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文件，即使是今天重读，也毫无理由否认它们是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第一、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接受本党的领导，并须努力从工人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工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加入本党，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以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己的党员在国民党工作中要注意达到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国民党名义去作而能收到良好效果，就用国民党名义去作；有些工作，虽有利于国民革命，但国民党不愿以其名义进行活动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①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②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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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世桢等呈中山先生请斥退共产党人。
②上海《时报》1924年8月4日。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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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国日报》，1924年7月20日。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绸巾好好包起。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的心……。但是，这时广州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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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三监察委员会弹劾案之答辩词。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①这两个草案在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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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革命文献》第16辑。
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10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动的勃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
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
黄仁事件前后
王剑虹病逝，一个活脱脱的富有才华的生命倏然熄灭了。他们的爱情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温柔、光辉、诗意浓厚的恋爱，都是瞿秋白毕生难忘的。往日的酬唱顿然停止，剩下一个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地火的升腾。瞿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广州的反击右派斗争结束以后，瞿秋白没有马上回上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瞿秋白开完会后，继续留在广州。这时，正是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商团蠢动之际。形势日益紧张，而广州革命政府却游移不决，甚至谋求对商团实行妥协。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政治主张，力促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以武力镇压反革命叛乱。9月23日，瞿秋白写广州通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之孙中山政府》一文；10月2日又写广州通信《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先后送给《向导》。前一篇文章就广州商团叛乱事件，进行了评论，指出：“这次扣械风潮的最后原因实在于英国帝国主义之阴谋。”①“扣械问题不但不是商人和政府冲突——决不是如此简单；而且不单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冲突——却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进攻广州政府，而政府及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巧为内应的活剧。”②文章对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件中的政治面目及其本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变中的关系最堪注意：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慕受，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赞助反革命及买办阶级的军人，也都是国民党右派党员；游移不定，没有决心镇压反革命的，是国民党中派诸要人；决然要求解除商团武装，而武装劳动平民的则是真正革命的生力军——左派分子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群众。”右派“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中派则“幻想维持政权，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动派的气焰”③。总之，“国民革命里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④瞿秋白是把商团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革命营垒中的分化，与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的。他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诫一切革命党人：妥协让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坚持革命的道路，用武力镇压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那种“单想用暗渡陈仓的方法去回避革命，无论口头上怎样拚命的否认党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结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于右派，或者简直是降服于反革命派与帝国主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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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在《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一文中，瞿秋白就广州政府压制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公会资本家而举行的罢工一事，指出，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资本家的压迫，提出的正当要求①是无可非议的，并不是与政府为难，更不是“破坏宣传机关”。广州政府应该明了：工人的要求是“赞助国民革命——表现自己的力量的赞助国民革命的政府；不肯让政府单独去对付违反国民党改善农工生活政纲的‘报界’”；是“以工人实力赞助国民党镇服广州党内党外的反革命派，并且达到自己的绝不能稍缓的经济要求”。②事实证明，工农群众是衷心拥护革命的广东政府的，他们在不久以后积极参加了对商团叛乱的武装镇压行动，并且在以后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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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刷工人的三项要求是：（一）各报馆宣言拥护革命，反对商团；（二）各报馆不再做反对工人的宣传；（三）加薪。
②《向导》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10月初，瞿秋白回到了上海。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海大学师生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北京、保定学界发生学潮，上海大学学生立即起而声援，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瞿秋白回到上海大学不久，上海各界三十多个团体正在筹备国庆纪念大会，10月10日，天气极好。清晨，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杨之华和几位同学，邀请瞿秋白到河南路桥北面天后宫参加大会。他们先到半淞园去散步，然后再去参加上午十点召开的大会。当他们登上电车后，得到报告：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右派、无政府主义派，收买了地痞流氓，准备捣乱今天的大会。同学们当即要瞿秋白暂时回家，他们先到会场去看看动静再说。瞿秋白下车，回家工作。
这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火并。控制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童理章主张助卢倒齐，遭到与会进步学生的反对，他们发表演讲，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竟被诬为“奸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鼓掌赞成反帝反军阀的演讲，竟被右派收买的暴徒殴打，从七尺高的台上推下，跌落台下硬石上面，顿时口鼻流血，不省人事。警察竟将黄仁等受伤同学关闭起来，而任凶手走脱。杨之华等人急忙将黄仁救出，送往同仁医院救治，院方以伤势过重，拒不收留，又送往宝隆医院。这时又得到消息：租界当局要采取恐怖手段镇压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处境也很危险。
黄仁送到医院时苏醒过来，但鼻出黄水，呕饭溺血，惨不忍睹。医生说，伤及脑部，已难医治。当晚，党组织派杨之华等同学到医院看护黄仁。午夜过后，瞿秋白来看视黄仁，杨之华把医生的意见告诉他。他俯下身来，抚摸着黄仁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轻轻地呼唤着黄仁的名字。但是，黄仁仍然昏迷不省，无法答应了。临走时，瞿秋白说，明天清晨就把棺木、寿衣送来。第二天夜间，黄仁呼吸困难，延至12日凌晨二时气绝。经尸体解剖，证明胪骨已破，脑质损坏，内脏多处受伤，确为因伤毙命。
当天，瞿秋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暴行的行动委员会，指挥全上海人民起来抗议这种暴行①。上海大学学生会于10月15日通电全国，指出：“黄君之死，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对军阀而死，为党义而死，为谋全国人民之利益而死”。②“黄君……乃先全国人民而死者之一人，民与贼不两立，望我同胞从速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下猛烈之总攻击”。③10月27日，在上海大学举行黄仁烈士追悼大会，到会人数众多。瞿秋白、沈玄庐、恽代英等及各公团代表，都发表了演说。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会场演说极悲壮激昂之至，闻者色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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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秋白同志年谱》，未刊稿。
②③《黄仁惨死之抗议声》，《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7日。
④《黄仁烈士追悼会纪事》，《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8日。
黄仁被害事件，影响所及，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共产党员、左派国民党人与英国文学系的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激化起来。社会学系学生反对英文系主任、右派何世桢，英文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结果，何世桢和瞿秋白双双辞去系主任职务。此后，瞿秋白仍然常来上海大学讲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杨之华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指斥叶楚伧“主持不力，（对右派）迹近纵容”。①在《民国日报》编辑部，反击右派叶楚伧等人的斗争也很激烈。瞿秋白上书孙中山，指出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诧异”，要求改组，孙中山把瞿秋白来书批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②。革命力量在《民国日报》逐渐占据优势，迫使右派领袖叶楚伧退出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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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3页。
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次会议记录，1924年12月11日。
11月，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上海。上海大学师生到黄浦江边欢迎，并暗中加以警卫。当上海大学迎接队伍返校途经嵩山路时，法租界巡捕将校旗夺走，后经交涉，才由法巡房送回。帝国主义对上海大学师生的革命活动，十分恐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说：“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132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之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教授中计有：邵仲辉，又名邵力子，《民国日报》编辑，彼系共产党人已几年了；社会学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之密切友人；施存统，于1921年因共产党活动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其地位较低之教授而为《向导》写稿的则有：蒋光赤、张太雷、刘含初。”①12月9日下午，在会审公廨授意下，工部局警务处刑事处及静安寺巡捕房包探，突然对上海大学和师生宿舍进行公开搜查，搜去“排外性质书籍三百册”②，“社会主义性质之俄文书籍三百四十本”③。警务处在报告中说：“所发现的证据都明显地说明了该校的三百个学生的大部分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们所受的训练，无疑地是企图使他们成为有智力的共产主义宣传家的。”④“从发现的书籍中可以看出，教授中有些人是熟谙俄国语言及文学的。”⑤会审公廨传讯了代理校长邵力子，并判将抄获书刊一律销毁。租界当局下令通缉瞿秋白，并将在上海大学图书馆值班的学生李炳祥带到捕房，包探问他：“瞿秋白在哪里？”李炳祥回答：“我在书报流通社工作，可不知道瞿秋白是谁，更不知他在哪里。”⑥幸好，瞿秋白已于一个月前由慕尔鸣路搬到闸北宝通路顺泰里十二号，这时又隐居于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的家中，得以逃避捕房的缉拿。当杨之华告诉他家中和学校被搜查，书刊（其中的俄文书，是他在莫斯科节省了自己的食糖换来的）被焚毁的消息时，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冷静地在桌子周围来回地走着。然后，他停下来说：“书烧了，但是进步的思想是毁灭不了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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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上
⑥⑦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同志，战友，妻子
1924年11月18日①，瞿秋白第二次结婚，爱人是他的学生和战友杨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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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过去一向说，瞿杨于1924年11月7日结婚。据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29日连续三天刊登的沈剑龙、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则瞿杨结婚时间不应在此以前。
在极端尖锐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而需要聚集大批战斗的勇士，也需要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朋友。在这个革命情谊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战友之间，会逐渐加深情谊，甚至很快便会发展到互相爱慕，而结合起来。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就是这种超平常态的快速的结合。
杨之华又名小华、杏花，别名文君、文尹、杜宁，浙江省肖山县人，1900年生于肖山县坎山街三岔路。在这个小镇上，杨家曾经是当地首富，地中之外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但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幼时聪敏好学，性格温柔，又有超群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但是这位小姑娘却很有个性，很有同情心。家中长辈一向重男轻女，哥哥们可以在专门为他们办的家塾读书，却不许女儿读书。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允许，让她与男孩一起读书。那时，女子缠足，是天经地义，杨之华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冲破封建藩篱，来到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薰陶。从杭州回到家里，她毅然剪掉长发，还下水游泳，上街骑自行车，一时轰动，传为奇闻。1920年她与沈剑龙结婚，去夫家时只穿一套粉红色衣服，既不坐轿也不带嫁妆，不请酒设宴。当时，她听说上海《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便来到上海，结果没有去成，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1921年，当时还是共产党人的沈玄庐在肖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沈玄庐仿效党在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民小学，学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肖山农民运动，1921年秋冬达到高潮，掀开了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史的第一页。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杨之华的重视，从1922年7月到11月，她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社交和恋爱》、《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的我见》、《谈女子职业》等文章，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喊出了千万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心声。她写道：“男女社交在社会上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提倡公开的人也很多。可是终不易实行。……依我个人想起来，是因社交男女自己造成的障碍。一面说要社交公开，一面又做得不要社交公开。自相矛盾，自己搬了石堆，充塞了自己进行的路。”①这时，有一个人向杨之华求爱，遭到拒绝，他竟背地里散布说杨之华同意与他恋爱。他对真正的爱情全然无知，却说“吊膀子”是“无产阶级的恋爱方式”。②杨之华著文揭露了这个人的嘴脸，鞭挞了他的丑恶的灵魂。她写道：“‘吊膀子’是不生产者虚伪的没廉耻的诱骗异性的专有名词，所以社会上都认吊膀子是两性间一种恶行为，而这位先生竟把吊膀子当作恋爱！”“真正无相当知识的无产阶级的人，可怜他们一天到晚做工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工夫去吊膀子？这位先生凭空拖了无产阶级来掩护他公然鼓吹吊膀子的主张，并且把知识、名望、人格蕴藏在漂亮衣服、特别言动堆里，不但污蔑了知识、名望、人格，简直污蔑了纯洁的无产阶级”。③旧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杨之华痛感于妇女一生“何等枯燥！何等不幸！”大声疾呼妇女要独立，不做男人的寄生虫，“我们终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要仍旧去依赖男子；对于女子，我们应当有互助的心”。④妇女们应该起来奋斗，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那时她们“将由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觉而进到自主的地位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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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交和恋爱》。1922年7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②《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年8月1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③《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年8月1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④《谈女子职业》。1922年11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⑤《保定女师学潮给我们的希望》。《妇女周报》第34期，1924年4月。
1923年底，杨之华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后在社会学系学习。她学习刻苦，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向警予。向警予担任该部助理，杨之华和张琴秋两人协助她工作。杨之华最初认识瞿秋白，仅仅是在课堂上。平时，瞿秋白严肃沉静，不苟言笑。因此，有人说他是“骄傲的”、“冷酷的”。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使她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沪，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瞿秋白担任她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她后来说：“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①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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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忆秋白》。
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杨之华和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玄庐定了亲。结婚时，沈剑龙还在学校念书。表面上看，沈剑龙俊俏聪明，但实际上是个贪图色欲，腐化堕落，而且思想变得越来越反动的花花公子，连他父亲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沈玄庐支持杨之华到上海求学。沈玄庐与邵力子也是世交，杨之华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儿沈晓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剑龙在杨之华去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生活更加糜烂，在家乡愈发闹得不象样子。杨之华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他连看也不看，气得沈玄庐把这些信寄回给杨之华，说他儿子根本没有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岐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杨之华要求与沈剑龙离婚，得到了沈玄庐的支持。
关于杨沈的离婚，瞿杨的结婚，还有一段佳话，下面是杨之英的回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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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回忆杨之华》第147—148页。李文宜也有同样的回忆，唯情节稍有出入，见同书第57页。
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肖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
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就登出了两条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①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面子，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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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杨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杨、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28、29日。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超乎寻常的结合，引起了一些人，包括某些自己同志的不理解，甚至于非议。瞿秋白的心情很苦恼。他在这时写了十几封信，寄给在北京的丁玲，几乎每一封信都责骂自己，说他对不起王剑虹，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只有天上的梦可（王剑虹）才有资格批评他。这一束象谜似的、使人费解的信，表达了他的内心的烦恼和惶惑，反映了一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平凡的、普通的人物，还是伟大的、杰出的人物，似乎都免不掉这种矛盾的困扰。要彻底排除这种困扰，除了消除造成这种困扰的个人的主观因素外，还要消除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即社会和阶级的落后于时代的消极因素；后者，也许是更重要的。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她再来见女儿独伊。杨之华思女心切，渴望一见。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热情地给予安慰，并于1925年初帮她抽空回乡探望。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而别。回到上海，杨之华仍对女儿思念不已。瞿秋白想尽一切方法为她解忧。他讲《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写了一首长诗给杨之华，咒诅黑暗的旧社会，但孩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久，杨之华征得瞿秋白同意，他们一起回到肖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决定派人去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山上，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夺走了。孩子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她和瞿秋白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了眼泪。后来，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接独伊到外婆家来玩，然后把她送到了上海。母女终于团聚。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趣事。
瞿秋白五四时代的老朋友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临到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瞿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以为瞿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请沈雁冰刻。第二天上午，沈雁冰把他连夜刻好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沈雁冰已把纸包打开，原来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郑、高两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又是新婚之喜，“长乐”二字，是用意双关的。沈雁冰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沈雁冰不禁捧腹大笑。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也来贺喜，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鼓掌欢呼者，都引为奇闻。
瞿秋白和沈雁冰是1923年相识的，后来两家就隔壁住着，经常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热血日报》
被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通缉以后，瞿秋白转入了地下活动，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党的工作上来。他先是隐居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孙瑞贤家三层楼的阁楼上，杨之华负责与他联系。不久，他们迁到宝山路顺泰里十二号一间窄小的房间，床、桌、椅之外，就只有很小的一块空地了。瞿秋白经常在这小块空地上绕着圈子踱步，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烟。他不时拿起笔来，出神地咬着笔端，苦苦思索，打着腹稿，然后落笔，一气呵成，把文章写好；常常一个通宵就这样过去了。
孙中山北上，向全国倡议召开国民会议，以抵制军阀专制统治。杨之华积极参加了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的活动，在讨论会纲会章时，她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妇女解放，将争取女权问题列入纲领。12月8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成立，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等十八人当选为委员。孙中山路过上海，各界在环龙路举行盛大欢迎会，杨之华代表女界发表了演说，赞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1924年冬天，杨之华经常穿着女工的衣服和布鞋，深入到工人夜校和女工多的工厂去活动。她几乎走遍了杨树浦的老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大康纱厂和班达蛋厂，引翔港的公大、同兴、厚生纱厂，浦东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虹镇的协成丝厂等等。她和工人们谈心，关心她们的疾苦，动员她们学文化，和广大女工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的工作，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和鼓励。他很关心工人夜校，常常要杨之华向他报告夜校工作的情况以及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他虽然工作繁忙，也抽出时间帮助她选择书籍，收集资料，教她有系统有计划地编写教材，解答工人提出的问题。上海大学学生刘剑华即刘华，原是中华书局的学徒，考入上海大学后半工半读，生活艰苦。瞿秋白经常找他谈话，帮助他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关心他的生活，常常要杨之华送些钱给他用。有一次，刘华患感冒，他忙要杨之华买了白松糖浆送去。刘华后来成长为优秀的工人阶级的领袖。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草案中若干重要问题，如对党如何正确建立国共合作和领导国民革命等，都作了理论性的阐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相当于中央常委会），并与蔡和森一起担任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委员。
1925年2月，上海沪西日商内外棉各厂，由于厂方无理地开除工人，拘捕工人代表，工人群众便涌向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给予支持。中央上海地委紧急通知上海大学支部派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罢工。中共上海大学支部立即派邓中夏、郭伯和、刘华、杨之华等到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和李立三一起发动了著名的二月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罢工中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很快由一千人发展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罢工结束后，邓中夏被警察逮捕。瞿秋白闻讯后焦急不安，他叫杨之华化装成家庭妇女，到外面探听消息，直到邓中夏获释，他才放心。在二月罢工期间，瞿秋白于2月2日、11日、18日、12日，先后为《向导》写了四篇文章，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这中国民族的总斗争日渐兴起的时候，工人阶级自然力求奋起而领导他。”①“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继续进行，都全看新起的职工运动能否充分的自由发展，中国工人阶级能否因此发展而成为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②他已经看到了即将兴起的工人运动的高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三大政策，宣传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纲领。瞿秋白在这前后，连续发表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等文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伟大奋斗的一生。他说：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这是全世界人所承认的。他生存的几十年，全世界的反动者、压迫者、剥削者，以及一切国贼、民贼，时时提心吊胆，坐卧不安。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事业，都是民族革命。他绝不妥协的反对满洲贵族，反对专制政体；……他绝不妥协的反对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及一切满清遗孽；……年来他更彻底主张反对列强帝国主义，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屠杀农工的英国买办军阀（商团）；于是列强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以及研究系，时事新报等的民贼，更加痛恨他，诅咒他。③
瞿秋白逐一驳斥了敌人对孙中山的污蔑，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先生虽死，中国平民这种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中山虽死，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不死，中国大多数平民、农人、工人不死，中山之国民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的理想不死”，“孙中山是永不死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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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向导》第101期，1925年2月7日。
③④《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向导》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
4月，瞿秋白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总结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经验，写了《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明确指出：“五四运动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进一步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自觉的来参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这革命中之领袖阶级”；“中国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农民，也已经开始做有组织的斗争，而且赞助民族革命。”要“仗着广大的农工平民群众的力量，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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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5月上旬，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取缔工会，工人又连续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取得一定的胜利。5月下旬，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工会，纱厂工人又举行第二次大罢工。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5月28日，青岛日本纱厂资本家勾结奉系军阀枪杀罢工工人八人，重伤十余人，逮捕七十余人。日本资本家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中共中央适时地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5月30日，上海各界民众在上海外国租界举行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打死13人，打伤几十人，逮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其中，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被打死，瞿景白等二十多人被捕。
杨之华参加了游行示威，并亲眼看到了这场血腥地屠杀。她马上回到家里。李立三也来了。他们向瞿秋白报告了情况，瞿秋白抑制着愤怒说：“这是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罪恶挑衅，他们想用屠杀革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必须扩大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帝国主义的进攻！”31日清晨，中共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一幢旧式楼房里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和瞿秋白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展开反帝斗争，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掀起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奋斗。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负责主编，并从中央宣传部、上海《民国日报》抽调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
6月4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前几期的报头题字，是瞿秋白题写的。这时，瞿秋白仍然处于地下状态，他秘密来往于中央机关、编辑部和寓所之间。报社设在闸北浙江路底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房间狭小，陈设简单，灯光昏暗。瞿秋白带着病，和其他同志围坐在一张白木长桌上，挥汗工作。他非常喜欢和重视报刊工作，对杨之华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他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除了写社论、编新闻、看大样，还和大家一起做校对等工作。在五卅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他要参加中央和地方党的许多会议，为中央起草文件，给党刊写文章，向党团积极分子作报告，有时还秘密地去参加群众大会（如6月11日在上海西门召开的三十万人的市民大会）。为了使报纸的言论主张，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瞿秋白特别重视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和爱好。他说，报纸宣传工作和打仗一样，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每天了解敌友我的动态和思想。他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党的会议上了解情况外，又通过党办的国民通讯社，布置采访要求，听取记者的汇报。杨之华每天穿上工人服装到浦东区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她已善于采取各种方法，逃避敌人的侦察，进行革命工作。她经常约女工在玉佛寺、财神庙门前，装作香客，坐在庙门两旁的长石凳上接头谈话。她还认识了几个尼姑。同志们风趣地说她做“善男信女”了。她白天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晚上瞿秋白总是很有兴趣地听她报告，从中了解工人们的思想情绪。他自己有时也化装深入工人居住区，直接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有一次，他到闸北的一个工人住宅区，看到一个工人正在看《商报》，就和他聊起来。工人说，这种报纸不为工人说话，尽是向着外国人和资本家，他文化低又看不太懂，希望有为工人说话又能看懂的自己的报纸。瞿秋白非常重视工人的意见。《热血日报》组织了群众通讯员，经常刊登工人、学生、店员、海员的来稿来信。编辑修改文稿时，他十分注意文字的通俗化，尽可能地使用方言、口语，文章篇幅力求简短。《热血日报》刊登了不少用民间文学形式，如五更调、十二月花名、泗州调、京调、无锡景调等写的通俗歌谣，很受工人读者和市民群众的欢迎。经过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苦心经营，《热血日报》办得生气勃勃，称得起旗帜鲜明，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文字生动。一张每期只有八开四版的报纸，门类繁多，引人入胜，它包括了社论、专论、国内外紧要新闻、汇志、杂感、诗歌、民歌、小言、来件、口号等十几项。此外，还辟有《外人铁蹄下的中国》、《外人铁蹄下之上海》、《舆论之裁判》等等专栏。
《热血日报》非常重视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专门开辟《罢市罢工消息汇志》，读者每天可以及时地从这里看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爱国反帝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从而有力地抵制了帝国主义控制的《字林西报》、《泰晤士报》、《大陆报》以及军阀政府、政客、学阀、买办控制的《时事新报》、《时报》、《新闻报》等对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污蔑和诽谤，指明了斗争的方向。《热血日报》还大量报道了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坚持进行反帝斗争的热情。
《热血日报》共出版了二十四期。瞿秋白写了数十篇文字，包括社论、专论及大量短篇评论文章，多的二千字，少的二百字，差不多每期刊出二篇。他在发刊词中庄严地宣告：
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这里，“冷铁”，就是武器；革命者一旦掌握了武器，建立了革命的武装，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等一切所谓的强者，便会统统被打倒，他们的末日终将来到！《热血日报》第十六期到十八期，连续刊载了曹起鸣、魏祖弼等所写《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长篇文章，提出“欲御外侮，靖内奸，必须有平民之武装”；“有平民之军队而后有平民之政权；然后可以雪耻，可以立国，可以求得我四万万人梦想中之自由与独立。”①刊登这种提倡武装斗争的文章，自然反映了编者重视武装革命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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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21日。
《热血日报》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6月上旬，经美国驻华代办梅耶策划；由美、日、法、英、意、比组成“六国沪案调查委员会”到达上海，制造“和解”气氛，欺骗中国人民。《热血日报》发表《公使团与开枪的西捕》、《无耻的美帝国主义》等文，予以戳穿，号召中国人民不要对帝国主义存任何幻想，而必须打倒它们！五卅运动爆发后，北京政府假惺惺地派遣“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到达上海，声称要调查和交涉五卅屠杀民众惨案。第一天他们还与领导上海反帝斗争的工商学联合会虚与委蛇，第二天便露出破坏反帝斗争的真面目。对于工商学联合会所提解决五卅案的合理条件，他们竟说：“此等条件未可一律看待，亦犹国民拿一桌菜来，我不能一时即吃，尚须有所选择”。他们公然为逞凶杀人、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开脱：“日领甚表好意，国际事件，甚赖各国之相助，愿国人亦分别视之。”他们居然劝告工商学界停止罢工、罢市、罢课，开市、复工、上课。对此，瞿秋白怀着强烈的憎恨，在为《热血日报》所写的社论《监督政府的外交！》、《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中；严厉地质问他们：“蔡、曾两人究竟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日本、英国、美国？”“这种政府代表，我们还能避免和他们冲突？还能相信他们办交涉不辱国权？”①“蔡曾这种口吻，简直是代表外国人向国民宣战”，“这种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国人格的大耻辱，简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②在帝国主义走狗北京政府的欺骗和压力面前，中国人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因此，“必须用‘坚持’与‘团结’这两个武器，……坚持的反面是‘速了’，团结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与‘分裂’这两个口号，都是奸人暗中破坏我们此次运动之武器，我们要防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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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9日社论。
②《热血日报》，1925年6月10日社论。
③《热血日报》，1925年6月6日社论。
果然不出所料，帝国主义者在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又采取欺骗分化、威胁利诱的诡计，使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脱离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总商会，为了左右运动的发展，另外组织了“五卅委员会”，竟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改为十三条，删弃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重要条款。一些学阀、政客如梁启超、丁文江、顾维钧、唐绍仪等“高等华人”也发表文章，同军阀、财阀一起，破坏爱国反帝运动。对于这种无耻的叛卖行为，瞿秋白先后著文数篇，予以无情的揭露。在《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一文中，指出，总商会代表一小部分殷实的大商人，钱多势大，理应赞助反帝爱国运动，而实际上“却第一步就破裂这一民众的对外运动”，他们“要的是保障外人在华利益”，“完全牺牲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①在《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一文中，瞿秋白号召“大家赶紧起来反对，尤其是商界，不应当让这少数人垄断，冒名代表全体商人。”“当今最紧要的事，便是乘这民气伸张的时候，把学生、工人、商人都严密地组织起来，甚至于乡村中的农民，也应当帮助他们组织。有了这种组织之后，民众才能有真实的力量，才能持久的和强暴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去奋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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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14日社论。
②《热血日报》，1925年6月15日社论。
6月中旬，传来北京政府交通部禁止工人集会，取媚外人；湖北军阀萧耀南在汉口枪杀爱国者。瞿秋白立即写《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一文，指出军阀官僚“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爪牙，残杀同胞，压迫平民的爱国运动”，全国人民“应当立刻起来反对，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推翻这种政府！”①
《热血日报》尖锐地批评了对帝国主义实行退让妥协的谬论。瞿秋白著文指出：“我们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②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军阀政府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们“一致以全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这种制度”③。“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④。他明确指出：“总之，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⑤只要是对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利，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但绝对不可接受戴季陶的荒谬主张，把敌人当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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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19日社论。
②③④⑤《热血日报》，1925年6月22日社论。
《热血日报》以其战斗性、鼓动性、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出版至第十期，销数即达三万份，投稿来信或亲到报社接洽者，每天有一百来人。远至江西、山东的读者，也纷纷投书寄稿。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是真正的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属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战斗者的。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是容不得这一张革命爱国的报纸存在的。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在6月23日开市后第四天，6月27日《热血日报》便被封禁。
反击戴季陶主义
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广州和香港工人从6月开始，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显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国共产党所显示的杰出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使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感到恐惧，他们聚集、形成为新的右派势力，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一起来阻挠革命的深入发展。于是，在这年8月，发生了右派暗杀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的事件，廖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身死。与此同时，反动的戴季陶主义也应运而出笼了。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革命营垒的分化；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思想方面，面临着一场无可回避的尖锐的斗争。他说：“思想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时的‘伟人’：梁启超、章行严、梁漱溟、张君劢、胡适之、戴季陶、独立青年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狮》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①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击戴季陶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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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做投机买卖。五四运动时期，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他曾经涉猎、研究并介绍过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工运动，在严密的科学理论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他也承认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称赞过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性。但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和立场，使得他在工农大众的革命浪潮中退缩了，转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一大后，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籍，“做成一纯粹之国民党”，①遭到拒绝。失望之余，于1924年6月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一方面说服一些人脱离革命，参加右派营垒，沈玄庐就是其中著名者②；一方面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1925年5月，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起草宣言，极力主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原则”，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运动后，革命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6、7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反动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革命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其特点是：借孙中山的口号（如“大贫小贫”论），否认中国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借口国民革命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不能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标榜自己拥护工农利益，要对他们施以“仁爱”。戴季陶用儒家的“仁爱”学说解释孙中山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攻击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他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烟幕。戴季陶提出必须以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戴季陶主义作为统一战线“共信”的基础，对于互相间没有“共信”的共产党人，要用“排拒性”“独占性”加以排斥。或者是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或者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戴季陶的谬论以“中正”面目出现，说三民主义是“温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义；它既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即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而其实是要打倒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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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季陶致蒋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
②沈玄庐因参加右派反共活动，于1925年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和广泛传播，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是为蒋介石反共篡权作舆论准备的。
瞿秋白洞察到戴季陶主义的本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粉碎戴季陶主义。8月，瞿秋白写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随后，又陆续写成《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章，从政治、思想、组织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反复研究了戴季陶的谬论，了解右派活动材料，收集各方面的反映，然后构思。写作时，“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以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去，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象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夜里写成了。”①瞿秋白驳斥了戴季陶要求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的谬论，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共产党不但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认为当前的民族斗争非常需要；但是承认民族斗争，并不能否认阶级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指导；工人阶级切身的经验知道不能靠‘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戴季陶主义和‘劝告日本人回东方来’的戴季陶策略，来得到自己的权利和日本的让步，而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他们知道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是要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运动方针，方能使胜利之后确有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②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所提出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口号，“能够结合一般被压迫的革命的各阶级，督促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能够建立起来，持续下去。”③这个联合战线的真正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各阶级对内对外的共同利益上”。④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抛开大多数工农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⑤。其“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因而始终破坏了此种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帮助一般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工贼的。”⑥对于戴季陶所谓仁爱的说教，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它完全是欺骗工农群众的，其目的“是要暗示农工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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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回忆秋白》。
②③④⑥《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⑤《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六大以前》第340页。
⑦《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提出的所谓团体的“排拒性”谬论，不过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国民党右派排拒共产党人的理论根据。“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①“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②但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是绝对不可少的。他说；“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自己的政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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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瞿秋白批驳了戴季陶所谓共产主义“不能实现，不适于中国”的谬论，他说：“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①这是可以实现的理想，而非空想。“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②
对于戴季陶反动理论的实质，瞿秋白概括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们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③他告诫中国革命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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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中国的国民革?/font
毛泽东、肖楚女、恽代英等都参加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陈独秀、彭述之等，也批判了戴季陶主义，但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有不可容忍的错误（例如，彭述之关于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的观点，陈独秀关于右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紧要问题的观点等）。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仍然取得很大的胜利。通过这一场斗争，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保卫了党关于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方针。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群众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达几万册。假左派汪精卫指责戴季陶反对工农的错误。新右派蒋介石批评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就是反对先总理孙中山，应群起而攻之。戴季陶孤立了。戴季陶及其同伙，在共产党人的反击下，“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①，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议中警告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②可是，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反击很不彻底，仍然选举戴季陶等为中央执行委员，养痈遗患，使他继续危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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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重刊宣言》（1927年11月4日）。
②《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1926年）。
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同国家主义派曾琦、左舜生、李璜以及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各派反动和改良理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批判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等等谬论。1926年1月，瞿秋白写《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指出中国革命急剧深入发展之时，阶级分化是不可免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派别及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便是阶级分化的产物。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国民革命，企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消灭共产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借口。瞿秋白坚定乐观地指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阶级的分化，会更加“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巩固一般平民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人类历史的演进，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共产主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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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风驰电掣，迅猛快捷的攻击和退守，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分化和组合，要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在中国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上指示道路、领导革命的伟大任务。在这个神圣使命的大纛之下，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青年干部，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的群星，光华夺目，放射异彩。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九 大革命风暴中（下）
九 大革命风暴中（下）
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排共反共，阻挠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就当前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职工运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党制定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①。“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②。瞿秋白在会议上积极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10月10日，会议发表了《告农民书》，向全体农民提出“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而要实行“耕地农有”，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革命打倒军阀不可。
这年年底，在上海，瞿秋白由蒋光慈陪同，访问了郭沫若。这是两个人的初次会见。也许是因为都是文学上的同调，他俩一见面便畅谈起来。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绍了俄国文学，建议他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③他看重这部小说的批判的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借此唤起人们揭露和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专制统治。郭沫若这时在上海编《洪水》半月刊，从文艺转到社会问题方面。当时，有一些人在争论：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还是走土耳其基马尔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认为日本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对于基马尔，他不了解，因而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答应给他找一些资料。会见时，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脸色苍白，一副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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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②《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
这时，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发烧，经常吐血，但他照常坚持工作。仅仅在1926年1、2月间，他就写了政治理论文章近二十篇。这些文章，围绕批判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紧紧抓住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这时，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加深化，更加完备了。在此以前，他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主要还是在理论原则上的阐释；现在，他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积累了实践经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毫不妥协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的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瞿秋白指出，国共合作以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居主导地位，五卅运动“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指导权以消灭革命。”①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必然影响和加速思想界和政党界的左右分化的进程，“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造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瞿秋白强调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联合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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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瞿秋白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他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民众的领袖和代表，他指导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使他们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义派联合，以实行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力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和中国平民的革命的政权。”①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党要打破“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②，因为，“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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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北京屠杀与中国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可以说，以五卅运动为催化剂，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阶级阵线的日益清晰，使瞿秋白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迅速升华，形成了更深刻、更完整的理论体系。
1926年1月21日至24日，瞿秋白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集中解决目前的政局和党的总的战略方针。会议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①南方革命形势仍然向前发展，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湖南人民掀起驱逐军阀赵恒惕的运动。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发展。北方的国民军正在抗击着直奉军阀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应当打出去，转守为攻，发展革命。会议明确指出：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②为了准备北伐战争，会议决定，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经之地的湘、鄂、豫、冀等省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只有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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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②《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回到上海以后，中央了解到瞿秋白的病情严重，决定让他停止工作，入院疗养。为了他的安全，特地请了一位可靠的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定下一个单人病房。住单人病房费用很高，中央的几位同志凑了一笔钱，付了住院费。安排妥当后，中央委托杨之华传达中央的决定：强制瞿秋白住院治疗。杨之华把中央的决定和安排告诉了他，同时给他一个体温表试他的体温。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体温表看，水银柱还是升得那么高。他带着微笑，缓缓地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完成一个心愿了。”他说的这个心愿，就是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写而未能动笔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日用惯的文具放在一只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入院后，他每天开一张参考书单，请几乎每天来医院看他的杨之华按照书单，到四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找书。当他得到那些书时，就象得到了宝贝似的高兴，迅速地翻阅。在开头的两个星期，他还听从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读书。第三个星期后，就索性坐在椅上，伏案写作了。他把写作计划给杨之华看，对她说：“中国共产党员，连我自己在内，都需要认真地多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帮助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当前革命中的问题。”他计划把俄国革命史写成四个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与共产党；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苏维埃及社会主义建设。他打算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计划。杨之华劝他先把病治好，出院后再完成书稿。他说：“我编写这部书，是希望有助于提高党内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有助于正确解决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特别在五卅以后，正确地领导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更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先编写这一部分，没有时间等了呀！”杨之华看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也只好由他。他写得很快，杨之华每次去医院，都带回一份复写的文稿回家。有一次他开玩笑似地说：“这是医治我们营养缺乏症的药品呀！”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经过两三个星期，便大体完成了。出院以后，他陆续挤出一些时间，终于写完这本书，并在1927年6月在武汉出版。瞿秋白在为这本书所写的自序中说：
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很深切的兴趣，能够给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很早便想利用我所有的一些材料，编纂一部《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但是，总是因为没有时间，或是病，始终不能如愿。去年生病的期间，身体渐渐复原的过程里，在私庆得保性命之际，更觉得要尽这一个责任，因此，就动笔编了这一本书……。历史上断定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作历史读。
后来，由于他的工作日益繁重，《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的其余部分，没有能够完成，这是令人遗感的一件事。
中国处于世界的东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应该把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放在世界革命历史和现状的这个大范围内加以考察。一切革命者都应该而且必须了解世界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这个时期，瞿秋白在《新青年》月刊，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了古代埃及、犹太、希腊、罗马奴隶平民的暴动，中世纪的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印度、蒙古的革命，法国、德国、瑞典的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世纪的世界社会革命，等等。通过这些历史知识，他告诉人们：世界的历史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只有用科学的真实的历史知识，武装头脑，才能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判断。
革命的北伐观
在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也随之逐渐发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25年12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居优势。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支持下，反对党内一部分同志关于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竟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应允在国民党二大中央委员会成员选举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等无理条件，致使国民党二大后逐渐形成右派势大、左派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在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总司令）。不久，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打击共产党人，排挤汪精卫的势力，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继续采取退让方针，使蒋介石实现了部分篡权阴谋。两个月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并被通过，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在会后全部离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代理，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党政军大权，都掌握在蒋介石一人之手。蒋介石自谓，“三二○”事变和《整理党务案》，是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分水岭，说的一点不差。
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在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决策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其影响更为恶劣。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的方针。如前述，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出师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二十五万人，控制东三省、津浦路北段，以及京、津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人，经营湖北、湖南、河南、陕西东部和河北中部、南部；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人，盘踞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在北方，吴佩孚与张作霖合兵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吴佩孚军计划出湖南，联合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各省小军阀，准备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湖南爆发了所谓赵（恒惕，湖南省长）、唐（生智，赵部师长）之争。唐倾向于湖南人民的驱赵运动，于革命有利。1926年4月，吴佩孚派军入湖南，援助赵部叶开鑫师打唐生智，实行所谓南伐。5月，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援。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个旅分路增援。6月初叶挺所部占攸县、迫衡阳，叶开鑫部溃撤，双方对峙于湖南中部。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四、七、八三个军陆续向湖南前线集中。
就在此时，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成《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赫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向导》上。文中，陈独秀对已经开始的北伐战争妄加评论，他说：北伐战争“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①中央总书记的言论，完全违背了中央二月特别会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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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7月12日，在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虽然正确地指出必须“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但是，这篇文件居然对于旨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只字不提。这个文件，是在陈独秀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产物。会议错误地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的主张，强调“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7月14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言》，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指出他们是和平统一的障碍，是中国人民一切困苦的总原因。宣告：“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对待北伐战争问题上，这是两份对照鲜明的文件！
陈独秀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读者来信质问道：这是“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矇懂一时吗？”①国民党内的右派及其追随者，借此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攻击的反动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有因，完全是陈独秀招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