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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多鹤》ー严歌苓

_7 严歌苓(当代)
  晚上小环和多鹤把东西一样样装进包里,门从外面开了,进来的是大孩。他满头的血,衣服也被血泡透了。外面的孩子想找什么寻开心就在楼下叫“日本崽子”、“日本小老婆”
  多鹤赶紧上去,一边扶住他一边问他怎么回事。他却一把推开多鹤。
  小环看着大孩。一看他剃过的眉毛就知道出了什么事。前几天大孩问她家里拔猪毛的镊子放在哪里。她说好多年没吃过猪蹄儿了,谁还记得镊子。现在她明白他怎么解决他浓重的眉毛了:用剃刀剃掉了一多半,剩了两条不对称的细线,还留下一条血口子。唇须和鬓角也剃得精光,好好的脸整得像个小老奶奶。再往下看,他不多的胸毛也过了一遍刀,腿上的毛更是刮得干净,快成大姑娘的腿了。小环又是可怜又是恶心他。能想象他怎样对着镜子,朝镜中那个浓眉秀眼、细皮白肉的俊美小伙子咬牙切齿。他那一副天生红润的嘴唇给咬白了,咬紫了,最后咬烂了。家里唯一的那面小镜子给挂在厕所水管子上,他对着镜子揪住自己一头浓厚得不近情理的黑发,只恨不能一把一把把它给薅下来。可这是薅不完的。因为还有腿上、胸前,这些日本毛要薅都得薅干净。为此他已经不再去公共浴室洗澡。终于,他下决心向自己动刀了。一刀一刀,下得恶狠狠的,假如能把他身体里那日本的一半给剔出去,他的刀会下得更深。世界上有没有仇恨自己的人?有没有像这个小伙子这样恨自己恨得对自己下毒手的人?看看他下的毒手吧。他的眉毛现在有多可笑,成了写坏了的笔画。就是那种被擦了重写的笔画,可是又给擦坏了,一连串的弄巧成拙,他居然敢带着这样一张小老奶奶的脸往外跑。换了小环,见到这张脸,也得喊打。
  多鹤拿了红汞和绷带。小环费很大劲才忍住不去揭穿他剃眉毛和体毛。她一边替他清洗伤口一边说:“让他们叫你日本崽子,叫叫又不让你掉肉!你要是给打死了咋办?”
  “死了好!”他拖长声大喊。
  “那他们可满意了。”
  小环在血红脸盆里投毛巾,心里算了算,他头上身上的伤一共三个。
  “你有肺病,长这点血容易吗?‘得费多少肉骨头汤、多少鱼头汤才补得起来呀?瞧你这样,这还是头吗?锅里搁点油,能拿它当肉丸子煎了!”
  “那你该看看他们的头,让我给打成啥样了!”
  “要打也得等我们带着黑子回来呀,有黑子你就不会给打得那么难看了,全该他们难看了!”
  给大孩张铁涂了药,包上伤口,多鹤拿出两块发霉的蛋糕,放在一个小碟上,给大孩端到床边。
  “我不吃!”大孩说。
  多鹤解释了一句,意思是蛋糕都蒸过了,上面的霉斑不会碍事。
  “不会说中国话,别跟我说话!”大孩说。
  小环不动声色,抽出鸡毛掸就在大孩大腿上打了两下,然后她又把蛋糕端到他手里。
  “日本人碰过的东西,我不吃!”
  小环拉起多鹤的手走出小屋,猛地关上门。然后冲着门里面的张铁说:“他小姨啊,明天开始做饭就是你的事了,啊?我厨房都不进了!小畜牲这会儿不吃日本人碰过的东西?有本事他吃奶那会儿就别嘬日本奶头子!那时候他英勇了,做了抗日婴儿,不也省得我现在给他饭里下耗子药吗?”
  本来还想让张铁一块去探他父亲,这一看,小环明白他是不会认他父亲的。这年头不认父亲母亲是一大时髦,走运的话还能用这六亲不认找到工作,入党升官。二孩去了农村,大孩就有资格留下来,以他大逆不孝在城里找份工作,以他在家里对他们小姨的坚决抗日而入党升官。小环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里一阵从没出现过的惨淡。
  第二天她跟多鹤天不亮就起床,走到长途汽车站。上了车天才亮起来。多鹤脸转向窗外,稻田的水在太阳下成了一块块碎裂的镜子。她知道多鹤还在为大孩张铁伤心。
  “这条裤子料子好。”她从布包袱里抻出一条新裤子的裤腿,“就算他天天干粗活也能穿三年五载。你摸摸,这叫涤纶卡其,比帆布还经穿。”
  她心满意足地翻腾起包袱来。自从她开始为张俭准备东西,每天都把攒起来的衣、裤、鞋摸一遍,欣赏一遍。也要多鹤陪她摸,陪她欣赏。她兴致很好,常常说完“够他穿三年五载”才想到他或许没那三年五载了。但她又想,有没有她都得按三年五载去置办东西。这年头事情变得快,几个月是一个朝代,不是又有人在厂里贴革委会彭主任的大字报了吗?大字报上说他是“白砖”(白专),要选块“红砖”(红专)上去坐主任的宝座。
  下一站就是劳改农场了。小环突然大叫:“停车!停下来!”
  司机本能地踩闸,一车子带鸡蛋、鸭蛋、香瓜的贩子们都跟着叫:“我这蛋呀!”
  售票员凶神恶煞地说:“鬼叫什么?!”
  “坐过站了!”小环说。
  “你要去哪里?”
  小环说的是长途车发车后的第二站。她买的车票就只能坐两站。现在她们坐了十二站了。售票员每到一个站就站在车门口查票,省得她在鸡蛋、鸭蛋、香瓜上来回跨着查票。
  “你耳朵呢?我叫站你耳朵聋了?”售票员二十多岁,拿出祖母训孙子的口气。
  “你那一口话俺们不懂!你断奶也有一阵了,咋还没学会说人话哩?!”小环站起来,一看就是骂架舍得脸、打架舍得命的东北大嫂。城里百分之七十是东北人,南方人从来不跟他们正面交锋。“叫你停车呢!”
  “那也要到了站才能停。”司机说道。
  小环想,当然要到了站才停,不然还得顶太阳走一大段路。
  “你这车还开回去不?”小环问。
  “当然开回去。”售票员答道。
  “那你得把我姐儿俩再捎回去。”
  “下礼拜几我们开回去。你等得及就等。”售票员说。
  “那你得把我两张车票钱还给我!”
  “你跟我到总公司要去。”
  两人一拉一扯地闲磨牙,车靠站了。小环拉着多鹤下来,使劲捏捏她的手。等车消失在烟尘滚滚的远处,她笑着说:“省了两块钱。我们花两毛钱坐了这么远!”
  劳改农场没有正式探监的房子。小环和多鹤给带到犯人的食堂,里面摆满矮腿板凳,是按听报告的样子摆的。小环拉着多鹤坐在头一排的板凳上。不一会儿,一个牙齿暴乱的眼镜走进来,说他姓赵。小环想起女阿飞介绍的那位司务长就姓赵,马上从包袱里抽出一条前门烟。赵司务长问小唐在外面怎么样,小环把女阿飞小唐夸得如花似玉,请赵司务长有空去会会小唐,她做东请他们吃日本饭,喝日本茶。
  赵司务长进来时浑身戒备,很快让自来熟的小环给放松下来,对小环说,这里讲话不方便,他可以让卫兵把人带到他办公室去。小环马上说:“方便方便!老夫老妻,不方便的话早说完了!”
  赵司务长从没见过如此活宝的探监家属,忘了场合,露出暴乱的牙大笑起来。
  小环心里一把算盘。赵司务长是能帮上大忙的人,他送的小人情她绝对不领。要欠他,就欠一笔天大的总账。
  赵司务长离开后,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押着张俭进来。张俭刚刚穿过阳光强烈的室外,进来站在门边愣着,显然一时看不见里面迎向他的人是谁。
  “二孩,看你来了!”小环喉咙给扎住了似的。好不容易挤出大致欢快的声音。多鹤却站在矮腿长凳前面。不敢确定这个长白头发的黑瘦身影是张俭。
  “多鹤!”小环回头叫道,“瞧他结实的!”
  多鹤跨上前一步,突然给他鞠了个躬。她的神情还像是在辨认他的过程中。
  卫兵让两个女人坐在第一排板凳上,张俭坐到最后一排板凳上。那咋行?说话听不见哪!听得见——这上头读文件,下头的犯人都听得见!可这不是读文件呀!读不读文件他都得坐那儿!听不听得见都从这时开始掐表!探视时间是一小时,一小时过后,这儿还得开午饭,饭后读文件
  小环和多鹤隔着几十排凳子看着张俭。窗子又小又高,屋里只有清早四点钟的光亮度,因此张俭看上去有些淡淡地发乌。
  有两个卫兵在场,又相隔几十条板凳,说的只能是不说也罢的话:“家里都好”、“二孩常有信来”、“丫头也常有信来”、“都好着呢”
  张俭只是听着,有时会“哦”一声,有时会“哼哼”一声笑。他虽然沉默不改,但小环觉得他的沉默跟过去不一样,是一种老人的沉默,心里在絮絮叨叨的沉默。
  “钢厂有人贴小彭的大字报,要把他轰下台,说他‘自专’。”
  “哦。”
  “他下了台就好了。”
  张俭没声音。但他老人式的沉默中,小环听出了絮叨:好个毬啊好!这年头有好人当官的没有?你老娘们瞎吵吵,好啥好啊
  小环想,他还比自己小三岁呢,心里已经絮叨上了。那种对什么都不信,对什么都败了胃口的人,才会像他这样满心絮叨。
  “你听明白了吗?小彭那小子一下台,准保就好了。”小环说。 让那两个卫兵疑惑地交换眼色她也不怕,她得让他对一切都败了的胃口好起来。
  他“哼哼”一笑。听明白了,就是不相信事情会怎样好起来。
  多鹤似乎一直处在辨认中。小环想,他留在多鹤记忆里的甚至不是他被捕前的样子,而是更早,是他跟她钻小树林、翻小学校墙头的样子,是在俱乐部舞台后面那些布景里的样子。现在的张俭,恐怕只有她小环一个人不嫌弃了。
  小环慢慢站起身,身上骨节开始这儿那儿地响。
  “二孩,衣裳和吃的,你都别省着,说不定还能来看你,再给你捎,啊?”
  她向一个卫兵打听厕所在哪里,然后走到无情的七月太阳里去。她把一小段时间单独留给多鹤和张俭。她恨自己的命苦,苦在自己跟两个更加命苦的人绑在一起。谁也不要他俩,谁也不疼他俩,不就都轮到小环头上了吗?她小环这辈子怎么碰到了这对冤家
  回去的路上,两个女人都各看各的风景。车子开出去五六站了,小环问多鹤,张俭说了什么没有。什么也没说。
  小环从多鹤的宁静中看出自己的英明。她让他俩单独待了那一会儿是对的。张俭命里的一部分是多鹤的,没有小环在的时候,属于多鹤的那个张俭才会活过来。
  她们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两人一整天只吃了几个干馒头。多鹤赶紧进厨房,下了两碗挂面。多鹤非常宁静,比去之前安详多了。两人一定讲了什么。两个谁也不要、谁也不疼的人相互说了句什么重要的话,让多鹤如此宁静
  小环把多鹤跟张俭留在身后,自己出去,走进了阳光肆虐的七月正午。所有的知了扯直了声音叫喊。多鹤和他之间隔着几十排板凳和一个卫兵。用她那种外人听起来很费劲的话说了一句话。她得压过知了的叫喊,所以她这句话也是喊出来的。她让他每天晚上九点的时候想着她,她也会在同一时刻想着他。他和她在那一刻专心专意地看着心里想出来的对方,这样,他们每天晚上的九点,就见面了。
  他半闭的骆驼眼大了一下,在她脸上定了一会儿。她知道他明白了。他还明白,她为了两年多前和他闹的那场别扭懊悔:早知道下半生一个大墙里一个大墙外,她该好好地待他,好好和他过每一天,每一个钟点。现在她推翻了两年多前对他的所有指控。
  “二河……”她看着地面。
  他也看着地面。两人常常这么看对方:看着地面上,或空气,或心里的某个点,看见的却是彼此。最早他们也这样。飞快看一眼,马上调转开眼睛,再把刚刚看到的在心里放大,细细地看,一遍一遍地看。
  她头一眼看到他,是在一个白布口袋里。白色的细布于是就成了一层细密的白雾。她给搁在台子上面,他是从白色雾霭里向她走来的。她蜷缩在麻袋里,只看了他一眼。然后她闭上眼睛,把刚刚看到的他放在脑子里,一遍遍地重新看。他个子高大是没错的,但他行动起来不像一般大个子人那样松散,他的头、他的脸比例十分得当。他把麻袋抱了起来,她的胸贴着他的胸。他抱着她,从乌黑一大片肮脏的脚之间辟出一条路,她突然不再怕这些脚,不再怕这些脚的主人们发出的嘎嘎笑声。然后她给抱进了一座院子。从白色雾霭里,她看见了一个很好的院子。房也很好。一个很好的人家。进了一扇门,就像从雪天直接进入了夏天。温暖呼呼作响,她很快昏睡过去。她醒来时一双手在解口袋的结,就在她的头顶。口袋从她周围褪下,她看见了他。也只是飞快的一眼。然后她才在心里慢慢来看她飞快看见的:他是不难看的。不对,他很好看。男子汉的那种好看。不仅如此,他半闭的眼睛好看极了。它们半闭着,是因为他为自己的善良、多情而窘迫。然后……他又把她抱了起来,搁在炕上……
  她常常回忆她和他的这个开头。有时也怀疑自己的记忆不准确。但后来又想,她和他如此的相认。她怎么会记不准确呢?不过才二十年啊。就是五十年、六十年,她也不可能忘了这个开头的。
  这时他们一个是探监人一个是坐监者,他对她的邀约点了点头。她的邀约让卫兵们听去,就是:每晚九点,想着多鹤,多鹤也想着你。你和多鹤,就看见了。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九点,多鹤总是专心专意地想着张俭,她能感到他赴约了,很准时,骆驼一般疲惫、不在乎人类奴役的眼睛就在她面前。对她而言,就是她在另一个世界,他也会准时赴约。
  一天,多鹤对一直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感到惊奇:它怎么突然就不在了呢?小环还是天天叹着“凑合”,笑着“凑合”,怨着“凑合”,日子就混下来了。她也跟着她混下来了。按多鹤的标准,事情若不能做得尽善尽美,她宁肯不做,小环却这里补补,那里修修,眼睛睁一只闭一只,什么都可以马虎乌糟地往下拖。活得不好,可也能凑合着活得不太坏。转眼混过了一个月,转眼混过了一个夏天。再一转眼,混到秋天了。“凑合”原来一点也不难受,惯了,它竟是非常舒服。多鹤在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正是为此大吃一惊:心里最后一丝自杀的火星也在凑合中不知不觉地熄灭了。
  她也学会给自己活下去找借口,就像小环找的借口一样可笑:“我不能死,我死了谁给你们包茄子馅儿饺子啊?谁给你们做粉皮儿啊?”“我得活着,死了上哪儿吃这么甜的香瓜去?”多鹤的借口是:她不能失约,她每晚九点和张俭有约,她不能让他扑空。
  十月份钢厂的宣传车到处肝,锣鼓震天响,大喇叭到处嚷,庆祝新的革委会主任上任。原来彭主任被拉下了台,成了新敌人。小环在缝纫摊子上跟人谈笑,说:“多了个新敌人也要敲锣打鼓庆祝!”
  新敌人的老账要被重新算过。新敌人的老敌人要一个个重审。不久公检法重审了张俭的案子,把他的“死缓”改成了有期徒刑二十年。
  小环对多鹤说:“趁这个新主任还没变成新敌人,咱们得把张俭弄出来,谁知道万一又有什么人再把这位主任拉下去,把账又翻回去?”
  她和赵司务长已经是“嫂子”“兄弟”了。赵司务长开始还受小环的礼,慢慢就给小环送起礼来。他也跟小环所有的下九流朋友一样,觉得小环有种说不出的神通,很乐意被她利用利用,小环在他这样的人身上有利可图,是他的福分。每次来小环家,劳改农场干部食堂的小磨麻油、腊肠、木耳金针粉丝也都陆陆续续跟着来了。他早忘了他跟小环接近的初衷是为了接近女阿飞小唐,他一看见围在小环缝纫摊子边上的人争先恐后、勾心斗角地讨好小环,很快心生怨气:“都不是个东西,也配给小环嫂子献殷勤!拿一包酱萝卜也想在她身边泡一下午!”
  赵司务长指甲缝里刮刮,都比那些人倾囊还肥。他替张铁找了一份民办学校体育老师的工作,张铁住学校去了,从此张家不再有张铁那块抗日根据地。
  小环一直不提让赵司务长找关系重审张俭案子的事。她还得等时机。她对时机的利用、心里的板眼总是掌握得非常精确。她准备春节之后再张口,那时候她给他做的一套纯毛华达呢中山装也做成了。
  小年夜,二孩张钢回来了。出乎多鹤、小环的意料,他长得五大三粗。进门之后,他喝了一杯茶,又往外跑。小环问他去哪儿,他不吭气,已经在楼梯上了。多鹤和小环趴在公共走廊的栏杆上,看楼下搁着一个大铺盖卷。等张钢搬着铺盖卷上来,小环问他为什么把家当全搬回来,不就回来过个年吗?他也不回答,抿嘴对跟前跟后的黑子笑笑。
  他把被子、褥子直接拎上自家阳台,黑子两个爪子搭在他胸口,乐得嘴叉子从一只耳朵咧到另一只耳朵。他把被子拎到阳台栏杆外面抖得啪啪脆响。黑子的爪子又搭在他背上。
  “瞎亲热什么呀……我回来又不走了!”
  小环和多鹤这才沾了黑子的光知道了他的长远打算。不回去只能像整天围在缝纫摊旁边的人那样做阿飞。这些抗拒学校、居委会、家庭的压力,坚决赖在城里的年轻人起初被社会看成阿飞,后来自己也就没有选择地做起阿飞来。小环看见二孩张钢的手生满冻疮,手指头红肿透亮如玛瑙,心想:做阿飞就做阿飞吧。
  大年夜大孩张铁也回来了,坐在饭桌上,把多鹤给每人盛的米饭倒回锅里,又换了个碗,自己盛了饭,坐回来,谁都装作没看见。二孩跟多鹤说他认识一个拉二胡的天才。是个老头,他在淮北跟老头学了一年的琴。
  小环知道二孩在和大孩划清界限:你不理小姨,我偏跟她亲热!她想,完了,家里的太平又没了。年饭前哥儿俩还相互说了两句话,现在又敌我矛盾了。晚上睡觉问题就来了,大孩张铁把过道变成了他的卧室,并且宣布谁也不准在夜里通过他的卧室去上厕所。
  谁都不搭理他。
  小环笑着说:“比日伪时期的东三省还麻烦,日军、伪军、抗日联军!”
  第二天早上,小环最后一个起床,发现两个男孩都出去了,中午一先一后回来,张铁一只眼是黑的。他过去打架就不是二孩的对手,现在二孩长高长粗了,认真打,他命都难保。
  张铁在小屋的双人床之间挂了一条布幔子,里面是他的地盘,外面属于张钢。他宣布不去民办学校当体育老师r,理由之一是既然张钢回到家来吃白食,他也能吃。理由之二是体育老师挣的十八块钱不值当他每天听学生骂“日本崽子”。
  小环只好日夜赶做衣服养活一大家子。好在穿黄军装的风头人们出够了,又开始穿起蓝的、灰的、米色的衣服来。年轻女孩子也开始把紫红的、天蓝的布料送到小环摊子上来做春天的衣服。可惜百货公司只有几种布料,一个女孩子大胆些,带头穿了一件紫红色带白点的无领衬衫,马上有十多个女孩子买了同样的布,让小环给她们做一模一样的无领衬衫。从小环前面马路上过的女孩子每天成百上千,小环数了数,她们一共只有十来个花色的衣服穿。
  阿飞们也不再做阿飞了。他们的父母退了休,让出了位置,他们顶了上去。他们剃了大鬓角、小胡子、飞机头,换掉了拉链衫、瘦腿裤、宽腿裤,穿上了白色帆布夹克,一个个提着父母的铝饭盒,原来也不是天生流里流气。他们都没忘小环阿姨,下班后路过她的摊子,还常常站下喝一杯日本茶,带给她新的时装样子。上海人、南京人现在时兴在裙子的哪个部位装一道边,绣哪样的花,等等。他们有时带来世界和全国的新闻,还会讨论一阵。
  “田中角荣每天背一页字典呢!”
  “‘中日邦交’是啥意思?不是外交吗?”
  “小姨,中日都邦交了,你啥时候回日本看看去呀?”
  多鹤就给他们一个大大的笑脸。
  十月的一天,大孩张铁跑到缝纫摊子上来向小环要钱。十九岁的人有许多开销,吃、喝、抽、玩。这天他要钱是换自行车胎。张俭的自行车给二孩张钢骑,张铁买了一辆跑车,常常骑出去远游。小环把口袋里两毛、五毛的零钱往外掏。多鹤从身上掏出一块钱,是原打算去买线的。张铁接了过去。
  “放下。”小环说,“日本人碰过的东西你不是不要吗?”
  张铁把钞票往地上一扔。
  “给我捡起来。”小环说。
  张铁英勇不屈地挺立不动。
  “给你小姨捡起来!”
  “妄想。”张铁说。
  “回家再揭你皮。”小环说着,拿起凑成一堆的小钞从缝纫机后面走出来,“来,拿去吧。”
  张铁走到小环面前已意识到上当了。小环一手抓住他的衣裳前襟,一手同时往后一伸,抄起缝纫机上的木尺。
  “你捡不捡?!”
  张铁眼睛眨巴着。
  周围已围了几十号观众,居委会的四五个女干部全层趴在栏杆上往楼下看。
  这时一个外地口音说:“让一让!让一让!”
  人们不情愿地让了一让。被让进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人,干部模样。他仰头对几个女干部说:“我是省民政厅的,居委会在哪里?”
  五个女干部马上对下面吼叫:“朱小环,回家打孩子去!让省里领导同志看着影响坏透了!”
  小环把大孩张铁往那一块钱钞票的方向拽了拽。
  “捡!”
  省民政厅的干部飞快地从“三娘教子”的戏台穿过,上楼去了。
  张铁因为需要小环兜里的钱和地上这—块钱,在小环颤颤悠悠的木尺下弯下腰。他的脸血红,充满丧失民族尊严的痛苦。他的手碰到钱的时候,有人小声笑了,他的手又缩回来,木尺却摁在他后脑勺上,他高低不是,人们大声笑了。
  张铁把钱仔细数了数,“还缺两块!”
  “对不起啦,你妈和你小姨干了一上午,就挣了这点儿。”小环的缝纫机轻快地走动。
  “那你让我拿什么去换胎?”张铁问。
  楼上一个女干部伸出头来,叫道:“竹内多鹤!你上来一下!”
  小环抬头问:“啥事?办公室不是给你们扫干净了?”
  “省民政厅的同志要跟她说话。”女干部说。
  小环觉得她的客气口吻十分可疑。
  “不上去。省民政厅首长有什么话,下来说,竹内多鹤也叫朱多鹤。她有个姐叫朱小环,有人要把朱多鹤卖了,她姐想跟着分点钱!”
  一会儿,五个女干部都趴在栏杆上劝说,要竹内多鹤上去,是好事情。
  小环懒得回答,只是一心一意踩缝纫机,打手势让多鹤安心钉纽扣。什么都由她来对付。
  省民政的干部下了楼,旁边陪着五个女干部。小环和多鹤看着他们。
  女干部们轰鸡似的把围观的人都吆喝开了。大孩张铁正要离开,一个女干部叫他留下。
  省民政厅的干部拿出一封信,是日文的。他把信递到多鹤手里,同时跟小环说:“竹内多鹤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详细,信从黑龙江一直转到我们省。”
  小环看多鹤两只乌黑的眼睛把信上的字一个个地嚼、吞。
  省民政厅的干部又跟小环说:“和田中首相来的随行人员里面,有一个护士,叫做什么久美。这个久美一来就打听竹内多鹤。当然是打听不到的。她回日本前,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中国政府的,说竹内多鹤当年怎么救了她;另一封信,就是这封。”
  小环对叫做久美的三岁小姑娘十分熟悉。多鹤讲的那个悲惨的故事里,久美是主角之一。再看看多鹤,那断了很多年的故事又续了起来,她的眼泪成双成对地飞快落在久美的字迹上。
  民政干部说:“真不好找。不过找到就好了。”
  居委会女干部们都站在旁边,都觉得民政厅弄来一件让她们为难的事。原来竹内多鹤是敌人。现在政治面目模糊了,今后谁冲厕所
  张铁也认为自己面临一道难题:这些年他习惯了非白即黑的事物,看看省民政厅干部对多鹤的态度。不黑不白,他以后拿什么脸子面对小姨多鹤
  小环早早收了摊子。陪多鹤一块儿回家。这是多鹤的重大日子,她得陪她感慨感慨、叹息叹息。多鹤却忘了身边还走着小环,两手捏着那几张用她自己的语言写的信笺,走几步,又停下看看。路上行人看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毫不害臊地边走边流泪,都当成一道热闹看。
  进了家门,多鹤仍然没有注意到跟进门来的小环,自己坐到阳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看信。
  小环做了一盘炒豆腐干,一盘红烧茄子,一盘黄豆芽烩虾皮,一盘木耳炒金针。这是多鹤的重大日子。
  张铁、张钢坐在桌边,浑身长刺似的不知该拿这个似乎有了新身份的小姨怎么办。小环给多鹤夹菜,看着她泪汪汪的,有形无魂地咀嚼着。小环朝两个直着眼端详多鹤的男孩瞪了一眼。
  多鹤几乎什么也没吃,又去阳台上呆着了。黑子不放心她。坐在她身边。她低声跟黑子讲的话大家谁也听不懂。黑子是懂得的。黑子的理解跨过了中国话、日本话。
  小环在厨房洗碗的时候,二孩张钢进来了。不知怎的,他抚摸了一下小环的肩膀。大孩也跟了进来。似乎多鹤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让兄弟俩的关系有所缓和。两人也老成了一些。
  “你们是知道的,”小环忽然说,“小姨是你们的生身母亲。”她把碗一个一个从热水里捞出来,按多鹤的法子细细地刷。多鹤刷碗是很讲究的。
  两个男孩一句话也没有。他们当然知道。早就知道。早就为这个事情受尽委屈。
  “恐怕,小姨要回日本去了。”
  其实她自己刚刚想到这件事。多鹤一定会回去的。田中首相的护士还能不让她回去
  第十五章
  十月的夜晚凉阴阴的,空气很爽透。多鹤拿着久美的信,坐在阳台上。久美也没有一个亲人,久美要多鹤做她的亲人。多鹤又给了她一次生命,原本就是她的亲人——久美在信里这样写。久美、久美,是圆脸盘还是椭圆脸?她是在病得没了原样的时候和多鹤结识的。真是大意啊,久美应该寄上一张照片,让多鹤想到久美时,脑子里不完全是一团模糊。
  久美告诉多鹤,她和大逃亡的残留人员到达大连时,三千多的逃亡队伍只剩下了几百人。成年人等在集中营里,不久一场流行伤寒使他们再次减员。久美与四百多个儿童乘船去了韩国,又转道回到了日本。船上病死的儿童很多,她是幸存者之一。她在孤儿院里长到六七岁时,就立志要学医。十五岁进了护校,十八岁成了一名护士。听说田中要访问中国,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寄给了首相,结果她竟然被选中成为随行护士之一。
  来到中国的第一天,久美就把她写给中国政府的信请田中首相交给了翻译。久美给多鹤写的这封长达五页的信上说,她但愿多鹤活着。多鹤是个吉祥的名字,成千上万的纸鹤祝愿她早日回到家乡。代浪村的另一半在日本。
  省民政厅的干部说,久美的信先是让中央批到了黑龙江省民政局。民政局头疼了,这么大的省去哪里找一个几十年前就不知死活的日本女子?信在文件柜里躺了一年多,打听出一九四五年确实有一批卖到中国人家当媳妇的日本女孩。一个个地找,查出来她们都在哪里落了户,又从哪里搬到了哪里。所有的日本女子都找到了,就是没有叫竹内多鹤的。到了第三年,才查到曾经住在安坪镇的张站长。又过了一年,久美的信开始南下,过黄河,过长江,信落到多鹤手里时,已经四年过去了。
  收到久美第二封信的时候,省民政厅的干部又来了。多鹤需要填写各种表格。表格中最难填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做什么。谁证明。小环和两个男孩围在十瓦的灯光下。替多鹤一栏一栏地填写。男孩们才二十岁,手指却微微哆嗦,填错一个字,表格就废了。
  从填表到多鹤收到护照只花了三个月时间。省民政厅没有办过这样大的案例:田中角荣首相的护士亲自出钱资助,不断来信催问此事。
  最后一次,是居委会的五个女干部们一块到张家来的。她们说省民政厅把电话打到了居委会,请她们负责把多鹤送上去北京的飞机。多鹤在北京将由另一个人接应,然后送上去东京的飞机。小环对她们说不用了,心领了,女干部们对多鹤从来没负任何责任,最后几天,也让多鹤把那种没人对她负责的自在日子过完。
  张家的两个男孩一个大人对多鹤都不知该拿什么态度了,他们发现无论什么态度都挺笨拙。小环在她身边坐坐、站站,但她发现自己有点多余,多鹤心里已经是用日本话在想心思了,所以她又讪讪地走开,让多鹤独自待着。没过一会儿小环又觉得不妥,她是家里的一口人,出那么远的门,也不知会走多久。怎么能不在最后的时间陪陪她?就是什么也不说地陪伴。也好啊。小环又走到多鹤身边,她脑子里尽走日本字就让它走去,她反正想陪陪她。很快小环发现,她是在让多鹤陪自己。
  这么几十年,是好好陪伴,还是吵着打着陪伴,总之有好气没好气都陪伴惯了。
  小环替多鹤赶做了两套衣服:一套蓝色春秋装,一套灰色十部装。现在的涤纶卡其不用浆也不用熨,笔直的裤线跟你一一辈子。
  他们一直等待赵司务长的消息。他去安排一次探监,本来说这两天一定回信,可一直到多鹤离开的那天,赵司务长才把电话打到居委会。最近跑了两个犯人,手眼通天的他也无法安排这次探监了。
  多鹤对小环和两个男孩子说,她同日本看看,也许很快就同来。
  多鹤在五年半之后才又回到这座已经破败不堪’的家属楼。她听说张俭在劳改农场病得很重,释放以后已经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从南京来的火车停下,小环从一群灰暗的乘客中马上辨认出多鹤。多鹤早就挤到了火车门口,车刹稳后第一个跳下来……
  一身浅米黄的西服裙里套了一件白色纱衬衫,在领口系了个结,脸比走的时候窄,皮肤却珠圆玉润,眼睛、嘴唇点了点彩。她脚上的一双白色半高跟鞋让她走路不太得劲,小环记得多鹤没有这样大的脚。她的头发没变,齐到耳根下,但洗头的东西肯定不是火碱了,所以显得柔软,亮得惊人。竹内多鹤本来面目就该这样。几十年里,宽大的帆布工作服、打补丁的衣裤、单调的格格、条条、点点的衬衫,让水和太阳把单调的色彩也漂去——这一切就是一大圈冤枉路,没必要却无奈地绕过来,现在的多鹤跟几十年前的多鹤叠合在一块,让小环看到那绕出去的几十年多么无谓,多么容易被勾销。
  多鹤上来就抱住小环。那打打吵吵的陪伴毕竟也是陪伴。小环有多么想念这陪伴,也只有小环自己清楚。多鹤的行李很多,列车停靠的七分钟仅仅够她搬下这些行李。她们拖着大包小包往站外走时,多鹤嘴不停地说,声音比过去高了个调,中国话讲得又快又马虎。
  张俭一听见邻居们大声叫“他小姨回来了”就从床上起来了。他已早早换了新衬衫,是小环给他做的,白色府绸,印淡灰细图案,仔细看看是些小飞机。小环给他穿上时他抗议过,说这一定是男儿童的布料。小环却说,谁会把鼻尖凑上去看,套上毛背心,就要它一个领子两条袖子,小飞机就小飞机呗。他随小环摆布,因为他没力气摆布自己,也因为他没有信心摆布自己。在劳改营关了那么多年,外面是个人就比自己时尚。在多鹤走到家门口时,他突然想找块镜子照照。不过家里只有小环有面小镜子,随身带在包里。随着邻居们的问候声的接近,他抓起靠在床边的拐杖,努力要把下面的几步路走得硬朗些。
  进来的女人有股香水味。牙真白。多鹤有这样一口白牙吗?别是假的——人,或者牙。一个外宾。东洋女子。张俭觉得自己的脸一定是古怪之极,表情是在各种表情之间,情绪是在喜、怒、哀、乐之间,所有肌肉都是既没伸也投缩,也是中间状态。
  多鹤掩饰不了她有多吃惊。这个黑瘦老头子就是她每晚九点(在日本是十点)专心想着,自认为想着想着就看见了的男人
  小环叫多鹤别站着,坐呀!坐下再换鞋!她还说大孩这就要回来了,今天他特意请假,没去厂子上班
  张俭想他一定也该对多鹤说了一两句寒暄的话,路上辛苦之类。她鞠躬鞠那么深,光是这鞠躬已经把她自己弄成了陌生人。她也一定问了他的身体,病情,因为他听小环在回答,说该查的都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就是吃不了饭,瞧他瘦的
  多鹤突然伸出手。把张俭因瘦而显得格外大的手握住,把脸靠在那手上,呜呜地哭起来。张俭原以为还要再花三十几年才能把这陌生去掉,现在发现他和她隔着这层陌生已经熟悉、亲密起来。
  小环进来,两手端两杯茶,看着他们,眼泪也流出来。一会儿,两个茶杯盏就在茶杯上“叮叮叮”地哆嗦。她端着“叮叮”打颤的杯子赶紧退出去,用脚把门钩住,替他们掩上。
  大孩回来的时候,一家人已经洗了泪水,开始看多鹤陈列她的礼物了。多鹤换了一套短和服,脚上的拖鞋是日本带回来的。她带来的礼物从吃的到用的,人人有份,包括远在东北的丫头,以及丫头的丈夫、孩子。最让全家人兴奋的是一台半导体电视机,比一本杂志还小。
  她又拿出一个录音机,说二孩喜欢拉胡琴,这台录音机可以让他听胡琴曲子。这时大家才告诉她,二孩在家里无所事事近两年,突然想到给原先军管这城市的师长夫人写信。师长夫人曾许诺帮他忙。夫人竟然没忘记他,给二孩办成了入伍手续,让二孩到军部歌舞团拉二胡去了。
  多鹤看见穿了军装的二孩的照片,跟大家说三个孩子里,二孩的样子最像她自己,尤其他大笑的时候。可惜二孩笑得太少,没几个人记得起二孩大笑的样子。
  多鹤给二孩买的衣服也就归了大孩。这样大孩有春夏秋冬的衣服各两套,一模一样的两套。多鹤心里记着他的身高,宽窄竟一寸不差,大孩一件件试穿后,总是走到多鹤面前,让她抻抻这里、拉拉那里。
  小环突然“扑哧”一声笑了,都不知她笑什么,一块儿抬起头看她。
  “小兔崽子!日本人碰过的东西,你不是不要吗?”小环笑着指点着张铁。
  张铁马上赖唧唧地笑了。眼下的场合,它也就是一句笑话。亲人和亲人间,不打不成交,打是疼骂是爱,事后把一切当成笑话,和解多么省事。满世界贴父亲大字报,揭发老子在家藏金砖、藏发报机的孩子们现在不又是老子的儿子了吗?张铁身上那一半来自多鹤的血液注定了他跟多鹤只能这样稀里糊涂地和解。
  晚饭时多鹤说起久美的好处。一切都得靠久美。回到日本的多鹤成了个半残废,连城里人现在的日本话都听不懂。不懂的事情很多:投钱币洗衣服的机器,清扫地面的机器,卖车票的机器,卖饭和饮料的机器……久美得一样一样教她。有时得教好几遍。常常是在这里教会了,换个地方,机器又不同前一种,学会的又白学了。没有久美她哪里也不去,商店也不敢进。不进商店还有其他原因,她没什么需要买的,她的衣服、鞋子、用品都是捡久美的。捡不要钱的衣裳鞋子可美了。幸亏久美只比她高半头,衣服都能凑合穿,要是比她高一个头,衣服改起来有多麻烦!更万幸的是,久美的脚比她大两号,鞋尖里塞上棉花凑合穿,挺好,要是久美的脚比她小,就该她遭老罪了。
  大家发现多鹤满嘴都是小环的语言,左一个右一个“凑合”,动不动就“可美了”,“遭老罪”。
  多鹤还像从前那样刷锅洗碗。一面刷一面跟小环说,水泥池子太不卫生,沾了污垢容易蒙混过去,要把池子贴上白瓷砖才行。贴就索性把厨房都贴了,中国人炒菜太油,瓷砖上沾了油容易擦。她清洗完厨房的每一条墙缝,回到屋里,四下打量。小环心里直发虚:一个日本“爱委会”的检查员来了,她还想得什么好评语?多鹤却没评说什么,皱皱眉,放弃了。多鹤从小皮包里拿出一摞十块钱钞票,交给小环,要她明天就去买贴池子的瓷砖。
  小环一躲,说:“哎,怎么能拿你的钱?”
  多鹤便把钱塞给张铁,让他去买。
  “敢拿小姨的钱!”小环凶他。她想,多鹤穿着鞋尖里塞一大团棉花的旧皮鞋,脚在里头好受不了。什么都能凑合的小环鞋可从不凑合。没有比人的脚更霸窝的东西,它们在一双鞋里卧一阵,鞋就是它们的窝,按它们成了型,凹的凸的,哪里低哪里高,内八字外八字,翻砂翻出的模具似的。另一双脚进来,对不起,原先那双脚的形状丑也好美也好,都得硌你磨你,且得跟你的脚磨合一阵。要不你就得替原先那双脚矫枉过正地掰扯内八字或外八字,等掰扯过来,你的脚终于在鞋里霸了窝,鞋也该烂了。多鹤的钱有一部分是靠难为自己的脚省下的,小环可不愿多鹤的脚遭老罪,让厨房的墙舒服。
  张铁又是赖卿唧地笑笑,从多鹤手里接过钱。小环为了给多鹤、大孩留面子,也就不再说什么。
  张俭在床上半躺着,有气无力,却感到毕竟是有了一层陌生,它随时会出现,会膨胀,因此给这三十多平米的房子增加出紧张来。紧张得他都想躲开,又没地方躲。
  多鹤什么都没做错,每件事她都是自己出钱出力地做,并都是建设性的事情,家里还是越来越紧张。连多鹤自己都意识到了,不断解释:她没有嫌弃他们,只想来点小改善,让他们更舒适更卫生些。
  小环和多鹤陪张俭又去彻底检查了一次身体,五脏六腑似乎都基本健康。多鹤便终于开了口,说她这次回来之前,就打算把张俭带回日本去检查治疗。看了他的样子,她认为这打算是唯一出路。怎么可能没有大碍?他这样衰弱无力,消瘦得皮包骨会是基本健康
  能去日本治病的有几个?能去是福分!好好把病治好,晚年她能把被冤枉的那几年找补回来。不然人家冤枉自个儿,自个儿还冤枉自个儿!小环是这么劝张俭的。
  要办就得马上行动起来。要正式结婚,要向两国同时申请,一是出国,一是入国。
  大孩张铁请了长假,自行车后面带着父亲,多鹤在一边步行,一个机关大门出来,又进另一个机关大门。
  邻居们看见张铁穿着新衣服匆匆去匆匆来,都说他的日本夹克好看,问他借样子剪个版。
  “是你小姨带回来的吧?”一个邻居捏捏他那衣料,“就是不一样!”
  “是我妈妈带回来的。”
  “哟,不叫‘小姨’啦?”邻居们促狭地笑。
  张铁却非常严肃:“她本来就是我妈妈!”
  邻居们听他在两个“妈”字之间拖了个委婉的小调,跟话剧或者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人叫妈妈似的。
  “那你跟着你‘妈——妈’去日本吗?”
  “肯定得去呀!”
  “将来回来,就是日本人啦!”
  “我本来就是日本人。”张铁走开了。他忙得要命,这些邻居一点都不识相,见他就打听。 张俭和多鹤办好一切手续。快要离开的时候,张铁的日本身世已经在他同年龄的小青年里广泛流传开。故事是这样的:他父亲在东北老家时,给一个日本人家做活,那是个非常富有的日本人,家里有个美丽的日本小公主,叫竹内多鹤。父亲悄悄地爱着这个美丽的日本小姑娘,看着她一天天长大,终于被许配给了一个日本大官的儿子。父亲痛苦得差一点自杀。他辞了工,回到家里,跟一个叫朱小环的农民女儿结了婚。有一天在赶集的时候,他碰上了日本姑娘,她已经十五岁了。她伤心地问父亲为什么辞了工,离开她家,害得她不得不答应大官家的婚约。父亲这才知道竹内多鹤从小就爱他这个中国长工,然后他们就干柴烈火了一场。那就是他姐姐张春美的生命在多鹤腹中开始之时。
  然后呢
  然后张铁的父亲不断地和竹内多鹤幽会。
  后来呢
  后来是大战结束,日本战败。那家日本人全被杀了,日本村子的人全逃了。竹内多鹤带着女儿春美找到张家,张家把她收留了。因为张家的正式媳妇朱小环不生孩子,所以张家人都知道张家真正的媳妇是日本媳妇竹内多鹤。
  小青年们都为张铁这个漏洞百出的爱情故事感动得直叹气。要不是现在正是革命的大时代,他们认为张铁可以把这故事写出来,一举成名。
  这天一早,多鹤搀扶着张俭慢慢下楼,往雇来的汽车里走的时候,所有邻居都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目光祝愿他们。“朱小环还跟着去火车站干吗?”“还不让人家一家三口子在一块儿待着!”“不过朱小环也真不容易……”
  这样一说,人们可怜起朱小环来。人家比翼双飞东渡扶桑了,她会咋想
  然而朱小环还是老样子。大孩张铁成了她笑骂、唠叨的唯一对象。每天张铁上班,她都追到走廊上:“饭盒里的肉汤别洒出来,尽油!过铁道别跟人抢道!火车来了等会儿就等会儿……”她有时候追出来太急,一只脚穿了布鞋,另一只脚还穿的是木拖板。
  张俭和多鹤走了一个多月,有天人们看见小环微肿的眼泡大大地肿起来,昨夜一定哭了很长时间。人们想问她,又不好意思,前几年跟她家别扭过,小环到现在也不原谅人们。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无精打采的张铁。
  “你妈咋了?”
  “啥咋了?”
  “你们娘儿俩吵架了?”
  “噢,你是说我这个妈呀?她没咋,就大哭了一场呗。”
  张铁觉得他已经把他们最好奇的悬疑给解答了,他们还瞪着他就没道理了。因此他皱皱眉,从中间走出去。
  第三天穿了一身军装的二孩张钢回来了。把张钢也招回来,一定是张家出了大事。
  这么多年,人们也摸出了跟没嘴茶壶张钢谈话的窍门。
  一个大妈说:“哟,张钢回来探他妈的病呀?”
  “我妈没病啊。”
  “那你回来准是相对象!”
  “我爸病了。”
  “在日本检查出来的?没什么大事吧?”
  “是骨髓癌。”
  张钢没事就坐在阳台上拉胡琴,拉得邻居们都听懂了什么。他们这天又问张钢:“你马上要去日本看你爸?”
  “来不及了。”
  第十六章
  丫头去日本前,回来看了看小环。她已经是中年妇女的模样了。她的一家都要移居去日本,这使当时没面子回来的丫头觉得多少找回了点面子。张俭去世前嘱咐过多鹤,丫头在老家活得最不如意,能办就把她一家先办到日本。在办公楼里做清洁工的多鹤没有钱为丫头的全家办经济担保,是久美帮了她的忙。
  丫头没有带丈夫和两个孩子回来。小环明白她不愿花三个人的旅费,也许根本凑不上这笔旅费。丫头还像过去一样周到懂事,开口先笑,挽着小环的胳膊出出进进,邻居们都说像亲娘俩。只有张铁在丫头来了之后脾气大长。谁家有孩子哭他从门口经过也会说:“跟这些人做邻居,算倒了八辈子霉了!”黑子迎他到楼梯上,也给他踹得直哼哼。
  没人知道张家为什么自从丫头回来每天都有争吵。其实主要是张铁吵,有时小环听不下去,跟他恶声恶气做个对骂的搭档。
  “凭什么给她(丫头)寄表格,让她填了去日本呀?她都给我妈(多鹤)做了什么了?!她给咱家做了啥了?做的尽是丢脸的事……”张铁说。
  “那你个兔崽子都做什么了?!”
  “我至少没给咱家丢脸,让学校给开除!我妈戴白袖章扫厕所的时候,她在哪儿呢?”
  “你是没丢脸,那时你想丢丢不掉。当时要真能把那你张日本脸丢了,你肯定丢!你是丢不了啊,所以你才用把剃刀把那两道日本眉毛、日本鬓角、日本胸毛给剃下来,丢厕所下水道里!对着镜子,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把你亲妈给你的这张脸给丢掉。”小环满面狞笑,揭露他最隐秘的痛处。她说着说着,突然想到自己那面小镜子最近又给挂在了厕所的水管子上。这小伙子爱起自己来了,看着自己的浓厚头发、浓黑的双眉,白皙的皮肤,越看越爱自己,越看越跟多鹤同一血缘。或者,他还是瞪着镜子,咬牙切齿,恨自己这个日本人不全须全尾,恨自己举手投足闪出了他中国父亲的眼神,那善良、柔情的眼神。更恨的是他满肚子的语言。绝大部分是中国母亲小环的语言。要是还能给自己下毒手的话,他就会下刀把他那一肚子不怎么高贵的中国乡村语言给剔出去。
  “你现在认你妈了?”小环说,“你早干啥呢?你就差跟人一块喊口号打倒日本间谍了!小兔崽子!你生下来的时候是我接的生,就生在山上,我那时候怎么不一把捏死你!”
  丫头上来劝小环,说她自己不跟弟弟一般见识,让母亲也别动怒。
  “你不跟谁一般见识?”张铁换了个对手,矛头转向了姐姐,“你一个嫁出去的人,根本不该箅张家人!你倒去日本了,凭什么呀?”
  “那是你爸的意思!”小环说。
  “我才不信!”
  “不信你撞死去,死了你就能问你爸了。”小环说。
  “噢,她过得不顺心,我就顺心了?在工厂里一天干八小时,暗无天日!凭什么就照顾她呀!”
  小环哼哼地乐起来。
  张铁不吵了,看她乐什么。
  “我乐什么?我乐你悔青了肠子。你以为你伤完你小姨的心,她不记得?你伤谁的心,都别指望他(她)忘了!”
  “只要是亲妈,就不会记着!”
  “你啥意思?”小环问。她惧怕起来,怕接近那个回答。
  “不是亲妈,才会记仇。”
  小环想,她得到这回答是自找。她在接近它时就该停止,或绕开。现在晚了,拿着心往刀尖上碰。
  丫头不断说宽心话:大孩不是真那么想的,是话撵着话说得收不住缰了。他说完,出了气,心里一定会后悔。小环只是无力地笑笑。
  张铁也给多鹤写了信,他把信念给丫头和小环听。信里说他曾多少次被人骂成“日本崽子”,曾多少次受不了这侮辱躲在被窝里哭。也曾经多少次地为亲妈的尊严、他自己的尊严出击,为此受过多少次伤。然而,他受的这些委屈竟没有得到一点回报!他的姐姐并没有受过这么深的心灵创伤,她的家人更没有,而他们却得到了回报。他才是张家最不幸的一个……
  小环听张铁念完信,不紧不慢地说:“你去打听一下去日本的盘缠是多少。你妈在日本凑不齐这笔钱,我来凑。我砸锅卖铁也让你走。”
  小环两脚在缝纫机踏板上日夜兼程,做了一年,攒了三百来块钱。提升成排长的张钢回来,一看小环就打破了沉默:“妈你脸色咋这么黄?又瘦!眼睛都是血丝!咋回事?!”
  小环把张铁想去日本的事告诉了他。张钢不说话了。
  “二孩,是不是你也想去?我听说当军人不能出国,你得脱了军装才能去。”小环说。
  “我不去。”张钢说。
  “邻居们都羡慕死了。你姐走的时候,他们又跟送她去滑翔学校似的。”
  张钢又不说话了。
  “‘四人帮’早倒了,也不光是工农兵吃香了,听说市里走了一个学生,去英国留学。全市的人都知道了。”
  张钢还是不说话。张钢回部队前跟母亲说,他会替哥哥攒出去日本的机票钱,所以母亲不必再熬更守夜。张铁和张钢没见几回面,因为张铁正在上一个外语强化夜校,除了上学,就是躲到山上去背单词。他说楼上的邻居太缺乏教养,整个楼吵闹得像个养鸭场。他的伙伴们也不同于从前了,都是文绉绉的日语小组同学。有时他们也成群结队从楼下过,个个都像息有严重口吃的日本人。
  这天,四个年轻人敲开了张家的门,其中两个是姑娘。一见小环,他们道歉说找错了门。小环说没有错,她从阳台上看见过张铁和他们一块上山。
  “进来等吧,他一会儿下班。”小环说。
  “不了,我们就在楼下等。”一个姑娘说。
  门关上,小环听见一个小伙子问:“这人是谁?”
  “不知道。”一个姑娘说。
  “可能是张铁家的保姆吧?”另一个小伙子说。
  张钢从大屋出来,小环一看他的架势,就马上拦住他。张钢大声冲外面说:“张铁是个王八蛋,他也配用保姆?”
  外面静下来。
  张钢一个月的探亲假结束了,回部队的前一天,他把张铁叫到大屋。小环听见门栓“哗啦”一声插上,然后里面就是她怎样也听不清的低声争吵。似乎张铁在辩解什么,张钢在不断揭露。
  小环敲了敲门,两人都不理她。她绕到窗子那边,打开窗。大屋通向阳台的门没关,在小屋打开的窗子边上能听见哥俩的争吵。张铁说邻居们编出来的故事,他有什么办法?张钢不理论,所有回答就是说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张钢已经向所有邻居调查,人家都说张铁告诉他们父亲在日本人家打长工,勾搭上了日本东家的女儿……
  “放你的狗屁!你还敢赖!”二孩张钢说。
  然后小环听见张铁压制住的呻吟。小环原先怕张钢手重,把他哥哥打废了,但又想,先让他打打再说。差不多五分钟过去,她才在窗口叫起来:“二孩!解放军怎么能打人?!”
  张铁打开门冲出来,直接冲到厕所去了。小环看见被擦得发蓝的水泥地面上,一溜血滴。
  “你怎么往脸上打呀,”小环说,“打坏了脸咋去日本呀?”
  母亲和儿子挤挤眼。厕所里水管子哗哗流着水。
  尾声
  多鹤常常给小环写信。她总是讲到她的梦。她梦见自己又在这个家里。她梦见楼下的那条马路,那大下坡。她说她常去东京的中国街买菜,那里的菜便宜,那里的人都把她当中国人。她说大孩张铁去了日本之后,她会把自己现在的小屋让给他住,她去和丫头一家挤一挤,等存了钱再说。她说她回日本已经晚了,日本没有了她的位置。她只但愿孩子们能学会日语,在日本找到位置。多鹤的信充满“但愿”——不少战后遗孤或遗留的女子向政府请愿,要求得到和日本公民平等的权利,就职或者享受社会福利。他们还向社会呼吁,不要歧视被祖国抛弃在异国的遗孤和遗留女子,把他们当成低能者,因为他们的低能是战争造成的。多鹤但愿这些请愿成功,丫头两口子就能找到像样的工作。多鹤说自己就凑合挣一份清洁工的薪水,但愿能攒下点钱。
  读多鹤的信是一件吃力的事,但它慢慢成了小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尤其在大孩张铁也去了日本之后。丫头的信很少,张铁从不写信,所以这姐弟俩的生活情形小环只能从多鹤的信中读到。
  多鹤的信越来越长,多数是谈她又找到了原先代浪村的谁谁谁,或者谈请愿进行得如何。一点进展也没有。所以从中国归国的人成了日本最穷、最受歧视的人。多鹤还说到一个从中国回国的代浪村乡亲,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天天挨揍,因为同学们叫他中国佬。就像这孩子归国前中国同学叫他日本鬼子一样。小环意识到多鹤也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常常忘记一些事她上封信已经写过。多鹤要小环把每天的生活都记下,告诉她,包括她和人怎样吵架。她说大概走遍全日本也找不到一个像小环这样会吵架、又吵架吵得这么好的人。她觉得日本人有愤怒有焦虑,却没人把它好好吵出来,所以他们不快乐。像小环这样会吵得人家哈哈笑的人,一定不会动不动想去杀别人或者杀自己。
  虽然多鹤唠里唠叨,但小环愣愣地笑了:多鹤似乎挺懂自己。
  其实她已经不怎么吵架了。她意识到这一生吵吵闹闹多半是为了家里人,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周围的人和事她都马马虎虎对待,找不着什么事值得她吵。她连话都说得马马虎虎,因为马虎的话黑子也不马虎着听,照样听得无比认真,以它生满白内障的眼睛瞪着她。三个孩子都很好,至少比楼上邻居的孩子们前景要好,这是小环跟人家不再吵闹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我跟你们吵什么呀?你们有我这么好的三个孩子吗?知足的人才不吵架呢。
  到了张俭去世后的第三年,小环才对自己忍得下心来拆看他的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封信装在一个大牛皮纸袋里,和他的老上海表、一把小银锁、一把家里的钥匙一块寄回来的。小银锁是婴儿张二孩时期的物件,他一直拴在钥匙上。钥匙他去日本前忘了给小环,揣在衣兜里带走的。老手表倒很准,停的时间是张俭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多鹤在信里特意这样告诉小环。
  张俭这封信没有写完。他说他近来胃口好了一些,多鹤总是给他做小环曾做的面条、面片、猫耳朵。他说等他身体恢复后,就去找一份不需要讲日本语的差事,就像丫头的丈夫那种给百货公司擦玻璃窗的工作,挣了钱之后,接小环来日本,他已经和多鹤谈妥。他们三个人中缺了谁也不行,打打吵吵一辈子,但都吵闹成一块骨肉了。他现在住在医院,明天做了手术就能出院了。
  小环这才知道,他并不明白自己已经活到了头。看来多鹤和孩子们一直瞒着他,瞒到他被推上手术台。
  张俭的这封信没写完。他写着写着就靠在摞起的枕头上,想着小环出嫁给他时的模样睡了。小环这样想象着。他连写一封完整的信的体力和精力也没了。他一定把这封没写完的信压在褥子下,怕多鹤看见。他还得在两个女人之间继续玩小心眼,就像多年前一样。孩子们和多鹤瞒他瞒得真好,他一直都相信,他还有不少日子要过,还有不少麻烦要处理,比如他的两个女人,还有在她们之间玩小心眼的必要。他一定相信自己从手术刀下走一遭之后,便又是一条好汉,所以他才在信里为小环铺排出那样长远的未来。信没写完,他对小环的歉意便一望而知。
  她对黑子笑笑说:“咱心领了,啊?”
  邻居们每天还是看见朱小环拎着装缝纫机头的箱子,从楼下的大下坡往居委会楼下走。她把那三角形的楼梯间租下来了,缝纫机架子就搁在那里。但她怕缝纫机被偷,每天固执地把它拎来拎去。黑子又老又瞎,却前前后后颠着屁股跟随着她。
  黑子时常会飞似的蹿下大下坡,根本就不用视力冲到拐弯处。小环知道那是邮递员来了。假如二孩张钢有信来,邮递员就会让黑子叼着信冲上坡,交给小环。黑子常常扑空。但它从来不气馁,总是热情洋溢地扑下坡,对着邮递员瞪着它灰白无光的两只眼睛,嘴叉子从一个耳朵咧到另一个耳朵,摆出它那狗类的喜悦笑脸。
  二孩被调到了西南,在那里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他有空总是给母亲小环写信,而这天却没有他的信。黑子朝着邮递员的笑脸却始终不挪开,直到邮递员骑车上了坡,它还站在原地,摇着尾巴。
  小环只好安慰它:“黑子,明天就有信了,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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