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他开会回来，神态忧郁，精神委靡，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上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二百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我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母亲劝父亲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
父亲谈过之后，心理负担减轻了一些，人也疲倦了，就和衣睡下。这时母亲倒紧张得睡不着了。她一直受党教育，相信组织，总想让父亲采取主动，担心他顾虑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考虑再三，她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天刚蒙蒙亮，她就起身，穿着拖鞋轻手轻脚出了大门，前往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同志住处。当时刘是作协党组负责人。母亲说有急事要找刘，请他接见。
刘白羽同志起身后问母亲什么事情，母亲把昨晚父亲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并说父亲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
刘不大相信，说企霞这样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在我们面前，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可能他不一定愿意谈。
母亲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同志把这一情况向周扬同志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当天下午，周扬同志派了辆车，接父亲和刘白羽同志到他那里去。刘很热心地和父亲握了手，说，你昨晚的情况，郑重已和我谈了。我已向周扬同志作了汇报，他要你去谈谈。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上了汽车。
父亲从周扬同志那里回来，神态自如多了，对母亲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同志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是要你的。
这之后，父亲一直在家等候。作协组织出面，为母亲请了一个月假，说父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
为父亲的这次行动，周扬同志的谈话和刘白羽同志的态度，母亲感到很放心。她认为父亲这样靠近组织，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作协组织和周扬同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她以为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作协组织要求父亲在大会上能把问题全说出来，从而迫使丁玲也交代自己的问题。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会场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根据亨先的安排，会议先要父亲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父亲的交代很使大家感到意外，斗争的矛头一下子都指向了丁玲，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和陈明听了父亲的发言，神情紧张，他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引出这么一个结果来。丁玲被迫到台前作交代，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她无法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欲说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连续几天会议后，所谓的“丁、陈事件”就这样被“彻底揭露”了。
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我听了之后，心里不由得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愁云。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
平地一声雷，党报的文章在全国上下，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对别人来说确实是平地雷声起，令人胜目结舌；但对我们全家来说，却似乎是对这几年来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一次总结，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更大的不幸。看来一切均已最后定局，无话可说了。
随后是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无可奈何地、耐心地等待着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因为事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一再保证过“党还是要你的，欢迎企霞同志重新回到党内来”，我们像是吃了定心丸，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更坏的结果。
处理终于来了，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原来的行政十级的待遇，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月二十六元……
这太出人意料了，母亲有些愤愤不平，到这时她才觉得是上了大当，受了大骗，她要为父亲鸣不平，找作协领导反映意见和要求。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你就是去反映也没有用。
五、牵连
“丁、陈事件”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不过是丁玲、陈企霞等几个人。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蔓延和扩大化，迫害的网越张越大，以至于被划人“集团”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据说后来总数竟多达三四百人之众，包括了、陈的上级、同事、学生、朋友、亲戚等等等等，还不算我们这些什么“名目”也没有的直系家属。
受牵连的人当中，主要是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或平时关系较为密切的朋友、同事，他们对丁、陈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对丁、陈问题的处理当然就有些不同的看法，或认为上纲太高，处理过重，或干脆认为完全处理错了。事后这些人都被归人到“丁、陈集团”内，如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等同志。这其中也包括他们对作协党组和周扬本人的领导作风有些意见。但是“丁、陈集团”似乎又包括不了那么多高层人物，于是又逐步分离派生出所谓的“丁玲、冯雪峰集团”，“舒群、罗烽集团”等等，简直成为莫名其妙的任意组合了。这和中央当时内部提出的“尽量少划”，“可划可不划的，尽量不划”的政策是多么不协调！难怪过去父亲的老上级，国内外声望很高、影响很大的诗人艾青同志，后来曾多次对父亲半是开玩笑，半是自嘲地说：“我是‘丁、陈集团'的成员，我在你领导下。”
至于作为“独立王国”基地的《文艺报》编辑部，普通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脱当右派分子的厄运。其中甚至有几个在反右斗争后期刚刚分配来的编辑，在运动后期也被一网打尽。《文艺报》改组后，原来的编辑们被强行遣散，不少人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送去劳动或失业在家，处境极为悲惨。
不仅如此，连中宣部派出调查丁、陈问题工作小组的李之琏、黎辛等同志，也以包庇和充当右派保护人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或作为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见《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137页）。
我五叔陈适五和五婶林宁，一直在国外，对国内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艺界所谓的对“丁、陈”的斗争，不仅没有任何参与，而且所知甚少。1955年底，五叔奉调回国，正碰上父亲被隔离审查，出于对兄长的亲情和过去同患难的战友不幸的不平，五叔曾到隔离室去探望过父亲，并通过组织向作快党组写过信，要求党挽救父亲这样一个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在国统区被捕坐过牢、经受过考验的老同志。不料，反右斗争一来，五叔竟被不明不白地开除党籍，划为右派，送往河北省滦县柏各庄农场劳动。五婶与我们家来往不多，他们也不放过，后经母亲再三证明她对此事毫不知情，才总算没有被牵连进去。
在父亲的处理决定下来之后，母亲觉得这和当初周扬、刘白羽他们所说的“党还是要企霞”的精神完全背离，感到愤愤不平，去找刘白羽反映。刘竟说：你有意见，那好，把你刚才说的意见都写成书面的，我负责向上反映。他拿到这份书面意见，如获至宝，立即到母亲所在的中华全国合作总社，非要合作总社对母亲作出处理不可。合作总社在作协一再催促之下，终于作出了母亲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的结论，宣布对她“党内警告”处分。待她调往福建工作一年之后，处分又改为“开除党籍”追至她福建的所在单位。直到1978年彻底平反后，我们才知道，她当时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划为中右，内控使用”达二十年之久。
我六叔陈企城一家，平时和我们只有些生活上的往来。六叔那时在《教师报》工作，六婶在北京第四医院任化验员。反右运动时他们虽然没有任何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却也因为父亲问题的牵连，被下放到广西，全家被迫离京。后来，六叔的命运非常悲惨，他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广西灌阳县含冤而死。
至于父亲的同事、学生，被牵连的就更多了。我记得当时《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李兴华叔叔，是父亲的学生，原来在部队受过表扬立过功，是个英雄模范。调到《文艺学习》后，平时勤奋工作，少言寡语，很受同事们的器重。只因为在处理“丁、陈事件”时，作协所属各单位党员干部都必须明确表态，他不愿昧着良心乱说，在轮到他表态前几分钟，他以上厕所为借口避开了。结果他也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下放宁夏。在遭受迫害摧残二十年之后，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78年刚刚平反没多久，就患上不治之症去世，当时才刚刚五十出头……
六、告别北京
处理决定下来之后，父亲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动，便开始彻底清理自己的东西。家中本来也没有什么家具，过去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转移，除了被褥衣物和一些必用的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解放进城以后，日用家具都是从机关里借用的，要清理也不费事，只需还给机关总务部门就行了。惟一需要处理的，就是父亲身边的一千多本书刊。父亲打算除少量必用的之外，一律卖掉。我央求他说，书别卖了，以后总有用的。父亲黯然神伤地说，不卖掉怎么办？我们在这里住不长了，以后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这么多书怎么带得走？不带走又能放到哪里去呢？
星期天，来了两三个人，说是隆福寺旧书店的，来收购旧书。不用说，肯定是父亲叫来的。他们和父亲一起一本一本地清点父亲的藏书。
书被一车车地拉走了，整个屋子一片狼藉，凄惨极了。没过几天，作协再一次通知我们搬家。那时节，住房搬迁的好坏，说明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书搬走后，这房子看来对我们来说也显得过于奢华了。
我们搬到崇文门外的学堂后身3号院内，这里过去是作协的司机和公务员们住的地方。分给我们的一共只有三间小房子，一间坐北朝南，东西各一小间。我们尽管东西不多，但带来的行李物品仍几乎无处堆放。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加上一个保姆，只能像住集体宿舍一样睡上下铺了。幸好来之前书刊都已处理完毕，否则还真的只好让它们躺到露天的院子里了。
我们搬到学堂后身后，也只住了一两个月。天气刚刚转暖，4月份，父亲接到通知，要到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去劳动，很快就要出发。
父亲临走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答应我们。他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母亲和我们都无法知道，他这一去何时回来，劳动将要持续多久，以后又会怎么样。生活、命运、前途，一切的一切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无法解开的未知数。我们要去送他，他不让，说作协一切均已安排好，不用家人操心。出发的时间到了，有人来叫他上车，他带上随身的物品，只说了声：“延安，要照顾好你妈妈和弟妹”，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分别，使我们心头十分沉重，却不料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又过了没多久，母亲也接到通知，要下放到福建去工作。父亲受处理后，每个月只有二十六元的生活费，他自己都不够开销。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五个正在长身体，又要读书的兄弟姐妹，怎么够呢？她只好去找作协的秘书长张僖同志，他终于答应再给我们兄妹五人每人每月十元的生活费。
1958年8月8日，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踏上了通往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的征途。
七、离别后的日子
离开北京后，母亲带着我们先在她的家乡上海停留二十多天，会会亲友，也对未来的生活略微作些安排。
上海曾是父亲开始走上文坛和投身革命的地方，也是他和母亲相识之处。他们两家的根基还大都在上海，我们的祖母、伯父、姑姑和外婆、舅舅们的家都在那里，加上晚辈，足有几十人之多。祖父我一直没有见过，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我出生在延安，远在上海的祖父还特意为我取了个名字叫“恭怀”。“恭”是排行，“怀”是因为抗战以来儿女及第三代都在异乡，路途遥远，见面不易，惟有“怀念”而已。多少年来他一直惦念我们全家，我们也想尽尽晚辈之孝。但就在我们准备南下去看望他老人家时，上海来电说他不幸去世。他至死也不知道他那个从小经历苦难，后来投身革命的儿子，会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也深为未能见到祖父感到终生遗憾。
考虑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母亲决定先把我六岁的小弟弟陈北京、三岁的小妹妹陈幼京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然后又继续南下到了福州。
福州当时接待了很多中央下放来的干部，对我们招待照顾得很好。几天后，母亲被分配到闽北山区的古田县，那里正在兴建一座大水库和电站。火车沿着闽江溯流而上，两边青山绿水，景色宜人。
我们在莪洋下火车之后，就进入了山区。一路上，行程十分艰苦，汽车里又闷又挤又热，汽油对臭被热气一蒸，呛得叫人难以忍受。车行了大半天，天将黑时总算到了工地，安顿下来。第二天是星期天，稍事整理和休息。第三天9月8日，母亲一早陪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古田一中办理转学手续。随后我就住在学校里，安下心来读书了。
母亲在工地的幼儿园工作，弟妹们则进了供电局办的职工子弟小学。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们更加思念过去的一切，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在农场里劳动的父亲，他究竟怎么样了？生活、劳动能习惯吗？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适应得了吗？
我答应过父亲，以后经常给他写信，并按他的要求每天坚持写日记。他要我不但写信，而且隔段时间还要把日记寄给他看看，以便让他了解我们在福建的生活。
父亲经常给我们来信，每次都单独给我写一封。他总是要求我体贴母亲，帮她照顾好弟妹；要求我也要把学习搞好，只要学习好，将来总会有前途的，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他还不断地鼓励我应该要求进步，相信学校，相信组织。每封信中他都对自己的前途，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看不出有任何悲观情绪。
父亲在来信中从不谈他自己在农场的生活，以后几十年也很少谈起。我们只知道他在那里日子不会好过，但不好过到什么程度，就说不上了。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偶尔听当时和他一起在柏各庄农场劳动过的杨犁同志，谈到他们当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形。
1958年春天，父亲被送往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参加劳动，受“丁、陈事件”牵连的原《文艺报》编辑部的编辑杨犁、唐因、侯民泽等人也一起到了这里。他们被安排在几间大房间里，十几张床铺排在一起。开始时隔几张床就要安排一个农场工人，大约是为了安全或监视方便吧。时间一长，可能某些人觉得这些右派还老实，没有多大造反能量，这些农场工人就都搬走了。从此大房间里住的全是清一色的从北京下来的右派。
柏各庄农场有水田、菜地，种些水稻、蔬菜、白薯之类。农场领导和工人知道这些人都来自北京，几乎从未干过农活，对他们也不强求。负责安排工作的组长总是对父亲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别累坏了。工人们也很朴实，似乎并不相信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说，什么右派，只要老实干活就是好人。
这些右派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灯下开小组会，不断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这往往是比劳动更加痛苦的活动，而且从不间断。上面要求人人敞开思想，彻底认罪伏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父亲很少发言，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年轻人说什么，他总是露出“你们这些孩子，懂得些什么”的蔑视神情，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应付的话。有些人为了自己早些解脱，劳动表现积极，发言也踊跃，大胆敞开思想。个别人也会因此而不惜伤害别人，甚至落井下石……有的人一年后就摘了帽子，有的两年、三年后得到解脱。这类事的决定往往不经过讨论，由上面直接决定。
父亲对自己的问题，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表现多少有些消沉，似乎并不急于解决问题。
在一次农场总场召开的全场大会上，父亲意外地碰到了五叔，这使他不仅大吃一惊，而且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他受到处理被赶出北京之后，和五叔也失去了联系。他根本想不到，“丁、陈事件”竟然使得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也会受到莫名其妙的牵连，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痛苦、迷惘和复杂的心情，是很难想像的。
八、重逢
我们在福建的日子过得很快，几年中生活也有不少变动。1960年暑假我在古田一中高中毕业，这两年的高中生活使我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先是疯狂的大跃进年代，随后又是困难时期，而政治气氛中“左”的成分越来越浓。陈延安这个名字，加上我满口不同当地人的普通话，使人很容易敏感地觉察到我父亲的遭遇，因而对我也更加歧视。我极力想摆脱这一窘境，天真地认为名字改了麻烦就可能少一些，于是我利用高中毕业的时机，改用了出生时祖父为我取的名字：陈恭怀。延安，这个本来象征着光荣和革命的名字，现在却成为我的耻辱，我的精神负担，我只好忍痛弃而不用它了。
即使这样，我的处境也没有丝毫改变。政治条件使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家庭成分和父母情况，随着你的档案总是先走一步，决定你今后的前途和命运。60年代初它几乎已成为高考时录取新生的惟一重要的条件。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居然被福建师范学院录取了。
而我当时报考文史类，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刚由中专改办的福建建筑工程学院录取。报到之后事事感到不顺心，一个月后我便退学回家，到母亲所在的闽江水电局的水电学校初中班担任俄语教师。第二年因再次参加高考而辞去工作，未被录取后失业在家。
弟妹中两个大的已上初中，两个小的一个上小学，一个在幼儿园。
母亲离开北京后，原在单位合作总社应作协要求，给了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一年后北京又转来一个新的处分决定，说由于她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被开除党籍，签发日期却是一年前的，签发单位则是商业部党组。
母亲对此处分不服，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申诉。商业部领导说，处分决定是她原单位合作总社作出的，合作总社井入商业部后已不复存在，原有干部均已调走，商业部党组无法处理这类问题。母亲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要求当面向他反映情况。安于文同志说，这是党的决定。既然是党的决定，母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悻悻而归。这样，她的党籍就不明不白地丢了。
1961年夏天，父亲来信说，他劳动已经结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在此之前，他要到福建来看我们。
我们都高兴极了，整整三年我们没有见到父亲，日夜思念全家早些团聚，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不久父亲打来电报，告诉我们到达南平的时间，我们全家六人都去车站接他。几年不见，只有梦中才偶然相会，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可真的见了面，我们却都显得很拘谨，很陌生。弟妹们和父亲分离时还很小，现在真有些不认识了。
父亲的外表一点儿也没有变，只显得更瘦削了。我总觉得他和过去有些不同。他变得亲切、和蔼多了。父亲向我们每个人都问了好，还开了几句玩笑。一路走，我一路打量着他，50年代的威严、朝气似乎少多了，锐气和话锋也不那么外露，更多的是深沉、思索和情感抑制不住的外溢，内中有时还能体味得到某种不易觉察的哀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
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政府用高价赎买、回收大量积存在人民手里的货币。商店饭馆都销售一些贵得出奇的议价商品，特别是食品。父亲讲起他路过北京时，五叔请他吃一顿饭，花了好几十块，两个食量本不大的人才勉强吃饱。连很多地位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饭后也要把菜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在上海，甚至连幼儿园托儿所也贴上了“看谁把盘子舔得很干净”的宣传画。
在饭馆里父亲和母亲款款地谈着，我们兄妹几个早已把桌上的饭菜横扫一空了。父亲笑着说，你们多吃些，不够还可以买。
母亲不断地讲述这几年我们的经历。她告诉父亲，离开北京后，她给过去的老战友、老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向他们抱怨命运的不公，好多人连信也不回一封。有的人怕受牵连，断绝了和我们的来往。
父亲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很严肃地对母亲说，你们也不是日子完全过不去嘛，不要总把眼光停留在我们自己的一家一户上。现在国家遇到困难，我们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应当体谅国家，不能再给国家增添麻烦。你困难，别人也都一样困难，到处向人家诉苦，影响多不好。
九、福州之行
母亲告诉父亲，前些日子，蔡其矫同志到工地上来体验生活，并兼任工地上一个处长的职务，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安慰。
蔡叔叔50年代在北京时常来我们家，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异乡碰到父亲在华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好像内心有了个安慰和依靠，感到格外亲切。可他回到福州之后，没有留下详细的地址，大概他以为不久还会回来的。
父亲很想到厦门或福州去一趟，他要我陪他，我正闲居在家，当然很高兴。我尤其想去厦门，因为福州我已去过多次，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人们都说厦门风光秀丽，面临大海，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呢。父亲虽然也没去过厦门，可他最后还是决定去福州。
从小我就喜欢和父亲一道出门，不管去哪儿，一路上他总有很多故事可讲。每当看到一座古塔或古建筑，他都能很自然地告诉我它建于什么朝代，有什么特点，有时还讲一些有关的故事或轶闻，生动而有趣。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不知不觉中得到很多知识，也受到不少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现在，我们俩坐在小火轮上，脚下是平缓流过的清清的闽江水，两岸掠过碧绿的杨柳和连绵不断的山丘。但我发现，这次他却没有过去那种闲情逸致了。一路上他少言寡语，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两岸的风光，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我感到他内心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更感受到他自然而然中流露出来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情。
船到福州时天色已晚，我们没有熟人，无处投宿，找了好几处旅馆均已客满。最后总算找到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一家旅馆大厅里搭起的临时铺位，还只能住一夜。主人说明天天一亮就要拆铺，要住就得重新排队登记。
大厅里整夜嘈杂不安，来往客人很多。我们怕丢东西，把手提包枕在头下，衣服皮鞋也不敢脱。坐了一天船，我累极了，一倒下就进入梦乡。醒来时天已大亮，父亲早已起来坐在床上等我，他没有叫醒我，想让我多睡一会儿，自己在看一本随身带来的书。我觉得很奇怪，过去他工作忙，经常熬夜写作，早晨起床很晚。昨天旅途劳顿，晚上也睡得不早，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洗漱之后，匆匆吃些早点。我说，咱们得赶紧找旅馆，免得晚上连大通铺也睡不上。
父亲说，不必忙了，咱们到省文联去找蔡叔叔，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之所以要到福州来，主要是为了看看老朋友，而昨晚不去找他，只怕太晚了给人家带来不便。
蔡叔叔很好找，一到文联就打听到了。老朋友再见分外亲热。蔡叔叔说，你们住的地方不必发愁，这里有闽江水电局驻榕办事处，有床位可以安排，价格便宜，条件也不错。咱们先去吃饭吧。
吃饭时，他们饮着酒，愉快地交谈着，似乎这几年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未曾发生过。岁月、磨难和分离都没有冲淡他们之间在共同事业的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情。
十、“思想交锋”
从福州回到南平后不久，我就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思想交锋”，焦点是关于我的前途和对党对组织的信任问题。我第二次高考落了榜，原来水电学校的合同教师又辞去了，只能托母亲在水电局办的机关业余学校找了个俄语代课教师的工作。父亲认为，总干这样临时性的工作不是办法，还应该好好用功，争取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我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尤其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不考大学几乎就没有别的出路。但我已经历了两届高考，深知当时政治条件、家庭成分是主宰一个学生命运的决定因素。像我这样父亲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考大学是没有任何录取希望的，我早已心灰意懒了。
父亲问我，去年考上建筑工程学院，为什么要退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能告诉他，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建筑工程学院报到时，才知道这是一所刚由中专改成的学院，录取的新生不是些文科成绩极差的，就是当时印尼反华后被驱赶归国的华侨学生，有些高中都未毕业。看到这一切，我心中感到非常委屈，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是文科班的高材生，那些成绩明显不如我的同学，仅仅因为成分好，就可以被北京的重点大学或省里的名牌院校录取。为什么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分配到这里来？一个月后我就借口“母亲生病弟妹年幼无人照顾”，退学回家了。
父亲听了我的陈述，很不满意，批评我不服从分配，擅自退学。他说，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组织自由行动，这是一个原则，要永远记住。他要我继续用功复习功课，争取明年再考。他认为，考不上或考不上好学校，就是因为你成绩不够好，如果你门门功课一百分，北大清华还能不录取你？
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现在录取学生，“家庭成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是什么成分？不是‘革命干部'吗？”父亲反问。
我无言以对，真怕说出来伤他的心。有一次班主任找我，说父亲是右派，成分怎么能写“革命干部”？硬让我改为“职员”了。但这话我怎么能当他的面说呢？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坐过牢，受过刑，现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革命历史早被一笔勾销了，他能接受这一事实吗？为什么他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后的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那么不了解呢？
父亲始终不相信，也许是他对共产党的热爱而不愿意承认，他的问题会影响到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以为这是地方干部水平低，曲解党的政策而造成的个别现象。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才最终相信。
不久，父亲又要返回北京，他说这次回去是办理调动手续，组织上要安排他到厦门大学或杭州大学工作，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全家就会真正团聚了。
（选自《我的父亲陈企霞》，广西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母亲丁玲
——1957年前后
作者：蒋祖林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我以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常就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来列宁格勒访问，我陪伴了她四天。两年多来，我十分挂念她。思母之情是我决定回国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风闻她“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所以，就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国一次。
这事，得从1956年7月初谈起。当时，我从苏联南方一个造船厂实习归来后便去教育学院看望于陆琳。于陆琳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她这时已三十出头，还离开家庭，离开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人一起当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在紧张的功课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她对我也很关心，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还有，195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中共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我担任造船学院留学生支部书记，在工作上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平时也有很多联系。这时，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她去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开了几天会。我向她谈了我在南方实习的生活。她告诉我，她在莫斯科见到了来苏联访问的李富春副总理，谈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总理在一起的情况。
随后，她关心地问我：“你母亲在国内犯了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问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与震惊，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不知道。母亲的来信中从未说过。”我又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错误？你从哪里知道的？”
她说：“听李富春同志说的。主要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宣扬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
我又问：“受党内处分没有？”
她答：“没有听说受了处分。”
听了她这句话，我的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点点。
她宽慰了我一阵，她说，看来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她嘱我不要为此事而情绪波动，影响学习。
我苦恼了好多天，因为这些“错误”同我心目中的妈妈的形象始终联系不起来。可是于陆琳是听李富春副总理说的，那当然是不会错的。一年来，妈妈的信里只字未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没有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难受。我思索着是否该写信问问她，但想到她没有告诉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还是不去触动她心里的这个隐痛为好。再说，信里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
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打红台）》，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申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这几封信，我反复看了多遍，看时都会不自觉地仔细思量。我想，她确是“犯了错误”，仅从信里的内容和情绪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又觉得委屈，因而产生郁愤的心情。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了。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隐隐作痛。
再就是我想借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一下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1955年6月，我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看望来苏联访问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那时，造船工业属一机部管，我出国前已明确属一机部派出。黄敬部长向我说，国内很需要我所学的潜艇专业的人才，嘱我好好学习。他简要地谈了点国内造船工业的情况，并向我说，如果我学习期间有机会回国的话，他让我参观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
为了回国后同妈妈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提前三星期完成了这个学期的学业。我用自己平日的积蓄，花了一千二百卢布，从国际旅行社买了列宁格勒至北京的双程往返火车票，于6月9日离开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
二、一个不平常的夜晚
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在6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妈妈来车站接我。我跳下车喊着“妈妈！”向她奔过去，她笑着轻轻地搂了我一下。夏更起（妈妈的勤务员）帮我提着箱子，我一只手提着皮包，一只手挽着妈妈向车站出口走去。妈妈一边走一边说：“你今天回来正是时候，知道你要回来，就找人粉刷房子，前几天刚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16号可漂亮啦！”“妈妈！干吗要这么大费工夫？”我心里想着，修房子既费钱，又会打扰她的写作。妈妈说：“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快乐些。”
我走进家门，只见小院呈现着一番崭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房檐；绿色的窗棂，门框。北屋前边的两畦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南屋前边东面的一棵梨树枝繁叶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满了枝藤，结着一串串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葡萄。小院清新、宁静，充溢着温馨的气氛。
多福巷16号是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妈妈1951年春天从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联宿舍搬来这里。北屋西边的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做会客用，另一小间空着。南屋的几间中，夏更起与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间。北屋两边的耳房用做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我住，我出国前住在这里，这次回来仍住在这里。这间房有门通客厅。
久别重逢，母子间自有许多话要说，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就在絮叨一些家常事中过去了，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由党内整风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只是我在苏联时没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纸到列宁格勒时，我已在归国途中。妈妈把这些日子的报纸理出给我看，她在说到这场斗争时，还嘱咐我：“你在国外四年，这几年国内变化很大，你要认真读报，了解和跟上现在的政治形势。”她侃侃而谈，态度明朗。当然，她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点。
晚上九点多钟，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独自坐在北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妈妈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妈妈谈话的话题引向她1955年“犯错误”的事。这时，妈妈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妈妈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
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妈妈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6月6日起，接连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吃惊地看着妈妈，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休会七天，现在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妈妈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
“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7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十六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其实，早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初就先已为我的问题定了性质。周扬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要对党忠诚。'他还提醒大家，‘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联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个会议过程就按着会议领导人事先已有的肯定的结论进行，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尽管妈妈已告诉我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但听着她叙述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地颤栗。
她继而向我说了以下一些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她的，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潢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叹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
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l z)
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止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
“再就是说我制造个人崇拜。主要是一件挂照片的事。1953年10月间，张凤珠（丁玲的秘书）从文学讲习所回来告诉我，说文学讲习所为招待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正在布置会议室，挂了一些作家的照片，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我的照片。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改组后，我已不担任所长，改由田间担任。我也再没有去过这个所。我一听张凤珠的话，就生气了，马上打电话给田间，叫田间立刻把我的照片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答应立即取下。我打完电话后还不放心，叫张凤珠到文讲所去，看我的照片取下来了没有。张凤珠回来告诉我，照片已经取下，我也就放心了。没想到在党组扩大会上，不顾事实地硬说我居然把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是制造个人崇拜，狂妄地吹嘘自己。”
听妈妈说到这里，我不由得一下就联想到妈妈1954年在列宁格勒向我说起的苏联文学馆挂照片的事。那时，她与周扬、老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起去苏联文学馆参观。馆内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中国作家中挂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四人的照片。她即向苏联文学馆的负责人提出，请他们把她的照片取下来，但没有被苏联文学馆负责人接受。她在列宁格勒向我谈这件事时，我曾觉察到她心情上的不安，但我当时体会不深。听了她刚才的这番话，我觉得自己才有真正的体会。
“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年2月16日致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她把黑皮手提包（这手提包她后来送给了灵源，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往沙发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轻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就是说我与陈企霞的关系，说是‘反党情绪的结合'，又说是‘反党联盟'，最后定为‘反党小集团'。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艺报》有三个主编的问题。全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我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陈企霞有个人主义，我没有及时批评他，觉得自己是正主编，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大好说。我向周扬汇报后，周扬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沉默，但他当即同意了。可是在会上说这件事时，就说我个人任命陈企霞、萧殷为主编，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同陈企霞‘反党的结合'。”
妈妈还说了好些会议中揭发、批判她与有关的人和事的一些问题。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拢，或是挑拨离间，或是排斥打击，或是破坏团结等等。
妈妈述说这一切时，态度平静。我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她的话。
在妈妈叙述完这些在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之后，我问道：“那么，你在会上，针对这些不合乎事实的揭发和批判，是不是说明了事实真相，或者作了申辩呢？”
妈妈说：“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不容许我申辩的。有些问题，我作了说明和更正，但会议的领导人根本不听，不予理睬，在他们作结论性的发言时，仍旧按照不符事实的揭发作结论。周扬在会上就说：‘不考虑多一个材料，少一个材料，主要考虑性质。'难道他和其他的会议领导者们会不懂得正确的定性来源于确实的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若是不含私心，若是抱客观的态度，即使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之中，也是不难把这些问题核实清楚的。”
妈妈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就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名义，以这些没有核实的事实为根据，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和中央。后来听说党组在研究讨论上报这个报告时，有的党组成员也没有让参加。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年底，中央批复后，党组向各文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的结论和处理，应告诉党员本人，党员也有申诉的权利。”
妈妈继续说道：“去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负责处理1955年定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具体工作由李之琏（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张际春、李之琏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那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
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不影响全局，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
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
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话，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至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快乐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妈妈就同我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她说：“你有两个月在国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去青岛住些日子，在那里，还可以去海军基地参观，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学的潜水艇。肖劲光（海军司令员）曾表示过，欢迎我去海军看看，当然，我去了以后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另外，你在列宁格勒也认识了刘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国后去找他吗？”
我一听，心里很高兴，我没有去过青岛，那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去了还可以参观潜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间在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他知道我学习潜艇设计制造后，对我表示了热情与关心，他约我同他见面。他说：“我同你母亲1936年底就认识了，那时她刚来到红军里，1946年在张家口还见过面。”他又说，“听说你在学习潜艇设计制造，这很好，我们海军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他要我常去他那儿玩。他回国时嘱咐我，要我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去找他。
但是，妈妈和我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不去青岛。因为，我们都放心不下妈妈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为此，不宜在青岛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来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劳，天气也热。
既然决定不去青岛，妈妈就说：“那我们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又在北京。”
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1953年，文协从文联分出，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这两所房子归了作协。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于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正房东侧有一边门，出门经过一个亭子即到邵窝殿。邵窝殿较小，只三间房子。
一星期后，我们住进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这里住过一个月。那时，妈妈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来，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过动物园，路两旁就全是农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半小时才有一班，所以园内游人很少。1957年，动物园以西已盖了一些房子，园内游客也不太多。
住进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这儿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已经去世四年。记得1950年7月，外婆一见到我就开心地说：“我有件喜事哩！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这里来过。”妈妈也高兴地向我叙述这件事。那些天妈妈正住在这里赶写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妈妈到门口去看，只见毛主席正从坡下拾级而上，陪着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江青。妈妈连忙迎了上去。进院后，她请毛主席与罗瑞卿、江青坐在前廊的藤椅上。毛主席向妈妈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妈妈说：“我母亲住在这里。这几天我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毛主席一听就站起身，说：“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从毛主席一进院子，她就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毛主席看哩！毛主席走进屋，向外婆问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外婆紧紧握着毛主席伸出的手，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请毛主席、罗瑞卿、江青等吃西瓜，谈了好一会儿才送毛主席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见到外婆时，外婆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她不止一次地说：“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
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得问妈妈：“你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期间或会后，你有没有想过要向他们反映实际情况？”
妈妈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定我为‘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我原以为，既然一些问题不容解释或是无法取得他们的解释，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
妈妈叹了口气，说：“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我现在相信张际春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会弄清事实真相，会实事求是地处理。”
张际春是闻名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给二野的嘉奖电，抬头都有他的名字。我那时就知道他。
妈妈还同我谈到她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早在1947年，在阜平抬头湾，她就同我谈过这个护地队的事迹。她说，1946年，她在琢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土改刚结束，那一带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翻身的农民组织了护地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但失败了。她那时就说，写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就写这个护地队。1953年，她辞去行政工作之后，就着手写这个长篇小说，已完成的八章共五万字发表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上。她曾把这期杂志寄给我。她以前曾向我说过构思这个长篇小说之初，1948年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的一段谈话。她说：“我向少奇同志说了这个护地队的情况，我说我想写它的失败，写它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后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少奇同志赞同我的想法，他说：‘小说的结局不一定都要写成胜利，也可以写它的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写出失败的教训，写出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写失败。'”
妈妈又说：“我实在希望1955年的问题能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继续写这本书。写长篇小说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去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
我刚回到北京的那两三天，妈妈向我说：“这两年出版了几本好看的书，你闲时可以看看。”她推荐我看《苦难的历程》《斯巴达克思》与《死水微澜》。我把这几部书带到了颐和园，极有兴味地读着它们，有时同妈妈谈谈读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门，只有到傍晚，我们才出去走走，沿长廊在昆明湖边散步。这时，游人都已离去，园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妈妈心情恬静，兴致也好。我伴着妈妈踱步其问，真感到舒心。我们总是走一会儿，在长廊上坐一会儿，直到夜色浓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她1955年的事，我甚至没有去想。
我刚回北京那两天，妈妈就催促着说：“你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中学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所以，我是她的学生，她是我母亲的学生。我如约去看望李纳，恰巧她的妹妹李灵源也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同灵源见面，但是我对她却早就有一点了解。早在延安时，我就知道李纳有一个小妹妹在云南家乡，李纳曾指着她桌上的一个小墨盒告诉我：“这是我离家来延安时，我小妹妹送给我的。”1951年夏天，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妈妈向我说：“李纳去年回了一趟家乡云南，她的小妹妹跟她一起到北京来了。这女孩子很单纯，长得很漂亮的。”她还说：“看不出她还有点经历哩！在昆明参加游行示威，同国民党的兵打，被摔在地上，一身被水龙头冲得水淋淋的。”1953年夏天，我同妈妈在北戴河住了半个月，我因假期已满先回了北京，妈妈十多天后从北戴河回来向我说：“你刚走，我就遇见了李纳的妹妹，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你还有个伴，我们也好玩一些。”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所以，虽是第一次和灵源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很随意，没有多少拘束。
她的确如妈妈所说长得很好看，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身材窈窕，拖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她起初静静地坐着听她姐姐同我说话，后来李纳忙别的事去了，我们就聊了起来。我问她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已从音乐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两年，最近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领唱几首民歌，下月将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如她的名字一样，有点灵气。她对声乐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在学校里（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受到重视，正处在事业上很有希望的境况。
李纳留我吃了午饭。饭后，灵源要回艺术团去，当我和她一起出来沿东四头条漫步到东四牌楼分手时，我问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她说：“艺术团排练很忙，若有空闲，我打电话给你。”半天的接触，我觉得我同她已相知了，而且我喜欢上了她。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去李纳那里的情况，她郑重其事地说：“麟儿！你找个搞艺术的爱人好不好？家里也有趣味些。”我意识到妈妈在关心我找爱人的事，她看中了灵源。
还在我们去颐和园之前，妈妈就打电话邀李纳与灵源来颐和园同住。我们住进颐和园三天后，李纳与灵源也来到园里，在这儿住了三天。
我喜欢颐和园的后湖，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清晨，我约灵源去后湖散步，走到谐趣园再走回来；晚间，我们坐在云松巢边门外的亭子里聊天。灵源喜欢诗，也读了不少小说。我们一起背诵普希金的抒情诗句：“我记得那美丽的瞬间：你曾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如一闪即逝的梦幻，有如纯洁美丽的精灵……”我们也谈小说，谈我正在读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我们都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喜欢这部小说，对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感。我们也谈各自的家庭，随意地谈着想到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对爱情都有一致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总之，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李纳与灵源住在颐和园的这些日子，云松巢热闹多了。妈妈心情非常好，看得出她喜欢灵源。当灵源三天假满要回城里去的时候，妈妈叹息着说：“只住了这几天，就要走了。”
灵源回城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约我当晚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前的汇报演出。下午，我进了城。看完演出后，我送她回艺术团。艺术团住在鼓楼后面。我送她到艺术团门口，她不进门，又送我到鼓楼公共汽车站，我又送她，她又送我，直到末班车我才离去。我回到家，想着出现在我面前纯洁、美丽的她，回味着和她相处的这些时日的每一个瞬间，心想，但愿不是一闪即逝的梦幻，希望它真实地伴我长存。因为灵源，我滞留在城里了。过了两天，妈妈也搬回来了。原来打算在颐和园长住的，结果住了不到十天。
灵源7月11日离北京去莫斯科。10日晚，妈妈在灯市口南边的萃华楼饭庄为灵源饯行。下午四点钟，妈妈向我说：“我们去东安市场，我帮你挑一件礼物送小灵子（灵源的小名）。”妈妈和我出了多福巷，沿王府大街向南走去。在路上，妈妈说：“先送一个领花，现在送戒指、项链还不合适，这些以后再说。”我们走进了东安市场的首饰店，妈妈又说：“现在还是不要买最贵的，买一个价钱中等偏上的比较好。”她挑了一个浅紫色宝石领花，说：“这个好，颜色、样式都大方。”她还选了一个紫红色的首饰盒。在革华楼饭庄，我把这枚领花送给了灵源。
通过与灵源的多次接触，我认定她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她不仅漂亮，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而且心灵美丽、善良、纯洁、正直。她在爱情上是严肃与深刻的，在事业上有理想，有追求。我爱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这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我对她的爱情，也得到了她同样的回报。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去火车站送她。回到家后，我又激动又欢快地告诉妈妈，我和灵源已相爱。妈妈非常高兴，她说：“很好，我很满意，愿你们在爱情上幸福。”
稍晚些时候，妈妈向我说：“还在你回国以前，我就向李纳说，‘现在也不兴包办婚姻了，要不我就要托人到你家提亲啦！祖林回来以后，让他们两个人见见面，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如何。我们两方面从旁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
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还在1950年夏天，李纳回云南昆明探望离别十一年的老母与幼妹。临行前，她去看望妈妈。妈妈拿出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好题赠的字后，托李纳带给陈赓，并给陈赓写了一封信交给李纳。妈妈说：“你若遇到困难，可以请他帮忙。”陈赓是妈妈熟识的一位部队领导同志，时任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也是云南前线的司令员。李纳去时随张冲、卢汉等乘飞机去，返回北京时却遇到了困难。云贵川一带刚解放几个月，国民党留下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部队到处骚扰，陆路交通很不好走，很不安全。那时没有民航，军用飞机很少。李纳在昆明找了几位在省政府担任负责工作的熟人，他们都没法给她解决乘飞机的问题。李纳就持妈妈的信去找陈康，见到了陈赓的夫人傅涯。傅涯高兴地收下了妈妈赠送他们的书，见信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纳，向李纳问了一些妈妈的情况，并问李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听李纳说后，她说：“陈赓到前方剿匪去了（多年后才知道陈赓是率军事顾问团去了越南。这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乘飞机的事，我可以转告司令部，你有几个人要乘飞机呢？”李纳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奔波觉得乘飞机的事太难了，若飞机上能有她一个人的位置就是十分难得的了。可是，傅涯的热情使李纳终于鼓起了勇气，她看看陪她一起来的身边的灵源，回答道：“两个人。”次日，司令部来人通知李纳：明天有飞机，两个人，准备好。于是灵源跟李纳来到了北京。若是没有妈妈给陈赓的信，李纳也就只好走陆路返京，她就不会带灵源同行冒险。灵源留在云南，我和她就不会相识了。妈妈竟在无意之中牵起了这根红线。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儿。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那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从颐和园回到城里后，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潜艇的制造厂与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与设备，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与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但是，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地感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技术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全部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妈妈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
妈妈又说：“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祭扫父亲的墓，给他及与他一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亲胡也频与其他二十三位革命先烈，1931年2月7日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此时，草地已成为菜地），合葬于大场公墓，立碑名“龙华二十三烈士墓”（后来，移葬上海烈士陵园时改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墓”），并书刻烈士们的姓名。当时，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妈妈告知此事，并附一龙华的草图，说明烈士们的关押处、就义处、发现遗骸处。1951年，妈妈去上海时，曾去大场公墓看过。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特地告诉妈妈，葬在大场公墓是临时性的，待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园。1957年，仍在大场公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妈妈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尤其是我还获得了真挚的爱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于7月20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这一个月的时光，就在欢乐的气氛中过去了。妈妈心情很好，她对她的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当然，这个乐观也是审慎的。
只有一件事，多少搅动了一点欢乐生活的平静。
7月中旬的一天，妈妈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中宣部专门小组对她南京一段历史所作的结论从中组部退回到中宣部了。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她简单地向我说了她被囚禁在南京三年的情况。她以前没有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她曾被捕，囚禁在南京，是在党的营救下逃脱囚禁到了陕北苏区。我是从一些关于她的报道中看到的。我从没有想到过这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她到陕北以后的这二十年中，党一直信任她，委她以文艺工作方面的重任，她的革命活动为国内外所瞩目，有着极好的声誉与影响。她说：“1955年斗争我时，提出要审查我在南京被囚三年的这段历史。中宣部专门小组调查后作出的结论是犯有‘政治错误'。对这个结论，我不接受，申明保留意见。”她又说，“产生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张际春、李之琏他们有难处，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件事没有更多地谈下去，因为不知传闻是否准确，也不了解其内情，更无法推测其结果。我觉得妈妈那一两天心绪稍有不安，而我只有从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妈妈申明的保留意见能为上级组织所接受。
其实，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李之琏在《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中写到：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并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陆定一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定一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议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就在妈妈抱着审慎的乐观，等待并企望党组织对1955年定她的“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处理的这一个多月当中，一张罗织她新的罪行的网已经在编织。这一切，她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我离北京去上海的前夕，她对我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可能不久就要复会。会比较忙的，我不会有多少时间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参观吧！我的问题，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的。”
四、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
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日晚九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我极度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正确的。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地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沉默了一小会儿，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半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
妈妈说：“会上还揭发批判我串通《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向党组施加压力，与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指的就是浦熙修来访那件事。这样，就把我的问题直接与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连在一起。”
一股颓丧的思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心想：若是我不回国，妈妈就不会装修房子，人门也不会洞开，而让《文汇报》记者浦熙修、姚芳藻闯了进来，使得妈妈不得不同她们说了几句话。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的！
妈妈又说：“昨天陈企霞在会上交代，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这个人暗地里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却已过关，正参加揭发我。”
这时，妈妈看了一眼陈明叔叔，说道：“陈企霞在会上还揭发了叔叔（即陈明），说有一天叔叔打电话给他，装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叫他陈企霞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这件事叔叔事先事后都没有向我说，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妈妈说这件事时，可能是想象到打电话时的那副情景，说着说着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妈妈又说，“事已至此，也就谁也不怨谁了。”
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只承认‘反党'，‘向党进攻'，但不承认具体事实，不交代具体事实，仍在顽抗，继续向党进攻。还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大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
她还说了一些这两大会上的情况，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最后说：“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
我感动地喊了一声“妈妈！”这十天来，连日开斗争她的会，揭发、批判、责骂如暴雨般倾泻，她还得交代“反党”的事实，还得检讨。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还想着关心我和灵源之间的事。
妈妈转而向我说：“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
她郑重地向我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现在这样情况，待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妈妈，我不放心她。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妈妈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继续检查交代。”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妈妈今天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想不通。我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一风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厄运再次降临到妈妈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
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应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以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文艺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声，说妈妈“反党”，妈妈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心里真是郁闷，郁闷，郁闷。
我从上海回到家的第二天，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在组织上，我不属他们管，但他们通知我去谈话，我不能不去。离家时，妈妈嘱咐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点了点头。
我步人王府井大街64号（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右边走廊上也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楼梯两侧的墙壁也无一例外地贴满了大字报。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并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沓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可能黎辛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向我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社时，曾经在你母亲领导下工作，我们那时见过，也许你还有印象。”我说：“记得。”从1941年至今，十六个年头过去了，他的模样似乎变化不大。他随即言归正题：“现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展对你母亲的斗争，作协党总支认为有必要同你谈谈。”他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黎辛问道：“6月下旬，你母亲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那时，有谁说了‘我们这是裴多菲俱乐部'？你是参加了这次聚餐的。”
我知道裴多菲是匈牙利一位爱国诗人。但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成了一个参与煽动反革命暴乱的反革命组织。我当时想，这时有谁胆敢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并自称是其成员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
在我们住进颐和园之前，有一天，艾青给妈妈打来电话，说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想请我吃餐饭。为什么他要请我吃饭？我想主要是他同妈妈是延安时代的老熟人；另外，他曾经照顾过我，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小段日子，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那是1945年的事。那年11月底，妈妈从延安到达张家口以西的丰镇，知道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部队正联合进行归绥（即呼和浩特）战役，她拟去战地采访，于是由陈明叔叔把我和祖慧先送到张家口。祖慧住萧三处，我跟艾青一起。艾青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后，正在筹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址就设在东山坡一个原日本兵的营房，是一排排的日本式平房，房间里铺着“榻榻米”。艾青的家属还没有来，他同江丰合住一套，共两间。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硬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却睡在壁橱里的“榻榻米”上。他们是长辈，我心里很感过意不去。这事，我一直记着。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高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八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妈妈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这次平常的会餐竟成为妈妈“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二十多分钟不在场。我如实地表明：我在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她说：“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
我说：“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1955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扩大会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所以，现在就等上级组织作出决定。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说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写材料，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也没有谈什么。”
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我说：“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事对我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
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
我回到家，妈妈问我：“谁同你谈话？”
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黎辛也没有介绍。”我说了女同志的模样，穿着。妈妈说：“那是胡海珠，总支副书记。”
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
这时，妈妈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说过的事，她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待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
我从苏联回国时，通过苏联的国际旅行社买了往返双程火车票。原订8月21日离京。8月6日上午，我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更改火车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两班，次日，7号的票仍有。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想再陪妈妈住几天。于是，决定下一班车走，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走时，神情坦然、镇定。我无言地跟着她走到院子当中，目送她走出大门。我从昨天看到的贴满大楼的那些大字报，大体上已能想象出批判斗争会上的气氛和情景。想到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一句：“头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在了床上。
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我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1942年，他同妈妈都在“文抗”。我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后也曾去看望过他。
7日上午，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办公桌旁放了一张大沙发、两张小沙发。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绍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这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办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张椅子上。
刘白羽说：“听说你从上海回来了，找你来谈谈。关于你母亲1955年定为‘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以及现在‘翻案'、‘向党进攻'的情况，黎辛同志已向你谈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谈你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你母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历史上还有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你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代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条子就是自首书。其次是被捕后仍和冯达住在一起，而她明知冯达已叛变。再就是，她被捕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大叛徒顾顺章来往，丧失了共产党员气节。她没有被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这些特务头子的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
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地去思考。”
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此时，崔毅的处境比较尴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为反党分子。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妈妈的问题又加重了。自首变节，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是政治生命攸关的问题。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比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妈妈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是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战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上笼罩着一片幻灭感。我走回卧室，躺在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饭。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妈妈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溢满眼眶。我不愿妈妈看见我流泪，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厅。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妈妈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
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情。”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
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和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也就是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写了：‘因误会被捕，未经审讯，出去后愿居家养母。'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说，这条子就是自首书。就这个内容来说，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以便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信，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他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十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八天。
9号下午，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上次与黎辛一起和我谈话的那位女同志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代'、‘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一共在北京呆了六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儿。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五、离别
10号晚上，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儿，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地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又几近彻夜未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儿，司机老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想起身，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六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了！”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情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这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16号小院。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9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妈妈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盖了华侨饭店。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
在机场大楼前，我向司机老王告别，他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夏更起送我进了机场大楼。西郊机场在颐和园后面，候机楼很小。候机楼前有一个平台面对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台上。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望见夏更起还站在平台栏杆的后面。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1——2期）
文人拉车记
作者：流沙河
40年代吾蜀公路运输事业十分落后，成渝川陕两路，尚多骡车和板车。板车车身宽长，铺以厚板，两轮左右挟持，皆用载重汽车之轮，能载几吨货物。中杠驾掌一人，鼓眼看路，端正方向。两旁拉飞蛾的各四五人，赤膊短裤，一肩挎拉襻绳，一手撑扶货物，体前倾，喊号子，走碎步。到50年代初，军区文工团演唱《板车号子》时，这庞然大物正在被轻便的架车淘汰着，即将消失。架车，俗呼架架车而读音亦不知何故，或大籁如此吧。这架车的陡然崛起，说来也怪，竟缘于拉乘客的黄包车之式微。而黄包车之式微又由于成都解放后市民思想观念之大变，金认为高坐车上叫人拉着走，未免涉嫌资产阶级享乐腐朽，形象太不光荣。市民不坐车了，车夫失业，生活困难，便拆下黄包车的两轮，装配在简陋的木架上，改造成了架车，不乘客，只载物。时当鼎革之后，建国之初，社会上闲散人员多，例如一大批旧军官，饭碗孔亟，这也促成了架车的崛起。架车载重量远不及板车，但以车身窄短，轻便灵活，狭路小巷亦能深入，强劳力一人也能拉，说走就走，说歇就歇，自有其优越性。较之板车，架车可谓“具体而微”者矣。体微，所以轻便。然而这轻便毕竟是旁观者的结论，叫你去烈日下拉拉吧，哪怕只载半吨，平路还好，若要爬坡啦上拱桥啦翻铁路啦，够你奔命。你得咬紧牙关，低头啃泥，两腿打颤，喉吼怪声，真他妈不是人，是兽！善哉，拉架车的有遥谚云：“七十二行，架车为王。眼睛拉大，颈项拉长。”
想起50年代中期，我在本省红色翰林院当供奉，穿美琳西服，骑Rayleigh洋车，路遇架车阻道，颇不耐烦。看那拉中杠的男子眉宇犹存旧军官气，再看那拉飞蛾的女人相伴依依，两人表情似露三分惭意，我绝对想不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踢入他们的群落，而且比他们更狼狈，现出种种可笑相来。天道好还，有罪大家都去轮流受受，这才公平。何况对我也有好处，所以至今仍无怨气，但觉回想起来有趣而已。
最初是给本院伙食团拉煤，每月六车，每车半吨，早饭后出，晚饭前归。一辆架车三个右派，音乐家方兄，国画家吴兄，我。我自知罪特大，主动拉中杠。方吴二兄拉飞蛾，走在我两旁，皆甚卖力。方兄义气，见我疲惫不堪，总要换拉中杠，让我松弛松弛。吴兄是个乐天的好老头儿，拉车途中常有笑话凑趣，而心头正在构思他的嘉陵山水长卷。快活总是在空车去路上，因为暂时逃脱了革命同志的监视。而满车归路上，三人累成马脸牛睛，无力说话，沿途坐歇，羡慕徒步。若是去北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脸上身上还不免乌猫皂狗。可怪的是，上午空车去路觉得路还平平坦坦，下午满车归路怎么尽是爬坡上坎。从八里庄拉回城来，我数过，要爬三个软足坡。嗨呀呀，拉上坡，正在苦苦挣扎，又听见后面有自行车不耐烦地敲铃，心头就忍不住要冒火。这时候才想起自己从前骑车，不是也厌恶过阻道的架车吗，真是罪过。有几回爬陡坡正要命，忽来奇迹，肩上腕上减量，腿上腰上添力，心头明白后面有人助推，多半是老大爷小学童大嫂子，乃大受感动，回头道谢，目送远去。
有一次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出场不循指定路线，被截住一顿骂。方兄不服，同那壮汉顶嘴，惹得壮汉暴怒，说要扣留架车，还要我们交代所在单位。方兄戴眼镜，我又太瘦，发配拉车，显然是右派分子嘛，所以那壮汉，人呼许干事，把我们当成犯人吼骂。我自知臭名响，深恐露馅，连忙扯方兄走。此次受辱之后，拉车分外小心。过了几日，被叫到编辑部去看稿，发现政法炼焦场有诗稿寄来，作者姓许，也不管他是不是那壮汉，我将稿纸揉成一团抛入字纸篓中，算是报复。
我拉车低着头，怕被路人看透我是右派，尤其怕遇熟人。方兄亦然。不敢路过西大街歌舞团大门外，总让我一人拉，他好绕开旧游之地，鼠窜小巷。后来我下本院农场，多次进城拉粪，由老牌记者车见拉飞蛾。他极卖力，又会摆龙门阵，可怕的是他沿路大声招呼熟人朋友，以爆炸的热情叫道：“我们下农场！去锻炼！”让满街过路人都晓得我们“犯了错误”，用看异类的目光盯我们几眼，使我非常难堪。而他倒很昂然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有一对老作家伉俪，调来本院当官，藏书运来，叫我拉去。我和本院一位文盲工友来回拉了几车，一箱箱的抬上楼去放好。没有半个谢字，那男主人笑哧哧的用冷眼打量我，那女主人看见文盲工友戴着一枚拾得的银戒指，便打柱头惊磉磴说：“小刘哪，可别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哪！”比较起来，老作家沙汀未免太厚道。那一年他住家老西门外，独院被洪水围困了，由我拉半车米送去。他家煎蛋煮挂面飨我，还开了一听凤尾鱼罐头，且有语言酬劳。在那些年，上头常派革命同志给我拉飞蛾，亦有监督之意。他们深怕被右派毒害了，所以各个满脸秋霜，缄口不语。又担心被外人误会了，以为他们也是一路货色，所以都俯着脸，闺女含羞似的不让人看。别人因我而羞耻，我只好低头再低头，差点夹到胯底下去了。
有一次去了平福桥沙河机械厂偷粪，实在有幸，上头派了一位学者，他是中国神话学的权威，来拉飞蛾。蒙他不弃，一路卜和我讨论《天问》，从月亮神话的“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顾菟是不是蝌蚪到治水传说的“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应龙是不是鹰龙，一一辨析，兴趣盈然。学者走惯了大跨的八字步，不会走拉车的碎步，所以合不上脚，用不上力，还要侧脸发言，说得眉飞色舞，忘了是在拉车，襻绳都未牵伸。粪车在平福桥街上歇脚，误停在街中间，警察跑来训骂，说要扣车。学者头上无帽，竟敢抗议。于是触怒警察，真要扣车盘查我们是啥身份。我急忙赔罪认错保证不再犯，方才化险为夷，赶快拉走。还有一次给本院伙食团拉东西，左右飞蛾二人都是贬官出了党弄来劳动的，路上二人互相攻讦，且都想“统战”我，争取个二比一。拉回本院后门，二人不待卸车，急忙丢脱襻绳，同步跑到伙食团管理员面前去争着抢先汇报情况，还同声询问道：“我和他（互相指着对方）到底谁领导谁呀？”我在后面卸车，听了觉得可笑，真想答一句“我领导你们”，却又不敢。
大饥饿的三年，我因饥饿水肿，从农场被叫回本院养病，间或给伙食团拉米拉面粉。此时架车的毂筒已经改良了，钢圈轴承换成滚珠轴承，所以不用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半吨。成都郊区所有粮仓和面粉厂，远的如老南门外红牌楼仓库啦沙河堡那一头建成面粉厂啦，近的如老西门外万担仓啦东安街面粉厂啦，我都拉过。满车归路上，饿得心慌，溜进茶馆歇脚，大嚼冷硬馒头，拾起碎渣舔个干净，泪湿眼睫，“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面包”，宗教感情油然生焉。片刻，脚力恢复，又孑然上路了。赤日如刑讯灯，烤得汗渍眼角，胸似檐滴，裤腰湿透。汽车驰过，卷起灰尘，进城已成花脸猫了。拉人本院后门，往往天已擦黑。米面扛到厨房，丑、李二厨师端饭给我吃，舀一大碗剩菜，如飨饿牢之鬼。他俩多次让我白吃，向我眨眼睛，表示不收票。上帝有时候以炊事员的面貌出现，令我铭感不忘。当时不十日本院各位供奉编修均在挨饿，全国人民也在挨饿。而我拉回粮食之外，还从农场拉回厚皮菜、红薯、茄子、南瓜、芋儿、洋芋之类能疗饥的蔬果，所以颇得革命同志们的好感，很可能1962年就混脱帽子了，如果最高不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话。
有一次从农场拉了一车嫩豌豆回本院，仍然不派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嫩豌豆当时是救命粮，是农场偷偷买公社生产队的，怕被社员知情阻拦（因为他们正在挨饿），天黑以后才通知我赶快上路。嫩豌豆分装在四五个竹筐内，面铺一层小菜掩护，上盖防雨油布。拉到北门梁家巷，深夜十点过，肚子又饿了，正要歇一歇，忽有居民跑来翻看，知是豌豆救命粮，摸钱要求“分一点”。转瞬间拥上来一群人，把架车围困了，七嘴八舌乞求不已：“同志，多少分一点嘛，价钱随你喊嘛。”我再三地解释说，这是机关单位买的，不是我的，我不敢卖。他们听不进，要动手抢了。我大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正在劳动改造！要拉回去交差，一颗也不敢卖！请大家放我走！”人群沉默，纷纷散去。我急忙拉起来，吓得腿颤心跳，想哭一场。
北门外的驷马桥，司马相如留迹的驷马桥啊，是我拉车留下恐怖记忆的地方。那天上午我从农场拉按树苗回本院去，走完驷马桥的一条短街，看见一辆载重汽车，挂一辆空拖斗，从我左边驰向前去。前去是陡坡，坡顶过铁路，然后又下坡。这辆汽车爬上陡坡，正要横翻铁路，后挂的空拖斗忽然脱钩，从高坡上退滑下来，愈滑愈快，直冲坡下。冲下坡向右拐，就该我死。哦！向左拐了，当场碾死路旁另外一个拉架车的。是空拖斗撞倒了他，从他胸膛碾过，顿时气绝，流很小一摊血。兔死狐悲，看了半天，心惊透了。几个月后，此地开工挖土，修了两个洞子，从铁路的路基之下钻过，正如今日读者诸君所见那样。光阴易过，转瞬三十年了，那恐怖的场面，有谁还记得呢。
我最后一次拉车是在1966年3月下旬。当时被逐出红色翰林院，拉一车旧家具回故乡。此后做了锯匠，锯木六年。继后改行，又钉包装木箱六年。在故乡十二年，眼看架车没落，最后消亡。先是故乡的架车队购置了砰砰车，后来换成载重汽车，架车就这样翻完二十多年的历史，终于呜呼在新时期的黎明前。成都街道有架车队，据我推想，应该解散得更早些。至今街头巷尾偶见一辆，多半是短途送蜂窝煤的，已经无关乎国计民生之宏旨了。架车代表落后，反映当时国情，被淘汰乃必然，不足惜也。
文人拉架车，虽然非耻辱，但也不光荣，惹人笑罢了。拉车于我有好处吗？有。一是使我对贫贱的苦役能抱有同情，二是人一旦拉过车，特别是拉过粪车，且多次拉过，便很难再装模作样地“玩深沉”了。
1994年10月26日成都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作者：舒芜
有好些写反右扩大化题材的文艺作品，似乎可以归纳为这样的公式：某单位的领导人一向是“左”氏之徒，运动一来，大“左”特“左”，他那里一切平日不赞成他的人和他看不惯的人于是大遭其殃。或者某个领导人品质极端恶劣，与他领导之下的一位正直之士曾有旧仇，多半是情场失利之仇，他借着运动公报私仇，甚至作为战利品，抢到了当年情场角逐未能抢到的美人。而被“扩大”的本人，则是始终清醒坚定地相信自己完全正确，至少是相信自己的无辜。他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甚至如上所说，投入当年情场角逐中她脚下的失败者而今日政海风涛中她头上的胜利者的怀抱。最后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特别是那个背叛的妻子覆水难收，只好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不是说所有写到这个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这个公式，我只是说其中有些是这个公式。我也不敢说这个公式完全不符事实，我只是说它不大符合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实，也不足以说明当时人所共知的一般情况。
当时人所共知，全国上下，除了工农兵群众和中小学生之外，各行各业各级机构和团体里都要开展反右运动，都要按规定的百分比揪出右派。当时百分比都完成了，二十一年之后重新审查，几乎都是百分之百的“扩大化”了。难道当时各单位领导反右的，全是“左”氏之徒，恶劣之辈？肯定不是。绝大多数都是有着那个时代的朝气，勤勤恳恳地做着工作的好干部。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巨大成绩，是在他们具体领一万之一下取得的。一次比一次“左”的政治运动，也是在他们具体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在工作中曾经检讨过“左”的错误，更多的恐怕还是检讨过“右”的错误，并不是一贯的“左”氏之徒。为什么到了反右运动，他们几乎都搞了百分之百的“扩大化”，这才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至于“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当然也有，甚至还有双料的，但总归是极少数。他们领导的单位里的反右运动，哪怕是超额“扩大化”，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二百三百，全国加起来又能占多大比例？整个反右运动如果只在这极少数单位扩大化了，那就不能说整个运动“扩大化”了。
这些其实也不用多说，我想还是谈谈我亲历亲见的事。
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扩大”的。当时社长兼总编辑是冯雪峰同志，1957年“向党提意见帮助整风”的阶段还是他在领导；反右一开始，他自己成了文艺界大右派，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便由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王任叔（巴人）同志领导了。王任叔同志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从20年代起，他在文艺上政治上后来还在外交战线上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这些已经有好几位同志写文章纪念过。我所知道的是，他1951年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成绩也很突出，有干劲，有气魄，有想象力，有组织能力，并且一般来说也还算内行。但是他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也相当突出，这里当然不需要具体列举了。总之可以说，全出版社的大多数同志平日对他这些缺点的意见就很大；他分工管理我们中国占典文学编辑室，更是常常在种种工作问题上同我们发生很激烈的矛盾，他也不一定都是错的，总之矛盾很多就是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原由副总编辑聂绀弩同志兼任。王任叔同志是后来的，不知为什么又派王任叔同志来具体掌握古典文学编辑室，弄成了一位副总编辑来领导另一位副总编辑的局面。上级领导这样不平常的安排总该有什么深意吧，可是我们不知道，只觉得工作难做，王任叔同志也觉得领导我们很不顺手，大家都别扭。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运动，就是由王任叔同志领导，聂绀弩同志被“隔离审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许多人要检查“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我和张友鸾同志据说是“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尤其要作重点检查。聂绀弩同志被关了一年多，又说是搞错了，不是反革命分子了。“独立王国”一案却并未撤销，聂绀弩同志没有再回来上班，我们这些“独立王国”的遗民余孽就由王任叔同志直接掌握了。很快到了1957年，党中央决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号召广大群众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数同志觉得王任叔同志身上这三风都比较明显，于是对他的批评比较集中，而这中间自然又是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提得最多，最尖锐。不久，风云突变，反右开始，王任叔同志代替冯雪峰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运动，“右派”纷纷被揪出来。其中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为最多，据说这是一个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差不多包括了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全部业务骨干。我们的目的据说是要拥护“大右派冯雪峰”，打击排斥正确体现党的领导的王任叔同志，夺取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部分的领导权。在王任叔同志领导之下，对我们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批判的，我们也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检讨交代，一次比一次深刻，终于被允许过了关。可是1958年定案时，给我们每个人作的结论，却完全不是按照这个口径写的，此是后话。
当时把我们打成“右派”，是谁报上去的，谁批准的，事秘外人莫详，我也不好悬揣。但是，当时说我们“向党进攻”，主要都是指我们对王任叔同志的批评而言，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我们一再检讨“通过攻击党员领导同志来攻击党的领导”，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王任叔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个反右运动非常积极，特别是对于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抓紧了来整，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反右之后，王任叔同志以“右派所集中攻击的目标”的身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崇高的威信，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这更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他不止一次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右派要把我赶出去，可是我还在这里，因为党要我在这里！”有一位比较公正敢言的同志，在“横扫五气”时正式提出：王任叔同志一再这样说话，“流露出一种个人得意的情绪”。这位同志自己大概也还记得吧。总之，我们当时成为右派，如果说是王任叔同志起了主要决定作用，我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根据；但是如果说他起了很大作用，人所共见的根据是足够而有余的。
正因此，就有了一件说来人家不信的事情。1958年给我们每个右派写了结论，都给本人看了，签字了。我也看了，签了字了。当时我并未要求抄下来，也不知道准不准许抄下来。二十年来，我一直记得那上面写的，就是上述的运动中别人着重批判，自己着重检讨的那些事。直到1978年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不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那些事，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洞。有些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的罪名定的，这又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至于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为什么当时就那么看了，后来竟毫不记得，这是什么心理和心情，就不必说了。
那么，王任叔同志是否为一贯的“左”氏之徒呢？不，恰好相反。还在反右之前，他的杂文《况钟的笔》即已成为传诵一时的反“左”的名文。到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他就被揪了出来，定为“反党分子”，还把他的杂文印成一本小书，名日《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其实都是反右运动前公开发表的，如果在反右运动中被揪出来，都应该算是“右派言论”中质量最高的。只不知道为什么迟揪了两年，里面是什么奥妙？
王任叔同志是否同我们有什么宿仇呢？谁也没有。所谓“右派小集团”中的几个人，都是在他来出版社工作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们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多数仍然留在原单位，业务上还得到王任叔同志的相当的重用。二十多年之后，王任叔同志的追悼会上，顾学颉同志送了一副挽联，下联云：“知我罪我，感君犹有爱才心。”顾学颌同志1957年是我那“右派小集团”的一分子，又同被留用的，我怪他送挽联之前没有通知我，如果通知了，我一定会要求共同署名。
总而言之，像王任叔同志这样的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同那种公式化的情节里的“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全不一样。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我对他当年在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还是那些意见，并无变化。但是，他毕生的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他在文学上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却是这几年看了一些纪念文章和新发表的他的遗稿，我才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更坚信他决不是那种“左”氏之徒、恶劣之辈了。这里可以稍微来一点“大胆假设”：大概他平日早就十分反感于我们不好领导，1957年整风初期我们对他的集中尖锐的批评更使他十分恼火，有这两个“十分”做底子，上面又传下话来，说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就是右派，这时他当然坚信上面的话不会错，同时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正好够得上这个右派的标准，并且也相信他自己来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确是为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了。相信上面传下来的都不会错，相信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完全必要，相信运动所要整的都是该整的人（整错了也是难免），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信念。包括王任叔同志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反右运动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今天也难以苛责。具体单位里究竟整谁不整谁，领导人平日的好恶当然起很大作用，但只要你的“材料”整理出米以后可以纳入那个该整的框框，就不算冤枉了你，一切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人都有义务起来向你斗争，难道一个领导人仅仅因为平日对你没有好感，他就该避嫌不参加斗争吗？不，他没有这个权利。
这其实也不是今天才这样“大胆假设”，当时我就认真地虔诚地反复地想过这些道理，来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确应该被斗争，来排除对王任叔同志领导斗争的怀疑。当然，自己从未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一向还以“左”派自居，忽然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不是立刻容易想得通的。然而也不是绝对无法想通，好在我相信理论，那时报刊上，批判会上，足供采挥信受的理论多的是。譬如说，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来体现的，你说你只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没有向党进攻，但是战场上打的不也是对方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官兵，难道此外还另有笼统的整个的“敌人”吗？这就是一条好理论。又譬如说，是什么阶级不决定于主观意愿，而决定于客观立场，你说你是“左”派，但在关键时刻你参加了右派向党大进攻的行列，你怎么解释？这又是一条好理论。又譬如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坚持个人主义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就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抗拒又必然转为进攻，你说你不反社会主义，难道你的个人节又倒是无产阶级的吗？这又是一条好理论。此外还有不少，但这几条也就够了，我的确就是用这几条反复地说服自己，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心服口服。
当时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们那里别的右派当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我们的政治运动那样搞法，大会压，小会追，中会打态度，日以继夜，众口一词，加上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大字报，其效力是不可轻怕的。你天天听说你是向党进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说，处处都说，会上也说，会下也说，报刊上也说，大字报上也说，说法又千变万化，有些还非常精辟精彩，慢慢你会觉得自己确实向党进攻过，确实是右派，至少也会疑疑惑惑，不敢自信。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些文艺作品中，对于“划清界限”而去的妻子，责备很严。有这样的批评：“她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向党进攻，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别人不知道，她还不知道吗？”我对于这样的批评非常反感。当时以最高真理的权威，以全国全民的声势，要求人人相信的事情，一个弱女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被指为右派的本人都会被催眠而相信了的事情，妻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政治评价，对女子、儿童和一切弱小者总是责备特别严酷苛细，今天是不是要变一变了呢？全国几十万右派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的，找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也没有，我见到听到的范围内也极其个别稀罕，可以想见大概都是有其万不得已之情。文艺作品中写到这些不幸的女子，真是应该“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有的作品偏把她们丑化成水性杨花、背寒趋热、出卖灵魂，甚至反噬无情，落井下石，这样下笔于心何忍呢？或者没有那样坏，但是写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来只有自怨自艾，自悔自责，一切责任罪过只在她自己，这同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只成为永恒的耻辱的记号，捐了门槛还是不配摆祭祀的杯箸，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之，当年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扩大化”，如果留在文艺编年史上的，仅仅是几个“左”氏之徒，恶劣之辈，排除异己，公报私仇，造成几个淫娃荡妇的丑行，几个失足的妻子的永恒的忏悔，也实在太辜负那一段历史了。当然还不止此。还有我们一直是留在原单位监督使用，据我所知全国好些单位里也都有“留用右派”，这里面的甜酸苦辣，与“牧马人”、“伐木人”又自不同，我也还没有看到文艺作品里描写过。但是这不是我这里要说的，因为读者只能对作品里已经写的谈谈观感，不能责备作品为什么没有写这个写那个，何况我自己是当事人，人家还可以反问一句：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呢？我想我是要写的，文艺作品不会写，干脆记事也行。好在当年所谓“右派小集团”的人都还健在，张友写同志八十多岁的高龄，近年来见面不多，但忽而听说他重游六朝烟水之地，在夫子庙吃干丝，忽而听说他到了包公的故里，忽而又好像是喝趵突泉的茶去了，何况另外几位比他年轻。我希望他们都来写，尽可能多留些真相下来。问题的究竟，我们当然也弄不清，但也不要紧，历史需要我们作证，我们把证词留下来就行。
1985年8月28日，于北京碧空楼
（选自《未免有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作者：郑秉谦
郑伯永同志是我四十年前的上级。从工作关系上说，他是浙江省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那时实行秘书长负责制，他主持文联工作，并兼《东海》杂志主编；我则是这个刊物的小说散文组组长，他自然是我的上级。而从当时反右斗争强加给我们的关系来说，则他是文联“反党集团”的“头目”，我算“骨干分子”，据说也是上下级关系。
伯永同志是浙南乐清人。今年初，有两位乐清青年，通过北京线装书局与杭州《东海》杂志社，辗转找到了我。他们说，他们从小就听家乡父老传颂伯永同志革命斗争的故事，也听说怕永同志后来在反右斗争中受冤而死的惨况。他们发愿要为他立传，并收集别人写他的文章，出一本书，纪念先烈并激励后人。他们要去了我十多年前发表的有关他的文章，并再三再四要我把伯永同志在1957年的情况写出来。
说实在的，反右一开始，我就首当其冲，只忙于挨斗与检讨，已无暇他顾了。加之次年初，怕永同志又匆匆忙忙在乐清“监督劳动”，未及把他在运动中的经受遭遇告诉我们，1962年又过早地去世了；我以为这篇文章很难写。但他的乡人的请求，情不可却；加上将当代史资料留给后人，也义不容辞。于是我思之再三，就写写我与他在那场“斗争”中的大致情况吧！因此也可以说是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时刻的简单记录。
我当时只有二十七岁，刚从部队下来。在人民解放军中，我曾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四等功一次。到了地方上，由伯永同志建议，浙江省文联机关党支部根据我来后及过去的表现，正在着手发展我入党，叫我写申请书，填表格，诸如此类。杭州市的选民们，也在此时选我为市人民代表。而此前不久，因我的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在全国的轰动效应，中国作家协会不断通过两个大刊物表扬鼓励我，并邀我参加我国首次青年作家会议。当时，党在大力培养我，我也对党充满感激之情，并在用自己更多的作品与更勤奋的工作作为回报。
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浙江省文联才一年，一场无情的风雷冰雹劈头盖脑向我打来。我与省文联许多好同志一夜之间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省文联正副两位主席宋云彬与陈学昭，正副两位党组书记黄源与郑伯永，全成为“阶级敌人”自不必说，我所在的《东海》，从兼主编开始，编辑部主任与一个代行主任职权的文联中层干部，到所有编辑组正副组长，无一幸免。全编辑部十三人中，共打出“右派”七人、“中右”一人、“坏分子”一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七十；这还不算运动中新派来主持编务但一夜之间也成了“右派”的一个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伯永同志一向主持省文联与编辑部工作，又兼着省委文教部文艺处处长职务，这些事自然一股脑儿算在他的账上。他当时和我们一样，天天遭到大会轰小会斗，并且所受压力远远超过我们；但他仍表现了对党的坚强信念，并抢着承担责任，希图拯救普通群众。他一直很有信心地说：“我就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搞不清的事。”他见我屡屡受逼而不愿累及他人，便私下向我说“你揭发我吧”，意思是让他来承担责任。我反问他：“我揭发你什么呢？难道你真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他只好苦笑。当他突然受命去乐清劳动那天，我偷偷去东站送他，他仍谆谆以“要相信党”为嘱，他是怕我经受不住这种特殊情况的考验啊！后来，我一位患难朋友还告诉我，当他与伯永同志尚能参加党内会议时，伯永同志还在这个会上反复说：“郑秉谦不是右派。他是对党有感情的，党应保护他。”
浙江省反右派斗争的声势，开始时并没这么大。省委书记嫌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位同志领导不力，调开了他，而从外地请来了一个素以善于贯彻领导意图著称的负责干部来省领导运动。当时群莺乱飞的江南，突然充满一片肃杀之气；不，不如说江南气温一下升高，斗争立即白热化了。仅仅两三个月，横扫千军如卷席，省文艺界数以百计的革命群众，便被卷入“敌人”队伍。当时“搞运动”的人，采取了“快刀斩乱麻”、“一锅端”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无限上纲”、“彻底砸烂”的先声。
他们把各级领导人按党的指示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说成是“煽风点火，组织右派队伍”。1957年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以及张天翼、艾芜等老党员作家，曾来杭贯彻这个会议精神。他们先找郑伯永等省文艺界领导同志与像我这样的作家代表交谈，然后召开几次省市文艺界座谈会听取更广泛的意见。他们走后，省委书记又委托省文联党员副主席陈学昭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伯永同志作为省文艺界主要领导之一，自然是参与这些会议的联系、筹备、主持等工作的。我作为当时省内仅有的几个作家之一，自然也几会都参加。但这些事，后来都被“搞运动”的人说成是“组织右派队伍”（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到了“文革”期间，这又被说成是邵荃麟同志以至那个省委书记“组织右派队伍”了）。
这些人把文艺界人士互相间的关系，说成是“反党集团”成员关系。伯永同志当时既是省文联主持工作的人，又是省委文教部与文艺界的桥梁，上下左右工作关系很多。这时那位新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干部，坐镇报社，报纸便连篇累牍地说浙江文艺界有个大的“反党集团”，成员是黄源、郑伯永、陈学昭、陈守川、曾湘渠等人，把省委文教部、省文化局、省文联以至省政协的许多领导人，都包括进去了。报纸又宣布在省文联内部，还有个以“郑伯永为首”的“反党集团”，我们这些文联工作人员自然便在其中了。伯永同志上下挂钩，被套在这两个“团”（或曰“圈”）上，脱身不得。大会轰，小会斗，他和我都狼狈不堪，我则更迷惑不已。
这些人把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内某些歪风和腐败现象提意见，说成是“向党进攻”，“以求一逞”。即以伯永同志来说，1957年上半年曾在报刊上写了四篇短文：《为什么》《谈表里》《“皆大欢喜”》《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些短文，或批评某些人只顾自己做官、不管革命老区群众生活，或批评当时已开始出现的瞎指挥与浮夸风的萌芽，或批评地方官员违反中央精神、拒不贯彻“双百”方针。他的锋芒指向党内某些人的缺点错误，但“搞运动”的人却把这些文章都说成“向党进攻”。
这些人索性用向壁虚构来代替客观事实。我记得运动初期一次揭批大会上，有人胡说了怕永同志什么。由于是彻底的捏造，怕永同志气得满面通红，鼻子就更红了（革命老区群众曾因他的鼻子而昵称他为“老红”）。他勇敢地站起来要求发言，由于事实在手、真理在胸，加以他说话一向生动活泼，他越说越吸引人，会场不时发出赞叹声、笑声，说完后甚至还有人拍手。至于这些“搞运动的”究竟造了他一些什么谣，我因自顾不暇，没有去记；但对这些人诬陷我的事则至今记忆犹新，不妨说一说。譬如：北京在批刘绍棠，他们便说我是“刘绍棠在浙江的代理人”；南京在批“探求者”，他们便说我是“探求者”的同路人；中央在批罗隆基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便说我早就在倡导这种“论调”；某地在大张声势说某人“篡党”，他们便说我篡夺浙江文艺界的领导权。总之，完全按他们的政治需要来捏造事实、“创造典型”，在那个报纸上做连续报道。当时幸亏还没有人写稿说我喝干西湖水或烧平灵隐寺，否则那个报纸也决不会劳神派人去看一看，便会全文照登的。
这些人索性以随心所欲来代替党的政策。反右斗争尽管是无限“扩大化”了的，但当时对人的处理也有一定政策与规定。但我们所遭受的，往往是超出当时规定的东西。伯永同志是十一级的厅职干部，却比我们更早地被匆匆忙忙弄到乐清去监督劳动。省文联除了每月给他四十元生活费外，便什么也不管。他一家七口，生活十分艰难。他在乡下染上肝炎，肝硬化了，向当地干部请假看病。对方竟用一根棍子戳戳他的腹部，说：“你说硬化，我戳戳不硬嘛！”这对于一个1937年入党、出生入死地同敌人斗争的老革命来说，是多大的侮辱啊！但伯永同志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仍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三面红旗”给农村造成大饥饿，他将自己仅有的几斤粮票几元钱，让给老区的革命群众，而自己却挖树根、吃野菜。如此日复一日，他的病越来越重，终于在1962年去世了！
当时那些搞运动的，既然可以这样对待老干部，对于我们这批小青年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下乡劳动前，只在一个大会上听到对我的处分：取消职务、级别、工资，关系留在机关，靠稿费生活，下乡监督劳动。到了乡下，才听旁的右派说，他们都看到过自己的“处分决定”，而我事先只听过这寥寥数语的“宣判”。当时农民劳动有工分，我劳动不能记工分，至于靠稿费生活，那更加是神话了。这种“自费改造”的生涯自然无法久拖，我为了争取摘帽、弄口饭吃，不得不违心地按那个报纸的口径来“检查”自己。但不论我怎么检查，上面都不满意，说我“不老实”、“未触及要害”。我想我已按他们的调子，一直“检查”到“篡党夺权”的份儿上了，还有什么更“要害”的东西呢？于是便不断地往纲上线上爬，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问他们“我究竟还有什么问题”，于是又被批为“摸底”。直到1979年，我收到了“改正决定”复印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处分决定”上的罪状，仅仅是一篇揭发某些领导干部强占文联办公用房的杂文，以及两篇从未被批判过的短文。我后来才知道，这三篇小文章曾有幸“再发表”于省委宣传部编的《反右派斗争参考资料》一书上。而那些当年在会上报上强加给我的种种极其可怕的罪名，倒全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才想起，运动期间，我面对这些捏造出来的罪名，实在忍无可忍，加以当时年轻不懂事，我竟去找反右领导小组，据理力争。对方当时一言不发，事后倒也没把这些纯属臆造的事往“处分决定”上写。但是，当时我的右派帽子早已戴定，并且屡屡在报章上公布，怎么办呢？于是，他们便从我著作中随便抓了三篇短文来凑数。但这三篇短文是什么性质的呢？“改正决定”说，它们“是反对不正之风的，有些内容还是好的”。看来，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将“处分决定”给我本人看的原因了。
这种儿戏现象，也不仅仅对“右派”为然，对其他人也一样。省文联有一位重庆《新华日报》报童出身的同志，仅仅因为脱口说了“右派同志”一词，便立即在党内受处分，并终生下放。还有一位画家，当突然被宣布下放劳动时嘟哝了一句“我不去”，次日便被开除公职。
这种儿戏现象，还一直延续到我们“改正”之后。当时，杭州隆重地举行了郑伯永同志追悼大会。他的老战友们要求将这个消息登报，以在全省范围里为怕永同志恢复名誉。一个有关的领导干部一口拒绝，说：“只有厅级干部才能上报。他不是厅级干部。”有人提醒说：“他是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那人竟连眼也不眨一眨就说：“我们未查到他的任职文件。”反右当时的会上报上，是把他当成“窃据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来反的，等他平反后却连“窃据”的职务都没有了，这不是儿戏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一种可怕的儿戏。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胡耀邦等老革命家主持下，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给几十万被“扩大”进去的“右派”平反昭雪；使我们的社会扭转过去“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开始向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这赢得了世人的交口赞誉，更得到我们这些身受者的无比感激。作家队伍中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后都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如最近弃世的刘绍棠与张弦就是如此。《刘绍棠文集》共十二卷，其中十一卷都是“改正”后写的。张弦这十多年来不少作品也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哀悼他们的向时，不能不为怕永同志感到更大的悲哀与惋惜。怕永同志素具写作才能，他的生活经历又特别丰富，他长期做过白区地下工作，长期打过游击，担任过浙南特别旅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他如果能像我们这样幸存下来，一定能向人民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70年代末，我曾与人一道把怕永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当专业作家期间发表的作品，编成集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他的长篇小说初稿《飞云江上》，则我始终只闻其名而未一见，看来此书已不可能面世了。
伯永同志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献给了浙江人民尤其是浙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在对敌斗争中，机智灵活，屡战屡胜。但是，他虽能在敌人的枪口下避九死得一生，却不能在和平环境中避开无形的子弹。他为流言所中，为罗织所害，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呀！
幸而今日中国，“左”祸日远，局面大变。当我在改革开放的和煦阳光下写这篇文章时，临窗树木，新叶簇发，如绿眉，如青钱，生机勃勃。为了警惕“左”祸，我们应把往事告诉后人。先哲说：“前者不忘，后事之师。”外国的革命家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让我们反复重温并永远记住这两句话吧！
1997年3月于杭州
“二流堂”奇冤大案
作者：吴祖光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
《上海滩》月刊约我写一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写。原来不过是朋友们之间日常生活里互相交往的一些细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作的政治运动家们把它渲染、夸大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什么反革命政治集团。从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开始，到那个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中，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都等着最后要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来！而最后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到处内查外调，结果是一场瞎胡闹，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更无论其为什么“政治问题”了。想想真叫人又可恨，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上面这首七言律诗作于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畔，地名团泊洼的一处犯罪人的劳改农场。当时这片宝地乃是所谓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那几年当中，这个于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剧、惨剧，更多的是闹剧和滑稽剧。
坦诚快乐的“小丁”
1942年末，我在两年前完稿的第二个大型历史剧——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国为题材的《正气歌》，将由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演。导演由陈鲤庭先生担任，这部戏的主要演员有魏鹤龄扮演文天祥，顾而已扮演贾似道，谢添扮演翁应龙，阵容十分强大。而剧中的服装设计者画家丁聪成为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中的一个。
丁聪比我大半岁，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五岁的小了无论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旧符合“小丁”这一称号，永远坦诚快乐，永远笑容满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画名家，从30年代起以锋利的笔触勇敢地冲击反动统治的壁垒，到40年代以后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针砭社会生活里的丑陋落后现象。他独具特色的画笔使他的作品即使混杂放置在千百个画家的画幅里也可以叫人一眼识别出来。丁聪系出名门，他的父亲了惊是20年代便名扬上海的老画家，在上海滩上交游广阔，是上海文艺界深受尊崇的前辈。丁家的客厅里经常坐满上海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们，由于家庭的艺术熏陶，小丁不仅绘画当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调、有孔吹成曲的出色乐手。
从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过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上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合编过刊物，到香港在一家制片厂搞电影工作。更大的因缘是在新中国的1957年，虽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却同其命运地被一网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极北边唾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异地重逢，共同接受过“改造”……近年来，由于居处较远，难得见面，但从60年代“文革”以后，我的具有“特异功能”、从文盲变成作家的妻子新凤霞，奇迹般地写出了数白万字的生活短文，小丁给她绘制的插图为她的文章增添了声色。插图不知己画了几百幅，看来他们还要长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将是永恒的兄弟。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影事业发展困难，而大批曾在上海成就非凡的电影从业人员云集重庆，大量加入了话剧队伍，因此使话剧艺术在战时的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绝后的发展。在《正气歌》演出之前，我虽然已经有了《凤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没有越出当时国立剧专的范围；从《正气歌》上演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与丁聪密切相契的开始，我才广泛地接近了我所向往的“海派”影剧界同行们，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
认识丁聪以后，他带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处临江门下，一个小院，两间平房，一间房里住的是绮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三个独身的男子汉，除小丁之外，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仰光华侨唐瑜。这间房里没有床铺，三个人合睡在一条非常漂亮的高级地毯上；地毯是唐瑜买来的，房子也是他租来的。
凤子是散文作家，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是曹禺名剧《原野》主角金于的第一个扮演者。只是由于性别的原因，两间房子她独占了一间，而把三个男人挤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觉；女同胞毫无歉意，男同胞也毫无怨言。这几位朋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错——重文明、有礼貌、讲义气。
“大食国王”盛家伦
盛家伦学贯中西，堂堂仪表，永远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出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那个大房间里，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中文书、外文书、线装书，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样。琉璃厂的个体书商三天五天地给他送书来，他外出归来，也很少不捧着或夹着书的。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你总会看见他或坐或卧，或在窗前，或在灯下，一定是在看书。除了朋友之外，他只有与书为伴；即以朋友而论，他也是绝对的，他是个鲁男子，只有男朋友。对于女性，他从来无动于衷，多少个好事者、好奇者热心地为他作过介绍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谁都承认，并且尊重他作为音乐界专家学者的崇高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也从不附和别人。无论是中国的、东方的或是西洋的音乐家、音乐史……他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著作，他没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还是壮年的1965年，也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病逝世，给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他在高兴时喜欢吹口哨，吹得十分轻盈、流动，很好听。他也是歌唱家，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轰动一时，该片的那支主题歌就是盛家伦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许就是罕见的男中音吧！“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歌声流传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伦同住在西观音寺大宅院的近两年当中，从未听见他唱过一首歌，很难想像他的歌声曾经震撼和感动过万千个听众。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和家伦接触不多，和他日夕过从是在我和新凤霞结婚之后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欢凤霞的表演，也知道这个演员出身贫民窟，自幼失学，没有文化。他热情地主动提出来愿意教她学点乐理，最低限度要她学一点简谱，最好能进一步学会五线谱。这太使我们夫妻俩高兴了，我还从未见过家伦对别人如此热心过。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去后院，把家伦这个光棍汉请到楼下，让他在我家吃饭，由于他生性懒散，晚睡晚起，懒得出门，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出去买一个大面包，就点开水就能吃几天。所以我家只要吃点好的，就常常请他来，他是个美食家，很讲究吃喝，但作为一个光棍汉，又很能将就。我见过他躺在床上看书，床头上放着一大桶奶粉，过一会儿就伸手进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进口里干嚼，连个勺子都懒得拿。他的一颗门牙掉了，据他自己说是一次张口咬一个大苹果时崩掉的。他的绰号叫“大食国王”，大家叫他国王。我非常喜欢他，欢迎他来教凤霞识谱，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家庭老师了。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郑重其事地去买了一个小黑板，钉上钉子，挂在墙上；又去买了学习简谱和五线谱的书，希望这位民间艺人出身的大演员学会识谱，长点本事。但是事情真叫人灰心失望，凤霞演戏、唱戏玲珑剔透，才气横溢；对于学识谱却其笨如牛，家伦费了很大劲，她可就是学不进去；大约只学了不到三次，师生二人都泄了气。家伦对许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气的，但对凤霞却一向优礼有加，这回也只是把两手一摊，就算打了退堂鼓。回想我自己在当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学校上学时，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时也是一点也学不进去。别说五线谱，至今还是连简谱也不懂，于是连责备妻子的勇气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