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北一女的一些师生
前言：几年前，北一女的两个女学生，一起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说“在社会生存的本质”，不适合她们。当时北一女校长以及某些老师和同学的态度，让我非常反感，使我在自杀事件发生后的不久，写下了这封信。信里提及的人名，很多当然已不在其位，引述的报纸，现在也早已堆在图书馆里，泛黄变脆。我多么希望这封信里谈的问题，也能够就此成为过去式，不再有讨论的必要。
很遗憾的，类似的学生自杀事件，依然继续在发生，学校反应的态度，也依然是如此眼熟，如此令人失望。这封写给当年北一女师生的信，虽然早已过时，但这封信里担忧的问题，并没有过时。我决定把这封信，依照当初刊登在中国时报的原貌，一字不改的重新登在这里，以提醒所有应该被提醒的人，包括我自己。
1
两位女学生的自杀，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对一些事表明了想法。
现在你们读的这篇文字，绝对无意揣测死者自杀的原因，也无意追究是谁的责任——生命是巨大的迷惘，谁有资格判定原因？谁有资格负起责任？
没有人。没有人有资格。
我写这篇文字，是在读了许多这次事件的报导后，发现了一些你们表达的信念，一些你们采用的态度，这些信念和态度，是我想探究的，也希望能引起你们注意。
2
首先，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人有资格“肯定”她们的死因，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没有人有资格“否定”任何一种她们可能的死因？
我在报导中，一再看到北一女校长或辅导室主任“排除这种可能”“否定那种可能”，却又同时一再表示“无法理解真正原因”。
如果你们不理解，如果你们无法想象，那你们到底是凭什么“排除”、“否定”
一些可能的死因？
根据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记者石文南的报导——“丁亚雯今天郑重否认，所谓的两人关系的传闻，她强调，绝对没有可能。因为班上同学及辅导室内并没有相关的说法及访谈纪录。”
丁校长，“辅导室内没有纪录”正是整个事件的重要病征之一，你怎么反而拿来当证据？如果警察认定某人犯了罪，通缉他，这人还会在彷徨无助时，上警察局去“求助”吗？他如果去了，只能去“自首”而已，他能留下的纪录，只能是“忏悔录”、“犯罪纪录”而已！
3
所以,我接下来就必须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只请问丁校长，而是请问在整个事件中，曾经表达过意见的北一女师生，因为我相信整个学校的气氛，不会只决定于校长一人——
我绝对没有质问的资格或心态，我很真心地请问：
第一，你们认为两位死者之间，如果曾互相爱幕的话，这是错的吗？是道德上的错吗？是法律上的罪吗？
第二，如果你们不觉得两人有感情是错的，那为什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要一再否认这种可能？为什么在你们要求外界“勿作揣测”的同时，你们自己却作了最大的揣测，断定这件事和爱情没有关系？
两位少年，在人生初识爱情的阶段，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互相产生了爱意，这到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被规定要“在辅导室留下纪录”？要被放败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审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记者陈荣裕的报导——“至于有人揣测两名女学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关系而有此举动……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测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无谓困扰。学校人员指出，当以此事向该班学生询问有无迹象时，同学们多笑了，认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们笑了，我认为那位“学校人员”叙述有错。我不相信始终被报导为“充满哀戚”的你们，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同学们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会是哪一种笑呢？是“这个问题真荒唐”的笑？是“怎么扯到这上面来”的笑？是鄙夷还是害羞？到底是什么地方可笑了？
我还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上，读到记者陈香兰引述师大附中辅导室主任黄福的话——“劝社会大众不要做任何的判断，因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断，事关小孩子的名节。”
名节？！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两个字，是从宋朝哪一位理学腐儒的书上剪下来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把两位少年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一种感情，当成了可笑的对象？当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
这种对感情的洁癖，到底是哪里来的？
4
我再强调一次，我无意，也没资格揣测两位死者自杀的原因。当她们已经用生命来换取一个存在下去的空间时，我们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们的选择。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宣称“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们在遗书中都已经不愿多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任意代她们做说明、做裁决？！如果你们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们的尊重在哪里？
5
社会大学几年前曾组了教授团访问中国大陆，晚宴席间，不知怎么提起了同性恋的话题。当场一位什么青年会的“高干”就站起来得意洋洋的宣称：“我们中国，绝对没有什么同性恋！绝对不可能！”
我一直认为，这个高干的发言，正具体标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国的高干什么时候可以面对同性恋，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会一小步了。我这一点点天真的、对台湾的自信，被你们在整个事件中表现的价值和行为，打得粉碎。
整个台湾的中学教育，依然对爱情和性充满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机会摄去魂魄那样。课本里可以歌颂任何一种人类的感情，就是不提爱情，好像人类文明，跟爱情或性都没有关系似的。
自杀事件发生了以后，被建议在中学增设的课程里，依然只见“宗教”、“人生”、“哲学”的课，没人敢提“爱情”或“性”半个字。台湾一定得这样乡愿吗？我们不都是在爱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与自我吗？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学校教材为什么提都不敢提？！
6
我和北一女向来没有关连。北一女的师生怎么想，怎么做，可以与我毫无关系的。
可是，当我对着两位少女遗书里那段——“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挫折或压力，而是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时，我实在觉得有义务要提醒你们，不论死者自杀的原因为何，请你们想想，你们所以会拒绝面对、会极力排斥、会极度困扰，可能正因为你们就是那遗书中所说的“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啊！
你们已经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你们有尝试稍稍改变她们所谓“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吗？我没有看见。
我没有看见任何一点“本质”上的努力或觉醒。
那你们要如何“不再让这样的事发生”？
~读书呼哩呼~电子张飞去守门 -[痛快日记(1998)]
1
各国都有高智商的人。这些高智商的人组了一个俱乐部，做些聪明人才能做的事。
我也组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不过会员全部都被迫参加的。
因为会员全部都是《三国》里的人。
我组的这个“三国人物高智商俱乐部”，当然没有收容我自己当会员，第一我不够高智商，第二我不是三国的人——
孔明不认得我，关公碰到我，连瞄都不会瞄一眼。
我只是一个靠着玩“三国志统一天下”电子游戏，才有机会把所有三国人物任意处置的“暴发户”而已。
在电子游戏里，人格和能力，都以分数来显示，这样计算机才能判断，典韦的武功能不能打败文丑？蒋干的智力能不能骗倒陆逊？洛阳的粮食还能守几个月？荆州的民心已经涣散到什么程度？
我检视着每位三国人物的背景数据，一边翻，一边感叹着“起跑点的不公平”：
孔明的智商，就是逼近一百满分，就是比周瑜高五分。刘备的领袖魅力，就是超过袁绍。吕布的忠诚度，天生是所有三国人物的倒数第一名。
这都是宿命啊！
希腊悲剧里的英雄，最爱用的借口。
2
玩“三国志统一天下”这类游戏的人，可以任意选一个君主来扮演，展开东征西讨的统一大业。
初级玩家，一定选曹操这种兵多将广、占尽优势的君主，省得打天下太辛苦。
随着经验累积，当然功力越来越高，再也不屑扮演曹操、孙权，这些天生占优势的君主，转而专门挑像西北的马腾、西南的孟获这些既无魅力、又无地利的无名小君主来试身手，照样在两星期内，宰曹操、俘刘备，把天下都挂上自己的国旗。
每个娴熟的玩家，都是怀抱着对《三国演义》的复杂情怀，投入这种游戏的。
一方面，我们很渴望改写《三国》的关键剧情，为我们偏爱的角色伸展抱负，实现梦想。
另一方面，我们又眷恋着原作者罗贯中设计的每一次阴谋、每一个人格、每一场战役。
我们这些内心矛盾的玩家，既想在孔明摆空城计时，潇洒的派十人特攻队投入，当场逮捕装神弄鬼的孔明。却又如此不舍得毁去这孔明一人弹琴退敌的传奇画面。
当我们以一介无名君主，仗着精力旺盛的大军，俘虏了关羽时，你检视着关羽此刻的心理数据，发现关羽对你这个完全上不了台面的君主，是一点也看不起，忠诚度接近零！
深感羞辱的你，这时就面临一个抉择了：
你可以展开对战俘关羽的“洗脑专案”，你不知道要花多少课程？花多少“教育经费”？关羽对你的忠诚度，才能从零分提升到九十五分以上，才可以被信赖、率领大军去替你出征。
在忠诚度到达九十五分之前，关羽不但没用，而且随时会轻易被隔壁城的敌方挖角、跳槽，浪费了所有你对他的投资，带走你的兵马军粮，逃到和你对峙的邻国去，成为令你头痛的强敌。
为了防止如此悲惨的下场，你也可能对俘虏来的关羽，做出“一劳永逸”的处置：
一抓到关羽，就“推出午门斩了！”
这样一来，当然省掉了许多不安，永除了后患，只是……
只是……做为《三国演义》的书迷之一，你下得了这个手吗？
你有这个种，亲手造成一个“无关公状态”的三国？
造成“无关公状态”之后，你还有脸以“三国发烧友”自居吗？你还不赶快羞耻的拿外套盖住头逃走？
“就是他！就是这家伙杀了关公！”这个超级谋杀罪，将永远烙在你的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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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吧!
做为三国游戏的众君主之一，得不到关公，是永远的痛；得到了关公，更令人头痛！
爱三国、又要玩三国，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就要时时陷入类似的左右为难、骑虎难下……
这种种的左右为难，其实，是我这种“多愁善感型”玩家最大的乐趣。
为了克服这些左右为难的状况，每位玩家发展出不同的风格来，用不同的诡计，对抗游戏软体的设计师。
我创办的两个“俘虏集中营”，就是对付游戏设计者的卑劣手段之一。
首先呢，所有俘虏来的武将，一律都把他们的兵权解除，他们麾下的军队，立刻移交给其它可靠的将领。
失去了军队的武将们，依照他们个人武功的高低，加以筛选。武功高而忠诚度不够的大将，不论是吕步，还是赵云，都配给他个人一整年的粮食，然后把他赶到城门外去，一个人孤零零去挡在城门口，当“守门员”。
把这些不肯效忠的一流名将，拿来当我辖下每座城池的守门员，有两个好处：
第一，由电脑扮演的其他各敌国君主，想要对这群名将动之以情、动之以利，进行挖角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些将领在哪座城里——电脑派遣潜伏在每座城里的情报人员，怎么查户口名簿，都查不到这些将领的资料，没法向上面报告，上面自然也就无从挖角了。
电脑没有料到，确实是会有像我这么变态的君主，会如此虐待众位一级名将，逼他们拎个小包袱，带着一年的便当，住到护城河外去“站岗”！
4
再来，则是因为游戏过程中，敌人经常冷不防，就派出一支部队来攻城，既不知道会攻哪座城，也不知道攻来的军队规模多大？统帅是谁？实在防不胜防。
这种情况下，在城门外“站岗”的大将，虽然只有一个人，但还是被电脑当做一支“完整的敌军部队”看待，于是“两军”相遇，电脑自然摆开阵式，不但主帅现身，所有进攻者的内部资料，也自动曝光。
虽然明明是螳臂挡车轮，往往我军“站岗”的一个人，面对的是敌军三万，撑不到两秒，就被忏灭。但总是拖延了敌军的攻势，让城里的守军，有备战的机会。
更何况，偶尔会有奇迹出现！比方说，你派在门外站岗的，是大将张飞，一遇上敌军，张飞就提出“与敌军主帅单挑”的要求。那主帅若是个谨慎的，像张辽这样的人物，当然就不可能答应下场单挑。
可是有时遇到攻来大军的主帅是火爆无比的颜良、许褚这种狂人，一被挑衅，立刻拍马杀到阵前，则当场被站岗站到快发疯的张飞手起落刀，斩为两段，也就是自己找死了。
敌军主帅一死，则人马粮草，全数尽归我军所有。我方一位将军，俘虏敌方来攻的三万大军！如此奇迹，仰仗的正是这些不肯效忠、武功超强的守门员。代价呢？一整年一人份的便当而已。
5
我有时候甚至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年纪渐增、濒临老死的大将。只要让他们住在城外的三不管地带当守门员，则不但敌军间谍找不到，即使是电脑定时派出来巡逻的死神，也照样找不到。
死神找不到，当然就死不了。所以在我的领土上，常出现两百多岁的关羽、张飞，都依然卖着老命在“站岗”呢！
至于另一个我设计来对付电脑的“俘虏集中营”，正是说来好听的“三国人物高智商俱乐部”。
像诸葛亮、贾诩、杨修，这些聪明绝顶的名军师，武力的分数都低到可怕的地步，所以派去当守门员是绝对送死的。
我会特地为他们这个级数的天才，找个最最角落的偏远小城，四周全被我军城池团团围住，全面防止被挖角的可能。
这些天才当然不是被我关起来做核子弹，而是成立“心理战指挥中心”，不断委派他们设计各种谣言，挑拨敌队各盟国之间的感情，降低敌方重要将领的忠诚度，策动放火，一再靠借钱把友邦借到脱裤子再一口把友邦吞并……简而言之，不顾奸计对他们道德分数的伤害，把他们当一群文化流氓来使用！
6
我读《三国演义》时，常常会对其中某些君主乱七八糟的决定感到困惑。直到我玩三国的电子游戏，才领悟一旦身在其中，王位等我去占领，邻国等我去吞并，则要不发神经，实在太难。
“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艾克顿爵士对政治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就算打电动，玩游戏，也得学到些道理啊！
~读书呼哩呼~英雄也很想下班 -[痛快日记(1998)]
比起现在许多国家的总统、主席来，《封神榜》里那位白胡子的姜子牙并不算老。
可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大都很短命，所以“老”就变成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一种“成就”。
不但老，而且老又能打仗的话，就更显得珍贵，值得津津乐道。
像对抗秦国的赵国老将廉颇，三国时代的黄忠和黄盖，在戏台上都得到观众很高的同情票，因为他们虽然年迈，但勇猛好胜，一大把雪白耀眼的胡子，在兵器间翻滚飘动，特别有一股苍凉的豪情壮志。
上马下马之际，衰弱的腰腿止不住要颤两颤、抖一抖胡须、摇摇头，观众就叫好了。
“老英雄！”台下的人都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的晚年也未必会凄凉。
可是姜子牙，不一样。
他不是老将军，他只是个老道士。
他在人民的印象中，并没有灿烂的大白胡子，没有难以驾驭的悍马，他的“白须”稀稀疏疏，他骑的是一只长得很像鹿的“四不像”。
他没有盔甲。说起他的兵器，很遗憾的，他最厉害的兵器只是一面软趴趴的杏黄旗。
姜子牙，老虽然老，但并不“益壮”。比起其它的“老名人”来，姜子牙是位很没精神的老人。
姜子牙的“没精神”，并不只是来自他的造型或装备。
比较正确的说，姜子牙是个“不起劲”的人。他在山上修道，恨不得就一直闷头修下去，修到地老天荒，而他能悟得宇宙的奥秘。
可惜师父派他出任务，只见他磨磨磳磳、拖拖拉拉，百般的不情愿，可是一碍于师命，二碍于天命，他终究硬着头皮，下山去组“革命义勇军”去了。
所有中国古典小说的英雄出场，姜子牙绝对是最窝囊的一个。
对于当时的局势，姜子牙并没有见解；对于正义，他有一种“不得不照顾一下”的无奈。他每次在阵前遇到敌人，语气都很不耐烦，对敌人的心情、气势、逻辑、委屈，向来是不闻不问、不感兴趣。他永远很样板的教训敌人两句，希望对方就此自渐形秽、下马投降、涕泗纵横……
可惜，姜子牙的敌人都比姜子牙有精神得多，起劲得多，相形之下，姜子牙实在很像一名“前线的公务员”，只求早点下班回家睡觉。
每遇战争拖延，主子遇险，姜子牙最忧烦的，并不是“正义实现无日”，也不是“失去所敬所爱”，而是“进度严重落后，不知要搞到哪一天”！
像姜子牙这样一位无精打采的老道士，竟然能撑住整部《封神榜》的脉络，打下周朝八百年的江山，实在很匪夷所思。
我当然也因此忍不住要揣测一下《封神榜》作者的处境——
这位作者，对于世界上的种种不平之事，恐怕并不太想大发议论。他应该是为了某些原因，很讨厌他的混蛋政府，可是他对人又很没信心，也没兴趣。
他冷漠的指望一群没有情绪的修行者，从姜子牙到雷震子，有效率的把敌人清除。看他笔下呈现的“三党教主大决战”，简直是整本书里最幼稚的儿戏之战，元始天尊、老子、通天教主这三党的老大，竟然是以几近单挑的风格，你出一拳、我踢一脚的，粗鲁又狼狈的分出了胜负。
我想这位作者是世故的。他对政治的党派很齿冷，知道是带头的几个人，小孩吵架般的闹别扭。于是他把乐趣全部寄托在战斗设计上，创些生化武器、声波光波的法宝，摆些天灾人祸、天性人欲的阵式，完成了一次正义挑战腐化的工程。
我小时候很喜欢这样一本《封神榜》，觉得打得多、说得少，拼命的人多、恋爱的人少，很合胃口。
现在再看这本表面火爆，骨子里冷淡的《封神榜》，却会记挂这位作者到底经历了什么，好像对人灰心了。
~读书呼哩呼~派水浒去打三国 -[痛快日记(1998)]
有人跟你“比惨”吗？
如果你被偷了一千块钱，找朋友诉苦的话，朋友常常会安慰你：
“唉，一千块算什么，我上次被偷了两万块呢！”
这种话一说，听起来实在有点“比赛”的味道。可是，如果不是为了安慰人，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愿意报名参加“比惨”的项目，夺取冠军杯吧？
还是有这种人的。
我看《水浒传》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家伙真的在比赛谁比较惨。
在《水浒传》里面，宋江的女友阎惜姣爱情不很专一，宋江气得亲手宰了女友，成了通缉犯，被迫亡命天涯。
“你女朋友不忠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太太被人抢走了！”林冲立刻把宋江比了下去。
“你杀了你女朋友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杀了我大嫂！”武松也立刻把宋江比了下去。
《水浒传》就是这个调调——
“你很惨吗？——没关系，我保证比你更惨！”
其实，《圣经》也是这个调调，佛经也是这个调调。因为要传递的讯息都一样——
你幸福吗？不用高兴得太早。
这些幸福，都是别人赏给你的，等别人不高兴了，翻脸了，你的幸福就泡汤了。
到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惨”！
像《圣经》里那位约伯，大概是最经典的例子了。你有钱吗？钱赔光。你有羊吗？羊跑光。你有小孩吗？小孩死光。
约伯这么倒霉，只因为耶和华要“测试”一下他的信仰。
《水浒传》的众好汉，其实也是被“测试”的一群，测试他们对“烂政府”容忍的极限在哪里。
梁山泊总部最大牌的几位，几乎都是原来吃公家饭的中级主管。
宋江原来是官衔是“衙内”，一听就是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职位。(不过他有钱到，可以为女朋友盖起一座两层楼的“乌龙院”了，他这公务员生涯显然是有点搞头的。“
至于林冲的官衔呢？说出来实在很吓人，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还好他只是“教头”，如果是“组头”，“八十万禁军组头”已经可以自己开银行了。)
比起来，武松的差事最辛苦，是“捕快组的组长”，并不是什么愉快的肥缺，可是显然很对武松的胃口，他工作得很起劲。
这几位，宋江是“两性关系受害人”，林冲是“被迫害者”，所以都没有被做当英雄，只被当做倒霉鬼。
可是武松被当成是英雄。
第一因为他有义气，第二因为他有力气。
武松为了报答把他带大的哥哥武大郎，杀了搞外遇的嫂嫂、再杀嫂嫂的干妈、再杀嫂嫂的情人。这是他的义气。
《水浒传》实在是女生的恶梦。整本小说里，除了“一丈青”等女土匪之外，女性平民实在珍贵，结果却是出场一个死一个，出场两个死一双。
武松专杀“珍稀动物”，杀了两个女人之外，还杀了一头老虎。这是他的力气。
小时候的我，却对武松很冷淡，没有太大的崇拜。
为什么不崇拜武松？
因为，说穿了，武松闹了半天，宰杀了几个人，都是他“自己家里的事”。
他做的事，犯的罪，都只上得了“社会版”而已。
宋江虽然没劲，起码他在做衙内的时候，就跟托塔天王晁盖他们一伙交往了，算是有点开窍的人。
武松呢？对“不正义”没有显露什么反应，做“捕头”这种走狗职位，一点也没有不舒服。一直到他亲爱的哥哥被谋杀了，他才发飙，发完飙就去自首！他对整个国家机器是没意见的。
以武松这种实力，如果被移植到《三国演义》里面去，那就只能做做曹操或孙权的贴身保镖，干不了大事的。
~读书呼哩呼~张爱玲的死法 -[痛快日记(1998)]
前言：广义的上海，有很多灵魂，有像我爸爸那种，也有像我这种。张爱玲，做为上海最重要的灵魂之一，当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也就忍不住要写下这两篇东西，捕捕风，捉捉影。因为捕上海的风，捉上海的影，本来就是我家从小常在做的事啊。
1
张爱玲可以有很多种死法，别的人，未必可以。
张爱玲可以有很多种死法，而她使用了其中一种。这种死法，不能加以“选择”，只能加以“完成”。
死并不是一个姿势，死只是人生的下一个基本度动作而已。张爱玲的死法，承续了她的活法，她真是风格统一的大派人物啊！
张爱玲所完成的死法，让人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时间、意愿、原因，也没有宗教和社会插手的位置，所以很多人套用了张爱玲的话——
说她死得很“荒凉”。
说她死的很荒凉，我想，是搞错了。
张爱玲描写的世界是很荒凉的，可她未必是那个世界里的人。她有本事把她看见的世界，钜细靡遗的画出来，恐怕就是因为她能辨认她所创造的世界，和这个真实世界的不同。她大概不至于一头栽进去她所创造的荒凉世界，就像夏卡尔不至于想用头撞进自己的画里面去吧！
我们不会用“寂寞”两个字，来形容上帝的。然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想，上帝都肯定生活得很寂寞。
2
张爱玲的死法，跟她的活法一样，也许用“冷淡”来说，比较接近我的张爱玲版本。
人生的红火闹热，张爱玲是知道的，破碎的家庭也有过、成名的味道也尝过、荒谬的兵灾见过、混乱无比的恋爱也谈过。
可是这些闹热，对她来说，很快就过期。
驽钝的人，即使到人生的最末期，也嗅不到腐坏的气味，可以津津有味的一直大嚼下去。
聪明但热情的人，虽然早早识破人生的意思，不过天性温暖好动，不顾扫大家的兴，也就凑趣的活上一辈子，并不勉强。
张爱玲很聪明，张爱玲也不是没有热情过，不热情的人，写不出象样的东西来。
如果生下来就冷淡，就没可能摩拳擦掌的画画、作曲、做实验、写小说。大派的创作者，容或有压抑万分的人物，像柴可夫斯基或者刘易斯卡洛，但不可能有生性冷淡的人。
不过，很显然的，张爱玲的热情，很快就耗尽了——几本小说写一写、离离合合的人生过一过、反反覆覆的爱情再看两眼，一切就了然。所以她才说出成名要趁早的话来，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她知道成名那一点点的乐趣，只够在幼稚的年纪赏玩，一下就过期，就闹热不起来了。
跟大人不爱玩炮仗了，是一样普通的事情。
3
从张爱玲的小说里面，如果读不出这层意思，应该算是奇怪的事情。
她这一路的小说，就像王国维写的辞一样，写得越好的时候，越让人相信“不可能有下一部”了。如果有，觉得是捡来的。
对创作逐渐看淡了以后，对人生还是可能、而且大有可能、有热情的。
可是很明显，张爱玲后来对人生，也看淡了。是什么原因使她冷淡下来的，几乎没有人弄得清楚。
不过说穿了，那都是小说后来的事了，跟做为小说读者的我们，并没有相干。
对活着冷淡的人，对死也就很冷淡。大家的困惑与失望，都源于：这冷淡的张爱玲，早已不是那个以小说画世界的张爱玲了。
我们追踪她的唯一线索，是她的小说，而她早已不在这线索的另一端了。
她的死法，怎么可能是大家认为与她“相称”的死法？
4
人生的幸不幸福，与创不创作，无关。
好的创作者，确实抚慰了无数辛苦与寂寞的人，但对创作者自己来说，这只是“刚好如此”、“顺便如此”，而已。
创作者，通常是被创作的欲所驱迫，才不得不创作的，像梵谷、像法斯宾达。其它人因此而受惠，那是其它人好运，不是创作者好意。
当然也有创作者，是被赚钱的欲望所驱迫，像莎士比亚、巴尔札克和华格纳。
如果有创作者是以“我要安慰人心”为出发点的，那通常就只能创作些“令人安慰”的东西出来，很难有什么象样的作品。
张爱玲，像所有好的创作者一样，可能是被“不吐不快”的欲望所压迫，可能是被对名利的欲望所压迫，才写小说的。她对人世的同情，已然等值的换取到了珍贵的作品——
没有道理，也没有途径，再去换取人生的幸福。
张爱玲的人生，如果是她愿意的样子，或者，像大部分人一样，是人生自然而然发展成的样子，那么，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打抱不平的立场。
我们，只能尊敬这么风格统一的人生而已。
5
我们常常望着天上的某颗星，被那颗星的光感动，对那颗星的光许愿——
而那颗发出光芒的星，其实早已在几百万年以前，毁灭不见了。
也并没有人，把星的死讯，一一捎来给我们。
对我来说，只要抬头时仍看得见光，那颗星就仍在。
那星已死了几天也一样，已死了几百万年也一样。
我看张爱玲，也是这样。
~读书呼哩呼~魔法师下台鞠躬 -[痛快日记(1998)]
我的法术已消失，
我只剩身上这点力气……
这一点点薄弱的力气……
我既已恢复我原来的身分，
也已宽恕骗过我的人，
那就请别再逼我住在这荒岛上，
请求大家好心些，将我释放吧。
——莎剧《暴风雨》中，大魔法师的剧终独白
1
凡有边界的，皆是监狱——
人生是监狱。
很多人要被拉出去处决了，就大呼小叫，拼命扳住门框不放，搞得其它囚犯心情都变得很坏。当然也有微笑退场，也有发表激昂演说再赴刑的。
也有人，在大家的注视之下，悄无声息的，越狱了。
留下大家在次日清晨，揉揉惺忪的睡眼，望着空空的牢房，纳闷说：“人呢？怎么不见了？”
张爱玲不见了。
越狱成功。
很多人悄无声息的死了，很多人越狱成功。
可是张爱玲，是人生的重刑犯——
她从人生狠狠劈下几块黄金、犯下几件巨案、再大大留下几调线索，然后，飘然远去。
2
“你知道张爱玲为什么要拿着‘金日成猝死’头条的报纸拍下最后一张公开照片吗？”聪明爱人考我。
“不会是讨厌韩国人吧？”我答。
“当然不是！”聪明爱人提供解答：“张爱玲看见这条新闻的时候，心里一定在冷笑——‘哼哼哼，给金日成这样子跑掉，就算得上是厉害了吗？到时候瞧我的吧！’”
聪明爱人把张爱玲的心声，用这么江湖气的腔调来表现，当然很可笑。不过,照张爱玲在那张最后照片里的表情来看，恐怕不是离谱的猜测吧。
面对欢喜赞叹、溢于言表的爱人，我唯有取下架上的《暴风雨》，念一段剧终时，主角大魔法师偷偷代表莎士比亚，向观众道别的独白——
“我的法术已消失，
我只剩身上这点力气……”
这位大魔法师，由于疲倦，也由于领悟，自行毁弃了人们眼中的大能、无上神奇的法术。
张爱玲的法术，一样，早已消失不见。
3
文学，跟文学史无关。
我不会因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去爱上乏味的史诗《罗兰之歌》；就像我不会因为在动物进化史上的地位，去爱上鸭嘴兽一样。
我入迷张爱玲，可从来没有想过她和文学史有什么关系。迷张爱玲的人，大都是贴身的迷、贴心的迷——
迷卡文克莱内裤的人，谁会想在博物馆里看到它？
我的张爱玲，是和文学史无关的张爱玲。
更何况，整个不成气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什么好称霸的？
张爱玲的香火，供在每个入迷者胸中那一座任何宗教都有可能的神龛里，不在琉璃黄瓦的大庙上。
有求必应的、隐密的张爱玲。
4
我读张爱玲，从小就无意识的，用上海话读。
我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一直到有一天，焦姓朋友问我道：“喂，听说你都用上海话念张爱玲的啊？”
“是啊。”我说：“不然要怎么念？”
“用普通话念啊。”
“嘎?那你怎么念‘桂花蒸阿小悲秋’里讲的话？你怎么念阿小的儿子呆看天空时，喃喃自语的‘……月亮小来，星少来……’？”
对方就用国语念了一遍“月亮小来，星少来”。
我很诧异的听着她念完，大吃一惊原来有人这样念张爱玲的！
她倒过来要求我用上海话念了一遍“月亮少来，星少来”。我照办了，她也大吃一惊：“原来有人这样念张爱玲的！”
确实是，什么异教徒都有。
5
上海人，像任何都市的人一样，也多的是老土。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任何都市的人，拿来跟上海人并肩一放，很容易就会“略土一点”。不见得是外貌的土、见识上的土，多半时候，是一种面对人生的土。
我讲的，自然是彼时的上海人。
拿所有三十年代作家来，放在张爱玲的身边，立刻分晓；白话文有白话文的土、文艺腔有文艺腔的土、左派左派土、右派右派土，一个一个不是青筋暴露、就是灰头土脸。
唯一不土的是钱钟书，可他写一写又不写了。
也有想把张爱玲围起来不让人家碰的，也有再怎么招惹、也招惹不够的。
我也不想招惹她。
我也不想窥探她。
如果想的话，在洛杉矶那几年，埋伏在她必经的路边，总能够督见一眼两眼的。可是这不是我想要她现身的样子。
我唯一想要她现身的样子，要像现代中文小说家里面，唯一够传奇的天王巨星那样，站在台中央，接受几十万张迷的欢呼跳叫，感知一下有多少人因为她的小说，尝到了本来就囫囵错过的人生滋味。
也许有人会端来一碗虾爆鳝面，有人献上一盘糯米糖藕，之类的事情。
反正不是诺贝尔奖那样的玩意就是了。
然而，她不在乎。
有过、又没有了的法术；有过、又没有了的欢呼，她都不在乎。
她从人生，越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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