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爱与死
狂人所目睹的吃人的惨剧是在夜里展开的；单四嫂子的希望是在夜里破灭的；神往于革命的阿Ｑ，是在夜里迷迷糊糊地被提到县城里去的。陈士成、祥林嫂、魏连殳、子君，还有范爱农，还有柔石，或死于阒寂之夜，或死于喧阗之夜，或死于余生者的无尽的怀悼之夜，总之是在夜里。整个吉光屯为夜——昏睡的白天——所笼罩，不然，何以要点长明灯呢？...
作者: 林贤治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序言
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海上批评家说我是鲁迅的“凡是派”，问我意下为何？我回答说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在中国，鲁迅是惟一使我确信的一位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着想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权势者，他没有指挥刀可供驱遣，所以教人向往者，全凭人格和思想的魅力。然而，以他的博大、崇高、深邃，实在难以追蹑，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谓“止”，换言之，也就是虽欲“凡是”而不能。
举最简单的例子。鲁迅要英俊出于中国，甘愿做“人梯”，让别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他后来加入左联，就是乐于为激进的青年所利用，但从当时的私人通信看，他早已看清这班人“皆茄花色”，却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份做牺牲的用心，坦白说我是没有的，相信那位自以为超拔的批评家也未必便有。
我读鲁迅始于中学时代，记得刚进学校，便买了一册《鲁迅小说集》。然而，在明净的玻璃窗下，最多只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时，至于深隐的意义，那是无由体察的。到了文革，阅读才算是比较的有系统，虽然买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单行本都给我弄齐了。与其说这是书林中的一次邂逅，无宁说是带有一定意向性的选择。不过，只有这时候，我才意外地发现，鲁迅的著作原来是一服强力止痛剂。
“文革”初期，我被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被揪斗了两天两夜，后来被红卫兵运动冲掉了。几年后，父亲先后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时间被关押在一个叫“三结合”的监房里。大姐为了同隔别多年的丈夫团聚，于是成为“偷渡犯”，入狱不下数次。那时，“群众专政”是不管吃饭的，我便充当了一个送粮食的角色，奔走于“大队”与“公社”之间。最荒诞的有一次，因为送粮食的时间晚了，把我也给关了起来，直到一周过后才被释放出来。每当政治运动届临，宣传队工作队进驻村子，不问而知，我家必定最先成为审视的对象。惊恐、焦虑、屈辱和苦痛笼罩了每一个日子。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给我慰藉？谁能给我以生存的勇气，教我走人生的长途？我庆幸自己能够阅读，因为在焚余的有限的书籍中，我得以重新认识那个叫鲁迅的人。
是人，不是神。人们谈“文革”是“现代造神运动”，其实所造的乃是别的神祗，并非鲁迅。鲁迅永远是无权者的灵魂的保护人——这是我，从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中所感知的，而不是从圣谕或权威著作中获得的结论。鲁迅从困顿中来，深知底层的不幸；他经历过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过左联及留苏朋友的关系），对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观察；他一直经受黑暗的压迫，从国家这头怪兽到出没无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见识过，交战过。他站在壕堑里，但有时也走出来，露出笔直的颈项、骨头和血肉，抵抗背腹两面的夹击。然而，即使在搏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以宽大的布衣护卫弱小的一群。他说过，他本人更偏于“姑息”的一面。然而，社会不容他姑息，他惟一可选择的只有抗争。
“文革”进入后期，气候不但不见晴朗，反而愈加恶劣。在乡村寂静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一共写下十余篇论文：《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水浒〉》、《鲁迅论写真实》……这些文字，都是为当时的时代语境所激发的，而且都同鲁迅有关。除了论《水浒》一篇在多年以后拿出发表外，其余没有发表，写作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发表，相反极其害怕被发现。稿纸写满后，便小心地一页一页投放到木匠朋友为我的桌子特制的活动夹层里。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鲁迅当年说他是戴枷锁跳舞，我却是在枷锁中静静地呆着，想象当众跳舞的幸福。记得巴金曾经说他在“文革”中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每译到那些诅咒沙皇暴政的话，就有一种复仇般的快意。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反“自由化”的时候，我被借调到目下所在的单位做编辑工作。两年后，“清除精神污染”不期而至。我再次成为批判的对象，好在罪名不大，“提倡‘现代派’”而已。而今，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想想20年前的那场吵闹，真是如同儿戏，谁能说我们的历史没有进步呢？可纪念的是，因为有了这场批判，也就有了《人间鲁迅》的写作。凭经验，无论日子如何艰窘，只要有鲁迅出现其中，我就近乎神迹般地有了坚持的确信。传记完成后，除了《鲁迅全集》和有数的几本论著，我把所有关于鲁迅研究的资料都赠给博物馆的一位朋友了，心里想，从此写点别样的东西罢。然而，事实上，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不少有关鲁迅的文字，除了专论，其他评论文字也都时时提到他，夹带着他的话语。这时我发现，我已经无法绕开他了。
承蒙出版社的盛意，让我编辑了这样一个集子。比起别的中国人来，我的道路不能算坎坷，自然也不算太平坦，但是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是，鲁迅介入了我的生活。对我个人来说，多出一个鲁迅或是少了一个鲁迅是大不一样的。作为一种阅读经验，的确是纯个人的，无法复制，也无法转让。我无须劝诱他人阅读鲁迅，但是，当鲁迅遭到恶意的歪曲或者诬陷时，却做不到如鲁迅说的“最高的蔑视”，不能保持沉默而不予以反击，自觉这是对于师长者应有的道德。集子中有几篇论辩式的文字，即缘出于此。至于其他散论，谈不上什么高见，仅余私下的一点感念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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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
周围的人都睡了。……他们都在寂静中集合在一起，一个露天的营地，无数的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在寒冷的天空下，在坚实的大地上……而你，你整夜不睡，你是一个守夜人，在你挥动的火把下，你瞥见脚下燃烧的火更近了……你为什么通宵不眠？必须有一个守夜人，大家都这么说！必须要有一个。
——［奥］ 弗朗茨·卡夫卡
１夜
夜是黑的。
中国的夜更黑。
他一生所叙说的，都是中国的夜。
狂人所目睹的吃人的惨剧是在夜里展开的；单四嫂子的希望是在夜里破灭的；神往于革命的阿Ｑ，是在夜里迷迷糊糊地被提到县城里去的。陈士成、祥林嫂、魏连殳、子君，还有范爱农，还有柔石，或死于阒寂之夜，或死于喧阗之夜，或死于余生者的无尽的怀悼之夜，总之是在夜里。整个吉光屯为夜——昏睡的白天——所笼罩，不然，何以要点长明灯呢？关在木围栅里的疯子竟然要熄掉它，声言放火烧毁千百年祥和的黑暗；不但这黑暗，而且连同那崇拜祖先和神祗的黯淡然而惟一的光。但是，所有一切罪恶、不平、挣扎和反抗，全都为夜所罗织所抹杀了……
临终前，他写下杂记《写于深夜里》。他还曾有过一种设想，即取“夜记”的形式写一组杂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惯于长夜过春时”。
夜是永久性记忆，所以是永恒性话语。
要穿透博大深沉的夜，除非具有同等博大深沉的思想。
思想源于记忆。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写作，都是为了对抗遗忘。他常常慨叹于中国人的健忘。权势者的愚民手段之一，就是不避重复地粉饰现状，篡改历史。正如他所写的细腰蜂，向捕食的小青虫灌输毒液，目的在于麻痹神经中枢，使之失去记忆。
与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毋宁说是一个伟大的记忆者。
他是“爱夜的人”。
他写《夜颂》，说是自在夜中，看一切暗。他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法国作家拉罗歇·福科在《箴言集》中说：“阳光与死亡概莫能凝视之。”然而他能。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
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
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著有《物种起源》，以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他的进化论经严复译的《天演论》引进中国以后，在知识界影响深远，构成为鲁迅的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发生在某个夏夜里的这样两个先觉者的对话，其实可以看作新旧时代之交的关于个人与群体，理想与存在，责任与承当的对话；它构成为启蒙思想者的全部诱惑，怀疑和痛苦。
启蒙思想者生活在夜的深处，是黑暗的一部分，却自外于黑暗。他们是守夜者。
守夜者往往把意识到的责任加以放大，使肩头感觉沉重；因而又往往把自身的力量加以夸大，藉以平衡重负，使内心获得慰安。对于他们，启明星是常见的幻象；而其实，它距明天最远。
他尝拟预言，都是关于夜的，却从来未曾摹画过明天如何的灿烂光明。小说题名《明天》，通篇几与明天无涉，是很有意味的。
他是猫头鹰，专作恶声的夜鸟。青年时，信仰进化论，后来便在事实中发现它作为发展观的缺陷与危机了。历史能停滞，且能退化。他把绝望和反抗当作自己的宗教哲学，所凝视的，惟是包围自己的无边的黑暗与死亡。
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先知，他不会预约了未来的黄金世界给人类。他拒绝天国。
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809～1852），俄国作家，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公务员，后辞职专事写作。1836年6月出国，最后定居罗马。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及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果戈理是鲁迅留日时最爱读的几个作家之一，在《摩罗诗力说》中作过介绍。从创作第一个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与果戈理小说同名）到逝世前翻译《死魂灵》，都可以看出果戈理作为一个专制国家中的伟大的讽刺家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在一个畸形、病态的社会里，倘要求思想一定要变得明朗、豁达、平和、公正、全面，也即所谓正常或健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思想是压迫的产物，因此必定是反常态的，常有难以平复的棱角和皱襞。
可以说，思想原来是属于守夜者的。守夜者的思维是黑夜思维，即使内心有着理想的光，思维的聚合点仍是黑暗。黑夜思维是深沉的，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М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后来转而坚持宗法制农民立场。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的作品一方面暴露沙皇专制制度及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方面宣传“勿以恶抗恶”，美化“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以人道主义者著称。鲁迅虽然不认同托尔斯泰的“勿抗恶”的主张，但高度评价并多次辩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孙伏园曾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八字赠鲁迅，其中托即托尔斯泰，尼是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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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2）
警觉的，强韧的，反叛的，击刺的，破坏的，与白天思维正相反对，恰如尼采之所谓主人意识与奴隶意识一样。可怕的是，白天思维并非得自社会存在而是文化遗传，是瞒和骗的种子；于是，人在夜里竟可以无视黑暗，掩藏黑暗，做“超时代”的英雄。
守夜者受到梦游者的嘲笑与咒诅是常有的事，因为思维有如此不同。
光明一旦到来，思想和思想者便当随即偕逝。而这，正是他所甘愿的。
２乡土
知识者的所谓“精神家园”是乌有之乡，是置身边缘地带而产生的关于中心的幻象，是浪子耽于远游却又倦于风尘的凄苦的自恋。
他的家园，惟是现实中一块实实在在的苦难的乡土。
他常以野人自居。
自古以来，朝野是对立的。尝有官僚学者诬他以“学匪”，殊不知匪气正为他所喜，所以，才将自己的居所称作“绿林书屋”。《铸剑》写助人复仇的黑色人，其实就是野人，同《野草》中的过客一样。他们都一样的来路不明，而这正是野之所以为野。《华盖集》作题记道： 他自己不愿意进入艺术之宫，宁可站在沙漠上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头破血流，也并不惧惮，不遮盖，抚摩身上的凝血，而深爱灵魂的粗糙与荒凉……
他的全部生命，都来自乡土的给予： 博大、深厚、仁爱、诚实、质朴、坚韧、冷峻、激烈……作为知识者，他的知识，也都因为乡土的存在而富有生长的活力，不至散发出学者的霉味。
他多次感叹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对于他，俄国知识分子所以具有魅力，正在于与乡土的血肉般的关联，像他一样怀有乡土感。
惟其有了乡土感，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们才能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巨大的道德力量，他们才会圣徒般地担负民族的苦难，同情、悲悯、勇于牺牲。那是完全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传统的人文主义，一种具有显著的斯拉夫民族特点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思想；为了自由和解放，他们几乎群体地远离了国家和政府，而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漂泊者”。
莉·金兹堡这样表达她，以及她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兄弟的乡土感：
“俄罗斯的农村从来就不曾是一种景观，更不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观。农村至今仍包含着这样一种极为重要的前提，它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审美思维、我们对家园和自然的感情。更准确地说，决定了我们对土地的感情、对土地的生理性的渴望，这是一种当你望着车窗外平坦如砥的俄罗斯原野时就会油然而生的感情。
“古老的农村在我们的文化意识中是一种残存的，但尚未消失的存在形式，它是作为知识分子传统的经常存在于我们的文化意识中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严格地审视自己的做法，因为在社会问题上充当唯美主义者是不道德的。”
中国是乡土中国。
作为中国作家，倘不能热爱并且了解乡土，那么在现代语码的迷阵中，将有可能误入歧途。
小说《故乡》，整个抒情诗一般地表达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这就是乡土感。自从在那个难忘的冬日里作别故乡，而永居都市，完全断绝了同乡土生活的联系，他便仅仅依凭了这乡土感，获致永无穷竭的精神资源。
中国有许多被称作乡土作家者，都是描写乡村风景或是编造戏剧故事的好手……惟他是不同的。他深入农村的根部，倾全力叙说者，往往不在各种压迫的过程，而是作为结果出现的精神的创伤。
精神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可是，在他的笔下，农民的苦痛并非常见的锥心之痛。它不是敞开的，而是闭合的，是不流血的伤口，内部的溃疡；不是垂直的，深入下行的，而是平面的、弥漫的； 不是分裂的、粉碎的，而是团块状的、混沌的；不是锋锐的，而是麻木的，正所谓钝痛；不是涌动的，冲击的，而是无形且无声地渗透着的。这种痛苦的特殊形态，或可称之为“寂寞”。
单四嫂子是寂寞的，她祈愿梦见死去的宝儿而不能。七斤因断辫惹下大祸，不只在公众中，即使在家庭中也是无诉的。祥林嫂重复述说阿毛，最后连一个听众也没有。闰土称少时的朋友为“老爷”，一生保守沉默，希望的寄托惟是香炉和烛台。阿Ｑ向吴妈求爱，纯出于性苦闷；他认真地画押，却无人欣赏画得圆与不圆；当他在众多眼睛的包围中了结惨淡的一生时，除了狼嗥般的喝彩，有谁为他悲悯过？甚至连死后作为谈资，也都因为枪毙而非杀头，未能给看客以赏玩的满足……寂寞是因为缺少爱，没有关怀，没有同情，没有交流，没有理解，自然也没有慰安。贫困与寂寞相表里，结果一样是： 无。
作为第一个为中国写心的作家，他从来未曾写过有闲阶级的寂寞。在他眼中的阔人雅人，是根本不知寂寞为何物的，正如农人在其他作家的眼中一样。
乡土感也有深浅和强弱的不同。由于感性与理性在生理上的自然联系，表现在作品上，同样会显示出思想的深度和力度的差别。
苦难与拯救是人类的基本主题。
宗教产生于人类苦难。上流社会以优越的生存条件，遮蔽了人类作为存在的苦难质性。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以物质生活的匮乏，灵魂所受的侵害，“自生长”过程的艰厄，袒呈了人类生命的原质。而这一切又不但是现象学的，也即文学的外部结构——由文字生成的场景、形象、情节与细节等等——所呈示的，而且带有生命自身的神秘性、启示性，也即宗教性，形而上学性，潜在着深隐的精神意义。
然而，一般的乡土作家，却在生命—宗教哲学的门槛外面站定了。
倘以所谓专业的眼光打量，他还不算典型的乡土作家。他本人固然不是农民出身，除了不具备与农民长期生活劳作的人生经验之外，他的写作的终极目的，也不仅仅在于乡土经验的陈说。作为一个作家，他最终是服从于“精神界的战士”的要求的。他追求的不是一般的人生的意义，写作的意义，而是战斗的意义；而这意义，集中表现在“国民性”的暴露上面。因此，他不可能像一般作家那样停留在由“国民”组合而成的画面上，而是超越画面，通向更为深远的所在；国民性非同国民，正如病根非同病苦。他终究要显示意义。他写作在别处。
他兼具作家和启蒙战士的双重身份，在小说创作中，既得以敞开悲悯的情怀，把自己烧在那里面；但同时，因为审视与批判的需要，又必须把乡土推向一定的距离，从而保持一种“主体间性”。所以，他的小说，不但亲切、逼真、生动，且因“陌生化”的处置而给人以开阔和渊深之感。
他以思想凸显意义，复以艺术消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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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3）
哈代有威塞克斯；
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有杰弗生；
他属于中国，有鲁镇和未庄。
托尔斯泰：“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
“高丘寂寞竦中夜”。
寂天寞地几千年，都因为中国是一个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只有群集没有个人的“家天下”的缘故。被孤离的个体，同样不成其为个体。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辽阔的平原孕育了俄罗斯的博大的民族精神，这个精神结构中有两种对立的因素，有自由而富于灵感的部分。如果精神地理与自然地理果然相对应的话，那么幅员广阔的中国，何以便缺乏这种精神？莫非是群陵阻隔的缘故？
中国以农立国，刀耕火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加以历代诸侯割据，分而治之，隔膜于是深远。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哲学的殿军哈贝马斯，在战后的荒漠地带建立著名的交往理论。交往是对隔膜的否定。但是，交往必须是灵魂的交往，倘不能进入灵魂，则隔膜始终如故。从弃医从文的时候起，他便决心进入国民的灵魂；然而事实上，则屡屡遭受拒绝。正是藉此痛苦的经验，才有那许多如《墓碣文》所说的“抉心自食”的文字。大约这也算得是一种不得沟通的沟通罢？
３根
思想有两种： 有根的思想与无根的思想。
有根与无根也可以成为文学分类的一种依据。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文学”的产生在于无根。
此等文学所寻者，是远古的根，自然的根，观念的根，所以是干枯的根。其致命的地方，乃在极力回避现实社会的发掘，包括作家主体。据说，拉丁美洲本土文学对寻根文学作家产生过一些影响，那也多半是魔幻神话一类民族学，或修辞学的皮毛而已。
拉丁美洲小说即使缺乏文学上的父辈，但是，一批呈“爆炸”性的作家却能忠实于世代祖先的血脉；虽然，他们也耽迷于萨特，普鲁斯特，福克纳，普遍接受世界主义的影响，但是，由于集体保持着对古巴革命，以及对美洲的整体进步的期待的热忱，所以终竟没有滑入本土现实之外的美学泥沼。正如何塞·多诺索所说： 一件艺术品，它的根不可避免地是从比作家本人知道的要隐蔽得多、深入得多的土地中吸取营养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社会环境等等，就是为那么多拉美小说提供养分，使它们得以茁长的腐殖土。
根属于生命本体；意欲寻根，必先寻找土地。
４传统
传统是世代相传的基因、血脉，生生不息的精神；它是群体共同的信仰、观念、语言、习惯、生活、制度；是寓于建筑、绘画、音乐、书籍，以至各种器物之中的隐匿的大灵魂。
他说：“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这就是传统。
他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这就是传统。
他说：“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这就是传统。
变革的人们惮于传统势力，常常请出古代的亡灵，来演新时代的活剧。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清末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都是借传统而反传统。甚至法国启蒙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在张扬理性的同时，也都有与反理性传统妥协的地方。高张全面反传统的旗帜以建立新秩序，如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实属罕见。
然而，当年的革命行动已成陈迹，一些破坏主义的口号和主张，今天已令自以为稳健的学者所鄙夷。事实上，历史的整合能力，却远较革命者的颠覆力量为大。
对于传统，学者惯于测度历史的全盘，战士大抵关注现实的切面。
传统具有主导性，而主导性同权力有关。可是，即使权力致力于控制，而使传统呈现出统一的形相，也无法消除内部的歧异，拒斥与分裂。传统的形成和瓦解过程，由来是兼并和反兼并的过程。
他认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文化在他那里，不是无所不在的，可以分享的；而是指向性的，上倾的，带有垄断性质。他所持的是民众本位的眼光，问：“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因为于民众无补，所以对于中国文化，完全可以视同空无。在《青年必读书》的答复意见中，他倡言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那思路是一致的。
无可选择的传统是大传统，可选择的传统是小传统。
传统未必因战士的反对而沦亡；战士的所谓“反传统”，其意义亦可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存留，表明不甘于沦为奴隶的状态而已。
真正革命的起来，或传统的最后沦丧，一定有挽歌相伴随。
他多次校勘《嵇康集》，可谓情有独钟。嵇康藐视司马氏政权，且“非汤武而薄周礼”，结果为世所不容。
《广陵散》注定成为绝响——那是中国上古知识分子惟一的声音。
对于嵇康，与其说他的校勘工作是为了求得一个完善的文本，毋宁说是对一种完善的人格的认同；或者并未以为完善，惟出于对寂寞者的共鸣而已。
中国文化传统不可能给他提供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他的思想是拿来的，原创的，全新的，自成系统的。这一思想系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在整体倾向上是一致的，但是依然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当新文化运动中断以后，他的思想便长此成为非主流传统而存在。
一个人一个传统。
5社会
中国只有旷野，没有广场。
广场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声音。那里有自由的交流，回应与传播。而旷野因无人而寥廓，即使有声音，也只能消失于无尽的空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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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4）
他所说的坟，高丘，都是旷野之上。旷野是容纳荒凉与寂寞的所在，开垦者，流亡者，探索者，都必须穿过旷野。
在旷野，无数的道路隐伏着，如同希望。
怀着对死亡的渴望，他热烈而悲悯地俯视野草，而憎恶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在旷野之上，在人与人之间，横竖耸立着无数高墙。但是，这些墙壁始终构不成可以安顿“自我”的房间；它们仅仅为着阻隔而存在，从而成为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的延长。
——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
他常常这样叹息道。
直到晚年，他仍然执著于一个信念，以为沟通人类的“最平正的道路”便是文艺，而且只有文艺；但是，又不免慨叹世间少有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出于理性，义愤，承担的勇气，他做了中国新文艺的开启者。当他拔出刀杖对付拦路的兽类，荆棘和石头——布莱希特称马尔库塞的思想方式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时，一大群文艺家却在身后戟指嘲骂，把他描绘成恶鬼。
各种各样的文艺家。
各种各样的文艺的道路。
６看客
看客，是他在中国精神史上的一大发现。
看客致力于悲剧的鉴赏，是不在场的在场。所谓不在场，是因为他们把悲剧看作与己无关，所以安于赏玩别人的苦痛；然而实际上，他们就在场内，是悲剧的一部分，只是没有足够的能力自省而已。看客心理是一致的，麻木、冷漠、混沌。他们是不喜不悲亦喜亦悲的人物，是没有面目的阅听大众，是吞噬个体灵魂的族群。
惯于标榜客观超然的学者，其实也是看客。在社会悲剧面前，他们可以因固守专业性而无所动心。因此，知识分子的工作，首先在于良知的发现，痛觉的恢复，是道德对知识的介入和改造，成为萨依德所称的“业余者”。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如果说他的小说是悲剧，那么他的杂感便是喜剧。所有作家已然部分甚或全体地蜕变成喜剧或悲剧中的人物，惟他有幸地在他的时代里，成为中国惟一的戏剧作家和讽刺诗人。
他寄希望于未来的民魂的发扬，却又对民众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态度。他知道，民众的罚恶之心，是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的。他尝谓：“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
由于他对文学的选择乃在于疗救国民精神，因此看客的发现与开掘，势必成为批判性写作的主要取向。
“人”与“看客”，于他是一枚硬币的相反的两面。
社会有一种盲目的倾向，就是英雄崇拜。
他举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勒为例，指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而我们总是敬服，恭维，夸耀他们。但是，以牛痘接种救活了世界上无数儿童的隋那——一个拯救人类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至今已经无人记起。他感慨道：“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于是指出，只要这看法不改变，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是要吃苦下去的。
“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
７声音
在中国，不绝于耳者，惟是传统的回声。
有一个被他不断重复过的话题，就是：“无声的中国”。
没有现代的声音，自己的声音，中国就等于是一个大坟场。而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便不但要进行“文学革命”，说“真心的话”，而且还须涉足现实政治，挑战国家权力。在一个专制主义国度里，所有的话语都是“权力话语”： 权力者不是强迫人民说文牍的话语，集体的话语，就是强迫人民沉默。
声音是异议者的声音。
要使人民变做哑巴，失去自己的话语，就必须使他们过一种监狱式的封闭的生活，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据此，他拟了一个公式：“由聋而哑”。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执政府卫队开枪射杀学生的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毕竟还留下一个诅咒的声音。
沉默不可能持久，沉默是一个极限。
８人和吃人
吃人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大纲；
立人是他的全部思考和写作的大纲。
吃人的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完全超越了既定的伦理关系。在这里，任何吃人者的动机和行为都构成了一种权力。这样，所谓批判，就不仅限于社会批判，还当包括文化批判在内。因为被吃者也是吃人者，正如吃人者也是被吃者，所以，批判者自身也就必然同时成为批判的对象，这是为每一个人无法免于吃人的履历所规定了的。
他强调作为个人的主观自觉的精神生活，说：“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２０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充满青春的梦幻，热情，力量，仿佛尼采在东方的响亮的回声。
１０年后，当他再度执笔为文时，已经由荒原而入街垒，变诗人而为战士了。关于建立“人国”的设想，从此不复进行正面的阐发，而是从背面突入，不是“是”而是“否”，不是“应当如此”而是“不应如此”地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从而直捣问题的核心。在斗争实践中，他完成了由纯粹理性到现代批判理性的转换。
只有参与了实战之后，始悟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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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5）
９人与兽
在西欧中世纪，专制主义盛行，到处是强暴，禁锢和杀戮。马克思把这种政治文明程度极低的状态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
因为有动物，所以有“动物主义”。
他所言说的动物多为畜类。畜类是兽类经由驯化的结果，其实等于“奴群”。对于权势者及其努力，他称作“黑暗的动物”。它们是死的制造者，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生于普鲁士一个律师家庭，先后入读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投身于政治斗争。1842年主编《莱茵报》，次年10月迁居巴黎，后被驱逐，迁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于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该同盟委托，与恩格斯一同起草同盟纲领，即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回到德国，创办《新莱茵报》并任主编，声援各国革命斗争。1864年9月在伦敦建立第一国际，成为领导者。1883年3月因病逝世。著有《资本论》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的阶级论，无疑地丰富了鲁迅的思想，正如他所说，救正了进化论的偏颇，但并不因此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酷刑”的发明者和改良者。至于受着酷刑的教育的广大的奴隶，他袭用传统的说法，常常喻为“牛羊”。在他那里，所谓“国民性”，就是牛羊的习性，要者是“不幸”与“不争”；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主子决定他们怎样跑。
但是，奴隶也有反抗的时候，并非永远甘于被鞭笞和屠戮的。对此，他曾以专制的俄国覆亡为例，证实无论怎样禁止集合，防说话之类，到底仍然“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他指出：“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他说：“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中国多牛羊，独缺猛兽。
狗是他议论最多的动物之一。
在他的笔下，除了偶尔提及的救人的猛犬之外，大抵作为势利，忠顺而又凶狠的奴才形象出现。其中，主要是“走狗文人”，惯常的称谓为“叭儿”。叭儿又名西洋狗，是中国的特产，为阔人所钟爱，且系西方上流社会的宠物。最早把叭儿当作专有名词使用，是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时期。其一，暗喻留学英美的学者，即所谓“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如陈源一流，稍后则有梁实秋等。其次，叭儿较之别的狗类，皮毛伶俐，身份高贵，这也是他所特别憎恶“雅人”者。再就是叭儿的态度。他这样描绘道：“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为叭儿的骑墙，所以有专论，谓曰：“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一个著名的命题： 打落水狗。
这个命题基于下列两个重要事实： 其一是狗咬人，咬死了许多革命人，这是有着血的记录的；其二缘此而来，证实狗性之难以改变。但是，这也并非等于宣告绝对的废除“费厄泼赖”，只是强调不应过早而已。他警告说：“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然而，关于打落水狗的思想，反为恶人所利用；一些无知者和伪善者，也恰恰在这里，向他挥舞和平主义的大棒。
他说，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中国人恐怕不免同时显出勇敢和卑怯两种不同的形相，即对羊显凶兽相，对凶兽显羊相。但是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因此，要中国得救，他主张将以上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即：“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关键是“看清对手”，这是他在论“费厄泼赖”时说的。
到得后来，曹聚仁有文记中国的反常状态，名之曰“杀错了人”；他即表示异议，说：“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他说。
狗生即奴性，外加仿主子性。
他说到两类羊，一是山羊，一是胡羊。胡羊多为牧人引领或驱赶，挨挨挤挤，浩浩荡荡，认真而忙迫地竞奔前程；也有山羊领头的，但也都一样柔顺，惟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特别的徽章。
在他那里，猪同样有了分类： 猪、野猪、豪猪。
比起普通的猪来，野猪只是多出两个牙；但那是反抗的利器，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的。他说：“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有所谓“豪猪社会”。豪猪其实是绅士，上流人物。他说：“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出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
如果说他在昆虫类里最憎恶蚊，那么，在常见的动物中间，他最仇视的就算猫了。
他供称，他是一个“猫敌”。至于仇猫的原因，在《狗·猫·鼠》里说得很周详： 一是猫有折磨弱者的坏脾气；再是有一副媚态；其实最可靠的理由，倒还是因为嚷。他坚持认为，即使配合也不必大嚷而特嚷的。他对蚊的态度也如此。叮人之前，为何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呢？所以可恶。推断起来，两者都同声音很有一点干系，倘要将它们人格化，那身份便颇类知识阶级。但当然，声音的背后，隐藏着血，侵犯和暗杀的事实，这是根本的。
他毕生对付的，惟是权力者和得以分享权力的知识者。
中国人从猫的眼里看时辰；
外国人从猫的眼里看中国。
１０权力与权力者
权力无所不在。
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塔式的，而非蜂房式。所以，它的基础是同一的，大小层面是等序的，重叠的，影响是垂直向下的。
对于中国的权力社会，他有一段出色的描写：“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自古如斯，天下太平。他慨然发问：“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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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6）
所谓“共和”，非但不曾打掉专制的蚁冢，反而可以使蚁冢因它的掩蔽而完妥地存留。
权力者，也称权势者，有力者，在《而已集·扣丝杂感》中又称“猛人”。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便都有了包围者。猛人被围得水泄不透，成了核心，与其社会相隔离，这样势必变得昏庸，近乎傀儡。为猛人所爱的包围者又都是两面人，平时谬妄骄恣，在猛人面前却娇嫩老实得可以，于是就有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于是就使得晦气的人物、刊物、植物、矿物之类遭灾。但所有这些，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
如果猛人已倒，包围者便将随即离开，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或许五成得救，问题是难于找到包围脱离法，结果只好“永是走老路”。
以上为“包围新论”。
对于中国历史，他有不少独异的发现。除了像“包围新论”，像如下的“时代循环论”，也都概括得十分简明，没有像一些学者那样绕弯子——
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种循环交替，“先儒”谓之“一治一乱”；及至日后“文革”，仍有所谓“大破大立”，“乱极而治”的说法，可见源远流长。用新式的意识形态专家的语言，或当称作“历史辩证法”的罢？
他曾以小杂感的形式，指出权力和权力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说：“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就说２０世纪，在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便都存在着以种种罪名，嫁祸于犹太人、革命党人、持不同政见者的大量事实。有一次，斯大林对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将会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是的，”他强调说，“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罪与非罪，全系于权力者的意志。
他说：“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又说：“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不说知识者在外部所受的权力戕害，即在其内部，也是按照权力的模式建构的。这种情形，很可以让人想起他在《春末闲谈》中说的细腰蜂，将捉到的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那青虫也就果然成了细腰蜂了。
在学理上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同构现象，有法国学者福柯。这位毕生挑战权力和传统的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倘若不是作为权力形式而存在，并以它的功能同其他形式的权力相联系，从而构成传播、记录、积累和置换的系统，那么连知识体系也无法形成。
他断定中国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倘译成现代术语，王道即所谓“民主政治”，霸道自然就是“极权政治”了。
他是本质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
１１知识与知识者
中国的知识者，就文化心理而言，总是离不开权力。他说“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就是这意思。在权力者那里，他们不是帮忙，便是帮闲；一旦无忙可帮，也无闲可帮，如庄子所说的那样： 身在山林，仍然要心存魏阙的。
只要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知识者的状态也将不会改变。
现代的知识者反对“文以载道”，闹独立性，“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甚至主张以“学统”驾驭“道统”；凡这些，都可以视作古代隐士的遗风。
大隐隐于道。
在《起死》中，庄子刚出场就说了一大堆伟大的空话，临末却露出了本相，于困窘中不得不求助于警察——政府的走狗——的介入了。
现存的秩序是不可改变的。
往往是自以为超脱于政治之外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同为一丘之貉。
他是以启蒙性定义知识分子的，所谓“精神界之战士”。他通过个人职业的选择，最先到达这里。虽然，他筹划过同人刊物《新生》，以“遵命文学”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第一轮战斗，自始至终作为“左联”盟员而存在，但无论刊物创办或流产，社团建立或解散，他仍然是立足于“散兵战”的。由于启蒙工作的潜在的要求，他一面渴求集团的力量，另一面却保持着畏惧和警戒。基于对人的现代性的理解，他一直小心护卫着个人内在精神的自由。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将永远无法驱除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紧张。由于他在个性方面是天生的不合群分子，而且在理性层面上确认反集体的合理性，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这种紧张，通过对群体的精神皈依而非组织依赖，达致两者的内在一致性。
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往往通过知识分子内部的批判进行。
为此，他到处树敌，从国粹派到现代评论派，到新月派批评家，直到“四条汉子”，更不用说各式的文探与文氓了。他是典型的“牛虻”式人物，以不折的锋芒，狠狠蜇在那些自以为得道的正人君子，政府诤友，及革命骁将的身上。他是挑战者，也是应战者；他是弱势者，也是强大者。在中国现代知识界，他是骂人最多的一个，自然也是挨骂最多的一个。然而，他竟声明说是“毫无悔祸之心”。
他把自己的杂文称为“骂文”，并撰文为所谓的“谩骂”者辩护，说“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他视知识者之间的斗争为当然，所以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对于有人用了“文人相轻”一类恶谥，打杀所有的斗争者，他称为“死的说教者”，连连施以抨击。在《七论“文人相轻”》里，他简直用了不容置喙的语气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在《理水》中有着集中的戏剧性描写： 一、 他们是依附政府的； 二、 注重“专业性”，如考证“禹是一条虫”之类； 三、 以“文化”为本位，脱离社会，鄙视民众，而自以为高贵； 四、 自私，虚伪，势利，却又大抵有着雅致得体的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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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7）
有意味的是，这批高踞于“文化山”上的学者，好像都属英美派学者，他们满嘴是： 古貌图、ＯＫ……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便针对国粹派，提出了一个极富于启发意义的话题： 是保存我们而牺牲国粹呢？还是保存国粹而牺牲我们？
在这里，国粹是小概念，文化是大概念。文化是现代文化，其要义是当代人的生存。
他是以对自己的有如医学解剖般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著称于思想文化界的。这种批判，往往并非宣言式的，而是悄然深入到他的创作活动和日常生活的细胞之中。
攻击社会不易，攻击自己更难。
他对俄国革命——一个重要的侧面是知识分子的自杀和逃跑——持肯定态度；其中，是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后起的一群非激进革命论者的深刻的失望，以致整体性否定的立场在内的。
他说：“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
古代谓之“中庸”，现代谓之“辩证”。其实，这是骑墙主义，滑头主义，一种骨子里的卑怯。
知识分子有真假两种。
对权势者的态度是一个基本标准。用他的话说，如果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想到种种利害，天天变换主张以显示不断的进步者，是假知识分子；如果不顾利害，敢于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是真知识分子。
结论是悲观的： 论生命力，真知识分子究竟不如假知识分子。
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苏联作家。出生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人、面包师傅，流浪俄国各地，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1901年起参加革命，几次被捕。十月革命后，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一方面追随斯大林，宣扬国家意识形态，一方面维护社会文化与道德，使之免遭侵害，并设法营救过不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著有长篇小说《母亲》、《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剧本《底层》、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鲁迅称高尔基为“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底层’的代表者”、“无产阶级的作家”，曾翻译他的《俄罗斯的童话》，校阅过他的小说及论文的中文译本。日本人山本实彦称，鲁迅的存在“比起高尔基的存在更为清洁”。
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是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因此在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他提出“痛觉”一词。在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学中，这是最富有创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语词。
在他看来，知识和强力是必然冲突，不能并立的。知识者要自由思想，强有力者不许有自由思想。个人的思想一旦因自由而发达了，团体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这样，无论一个人或一个党，也都不能随意支配了。
知识者在权力与知识，大众与精英，集体与个人，认识与实践之间，可以实现一种较为理想的整合。对此，《门外文谈》有着极为精要的说明：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１２奴隶与奴才
奴隶与奴才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这样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他这样说：“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在他所创造的奴才谱系中，二丑是最具特色的人物，且以其多样性而自成谱系。
他屡称自己为“奴隶”。他是清楚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者的身份的。
身为奴隶尚不足悲，可悲的是安于做奴隶。他常常感慨于此，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13流氓
流氓是什么呢？
他在一篇讲演中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这是暴力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合。流氓不限于个人或集团，不限于手段和习性，也可以进入政体，成为“流氓政治”；还可以形成传统，叫作“流氓文化”，流毒之深，实在不限于一个时代的。
流氓是由两部分人造成的，一种是孔子之徒，即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即是侠。开始时，孔墨尚有一点改革的思想，所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后来渐渐堕落，末流便成了流氓。
政治流氓多出于乱世。他在“清党”以后演讲所列举的曹操、刘备、刘邦、朱元璋等，都是流氓；中国历史上有数的英雄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都是流氓。
这类流氓的最大特点就是生杀予夺，出尔反尔，完全不可理喻。这在他题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表现得特别传神：“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有人把这种主观随意性称为“唯意志论”，其实连意志这东西也未必需要，因为无须乎执意坚持些什么，但凭一时的兴会，跟着感觉走，是“唯感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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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8）
政治流氓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天天叫喊打倒旧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了，甚至还打出极漂亮的旗子：“反复辟”。为什么会如此呢？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有了地位以后，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所谓方法，亦不过两手抓，把“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交相使用而已。
“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他说。
有流氓政治家便有流氓文学家。
流氓文学家所做的文学，因其漂集而且腐败之故，又称流尸文学，那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
流氓文学家也称“宠犬派文学家”。宠犬的地位在主人之下，究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这就是决定了它的特性： 一、 奴性。“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就文学家的志业而言，所谓奴性，就是给主子尽职，帮凶，帮忙或帮闲。“但他的帮忙，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二、 打倒一切。“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他指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成仿吾、郭沫若等在“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畅快的态度，就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后来指“元帅”周扬“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从实质上说，也当是一种流氓习气。三、 无根性。“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关于左翼文坛，他说的创造社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以及向培良的从狼变狗的比喻，都是流氓的避害趋利的投机性的最好说明。
中国知识分子“无特操”，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流氓根性。对于自以为高贵的忏悔者，见风转舵的党徒，他是蔑视的。
１４战士
战士为何而战？
倘说为“公理”战罢，却也有“‘公理’的把戏”；说是为“自由”战罢，连“刽子手和皂隶”一流人物，也都叫嚷“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那么，战士的位置在哪里？
穷人，被压迫者，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才是战士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根据；倘除掉主体，所有的目标都是空洞的，虚玄的，难以界定。
战士是“人之子”。
战士的斗争，不能不以人的生命为本位。
“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么请你自己先去死吧。”他说，“我们穷人惟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他从来不劝青年去做牺牲，对于不以群众的牺牲为意的革命指导家，他是表示了分明的憎恶的。
谁说他是激进主义者呢？
既为战士，必然执著于现实的抗争。
他说：“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对他来说，过去和未来都指向现在，相交，重叠，甚至直接成为现在。这是一种独特的时间观。由于现实斗争的要求，古老的神话和历史故事为之变形，古衣冠演出新场面，如《故事新编》；旧诗多为“骸骨的迷恋”，可是一经他使用，反叛之意却是“明白”的。杂感与现实联系的密切程度，更非别的样式可比。他所以紧紧抓住它，以致被讥为“杂感家”，就因为它最亲近，最简捷，最犀利，堪称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所有形式来到他的手里都产生了速度。
战士，又称“小兵”，那是与“元帅”一类权力在握的人物相对而言之的。
战士的人间性，正如他在《这也是生活》所自述的： 存在着，生活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和自己有关。战士战斗，也休息，同人们一起过平凡的生活。“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关于辛亥革命，他有着严正的批判，与此同时，也有着深情的追怀。笔及曾经与他一起走过来的流血牺牲的烈士，总是满怀敬意。对于建立在流产的革命之上的“中华民国”，他的内心是复杂的；但是对于革命，则从来未曾憎厌过。倒是那些安坐在“共和”的旗帜之下，享受着先烈的余荫的论客，不断地讥笑糟蹋这革命以及献身革命的先烈。对此，他是憎恶的，斥之为奴才和苍蝇。
战士所要的是革命的婴孩，因此决不害怕污秽和血。
苍蝇是完美的；
战士是有缺陷的。
“遇见所是和所爱的，
让一雅克·卢梭（JeanJacgues Rou sseau， 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作家。生于日内瓦，一度定居巴黎，一生漂泊无定，为《百科全书》主要撰稿人之一。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等。他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的思想先驱。鲁迅早在南京路矿学堂读书时，已阅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接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又称卢梭等人为“大呼猛进”的“轨道破坏者”，多次为之宣传辩护。
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Ｈｅｒｃｕｌｅｓ）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Ａｎｔａｅｕｓ）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他所说的虽属文人，实为战士。由于战士的爱憎太热烈，常常发挥到极致，于是留给和平的世人的印象就是： 好走极端。
“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他不只一次说着这样悲愤或悲苦的话。
他从不讳言： 他是主张报复的。不但报复恶鬼，也希图得到恶鬼的报复——这才是报复的彻底论者。
他坦言道：“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
可谓“无毒不丈夫”。然而他说，形诸笔墨，亦不过“小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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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9）
权力是不可能分享的，政府对民众的操纵和压迫是必然的——至少在可目见的历史时段内是这样。此等情形，议会政治固然不可避免，就算“革命政权”，也常有借众凌寡，甚于独夫的倾向。凡这些，其实在他青年时期的论文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的否定了。因此可以说，他与一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绝大部分左翼激进分子的分歧是带根本性的。
对权力的认识，是问题的起始，也是归宿。
对他来说，报复、斗争、革命，都是针对某一种社会势力而言的，而非对付个人，更非要人性命，一如他所说。他是从来把个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的，所以只要涉及到人，总是首先强调生存的权利和意义。
保存生命，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同样贯穿于他的论争。在别人眼中，不管如何的“刀笔吏”，他也决不会使用罗织，构陷一类古已有之的把戏，不至于因此陷“对头”于实际的威胁之中。的确，他也曾给论敌加过不少谥号，如“帮闲”、“叭儿”、“乏走狗”、“洋场恶少”，“富家赘婿”之类，但都一律不具危险性，漫画性的，只是为了突出其文化特性而已。
相反的情形是，一些“学者”、“作家”诬他以“拿卢布”、“汉奸”、“反对基本政策”之类，在当时倒是十分险恶的；“四条汉子”关于“实际解决”的警告，也都专横得可以。然而，他的所有这些来自右面和左面的论敌，一旦遭了他的反击，都好像蒙了天大的冤屈似的，甚至至今仍然有人为他们抱屈——因为据说他们都很“宽容”。
据日人对他的回忆，说有一天，他获接中央苏区杀害大批农民的消息，为之坐立不安，声言要劝告共产党，立即制止这类行为。他是不能坐视无辜的死亡的。正因为曾经寄予过希望的国民党借“清党”为名，“用共产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所以他才与之彻底决裂。
很难想象，一个萦怀于膏于鹰吻的鸽子的羽毛，容心于给蝇虎咬住的苍蝇的悠长的叫声者，怎么可能主张报复和斗争？又将如何进行他的报复和斗争？
改革有大改革，也有小改革；战士有终生战斗者，也有战斗一时者。在他眼中，章太炎是终于“拉车屁股向后”的；刘半农最后确乎被拖入“烂泥的深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群体，在一场恶战过后，则大多“杀人放火受招安”去也……
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也如此。《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甚至《伤逝》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各各经过一场奋斗之后，最后躬行了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而拒斥了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来。
“老社会”的势力如此，即使韧战，也几乎不能动摇丝毫。
然而，他说：
“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 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１５火
火焰仍在燃烧！
普罗米修斯，这位神界的叛逆者，把火从神的手中传递给人类，乃出于道义，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哀怜。而他，人界的叛逆者，自称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因为他自觉身外的黑暗与内心的黑暗有关。
有两类放火者： 一类为秦始皇，希特勒一流烧书的名人，一类为《长明灯》中声言“我放火”的疯子。
在中国，火神长期受着崇祀。无论被了火灾和尚未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因为他们知道，惟有以感谢的礼仪去换取可能的安全。
这种崇敬恶神的文化心理，大约算得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之一种罢？
他一面放火，一面抗击火神。以火攻火。从生命到文字，由来一样热烈，用他的话说，他是把自己全烧在那里面了。
他一直把文艺看成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一直希图以自己的文字为底层的人们照明。可是，在为他所多次恶毒诅咒过的繁难的汉字面前，他是绝望的，因为他们几乎全是盲者。
１９１４年，世界大战开始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观看夜幕降临时点燃泰晤士河岸上的路灯时说：“整个欧洲的灯火都熄灭了，我们这一代人将不会再看到他们点燃的时刻。”
让火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