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的这些“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他们同当时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样，就是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民的思想都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造好以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在《新社会》的同人中，瞿秋白进行写作、译著是很勤奋的，数量也很可观。每一期几乎都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时间，他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包括译文）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①
时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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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给《新社会》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在这里，他一扫那种丧失理想因而也丧失今天的努力的悲观厌世的情绪，满怀信心地大声疾呼，力图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热情，增强人们走向为社会争新生的伟大目的地的力量。他说：“中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①。但是，究竟怎样地去适应世界的潮流？瞿秋白只是希望人们“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有爱惜光阴的心，慎重办事的心。”说“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②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旧社会的某种改良，真正的新的中国是不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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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瞿秋白在中国社会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敏锐地感到改造旧思想普及新思想的必要。他清醒地看到不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危害，而这种观念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他指出：“社会上阶级的观念，也并不是几个哲学家文学家的言论所造出来的，实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上，免不掉的，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一直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去掉，法国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这许多年，法国人的姓名前面还常常看见De，Comt，Baron等字样，表示他们是贵族后裔”①。中国的情形尤其落后得惊人，“‘君子小人’的观念，从上古时代一直遗留到如今，从《大禹谟》上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起，直到民国八年十月里的高等文官考试卷子里，还有人引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解释经济学里面的分期的。”他认为，社会和学说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膨胀起来，是极可乐观的，“应当进一步着想，把新思潮普及开去”，以排除旧思想、旧学说，“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瞿秋白既看到了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虚妄，也看到从孔子到程朱陆王一脉相承的以“君子”治“小人”思想的反动。孔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那么，请问：“君子小人，二三千年来，谁是爱的，谁是易使的？若是君子多爱人，小人多易使，何以翻开历史来，只见杀人、淫乱的故事？”②这个揭露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的，它显然是接受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的瞿秋白希求以普遍的平等代替某一阶级的平等，某一地域的平等，即摒弃“君子小人”主义。“我们所谓普遍是什么？是全世界，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我们所以求普遍的是什么？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谟克拉西’主义。”③这些话同《新社会》发刊词中所宣扬的“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完全一样的。如何实现这种“普遍”呢？瞿秋白提出的措施包括到穷乡僻县去“实施教育”，实行“工学主义”，研究和传播科学，等等。这些措施表明，瞿秋白当时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他的《知识是脏物》这篇文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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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②③《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在《知识是脏物》中，瞿秋白援引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认为财产私有是脏物，知识私有也是脏物。他认为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实验哲学时代了”。废除知识私有制的方法，“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承认经济上的关系——财产私有制——有较大的力量”，在主观上，则应“去实行泛劳动主义”①。泛劳动主义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反对不劳而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以为人人参加体力劳动，不经过革命，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和知识教育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则是完全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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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
瞿秋白深怀忧国之情，却痛感于救世无方。他怀着极其焦虑和同情的心理，思索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从上海烟厂每日做工十六个小时的女工，到北京日夜辛劳的人力车夫、帽子作坊的工友，到江浙湖北卖妻鬻子的农民，他都想到了①。他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可以不注意么？要注意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生活可以不注意么？”②“可怜！农业的中国，几千万农人受着军阀、财阀、学阀间接直接的强暴侵略，有什么利器——抵制的方法——呢？”③的确，这时，瞿秋白还没有找到解除工农劳苦大众惨痛境遇的方法和道路，他因此更感到“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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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第4号，1919年12月1日。
③《谁的利器》。《新社会》第17号，1920年4月11日。
④《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当时，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感到极度悲观失望的青年自杀身死，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就是其中的一个。林德扬曾经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一贯热心于国事，他的自杀成为轰动知识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为此写了评论文章《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自杀》和《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他透彻地分析了这类青年自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民性估价的时候，平时看不出的品性一时都暴露出来了。在这时期，许多青年竭力往前奋斗，就发见了种种恶现象，受了几次几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杀，也真有人彻底觉悟。”①何以要自杀呢？他们把社会改造事业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以至于悲观、失望、颓唐，走向自杀之路。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大凡一个旧社会用他的无上威权——宗教，制度，习惯，风俗……造成了精神上身体上的牢狱，把一切都锢闭住了。当时的人绝不觉着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旦这个牢狱破坏了，牢狱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在里面的人可以看得见外面，他心里就起一种羡慕的心，顿时觉得自己处的地位没有一处是适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体是在里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简直是手足无措了。没有办法，只有撞杀在牢狱里。”②瞿秋白对自杀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热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说：“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能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③但是，自杀者毁灭自己肉体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而应该把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变为随时解剖自己、扬弃自身弱点和缺点的行动。这种解剖、扬弃是不易办到的，只有抱定为社会新生而牺牲一切的人，才会做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对此，瞿秋白写道：“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④。在文章中，瞿秋白批评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所谓“青年自杀，足以表现中国人心气薄弱”和罗家伦所谓“有条件自杀”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觉醒了的青年，应该在奋斗中去锻炼，经受战斗的考验。激愤忧时，急于改革，这种愿望绝不可无。奋斗是一桩苦事，但奋斗中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林德扬的自杀“就是他没有觉着困难中的乐趣。困难越多，乐趣也越多。我们预备着受痛苦，历困难。痛苦就是快乐，快乐就在困难中。我们不预备受痛苦，历困难，痛苦也就越多，困难也就越多。”⑤自信自强，乐观开朗，这是瞿秋白对于精神境界的一种异于过去的自我新认识，并用来激励别人，应该说这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还是初步的，有时是不稳定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坚定而又充满着生气的先进青年，是不会感到“精疲力尽”的。他说：“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药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在着愤激之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自杀的动机，只是觉悟的第一步，并非就是觉悟，以后的乐趣还多得很。林德扬又何必自杀呢？”⑥瞿秋白向青年朋友们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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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③《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第8号，1920年1月11日。
④《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⑤⑥《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⑦《自杀》。《新社会》第5号，1919年12月11日。
在探索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瞿秋白十分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这一时期，他先后写了《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告妇女文》及《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译文，托尔斯泰作）、《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译文等，分别发表于《新社会》、《解放与改造》、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上。他指出：“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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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①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②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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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号，1919年11月11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②。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③瞿秋白的道德标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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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号，1920年3月1日。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运动的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落失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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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新社会》第9号，1920年1月21日。
1920年4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①。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②。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③，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的谬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④。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⑤。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无疑，这是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救国论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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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2月。
②③《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号，1920年4月21日。
④⑤《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年2月12日）。《妇女评论》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一个过渡；现在，瞿秋白刚刚开始了这个过渡。
五四以后，社团繁兴，刊物蜂起，《新社会》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远在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都有它的读者。正因为这样，《新社会》是不能见容于旧势力的，1920年5月1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时，终于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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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新社会》被封闭，于是有《人道》继起创刊②。时间是1920年8月5日，距《新社会》被封只有三个月零五天。《人道》仍旧以“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是《新社会》的编辑班底。这时社会实进会的职员经过改选，瞿世英当选为职员部的会长。董事部则新增入一批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陈长蘅、马名海等人。职员部下属的编辑部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许地山，《人道》的编辑负责人当然也是郑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可见，《人道》在事实上是《新社会》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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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说：“《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创刊号上主要的文章是：本社同人的《宣言》、郑振铎的《人道主义》、陈其田的《零碎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等篇。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超阶级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人道就是仁与义，“仁是爱人的，义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字里头。”“人道就是仁义的实践”。《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象，诸如：“政治的权威常常压迫我们”，“富者用金钱的魔力左右社会”，贫富悬殊，智愚不一，风习落后，等等。说“在现在的世界里头，一切事业底进行还有因循富道的倾向。所谓‘人道’！‘人道’！直如空谷底应声，这里呼一声那里应一下，呼完应完之后，仍然找不到人道的所在。”人道渺渺，畜道盛行，何以把二者颠倒过来，把这个混浊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平的世界呢？《人道》同人的宣言是：“我们愿敝同人的笔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教人人有所归向。又愿我们的月刊有不可思议的变化，能够将一册变为十册，百册，千册，万册，乃至无量数册，教这世间虽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所充满。更愿读者诸君对于人道有三张，六张，九张，百千张，万亿张，乃至算数所不能尽的嘴，各个嘴里都能发出等数的声音来鼓吹他，教一切人类都受了平等的宠惠和进化的幸福。这就是本刊出版后的愿望。”把知识界的笔和文字的作用，抬到不可思议的高度，把标榜“人道”的刊物的力量，宣扬到可以扭转乾坤的地步，实在是太过分了。郑振铎为创刊号写的重点文章《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的将来，系于此一语了！”“人类的一线生机系于此了！”“救人类于灭亡者，实在只有‘己所欲者施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可。此一语即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有这种精神，而后人类始能捐除意见，协力工作，以自拔于灭亡之途。”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但这些话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钤束、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丝毫无助于广大劳苦人民的解放。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统一的或超阶级的人道，对一个阶级是人道的行为，对另一个阶级就可能是不人道的或不尽人道的行为。革命维护了一个阶级的人道，往往就要破坏另一个阶级的人道。革命的每一次重大深入，可以说维护了更多人的人道，但决非实行了统一彻底的人道。
《人道》创刊号中也有较为激切的言论。如宋介所写的《言论自由与盲目的言论取缔》一文，但它与《人道》的其他文章显得不十分协调，因此，它不是《人道》的主流。
瞿秋白在《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会》没有发表完的散文诗，《心的声音远！》
远！远远的……
…………
青隐隐的西山，初醒了
红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长街外，
漠漠无垠，晚雾初凝。
更看，依稀如画，
平铺春锦，半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滚开去！哼！”
警察的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的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
远！远远的……
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对强暴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把这首诗与作者以前的诗作比较，可以看出，它已经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悲愤悒郁，而且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
这时，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活动还很活跃，从5月15日起，在青年会举办讲演会，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讲演社会问题。先后到这里讲演的有胡适（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高厚德（Dr·Galt。优生学与社会进步）、陶履恭（工业界的新提议）、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听演讲的人不限于该会会员，每次到会的人有时百余人，多至二、三百人。该会计划9月份以后，再举行几次讲演会。此外，北京社会实进会还计划在年内增办平民学校、刊行通俗丛书、试办游动图书库、举行露天讲演、试办贫民救济处、调查社会情况，等等。他们“将来的大政方针，还在：把本会扩充成一个北京全体市民的社会服务机关”，“以垂模范于全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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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振铎：《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
青年人道主义者们的愿望良好，并且充满了理想的信心。《人道》创刊号在《本刊特别启事》中郑重宣告：“本刊第二号定为《新村研究号》，很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先生们，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来稿须于八月二十五号以前寄下。”然而，压迫随之而来，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当然不得张扬呼号。青年会顶不住反动政府的压迫，于是提出种种借口，主要是说没有经费，只好停刊。《人道》的创刊号，也就是终刊号。
《人道》虽然终刊，但是探索人生道路的追求，在瞿秋白思想中更加执着，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了。在国内无法寻觅得到的人道，在国外，在相邻的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在由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兴无产者集团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能不能在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到解答？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的，实践上又如何呢？他怀着求知的渴望，准备离故国，赴异域，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五 走向光明的使者
五 走向光明的使者
《晨报》特派记者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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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晨报》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以后一直到12月16日，每日照登这则启事。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①。没有阳光，没有光明，没有路径。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觉视听，无从辨认道路；有些开始觉悟的人们，在复杂纷乱的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混乱得怕人。这时，中国的近邻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②。那里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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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4—5页。
这时，从中国远行到俄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说：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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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肖劲光：《赴苏学习前后》，《革命史资料》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
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瞿秋白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瞿秋白却守定宗旨，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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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决定赴俄后，瞿秋白忙看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向亲友们辞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仆仆风尘赶到山东济南去看望父亲瞿稚彬①。瞿稚彬这时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苏人，做过山东乐陵县知事。王宅西邻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鹊华桥码头不足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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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稚彬1922年受聘于私立山东美术学校，任山水画教师。1929年改为私立爱美中学，在艺术师范科任教。晚年住济南道教人士集中的“悟善社”，该社解散后迁居“正宗坛”。1932年6月19日病逝于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正宗救济会”。遗体安葬于济南千佛山西麓与马鞍山东麓间的“江苏第二公墓”。墓碑碑文：“民国壬申仲夏五月十六日申时寿终先考稚彬公之墓武进不孝男瞿垚敬立”。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滨的小酒馆里，父子两人，还有父亲的一位道友，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桌上摆了几个冷盘热炒，炉上温着酒。在父亲说来，这是为即将去国远行的儿子饯行，而对儿子来说，则是为了在离开祖国之前孝敬一番长期寄人篱下，孤寂无依的父亲。父子虽强颜欢笑，心底里却都是苦楚难言。父亲年近花甲，长期穷困潦倒，忧病煎逼的生活，使他显得格外苍老。他不象北京的亲友那样，固执地反对瞿秋白远行。他知道儿子的决心，即使拦阻也拦不住。他惜别地深情地对儿子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①说得瞿秋白心头一热，眼泪已含在了眼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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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三个人都站起来，沿着大明湖畔，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父子两人的心更加亲近不忍离舍了。回到屋中，父子俩又整整谈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依依告别了父亲，离开了济南。
父亲的勉励，增加了瞿秋白远行的决心。回到北京，他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启程。
要离开北京了，离开这寄住了三年多的纯白哥哥的家了。愈是这时，瞿秋白的心情意绪就愈加留恋这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家，连这小院里的秋花秋草，他都觉得辜负了它们的好意。这几天，他晚上回到家里，就同哥嫂闲谈。原来执意反对他到俄国去的纯白，现在看到秋白一切都已决定，也就不再留难，反而勉励秋白到俄国后专心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这种殷切的关怀，反倒使原来理智强烈的秋白情感激动，低徊感慨不止。对于这位用“家族的旧道德”培育他的堂兄，瞿秋白有时因为志向不同，不肯屈从，但此刻远别在即，觉得兄弟情分却有些难以割舍了。
瞿秋白这次去国，差不多等于“出世”一样，一切琐事，都需要作一个收束。母亲死时遗留下来的债务，需要暂时有个交托；旧时作的诗词古文，需要整理出来，父亲要它留作纪念；幼时的伙伴，虽然远在江南，不能握别，也要写信告辞。写信时，他不禁想起了两位表姊。
一位是少寡的表姊，现在独自一人带着一个遗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行将破产的母家，精神痛苦不可言喻。
还有一位表姊，从小丧母，是与瞿秋白一同长大的。她家也是破产的绅士之家，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一大群，仰事俯蓄，艰难得很。她深感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人生发生疑问，但她又何尝能够解决呢？
夜深人静，瞿秋白在昏暗的灯光下，提笔写信，又下不得笔。他想：“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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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几封告别信，总算写完了。
住在京津的几家亲戚，瞿秋白一一登门拜别。
住在天津的，是他的一位表姊。表姊夫是位鸦片瘾者，在铁路局做事。这位表姊，本来是家乡的著名美人，现已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痛苦，犹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她已没有当年的意趣风韵了。她见到瞿秋白，只是诉苦。饮过白兰地，酒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鸦片烟灯说话。表姊夫指着烟灯说：“我一个月赚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说：“他先前行医也还能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佬’（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们的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她天真地对瞿秋白说：“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凉酒醒，瞿秋白在走回客栈的路上，感到天津繁华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了。
丰儿的三姨，就是名叫珊珊的表妹。她刚由江南嫁到住在北京的同乡恽家，丈夫是位家道中落而又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瞿秋白少年时每到环溪姑母家，总是和表姐妹们在一起玩耍。她们如今都已长大，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千百年来实行的老办法，各自找到归宿了。瞿秋白称珊珊为三妹，幼时关系亲近，隔别了数载，却不曾忘怀。见面之后，她向他诉说着自己的境况。她说：“我刚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象另一世界似的。”中国妇女做新妇，是她们一生一世最要紧的事，丈夫之外，同公婆、妯娌、叔姑的关系，都是她们面临的难以应付的大问题。瞿秋白深深地理解新嫁娘内心的惶惑与不安，他忙接着对她说：“你的小叔、小姑还算是好的。”她苦笑了一下，愁苦而低沉地说：“也就这样罢了。”她眼里流露出儿时的天真，但又深怀惋惜地说：“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①这一切，都成为温馨的旧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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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引文，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9—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一天，瞿秋白本来想看看三妹就早些回家，但是不知不觉却同她谈到黄昏时候。恽家住在北京和平门外相当荒凉的南下洼。从这里走回崇文门附近的草厂胡同，要个把小时。秋夜，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送出阵阵秋声，满天黑云如墨，地上是半枯的秋草。路上，人差不多已经全回家了，只有一星两星人力车上的灯光，远远近近的晃着。
瞿秋白见过表姊表妹，看到她们凄凉的境况，心情格外沉重和痛楚。往事如烟，一幅一幅的又都呈显在眼前，但它们已经不是瞿秋白所留恋的东西，而是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他为表姊妹们的悲蹙的现实感到伤心，因为他急切地盼望着她们和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幸福欢愉的新天地里。
1920年10月15日，晚间，瞿秋白到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面见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办理出国护照。然后，他匆匆赶到好友耿济之家中。在那里，几位朋友等待他的到来，参加他们送别的聚会。他们中除耿济之外，还有郑振铎、瞿菊农、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瞿秋白带着一身北京深秋夜风卷起的街尘，进入耿家的客厅，摘下眼镜边擦边充满歉意地向已经等待他多时的朋友们说明他迟到的原因。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地问。“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瞿秋白说。“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离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虽然明儿早上瞿秋白就要开始走上遥远的旅途，但他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
大家谈到俄国的严冬，担心瘦弱的瞿秋白连皮大衣也没有，恐怕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受不了。
有些朋友，还是想劝瞿秋白放弃赴俄的打算。瞿秋白冷静而又热烈地对朋友们讲了他这些天反复考虑的结论。他说了一大篇：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
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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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朋友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瞿秋白。今晚，瞿秋白脸上的神采，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象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些疲倦，他还是把精神提起来。
第二天，10月16日一大早，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三人登上停靠在北京车站的列车，和到站送行的瞿纯白、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及亲友们一一握手言别。当天到达天津，瞿秋白又到二表姊家告别。晚上，他就睡在北洋大学张太雷、张昭德、吴炳文那里，抵足长谈。天津电车的喧闹声，旅馆中阔佬的搓麻将声，酒馆里新官僚的划拳声，都引入这几位青年朋友的谈资。
郑振铎、瞿菊农、耿济之送别秋白后，又分别写信写诗从北京寄到了天津。18日早晨，瞿秋白收到诗信，立即复信，并附以答诗。信里写道：“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并附诗——
去国答《人道》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诗人以邮差自喻，表达了他毫无牵挂地前往苏俄考察和报道俄国革命实况的愿望。前途的道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是驱策诗人远离祖国走上这艰苦旅程的却是“宇宙的意志”，人民的愿望，而欢迎诗人的，是经过伟大变革的“自然的和谐”的新俄国，是流光溢彩、令人神往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要逐渐地伸延扩大，包括未来的新中国。诗人确信，自己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蜜蜂，可是当着蜂蜜酿成时，一定会有益于人民大众，有益于再造中华。
当火车离开天津时，瞿秋白对同伴俞颂华、李宗武说：“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复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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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火车隆隆声中，瞿秋白坚毅地而又充满了温情地告别了朋友们，向着北方出发了。这个真理和光明的热烈追求者，以少有的痴情和勇气，以苦为乐，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哈尔滨五十天
1920年，从北京到俄国去，陆路交通有两条：一条是西北向，经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一条是东北向，经满洲里——赤塔——伊尔库茨克。走恰克图须乘张家口到库伦的汽车，穿越外蒙古的腹地。直皖战争后，徐树铮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洲里方面，白匪谢苗诺夫与苏俄远东红军大战方酣，可瞿秋白等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告诉他们，如果能与即将“启节”赴任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尔滨直达赤塔。
瞿秋白等听信了优林秘书的话，与总领事结伴同行。
总领事叫陈广平，偕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一行三人。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同他们一道于10月18日午夜登上京奉列车离开天津，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19日清晨，火车驶近山海关。远望一角海峰，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景色奇异。当晚列车抵达奉天（今沈阳市），换乘南满列车，车上的职员全是日本人，车站上甚至连一个中国的搬运工人也看不到。瞿秋白感到这里“已经另一个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俞颂华懂得一点日本话，由他来办理交涉，免去了很多麻烦。
20日早上火车到长春车站，换乘中东铁路客车。瞿秋白步出车站，一看，天地已经萧然变色，车站前一片大旷场，四面寒林萧瑟，西北风吹着落叶扫地作响，似乎在告诉人们：“已经到了北国寒乡了。”长春以北是中东铁路，形式上已收归中国管理，但车上一切职员还大多由俄国人担任。车站外停着的是俄国马车，驾车的也是俄国人，而担任中东路护路的又是日本警察，他们同驻在路旁的中国警察不时起些小冲突。
火车到哈尔滨站，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天黑了。瞿秋白一行乘上马车，在块石磷磷的路上走了一阵，来到福顺客栈。住下之后，又返回车站取行李。哈尔滨车站纯为俄国式，但管理之糟使人骇怪：头等、二等候车室里供着希腊教的神像，三等候车室满地泥水，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行李。福顺客栈的单间客房，只有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四张板铺，三人同住，每天要付房资二元。
从天津到哈尔滨，一路上的种种景象对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虽然这是同关内地域相连、山水相接的“中华民国”的版图，但却是“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①“从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换日本朝鲜银行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中东路未收归中国管理之前，还不得不换俄国卢布买车票，现在虽可用中国银元，然而天津钞票已不大行，非得哈尔滨钞票或日本钞票不可。”②他透过亲身的经历和观察所得，清醒地觉察并体验了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经济生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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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51页。
到哈尔滨后，瞿秋白才听说谢苗诺夫的白匪部队横梗在满洲里和赤塔之间，战事激烈进行，无法前进。总领事陈广平一行也没有马上离哈北进的打算。起初，他们曾经想退回北京去等待时机。商量之后，决定百折不回，静候时局稳定，继续前进。这样，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竟停留了五十多天。
哈尔滨这个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国际城市，真好象是中国社会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这里，原来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道里和南岗俨然是俄国人的禁脔，建筑是俄式的，商店是俄国人开的，即使是在俄国店铺里任职的华人，也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放弃不平等条约，把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旧俄势力在哈尔滨逐渐减弱，而对哈尔滨垂涎已久的日本人的势力乘机发展起来。道里的市面有一半归了日本人，以前哈尔滨商场向以俄国卢布为单位，现在卢布价值跌落，日本金票几有取而代之之势。日本人野心勃勃，企图再进一步取得中东铁路的特权。日本人锐意经营哈尔滨，扩大他在满蒙的权利，是与他出兵西伯利亚，侵略东亚，进而侵略全世界的战略计划密切相联的。
哈尔滨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瞿秋白有时走在街上，常常听人说中国人与俄国士兵、警察起冲突时，日本警察就来干涉。日本人对于哈尔滨的市政，调查得比中国人、俄国人都清楚。日本的商品，充斥市场，中国货难以与之竞争。正如瞿秋白所说：“俄国势力倒了——旧俄帝国已死——日本却又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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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俄国人聚集在哈尔滨为数很多。瞿秋白同各个阶层的俄国人进行接触后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是以阶级划分的。俄国革命后亡命的白俄资本家、将军，虽然是亡命之徒，却还是高楼大厦的住着，肚皮吃得饱饱的，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鲜把戏。各派俄国社会党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中东路工党联合会，以它和哈尔滨城市工人联合会为实力后盾。哈尔滨的俄国和中国的工人运动者，以这一联合会为中心，举办一些教育卫生活动，团结俄国工人、青年和中国工人。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介绍，瞿秋白和友人廖连柯同去中东路工会联合会拜晤了该会会长，并到隶属于这个联合会的哈尔滨劳工大学听邬芝栗洛夫先生讲授《俄国社会发展史》。通过这些活动，瞿秋白看到了“中俄两国民族的接近，确比日本人及其他欧洲人鞭辟入里得多。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大家本不懂得‘文化’这样抽象的名词，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①瞿秋白的这个论断，只是一时的观察所得，并非历史地考察了中俄关系之后所作出的，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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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哈尔滨的冬天越来越冷，枯树，疏林，积雪，冷月，一派荒寒萧瑟。下层居民的经济生活寒俭得很，文化生活也就更加可怜。瞿秋白所得到的印象是“满洲三省的文化程度几等于零”①。马路上到处是粪尿垃圾。中国住宅区的穷苦人家，“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②这样低下的生活水平，哪里还谈得到文化呢？！文化不是天赋的，中国民族应当如何努力？东方文化古国的文化何时才能重新振兴？这一系列的问号在瞿秋白的脑中萦迴不已。没有文化便不能直接接受新的学说，就不能有阶级的觉悟，就无法再造文明。这里急需“往民间去”的先锋队，可惜这里的知识界又不中用。怎么办？回答是：到俄国去！“宁死亦当一行”③！他的决心更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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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6—57页。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在哈俄国人的纪念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办劳工大学的新屋。场中人满，挤不进去。于是他坐到演说坛上。宣布开会时，全场高呼“万岁”，起立齐声唱《国际歌》。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会后，他应邀到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家中去参加晚宴。屋里摆着盛筵，红绿色电灯，满屋红光灿灿，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席间，大家痛饮欢呼。一些热情的俄国女郎香气浓郁，凑近来问中国、北京、上海的风俗人情，絮絮不已。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俄共党员，立起演说：“我们在此地固然还有今夕一乐，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面包，还不够呢。……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重任，竭力设法……大家须想一想俄国的劳动人民呵。”①瞿秋白同他攀谈，他问瞿秋白是不是共产党，中国政党有多少？瞿秋白答道：“中国社会党（按指共产党——引者）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只有象你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的许多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会。”②这是瞿秋白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党员的一次颇有兴味的谈话，他更加急切地向往苏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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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1—62页。
从满洲到赤塔
12月初，得到确实消息，谢苗诺夫匪帮已经溃退，满洲里方面总算肃清了。瞿秋白等去看了陈广平，知道他的专车已经办妥，定于12月7日离哈北行。可是，这位领事大人又横生枝节，以收取车费为名，从瞿秋白三人那里要去一千元，又答应与三人在行车中共同起伙，后来算帐，却索取了三人三百斤面粉做为车中一个半月的伙食费。12月8日，他们搬上专车住宿，然后交旅费、买粮食。透过这些琐屑的事，瞿秋白“这才尝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滋味。……原来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没有经验，就该受骗。懂世故人情，有经验的人都受过‘骗的教育’。……后悔不曾多受几年东方古文化国的社会教育，再到‘泰西’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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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月10日，专车离开哈尔滨往西北方向，穿行黑龙江全省向中俄边境的满洲里进发。车窗外边一片云色，往往几十里内绝无人烟。13日，抵达满洲里。这里算是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几经战争，凋敝不堪。旅途中，三个记者与三个外交官无事闲聊。瞿秋白深感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双方各自隐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夺去他不少精力。但另一方面，闲聊中，也多少了解中俄外交的鳞爪。十月革命一起，各国驻俄公使团退出彼得堡，别国公使多少总料理自己侨民归国，或是自己带着走。中国公使刘镜人自己得了一辆专车，赶紧偷着就跑，唯恐侨民和他纠缠。有些留学生挤上专车同走，公使竟要索取车费。贫困的侨工十多万人，至今流落该地，饥寒冻馁，无人照料。总领事陈广平的赴任，第一件事就是照料侨商，遣送华侨返国①。陈广平先后在刘镜人公使馆任职七年，但瞿秋白同他交谈中，发现他对俄国文化一无所知，外交政治上的大势也茫然，连几句普通的俄国话都说不完全。中国北京政府边防处派驻俄国军事代表张斯麐中将，这时恰从莫斯科回国途中抵达满洲里。瞿秋白见到张斯麐，听张说：中俄外交本来是很有希望恢复和发展的，可惜北京政府没有诚意，畏葸犹豫，没有确定的计划和方针。张斯麐赴俄本由北京政府同意，但后来出尔反尔，人为地制造困难，使张无法任事。他惋惜地说：“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政府不给我全权，我的事情也是办得有头无尾。俄政府招待外国代表向来是非常之优待的，——我亦在优待之列。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特电伦敦，说我不是正式代表。劳农政府几乎当我是间谍，……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②随张斯麐一道回国的，还有一位刘绍周，即刘泽荣，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员，是留俄学生中最出色的人材。瞿秋白与刘绍周交谈，知道了俄国经过四年内战后的社会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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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政府外交部1920年10月12日电驻英公使施肇基，内称：“陈广平系由部派，以办理总领事事务名义驰往照料侨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