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低声说：“我期望女孩子们穿着夏奈尔的套装从学校出来。”
一位时装设计师送给科科一瓶新研制出的香水。科科把匣子打开，放在长沙发前的矮桌上，说：
“一位先生送给我一只缚着可怕的带子的匣子，里面装着一小瓶散发着挥之不去恶臭的东西。他这是想干什么？用这种令人头痛的烂水果味的香水，在很远的地方就会被人觉察。我该怎么回复这位先生？如果我寄给他一瓶夏奈尔牌香水，那就意味着我在对他说：‘亲爱的，嗅一下吧，您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香水。’我不愿这样做，只好随它去了。啊！和这种人打交道我真没有办法。”
她不想讨这些人喜欢。人们有时感到她对巴朗西亚加很温柔。
她说：“昨天到现在他已经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如果再打来，那一定是向我求婚了。”
我很冒昧地问起了他的年龄。
“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亲爱的。”
在她心目中，解放后成长的新一代时装设计师，与她创业时的时装设计师们不是处在同一地位的。她提起后者就像老战士提到同一连队或同一战壕的战友一样，充满友爱甚至激情。过去人们不爱搭理服装设计师，由于科科的努力，这种禁忌被打破了，时装设计师成了可以与之交往，“可以同警共饮”的人了。
科科·夏奈尔传--不可替代的夏奈尔小姐
不可替代的夏奈尔小姐
科科说：“一个模特就像一块手表。手表给人显示时间，模特向人们展示衣裙。”
听她谈论她的模特姑娘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她似乎是面对自己在说话。
“她们长得都很美，所以她们可以从事这个职业。如果她们很聪明，也许就不干这一行了。”
1960年前后几年里，她的小小工作室里出了几个名人：阿尔康格伯爵夫人（咪咪）、一位尊贵的殿下奥迪尔·德克鲁瓦、几位公主…·
科科说：“姑娘们无所事事。她们的母亲或外祖母在她们的年龄时有别的事干：谈情说爱。那时她们圈子里的男人们都不工作，像伯恩斯坦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有足够的时间谈情说爱。今天谁还会有这份热情？姑娘们相互打电话说的都是无聊话。在夏奈尔公司里也有她们的同伴。她们穿得很华丽，她们为服装展示会而来，然后就留下了，但是爱情却不在这里。”
科科对模特姑娘们的感情故事很感兴趣。一位漂亮的西班牙姑娘坠入了爱河，与一个已婚（姑且不论）而且又没有财产的男子打得火热（居然有这样的事，她真是疯了！）。
——如果他抛弃你，你将怎么办？
——我就去修道院，小姐。
20岁就进修道院，而且长得那么漂亮…她不懂得怎样使用自己的王牌，把修道院与幸福混为一谈，真是愚不可及。科科劝她的模特姑娘们要找有钱的情人，说：“这是一种消除犯罪心理的方法，许多漂亮姑娘已经或将要照我做过的那样去做，是的，像我做的那样。但是，我……还做过别的事情，而且做过很多。”
科科说：“我相信我的模特姑娘们对我都有点崇敬。她们要我的旧衣服，越旧就越能显出是我这里继承来的，可以吹嘘。玛丽一埃莱娜要我还在穿的衣服，要了不下10次。我只好回答说：‘不行，不能给你，我没有别的衣服穿了’。”
玛丽一埃莱娜·阿尔诺几年来一直是夏奈尔公司的台柱，大家都说科科很喜欢她、科科对这些流言蜚语很感不安，她对我说：
“您能想象吗？我是一个老年同性恋者吗？这话从何谈起？”
她承认有一位女合伙人对她很倾心，深信她对女人很有兴趣。这种喜剧该收场了，不男不女的算什么。
“如果说我喜欢一位老先生那还说得过去，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我会吓跑的，我太怕年轻人了。”
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迫切需要有人陪伴着她，她不止一次地责备我“看着她堕落”。她的挚友埃尔韦·米尔笑着对我说，她在去世前不久还通过一位朋友要求和他结婚。埃尔韦还说，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太大，而且科科又有太多的财产，使他们不能结合。科科听到这种反应后咕哝地说：“他这个人真傻！（她还说了更粗鲁的字眼）他是在说我太老了，太有钱了配不上他！”
科科说：“男人可以独自生活，女人则木行。女人不希望有自由的感觉。我追求独立的人生，但不要孤独。和一个同伴共同生活与孤独完全是两码事。孤独实在太可怕了。”
也许科科在战争时期就想有一个同伴共同生活了。施帕灰就是她的一个同伴。她在物质上支持他就是因为他是她的同伴。和威斯敏斯特在一起时，她在肉体上的要求已经不强烈了，喜欢上了新鲜的空气和体育活动。我认识她时，她已经76岁了，如果在这样高龄时还有肉欲的要求，那她就是一个妖精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人的爱恋。我想，她对漂亮的玛丽一埃莱娜的恋情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或一位善解人意的男人在身边她就放心了，就会活跃如兔。
科科说：“我开始注意玛丽一埃莱娜的时候，她正受人摧残，被人支来支去，什么都要她干。一些杂志利用她，却又在她背后吐口水，我就成了她的守护神。我有点喜欢上她了，教会她许多事情。她深夜回到纳伊她父母家去时，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要她住康邦街的一家小旅馆里。我对她说我常常一个人在家，要她来我家里吃饭，看到她独自一人在小饭店吃饭我也会感到不愉快。我还对她说，我的朋友们一定会很高兴认识她的。我喜欢教诲人，喜欢对人说道理，而玛丽一埃莱娜听我说话时兴趣十足，对我也有一点爱慕之情，我认为是这样的。”
玛丽一埃莱娜的父亲被委任为夏奈尔公司的经理。他的职务提升证实了这样一种谣传：科科把玛丽一埃莱娜看作为她的继承人。韦尔泰梅兄弟对此也不否定。韦尔泰梅兄弟关心继承问题是很正常的，因为科科已快80岁了。
一天晚上，科科说：“玛丽一埃莱娜对模特工作已经厌倦了，我理解她。但是，也许她错了。”
这三句话说得够清楚了，更何况玛丽一埃莱娜的父亲老阿尔诺说过一句话，科科没有能够接受，只是咧着嘴笑了笑，这就更说明问题了。老阿尔诺是这么说的：
——我的女儿比她现在干的更有价值。
科科反驳说：“我是夏奈尔小姐，我看到工作室里亮着灯就进去熄了，马桶水是木是抽了我也要去检查一下。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光彩。”
科科对玛丽一埃莱娜的友谊一下子由热变冷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卢夭西恩的拉扎雷夫家里，科科见到了索菲·莉特瓦克。这位前模特明星在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嫁给了一位好莱坞巨子。玛丽一埃莱娜对她发出邀请：
“请到我家里来看我。”
她的家？在哪里？康邦街！夏奈尔家！那是我的家！
科科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她在想：我成了什么啦？我遭人讨厌，被赶出门了？
不能任人摆布。到我家里来，一个邀请就这些话，难道不奇怪吗？然而就是科科自己处处留意使玛丽一埃莱娜感到就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她要求别人依附于她。
她说：“我知道玛丽一埃莱娜已经铁了心。既然她不愿再当模特，就让别人来当吧。任何人都可以由别人替代的。”
当然，夏奈尔小姐除外。
她很快就找到了替代玛丽一埃莱娜的人。
“她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看上去就像一颗维生素丸似地充满活力。她对能在夏奈尔公司工作感到十分高兴，整天面带笑容，惹得别人也都笑了。一年以后，其他人都相形见拙。以前大家为了让我高兴都竭力奉承玛丽一埃莱娜。开始时，这个小姑娘不知道怎么走步，只会收腹扭臀。我对她说：跳舞时你是不会收腹的，要像跳舞一样走步。我教她怎么走步，现在我已经把她调教好了，她的动作已经符合要求。是我教会了这些姑娘，我对她们说，面带笑容特别重要。美国姑娘都很优秀。我在纽约听到一个姑娘露着一口雪白的牙齿说美国骨髓灰质炎流行，但那里的牙科医生都很出色。”
她可以几小时地站立而不感到疲劳。
她说：“其实，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站立久了也会疲劳。我靠骨盆承受身体的重力才支撑了下来。这个办法再巧妙不过了。我用这个方法教小姑娘，既然我能这么做，她也一定能这么做的。”
模特们喜欢肩上持一个大包。
“我想知道她们在包里放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现在她们又多了一样东西：脖子上挂了一架照相机。一个姑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她要去学philo，我对她说，如果你对我说要去学哲学了我才会相信你的话。这件事使我很开心，我也不知自己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贵族”时期结束后，科科按照德国方式训练模特。
她说：“我很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的德国姑娘，她们走步很自然。她们像猛兽似地抬起大腿，随后跨出步子。法国姑娘和美国姑娘则相反，她们先跨出脚，这样就不雅致了。”
后来她和模特姑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缝，一些人对她流露出不满情绪。
“但是由于我加倍地工作，一切还是运转得很好。我对自己说：即使这些人有点胡思乱想，你也不要介入。你有服装展示会要办，千万别生气（女人在40岁以后不应该再生气了），要有耐心。我是一只蜜蜂，这是我的属相狮子星座所决定的。这种属相的女人勤劳勇敢，忠贞不渝，永远不会不知所措，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是一只狮子星座的蜜蜂。”
一次展示会结束后她把我带进了工作室，和模特姑娘们一起喝香槟酒。姑娘们戴着胸罩，脸上毫无表情。在她那里，没有人觉得她高人一游。
她低声抱怨说：“不要像捧圣体似地展示裙子。”
她手里拿着一杯酒，面带笑容轻松自如地做着示范动作，似乎一点也没有为那一天的失败而动摇。
她就她的模特姑娘对我说：“女人都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她们就想要钱。钱和雄心壮志不是一回事。她们没有兴趣学习。只有美国姑娘才会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譬如：‘您认为这位画家怎么样？’‘不怎么样。’‘您喜欢他吗？’‘我不在乎他。’‘您最喜欢哪位作家？’够了！美国姑娘就是这样没完没了，虽然令人难以忍受，却十分感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她们有时会嫁给教人不海的欧洲人，但是毫无用处，法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只对自己的穿着有兴趣，他们自有地方炫耀自己，而现在的女人也都能接受。我的一位模特姑娘对我说：‘我们像伙伴一样过日子。和伙伴生活在一起就行了？’多么可悲的生活！许多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姑娘们被人玩弄而又忍受玩弄。如果有人像现在的小伙子对姑娘那样对我说话，我真会嚎啕大哭的。而实际上就是姑娘们自己首创的。她们为什么去追逐小伙子？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来追自己？这些女人真是疯了。男人靠女人生活，女人外出工作，替男人付钱，真笑死人了。女人们想当男人真是怪物。这些男人也真够窝囊，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女人们则四处奔走，把笃笃的鞋跟声、关门的撞击声留在身后、她们已经不懂得什么叫被人爱。和她们在一起的男人关。动的木是她们，而是自己裤子上的折缝。我可不要他们替我擦皮鞋，他们甚至为女人做蠢事的能力也没有，而女人却朝着不幸一步一步地走去。她们为了追逐钱财，为了干得比男人更好到处奔波，工作，工作，不断地工作，甚至连孩子也不愿生，怕耽误了工作。男人们就此把一切都推给了女人，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刻苦耐劳。中国男人最精于此道。而俄国人呢？他们把一位妇女送上了太空。女人能够抵挡一切。想象一下，如果由男人来照料孩子，他一定会弄得精疲力竭的。男人得了鼻炎就完了，今天的蜂皇就是男人。”
科科的这番自白犹如她的一幅自画像。我把它摘录出来，她老看到了一定会大为惊奇的。在她看来，她的情况并不典型，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科科·夏奈尔传--惊险小说中的大主人公
惊险小说中的大主人公
科科雄踞时装业宝座数年，地位无可非议，只是由于过于挑剔和爱发脾气略显逊色。她现在面临的是来自英国索霍区一条街上发生的一场革命的挑战。玛丽·匡特发明了超短裙。披头土乐队的强烈节奏使超短裙像挥之不去的时代乐章，着了魔似地到处流行。高潮时，巴黎的服装店也打出了库雷热①的招牌。科科应乔治·蓬皮杜总理的邀请去马提翁宫作客时，同桌上就有三位顾客朋友，被库雷热先生打扮得像小姑娘似的。
“就像描写外星人生活的蹩脚的幻想电影。”她叹了口气说，“这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法国人就是喜欢丢人现眼，简直是开玩笑。打此以后，三家时装公司被美国人收购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幸而夏奈尔公司运转得还可以，虽然我们的订货比平时少了些。”
让她有苦说不出的事还有。一位家庭主妇（请相信她是大户人家的主妇）请她吃饭。主人穿着夏奈尔上装却配着一条露出半条大腿的超短裙。谁能使她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超短裙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和她当初推出宽松舒适的款式时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要从夏奈尔手中夺得第一把交椅比登天还难的时代很快就变得遥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争夺着这个空缺的宝座。摄影师们忙着参加各种展示会。科科奋力迎战，设计出了许多新款式，增加了展示次数，但是场面冷清得令人心寒，只有我为她喝彩。但每当此时，科科就叫莉鲁或别人对我说：朋友们不应该……一位体格健壮的美国女人站在一台干电池风扇前吹风，她忧郁地低声说：
“我因为科科是老太太才来的。”
我在楼梯上看到科科。她表面上很沉着镇定，但实际上疲惫不堪。头天晚上她对我说：
“每次都出新招是不可能的，但是您可以看到这次我要来一次革命，不为几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
什么？什么？她避而不答。
“我很爱您，但是今天您什么也看不到。明天带着那个东西再来吧。’，
我受不了老板的颐指气使，尤其不能忍受效忠于老板，拍他马屁的人的阴谋诡计，离开了《玛丽一克莱尔》杂志社，当了欧洲一台的社论撰写人。科科指的“那个东西”就是我离开时带走的，电台记者使用的那架“纳格拉”牌录音机。
科科说：“在我的店里没有露出膝盖的裙子。膝盖是一个关节（她戏曲食指，放在我的眼前），您觉得关节很美吗？”
她的膝盖浑圆极美。坐着时，她经常把长裙拢在膝盖上。（1968年夏天）她所说的用来夺回失去的地盘的革命性新产品就是这种长裙吗？当所有的设计师都在把裙子做得越来越短时，她却在提倡夏奈尔式的风格，要妇女们（按照法国方式）在裙于里加盖膝衬裤。这种着装法对于穿晚礼裙的人来说可以平添几分波斯公主般的典雅，但对穿苏格兰或爱尔兰粗花呢服装的人来说，当然就太累赘、太可笑了。
一位生来就与社交界有缘的巴黎主流社会名人问我：“您在这里面看到我了吗？”
我站在半开着的窗户前呼吸街上的空气，为这伙“制作”服装的人没有一点青春气息深感惊讶。这倒不是说时装界的淑女们年纪都已很大，而是因为她们没有年龄和性别，没有任何可以吸引男人的地方。她们像凡尔赛宫里的嫔妃一样，等级森严，相互窥视，相互猜疑：瞧，那个女人比我更接近劳伦·巴考尔那天所占的宝座。一些女演员拨郎鼓似地摇着头，缓缓长发在脸上晃动。
我也看到了这一情景。踏上科科家的台阶时，我真感到不知所措。对她说什么呢？说有的人在粗呢长裤外还套了粗呢裙子，有的人却袒露着大腿，有的人甚至露出肚脐…，科科握着我的手笑着说：
“您瞧，这里人不多，已经上去的人都知道怎样干好活。在我看来，只有工作最为重要。”
几天后。科科向20来位女顾客展示了各式长裤。这时莉鲁惊奇地看见一位穿白色背带裤的画家从镶嵌镜子的楼梯上走下去，手里拿着一个水缸，里面放着一支画笔，在穿过客厅时撞倒了一个模特姑娘，姑娘吓得大惊失色，而画家却消失在墙的后面。
莉鲁低声说道：“真像一只穿山甲。”
墙上有一扇门与隔壁房间相通。一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受雇于夏奈尔香水公司和贝姿华香水公司，在那间房里工作。科科领我侧身穿过开着的墙门，参观一个即将开始运转的工场。工场很大，里面有放缝纫机的小桌子，镶玻璃的女工头工作小间和科科的一张老板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要有人要夏奈尔牌的露出半条大腿的裙子就可以随时供应。
科科低声说：“近来不断有人要我离开。他们不知道如果我离开了，这将是一场灾难。如果我的公司倒闭了就等于一家汽车厂倒闭了。”
受她雇用的有400个员工。科科弓着背，一副老人相。有时我也很恼火，忍受不了她。她老是以自我为中心胡言乱语，说来说去总是这么几个故事，还有她脾气古怪惹人讨厌。但是，这一天她显得十分平静，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伊然是一位决心斗争至死的老奶奶。
她说：“这是一部侦探小说。”
确实，她的一生就像皮埃尔·德库尔塞尔的《两个小家伙》中“绑架芳芳”一章的情节一样。拉蒙·德蒙洛尔把芳芳交给可恶的拉·利马斯，要他把这个贵族小天使变成像他一样的贫苦人。
拉蒙低沉地说：“孩子交给你啦！”
夏奈尔公司！
拉·利马斯说：“真漂亮，先生，我可以担保，他太像您了。”
可怜的科科，她在忍受痛苦。我发现她很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为什么她没有因为爱情而痛苦，不为没有孩子而伤心？有人想夺取她的权威地位。应当承认她的地位已经发发可危，报界对她也已不感兴趣，即使夏奈尔品牌在商业上还很坚挺，即使时装公司仍能缓慢但有效地推动香水的销售，科科再也成不了新闻热点。康邦街上出售的服装尽善至美6个月不变，成不了记者摄影的目标或文章的主题，记者们去了也是徒然浪费时间。
难看的膝盖！她拉了拉脖子上红色围巾的两端，头颈么老了！
“如果有人说您还不到20岁，您是不是觉得有趣？我认为这太过分了些，要是人家说我40岁，我就高兴了。”
放弃？投降？她常常谈到这些问题。
——我真想把一切都放弃算了。为什么我还要干这个讨厌的行当？
——自我认识您以来，每次服装展示会后您都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不工作了，那该做什么？我岂不要闷死了？
她把闷死两字说得很响。她在洛桑买了一所房户。
她说：“房子不在湖边。湖难看极了，天鹅的味道也不好问，水是死水，连黑水鸡也会被毒死。我的这幢小楼在山上，名字叫西尼亚尔。一幢楼里如果有两个以t佣人就没法住了。我只要一座小楼，不要添置什么水暖设备，有一个窝可以安静地住到老死就行了，何况小屋有四间浴室，其中一间是我的。我在墙壁上挂满漆器（还有印度马木屏风）。我把房间内部布置得像间木屋，因为我是在瑞士。这里看不到湖，只看到我的花园，要走出几步才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但是，人毕竟是在房里生活的，我也不搞什么客套，小屋只对朋友开放。我也不想为了高兴在瑞士举行招待会。”
她指给我看一张床和几把锻铁椅子，都是雕刻家贾科梅蒂的弟弟做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做的东西令人赏心悦目。但他居然不敢问我要钱。曾经有人来为这张床拍照，我浪费了一个L午，连我也成了一件摆饰。可怜的贾科梅蒂在马路上摔了一跤，人们没有及时把他扶起来，现在他在医院里。”
她抱怨自己在工作呼。太独断专行了。这种过分谦虚真新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
她说：“没。别人帮助，什么事都做不成。可惜我找不到人帮助，全部瘫痪了似的，人们看不到你是在为他们做事，而可怜的女人们变得越来越疯疯癫癫了、对她们说现在流行四季豆，她们就成了四季豆，要她们方就方，要她们圆就圆。现在她们袒露着肚脐，而肚脐并不是最美的部位。她们穿着露脐长裤招摇过市。多么珍贵的肚脐啊，该把它放在橱窗里。看样子她们很快还会露出屁股来的。”
她c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科科说：“近来我受到一连串的打击。我一个人能做些什么？我对她们讲，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就再也不干了。我周围的人只想挣钱，却没有什么本领。昨天是劳动节（5月1日），星期四是耶稣升大节，都不营业。我说，如果你们不愿工作，那就不工作吧，我H能把你们当懒汉看待。但是，她们不工作，社会保险我还得照付，要好几百万呐！元旦那一天，一般照常工作，但她们干得没精打采。”
她是不是真能放弃时装生涯，独白一人拥有成功的奥秘？她想到的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她说：“我本人不需要什么，我是可以洗手不干的。”
她要我想想萨夏·吉特里失宠时的情景。他被隔离在勒克吕路上的一家旅馆里时，写下了《狱中60天》一书，坦陈自己的心声。他也觉得被原以为自己能代表的巴黎所抛弃、难道他没有捍卫过法兰西的尊严？人们没有为怀疑他，逮捕他，把他送进弗雷纳表示歉意、对此，他感到惊讶。科科期待着人们恳求她继续努力工作下去：
“亲爱的、伟大的夏奈尔小姐，您想停止为对国家十分重要的法国豪华服装效力是不可能的。”
有时谈到意大利时装业时，她很有感触。
她指出：“意大利的工厂只要有订单，在8月份也不会全部停工，不像我们这里。”
说完这话，她看着美国杂志＿L登的罗马时装设计师设计的服饰，噗吃一声笑了起来。她说：
“美国人一定懂得，如果夏奈尔公司倒闭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有人要施展阴谋诡计动摇她的地位？如果夏奈尔公司挺不住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时装可言？她叹了口气说：
“妇女杂志扼杀了时装。这些杂志现在都成了药房，只讲药丸，不谈时装，教人怎样不生孩子。”
她还狡黠地说：
“这样下去孩子会比以前多吗？”
科科·夏奈尔传--轻歌剧中的原型
轻歌剧中的原型
如果夏奈尔小姐同意出席以她的生平（或者说以她的名声）为题材的轻歌剧《科科》的首场演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她在纽约受到欢迎的盛况。她踩着飞天而来的彩纸屑走上＿百老汇大街。某些大人物喜欢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上踱步，还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塑像沾沾自喜。但是，由一位大明星扮演科科，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确实非同一般。科科没有受宠若惊，而且，应当说法国人的态度都很冷漠，也许一出关于碧姬·巴锋的轻歌剧才能使他们更为激动。
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并非一件小事。上演计划是在米尔两兄弟埃尔韦和热拉尔的餐桌上形成的。埃尔韦·米尔曾经参与让·普鲁沃斯特的一切决定（警方一直在追捕让·普鲁沃斯特）。法国解放那一年，他怦然成了半官方的情报部长，报界新人在他那里竞相获取消息。政界人士、男女演员、电影制片人、剧场经理，还有那些能使鬼推磨的财界人物都常在米尔兄弟家中聚首。普鲁沃斯特在米尔兄弟家里看到许多地位正日趋巩固的新贵，这些人的面孔和名字已经或即将为人熟知。他们中有正在从占领后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让·科克托、即将改头换面的还没有出名的17岁姑娘分耕女特·巴尔多、马龙·白兰度、让·热内、玛丽·贝尔，还有当时正忙于创办报纸的雅克·沙邦一戴尔马。
开始时，米尔兄弟居住的瓦雷纳街与科科的康邦街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神圣的地方都有一种有利于生存和再复兴的气氛。布景师热拉尔·米尔为他亲爱的科科在房间内放肝印度乌木屏风，四壁镇满镜子，使房间看上会空间奇大；镜中的一切都比例失调。中国瓷瓶巨大无比，庙就像明斯特森林中的真鹿一般大。
多少新闻、戏剧和电影发源于瓦雷纳街？瓦迪姆在穷极潦倒时曾在这里住过，他带布莉吉特上米尔家吃饭。她的父母打电话来：我们的女儿在吗？午夜前一定要把她送回来，谢谢。热一拉尔·米尔看不惯克里斯蒂昂·马尔康和他的同伴穿燕尾礼服。阿纳贝尔（当时还不叫比费）在往花瓶里插玫瑰。卡庞蒂埃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可爱的模特姑娘，后来就娶了她为妻。莫里斯·谢瓦利埃带来了她的第一册回忆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瓦雷纳街。科科在那里遇到了制片人弗雷德里克·布里松，他决定把回忆录买下来，把它改编成自传体文学作品，一出戏，一部电影或者一台音乐喜剧。但是，她既不喜欢出书，也不喜欢拍电影。人们在挖掘她的过去，想透过她的一生找出一个真实的科科来，而这个真实的科科～直被她自己小心地深藏着，并且不断地在上面添尘加土。为什么不能改编成一出音乐喜剧来反映最具想象力的东西呢？《窈窕淑女》在拍成电影，创造了几百万美元的票房价值前也在百老汇风光过。对，就是该这么办。
协议签订了。布里松想让他的夫人罗莎琳德·目塞尔扮演科科。科科觉得她太庸俗，说她像“一匹高头大马”。她说话的声音很大，美国记者听得很清楚。罗莎琳德虽然辞去了这个角色，但剧本仍留下了她的痕迹。剧本以1954年科科回归为素材，但科科却希望能见到她的早期生活，如在多维尔为奥黛丽·赫本改制第一件套衫，在姑娘和骑士的簇拥下在隆尚骑马奔驰，在结识才华横溢的凯瑟琳·赫本时自己又是如何自叹弗如的。剧本改编拉纳坚持要罗莎琳德·吕塞尔记住这样一个主题思想：
“科科是一个为了自身的独立而牺牲了一切的女人。她虽然取得了独立，但陷入了孤独，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他的看法没错。
——这是悲剧的题材，埃韦尔·米尔说。
——那么就把它改编成一出音乐悲剧，拉尔内说。
1965年拉尔内开始改编，他用了10年的时间说服科科。科科则委托勒内·德尚布伦与他商谈版权问题。1966年春，布里松到巴黎，随行的有拉尔内和作曲家普雷文。在普雷文钢琴伴奏下，拉尔内唱了《科科》中的主题歌。
科科说：“剧中，‘我’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坐在那里看别人在我面前走来晃去。”
戏的开场是她的父亲低头看着摇篮，在为她取个小名，最终取了“科科”，她的祖母念着这个名字，对她的小孙女说她会有名誉地位的，也会很有钱，但将是孤身一人。
孤身一人！埃尔韦·米尔说，科科听到这段歌词时泪流满面。很少有人看到晚年的她哭得如此伤心。
按照拉尔内的构思，科科在第一次服装展示会失败后，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位美国帽子商帮她走出了困境。他不仅使她的时装设计重新出现了生机，而且还为她带来了一批有钱的美国顾客。科科拒绝出席在百老汇的首场演出，原因是她不喜欢剧中人穿的是由塞西尔·比顿设计的“夏奈尔式”的裙子。
她对我说：“在里兹饭店里，一些美国人围着我说：其遗憾，剧中人的服装不是由您做的。我们看这出戏原本是想看到些什么的。”
我责备她没有去百老汇。
——难道您对别人是怎样看您的不感兴趣吗？我说。
——现在走来走去太复杂了，她回答说，到处都是人，最好的旅行是躺在沙发床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946年科科重返美国。”
科科说：“我在48小时内领到了护照。我没有带贴身女佣。快到目的地时，我还在独自一人慢慢地穿戴打扮。这时船上一片嘈杂的搬动行李声。我想大概有什么重要人物在船上。我看到一个黑人拳击手（阿尔·布朗），人们等的也许就是他。他没有权利和我们～起在船上。离下船还有三刻钟，我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行李，不打算第一个下船。这时有人敲门，我问是谁，但我没开门。这里不存在信任问题。外面有人隔着广l高声地说，有许多人在大厅里等我。我回答说我没有约见过任何人。门外的人大声喧哗，闹得船长也来了。当然我给船长开了门。他说是一些记者想见我。我说我这次旅行纯为私事，我不想见记者，况且我还没整理好裙子。船长说他要是事先知道有记者要来的话，他会把事情安排得好好的。他说：‘现在您看我该怎么办呢？他们至少有40个人，他们现在在大厅里等着。’我说：‘船长，这事可不好办，您看我正在整理行李。’船长说：‘行李我派人来帮您整理。’我遗忘了一支牙刷、一支指甲刷和一块香皂。我的贴身女佣原本应当替我放好的，她没有放。”
记者们问她对时装新款式有什么看法。
“我带了两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一套穿在身匕我对记者们说：‘你们看见了吗？’他们笑了，他们问我是不是还要做裙子。我说；‘由于战争的原因，我的公司关门了，我来纽约是为了推销香水。”’
一位年轻妇女想知道去哪里用得上酒香水。科科回答说：
“凡是去您想被人拥抱的地方时，都要酒香水。”这个回答使玛丽莲大受启发。
科科说：“我和美国记者们建立了友谊。他们都是些孩子，我逗得他们笑声不绝。他们想知道早上我吃什么，我说：‘一支山茶花。’晚上吃什么，我说：‘绣球花。’我这么回答是为了返他们，丝毫没有哗众取宠，想当明星的意思。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两样可怕的东西：明星和模特。我对这两样东西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我想过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的平静安溢的生活。”
1957年9月，她同意去达拉斯参加斯坦利·马科斯百货公司开业50周年庆典。马科斯授予她马科斯奖，以表彰她为设计高雅明快，富有艺术气息和吸引力的时装而作出的贡献。科科不想接受。马科斯也向克里斯汀·迪奥和埃莱娜·拉扎雷夫接了奖。科科害怕乘飞机，而且也不想适应它。勒内·德尚布伦邀请马科斯在拉格朗热城堡共进午餐。这座城堡是他的先人拉斐特将军的宅第。客厅里挂满着旧的海报，其中有一张是《哈姆雷特》上演时的（丝质）海报。哈姆雷特一角由英国的塔尔玛·麦克里迪扮演。在演员和莎士比亚的名字上方用大字写着：拉斐特将军将出席观看。
——如果您想把夏奈尔小姐吸引到达拉斯来，德尚布伦悄悄地对马科斯说，那就让她看这张海报，对她说……
——我明白了，马科斯说。
他把科科拉到海报前：
——我来宣布：
夏奈尔小姐将出席观看
科科的重返使美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为科科在1939年失去世界时装之王的头衔后，又如此轻而易举地重新获得f这个称号感到惊奇。达拉斯的报纸以《科科像休格·雷一样》大字标题撰文把她比作体格·雷·鲁宾逊。
科科说：“人们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一天舰上，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一对夫妇出人意料地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男的扮成一头公牛，穿着一件礼服，两只角之间戴着一顶礼帽。女的扮成一头母牛，身穿白色夏奈尔服装，头披长纱巾。聚光灯使人热得难以忍受，但每个房间里都开着空调，感觉很冷。我很快就感冒了。我在头上放着一块手帕，在房间里走动。人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只要碰一下什么东西，都能发出美妙的音乐。我有5台电视机，我常用的是浴室里的那一台，屏幕上的广告做得像电影一样，让我觉得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真可怕。”
她想会晤曾在电视上布道传经（总是谈对另一个世界的种种木安）的比利’格雷厄姆，她曾经随人去参加过一次聚会，但聚会上人太多。我嘲笑比利·格雷厄姆，科科为他辩护说：
“他这个人很聪明，而且生逢其时。他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听众：看看我吧，我的牙长得很好，笑起来不惹人讨厌，因为没有人愿意向长得很丑的人学什么东西的。他还玩高尔夫球，表明他是时代的宠儿，而绝不是一个光会读《圣经》的老好人。”
这是不是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达拉斯之行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坏：
“要和2000多人握手，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这么干过。这不错，就是太累人了。斯坦利·马科斯先生把他的供应商和顾主都叫来了，他把夏奈尔小姐当作吸引人的手段，他们都听到过夏奈尔小姐的名字，但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再也不会让人把我当明星耍了。”
她后来随人去了新奥尔良。她说：“这是美国最不令人烦恼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玩玩，因为我太累了。”
她回忆加利福尼亚之行时神情极其愉快。乔治’凯塞尔和她同行，他们在蒙特里过了一夜。阳台面朝大海，有一个黑人在唱歌。科科说：
“他老是唱一支曲子，我要他为我也唱一支。第二天我买了牛仔用品，拆了重做。我已经发了财，现在，我一想起旅途劳顿就讨厌旅行。我去瑞士是为了保养身体，而且因为我在那里有一处住房。虽然去瑞士的人越来越多，太多了些，我还是只喜欢瑞士。在美国我无所事事，美国人期望我们给他们带去新东西。我们应当为他们找出些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一些小玩意儿。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豪华之物、真正的豪华之物。一个只知道舒适生活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百万富翁们在墙上挂画，他们可以花钱买画，把买画作为投资，美国人是这么说的，买回投资也成了广告。豪华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也没有豪华可言，在德国则豪华犹存。我去过一些城堡。简直难以置信，亲爱的，每张椅子后站着＿名仆人，还有沉甸甸的银器。这才是豪华。在法国则是真真假假，真假掺半。”
在美国时，她在火车上看到一家工厂的烟囱上写着：夏奈尔。
“大概是我父亲的。”
她不想知道得更多。
她说：“没有美国就一事无成。美国人不喜欢的东西就卖不动。这很好，因为美国代表着青春和效率。”
第Th次世界大战前的1931年，科科曾应塞梁尔·戈尔德温的邀请去过好莱坞。戈尔德温给她100万美元，要她为他的影星们提供服装。合同（未签）规定科科一年去好莱坞两次。合同遭到了影星们的反对，她只为格洛丽娜·斯旺森提供了服装，如此而已。科科说：“好莱坞只不过是展示胸部和臀部的圣米歇尔山。”
在夏奈尔公司最困难的年代里，我见到科科的机会更多了。
不久前的几次服装展示会；尤其是衬长裤的裙子展示会失败后，她深切感到这些失败都与记者有关。她说：
“再也没有人关心夏奈尔了，你们应当和我一起来关心夏奈尔。”
我离开普鲁沃斯特后，她对我的命运深表关切，有时她甚至还问起我的心脏情况依心动过速。
通常，莉鲁·格伦巴赫负责与报界联络。有人问她你的职责是什么，她笑着回答说，她也希望有人给她明确。在夏奈尔小姐晚年时期，就数莉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是通过她的哥哥克里斯蒂昂·马尔康认识她的。
莉鲁经常出现在科科的左右；要听小姐说话，和她一起吃饭，没有人在的时候还要把她带回里兹饭店。科科少不了莉鲁。但也常常赶她走开。
她大声吼叫道：“行了，我不要做事马虎的人在我的身边。”
她讨厌莉鲁的丈夫菲利浦·格伦巴赫，我的一位报界朋友。一般而言，她不喜欢看上去很亲密的夫妇，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格伦巴赫夫妇还领养了两个孩子，这对她也是刺激。
她睡眠不好，吃也吃得越来越少。她还得了梦游症，有人曾经深夜在走廊里看见过她，她冷得发抖，有时还弄断了肋骨，划破了腿，撞破了鼻子，都是她自己包扎了事。
她说：“如果请医生，医生就会要你去做透视，弄得你没完没了。”
她做着手势对我说：“鼻子上的伤，只要把伤口两端这么一捏，伤口就合拢了。”她坐着时腿关节僵硬，要站起来才能使膝关节弯曲。
科科说：“我可以站立，如果骨折了就站不起来了。一位美国朋友问我是否颈骨有毛病，这个笨蛋以为我股骨颈骨折了。”
她对病痛有很大的忍受力。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在农村，他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请医生，而这时往往已经太迟了。为了把她稳在床上，只好把桌子放在床垫上。
她自己也说：“我叫人把床棚放在地上，这样，即使我掉了下来也不会摔得太重。有对我关节痛得厉害就会在睡梦中叫起来。我怕睡在床上，所以只好睡在椅子上，一不小心就会略的一下摔了下来。”
她笑着用手摩擦着头部。梦游症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我慢慢地从床上下来，还是那么迷迷糊糊。父亲把我抱上床，我很害怕，伸出双手高叫：‘他在这里。’父亲说：‘别瞎说，别怕，他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
她接着又说，他的父亲不喜欢吃猪肉，也不许她吃猪肉。在奥弗涅时，人们有时三四个月不能去户外。
她提起童年生活时，背景总是严寒和风雪，从来没有春天和夏天。也没有收获的季节。哦，收获季节是有的，那就是佃户带了东西向她的姨妈们交租。
她埋怨我没有预先告诉她星期天早上我在欧洲一台有一档节目（原先是这样安排的）：
“您怕吵醒我吗？您总是怕这怕那的。我们是朋友，别这么快回阿尔萨斯写什么书，不要让人把自己忘了，应当和那些常常叨念着的人一起呆在旋梯上，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不要被人撵走。”
旋梯！她原想使我理解些什么，但却用了这个表示相反意思的调。～个人失去了名望就会从旋梯上滑下去。她雄居时装界最高地位，令人觊觎不已，早就作好准备，不让出位置。
她对我说：“我还要筹划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一次综合我以往全部成就的大展示会。”
她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上的绦子说：
“这套衣服我穿了10年了。”
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这个预言使我警觉了起来。她说话时是认真的，我应当像儒安维尔关注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那样，密切关注这次展示会。当然，我错了，科科准备的服装展示会有5次。不过，她同意我和她一起操办的是最后一次。
“办展示会应当先有构思，寻找主题，然后大家讨论，您会明白主题从何而来，您能学到许多东西。”
一个星期六，她召集手下人在康邦街商谈。
“没有人就没法工作，”她说。
然而，科科有时是很孤独的。她说：“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他们如果有事问我只要来就是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我。这样就麻烦了，因为事情是边说边做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展示会应当办得极好才行，否则就过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