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探索
序
赫尔穆特·科尔论卡尔·波普尔
欧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纪即将告终。对某一种族或某一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已经证明是本世纪最具毁灭性的谬误：数百万无辜的人民沦为它的受害者。卡尔·波普尔与这种谬误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他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反对他的论敌的论证至今仍具有效性和说服力。
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谨防以为总能拥有真理的幻觉。
对这些信念的承诺需要勇气——逆潮流而动的抵制“时代精神”的内在力量。自由和民主在欧洲的胜利证明卡尔·波普尔是对的。他对未来的信念是：我们必须仍然保持警惕；批判理性是人民和国家在尊严与和平中共处的先决条件。
无尽的探索--1．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1．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排除什么？提出什么？那就是问题。
休·洛夫廷：《都利特尔医生的动物园》
在我20岁的时候，我跟维也纳一位名叫阿达尔伯特·波什的家具木工老师傅当学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从1922年到1924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的相貌酷似乔治·克莱孟梭，但却是一个非常温和而又善良的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后，每当工场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时常给我传授他那无限渊博的知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制作各种永动机的模型，并且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说，你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啦！”他特别喜欢问我历史问题，当我确实答不上来（虽然我这个徒弟是个大学生——这是一件使他非常自豪的事）时，他就自作回答。他会问：“你知道是谁发明了长统马靴吗？不知道吧，是弗里德兰公爵华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发明的。”在他自己提出一两个更难的问题，并由他自己得意洋洋地解答后，我的师傅便会以朴实的自豪神情说：“好啦，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我什么都知道。”
我相信，从我亲爱的无所不知的师傅阿达尔伯特·波什那里学到的知识理论，比从我的其他任何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除了我的师傅以外，没有任何人对我有那么大的影响，使我变成一个苏格拉底的信徒。因为正是我的师傅使我不仅懂得我是多么浅薄无知，而且懂得我所追求的任何智慧只是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每当我在制作写字台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充满了属于认识论领域的形形色色的想法。那时我们承担了制作30张两边有许许多多抽屉中间可容膝的红木写字台的任务。我担心，由于我专心致志于认识论，其中一些写字台的质量，尤其是法国罩光添的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我的师傅提出过这一点，并且这也使我深深认识到：对于这类工作，我太无知，太容易出错了。所以1924年10月我决心结束我的学徒生涯，我应当寻找某种比制作红木写字台更容易的工作。有一年的时间，我从事教育那些无人管教的孩子的社会工作，我以前干过这种工作，并发现十分困难。然后在我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主要从事学习和写作后，我结婚了，并且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并幸福地安居下来。这是在1930年。
那时，除了教书以外，我没有专业上的抱负，虽然1934年末，在我出版了《研究的逻辑》一书后，我对教学工作有些厌倦了。所以在1937年我有机会放弃教学工作并成为一个专业哲学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时，我已快35岁了，找想我终于解决了如何制作写字台的问题，然而我还是全神贯注于认识论。
无尽的探索--2．章年的记忆
2．章年的记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于1902年7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代伊特区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智力生活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来悦，我的确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1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得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残酷。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迷人的微笑，她双目失明的悲剧，使我的心碎了。这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时，维也纳一贫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昧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孩子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管理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建立和管理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的庞大的公共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被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中：“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必定使人大吃一惊，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聚会。奥匈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它的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的话，那么，奥地利议会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议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股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现在似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毁灭了。维也纳大学拥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且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远离一切政党，并且不支持政府中的任何一方。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伦·基尔凯郭尔和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谈的戒律。
无尽的探索--3．早期的影响
3．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除了餐厅外，在餐厅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册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亲姓施夫，我在谈论音乐的时候将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在他的专业工作中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吕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父亲还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毋宁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的历史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发现贺拉斯的一些欢快的诗歌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勒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书名为《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鹅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历险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勒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杯》，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著名的。但对我来说她的其他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和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三个R。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孩子的惟一必要的东西；有些孩子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勒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取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对它的兴趣）。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无尽的探索--4．第一次世界大战
4．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亲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昂特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德联盟、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他们突然变成这种政策的支持者，这使我大为震惊。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这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而且也是忠诚已经分裂的问题。而且也有恐惧——对暴力措施的恐惧，在战争期间，当局必定会采取这些措施来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时我大为困惑不解。当然，我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的国际主义如何瓦解一无所知（在罗杰·马丁·杜·加尔《梯玻勒》一书的最后一卷可以找到对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几个星期，在我的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一点普遍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我在诗中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抵抗了进攻（那时我确信“我们”受到了进攻），诗描绘和歌颂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而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想必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任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5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还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有关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的传闻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泛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者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无尽的探索--5．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5．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长期以来我就认为存在着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疑难。其中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连小孩都知道。有过这样的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也许是8岁的时候，我就偶然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哲学问题。
我不知怎么听到有关太阳系和空间（无疑是牛顿空间）的无限性的问题，我感到困惑：我既不能想象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在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也不能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我的父亲建议我去问他的一个兄弟，并告诉我他的兄弟非常善于解释这类问题。这位叔叔首先问我对于不断延续的数系是否感到困难。我不感到困难。然后他要我想象一堆叠着的砖，并且把一块又一块砖加在砖堆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它永远填不满宇宙的空间。我有点犹豫地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回答，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当然我表述不出我仍然感到的疑虑：这就是潜在的无限和实际的无限之间的区别，以及把实际的无限还原为潜在的无限的不可能性。当然这个问题是康德的第一个二律背反的一部分（空间部分），并且它是（尤其是如果加上时间部分的话）一个严重的仍然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因为爱因斯坦通过证明宇宙是一个半径有限的封闭的黎曼空间来解决它的希望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当然，我没有想到，使我困惑的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像我叔叔那样的聪明的成年人应当理解的问题，而我还太无知或许太年轻或是太愚蠢了，以致不能完全把握它。
我记得许多类似的问题——严肃的问题，而不是困惑——是在后来出现的，当时我才十二三岁。例如达尔文理论中悬而未决的生命起源问题，以及生命是否只是一个化学过程（我选择了有机体是火焰的理论）等问题。
我想，这些是任何一个曾经听说过达尔文的人（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几乎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关的实验工作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它们成为非哲学问题。我们最不应该以专横武断的方式判定哲学问题不存在，或者判定它们是无法解决的（尽管也许是不可解决的）。
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直如此。我认为，那些使我伤脑筋的问题有哪一个很久以前没有得到过解决，那是决不可能的；这些问题之中有哪一个会是新的，就更不可能了。我不怀疑像伟大的威廉·奥斯特瓦尔德那样的人——《一元论世纪》杂志的编辑——会知道所有的答案。我想我的困难完全是由于我的理解有限所致。
无尽的探索--6．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6．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我记得第一个哲学问题的第一次讨论对我智力的发展是决定性的。这个问题是由于我摈弃认为词及其意义（或它们的“真正意义”）有重要性那种态度而引起的。
我想大约是15岁时，父亲建议我读几卷斯特林堡的自传。我想不起是书中的哪几节促使我在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我所感觉的斯特林堡的蒙昧主义态度：他试图从某些词的“真正”意义中引出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我记得当我试图坚持我的不同看法时，我心烦意乱地、确实是震惊地发现，父亲不明白我的观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明显的，而且我们的讨论持续得越久，就越明显。直到深夜，我们才中止了争论。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没有对父亲产生很多影响。在关于重要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我记得在这次讨论之后，我力图使自己永远牢记：决不要争论词及其意义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争论是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而且，我记得，我不怀疑这一简明的原则必定是众所周知并得到公认的；我觉得斯特林堡和我父亲在这些问题上一定是落后于时代了。
数年之后，我才发现那时我委屈了他们，因为相信词的意义，尤其是定义的重要性的人几乎是普遍的。我后来称之为“本质论”的那种态度仍然流传很广，而我作为一个学童所感到的那种失败感在以后的数年中经常萦绕在脑际。
当我试图阅读父亲藏书室中一些哲学书籍的时候，这种失败感第一次重复出现了。我很快发现斯特林堡和父亲的态度是很普遍的。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并且使我对哲学产生了厌恶感。父亲建议我试读斯宾诺莎的书（也许是作为一种治疗〕。不幸的是我并没有试读他的《书信》，而是试读他的《伦理学》和《笛卡尔哲学原理》，这两本书都充满了在我看来似乎是武断的、不得要领的和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的定义。它使我终身厌恶关于上帝的推论（我仍然认为神学是由于缺乏信念所致。）我还觉得在学校里使我最为着迷的科目——几何学的方法和斯宾诺莎的超几何学的方法之间的相似是很表面的。康德就不同了。虽然我发现《批判》太费解，但是我能够明白它谈的是真正的问题。我记得在我试读了（我想我不大懂，但是肯定很喜欢）《批判》第二版（班诺·埃尔德曼版〕的序言之后，我翻阅了数页，对二律背反的奇怪安排感到惊异和费解。我没有掌握要领。我不能理解康德（或任何人）说理性会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但我从第一对二律背反表中看到真正的问题得到了论证，并目从序言中我也看到要理解这些事情，需要数学和物理学。
但是，在这里我感到我必须转到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上，而这种讨论对我的影响我是记得很清楚的。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仍然分道扬镳，并只由于它对我作为一个哲学家以后的生涯竟是如此关键，所以我感到我必须稍微详细地考察这一问题，甚至不惜多说些离题的话。
无尽的探索--7．关于本质论的一大段离题话：使我和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仍然分道扬镳的是什么
7．关于本质论的一大段离题话：使我和
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仍然分道扬镳的是什么
我把这个称为离题话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本节第三段中对我的反本质论的表还无疑是基于事后认识而具有偏向。第二，因为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与其说是描写我的智力发展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不如说是讨论一个耗费了我毕生精力去澄清的问题。
我不愿说以下的表述是我在15岁的时候就想出来的，但是我现在并不比我在前一节所提到的同我父亲的那次讨论中我在这方面所持有的看法陈述得更好：
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事实的断言：理论和假说，它们解决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
后来，我把这条座右铭当作我的反本质论的规诫。除了涉及大概属于更晚一些时候的理论和假说以外，这种规诫与我第一次意识到关于词及其意义的担忧或争论所造成的困境时所怀有的情感的表达不会相距太远。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条走向理智毁灭的必由之路：为了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放弃真正的问题。
然而，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有很长一段时间被我那幼稚而自信的信念所纠缠，我坚信所有这一切必定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对于哲学家，倘若他们完全赶得上时代的话。这种信念导致我后来开始更认真地阅读哲学书籍，试图确认我的问题——词的相对不重要性——是一个标准的哲学问题。于是我判定它与普遍慨念（共相）的经典问题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虽然我很快就认识到我的问题与经典问题不是一回事，但我仍努力把它看作经典问题的一个变种。这是一个错误。但结果是我对普遍概念（共相）问题及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久我就得出结论：在普遍的词和它们的意义（或含意，或指称）的经典问题背后，隐现着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问题：普遍规律及其真理性问题，即规律性问题。
普遍概念问题甚至在今天仍然被看作仿佛是一个词和语言用法问题，或境况相似的问题，以及如何用我们的语言符号的相似来比较境况的相似问题。然而对我来说很显然，这个问题更普遍得多；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对生物学上相似境况作出相似反应的问题。由于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反应在生物学上都有预期价值，于是把我们引导到预期或期望的问题，并且因而引导到对规律性的适应问题。
在我一生中，我不仅相信被哲学家们称为“外在世界”的存在，而且我也认为相反的观点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未推敲过这个问题，或者我从未用例如“中立一元论”和类似的唯心主义观点作过试验。但我一直是一个实在论的拥护者；这就使我对在普遍概念问题的语境内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实在论”这个术语比较敏感；这就是指与唯名论相对立的观点。为了避免这种有点使人误解的用法，当我从事写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可能在1935年；参阅该书的“历史注释”）一书时，我创造了“本质论”这个术语用来称呼与唯名论相对立的任何（经典）观点，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以及在现代派中胡塞尔的“本质的直观”）。
至少在我选择这个名称前10年，我已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作为与经典的普遍概念问题（及其生物学的变体）的对立面，是一个方法问题。毕竟，起初在我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要提倡用一种方法而不是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创造“本质论”和“反本质论”这些术语之前很久，我用“方法论的”这个术语来限定“唯名论”这个术语，用“方法论的唯名论”这个名词来代表我对规诫特有的态度。（现在我认为这个名称有点使人误解。选择“唯名论”一词是试图把我的态度同某种众所周知的观点等同起来的结果，或者至少是我试图在我的态度和某种观点之间找到相似性的结果。然而，经典的“唯名论”却是我决不能接受的一种观点）。
20世纪20年代初，我有两次对这些想法有一定影响的讨论。第一次是我与经济学家兼政治理论家卡尔·波拉尼之间的讨论。波拉尼认为我所描述的“方法论的唯名论”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而不是社会科学所特有的。第二次讨论是稍晚一些时候与一位很有创见、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海因里希·贡佩尔茨进行的，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在实在论这个词的两重意义上把我的观点说成是“实在论的”。
现在我相信波拉尼和贡佩尔茨都是对的。波拉尼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自然科学多半已从言词之争中解放出来了，然而咬文嚼字过去曾经并且现在仍然以多种形式在社会科学中泛滥。但是不仅仅如此。我现在应该说，社会关系在许多方面属于我最近所称的“第三世界”或更好地说是“世界3”，一个理论、书籍、思想和问题的世界；一个自从柏拉图以来——他把它看作“理念世界”——始终主要由本质论者进行研究的世界。贡佩尔茨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一个相信‘科在世界”的实在论者必然要相信宇宙不是混沌的存在，也就是相信规律性的存在。而且虽然我觉得与
其说是与唯名论相对立，不如说是与经典的本质论相对立，但是那时我并没有认识到，在用对规律性的生物学适应问题来代替存在相似性的问题上，我更接近于“实在论”，而不是“唯名论”。
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如我现在对它们的认识那样），我想利用一份第一次发表在《论知识和无知的根源》一文中的观念表。
观念
即
名称或术语 陈述或命题
或概念 或理论
用
词 断言
表述它们也许是
有意义的 真的
它们的
意义 真理性
可通过
定义 推导
还原为
未经定义的概念 原始命题
试图用这些方法确定（不是还原）它们的
意义 真理性
导致无穷倒退
这个表本身是极平常的：在左边和右边之间的逻辑类比是得到充分承认的。然而它可以用来证明我的规诫，这种规诫现在可以重新表述如下：
尽管这个表的左边和右边之间的逻辑类比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左手这一边在哲学上是不重要的，而右手那边在哲学上却是十分重要的。
这就意味着意义哲学和语言哲学（就它们向词打交道而言）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就智力而论，惟一值得努力的事情是真的理论或者接近真理的理论——无论如何比其他一些（与之竞争的）理论，例如比一种较为陈旧的理论更接近真理。
我想，这是大多数人会承认的，但是他们会作出如下争辩。一种理论是否是真的，是否是新的，是否在智力上是重要的，取决于它的意义；而某种理论的意义（假如它们在语法上是明确地表述的）是用来表述该理论的词的意义的函数。（在这里“函数”正如在数学中一样，是用来说明论据的序列。）
这种对理论的意义的观点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广泛持有这种观点，而且常常无意识地认为它理所当然。虽然如此，在这种观点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真理。我要用以下简要的表述来反对这种观点。
一种理论（或者一个陈述）与在表述它时所用的词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书面的词与书写这些词时所用的字母之间的关系。
显然，在词有“意义”这个意思上字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尽管如果我们要识别词从而辨别词的意义，就必须懂得这些字母（即在其他某种意思上字母的“意义”）。对于词与陈述或理论也可以大致这样说。
字母在词的表述中仅是起技术上的和实用上的作用。在我看来，词在理论表述中也仅是起技术上和实用上的作用。因此，字母和词都只不过是达到目的（不同的目的）的手段。而在智力上惟一重要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尝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以及批判性地讨论这些相竞争的理论。批判性的讨论按照理论的理性价值或智力价值，即它们对正在考虑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它们的真理性或对真理的接近度来评估所提出的理论。真理是理论批判中的主要调节原则，而理论提出新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则是另一个调节原则（参阅我的《猜想和反驳》第10章）。
有几个极好的例子表明，用完全不同的术语（这些术语是不可一对一地翻译的）表述的两个理论T1和T2也许在逻辑上却是等价的，因而我们可以说T1和T2仅仅是同一理论的两种不同的表述。这说明把理论的逻辑“意义”看作词的“意义”的函数是错误的。（为了确定理论T1和理论T2的等价性，也许必须建构一个更丰富的理论T3，T1和T2都可译为理论T3。例如射影几何学的种种公理化，还有量子力学的粒子和波的形式体系，这两者的等价性可以通过把它们都译为一种操作者的语言而确定下来。）
当然，非常明显，改变一个词可以根本改变一个陈述的意义；就如同改变一个字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词的意义，并且同后一种改变一起根本改变一种理论的意义一样——如同任何一个对阐释巴门尼德有兴趣的人会认识到的那样。然而抄写员或排字工的错误尽管可能注定要引起误解，但是思考一下上下文多半就能得到纠正。
任何一个搞过些翻译、考虑过翻译的人都知道：不存在什么语法正确、几乎是逐字翻译的译文。每篇好的译文都是对原文的阐释；我甚至要进一步说，每一篇重要文章的好译文必定是理论上的重建。它甚至体现在一些评注上。同时，每一篇好的译文应当是信和达的。顺便提一句，那种认为翻译一篇纯理论的著作雅的要求不重要的想法是错误的。人们只要考虑一下像牛顿理论或爱因斯坦理论那样的理论就会明白：一篇具有理论内容但没有表达内在对称性的译文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以致如果只要把这种译文给某个人看，如果他发现了那些对称性，他就会正当地感觉到他自己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发现了一个定理，即使这个定理主要是由于美学上的理由才是有意义的。（同理，在其他各点相同的条件下，色诺芬尼、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或者卢克莱修的诗歌译文比散文译文更为可取。）
尽管一篇译文因为它不十分精确可能是糟糕的，但无论如何难度很大的文章的精确译文简直不存在。而且如果两种语言有不同的结构，那么有些理论可能几乎是无法翻译的（正如本杰明·李·沃尔夫已如此完美地表明的那样）。当然，如果两种语言像比方说拉丁文和希腊文一样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引入几个新创造的词就足以便翻译成为可能。但在其他情况下，一篇煞费苦心的评注也许不得不代替一篇译文。
鉴于这一切，精确的语言或语言的精确性等观念似乎全是被误解的。如果我们要把精确性放进观念表中（见上述），那么它就属于左手一边（因为一个陈述的语言的精确性确实完全取决于所用词的精确性）；在表右手那边它的类似物也许是“确定性”，然而我不把这两种观念放进去，因为我的表是这样制定的：右手边的观念都是有价值的，而精确性和确定性都是虚妄的理想。它们不可能达到，因此，如果不加批判地把它们作为指导来接受的话，那就是危险的误导。追求精确性与追求确定性相类似，两者都应当抛弃。
当然，我并不认为，增加比方说一种预见或者甚至一种表述的精确性，有时不可能是非常可取的。我认为，为了精确性而去努力增加精确性——尤其是语言的精确性——总是不可取的，因为这通常导致丧失明晰性，并且在常常被证明是无用的枝节问题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因为这些枝节问题由于主题的真正进展而被越过了：人们决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
也许可以将我的观点陈述如下：明晰性的每一次增加本身具有智力上的价值；而精确性或精密性的每一次增加作为某种确定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仅有实用上的价值——目的通常是增加问题境况所要求的可检验性和可批判性（例如问题境况要求我们区别两种相竞争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导致的预见仅当增加我们测量的精确性时才能区别开来）。
显然，这些观点和许多当代科学哲学家不言而喻地所持有的观点非常不同。我认为他们对待精确性的态度开始于数学和物理学被看作精密的科学之日。科学家以及爱好科学的哲学家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觉得与这种“精密性”共处或者模仿这种“精密性”几乎是一种职责，他们也许希望富有成果是一种出自精密性的副产品。但是富有成果不是精密性的结果，而是由于发现了以前无人发现过的新问题的结果，也是由于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的结果。
然而，我要把我对当代哲学史的评论推迟到这段离题话的结尾，并且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个陈述或一个理论的意义或重要性问题。
我脑子里有了决不要进行言词之争的规诫，所以我非常愿意（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地）承认“意义”这个词也许有这样的意义：一个理论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在非常明确地表述这个理论时所用词的意义。（也许弗雷格的“含意”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讲了许多反对这个词的话。）我也不否认为了理解一个理论，我们通常必须理解那些词（虽然总的来说，这根本不对，正如不言自明的定义的存在所提示的那样）。但使一个理论成为有趣味的或重要的——这是我们要努力理解的，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一个理论的话——是很不同的。首先是用某种仅仅是直觉的或者也许有一点模糊的方式提出这种想法，正是理论对它当时主要问题境况的逻辑关系使它具有趣味：它对先前的和相竞争的理论的关系，它解决现存问题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一种理论的意义或者重要性在这种意义上取决于方面众多的语境，尽管这些语境的重要性当然又取决于种种理论、问题以及组成它们的问题境况。
有趣的是，人们能够以纯逻辑术语——借助一个陈述或一个理论的内容的观念——把这种显然是模糊的（人们可以说是“整体论的”）理论的重要性的概念分析和澄清到可观的程度。
目前使用的主要有两种直观上完全不同而逻辑上几乎同一的内容概念，我有时把它们称为“逻辑内容”和“信息内容”；我也把后者的某种特殊情况称为“经验内容”。
一个陈述或理论的逻辑内容可以等同于塔尔斯基所称的“后果类”，也就是等同于能从理论的陈述中推导出来的一切（非重言式）后果类。
至于信息内容（正如我已称呼它的那样），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直观的观念，即“陈述和理论告诉我们的越多，它们禁止或排除的就越多。这个直观的观念导致一个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荒谬的关于信息内容的定义：一个理论的信息内容是与这理论不相容的陈述的集合。
然而，我们立刻可以看到这个集合的元素与逻辑内容的元素是一对一地对应的：对于处于一个集合中的每一个元素，在另一集合中都有它的对应元素，即它的否定。
因此，我们发现每当一个理论中的逻辑力量、能力或信息量增加或减少，它的逻辑内容或信息内容必定都同样地增加或减少。这说明这两个观念是非常相似的：在人们关于一个观念能说些什么与人们关于另一个观念能说些什么之间存在着一种一对一的对应。这说明，我的信息内容的定义不完全是荒谬的。
但是也有区别。例如，对于逻辑内容，下列的传递规则是适用的：如果b是a内容的元素，而c是b内容的元素，那么c也就是a内容的元素。对于信息内容，虽然存在相应的规则，但它不是一个像这样简单的传递规则。
此外，任何（非重言式的）陈述——比方说一个理论t的内容——都是无限的。因为假设有无限的陈述a，b，c，…，这些陈述相互矛盾，每一个并不推出t。（对大多数t来说，a：“行星的数目是0”，b：“行星的数目是1”等等陈述，是合适的。）于是陈述“t或a或二者”可从t推演出来，因此属于t的逻辑内容，这对于b和其他任何陈述也同样适用。从我们关于a，b，c，…的假定，就能简单地表明“t或a或二者”，“t或b或二者”……系列的成对陈述不可能是相互推演的；就是说，这些陈述中没有一个陈述推出任何其他的陈述。因此，t的逻辑内容必定是无限的。
这种任何非重言式理论的逻辑内容的基本结果当然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论证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是基于用逻辑的（非专有的）“或”进行的微不足道的运算之上的；因此人们也许会仅仅依靠那些像“t或a或二者”那样的陈述（这些陈述正是削弱t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方法的结果）去怀疑内容的无限性是否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信息内容方面，这个问题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微不足道，这一点就立即变得很清楚了。
因为假设考虑中的这个理论是牛顿的引力理论，并把它称为N。那么，任何与N不相容的陈述或理论都属于N的信息内容。让我们把爱因斯坦的引力论称为E。由于这两种理论是不相容的，每一个属于另一个的信息内容；每一个又排斥、禁止或阻止另一个。
这种以某种非常直观的方式表明一个理论t的信息内容在远不是微不足道的方面是无限的：任何与t不相容的理论，因此任何总有一天要取代t的未来的理论（比方，在某个判决性实验否定t之后）显然属于t的信息内容。但是正如我们显然不可能预先知道或建构这些理论一样，牛顿也不能预见爱因斯坦或爱因斯坦的继承者。
当然，很容易发现极其类似的尽管是不太直观的有关逻辑内容的情况：因为E属于N的信息内容，非E属于N的逻辑内容，非E是由N推出，这是一个在发现E之前牛顿或其他任何人显然不可能知道的事实。
我在讲演中经常描述这个有趣的情况，我说：我们决不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因为当我们提出某个理论，或试图去理解某个理论时，我们也就提出或试图理解这个理论的逻辑蕴涵；即试图理解由这个理论得出的所有那些陈述。但是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工作：存在着属于任一理论信息内容的无限不可预见的并非微不足道的陈述，以及正相对应的属于该理论逻辑内容的无限的陈述。因此，我们决不可能知道或理解任何理论的所有蕴涵，或它的全部意义。
我认为，就其涉及的逻辑内容而言，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尽管对于信息内容来说，这个结果是相当自然的。（虽然多年来，我在讲演中已经提及了它，但我看到它在出版物中得到陈述只有一次）。此外，这表明理解一个理论总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而理论在原则上能够越来越好地得到理解。这也表明，如果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一个理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发现它与那些现存问题和现存理论的逻辑关系，这些问题和理论组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在特定时刻的“问题境况”。
大家承认，我们也要努力展望未来：我们要努力发现我们的理论所提出的新问题。但是这个任务是无止境的，而且是决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我早先说过的“仅仅是直觉的或者也许有一点模糊的”表达，现在可以得到澄清了。正如我已在这里所描述的，一个理论内容的并非微不足道的无限性把这种理论的重要性变成了部分是逻辑的和部分是历史的问题。后者取决于人们在一定时刻，根据当时的问题境况对这个理论的内容发现了什么；这可以说是这种历史的问题境况在理论逻辑内容上的投影。
总而言之，至少存在着一种理论的“意义”（或“重要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使理论依赖于它的内容，因而更依赖于它和其他理论的关系，超过依赖于任何一组词的意义。
我想，这些就是一些更重要的结果，这些结果来自我毕生反本质论的规诫——而这种规诫又是在第6节中描述的讨论的结果。很简单，进一步的一个结果就是认识到追求词或概念或意义的精确性是一种徒劳的举动。根本不存在精确的概念那样的东西（比方在弗雷格的意义上），虽然像“这只水壶的价格”和“30便士”那样的概念通常对于它们在其中使用的问题情境已足够精确了（但是，注意“30便士”如同社会的或经济的概念一样是高度可变的，几年前它具有的意义不同于今天它具有的意义〕。
弗雷格的意见是不同的，因为他写道：“一个概念的定义……必须毫不含糊地确定任何一个对象，是否归属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比喻说：概念必须有一条绝然分明的界线。”但是很清楚，为了要求被定义的概念有这种绝对精确性，首先必须要求起定义作用的概念，而且最终要求我们的不被定义的或原始的术语有这种绝对精确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不被定义的或原始的术语或者具有一种传统的意义（这种意义决不是很精确的），或者通过所谓“不言而喻的定义”而被采用——即通过一种它们在某种理论的语境中得到使用的方式。采用它们的最后一种方法——如果它们必须“被采用”——似乎是最好的。但是它使概念的意义取决于理论的意义，而且大多数理论都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加以阐释。结果，被不言而喻地定义的概念，以及因而借助这些概念被明确定义的概念，不仅是“模糊的”，而且并非偶然地含混的。而各种并非偶然地含混的阐释（例如射影几何学的点和直线）也许是截然不同的。
这可以充分证实“毫不含糊”的概念或者有“截然分明界线”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必对克利福德·A·特鲁斯德尔关于热力学定律的评论感到惊奇：“每一个物理学家都确切地知道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意味着什么，但是……不会有两个物理学家对它们有一致意见”。
我们现在知道，选择不被定义的术语多半是任意的，如同选择一个理论的公理那样。我认为弗雷格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至少在1892年：他相信存在着本质上不可定义的术语，因为“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可能有适当的定义”。然而，他想到的是一个简单概念的例子——“概念”的概念——结果是很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从此以后它已发展成为“集合”概念，并且现在很少有人会称它为毫不含糊的或者简单的了。
无论如何，这种徒劳的做法（我是指对观念表左手一边感兴趣）确实还在继续着。当我写《研究的逻辑》一书时，我想追求词的意义的做法即将结束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种做法当时正获得发展势头。哲学的任务越来越被广泛地描述为同意义打交道，而且这主要是指词的意义。没有人认真怀疑过这种被不言而喻地接受的教条：一个陈述的意义，至少在其极其明确而不含糊的表述中，取决于它的词的意义（或者是它的词的意义的函数）。这对于英国语言分析家以及那些追随卡尔纳普坚持哲学的任务是“阐明概念”，即概念精确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同样都是对的。但是几乎不存在“阐明”或者“已阐明”的概念或“精确的”概念这类东西。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为了使我们的意义更明晰（如果需要更明晰的话），或使它更精确（如果需要更精确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根据我的现诫，对这个问题的主要答案是：任何增加明晰性或精确性的行为都必须是特设的或是“逐步的”。如果因为缺乏明晰性而产生了误解，就不要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更坚固的基础，借以树立一个更精确的“概念框架”，而是要特设性地重新表述你的表述，以避免那些已经产生的或你能够预知的误解。要永远记住总会有一些人误解你的，因此你不能说你不会被误解。如果需要更大的精确性，那么这种精确性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这是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要尽全力去解决你的问题，而不要试图预先使你的概念或表述更精确，幻想这样将会为你提供一个将来使用的武器库去解决尚未出现的问题。它们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理论的演变可能绕过你的一切努力。将来所需要的智力武器可能完全不同于人们现有的那些。例如，几乎可以肯定在爱因斯坦的问题（运动着的物体在电动力学中的不对称）发现以前，试图使同时性概念更精确的任何人都不会想到爱因斯坦的“分析”。（不应当认为我同意那种仍然流行的观点，即爱因斯坦的成就是“操作分析”的一个成就。情况并不是这样。参见我的《开放社会》［1957（h）］以及以后各版第Ⅱ卷第20页。）
这种当出现需要时处理明晰性或精确性问题的特设方法可称为“透析”，以便把它与分析区别开来：与认为指语言分析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或创造供将来使用的一整套武器的观念区别开来。透析不能解决问题。它不可能比定义或阐明或语言分析做更多的事，问题只能借助新的观念来解决。但是我们的问题有时可能要求：为了眼前的目的而特设性地作出新的区分。
这一大段离题话使我离开了我的主要故事，现在让我言归正传。
无尽的探索--8．关键性的一年
8．关键性的一年
在可怕的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可能是1917年，正当我遭受一场大病折磨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信的是什么：在我们一些著名的奥地利中学里（叫做“中等学校”和——使人可怕地联想到——“实科中学”），我们正在惊人地浪费看我们的光阴，尽管我们的老师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都尽全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他们教的许多东西是极其令人厌烦的——几小时、几小时毫无希望地折磨——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他们使我获得了免疫力：我从此不再遭受这种厌烦的折磨了。在学校里，如果你思考一些与课文无关的事情，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你不得不专心。后来，当一个讲师正在惹人厌烦时，你就可以想入非非了。）学校里只有一个科目，我们有一位有趣的、真正鼓舞人心的老师。这门科目就是数学，而这位老师的名字叫菲利普·弗洛伊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位亲戚）。然而，当我病了两个多月之后返校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甚至数学课也是如此。这是件使人恍然大悟的事：它使我渴望离开学校。
奥地利帝国的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饥谨，维也纳的饥谨骚乱，以及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这些常常为人们所描述。它们摧毁了我在其中成长的世界；在那里开始了时冷时热的内战，这场内战以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告终，而这一入侵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刚过16岁，革命激励我进行自己的个人革命，1918年未，我决定离校自学。我进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我开始是一名没有学籍的学生，因为我没有参加入学考试（“高中毕业考试”），直到1922年我才成为一名有学籍的学生。那里没有奖学金，但是入大学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听任何一门课程。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虽然不仅是政治动乱。在宣告奥地利共和国成立之际，当士兵们开始向聚集在通向议会大楼台阶顶上的临时政府成员们开枪射击时，我离得很近，近得可以听到子弹的呼啸声（这种经历导致我写了一篇关于自由的论文）。那时候缺吃少穿，大多数人只买得起适合民用的被丢弃的军服。我们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职业问题——没有职业（也许除了银行里的工作外；但是在我的脑海里从未有过要在商界找一个职业的念头）。我们学习并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是为了研究。我们研究和讨论政治。
那时有三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两个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即日耳曼民族党（当时是三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后来被纳粹党吸收）以及一个实际上是罗马天主教党（奥地利有一个庞大的罗马天主教多数派），虽然这个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却自称为“基督教的”和“社会的”（基督教社会党）。还有一个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那时我是中学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中学生）的会员，而且出席他们的会议。我也出席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会议。这些会议的讲演人有时属于社会民主党，有时属于共产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那时是十分相似的，而且他们全都正确地详细讲述了战争的恐怖。共产党人声称他们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结束战争证明了他们在俄罗斯的和平主义。他们说，他们首先维护的是和平。在那特定的时刻他们争取的不仅是和平，而且至少在他们的宣传中，也反对所有“不必要的”暴力。有一段时间，我对共产党人表示怀疑，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昂特曾经告诉过我有关他们的情况。但是1919年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被他们的宣传说服了。大约有两三个月，我甚至认为我自己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着魔状态。使我首先转而对当时的共产主义持有异议，并且很快导致我完全脱离历史决定论的事件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发生在我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些手无寸铁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受到共产党人的鼓动，企图帮助一些被关在维也纳中央警察局的共产党人逃跑，在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时，突然发生了射击。好几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工人被枪杀了。我因警察的暴行，也因我自己而感到恐怖和震惊。因为我感到，作为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我对这场悲剧要承担部分责任——至少在原则上。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要求，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它的论点是：虽然革命可能带来一些牺牲，然而，资本主义正在带来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更多的牺牲。
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禁自问：这种计算是否能够得到“科学”的支持。这整个的经历，见其是这个问题使我产生了终生的感情突变。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允诺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声称基于知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我仍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较少暴力和更多正义的世界，但是我怀疑我是否真正知道——我所认为的知识是否不仅仅是自以为是，当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我已经真正理解了吗？我批判地考察过它吗？正如任何一个人在他接受以某种遥远的目的来为它的手段辩护的信念之前都应该做的那样。
使我震惊的是：我自己不得不承认，我不仅有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我也在这个理论中以及实践中发现了不少错误的东西、但是我克制了这一点——部分是出自对朋友的忠诚，部分是出自对‘享业”的忠诚，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性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希望通过使自己确信那事业在根本上是善的来为这种自我牺牲辩护，这个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过任何可能需要的一点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次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性，一个人就越陷越深、一个人乐于用进一步的投资来收回自己对事业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如同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
我看到了这种机制怎样在我身上奏效，而且我感到可怕。我也看到它如何在其他人身上，尤其是我的一些共产党朋友们身上奏效。而且这一经验使我能够理解后来的许多事情，否则，那些事情我本来是不会理解的。
我不加批判地教条地接受了一种危险的信念。这种反应首先使我成为一个怀疑论者，接着又导致我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反对一切理性主义。（如同我后来发现的，这是一个失望的历史决定论者的一种典型反应。）
在我满17岁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反历史决定论者。我认识到这种信念的教条的性质及其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狂妄地称自己为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使得为了一种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教条，或为了一种结束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不惜冒他人生命的危险成为义务，这是可怕的事情。这利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一个能够阅读和思考的人来说是特别糟糕的。掉进这样的陷阱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一旦我批判地看待历史决定论，它的差距、漏洞及其不一致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以暴力为主要观点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论：谁是无产阶级？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其他领导人吗？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成为多数。他们甚至在工厂的工人中也没有掌握多数。在奥地利，当然他们是非常小的少数。显然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