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做“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8 欲加之罪
一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我的名。8月7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3000多字的新闻，竭尽胡诌编织之能事。其全文如下——
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
【新华社北京7日电］新华通讯社总社最近以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
和大会，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
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戴煌是新华社记者，在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他就对党
不满，反对党，以致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戴煌曾说，如果共产党再不改正“错误”的话，他就要组织新党。他说，
这个新党的名字没有定，叫“新共产党”，或者叫“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或者叫“第三党”。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
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
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
戴煌利用记者工作上的便利，到处搜集攻击党的“材料”，随时随地
进行造谣诬蔑。他的狂妄的反党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对中共中央的
领导、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国际问题以及人民新闻事业等各个方面。
去年11月，戴煌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此信还
未写完），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在“万言书”
中谈到“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的问题时肯定地说，“特权阶
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
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按照戴煌的荒谬的说法，这个“特权阶级”已经成了一个非要打倒不
可的“剥削阶级”了，他硬说这个所谓“阶级”同人民之间有着“生活的
剪刀差”。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谬论，他竟无耻地捏造了这样的“事实”：
“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
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他恶意地煽动说：“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员和
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姓已
经“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
新的统治阶级又站起来，再发展下去和台湾合并算了！”
戴煌在“万言书”中还用他去年回家（他的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
搜集的一个违法乱纪的干部的材料，作为攻击党的“最有力”的炮弹。他
把这个干部的材料加以渲染夸大，他说：“今天的人民和我们的党距离得
多么远！”“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这种黑暗的深渊！”
戴煌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他
说，“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的官僚习气。”
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也是
同样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点和
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不要
自负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承认
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国家进
行恶毒的攻击。在6月1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向党放出了一支最恶毒的箭，
他说，他对国家的意见，“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这就是
国家矛盾的根源。”这五个大字，就是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的基础。
戴煌诬蔑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
自己神化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极尽诽谤之能事，他说今天的干部是
“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他企图把全国的干部一棍子打死，
硬说，“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
外，无恶不作”。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他狂妄地攻击中
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是“早就怀疑的”，说自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认他“诬蔑党的‘神化和特权'的说法，不
是随便说的，而是久经考虑的”。当同志们质问他为什么到处散布反动言
论时，他说，他“要唤起群众，目的是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对党
施加压力，以改变现状”。戴煌所说的“改变现状”，就是他在反右派斗
争中所承认的要组织“第三党”，取消共产党的狂妄企图。
不仅如此，戴煌还不惜从各个方面来诋毁新中国。他甚至把今天我们
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也看成是“今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他认
为，建造武汉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那也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时，戴煌还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诋毁苏联。匈牙利事件发生
后，戴煌反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他说，苏联的出兵，
“从公正及道义上”来说，“是讲不过去的”。他并且完全颠倒黑白、混
淆是非地说：“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
戴煌对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强烈地要求取消党对新闻
事业的领导，向党要求新闻事业的“独立性”。他诬蔑人民新闻事业是
“愚民政策”。他更到处恶毒攻击新华社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是撤掉这批
领导人，拆掉新华社。去年9月，有人控告他在家乡私自召集地主、富农、
被斗家属开会，搜集村干部的材料，煽动群众斗争村干部。为了查明真相，
新华社派人到他的家乡进行调查。戴煌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恨，他到中共中
央监察委员会控告新华社采取“秘密警察手段”，对他实行“政治迫害”。
戴煌还同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认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
员的说法“有其道理”，他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
天下”等谬论。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说：“党内‘三害'的
危害性远远超过右派，为什么现在不反‘三害'却反右派？”
戴煌口口声声说他是“人民的喉舌”。他说，他对浪费国家财产、挥
霍人民血汗的人“恨之入骨”。可是，根据大家的揭露，他恰恰是一个极
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他一贯地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去年，戴煌领了1200
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在国家和党号
召认购建设公债时，他只认购40元。他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
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
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对于戴煌这种种反动言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指
出，戴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由于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和打着
新华社记者的幌子，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大家还揭露，戴煌老
早就站在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立场上。从解放后一进入城市，他就开始犯错
误，后来在国内和国外做记者工作期间，又屡犯错误，党曾不断地给予教
育和批评，希望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戴煌不接受这些教育，相反他
对党深怀不满，对于屡次所犯的错误，或者当面抗拒，或者假检讨而后推
翻，然后更加猖狂地攻击党。
从去年起，戴煌就更加露骨地处处同党对抗，处处钻空子，他甚至说，
“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所有反领导的人，都是好人”，他表示要同他
所说的“官僚特权集团”斗争到底。他并且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宣布，他要
“准备受打击”，“准备坐牢”。这种种情况，都说明了戴煌走上反党的
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同时经过几次会议的揭发，在大量事实面前，戴煌还
承认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圈子”，进行了一些反对领导反对党的活动。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认为，戴煌是记者群中的害群之马，
他们一致表示要决心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的言行，要他彻底缴械投降。
二
不难看出，这条新闻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从我那被称之为“万言书”的尚未写完的长信及日常言谈中摘出的片言只句，而且对我的人格也进行了污蔑诽谤。
不说别的，单说“戴煌领了1200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等等来说，就完全不是事实。
这笔稿费，我确实是拿过的。但是稿费一到手，我就遵照党的“额外收入缴纳党费5％”的规定，如数缴纳了党费。我所以没能超额缴纳，是因为上有老母需要奉养，一个没有分文收入而又害有肺病的姐姐需要我的接济，一个哥哥因子女众多欠了国家银行的贷款需要我帮助偿还，另有几个读中学的侄儿需要我帮助他们交纳学费和伙食费，我哪有能力购买过多的建设公债和超额缴纳党费？
所谓“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也不过是给自己的妻子做了一套衣服，花去了几十元；身边的同志说“拿了稿费要请客”，请他们到西单商场内的峨眉酒家吃了一顿晚饭，连酒水在内也只花了十元左右。
所谓“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这是似是而非的谣言。事实上，当时决定我回国休假，我的行装和日常用品都还放在河内，由于妻子刚生了孩子，苏北老家又急需用钱，才预领了休假两月的工资，休假结束后，才决定我不再去河内，这怎么能说成是“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呢？
至于“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这更是没有影儿的事。事实上，1956年秋天国家为大家普遍调级时，我刚进外交学院学习。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脱产学习的人员，一般均不在这次提级之列。可是，在我根本不知情的背景下，新华社主动给我提了一级，我还有些莫名其妙，何来的所谓“内心极为不满”？！
对所有这类问题，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在“批判揭发”我的大会小会上，我都曾反反复复地作过完整的阐述与说明。但是擅长于胡诌的高手们仍要如此活灵活现地予以编造与歪曲，以混淆视听。
这就是一些“老战友'与“老同志”！
三
这条新闻，尽管如此地背离事实真相，但既然由新华社公开播发了，第二天的全国各大报都普遍照用不误，并随心所欲地标出了“各有千秋”的大标题——
《人民日报》：《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
上海《文汇报》：《戴煌想干什么？》
…………
香港的一家别有用心的报纸在其头版头条，刊出火柴盒大小的九个大字：“新华社记者也反中共！”
台湾方面，则以台北新闻界名义向我发布了公开信：“欢迎戴煌先生到台湾来。”
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漆德卫，在其《北京反“右派”的浪潮》的新闻中，前半段说的是丁玲与“丁陈反党集团”，后半段就写到了我这个被他称做的“新华社的年轻工作人员”。
法新社驻香港记者洛甘，当天就摘转了新华社的这篇稿件，说“新华社指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1944年起就是一个反党分子”，“人们揭露戴煌曾经着手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在其中攻击共产党领袖，指责党的干部对群众采取狂妄和傲慢的态度。戴煌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动他的进攻的。”等等。
紧接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解放军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
本报讯 新华通讯社揭露出解放军分社一个以戴煌和李耐因为首的反
党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另外两个成员是韩庆祥、路云。他们四个人
都是解放军分社记者，大尉衔派遣军官。在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12日举
行的最后一次斗争大会上，戴煌、李耐因等已经被迫低头认罪。
戴、李反党右派小集团的全部成员都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野心家，
他们从1955年以来，长期地怀着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对党不满的情绪，经
常地背着党和组织纠合在一起，谩骂和诬蔑新华社的许多领导同志，打击
排斥别的军事记者，进而对党的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制度。
新闻事业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共鸣”了许多反动言论。右派分子戴
煌就是根据这些反动言论写了一部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
他并且还在小集团中酝酿过要组织“第三党”、对共产党进行斗争的狂妄
企图。
戴、李小集团诬蔑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是“新贵族”、“特权阶
级”，并且荒谬地说这是“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决定意识”。他们歪曲党
的集中领导制度“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由于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
的假民主很欣赏，因而大肆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
民主”。他们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道高唱“今不上。昔”“中不如外”的
反动论调，来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荒谬地说像长江大桥和
飞机制造厂等伟大工程“也不过是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戴煌、李耐因等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和深
受剥削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眼中的我国农村也是“黑暗和痛
苦的深渊”，因此狂喊“农民太苦了！”“共产党忘本了！”等等。同时，
他们还诽谤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比不上解放以前”，文学艺术不如“五四”
时代，电影艺术多半是“公式化”，新闻事业是“教条”，不如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他们对我们伟大邻邦苏联的许多诽谤，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的叫
嚣一模一样。
戴、李小集团还曾经处心积虑地阴谋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妄图
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新闻观点强加于党，变解放军分社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阵地。在这一重大的阴谋活动中，戴煌、李耐因分别以小集团的“统帅”
或“军师”身份，指挥、率领着“急先锋”韩庆祥和“大将”路云一道，
向党发动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戴、李小集团选择了去年春天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的时机，发出这一
进攻的信号。他们在这次会议中利用当时军事记者们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绪，
并且蓄意捏造了许多谎言，煽动军事记者在会议上“诉苦”，借此对新华
社领导进行恶毒攻击。
当新华社为了加强军事报道和便于培养军事记者，决定集中新华社海
防前线分社、志愿军分社和国内部军事新闻编辑组的全部军事记者成立解
放军分社，而解放军总政治部对这一措施也表示完全赞同时，戴煌、李耐
因等开始反对，继而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便密谋出一套同总政、新华总社
的领导意图相对抗的“方案”。他们借口“把军事报道提高到国际斗争水
平”、“准备应付战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本否定和平建设时期的军
事报道，并主张除了“只留几个人看门”以外，调大多数军事记者去学习
外文等技术知识，学习回来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任何东西，所谓“自由发展”。
此外，他们并且坚决反对解放军分社接受总政的领导。这个“方案”实质
上是戴、李小集团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政治方向的纲领。当总政和总社不
同意这个“方案”，提出解放军分社“以工作为主，照顾学习”的方案时，
戴、李小集团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接着，李耐因和戴煌又密谋出另一个
“解放军分社归总政建制，同时保留新华社军事组”的“方案”来，企图
把军事组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与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分社分庭抗礼。他
们还狂妄地在小集团中对这个“军事组”的方针、编制、人选等都作了具
体安排，密谋抬出李耐因当“军事组”组长。可是他们的这个阴谋在领导
和其他军事记者的坚决反对下又告破产了。
从此，自称“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李耐因，
便迁怒于受总社领导上委托负责筹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而要戴煌、韩庆
祥、路云出面，四处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并且还威胁总
社领导说：要“联名抗议”，“集体罢工”！李耐因并亲自赶往福建前线
搜集材料，企图骗取驻福建前线的军事记者的支持。小集团还背地策划、
积极活动夺取采编主任职位，以便控制解放军分社。甚至捏造“群众要联
名向中宣部控告”，公然诬蔑新华社领导同志。
在解放军分社成立后的一年来，李耐因和韩庆祥共同采取对工作消极
对抗的态度，在军事记者中挑拨是非，制造不和，并向总政宣传部新闻处、
解放军报以及首都各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派遣军官，大肆散布攻击解放军分
社领导同志的谰言。他们还采取了许多极为阴险卑鄙的手段，破坏“八一”
三十周年的报道，企图借此把解放军分社的领导同志打下台，把解放军分
社搞垮。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一致认为，戴煌、李耐因反党右派
小集团长期以来早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一年多
来对党的疯狂进攻，实质上是一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激烈的政治斗争。新华社从7月中旬开始发动对右派分子戴煌的斗争以及继
而揭发出小集团的内幕以来，到本月12日为止，先后举行过三十多次大会
和小会，终于迫使这群右派分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和真理面前低头认罪。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
看了《解放军报》在头版刊登的这篇报道，可谓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们的又一“杰作”。至此存照，使人们一窥那个时代这些“高手”们歪曲捏造、致人于死地的毒辣手段。
事实真相是，我与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同志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开始都从事新华社军事报道，在横渡长江后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曾一道工作，调总社后又在同一个部门，自然熟悉亲近些。没想到这就成为一条罪状——“为什么你们来往多？这还不是‘小圈子'、‘小集团'？”先定“罪”，后“求证”，一个“反党的”、“有阴谋”的“右派小集团”就这样下了定论。
因为定为“反党的”、“有阴谋的”、“篡夺领导权”的“右派小集团”，于是正常的出差去作报道工作，也成为“阴谋活动”；正常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成为“互相呼应”；连日常的闲聊天，也成为“背着党”的“小集团活动”，那“目的”据说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原先的军事组和后来的解放军分社充其量不到十个人，而把这个“小集团”竟描绘成有“统帅”、有“军师”、有“大将”、有“急先锋”、有“纲领”，还有什么“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一套“战略战术”，不啻是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宫廷政变”，这岂非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又可笑！
四
随之，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我家乡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了一个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就是“好人”了。
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亲者痛，仇者快》，把新华社的那条电讯在国内外引起的一切恶果的责任，全部推在我的身上。
霎时，我硬是被一些人推进了万丈深渊，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仅如此，凡是平时与我比较谈得来的同志，不是“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根本不是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而纯粹是徇私报复，落井下石，搞臭骂臭，浊流横溢。
这样的所谓“批判斗争”，对我整整进行了三个月。
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说一句公平话：虽然对我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斗争”，在语气文字上对我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诬蔑诽谤，但在行动上并未损害我的人身尊严。
当时，正处于闷热的夏天。我忙于记录别人的批判发言和所提的问题，紧张得汗流泱背，社党委书记普金在一旁给我扇扇子，社党委委员了九递毛巾擦汗并倒来了茶水。这些文明举动，非“文化大革命”中的拳打脚踢“造反有理”可以同日而语的。
后来，也许全社接踵而出的“右派分子”太多了，连一位汽车司机和一个未满18岁的电台练习生也被“揪”出来了，实在“批”不过来了，才草草结束了对我的“批判”，叫我写“检讨交代，提高认识”，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康生同志选定的九部马列著作，争取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此刻，我内心斗争之猛烈，犹似江海汹涛之激荡！
9 定罪
一
1958年3月上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这时候，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刚从宣武门新华社机关大院的仁义楼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宾馆南边的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
这宿舍区当时还很荒凉，附近既没有京西宾馆，也没有军事博物馆和其他任何高大建筑物，只是个四周拉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空旷冷漠的黄土大院。在这个黄土大院的东南角，仓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层红砖楼。我的新家，就在这座楼西北角底层的最顶头，直冲着狂呼怒吼的西北风。
一天，社里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把我叫到城里去，悄悄对我说：“很不幸，你已成了全国应受‘二类处分'①的‘标兵'了，《结论》也已打印出来了。你先看一看，好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日后过最艰苦的生活。”
①对“右派分子”的处分，除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外，其行政处理共分六类：一、劳动教养；二、监督劳动；三、留用察看；四、撤职；五、降职降级；六、免于行政处分。
说罢，他就拧开他的办公桌中间大抽屉的暗锁，把一份已用订书机订好的《结论》递给了我。
二
将受何种处分，生活将如何艰苦，我并不太重视。但匆匆看了那份《极右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我简直呆若木鸡了！
虽然，从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揭发”和那篇绝妙的“新闻”中，我已深感我们新华社不乏“隐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罪名正式写上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政治结论”，我还不能惊异于这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尊敬的读者已从以上各章的叙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摆在我眼前的这份《结论》强加给我的罪名之大，简直可以立刻把我绑赴法场！而这些“高手”中的大多数人，恰恰是与我滚爬过同一条战壕，打过同一副扑克，并用我偶然所得的稿费，去全聚德、砂锅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厅共尝过美味小吃的人。
现在，请欣赏一下他们利用我主动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和奉命根据大家的揭发批判追逼而写的“检查说明”中的一言半语（即《结论》中打引号者），给我胡诌而成的罪名——
（一）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
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内部是“你争我夺”、
“乌烟瘴气”、“逢迎、拍马、惟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每个角落”。认为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蜕化了”，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
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老百
姓失望到极点”，“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认为“今天国家矛盾的
根源是神化和特权”，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
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央集
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人民
代表是“指定的”、“摊派的”，都“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
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允许自由辩论，自
由结社，自由批评首长直至中央和毛主席”，并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必修
的政治课。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
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
和改造黄河，都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
值得自豪的”。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
罩着千百万人民”。
（四）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记者
“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新闻报道“不客观和不公正”，“过分夸大地
宣扬了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而偷偷地掩盖了黑暗和腐朽”。认为我们只报
道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坏的，不说人家好的，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
义国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是极不公平的”。主张记者
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坚决向党斗争到底”，争取资产阶
级的“新闻自由”。
（五）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
生了动摇。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
“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
认为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说苏联出兵援
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从公正及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如
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了”，“匈牙利事件
内因是主要的”。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
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六）戴煌依据上述反动观卢、，曾于1956年春写了一份“万言书”
（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
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
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点向党展开了恶毒进攻。他下
定决心“准备受打击”和“坐牢”，要同所谓“官僚主义集团”斗争到底。
（七）组织反党小集团。自1956年初到同年10月期间，以他和李耐因
为首组织了反党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领导活动，阴谋篡夺解放
军分社领导权并篡改其政治方向。这一阴谋虽然终告破产，但对工作造成
了很大损失。在小集团活动期间以及后来的长时期内，戴煌均散布了大量
的反动言论。
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
夺军衔。
我愣了一会才长叹一声。随后，把这重似千钧的几小张打印纸，默然送还那位好心的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从桌后立起身，递给我一支烟，并点上火，才问我对这《结论》有什么意见。我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
我记得很清楚，这《结论》引用我的一些话，是一些“好心的同志”采用“引导”、“启发”实是诱供逼供的伎俩追逼我，我才说出来的。
下面，就是这种追逼的实录——
有人问（以下简为“问”）：你是常常考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那么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怎样看？
本人答（以下简为“答”）：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
问者说：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动摇。
问：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但仍然肯定了列宁。你对此怎样看？
答：斯大林的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但赫鲁晓夫是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的。他过去也喊过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之类的口号，现在却把斯大林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道德的。现在他又抬出了列宁；由于他反复无常，说不定有一天他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
问：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发出警告，士。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结局只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对此，你怎么看？
答：如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可能全部解放。但美国可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问：既然你认为我们国家有“神化与特权”，有“官僚主义集团”，你打算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答：我打算发出呐喊，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说理斗争。
问：那你就不怕受到打击么？
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准备受打击，也不怕坐牢。
问：你曾向你的爱人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你有没有向别人表示过要成立什么新的党派？
听到这里，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想：这哪儿是什么“分析批判”，“帮助”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明明是把我往断头台上推嘛！我十分恼怒地回答：我是想成立新的党派！
问：这党派是什么名称？
答：第三党！
…………
《结论》中的一些引语和词汇，除了“万言书”外，就是这么来的。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已成定局！如果让我看这份《结论》的负责同志有能耐变动《结论》的分毫，他就不会先让我看看这《结论》，并望我做好泅渡苦海的准备了。
我由衷地谢了谢他，和他拉了拉手，就回城外皇亭子的那座“寒窑”了。
四
1958年3月18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准时赶到城内机关大院“工”字楼二楼会议室开会。我预感：“罪状”早拟好，“宣判”的时刻到了！
我提前一刻钟，就赶到了城内机关大院，独自一人走进了那个会议室。
不一会，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的几十名党员同志陆续来到。他们沿着四边的墙裙，随意找张软椅坐下，没有言笑，一片冷漠，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其中被挂上“右派”称号的，共有十余人，约占国内部总人数的20％，包括被叫做以我为“主帅”、李耐因为“军师”的“反党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此刻我们都像素昧平生，目不对视，往日同志间坦率友爱的热流“顿失滔滔”。
会议室中间，有一张乒乓球台似的铺着白台布的长方桌。桌上搁着一只嘀嗒嘀嗒响的双铃小闹钟。时钟指到两点整，会议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用地道的北京话宣布：“这是处理国内部右派分子的党内会议。受‘二类处分'的人如果不服从决定，将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
接着，就由每一个“右派分子”所在的党小组派出“忠于党”的人，轮流向大家宣读这些不幸的人的《政治结论》和处分决定。每读完一份，都要到会者举手“表决”通过，惟独不让被称做“右派”的人在被开除出党前行使一次党章规定应有的表决权。
在宣读我的《政治结论》时，我注意到：“极右分子”已被改成了“右派分子”，但是其他字句原封未动。让我签字时，我本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那张小纸条，抄上这样的几行字：“我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仇视党'、‘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根据本结论所推演出来的论断。”但是一想到刚才主持会议人所宣布的那个规定——“二类”者如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将被“开除公职”，我极为冷静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义。我想：如果我不暂且忍受一下“俯首折腰”的痛苦，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线也被切断了。而我还是要革命的。在这不露声色地作了短暂的犹豫之后，我不得不勉为己难地签上了“同意”二字和自己的名字。
散了会，有人向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下个月（即1958年4月）起，155.75元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了，每月只能拿28元生活费。
随后，我只身孤影地徒步出了城，顺着当年还分上下行车道的复兴门外林荫大道，向皇亭子踽踽独去。只听得干冷的春风，吹得路中间与路边密匝匝的白杨树，发出阵阵呜呜声。似乎苍天也在为我们这些落难的人悲咽不平。
五
的确，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人竟也会遇到一个“三?一八”！
1926年的3月18日，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刘和珍等人，因向反动政权争民主、要自由，倒在段棋瑞执政政府门前的血泊中，光荣殒命。事隔32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自己党所领导的政权下碰到了“三?一八”，它应该算做什么日子呢？！
我们只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与国法，又是在党的一再召唤下，向自己人发出了正当的忠告与呐喊，竟也被当做死敌一脚踢出“山门”！虽然这与段棋瑞们屠杀刘和珍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想到今天我们同是革命者而如此作践“同志”这一珍贵字眼的人，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从内心深处发出尤利乌斯?伏契克临赴刑场时那样的呐喊：“警惕啊，人们，我爱你们！”①
①伏契克在其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一行的原话是：“人们呵，我爱你们。你们得警惕啊！”
10 家庭
一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开头这样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正常国度正常岁月的家庭来说，这论断也许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一旦许多家庭的不幸，不过是同时代政治狂澜中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漩涡，那么它们则不会迥然有异，而是风雨同舟的了。就说发生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的“十二月党人”事件和斯大林式的悲剧，以及发生在同样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类似的悲剧，给多少人和多少个家庭带来的不幸，就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二
1958年3月20日，即本人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从城内新华社机关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当天下午两点，在西单区政府门前会合，办理离婚手续，小女儿归她，大女儿归我。她特别叮嘱：“不要向外婆说，免得她老人家难过。”
“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们都以孩子的口气这样尊称她老人家。
老人家小脚，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随着我们过。一听说我被开除出党，她老人家就哭红了眼睛。
听了妻子的叮嘱，我说了一声“好的”，没说过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已结识多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抗美援朝后我又去了越南，从越南回国后又闹过一些小别扭。这一次，在全国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贴出那张令人震惊的说我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说不定她也会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她比我年轻3岁，才27岁，决心和我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本人从小受到的孔孟遗训较深，总觉得一旦结为伉俪，如果没有什么实在过不去的芥蒂，就该白头偕老，同舟共济。特别是想到我们的两个女儿的未来，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3岁半，生于1954年10月27日，当时我还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华社幼儿园；小的叫戴贝贝，生于1957年5月17日，此刻刚满十个月，只会发出惟一的单音——“爸”，由外婆和一位老保姆带着。她们同父同母所生，难道就忍心看着她们这样不会留下任何弥可珍贵的儿时记忆，各奔东西了吗？
可是转而一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豪爽的男子汉，宁可独吞苦果，决不牵累任何人。
三
下午两点，我套了一件还是1954年冬天在河内做的海军呢大衣，穿着平时一直穿着的已打了几块皮补丁的黑灯芯绒旧棉鞋，准时到了二龙路师大女附中对面的西单区政府门前。不一会儿，妻子也到了。我们一同走进区政府小院，来到楼下的婚姻登记处。
一位精瘦的约莫40岁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色和太行山区的口音可以判断，她也是从老解放区磨炼出来的，说不定过去就做过妇救会这类的事。她得知我们的来意，似乎并不那么乐意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离婚登记表》。她叮嘱我们好好地填写，尤其关于子女的归属要填写好。
不一会，她拿起我们填好的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长叹了一口大气，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说得好轻松！‘两个孩子，一人一个'！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难道就这么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几句错话吗？过去为党为人民拼死拼活地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吗？！”
她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登记表，直愣愣地看着我们说：
“你们先回去吧，把表放在这里。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论。我们还要慎重研究，还得征求新华社党委的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十来岁就参加了党的啊！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往后如果接不到我们的通知，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说完，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握别的手，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
四
我俩双双步行，向复兴门走去，边走边谈，谈谈今后各自的打算，重点是外婆和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和对外婆的赡养，今后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了！我个人今后每月只有28元钱生活费，今后将去何处“监督劳动”，也还是个未知数。不论怎么克俭苦省，每月至多只能省下十几二十元。妻子当时每月78元，除去她个人的必要的开销，只够大孩子在幼儿园的费用。老保姆可以辞退，请她包涵；可是小女儿和外婆怎么办？至于我苏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及同样需要我不时接济的几个正读中学的侄儿，只得愧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磋商的结果，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请外婆带着小贝贝到大连去。孩子的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连——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大姨夫是一座重型工厂的党委书记，两位都是新四军时代的老同志，工资都较高，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如能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那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的前景永远不会好转，而他们又愿意把贝贝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尝不可。
好，就这么办，等一回到家，就给他们去信。
五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们下了大路，走到麦地中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土埝上坐了下来。环顾早春景色，我们发现，返青的麦苗丛中散布着一星半点的小荠菜，它们有的在嫩绿的小叶下，已绽出芝麻粒大的小白花，很招人喜爱。妻子说：“咱俩挑点荠菜回去吧？就是炸不了春卷，熬点荠菜粥也是好的。”
“好的。”我也装着乐以忘忧的样子随声响应，“在我们苏北老家，这也是逢春必享的美食。”
待我们各自挑满了自己的帽子，她用自己的小手绢一起包包好，夕阳已下西山，暮色苍茫了。我们这才继续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妻子再次叮嘱我：“关于登记的事，你什么也不要说。不然，外婆又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的。”
我点点头。但是一进屋，当站在小孩床里的小贝贝又欢快地大叫一声“爸”，就扶着小床栏杆咯咯咯笑着来回走的时候，我顿时苦泪盈眶，疾步冲了过去，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不住地亲她那红苹果似的小脸蛋。妻子在一旁忙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才竭力克制住自己，放下了孩子，背向着外婆进了里屋，迅速抹去了眼眶周围的泪水，不让她看到我脸上的会引起她多一分悲戚的痕迹。
大连方面很快回了信，欢迎外婆和贝贝去。惟一的要求是把贝贝的一切衣物，包括小孩床和澡盆等等最好都带去，免得他们再购置。
说得很在理：孩子走了，我们留下这些东西也用不着。再说，把孩子托付给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回来，人家得花费多少钱！何况人家还要单独奉养老外婆。
不日，妻子就带着外婆和小贝贝到大连去了。我带着青青把她们一直送到前门火车站。外婆抱着小贝贝站在车厢门口，教口口叫“爸爸”、“姐姐”，招招小手，向我们告别。我又一次强忍着泪水……
六
她们走了！我独自一人，按第二步计划行事：退掉了两大间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子，把一切家什搬到斜对角另一个楼门里的一个最小的房间里，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为的是每月省下几元房租和水电费。当新华社决定4月7日上午，我和另外五名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字号人物去北大荒时，妻子也从大连回来了。看得出，她似乎也很难过。
离京前夕，我与妻子躺在床上久未成寐。承她雅爱，她让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
这奇怪吗？
不奇怪。在吃“新闻饭”之前，我和她分别在新四军不同的文工团干过几年。她跟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她所在的那个文工团留在苏北敌后的许多同志，和我所在的文工团合并，这大有助于我们在打进南京后一起做新闻工作时的相互了解。她会拉二胡，同时认为我的嗓门儿还凑合，往往兴致一来，就拉起二胡让我唱，而且常常让我唱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避免胜利冲昏头脑，苏北新四军许多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不久即失败的历史剧。其中最著名的是夏征农编剧、沈亚威作曲的歌剧《甲申记》和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圆圆曲》为《甲申记》剧中人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所唱，其内容是婉劝李自成手下的骁将刘宗敏不要对她无理，以免激怒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词曲如怨如诉，哀婉动人……
妻子自己，音色略带低哑，但对音律的掌握和情感的表达，倒也小可人意。据说我到越南完成了奠边府决战的报道任务后，新华社欢送几位记者去越南，她在大家的要求下，曾相当动情地唱了苏联的这样一首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我相信她在那种场合下单单要唱这支歌，确是出于纯真高洁的情爱的。很可惜，这情爱经不起霜打雪夺而犹如昙花一现。在这迟早总会天各一方的时刻，她要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与其说旧情难忘，不如说留个无形的纪念吧！
她怕隔壁的新邻们听见我的歌声，暗笑我们这是“望乡台前打溜秋——死中作乐”，特地要我“轻轻地唱”。
我轻轻地唱了，先唱了朝鲜的《春之歌》，继而唱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我们怀念雅拉玛》，最后才唱了她最爱听的《圆圆曲》。
《圆圆曲》的歌词大意是——
今朝啊今朝，
旧江山换了新主，
正欲把基业稳固，
莫国妾逼反了儿夫。
他见我，在田国丈府；
他迎我，用油壁香车；
他别我，因兵书频催；
他约我，永不相误；
他爱我，如掌上明珠。
只怕他，听说奴被将军掳，
他就要冲冠一怒，六军编素，
勾结满番胡奴。
将军——
目前边患正猖撅，
遍地疮痍犹待抚。
将军啊将军——
奴似落花流水任漂泊；
你好比东方旭日初升，
莫被奴这乌云遮住……
我唱完了，她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她的心头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滴血。
七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与同志们乘坐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进城。在人们熙熙攘攘地急于买份早点就去办公室的机关食堂里，妻子特意多买了几个咸鸭蛋和几根广东小腊肠，陪我共进也许是分手前的最后一顿早餐。
早餐后，我们去北大荒的六个人——对外新闻编辑部编辑。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格的侄儿陈封雄，对外新闻编辑部英俄文业务干事梁昌荣，参考资料编辑部编辑、一度担任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俞鸿钧的外甥陈亮，地方新闻编辑部编辑方约，新闻摄影编辑部编辑杨迎先，以及我本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和书箱，等等，登上了一辆陈旧的也有帆布篷的美式中吉普，直开前门火车站。
车子快出新华社南大门时，我才从车后发现新华社机关党委的几位男女工作人员，在大铁门里面的路边上向我们挥手送别。
这时，还可称做我的妻子的她，也匆忙赶来站在一边，默默无语地向我挥了挥她那小巧的手。我一下从一边的侧座上躬着腰站了起来，一手紧抓着车后的栏板，一手伸到帆布篷外，像要划破空气似地使劲挥动着，大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再见了——青青——拜托了——”直到车子拐上了国会街①，顺着宣武门里的城墙向东开，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才返回自己的座位。
①北京的城墙，在“文化大革命”前才开始逐步拆除。当年新华社门前叫国会街，现在叫宣武门西大街，为北京前三门大街的一段。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同遭这种不幸的家庭究竟有多少？谁能说得清？！
名扬中外的新华社：再见了！
古老美丽的北京城：再见了！
此去能否复归，谁能为我们掐指一卜！
11 去北大荒
一
去关外的列车终于启动了。
在我们所坐的车厢里，只有我们这六个人的穿戴特别显眼：狗皮帽，老羊皮大衣，大头鞋，长长的棉猴儿，都是那种“闯关东”的打扮。
据说前些日子，一列列火车拉着中央各部的“右派”奔向东北时，前门车站上曾多次“上演”过真正悲声泪雨的伤心剧。每当汽笛一声长啸，车窗里，站台上，多少双怅然离别的眼睛，多少抑制不住的泪水，多少只发疯般挥别的手，数也数不清。车厢里的很多年轻人——最小的刚满18岁——有的脸上还挂着泪，都高声唱起苏联那首催人泪下的《共青团员之歌》，一些年岁大的人也随声跟着哼哼：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在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今天我们也启程了。看来整个列车上，只有我们这六个人怀有这样的心情，不可能再目睹那一幕幕撕肝裂肺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劳动，本是光荣而自豪的字眼。可是一加“监督”二字，它就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耻辱与痛苦！
不过，我们也都多少懂得一点辩证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管别人为何“拿着大顶”看待我们、凌辱我们，我们仍然应该以革命者的气概，在完全崭新的生活中继续不断地丰富自己，在幽暗中追寻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