，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德国公众的战争热情，或者用食物和原料满足德国的战争努力，逐渐变得更加困难。德国的空军优势只是暂时的——敌人一旦相信他们已经取得了空中优势，就会毫不理睬希特勒可能宣布的任何报复性侵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知道鲁尔工业区容易袭击，敌人一旦能把飞机或远射程的大炮基地建在比利时和荷兰领土上，德国就不得不取消鲁尔在战争中的作用，德国的轰炸机要
从德国北海岸小小的简易机场飞抵重要的英国目标，而敌人的轰炸机只须飞行这段距离的六分之一。因此，希特勒深信，占领比利时和荷兰一定已经列入西方国家的议程上了，根据这种推论。他命令军队准备经过比利时攻打法国。
假如西欧海岸掌握在希特勒手中，继续打一场对英国的战争，那么德国的优势就确定了：德国海军亟需在英吉利海峡西部有个潜水艇基地，那样德国的战略就完美无缺了。(10日．雷德尔也建议德国为着同样的理由在挪威建立海军基地。)同样地，如果德国空军飞往英国目标的距离只是以荷兰、比利时， 甚至法国的加莱海峡为起点的短程往返路线，那么这将在主要力量对比上使德国处于特殊优越的地位。
武器，士兵以及德国军队的领导能力已在波兰的战绩中显示出来。在西线的战斗里，德国已能把一支斗志旺盛的、久经沙场的现代化军队投入战场。他们有大量的新式武器，尤其是装甲部队和空军，炮兵每门大炮的弹药至少是1914年战争开始时的二、三倍。希特勒宣布他本人没把法国拥有重型榴弹炮和远射程大炮的优势放在心上。但是他再三警告不能低估英国各师的力量，由于每个月都往法国海岸调来更多的师，法国要摆脱战争就会变得日益困难。
鉴于这些理由，希特勒让他的军队抢先发动攻势，“就在今年秋天”全面攻打西线，这很可能成为结束欧洲一切战斗的最后攻势。德国陆军可能沿着卢森堡南部到荷兰内伊梅根北部的前线进攻。兵分两路，向比利时的列口要塞的两侧袭击，将消灭遭遇到的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让德国装甲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致使敌人不能牢固地建立起互相配合的战线，坦克决不能陷入比利时街道的无止境的迷津之中。城市被越过，用较少的部队包围起来，用饥饿迫使它降服。集中空军捣毁敌人的铁路和公路网，而不是浪费力气追寻单个的飞机。“严格限制对城市的空袭”，除非敌人对帝国城市进行报复性袭击，才有必要轰炸城市。在他深思熟虑的备忘录上反复向他的各军兵种最高司令灌输，德军的战斗目标是摧毁英法部队，而不是摧毁公共财产和设备。
德国的海军和空军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希特勒的意见，但是陆军领导却开始反对与抵制，一直持续到1940年春。这可能是因为将军们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希特勒已经十分认真地肩负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务——他现在提出这些主张，是要更加彻底地“干预”战争全局性的战略方向。雷德尔海军上将不仅同意备忘录中阐述的意见，而且在10月10日晚上会见希特勒时，还补充了他自己的加快促成攻势的意见：如果英国被打败了，一定对她围而攻之，不能顾及陆军的反对和美国的卷入。“我方越是早下手，越是残忍，就越能早见成效，战争的进程才能更短。”希特勒也这样认为，并且强调了在1940年一年确保潜水艇建设计划的重要性。同时，鲁道夫·赫斯向他提交了几份加紧部署磁性水雷，封锁英国的海上通路的研究方案。简言之，除了德国陆军，大家都承认打败西方国家的必要，陆军总司令部(作战部)认为陆军没有为新的战役作好准备，集团军司令包克和李勃也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了这种怀疑态度，莱希瑙和克鲁格陆军司令也对战役同样不热心一—即使西方国家立即入侵比利时，他们也不赞同这样一种进攻。10月中旬，冯·勃劳希契发现希特勒对他的不热心此战役毫不理睬。希特勒说只有一顿痛打，才能使英国明白过来。“黄色方案”临时定于11月的第三周开始。究竟从哪天开始，要根据为空军作战所作的天气预报确定，而不随陆军里的一些不服从的怪念头更动。
希特勒的和平意愿遭到英国冷冰冰的拒绝，因而导致了希特勒对波兰前途的态度变得更加冷酷，这虽说是间接得出的结论，但却可以分析出来。在他10月6日的帝国国会讲演之后，他就没有重申建立一个残存的波兰国家的建议。1939年的波兰将再次被瓜分，被忘却，让新的居民移居那里，以致它不会再起来讨德国或苏联的麻烦。东半部当然划给斯大林，西部一部分并入帝国，而波兰中部，如华沙，拉多姆，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将成为德国绝对统治下的波兰保留地——帝国工业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所。到9月末，希特勒草拟出第一道法令，在“日耳曼民族整顿专员”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全权指挥下，对波兰人口进行根本手术。迫使波兰西部的波兰人移居到波兰中部的保留地，由巴尔千国家和波兰东部的日耳曼血统的流亡者取代他们。
希特勒签署的一系列基本法令，宣布了波兰的这种新秩序。
10月4日。他颁布了特赦令，宽宥“由波兰人的暴行激怒的”德国人的一切行为。希特勒颁发了任命希姆莱的法令，给了他这样一项任务，即“消除波兰人口中威胁帝国的非日耳曼人口的有害影响”。这是7日签署的。8日，希特勒又签署了一项法令，在卡托维兹和泽希瑙周围的前波兰边界地区分别并入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同时，增设新的“帝国区”——“西普鲁士”和“波森”。至于残存的德占区(波兰保留地)，希特勒在12日为那里起草了一项“为恢复……公共秩序”的法令，让这些残存的地区服从德国总督
(负有全权的总督)的意志，军事政府一撤退，新的体制就生效。
总督辖区的面积大约是战前波兰的四分之一。希特勒挑选党的法律顾问汉斯·弗朗克博士当总督，弗朗克从前曾是慕尼黑大学法律系的一员，专门研究工业法律。他很快从派到东方去指挥的将军们那里得到圆滑虚伪的坏名声，又由于他不久和希姆莱闹翻了——希姆莱甚至没有参加在罗兹举行的弗朗克就任仪式，因 此他在克拉科夫城堡里的统治将是孤立无援的。
这一时期就是德国陆军在波兰统治的没落时期。在10月17日的总理府会议上，希特勒向凯特尔，弗郎克和希姆莱宣布，陆军要把控制权交给汉斯·弗朗克及地方长官艾伯特·福斯特和阿图尔·格雷塞控制下的民政当局。希特勒说，陆军会为自己摆脱这件讨厌的任务高兴，而且反来复去讲他的老套话。他命令，沿德国边境线建立一个模范省或者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恢复独立，这决不是行政官员的职责。相反，要把这里弄成一种典型的“波兰经济”！（ Polnischo wirtschaft的直译，这个短语的意思最好解释为‘波兰堵圈。’）弗朗克在波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任务将是“为将来的军事集结打基础”，并且阻止波兰知识分子组织起坚强的反德核心。凯特尔记录希特勒的讲话时写道，尽管斗争将是严酷的，但是仅此一举就免得德国再次因为波兰走上战场。波兰一定变得很穷，以致人们想要到德国去工作，犹太人和其他害人虫必须迅速东迁。凯特尔对那天晚上到总理府的一位陆军上校坦率地承认：“要采取的方法将和我们现行的一切原则相冲突。”然而，根据另一种记录，希特勒在讲话结束时宣布，他想让格雷塞（1944年3月7日，阿图尔·格雷塞地方长官给元首发海底电报说，一百万德国人已经正式从老帝国，从欧洲的其他地方，最近从黑海地区迁移到他的帝国区“沃塞兰德’，经过强行移民，犹太人已经全部从这个地区消失，波兰人的数目从四百二十万减少到三百五十万。这指的是1939午10月希特勒在火车上定的那个人口迁移运动。1945年5月，由于西方政府赞同，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到1948年，大约四千万德国人，波兰人，捷克人被迫重新定居。）和福斯特地方长官从现在算起十年之后能向他汇报，波森和西普鲁土是欣欣向荣的、纯粹的日耳曼人的省份，并且汉斯·弗朗克能够汇报，在总督辖区(波兰保留地)里，“魔鬼的行动”已经完成。
由重画的欧洲地图这个处方所规定的人口外科手术，也使德国人蒙受了苦难，德国难民在散河那边波兰东南部领土的大路上摩肩接踵，这个地区已经给了俄国。在这里有许多没有教堂的小村庄。这里的人们的语言和文化修养都是德国的，在这里德国人曾经营过由玛丽亚·特里萨和约瑟夫二世传给他们祖先的土地——名字叫伯格萨尔和维森堡，或者纽多夫和施泰因菲尔斯的村庄，这里的农场设计得井然有序，又科学又规矩，使它们与毗邻的波兰和乌克兰农场迥然不同。
1939年10月的最后几天，希特勒的陆军副官恩格尔上尉交给他一份第十四军团的报告，报告中反映了在打前阵的红色军团部队占领村庄以前，这些数以千计的口耳曼后裔的撤离情况。9月22日以后的五天里，大约五千名慌乱的村民和他们的牲畜被赶着向西行进时，撤退中的德军部队用运输工具予以帮助，福利队予以照顾。没有下过任何命令，什么命令也用不着。“多数场面都是村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德国人被运送到西伯利亚)和1919年，1920年布尔什维克统治期间所经历过的，经验足以使他们干脆放弃财产逃走。”报告中论定，他们是虔诚的，有深厚爱国情感的德国人，没有受到波兰习惯的影响，他们将是重新安居在德国新赢得的东方省份的优秀血统。在这个西行运动进行的同时，一个十分不祥的东行运动开始了：俄国人开始从他们的那半个波兰驱逐危险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阶层，在德国的那半个波兰，犹太人被集中起来，禁闭起来，被赶到分界线以外尽可能进入俄国区域。
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对待克里姆林宫的态度是矛盾的，颇能迷惑人，他既有建立一个稳定的东方前线和有保证的原料供应地的一时愿望，又对斯大林以及共产主义怀有永久仇恨和不信任，他的帝国对东方的野心只不过是被迅速征服波兰暂时麻醉罢了。在和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这样非常健谈的人士的私人会见中，元首和里宾特洛甫都毕恭毕敬地谈到了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但是，希特勒在暗中搞的却是另一套，好象俄国人染上了某种传染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蔓延到帝国。柏林禁止边境线上的德苏军队接触。日耳曼后裔遣返回国，得到积极鼓励，而且曾一度建议，海军保护因俄国侵犯波罗的海国家而陷入困境的德国公众的利益。他依赖克里姆林宫来信守分界线能够长远吗?在给他的最高司令们的长长的十月备忘录上，希特勒警告过：“俄国的持久中立不能通过任何条约和任何协定得到确实的保证。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俄国不会放弃这种中立。但是他们可以在八个月后，一年后，甚至几年后改变。”只有明确地显示出德国的武器优势，才能阻止斯大林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撕毁与柏林的条约。希特勒在17日对凯特尔更明显地表达了这种不信任：需要在波兰建造公路，铁路系统和通信网，把这个地区变成一个重要的军事跳板，否则波兰将是破烂不堪。毫无疑问，他是在考虑攻打俄国。
在10月21日对党的高级军官和地方长官的秘密的长篇讲演中，他曾作出许诺，一旦迫使英国和法国屈服了，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让他们看看谁是东方的主人。用他的话说，俄国的军队缺少实战，他们的土兵训练无素，装备低劣，这些已是举世皆知的。‘他一旦(收拾了东方)，还要着手把德国恢复到原来的面目……”他想要得到比利时，至于法国，希特勒现在正考虑1540年的古代边界，那时查理五世的哈布斯堡王朝曾囊括了瑞士以及勃艮第，洛林和远至西边的缪斯的大片的公爵领地。
简言之，希特勒建议只要有可能，就利用与斯大林的联合，然后，在斯大林想要消灭他之前攻打俄国。很清楚，俄国准备出卖原料，高价购买德国的工业专门技术、机床，先进的大炮，飞机和船舶设计。俄国甚至和英国签定了购买橡胶和锡的贸易协定，以满足柏林的需要。然而，希特勒对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却流露 出了他对联合的真正感情。对地方长官做的讲演才过一周，他召集了二十多个将军和海军上将，在总理府举行授职仪式上，在随后的宴会上，他突然问装甲部队将军古德里安，军队对他的莫斯科条约的反应如何。古德里安回答说，军队已经松了一口气，但是，这显然不是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回答。元首中止了谈话，陷入了郁闷的沉思，然后又改变了话题。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几个事件
几 个 事 件
到了1939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已勇敢地面对战争要打下去的事实了。10月中旬宣传部就指示过编辑们要减少关于外国和平建议的报道，勿使德国公众造成错觉而增加和平愿望。11月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到元首那里报告说，他据不确切消息说英国空军部内新近出现了主和动向；元首不相信会有这种可能；尽管他本人仍然赞同德英友好，可是伦敦却掌握在被犹太人操纵的少数狂人的手中，而张伯伦是个平庸的老家伙，对这些人无能为力。希特勒说他看不出英国真的要干什么。“即使英国打赢，真正的胜利者还得是美国，日本和俄国。”英格兰即使胜利，经过战争也会变成一片废墟，如果军事上失败了，命运将会更惨。
11月初，比利时和荷兰女王呼吁交战国双方设法寻求恢复持久和平，然而她们善意的呼吁立刻遭到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反驳，里宾特洛甫指责他在对公众的演说中使用了下流污秽的语言，以至搞得所有非官方试探者心灰意冷，这个呼吁也没有得到柏林响应。希特勒曾经试图争取英国，但没能成功。现在德国宣传机构把英国描绘成杀人凶手、说谎家，伪君子，几乎用尽词汇宝库中的所有贬义词。希特勒推测，在英国赞同和平的党派已经失势。英国的祛西斯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曾经挺身奋战，可是已被压制下去了。按希特勒的观点，杰出的不列颠人现在只有劳埃德·乔治了。英国要把战争继续下去，这就是希特勒必须正视的令人讨厌的现实。
希特勒从波兰返回后，他的柏林官邸中那间宽敞的国会会议室里配备了许多必要设备，在室中央摆上了一张大地图台，于是这里便成了军务会议厅。
这个会议厅五年后被一颗炸弹炸成废墟。在这之前，元首在柏林的会议全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希特勒的副官们腾出毗邻房间，最高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搬了进去。当时，约德尔的地位尚不够稳固。有一次，他冒昧地对全局战略形势作了一点评论，刚说几句，希特勒就打断了他的话，他自己发表一通看法。可是随着约德尔对军方代表的轻蔑日渐明显，希特勒对他反而重视起来。10月中旬，正讨论西线的新“黄色方案”， 他告诉约德尔：“尽管许许多多官员对战争持有异议，我们也会打胜——因为我们有精良的部队，精良的装备，我们有坚强的意志，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团结的坚强领导！”然而，就在那个月和下个月，陆军和参谋长都决心做反“黄色方案”派的后盾，军事将领和持有异议的文职官员也屡次策划军事政变和政治阴谋活动，希特勒很可能看出了其中的蛛丝马迹。不管怎样，那年秋天，一次德国空军军官正在等着开会，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走进门来，希特勒说一句：“我们的一号懦夫到！”接着又说一句：“二号到！”这时，参谋总长哈尔德走了过来。
1939年10月19日，作战部勉强按希特勒的训谕匆忙地发布黄色方案，—号指令。指令中拟定通过比利时时，用七十五个师进行大规模主攻，目标是阻击并歼灭在法国和比利时国土上的英国军队。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故意让凯特尔将军把指令条款读给希特勒听，借以表示对整个计划的讨厌。冯·包克将军的B集团军和强大的莱茵河下游分区要向列日和纳缪尔挺进，接着伦斯德将军的A集团军从南侧进行辅助攻击；李勃将军率领的c集团军要在西壁后边布置十六个师，担任防御。
对比利时的大举进攻，必然要横穿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十五英里宽的地带。然而，在此阶段希特勒希望荷兰能接受这个临时要求，并且尽可能避免敌对行动。(当然，如果英国在荷兰登陆，德国一定要作好准备，立刻占领全部荷兰。)与此同时，为了给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找到正当理由，他授意军事机关和情报机构汇编法、比共谋事例的细节摘要。并且暗示，在编辑这个汇编时可以随意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陆军参谋总部计划中对军事前景的展望，并没有使包克和伧斯德欢欣鼓舞。他10月份交给作战部一份备忘录，表达他的悲观情绪。同样，李勃对侵犯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也进行了研究，对它的合理性表示怀疑。指挥第六军团的莱希瑙将军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出马向希特勒提出反对意见。可是希特勒表示，如果不立即执行“黄色方案”，恐怕在某一个明朗的冬夜，英法就可能一枪不放地攻到缪斯，而当时这位将军执拗地反驳说，“我认为，这样更不错。”凯特尔对设在佐森的参谋总部大本营进行短暂的巡视回来后，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摆开架式反对“黄色方案”的言论使希特勒耿耿于怀，所以严厉谴责最高统帅部首领企图和将军们密谋反对他。他命令凯特尔今后要向作战部忠实地传达元首旨意。这个有弦外之音的命令，惹得这个正直而古板的将军又是口头又是书面地向希特勒提出辞呈。希特勒告诉他不要动肝火。希特勒的手下人认为，元首对陆军的不满越来越严重。戈林虽然支持元首，但是对他如此匆忙地开始“黄色方案”也感到忧心忡忡，也不知为什么，希特勒没能赢得里宾特洛甫的支持，可是当希特勒对他的意见不加理睬后，这位元帅却私下发誓，以后要当一名好兵，唯命是听。
情报机构对敌情的估计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因为在西线几乎没能建起什么情报网，没有充分的情报，无法作出准确的估计。按希特勒的观点，陆军把法国的实力估计得太高；相反，希特勒为之不安的是，英国在法国的力量越来越大，他认为英国的一个师能抵得上法国的三、四个师。可是，专家的战术意见是不容忽视的。包克警告说，英军会从安特卫普登陆，德国军队如不能控制，在比利时将会再次出现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消耗战。其他将领也指出，冬天夜长，加之阴雨多雾，将会给运动战带来困难。可是，希特勒要打一场运动战，“利用”法国军队的“呆板”和英国军队的“惰性”，他的装甲车和机械兵团可以横冲直撞疾驰向前。他两眼盯着地图，越苦思冥想，越不喜欢作战部提出的行动计划。10月的第三个星期，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尖酸地说，哈尔德计划沿海岸线布置强大的右翼，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草拟的施利芬计划没有什么不同。他说，‘那样行动不可能有第二次侥幸。我脑海里倒有个截然不同的想法，过几天告诉你们俩，然后再和陆军研究。”
一种可能性是；装甲兵为先锋，径直挺进到缪士河，阿拉斯及亚眠之间的海岸，对敌人形成大包围，他年青时曾在这一带打过仗，知道这是坦克施展威力的最好地方。可是再向北，到法兰德斯，坦克将会进入困难地带。这种念头总是萦绕在他的脑际。
10月25日有一次在德国总理府，他同一些执行“黄色方案”的高级将领们讨论军务，结束时他向总司令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个想法。当时在场的包克在日记中写道：
元首在回答勃劳希契问题时说，从一开始他就有了下边的设想：只主攻缪斯河以南，最多附之以从侧翼到列日的进攻。总的说，我们是向西推进，然后转向西北。这样，在比利时的敌军及其增援部队都会被切断，全部歼灭。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显然都大吃一惊，接着便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沦，对这个意见进行翻来复去地争辩。
这就是使法国败北的作战方案的胚芽。方案似乎过于冒险；孤注一掷——也就是说，不管德国军队能否冲到英吉利海峡——所下达紧急命令以来，希特勒对于是否要下令再把重点来一个根本性改变表现得犹豫不决。而在11月12日(星期天)，开始执行“黄色方案”的前三天，他更加踌躇不定了。他要求陆军研究一下他的方案。从非正式谈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如果有必要，将攻势推延到春天，他也不会反对。
希特勒知道，陆军不只是客观地争论一下“黄色方案’的价值就算了事，而是有一种对抗情绪。
有一个尚未查明的旨在以武装推翻希特勒的政权的军官团体。他们与西方政府联系，的确是个隐患。所以11月间，他授权海德里希的部门与英国在荷兰的情报网接触。海德里希的部下要把自己装扮成持有不同政见的德国陆军将领的代表，愿意冒一切危险，秘密推翻元首。如果他们能取得英国特工人员的信任，那．么一些真正阴谋家的名字就可能暴露出来，或者从这些谍报人员以后同伦敦情报主子用无线电联系中搜集到。党卫军是这样计划的，而且一步步地完成了。他们进行了一连串的假接触，不断变换接头地点，取得了信任。尔后，英国谍报人员和海德里希的‘军事将领’于10月下半月在荷兰的土地上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面，这些将领摆出要逮捕希特勒；结束战争的架式，提出一些问题请英国内阁回答，还为11月初的秘密接头安排了地点；党卫队的把戏使英荷人员之间的勾结暴露出来，这可能使荷兰政府陷入窘境，希特勒对此暗自高兴。他同里宾特洛甫以及海德里希的副官沃纳·贝斯特博士讨论过这件事，当时决定先绑架英国谍报人员，后来决定暂缓一下再说。
海德里希没有和情报机构商量。情报机构正在忙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事，这也是希特勒的命令。如果11月12日入侵比利时，艾伯特运河及其附近的埃本·埃马尔炮台工事将会是莱希瑙的第六军团进军中的严重障碍。运河把安德卫普和缪土河连接起来，埃本埃马尔那儿的运河，当初就被设计成了护城河，是比利对东部防御工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设有钢筋水泥掩体、地堡以及梯形陡坡围墙。运河上仅有三座桥，还修了碉堡和爆破室，爆破室由一定距离外的爆炸班控制，他们隐蔽在坚不可摧的地堡里。埃本·埃马尔工事拥有十八挺重机枪，分别架在防弹掩体部和装甲炮塔里，在隧道和钢筋水泥掩体中秘密驻扎着一千名比利时士兵，提供人力配备，这个工事控制了缪士河和运河南面河段。由于整个工事距离德国前线大约二十英里，所以在德军先头部队来到之前，有足够时间毁掉桥梁，那么德国横渡宽阔的缪士河时，只好经由在荷兰马斯垂克特城的两座桥，并且也为毁掉这两座桥作好了准备。
在这个复杂问题上，希特勒花的时间等于他在“黄色方案”其他大大小小的问题上所花时间的总和。10月的最后一周，他建议成立一个伪装的谍报局营，由莱希瑙领导，组织四、五百人，由擅长秘密行动的陆军上尉弗莱克和陆军中尉霍克带领。这个营要按马斯特里赫特飞地里荷兰边境警察的服饰装束打扮自己。正如希特勒所说：“战时，服装常常是最好的伪装。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霍克突击队的头头要同荷兰警察官在语言上；穿着上、举止上完全一模一样。”他们的任务是毁掉导火索和炸药。
希特勒为之伤心的是，军事将领们竟然想不出这样的好主意。“这些将领太古板，太墨守陈规了，”他在一次会后嘲弄地说。：他们中许多人还不能运筹帷幄。他们本该多读读卡尔梅的作品！” 解决埃本·埃马尔工事的办法也是希特勒想出来的：在德过“特洛伊木马”警察把桥上的荷兰守卫搞哑的同时，派大约三百名空军分为几个滑翔机中队，人不知鬼不觉地横越马斯特里赫特飞地，在拂晓前的黑幕中降落到工事围墙里边；他们要携带五十公斤烈性“空心”炸弹，借以摧毁工事中的大炮。第七空军师直接负责滑翔机行动空降突袭队的组建工作，战斗程序是夺取桥梁，破坏工事，坚守阵地直到陆军先头部队从德国前沿攻过来。这支部队定于12日前作好战斗准备。
出错是很可能的，还真的出了错。卡纳里斯的情报机构贻误了准备工作，蒙斯特谍报局的一名官员在格罗宁根省购置大批荷，兰警服被侦察出来，他是在试图偷越国境走私时被逮捕的，于是
11月5日引起荷兰公众骚动。一连好几天，荷兰报纸刊载漫画，猜测纳粹入侵时的穿着打扮。有一张漫画传到柏林官邸，画的是戈林正偷偷地往身上穿电车售票员的制服，另外一张是他正在镜。子前面将自己打扮成荷兰警察。
对法国和比利时的进攻显然仅剩一周，德国陆军司令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那些试图规劝希特勒的将领们已经被打发掉，杳不知其所之了。11月5日中午勃劳希契将军亲自拜会元首，其结果是，一小时之后在他们令人不快的伙伴关系史上发生了一次罕见的冲突。现在，陆军参谋总部试图通过另外的途径：他们列举军需总监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试图强调陆军对新战役的无准备状况和厌恶情绪。勃劳希契又亲笔写信回答希特勒10月9日的备忘录。
勃劳希契主要担心西线形势。波兰战役中步兵士气不振，将军们钩心斗角，有时军士和军官失去指挥权。勃劳希契甚至讲到有些部队发生“兵变”。他详细描述了在前线以及往西线调兵的铁路沿线出现的酗酒的违纪行为，其严重程度可以说同1917和
1918年的丑陋情景毫无二致。铁路官员作过汇报，听说军事法院也进行过干预。希特勒—开始还默默听着，这时勃然大怒，打断总司令的谈话，命令他指出哪些部队出现了这种事。他沙哑的愤怒的声音，连外边的秘书都听得见。希特勒抢过勃劳希契手里的备忘录，扔到保险柜里。他对这位将军大发雷霆，他真是十分不明白，一个军事统帅怎么会因为一小伙人的越轨行为就给全军抹黑，谴责全军呢。“前线的指挥官还没有一个向我提到过步兵中有什么缺乏战斗精神的事。可是现在却要我听这种话，在我军已在波兰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他坚持要求勃劳希契把所提到的报告交上来，把在东线和西线因此而判处死刑的细节说得一清二楚，要他立刻飞往有关部队。希特勒威严地走出房间，砰地一下关上门，只剩下勃劳希契在那里浑身发抖。
戈培尔后来向希特勒提出，由于凡尔赛和约的禁令，德国在所谓的“青年白色年代”没进行早期征兵，也没进行严格训练——召来的老兵应对违纪行为负责。希特勒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勃劳希契的前任拒绝及时训练他们，希特勒曾为之进行斗争，结果是枉费心机。那天傍晚，他气愤地同副官施蒙特和恩格尔议论，“陆军阴谋破坏”他的计划。他认为勃劳希契的备忘录谎话连篇，不屑一顾，并且派出军事副官格哈特·恩格尔上尉到前线视察，报告“哗变部队”的情况。他还向弗劳莱因·施罗德口述了自己同勃劳希契关于这场不愉快争吵的备忘录，备忘录也被锁进保险柜以备将来使用。他又口授一个免除勃劳希契职务的文件，可是凯特尔说服了他，没这样作。还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能接替这位仪表端庄、性情柔顺的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家族有武官、有文官，世世代代为国效劳。尼采的格言可能已成了他家的座右铭：“造反是奴隶的显著标记，你的标记就该是服从。”冯。勃劳希契先生不会造反。
两天之后希特勒暂定“黄色方案”推迟三天，理由是天气不适宜。
11月7日那天傍晚，希特勒的专车开往慕尼黑——自从他8月份离开伯格霍夫去面对那吉凶未卜的未来之后，这是他首次返回巴伐利亚。他不愿意离开柏林，可是一年一度的1923年啤酒馆政变纪念会要在第二天举行，他又必须在地下室啤酒馆向“纳粹元老”讲话。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在这一年一度的公开场合露面会招致危险分子的暗算—一对付暗杀的最佳治安措施也不过是临时安排的例行公事而已。地下室啤酒馆集会及在慕尼黑狭窄的街道上走过一段长长的路程，对暗杀者是一年一度的好机会，对他们的诱惑力不亚于纽伦堡集会或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入口那条路。1938年11月9日，就在他通过慕尼黑这段路时，一个名叫莫里斯．巴沃德的瑞士招待把枪口对准了他，只是由于人们突然举手致意，林立的手臂使他没得逞。只是当巴沃德在奥格斯堡被铁路警察逮住时——当时罪犯正试图离开德国，可是未持有效车票，并发现他带着一个写给元首的信封——希特勒才知道这个未遂刺杀案。审问时，他供认10月份在上萨尔斯堡山元首每天散步的时候，他曾携枪秘密追踪过。人民法院1939年12月对巴沃德进行秘密审判。
人们猜想希特勒在慕尼黑要呆到9日，再举行一些仪式后飞回柏林，可是8日上午柏林往他的下榻地打电话说，明天是“黄色方案”的最后期限，陆军请求对方案进行重新决断，需要马上飞回。他的首席飞行员预告说，据天气预报不宜于飞行，他派出一名副官去安排把他的专车挂到当天晚上从慕尼黑发出的快车上。副官回来报告，此次列车第二天上午10点半钟方能把他送回柏林，可是如果他演讲后去赶车，事情就好办了。希特勒烦躁地问是不是没有下一趟车了。要是乘下一趟快车到达柏林时已太晚，赶不上研究陆军事宜。所以希特勒把他的讲演提前五分钟，提到下午
8点10分进行，并命令赫斯代表他参加为第二天安排的仪式。
7点30分，慕尼黑警察局长前来护送他到啤酒馆去，一名副官给啤酒馆打电话，指示说讲演必须正点开始，因为时间表安排的非常紧。时钟正打八点，元首走进洞穴似的啤酒馆，地方党铜管乐队停止演奏进行曲，克里斯蒂安·韦伯(从前的马贩子，现在巴伐利亚纳粹党的一名要人)致了简短的欢迎词。
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大约要讲九十分钟，可是这次，他站到木镶大柱子前的讲坛处还没讲上一个小时。很多老党卫军成员上前线了。所以大厅里除了坐着1923年政变被害的十六个纳粹党员的直系亲属外，还坐满了早期老党员和当地的达官显贵。希特勒的演讲毫无例外是对英国的一顿痛骂。希特勒宣称，英国的这次新十字军东征的“真实动机”，就是对新德国的忌妒和憎恨，因为德国六年之内取得的成就要比英国几世纪取得的还多。负责照顾元首准时上火车的尤利乌斯·夏勃忐忑不安地一次次向希特勒递卡片，上面草书着越来越急迫的告诫“十分钟！”然后是“五分钟！”最后是一个断然的“停止！”——元首从不用表，这是他以前告诉元首时间必定采用的手段。“党员们，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同志们，德国人民，尤其是我们胜利的空军：祝你们健康！”希特勒结束了讲话，举步走到蜂拥向前的党内官员们中间。心烦意乱的尤利乌斯·．夏勃在9点过12分把元首护送出大厅。快车还有19分钟就要从本站发车了。
在离开慕尼黑后第一站，奥格斯堡站，有消息传到了希特勒的车厢。虽然众说纷纭，都说啤酒馆发生了非常事件。在纽伦堡站，地方警察局长，一位马丁博土，正等候报告更多的新闻细节。希特勒离开啤酒馆刚刚八分钟，镶木板的柱子里有一颗强力炸弹爆炸了，正好在他讲话的那个地方的后边。有很大伤亡。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后来写道：“开始的一段的时间里，希特勒不愿意相信。他本人就在那儿呆过，那时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条新闻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变得非常沉默，然后说炸弹没炸着他是个奇迹。（贝罗继续报道说，希特勒兴奋地一再讲导致他提早离开啤酒馆的情况(也见罗森堡11月11日的日记)，他开玩笑说这次是气象专家救了他的命．元首简单评述说，否则这位专家会用他的天气预报把他早早推进坟墓。因为天气看上去很黑，好象还得黑一阵子。）希特勒同党卫军的慕尼黑警察局长冯．埃伯斯坦将军通电话(他本来曾直接了当地严格禁止把常规的警察治安防卫范围扩展到党内)，希特勒安慰这位极度痛苦的党卫军将军说，“不要担心——不是你的错。伤亡事故是很遗憾的，不过结果好，一切都好。”到早上7点钟，有消息说六个人被炸死(死亡数字后来升到八人)，六十多人受伤。
在柏林的安霍尔特火车站，汽车司机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去视察防弹的曼赛德斯轿车，这是他为军用汽车集中调度场订购的。经希特勒的同意，这辆车开进了总理府的门厅，车的挡风窗是用
0.25英寸的层压玻璃作成，车身用的是加固装甲钢板，为防地雷，车底板造得特别厚。希特勒转过头来对马丁·鲍曼说，“将来我只坐这辆车。你真不知道哪个白痴会在你前边摔来一颗炸弹。”
一开始党卫军治安人员忙得团团转。希姆莱报告说：“海德里希的保安局知道啤酒馆的经理是个地位很高的共济会成员。他们主要和犹太人，共济会员们以及其他阴险分子打交道。”谍报局更是想入非非，猜想可以在遭到排挤的党内老资格的高层人士中找到罪犯。说不定他们和戈林也有勾结！希特勒显然希望这是外国间谍干的。害怕再度失宠的人们匆匆忙忙摘清白己和慕尼黑暴行的关系。其后有好多天，副官布鲁克和旺切都给这位心情烦乱的元首送来慰问电。发来慰问电的有冯·霍尔蒂海军上将，意大利国王和王后、本尼托·墨索里尼，仍在流放中的德皇威廉，以及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荷兰女王威廉敏娜打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
“帝国总理阁下，请允许我对阁下免遭可憎的暗杀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甚至正当希特勒还在啤酒馆讲话之时，不知怎的，在康斯坦茨逮捕了一个人，他试图非法越境到瑞士那边去。这人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三十六岁，斯瓦比安制表工人。他在11月13日夜里坦白说，他独自一人设计、装配一个定时炸弹，并且把炸弹安装在那个柱子里。他兜里有一把钳子，几张手榴弹草图和导火索设计图、几条导火索、一张印有啤酒馆大厅内部照片的明信片，在他的西服翻领下边，还藏着一枚先前的“红色战线”共产主义运动徽章。经盖世太保审讯，一周后整个事情真相大白——他怎样在十年前加入了红色战线，但对政治早已失去了兴趣。可是在纳粹统治的前几年中，象他这样的手艺人相对贫穷，再加上对劳动和宗教也都管了起来，他因此被激怒。一年前他就决定铲除希特勒，并且开始搞精巧的定时炸弹，为了倍加可靠，他装了两套钟表机械装置。在这个柱子嵌板里边苦凿了三十个晚上之后，11月5日晚最后一次会议上，即希特勒同勃劳希契在柏林进行激烈争吵之后，他安装上了预先调好的两个钟表机械，并装上隔音软木以防人们听见滴嗒声。从审问的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出，艾尔塞对自己高超的手艺感到得意洋洋。他拒不承认是按上边的命令行事的，尽管两个逮捕他的海关官员都说看见在瑞士国境那边不远处有一个身着浅色大衣的人显然正在等他。他讲的大概是实情。而且毫无疑问，制表工人只身一个，几乎干成了这桩五年后由—群军官以及知识分子所未能干成的事，他们为这一阴谋筹划好几年，并且充分施展个人智慧。
希特勒认为，他的死敌好象是纳粹的叛徒奥托·施特拉塞。此人那时正在瑞士，这好象不是巧合。后来还宣称荷兰首相以及安东尼·艾登本来就知道这次谋杀。希特勒私下向他的将领发誓，有朝一日他一定要把全部事实公之于众。之所以尚未公布，是因为他还想围猎那些幕后操纵者。治安防卫加强了。希特勒大本背司令官隆美尔11月9日写道：“六英尺厚的碎石盖在元首昨天傍晚讲话的地方，可见爆炸是多么剧烈啊。人们真不敢想象如果暗杀成功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唯一的希望是元首大本营里的治安防范工作要再好好整顿一下，全局由一人主管(由我主管)。因为如果有人负此专责，到时候就不会互相推诿了。”15日在提到“黄色方案’时，他又写道：“元首的决心空前坚定。慕尼黑未遂暗杀只能使他的决心更大。目睹这些真感到了不起。”
在慕尼黑爆炸的次日，希特勒再次推迟执行“黄色方案”。11月13日他又指示，22日前不发动攻势。
有理由相信，希特勒本人并非认为预定期限是一成不变的——定下期限无非是想让军队能保持高度备战状态，以防西方国家万一突然入侵低地国家。西方国家也不一定多此一举来伤害比利时和荷兰人民的感情，因为除少数犹太分子外，低地国家民众是同情西方的，比利时武装部队几乎全部集结在德国边境线上，英法军队也会很快到那里参战，而使德国的薄弱环节——鲁尔矿区——真正陷入危险。希特勒不怀疑西方完全可以利用经济手段在有利的时刻迫使低地国家“呼吁援助”。“我们不要认为敌人缺乏逻辑推理能力，”希特勒在11月下旬说，‘如我们尊重他们(荷兰)的中立，西方国家在春天就会长驱直入。”
希特勒也受到了来自戈林和空军参谋长的压力。他们不只是要求暂时地侵扰马斯特里赫飞地，而是要占领整个荷兰：有了荷兰，对将来德国同英国的空战是至关重要的。在慕尼黑爆炸未遂后，希特勒也转到这个观点上来。
荷兰濒临危险了。希特勒指示海德里希结束在荷兰同英国特工人员搞的猫抓耗子的游戏。海德里希的“军官”——11月18日他们没在接头地点露面——现在9日却在文洛出现了，就在荷兰边境内。英国谍报人员驾车过来，双方立即互相射击，结果他们受了重伤，同司机一起被拖入德国边境，另外还有一个军官。后来搞清楚，这个军官原来是陪同他们的荷兰情报官员。荷兰政府曾正式要求归还此人，事后希特勒说：“荷兰是大错而特错了。”语气预示灾难即将来临。因为这件事让希特勒抓到了证据，证明表面上中立的荷兰却和英国勾勾搭搭，他对将领们说：“到时候我要利用这个事件使我的进攻有充分理由。”“侵犯比利时及荷兰的中立没什么了不起，”他解释说。“我们取得胜利就没人会问及这种事。”（这就是唯实力论。他后来质问盟国以下种种行径是不是侵犯中立国家，1940卑对挪威和爱尔兰的有计划的入侵(见下边)及同年对冰岛的实际占领?）11月12日，希特勒亲自将铁十字奖章授予这位指挥这次绑架的党卫军少校。 （马马虎虎注：这名少校就是有名的舒伦堡，以后的党卫队国外情报负责人，大家可以参阅他所写的《舒伦堡回忆录》中的相关章节）
文洛事件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证明这些人员原来是英国在荷兰的高级特工人员，海德里希的军官从他们口里获悉，英国特务机关显然和德国军队中的真正策划叛变希特勒的军官有联系。尽管海德里希没能证实慕尼黑啤酒馆爆炸案和英国秘密机关有直接联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希特勒后来在11月宣称他们已经获得了那种证据。
11月13日，约德尔将军通知作战局说，元首的新指令即将发出：为改善德国空防阵地，陆军必须作好准备争取夺取更多的荷兰领土，因为英国皇家空军飞机不断侵入荷兰领空，侵犯其中立，可以设想只要希特勒的部队一开过马斯特利赫特飞地，英国就会进入荷兰。此时希特勒就会宣称荷兰参谋总部参与了文洛事件，来为他对荷兰中立的侵犯辩解。希特勒三天之后再次推迟“黄色方案”，最早在11月26日执行，到了20日，又推迟到12月3日。其间在11月20日，希特勒又向三军发出最后的指令，命令对荷兰的进攻要和对比利时及对法国的进攻伺时进行。
对早期指令作如下改变：所有对荷兰的计划议案在全面进攻开始之时生效，不再发布专项命令。荷兰军队的反应尚无法预先估汁。在没有遭到反抗的地方，就会具有和平占领性质。
根据约德尔局里的一个成员的日记所载，在最高统帅部的地图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发表了这样的见解：“计划在西线发动的攻势将取得世界史上最重大的胜利。”
同时在东线，“魔鬼行动”正在顺利进行。关于屠杀和残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开始通过军队的渠道传出来。并非所有消息都能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要说勃劳希契曾经发表抗议声明，那本来也是虚伪的，因为他9月份就默许海德里希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可以不受约束，加之11月5日同希特勒争吵后，他再也不愿
意登总理府的大门了。由于天地良心所迫，旋风似的消息在副官当中进行了义务传播，所以在慕尼黑阴谋之后不久，恩格尔上尉就收到由勃劳希契副官转来的目睹者关于党卫军在施韦茨进行残杀一批人的可怖的报道。一位直言不讳的军医官亲自写信给希特希，概述了他手下三个人的目睹证词：
“他们同大约一百五十名一起当兵的人，亲眼目睹10月8日星期日上午大约9点30分在施韦茨犹太人公墓把二、三十波兰人处以极刑。这次处决是由一个党卫军成员，两个穿旧灰色警服的人和一个穿便衣的人组成的小支队执行的。一个党卫队少校负责指挥。在被处决的人当中还有五、六个两岁至八岁的孩子。”
恩格尔将此文件及其目睹者所描述的附件，是否给希特勒看过还不得而知。他几乎立刻将其退还给勃劳希契，还附有一张便条：“在结束时要采取怎样更妥善的行动计划有待于论证”。他显然让希姆莱对处决进行调查。无论如何，几天后，勃劳希契的副官呈上一份更新的情况报告，这次是东线军事统帅勃拉斯科维兹将军为抗议非法处决浪潮而呈递的。恩格斯后来作了记录：“当天下午我把报告拿给元首看，这份报告的调子是绝对客观的。一开始他的口气完全是平心静气的，可是后来对军队领导里普遍的‘孩子气’痛骂了起来；你们不能用救世军的方法打仗。”
假如希特勒对于点燃这次大屠杀的烈火仍然感到遗憾，那并不是因为这场恐怖象中世纪的瘟疫一样正在通过东欧蔓延过来，恐怖本是他统治的必然副产品，他心里关心的不是防止恐怖的蔓延，而是为其辩护。使他不安的只是战争会使他建设德国的宏伟计划无定期的延误下去。每当夜间乘车驶过这空旷无人的，有灯火管制的柏林街道，他总是构思着城市建筑的新貌。有一天，他命令司机在波茨坦桥附近的“旅游大厦”旁停下，深有感慨地说，战争使得德国许多如此漂亮楼房的建设停工，真是可惜。
在德国总理府原内阁的房间，当年俾斯麦召集他的柏林议会的地方，一张巨大的阿登森林地形图主宰了宽大地图台——比利时和卢森堡难对付的多山地区，这将两度成为希特勒非正统军事策略的战场。总理府女清洁工一定拂拭过这幅标有等高线的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模型，但并不了解地图的意义。希特勒却好几个晚—上独自站在那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顺着一条条狭窄的山间小路察着，心里盘算着他的坦克和机械师能否穿过去。
现在，希特勒拿到了艾伯特运河桥详细的原始设计蓝图；在这以前他只有几张关于这些重要目标的空中摄影照片和印有这些地方图片的明信片。蓝图标示出哪个爆破室建在桥里边哪个位置，并且精确地标出每条导火索，每个钢筋水泥掩体。从其他资料中他还获得了埃本·埃马尔工事里钢筋水泥以及装甲钢板坚实程度的详情。比利时的逃兵也帮了大忙。一个比照工事尺寸的模型已经建造起来：滑翔机组人员的紧张训练也在十分安全的保护条件下开始了。
桥梁，特别是在荷兰马斯特里斯特城里的那几座桥，看来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自从荷兰得到柏林的反纳粹密探明确警告以来，就更难对付了，他们甚至对原定的进攻日期都有所察觉，12月12日在斯特里斯特桥上突然采取了安全预防措施。（卡纳里斯参谋长汉斯。奥斯特上校亲自警告比利时和荷兰使馆，说希特勒汁划在11月12日发动进攻，但是没有提到制服阴谋。奥斯特1934年由于丑闻被撤消在德国军队中的职务，可是卡纳里斯立刻将他搜罗到谍报局。两人都在在1945年4月受绞刑。）假如谍报局的四百名特工人员真的身穿荷兰警服突破国境，他们早就遭到杀戮了。希特勒同卡纳里斯及主要负责这次破坏行动的人埃尔温·拉豪森上校在11月16日讨论了这项行动，他们不相信单靠突袭就会夺取艾伯特运河上的桥梁，所以尽量寻求防止桥梁毁坏的其他办法。尽管希特勒已要求会见这两名将领导这次秘密行动的谍报局军官，可是他在考虑，万一桥梁被炸时，最要紧的是将陆军机械化部队从北翼调往南翼，因为只有通过这次阿登森林的出击，才会有良好战机。因为英法预料希特勒将通过荷兰进攻，把全部精锐部队都布置在北方。希特勒命令就桥梁方案召开一次全体绝密会议，定于11月20日下午3时开会，并指令勃劳希契也来参加。
冯·莱希瑙将军从一开始就说得明白，既然人们已猜测到要对荷兰入侵，他对谍报局的“特洛伊马”。计划没有把握，“荷兰警察”一定得在滑翔机行动开始之后才能越过边境。而且既然荷兰当局很显然已料到我们会穿荷兰警察服，事实上已经给他们自己的警察发了特别袖标。所以谍报局此举很难侥幸成功。希特勒回答：“这么说目前部署的全盘军事行动都是毫无价值的！”卡纳里斯尽其所能挽救这个方案。据拉豪森所说，他撒了谎，他提出，荷兰可能仍然蒙在鼓里，因为被捕的蒙斯特特工人员并不知道买制服的目的。希特勒没被说服，“哪一个方案也没有成功的把握”。可是当他们把那幅巨大的地形甲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把其他的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一番通盘考虑之后——包括用轻型炸弹摧毁导火索，以及用坦克和88毫米大炮向他们发动冲锋——他还得回过头来谈特洛伊马。“还是有办法把这些桥搞到手的，”他不满地说，，“以前比这还大的问题我们不是也解决过吗?”
四小时会议结束时，希特勒暂时采用戈林建议的程序：在已确定的黎明前某时15分，滑翔机要无声地降落到埃本·埃马尔工事和坎内桥，五分钟后，五架俯冲轰炸机要对艾伯特运河上的其他桥梁进行袭击，使那里的破坏性炸药失去作用，轰炸机离开后五分钟，用滑翔机把更多的士兵准确地空降到这几座桥的东侧；与此同时，谍报局穿着伪装的先遣队要夺得马斯特尔斯特桥，因此，先遣队要在X小时前四十五分钟身穿荷兰警服穿过边境。X点后一小时内，希望第六军团的坦克和大炮要推近到能够援救先遣队的距离。随军特别联络官要立刻用电话向希特勒报告桥梁的战况，并且依此来决定以后的战争进程。
天气仍然对“黄色方案”不利。关于长期的天气预测情况，每天都要询问德国空军的首席气象学家。戈林甚至还在一个假内行身上花费了一笔钱，因为这个人宣称他发明了一个能左右天气的电子机械。(经调查，原来是一架破收音机，)哈尔德将军不顾元首从不乞灵于占星术的事实，竟然想入非非地建议要贿赂一下希特勒的占卜者，因为希特勒不再理会将领们所提出的注定要失败的预言了。<后来希特勒得知占星术在劝说纳粹党副统帅鲁道夫赫斯乘飞机投附敌人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普遍取缔了星占家。)
每天上午，柏林都被冰冷的霜雾笼罩着，下午才消散，露出微弱的阳光。11月21日，元首发布了出乎意料的命令，让陆海军的主要将领两天后听取他披露自己的观点。腓德烈大王在洛伊森战役前不是也召集过他那些失败主义将军们听过这样的报告吗?
23日中午，面对着挤满总理府大厅的听众，希特勒描绘了即将来临的战役。他说，德国自从1914年就一直置身于世界战争之中，而这次是响铃落幕的最后一举了。希特勒重述了他在十月备忘录中首次整理的关于早期行动的不能不令人信服的条条论据。详述了自从1919年他第一次决定要过政治家的艰苦生活以来的很多事情，他曾不理睬他人的可怖预言，多亏上帝，他才利用了那些向他敞开的暂短时机。可是，1819年毛奇死后的年月里，政治家和将领们失去了多少好机会呀！那时他们也是声称自己没准备好。
他，阿道夫·希特勒，向将领们指出，现在的战略形势是1871年以来绝无仅有的。“在历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只需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另一条战线目前尚未设防。可是谁能说得准这样的形势会持续多久呢。”
最近这次暗杀未遂案，迫使他意识到他是德国头等重要人物；他警告说，也可能还有暗算，因为敌人所谓的反希特勒主义之战，只不过是一场反对任何强大的坚定的德国政府的存在而进行的战争。同样，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能活多久是决定近期前途的因素。因为意大利从根本上是个怀有敌意的君主政体国家，领袖一死，他们将会把意大利帝国主义策略采个大转变，从根本上反对德国；再有如果俄国的专制者死去，德俄条约也会变得一纸空文。所以不能耽误时间了。因此，他说他那些懦怯的将领们要采取的防御策略是近视眼，毛奇在1871年及其后的研究中建议采用防御策略吗?正相反，毛奇明确表明，只有进攻才能解决战争。德国目前的敌人是弱小而无准备的。在这里，他一个接一个地列出了法国的坦克和大炮数字，也列出了英国的军舰数字，借以证明他的观点。再有，美国两年后就会显示出其危险性。他还相信，德国一旦行动起来反对法国，意大利就会立刻参战，正如俄国等着参加对付波兰的战争—样。
他的讲话中对陆军将领们的讥刺比比皆是。可是却赞扬了海军和空军的“进取精神”。在勃劳希契的证明书中，希特勒轻蔑地写道，“如果总司令们如同1914年那样精神崩溃，我们还能让普通拿枪的人搞什么呢?”有人指出，德国陆军就步兵而言是劣等的，在作战中军官不得不跑到土兵前边，结果招致高级军官不合比例的损失，这种提法使希特勒“大为伤心”。他用三言两语驳斥了此种意见。他说：“那就是军官的职责。”他回忆了1914年，步兵经过几个月训练便攻打列日，由于恐慌和意外而瓦解的情景；这种事在波兰战场上还没发生过。“我不愿意听抱怨军队不象样子，那是个政治领导问题。你对德国军队领导得正确，你将无往而不胜。”
德国好象不是尚可在停与战之间作一次选择。希特勒说，西方要战，所以德国必须打到胜利。在接下去的谈话里，他歪曲地运用了这样一个论据：既然德国人民为建设德国军队己作出了如此巨大牺牲，现在最充分地利用这支军队就不能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人民会骂我，打仗，又要打仗！可是我认为战斗是人类的命运。没有人能够放弃斗争、除非他想屈服。”他已花了整整一生准备这次战斗。过了几分钟他说：“胜利吧!失败吧!”这不仅关系社会主义德国的前途问题，而且关系到谁在将来能支配欧洲的问题。为此是值得作出最大努力的。在一份暗中调查阴谋者的材料中，希特勒警告说，只有消灭敌人，战争才能结束，别无它法。“那些持有不同意见者都是不负责任的人。”他相信目前这种有利的战略形势大概还能持续六个月。到那时，英国军队”这支顽敌”将会在法国稳住阵脚，“黄色方案”将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自己的生命没什么了不起，”他结束了讲话。“我已领导了德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即使在外面世界看来，现在我们是可恶的东西。”他的选择不是胜利就是灭亡。“我已经选定了胜利。”如果他非得死去，他要光荣地死去，因为他不打算国败而幸存。德国既不会向敌人投降，也不会在国内革命中溶化。
讲活持续了两个小时。后来，希特勒指示主要将军和海军上将陪他到了书斋。据其中的一位将领说，希特勒声明他知道最高统帅向部下解释自己的决策和命令是不合常规的。他对此件事的特殊处理，是因为他发现将领中消极情绪占了上风。他用下边几句话结束了讲话：“这次战争是德国打法国的最后一次战争，因为我们准备将法国撕成碎片。我以预言家的目光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种形势的到来。”然后他和人们一——握手，让他们走出总理府。
冯·勃劳希契将军在傍晚又来了，拘谨地告诉元首说，如果元首对他没有信心就应该换掉他。希特勒宣告说，将军也必须象其他士兵一样履行义务，他对陆军里盛行的“佐森风气”不会忘记，而且要扑灭它。佐森是参谋总部的大本营，德国军队保守分子和阴谋分子的所在地。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为战斗做好准备
为战斗做好准备
希特勒经常表示，他担心时间妨碍德国行动，也许纯粹是用来刺激他的谨小慎微将领们的巧妙的策略，这还不得而知。虽然执行“黄色方案”(他的西方战役时期)，一延再延，一直延至1940年，但是时间的推延，无疑给他带来益处：给他集结在西线的军队注入了必要的血液，使它以远远高于敌军的增长速度得到加强。的确，希特勒果然夺得了时间来改进他的战役策略——现在他准备派出一支远征军到斯堪的纳维亚去。这是他在1939年秋都未曾仔细考虑的事。诚然，德国军队现在还没有达到他预期在1944年才能达到的尽善尽美的程度，可是他确认这只不过是一场短时间的战争；击败过波兰的军队同样有能力瓜分法国。对这场战争没有民众和好战主义的支持，这是真的：就在波兰战役的第一天戈培尔博士就来到了总理府，带来了他的机关刚刚在柏林进行的快速民意测验。他坐在桌子上，摆动着双腿，这位宣传部长自鸣得意地披露，在柏林人们完全没有热情，或者说没有充沛的爱国之情——他们听任新的令人忧虑的灾难的到来，然而他告诉元首，这也证明眼下的战争决不是民众的战争。
希特勒知道他和斯大林的协定被误解了。他在1939年11月对将军的讲话中披露过他自己对斯大林的估计。“俄国在‘目前’没什么歹意”，希特勒让他们放心——不只一个人注意到他着重强调“在目前”。目的一旦达到，那个条约就不会遵守了。“俄国只要认为协定对他们有利就能遵守’。“斯大林有远大目标，目标之一是要加强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地位——对此，如果德国在西线不受妨碍，那么也就是表示一下反对而已——扩大俄国在巴尔干各国的势力范围，挺进波斯湾。俄国转向波斯湾，这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因为这会导致她与英国冲突，但是决不能和巴尔干国家接触。希特勒希望德国和俄国目前的关系还能保持一、二年之久，可是斯大林一死，克里姆林宫可能要迅速地发生令人不安的大转变。有迹象表明俄国正在进行军事集结，可能用来对付德国。勃拉斯科维兹从波兰发回消息说，在比亚利斯托克附近正在修建四个可停飞二，三百架飞机的军用机场，另外勃拉斯科维兹写道，俄国的宣传说得清楚，这是一场地道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苏联)把德国说成正在计划进攻俄国，西线一胜利就开始进攻。所以俄国必须警惕，在当前要不失时机地利用德国的弱点。”勃拉斯科维兹说俄国步兵很差，可是装甲兵(虽说装备差)，还算不错，而且将领司令部已查明在波兰的德国战线后方有俄国间谍，还在搞共产主义颠覆活动。他还报道，俄国人竭其所能帮助波兰人在法国建设波兰区。总之，希特勒的结论是肯定的；要同俄国作战势在必行—一而胜利属于首先准备好的那一方。
为巩固在波罗的海的地位，俄国在两个月前曾逼迫波罗的海其他三个国家接受了他提出的要求，现在俄国向芬兰提出了类似的要求。遭到芬兰断然拒绝，于是红军于1939年11月的最后一天发动了进攻，在盟国意大利面前，希特勒极端窘迫，盟国尚不知道按3月和斯大林签订的条约附加的秘密条款已将芬兰抛到苏联的势力范围之中了。俄国曾辩解说，为保障俄国和大北方的通讯联系以及波罗的海到列宁格勒的通路，俄国向芬兰提出的要求是正当的；可是危及这个通讯联系的如果不是德国还有谁呢?德国把对芬兰的入侵看成斯大林不信任希特勒的进一步表示。德国人民对芬兰一致抱有同情心，但是希特勒仍然指示他的外交使团要坚持反对芬兰的外交路线，因为维持与斯大林签订的这个容易破裂的条约，就是他进攻法国最有力的武器。希特勒对斯大林这般肝胆相照，更加丑化了他在盟国之中的形象，因为墨索里尼已公开向芬兰提供武器，并且召回了莫斯科大使。克里姆林宫在11月的共产国际宣言中表达了对希特勒的感激之情。这个宣言把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盗贼归为一类，并且错误地指出，在西线上无论哪一方胜利在望，意大利都会象战场上的鬣狗一样参加进来。
然而，芬兰战争把俄国人更进一步推到希特勒的怀抱。他们需要军需品和其他援助。元首甚至同意他们的要求，把燃料和给养用德国汽船转运到正在封锁荷兰的苏联潜水艇上。(这样作也是徒劳，几天之后从芬兰港口驶出的德国船只照样受到俄国鱼雷的攻击，幸存者只好听天由命。)
苏联对德国的顺从，是希特勒在经济上有能力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关键。按3月19日两国签定的经济条约规定，俄国要向德国供应原材料，如粮食、豆饼、磷酸盐、铂以及石油，如果英国海军不进行封锁，还要提供一条安全航道，向德国进口日本、满洲、阿富汗、伊朗和罗马尼亚的货物。苏联从英国进口锌，从美国进口
棉花，又直接将这些物资出口到德国去。希特勒还需要俄国和波兰出产的石油，苏联占领着波兰的石油区(波兰三分之二的石油在这儿出产)，希特勒还知道斯大林可以向罗马尼亚施加压力，以控制它对德国石油的供应。所以他只得象俗话说的患难之交那样对待俄国，整个冬天的确是这样，他指示军事和经济部门要竭尽全力满足俄国的要求。12月份又和俄国签定了补充贸易协定，
1940年2月11日在莫斯科又签定了一个范围广泛的商业协定。
俄国在所需物资一览表中列出的物资设备是不容满足供应的。俄国要未竣工的卢佐夫号巡洋舰和斯比伯爵号航空母舰其图纸，甚至要更现代化包括俾斯麦号和蒂尔彼尔兹号的图纸。他们要数套军舰上最重型火炮军械，还要用来制造新式克鲁普406毫米三炮塔大炮的五万七千张图纸，数套射击控制，以及配套的通讯设备。苏联海军要潜水艇的蓄电池和潜望镜的样品，还要求德国供应优质装甲钢板，以便俄国制造巡洋舰！他们还要水底音响装置、鱼雷和水雷。德国空军要向苏联提供最现代化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样品，机械性能优良的飞机引擎、高射炮、控制装置及炸弹。陆军要交出野炮、现代化炸药样品、坦克、工程兵设备无线电传送装置和化学制品。希特勒支持里宾特洛甫，催促部门负责人尽可能对全部要求一概应允。他所提议推迟交付的那些东西，显然由于本国军事急需和原材料短缺所致，并非由于要在后期搞什么阴谋。在进行商业协定谈判期间，他告诉凯特尔，尽快签署协定。他告诉雷德尔，他担心把俾斯麦号战舰图纸交给俄国会暴露出德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造船，这在当时是受国际协约限制的。雷德尔请希特勒放心，他说俄国要仿造俾斯麦号需要六年时间，但是他也承认，如果图纸落到英国人手里那是很不幸的。
希特勒密切注视俄国入侵芬兰的进程。海军已提醒他，警惕西方国家由于苏联的入侵而援助芬兰。这样的军事进程会导致盟国在斯堪的纳维亚站住脚跟，给德国带来严重后果。形势迫使希特勒第一次认识到挪威的重要战略地位。
到目前为止，希特勒多半只让海军在战争中担任防守角色。雷德尔只有少量部队曾在和波兰作战中适当支援了一下陆地军事行动，而袖珍战舰斯比伯爵号和德意志号8月分别被调往南北大西洋，为避开冲突，好几周来一直静静停在遥远的水域。希特勒最初不让潜艇发动进攻，即使对英法的海军部队也不准进攻，只是随着敌人对德国的态度日益强硬，他才逐渐放弃这些令人厌烦的禁令，最后才发布了今天这样的海军不受限制的竭尽全力投入战斗的命令。雷德尔的海军在很多方面不及英法联军。本来预定德国海军主要的扩充计划在1944年才能完成，但是雷德尔没执行那个计划，结果现在他具备了可以制造潜艇的生产能力。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里，德国海军通常只有十二只潜艇封锁不列颠诸岛。可是自从原材料优先供给德国空军以来，分配给海军的钢逐渐减少，海军的扩充又一次受到限制。
然而，雷德尔还有比勃劳希契和戈林优越的一面：在他的劝说下希特勒同意不干预海军战略和军事行动，而是按照元首指令精神：按自己的想法部署舰队。对希特勒来说，海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自然环境，是他不了解的而且无法了解的领域，因此他放于让海军元帅雷德尔相机行事。反过来雷德尔也没有陆军将领那种吹毛求疵的毛病，他努力把全部水兵投入战争。他的驱逐舰勇敢地直捣敌人的虎口，在英国主要河口处都布下地雷阵。一只潜水艇击沉一艘勇敢号航空母舰，另一只潜水艇侵入斯卡帕弗罗向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发射鱼雷。11月末，德国舰队向英国北部巡洋舰队发动攻势，击沉装备很糟的洛瓦平第号商船。虽然希特勒对巡洋舰战略理解有问题，他对只有从昂贵舰队行动中才能得到长远利益的认识也有偏差，然而海军中尉古恩特·庇里恩击沉皇家橡树号这件事，首次使柏林街里出现欢喜若狂的场面。当元首把庇里恩的水兵请到总理府时，他看到大群大群的人们挤出威廉街，此情此景，象最明了的话语使他悟出了其中的含意。
虽然现在南大西洋上的斯比伯爵号已经开始向敌人护航队进攻，可是德国空军，特别是戈林，还让靠近英国海岸一些再打：
11月18日英国对在它的沿海水域布雷，采取了报复行动，发布一道封锁德国船运出口货物的内阁命令，雷德尔告诉希特勒说，英国的命令是对1856年巴黎声明三方的背叛。当天下午，戈林带着副官埃哈德·米尔契将军匆匆忙忙去见希特勒，强烈要求德国空军袭击英国船厂，码头和海港。建议在空军进攻英国西部船只时，海军去对付东海岸的船只。希特勒没接受空军的主张，可是却发出一道新指令，指明打败英国的最好途径是把它的贸易搞瘫痪。一旦“黄色方案”胜利完成，德国海军和空军就将协同更加阴暗的德国破坏兵种及第五纵队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到那时希特勒将会控制英吉利海峡沿岸，空军的确可以向戈林所建议的战线发动进攻。
希特勒唯恐英国在北挪威站住脚，他于1939年12月发布第一道秘密指令，命令研究德国怎样对付挪威的军事行动。一旦英国占领挪威，德国的商船和军舰再也不能通过中立的挪威水域了，英国空军从挪威的基地上即可控制德国北部，而且英国皇家海军还将控制波罗的海。虽然雷德尔真实地告诉希特勒挪威战役可能给德国舰队带来重大损失，可是他明白英国占领挪威必然威胁德目战略安全，而要消除这种危险，舍此别无他路。
雷德尔的观点使希特勒大为惊讶。因为他的策略一直建立在尊重和保持挪威的中立的假设上，可是自从俄芬战争爆发以来，不论政治顾问还是海军顾问都不让他有片刻平心静气的思考机会。12月11日中午，纳粹党的外交政策头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概述了有一次他和挪威人接触时萌生的念头：万一挪威人想利用他的组织在挪威制造骚动，他就将要求德国军队占领挪威的重要基地。
结果他们采纳了另一个方案，同时仍让罗森堡的联系人维德孔·吉斯林少校有活动余地。吉斯林1933年前曾做过挪威的国防部长，后来他自己组建了一个反犹太组织(Nasjonal
samlingn)。人们确信他是反对共产党的。第—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曾在莫斯科任武官多年，后来他把布尔什维主义看成是欧洲面临的最大危险，特别对斯堪的纳维亚更是直接威胁。现在他梦想同日尔曼民族形成普遍的联盟，因而担心德国默许俄国攻击芬兰会引起挪威对德国的反感。罗森堡告诉希特勒，吉斯林打算自己成立政府，请求德国进攻挪威。里宾特洛甫及国务秘书威兹萨克不约而同地提醒希特勒警惕此人，甚至反对他接见这个挪威人。可是吉斯林握有英国欲图谋挪威的铁证。希特勒思量一番，第二天告诉罗森堡他愿意会见吉斯林，以便对他有所了解。吉斯林带来一位名叫维拉姆·哈格林的挪威商人。里宾特洛甫的官方记录记载；“在会谈中，元首一再强调，政治上他最希望挪威以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对这个问题绝对保持中立。他没有再把其他国家拖入冲突，从而扩大战争舞台的意图。但是，哪一方如果欲想扩大战争，并且目的在于进一步缩小德国，威胁其安全，那么，很清楚他只好被迫采取相应步骤。吉斯林愿为抵销敌人逐渐加强的宣传作出努力，因此元首答应给他的泛日尔曼运动提供经济援助。”古斯林曾声称挪威的新闻是受英国控制的，他说，卡尔·哈姆勃罗(挪威议会议长)已经让英国特务全都钻进了挪威的情报机构(他还是情报机构的头领)。古斯林说跟着他干的人有二十万，许多人在挪威占据着重要位置。根据挪威宪法，哈姆勃罗政府一—已经延长了统治期一—到1月10日以后将是非法执政，因此吉斯林说到期后他要掀起一个运动，将它推翻，然后吁请希特勒把军队开进奥斯陆。
希特勒不相信吉斯林会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因而他秘密要求最高统帅部草拟两种行动方案以备选用，一种按吉斯林的建议制定，另一种按武装占领挪威进行规划。希特勒还通过外交部这个渠道开始对吉斯林的背景进行调查。外交部的答复不完全令希特勒满意，所以他立刻决定除了让吉斯林搞那种德国苏台德的领导人康拉德·汉莱因于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搞的颠复活动之外，不要依靠他干别的什么事。吉斯林和哈格林返回奥斯陆之韵，会见了赫维尔和施蒙特，后两者指示他俩搞一些旨在造成挪威经济动乱的活动，破坏运输、外贸，捕鱼工业。还要精选一些挪威人在德国进行游击战训练，当入侵挪威时，他们好夺取奥斯陆及其他地方的重要建筑物，给国王来一个既成事实。军事入侵细节将由最高统帅部专门研究组制定。行动日期未订。
丹麦位于通往挪威的路上，海军元帅雷德尔没有提出这个必然涉及的难题，希特勒却命令同时占领这个小国而不感到内疚，尽管他直到最近8月才和丹麦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参谋总部继续公开抵制希特勒。希特勒11月30日在总理府对将领们作了态度明确的讲话之后。古德里安将军私下里报怨希特勒对于刚在波兰取得如此巨大胜利的陆军领导人的态度令人震惊。希特勒反驳说，是陆军总司令本人不喜欢池，他脸上流露出极端讨厌的表情又补充说，不幸的是没有合适的人代替这个将军。勃劳希契的情报局长在记录里写道：“勃劳希契同元首一向接触很少，元首策划要换人。”
约德尔视察西线，于12月12日返回柏林，他进一步证实西线的飞机场大部分浸在水中。希特勒为了让部队放些假，将“黄色方案”推迟到圣诞节之后。希特勒怀疑到处有参谋总部的人插于反对他。如，一次《德国大众日报》发表一篇评述“大本营”的充满感情色彩的文章，暗示历史是由参谋总部而不是由希特勒个人创造的，惹得希特勒大发雷霆；搞得凯特尔还得给哈尔德进言。但是，要取悦元首是很难的。比如，圣诞节时，一家报纸(Essener)冒昧地把希特勒同弥赛亚进行了适当比较，戈培尔们却暗中通知整个新闻界说，元首希望将来避免这种对比。希特勒还通过施蒙特安排了禁止出版冯·拉伯诺将军所写的勃劳希契的伟大前任汉斯·冯·西克特将军自传。正如他所说，自传只对西克特自己有利。希特勒越来越专横地施行新闻私人检查：当他得知——显然是通过电话选听报道——参谋总部的《军事周报》秘密询问最高统帅部关于战争公报的真实程度时，他命令立刻解除这个将军的职务，这作为军事统帅的他，只不过是抽动一下肌肉而已。
的确，希特勒在军事危机时刻一反常态，变得优柔寡断，判断失误，结果带来了斯比伯爵号的损失。
12月13日，这艘小型战舰同英国三艘巡洋舰在中立的乌拉圭海岸发生冲突。第二天夜里，一连串断断续续的无线电报传到柏林。第一封；“同埃克塞特号及艾基利斯号遭遇。使埃克塞特号和一艘轻型巡洋舰受到损坏。”五小时之后，这艘战舰向她的辅助供应舰阿尔特马克号发出信号：“独立行动。”显然事情不妙，但是直到
14日午夜过几小时，柏林海军部才收到详细情况。“我被击中十五处，食物储存及食堂被毁，正努力往蒙德维亚行驶。”对那些熟悉乌拉圭态度的人很清楚，战舰打仗的日子大概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国家的总统是亲英的，外交部长亲法，英国大使馆既富有又强大，同时又是英国特务活动的温床。斯比伯爵号恐怕钻进了个最怀有敌意的避难所里了。要修复破损的地方需要许多天，可是蒙得维的亚政府只允许三天期限。同时英国海军也开始往普拉特河口集结，不知集聚多少兵力，等待这只残舰离开中立国水域。
16日下午一点，雷德尔来到总理府，送来战舰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签了字：
1.蒙得维的亚的军事形势；除了巡洋舰和驱逐舰以外， (还有) Ark Royal和RenoWn。夜间被严密封锁着。没有突入公海和返国的可能性。
2.假如只在中立国水域范围内出现。如果使用剩下的军火可以突围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这倒可以尝试一下。
3.如果突围肯定导致斯比号的毁掉，却不能使敌人损伤，我请求，尽管水深不够，也将其沉入水中?或普拉特河口?或者被人扣留?
4.请来电决定。
德国海军部困惑不解：情报部(更准确地说，据我们现在所知)按航空母舰和战列巡洋舰来电判定，这两艘舰尚需多日方能到达蒙得维的亚的北部，19日以后方能到达。可是兰格斯道夫的签字却道出了绝望情绪。
希特勒在书房门口遇到海军上将雷德尔，没等读电报就命令道，必须让斯比伯爵号设法突围到公海去，如果一定要沉入海底，起码也得让敌人跟进去一些。他把一支手放在这位海军元帅的肩头上。“海军上将先生，我完全理解你的感情。相信我，对这只舰和士兵的命运，我和你一样感到痛心。可是这是战争。如果需要，一个人必须学会残酷。”然而，当他发表了这一通强硬的演说之后，却作了个莫名其妙的动作。雷德尔把海军部给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回电的草稿拿给他看：只要当局允许，尽量停泊在蒙得维的亚，“赞同”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突围”，不要被乌拉圭扣留。“如果沉船，事先要将一切毁掉。”虽然回电完全不符合希特勒果断的命 令，可是他却立刻允许雷德尔将其发射到地球那边的蒙得维的亚去。对此，连希特勒的副官也感到困惑不解。
希特勒急切等待斯比伯爵号最后一次战斗的消息。可是17日却传来了令人昏厥的消息，战舰驶出了蒙得维的亚，水兵登上了等待他们的汽艇，被送往友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战舰慢慢沉到该河口的浅滩底上。（重要设备没有破坏，过了一些时候英国情报官员还能查到雷达设施，大约是炸药有些不够。）那天傍晚，希特勒很震怒，思索着兰格斯道夫给德国的战斗形象带来的损害。早晨三点，他命令将官方关于这艘战舰的损毁的公告改为：“鉴于形势，元首命令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炸毁战舰。”中立国家新闻以保留甚至尊敬的态度对这段插曲进行评论；可是德国的敌人却幸灾乐祸地尖声大叫。这件事还进一步暴露出元首身上存在的弱点——遇着不幸不能泰然自若。他对用巡洋舰作战，连同那种打打就跑的作战学说都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进而变成对处事慎重的德国海军军官的敌视，这和他对驱逐舰和潜艇司令官们的钦佩形成了对照。兰格斯道夫本人曾在约德尔机关中当过军官；众所周知，把斯比伯爵号交给他，是打算治一治他太想坐办公室这个毛病。可是，显然没治好——大概早年炮轰桥梁时，这位海军上校负的伤给他的判断力造成了严重损害。他在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用枪自杀了。
当倒霉的斯比伯爵号的姊妹舰德意志号返回德国时，希特勒——唯恐再用“德意志号”这个名字使德国的威信受到损害——命令重新命名。斯比号的供应舰阿尔特马克号，载着从斯比号战舰甲板上卸下来的遇难俘虏，奉命返回德国本土。
赫尔曼。戈林竭力以此次事件诋毁海军大型战舰的荣誉。反过来，戈林空军的威望不断提高。德国战斗机以微小的防御工事损失，实际上消灭了18日大白天对威廉港进行袭击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劫掠中队，使英国认识到在光天化日之下轰炸是很危险的，因而决定改为夜间轰炸。
希特勒离开柏林到伯格霍夫稍事休息。通过慕尼黑时，他对朋友和赞助人布鲁克曼一家进行了每年一度的圣诞节拜访。二十年前如果没有埃尔斯·布鲁克曼的沙龙，他可能还不会达到这个地步。他呆了两小时，谈他征服英国的计划，使用磁性水雷及其他神话中那种武器，要在以后的八个月内迫使英国屈服。在象这样的私人圈子中，希特勒不必为安全担心，总是谈得兴致勃勃，纵横驰骋，无所不谈。他说华沙因为保卫者不投降而变成了一堆荒凉的瓦砾。仅有一小块地方值得重建了。当和平到来之时，他将回过头来将新德国建设得富丽堂皇一——北欧的版图，他在布鲁克曼家的来宾登记册中暗示：“在为创造伟大的日尔曼—条顿帝国而奋斗的年代里！”
希特勒在西线巡视了三天，参加德国空军中队、高射炮连，步兵警卫队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很清楚，法国没有什么进攻的举动。秋天，陆军密码员破译了法国的主要密码，他们破译法国作战部发出的大量密码的能力绰绰有余地补偿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不足。密码透露出法国在生产反坦克武器方面存在困难，还透露出，他们在后方正式组织新部队，还能清楚地看出在色当和莫伯日之间法国第九军团很弱。在萨尔布吕肯附近的斯佩切恩，法国人在当地德国人的压力下已经后退，自从1918年以来，这是希特勒第一次能够通过法国边界，著名的1870年边境之战就是在这儿进行的。
希特勒返回柏林，又一次推迟“黄色方案”，这次延至1月中旬。长期天气预报报告说，那时有一段寒冷的晴天，元首决定如果不那样的话，他将把“黄色方案”推迟到春天。
正如过去的年份一样，他回到柏格霍夫等待过新年。在这儿爱娃·勃劳恩和她的朋友给周围环境带来了相对文雅的色彩，可是从爱娃影集中的照片可以看出，即使在柏霍夫与孩子的聚会上，当元首看着斯佩尔、戈培尔及马丁·鲍曼的儿女们欣然微笑的时刻，他仍然穿着土灰色紧身上衣，只佩带一枚铁十字勋章，那是部队进攻波兰那天他怀着激动感情带上的。不过有一张照片，希特勒身着深色夜礼服，正在把溶化的铅水倒进碗里——这是除夕之夜的传统仪式。有些人相信逐渐凝固的金属弯曲的形状可以预卜一个人的未来。希特勒脸上呈现出对这种传统作法颇有些不相信的表情。
在伯格霍夫，希特勒收到本尼托·墨索里尼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流露出怒不可遏，提心吊胆的情绪，这封信打破了12月中旬的一次讲话所带来的几个月的沉寂，在那次讲话中，外交部长齐亚诺披露希特勒和斯大林订立和约时，没有和罗马商量，信中还说，元首背弃了向意大利人许下的马上同苏联开战的诺言。墨索里尼的这封信标志着轴心关系发展到冰点，由于希特勒对莫斯科不断卖弄风情，使轴心关系恶化了。就是最近12月22日，斯大林六十寿辰之日，希特勒还致电祝贺，并向苏联顺致最良好的祝愿，斯大林也热诚地回了电。在墨索里尼的眼睛里，希特勒是法西斯革命的叛徒，为了战术上的一时的需要而牺牲了革命原则。
“你不能放弃自己高举了二十多年的，许许多多同志为之牺牲的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你不能放弃自己的准则，这些准则，德国人民已经深信不疑。……你的生存空间只有占领俄国才能解决，除此别无出路。俄国有二千一百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只有九个人。它又在欧洲之外，在亚洲——这并非只是个斯宾格勒的什么理论。”
只有轴心国的领袖们联合起来，推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才算忠于革命。“那时才是伟大民主国家的转机……’墨索里尼写道。
在这封信里(对这封信，希特勒故意两个月没写回信)墨索里尼还说，关于德国处置波兰人已有流言蜚语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为之担心。他建议希特勒采取步骤重建波兰的某种国家形式。
1939年秋，希特勒对波兰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起初，他想把未来的“波兰国家”当成向西方讨价还价的柜台。当停战媾和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时，他的态度强硬起来——尽管强硬程度显而易见地还不及党卫军和纳粹党。早在10月份，他就对总督弗朗克表明，总督辖区是—种波兰保留地，可是11月份，他却直截了当地告诉弗朗克：“我们打算保留总督辖区这种形式，永不恢复波兰的国家形式。”虽然长期以来弗朗克是希特勒的私人好友，但是他不过是一个罗里罗嗦而又诡计多端的律师，元首对他的信任无法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相比——希姆莱的党卫军和警察机构在德国人占领下的波兰掌握着行政大权。
9月份，希姆莱受希特勒的委托去负责一个官方委员会，于是他取得了对东方的统治权。虽然这位党卫军首领在公开及私人谈话中大谈而特谈这个委员会，可是这个委员会并没以书面形式记载过，其权力范围逐渐变得不清楚了，希姆莱的根本职责是使西普鲁士及波森新划入的省份德意志化。这方面希特勒和希姆莱是一致的，可是后来产生了分歧。希特勒认为此事并非火急，他曾亲自告诉过希姆莱，“我不想让东方地方长官来个竞赛，疯狂争取在两三年后第一个向我报告‘我的元首，我的省已经完全德意志化了’。我想让这些人种变得纯粹而又纯粹。如果有哪个省长在十年之后能向我报告达到了这种境地，我将心满意足子。”(3月，希特勒告诉墨索里尼，开发这些夺回来的省份预计要花上四、五十年时间。可是，希姆莱急迫得多。按他10月末发布的一项残酷的指令，命令有关的两个地方长官——福斯特和格雷塞——党卫军将军克鲁格和奥迪洛·格洛搏克尼克，以及克拉科夫和卢布林地区的警察司令员，搞一次深冬驱逐运动，要从其管辖区范围内驱逐出去五十五万犹太人，那些1919年后来波兰定居的人，那些反德首要分子及知识分子，把这些人倒在总督辖区这个垃圾堆上。
希姆莱让他们1940年2月完成任务。这些被遗弃的人被迫长途跋涉，死伤严重。早在2月份，戈林和拉麦斯就这种无法忍受的事态对希姆莱，显然也是对希特勒提出抗议——但是无效。可是，在某些方面希特勒还起了些煞车作用。希姆莱潦草地记下了他同元首的私人接触。我们从中知道，于11月9日希姆莱不得不亲自报告在奥斯特鲁“枪杀三百八十个犹太人的情况”，还报告了因为保存武器和写煽动性文学作品，卢布林的大主教，副主教及十三个牧师被判处死刑的问题，希特勒命令他们的死刑缓期执行，把他们放逐到德国去。
希姆莱记录中没有记下海德里希，这个以无视弗朗克在总督辖区中的权力为愉快的人，独出心裁地将深冬人口迁移简单化的作法。1940年1月，他将东普鲁士附近的索尔道处的偏僻集中营，变成清洗虽屡遭摧残却仍然幸存的波兰人的中心。一阵阵抗议的浪潮扰乱准备投入“黄色方案”的德国陆军。希特勒得知，第一军团参谋长陆军少将弗雷德雷希·迈思11月22日将其军官集合起来，讲对波兰的暴行：“党卫军非经正当审讯就进行大量处决，已经搞得人心惶惶。在党卫军和正规军之间肯定发生过冲突。……党卫军已经玷污了武装部队的荣誉。”结果迈思被免职。其后不久，东线陆军司令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将军给柏林呈送一份正式的一览表，列举了党卫军及警察在波兰的具体暴行——谋杀、掠夺及普遍的兽性。他质问占领政策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这种认为波兰人民可以被恐怖主义慑服的观点，事实必将证明它是错误的。他们是回弹力很大的民族，决不会被制服的。”勃拉斯科维兹接着说，暴行将会给全世界提供强有力的炮弹。
弗朗克紧接着来到德国总理府，批评勃拉斯科维兹的不合作态度。希特勒的一位副官写道：“德国公使弗朗克描述了对犹太人的集中和定居的计划。他用尖刻的言词攻击这位最高司令官(勃拉斯科维兹)和陆军行政机关的军官干涉‘安定’工作，军官‘本能地’妨碍他的机关工作。他请求元首告诉陆军不要干预他的工作，特别不要干预政治问题，这同党的路线是直接违背的。元首有一阵很生气，直到作战会议开会时他才消气。”
这份记录(就是谈“重新安排”的这份)的措辞大概意思是说，人们向希特勒隐瞒犹太人在重新安排时的真正命运，可是看起来，希特勒确实给汉斯·弗朗克下过令，令其先对波兰知识分子进行定期屠杀，并残酷而狡猾地把这个步骤解释成为安全措施。一俟“黄色方案”在西线吸引了足够的注意力，两千名波兰人就是首批被杀戮者，否则弗朗克于1940年5月末对他在波兰的警察当局所讲的心腹话，又作何解释呢?“元首和我讲过，‘在总督辖区内考虑和保卫德国的利益是负责总督辖区那些人的事儿，也只是他们的事。’他还说了这些话：‘在波兰已被我们挖出来的统治阶级耍消灭掉。我们还必须密切监视新生分子，而且到适当时候也除掉他们。’”弗朗克匆匆忙忙对其奴才建议：“用不着让这些人给德国和德国警察机构带来负担，也用不着把这些分子先用大车运往德国集中营，那样只会造成许多麻烦及不必要的同亲属通信联系。不——我们在这儿，就地清帐。”
是冯·勃劳希契将军平息了西线的流言蜚语。当然他自己早巳不再对党卫军的行动吹毛求疵了，的确他还安排希姆莱于3月
13日在可布林斯发表讲话，向西线上为之担心的将领们解释申辩，当勃拉斯科维兹于3月又呈上厚厚的两份关于党卫军4月份暴行的档案材料时，柏林象手捧硝化甘油一样小心翼翼：凯特尔拒绝为收据签字，德国空军米尔契将军把他的那一份锁在保险柜里，并且威胁说，要逮捕勃拉斯科维兹的信使。勃拉斯科维兹于5月被免去司令之职。后来，他的继任者在7月又写了更多关于波兰暴行的报告，凯特尔断然指示他停止干预和他无关的事务。
十八军团于1940年8月调到波兰去时发布的指令有力地表明陆军投降了纳粹党，指令禁止对当地的反少数民族、反犹太及反宗教的斗争进行任何批评。“人种学的斗争在我们的东部国境上已经进行几个世纪。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斗争，需要在短时间内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党和政府的特工人员被派往东线负责发动这场人种学之战。所以我们的部队一定不要插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要批评他们，以致给他们工作带来困难。
受到纳粹党的支持，东线越轨行为屡见不鲜。希特勒对这种过火行为视而不见。一个陆军少校设法捕获了八名波兰妓女，有四名当夜在监狱中被蹂躏致死：第五个躲过向头顶上射来的子弹而逃掉。地方长官福斯特却说这个少校是因醉酒犯事，请求希特勒不要因犯法一次就处决这个少校——而勃劳希契、凯特尔和施蒙特介绍的情况截然不同一—可是希特勒将死刑减为有期徒刑。另有一回发生在一个被任命为波兰地方官的青年冲锋队军官的身上
(这样被任命的地方长官数不胜数)，他命令从监狱中带出五十五名波兰囚犯，在纵酒狂欢时全部枪毙。这回又是这个地方长官格雷塞，请求司法部不要断送这位青年军官的大业，希特勒得知此人党的履历清白，准予缓刑。几年后，轮到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向希特勒简要汇报军事法庭的这次判决，以便由这位最高统帅批准。这位头脑冷静不易被收买的前任驱逐舰指挥官普特卡默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了希特勒，结果，公认应受严惩的人没能逃脱行刑队，有些没能逃脱绞索。
在德国国内，希姆莱的警察机构都是随心所欲，无法五天。当第一个德国公民因为拒绝参加修筑防御工事而被当场处决时，盖世太保通知司法部说，在9月3日出发去波兰战场之前，元首指示过希姆莱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持后方的秩序，以此平息了所有批评意见。接着又处决多人，尽管戈林警告海德里希说，非经正式判决不许处决德国人。9月末，司法部呈给希特勒一份关于立即处决德国人的档案；希特勒答复说，他没向希姆莱下过什么普遍性的指示，而是由于普通军事法院和民事法院不适应战争的特殊条件，他亲自下令处决一些。“所以他已命令把抢劫特尔托银行的罪犯送往行刑队；”他的下属解释说。可是这份档案也表明，希特勒的很多关于民事犯罪的情报是从报纸上那些随便提到的事情中获取的。一个没头脑的编辑非爱给一个故事加上大标题《欺骗土兵妻子的人》不可，结果元首派夏勃匆匆跑去打电话，表示把这个被告判为监禁太轻，令人难以理解，元首命令将此人枪毙。
希特勒对纳粹党自己法院的态度，同他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审判相比更是矛盾重重。施特莱彻，这位矮胖的秃头的弗朗科尼亚的地方长官，是希特勒“老卫队”里的一位残酷无情、宁折不弯的队员。他被反犹思想和反固有的道德观念迷住了心窍。他的敌人众多——整个陆军，纽伦堡市长和警察局长，特别是鲁道夫·赫斯及忙忙碌碌的副官马丁·鲍曼。希特勒看出施特莱彻是位理想主义者，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但是在1939年末，当反对这位地方长官的议论满城风雨的时候，希特勒让步了，允许把施特莱彻——他是被特许可以向元首家写信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送到党的最高法院审判。他真的犯了什么罪似乎不大清楚，可能其中有叛国罪；希特勒10月向地方长官们讲话后四天，斯特莱彻在对地方纳粹党员讲话中就泄露了希特勒的军事方案，又过几天在一个较大的集会上，他又重复了这个粗心大意的作法。谈到希特勒决定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时，斯特莱彻解释说：“我们需要他们的海岸，好进攻英国。”他近日的讲话．(警察局长把他讲话的档案秘密给地方军事当局看过)包括对宗教的亵渎，对参加大战的将领们的诽谤，还有一个年青女子的通信处，这个女子是他11月份的听众，那时他曾尽力劝她们不要对勾引已婚男人的心理百般挑剔。“妇女或女士有这种激情，在我看来，充其量不过是轻佻浪荡而已。”据纳粹党的首席法官瓦尔特·布赫少校所说，斯特莱彻被指控在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时有肮脏的金钱问题，指控他造谣说戈林不是他女儿爱达的真正父亲；指控他卑鄙残忍竟同一个非常年幼的小姑娘发生不正当关系。斯特莱彻自己说，人们谴责他把战争中的寡妇称为“蠢鹅”，可是这没被当成罪过。
不管怎样指控的，最高法院——六个地方长官、三个党内法官——于2月集会，16日判定斯特莱彻是有罪的。希特勒暂停了他的公职，还禁止他再发表公开演说，赫斯要求将他开除出党，但是并没有开除，甚至还允许他继续出版报纸——包括出版一家令人鄙视的报纸。希特勒看来，这次审判有不按程序的袋鼠法庭味道，他对莱伊这样的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说，他觉得对待斯特莱彻不够公平：法律学家对他过去党内的履历太不重视了，他毕竟为纳粹党夺下纽伦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堡垒，正如戈培尔夺下柏林一样。
1940年1月6日元首从慕尼黑返回了柏林。
以后的几天他听从肥胖的内科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的建议，为他进行系统的体检——血清血沉、验尿、验便。检查记录都保存了下来，没有明显病变，只是尿呈碱性，这个病好象应该吃素，还有常规梅毒系列检验项目都呈阴性。1月9日莫勒尔对他的心脏检查表明脉搏正常，血压对他这样年纪的人也算正常，但没提到
1941年中期第一次查出来的高速进行期冠状细胞壁硬化症。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我们必须将他们也消灭掉
“我们必须将他们也消灭掉！”
冰冷的冬天降临德国。水路结冻，铁路由于军运调遣而拥挤不堪，人民和工业一样都渴望得到煤，人民还渴望得到急需的基本日用品。希特勒将这些国内麻烦事转加到自告奋勇的元帅戈林的肩上。他自己潜心于筹划即将来临的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攻势。他对“黄色方案”朝思暮想——如何运用好装甲师，如何夺取桥梁并且让它完好无缺，如何劝说荷兰政府不进行还击，如何安排每一次军事行动才能使德军尽可能地少流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思虑上的负重越来越轻。到1939年圣诞节，他已确定要在法国防线上的一处——色当戳一个大窟窿，后来果真是在色当，纳粹奠定下战胜法兰西的基础。
现在是1940年1月，元首又回到柏林的总理府。他既不考虑将领们的请求，又不听从外交官的告诫，也不理睬他那位摇摇摆摆的意大利盟国忧心忡忡的劝告。那封墨索里尼早在1月初写来的失魂落魄的信，证明希特勒依赖意大利是多么希望渺茫。意大利之所以提出同西方调停，不是打算利用希特勒的不可避免的拒绝来为自己开脱又能作何解释呢?几天之后墨索里尼又重弹旧调，说什么里宾特洛甫1939年8月向齐亚诺预言，西方不会卷入战争；意大利如果不是想在一定时候违背他的承诺，他的这些吹毛求疵的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的确是奇怪的联盟。戈林非凡的电话窃听和密码破译机构——调查局，现在已监听到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拍给布鲁塞尔外交部的电报，电报报告了加里亚佐·齐亚诺向他泄露德国已下定决心要进攻比利时，并且披露了新近为这次冒险定下的日期。既然这份记录表明调查局正在阅读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拍给齐亚诺的密码急电，那么希特勒断定，武官马拉斯将军已向罗马提供了这份情报；至少，当希特勒在本月末提出为他的新议案要有意散布一些骗人的谣言以后，马拉斯曾对于诸多真假莫辨的传闻中的那些有意编造的谣言作了有意义的辨别！
虽然希特勒要伯纳多·阿托利科大使相信“1940年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墨索里尼也大喊大叫忠实，可是直至3月初，意大利仍然是尴尬的骑墙派。“意大利人真是个怪人，”威兹萨克当时写道。“向我们投来忠实的目光，以便分享我们可能取得的任何成功；同时向西方投桃报李，搞些背弃盟友的小动作，以便在他们的功劳簿上记下一笔。”
希特勒心里相信，无论比利时还是荷兰，都不会长期严守中立。他却(错误地)估计布鲁塞尔早已同伦敦和巴黎达成了秘密协议，因此，比利时将主要防御精力转到和德国的交界上也没什么奇怪了。可是1940年1月，德国陆军情报局提出了一份秘密报告，才使比利时军事准备工作的反德国倾向真相大白：已经加强了工事，主要对付德国，西线积极促进比、法、英军队亲善；自从10月中旬以来，三分之二以上的比利时军队集结在东线，显然他们对西线逐渐集中的英法军队不以为然，比利时宪兵队已收到法国加速进入这个国家的指示，比利时西部对路标进行了补修和改进，以便适应要求，可是东边的(路标)全部被搞掉，以便阻止德国的入侵。西线上，据说比利时人整个11月都在调集铁路机车和卡车，支援法国人。阿登村市长奉命为法国部队准备住宿。在比利时的交通线上，可以看见将制服装在皮箱里、只穿便衣的法国“休假”士兵。比利时的防御能力远不能够守住列日和艾伯特运河上的工事——很清楚工事就是为法英士兵的使用而设计的。只要看一眼情报局的地图，就可以知道盟军正在形成通过比利时的左翼攻势。除了一个师之外，各个机械化步兵、装甲兵、骑兵师都部署在比利时国境上。总之，希特勒对进攻这个“中立的小国”，看不出有什么内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