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儿见面？什么地方我们俩都熟悉？
我解释说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好。我说，作为“辣妹”的麻烦之一就是要逃避媒体的拍照。
知道伍德福德的那个“城堡”酒馆吗？
是的，我说，我和露易丝到那儿去过几次。
就在外面有一个公共汽车停靠站。他将在那儿和我见面。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肯定是世界上最道德的人之一。我道了别，然后坐在停车场里，重新化了妆。我穿着紧身裙，紧身格子夹克。柔软而又粗犷。在酒馆里我一直扣着扣子，但是这衣服穿的时候可以把扣子解开，露出胸罩，非常具有“高贵辣妹”的特色。我穿着“古琦”鞋，粉红色的，前部有一个大大的“C ”，是我在纽约买的。他已经两次看到我穿迷彩服了。这一次得穿点完全不同的东西。
伍德福德距离劳尔顿并不很远。因为来得比较早，我就围着单行道中间的板球草坪转了一圈又一圈。这有点蠢。我在“城堡”酒馆外面的公共汽车停靠站停了下来，通过后视镜看着他有没有来。
坐在这家酒馆前面，我想起了一些趣事。几个月前我和露易丝去了这家“城堡”酒馆，有人说在邻近的酒吧里有一位鼎鼎大名的足球队员。大卫·贝克汉姆。有些人还去看了。
但是我没有。
接着一辆车停了下来，一辆M3，最高档的“宝马”敞篷汽车。崭新的车型，崭新的车。有那么一会儿我都没有意识到是他。这个衣着绝对华贵的人向我走过来，坐在我的乘客座位上。那有多危险？让一个陌生人进你的车？
“我去把车停在酒馆的停车场内，”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我等着。突然我想到的只是斯图亚特正躺在法国某地的医院里。
一分钟以后，他回到了车里。我想他也许会亲我的面颊。但是他没有。MGF 车里座位间的空隙很大。那样做会显得有点勉强。
“那么，我们去哪儿，维多利亚？想好了吗？”
我真的记不起来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们的家庭。说了一会儿足球，但不多。大卫在和你熟悉之前话并不很多，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我能和死人说话。
不知道往哪儿去，就这么开着，这非常难，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只想找个地方我们能坐下来说说话，彼此了解一下。我首先把车开上了干道，这恰好是车头面对的方向。不久我意识到我们到了“埃平森林”。
我们经过的每一个俱乐部，停车场都是满的。大卫朝我看看，我就摇摇头。因此我们又往回开到了伦敦，再开到莱顿。接着是斯特拉特福德。经过了一家又一家酒馆，真痛苦。
你就知道那儿会有某个家伙，一个小混混，看到我们两个穿着阿迪达斯和“古琦”进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一个不错的挣钱的机会来了。在“相遇”酒吧我们被注意到的可能性更小一些。这可笑得不得了，我知道。但是西蒙让我彻底地变成了偏执狂。这时，大卫灵机一动。
“我知道，”他说，“在钦福德有一个不大的中国餐馆，我爸爸、妈妈经常去。那儿总是空荡荡的。在那儿你几乎一个人都看不到。”
“你得给我指路。”
20分钟以后我们把车停在了惟一亮着的一盏路灯下，推开门，走了进去。
这儿贴着三维墙纸，墙纸上黏着一层毛茸茸的东西，像是“维可牢”尼龙搭扣，还有红色宝塔型的灯罩。星期天晚上11点钟，那儿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两个中国侍者，即使埃尔顿·约翰走进来，他们也不会认识。我们在靠后的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
“请给我们拿些饮料来，”大卫说道。
“非常抱歉，饮料只和食物一起供应。”
“但是我们已经吃过了，”我甜甜地一笑，“我们只需要快点来一杯饮料。”
“喂，”大卫说，“我们会付一顿饭的钱，但是我们真的只想喝点饮料。”
“非常抱歉。不。必须点食物。”
他把菜单递过来，一个半英寸厚的东西，有一些流苏。
“假如女士不饿，虾仁炒饭很不错。”
“那好，如果你想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端上来，”大卫说，“但是我们不会吃的。”
接着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突然，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
然后我们就停不下来了，一个劲地笑啊，笑啊。
那个侍者没有笑。
“请。这家饭店仅对某些人开放，你们这样的人不欢迎。
请走吧。“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新闻标题。“激起公愤！足球队员和‘辣妹’被踢出不起眼的小饭店。”抱歉。饭店仅对某些人开放，在钦福德。我们只是对视了一下，站起身，走了。
幸亏那天下午我给梅兰妮·C 打了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事情并且问她，如果我无处可去，我们能不能到她那儿去？
我们按响了门铃。等了一会儿。不止是等了一会儿，然后是一个睡意绵绵的声音答应了。
我看了一下我的手表。11：30. 我们还是进去了。
也许不应该让人吃惊，梅兰妮的公寓里到处都是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东西。我十分尴尬。虽然梅兰妮和我一起去看了切尔西和曼联的比赛，她和大卫并没有真正见过面。我做了介绍。梅兰妮已经穿上了睡衣。她说她在看录像，但是我知道她通常睡得很早。她依然非常注意饮食起居，总是去健身房、吃健康食品等等。
我们就待在她的公寓里。她为我们两个都冲了一杯咖啡，可是，我知道她在想，看在上帝的分上，走吧。但是我把她拖进洗澡间，同时让大卫在那儿看电视，声音开得低低的——他还能做什么呢？而我在问梅兰妮所有那些女孩子才谈的事。
那么你认为怎么样？
他好看吗？
你喜欢他穿的衣服吗？
你认为他说话的样子怎么样？
等等、等等。
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我们就待在那儿；肯定有几个小时，就我们3 个。大卫和我甚至都没有坐在一起。这确实非常令人尴尬。
时间真的很晚了，而且，梅兰妮明显想去睡觉，所以我和大卫就告辞了，去取他的车。
20分钟以后我的车停在了“城堡”酒馆的停车场上。
“到纽约你住什么地方？”
“‘四季’旅馆。”
“到那儿以后打电话给我。”
接着他吻了我的面颊，下车，摆摆手，然后进了他的车。
一个星期后又回到英国之前，我和大卫已经在电话里聊过若干个小时了。我想从那以后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哪一天我们不聊上几句的。我告诉他马克的事，告诉他有关斯图亚特的事，事实上，每件事都对他讲了。他告诉我他在俄罗斯见过我。其实是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这是一场英格兰队的比赛，他和加利·内维尔住一间房，他们正在看音乐电视，这时，《说你会在那儿》开始了。大卫对加里说，我是非常喜欢穿黑色紧身连衣裤、短发的那个。他还告诉我他如何读了《90分钟》这本书，当我在书中说我喜欢他的时候他简直无法相信。还有他如何想方设法知道了我在伦敦常去的俱乐部，希望能和我不期而遇。还有当我出现在切尔西主场的球员休息室里时他如何不知所措。还有他如何买了一张我们的CD，如何让他的妹妹乔安妮在《热门曲》杂志上搜寻以弄清楚我姓什么。
我是星期天清晨回来的。
我把水壶放上，冲了一杯脆仁核桃玉米片，坐下来看报纸。时差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早饭时间吃点像早饭一样的东西总是有好处的。
我妈妈走进厨房，关上门。
“你不认为你应该上楼看看斯图亚特吗？”
我的胃抽动一下。
“你什么意思？”
“斯图亚特在楼上躺着。我想你应该上去看看。”
我差点噎住了。
“见鬼，他在我的床上千什么？”
“他和你爸爸一起回来的。你记得吗，我们有昨天晚上吉米·内尔演出的票。”
这太过分了，每件事都过分了。我如此茫然，不知所措。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要想的太多了。我把自己卷入一些纠缠不清的事情之中，我得摆脱任何人的阻碍，直到我能解决这些事情。我的意思是，我甚至还有事情瞒着妈妈，这是我从未做过的。我不能因为斯图亚特病了就回到他的身边。如果和斯图亚特之间不存在问题，我就不可能移情别恋，对吗？
“整整五天，他甚至都没给我打电话，而现在他却在我的床上睡觉。”
我得有点时间让我的头脑清醒一下。
“维多利亚，你知道在美国给你打电话有多难。我们从来不知道片刻之间你又会在哪儿。”
“可是，有个人却设法找到了我。”
“现在，无论你在想些什么，维多利亚，你至少可以上楼去看看斯图亚特怎么样了。”
“不要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我在手机上捣了一个号码。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离开这所房子的方法。
“你好。我是维多利亚·亚当斯。好。谢谢。瞧，星期天麻烦你很抱歉，但是，事情有点急。对。如果你肯定不麻烦的话。谢谢。那么半小时后我就到。再见。”
我点了一下结束键。
“是的。我要出去把指甲修一修。”说着，我举起双手，好像刚涂了指甲油要晾一晾一样。从门边的钩子上抓过车钥匙，走了出去。
没走多远，我的手机。向了。我妈妈。“只是想提醒你一下，维多利亚，我们都要和迪、戴尔一起吃午饭，接着，安德里亚和大卫要过来看斯图亚特。”
“我要斯图亚特走，妈妈。让他的妈妈和爸爸来把他接走。我回去的时候不想看到他在那儿。”
“事情被你弄得很难办，维多利亚。托尼非常看重斯图亚特，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爸爸怎么想我不在乎。那是我的床和我的生活。而我要他从这两者里面滚出去。”
我回家的时候，比尔顿一家的车停在车道上。好啊。这事要做得好看是不可能了。我径直穿过大厅，上楼，左拐，沿着过道，进了我的卧室。
安德里亚正坐在床上。斯图亚特则对我满脸堆笑。
“嗨，太好了。我非常想你。”
很显然，我妈妈什么都没说。
我无法看他，只是问安德里亚是否她能让我们单独呆几分钟。她朝我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他看上去很糟糕。但是我不在乎。显然我不想让他生病，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
“哎，这种事不太好说，斯图亚特，但是，我只是不想再和你约会了。”我只想，我得诚实。
他伸出胳膊，但是，我站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我就是不动。当然不能吻他，甚至吻面颊也不行。我只是站在那儿，双臂垂着，没有一点力气。这像是在看电影，一个男孩正听着他的女朋友说一切都结束了。斯图亚特彻底崩溃了。上帝，当我现在想想这件事的时候。这么好的一个家伙，他做了什么要让他承受这一切？什么都没做。
“是不是有了别人？”
“不，没有那回事。”
我的意思是，我能告诉他什么呢？我对大卫的感觉是对其他人从没有过的，这是事实，但是我只见过他几次。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我甚至都没有碰过他，更不用说吻他了。
“我现在是个国际超级明星了。我穿‘古琦’。在我极度辉煌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你的空间了。”
不，我没有那么说。那不是我的想法。但是我预料他的感觉就是那样。但是我知道这肯定不对。所以我只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作为一个“辣妹”的生活太艰难、太复杂了，无法维持这样的关系。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倒宁愿有人对我说点实话。如果他们的话让人讨厌，至少你还能因为他们的残酷而恨他们。
“所以我想你最好还是和你妈妈、爸爸回去。在那儿你感觉会更好一些。我的意思是在这儿我无法很好地照顾你。”
我的全身都在尖叫“快从这所房子滚出去”。
接着我离开了那个房间。
他妈妈正站在楼梯上，和我妈妈拥在一起。我非常喜欢他的家人。我感觉糟透了。我径直从她们身边走过，进了浴室，冲了一把澡。
我能做什么？撒谎？突然斯图亚特只是成了一个我曾经约会过的男孩。仅此而已。我们之间的谈话从没像我和大卫之间的谈话。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看到他更让我相信和大卫在一起有多不一样。我尽量感觉有些愧疚，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我在“辣妹”演唱组这一点让他难以忍受，但是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是“辣妹”的一员了。到我们见面的时候，这已经成了我身份的一部分。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我正在挑选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妈妈走到门口。她正拿着电话。
“是安德里亚。斯图亚特告诉了她你们分手了。她问你能不能只是过去看看他。她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们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但是她说你是否能过去一下。”
正如我所说，我非常喜欢他们，比尔顿一家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二个家。在我开往维姆利的路上我哭了。当他妈妈打开门的时候我哭了。当我看到斯图亚特的时候我哭了。
“请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只是累极了、太疲惫了，但是我又一次挺了过来，我的事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演唱组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外面。只不过，是的，我们仍然可以是朋友。最后我说：“哎，现在我要回家了，因为我非常非常累。自从我在帕鲁卡维尔起床我还没有睡觉或者停顿过。”也许是其他什么地方。我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接着我就走出了门。
我进了汽车，发动起来，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大卫。
“你好吗，维多利亚？”
“不太好。”
“怎么啦？”
“我刚和斯图亚特分手了。”
“哦。那好，正是巧合。今晚我在伦敦。有可能见面喝点饮料吗？”
　　　　　　　　　　　　第十二章 球员和绅士
“维多利亚，有你的专递。”
我刚洗完澡出来。星期一早晨一一但是已经快12点了。
现在我总是那样。完全累垮了。假如我不必6 点钟起床（这种情况很少），我就睡啊，睡啊，直到我突然惊醒，想一想我在哪儿，我应该在哪儿。
我们马不停蹄已经有六个多月了——都是6 点钟起床，两点钟睡觉。多少国家？我不知道。我没有眼袋，我经常对媒体说，但是我有带轮子的垃圾箱——这不是笑话。在我的化妆包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眼底彩，名叫“伊夫·圣洛朗眼底霜”，说白了就是“光亮剂”。
这是斯图亚特送的花，还有一张卡片，一只气球和一只柔软的布玩具。我把花插在水里。我的心情糟透了。
前门的门铃响了。
“维多利亚，去开一下门好吗？”
妈妈在打电话。
我几乎看不到送货员，他在巨大的一束红玫瑰后面，花束外面包着大大的玻璃纸，足够一间温室里全部的花用的。
“在这儿签字，小姐。”他递给我一本上面有一个十字架的便笺簿。
有趣。收到花你通常是无须签字的。然后他弯下腰，递给我一只盒子。原来它在巨大的花束后面，我没看到。
哦，我的上帝。用来包扎的丝带上印满了“普拉达”的字样。究竟是什么？
“谢谢你。”
我把它撕开——一只手袋。一只“普拉达”手袋。一只黑色的“普拉达”手袋。
信封。我猛地撕开信封。卡片。大卫。我意识到我在颤抖。
“那是什么，托莉？斯图亚特又送花了？”
妈妈在厨房里喊道。
我抓起所有的东西，快步跑上楼。
前一天晚上大卫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钦福德他父母的家中。我们可以在“城市边缘”停车场见面，他说。上一次我们把整个伦敦东区转了个遍的时候经过了那个地方。我去那儿并不远，他说。
时间晚了。靠近10点。但是我妈妈肯定会认为我还在斯图亚特家里——因此她不会担心或者问起什么。而我离那儿只有大约20分钟路程。
大卫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我开进去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车灯。
他走下车，像以前一样爬进了我的MGF.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发动。我们只是在黑暗里坐着，眼睛直视前方，什么都不看，说着话。
就这样我说到斯图亚特的事故，还有他依然病着，他的肾受到了损伤，而我的心情有多糟。大卫说他的这只胳膊如何不行了，他又是如何在训练中将它扭伤的。
我记得我车里是怎么会有真芦荟叶的。并不真是叶子，更像矛，但是具有叶子的形状，因为真芦荟是一种仙人掌类植物。那天早上我去修指甲，为我修指甲的女士看见我的胳膊割破了，就给了我这种叫芦荟叶的东西，并告诉我它如何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愈合作用以及怎么用。
因此我把手伸到仪表板上的小储藏箱里去把它拿出来，解释它是什么，告诉他应该如何轻轻地挤压，把那种黏稠的东西揉擦到胳膊上，他抱住我的头，吻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吻我。而且又来了一次。
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非常浪漫。我甚至记得他穿着什么，一件非常漂亮的重量很轻的灰色开士米套头衫，充满爱意而又温柔。
现在，只不过才过了12个小时，那么多玫瑰花，还有一只“普拉达”手袋。我立刻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他在阅读采访报道时得知我特别喜欢名牌服装，所以一起床他就去了西区的邦德街，给我买了这个手袋。它还可以吗？
可以？大卫做的每一件事让我越来越吃惊。
“你在找什么，维多利亚？”
是妈妈，她给我印象是一个盖世太保。我在洗衣房里。
“一只大花瓶。”，她递给我一只，也许能装下大卫送来的玫瑰花的四分之一，并朝我看了一眼。我决定我得告诉她，要不然生活就变得太复杂了。
“你肯定知道，不是吗，维多利亚，你爸爸会气疯了的。”
她说，目前什么都不告诉他可能是最好的。
下一次大卫和我安排见面的时候，妈妈说她不喜欢停车场约会这档子事，而且夜深了还要独自开车回家。她说她用车送我。
因此车上有我、妈妈和我弟弟——他只是想看看我的这个新男友会开什么车来——我们正在“城市边缘”停车场里等着，这辆艾斯顿·马丁DB7 （英国名车。电影《金手指》中007 有艾斯顿·马丁DB5 银色跑车）开进来了——瞧瞧克里斯琴脸上的表情；他只见过我乘坐送货车。但是这一次大卫没有下车，我们将坐他的车去：我能看到妈妈想偷偷地瞧一眼。
其实，这辆艾斯顿·马丁不是他的，只是借来试车的，所以他要让它好好地跑一跑。大约只有6 点钟，再过几个小时太阳才会下山。
“去南区怎么样？”我说。
麻烦是因为这不是他的车，车里没有地图。也因为大卫自16岁起就一直生活在曼彻斯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去过南区了，再说那时去南区开车的总是他爸爸。我去过那儿，但是我根本就辨不清方向。如果那还不够糟糕的话，我们一路都在谈啊，说啊。我们压根儿就没找到南区。最后我们到了剑桥。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小酒吧样的地方的外面。空的。呃，几乎是空的。我正在想，我们真的不应该进去。我的意思是，西蒙会说什么？大卫并不知道我担心的是西蒙。我向他解释过是我只是担心，但是这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我只想着和他在一起。
进酒吧之前，大卫在车里吻了我，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大卫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一块比萨饼。但是人们时不时地朝我们看，那表情好像在说：“那不是……”不过这可能是那辆车招来的。
在酒吧里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大卫也站起来了。起先，我想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大卫又站起来了，直到我坐下。这时我明白了：他只是为了礼貌起见。从来没有什么人那样对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绝对是一个绅士。大卫所受的教育一直就是对妇女特别尊重——如今这已经相当罕见了——那都是因为他的父母。
他把我送回了家。这没有花很长时间，尤其是乘艾斯顿·马丁。我没有请他进屋——我爸爸还不知道，那样做真的会让我妈妈无法解释。
几天以后，他又来电话了。我正参加一个在首都电台举行的发行仪式。出去走走怎么样？
出去？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去哪儿而又不被人看到？那时我的司机叫科斯塔。我去找他。
“假如你想和某人去某个地方，科斯塔，而你又不想被看见，你会去哪儿？”
他紧紧地盯着我看。
“看电影怎么样？”
啊，我为什么没想到呢？
“在国王路边上有一家很小的电影院，”他继续说道，“相当老式的电影院。”
因此我在接待处拿了一份《旗帜晚报》看看是什么片子。一部喜剧，主演是汤姆·克鲁斯。评价不错，甚至获得了一项奥斯卡提名。我回了个电话给大卫，约好在切尔西的一条小街上见面。科斯塔的车窗是遮着的，所以我们想让科斯塔跳下车，买票，等上一场结束；门厅里的人都走了，我和大卫再迅速冲进去。
我们也正是那么做的。没有人看到我们。电影刚刚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做的事。我还在想着我们将要看到一部浪漫的喜剧了，结果却都是关于足球明星和他们的经纪人。我感到十分尴尬。然后他就开始吻我。所有我能记住的只有我的眼镜上都是水汽，那天晚上关于《甜心先生》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们回到他停车的地方时，大卫本以为我走我的路，他走他的路，而我却告诉科斯塔大卫会送我回家。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加点汽油。我迅速地拨通了我妈妈和爸爸的电话。
“你们睡了吗？”
“没有，怎么啦？”
“那么，我带一个人回去可以吗？我想让你们见一个人。”
就这样，我们到家了，我妈妈和爸爸穿着睡袍坐在客厅里。
“那么，”我爸爸说，“你是足球队员。”
‘大卫点点头。
“那么你效力于哪支球队？”
大卫与人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是那么羞怯。因此他只是坐在沙发上，话不多，直到我妈妈、爸爸会意地上楼去了。
我本来指望发生点好事的。
4 月2 日，“高贵辣妹”之“隐私揭密”三篇连载的第一篇，由她的第一个男友马克·伍德提供，占了《星报》的两版。所以，如果你本来以为我对这个小杂种太狠了，现在你就知道原因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并不狠。他是个吝啬鬼加饭桶，不把我当回事，又为了6 万英镑把我出卖了。（是不是有可能把你欠我妈妈的钱还一点给她，马克？）我说的只是实话。
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以此为生。2000年11月，他和希拉·布莱克一起做了“蒙眼约会”节目。他继续充当着我的前未婚夫角色。他得从三个姑娘中选出一个据说看着像“高贵辣妹”的人。这时，希拉·布莱克说，那么“高贵辣妹”真的高贵吗，而他转过身说，假如她高贵，希拉，你就是王后了。当然这些台词都是别人为他们写好的，但是那有多无聊啊？人们除了认为你是个卑鄙小人外还会想什么呢？他本应该呆在那个防盗铃柜子里的。
这些报纸要让自己的钱花得值，要确保得到小道消息，无论真假。比如他说我们如何在开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做爱。
老兄，在你的梦里吧。还说什么满足不了我。但是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爸爸在吃早饭的时候读这种东西吗？
这真可怕，就像你家的房子被盗了，甚至比这还要糟。
斯图亚特，感谢他，确实不错。他绝不会做那种事情，他说。
而且我相信他。他还不知道大卫的事。
两天后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坚持要见大卫，西蒙说过，这肯定会传出去。确实如此。摄影记者就等在他沃斯利的家门外。这就像打伏击。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不过说实话，我真的很高兴。既然公开了，西蒙也就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见面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假如西蒙说你们一起到警察局的号房里坐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去做的。
当我的世界突然缩小到好像豌豆大小时，“辣妹世界”
却长得越来越大。我们再次回到美国，参加“周六夜直播”节目。自从1975年开播以来，“周六夜直播”已经变成了一档深受喜爱的节目——它确实是一座喜剧舞台，任何在娱乐业有影响的人如果可能的话都要来这个节目。“辣妹”那张专辑在美国已经卖出了两百多万张，而且仍然在攀升。
“周六夜直播”确实如它所说：直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从前一直做的那样合着录好的音轨对口形。现在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现场唱歌了——这样做风险太大，出来的效果听起来可能奇差无比——这与会不会唱歌没关系。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皆为甲壳虫乐队的歌手）抱着吉他往那儿一站的年代早就过去了。
但是那时当诺埃尔·加拉格（“绿洲”乐队的成员之一）在首都电台获现场表演奖时，他攻击“辣妹”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现场音乐会啊？
那时“绿洲”乐队仍然很强大，这一席话传遍了全世界。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都是受过训练的表演者，现场表演正是我们的强项。只不过我们没有在公众场合这么做而已。
在现场表演中，你担心的不是你的声音，而是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音响以及你和音乐师之间的和谐。
“周六夜直播”的传统是用他们内部的音乐师——这很好；这不像我们找来自己的乐队，因为结果可能会乱成一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排练时间。现场演唱和合着录好的音轨演唱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你不可能那么精神饱满。
节目定在4 月12日，星期六。我们演唱《偶像崇拜者》和《说你会在那儿》——纪念和马特、毕夫、艾略特·肯尼迪在一起的那些时光。节目进行得不错。但并不精彩，本来有可能更好一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了。在心理上我们需要这样做，尤其是当我们的下一次现场演唱将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面对的将是查尔斯王子和大卫·贝克汉姆。
我3 个星期没有看到大卫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电话里交谈，但是我几乎无法忍受。先是美国，然后去台湾和巴厘岛做更多的宣传，也去见见一些获奖者。在台湾，我真的在电视上变起了戏法。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们去了设在我们旅馆地下室的一个非常寒酸的俱乐部，和着Abba的音乐跳舞，姑娘们送了我一只“蒂芬尼”手镯。至于巴厘岛——哦，这一切听起来那么浪漫，但是，最好还是在伦敦东区给我一块停车场，让我和大卫·贝克汉姆在一起，无论在哪一天都行。
西蒙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少地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曼联迷，以至于他开始扮演起马戏团演出指挥的角色来。
我和大卫见面以后几个星期，他就建议我们出去过几天。到意大利他熟悉的一家很棒的旅馆去。所有预订的事他来做，他说，同时看了我一眼。这将完全用化名。他基本上是在安排我们做爱的第一个地点。我感觉到他在希望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西蒙。但那是我不想让别人来为我安排的一件事。
5 月3 日，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看客场对莱斯特城队的比赛——当然是“色情”·皮特提供的票——这一次我带上了我妹妹。
大卫知道我要来，但他解释说我们将无法见面。我无所谓。虽然那两次我去了切尔西和老特拉福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踢球，没有真正看到他，只是知道那是他，知道正进行着什么。我也知道足球对他有多么重要，而我确实也想理解这一点。
事实上，我真的看到他了。西蒙和榛子街球场的什么人谈了，安排我在一间办公室里“更衣”。然后他就在大巴边上等着，当他看到加利·内维尔的时候，就对他说告诉大卫如果他想和我呆五分钟的话，大卫可以这么做。
那情形真古怪，和一排排的柜子在一起，像是办公室的爱情故事。大约只有5分钟，有人敲门。是加利。
“你最好现在就来，”他隔着门说，“那老头儿在车上。”
5 月13日，我们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一台大型综艺慈善演出——我们将演唱《偶像崇拜者》和《妈妈》。其他姑娘将于演出当天的早晨抵达，而我说我想前一天晚上就去。西蒙像往常一样摇着手指，他说好吧。
接着他又让我记住要低调一些。
维多利亚·威廉森，她为西蒙做事，反正也要早点去，她会盯着我的。或者西蒙可能这么想。
我们在米德兰旅馆预订了房间——一家非常漂亮、老式的旅馆，带有一个非常漂亮、老式的后门。我给大卫打了电话，指点他如何去那儿。
“不要忘了，”我说，“低调一些。”
因此我在那儿按约定的那个时间等着，突然一阵急刹车，这辆扎眼的金属蓝宝马在后门停了下来，车篷敞着，音响震天价响。金发垂在太阳镜上的这位男人嘟嘟地摁着喇叭。那就是大卫的低调。
9 点钟。10点钟。时间越来越晚。我的意思是，这真可笑。
我又不是13岁，还要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回家。11点的时候，我给托莉（此处指维多利亚·威廉森）打了电话。
“瞧，”我说，“如果我不回去，你会说什么吗？”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和西蒙没关系——这件事我要绝对保密。
“只是你一定要保证在其他人到这儿之前回来，”她说。
因此第二天早上非常早，大卫把我送回了旅馆。我悄悄地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把床上弄得乱七八糟，好让人觉得我整夜都在那儿，就像电影里常做的那样。
“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是一项慈善活动，在曼彻斯特歌剧院举行，要求宾客穿半正式礼服。大卫和其余的球员都在邀请之外。因此所有其他的球员都系着黑色领带到场，除了大卫。当然，他其实也系着黑色领带，只不过他同时穿着一件黑色衬衫和一套颜色像勃艮地葡萄酒的“古琦”西服，这是大约一星期前我为庆祝他的生日买的。没穿袜子。穿一双懒汉鞋。媒体就喜欢这个。
他们有些事没看到，看到了会更喜欢。第二天早晨，梅兰妮·C 敲我的门要借点洗发水。我刚想开门，这时才想起我的床上还躺着个人。
“我刚洗完澡，身上还滴着水呢，”我说，“给我5 分钟，我来拿给你。”
大卫没能来参加我们演出后的派对——他有一个足球方面的事要做。因此凌晨2 点钟有人敲我的门时，我事实上已经睡着了。他知道我的房间号码，因为他往我那儿打过电话。他在那儿敲门，我醒了，我在想，哦我的上帝。没有化妆，头发没梳，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让他进来了。
“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以后过了4 天，我们到了戛纳港湾中的一艘游艇上。从我们遇到西蒙起，我们就一直在谈论拍一部电影——不是那种正式的电影，其实只是一部宣传片。自从圣诞节前的早些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和西蒙的弟弟基姆一起创作脚本，马上就要在伦敦开始拍摄了。
这都是促销的噱头。我们并不需要策划什么，整个戛纳都为“辣妹”疯狂了。“辣妹”专辑刚被评为美国“金曲100 排行榜”的头号专辑，那种气氛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在法国南部进行一场演出——就在海边进行户外表演——公路上如此拥挤，乘船去真的更容易。所以我们头上围着围巾，戴着很大的太阳镜，嘴里衔着很大的玫瑰花。
非常像是在50年代，非常具有格雷丝·凯利（曾获奥斯卡金像奖影后，20世纪5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风格。我记得我穿着一件短小的棕色连衣裙，对此，媒体说是一件短小的棕色“古琦”连衣裙。不是。它是一件短小的棕色“绿洲”连衣裙，非常非常短，还有一双棕色带点淡黄的高跟鞋。
“辣妹”专辑在美国跃居榜首，大卫和我的事又刚刚披露，为此，英国媒体大规模地出动了。
“那么，姑娘们，在美国拿到第一是什么感觉？”
还有：“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手表，维多利亚。”
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这只“卡地亚”表是大卫给我买的。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听说的。
因此他们在我们旁边的汽艇上一路拍摄，喊着“把手表露出来。把手表露出来。”他们的照相机已经举到眼睛那儿了，还不断地撞头，因为那艘船撞上了另一艘船的尾浪。活该。
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游艇，开往戛纳城去参加在‘’好莱坞明星餐厅“举行的约翰尼·德普（著名电影演员）的生日派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大街上，人太多了，你简直走不动。大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像是在一个装人的容器里，一动不动，而歌迷们正在摇晃着它。有一个私人助理恐惧万分，她想爬出去。保安能做的只是让她镇定下来。
车径直开到了护栏后面，然后是一条捷径直通VIP 区，那里满是一张张熟悉的脸，有些我能叫出名字：凯特·莫斯（著名电影演员），内奥米·坎贝尔（著名电影演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我看到那个家伙独自坐在那儿，长得有趣，但他孤零零地。突然我想起来他就是约翰尼·德普。这就像，哇哦，约翰尼·德普。回到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看到一个名人就像发现一个蓝皮肤的“斯玛帝”土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本人比在银幕上更好看。
在《辣妹世界》这部电影里，理查德·E ．格兰特扮演的策划人说：“你们没有生活，你们有日程表。”他是对的。这部电影当时正在英国拍摄，所以至少旅行要告一段落了，我也可以每天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了，而且还可以更经常地见到大卫。足球赛季结束了，他没有必要去曼彻斯特，直到7 月中旬训练开始。
自从我们两年前见到西蒙·福勒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为那部电影创作音乐——它将既是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又是电影配乐——我们和西蒙的弟弟基姆一起创作脚本的时间比给电影配乐的时间还长。在这部电影里，我们不扮演角色，我们演我们自己，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参加，这很重要。事实上，这是一部宣传片，宣传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性格夸张，搞笑的东西很多。导演是的勃·斯皮尔斯，曾执导过《绝妙》、《福帝·塔威斯》和《有人为您服务吗？》。他很棒。我们不仅需要指导，我们也需要一个愿意和我们合作，而不是对我们指手划脚的人。
但是到了晚上剧组的其他人收工时，“辣妹”直接去了拍摄现场旁边的移动录音棚去灌制新录音。相信我，在拍摄现场工作了一整天后，你再也不想干其他事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天是我和梅兰妮·C 在泰晤士河上度过了一天。我们的拍摄地在港区，脚本里有我们落水的一场戏。所以在那儿，我们浑身湿透了，衣服湿了，头发湿了，太可怕了。那一整天，我们要么在船上，要么在水里，我们俩都冻僵了，而且非常累。还不止这些，我当时特别紧张。有一种病，你在有老鼠尿的水里呆过后就可能染上。这种病叫外耳氏病，发音同“邪恶”一词。这确实邪。你可能会因为这种病而丧生。我知道我一直会自寻烦恼，但是我外婆一个朋友的丈夫在战争中染上了这种病。他是海军，最后死了，所以我并不完全是瞎猜想。不管怎么说，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检查我身上是否有破了皮的伤口，我还让制片办公室核查了我的保险，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所以我想做的就是套上一件田径服，回家。但是不行。我们还得换衣服，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废旧仓库里等身上干了。问题是当你火起来的时候——就像我们那年夏天——唱片公司就真的给你再加油了。非常可以理解，他们想乘热打铁——而我们热得快要烧起来了。
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工作有多辛苦。不要再想能更多地见到大卫。我们不见任何人。我的家人有一次被允许到拍摄现场。我恳求西蒙让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来，他们会喜欢得不得了。但不行。
在拍摄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小奔驰到了——我们上了车，发动起来，飞速开走了。保安们都呆住了。我们的颜色都是限量发行：我的是一种跳跃的绿色；梅兰妮·C 的是墨绿色；梅兰妮．B 的是金黄色；洁芮的是红色；爱玛的是淡蓝色。
梅兰妮·C 的那一辆被她弟弟在事故中撞毁了。梅兰妮·B 在一年以后把她的车还了回去。我妈妈和爱玛的妈妈非常喜欢我们的车，所以一年期满后，我们为她们把车买了下来。
我记不得洁芮的那辆车是怎么处理的了。
最后我把我的MCF 卖给了凯茜·丹尼斯，那位西蒙曾经为她做策划的舞蹈皇后。虽然她在美国有过很多轰动的歌曲，但是写你自己的歌就是一个财源。所以，在遇到西蒙以后不久，我们就在金斯顿她的家里和她合作了一段时期。有一首歌《满杯对满杯》曾经是《想要》的B 面。
那时，我和大卫在一起生活相对比较正常的几个星期结束了——他已经回到曼彻斯特训练，而我们又回到了西蒙·福勒给我们繁重工作之中——录音。难道他不明白我们需要休息吗？‘一天下午，我的工作结束得比较早——这是一个可爱的8月的一天，我就是非常想见大卫。我很少开那辆奔驰÷SLK ，因此我想，为什么不开过去遛遛呢？第二天早上要到10点钟才会有我的电话——我可以在那之前赶回去。我不想一个人去，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那么远，所以我叫上了我的老朋友玛丽亚- 露易丝。那就是说，我们要开车过去，在那儿过夜，5 点钟离开，开回来。没有人会知道的。
我们就是那么做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回伦敦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太阳在乡村上空低低地挂着。
我们飞速地开着车，放下了车篷，路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事实上我套了一件大卫的旧衬衫，有条纹的那种，衣领比较小，几个纽扣，像橄榄球衫，就这些，没穿袜子，没穿鞋子。为了让头发不挡住眼睛，我把它梳到后面去了，用一条内裤扎着——一条小小的黑色G 带。
开MGF 是一种乐趣，而奔驰却真的非常快——一会儿就跑了若干英里，和玛丽亚—露易丝闲谈着，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车速是多少。突然，我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当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绝对是一个的守法良民。这辆警车不是一望便知的那种，而是一辆墨绿色没有标记的轿车。起先我拿不准该怎么做。但是那灯不断地闪着，我意识到我应该停车。以前从来没有人叫我把车开到路边过。
“你有没有意识到，年轻的女士，不穿鞋开车是违规的？”
我低头看看我的脚。在车里，我感觉非常舒服，但是，站在这儿坚硬的路肩上，小石子已经陷进了我的趾缝里，我在想我该是个什么样子啊。除了那件巨大的衬衫我什么都没穿。
“我们已经跟了你10英里了。也许你有兴趣看看你开得有多快。”
我小心翼翼地在路边尖利的石子上走着，到了他们的车那儿，车上有一个小电视屏幕。原来他们一直在录像。他们把录像带倒过去，我的新车出现在上面，角上有些数字记录着我的行车速度。数字介于98到104 之间。
哦，不好。采用女孩子战术最好，我决定。
“这是刚买的车，”我傻傻地一笑，“我上星期才拿到。难道它不可爱吗？”
一点都不为所动。
没别的办法。再试试痛苦的少女。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我本不该在这儿的，但是我要和一个在曼彻斯特的足球队员约会，而现在我正赶回伦敦，因为我必须得上班。”
，“我明白了，”主要的那个警察看着我那辆昂贵的特制跑车，满腹怀疑地说道，“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一个‘辣妹’。”
“一个‘辣妹’。我看出来了。”
似乎我说的是克利奥帕特拉（埃及艳后）一样。
“但我确实是，我是‘高贵辣妹’。”
他们一点也不相信。
我不明白。“辣妹”无处不在。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有哪一点看着像“高贵辣妹”。没有短发，没有化妆，没有高跟鞋，没有短小的“古琦”连衣裙，更不用说眼镜了。
所以我把头发从内裤里抖出来，摘下眼镜，做了一个“高贵辣妹”式的撅嘴，把手一指。
“瞧，”我恳求着说，“我真的是‘高贵辣妹’，我应该在录音棚里完成下一张‘辣妹’专辑，我不该在这儿。如果你给我开罚单或者逮捕我，那么每个人就都知道了，我就要有麻烦了。”
这时，另一个人突然说话了。
“你知道吗，”他说，“我喜欢‘高贵辣妹’。我在局里把一张‘高贵辣妹’的照片贴在了帕梅拉·安德森上面。”
“那么我送你一些有我签名的照片怎么样？”
他们开始笑起来。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们就把我放了。
“现在可要看着你的速度，亚当斯小姐，穿上你的鞋。”
他们冲我挥挥手，呼啸而去。
其实，我穿的是荒唐的高跟鞋，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赤脚开车的原因。那样安全多了。
　　　　　　　　　　　　　第十三章 辣妹营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卫出去取一盒录像带并带一份中餐外卖回来。我打开电视。或者说想打开电视，但是遥控器失灵了。我看到后盖子掉了，没有电池，所以我就到厨房抽屉里去找，那是大卫存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好放的东西的地方——大卫是世界上最整洁的人。
开始我找不到电池，后来我看到两只电池样的东西在抽屉前部散放着滚来滚去。
因此我就拿起来，突然我感到不舒服。我的手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啦一声它们掉到了地上。它们不是电池。是子弹。银色的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高贵”和贝克汉姆。我感到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膝盖发软。
就在那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子弹还在地板上，在它们掉下去的地方。大卫走进来，满面笑容，随即停了下来，我只是盯住他看，说不出话来。他走过来、搂住我，把子弹踢开。这些东西是上星期收到的，他说。
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我。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紧紧抓着对方。
虽然大卫的大部分邮件都寄到老特拉福德，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会寄到家里来。
他刚刚训练回来，他说，一直站在司诺克台球桌边，这时他打开信封，子弹掉了出来。
他走到那个同样的抽屉前，拿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我。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
相当厚的纸。我坐下来，拿出这张单线纸，纸上满是皱痕。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你们两个每人一颗你们谁也跑不了“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说。
“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感到他的胳膊紧紧抱着我，头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凭那张纸掉在地板上。大卫把它捡起来，放回到信封里。
“安全人员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是我说等你看过之后再给他们。我知道这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两个人。”
以前大卫从没收到过任何一种攻击性信件，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收到过。
那不是惟一让我们俩感到既紧张又沮丧的事。因为我们将离开英国，开始我们的世界巡演，这要持续大半年时间。西蒙·福勒说服我们办理一个所谓“境外免税年”的手续。这意味着我们将无须为我们在联合王国以外挣的钱付收入税。不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那一年中将只被允许在英国停留65天左右。这一年自1997年9 月1 日起至1998年8 月31日结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反正得在国外，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想去，而且大卫显然也不想让我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彼此见上一面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
大卫和我在一起已经整六个月了，但是“在一起”这个词不准确。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我在国外，要么大卫在曼彻斯特而我在伦敦。现在情况就要变得更糟了。
一切好像正从我们脚下滑走，像是遇到雪崩或者什么，而且你无法控制。
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 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 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
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
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8 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1945—1968年间任曼联队主帅）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 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
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
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
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戴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戴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
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 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男朋友。爱玛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虽说她也没有撇下一个特别的男朋友。
梅兰妮·B 倒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为他生活在冰岛。午夜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收拾好了。我说，还没有。你呢？她甚至还没有开始收拾。她不想去。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两个星期的行李。”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拍摄歌曲《难以忍受》的影像带，也为MTV 的颁奖典礼做准备——《想要》摘取了最佳影像奖，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为悼念戴安娜王妃我们都戴着黑色臂章。不幸的是，詹妮和凯琳没和我们一起来，自从《想要》开始，她们俩就一直为我们做头发、化妆，结果，我们看上去都像一群身着女装的大老爷儿们，尤其是洁芮。
我记得我们的座位紧靠莱尼·克拉维茨（美国著名男歌手）和他的女儿佐伊，佐伊打扮得活像一个跳摇摆舞的少女，虽然她当时大概6 岁都不到。她穿着一条短小的皮裙子，白色T 恤衫，皮茄克，还戴着一副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太阳镜。
正如我妈妈所说，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英国，但只呆了一个晚上。西蒙在法国南部租了一间大别墅，在那儿，我们将为10月初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进行排练。至少，尼斯离伦敦乘飞机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
结果是，这根本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好像远在西伯利亚。
那幢别墅在一个名叫比奥的村子外面，但我们却没去过比奥村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看过。在那儿的一个月中，我们只有一次出去到饭店吃饭。每个人都生活在那所房子里。
除了我们，还有厨师克雷西达，以及卡米拉。负责安全的有凡尔纳、JP，再加上艾伦·安德伍德，他这个“安全”的含义与其说是负责姑娘们不受伤害，还不如说是“军情5 处”（英国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活动的政府机构）里“安全”的含义。西蒙不在时（这并不经常发生），艾伦·安德伍德就是他的耳目。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哈巴狗——甚至走路都像，因为他是罗圈腿。他总是穿西服，经常穿一件长外套——即使天气比较热——事实上，他的脸总是不停地流汗。他拎着一个银色金属盒子到处走，我肯定那里面装着监视设备。
小的时候，我总是自寻烦恼，总是担心，因此我经常做这样一件事：闭上双眼，想像把任何烦恼都放在一艘船上，站在码头上向它挥手道别。那是一艘老式船，有船帆，它会带着我的焦虑驶向天边。对艾伦·安德伍德和他那个可怕的盒子我也试着这么做，希望他们能走远一点，但是，这一次不灵了。
我肯定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当我和大卫、我妈妈或者我爸爸通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说任何针对西蒙的话。后来我发现其他姑娘也一样。
在那幢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大帐篷，被用作健身房和跳舞厅，在那里，我们和普里西拉，她又和我们一起来了，一起练习舞蹈动作。在院子外面，隔着一个短短的车道，他们模仿伊斯坦布尔的舞台搭建了一个实体模型。
大家都知道，巡演中你的身体一定要相当好——因此，除了排练外，我们每天还要锻炼：体能课、演唱课还有舞蹈课。喜欢它们的只有梅兰妮·C 和洁芮。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地狱。因为这是法国的南部，天气依然像蒸笼一样，尽管现在已是9 月，所以我们六点钟就不得不起床了。
和大卫在一起以后，我的饮食多少正常了一些。但是现在它又开始不正常了。
我想这是因为食物是惟一我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我见不着家人，见不着男朋友。
任何人都不允许到我们的训练地去。谁都不行。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感觉就像一年。
为“辣妹”杂志拍摄的宣传照片显示我们快活得像云雀一样到处嬉戏。但这一段时光并不快乐。我们一个都不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像过去那样谈论我们的不快，我们只是闷在房间里。
一个周末，其他姑娘都想出去，我正在担心会只剩我一个人。外界以为我们一定是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而对我而言，这是一座监牢。情况糟得有时我感到呼吸都困难。
一天早上，西蒙说他接到一个邀请，那个周末到米兰参加“范思哲”展示会。
他还说既然我一个人呆着，也许我想去？
见鬼，我当然想去。但是，问题是，跟谁一起去呢？
他建议我邀请一个朋友同去。
我给玛丽亚- 露易丝打了电话。她一直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因此对时装一直感兴趣。这就像给了她一顶镶有珠宝的王冠。
那时距离詹尼·范思哲被谋杀只有大约一个月左右，范思哲是在迈阿密海滩他的家门外被枪杀的。他的妹妹当娜泰拉接管了他的时装业。西蒙说他会和她联系把一切安排好。
我非常兴奋。我们知道他接到了所有这些给我们的邀请，但是他从来不给我们，我们从来都参加不了任何活动。
真的什么都参加不了。
星期六早上，艾伦·安德伍德把我送到机场和玛丽亚—露易丝汇合。然后我们换乘“范思哲”提供的直升机。那只乌鸦——或者直升机——飞起来了，米兰离尼斯并不很远。
正是那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谁来接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他们？如果他们不去怎么办？
直升机旁的停机坪上站着四个男人：黑西装、黑色长外套、黑色太阳镜、没有笑容。甚至没有任何你可以称之为表情的东西。其中一个拿着一大束花。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他们是否在这个机场恭候某一位皇亲贵族。不。他们等的是我。
接着他们两个分别走到了我们的两边。我们像是被押送着，走出了机场出口，没有海关或护照检查。那儿停着四辆有专职司机的奔驰，黑色，车窗都遮着。只有一辆开着门。
我们进去，开走了。在我们后面是两辆空车，我们前面一辆空车——除了司机和保安。我们到了市区最豪华的旅馆，迎接我们的是丹尼尔——英国人，感谢上帝——他为当娜泰拉工作。我们不住在这儿，他解释道。这只是我们当天歇脚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要住在科摩湖畔范思哲的宅邸，距离米兰开车大约要四十五分钟。
“当娜泰拉想知道，”我们进了房间以后他说，“你们是否想到范思哲商店里挑几件今晚穿的衣服。”
这一切简直令我们无法相信。我真的感觉好像误人了另一个陌生的宇宙。忘了“辣妹世界”，这里的世界完全是梦幻般的。我就像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一下子来到了极度纵欲的世界。到处都是漂亮的衣服、精美的食品、最好的香槟、珠宝。太多了，多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展示结束后，”在我们去“范思哲”商店的路上丹尼尔说，“当娜泰拉希望你们能来参加她的派对。那儿会有一些你们认识的人。那提醒了我，”说着他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有一张便条：亲爱的维多利亚，请您为阿里格拉写几句话，再为她签个名。她是一个超级“辣妹”迷。
爱你的内奥姆。
我知道当娜泰拉·范思哲有两个孩子：阿里格拉，11岁，还有丹尼尔，大概8岁。但谁是内奥姆？
“内奥姆·坎贝尔，范思哲家的密友，”作为解释，丹尼尔加了一句。
最后，我们到了“范思哲”商店。我们就像孩子进了糖果店，我当时想其他几个“辣妹”一定不会相信。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这一切，而我真的在那儿了。
结果我挑了一件黑色皮连衣裙，里面有束身内衣。这甚；至还不是“范思哲”
副线系列——“范思哲”成衣系列——而是一件“詹尼·范思哲”——时装——值数千英镑。
我还挑了一件白色开司米长外套，一条毛皮围巾，一只手包，还有鞋子。玛丽亚—露易丝选了一件不同的连衣裙、和我一样的外套，不过是黑色的。接着我们返回了旅馆。
“发型师和化妆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到达，”丹尼尔说。
“我建议你们叫房间服务，让他们送点吃的过来。这一夜会很长。”
我穿上了我的新皮连衣裙——低胸的剪裁，在对面看我的胸部就像一台电视机，只是多了两只短小的皮袖子——搽的化妆品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接着又回到豪华轿车上。首先我们被带到后台见了当娜泰拉。她正在和什么人谈话，当我们被引见的时候，这个人回过身来。是珍妮特·杰克逊。珍妮特·杰克逊！然后我们在天桥下面坐了下来，我意识到我正坐在德米·摩尔（u 的旁边。德米·摩尔！
展示结束后，我们回到后台喝了点香槟、吃点鱼子面包：“你感觉我能请德米·摩尔给我签个名吗？”我对玛丽亚- 露易丝低声耳语。“也许那太过时了？”
这时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想知道，维多利亚，”这声美国腔在我耳朵里咕噜咕噜响着，“我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女儿们签个名？她们对你·简直着了迷。”那——好吧——是德米·摩尔。
然后我被引见给当娜泰拉的女儿阿里格拉。她告诉我那位音乐节目主持人是的伊·乔治，想去见见他吗？我说不，谢谢，因为我只是太害怕了。一切都异乎寻常，每个人都在飞吻——那些神采飞扬的时装周的可人儿们。我站在那儿，好像我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像我只是在屏幕上看着这一切，我感觉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有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就感觉想把画面倒回去、再看一下、弄清楚他是谁。当然我能认出凯特·莫斯、内奥姆·坎贝尔和安珀·瓦莱塔（世界十大名模之一），她们坐在一起，挤在一个角上。从她们一直朝我看的样子，我能看出来她们正在谈论我。这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世界，而我绝对只是初来乍到。我和玛丽亚—露易丝只是像多余的人一样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凯特·莫斯走过来打了个招呼。她非常讨人喜欢，介绍了安珀·瓦莱塔，她是我最喜欢的超级模特之一。
内奥姆·坎贝尔还呆在原地。最后，她终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好像用肩膀在走路，挺着胸脯，就像一匹马。她站在我面前，手放在屁股两侧。非常好斗的样子。
没有任何开场白，她说：“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叫你‘高贵’？”你能听到她的冷笑。
面对一个大约十英尺的人，我尽量看着她的脸说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说你漂亮？”
她的脸僵住了，她先是把头转了过去，接着又转过身体，走了。
但是，我这只是故作自信。事实上，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只希望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这和在学校的操场上没什么两样。其他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快乐，而你却感觉宁愿不在那儿，不要别人上下打量你。
此刻，我真的不想去参加那个派对。我知道它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确实如此。
一大片地方好像没有尽头，木地板，看起来坐上去就会坍塌的家具，正如你想像的那样：金碧辉煌，音乐声振聋发聩，人们摆着姿势、打着飞吻。我感觉就像“小孤儿安妮”（著名卡通连环画中的人物）。最后我和发型师基多聊了一会儿，也和当娜泰拉的丈夫保罗谈了一会儿，他过去曾是个模特。比起那些可人儿、神气活现的时装周的美人儿以及愚蠢的名人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舒服多了。
我们没有呆到晚会结束就先走了。保罗安排了车把我们送到那座乡村宫殿。大约三点，我们到了科摩湖畔。那里到处是柱廊、骨灰瓮、雕像、树篱和沙砾。虽然我们到的时候一片漆黑，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地方令人惊异，长长的车道灯火通明，到处是保安。
管家迎接了我们——我们的包已经在那儿了——并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先是玛丽亚—露易丝，然后是我。
我的房间令人惊异。没有其他词能形容。阳台俯视湖面，到处都是詹尼·范思哲的照片，床边有一部电话，在快捷键边上写着名字：埃尔顿，伦敦；埃尔顿，尼斯。突然，我明白了。这是他的房间，詹尼·范思哲的房间。
接着我拿着梳妆袋进了洗澡间，镜子上方的钩子上挂着一条束发带，一条有弹性的毛巾束发带。上面有血。就是那一条，我猛然意识到了，他被枪杀时戴的那条。
好像这地方是个祠堂：挤扁了的牙膏皮好像是他留下的。衣柜里放着他的衣服。
我立刻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尽管很疲倦，我不可能一个人睡在那儿。我打开门去敲玛丽亚—露易丝的门。我估计范思哲的床大得足以睡下四个人，更不用说两个人了。
第二天，我们和当娜泰拉的两个孩子、保姆、两个保镖一起度过。那两个保镖非常健壮，从来不让孩子走出他们的视线。詹尼·范思哲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归阿里格拉。意大利就是意大利，他们非常害怕被绑架。我们找了一条船，在湖心岛上吃了午饭。接着我们乘船在湖中游览，回到房子里吃了晚餐。一切都非常可爱，这是怎样的生活啊。
第二天清早，一架直升机把我们从那座花园接走了，接着就回尼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近似真实生活的“辣妹世界”。
生活当然没有必要如此？外界看我是“高贵辣妹”，流行歌星巨富，但是我非常不开心。回到“辣妹营”，我妈妈给它起的名字（她甚至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辣妹营”），让我感到它多么像一座监狱。通常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看看窗外灿烂的阳光就能让我高兴起来。
别墅外面阳光普照，但是，感觉却和冬日无异。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在一个和卧室同在一层的小洗衣房里，我正坐在烫衣板上和洁芮说话。
“告诉我，洁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当的词，“你对西蒙真的满意吗？”
又停了一下。洁芮走到门口，往过道上看看。没人。然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么忧伤。
“不。”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这幢古老别墅的楼梯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跳起身，从烫衣板上滑下来，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开始熨烫我的睡衣。
　　　　　　　　　　　　　第十四章 “妹力”
分而治之是我从学校历史课上记住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老师用一束木棒来解释它。捆在一起的时候，你折不断——他拿了一束进来，我们都试了一下。但当它们被分开的时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断。就像我们，仍然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甚至我们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这些。组合在一起，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我们决不会让西蒙拆散我们。
西蒙会把我们单独找过去，讲一些人们一直在议论的事情。举个例子——我和饮食。他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即他对我吃什么，不吃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也许是为我自己好，但是关键不在这儿。有人“出卖”了我了。但是谁？保安？
厨师？私人助理？我们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动摇我们的阵营。因为在那样的氛围里，你最后谁都不相信。
然而，离开了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那么脆弱，谁也不想失去我们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而西蒙严密地控制着我们。
他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选定对象区别对待，某一个“辣妹”在那一段时期决不能出任何差错。但是他所选的对象可能突然改变，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绝对的权力控制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比如周末探望我们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为了集体的利益”。他许诺我可以和大卫见面——我确实这么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飞机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转过来说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国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经历之一。也许西蒙也能感觉出我们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许我们的家人到伊斯坦布尔看我们。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这是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坐在我妈妈身边的女人认出了她，问她演出后是否会到后台去看我。哦，不，我妈妈说。我们不去后台。哦，这个女人说，西蒙·福勒说我可以去。这个女人是桑德拉，大卫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大卫·贝克汉姆的母亲被邀请去后台，而我的妈妈没有。这让我非常生气，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了，我妈妈当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好讽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说，我们选择伊斯坦布尔进行我们的首次现场演出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在某个主流地区表演。这不是真的。这是百事可乐的决定：从开始起，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要赞助商，正因为他们赞助了整个活动，所以决定权在他们。必须选一个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的地方，这就使得选择范围小了一点。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乐很强大。而且，伊斯坦布尔对我们的形象有利——这是个东、西方交融的地区，而不是以美国、英国为核心，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有点打破常规。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所有花费将由百事可乐支付，包括布景，这样我们在环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这些布景。
（结果是，有人把它彻底搞砸了——布景是建得不错，但是却无法搬迁，无法利用。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得彻底重建。）
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现场乐队。
经过“辣妹营”紧张的排练以后，在舞台上现场表演感觉很自如。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是演员，在现场展示一切是我们做得最好的。观众喜爱我们。甚至评论家不久也收回了他们那些讽刺挖苦的话，用英国小报的双关语对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评价：“伊斯坦布尔被照亮了”，“绝妙5 人组暴风骤雨般让他们改变了信仰，”还有“背叛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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