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到我，她就定定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眼睛里满是辛酸、愧疚、痛苦……近两年的久别重逢，谁会想到出现的竟然会是这样的情形。
我走上前去，满身疲惫地想拥她入怀，可是她躲开了。她用探求的眼光望着我，我重新拉住她，把她的头贴在我的胸口，我说：“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你。请求你跟我回去吧。”
我感到了她在抽泣，开始只是小声地哭泣，渐渐地她的全身都在抖动不停。僵硬的两只胳膊也缓缓地围到了我的腰上，终于，她的悲痛如同洪水决堤，她使劲抱住了我，把泪水尽情地洒在了我的胸口。孩子特殊的身世如我心中难以化解的寒冰，但我又不忍看她天真无邪的笑脸。
从德国回来后，我分到了一室两厅的住房。一个月后，阿欣重新跟我回到了学校的新家。
阿欣带着孩子的归来让我明显感到了同事们疑惑、复杂的目光。我感到尴尬，尽量避开人多的场合，即使走在路上，我也总是低着个头，怕撞见熟人。
孩子在一天天长大着，毕竟是自己的孩子，阿欣所表现出的天然的母爱只能让我感到惭愧。我不喜欢见到这个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她的厌恶越来越重。阿欣给她起名叫点点，她让她跟了她的姓。我能感到她的良苦用心。
转眼孩子已经三岁了。平常，她叫我爸爸，但我答应得并不痛快。
她似乎也感到了我是一个不那么爱她的人。她害怕我，渐渐地我发现她叫我时似乎总是胆怯兮兮的，能叫阿欣做的事绝对不会来找我。我承认，点点一叫我爸爸，我的胃立刻就抽搐起来，类似痉挛，难受异常。
好在我的工作总是很忙，有无数的借口可以泡在实验室里。
但是，奇怪的是，我的工作成绩并不好，甚至还不如以前了。
这年10月的一天，阿欣起床迟了。她叫住我，想让我去送点点上幼儿园，点点站在阿欣的身后，小手抓着阿欣的衣服，仰起脸企盼地看着我。
几乎想都没想，我就皱起了眉头，那一刹那，我看见点点慌乱地低下了头，泪水含在了眼眶里。
阿欣也注意到了点点的表情，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对我说：“我去吧，我去送她。”
说着，她拧开了门锁，走下了楼梯。我嘴张了两下，什么也说不出来。孩子趴在阿欣的肩头，把手指含在嘴里，默默地看着我。
我机械地扬起了手，朝她挥了挥手，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竟让她的脸突然焕发了热情，她高兴极了，冲我晃着小手，大声地喊道：“再见，爸爸，再见。”
我的心猛地一动。那天我上班时耳朵里一直响着的就是点点和我再见的声音。
下午一下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幼儿园。
点点的教室我并不知道，问了人才找到了三楼。我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见点点正蹲在教室的一角认真地摆着积木。
老师见我面生，走出来问我是谁的家长，这时，点点听见了我的声音，她转过了头，似乎不敢相信似的看着我。
老师叫她的名字，她又高兴又扭捏地走了过来，好像很不好意思。
那晚阿欣回来时，表情是那么的惊喜。她问点点：“是爸爸接你回来的？”点点看着我，一脸兴奋地点点头。“爸爸好不好？”阿欣问。“好。”点点响亮地回答。
我一言不发，内心里我知道，我应该对点点好一点，她毕竟只是个孩子。
“孩子无罪”，我听到了这震撼心灵的声音，它超越一切狭隘的情感而来。
1998年夏天，阿欣经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可以再次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感到特别高兴。阿欣为了让点点有心理准备，问点点是否愿意再要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点点高兴地说：“愿意！愿意！”
这时的点点，已经四岁了。虽然我对她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她的身世始终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严厉有加温和太少的“父亲”，她一直很乖，也很懂事，但孩子的天性总是压抑不住的。每当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时，我就发现我很难容忍，往往会暴跳如雷、不肯原谅她。等风暴过后，我往往会感到更加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伤害的不仅是孩子，还有阿欣。
这时候，我在德国学习时的导师雅克里教授来我们系里讲学，面对雅克里，我觉得我有了倾诉的欲望。之所以想对他说，一是因为他来自异邦，而且很快就会离开，不会在同事间造成是非；二是因为他充满爱心，丝毫没有架子，在德国时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
雅克里静静地听我讲完了所有的过程，待我平静一些后，他把椅子拉近我，握住我的手：“陈，我想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讲的是德国二战以后的事情，一个纳粹战犯被处决了，他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众人的羞辱，吊死在了自家窗户外面。第二天，邻居们走了出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窗户开着，她两岁大的孩子正伸出手向悬挂在窗框上的母亲爬着。眼看另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了，人们屏住了呼吸。
这时，一个叫艾娜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向楼上冲去，把危在旦夕的孩子救了下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而她的丈夫，是因为帮助犹太人被这个孩子的父亲当街处决的。
街坊邻居们没有人理解她，甚至没有人同意让这个孩子留在他们的街区，他们让她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或者把孩子扔掉。
艾娜不肯，便有人整日整夜地向她家的窗户扔秽物，辱骂她。她自己的孩子也对她不理解，他们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还伙同同伴向母亲扔石头。
可是，艾娜始终把那个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是多么漂亮啊，你是个小天使。”
渐渐地，孩子长大了，邻居们的行动已经不偏激了，但是还是常有人叫他“小纳粹”，同龄的孩子都不跟他玩。他变得性格古怪，常常以破坏他人财产为乐。直到有一天他打断了一个孩子的肋骨，邻居们瞒着艾娜把他送到了十几里外的教养院。半个月后，几乎都快发疯的艾娜终于找回了孩子。当他们再一次出现在愤怒的邻居们面前时，艾娜紧紧护着孩子，嘴
里喃喃自语：“孩子无罪。”
孩子就是在那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痛哭流涕、悔恨万分。
艾娜告诉他，最好的补偿就是真心地帮助大家。从此以后，他发奋图强，样样事都做得很好。最主要的是，他变得无比地关心人。
到他中学毕业时，他收到了这一生最好的礼物：他的邻居们每家都派了代表来观看他的毕业典礼。
“那个孩子就是我，”雅克里说，他的眼里饱含着泪水，“孩子无罪。陈，你不能让这件事毁了孩子，也毁了你自己的一生。”
雅克里的手异常地温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
“为了报答母亲，在我成家后，我收养了一个杀人犯的女儿。艾娜知道后非常高兴。她说，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孩子无罪。”
我说不出话来。雅克里不仅有这个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女儿莲娜的宠爱远胜过儿子，而莲娜似乎也比哥哥们对他更亲近些。
“莲娜知道她的身世吗？”我问。
“知道，她的母亲还在，因为艾滋病快要死了。我们常带她去看她。”
我低下了头，感到心中有了一层新鲜的压迫。我不知道，在经历过巨大痛苦的磨砺之后，人的感情竟能达到如此完美、如此感人的境界。
那个晚上，我对阿欣说：“我们年纪已大，你身体又不好，生产时说不定还会有危险。我们还是不要孩子了吧。”
她看着我，满脸的困惑。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为了让点点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我们举家来到了南方的一所高校。久违了的家庭温馨再一次回来了，我的工作，也感到顺利了很多。我想，我们一家会很幸福地一直生活下去。
尘缘路上我们牵手走过——婚姻篇系于一发
我们想：让姑妈把秘密公开吧！我们虽年幼，但毕竟长大了，好歹快成年了。有什么事不能对我们说呢？埃弗里纳姑妈真不用对我们保什么密了。就说那个圆的金首饰吧，她用一根细细的链，总是把它系在脖子上。我们猜想，这里准有什么异乎寻常的缘由，里面肯定嵌着那个她曾爱过的年轻人的小相片。也许她是白白地爱过他一阵哩。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们当时究竟怎样相爱的呢？那时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没完没了的疑问使我们纳闷。
我们终于使埃弗里纳姑妈同意给我们看看那个金首饰。我们急切地望着她。她把首饰放在平展开的手上，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塞进缝隙，盖子猛地弹开了。
令人失望的是，里面没有什么照片，连一张变黄的小相片也没有，只有一根极为寻常的、结成蝴蝶结状的女人头发。难道全在这儿了吗？
“是的，全在这儿，”姑妈微微地笑着，“就这么一根头发，我发结上的一根普普通通的头发，可它却维系着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这纤细的一根头发决定了我的爱情。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也许不理解这点，你们把自爱不当回事，不，更糟糕的是，你们压根儿没想过这么做。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是那样直截了当，来者不拒，受之坦然，草草了事。”
“我那时19岁，他——事情关系到他——不满20岁。他确是尽善尽美，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爱我。他经常对我这样说：我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呢，虽然我们之间有许多话难以启口，但我是乐意相信他的。”
“一天，他邀我上山旅行。我们要在他父亲狩猎用的僻静的小茅舍里过夜。我踌躇了好一阵。因为我还得编造些谎话让父母放心，不然他们说啥也不会同意我干这种事的。当时，我可是给他们好好地演了出戏，骗了他们。”
“小茅舍坐落在山林中间，那儿万籁俱寂，孤零零地只有我们俩。他生了火，在灶旁忙个不停，我帮他煮汤。饭后，我们外出，在暮色中漫步。两人慢慢地走着，无声胜有声，强烈的心声替代了言语，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回到茅舍。他在小屋里给我置了张床。瞧他干起事来有多细心周到！他在厨房里给自己腾了个空位。我觉得那铺位实在不太舒服。我走进房里，脱衣睡下。门没上栓，钥匙就插在锁里。要不要把门栓上？这样，他就会听见栓门声，他肯定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太幼稚可笑了。难道当真需要暗示他，我是怎么理解我们的欢聚的吗？话说到底，如果夜里他真想干些风流韵事的话，那么锁、钥匙都无济于事，无论什么都对他无奈。对他来说，此事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我俩的一辈子——命运如何全取决于他。不用我为他操心。”
“在这关键时刻，我蓦地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是的，我该把自己‘锁’在房里，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采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我踮着脚悄悄地走到门边，从发结上扯下一根长发，把它缠在门手把和锁上，绕了好几道。只要他一触动手把，头发就会扯断。”
“嗨，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呀！你们自以为聪明，聪明绝顶。但你们真的知道人生的秘密吗？这根普普通通的头发——翌日清晨，我完整无损地把它取了下来！——它把我们俩强有力地连在一起了，它胜过生命中其他任何东西。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就结为良缘。他就是我的丈夫，多乌格拉斯。你们是认识他的，而且你们知道，他是我一生的幸福所在。这就是说，一根头发虽纤细，但它却维系着我的整个命运。”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亲情，永恒的家园
尘世茫茫，岁月如水。似乎还是儿时的咿呀学语，却已是今日为无奈现实百般感叹忧郁的我。如果说生命之旅是一场赛跑，还不如说是一次带有冒险的竞争，一着不慎便注定失败。每每夜深人静，孤寂不时袭来，想念家中已有几丝白发的父亲和青春已逝温柔依旧的母亲成为黑夜中最美好甜蜜的享受。
成功不多，失败却很多，脆弱又易受伤的心灵一次又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自尊心一次又一次触伤，自卑感、孤独感，失落感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无数次在黑夜中啜泣，无数次在噩梦中惊醒，在巨涛骇浪中挣扎。
这时，我的眼前浮现出父母亲的身影，父亲深邃得足以扣动我心灵板机的眼神，母亲一句句似山泉般滋润心田的话语，我终于如梦初醒。
许多日子了，每次离家泪水总止不住地流，而当我背过身拭去泪水的一刹那，我同样看见了父母脸上的泪痕。我背起重重的行囊走了，无言以对却心潮起伏，口袋里满载着父母的爱心与希望，肩上担负着一种对未来更是对父母的责任。
漂泊的路难免会有寂寞会有失意，而每次受伤，是父母一次又一次安慰我鼓励我，是亲情一次又一次滋润了我的心田，给了我所有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记得在一本书上读过一个感人的故事，讲的是一段催人泪下的兄妹之情。由此，我又一次地被那种深挚的亲情所打动。
父母早逝，一个男孩与他的妹妹相依为命。男孩爱妹妹胜过爱自己。然而灾难再一次降临到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身上。妹妹染上了重病，需要输血。但医院的血液太昂贵，男孩没有钱支付任何费用，尽管医院已免去了手术费。
作为妹妹惟一的亲人，男孩的血型与妹妹相符。医生问男孩是否勇敢，是否有勇气承受抽血时的疼痛。男孩开始犹豫，10岁的大脑经过一番思考，终于点了点头。
抽血时，男孩安静地不发出一丝声响，只是向着邻床上的妹妹微笑。手术完毕后，男孩声音颤抖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长时间？”
医生正想笑男孩的无知，但转念间又被男孩的勇敢震撼了：在男孩10岁的大脑中，他认为输血会失去生命，但他仍然肯输血给妹妹。在那一瞬间，男孩下定了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决心。
医生的手心渗出了汗，他握紧了男孩的手说：“放心吧，你不会死的。输血不会丢掉生命。”
男孩眼中放出了光彩：“真的？那我还能活多少年？”医生微笑着，充满爱心地说：“你能活到100岁，小伙子，你很健康！”
男孩高兴得又蹦又跳。他确认自己真的没事时，就又举起了胳膊——刚才被抽血的胳膊，昂起头，郑重其事地对医生说：“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给妹妹吧，我们两个每人活50年！”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这不是孩子无心的承诺，这是人类最无私的诺言。同别人平分生命，即使亲如父子，恩爱如夫妻，又有几人能如此快乐如此坦诚如此心甘情愿地说出并做到呢？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脚板下有份绵长厚重的爱
晚上给远在老家的母亲通电话，刚说了几句，母亲忽然叹道：“妈妈真的是老了，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使了，本来想再给你们做几副鞋垫，可惜力不从心啦……”听到这儿，我鼻子一酸，既为岁月的无情而感叹，更为母亲对儿女的牵挂而感动。随着奔涌的思绪，我想起了母亲为我做鞋垫的许多往事，再一次感受着垫在脚板下的那份绵长淳厚的母爱。
记得年幼的时候，兄妹们穿鞋子是不垫鞋垫的，因为家里穷，一家人的鞋子全靠母亲做，加上地里的农活又多，母亲一天到晚忙得脚不着地，能够保证我们有鞋穿就不错了，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做鞋垫呢？我垫上母亲亲手做的鞋垫，是在上中学以后。学校离家有十来里路，每天一个来回就是二十多里，虽然算不上很远，但对于从未走过远路的我来说，每天快速步行二十多里也够吃力的了。几天下来，脚板就打起了血泡。母亲知道后心疼得不行，说道：“今晚抽空给你做一副厚实的鞋垫吧。”
那阵子天一直没下雨，地里干得直冒烟，吃过晚饭母亲便与父亲下地抗旱了，一直干到我们做完作业准备睡觉才回来。原以为夜已很深，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不会做鞋垫了。谁知，母亲擦了擦身上的汗水，便在小油灯下忙活开了。她搬过放置针线布头的小竹匾，拿出原来准备做鞋底的衬里，按照我的脚样剪了两块，接着用一些碎布头衬在上面，以增加鞋垫的厚实感，正面再用整块的布蒙上，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制起来。我在母亲的催促下躺到床上，双眼不住地望着在油灯下飞针走线的慈母。她那全神贯注的样子，不禁使我想起了平日里母亲关爱的点点滴滴，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温暖和感激。想着想着，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感觉到母亲那盏小油灯还在久久地亮着……
第二天一早起床时，发现母亲已将做好的鞋垫垫在我的鞋子里了。我取出来一看，只见鞋垫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针脚；再按一下，感觉挺厚、挺沉的；更夺目的是，两只鞋垫上还分别绣了四个字，一只为“好好学习”，另一只为“天天向上”。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名言警句所知甚少，但对这八个字却是耳熟能详的，因此拿来绣在了鞋垫上，意在希望我走好来之不易的求学之路。手里捧着这副鞋垫，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母亲为了这副鞋垫，为了让我好好读书，花了多少的功夫和心思啊！
这时，我听到母亲从外面进屋的脚步声，连忙将鞋垫重新垫好。刚穿上鞋子，母亲便走了过来，弯下腰在我脚上左摸摸右捏捏，并且一再地问我是不是合脚，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赶紧作了肯定的回答，母亲这才满意地笑了，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说：“这下好多了，以后上学走远路就不容易打泡啦。”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脚板下一直垫着母亲做的鞋垫。厚实、舒适的鞋垫，伴随着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读书求知的道路上；母亲在鞋垫上绣的八个字，始终激励着我勤奋努力，刻苦学习，从而以较好的成绩走完了难忘的中学之路。
随着入伍通知书的到达，我穿上了国防绿。本来以为，从此母亲可以不再为我做鞋垫了，谁知，临行前的那几天晚上，母亲却不停地为我做起鞋垫来。暗淡的煤油灯光下，母亲不知疲倦地做呀做呀，做了一副又一副，仍然没有停止的意思。我劝她：“部队发的鞋子穿起来舒服，您不用做这么多鞋垫了。”母亲抬头笑了笑：“你没听说部队要到野外训练，还要长途行军吗？不多做一些鞋垫哪成啊。”说完，又埋头忙碌起来。入伍后的好多年里，母亲一如既往地给我做鞋垫，而且越做越精细，鞋垫上绣的图案和内容也经常变化，有的绣着红色的五角星，有的绣着绿色的长城，还有的绣着“精忠报国”、“为家争光”、“当兵就要当好兵”等字样，既是鼓励我安心服役，报效祖国，也是希望我在部队好好干，有出息。这样的鞋垫垫在脚板下，使我有机会经常感受母亲的关爱，也使我时刻牢记母亲的殷切期望。
后来，母亲的年纪大了，身子骨儿也没有以前硬朗了，可她仍然乐此不疲地为我们做鞋垫。我多次劝她：“现在各种各样的鞋垫多的是，买一副够垫一阵子的，您就别再劳神啦。”母亲听了，总是坚持道：“你就知道买，买的哪有我做的合脚啊。”
如今，年迈的母亲虽然不再给我做鞋垫了，然而，垫在脚板下那份绵长厚重的母爱却是不可磨灭的，将会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父亲
二十五年前。
黄昏，天边的云灿烂如霞。长长的铁轨消失在远方，路基旁一摇一摆晃动着一高一矮一老一少两个身影。“等我长大了要造一架大大的飞机，带上你和妈妈……”我仰着脸说。“好，好……”父亲笑着，慢慢应着，眼睛望着天边的夕阳。晚风吹得铁路旁的白桦林沙沙作响，长长的身影后面留下的一串串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记不清是哪一个女作家说过，男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好像还记得她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她的经验或许可以使她这样想吧。事实上每个男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个终身难忘的时刻——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男人！不是男孩，也不仅仅是男士，而是——男人。
我自己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日子是在1993年9月4日——我父亲的忌日。
那是一个很晴的上午，正在市郊奔波忙碌的我忽然接到一个传呼。同事用极为简洁的文字告诉我——“你父亲脑溢血，病危，赶紧回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早上父亲还是好好的和我一起去单位上班的！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奔波，穿过大半个市区，闯过无数的信号灯，带着一身的臭汗我回到了父亲的办公室。拨开一层又一层的人群，我见到了躺在地上的父亲。他双目微闭，口半张开，很平静地躺在那里。几个单位领导和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要我镇静、镇静。“我们已经抢救四十多分钟了，没有一点生命反应，希望家属准备一下后事……”我只觉得心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没听见。
又过了二十分钟，屋里静静的。领导看着我，医务人员也看着我。“你们尽力了，出去休息吧。现在我想和父亲单独呆一会儿。”我当时说的相当平静，连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能那么平静。
我跪下来把父亲的头抱在怀里，他的躯体很软，已经没有了正常人体的弹性和体温。我就这样抱着抱着，抱了很久很久……
父亲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与世无争，从来不发脾气，是单位里有名的胆小的老实人。父亲是50年代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同班同学里出色的已经做到了局长、厅长、部长，这些都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从他们半年前的同学聚会的纪念册中发现的，而这些父亲从来就不曾对我们任何人提过。
在我和弟弟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好像只吵过一次架，至于吵架的原因和过程已经记不清了。父亲从不喝酒，吸烟只吸劣等的香烟，你送他好烟他会小心地收藏起来，在你没有烟的时候再拿出来交给你。父亲一辈子也没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和业绩，每天就是八点钟准时上班，五点钟准时回家，回家时保证会买些蔬菜一起带回来。父亲很少做饭，但做得比妈妈做的好吃。吃完饭父亲不会离开饭桌，会耐心地等大家吃完，一声不响地把碗筷收拾起来。然后听收音机，看电视，吸烟，准时睡觉……
父亲从不对我们瞪眼，也很少呵斥我们，对于我和弟弟的学业也缺乏通常家长都有的督促。高一那年我和班主任吵架，她找我家长，当时是父亲去的。那个女老师比比划划大发雷霆，父亲唯唯诺诺满脸赔笑不应一声。出来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拉我到一家小饭店坐下，父亲默默地吃饭。看我提心吊胆地不敢吃饭看着他，只说了句：“吃吧，都过去了。”我当时一下子就哭了出来，真的，即使在今天，想起那个胖胖的女老师折磨父亲的样子，我依然恨得牙根发痒！
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一次是我被保送上大学，一次是我女儿出生。我看见他笑了，笑得很开心，笑得很甜。
慢慢地我和弟弟都长大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像父亲。
我们都相当的开朗活泼，有着广泛的社会圈子和众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事父亲从不过问。
即使是我们问起他的意见，他也总是带有一些试探性地回答，不带有丝毫的指令性味道。
父亲就这样走过了55年，默默无闻而兢兢业业平平凡凡的一生，最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一年我26岁，我的宝贝女儿刚满周岁。
告别父亲的时刻，使我重新审视父亲辛劳操作的一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也使我意识到从此时此刻起，作为长子的我就必须挑起这副担子，做一个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我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耐心地听她讲院子里老太太们中最新流传的小道消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去完成任务；每次下班时都有意识地在市场里穿过，试图寻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带回家里；即使外面的应酬活动结束得再晚，也坚持回家；即使再多的灯红酒绿杯盘交错，也能记起家中妻和母亲焦急的目光；不忘记答应带给女儿的一个小礼物；不忘记在母亲和妻的生日送一个问候与祝福。做到这一切很累，真的很累。但是我很满足，因为这是一个男人起码的职责。
其实这个社会上根本没有那么多落难的公主等待白马王子的解救，也不会有太多见义勇为的机会等着你热血沸腾。所以，我不相信施瓦辛格的铁血硝烟或者周润发的风流倜傥。男人恐怕本不该是那个样子的，就算真的做到那样，也好像应该仅仅叫做男士——不过是展示一下男儿血性本色的一面罢了。比较起来，我宁愿接受父亲更简单的男人原则：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少说多做的处事信条。
这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普通的原则伴随我走过了五年，走过了一千多个日出日落。每年的清明节我都带上妻和女儿去看父亲的陵园，默默地用心灵和他对话。在我眼里，父亲不是一个出色的顶天立地的人，尽管是极为普通极为普通——但是——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男人。
世界上不外乎有两种人：一种人的行动告诉你该怎样做人；一种人的行动告诉你不该怎样做人。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感激我的父亲。
二十五年后。
黄昏，天边的云依旧灿烂如霞。长长的铁轨消失在远方，路基旁一摇一摆晃动着一高一矮一老一少两个身影。“等我长大了要有一间好大好大的房子，接上你和妈妈……”女儿仰着脸说。“好，好……”我笑着，慢慢应着，眼睛望着天边的夕阳。晚风吹得铁路旁的白桦林沙沙作响，长长的身影后面留下的一串串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姐弟情深
其实，小时候的晴月，在外人眼里，一直是非常听话，非常柔顺的孩子，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可不知为何，晴月对自己的亲弟弟却总是很凶。
晴月比弟弟大两岁，但做弟弟的，小时候总不肯喊晴月“姐姐”，两个人也总是打架，是那种咬着牙拼着命的打法。常常是晴月把弟弟的胳膊上掐得流着血水，弟弟把姐姐的身上捶得青一块紫一块。
外面下着雨，听着细细地雨声，晴月眯着眼晴，努力地去想二十多年前总和弟弟打架的缘由，却没有任何头绪。晴月摇摇头，笑着，竟然是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
上了初中，姐弟两个忽然就不打了。好像两个人同时明白，他们应该做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姐弟。在晴月的感觉里，是弟弟先知道疼姐姐的。晴月印象里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初中二年级时——那时因为学校抓升学率，从初二时，班主任便要求每隔一天，下午放学全班就要补一个小时的课。那天补课时班里乱糟糟地，班主任一生气，便又延长了补课时间。每个学生的肚子都饿得咕咕乱叫，但没有一个人敢走。大家有气无声地读着课文，而班主任可能早溜回家吃饭了。
正在晴月饿得伏在桌上瞪着课本发愣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有骚乱声，但她并没有在意，一直到后面的同学用手轻拍她肩头时，她才恍然回头。同学递给她一个塑料袋，她惊异极了，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个月饼。同学回答了晴月疑惑的眼神——“是从最后面传过来的，可能是你弟弟送的。”
晴月站起来，看到弟弟站在后门前，而弟弟看到姐姐，知道姐姐拿到了月饼，便消失在后门。
全班同学都知道了晴月的弟弟给她送月饼的事，因为晴月坐在第一排，那个月饼是从最后一排的同学手里传过来的。大家都在夸晴月有个好弟弟。晴月紧紧地握着月饼，心里忽然没有了饥饿感，眼里有一层温润的泪。
班主任终于来了，终于让大家放学了，晴月拿着那块依然完整的月饼走出教室时，夜色早已笼罩了星空，她走到走廊的尽头，发现弟弟竟然等在那儿！
八月十五已过，中秋的夜晚已经有了很深的凉意。晴月心疼地“骂”弟弟：“怎么这么笨啊，为什么不快回家啊？”弟弟瞪着晴月说：“你才笨呢，我又不怕冷。”
其实，姐弟俩的心里，想说的都不是那些话，但因为太亲太近，反而都不能说出关心彼此的话来。心里那份最深最重的关怀和爱，只能用行动去表达……
弟弟18岁那年去参军，在四川宜宾做武警。那时晴月刚参加工作，工资很低，晴月总时不时地瞒着妈妈给弟弟寄钱，嘱咐弟弟买书看。弟弟在部队想学吉他，晴月很支持，晴月总是想，人有些爱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于是，晴月把那个月的工资全部给弟弟寄去了。
那时兵役还是四年，武警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弟弟来信说，许多独生子女的士兵受不了苦，有的做了逃兵，被从家里抓回来受了很重的处分。
弟弟怕家里人担心，总是说“我的身体很好，各种训练成绩都是优秀”等等话来安慰家人。弟弟到第二年时，已经提了班长。那时家里没有装电话，所有的联系都是用书信。弟弟在部队三年了，中间可以有一次探亲假，但弟弟没回来，过年时，因为都很想念弟弟晴月买了两盘录音带，召集亲戚朋友到家里，把大家的声音录了下来，寄给了弟弟。弟弟后来也寄了一盘录音带，大家围坐在录音机前，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时，每个人都几乎听不出弟弟的声音了，弟弟去部队时18岁，三年后，弟弟的声音厚重了许多，也有了很重的川味。
弟弟终于复员回来了，他回来的那一年，正是晴月和男朋友商量婚嫁的时候。弟弟回到家，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姐夫，两个大男人，淡淡地交谈了几句。后来晴月问弟弟：“怎么样？
姐姐的男朋友怎么样？”弟弟笑笑说：“只要姐姐愿意就行。”弟弟终于认真地叫晴月“姐姐”了，晴月心里很温暖。
当弟弟听说晴月年底就要办婚事时，很着急地说：“姐，你明年结婚行吗？”晴月不明白，问：“干吗明年结婚啊？”做弟弟的吸着烟，不肯说话。弟弟当了四年兵，养成了爱抽烟的坏习惯。
后来这样的话又说了两次，晴月总弄不明白，为何弟弟让她晚一年再结婚，而弟弟，又不肯多做解释。
婚事按计划提上日程，婆家选了一个吉日来送“好儿”了，“好儿”是晴月这里的风俗，送了“好儿”，就表明婚事的时间及所有的婚事事项都决定了。婚礼的时间定在腊月十八。
当弟弟晚上回来，知道姐姐的婆婆家已送过“好儿”时，对晴月说：“姐，真的不能明年结婚吗？”晴月感到很好笑：“干吗呀？我干吗要明年再结婚啊？你怎么这么奇怪啊？”
做弟弟的，先就低了头，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今年才复员，还没有分配工作，我想等明年我工作了，我要挣一万元钱，送给你。”
做姐姐的，先嘻嘻哈哈笑着说：“你怎么这么笨啊，姐姐要那么多钱干嘛啊？真是的，好了好了，我要去厨房了。”
晴月找了个借口，走出家门，夜色漫漫，星星在夜幕里亮晶晶地闪耀着，还听得到不知名的小虫儿在角落里欢快地叫着，晴月站在自家房子外面，让眼泪如泉水一样汹涌着……
做了新娘子，心情应该是幸福的吧，可是晴月结婚那天，也是一直想要哭，晴月要很辛苦地去抑制眼泪，才能做到不去破坏化好的妆容。其实，新房子离晴月家很近，骑车只要十分钟，可是，也不知为何，晴月想到要离开生长了二十三年的家，心里就酸得要命……
晴月的婆婆家在农村，婚礼是在老家举行的。婚礼在农村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但风俗却很不好，用他们的话说是要乱新媳妇的。晴月心里也有所准备，可是还是没有料到乱得会那么凶。晴月忍着泪，被那些人推来搡去，一会儿就被推倒了，站又站不起来，晴月的眼泪终于不听话地掉了下来，泪眼朦胧里，感到有一个人在拉自己起来，晴月还没有站稳，脸上又被人乱用湿湿的红纸涂着，冬天的冷风吹得晴月打着冷战，她又被推倒了，晴月坐在地上，感到自己都要站不起来了，而新郎也被人拉着、乱着。晴月的心里灰灰的，愤愤的，不再强忍眼泪了，让泪水像决堤的海一样涌了出来。
这时，人群依然在乱着，忽然晴月隐约听到弟弟的声音：“别乱！这是我姐姐！我姐没结过婚，大家不要乱！”周围哄起的，是一片放肆的笑声。
后来，每次播到这段录像时，家里人也会笑话弟弟：“有你那样说姐姐的吗？你可真可笑。”弟弟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着，呐呐地说：“我也是急糊涂了。”
晴月静静地坐着，她注意看了那段录像的细节，她看到自己坐在地上时，伸手拉自己起来的是自己的弟弟，她看到她又被人推倒时，弟弟扑上来，拦住那些人，不顾冬天的寒风，把袖子撸得高高的，一副和人拼命的架式，左右拦护着那些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的姐姐。晴月清晰地听到弟弟说的那句话，她像大家一样笑话着弟弟，然后，她急急地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让眼泪静静地流淌……弟弟后来分配到了铁路局上班，在去青岛的那趟火车做列车员，工作很辛苦。有一年春节，全家在晴月家过年，弟弟回来了，那时晴月的儿子已经两岁了，弟弟左拎右提着东西走进来。有给晴月儿子的玩具、小食品，还有一个大大的袋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海产品，有龙虾、海蟹等等，妈妈问：“弄这么多干嘛啊？这么不好带。”弟弟笑笑：“我姐和孩子很少吃这种海产品，这次我在青岛每种都买了一些，我给大家做，一定把味做好。”说着，就钻进厨房忙活起来……
晴月一直感到自己的弟弟是世界上最好的弟弟，但她从不说，就像做弟弟的，只是用行动来表达对姐姐的爱和关怀……有了这种最深的亲情，世界在晴月眼里，一直都这么美丽……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送便当的母亲
“你又来了！”
中午，我站在学校大门口当交通导护，帮助一年级的小朋友放学。卓新勇的母亲，悄手悄脚提着一个便当在校门口。被我一喊，她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老师！”
“哎呀！我不是告诉你吗？学校不喜欢你们给孩子送便当。如果每个妈妈都像你这样，学校大门就挤满人潮，那样，我们怎么放学呢？”
“我知道！我知道！”哼！知道了还送，简直是明知故犯。
“让他自己带便当嘛！”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话，不晓得说了几次。
每次一到中午，送便当的家长和放学的一年级小朋友，常常相撞在一起，造成相当的困扰。
卓新勇是一位沉默寡言，乖巧内向的孩子。有次上课，他竟然打瞌睡，我很惊讶，把他叫起来。
“怎么了？”他一脸迷惘站起来，不回答。第二天上课，也是这样，我实在受不了，狠狠地把他叫过来。
“你到底怎么了？”我已经累得半死，口气也已经控制不住。
突然，他垂头淌下泪水。我暗自一惊。“说呀！到底为什么上课要打瞌睡呢？”
“我妈妈住院了！昨天一直在医院陪她。”我一听愣住了，顿时，心中的怒气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无限惭愧。
“她怎么了？”
他难过地摇摇头：“不知道！”
晚上，我打电话到他家。接电话的是他父亲。
“她为什么住院呢？”
“是肺癌！”我一听，心都凉到脚底。脑子里浮现出身体羸弱的卓新勇。如果，不幸哪天来临，
他将如何继续往后漫长的岁月呢？想到这儿，不禁鼻酸。吃饭时，妻子在喂儿子吃饭，我不禁想起，以前卓新勇的母亲偷偷摸摸给他送便当。
第二天下班后，我骑着车到医院探望他母亲。几个礼拜没见，卓新勇的母亲瘦得不成人形，苍白的脸，光秃的头，简直不敢相信就是她。
她看到我，显得很惊讶，努力想站起来，但是，一咳嗽，整个人歪在了一边。
“不要站起来！不要站起来！”
“老师！谢……谢谢你！”她吃力喊着，眼眶流出泪水。
在医院的走廊，卓新勇的父亲对我说：“只剩下两个月了！呜！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他老泪纵横。
回到学校，报告校长。
“他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母亲又将离开人间，是不是我们可以发动全校募捐。不管多少，都可以帮助他。”
校长爽快答应。
经过几天募捐活动，我们总算募到52120元。把钱送到医院时，卓新勇的母亲已经陷入昏迷中。
“我们准备今天送她回家！”卓新勇的父亲，脸色憔悴得发白。
“老师！能不能帮个忙？”我一听，心头抽搐一阵。
“请说！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答应。”
“她前几天，一直拉着新勇的手，喊着：妈妈不能再给你送便当了！我想，请老师再让她送一次便当，只有送便当时，她才真正感受到一位母亲的荣耀。”听到这儿，我百感交集地点点头。
中午，一辆救护车开到学校大门口。
卓亲勇的父亲和一名医护人员，推着担架上的人。我泪水盈眶，站在旁边，伴当交通导护老师。
“到了！到了！”卓新勇的父亲买了一个便当，躺在担架上的卓新勇的母亲，伸出瘦细苍白的手，提着便当，在旁边人员推送下，慢慢靠近大门口的铁门。
在铁门的另一边，卓新勇则伸出右手，接过母亲的便当。
“妈！”卓新勇嚎啕大哭。
这时，我清楚见到她母亲瘦削的脸颊，抽搐了一下，仿佛想说话，但是，又说不出来。
“妈！我不要！我不要你走！”卓新勇呼天抢地叫着。
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哗哗而落。我暗恨自己，以前是多么残忍！
卓新勇的母亲出殡后。一天，卓新勇的父亲来到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包牛皮纸。
“老师！这是你和学生们帮助我的钱，我认为还有更多的学生，需要这笔钱，所以，还给你们。谢谢你热心帮忙。”说完，钱一放，就掉头离去。这笔钱仿佛生热似的，直烫着我的心坎。
我天天找卓新勇聊天话家常，深怕他经不起丧母的打击。
“老师！你放心！我很好！你不要一直替我担心！”卓新勇对我说。
“我很早就知道，我母亲就要死了，我也不是不想听您的话，叫妈妈不要送便当。因为，一天当中，只有中午，我才能吃到我妈妈煮的饭。”
我心头一凛，“为什么呢？”
“爸爸心疼她太过劳累，所以都亲自下厨，妈妈也因为小孩想吃她做的便当，所以就利用爸爸上班期间偷偷地做便当。”说完，卓新勇淌出泪水。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为爱留守
漫步在星空下的栈桥，呼吸着清新的海风，望着波澜不惊沉睡的大海，我的心里又多了几分留恋。既然做出了选择，就没有必要再为留在这个城市苦苦追寻一个理由。有时候，选择真的很难。
任思绪飞扬，我长长叹了口气。电话响了，是父亲。“你想好了？真的要去西部？”照旧没有温情脉脉的话语，父亲在我眼中总是一副典型威严长者的形象。“我决定了。”我淡淡地说。“你王叔叔的公司有个位置很适合你，来试试好吗？”父亲缓缓地说，声音中居然带着一丝软弱。“你刚刚毕业，先回来锻炼两年再去不好吗？”“爸，我想好了。”父亲沉默了。“那你先回家，我陪你准备一下。”实在不忍拂父亲的意，我言不由衷。“好吧，明天我回去。”父亲哪里知道，我决定去西部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父亲那份已无法贴近我心灵的爱。
记忆中，父亲是慈祥而温和的。他会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陪我到野外郊游，在大雨滂沱的夜里接我下自习回家，在闲暇时和我疯狂地对打电子游戏，在灯下仔细地讲解我学习中遇到的难题。那时，他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父亲。然而，在父亲开始经商后，一切都改变了。我逐渐习惯了每天见不到他的日子，工作和应酬占去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生意越做越大，亲情却在我日复一日等待与他的交流中磨灭。
父亲的行为模式也越来越不为我所理解。他可以接受王叔叔的女儿开着帕萨特跑车读书交友，却毫不犹豫地拒绝我学车的要求；他能赞同满街染红发、奇装异服的时尚男女，却一再教导我坚持颇为正统的服装——这一向是被我认为落伍；他积极地为朋友的儿女们牵线搭桥，却不能忍受我有一丝一毫的越轨，不管我一个人在外地求学也需要人照顾。我偏执地认为父亲不爱我了，他只爱他的事业。
矛盾总有爆发的一天。当我很不给面子地将一桌所谓父亲朋友的男男女女撇下独自回到家中后，父亲大发雷霆。“你！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将来？”父亲脸色铁青。“为我？真是冠冕堂皇。爸，你少来了，你还不是打着我的旗号去联络你那些狐朋狗友的感情？”我尖刻地大喊，“我不承认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父亲的巴掌落下来，时间凝固了，那一掌也重重地印在我的心上。日子平淡地继续着。我开始轻易不回家，即使回去，也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漠视他的存在，我情愿一天天呆在肯德基看着窗外形形色色的人群，也不愿回去面对父亲冰山似的面孔。父亲也觉查出了什么，他却依然不动声色，竭力维持着他的尊严。成功的经商经历已经使他不会低头和表示他的爱了。倔强如他的我同样冷冷地回应着这一切，我们各自向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着。
……
记忆散落了，没有声音。默默收拾好行李，我呆呆坐了一会儿。也许，这一去将不再回来。
当满心疲惫的我走出火车站幽暗的通道时，首先看到的居然是一身黑衣的父亲。真的很吃惊，大学四年我已经习惯了孤零零一个人走出站台。我敏感的心也从没想过父亲会亲自来接我。因为，他不爱我了，他只爱他的钱——我一直这样认为。
他并没有看到我，只是伸长了脖子专注地看着出站的人群。他是真的老了，岁月毫不留情的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头发白了一半，腰身也不再挺拔，不变的只有他儒雅的风度，这使他不像个商人，更像个学者。他不时地看着表，来回地踱步。我的眼睛突然有一点湿润，也许，是风太大了。
“爸。”我轻轻地喊了一声。
“回来了？”父亲动了动嘴唇，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最终都咽了回去。他接过我的包，淡淡的说：“走吧，车在那边。”
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我和父亲照旧无言，好像只是两个碰巧搭了同一辆TAXI的陌生人。也许陌生人也会比我们感情好，我嘲弄地扯了扯嘴角，把脸转向窗外。“我每一次见到你，你总是穿黑衣服，女孩子嘛，穿得艳一点好看。”默默开车的父亲突然冒出一句。我心里一动。原来，他还是细心的，对我也不是完全漠视的。也许，上西部这个决定是很没道理的，我只是在任性地用自己的方式来对抗想留我在身边的父亲。我突然觉得我很残忍。
吃过晚饭，百无聊赖的我到书房拿一些西部的资料，意外地发现父亲在上网，一边看帖子，一边聊天。他是那么的聚精会神，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我。悄悄地离开家，我来到了外面的网吧，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父亲聊天的网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想到网友们评价极高的或诙谐或沉重的帖子居然出自平日严肃、不苟言笑的父亲之手。网络真是个神奇的工具，它可以很深刻地揭示人性中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你好！可以聊聊吗？”
“你也好！”电脑的另一边很快有了回应，“当然可以。”
我小心翼翼地伪装着自己，也伪装着那份发自内心的感动。与父亲这样的交流是第一次，我摇身一变成了孩子的家长。
“我的孩子不听话啊……”轻轻的敲出这行字，我紧张地等待着回应。
“我女儿也一样啊，她和我很像，生就了一副倔脾气，不愿低头。难道让我这个做爸的去道歉？”
“我不太懂。”
父亲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讲起了许多往事。
“我女儿小时候最喜欢缠我了，我总叫她‘小牛皮糖’。”
“她很喜欢电子游戏，喜欢和人对打。我就成了目标。打败了我，她就会很开心。”
“她很独立，我不在时，就乖乖地看电视，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吵闹。”
我静静地看着，眼泪一滴滴落下来。父亲并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是他最最亲爱的女儿。他动情地回忆着往事，全然忘了他在对一个“陌生人”讲述他亲情的故事。回忆一点一滴地浮现到脑海中，我看到了在野外牵着风筝奔跑的小女孩和她气喘嘘嘘、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父亲。
“那你现在和你女儿？”
“怎么说呢？我的工作很忙，所以与她交流的很少，对她关心的不够。她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左右不了她。真的，我不知从哪里去关心她。”
“她要学车，我不同意，她那毛毛躁躁的性格开车早晚得出危险。我让她多学点应酬，她又说是我自己搞关系利用她。我打了她，心里也很难过，很后悔，可我怎么去向一个小丫头道歉啊，我是她爸爸。”我明白了，父亲很疼我，只是他选择了另外一种疼我的方式。
“你爱她吗？”
“我很爱她，我惟一的女儿，重于我的生命。”
爱是一个很容易说出口的字眼，却被我们父女冰藏了这么长时间。我是自私的，自始至终不知去安慰一直关心着我，爱着我的父亲。爱，永远不会褪色；亲情，永远是人间最弥足珍贵的情感。
回忆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当父亲得知在外地求学的我发烧住院的消息后，急匆匆地赶来，陪我度过那十几个难捱的日日夜夜。我甚至不知道，父亲那时正在威海疗养，他的身体由于过度劳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他从没告诉过我他的病情，只是怕我担心。愧疚一点点撕扯我的心，父亲爱我重于生命，而我所给予的却是伤透他心的冷漠。
“对你的孩子好点吧，理解是个长期的过程。”父亲说。
“我想，你的女儿会理解你的。”我用全部的心打下这句话。
回到家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报纸。他没有问我去了哪儿，只是很平淡地说：“早点休息吧！我想过了，去西部锻炼一下也好。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不，爸爸，我决定留在这里。明天陪我去找王叔叔好吗？”
父亲的眼中分明的闪着泪光。“晚安！”我轻轻地吻了一下我最深爱的父亲——生命中惟一的一次。
为爱留守，我愿意，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1997年7月28日，天津一中高三学生安金鹏在阿根廷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荣获金牌。这位19岁数学奇才成功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安金鹏缓缓述说着他和母亲的感人故事。
1997年9月5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升腾。跛着脚的母亲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母亲用五个鸡蛋和邻居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学费，推着一整车蔬菜在往镇里的路上扭伤的。
端着碗，我哭了。
我撂下筷子跪到地上，久久抚摸着母亲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
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名叫李艳霞。
我家太穷了。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四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炎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
七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
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用线捆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着用，家里穷得有时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
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愈学愈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
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分数小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也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
1994年5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五县学生中惟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孩子。
那年6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一万多元的债。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
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
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爷爷一急竟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
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每天跟妈妈下田干活。
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
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种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
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
咱武清县是独一无二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供他念书。”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六百元，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多少难，吃多少苦？
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的躺在炕上。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英文，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的。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便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
妈妈借了六千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师要爸爸尽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无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她一个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颤一颤的……
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
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六十到八十元，比起别的同学的两百至两百四十元，实在少得可怜。
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二十、三十。
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
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
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六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给我做计算纸的）和一大瓶黄豆辣酱、咸芥菜丝，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五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惟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酱和咸菜吃；我也是惟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惟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
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
母亲来的时候，我给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
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
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
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
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学习障碍。
1996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
“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
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
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攻数学，一定能上。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
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的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摞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
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
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
我们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两点，整整做了五个半小时的试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
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第三个是我。
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妈妈，你的儿子成功了。”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
那天晚上10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
开门的是父亲，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
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礼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领导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拉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去卖。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但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两百一十斤白菜应换来二十一元，买主只给了二十元。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十八元两角五分，买完书只剩下一元七角五分。妈妈只给了我七角五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一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四十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八十里路的车。我后悔得想打自己耳刮子，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你考哩。’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最大的音乐是无声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爸爸。爸爸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爸爸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妈妈使唤着过来买豆腐却拿起豆腐不给钱不给豆儿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个哑巴。
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爸爸给我扎小辫儿了。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照片儿，爸爸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最可气的是别的孩子叫我“哑巴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骂不过他们的时候，我会跑回家去，对着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划一个圈儿，中间吐上一口唾沫，虽然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别的孩子骂我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想，这大概是骂哑巴的最恶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这样骂爸爸的时候，爸爸停下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我好久，泪水像河水一样淌下来，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里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种无声的悲泣。因为爸爸的眼泪，我似乎终于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致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经常跑到他的跟前去，骂他，然后独自走开，剩他一个人发一阵子呆。
只是后来他已不再流泪，他会把瘦小的身子缩成更小的一团，偎在磨杆上或磨盘旁边，显出更让我瞧不起的丑陋样子。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
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爸爸头一次穿上1979年姑姑为他缝制的蓝褂子，坐在1992年初秋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腥气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
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
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儿给爸爸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爸爸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芒，泪水和着散装高梁酒大口地喝下，再吃上女儿夹过来的肉，我的爸爸，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得那么潇洒！要知道，十八年啊，十八年，他从来没见过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啊！
爸爸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豆腐淡淡腥气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40华里的铁岭。
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爸爸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车出了事故。
我从大嫂那里知道了出事后的一切──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这是老涂家的三丫头，于是腿脚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来了，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乱了阵脚。
最后赶来的爸爸拨开人群，抱起已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拦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腿扛着我的身体，腾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不停地划着十字，请求司机把我送到医院抢救。
嫂子说，一生懦弱的爸爸，那个时候，显出无比的坚强和力量！
在认真地清理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哥哥们，我已没有抢救价值，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得像个瘪葫芦。
爸爸扯碎了大哥绝望之间为我买来的丧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划着自己的太阳穴，又伸出两个手指指着我，再伸出大拇指，摇摇手，闭闭眼，那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哭，我都没哭，你们更不要哭，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20多岁，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医生仍然表示无能为力，他让大哥对爸爸“说”：“这姑娘没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就算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能行。”爸爸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掏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正正地比划着，那意思是说：“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女儿，我女儿有出息，了不起，你们一定要救她。我会挣钱交医药费的，我会喂猪、种地、做豆腐，我有钱，我现在就有四千块钱。”医生握住他的手，摇摇头，表示这四千块钱是远远不够的。爸爸急了，他指指哥哥嫂子，紧紧握起拳头，表示：“我还有他们，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能做到。”见医生不语，他又指指屋顶，低头跺跺脚，把双手合起放在头右侧，闭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卖，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我女儿活过来。”又指指医生的心口，把双手放平，表示：“医生，请您放心，我们不会赖账的。钱，我们会想办法。”大哥把爸爸的手语哭着翻译给医生，不等译完，看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已是泪流满面。
他那疾速的手势，深切而准确的表达，谁见了都会泪下！
医生又说：“即使做了手术，也不一定能救好，万一下不来手术台……”爸爸肯定地一拍衣袋，再平比一下胸口，意思是说：“你们尽力抢救，即使不行，钱一样不少给，我没有怨言。”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
我被推上手术台。
爸爸守在手术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竟然磨穿了鞋底！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却在守候的十几个小时间起了满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乱地做出求神拜佛的动作，恳求上苍给女儿生命！
天也动容！我活了下来。但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昏迷着，对爸爸的爱没有任何感应。面对已成“植物人”的我，人们都已失去信心。只有爸爸，他守在我的床边，坚定地等我醒来！
他粗糙的手小心地为我按摩着，他不会发音的嗓子一个劲儿地对着我哇啦哇啦地呼唤着，他是在叫：“云丫头，你醒醒，云丫头，爸爸在等你喝新出的豆浆！”为了让医生护士们对我好，他趁哥哥换他陪床的空档，做了一大盘热腾腾的水豆腐，几乎送遍了外科所有医护人员，尽管医院有规定不准收病人的东西，但面对如此质朴而真诚的表达和请求，他们轻轻接过去。爸爸便满足了，便更有信心了。
他对他们比划着说：“你们是大好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治好我的女儿！”这期间，为了筹齐医疗费，爸爸走遍他卖过豆腐的每一个村子，他用他半生的忠厚和善良赢得了足以让他的女儿穿过生死线的支持，乡亲们纷纷拿出钱来，而父亲也毫不马虎，用记豆腐账的铅笔歪歪扭扭却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张三柱，20元；李刚，100元；王大嫂，65元……
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终于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他张大嘴巴，因为看到我醒来而惊喜地哇啦哇啦大声叫着，满头白发很快被激动的汗水濡湿。
爸爸，我那半个月前还黑着头发的爸爸，半个月，老去二十年！
我剃光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了，爸爸抚摩着我的头，慈祥地笑着，曾经，这种抚摩对他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啊。等到半年后我的头发勉勉强强能扎成小辫子的时候，我牵过爸爸的手，让他为我梳头，爸爸变得笨拙了，他一丝一缕地梳着，却半天也梳不出他满意的样子来。
我就扎着乱乱的小辫子坐上爸爸的豆腐车改成的小推车上街去。有一次爸爸停下来，转到我面前，做出抱我的姿势，又做个抛的动作，然后捻手指表示在点钱，原来他要把我当豆腐卖喽！我故意捂住脸哭，爸爸就无声地笑起来，隔着手指缝儿看他，他笑得蹲在地上。这个游戏，一直玩儿到我能够站起来走路为止。
现在，除了偶尔的头疼外，我看上去十分健康。爸爸因此得意不已！我们一起努力还完了欠债，爸爸也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了，只是他勤劳了一生，实在闲不下来，我就在附近为他租了一间小棚屋做豆腐坊。爸爸做的豆腐，香香嫩嫩的，块儿又大，大家都愿意吃。我给他的豆腐车装上蓄电池的喇叭，尽管爸爸听不到我清脆的叫卖声，但他是知道的，每当他按下按钮，他就会昂起头来，满脸的幸福和知足，对我当年的歧视竟然没有丝毫的记恨，以至于我都不忍向他忏悔了。
我常想：人间充满了爱的交响，我们倾听、表达、感受、震撼，然而我的哑巴父亲却让我懂得，其实，最大的音乐是无声，那是不可怀疑的力量，把我对爱的理解送到高处。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麦芽糖
老李在这个小镇上，卖了快三十年的麦芽糖了。街坊邻居都认得他，而镇上孩子们不但是他的好朋友，更是他最忠实的顾客。
老李的麦芽糖几乎人人都爱吃，大人们拿它来爽声润喉，小孩儿们当它是馋嘴的零食。镇上只有一个人不喜欢老李的麦芽糖，那个人就是老李的儿子阿德。
老李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身边就只剩下这个儿子。老李很疼爱他，甚至有点儿宠他，因为阿德从小就没了母亲，所以老李总是尽可能地满足他的要求。
只不过，麦芽糖毕竟是小本生意，赚的钱不多，没法子让他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吃好的穿好的。老李常常为了多省下一些钱给阿德用，中午都舍不得买便当吃，随便啃个馒头了事。
可是，阿德却一点都不领情。他总觉得爸爸的工作让他很没面子，而家里的贫穷更是让他感到非常自卑；加上学校里的同学也都知道他有个卖麦芽糖的父亲，还给他取了一个“麦芽糖阿德”的绰号。
因此，他从小就讨厌麦芽糖，讨厌这个到处都充满麦芽糖味道的家，讨厌同学叫他“麦芽糖阿德”的绰号，讨厌爸爸这份麦芽糖的工作。
至于爸爸所做的麦芽糖，他则是一口都不愿意沾。他下决心用功念书，要找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赚很多的钱。北上读大学，离开家的那天清晨，阿德趁爸爸还没起床，悄悄拎着
行李出门。他在客厅的茶几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我走了，以后不会常回来，您自己多保重。”
那天起，老李就开始孤零零地过日子，每天早上，他还是骑着脚踏车，沿街叫卖着他的麦芽糖，中午依旧啃着馒头果腹，把所有攒下来的钱，寄给念大学的儿子。大家都觉得老李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郁郁寡欢。
而在城市里念书的阿德，除了过年，他很少回家，因为他不喜欢回到那个人人都知道他是“麦芽糖阿德”的小镇，也不喜欢回到那间充满麦芽糖味道的屋子，他想要努力摆脱贫穷，摆脱这一切。
毕了业，阿德果真如愿的在一家高科技公司里工作，他每天穿上西装，打着领带，开着车，体体面面地去上班。忙碌的工作让他更抽不出时间回家，这也正好如了他的意。
老李年纪大了，头发早白半边，他谢绝儿子要他搬去同住的提议，每天仍然踩着脚踏车去卖麦芽糖，镇上的孩子们开始喊他“麦芽糖爷爷”，他们喜欢吃麦芽糖，更喜欢这位麦芽糖爷爷，常常和他一起坐在小公园里，像麦芽糖般的黏在他身边听他说故事。
而有了这些孩子们做伴的老李，日子一点也不寂寞。一天早上，老李依旧蹬着脚踏车，准备去卖麦芽糖。才骑到巷子口，突然被一辆飞快拐进巷里的摩托车给撞倒了，身后木箱里的麦芽糖罐，倒的倒，破的破，散落得到处都是。
附近的街坊邻居知道老李受伤的事，主动为他送饭菜，而孩子们一听说麦芽糖爷爷受伤了，也纷纷跑到老李的家来探望他，缠着他说故事。那天晚上，当老李正打算熄灯睡觉时候，突然发现门外传来脚步声。接着，门开了，闪进来一个瘦瘦高高的人影。
原来是接到邻居通报而赶回来的儿子阿德。老李兴奋地抬起打着石膏的腿，艰难地爬下床，撑着拐杖，一步步吃力地走向阿德。
“爸！”阿德见着满头白发，屈驼着背，脚上裹着石膏，双手撑着拐杖的父亲，心一揪，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觉得父亲老了，真的老了。
“阿德，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来我帮你下碗面。”说着，他便转身一拐一拐地走向厨房。
“爸！”阿德看着眼前这个为他辛苦一辈子的父亲，看着满屋子的麦芽糖罐儿，闻着浓浓的麦芽糖味儿，整个人呆呆地愣住了。
“我不饿，吃块麦芽糖饼就够了。”这是阿德第一次主动想要吃爸爸做的麦芽糖。老李熟练地拿起一张脆饼，抹上麦芽糖，撒上梅子粉和花生粉，再合上另一张脆饼，递给身边的阿德。阿德张大嘴咬了一口，细细地咀嚼着，而他此刻的心情，就像嚼在嘴里的麦芽糖饼一样，脆脆的、酸酸的、甜甜的。人人都很愿意牺牲当下，去换取未知的等待；牺牲今生今世的辛苦钱，去购买后世的安逸。
但许多事，在你还不懂得珍惜之前已成旧事；有许多人，在你还来不及用心之前已成旧人。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我的生日礼物
每个人，在每个人生阶段，都可以忙一百件事情，并因为在忙那些事情而从自己真正的人生中缺席。他可以告诉朋友：“我爸爸过世前那几年我没有陪他，因为我在忙这个、忙那个。”我相信每个人的讲法都会合逻辑，大家听完后不会有人骂你忘恩负义。但人生最难的不是怎么跟社会交代，而是怎么面对自己。
爸爸在2000年的12月17日过世，两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收到他送我的礼物。1998年10月，爸爸的左耳下突然肿了起来，开始觉得是牙周病，后来以为是耳鼻喉的问题，最后才怀疑是淋巴瘤。在此之前，爸爸一向是家中最健康的，烟酒不沾、早睡早起，身高175厘米、体重70公斤。
由于淋巴散布全身的特性，淋巴瘤通常是不开刀、而用化学治疗的。但爸爸为了根治，坚持开刀。七小时后被推出来，上半身都是血。由于麻药未退，他在混沌中微微眨着眼睛，根本认不出我们。医生把切下来的淋巴结放在塑料袋里，举得高高地跟我解释。曾经健康的爸爸的一块肉被割掉了，曾经健康的爸爸的一部分被放在装三明治的塑料袋里。
手术后进行化学治疗，爸爸总是一个人，从忠孝东路坐车到台大医院，一副去逛公园的轻松模样。打完了针，还若无其事地走到重庆南路吃三商巧福的牛肉面。我劝他牛肉吃多了不好，他笑说吃肉长肉，我被割掉的那块得赶快补回来。化疗的针打进去两周后，白血球降到最低，所有的副作用，包括疲倦、呕吐等全面进攻，他仍然每周去验血，像打高尔夫球一样勤奋。
但这些并没有得到回报，肿瘤复发，化疗失败，放射线治疗开始。父亲仍旧神采奕奕，相信放
射线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次他做完治疗后，跑到明曜百货买东西。
回家后我问他买了什么，他高兴地拿出来炫耀，好像刚刚买了一个Gucci皮包。
“因为现在脖子要照放射线，所以我特地去买了一件夹克，这样以后穿衣服就不会碰到伤口。”傍晚七点，我们坐在客厅，我能听到邻居在看娱乐新闻，爸爸自信地说：“算命的曾经告诉我，我在七十岁之后还有一关要过，但一定过得去。过去之后，八十九十，就一帆风顺了。”他闭上眼、欣慰地微笑。
1999年4月，爸爸生病半年之后，他中风了。
我们在急诊室待了一个礼拜，五十张病床只用绿色布帘相隔，我可以清楚地听到别人急救和急救失败的声音。“前七天是关键期！跟他讲话，你们要一直跟他讲话。”我跟他讲话，他听得见却不能回答。我换着尿布、清着尿袋、盯着仪器、彻夜独白。“你记不记得小学时有一年中秋节你带我去宝庆路的远东百货公司，我们一直逛到九点他们打烊才离开……”我开始和爸爸说话，才发现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这样的话。爸爸回来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但他这硬气的老小子，真的就回来了。带着麻痹的半身，我们住进复健病房，肿瘤的治疗不得不暂停。任何复健过的人和家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漫长、挫折、完全失去尊严的过程。你学着站，学着拿球，学着你三岁时就会做的事，而就算如此，你还做不到。但他不在乎看起来可笑，穿着订做的支架和皮鞋，每天在医院长廊的窗前试着抬脚。
癌症或中风其中之一，就可以把有些人击垮。但爸爸跟两者抗争，却始终意兴风发。他甚至有兴趣去探索秘方，命令我到中坜中正路上一名中医处求药，“我听说他的药吃个三次中风就会好！”复健、化疗、求秘方，甚至这样他还嫌不够忙，常常帮我向女复健老师要电话，
“她是台大毕业的，我告诉她，你也是台大的，这样你们一定很速配。”
我还没有机会跟复健老师介绍自己，肿瘤又复发了。医师不建议我们再做化疗或放疗，怕引起再次中风。“那你们就放弃吗？”我质问。
医师说：“不是这么讲，不是这么讲……”
我知道我的质问无礼，但我只是希望有人能解释这一年的逻辑。从小到大，我相信：只要我做好事，就会有回报。只要我够努力，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结果呢？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努力地工作了一生、那么健康地生活、那么认真地治疗、我们到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全家人给他最好的照顾，他自己这么痛苦，结果是什么？结果都是bullshit！
“还有最后一种方法，叫免疫疗法。还在试验阶段，也是打针，健保不给付，一针一万七。”
免疫疗法失败后，爸爸和我们都每况愈下。2000年6月，他再次中风，开始用呼吸器和咽喉管呼吸，也因此无法再讲话。他瘦得只剩165厘米、50公斤。床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往下塌。我们开始用文字交谈，他左手不稳、字迹潦草，我们看不懂他的字，久了之后，他也不写了。中风患者长期卧床，四小时要拍背抽痰一次。夜里他硬生生地被我们叫醒，侧身拍背。他的头靠在我的大腿上，口水沾湿了我的裤子。拍完后大家回去睡觉，他通常再也睡不着。夜里呼吸器运转不顺突然大叫，我们坐起来，黑暗中最明亮的是他孤单的眼睛。
一直到最后，当他卧床半年，身上插满鼻胃管、咽喉管、心电图、氧气罩时，他躺在床上，斜看着病房紧闭的窗和窗上的冷气机，眼睛会快速地一眨一眨，好像要变魔术，把那紧闭的窗打开。就算当走廊上医生已经小声地跟我们讨论紧急时需不需要急救，而我们已经签了不要的同意书时，他自己还是要活下去的。当我握着他的手，替他按摩时，他会不断地点着我的手掌，像在打密码似地说：“只要过了这一关，八十、九十，就一帆风顺了。”
爸爸过世让我学会三件事。
第一件是看事情的角度，就是把事情放在整个人生中来衡量，因而判断出它的轻重缓急。好比说小学时，我们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相信的程度超过相信父母。大学后，谁还会在乎老师怎么说？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事情真正的重要性就清楚了。在忠孝东路四段，你觉得每一个红灯都很烦、每一次街头分手都是世界末日，但从飞机上看，你肝肠寸断的事情小得像鸟屎，少了你一个人世界并没有什么损失。我的视野是爸爸给我的。我把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挫折加起来，恐怕都比不上他在医院的一天。如果他在肿瘤和中风的双重煎熬下还要活下去，我碰到人生任何事情有什么埋怨的权利？后来我常问自己：我年轻、健康、有野心、有名气，但我真的像我爸爸那么想活下去吗？我把自己弄得很忙，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我真的在活着吗？我比他幸运这么多，但当有一天我的人生也开始兵败如山倒时，过去的幸运是让我软弱，还是让我想复活？
有了视野，我学到的第二件事是：搞清楚人生的优先级。三十岁之前，我的人生只有自己。上大学后我从不在家，看到家人的频率低于学校门口的校警。我成功地说服了我的良知，告诉爸妈也告诉自己：我不在家时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理想的目的是让爸妈以我为荣。于是我毕业、当兵、留学、工作，去美国七年，回来时妈妈多了白发，爸爸已经要进手术室。当我真正要认识爸爸时，他已经分身乏术。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离家为了追求创意的人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却掉进这个最俗不可耐的陷阱。我永远有时间去留学、住纽约、写小说、“探索自己的心灵”，但认识父母，只剩下这几年。爸爸走后，不用去医院了，我有全部的时间来写作，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的人生变成一碗剩饭，分量虽多我却一点都没有食欲。失去了可以分享成功的对象，再大的成功都只是隔靴搔痒。我学到的第三件事是：承认自己的脆弱。爸爸什么都没做，只是一天晚上坐在阳台乘凉，然后摸到耳下的肿块，两年内他老了二十岁。无时无刻，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你要如何从其中注释出正面的意义？每一次空难都有许多罹难者，你要怎么跟他们的家人说“这虽然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从其中学到了……”。
悲剧中所能勉强归纳出来的惟一意义，就是人是如此脆弱，所以我们都应该“小看”自己。不管你多漂亮多成功，不管你多平凡多失落，都不用因此而膨胀自我。在无法理解的灾难面前，我们一戳就破。
爸爸在2000年12月17日过世，这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他撑到那一天，为了给我祝福。爸爸虽然不在了，但两年来，以及以后的每一年，他都会给我三样生日礼物。这三样礼物的代价，是化疗、放疗、中风、急诊、呼吸器、强心针、计算机断层、磁振造影。他离开，我活过来，真正体会到：诞生，原来是一件这么美丽的事。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永远不要放弃你所爱的人
凯伦就像每一个好妈妈一样，当她发现自己怀了孕，就运用各种方法，准备让她那三岁的儿子米凯，接受一个新的亲属。他们发现了，将诞生的宝宝是个女孩。米凯于是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在妈妈的肚子上，唱歌给自己的小妹妹听。
凯伦怀孕的过程很正常，她是田纳西州Morristown循道会的活跃会员。然后阵痛来了。每五分钟、每一分钟。但在分娩时，出现了障碍。阵痛历经了数个小时。难道真需要剖腹生产吗？终于，米凯的小妹妹诞生了。但她的健康状况很糟。夜里她嚎啕不已，救护车将她送入圣母医院初生婴儿的加护病房。
日子过得很慢，小妹妹情况愈来愈恶化。小儿科专家告诉父母：“希望很渺茫，你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凯伦和她先生联络当地的墓园，为小女孩找了一块墓地。米凯在家里面求父母亲，让他看看自己的妹妹。他说：“我要唱歌给她听。”
在加护病房的第二周。似乎这个周末就是葬礼举行的日子。米凯一直吵着要给他妹妹唱歌，但加护病房是不允许小孩子进去的。但是凯伦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反对，都要带米凯进去。如果他现在不去看他妹妹，可能就再也看不到妹妹活着的样子了。
她给他穿上一件超大号的旧西装，浩浩荡荡地走进了加护病房。他看起来就像一只会走路的大衣箱，但是，护士长认出来他是个小孩子，就大声嚷着说：“马上把这个小孩子带走，小孩子不准进来。”
凯伦的母性权威突然显露出来，平常态度温和的她，眼光冷冷地逼视着护士长的脸，神色坚定不移，“他如果不给他妹妹唱歌，是决不会离开的。”
凯伦把米凯抱到妹妹的床边。他注视着这个小婴儿，在生命战斗中战败的样子，然后开始唱起歌来。用他三岁纯真的声音，唱着：“Youaremysunshine,myonlysunshine,youmakemehappywhenskiesaregray……”（你是我的阳光，我惟一的光明，灰暗的天空下只有你让我快乐……）突然，小女婴有反应了，心率变得平稳起来。米凯继续唱，“Youneverknow,dear,howmuchIloveyou. Pleasedonttakemysunshineaway……”（你从不知道，亲爱的，我有多么爱你。请不要带走我的阳光……）原本艰涩勉强的呼吸，现在变得很平顺，像小猫呼吸似的呼呼作响。
米凯继续唱，“Theothernight,dear,asIlaysleeping,IdreamedIheldyouinmyarms……”（那一个晚上，亲爱的，当我躺下进入梦乡时，我梦见拥你入怀……）米凯的小妹妹放松了，进入安眠，治愈的安眠，阴霾已经一扫而空。米凯继续唱。
泪水征服了跋扈的护士长的脸。凯伦容光焕发。
“Youaremysunshine，myonlysunshine.Pleasedonttakemysunshineaway……”（你是我的阳光，我惟一的光明，请不要带走我的阳光……）
葬礼的计划取消了。隔天，小女婴已经完全好了，可以出院了！所有的人都称此为“哥哥的歌唱奇迹”。永远不要放弃你所爱的人!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永远的蒲公英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点着灯笼火把漫山遍野搜寻蒲公英。
那时，妈妈患尿毒症到了晚期，加上长期糖尿病、高血压，不能做肾移植、血液透析，只好从广州南方医院转了回来。
依旧是住院打针吃药，境况却一天差似一天。吃什么吐什么，胸腔中度积水，心肾衰竭，排尿越来越少，妈被折腾得四肢枯瘦，面如死灰。一天，一场翻江倒海大呕吐后，妈紧紧攥住爸的两只胳膊，眼泪唰唰地流：“我们就试一试草药罢，没有办法。”大医院的医生特别叮嘱过，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草药，那样很伤肾。
当天夜里，爸和弟按人家的指点驱车赶到市郊一位草药医师那里求药，有实证他医好过几个尿毒症病人。深夜他们急匆匆赶回病房，扬着手里一小袋药，兴高采烈的样子：“包好包好，加上蒲公英熬汁特别灵验!”“等到中秋节，也许就能出院了。”弟抚着妈的肩膀，笑意盎然。“那我保证烧一满桌好菜给你们吃。”我们仿佛看见一轮金黄的月晕在苍白的周遭荡漾。
果然是秘方，妈一天天好起来。呕吐少了，能吃些米饭，尿量也增加了。妈变得格外开朗乐观，一天点滴打完后，总嚷着到户外站立，我和弟怕她摔倒，就一前一后跟着。妈还经常亮起噪子唱她的传统曲目《蝶恋花·答李淑一》，歌声婉转悠扬，吸引了许多医生、护士和病友。
只是做药引的新鲜蒲公英得来不易。本来已经不当季，加上天干大旱就更少了，需用量却很大。为此爸巡视了郊区一片片荒地、山旮旯，常常“满面尘灰烟火色”地抱了一大捧蒲公英回来。朋友、同事、病友家属也纷纷撒下“天罗地网”搜集蒲公英。于是常有人一手提水果，一手捧蒲公英，后边跟着个小娃娃来看妈，说是小孩阳火重，可以冲一冲。主治医生是妈的老同学，也对妈说：“这样下来，就可以在‘病危’栏里划掉你了。”
可是不到十天，妈的腹部、下肢慢慢肿起来，又开始呕吐，尿量极少，心衰越来越严重，需要长时间吸氧。妈的言语少了，总是大口大口艰难地喘着气，一双泪影朦胧而无神的眼睛久久凝视着我们。爸劝慰说这是反复罢了，又四处奔走去求药。
秘方用了不少，蒲公英汁也从未间断，只是慢慢地就失去了效用。妈已经不能平躺也不能自己起身了，几天几晚的不能合下眼，双腿开始渗水。好几次妈夺过我手中的安眠药瓶，倒出满瓶药来往嘴里塞，可是手颤抖着没到嘴边药就洒了一地。爸知道了，总是不让我哭，他抚着妈的身子，轻声细语：“一定要有信心，有我在呢!”
中秋节前又求到一味药，情况又有好转。我们把中秋宴设到了病房，爸妈的几个老朋友都合家赶来陪我们。那一夜风凉凉的，细碎柔和的月光恬淡地照着。妈倚靠在床上，嘴角始终溢着淡淡的微笑，她似乎胃口很好，但不敢多吃，说是还有一大杯蒲公英要喝。切月饼的时候我们让妈许个愿，她脱口而出：“到春节我烧菜请你们吃罢。”好像一切依旧，一切都不会变，我们大声欢呼起来。
才过去几天，妈就随着蒲公英永远地飘逝了。
家里还晒着满满一阳台的蒲公英，茸茸的小白花，锯齿般的小绿叶——听小弟讲，第一次求药时就知道妈没救了，他们在外边哭了很久才回来。后来的日子都是一场美丽的蒲公英的梦。妈也是学医的，但她宁愿相信蒲公英的神话，因为始终不忍放弃这世界一双双爱的牵手。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为了爸爸那未了的心愿
我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父亲由于家穷，直到三十多岁，才娶了一个痴呆女人为妻，日子可想而知了。上小学时，我成了同学们戏弄的对象。同学们见到我母亲便在她身上指指点点，爆发出的肆意的笑声让人觉得似在观赏一个稀有动物。他们想尽法子捉弄母亲，为了捍卫我的自尊和保护我的母亲，我发疯般冲上去跟他们打架。那时我的成绩不好，数学老师揪着我的耳朵骂我傻。当时要我受什么罪都可以，就是不愿上学了。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天，母亲准备过江去(至于干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结果封江的冰冻得不结实，母亲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母亲走后的第一宿，父亲搂着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那一宿我们唠了很多，既唠了今后的打算，又唠一些我的学习，我也第一次向父亲表达了不愿再上学的愿望。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对我说：“小兰啊，教师骂你是傻子，你就甘愿当个傻子吗?你成绩搞好了，谁还敢骂你傻呢?”父亲边说边帮我擦脸上的泪，那生满老茧的手温暖而厚重。我发奋读书的勇气就是被父亲那双厚重的手一次次抹起来的。自那时起我幼小的心灵中便被一个信念所占据：我不要做傻子，我要做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有出息的女孩!12岁的我品尝了“头悬梁，锥刺骨”的滋味。我的成绩奇迹般地呈直线上升，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第一”的名次一直被我牢牢地把握在手中。然而我的好读书却苦了父亲，他除了要种好一家人的责任田外，还要外出挣钱，以满足我的学费和家庭的一切开支。我读初三的时候，父亲每天早晨四点便起床，骑着自行车前往数公里外的一家砖厂干活，他身披一张围腰，抱着火砖在高达50多度的窑洞里进进出出。下午四点，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给我做饭。
然后摸黑骑着车来到学校，叫醒传达室的大爷将饭交给他，便匆匆离去。当我得知这件事后，躲在被窝里伤心地大哭了一场，父爱如山，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我发誓一定要一举考上大学来报答父亲。
第一个寒假回家，我发现父亲右手的拇指没了，我再三追问他是怎么回事，父亲却不肯回答，他支支吾吾地说是不小心用刀弄断的。我知道父亲在撒谎，用刀一般是右手，握刀的手是不可能将其拇指弄断的。后来我还是从邻居的口中才知道父亲自我读高中后不久，从砖厂下班回来后，又到鞭炮作坊裹炮至十二点钟。12月的一天，父亲在上炸药时不小心将它触爆，拇指炸断，手掌也炸得稀烂。
父亲要我一个学期不回家原来是想去鞭炮作坊多挣几个钱，他怕我知道会阻挠他。在他的手炸伤之前和之后，他都守口如瓶没有把此事告诉我，怕影响我学习。就在我跨入高三的那年9月，父亲在从砖厂回来的路上被后面一辆疾驰而来的农用车挂飞，人和自行车一同跌下近10米深的山崖，他被崖下一棵梧桐树枝刺穿心脏。他大睁着眼，干瘦黝黑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得变了形。
父亲，你怎能瞑目啊!你还没有见到女儿跨进大学校门，你的心愿还没有了却……
处理完后事，我决定外出打工，因为我已没有赖以生存的靠山，今后的命运全靠我自己掌握。正巧李婶家的三姑娘要到北京打工，我就背上行囊，跟着她一同来到了北京。经朋友介绍我和她到一家四川风味的饭馆打工。当天晚上我就端起了盘子，当起了服务员。这个饭馆经营不错，再加上北京流动人口多顾客多，自我进来那天起，饭馆一直顾客盈门，生意火爆。但不久我就发现做领班的林姐是个心术不正的女人，她利用老板因股票被套，无暇理会生意之机，大肆贪污，管理一片混乱。我看在眼里，疼在心头。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在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向老板陈述了我的看法。当老板瞪着吃惊的眼睛听完我的“汇报”时，他瞅了我足有一刻钟，然后从牙缝挤出一句：“你知道我和你们林姐什么关系吗?”“知道，她是你的情人。”突然老板一阵狂笑，然后一字一板地说：“知道，为什么还敢这么说？”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想我的老板不是糊涂虫!”他瞅着我，我瞅着他，就这么僵着，大约有一分钟，老板从高背靠椅上站了起来，说：“谢谢你，阿兰！明天起你就是饭馆的领班。”什么？！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老板变戏法似的把一个红包塞进我的手中时，我才感到这是真的。
但不久老板终因股票被套太牢，无心再经营下去，决定把这个饭馆转让出去。听到这一消息，我连想都未想，就冲进老板的办公室与他大吵起来。我说我有能力使这个饭馆起死回生，但他说他已没一分钱。我由于过于激动，泪已出来：“老板，请相信我，我不要你一分钱，给我个机会，让我救活它吧!”望着我一脸的真诚，望着我声泪俱下的请求，老板感动了：“阿兰，我信任你!有你这样真诚的雇员，我死也甘心。好，从明天起，你就全权负责饭馆生意吧。”
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权力，我马上将饭馆改成了“川味火锅店”，并且上了全套的专营“麻辣烫”的火锅。那年北京很冷，但我的火锅店却异常火热。转年开春，我不但救活了火锅店，而且挣了8万元，当我笑盈盈地把8万元递到老板手中时，老板也因那年股市大涨，不但赚回原来的投资，而且有了盈余。他当即把8万元分一半给我，说：“阿兰，这一年你不但给我找回自信，而且让我学会了怎样做人做生意，这饭馆今后就由你来管，好吗？”我从老板放光的眼中读出一丝别样的东西。我笑了：“老板不会有什么附加条件吧?”他也乐了。然后郑重地说：“小傻瓜，你真聪明，做我太太吧。”我推开老板抚在我肩上的手，庄重地说：“老板，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再像我一样命运这么悲惨。”于是我给他讲了我和父亲的故事，最后我说：“每当我想起父亲惨死树梢难以瞑目的眼，就不止一次泪流满面地对地下的父亲亡灵说，‘爸，这辈子你的女儿是不可能实现你的梦想——上大学了。但爸，我决不让你的孙女再因缺钱上不了大学。’”说到这儿，老板动情地说：“阿兰，我资助你圆你的大学梦。”我说：“谢谢了，老板，我不想让任何人有恩于我，我怕有一天，我心的负荷难撑恩人不可预知的回报。老板，你是聪明人，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这一刻，我头一次看到老板双眼被一种晶莹的东西所罩住：“阿兰，认识你我一生受益匪浅。”“老板，我也要谢谢你，使我这一年有了锻炼自己的机会，我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资金，我想自己开一个饭馆。”“你要离开我?”“是的……”
今天，我带着在北京挣的5万多元钱和比钱更贵重的经验，在家乡开了自己的饭馆。有人问我今后的心愿，我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到我有女儿时，我希望她不会因缺钱而读不起大学。”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母爱的较量
当我与母亲走在月夜里，一条母狼也带着狼崽出来觅食，就在母狼扑向我的刹那，母亲的砍刀也举向了狼崽，于是发生了——母爱的较量。
那是19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9岁，同母亲住在川南那座叫茶子山的山脚下。那时的我经常怀疑自己有没有父亲。父亲远在省外一家兵工厂上班，一年最多回家两次，住的时间也极短，因此他留给我的印象平淡得不如那个十天半月便到我们村子来吆喝一阵的补锅匠，他的模样在我脑海里甚至像荡漾在水中一般模糊不清。
母亲长着一副高大结实的身板和一双像男人一样打着厚茧的手，这双手只有在托着我的脑袋瓜子送我上学或搔着我的后背抚我入睡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她的不可抗拒的母性的温柔与细腻。除此之外，连我也很难认同母亲是个纯粹的女人，特别是她挥刀砍柴的动作犹如一个左冲右突威猛无比的勇敢战将，砍刀闪着灼人的寒光在她的手中呼呼作响，粗如手臂的树枝如败兵一般在刀光剑影下哗哗倒地。那时的我虽然幼小，但已不欣赏母亲这种毫无女人味的挥刀动作。
在那个有雪的冬夜，在那个与狼对峙的冬夜，我对母亲的所有看法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后全然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