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真令人难过，这不是真的，但能和麦姐扯上任何关系都很酷，那么谁在乎呢？
谎言：我将飞抵洛杉布矶与凯文·科斯特纳商谈出演《保镖II》事宜。
事实：要是这样就好了。
谎言：大卫在上猎鹰训练课。
事实：大卫连虎皮鹦鹉都害怕，更不用说猎鹰了。
谎言：大卫花五万英镑定做了一张镀金的司诺克球台。
事实：他只有一张普通的司诺克球台。
谎言：大卫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和。
事实：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在生活上他们互不干涉。
他们为什么要相互干涉呢？
谎言：我告诉大卫他该穿什么。
事实：大卫穿衣很有品位。我穿的有些衣服他不喜欢，很少发生相反的事情。大卫个性很强，他不想做的事他绝对不会做，无论是穿衣、做事还是说话。
我倒是想接受莎笼裙和头巾的荣誉，但我可以老实地说这都是大卫自己决定的。
谎言：新房子里布鲁克林的房间有一个大大的圆顶天花板。
事实：没有。只是普通的平顶和以前住户留下的画在四周墙壁上的迪斯尼人物。
谎言：大卫很胖。
事实：他们会让一个胖子当英格兰队的队长吗？是的，我的忍受力有限。有人真的相信我愿意和一个无法让我动心、让我兴奋的人过一辈子吗？
谎言：我是个男人。
事实：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只是它使得布鲁克林比我们认为的更特别了。
这还只是开始。
那么这些谎言有意义吗？我是说，是谁在那儿惦记着布鲁克林的车究竟是花了两千英镑还是两百五十英镑？大多数人无法给他们的孩子买任何一种电动车。那正是这些谎言的意义所在。想像一下某人在星期天的早晨读到这样一份报纸，而他们却在拼命地偿还着他们的抵押贷款。然后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童话故事。我和大卫如此相爱。显然我在银行里有五千万英镑的存款。大卫花五万英镑买镀金的司诺克球台。你能想像一个人看到这些，心里想，“杂种”。这是嫉妒，而且你无法指责他们。接着他们去看球赛，大声辱骂。
还有那些加在贝克汉姆头上的性丑闻谎言。难道那只是无害的玩笑吗？
我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我爸爸建议我们一起外出旅游。可我妈妈还是有些担心。
“你和大卫都太冲动，得有人跟你们一块去，防止你们相互伤害，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你别去。”我爱我母亲，可这是我和大卫之间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露易丝和她的男朋友斯蒂芬·劳伦斯跟我们一起去。最近他们过得也很辛苦，露易丝生了利伯蒂之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斯蒂芬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那就是利伯蒂的皮肤有些黑的原因。
但是去哪里？我在意什么呢？反正我总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我头脑中的黑暗的角落。它像一只笼子一样紧跟着我。
最后，问题只剩下什么对大卫比较适合、我妈妈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买了四张便宜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了米兰。
“托莉，那次你去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科摩。”
啊，是的。当娜泰拉·范思哲：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名人生活的滋味。
在飞机上我们都尽力不提那些事，可我神经绷得很紧，我就像一只很薄的玻璃杯，你把它放到桌上时，只要角度不对，它就会碎裂。但是有种东西占了上风，我对自己说，以我的生命发誓那不是真的。我也知道，这正给大卫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可这就像我咬下自己的指甲、痛入骨髓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会很痛，但我似乎需要这种痛。
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裸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睾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抉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位于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采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
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迈克尔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
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话——身处逆境时多往好处想。如果你像我爱大卫一样爱着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像大卫爱我一样爱着你，一切都会好的。还有另一句老话说时间是良药。时间过去一天，情况就好转一些，那些害怕报道也许是事实的想法不再频繁地闪现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时候，只有在早晨醒来的头几分钟里我才会不想那些事，但是紧接着它们就又会涌进来。逐渐地，这种情形只有在某件事触发之下才会发作，比如我突然发现某个完全无辜的女孩在对着大卫微笑；这时，我又会被嫉妒和愤怒所淹没。终于，我会整个早晨都不再想起那些报道。
事实上，我们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不能只是躲在角落里，希望事情过去，帮助对方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
到头来，我必须想到我永远都不能指望有哪一个人会像大卫一样忠诚、善良和体贴。不再干这些该死的傻事、想一想我有多么幸运，这完全取决于我。我一直都知道大卫确实什么也没做。而我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我想有人正试图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有人想搅碎我真正拥有的惟叶神圣的东西。我让大卫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可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做出任何危及我们幸福的事。
现在不是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正盼望着一个让人惊奇、金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的孩子。
就在马贝拉，我们想到了布鲁克林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我怀的是男孩，而且我知道他长大了会做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得给他起个阳刚一些的名字，我一直挺喜欢布鲁克这个名字，然后我们突然想到了布鲁克林。我一直很喜欢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它包容了各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是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的，也是世界杯结束以后大卫来的地方。
在圣诞节前我们搬进了那座公寓——真像小鸟筑巢一样——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可我身体并不好：我患了膀胱炎，总是不见好转，我一向容易焦虑，我确信这对婴儿有害。
你们听过那个送什么给一个样样不缺的人的笑话吗？
那么，就大卫而言，答案是一辆“法拉利”。尽管大卫对车一向都很着迷，但那时，“法拉利”对他来说还是太昂贵了。开始我想送他一辆“宾利”，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车，而且车里还有婴儿座。可是却没有现货，我决定干脆送他一辆“法拉利”。科斯塔——就是那次半夜把大卫从南安普顿送回家的司机，也是送我们去看《甜心先生》的那个——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帮我安排了购买“法拉利”的一切事宜：订货，建议我挑选哪种颜色。我只说每个方面我都要最好的。最难的是找到一辆驾驶座在右边的。最后他们不得不从澳大利亚运来一辆。
藏起一件珠宝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很容易，可要藏起一辆“法拉利”就难多了。我让他们趁大卫训练期间把车送来，放在车库里。车运来的时候盖着红色的天鹅绒，连小镜子都盖好了，只在侧面印着“法拉利”字样。我在车顶上放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感到非常兴奋。
大卫训练完回来，我说，我准备给你的圣诞礼物已经送来了，就放在车库里，请不要进车库。我又说我曾试着把它搬上楼来，可我这么胖，搬不了，而且我不想刮坏上面的油漆。我想让他误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而对大卫来说，这让他诚惶诚恐。
他不停地说，瞧，也许我可以把它拿上来。我说不用，然后为了把话题引开，我请他给我泡杯茶。
圣诞节到了。大卫总喜欢把一些场合搞得盛大隆重，而且这是我们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的大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打开了所有礼物之后，我假装好像差点忘了的样子说：“噢，你的礼物还在车库里。”
然后，我们一起下了楼，我把遥控器递给他。
“别耍赖，闭上眼睛。”
车库门升上去，大卫看见了红色的车罩还有那个大大的蝴蝶结——他感到无法相信。大卫就是这么可爱，任何事他都不会想当然。即使我给他买的是一双袜子，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正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的那样，曼联队在圣诞节早晨依然训练，每个人都开着车到了，而大卫·贝克汉姆开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出现了，每个人好像都在说，我的上帝，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从未花这么多钱买过什么东西。那辆车要花十多万英镑。我从未花这么多钱替自己买过什么，可这次，每个便士都花得值。
大卫一直都很喜欢车，他小时候的照片一半都是站在跑车前拍的。在曼联，球员十七岁时，他们会给你一辆车，大卫的车是一辆红色的福特“雅仕”。后来，他签到第一份正式合同时，其他人都买了一些实用的车，而他直奔“宝马”展厅买了这一系列中的极品M3，并且配齐了各种附件。就在这辆“宝马”车里，我们第一次接吻，就在我给他真芦荟叶的时候。
孩子的预产期在3 月初，我联系了伦敦的波特兰医院，准备在那儿生小孩。2月底我回来和父母一起住，这时我只想着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其他什么也不想。我大得像头鲸鱼，真是多谢了，我已经受够了。大卫的车没有一辆大得能放下一个婴儿座，甚至连我都坐不下。我们又买了一辆“越野陆虎”：显然大卫也拿不准我是否会变得更大。接着，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我妈妈家里，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
“大卫，外面冷得像西伯利亚。”
“你可以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宝贝儿。”
我想说，我如此庞大，如果可以的话，甚至那该死的厕所我都拖着不想去；因为那就像把一辆没有转向动力装置的货车停到泊位上一样困难。
就这样，我摇摇摆摆地走出了屋子，上了路，突然他在邻居的车库门前停了下来。遥控器一指——它出现了，一辆漂亮的灰色“奔驰”CLK.自从我把自己大约一年前从麦克拉伦得到的那辆小“奔驰”SLK 给了我母亲，我就一直在开大卫的车。现在他给我买了一辆自己的车——是那种四个座位的小“奔驰”。有趣的是，不久之后每位球员的女伴都买了一辆：特迪·谢林汉姆的女朋友尼库拉·史密斯；菲尔·内维尔的妻子朱莉·内维尔；加利·内维尔的女朋友汉娜。因为这车简直没话说，耐用而且时髦。我们真可谓领潮流之先。
我的产科医生杰拉德先生说，他会在我预产期前一个星期给我做人工催产，以保证大卫在场，因为大卫有许多客场比赛和国际比赛要参加。但是，在催产之前孩子的头位必须恰当。我每星期都去医院，可孩子的头还没有降到恰当的位置。
你能相信吗，梅兰妮·B 分娩了。我想，我的这个小家伙已经在我的肚子里做了九个月的饭了。现在我要他出来。我是说，布鲁克林本应该比梅兰妮的孩子早出生的。
“如果分娩时孩子的头位依然不正，你就得进行紧急剖腹产，”我又一次去见他时，杰拉德先生解释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就进行剖腹产，直接把他取出来，这对你可能是最安全的。”
“别担心我，”我说。“哪样做对孩子最安全？”
那种时候，你不会非常关心你自己的安危。婴儿没问题，他说。但是总的来说，他宁可现在就做。
“好。那么你想什么时候做呢？”
“七点钟好吗？”
“什么，今天？”
我的上帝。
“今天晚上。现在我就安排你住进波特兰医院。”
“我有时间先回家一趟吗？”
我似乎看见了过去两个月一直放在门边的婴儿袋。
他看了一下手表。
“只要你在六点钟左右回到医院就没问题。”
杰拉德医生的头上方有一只钟，指着下午两点四十分。
那是3 月4 日，大卫已经动身离开曼彻斯特，正在路上，可他没想过会这么快。我很紧张。我真的不想让媒体知道，这是个人隐私，绝对的个人隐私。因此，我用司机的手机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6 号公路上，那时正吃着一块“狮”牌巧克力。我知道是因为我们总是要问对方在于什么。
“别担心，”我说，“一切都很好，但你能尽快赶来吗？因为我要住进医院了。”
大卫说他顿时就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们的时间不多，大卫到家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我记得看着自己的大肚子，想，太有趣了，今晚这家伙就要出来了。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因为你知道你的整个生活将会改变，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是个男孩。起先我很失望，因为我觉得很不自然，身为女人，肚子里却有一个男孩，带着所有男孩的东西。我想要一个小号的自己，从没想过要一个男孩。
因为我妹妹分娩比较麻烦，所以利伯蒂出生时我妈妈未被允许进人产房。通常如果是剖腹产，医生只让一个人进去，但这一次，杰拉德先生让我妈妈也进来了。因此我们乘着“越野陆虎”出发了。车窗是遮着的，我们被安排从产妇入口进去。（这一安排非常合适。）
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医院。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接着我们直奔我的房间，这更像是一间套房。我有一间很大的带浴室的卧室，旁边还有一间看上去像休息室的房间，也有浴室。房间所在楼层很高，视野很开阔，可以俯视街景。我简直无法相信：下面站着两名摄影记者。
他们给我穿上蓝大褂，还有非常紧的尼龙袜，一直到膝盖。他们一边做，一边谈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首先是硬膜外麻醉，意思是在脊椎上打一针，让我全身失去知觉，而头脑仍然保持清醒。
“你想用哪种药物？”他们问。
“任何合法的东西，剂量大一些。”我说。
我记得梅兰妮·C 在梅兰妮·B 生孩子时说过，“这和猫卡在烤箱后面不一样，你知道它在那儿，它一定会出来。”
我在想，胡说。我低头看着肚子，非常紧张。他们用很粗的针筒给你实施硬膜外麻醉。大卫看见针筒的形状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当你的腿失去知觉之后，他们就送你进了产房，把你的腿放进马镫一样的东西里。我看上去就像《我与长指甲》（英国电影名）中的小鸡。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却能看见它们被搬来搬去。这绝对轻松，或者说如果我想笑的话，那就绝对轻松了，可我已经吓呆了。
我们等着杰拉德先生，大卫穿着大褂儿，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头上戴着顶小帽子以防头发传播细菌，样子可笑极了。他在说：“我非常爱你。”妈妈在忙着录像。接着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做着一些性感的动作——好像在说，你喜欢吗？——我回视着他，用我的眼睛说，再也不要了，绝对不再要了。
　　　　　　　　　第十八章 签好名，封好口，寄出去
“他好吗？”
这是所有的母亲惟一关心的一件事。
“一个很棒的小男孩。”杰拉德先生说。
“他的头发什么颜色？”我问道。像我一样的黑头发还是像大卫的金发？
“姜汁色。”我母亲说。
“姜汁？”
其实不是什么姜汁色。他的头发上都是血。
一切都结束了，还没有大卫罚任意球用的时间长。尽管我完全清醒，可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们支起了一个棉麻布做的帐篷一样的东西。大卫时不时看一眼，接着脸色就会很难看。妈妈在录像。我除了饿以外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能想到的就是咖喱鸡。我求大卫去给我弄点吃的，最好是咖喱鸡。
似乎仅仅过了几分钟，医生们就把他拖出来了，这个不断蠕动的灰色小东西将要永远地改变我的生活。
布鲁克林·约瑟夫·贝克汉姆（约瑟夫是大卫爷爷的名字），出生于1999年3月4 日下午7 点46分。大卫是第一个抱他的人，然后是我。我抱着他看着，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孩子似的。他长得特别漂亮。我一点也没有偏心，他确实漂亮。剖腹产的优点就是孩子不会有挫伤。
当我们回到房间时，那里就像在开派对。我爸爸、妹妹和利伯蒂，我弟弟和他的女朋友，大卫的妈妈和爸爸。
我躺在床上，麻醉药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并且有这么多人在喝香槟，我在想这真是疯了，我一定是在做梦。大卫俯下身递给我一把梳子。
“宝贝儿，能帮我梳一下头吗？我得出去向媒体宣布这个消息。”
给大卫梳头？
我是在做梦。
房间里已经堆满了鲜花。收到的第一束来自多米尼克·莫汉，《太阳报》娱乐版编辑，如果你可以把一个小于草堆那么大的东西叫做一束的话。·我的房间和外面的走廊就像世界上最大的花店。没有人愿意落后：所有的报纸和邦德街上我曾经走进去过的每一家商店都送来了鲜花。第二天早晨我打开了首都电台。
“现在我们在波特兰医院作现场报道，在这里‘高贵辣妹’刚刚生下了布鲁克林宝宝。”
另一条街上，有一家商店在窗户上标了一只大箭头，标牌上写着“去看布鲁克林，这边走”。疯了还是怎么了？透过窗子，我能看见下面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发生什么事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警察不得不封闭了整条街，让我们的车通过。弗兰克，梅尔·C 的司机，开车来接我们，整辆车的玻璃都用窗帘布遮着，以防有人拍照。警车在前面开道，一直把我们送到戈夫橡树。
我的孩子一切都好，体重达到了“非常可观”的七磅。他有着和我一样的橄榄色皮肤、嘴唇、下巴和鼻子，下肢、大腿和脚像大卫。正如露易丝所说，幸亏他不是个女孩。
报纸上充满了能和布鲁克林扯上边的东西。赌博经纪人开出10，00旧比1 的赔率，赌他在对阿根廷的比赛中将被请出场，500 比1 的赔率赌他将成为内阁部长。
据《旗帜晚报》称，布鲁克林的第一张照片将价值25万英镑。
我们还没有给他拍照片。
几天后，我们接到了阿伦·爱德华兹的电话。有人向《太阳报》提供了照片，他说，但他们将归还那些照片。有一张是偏光板。照片是在斯蒂芬艾治的一个停车场交接的。那些照片肯定是假的。但是，不，它们绝对货真价实——我妈妈记得自己拍过这些照片。我们意识到这些照片一定是那时家中的某个工人拍的。他们一定看过了所有的照片一我所拍过的最隐秘的照片。他们认为他们在干什么？什么样的人才会干出那种下流的事情？如果这都不算是隐私，那什么才叫隐私呢？我们简直就像是公共财产。
占星家们有一些建议。有一个人写道，布鲁克林是双鱼座，由于火星所处的位置，我们将很难控制住他。自我从美敦赫德出来后，我就再没看过星星。
这个预言并非不着边际。布鲁克林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他有严重的腹痛，总是疼，不停地哭。也许他奶水没喝足？他五个星期时，我停止了母乳喂养。这让我如释重负。大卫也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也可以喂布鲁克林了。后来，我们发现他对碳水化合物吸收不良，一种严重的乳糖过敏。
换句话说，他对奶过敏，任何一种奶：我的奶、羊奶、牛奶，甚至豆奶，我的天哪。同时他有可能对脂肪也吸收不良。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一种昂贵得出奇的合成食品作替代品。
在赫特福德郡只有两个婴儿要吃这种东西。这种合成食品气味难闻，一点也不像奶类食品，吃起来像是化学制剂。布鲁克林不能吃任何一种奶制品，即使是一块纽扣式牛奶巧克力都会让他呕吐。他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化学奶。
他白天不睡觉，夜里睡上二十分钟，然后就会醒两个小时，整夜如此，不只是哭，而是由于剧烈的腹痛而尖叫。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他就像是一部昼夜不停的机器。
我妈妈真是太好了。我们搬回到奥尔德里- 埃吉之后，她常来和我们住，半夜起来替我们照料布鲁克林，让我和大卫能睡上一会儿。
报纸放弃报道了吗？不。就在我生了布鲁克林之后几个星期，《镜报》就登出了一张我从家中走出来的照片，并且还画了箭头指向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我得减肥了。甚至布鲁克林得了疝气去医院就诊，他们不知怎么的也知道了。
有时候当我遇到梅兰妮·B 和她的小女儿菲尼克斯的时候，我都难以相信：菲尼克斯白天和晚上都睡觉，梅兰妮总能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我永远都没办法让布鲁克林穿得整齐漂亮。穿上漂亮衣服之后，他只能保持五分钟，然后就会把衣服吐脏，我们说的可不是每天饭后的三次，而是一天二十次。他总是不舒服。他的症状是所谓的弹射状呕吐。
在曼彻斯特我没有朋友——自从遇到大卫之后，我几乎就没呆在英国。尽管我非常喜欢这座公寓，但是你能做的只有无休无止的收拾以及看看MW. 我感到与外界隔离了。
别人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像生活在隔音的泡泡里。而且从“辣妹”（流行歌星）到一个独自呆在家里带小孩的家庭主妇，这种过渡是很难的，我的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什么也没有。那情形看起来就是这样。
自从她们加入伦敦俱乐部、或者一直都是俱乐部成员，我就认识了那些球员的妻子，她们说那儿的情况大不一样，社交生活丰富得多。在曼彻斯特，要么是只有男人才参加的聚会，要么就是男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姑娘坐在酒吧里。
大卫尽力让情况好一些。为了我4 月份的25岁生日，他意外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派对。你可以称我是可悲的女人，但是我对意外的派对一直都很恐惧。官方消息称大卫要带我去曼彻斯特的一家法国餐厅吃饭。我的妈妈、爸爸已经来了，布鲁克林将由他们照看。
我们穿戴完毕，大卫开车，就在去曼彻斯特的半路上，大卫说他忘了带信用卡，我们不得不开车回去拿。到了公寓前，我说我在车里等，但是他说，不，天太冷了。
因此我们就乘电梯上去，一走进大厅，一大群球员齐声说“生日快乐”。我不知所措——我是说，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赶到奥尔德里—埃吉来为我庆祝生日，那感觉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的朋友们一个都没到场，他们会怎么想？而且，是的，所有的男人们在一边，而所有的女人在另一边。
我穿了三个月的田径服，经常哭。打电话给妈妈时，我会哭；打电话给妹妹时，我会哭；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哭。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从不出门。我没有这个信心。大卫外出训练的时候，我就坐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打开百叶窗，盯着窗外沐浴在阳光里的乡村看。那是惟一能让我摆脱忧愁的办法。
大卫特别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我想，我有点嫉妒大卫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似乎并不像我有那种将要溺死的感觉。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文身。
吉米·古尔扎，梅兰妮的男朋友，有很多文身，大卫也一直渴望做一个。这是男人的事。因此吉米安排大卫和这个意大利人克劳迪奥见了面。吉米所有的文身都是克劳迪奥做的。接着就到了做文身的那天晚上。屋子里的摇滚乐声音开得很响，尽管两个孩子都在那儿：布鲁克林睡在我们所说的桶里，他那个可以拿出来的汽车座位。菲尼克斯睡在床上。
文身就在隔壁房间进行，播放着非常吵的“第二太平洋”乐队的快板歌《就该这么做》——为了淹没大卫的尖叫声，这是我的主意——从那以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叫做大卫的文身歌。屋子里到处都是烟。大卫趴在里面装了豆子的小布袋上，那个家伙光着上身，身上到处都是文身，盖满了。事实上挺吓人的。一开始这个家伙用钢笔写。幸运的是在他们正式开始做文身之前我进去看了一下：克劳迪奥把布鲁克林名字里的字母“Y ”写成了“I ”。大卫当然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的脸正埋在豆子袋里。
当然，我们曾经讨论过他的文身，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布鲁克林18个月时我才也做了一个文身——在脊柱底部文了三颗星。也就是那一次，大卫把我的名字用印地语文在了胳膊上。
“那么，宝贝儿，”他说，“这能证明我有多爱你吗？”
“那我该做些什么？”
他露出了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你也文一个。”
尽管我喜欢在胳膊上文一条大龙的主意，但是这会带来一些限制。而在腰部以下我可以处理好。就这样我文了三颗星。一颗代表我自己，一颗是大卫，另一颗就是布鲁克林。
后来，有人指出，其实那三颗星指的是我能熬过三个月冰窖一样的生活。
奇怪的是文身一点也不疼，而且那个家伙很有趣。
“至少‘高贵’没有毛茸茸的屁股。”他说。
笑声是摆脱沮丧的最好办法，大卫就属于总能看见事情有趣一面的那一类人。当我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忘记他不在身边时的空虚。另一个摆脱沮丧的办法就是工作——如果你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你有多悲惨。
最后让我摆脱沮丧的是安排我们的婚礼。在美国巡演时，甚至在我怀上布鲁克林之前，我们就开始考虑了。我知道自己不善于把事情安排给其他人做，尽管我不断地听到爸爸的声音在说“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就得亲自动手”，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事。我对婚礼安排方面的事一无所知，从在教堂干什么到你可以在哪儿租到大帐篷、椅子和桌子。我需要的是一个婚礼协调人。
正是我的巡演主管理查德让我接触了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我回伦敦的时候和他见了面，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佩里格林。他非常有趣，个子矮矮的，脾气好极了。他和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是同父异母兄弟或者其他什么关系，就是那个娶了玛格丽特公主的摄影师，现在称为斯诺登男爵。佩里格林听起来比他现在的地位甚至更高贵。但是他一点也不自高自大。他完全不把他的这层皇室关系放在心上。例如我会给他打电话，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就会说：“带着那条威尔士考杰狗散步。”
在布鲁克林出生前，我去看了拉特尔斯城堡。自从巡演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我看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合适。这个地方离公路不能太近，可是还要让客人们容易找到。同时，我还希望那儿有为客人们提供的舒适的房间，而拉特尔斯城堡有十四间卧室。我当然希望在英格兰举行婚礼，但是看过的地方都不合适，要么就是他们听到“高贵”和“小贝”这样神奇的字眼，立刻就会开出天价。
事实上，这时候钱并不是问题。我们订婚后不久，大卫的经纪人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有人愿意出100 万英镑买那些照片。我很矛盾：这是我们的婚礼，我希望它尽可能地让我们多一些隐私。而且我也真的不想上《你好！》杂志。它被戏称为《你好！再见！》杂志：所有那些让他们的婚礼登在该杂志上的人都以离婚而告终。但是说到底，假如有人走到你面前、给你开出那么高的价码，你至少会想一下，否则你不就成傻子了。
最终使得我们做出决定的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杂志做这件事更保险一些。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我的肩上好像卸去了一副重担。现在我不用再担心拥挤的歌迷。
他们能办到我力不能及的事。靠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将绝对是一场噩梦。要想确保没有人擅自进入派对现场，付给我们的100 万英镑只是他们的第一笔开支。在梅兰妮·B 的婚礼上，一群摄影记者躲在一个小岛上，穿着伪装服在那儿躲了好多天才被发现。
我们去看拉特尔斯城堡的时候肯定是一月份，尽管那时天气很冷，到处都是冬季萧索的景象，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结婚的地方。像所有小女孩一样，我也曾想像我的婚礼将会举办得像一个童话故事。我是公主，大卫是王子，我们将在城堡里结婚。大卫和我有一样的梦想。拉特尔斯城堡和我想像中的城堡完全一样：有塔，有角楼，上面爬满了常春藤，颇具乔治王时代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城堡里面也如你们所能想到的那样古色古香，但都刚刚装饰过，不像我们以前去看的许多地方肮脏得让人不快，诸如椅垫上有破洞之类的事。我想要一个非常干净、让人感觉很愉快的地方。拉特尔斯城堡正是那样。两家人将要住的所有房间都很漂亮、阳光充裕，开着大窗户，还有让人感到快乐的气氛。甚至连地毯都是新的。
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就是那个装饰性建筑——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石头废墟，离主建筑大约500 码。
“那么，这里难道不是结婚的最佳地点吗？”佩里格林说。要看出这一点，你得有点想像力，不过，没错，如果佩里格林能舞动他的魔杖，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事实上路边就有一座教堂，但不是特别好，在安全方面，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事实上，那个装饰性建筑是一片废墟。它一直延伸到岩石中，因而特别潮湿。一个流浪汉曾经住在那里，没有地面可言，你能听见下面的流水声。但是如果他能把它改造好，那它就是完美的，完全符合我和大卫所想要的浪漫的罗宾汉式的中世纪风格。但是，佩里格林说还有一个小问题。在爱尔兰，要使婚礼合法，必须在受到神庇佑的土壤上结婚。
和阿伦·爱德华兹在一起工作的卡罗琳·麦卡蒂尔来自北爱尔兰；你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凑巧的事，她父亲与教堂有点关系，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特许。否则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婚姻根本不合法。那岂不是很滑稽吗？不利之处在于，佩里格林解释道，那里只能容纳少部分人——最多30个——不过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个附带的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将只限于一些最亲近的人，接着我们将举行盛大的派对。
最困难的部分是必须找到一个与大卫的训练日程不冲突的周末，因为拉特尔斯城堡已经有了很多预约，所以最后我们只有一个时间是合适的：1999年7 月4 日，星期天。
因为要做好多准备工作，所以拉特尔斯城堡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我们租下了。我们在婚礼前两天去看了一下，那时它已经像我们计划的那样了。
《OK！》杂志生怕哪一家竞争对手发现什么，所以，事实上是他们雇了一架私人飞机接我们去了都柏林——“我们”
包括我们全家和我的结婚礼服。
刚订婚的时候，我想逛百货商店一定是件不错的事，因为那就是你该做的事，和妈妈一起去买结婚礼服。因为当时我们在纽约，这又显得更方便了一些：塞克司，巴尼司，布罗明戴尔（这三家均为纽约著名百货公司）。但我什么也没看中。它们都很糟糕。
把我介绍给维拉·王的是“辣妹”的形象设计师肯尼。她的生意主要在纽约。她的设计具有浓厚的好莱坞风格，她为莎朗·斯通（好莱坞著名影星，以性感著称）、尤玛·瑟曼（好莱坞著名影星）
和玛瑞亚·凯里（美国著名歌星）这样的人提供服装。肯尼和我一起去了维拉·王在曼哈顿的展室，我非常喜欢一件前襟脖颈下带遮沿的礼服，决定那正是我想要的。维拉把这件礼服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我；她确实很慷慨，因为这样一件衣服值一大笔钱。这件礼服的束腹内衣是一个叫珀尔先生的人制作的。他是英国人，在服装设计圈里非常出名，但是相当古怪。他自己也穿束腹内衣，为了突出他那22寸的细腰，他拿掉了两根肋骨。事实上，他无法正常说话，因为他穿束腹内衣的年数太久了。他总是穿着它，甚至睡觉时也穿着。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脱下来。但他确实非常有天赋，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制作过程是这样安排的，礼服的束腹内衣将由珀尔先生来做——维拉·王会把布料送给他，由他把束腹内衣缝上去——同时，她在纽约的制衣间里把套裙做好。
肯尼的另一个想法是由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婚礼仪式结束后穿的服装。我曾经看过他设计的服装的照片，非常欣赏他的设计——他制作的女服非常好。这一次他将为我和大卫两个人设计服装。
我开始想穿一件侧面开着长衩的紧身、性感的结婚礼服，但当我试穿传统结婚礼服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抵挡它的魅力——你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穿那样的荷叶边装饰的礼服而又显得很得体。我可以把紧身、性感的那一件留到晚上穿。
安东尼奥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脾气非常好，从来不会对任何人使坏。在时装业，许多人都是些坏脾气的家伙。但是他一点也不。时装业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件东西他们总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好。在这个方面，维拉和安东尼奥都是忠实‘的奉行者。他们忙了一整年，拿试样，缝纫机转个不停，可是到了婚礼前三个星期，还是不见两件衣服的模样。
曼联夏季停赛后，我们决定在婚礼前离开几天。南希·贝里真好，她说我们可以去她在托斯卡纳的家。南希嫁给了肯纳·贝里。肯纳·贝里和理查德·布兰森开创了维京唱片公司，南希在那儿工作时遇到了他。现在肯纳是百代唱片公司的负责人——他的总部设在伦敦，南希负责维京唱片美国方面的事务，所以我认识他们俩已经有许多年了。他们的房子所处的位置非常偏，媒体很难发现我们，而且在那儿我们还可以好好晒晒太阳。
我们的婚礼引起了大量媒体的关注。他们甚至搞到了邀请函。我们知道请帖一定是被偷去的，因为当时一份请帖还没有发出去。
在我们离开伦敦之前，维拉·王从纽约飞过来，让我最后试穿一下结婚礼服。我们在“蓝马克”宾馆会面。这时离婚礼还有整整两个星期，我在试穿礼服时，身后的电视里正在转播索菲·莱斯- 琼斯和爱德华王子的婚礼。那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后来媒体大做文章，比较这两个婚礼——哪一个是年度最佳婚礼，哪一个最气派——荒唐的废话。那些小报对索菲非常刻薄，说她太胖、没见过世面。可我认为她看上去很漂亮。
我和大卫一直说我们宁可不找保姆，和布鲁克林在一起时我们都得到了很多乐趣，看着他长大，见证每一个细小的发展，我们都不想错过任何东西。而要想这样，惟一的途径就是始终守着他。
我并不是说找保姆有什么不对，但我们两家人都那么帮忙、那么爱我们，我们觉得即使不找保姆，我们也能应付。
可是随着婚礼的迫近，我妈妈说为了那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有个人照顾布鲁克林是个不错的办法。佩里格林非常爽快地说我们可以借用他孩子的保姆莉齐。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很像一个黑脸、卷发、穿着鲜艳服装的洋娃娃，总是那么快乐。
“既然你们打算在婚礼期间借用莉齐，”我妈妈说，“那为什么不让她和你们一起去托斯卡纳？这样可以让布鲁克林习惯她，也让你和大卫多一些时间在一起，而不用总是担心孩子。”
因此我们正是那么做的。
莉齐已经习惯为那些希望她整天照顾孩子的非常富有的人工作了。但是当我打电话和她最后敲定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并不需要她整天照顾布鲁克林。我只要她在晚上偶尔帮帮忙。“那样我和大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不用一会儿就跳起身了。”睡懒觉就不必说了，因为贝克汉姆家从来没入睡懒觉。
在机场时，莉齐问吃饭的时候她是否要坐在另一张桌子上，我说，别傻了。让她一个人坐到旁边去显得不太友好。
莉齐是个好女孩，第一天晚上我们请她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这是个错误。她在那儿的全部意义就是让我和大卫有时间单独在一起，而不是让我们和一个不熟悉的人进行礼貌的对话。
在我们动身去意大利之前，我的贝拉蒂服装还没到，但是，因为“第二梅斯特罗”（著名服装设计公司）的总部离南希·贝里家只有两小时路程，贝拉蒂说他会过来让我最后试穿一下。
幸亏他让我试穿了一下，因为那件裙子不太成功。尽管我很喜欢他在衣服的领口边做的那些花，可是紫色的紧身装侧缝开得过高而露出了里边红色的丝质衬裙。花瓣上嵌了许多水晶，以体现花上有露珠的效果。
“不是大问题。”他说。他会在下星期到伦敦把礼服送给我。
离婚礼还剩四天。维拉·王的礼服到了，非常好。安东尼奥·贝拉蒂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到了。我们上了楼——不让新郎偷看。我穿上礼服，拉链裂开了。不仅如此，衬里也皱了起来。
“瞧，真是糟透了，安东尼奥。”
“别担心，维多利亚，我明晚再来。”
距婚礼还剩三天。安东尼奥七点左右过来了，这一次带来了一台缝纫机，一位女裁缝，还有一位助手，负责把花缝回原处，因为每次改动上身，都不得不把花拿下来。
距离婚礼还剩两天。
安东尼奥·贝拉蒂在凌晨四点才离开。
中午。卢顿。安东尼奥·贝拉蒂制作的衣服装在箱子里。
可是维拉·王制作的礼服得用一辆货车送到机场——礼服装在一个专用大盒子里，内装挂衣杆，以免服装在运输途中被压皱。正当我设法躲避拍照、走上飞机舷梯的时候，为我们搬行李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法把那个大盒子搬进去。
“你说什么，搬不进来？”
他们说的是我的结婚礼服。我的结婚礼服，你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家伙。
“那东西绝对进不了货舱。你们得把它带进客舱。”
因为那东西有电话亭那么大，只有一个办法。我爸爸让所有人都下了飞机，我们站成一圈以防记者的长镜头拍到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拿出礼服，走上舷梯，风吹得包装纸呼啦呼啦地响。沿着机舱内的通道，我们把它拖进了洗手间。
“如果要去洗手间，非得把它打个结才行。”我爸爸说。
很有魅力，不是吗？
那两个孩子异常兴奋。最后，大卫和那个机场搬运工把大盒子叠好，放在货舱里：到了那一头我们还得用它。
我们到了都柏林机场，天气糟透了。我一直担心的就是那些灰尘并且祈祷不要下雨，因为我们还得把礼服再装回到盒子里去。因此，大卫抱着布鲁克林，其余的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把礼服往盒子里装，因为把那么一件镶满荷叶边的东西放进去要比把它拿出来难多了。就这样我们都呆在停机坪上，就像电视系列剧《迪伯利的牧师》中的一个片段。
因为和《OK！》杂志的协约，我们不能让任何人哪怕是看一眼。
到了拉特尔斯城堡见到佩里格林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他看上去像个高贵的小精灵，因为他身材矮小，但是几个月来的会面、想主意、做决定使我感觉到他更像是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叔，一个我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当我看到那个装饰性建筑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我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有一扇哥特式窗户，因为很小，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还有一座桥，要是在过去，上面会站着号手。他干得棒极了。所有的墙壁都打扫过了，地上铺设了人工草皮，第二天将点缀上一些干花以及下面小溪边的鲜花。他还弄来了白桦树，把它们放在城堡里，这样墙上和顶上就会布满树叶和枝条。事实上，这是我的主意——我想让整个婚礼现场显得枝叶繁茂，这样才与城堡的氛围相一致。树上挂满了五彩的小灯泡。他让一些老枝条变成了圣坛。
我的婚礼花束遵循着同样的乡村主题——苹果、圣约翰的野浆果、常春藤、迷迭香和黑霉。我的伴娘是利伯蒂和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小女儿乔治娜。她们打扮成精灵，拿着常春藤和嫩枝，还戴着薄如蝉翼的翅膀。
那是异常精彩的一天。我头一次没有时间感到紧张。再说，我为什么要紧张呢？婚礼稳稳当当地由佩里格林操持着；而且我就要嫁给我至爱的人了，我从没想过我爱一个人会爱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点让我感觉很好，那就是“辣妹”家族又聚到了一块儿。不仅有那几个姑娘和她们的妈妈，当然还有肯尼，以及我的发型师詹妮和化妆师凯琳。只有洁芮不在。我不可能邀请她，因为那可能会引起太多公众的关注。可是在婚礼前大约一个小时，肯尼给了我一封信。是洁芮的信，肯尼仍然能遇到她。
这是她写的一首诗——有些潦草——她说是在车里写的。读了她的诗，我哭了。因为发生了那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我在想她还没见过我的孩子，几乎不认识我的丈夫。
如果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该多好。事情变成这样真叫人伤心，我们曾经那么亲近。我一下子又想起来这事实上有多让人伤心。
为我们主持婚礼的科克市的主教非常和蔼，和舍伍德森林的格调十分合拍，正如我想像中的托克修道士（罗宾汉传奇故事中的人物）——头顶部稀疏的头发、胖胖的、让人愉快的红面颊。他甚至还穿了紫色的服装，和紫、红、绿的主色调相匹配。
经过多次修改，我们的晚装十分精彩，尽管布鲁克林吐脏了他爸爸的衬衫，因此他的领带上有了让设计师发晕的斑点。可我们一点也没料到斑驳的杂色领带一年后会引领时尚。
我们共有225 位客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身着白色或黑色服装。我妈妈穿的是玛丽亚·格拉其沃吉尔制作的服装。她在1997年曾经借给我一套晚礼服参加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
大卫和我爸爸都做了感人的发言。大卫哭了。我哭了。
我妈妈哭了。和普通人的婚礼一样，因为这不是一个明星云集的婚礼。埃尔顿因为耳朵病毒感染，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未能出席。除了“辣妹”，没有其他明星。这就是媒体所说的我们的婚礼中让人失望的一点。我们希望婚礼尽可能浪漫一些，我和大卫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和王子，结婚之后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这其中有很多——我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都只是一些颇具讽刺意味的话罢了。
婚礼距离训练开始的日期非常近，我们知道蜜月的安排将是一个问题。有人为我们提供了魔术师约翰逊在夏威夷的住所。可是到那儿得花二十四小时，除非大卫能有更多的假期，否则根本不值得到那儿去。因此，在婚礼前，大卫请他的经纪入托尼·史蒂芬斯，托尼一直都非常乐于帮我们，去问曼联俱乐部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大卫是否可以多休息两天，这样我们总共就有十天时间，足够出去一趟了。
事情有些复杂。婚礼后，大部分曼联球员将去澳大利亚进行赛季前的训练，但是参加国家队的球员不去，因为其他人度假时，他们一直随英格兰队训练。所以在回曼联前他们将有四天额外的假期。但是当阿莱克斯·弗格森听说大卫越级申请在其他英格兰队球员四天假期的基础上多休息两天时，他气疯了。大卫不仅得不到额外的两天假，而且其他英格兰球员将享受的四天假期他也不能享受。在训练的第一天他就必须回到老特拉福德。
“可是，头儿，其他队员不是在澳大利亚，就是在休假，我回去只能和替补球员一起训练。”
“你自找的。”
“这有什么意义吗？事实上你让我归队却毫无理由。”
“别这样和我说话。”
“求你了，头儿，我刚结婚。我只想和其他人一样去度蜜月。在这里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得离开这儿。”
“那你就去吧！”“‘可是你要我下个星期六就归队。”
“是的。”
“可是这连一个星期都不到，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那是你的问题，大卫，我一点都不在乎。”
　　　　　　　　　　　第十九章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在阿莱克斯·弗格森往拉特尔斯城堡打电话大发雷霆之后，大卫感到痛苦和愤怒。我早已知道“那老头”不好说话。但这一次他的行为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不给大卫他要求的额外假期是其一，不让他休其他英格兰队员都有的四天假，则纯属报复。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
我们俩都很疲倦。那就是现在人们要去度蜜月的原因——不是为了在性上了解对方，而是为了消除婚姻带来的紧张和压力。我们刚刚举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婚礼，可是，突然，蜜月没有指望了。
我给“辣妹”办公室打了电话。有人建议法国南部的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房子也许有可能。办公室和他的私人助理谈了，助理说我得给他的妻子玛德琳打电话，玛德琳非常爽快地说我们可以去那儿。
这真是天赐之物。但由于大卫不得不在周末返回曼彻斯特，我们只有四天的时间——一天去，一天回，两天的蜜月。因此我们问保姆莉齐她能不能也去。除了其他的所有事以外，一想到无眠之夜，我就受不了。尽管我发现很难把布鲁克林交给别人，但这只是在夜晚。这一次我得这么做。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房子在卡普费拉，靠近尼斯，是个伸进大海的半岛。你驱车进入一个巨大的门，房子就在一条长长的美丽的砂砾车道的尽头。那儿只有管家和厨师。室内十分古朴，有许多高背椅和带涡形金框的镜子，跟埃尔顿家的完全不一样，但那儿的每个人都很热情。尽管我们的时间不多，我还是渐渐地放松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嫁给了我爱的人，我成了贝克汉姆夫人。
尽管别墅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吃晚饭的房间，但让莉齐在那儿吃总有点不好，因此我要她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布鲁克林开始哭，谁去哄他？是我。我想都没想就站起来，绝对出于本能。但是在蜜月的第一个晚上，让保姆和我丈夫共进晚餐合适吗？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请保姆。
在蜜月的最后一天，大卫准备了一个惊喜。他给埃尔顿的管家袼朗打了电话，我们以前去那儿时就认识他了，请他租一条船。洛朗是个传统的法国人，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总带着微笑，他说他会安排好一切的。
因此在我们蜜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开车去安蒂比斯，在那儿上了一艘巨大的白色快艇。这一次只有我们3 个。这是一个像电影明星拥有的那种奢华的游艇，有两个客舱和一个大大的客厅。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因此就沿着海岸巡游，在我们左边是尼斯和蒙特卡洛，一直到意大利的边境，那儿的山脉一直延伸进地中海。
那一天晴空万里，厨师在甲板上为我们准备了诱人的烧烤，有海螯虾、对虾、海鲈。躺在甲板上晒日光浴是多么的放松啊。我现在还记得透过太阳镜看着天空中几片蓬松的白云慢慢地飘过来。突然太阳躲进云层，天空转变成了暗紫色，没有任何预兆，我们一下子就遭遇了暴风雨。我想到的就是我没给布鲁克林带一件婴儿用的救生衣。尽管我们已走下楼梯到了客厅里，我们两个还是紧紧抱着他。无论这个孩子的处境多么艰难，他是一切，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最精彩的东西。我知道我会尽一切力量保证他的安全。
暴风雨突然停息了，正如它的到来一样突然。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暴风雨云聚集起来然后突然爆发。
4 天之后，我们飞回了曼彻斯特，大卫也恢复了训练——每天早晨25分钟和替补队员一起。真是滑稽！
当其他队员从澳大利亚返回时，大卫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我在奥尔德里·埃吉带孩子时，其他的“辣妹”都在做她们的个人专辑。甚至梅尔·B 也在做专辑——当然，比起我来，她的宝宝要好带些。但我还是有被冷落的感觉。
我知道我想做些事情，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由于我对自己唱歌没有信心，我想尝试一下表演。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点被推进了那个领域：西蒙·福勒总是说我将会成为像莉斯·赫尔利那样的女演员。我很喜欢拍《辣妹世界》。无数天的起早贪黑，但是这当中充满了欢笑。尽管它受到了评论家们的指责，但是我个人感觉很好。
“辣妹”和威廉·莫里斯有很多业务往来，它是洛杉矶较大的演出中介。因此，当我可能进入演艺圈时，威廉·莫里斯在伦敦的办公室就成了明显的选择。我在那儿的经纪人是塔拉·约瑟夫。我幻想自己和布鲁斯·威利斯共同主演拯救世界的影片。或者是一部恐怖片，那样的话，至少我就不愁没有续集了。说真的，我希望有很好的演员班底和一位很有声望的导演，我不想一人担起一整部影片的重任。
自从4 年前的《坦克女郎》以来，洁芮偷爆米花的那次，我的第一次试镜是为影片《查理的天使们》。
这一次我的打扮确实和剧中人物一样：我穿着一条紧身裤，尖头鞋，还有与之相配的手袋。有人给我送来好几个剧本，而只有这一个真正让我兴奋。我真的很兴奋，但也有点害怕。试镜时我得表演一个场景，镜头外有人给我说台词。这很难，听起来有点像拿气球来当足球踢。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录影带被送往好莱坞，几天后我会听到回音。我非常非常想做点什么。像我这样的工作狂，如果无处宣泄我的精力，我会变得易怒。因为我们不知道试镜几时结束，所以我们打算在我回来后去中餐馆吃饭。
当我父母家的安全门滑开时，大卫和我妈妈站在门口，这很不寻常。
我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一幅定格的动画。我进了屋，休息室里的电视还开着，布鲁克林躺在他的“小桶”里睡着了，我弯下腰，轻轻地吻了他的额头，生怕把他弄醒。我妈妈说他们有事要跟我说。大卫搂住我，吻了我一下。
“说吧，什么事儿？”妈妈让我坐下时我问她。
“好，你别惊慌，”她说，“我们受到了恐吓，有人试图绑架布鲁克林。”
立刻我的心跳加速，怦怦直响。这是我听到的最糟糕的事儿。
我开始大口喘气，但没有泪水，我口干舌燥，我努力想说些什么，但一个词也没吐出来。
“警察说，这可能只是个恶作剧，”大卫说。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认为不是这么回事。有人往曼彻斯特的那个商店打了个电话，大卫以前的朋友蒂姆仍然在那儿工作，他有我妈妈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的人说他会在两星期后再打。
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此人有曼彻斯特口音。警察试图追踪电话，但是电话是用超市货架上的手机打出的。我的家人几小时前已知此事，但他们没有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不是什么电话上能说的事。
我的整个世界崩溃了。
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些关于人们被绑架的事儿，绑架者如何证明他们绑架的人还活着，比如邮寄人体的一部分，像耳朵之类的。我是这里惟一看报的人吗？但那时大卫只是搂着我，我开始哭泣。
我们不能总是呆在房子里，我们需要保安。自从巡演结束，我就没用过司机。当我需要司机时——像这次参加《查理的天使》的试镜——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就来为我开车。
找谁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弗兰克，他曾经把我们从波特兰医院安全送回家。他非常专业，开车很稳，你可以把生命托付给他。
我告诉他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表现得镇静自若、条理分明，但他能看出来我已处在歇斯底里的边缘。
“别慌，维多利亚，我们会处理好的。”
接下来，我给南希·菲利普斯打电话——她还在办公室——告诉她发生的事。
我妈妈正在叫外卖。
我想吃什么？
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
一小时后，弗兰克打电话来。
“维多利亚，你还记得道杰吗？”
是的，他曾给“辣妹”开过几次车。
“好的，维多利亚，道杰将为你开车，他还认识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一个人，此人能提供24小时保护。如果你觉得还行，道杰上午就带他来。”
这事发生的时候布鲁克林一直在睡觉。我真的想叫醒他，抱着他，看他笑。但我知道我不能。他的睡眠还不是很好，他能睡着的时候要让他睡。我不停地看着他的耳朵，真的很漂亮。我看到他的小手张开着，似乎要什么东西。一想到有人要伤害他，我感到怒火在体内燃烧起来。因为那就是恐吓电话的意图所在。我盯着他看，好像我是一个照相机。
长长的眼睫毛，眼皮上细细的血管，前额上的凹穴在一上一下地搏动着。小嘴噘着像要喝奶。我边看着我的儿子边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
那一夜，布鲁克林睡在我和大卫中间。从现在起，我不会让他走出我的视线。大卫明天一大早就要返回曼彻斯特，我真的无法忍受他的离去。他睡着了，但我没有睡，只是躺着，倾听着他们俩的呼吸。
8 点，道杰来了。他四十多岁，穿着很精神。他不断地说：真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儿，维多利亚，但是，你别担心，我们会帮你处理好的。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他带来的一个人，此人能给我们提供24小时保护，他就是马克·尼波里特。
这种时刻，你得尽快作决定：行或者不行。我看看他，35岁左右，但他的头发已开始脱落，这让他看起来更老一些。
虽然他个子不高，不超过五英尺七，但他壮得就像一只牛犬。他穿着西服，戴着一副小小的圆眼镜，这使他显得很聪明。这是个不错的组合——我能看出来他正在仔细考虑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后来知道他实际上和道杰住在一起，他们在博乌合住一所房子。
我得作决定。好吧，我将试用他两周。看看情况如何。
每天早晨马克和道杰都开着道杰的奔驰一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与道杰一起，马克开我们的一辆车，因为里面已装好婴儿座，我妈妈或大卫的妈妈会跟着他。
我确实也跟马克出去过几次——他说布鲁克林最好不要总坐同一辆车——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非常专业，总是看着后视镜。
“看看我们是否被跟踪，”他解释道。
马克·尼波里特是我祈祷的回音，是我的白衣骑士。对我自己来说，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那也意味着当我不得不去工作时，我的儿子也安全。
他总是开玩笑说他能防弹。有一次他真的对我说，如果有人想伤害我或布鲁克林的话，“我会挡在子弹前面”。
一天，我说我很惊讶他戴眼镜，而不戴隐形眼镜。哦，他说，他其实不需要戴眼镜。“我戴眼镜只是为了伪装”，为了让人觉得他并没有事实上的那么难对付。
但事实上我和他说的话并不多。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我们外出时，我不和你讲话。因为如果我跟你说话，我就不能集中注意力监视了。”
大约3 周后，马克对我妈妈说起将长期为我们工作的事情。
“维多利亚为了她的安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告诉她，事实确实如此。从一个事务所雇一名司机，你要付每小时的工资，外加英里数和汽油费。除此之外，还要付事务所一笔佣金。马克建议我们直接雇佣他，他还说，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他和道杰。布鲁克林只有6 个月大，不可能总是把他带出去，而我不管怎样也不是每天都工作。
我妈妈很赞成。两周过去了，没有再受到恐吓。
尽管这事儿跟“辣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办公室的南希·菲利普斯和马克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我不想自己去谈钱的事。马克要求从每周八百英镑增加到一千英镑。一大笔钱。但他真的很能干。他的个人简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从事为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提供贴身保护，以及负责监视复杂的电路安全系统。他甚至为科威特皇室成员工作过。
除了我们各人自己的事情外，我们还在做第三张“辣妹”专辑。因为我们现在不住在一起，制作起来就要费些时间：要花些时间再次适应对方，要花些时间让“辣妹”之间产生感应，在安排上还要与我们各自的日程不冲突。一旦我不和女伴们一起工作，不读剧本时，我就努力将那所房子尽快整理好。正如我所说，一旦我有事情做的时候，我总是会更高兴，而罗尼贝里的房子就是你能想像到的最大一件事情。
自从我们买了奥尔德里- 埃吉的公寓后，我们就一直想在伦敦找一所房子。在曼彻斯特有好几个我们中意的位置，但在伦敦，我们并不在意它在什么位置，只要它在乡村，有广阔的私人领地，比较靠近25号公路，最好是在北边，靠近我家和大卫家。我不想要一个什么都收拾好的房子——我想找个机会去摆弄摆弄，但是我也不想买个摇摇欲坠的东西。不能有河，以免布鲁克林会掉进去。最重要的是，那地方得显得轻松，开阔，有非常惬意的家的感觉。
我们感兴趣的房子不常出现在房产商的橱窗里。这都是说说而已，要是你没时间，最好找人帮你做这事。梅兰妮·B 和洁芮两个人找了同一个房产代理人，所以我也和她联系了，埃尔顿还帮我联系了一个叫约翰尼的人。
真是令人惊讶，即使你想花一百万，像这样的房产在地球上还是很少。我看了白金汉郡和萨里郡的房子，还有一处房子在埃平附近。拳击比赛推广人弗兰克·沃伦的房子非常大，需要一大群工作人员来维持日常的运作。我不想要这么大的房子，大卫不在家时，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生活，会感到很不安全。
我上了罗尼贝里的那座房子的汽车道时，就立刻爱上了它。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个巨型玩偶的房子，红砖，中间有白色嵌缝。坐落在25英亩土地的中间，因此房屋四周除了花园以外什么都没有。尽管它很大，大得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是它仍然有一种家的感觉。我见到它是在初夏，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长窗洒在后面的主房间里。
这儿的装修不是我想要的风格——有点呆板——但并没有令我不快，那只是意味着我将享有重新装修的乐趣。我真的很喜欢房间的布局——只有厨房我需要作些改变。我们想要一个可以在里面招待客人的厨房，假如我们想的话——只需要推倒几面墙，我就这么决定了。
我一看到它就给大卫打电话。位置再好不过了：沿11号公路去西区不到一小时，距我妈妈家20分钟，距大卫父母家半个小时，距斯坦斯德10分钟。
自从我爸爸改换了霍兹顿我出生的那所房子的窗户后，他就一直喜欢收拾房子。几年来有两三次了——我记得一次是在托特汉姆——想到让他来收拾这么大的房子，他和我一样的兴奋。我想尽量只让家里人知道这一切，所以我请我妈妈和爸爸的朋友戴尔来做这件事。
9 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我在工作室里工作到很晚，我和姑娘们正在为我们的第三张唱片录制歌曲《怨》，和我们合作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制作人兼歌曲作者罗德尼·杰金斯。
上午，马克把我送到西区，然后去了赫特福德郡和我妈妈及布鲁克林呆在一起。马克坚决要求布鲁克林不能离开房子，哪怕在花园也不行，除非有他跟着。他说：“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绝大多数时间马克只是闲着，或者做一些杂事。尽管桑德拉和露易丝有时会带布鲁克林出去，照料布鲁克林的重担主要落在我妈妈身上。她总是说：“别担心布鲁克林，他在这儿很好，就把他交给我好了。”事实是她几个月来都不曾有过正常的生活。
大约10点钟，我走下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的台阶时，马克正等在我的那辆小小的绿色奔驰SLK 里，像往常一样穿着合体的海军蓝西服，十分精神，看起来就像他当兵时一样。作为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员，甚至都没问我今天过得怎样。而事实上我累坏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给大卫打了电话，他正在伯纳姆比奇斯和英格兰队在一起。第二天他们将在温伯利迎战卢森堡队。我说赛后去看他。尽管伯纳姆比奇斯离这儿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在25号公路附近，但是这和在外赫布里底群岛也差不多。一旦进了训练营，就像到了修道院里。
进家门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后门边上的冰箱。早餐后我就没好好吃过东西，我快饿死了。我爸爸在打电话，看上去很严肃。我记得我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他没有反应。我拿了些鸡，是我妈为晚餐准备的，走进客厅，妈妈和迪、戴尔都在。
我爸爸打完电话后对我说：“维多利亚，你能到这儿来一下吗？”
既然他负责房子的装修，几乎每天都要做出一个决定。
房间的门框都改成了哥特式的形状以适应房间的大小，但那些通往游泳池的门就成了问题。
我走回厨房。但这和房子没关系。
“刚才是警察，”他说，“他们得到了内线消息。”
“布鲁克林？”我一下子僵住了。我几乎说不出他的名字。我爸爸点点头，伸出双臂搂住我，那感觉肯定就像搂着一个石像。我好像已经变成了石头。这就像一个梦魇，当你醒来时意识到这是噩梦，然后睡去，但却又回到那个噩梦中。这不可能发生。我爸爸仍搂着我，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警察收到可靠消息说：布鲁克林将在第二天，9 月4 号，被绑—架，然后被带到汉浦斯代德“主教”大道的一个地方。
明天。我口发干。他们选择明天是因为他们知道大卫不在家。明天。我看看手表，这只表是大卫送给我的。到明天还剩几个小时。明天从今晚午夜就开始了。接着我的肾上腺素—直往上涌。
那块鸡一直没吃。3 天后它仍在厨房。
我做的第一件事儿是跑上楼，看看布鲁克林是否还好。
他正躺在小床上，睡得正香。然后我在他房间外面的平台上叫马克，他说他要去换衣服，尽快回来。他要我拉好窗帘，锁上所有的门，家里任何人不得离开房子。
然后我打大卫的手机。伯纳姆比奇斯的总机在比赛前的那天晚上通常不转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才不在乎英格兰队呢，除了布鲁克林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没办法不告诉大卫。这该死的足球。
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刻信号中断了，电话里喀喀作响，我真受不了。大卫说他一会儿打给我。他要跟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凯文·基冈谈谈。听到大卫的声音本该让我平静下来，但没有。我感觉在跟一个巨大的有回音的山洞说话。房子里可能都是人，但当我放下电话时，我感到非常孤独。
半小时后马克来了，他已不再是那个几小时前接送我的司机。起先他的穿着看起来很随意，但现在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在说：我来负责。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门窗。亮着灯的窗户目标太明显，他说。如果他们带枪来，他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我在发抖，哆嗦着。我能感到血在我的脖子里涌动。嘴里非常干。大卫怎么还没打电话来？我必须做点什么。我要是不找点事做我会发疯的。所以我去检查检查窗户，那些窗户我早已检查过了，马克也检查过了。但马克不是我家里人。除了家人，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看起来我就像个机器，只是在检查窗户，等着玻璃被砸碎，等着有人端着枪、戴着面具从窗户冲进来，带走布鲁克林，他们选中的那个。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我呆在楼上布鲁克林的房间里，看着他，这时大卫打电话来。我妈妈接了。我像患了紧张症或是什么的一样坐着。
她在门口低声对我说，大卫正在路上，主教练也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我记得当时这么想，阿莱克斯·弗格森不会这么做。
我能听到楼下我父母正悄悄地和迪、戴尔说着话。我只是在布鲁克林的房间外面的平台上走来走去，而马克则在黑暗中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当我听到大门口汽车的声音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松了一口气，这种感觉我记得我以前从没有过。大卫。和他一起来的有凯文·基冈，还有特里·贝尔纳，他是英格兰队的按摩师，其实更是一个朋友。
这时肯定有凌晨一点了。大卫看上去很糟糕。我以前从未见过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但是，我再怎么称赞他都显得不够。他真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是你可能遇见的最好的人。他说他知道我的感受，当他在德国时，他和他的妻子曾收到过死亡恐吓。
尽管警察说呆在屋子里会没事的，马克说根据他对情况的判断我们应该出去，找个安全的房子。
正是凯文·基冈建议我们去伯纳姆比奇斯。英格兰队不在那儿训练时，它是个普通的旅馆。正如我所说，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像一个修道院。谁也别想进去。
“给我们半个小时，”凯文在和大卫离开时说，“你们到的时候，房间就为你们准备好了。”
我本以为我和布鲁克林会跟他们一起去，但大卫拥抱了我说一小时后我们就要在一起了，并说最好照老板说的‘做，一切都会准备好的，而我爸爸的四驱车会更安全。
我上楼，把布鲁克林和我的东西扔进了几个包里。我哆嗦得如此厉害，几乎打不开抽屉。我们上了我爸爸的切诺基，马克开着我的奔驰跟在后面，他说以防万一有人想跟踪我们。出门前，妈妈回到厨房，从抽屉里拿了一把刀。她连马克也没告诉。除非你是我家里人，不然我永远不可能完全相信你。
45分钟后，我们通过了伯纳姆比奇斯的安全门，大卫和安全主管正等在那儿。凯文·基冈说我、大卫和布鲁克林可以呆在同一个房间里——这是英格兰队比赛前夜从未听说过的事。这些房间并不是顶好，却是我最愿意呆的地方，和大卫在一起，布鲁克林睡在我俩中间。
我们大约还有4 个小时的睡眠。主教练说他将让大卫决定自己的状态是否好得足以参赛，他还说大卫可以到第二天早晨再做决定。当我们醒来时，大卫还在犹豫不决，但我说我认为这会对他有好处，脑子里不要想任何事。毕竟凯文·基冈是个相当不错的人，而且大卫也不能让英格兰队的球迷们失望。
因此他参赛了。
我们被安置在和球员分开的一个侧厅里，那是主教练和教练组人员呆的地方。不能让球员们知道我们在那儿，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呆在房间里，或餐厅里。
最近的这次恐吓之后，警察决定我们应该装一个全新的带报警按钮的安全系统。安装起来要花些时间，那这几天我们去哪儿呢？
我给埃尔顿打了个电话。他说，只要我们需要，他在尼斯的房子就是我们的。
“只要告诉洛朗你们坐哪班飞机，他会安排好去接你们的。”
但马克说仅在室内装安全系统是不够的，他说最近的一次恐吓相当严重，我们需要24小时贴身保护，他一个人顾不过来。
“为了更好地做这事，为了布鲁克林的安全，我得再雇个人。”
如果马克认为有必要，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他说，在博乌他和道杰合住的房子里还有一个做保安工作的司机，曾和他一起在北爱尔兰工作过。这将意味着每周再花一千英镑，他说，但是由于布鲁克林性命堪忧，他知道钱不是问题。
大卫说，雇吧。
　　　　　　　　　　　　　第二十章 你去死吧
只有我爸爸一个人留下看着他们安装新安全系统。我、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带着两个保镖飞往尼斯。我们回家时，房子里到处都装上了报警器，12分钟内苏格兰场会做出反应。房子外面摄像机监视着花园的每一英寸土地。他们给我们的电话装上了窃听器，警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的街道上定时巡逻。
但对我来说，这还不够。每一位父母都有的那种担心孩子有不测的噩梦已经完全变成了恐惧。正如那个人所说，妄想症对人的影响很深。它直袭我内心深处的自信，我已经丧失了冷静判断孰轻孰重的能力。
马克说他和那个新来的保安司机每晚将轮流坐在厨房里盯着监视器。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我爸爸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三天监视，两天休息，那就是说，他们有一天时间是重叠的。只有那一天我妈妈才真正可以自由外出。
在接下来的9 个月里，布鲁克林几乎不曾离开房子半步。马克说布鲁克林去花园也不安全，鱼池边喂鱼也不行。
如今我妈妈说她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生活的。她不能老是匆匆忙忙去药店，匆匆忙忙去某个地方啊。我妈妈和大卫的妈妈都不能像其他的祖母那样推着婴儿车带他去购物。马克说那太危险了。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恐惧中。
为了来去更方便些，我们让马克和另一个保镖使用罗尼贝里房产处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先前是建筑工人居住的地方，工人们曾在那儿煮过咖啡和食物，因此需要清理一下。铺上了新地毯之后，我和妹妹又上街买来所需的东西：从沙发到与之相配的窗帘、羽绒被、高脚凳、微波炉、水壶、电视和录像机。当然，他们是不用付租金的，所有的账单都由我们来付，而且他们还可以用我们的车。
到11月初，没有再收到绑架的恐吓，于是我们决定不再用两个保镖。而且，说真的，另一个人连马克的一丁点儿都比不上。通常，他更多的是个碍手碍脚的家伙，而不是个帮手。我想马克会因再次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而有些不安，但事实上他好像不顾一切地想和我们呆在一起，尽管我指出既然另一个人已经走了，我们还是照原来的时间表工作。马克的父亲一直生病，他额外休了很多天的假。
然而，他总是会问我，维多利亚，你对我满意吗？我会保住我的工作吗？总的说来，我对他非常满意——他父亲生病又不是他的错。但我还是抓住机会向他指出他对我并不总是很直率——比如我第一次面试他时，他告诉我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呆在尼斯的几天足以证明那是十足的幻想。此外，我们在法国的时候，我发现他在给布鲁克林拍照。如果你是保镖，你是不会那么做的。接下来就是他戴眼镜是为了伪装的事。
我说：“你肯定认为我很笨，马克——任何人都能看出你戴着近视眼镜。”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我觉着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了。他没戴眼镜。他的眼睛蓝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在给加勒比海度假做广告。他戴了隐形眼镜。
以前他的双眼是一种空洞洞的灰色。现在他的双眼如此之蓝，以致于他看起来像是一直处于惊讶之中。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很敏感。他的工作一直很出色，让他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正如他总是提醒我的那样，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委屈了你的保镖，说不定那种事就要发生了。
12月，“辣妹”在曼彻斯特和伦敦有一系列的演唱会。真有些奇怪，仿佛又回到了“辣妹”世界。我们在埃尔斯特里工作室排练，那里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工作室距我们住的地方都不远，在最后彩排时，我们邀请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前往。
我一直都非常渴望重返舞台。但当我看到演出服装时，我感到十分恐惧——短裙，短上衣——我只想把全身都遮住，因为我知道媒体会说什么。我已从布鲁克林出生前的“丰腴辣妹”变成了“骨感辣妹”。
这开始于我和大卫到迈克尔·凯恩的餐馆、兰根餐馆吃饭的时候，接着报纸就开始谈论我看起来有多么瘦。当他们在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的合伙人）的生日派对上拍到我的照片时，“骨感辣妹”的称号就被叫开了。
我将穿着高跟鞋跳舞，他们就会说，要是我摔倒怎么办？他们会说我的身体快要垮了，因为我有厌食症。而事实是，比起以前的那些年，我现在可能更健康。我在想，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但我将会摔倒，这是俏皮的墨菲法则（一种认为凡有可能出差错的事终将出错的俏皮论断）。
报纸上说我瘦，这一点不假，我确实很瘦。自从生了布鲁克林，我的体重就开始减轻，越来越轻，我变得越来越瘦。
我真的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饮食真的有了规律。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果不吃糖我就会晕过去的地步。我吃了一听又一听的芒果、荔枝、橘瓣、梨，还有其他的水果。我一次能吃5 听。我吃起来就像个易饥症患者，但我从不呕吐。
最后，别人劝我去看了中医，他给我做了个奇怪的测试，检查过敏症和食物的不耐性。这一切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最后你还是照他说的做了。你得拿着一小瓶他认为你可能过敏的东西，然后他会把你的胳膊往下摁，而你得努力往上抬。这显得非常古怪，但是很好玩。有些东西我拿着的时候能把胳膊抬起来，没问题。而拿着另一些东西的时候，尽管我使足了劲儿，我的胳膊就好像是毛毡做的。
结果证明，我缺锌，有假丝酵母（假丝酵母是一种真菌，可能会引起鹅口疮等病）。这有点像曼迪·史密斯病重时的症状（她曾嫁给比尔·威曼）。我认识曼迪是通过她妹妹尼库拉，她与特迪·谢林汉姆订了婚。她们姐妹俩都很可爱，而曼迪吃了不少苦。
那个中医给了我一些药剂，并说我不能吃糖，包括酒、水果、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奶制品和健怡可口可乐。我和我的家庭医生讨论我的症状时，他说我可能有些低血糖——那是与糖尿病相反的一种病——但血液检查从未有过显示。直到今天我才确信我得的就是这种病。
这太可怕了。我确实努力遵循这个食谱，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偏头痛疼了一星期后，被告知那表明我正在解毒。
那些药片没有任何作用。我的身体在渴望所有我过敏的东西，尤其是水果。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直躺在床上。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不在自己家里。我们当时在贝里，加利·内维尔的家，因为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正在安装附加的安全系统。尽管这套公寓在顶楼，只有坐电梯才能上去，但是大卫去训练时，只有我和布鲁克林呆在那儿，我还是感到恐惧。
毕竟，第一次绑架恐吓来自一个有北方口音的人，子弹也曾被寄到沃斯利的房子。恨我的是曼联的球迷，谁都知道大卫·贝克汉姆搬到哪儿去了，他们只要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抓到我。我们曾想装一道安全门，但其他住户不同意，即使我们说了费用由我们承担也不行。
那时候，我父母家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因此，当圣诞节“辣妹”演唱会到来时我很高兴，那将意味着我们可以住那儿一段日子，还意味着布鲁克林可以和利伯蒂一起玩了。布鲁克林甚至还不会爬，而比他大9 个月的利伯蒂已经能到处跑了。但马克仍说他们不能出去，甚至不能进花园，除非有他陪着。
尽管我妈妈竭力让我吃一些她认为合适的饭菜，我的体重还是没有增加。因此当大多数媒体报道演唱会时，它们登出的照片尽量让我看起来十分瘦，我并不感到吃惊。但不是所有人都企图攻击我。《镜报》（该报纸在布鲁克林出生几天后，登出了我的一张照片，上面画了些箭头，指着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他们认为我该减肥了）写道：“高贵辣妹”惟一不适应的就是几千名歌迷喜欢她在演唱会上的表演。其他的媒体就没这么好心了。
圣诞节后，大卫随曼联队去巴西踢球，我再度感到恐惧的降临。我不想独自呆在那套公寓里。因此我决定，与其呆在英格兰我妈妈家，为什么不出去，逃离这一切，去晒晒太阳呢？他们和我一样已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平生第一次我不再考虑花多少钱，我想要的只是我们都能平安地生活。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多少选择——因为每年这个时候许多旅馆早已被那些与我们想法相同的富人预订了。而且许多地方都不许你带孩子。我本可以去巴厘岛或者塞舌尔，但是那航程对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来说太长了。而我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我只想离开英国一段时间，大卫回国我也就回来了。
我从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 琼斯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莫斯迪克。玛格丽特公主在那儿建了一所房子以后，这个地方开始出名了。名人们到那儿去可以乐得清静。显然，有时侯，你能看到玛格丽特公主穿着短裤在那儿蹓跶. “棉花屋”是岛上惟一的旅馆，其他地方都是私人别墅。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一点：他们从不让新闻记者上岛。如果不让任何新闻记者上岛，那绑架者和谋杀者也无法上岛了。我甚至觉得马克都没有必要和我们一起去，尽管我知道他会因去不成加勒比海而失望。我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们要去——甚至艾伦·爱德华兹。我告诉他我们要去滑雪。如果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那我们就安全了。
莫斯迪克很小——只有3 英里长，2 英里宽。机场更像一所飞机跑道上的简陋小屋，你得趁天还亮的时候飞进来，因为他们没有雷达。从伦敦飞到巴巴多斯，然后改乘一架小飞机飞到莫斯迪克，只要40分钟。那真美。飞机飞得相当低。我们掠过小岛的沙滩，它在落日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粉红色。
我一走下飞机立刻感到放松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拂过我全身。到“棉花屋”只有5 分钟的路，一切完美得如我所想。那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座座小房子。我和露易丝合住一间，我妈妈和爸爸在另一间。餐厅在主要的一间房子里。一切都很低调，不是很奢华，但是有一张很大的老式木桌，还有手工制作、古色古香的石灰水粉刷的家具和许多奶油色的挂件。
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美丽。到海滩只要走两分钟，游泳池边上还有一小块僻静的晒日光浴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到海滩上去。一切都如你想像的那样：围满棕榈树的白色海滩，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即使最好的照片也无法展现它的美丽。
但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可以独自呆着。在英国，我已紧张到这个程度：只要电话铃一响，我就会跳起来。任何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声响都会使我紧紧抓住布鲁克林。有时候他会吓得哭起来。在这儿，电话铃不会响，也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声响。只有滑稽的小乌鸫觅食来访。我只需决定早餐吃芒果还是木瓜，在“棉花屋”还是到码头边的“罗勒酒吧”去吃午餐，我们坐上小小的像是高尔充球场上使用的那种轻便车，只需5 分钟就可到那儿，那儿的地产食品中有许多种鲜鱼。
岛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名人们确信这里没有人打扰他们，莫斯迪克才能保住它作为旅游胜地的名声。我们看到了米克·贾格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皮尔斯·布鲁斯南、迈克尔·J ·福克斯——尽管我们不能肯定那些是不是与他们极为相似的人。
好就好在“棉花屋”里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除非我穿上“高贵辣妹”的衣服，否则我一点儿也不像“高贵辣妹”。而且，其他的客人中有一半是外国人。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和家人外出度假的年轻的妈妈。我们也不来往。
尽管我的手机关了，我每晚还是会打开语音信箱。我想大概是第三天，我收到了艾伦的信息，他让我回电。
“那么，”他说，“那儿很热，是吗？维多利亚。”
“阳光明媚，”我回答道，突然想到我应该是在滑雪，“但不是我所说的热。”
“那就奇怪了，”他继续说道，“从报纸上的照片看，那儿看起来像烤箱。”
我的心跳停了一下。
“什么照片？”
“你穿着比基尼，戴着棒球帽。在莫斯迪克。”
我无法相信，简直无法相信。
我的身体僵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布鲁克林在哪儿？
他四肢伸展着正在婴儿床上睡觉。
艾伦说他会把照片传真给我。事实上，照片拍得不错。
令人害怕的是摄影者与我们如此接近。有一张是我髋骨的特写，他们称它“已凸出来”，还有一张是我上半身的特写。
这些都是在游泳池边拍的，但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或什么人。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但是——正如每一个女人都知道的——有人拍到你穿比基尼的照片，而你却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但那不算什么。头版有一张布鲁克林的裸照。他们怎么敢这样呢？如果有人可以偷着用长镜头拍下这样的特写，如果那是枪，结果会怎样呢？我气得浑身发抖。前几天我过得很平静，很开心。现在，我又一次犯了妄想症。在这个岛上我有一个敌人，不仅如此，在英国我有一个敌人。有人告诉了新闻界。会是谁呢？肯定是旅行社的人。我因为没带上马克而对自己发起了火。
马克曾告诉我他认为他该跟着来，但我真的认为我们会没事的。后来才知道有个男人曾独自在岛上呆了一天。他原来预订了莫斯迪克岛上惟一能住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叫“荧火虫”的饭店，那里有房间，但他跑到“棉花屋”来，声称那儿出了点问题。因此他住进了游泳池对面的一所别墅，正对着我们的住处。他只需靠在他卧室的窗户上喀嚓、喀嚓、喀嚓地按快门就可以了。我们记起来了，有一天晚上在饭店看到他一个人呆着，还开玩笑说他看起来像个摄影师。现在他早已走了。我们在岛上又呆了4 天，但其实我的假期已经给毁了。
回来后不久，我参与制作的一个节目“维多利亚的秘密”在四频道播出了。那是婚礼之后，我正在四处想找点事做。“辣妹”办公室收到一份建议书，有一家叫“斯温制作”的电视公司想让我做一个访谈节目——在节目中，我得采访一些朋友。整个节目非常搞笑。一切都由“辣妹”总部的朱莉娅协调处理，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主要负责处理梅尔·B 的事务。她表面上很害羞，但骨子里却非常有股韧劲儿，做事相当有条理。
幸运的是，我想采访的每一个人——一长串眩目的顶级名人，包括华伦天奴、埃尔顿·约翰、理查德．E ．格兰特（更不用说某某著名球星了）——都非常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我们非常开心。每一个表演者都知道，做某件事情时感觉开心对效果而言通常是表面有益，实质有害。然而这一次并非如此。“维多利亚的秘密”（本身就是一个玩笑——“维多利亚的秘密”是一家知名的美国性感内衣商店）评价甚高，到处都在讲：谁会想到“高贵”居然这么有趣。
我采访的人中有一位盖伊·里奇，那是在电影《贪得无厌》的外景地，他也曾经出演过电影《两根大烟枪》。在美国巡演时，我曾遇到过麦当娜。就在演出开始前，她和她的几个朋友来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到后台来祝我们好运。她的女儿劳伊兹也和她在一起，她扎着漂亮的小辫子，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她看起来与利伯蒂惊人地相似——她们说不准是一对双胞胎呢。
那天正好大卫踢完世界杯归来，那一切简直好得让人受不了。我在想，大卫回家了，麦当娜在这儿，我爸妈也在，而我又怀孕了，我还给我五周大的胎儿拍了张片子。
我们都在那儿，和那些姑娘们在一起，正在互相介绍，突然麦当娜注意到大卫。
“你一定是那个著名的球星了，”她说。
大卫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跟。后来，他对此还是不能相信。
“麦当娜知道我是谁……麦当娜居然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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