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让你看看我的服装新款式。”
她说这话时很自信。离开她后我问了女工头：
“展示会是不是提前了？”
“完全没有那么回事，还是一月底。”她肯定地说，一副使你不得不信的样子。还说：“你该知道，这个时候她是乱说一气的、”在科科的脑子里，展示会已经准备就绪。这天晚上，7点不到，我应邀前去，整幢房子已经一片寂静，但是科科没有忘记我们的约会，她在等我。弗朗索瓦在哪里？他去为他的孩子们买玩具了。我们再回到里兹饭店，她希望人家看到她。她为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从而有利于夏奈尔公司而高兴。
她说：“我比战前更加有名了，现在甚至连平民百姓都认识我了。”
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科科，这就是科利”德国人这么说，西班牙人也这么说。可惜日本人还没有这样说过。
她穿着风衣离开了公司。风衣领口上系着一条黑色围巾，披着一条红色披肩。她站在镶有许多镜子的楼梯上，脱下礼帽，模仿雅克·夏佐登台演戏的动作。她说：
“夏佐是这样弓着身于向观众致意的。”
她的黑如墨漆的馨发中有一给白发。
“利法尔看到夏佐就嘲笑他。塞尔日已经70多岁了，每天还要排练二小时。他到处演出。在开罗时，所有的人都用俄语和他说话。许多俄国人定居开罗，他们拥有一切。俄语是埃及人会说的唯一的外语，连出租车司机也会说上几句，他们还会说一点英语，但是，法语……”
她的帽子、头发。
她说：“头发不能太密。有一位模特姑娘想保住她的发署，我让她选择：要公司还是要发会。她选择了发誓，因为她的头发太好了，她的丈夫也因此爱她。”
科科和她的贴身女仆闹翻了，她对我说：
“9点钟时，我打铃叫她。她没有来，后来她对我说：‘小姐，9点钟时我还在睡觉。’人们说，平民百姓最好相处。我说：‘不，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讨厌‘别人’。这位女仆后来被我辞退了。也许这样的女仆是找不到了，那也只好作罢。二个小时后，女仆站在走廊里哀求管家说：“在服装展示会前还是让我服侍小姐吧！”管家对她说：‘不行，我不会替你出面的。有机会服侍小姐，就要珍惜这个机会。我已经找了一个人来服侍她了。’可惜，新来的女仆什么也不懂，我的内衣胜了，应当收去洗了，这些事不该由我自己做。但晚上回来，脏衣服还在地上。”
这位女仆原先一位已被辞退。讨厌莉鲁，她说：
“小姐送给她衣服，但小姐从来不送衣服给我。”科科说：“可怜的姑娘，你是要陪我外出的，给你穿和我一样的衣服，你就别想了。”科科对我说：“您要是看见我和我的女仆穿一样的衣服，一定会说：‘她们真是疯了。’莉鲁常常自作主张，随便送人东西。我叫人把她送了些什么都记下来，从她的名下扣除。我不要别人对我感恩戴德，但也容不得忘恩负义。我不想再见到她了。”
她又一次提到了爱丽舍宫的那次晚宴。
她说：“我不喜欢掌权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好人。”
戴高乐夫人不知道夏奈尔，没有让她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蓬皮杜夫人穿着夏奈尔品牌的服装出现在圣母院戴高乐将军的葬仪弥撒上，她在电视中看到了，感到十分欣慰。她说：“这个镜头我看了4遍。”她在荧屏上还看到几个英国人，但没有立即认出安东尼·艾登。
她说：“英国人爱酗酒。我很了解他们，因为每当我有事需要他们解释时，他们就会上我这儿来，但对他们酗酒，我决不宽恕。”
科科日见衰老。她那黝黑的脸色，再加上酒渣色的外套，使嘴唇显得过分红艳。希瓦罗印第安女人般的装束，裹着她那削瘦的身躯使人想起经常食不果腹的苦行僧。一双大眼睛使她的脑袋显得更小了。
塞西尔·比顿问她要一条裙子，说是要把它放在伦敦服装博物馆里。科科说，他是想把裙子送给一个女人。我对她说：“不，科科，裙子应当给他。这对报界来说是可以大做文章的。”科科说：“他没有把戏装留下来，错过了机会。所有的人都对我这么说。”
科科去世前两天，我在为电台撰写的社论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写她的“报复”。
“夏奈尔小姐为自己的风格而战，并且赢得了胜利。她设计的长裙舒适典雅，风靡世界，独领风骚。”
有人送给她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科科把它放在存放服装样式的大厅里，她第一次收听我的播音。
葬礼在马德莱娜教堂举行。前来参加葬礼的巴黎上层知名人士不多，只有皮埃尔·巴尔曼、朱莉埃特、科科颇为喜爱的夏佐和埃尔韦·米尔。埃尔韦当时在想，科科对这种场面会有什么想法。
神甫说：“她受过洗礼，是上帝的孩子，她以自己的方式信奉上帝。”
神甫颂扬夏奈尔一生贞洁。教堂里人不多，灵柩前放着一只由白花缀成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弗朗索瓦的名字。弗朗索瓦曾经照料过科科，科科的家属没有把他排斥在外。柜车由弗朗索瓦随送去瑞士。我暗自说：“夏奈尔没有死，人们会永远悼念她的。”
在马德莱娜教堂为科科送行后，模特姑娘和缝纫女工们步履缓慢地回到了康邦街。大家心里已由害怕转为不安，面对夏奈尔小姐留下的空荡荡的居室，真诚地为她哭泣。至于我，我还要对她进一步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