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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痛快日记》？ -[痛快日记(1998)]
小鸡啄破了蛋壳出来以后，会用怎么样的心情，看待地上那些他自己的蛋壳碎片呢？
应该会觉得滑稽吧——“我……竟然是从这么可笑的东西里钻出来的？”
也有些小鸡会有复仇的快感——“总算被我摆脱了这个讨厌的壳！”
还有些小鸡，则充满了眷恋——“哎呀，怎么被我弄得破破碎碎……”
不管是怎么想的小鸡，接下来都是踩着这些碎蛋壳，开始人生的探险了。从来没见过有哪只小鸡，会把这些碎片装在小包袱里，背着去流浪的。
对待我自己小时候剩下来的蛋壳碎片，我也是这样，觉得可笑，也有嫌恶，还有眷恋。
但真正让我珍藏在记忆之中，再三回味的，是每次啄破蛋壳那一刻，猛烈扑面而来的鲜活空气、眩目天光，以及那令我惭愧又狂喜的、跨出蛋壳时无所遁形的浑身狼狈、蹒跚步伐。
啄破蛋壳这么细小的动作，在别人眼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却很珍惜自己在这些时刻的小小力气和勇气。
为了追想那些啄破蛋壳的美好瞬间、为了追述那些小小的力气从何而来，我也就陈列出几片偶尔还会在风中摇晃两下的碎蛋壳片，缅怀一下蛋还没破的太平日子。
有蛋就有破，没破就被人吃。
有快乐就有痛苦，没有痛过的快乐就不值钱。
痛过才有的快乐，叫做“痛快”。
努力捕捉这种快乐的书，叫作《痛快日记》。
蔡康永的自言自语 -[痛快日记(1998)]
我觉得创作是很美妙的事情，可是，对于人类最常创作出来的东西——“婴儿”，我最多只能维持三分钟的热情。
我觉得教室和动物园是两种最可笑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比高下的话——教室比较可笑。
我小时候家里确实“很上海”，但我实在没兴趣被当成是上海人。充其量，你可以说我平均每年会被“上海鬼魂”附身两小时，这样就很够了。
我很容易被好的娼妓故事打动，像费里尼导的《卡比莉亚之夜》，或珍芳达演的《柳巷芳草》。我并不想分析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的爱情生活一直很流浪，现在总算停靠在ESQ的码头，真是超乎我期望的幸运了。
~童年滴答滴~我家的铁达尼号 -[痛快日记(1998)]
1
小时候家里有几样东西，是从轮船上拿下来的。
其中有一对绷皮木骨的扶手椅，皮垫边缘钉满了黄铜圆钉，坐起来很舒服。
“那是老蒋总统坐我们的轮船时，最喜欢坐的椅子。”爸爸告诉我。
还有一架重得要命的望远镜，可以望很远。我有时候站在我们家的窗边，用这架望远镜望向三条马路以外的行人，看他们过街时的表情。可惜不能看太久，因为以前轮船上用的望远镜很重，拿一阵子就手酸了。
皮椅和望远镜，从“我们的轮船”上拿下来的东西。
“我们的轮船”？
所谓“我们的轮船”，其实是指几十年前，爸爸在上海开的一家轮船公司所拥有的船。
这家公司的所有轮船当中，最有名的一艘，叫做“太平轮”。
“太平轮”，中国的“铁达尼号”。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内战的揭晓之年。那年除夕前，一群急着要离开上海的有钱人，终于了解到状况的紧迫，连过年都顾不得了，抢着要挤上早已客满的太平轮。
这些人，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
理所当然，这群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里面，有当时上海最有钱有势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
在战乱的时代里，命运之神似乎背负着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戾气——
太平轮开到半路，出事沉没。
全船只有三十六人获救生还。
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宝首饰、佛像牌位，让许多附近的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杂。
2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一艘轮船，一律都向英国著名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例外，因为当时爸爸一位相识在上海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捧人场，就把手上这艘刚要开始在上海和台湾之间航行的太平轮，给这家上海人自营的保险公司承保。
太平轮一出事，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
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
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
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太平轮以外的另外两艘轮船，被铁链锁在高雄港，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还有两艘货轮，留在大陆，被***接收。
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
除了一对皮椅，一架望远镜。
3
太平轮是怎么沉的？我从来没有向爸爸问过。
一方面我知道这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回忆，没事拿来问自己的爸爸，未免太差劲。
另一方面，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所谓“我们的轮船”，我一艘也没见过。
唯一一次，爸爸跟我说起太平轮的事，是在我念初中的时候，读到报纸上在讲“船王董浩云”的消息。爸爸就提到太平轮航行一段时间后，董浩云的船公司才渐渐拥有他们自己的轮船。
于是我放下报纸，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爸，如果太平轮没有沉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轮船上，看着海吃早餐了，对不对？”
“对呀。”爸爸笑嘻嘻的回答我，没有说别的话。
一直到，我问这个蠢问题的十年后。那时我已经在洛杉矶加大的电影制作研究所念了一学年，忽然收到小说家白先勇先生的来信，问我有没有兴趣开车到加州的圣塔芭芭拉去，到他家帮他修改一个电影剧本。
那部电影的故事，是用白先勇的名作《谪仙记》，导演是当时在中国举足轻重的谢晋。正在学拍电影的我，当然兴高采烈的答应。
《谪仙记》的女主角，是世家女。故事里她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一切本来照人世的轨道进行，直到战乱来临，驻美大使夫妇两人，“死于太平轮船难”。
我到了白先勇先生家后，白先勇把手边的相关资料厚厚一叠拿给我参考，其中有一份影印的剪报，是太平轮出事时，上海各大报的报导。
我看着这份剪报，报导里说：
“农历除夕前一天夜里，中联公司的太平轮，于台湾海峡与无锡面粉大王荣氏家族荣鸿元所拥有之‘广元’货轮对撞，太平轮与广元轮均沉没。太平轮上乘客，有三十六名被美国军舰救起，其余均罹难……”
其他剪报，也有约略提到那艘广元货轮，似乎有蛇形现象，在与太平轮相撞之前，即已几乎与另一艘外商轮船相撞……
不过当时各报大概没有兴趣作进一步的调查。在整版整版的战乱伤灾里，太平轮的沉没，也只是又一种摧折生命的方法罢了。
白先勇先生很好奇我为什么对这篇跟故事情节不太相关的剪报这么在意？
“因为，太平轮是我爸爸的公司的。”我回答。
白先勇目瞪口呆三秒钟，然后喜而笑曰：“怪不得这个剧本会找上了你！”
4
《谪仙记》后来拍成了电影，片名改成“最后的贵族”。
“贵族”是怎么变成“最后”一批的？很多人都出了力，而白先勇则顺着命运之神的手势，让太平轮参与了行刑的队伍。
白先勇，作为“广西王”白崇禧的儿子，当然是典型的、“最后的贵族”。
而我呢，是绝对没赶上最后一批的，我是“最后”又过了很久以后，才出现的。
就算我愿意，也早就没我的事了。
钉皮的椅子，我坐一坐，重得要命的望远镜，我望两眼，如此而已。
一个时代，大火烧天的烧去了。我身边的，是烧剩下的，东一处、西一处的，明明灭灭的余烬。
我的童年，常常笼罩在这余烬隐隐约约的红光里。
有时候，我伸出手去借一点这余烬的温暖。有时候，我用眼睛见证这余烬覆盖的繁华。
~童年滴答滴~蔡公馆的麻将间 -[痛快日记(1998)]
1
快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人家里是不打麻将的。
这话听起来很夸张，但实际上我就有这么无知。
我念的那所私立学校，有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很相像，在家里有牌局，是很普通的事。
所以就算我跑到同学家里去玩，也经常看到在家里打麻将的“相关设施”，比方说，一间方方正正的“麻将间”，房间正中央放着一张麻将桌，桌边四张椅子、两张茶几。
有趣的是，这“麻将间”经常是那个家庭的“书房”，四壁多多少少有些书、挂了些画。相反的，要是发现别人家不是这样，反倒觉得怪怪的，觉得他们家“还没完工”。
还有一件比“麻将间”更普通的事情，就是“家里大人都出去‘应酬’了”，以致我们到了同学家里，常常遇到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大人都不在，到晚上都不在；另一种就是大人都在，可是都“关在神秘的麻将间”里打牌，只有吃晚饭时，才“轰”然出现在饭厅。
2
什么叫做“出去应酬”？
当然就是出去打牌去了。但显然直接这样讲很粗鲁（那时候似乎也很“违法”，虽然很多人在打），于是我从小就听惯了在家里帮忙的管家，或者帮爸爸打理杂物的“老陈”在接电话时，很制式的回答：
“蔡律师和太太都出去应酬了。”
这个“说法”，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导致我一直到念完研究所，接到找爸爸的电话时，还会说：“他出去‘应酬’了。”
“应酬”两个字，在我的字典里，就是“去别人家打麻将、加上吃晚饭，吃完晚饭再继续打麻将”。
如果只是出去吃晚饭，或者吃喜酒，照我们家这种逻辑，就会很明确的在电话里直接说：“他们出去吃饭了。”虽然吃饭、吃喜酒，也都是“应酬”，但只要不包括“打麻将”在内，我就不动用“应酬”两个字。这成为我多年来可笑的“术语”之一，就像我从小听“老陈”接起电话来，一定说“蔡公馆”，造成我的答录机到现在都还沿用这三个字：“……这是‘蔡公馆’的电话录音……”常被打电话来的朋友嘲笑。
3
“麻将间”虽然有麻将桌，可是麻将牌和麻将灯，却总是被收在储藏室里，只在牌局开始前一小时，才被布置出来。
这也很奇怪，因为麻将间从来就没有被拿来做过其他用途，照我懒惰的想法，就让麻将牌一直摊在桌上，岂不是方便得多？
但显然我们家还是很“士大夫”的，不大愿意把“玩物”公开陈列。这可能跟当时的法令有些关系，但我更相信是爸爸妈妈的教育，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小孩把麻将当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一直执行得很成功。我跟姊姊从小就不准摸麻将牌、不准看大人打牌、不准帮着收牌盒。
于是麻将很清楚的，成为“大人的事”，成为需要一番布置筹备，才能顺利进行的“仪式”。我和姊姊都只有放学到家后，才能短暂的瞥见桌上的麻将牌。
这使得我在大学以前，都没有搞清楚过麻将要怎么打。
讽刺的是，我虽然完全不懂牌理、完全没观摩过一轮牌局，我却“听”了无数的牌经。
4
家里那时候打麻将，下午四点半一定会送点心进麻将间去。
点心的变化不大，但各家所擅长的不同，当然就各显神通。我们家通常是湖州烂肉棕、肉馄饨汤、红烧肉味煨面，或者有时候是买来的素包子。
等到七点半吃晚饭了，麻将间的门就打开，烟雾漫出，男客们嘻嘻哈哈，揖让入席，另一桌女客则叽叽喳喳，通常先往厕所去补妆，补好才上饭桌。
有时候有人“连庄”，设定好的“七点半”开饭时间，当然就被迫延后，这是场面就很有趣，如果是女客那桌有人连庄，已离牌桌准备吃饭的四位男客，就会踱到这四位女客的身后，吸着雪茄，审查一下自己伴侣的牌技如何。（家里若请两桌客人，通常是邀请四对夫妻。当然这夫妻是“广义”的，男客通常依照与这家人相熟的程度，来决定携带的是正房、是其他房、或者是女朋友。）
但如果是男客这桌连庄，则女客们绝少会踱进来看牌，都赶紧趁这个空挡，补妆上厕所去了，以免泛了油的花容月貌，被众男士瞧见。
等到众家宾客在饭桌边坐定，我们小孩也就会被要求上桌一起吃。所以家里饭厅的吃饭圆桌，向来是“载客”十二人以上的。
这一顿饭吃下来，我起码要听十几遍的“双龙抱”、“清一色”、“海底捞”，各家牌客把刚才牌桌上的惊险画面，一一口头重播，你笑我、我亏你，听得姊姊跟我一头雾水、七荤八素，虽不能领会他们的兴奋和惋惜，但确实知道麻将牌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离开家以后，越来越长看见各种因陋就简、穷凶恶急的打麻将法，有的直接把叫来的便当拿上牌桌，边吃边当边吃牌。我在北京还见到一副黑底荧光字的麻将，是专供“停电”时继续摸黑夜战的。看见麻将牌这么赤裸裸的融入了民间疾苦，我们家以前那种手续繁复的“揖让而上桌”牌局，反而变荒谬了。
~童年滴答滴~旗袍大战争 -[痛快日记(1998)]
1
我一点都不会喝烈酒。
可是我小时候就会认烈酒的价钱。
并不是我有去酒吧打过工，而是因为小时候家里老是会收到别人送来的洋酒，根本不必喝，光用眼睛看就看熟了——
普通一点的场合，像家里没事请吃饭这类的，客人带来的就是最起码的酒，爸爸他们惯称为“红方”、“黑方”这个等级。
通常收到这类酒，连包装纸都不用拆掉，只要掀开顶端部分，确认一下，就立刻“归档”，唯一会被拆下来的，是送酒人的名片，方便“登录在簿子上”。
大概一个星期之内，这些送进来的酒又会被贴上爸爸的名片，连包装纸都不用换，就再度被送出去了。
我小时候就常常怀疑爸爸跟朋友之间，老是这样送过来又送过去的一批酒，到底有没有被打开来喝掉过？还是像戏台上的龙套一样，这一场穿红的扮我军、下一场穿绿的扮敌军，打死了再爬起来，来来去去永远是同一批人？
如果遇上了考究一点的场合，像生日宴这类的请客，送来的洋酒就比较有变化，爸爸多半会在请客后的第二天，把这些酒拆开来“过滤”一番，在过滤以及登录的过程当中，我就大概知道了“黑方”以上的几个重要等级的价钱。
这些酒在“礼库”就会待比较久，一直要到相称的场合，才会被再送出去。
我知道不少人家里都把洋酒当“筹码”用，送出手即省事，价码又清楚。我有些同学零用钱不够的时候，就会从家里摸几瓶酒出来换现金。
爸爸那个年代，男人最常收到的礼就是洋酒、领带、西装料，对小孩来讲，全部都是最乏味的东西。洋酒最容易辨认，丝毫引不起我们拆看的兴致；领带呢，“偶有佳作”，大部分时候是很无聊的花色。至于西装料，最是莫名其妙，拿在手里重甸甸的一盒，打开来全部灰扑扑，十盒摆在一起，通通灰成一片；就算有些分别，也无非就是干的水泥墙壁，和湿的水泥墙壁这种差别。虽然大伯和爸爸会稍微抖开料子、摸摸磅数、对某些名厂货也会啧啧称奇一番，但看在姊姊和我的眼里，实在觉得不可思议，不能想象有人花这么大的价钱，从那么远的英国，买进来一疋一疋这么黯淡沮丧的“粗布”来。
2
相形之下，妈妈收到的礼就有趣多了，最普遍的当然是香水和衣料，都是花稍的东西，我们小孩虽然用不上，看看还是很高兴。
我对女人爱用的几个欧洲老名牌，像香奈尔、圣罗兰这些的第一印象，都建立在他们各家的香水气味上。
至于女人们互相送来送去的衣料，讲起来就比较伤感情了——
在妈妈那个年代，买衣料自己去裁成旗袍，依然是太太们最主要的服装。
伤感情的地方就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包括妈妈在内，是绝对不会把自己中意的衣料拱手送给另一个女人的！
她们宁可再多花钱买块更贵的、可是“自己比较没有感情”的料子去送礼，也要留住他们看对了眼的那块衣料。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却大大增加了太太们“礼物流通”的困难——
李家太太不喜欢的料子，送到王家娘娘的手里，一切正常的话，王家娘娘也不会喜欢这块料子，再转送到妈妈手里，妈妈恐怕也不会喜欢，于是这样转来转去，最后又很无辜的被送回到“肇事者”的手里，这是常有的事。一个傻样子，谁也不认得谁，女人的衣料可各有特色，越是不喜欢的花色，越记得清楚，看见第二次绝对“指认无误”，所以更不能大意乱送，万一忘了是王太太送来的，过两个月又送还给王太太，那简直是“当面退货”，太伤情面。
于是每隔一阵子，“礼库”就会囤积几件妈妈既不想做来穿，又送不出手的衣料，渐渐越积越多，就很有那么点“碍眼又占位子，幽怨在后宫”的味道了。
其实，这些“棘手”的旗袍料，在我们小孩的眼中，常常是像天方夜谭里的珍贵织棉般迷人。往往盒盖一打开，姊姊跟我就“哗”的赞叹不已，而妈妈却立刻皱起眉头，宣判这块衣料“出局”。原因很简单，我们小孩会觉得目眩神移的，当然都是些金光闪亮的货色，给电影里的阿拉伯公主当肚兜绝对适合，要给妈妈做一身旗袍可就再土没有。
3
从爸爸妈妈那一辈的礼尚往来里，我明白了一件残酷的事情——
要好的先生们是很乐意彼此分享一瓶美酒的；要好的太太们却绝不可能分享同一块美美的衣料。
从小有这么多阿姨伯母们进出我的记忆，竟然从来没有两位女士是穿这同样花色的旗袍一起出现的！
即使奢华如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都还免不了发生女明星穿了同款衣服“撞衫”、立刻脸色惨白如“撞山”的惨事，而妈妈她们竟能这么多年不撞衫，当然是高度自觉的努力成果。
观赏这些女士的旗袍，也让我见识到即使是旗袍这么规矩严明的衣服，也能随着主角个性的不同，而展现出这么多的变化。
旗袍裁剪得宽些长些，就很从容有致，真要绷紧了穿的话，则“斤斤计较”，让看的人坐立不安——
像有一位上海过来的纺织大亨，他它来我们家应酬，带的都是宠爱的偏房夫人。照我们家的习惯，“正宫夫人”我们一定称之为“某伯母”、“某妈妈”；“偏房夫人”则一律不冠夫姓，只用她本人的名字，称之为“某某阿姨”。
这套“某妈妈”与“某某阿姨”的叫法，像王母娘娘用头簪画下的天河一样，简单明了的现出了社交界的“婚姻坐标”。大人们只要一听，自然心里有数，不需进一步探问，以免尴尬，倒是我们这些负责“叫人”的小鬼，叫了好几年，一旦搞清楚其中奥秘，才赫然醒悟自己也早已加入了“阶级歧视”的仪队。
怪不得小时候姊姊和我常会看着来应酬的客人，进行“比对”，困惑的研究着为什么“徐伯伯”老是陪伴“陶妈妈”出现？为什么“王妈妈”一定跟在“王伯伯”身边，而“翁伯伯”身边却总是配了“宝爱阿姨”？
原來，在无限延伸的婚姻坐标上，他们各自正处于小孩搞不清楚的某个点哩。
4
在所有这些位阿姨伯母当中，“阿姨”普通都比“伯母”年轻漂亮，这本是不必怀疑的大自然残酷法则。
而众家阿姨之中，又以这位纺织大亨的偏房夫人，最是艳冠群芳，其人眼睛之水汪、红唇之樱桃、身段之玲珑、旗袍之紧绷，连不到十岁的我，都常觉得“神光离合”，为她的旗袍扣子暗暗担心。
她是极少数以“某个状态”，而不是以“某种花色”被我记得的人。
什么“状态”呢？四个字——“剑拔弩张”！
还好我妈妈非常漂亮，在“伯母队”中是肯定第一、胜之不武了，即使晋级到“阿姨队”去较量，也是数一数二，不用客气。
这才保障了姊姊和我的仪态，不会像有些小朋友，初次被女人的艳光“射到”时，常常张大了嘴，像被点了穴。
5
在设计旗袍的创意上，我也要给妈妈打第一名，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印象分数，因为妈妈的每套旗袍，从无到有，我都长期观察，对于旗袍外套与旗袍本身的搭配，我渐渐摸索出了一些原则——
太花的旗袍，就用纱外套蒙住；太素的旗袍，外套的领子袖子就要嚣张些；什么时候适合滚道边；什么时候可用金扣子，看多了，也就大概知道。
我所佩服的，是妈妈的花样层出不穷，也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也有“狐狸头绕颈、狐狸尾围腰”的，每套都是“只此一套、绝不撞衫”。
裁剪完成之后，效果如何，倒还在其次。真正打动我的，是那种锲而不舍、再接再厉、自得其乐、自求多福的精神，让我深切体会“美丽既是天生，也是勤劳”的道理。
我小时候偶尔会趁妈妈出去的时候，打开她的衣柜，把脸埋进“旗袍海”里面，嗅着旗袍上沾染的香水，感受一下不同布料窸窸窣窣拂在脸上的、甜腻又窒息的耽溺之乐。
美国人曾有本最爱的小说，是费滋杰罗所写的《大亨小传》，其中有一段讲女主角把各种颜色的丝衬衫全部摊在大床上，整个人扑上去埋头温存一番。
我最记得的就是这一段，现在想到，也依然会微微点头：“理当如此、理当如此”。
6
旗袍也许会再流行，可是一大群女人暗中较劲、在设计上各出奇招、各找独家巧手裁缝的局面，大概不会再出现了。
文明，本来就因为容易消失，才值得珍宝。
我想着一套一套独一无二的旗袍，默默地以各种方式消失，直到全部不见为止……
我也只能微微点头——
“理当如此、理当如此”。
~童年滴答滴~司机搀扶去买菜 -[痛快日记(1998)]
1
妈妈身边的各派阿姨、伯母，款款不同、各擅胜场。
她们的外型各式各样、脾气各式各样，持家的方法，当然也就各式各样。
比方说，以个子高著称的曾太太，持家就很严格，她家有牌局的时候，在她家帮忙的佣人特別辛苦。
像我小时候，家里要是有客人来打麻将，在茶水伺候的部分，充其量就是客人上桌時，把冲好茶的保温杯送上，开始打之后，每一两个钟头进来巡一巡，把保温杯撤进茶水间去，淡的添上茶叶、冷的添上滚水，如此而已。
唯一可以加点分，是我们家因为爸爸对“所有容器”都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恋，只要他看上眼的，不管是杯是盘，是烟灰缸還是痰盂罐，他都能不厌其烦的一买再买。
所以我们家在对客人茶水的伺候上，通常只能以“容器”取胜，茶杯和咖啡杯，不断的花样翻新、追求“突破”。
我就经常怀疑爸爸是很乐意看见一组四套的茶杯打破一件的。因为这样就凑不成一组四套，他就又有借口可以买新货色了。
我家除了“容器”之外，容器里装什么，倒是一点也不考究的。我到现在不懂品茶、不会选咖啡豆，都是因为“家教”。
就算保温杯，也有得考究，我记得爸爸有一次很兴奋的呈上一组四只银铁壳子的保温杯，要让打牌的客人用，结果不幸由妈妈这一桌试用，试用結果，妈妈发现四只保温杯的外表一模一样，客人一下搬搬位子就搞混了，非常麻烦，妈妈二話不说，当下从房里拿出洗不掉的指甲油，大笔一挥，在新保温杯上狠狠画上红艳艳的一、二、三、四。让新杯破了相。
2
有的人家里考究的是茶杯，有的人是考究茶叶，可以高个子的曾太太，考究的是茶温-----
茶不热，在曾太太她家好像是很严重的事情，曾太太竟然要派一位在她家工作的娘姨，拿着滚水瓶，站在牌桌旁边，客人只要端起杯子喝一口茶，就在下一秒钟立刻把滚水添进杯去。
这当然会带给打牌的客人很大的压力，你喝一口，她就加一口，简直像在练少林拳、过十八铜人巷一样，谁会不紧张？
而且这很耗費人力，要是她家开四桌麻将，就要动员四名“茶温监察委员”，树一样钉在牌桌旁边，这么夸张的待客之道，确实独树一格，扬名立万了。
3
然而，曾太太持家之严，还有更有名的招数-----
为了防范家里的厨子，在采买食物时，买少报多、买低报高，这位曾太太竟然用了釜底抽薪之计，日日御驾亲征菜市场。
家庭主妇上菜市场，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家里如果有三名以上伺候的娘姨，还坚持自己去买菜，就很“理所不当然”了。
我记忆中，妈妈这批朋友里自己上菜市场的，实在凤毛麟角。其中就以这位曾太太御驾亲征的排场最大，仿佛京剧里关公上场，前有牵马的马夫，后有扛刀的周仓。
每天早上八点，曾太太坐着她家的大轿车，由司机开着车，再带一名提菜篮的娘姨，浩浩荡荡，直奔满地污水，高高低低的菜市场。
听说有一次，曾太太在菜市场滑了一跤，跌坐在地，昂贵的旗袍浸泡污水中，司机赶紧伸手来扶，曾太太竟然认为司机是“臭男人”，“手太脏”，拨开司机的手，自己慢慢爬起来。
我实在記不得这八卦是如何传进我耳朵，存在我记忆里。
我只是有时候会把如此夸张的持家风格，跟我妈妈的风格比一比。
我觉得还是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从来不知道菜价是多少钱的妈妈，让我安心多了。
睡晚一点，马虎一点，这才像没落者的生命情调吧。
~童年滴答滴~叫老祖宗吃泡面。 -[痛快日记(1998)]
1
我从来没有吃过妈妈做的菜。
因为我妈妈是不做菜的。
京剧里讲到被宠爱的媳妇，会说她们“连厨房的门都不认得”。妈妈当然认得厨房的门，可是她通常只踩在厨房的门坎上，就算“进去了”。
当我试着回忆我印象中，妈妈出现的“场景”时，竟然没有一个画面，是妈妈在厨房里的背影。一次也没有。
我从小就认为“厨房”并不是家的一部分。因为我小时候的活动范围，从来不曾包括厨房在内。厨房的门，就像车的引擎盖一样，不出状况时，是不必打开的。
进出厨房最频繁的，当然是家里掌厨的那位。我能够记起的最早一位，是位阿巴桑，我们都叫她的名“彩发”。
彩发女士通常都照妈妈的“指示”做菜。这么说起来，我妈妈毕竟是深藏不露的烧菜高手啰？
绝无此事！
妈妈不会做菜，只会“说菜”。
她会“说菜”，因为所有的菜，她都是“听来的”。她是各种食谱的转运站。她严格尊守孔子的原则-----“述而不做”。
2
我从小就老是在听妈妈对“彩发女士”点菜，一套又一套的“今日套餐”，由妈妈设计组合，由彩发女士负责执行。
每当妈妈向彩发女士“下订单”时，我常会听到的菜名包括：“百页结”、“豆板”、“扁尖”,“茭白”，“熏鱼”。
这些上海菜惯用的材料，对我来说，就像“鬼”一样，它们长什么样子，我从来没看过，但它们的大名，实在熟得不能再熟。我不知道它们是动物还是植物、是哪个部位的动植物、是什么颜色、用什么单位来计算？
我只见过它们被煮好以后的样子，对我来说，它们出现在饭桌上的模样，就是我辨认它们的依据。
如果有人一辈子只看过煎好的荷包蛋，他也会理所当然的以为鸡蛋从母鸡肚子里掉出来时，就长得是荷包蛋那个模样吧。
3
家里当天有牌局的话，妈妈搭配菜色当然就会比较费心，首先一定要布置几道菜是“蔡公馆擅长”的“厨房菜”，这样才能让客人感觉得出来是在哪一家做客。
另外也一定要有几道“创新的菜”，以免客人觉得这家的厨房变不出花样了。我最常感觉到妈妈与彩发女士在为菜单“沈吟踌躇”的时候，一定是“创新菜”的部分出了问题。
所以我也常听到妈妈在电话上或者牌桌上，向朋友“查访”时兴菜色的做菜步骤，问清楚以后，妈妈就再“转述”给彩发女士听。
这种口耳相传的习惯，真是常听得我头昏脑胀，觉得配菜实在是人生大事，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过关。妈妈之所以从来不用菜牌、不用笔记，可能是因为掌厨的彩发女士、完成不认得字。 我常翻看彩发买菜后，向妈妈报帐用的价目表，都是彩发用铅笔画的，鱼就画鱼、豆腐就画豆腐，画好了物品，后面用阿拉伯数字写上价钱。
妈妈也从来不去菜市场买菜，所以她永远都不晓得“今日菜价”的行情，这当然使得彩发女士在报帐时，有了不小的发挥空间。
可是妈妈自然有她的“情报网”。每到下午，牌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各家太太互相对菜价：“今天黄鱼一两多少？”“最近豆苗哪能格能贵法？”
当然,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如此打听菜价，只是自我安慰罢了。像我家这样大人经常出外应酬的状况，食物买进多少、吃掉多少，根本没人搞得清楚。我们在家吃饭的小鬼，哪有可能去注意桌上是多了条黄鱼，还是少了碗蹄膀？
结果呢？当然就会出现同一条黄鱼被报三次的帐、同一碗蹄膀连上三天饭桌这种事了。
我偶尔看看《红楼梦》里吃饭的排场，就觉得王熙凤应该规定大家每一餐都吃泡面，这样帐目肯定清楚得多，王熙凤就会多一点时间跟她的丈夫做“两性沟通”了。
~童年滴答滴~加入丐帮讨饭吃 -[痛快日记(1998)]
1
咱们父子被请客，吃大饭店里的自助大餐，我陪爸爸排进队伍，拿了只瓷盘递给爸，爸就叹了口气——
“上海人不吃自助餐的。”爸说。
“为什么？”我问。
“端着盘子排队才有得吃，只有乞丐才这么落魄。”爸说。
“啊！这样子！”我背脊一冷。
刹那间，饭店华丽的大厅突然刮起寒风，就好像小丸子卡通里，爷爷和小丸子被一句残忍的话卷入旋涡那样，端着盘子的爸爸和我，简直可以看见大雪纷纷无情的飘下了。
其实，上海人自然有他们吃“自助”大餐的方法：我小时候，有家“美琪大饭店”，都用推车把每道菜推到客人桌旁，一道一道菜问客人：“牛尾好吗？”“板鱼好吗？”你就用下巴点向你要的菜色，侍者就帮你把你选的菜放进你盘中。
这样当然就比较“不像乞丐”了。
可是，“像乞丐”这个说法，完全没有阻挡“上海帮”老人家们，加入自助餐队伍的兴趣，每次有新的观光饭店，推出大厅自助餐时，常会出现五、六位梳包包头、旗袍过膝的太太们，有的带着护佐、有的带着媳妇，叽叽咕咕的排队选菜。
我偶尔躬逢其盛，有时会伺候到一位曾是总司令夫人的柳太太，那就最有趣。
这位柳太太个子非常非常小，镜片非常非常厚，她选菜的标准，不是用看的，而是用闻的，我如果陪她选菜，就要在大家的目光下，不断把菜送到她鼻子底下，让她闻一闻，她若点头，才帮她取一些。她若摇头，还得把菜“退回”。
这样当然还是不很“像乞丐”，恐怕比较像来做卫生检查的吧。
2
很多人说上海人讲究派头，可是我从小就从没听爸爸提过“派头”这两个字。
我看他待客的方法，以为那是全世界“统一规格”的待客之道。等长大以后，碰到一些不同作风的主人，难免会讶异。
比方说，请客时，主人“点菜”的手腕，当然很能看出来主人的功力和体贴客人的程度。
如果主人为了摆阔，一味的点些海参、鲍鱼、排翅，也许是见诚意，但实在是很“生气”的事情。
爸每次请客，要决定菜单时，总会对我们小孩解释两句：“这家的蹄筋都是皮，不要点”、“六个客人吃这条鱼太大了”、“点虾要点完整的，别点剁碎的，可能不鲜”。
像我这种亚热带都市长大的小孩，对季节根本毫无感觉，常常只有在爸爸点菜时，听餐厅经理提醒爸爸：“新鲜的扁尖已经没有了”、“现在吃蟹刚刚好”……
每次听到这类解释，我才能稍微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季节迁移的浩荡、在大自然中求生存的严酷。
点一桌菜的荤素节奏、跟厨师的交情深浅，是你请客时，能带给朋友的独家乐趣。
我有时碰到别人请客，竟然让我这做客人的来选餐厅、来负责点菜的时候，我还是很不习惯的。觉得像在“出任务”，不像被请客。
3
爸爸讲的笑话，百分之九十是在请客的饭桌上讲的。
私下跟家人相处时，爸的话非常少，所以我能见识到爸的笑话，还多亏了我从小就常“出席”家中大小应酬。
而“主人要逗客人开心”这件事，我也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了。我开始做事以后，上过一些电视节目，遇到一些主持人，把来宾搞得非常紧张，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就忍不住想：他们的爸爸，没有在他们面前，常常表演逗客人开心的本事吧。
~上学呛呛呛~无架可打的可怜小孩 -[痛快日记(1998)]
1
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
“我将来一定要当总统。”或者-----
“我将来一定要得诺贝尔讲。”
如果你是在没有被爸妈老师逼问的情形下，主动说出这种话，我会觉得，你有病！
我从来没讲过这种话。我小时候，跟所有“正常”的小孩一样，看到好朋友，冲上去就是一拳：“我是超人，你死定了！”
或者，比较有民族自尊的时候，就改成连续踢出三四脚，大叫：“白莲教主，还不认罪！”
这时候，被攻击的人，当然也会马上拉开架式，乱七八遭的找一个“身分”：“喝呀！我是六度空间大水怪！”然后就是一阵砍杀，迈可乔丹对令狐冲、城市猎人对大恐龙，只要方便相杀，叫我做谁都可以。
绝对不会有人，在被攻击的时候，把两手往背后一放，抬起下巴说：
“对不起，我是总统，你不能打我。”
如果、万一、真的，出现这种人的话，通常只会得到一种反应。
“放屁！去死吧！”一阵拳打脚踢，总统先生落荒而逃。
天下英雄排行榜上，没有“总统”这一号人物。天下武功排行榜上，也没有“诺贝尔奖”这一招。
2
我九岁开始唱平剧。很多人也以为我“有病”。
还有人以为我对“传统中华文化”有兴趣。
其实，原因很“低级”：
我想要打扮成古时候的人，打架。
如此而已。
我想要拿刀拿剑、穿盔甲、带军队，跟人“相杀”。
因为我小时候迷两样东西：布袋戏、武侠片。
布袋戏和武侠片，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情：“穿古装打架。”可是，那时候的武侠片，几乎没看过有小学生在当主角的，电影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小孩，不是流落路边的小乞丐，就是忠臣的家眷，在忠臣惨遭“全家灭口”时，负责倒在大门门坎上，提供永远“晚到一步”的侠客，跨进门坎后，有尸体可以翻看，再咬着牙丢下一句：“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我一点也不想演小乞丐和被侠客翻来翻去的尸体。我要演英雄！我要打架！
3
没有机会主演武侠片，并不表示我会向往去当布袋戏的“操作员”。我也买过布袋戏偶来尝试一番，左手戏偶和右手戏偶相杀。结果呢？如果右手打赢，舍不得让左手戏偶就此死掉；换成左手打赢，又舍不得让右手死个干净，于是此起彼落、没完没了，最后实在精疲力尽，只好收摊大吉。
我的英雄打架梦，明显遇到了瓶颈。
我没有放弃。
我表面镇定，继续当“好学生”，也继续参加我们家各种“社交活动”。果然，隧道的那一头，出现了光明。
有一晚，被爸带去看表演。这些大酒店里夜总会的表演，总是杂七杂八，有中国人变魔术，也有外国人走钢丝。
结果，台上竟然出现了孙悟空。
先是几个人扮的猴子兵，不要命的翻着筋斗，以各种花式翻来滚去，然后，神气得要命的猴王孙悟空，就杀上台来，把拿钢叉的金钱豹打得满头包。
“爸，这是什么东西？”我非常兴奋。
“这叫平剧。”
哈！原来这叫做平剧，可以打扮成孙悟空，拿亮闪闪的棍子打妖怪！
回家以后，我做了一阵子的“生涯规划”，选了一天，我就跟妈开口了：
“这次期考，假如我考第一名，妳要给我什么？”
“你想要什么？”妈笑嘻嘻问我。
“我要演平剧！”
“喔，演平剧啊！”妈还是笑嘻嘻，一点都没有打算送我去看心理医生的样子。
“想演什么戏呢？”妈问我。
“要有打架的！”我很确定这个目标。
“好啊。”妈轻描淡写的答应了：“考第一名，就让你演平剧，打架的。”
那一年我七岁。我为了穿古装打架，果然考了第一名，妈妈也真的找剧团衣箱师傅来商量，百般努力搜出来尺码最小的戏服，再万般努力选了中国野史上最爱打架、最会打架的三个家伙：三国故事的马超、水浒里的拼命三郎石秀、专克匪类的侠客黄天霸。帮我好好拍了一套“平剧打架写真集”。
~上学呛呛呛~小鬼弄哭老先生 -[痛快日记(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