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铁路上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都能让你坐火车不掏钱去看他们。先看看风声,要是买了日本婆的那些人家都没事,二孩他们再回来。”
“二孩,出门难,家里存的老山参、麝香,你们带去!”二孩妈说。
张站长白她一眼,她这才后悔说漏了嘴。他们的家底对儿子媳妇一直保密。
“我不走。”小环说。她一边说一边挪到炕边,趿上鞋,“我上鞍山干吗去呀?有我娘家人吗?有嫚子、淑珍吗?”嫚子、淑珍是她闲唠嗑的女伴,“我可不走。你听见没有二孩?”
小环穿的黑贡缎皮马甲紧裹住又长又细的黄鼠狼腰,一扭一摆在镇上是条出了名的身影。
“鞍山有自丫头吃糖的王掌柜吗?有让我白看戏的戏园子吗?”她居高临下地在门口看着—家人。
二孩妈看小环一眼。小环知道婆婆在用眼睛骂她“净惦记好吃懒做的事”
“二孩你听见没有?”小环说。
二孩抽他的烟。
“说破大天去,要走你自个儿走。听见没有?”小环说。
二孩突然大声地嚷:“听见了!你不走!”
全家人都傻着眼。二孩又驴起来了。他跳下炕,光着脚走到脸盆架前面,端起半盆水就朝小环的方向泼过去。小环两脚跳得老高,嘴皮子却太平了,一声都没吭。一年到头二孩驴不了一两次,每到这种时刻小环不吃眼前亏。她在事后算账从来利滚利。
小环走了,在门外听见了丫头哭,又回来,把丫头抱起,小心地从二孩面前走出去。
“现世的!”二孩妈说,不完全是说小环。
多鹤这时无声无息地下了炕,把空碗和剩饭放在一个木头托盘上,走到门口,二孩蹲在那里抽烟,她站住了鞠一个躬,二孩把她让过去,她屁股领路地出了门。此刻只要有一个外人,马上看出做了刚才这套动作的女子有什么不对劲。这些动作出现在张站长这样的家庭里很不对劲,但张家人完全习惯多鹤,这一套动作,看不出任何古怪了。
张家的二孩和小环在安平镇上从此消失了。二孩的妈在镇上今天一个解释,明天一个解释:“我们二孩上他舅家去了,舅家开厂子。”“二孩在城里找到事做了,以后吃公饷了。”
镇上驻了许多解放军,全是南方人,这正是个南方北方大交错大混杂的时刻。镇上许多小伙子当了解放军,又往南方开。二孩这时候离开安平镇,是很潮流的事。
过了一年,张站长收到二孩一封信,信里说他们老两口终于如愿以偿,得了个孙子。张站长托火车上的人带去新棉花做的小被褥,又捎去一句紧急的话:好歹抱孩子去照相馆照张相,二孩妈想看孙子急得眼睛痒痒。
毛主席在北京登上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的第二天,二孩又来了封信。二孩妈看着信纸里夹着的一张小照,两行泪和一行口涎流了出来。一个威猛的大胖小子,头发全冲着天。张站长说他像多鹤,二孩妈气呼呼地说那么小个人儿看得出什么?张站长叹了一口气。他明白老婆在糊弄自己:对孙子的一半日本骨血死不认账,似乎就能把孙子的混杂血统给抵赖掉了。她揣起小相片,小脚颠颠地去了镇上,告诉人们这个孙子差点把小环的命都要了,个头大呀!一个小时就要呷一回奶,小环都给他呷空了!她边说边把一双眼笑成弯弯两条缝。只有曾经和小环在一块搬是弄非的亲近女友们偷偷地说:“谁信呀?小环的部件都毁了,生什么孩子呢!”
人们问二孩妈二孩挣得多不多。在炼焦厂当一级工呢,二孩妈告诉大家,一级工吃着拿着还住着国家的房。人们就说:二孩真有福。二孩妈就很有福的样子把自己编的话都当真了。
安平镇附近的村子成立互助组的时候,张站长又接到二孩的信。张站长已经不做站长了,站长是段上去年底派来的一个年轻人。张站长现在成了张清扫,天天拿着扫帚在车站六张八仙桌大的候车室里扫过去扫过来,在车站门口的空地上扫得灰天土地。这天他收到二孩的信就更扫个没命,他非让二孩妈给哭死不可——二孩的儿子生了场病,上月死了。二孩也是,这么大的事,隔一个月才写信回来。老太太想好好哭哭,也哭晚了。
二孩妈果真把张清扫险些哭死。她把她缝的一堆小帽子小鞋子拿出来,拿出一样,哭一大阵。哭二孩苦命,哭她和老伴苦命,哭小环苦命,哭小日本该天杀,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追她的儿媳,把她的大孙子追掉了。哭着哭着,哭到大孩身上。大孩死没良心,十五岁从家跑了,不知跑哪儿做匪做盗去了。
张清扫蹲在炕上抽烟,他心想老伴明明知道大孩去了哪儿。那时他们还住在虎头,他在虎头车站做锅炉工,大孩跟一帮山上下来的抗日分子混得好。后来从家里跑了,他和老婆断定他是上了山,跟着破坏鬼子铁道、仓库、桥梁去了。二孩那时才两岁。张清扫心想,要是大孩活着,这时也该有信了。
二孩妈再也不去镇上了。
夏天的一个上午,从麦子地中间那条宽宽的土路上来了一辆摩托车,旁边挎斗里坐的人像个政府干部。摩托车驾着大团尘雾来到张家门口,问张至礼同志家是否在这里。
二孩妈坐在树阴下拆棉纱手套,一听便站起来。这些年她个头小了不少,腿也弯成了两个对称的茶壶把,往门口挪着小脚时,站在门外的政府干部能从她两腿间看到她身后的一群鸡雏。
“是我大孩回来了?”二孩妈站在离大门丈把远的地方,不动了。张至礼是大孩的学名。
政府同志走上来,说他是县民政局的,给张至礼同志送烈士证来了。
二孩妈这年头脑子慢,对着政府同志只是抿着没上牙的嘴乐。
“张至礼同志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了。他生前就一直寻找您和他父亲。”
“光荣牺牲了?”二孩妈的脑子跟这种消息和名词差着好几个时代。
“这是他的烈士证。”政府干部同志把一个牛皮纸信封交到二孩妈伸展不开的两只手上,“抚恤金他爱人领了。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小。”
这时二孩妈的理解力终于从一大堆新词里挣扎出来。大孩死了,死在朝鲜,他们老两口得了个“光荣”,他的寡妇、孩子得了一笔钱。二孩妈哭不出来,当着一个满口南方话的陌生政府干部她放不开一她哭是要拍腿叫喊的。另外,大孩十五岁跑出去,她那时候早就哭过他,哭完就没抱什么指望还能活着见到他。
县民政局的干部同志说张家从此是光荣烈属。每月可以得到政府一笔钱,过年还有大油大肉,八月节发月饼,十月国庆发大米。县里其他烈属都按同样政策优待。
“干部同志,我家大孩有几个孩儿啊?”
“哎哟,我还不太清楚。好像是两个孩子吧。您的儿媳也是志愿军,在军里的医院。”
“噢。”二孩妈使劲盯着干部同志,看他下一句是不是“您儿媳请您去家里看看孙子呢”,可干部同志两片嘴唇合上了。
二孩妈把干部同志往大门口送的时候,张清扫回来了。二孩妈跟二孩爸介绍了干部同志,两人正规地握了握手,干部同志叫二孩爸“老同志”。
“你跟我儿媳说,让她回家来看看!”张清扫流着泪说,“她要是忙,我们去看看她和孙子们也行。”
“我能给她带孩子!”二孩妈说。
干部说他一定把话带到。
干部的摩托车声远去,老两口才想起牛皮纸信封,里面有一个硬壳小本,红底金字。本子打开,除了大孩烈士证上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和一个穿军服女子的相片,一行字凸现在相片上:“结婚留念”。
烈士证上说大孩是团的参谋长。
二孩妈又上镇上去了。她的烈士儿子是参谋长,安平镇从来没见过参谋长这么大的官。
要去佳木斯看儿媳孙子那天,二孩妈把半个镇子都买空了,从山货买到皮货,再买到炒米糖、卤野兔腿、烟叶。
“二孩妈,想把您孙子撑坏肚子蹿稀啊?”
“可不!”二孩妈龇着四颗下牙大笑。
收到父母去佳木斯之前寄来的信,张二孩早就不是张二孩了,是二级工张俭同志。张俭是他到炼焦厂报名时填在表格里的名字。鬼使神差地,他提起报名桌上的蘸水钢笔就在脑子里一笔砍掉了他学名中间的“良”字。三年时间,张俭从学徒升到了二级工,升得飞快。新工人里像他这样的初中毕业生不多,读报、学习,工段长都会说:张俭带个头吧。开始他觉得工段长害他,要他这个从不说话的人当发言带头人。渐渐地他出息了,反正把几十个字背熟,哪次带头都是这几十个字。
带头发了言,他可以放松了去想家里的事。想如何把多鹤和小环摆平。想多鹤去居委会老不说话怎么办,想小环闹着出去上班能不能依着她。最近他想得最多的是大孩成烈士的事。哥哥大孩竟然活到了三十多岁,当上了参谋长,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到牺牲了才回家找父母。他觉得大孩挺不是个玩意儿。
这天学习会刚散,段里送报纸送信的通讯员把一封信给他。是父亲的笔迹。父亲又粗又花哨的几行大字洋溢着快乐,说他和母亲要去佳木斯看孙子。
张俭不往下看了。那不就好了?哥哥给张家留了根,他不就没事了?多鹤也没事了,可以打发她走了。打发她走到哪里去?先不管哪里,反正他要解放无产阶级他自己了
他回到离厂区不远的家属宿舍,小环又出去了。多鹤快步上来,跪在他面前,替他把沉重的翻毛皮鞋脱下,又小心地拿到门外。翻毛皮鞋应该是浅棕色,炼焦厂的人头一天就能把它们穿成漆黑的。他在厂里洗了澡,但街上的人仍能认出他是炼焦厂的。炼焦厂的工人让焦炭给熏染得肤色深一层。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两张木床拼在一起,搁在屋的东头,像一张炕。屋西头搁一个大铁炉子,竖起的铁皮烟囱在天花板下面盘大半圈,从炕上面一个洞通出去。只要把炉子生着,屋里就暖得穿不住棉衣。
这是八月中旬,多鹤在外面做饭。所以她出去进来,脱鞋穿鞋,比谁都忙。小环是个懒人,只要不让她动手,她就牢骚不断地遵守多鹤的日本规矩。
他刚坐下,一杯茶静悄悄出现在他面前。茶是晾好的,掐着他下班到家的时间沏的。茶杯放下,一把扇子过来了。他接过扇子,多鹤已经是个背影。他的快乐在小环那儿,舒适却在多鹤这里。工人新村有几十幢一模一样的红砖平房,都是匆匆忙忙新盖的,每二三十栋房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在居委会那里,多鹤是张俭的哑巴小姨子,总是跟在她能说爱闹的大姐朱小环身后,上街买菜,下铁道拾煤渣,她大姐和熟人在路上遇见,打一句诨就交错过去,她在后面总是替她补一个鞠躬。
其实多鹤已经能够用中国话讲简单的句子,只是听上去古里古怪。比如她此刻问张俭:“是你不快乐?”乍一听不对头,细想又没大错。
张俭“嗯”了一声,摇摇头。把这么个女人扔出去,她活得了活不了
她把小环织了一半的毛衣拿过来织。小环兴头上会从张俭发的线手套上拆纱线,染了以后,起出孔雀花、麦穗花各种针法,给丫头织毛衣。不过她兴头过去也快,毛衣总是织了一半由多鹤完成。问她针法怎么织她都懒得教,多鹤只好自己琢磨。
他们就这一间屋,外间是用油毛毡和碎砖搭出去的棚子。家家户户门外都有这么一个自搭的棚子,只是式样、材料、大小一家一个样。两张大木床上横放六块木板,每块都一尺多宽、三米多长。丫头的枕头最靠南,中间是张俭的,多鹤和小环一个睡他左边,一个睡他右边,还是一铺大炕的睡法。几年前刚搬进这里,张俭说把一间大屋隔成两间,小环恶心他,说夜里办那点事也至于用墙遮着!小环嘴巴能杀人,但做人还是有气度的。夜里偶尔被张俭和多鹤弄醒,她只是翻个身,让他们轻点,还有孩子睡在同一个炕上。
多鹤生儿子是小环做的接生。多鹤坐月子也是小环的看护。她管儿子叫“二孩”,不看僧面看佛面,对多鹤也亲热许多。儿子满月不久死了,她让多鹤赶紧再生一个,再生一个小“二孩”才能把全家每个人心上那个血洞给堵上。不然一个多月大的小二孩一走,每人心上都缺了块肉。
从那以后,张俭钻到小环被子下的时候,她都把他轰出去:他有富余种子别往她这不出苗的地上撒,撂下多鹤那块肥田正荒着。小二孩死了一年多了,多鹤那块肥田仍然不见起色。张俭看着坐在桌子那一面的多鹤想,现在有了哥哥的遗孤,张家的香火有人传接了。
多鹤,多鹤,真的是多余了。
“二孩。”多鹤突然说。她还是把他叫成“二河”。
他的骆驼眼睛从半闭变成半睁。
她的目光收回去,在心里看着他半闭的骆驼眼不经意地睁开。她头一眼看到他,是隔了一层淡褐色雾霭——装着她的麻袋给外面的雪天一衬,就成了罩住她的淡褐色雾霭。她给搁在台子上面,他是从雾霭里向她走来的。她蜷缩在麻袋里,只看了他一眼,然后她闭上眼睛,脸几乎藏在自己肩膀下,如同即将挨宰的鸡。她把刚刚看到的他放在脑子里,一遍遍地重新看。他个子高大是没错的,但她看不见他的脸,不知他是否像其他大个子人那样笨拙,或者比例不得当。麻袋被他拎了起来,拎着她去哪里宰?她蜷缩麻木的腿和冻僵的身体悬起,随着他的步伐,不时在他小腿上碰一下。每磕碰一下,她就恶心地缩成更小的一团。疼痛开始苏醒,成了无数细小的毛刺,从她的脚底、脚趾尖、手指尖、指甲缝往她的臂膀和腿里钻。他拎着她,从乌黑的一大片脚和乌黑的一大片身影、笑声中走过,一面慢吞吞回敬着某人的玩笑。她觉得一大片脚随时会上来,她转眼间就会给踏进雪里。这时听到一个老了的女声开了口,然后是一个老了的男声。牲口的气味从麻袋的细缝透进来,不久她给搁在了一块平板上。是车板。堆粪土一样堆在那里。牲口在鞭子催促下跑上了路,越跑越快,她这堆粪土就被越暾越紧实。一只手不断上来,在她身上轻轻拍打,雪花被那只手掸了下去。那只手老了,伸不直,掌心很软。掌心每拍打她一下,她就往车后面缩一缩……车进了一座院子,从浅褐色的雾霭里,她看见院子的角落:一面院墙上贴着—个个黑色的牛粪饼。又是那个大个子男子把她拎起来,拎进一扇门……解开的麻袋从她周围褪下,她看见了他,也只是飞快的一眼。然后她才在心里慢慢来看她飞快看见的:他像一匹大牲口,那对眼睛多么像劳累的骡子,或者骆驼。大牲口的手指离她真近,他要想碰她,试试,她的牙可是不错。
她想,那时她幸亏没咬他。
“怀孕了我。”多鹤说。她的句子只有他们家三个人听着不别扭。
“噢。”张俭说,眼睛大大地睁开了。真是块好田,旱涝保收
当晚小环带着丫头回来,一听这消息扭身又出去了,一边小跑一边说她打酒去。晚饭时三人都喝得满头汗,小环还用筷子头蘸了酒不断点在丫头舌尖上,丫头的脸皱成一团,她就仰面大笑。
“这回多鹤肚子再大起来,邻居可要起疑心了:怎么又没见小姨子的男人来,小姨子就大起肚子了?”小环说。
张俭问她是否有打算,她一埋脸,腮上的酒窝深成了一个洞。她说这还不好打算?把多鹤关家里,她腰里掖个枕头到处逛。多鹤呆呆地看着桌面。
“想什么呢?”小环问她,“又想跑?”她转脸对张俭,指着多鹤,“她想跑!”
张俭看小环一眼。她三十岁了(还是按她瞒过的岁数),还是没正形。他说她的戏法不行。一排房子就一个厕所,恨不能一个坑几个人,难道她揣着枕头去上厕所?难道多鹤不出门上厕所?小环说这点尿还把活人憋死了?有钱人家谁上厕所?都在自家坐便盆。张俭还是叫她别扯了。
“要不我陪多鹤回安平镇去,把孩子生那儿。”小环说。
多鹤眼睛又亮闪闪了,看看张俭,又看看小环。张俭这回不让小环“别扯了”。他默默抽了两口烟,跟自己轻轻点一下头。
“咱家离镇子远哪!”小环说,“吃的东西也多,鸡仔儿多新鲜,面也是新面!”
张俭站起身:“别扯了,睡觉。”
小环绕在他左右,说他一到打主意拿主意时屁用也没有,回回叫她“别扯了”,可回回都是她的主意行得通。他这么大的个子,原来全是听他那笑面虎老娘的。张俭随便她啰嗦,伸开两臂长长地打了个哈欠。多鹤和丫头收拾桌子,说笑哼唱,成了一对日本母女,小环闹脾气她们一点都不难受。
小环问张俭那他刚才点什么头。张俭说他什么时候点过头?抽烟抽得好好的,就点了点头!那好,他以后不点头了。张俭只想把小环的思路马上掐断,他不想把不成型的主意拿出来。
张俭一旦拿出主意来就没商量了。第二天他进了家门。多鹤上来给他解鞋带,他叫她等等,他得先把事说了:他们下月搬家。小环问,搬哪儿去?搬得远了。比哈尔滨还远?远。到底是哪儿?工段里没一个人清楚它到底是哪儿,就告诉说是长江南边一个城市。去那儿干吗?工厂有四分之一的工人都得去那儿。
多鹤跪下,给张俭解开翻毛皮鞋的鞋带。长江南边?她在心里重复着这四个字。在多鹤为张俭脱下鞋子,换上一双干爽的雪白棉布袜的时间里,小环和张俭的问答还在继续,一个说她不去,另一个说由不得她。为啥非去不可?因为他好不容易才申请到的。
小环头一次感到害怕。去长江南边?连长江她这辈子都没想过要去看一眼!小环上过六年小学,但对地理一点也不通。她的世界中心是她土生土长的朱家屯,安平镇已经是外地。嫁到安平镇最让她宽心的是它离朱家屯只有四十里,“活不了啦”、“不过了”也不过只需要跑四十里回朱家屯。现在要去长江南边,长江和朱家屯之间还有多少道江多少条河
夜里小环躺在炕上,想象不出不往朱家屯跑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活不了也得活,再没有爹、妈、哥、奶、嫂子听她说“不过了”。她感觉一只手伸进她的被窝,准准地摸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乏乏的,一点性子也没了。那只手把她的手拖过去,放在那副说话不爱动的嘴唇上。那副嘴唇有些岁数了,不像它们刚亲她时那样肉乎了,全是干巴巴的褶子。那嘴唇启开,把她的手指尖含进去。
过了一刻,他把小环的胳膊也拖进他被窝,接下去。是小环整个身子。他就那么抱着她。他知道她是没见过世面的土窝子里的娇闺女,他也知道她有多怕,怕什么。
小环还是有长进的。她长到三十岁至少明白有些事闹也白闹,比如她男人拿了大主意的事:去南方。
第四章
坐落在长江南岸边上的这座城市是崭新的,被九座不太高的山围住,环绕三片湖水,一面临江。叫做花山、玉山的两座山,其实就是巨大的盆景,一座五百米左右,另一座六百米出头。山上松树林是像样的,刮风的日子松涛声也打哨,山下都听得见。两座山的山脚凭借山势立着崭新的红砖楼房。绿的山和红的房,让上山的人往下一看,就要大唱《社会主义好》。
楼房一律四层,张俭家在四层楼最靠头的单元,楼上邻居谁也不会有意无意走错门走到他家去。房有两间,带一个能摆下吃饭桌的过道。阳台上一趴,脸往左一侧,就是一面开满金红色野花的缓坡。
整个怀孕期间多鹤没出过门。这天下午,她套上张俭的帆布工作服,八个多月的便便大腹就被遮得严严实实。她呼哧带喘地来到山坡上,倒是要看看这是什么花,一开开成一片山火。走近了,她失望了,发现这不是代浪村附近山上开的猪牙花。猪牙花每年四月开,到了夏天,就变成更美的山百合了。每次小环和丫头爬山回来,总带回松果、野葱和野芹,从没有把花带回家。
多鹤被大得吓人的肚子压得微微仰身,看不见脚下的路,只能拉紧一棵棵松树慢慢往上坡爬。三月的太阳已经有点烫人,不久多鹤脱得就剩一件贴身背心。她把工作服打了个包,用两个袖子把它捆在背上。
金红色的花细看花瓣上一层细绒,花蕊长长地翘出来。丫头好奇起来,眼睛完全绽开,从二孩那里来的骆驼眼睫毛就成了黑色的花蕊。多鹤常常发现自己的脸映在丫头黑得像井底的眼珠里。丫头把小环叫成“妈”,把多鹤叫成“小姨”,每回她的腮帮或手背或后脖颈痒痒地停落着丫头那双毛茸茸眼光时,她便觉得六岁的丫头不那么好糊弄:她六岁的脑瓜在飞转,这三个人到底都是什么关系?用不了多久,丫头会有她自己的答案。那是她们秘密母女关系的开始。
远处,工厂的小火车悠扬地叫了一声,比一般火车调门稍高些,也模糊些,听上去跟另一个世界似的。
世上没有多鹤的亲人了。她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给自己制造亲人。她每次怀孕都悄悄给死去的父母跪拜,她肚子里又有了一个亲骨肉在长大。
几个月前,丫头和多鹤一同洗澡,她突然伸出她细嫩的食指,顺着她肚子上那条棕色的线划下去,然后问她肚子是不是从那里打开、关上。她说是啊。丫头手指划得重了一点,肚子都给她的指甲割疼了。但她丝毫不躲,让她往深处探问。丫头果然又说:“打开了,这里就会出来一个小人儿。”她笑着看她入迷的样子。丫头又说,她从里面出来,然后这里就关上了,等弟弟出来,这里又打开。她的手指甲使劲划上划下,马上就想打开它,要看透大人们扯的一切谎。
手上抓了两大把金红色的花,多鹤发现下山几乎寸步难行。她找了块石头坐下,炼钢厂的小火车拉长声调从一头往另一头开,过一会儿,又有一辆拉长声调开过去。多鹤把眼睛一闭,拉长声调的小火车就是她童年世界里的声音了。代浪村的孩子都是听着小火车声长大的,吃的、穿的、用的日本货是小火车运来的。她记不清日本的任何事情,小火车运来的一包包摆放整齐、装帧考究的紫菜,一小捆一小捆仔细折叠包装的印花布,就是她的日本。代浪村有个哑巴不会说一个词,学小火车尖叫却学得一流。多鹤这时闭着眼坐在石头上,把远处钢厂的小火车听成了逗孩子们乐的哑巴。
铃木医生也是从小火车上走下来的。铃木医生戴雪白手套、漆黑礼帽,穿藏蓝洋服,走起路来,手杖迈一步,腿迈两步,两条腿和一根手杖谁也不碍谁的事,把村里的乡间小路都走成了东京、大阪的华灯大街。不久她就知道铃木医生连同手杖一共有四条腿——他的左膝下面接了一条机器腿。铃木医生因为要支配那么多腿才从前线退了下来。多鹤相信东京、大阪一定美好,因为铃木医生就那么美好。全村的女孩子都这么看铃木医生:即便打仗打掉一条腿还是那么美好。在代浪村最后的日子里,铃木医生的真腿、假腿、手杖急得走乱了,他一家家鼓动,要人们跟着他乘小火车离开,经过釜山搭船回日本。他说苏联人突然和英、美站到了一起,从背后的西伯利亚扫荡过来。所有人跟他来到盐屯车站,却看着火车把怒发冲冠的铃木医生带走了。多鹤觉得铃木医生最后的那瞥目光是落在自己脸上。多鹤相信有些神秘的铃木医生能把别人心思看得一清二楚。他应该知道多鹤多么想跟他走。
多鹤有点冷了。太阳已经被山头挡住。一帮孩子从山坡顶上下来,脖子上套一块三角形红领带,一个男孩举着三角形旗子,他们大声问多鹤什么。多鹤摇摇头。他们太七嘴八舌。她发现他们不是扛着棒子就是拿着网。他们又问她几句,她还是摇头。她不懂他们说的“田鼠田鼠”。他们的旗子上三个字她认识,但放在一块儿她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除四害”
学生们从她旁边跑下坡。他们一个个斜瞟她,琢磨这个女人不对劲在哪里。
多鹤再站起来往山下走时,一脚踩滑,顺坡溜下去好几米远,最后被一块石头挡住。她听见哗哗的水响,侧头去看,一条石沟里浑黄的汛水飞快冲过。她怕再来一跤,索性把两只鞋脱下。这些布底鞋是她跟小环学着做的,穿旧了又松又大,也滑。一阵腹痛来了,她两手赶紧抱住肚子,肚子又紧又胀,铁一样硬。她发现自己不知怎样已经又坐回地上,被一座小山似的大肚子压在下面。疼痛在肚子里乱撞一阵,很快找着方向,朝两腿之间的出口冲来。
多鹤看见沟里的泥黄色汛水上,翻腾着金红的花。
她知道疼痛与疼痛之间还有一段时间,她可以往家里一点一点挪。生过两个孩子,她觉得她已经很会生孩子了。她眼前现在是太阳落山后的晴天,蓝得微微发紫,鸟叫出夜晚归林前的那种叫声。等这阵疼痛过去,她会跨过石沟,往家里去。过了石沟,山坡下上百座红砖楼房中的一座,就是她家。可是疼痛越来越凶猛,扯住她肚腔里所有脏器往下坠。她把手按在肚子上,她得把这个亲人平安无恙地生下来,她可不能死。她要给自己生许多亲人,然后她就再也不是举目无亲的女人了。
蓝紫的天在她眼前明一阵暗一阵。疼痛过去了,她的脸冷冰冰的,汗珠在她额上像一层冷雨。她侧脸看看旁边的石沟,要她跨过这道哗哗作响的水,等于要她跨过长江。
这是下班时间。每座楼下的小路通向去厂区的大路,每天这时大路就到了汛期,人流轰轰地往前冲。全是穿帆布工作服脖子上扎毛巾的下班工人。多鹤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多自行车铃一块儿响。这个人群被楼前一条条小路切分开,穿帆布工作服的男人们各自把自行车锁在楼梯口,然后水泥建筑的秃楼梯上好一阵都会响着男人们百十斤重的脚步声。这时从钢厂回来的张俭会发现多鹤没了。又跑了?他会转身就下楼,累散架的身子马上聚紧。
张俭从鞍山到了这座新的钢铁城市,给调到了刚成立的钢厂,几个月的训练学习结束,他已经是吊车手。这些消息多鹤是听他跟小环说的。多鹤总是把每次听到的话记在脑子里,有空时再从记忆里翻出,慢慢拼凑出意思。这时张俭会在哪里找她?他知道她从没出过家门,哪里也没去过。
疼痛再一次发作。她叫了一声。山坡下已经有灯光了。她又叫一声。她叫叫心里好受些。一叫就顺应了疼痛的劲道。她自己不是很清楚她在叫什么。
她这一刻恨所有人,头一个恨让自己莫名其妙怀起孩子的中国男人。多鹤不喜爱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不喜爱她。她不是要跟这男人讨到喜爱,她讨的是生存。她母亲、她祖母差不多都是这样。她们真正的亲人是她们自己生出来的人,或者是把她们生出来的人,一条条的产道是他们亲情来往的秘密隧道。她和丫头有时候对看着,忽然都一笑,她们瞒着所有人的一笑,小环是没份的,连张俭也没份。
她叫啊叫啊,什么东西进到她嘴里,一看,是她自己的头发,她向一边扭脸时,咬住了散了一肩的头发。母亲把她生下来,把弟弟和妹妹生下来,给她自己生下这么多亲人,加上把母亲生下来的外婆,以及从外婆的产道里爬出的一个个骨肉,这是一个谁也进入不了的骨血团伙。因此父亲的阵亡通知书在母亲的面前展开时,母亲没有疯。她生下这些亲人们就为了这一刻:在丈夫一去不返时,一群小小的亲人围绕身边膝下,让你知道你还没有完蛋,每一个小小的亲人都将可能是你的转机。
多鹤要把肚子里小小的亲人生下来,这样,她才能接下去一个一个地生。她要生出这个家的大多数来。看小环怎样把他们一个个制服!他们都会像丫头那样,瞅个空就递过来一个微笑,那笑就跟密码一样,除了血亲,谁也解不开。
她就那样叫啊叫啊。
一个人在远处叫了起来:“多鹤!”
多鹤立刻不叫了。
那个人打着电筒,抱着一件破袄子。手电筒的光先照到多鹤脸上,马上又去照她裆间。她听见这个人叫了一声:“哎呀妈呀!”
多鹤顾不得想,为什么来的不是张俭,而是小环。小环的脸凑到她脸前,一股烟味。小环凑那么近是为了把一条胳膊塞到多鹤颈下,抱起她来。多鹤比小环胖,加上肚子上那一座山似的身孕,小环一试就知道她是妄想。她叫多鹤再挺几分钟,她去山下叫张俭。小环一劈腿从石沟上跳过去,还没站稳又跳回来。她给多鹤盖上破袄子,又让多鹤拿着手电,万一摸不准方向,多鹤可以用手电给他们打信号。她一劈腿又从沟上过去了,没走多远,多鹤又叫一声,小环给这一声非人非鬼的高腔吓坏了。
“现世现报!你跑啊!跑山上找你亲爹亲妈亲姥姥来了?”小环一边大发脾气,一边又从沟上跳回来。
多鹤的姿态变了,她改成头朝山顶脚朝山下,两只手把身子撑成半坐,两个膝盖弯起,腿分得大大的。
“成母野猫了!把崽儿下在这儿……”小环上去拉扯至少有一千斤重的多鹤。最近她饭量大得不成话,连丫头都得省一口给她。
小环再一次使劲,不但没拽动多鹤,反而给她拖倒了。把手电捡回来,光一下子晃在她两腿之间:一砣东西凸在裤裆里。小环上去就扯了多鹤的裤子,手电光里,一团湿漉漉的黑头发已经出来了。小环马上脱下自己的夹袄,垫在多鹤身下。没用了,血水把泥泡透,已糊了多鹤一身。
小环听多鹤说了一声什么,她知道那是日语。
“好,想说什么就说……使劲……有什么心里话都说给我听听……使劲!”小环怎么跪也使不上劲,一脚还得使劲踹着树根,不然她会滑下坡去。
多鹤下巴朝天,说了很长一句话。小环只是说“好,行,说得对!”多鹤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假如这时有个懂日语的人在旁边,会从那些断断续续的词句里听懂她在跟一个人恳求。是跟一个叫千惠子的女人恳求。多鹤的牙齿深深咬进每一个字眼,求她别杀死久美,让久美再多活一天,久美才三岁,明天她的病还不好,再把她掐死也不迟。就让她背着久美,她不嫌她拖累……
“行!好!”小环满口答应着多鹤,一手托住那个又热又湿的小脑袋。
多鹤的声音已经变成另一个人的,她低哑阴沉地恳求着,声音越来越低,变成了咒语。假如这个懂日语的人附到她嘴边,会听到她在胸腔深处嘶喊:别让她追上来,别让她杀死久美……杀孩子了……
“行,听你的,有什么都说出来……”小环说。
多鹤哪里还像个人?整个山坡成了她的产椅,她半坐半躺,一手抓紧一棵松树,狂乱的头发披了一身,大大张开的两腿正对着山下:冒烟的高炉,过往的火车,火红的一片天,那是钢厂正在出钢。多鹤不时朝山下拱一拱,大肚子顶起,放下。那个黑发小脑袋对准山下无数灯火,任这两个女人怎样瞎使劲也不出来。
多鹤的肉体全破了。她的母亲就这样把她生到地球上,那么甘心地忍受一场超过死的疼痛,就因为她要生出一个自己至亲的亲人。
小环呜呜地哭着,多鹤的样子让她不知为什么就哭出来了。手电的光亮照着多鹤死人般的脸,眼睛死不瞑目地大睁着,什么样的磨难才能把一个女人变这么丑?什么样的了不起的磨难……
小脑袋一点点脱离了多鹤,在她手心里了,然后是小肩膀、胳膊、腿、脚。小环进一口气,用她包了金的牙咬断脐带。小东西的哭声在山野里吹起小喇叭。
小环说:“多鹤,儿子!咱又来了个儿子!”
可多鹤的姿势没变,肚子的大小也没变。她两手抓的松树给摇得窸窣响,脚朝上挪挪,再蹬实在。小环把滑溜溜、黏糊糊的孩子搁在自己的衬衣上,把手电光对准多鹤的腿间:居然又出来一个小脑瓜
小环尖叫:“哎呀!是双胞胎!你可真行,一生生一对!”她不知该怎么忙了,太受惊吓又太欢喜。这样天大的大事怎么轮到她小环来应对。
多鹤拉住两棵松树,向下发力,然后自己坐了起来,手捧住已经出来一大半的脑袋瓜。小环一手抱着哭喊的孩子,一手上来按多鹤。她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按她,似乎是怕她滚下山坡,又似乎帮她纠正分娩姿势——分娩该是躺着的。但她挨了重重一记,差点掉进石沟。小环几秒钟之后明白她挨的那一记来自多鹤,多鹤踢了她一脚。
手电也不知被扔到哪里,小环抱着肉虫子一样扭动的婴儿,脑子和手脚都不够用。山下灯火在泪眼汪汪的小环看去,是一片火浪。
第二个孩子是自己出来的。多鹤只是轻轻托住他的头和肩,他熟门熟路地就出来了。
“多鹤,看见没,俩!你是咋生的?!”
小环把自己的裤子也脱下来,把两个孩子紧紧裹好。手忙脚乱渐渐过去了,她动作有了些效率。一面忙着,她一面交代多鹤一动别动,就在原地躺着,她把孩子抱回家,再让张俭来背多鹤下山。
风在松树里变了声音,呜啊呜地响,带个长长的笛音。小环看看快没气了的多鹤,忽然想到了狼。她不知这座不高的山坡上会不会来狼。多鹤眼下可别成了狼的一堆好肉。
小环突然在石沟边上站住了。她浑身暴起一层鸡皮疙瘩。不是冷风吹的,是她让心里那个她不认识的念头给吓的。那个念头其实是她不敢认识,或者认识也死活抵赖。小环活了三十多年,多少歹念头从心里生在心里灭,统统不算数,但从来没有像刚才那个念头那样,让她毛发直竖。那念头是血淋淋的:一群饿狼你牵我拽地争食之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无亲无故的孤女多鹤了。
正是好时候,一双儿子刚出世。
小环站在哗哗作响的排汛沟边上,听着自己的歹念头在哗哗流动,流走了。
她慢慢走回多鹤身边,坐下。两个孩子被捆紧了,不再为世界的无边无际而害怕大哭。小环拉起多鹤的手,手像死了一样,手心被松树干磨得又于又粗。她告诉多鹤她不能把她一个人留给狼,谁也说不准这山上会不会有狼。
多鹤的呼吸慢慢悠悠,放宽了心似的。小环不知她是否听懂了她刚才的话,她让多鹤别担心,她们俩不回去,张俭会找来的。丫头告诉小环,小姨一定上山采花去了,小姨问了好多次,山上的花叫什么名。
小环最初看见的是快速移动的手电筒光亮,至少有二十个人打着手电从山下上来了。
小环大声叫喊:“来人!救命!”
两个刚出世的儿子被大而无当的世界吓坏了,你一声我一声地哭喊,两只小喇叭又高又亮。
来巡山的是几个民警。张俭在十点钟敲开派出所值班室的窗子,说他家一下子失踪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爱人。另一个呢?他差点说也是他爱人,话到嘴边他说是个女眷。女眷?就是小姨子。民警把人集合起来已经是近十一点,他们派了几个人去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剩下的人按张俭提供的线索往山上搜。民警们不喜欢这片山,人失踪在哪片松树林里都没有好事。贪污的、殉情的、两口子打架的,都到松树林里上吊。这时他们一边四面八方晃着手电,一边问张俭这俩女人怎么串通一气失了踪。张俭每答一句都觉得自己一定答错了,可又记不清他究竟答了些什么。他的两个爱人一块跑了。爱人这称呼他好久才习惯,听久了也不觉得它不正经了。这时他觉得这称呼特别适合他的家庭:两个爱人,就是有那么一点不正经。
一听到小环叫喊张俭就猜到是多鹤出事了。紧跟着的一个猜想是多鹤肚子里的孩子出事了。然后他发现自己已经远远地把警察和其他所有人落在身后。又一个猜想追着他,他又要像当年一样做一次罪孽的选择:留大人还是留孩子。紧跟着的下一个猜想是,他猜自己会对医生说:那就……留孩子吧。那样的选择后,他这一生也许都会感到造了大孽,但他猜想他这次不会像上次那样选择了。他的手电光柱找到了小环。
小环穿着花短裤站在石头砌成的水沟那一面,怀里抱着两个包裹。满嘴是血。新月刚从山后上来,那血迹漆黑漆黑。她已经把发生的事讲了:多鹤生了,一对小子。民警们陆陆续续上来,相互之间说:生了孩子?谁生了?是双生子!活着呢
等人们集合到排汛沟那一边时,多鹤已经站起来了,穿着左一层右一层的衣服,七长八短,是小环和张俭两人凑的。她半依在小环怀里,一只手扶着松树。人们说找到就好,这下放心了,怀这么大个肚子,怎么敢爬山?母子平安就好,真算是命大。
他们把手电打开,照照两个孩子,又去照他们的母亲。每一道手电光上来,孩子的母亲就深深鞠个躬,人们于是不求甚解地也回个鞠躬。很快他们又反应过来:好像我们从来不这样鞠躬啊。
大家嘻哈着说张俭应该散红鸡蛋,别人不散,他们这些三更半夜帮他搜山找人的至少一人够格吃五个红鸡蛋。一个老气横秋的民警叫老傅。老傅一直不笑,认为张俭的当家人当得太差,要不是小姨子,他的老婆孩子今天命都没了也难说。
事情再清楚不过:两个女人中的产妇是张俭的老婆,穿红花短裤抱孩子的是小姨子。真相给拧了麻花,张俭想拧过来是要费很大劲的。他这时只能随口敷衍,打哈哈说一定给派出所送红鸡蛋。
到了山脚,左边的小路通向张俭家那幢楼。两个警察抬着多鹤飞快地错过去,张俭急了,问他们要把人往哪里抬?人民医院呀!孩子都生了还去医院干什么?小环也急了,赶上来拉住担架。民警坚持要检查一下,看看大人孩子有没有什么差错。大人孩子都好着呢。好?好也得卫生卫生,万一在这荒山野地里生产出了事,跟组织上交代不了
下半夜才把多鹤和两个小子以及被吓着的丫头安置睡下。
小环让张俭去睡,她要做一夜看护,得保证大人孩子没差错。张俭也搬了把椅子坐在多鹤床边。
清早病房阳台上落了几只鸽子咕咕直叫。把张俭从一小觉中叫醒。小环挤在丫头旁边熟睡,她的头占了多鹤小半拉枕头。两个小子都在多鹤腋下。大小男女六口原来睡成了一窝。他抬起头,多鹤正看着他。他觉得他浑身每一处都给她看了很久,非得在他睡着了、全无防备的时候看?他半睁的眼睛又半闭上。外面天亮了,屋里还点着日光灯,多鹤伸出的一只脚惨白浮肿。
张俭走出去,在路口的小摊上买了一碗豆浆,让摊主打了两只荷包蛋,又加了五大勺红糖,硬把白色豆浆搅成棕色。他端着豆浆鸡蛋回来时,小环的身子已经彻底睡到床上来了,把丫头挤到多鹤这边。多鹤的眼睛还是盯着他,看他两手捧着蓝边的粗瓷大碗穿过走道。他又想,她这样看他什么意思?刚才走了一路好好的,这时豆浆却泼洒出来。
第二天晚上,估摸着所有邻居都睡了,张俭把多鹤和一对双胞胎接回了家。
等到双胞胎大孩二孩出了满月,张俭把两张木床加宽了,还是做成炕的样子。大孩二孩跟多鹤睡小屋,他自己、小环和丫头睡大屋。偶尔来个厂里的人和张俭副组长谈事,大屋也是客堂。拼命干活、拼命不说话是张俭的优势,他占了这优势升任了吊车组的副组长。
从此张俭基本上不去多鹤的屋。六岁半的丫头已经很好使唤,跟她说,去,把大孩二孩抱来,她就会先抱一个、后抱一个地把两个弟弟抱给张俭。二孩稍微瘦一点,张俭就凭这个记号辨别一对双胞胎。兄弟俩特别能吃能睡,张俭再正眼看多鹤时,发现她多余的肉全化成乳汁,让两个小子嘬走了。多鹤还是多鹤,一天到晚有条有理地做她的那一套。丫头的衣服给熨得光整无比,打补丁的花格子裤还给熨出两道刀刃似的裤线。连丫头去幼儿园别在胸口上的手帕,也熨得棱角分明。生了孩子的第六天,她一早就下床了,拎一桶水,跪在地上撅着屁股把水泥地面擦得发蓝。
张俭有两个年轻的工友,是和他一块儿从鞍山来的。二十岁的那个姓彭,二十四岁的那个姓石。组里一共三个从鞍山来的,马上就跟从上海来的、武汉来的开始了对台戏。小彭头回上张家是双胞胎满月不久,他要让张俭给他的入团申请书查查错字。门一开他站在门口不动了,问张俭他们家铺的是什么地面。告诉他跟别人家一样的水泥地,他说不可能。他蹲下去,用手指搓搓地面,说真光溜啊,跟玉似的。再看看他自己的手指,一点灰尘也没沾。他看看张家门口的一排鞋,又看看张家人脚上雪白的布袜子,自己却穿着一双油污的翻毛皮鞋走进来。第二次他是跟小石一块来的,两人做了准备,换上了一双破洞最少没有过分臭味的袜子。
又过一阵,小彭和小石来张家,发现张家也做了准备,张家的小姨子不声不响把两双木拖板放在他们面前。他们觉得张家的小姨子就跟没长脸蛋似的,看见的总是她的头顶,要不就是她的后脖颈。
他们来张家最主要是因为小环,头一回来小彭给小环嫂子的一团热乎劲弄得家也不想了。小石听了小彭的叙述,才跟着来见小环嫂子的。小环总是把大围裙往小细腰上一勒,嘴角的烟嘴俏俏地斜着,问他俩想吃什么,嫂子亲手给你们做。小环对油盐柴米一点都没数,只要做出的东西好吃,一斤油她也舍得用。她最拿手的饭食是猪油蒸大米饭。做起来很省事,最合适她这种懒人做。只要有好板油,切碎了和大酱大葱一炒,拌进大米里蒸,香气把楼顶都能掀起来。
小彭和小石发现张家小姨子从不上桌,她带着三个孩子在小屋吃他们自己的。一次大屋里的人吃乐呵了,说把双胞胎小子抱过来玩玩。张俭高起嗓门,半醉地叫丫头把大孩二孩抱过来。过了几分钟,丫头的童花头出现在门缝里,说:“爸,我小姨说,我会把弟弟摔着,要抱你自己去。”
张俭三两酒喝成了个小神仙,摇晃到隔壁,见两个儿子躺在多鹤怀里吃奶。多鹤穿一件手套线织成的线衣,中间开襟,这会儿全打开了,两个粉白的奶抵在儿子圆鼓鼓的脸蛋上。张俭从来没注意过多鹤给孩子喂奶的样子,这时他看着看着,心忽地一下打了一个秋千。多鹤用她自认为是中国话的话说他可以抱走了,儿子们都吃饱了,再不抱马上就该睡着了。张俭走上去,手从大孩的颈窝下抄过去。多鹤一耸肩,他的手碰在她奶头上了。他的手凉。
头一夜呢,是他的手先认识了她的身体?他没有看她就关了灯。屋子里一点光亮也没有,她就是一条瘦小的黑影。头显得很大,她的头发厚得出奇。虽然头发也是黑色,但它不是他熟识的黑头发,是异类的、蛮夷的黑头发。蛮夷男人们杀人放火,剩下这个孤零零的女人就是这样一条细小的黑影。他在她眼前逼近,再逼近,在她眼前越来越高大。黑暗让高大的东西更加高大。他在她眼前一定是个杀人放火者的巨大黑影。她哭起来,慢慢躺倒在炕上。他可没有对她蛮夷,手脚并不重,只是动作得毫无兴趣。动作很有效率,但绝对无所谓。她哭得越发痛,细小的黑影抖动蜷曲,被碾在鞋底下一条豆虫似的。他蛮夷起来,在发抖的黑影上杀人放火。
她对他不是完全无所谓,至少她把他当自己的占领军。敌族女人对占领军是什么心思?他觉得她又这样看他了,满怀暧昧的心思。抬起头,果然,她眼睛非常非常地蛮夷,充满敌意的挑逗。
事情还不仅坏在这里。事情坏在他自己。他的心一下一下打秋千,他一步也走不动。
丫头的声音使张俭猛醒过来。丫头在和多鹤说话,说她不要穿“丸不斯”(日语:Onepiece,连衣裙)。多鹤说:要穿“丸不斯”。张俭发现“丸不斯”原来就是一件花布连衣裙。他怎么会没注意到这两个人一直以来的对话?时而会半句中国话夹一个日本词。这么奇怪的语言,讲到外面去会怎么样
“以后不许说那句话。”张俭轻声地对丫头说。
丫头用跟他一模一样的骆驼眼看着他,蒙昧、无邪。
“你不要教孩子日本话。”张俭向多鹤转过脸。
多鹤也看着他,似乎同样地蒙昧、无邪。
第五章
一年时间,小环换了两个工作。她先去钢厂当临时工,学刻字码,学会了又说太闷人,刻一个字码把半辈子的心事都想完了。一天要刻十多个字码,那就是好几辈子。她辞了工,在家里耽了两个月,又闲得脾气见长,去了一家旅店。小环人喜庆,找工作占便宜。小环上班的那家旅店在火车站附近,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她聊天有的聊了,因此看上去一时不会再跳槽。小环手松,从小不懂算计,挣的钱不够她花。上班总要有两身衣服,因此她得花钱扯布裁衣服。扯布顺便也给多鹤扯一身。碰上商店处理零碎布头,她会一次买下十多块,给丫头和两个男孩做一身。两个男孩不过半岁,穿着小环为他们买的花红柳绿的布做成的衣裤,人人都把他们认成一对双生女。小环对旅店工作最大的仇恨是值班。每月底一个星期日她得一连十六小时坐在值班室。
事情就出在一个星期日。小环一清早去旅店值班,她刚出门张俭就起来了,他伏在阳台的栏杆上抽烟,听见身后有人开窗。多鹤。她的眼睛在他脊梁上,后脖颈上,又厚又硬的板刷头上。小环不在,两人都听得见彼此的心跳似的。
立了秋热也热得不同。远处钢厂出钢的热气也不会长久停留在空气中。要是这个家没有多鹤该多么好,张俭狠下心这么想。他看见邻居们一家一家地出门,父亲们自行车后座上坐着抱婴儿的母亲,车前杆上坐着大孩子二孩子,抱怨着欢笑着骂咧着从楼下小路拐上大路,让他眼热得痴傻了。他的自行车也能打扮得花花绿绿,前杆上加一把自己焊的小座椅给丫头坐,小环坐在后座上背大孩,怀里抱二孩。他们也能是个让人眼热的一家子,偏偏多出个多鹤。
张俭抽光两支东海烟走进大屋,听见丫头刚睡醒嘎声嘎气的嗓音。她一醒就跑到小屋小姨那儿去了,丫头似乎说弟弟如何她也要如何。多鹤和丫头的对话谁也管不了,就这样流畅地混杂着日本字。他走到小屋门口,阴沉下一张脸。
“丫头,咱们家不说外国话。”
“没说外国话呀。”丫头挑起和他一模一样的两条宽眉毛。
“你刚才说的话我为啥不懂?”
丫头愣愣地看着他,过一会儿才说:“那你说的是外国话。”
他觉得多鹤的眼睛现在在他的右手上。他揍过丫头两回。那是他驴起来的时候。平时他很宝贝丫头,从钳工那里捡的碎钢片给丫头车成扮娃娃家的小桌小椅。他揍丫头的时候两个女人就结成了死党。多鹤会从后面袭击他,用头撞他后腰。小环的嘴是凶器,一长串的恶心话:怎么那么本事啊?在厂里舔领导屁眼做小组长,回来捡最嫩的肉捶
他眼睛看着丫头的脚,说:“多鹤,咱家是中国人。”丫头穿一双白色的布凉鞋,多鹤做的鞋面小环纳的鞋底。白布凉鞋外面露着丫头干干净净的脚指甲。这一座城也找不着这样的白布凉鞋和粉白透亮的脚指甲。
这个家到处可见多鹤不吭不哈的顽固:擦得青蓝溜光的水泥地,熨得笔挺的衣服,三个孩子不论男女一模一样的发式,一尘不染的鞋袜。
如果什么都能重来,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牲了那么多年,张俭会娶多鹤的。他不会在意她是哪国人。
他就那么站着,站在她一双黑眼睛前,让自己的念头吓一跳:我会娶她?!我是喜爱她的
吃了早饭,多鹤咿咿呀呀唱着日本语的儿歌,把大孩二孩绑在前胸后背,一手拉着丫头。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四个人要出门。去哪里?去公园。认识路吗?不认识,丫头认识。
张俭站起来,一边往赤膊的身体上套衬衫。多鹤看着他,脸上的笑容不敢浮上来,但是现在突然就浮了上来。她跑回自己小屋,张俭听见她开木箱。过一会儿箱子盖“啪”地合上。多鹤穿着一条花连衣裙出来,又戴了一顶花布遮阳帽,背着一个带荷叶边的花布坤包。她在三十多平米的单元里小跑,步子很快却不利索。
这是多鹤第一次正式出门,何况是跟张俭带着三个孩子出门,她穿戴起所有的家当。
在走廊上打牌下棋的邻居们看着钢厂吊车手张师傅一前一后绑着两个孩子,他小姨子一身花地拉着一身花的七岁女孩小跑,手里一把油纸伞举在张师傅头顶,为他和两个儿子挡太阳。
人们想这么个家庭队伍哪里不对劲?但懒得去想清楚,很快又回到他们的棋盘、牌桌上。
张俭带着女人孩子乘一站火车,来到长江边。他听厂里人说这里是一个有名的古迹,周末到处是南京、上海来的游客,小吃店排很长的队,露天茶摊子上都得等座位。
他们坐在石凳上吃多鹤临时捏的几个饭团,每个饭团心子是一块酱萝卜。
多鹤颠三倒四地讲着她的中国话,有时张俭不懂,丫头就做翻译。下午天气闷热,他们走到一个竹林里,张俭铺开自己的外衣,把孩子们搁上去。多鹤不舍得把时间花在歇脚上,说要下到江水里的岩石上去。张俭一个盹醒来,太阳西沉了,多鹤仍没有回来。他把大孩二孩绑上,拉着丫头走出竹林。
诗圣庙前围着许多人看盆景展览,张俭挤进去,却不见多鹤的影子。他心里骂骂咧咧:从来没出过门,她还自不量力地瞎凑热闹。这时他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一个花乎乎的身影:多鹤焦急得脸也走了样,东张西望,脚步更不利索。
不知怎样一来,张俭避过了她的目光。他的心打雷似的,吵得他耳朵嗡嗡响,听不见自己心里绝望的责问:你在干啥?!你疯了?!你真像当年说的那样,想把这个女人丢了吗?他也听不见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正是好时机,千载难逢,是她自找的
他把孩子们领到一个小饭馆,一摸口袋,坏了,他把身上唯一的一张五块钱给了多鹤,怕她万一会有花销。原来他是有预谋的:给她五块钱可以给自己买几分钟的良心安稳,至少她几天里饿不死。原来他早上出门时就有预谋:没有带她去她原先想去的公园,而带她来了这个山高水险的地方。他在看见她喂奶,手碰到她奶头,他的心忽然荡起秋千的那一刻就有了预谋……他有吗
天暗下来,一场好雨来了。小馆子的老板娘十分厚道,一杯杯给他和孩子们倒开水。丫头问了一百次不止:小姨哪儿去了
张俭把孩子们交代给老板娘,跑到雨里。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上山,不久他又沿着路跑回来。小路挂在山边,通到江里。江水一个一个漩涡,一旦落进去它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张俭哭起来。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他没有哭过,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他哭多鹤从不出门,从未花过一毛钱,第一次出门,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就被人丢了。她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她能让人家不把她当个傻子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人家会听懂她那一口音调古怪、乱七八糟的话吗?她不会告诉人们她是日本人的,她晓得利害。她真晓得吗?张俭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大孩二孩半岁,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毕竟是孩子,忘得快。但愿他也忘得快些,等水泥地不再干净得发蓝,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褶痕,他就能把多鹤忘得淡一些。
他浑身发抖,就像给自己的眼泪泡透了。江和天相衔接之处,有船只在“呜呜”地拉笛。他的脸突然跌落到膝头上,哭得胸腔里空空地响。有什么办法能忘掉多鹤最后给他的一张笑脸?她听说他要带她出门,回去更衣梳头,还偷偷在脸上扑了孩子们的痱子粉。她最后一个笑颜是花的:痱子粉让汗水给冲开,又混进了尘土。
张俭回到那家小饭馆时,天色已经晚了,饭馆开始供应晚饭,丫头坐在一张长凳上,大孩二孩躺在四张长凳拼起的床上,睡着了。老板娘说丫头把泡烂的馒头喂给了弟弟,自己吃了一个冷饭团子。
“我小姨呢?”丫头劈头就问。
“小姨先回家了。”他说。头发上的水珠冰冷地顺着太阳穴流下来。
“为什么?”
“她……肚子痛。”
“为什么……为什么?”
张俭拿出了老伎俩:根本听不见丫头的话。吃饭的客人里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已经和小姑娘谈了话,知道他们姓什么,住哪个区、哪个楼。张俭一边把儿子们绑在身上,一面向陌生的中年人和老板娘道谢。
“我小姨的呢?”丫头问。
他看着女儿。得要多久,丫头的语言里才没有多鹤的话语、口气
“我小姨呢?”丫头比划着那把油纸伞。
他带着伞出去,怎么会淋得透湿回来?他花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追究了。
“我小姨是坐‘气下’回家的吗?”
到了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丫头这样问他。不用猜,是火车的意思。他要售票员行行好,把他的工作证扣下,先卖给他一张票,等他寄了钱再来赎工作证。售票员看看他和三个孩子,惨状和诚实一目了然。他把他们直接领进售票房,让他们等九点那班慢车。
火车上还很热闹。游玩了一天,又下馆子吃了长江水产的大城市人在火车上又摆开茶水席,吃此地特产的豆腐干。慢车的终点站是南京,广播里播放着上海滑稽戏,讲一个志愿军回家相亲的事。听懂的旅客就一阵一阵哄笑。两个男孩睡得香甜,丫头脸转向窗外,看着自己投在黑暗玻璃上的面影。或许她在看那上面投射的父亲的侧影。张俭坐在她对面,怀里抱着二孩,一只脚伸在对面座椅上,挡住躺在椅子上的大孩。二孩大孩长得一模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张俭对二孩有些偏心。
“爸爸,我小姨是坐‘气下’(日语:Kishya,火车)回家的吗?”
“嗯。”
丫头已经问了不下十遍。过了几分钟,丫头又开口了:“爸爸,今晚我和小姨睡。”
张俭听不见她了。几分钟之后,张俭感觉眼泪又蓄上来,他赶紧给自己打个岔,对丫头笑了笑。
“丫头,爸和妈还有小姨,你和谁最好?”
丫头瞪着黑黑的眼珠看着他。丫头是聪明的,觉得长辈们说这类话是设陷阱,怎么回答都免不了掉进去。丫头的不回答反而出卖了她自己:假如她对小环和张俭心更重些,她会不忌讳地说出来。她偏偏更爱小姨多鹤。张俭想,丫头对这个身份模糊、地位奇怪的小姨的感情是她自己也测不透的。
“小姨坐‘气下’回家了。”丫头看着父亲说。眼睛和他的一模一样,而这时却睁得很大,让张俭看到他自己若好奇或者怀疑或者恐惧的神色。
“‘气下’叫火车。”张俭说。
丫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她在学校左一个“气下”右一个“气下”,太可怕了。但丫头拒绝他的教诲,过一会儿又说:“‘气下’到咱家,小姨不认识咱家的楼。”
“‘气下’是火车!会说中国话不会?!”张俭的嗓门突然压过了滑稽戏演员的调笑,把四周嚼豆腐干的游客全吼乖了,静静听张俭说,“火——车!什么姥姥的‘气下’?火车!给我念三遍!”
丫头看着他,眼睛圆起来,眼光强烈起来。
“好好说中国话!”张俭说。一车厢人都给他训进去了。他的眼泪使他感到鼻腔肿大,脑子酸胀。他可不要听到丫头一口一个“气下”,他对多鹤的记忆可就没指望褪去了。
丫头还看着他。他看出她那饱满嫩红的嘴唇里面,关闭了上百个“气下”。她的眼睛是他的,但眼光不是。是多鹤的?他好像从来没注意多鹤有什么样的眼光。一个哆嗦,他突然明白了。她的眼光是她外公,或许祖外公,也或许舅舅、祖舅舅的,是带着英气和杀机的那个遥远血缘的。
张俭把眼睛避开。多鹤的影子永远也清除不掉了。他父母花七块大洋,以为只买一副生儿育女的肚囊。有那么简单?实在太愚蠢了。
多鹤走失了。这是一句现成的理由。一半真实。一小半真实。一小半……
张俭对丫头、小环铁嘴钢牙地咬死这句只有一点儿真实的话:多鹤自己要下到江里那块大礁石上去——很多人都下去啊——然后就走失了。丫头听了这话,把自己哭睡着了。七岁的孩子对所有事情都抱绝对希望:人民警察过几天会把小姨找回来。爸爸、妈妈也会把小姨找回来。小姨自己会去找人民警察。对七岁的一颗心灵,天下处处是希望。所以丫头早上起床,还会照样刷牙、洗脸、吃早饭、上学。至少从表面上是看不出她对“小姨走失”这件事有什么怀疑。
小环是昨天半夜下班的。她一回家见到张俭抱着哭闹的大孩在屋里瞎串,就明白了一大半。她上去抱过孩子,对他“呸”了一下。他问什么意思,她说他到底干成缺德事了。早晨丫头上学离了家,小环叫张俭给工段打电话,告一天假。
“组长有多少事?告不了假!”
“告不了就辞了组长!”
“辞了谁养活这一大家子?”
“养不活还没法子?一个个拿口袋装上,到山上转迷了东南西北,再一放。”
“屁话!”
“旧社会过去了,不兴卖人了,不然口袋把孩子老婆装出去过过秤,卖了,还用着当什么组长挣那一把血汗钱?孩子个个吃好奶长好块头,卖出好价钱够小半辈子柴米钱了!”
小环仰着圆脸盘。像是在骂南墙那边的某人,一面从箱子里拿出出门的小花布坤包、花布遮阳帽。
“你姥姥的往哪儿去?”
“穿上鞋,跟我走。”
“我不去派出所!”
“对了。去派出所成投案了不是?”
“那你打算去哪儿?”
“你在哪儿把她扔了,我跟你去哪儿。”
“她自个儿跑丢了!她又不是没逃跑过!你不是还叫她喂不熟的日本小母狼吗?”
“小母狼斗不过你这头东北虎。”
“小环,她在咱家待得不合适,不舒坦。你让她舒坦去。”
“咱家不舒坦也是个家。再不合适也是她家。她出了这个家活得了吗?到处抓美蒋特务、日本间谍、反动派!我们旅店就常常有公安局的便衣,大半夜冒出来各屋查,厕所茅坑都查。你让她上哪儿去?”
“那谁让她自个儿走丢的?”
张俭绝不松口,绝不心软,他对自己说,最痛的就是这一会儿,最难的就是开头这几天。孩子断了母奶闹着不肯吃粥,但第二顿就老实了。当时他坐在江边石台阶上为什么那样嚎啕大哭,就是在哭他心里为多鹤死掉的那一块。哭也哭过了,痛死的一块心灵好歹得埋葬起来,接下去,还得活人,还得养活活着的人,大人、小人儿。他绝不能心一软口一松,说:那就去找她回来吧。
何况即便去找,未必能找回来。
除了去公安局报案,报案就会出大麻烦。张家人世代是良民百姓,从来把涉案看得很大。买卖人口,强迫女人生孩子,丢弃女人,是不是会弄得家破人亡?他不敢想下去。
“张良俭,我告诉你,你要不把她找回来,你就是杀了人了。你知道把她扔在外头她活不了,你是蓄意杀人。”小环急起来从来叫他的老名字,连名带姓,宣判书似的。她出去工作,学会不少社会上的词,“蓄意杀人”也是新学的。
“你去不去找?”
“我不去。找不回来。”
“找不回来?明白了。”小环狞笑起来,那颗带金边的牙寒光逼人,“你把她装口袋里,搁江里去了!”
“她那么听话?往口袋里钻?!姥姥的!”
“你哄啊。不然她怎么乖乖跟你上了火车,乖乖让你拐带到江边大石头上?”
“朱小环,你血口喷人!你知道我对你……孩子们长大了,这个家更没法过正常日子……”张俭半闭的骆驼眼那样衰弱、悲哀。
“别把账往我和孩子们头上赖。你下毒手是为这个家?这么天大的情分咱们娘们儿孩子咋承受得起?咱可领不起你这情。要这么着,我就带着孩子们回我娘家。不然我怕你这回干顺手了,下回把孩子们拐带出去,躲在哪个旮旯,看着他们把自己走丢了!你现在是厂里红人,得进步,这些半拉日本杂种碍着你进步的大事!”
小环蹬上鞋,走出门。张俭跟了出去。两人来到江边是上午十点,一个游人也没有。小环向一个管理人员打听,他是否见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二十六七岁的女子。还有什么特征?头发盘成个大窝窝头。还有呢?眼眉特黑脸特白,说话鞠躬,说完了又鞠躬。还有呢?还有,一看就跟一般中国女同志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哪里都不一样。那她是中国女同志吗
张俭抢一步上前,说那女人穿一件花连衣裙,是白底带红点点、绿点点、黄点点的。
售票的人说他没什么印象,昨天游客多少?连外国人都有五六个。
张俭和小环沿着山上那条小道弯弯曲曲地上下好几圈,碰到修剪花木的、扫地的、背冰棍箱叫卖的,谁都对他们打听的这个和“中国女同志不同”的女人摇头。
伸到江水里的礁石被江潮淹没了大半。船只“呜呜”地在江上的雾里过往。张俭真觉得多鹤死了,是他下手杀的。在两个爱人中间选择一个,他只能这么干。
他们找了一整天。不能一直不顾饥渴地找下去。也不能一直把孩子们托给居委会照顾。张俭和小环坐九点的慢车往南去,他见小环闭着眼靠在椅背上,以为她是在补值班欠缺的觉,但她突然一耸肩,抽风似的,把眼睛睁得雪亮,一看见对面坐的张俭,再靠回去,闭上眼。似乎她有了什么新点子,但发现对面这个人不值得她信赖,欲说还休了。
接下去的几天,张俭慢慢知道小环的新点子是什么。她去周围市、县收容站,查了被收容的人,但没找到多鹤。没有多鹤,小环只得请假照顾两个半岁的男孩和上学的丫头。大孩二孩不习惯小环:小环一天给他们换两次尿布,而多鹤至少换六次。也因为小环不勤洗尿布,尿布没有足够时间晾晒,他们得忍受半湿的尿布,不久,就开始忍受奇痒的尿疹。丫头也退出了儿童合唱团,每天一放学就跑步回家,屁股上的铁皮文具盒叮叮当当响一路。她得帮忙洗菜淘米。因为小环下午带着弟弟去邻居家串门;教邻居大嫂大妹子怎么包豆馅山羊、豆馅刺猬。反正小环嘴里胡扯惯了,人们也不拿“我妹子跟人私奔了”这种有关多鹤下落的话当真。
才十来天,一向干净得闪着青蓝光泽的水泥地上蒙上一层油污。小环包饺子在过道剁肉馅,溅了一地肥肉她也不好好清扫。吃饭的时候她总是头一个坐下,等其他人跟着坐下了,她会想起菜还没端上来。菜端上来了,她又忘了给每个人摆筷子。并且她干活总是扯着嗓子骂人:卖菜的把泥当菜卖,害得她一通好洗,米店黑心烂肺,肯定往米里掺沙,害得她好拣。不然就是:张俭,酱油没了,给我跑一趟打点酱油!丫头懒得骨头缝生蛆,让你洗一盆尿布你给我这儿泡着泡一天
原本小环在旅店的工作就是临时工,半个月不去上班,警告就来了。小环不能撇下两个半岁的孩子,只能忍痛把一份好不容易可心的工作辞去。 有一天张俭打了一盆水,坐在床边上,用肥皂搓洗他的脚。小环坐下来,看着他一双脚心事重重地翻搅着让肥皂弄得灰白的水。
“多鹤离开有二十天了吧?”小环说。
“二十一天。”张俭说。
小环摸摸他的脑袋。她不愿说这样用肥皂洗脚是多鹤强制的。张俭从来没有认真抵抗过多鹤的强制。谁会抵抗呢?多鹤的强制是她不做声地迈着小碎步端来一盆热水,搁在你脚边,再搁一块肥皂。她会半蹲半跪地脱下你的袜子。她埋下头试探水温时,谁都会投降。二十一天没有她,洗脚还按她的方式洗。得再需要多久,小环能把张俭彻底收服回来
收服回来的他,还会是整个的吗
一个月之后,张俭开始受不了这个家了。这天他上大夜班,睡醒觉起来,打一桶水,像多鹤那样撅着屁股搓擦地面。搓出一块明净地方来需要几分钟。正搓着,听见一个女邻居叫唤:“哎哟!这不是小姨吗?”
张俭两个膝盖不知怎样就着了地。
“小姨你怎么了……怎么成这样了……”女邻居的尖嗓音像见了鬼一样。
门在张俭后面打开。张俭回过头,看见进来的女人像个污秽的花影子:那条花连衣裙一看就知道当了一个月的被子、褥子、毛巾、绷带,谁也不会相信它原先是白底色。女邻居在多鹤身后,空张着两手,又不敢扶这么个又脏又虚弱的东西。
“你怎么回来了?”张俭问。他想从地上爬起,但爬不起,一种得赦般的后怕和松心使他崩塌在那里。
多鹤的头发披得像个女鬼,看来谁都低估了她头发的浓厚程度。小环这时也从厨房出来了,手里的锅铲一撂,跑上来就抱住多鹤。
“你这是怎么了?啊?!”她哭起来,一会儿捧起多鹤的脸看看,再抱进怀里,一会儿再捧起来看看。那脸很黑,却浮着一层灰白,眼神是死的。
女邻居满心疑惑地分享这一家重逢的悲喜。嘴里念叨着:“回来就好了,回来就没事了。”张家的人谁也顾不上她看多鹤眼中的嫌恶和怜悯。这证实了邻居们对她的猜测:她是个脑筋有差错的人。
门在女邻居身后关上。小环把多鹤在椅子上搁稳,嘴里吆喝张俭冲糖开水。小环对卫生一向马虎,这时也认为多鹤急需卫生卫生。张俭刚被她差去冲糖水,她又十万火急地叫他把木澡盆泡的尿布拧出来,先让多鹤洗个澡。
多鹤从椅子上跳起来,咣当一下推开小屋的门。两个男孩躺在一堆棉花絮里,因为他们尿湿的被子床单还没来得及洗。屋里气味丰厚,吃的、抽的、排泄的,混成热烘烘一团。孩子们把方的扑克牌啃成了圆的,把馒头啃得一床一地。多鹤上去,一手抄起一个孩子,两腿一盘,坐上了床,孩子们马上给搁置得稳当踏实。她解开墩布一样污秽的连衣裙胸前的纽扣,孩子们眼睛也不睁马上就咬在那对乳头上。几秒钟后,孩子们先后把乳头吐出来。多鹤再一次把乳头填进他们的嘴,这回他们立刻就把它们吐出来,像吐两颗被呷尽了汁呷空了肉的瘪葡萄皮。大孩二孩睡得好好的,被弄醒,去呷两个早已干涸的乳头,这时全翻脸了,又哭又喊,拳打脚踢。
多鹤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平静而顽固地抱着他们。他们每一个挣扎,她松弛的乳房就晃荡一下,那对乳房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再往上,乳房的皮肉被熬干了,脖子下的肋骨显露出来,从锁骨下清晰地排列下去。
多鹤一再把乳头塞进大孩二孩嘴里,又一再被他们吐出来。她的手干脆抵住大孩的嘴,强制他吮吸,似乎他一直吸下去,乳汁会再生,会从她身体深层给抽上来。只要孩子吮吸她的乳汁,她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神圣不可犯的,是天条确定的,她的位置就优越于屋里这一男一女。
她的强制在大孩这里失败了,便又去强制二孩。她一手狠狠地按住二孩的后脑勺,另一只手将乳头顶住他的嘴。他的脑瓜左右突击都突不了围,后面更撤不出去。孩子的脸憋紫了。
“遭什么罪呀?你哪儿还有奶?”小环在一边说。
多鹤哪里会懂道理、讲道理?她对两个半岁的儿子都横不讲理。
二孩撤退不得,干脆冲锋。他一个突刺出去,用他两颗上门齿和一排下牙咬住了那个坚持欺骗他的乳头。多鹤疼得“噢”了一声,让乳头从儿子嘴里滑落出来。两颗废了的、没人要的乳头无趣地、悲哀地耷拉着。
张俭看不下去了。他上来抱二孩,一面小心地告诉多鹤孩子们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看着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
多鹤突然搁下大孩,再一转眼,她已经和张俭撕扯上了。不知她是怎么下床,蹿跳起来的。瘦成了人壳子,动起来像只野猫。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十个长长的黑黑的脚指甲在张俭小腿上抓出血道道。张俭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两眼一抹黑,手里抱着哇哇大哭的二孩,怕孩子挨着乱拳,只能把这顿打挺过去。
小环怕大孩吓着,把他抱得紧紧的,退到小屋门口。不久多鹤把张俭就打到了过道,张俭踢翻了水桶,踩在擦地刷子上向后踉跄了老远。那把铁锅铲给踢过来踢过去,叮叮当当敲着地面。
多鹤一面打一面哭嚎,声音里夹着日本字。张俭和小环认为那一定是日本脏字。其实多鹤只是说:差一点,差一点!她差一点回不来了。差一点从扒的运西瓜火车上滚下来。差一点拉肚子憋不住拉在裙子上。差一点,就让张俭的谋害成功了。
小环瞅准一个空子,从张俭手里夺过二孩。她知道她这时拉也拉不住,多鹤成了人鬼之间的东西,自然有非人的力道。她只是忙着把桌上的剩茶、冷菜挪走,减低这一架打出的损失。换了小环她不会打这男人,她就用他剃胡子的小刀在他身上来一下,放放他的血。
多鹤松开张俭。张俭跟她强词夺理,说她自己瞎跑跑丢了,回来还生这么大气!多鹤其实听不见他说什么,两个男孩子从刚出生一哭就吹起嘹亮的喇叭,现在个头长大喇叭也成了大尺寸的,并且一吹就谁也不败给谁。楼上有上大夜班的人这时还没起床,都瞪眼听着两个男孩锃亮的黄铜嗓音。
多鹤抄起地上的锅铲朝张俭砍去,张俭一佝身,锅铲砍在了墙上。这时要跟他你死我活的不是多鹤,是代浪村人。他们那特有的地狱一样的怒气,恰恰产生于长时间的沉默和平静。代浪村人在多鹤身上附了体,锅铲成了她挥舞的武士刀。
“你让她打几下,打出点血就好了!”小环在一边劝张俭。 其实她的嗓音也被孩子们的哭声捂在下面,张俭根本听不见,听见他也未必理会她。他只盼她多打空几下,这样就把力气白花了出去。他瞅个空蹿进大屋,掩上门,掩了一半,多鹤整个身子抵上来。就这样,两人一里一外,门成了竖着的天平,两边重量不差上下。他和她的脖颈都又红又粗,张俭觉得太可怕了,一个风摆柳一样的女人居然能抗得过他:门缝始终保持半尺的宽度。多鹤披头散发,晒黑的脸和饥饿缺觉的灰白这时成了青紫色。她用力过度,嘴唇绷成两根线,一个多月没刷的牙齿露在外面。小环从来没见过这样可怕的形象。她扯开让烟熏干的嗓子,拼命地喊:“张良俭,你他姥姥的!你是大麦麸子做的?打打能打掉渣儿?让她打几下,不就完了?”
多鹤十个脚趾几乎掐进水泥地,支撑她斜靠在门上的身体。多鹤突然放弃,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一堆货似的倒塌下来。
她突然失去了清算他的兴致和力气。代浪村人的沉默可以更可怕。
张俭爬起来,坐在原地,眼睛前面就是多鹤那双脚。那一双逃荒人的脚,十个脚指甲里全是黑泥,脚面上的污垢结成蛇皮似的鳞斑,鳞斑一直沿到小腿和密密麻麻的蚊子包连了起来。
小环拧了个毛巾把子,递到多鹤手里,多鹤直着眼,手也不伸。小环抖开毛巾,替她擦了一把脸,一面念叨:“先歇歇,养一养,养好了再揍。”她跑回去,把擦黑的毛巾搓干净,又出来替多鹤擦脸。多鹤一动不动,头像是别人的,转到左边就搁在左边,擦成斜的就让它斜着。小环的嘴还是不停:“打他?太客气了!得拿小刀慢慢割他!废物不废物?大男人领四个人出门,少了一个都不知道!看看他跟个大老爷们似的,其实他当过家吗?大事小事都有人给他当家!”
小环上去踢踢张俭的屁股,要他马上去烧洗澡水。等张俭把一大锅水烧开,端进厕所,一块块地捞尿布,小环的烟枪嗓音还在絮叨:“他还在厂里当小组长呢!管二十多号爷们哪!他管仨孩子一大人都数不清人口!”
小环把多鹤拉进厕所。她只要情愿做的事都做得麻利漂亮。几剪子就把多鹤的头发剪出了样式,然后就把多鹤摁在澡盆里,用丝瓜筋替她浑身上下地搓。污垢在脚上和小腿上结成的蛇皮花纹一时洗不掉,小环便用手掬了水一下一下泼上去,然后再涂上厚厚一层肥皂,让它先沤一沤——得九死一生才能落下这副模样。她嘴上却讲着孩子们的事:丫头的功课门门一码的一百分。大孩二孩一听外面广播车唱“社会主义好”就不哭闹了。丫头被班里选出来给回国报告的志愿军献花。她不时扬起嗓门,问张俭下一锅水热了没有。
一共洗黑三盆水,终于洗出跟原先有些相像的一个多鹤来。一个黑皮肤、瘦长条的多鹤。剪去了长发,头上包着一块毛巾,里面是除虱子药。丫头三天两头从学校惹回虱子,多鹤一直备有虱子药。
这时门外有人喊:“张师傅!”
还没来得及去开门,一只手已经从外面拉开了厨房的窗子。张家厨房的窗子跟其他住户一样,朝着露天的公共走廊。窗外的脸是小彭的。小彭被派到张俭家附近的一所技校学俄语,碰上小石上大夜班,白天有空,两人下午就来张俭这里。如果张俭在,就和他下棋或打拱猪,若张俭上白班,他们就和小环逗嘴玩。小环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会被多鹤不声不响地款待一番:两杯茶两块自制的柚子皮糖。开始两人吃不惯多鹤那又咸又甜又苦的柚子糖,时间长了,一喝茶他们就问张俭和小环:没柚子糖呀
小彭和小石进来,一眼看见张俭脸上一块淤青,问他收拾了厂里哪个上海佬,张俭对他不想回答或答不上的话就当从来没听见。小环接过话,回答他们,那是张俭的老婆打的,两口子炕上动手没轻重。小彭和小石这时又看见张俭胳膊上的抓痕,他们不信小环的话,嘴上顺着说,小环嫂子倒是会打,没破张师傅的相。小环挤一只眼笑笑说,舍不得打破,打破了炕上谁管去
张俭烦了,闷声吼道:“扯臊!”
“都是自家兄弟,怕什么?是不是?”小环把脸转向小石和小彭,“二十岁的大小子,在咱们屯都当爹了!”她像以往一样,扭头叫道:“多鹤,沏茶了没?”
多鹤却没像以往那样轻手轻脚地出现,挂一个大大的笑脸,大大地鞠一个躬。之后她就会两手托着一个木头托盘,上面摆着茶杯、小盘、牙签。小盘里放着柚子糖或者其他什么古里古怪的小吃食,是塞牙缝的分量,牙签是让人用来取盘子里那一口吃食的。
小环自己去了厨房,粗手大脚地端了两杯茶上来。小石小彭一直觉得这个家庭有点不正常,这天气氛越发古怪。
他们在大屋下棋时,观局的小彭看见一个黑瘦的女人走过去。再一看,是多鹤。她没了头上的大髻子,包了一块花条子毛巾,穿一套蓝白条裤褂,瘦成竿子的身子使衣裤的襟摆、裤腿成了蓝白条的旗。一个月不来张家,张家发生了什么事
“哟,那不是多鹤吗?”小石叫道。
多鹤站住脚,把怀里的大孩、背上的二孩往上颠一颠。她看着他们,嘴巴还在不出声地唱着什么。小石想,她可别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他和小彭听这楼上的邻居说,张俭的小姨子脑筋有点错乱。
过了几天,小彭和小石到张俭家来混礼拜日,见多鹤已经神色如常了。她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厚实的黑发堆在耳后,脸黑了,瘦了,但她好像适合这张黑瘦的脸,年轻女学生似的。
她照样哑声笑笑,笑得把嘴咧到尽头,小碎步在泛着蓝青光亮的水泥地上忙过来忙过去。小彭被小石踢了一脚,才发现自己盯多鹤盯了太久。
小环从外面回来,头上一顶蒙着灰土的护士帽。居委会让各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去砸石子,铺工人大礼堂门口的路。动员到张俭家时。小环骂骂咧咧地出了工。把多鹤留在家里。
“一榔头砸我大脚指盖上!”她嘻嘻哈哈地说,“得亏我穿张二孩这双翻毛大皮鞋,现在还剩十个脚指头!”
小环一回来气氛马上热乎,她又是勒上一条围裙,支唤这个,差使那个,要给大家改善生活。她砸石子一小时挣五分钱,但她砸一小时石子得抽一毛钱的纸烟。回到家俨然是个财大气粗的挣钱人,把家里仅有的五个鸡蛋全用油摊了,再剁碎,和粉条韭菜做成饺子馅,包了两百个饺子。
吃饺子时小彭还是不断打量小屋里的多鹤。
小石笑着说:“咳,眼珠子看掉下来了,别给吃肚里去!”
小彭红了脸,猛站起身给他一脚。小石个子小,一张女气的脸上圆鼻子圆眼睛,入团宣誓都是这副淘气样子,小彭却是典型的关东大汉。小石其实也觉得多鹤突然出落了,没有头上那个古老的发髻,她看着极其顺溜,又不是一般女子的韵味。
“小环嫂子,也不给小彭操办操办……”
小彭又要站起来动武,小环拉住他。
小环说:“坐好坐好,我给你俩都操办操办。”
张俭一直在慢慢剥着南瓜子,剥三五颗,脖子一仰扔进嘴里,再呷一口白酒,呷得愁眉苦脸。他听到这里用半闭的骆驼眼横了一下小环,说:“咱家丫头在这儿听呢!”
小环假装没懂小石和小彭的打闹针对的是多鹤,就说她过去工作的旅店里有个女出纳,两根大辫子,哪天把她领来,让他们哥儿俩相相。
小彭不太高兴了,闷头只喝酒,也不吃饺子。小石说小环嫂子放心,他和小彭谁在女人面前都不是省油的灯,谁也不会剩下。小彭说他省不省油扯上他小彭干什么?张俭喝成一张关公脸,说他俩高兴来玩好好玩,表现差就不准来玩。
小彭和小石走了,已经是晚上八点,张俭上大夜班前只剩三小时的睡眠时间。他睡下一会儿,又起来,走到过道里,横了横心,手指终于按在多鹤房门的把手上。门轻轻被推开。
多鹤正在织一件线衣,没有开灯,借的是外面进来的路灯光。她的脸基本在阴影里,但张俭看到两束目光冷冷地把他抵在门口。她误会他了。他不是冲那个来的。他站在门口,轻声说:“给你申请落户口了。有了户口你到哪儿都丢不了。”
多鹤抵在他身上的两束冷冷的目光暖了些,软下来。可能她不懂什么是户口,但她这些年靠的不是言语的理解,靠的几乎是动物一样的灵性。这灵性让她明白户口是件致命的事,是好事。
“有了户口,你愿意出去工作,也行。”
她的目光融化了,在他脸上身上荡过去荡过来。
“早点睡吧。”他一手拉着门,要退出去。
“早点睡。”她回答。外人一听就听出这话的别扭,不仅是发音吐字的,她把“早点睡”当成“晚安”来回礼了。
但张俭觉得这话很正常,挑不出茬子。他替她掩上门,提着气,把金属门把一丝一丝拧向左边,让那个铜舌头一丝一丝缩回,然后再让门把回转,让那个铜舌头一丝一丝伸出,使那“咯咯”的转动声捏在他巨大、厚实的手掌里,因此基本是无声无息地完成了这套关门动作。孩子们睡得正熟,他不愿惊醒他们。他对自己解释。
但小环另有一套解释。她一听他摸索着上了床,便轻声笑起来。笑什么?笑他被人家踹下了床。他根本没心干那件事!有心也没关系,她又不吃醋。她吃哪门子邪醋?他就是跟她说落户口的事!不说事光干事她也绝对拥护,她要是不拥护,他当时能跟她生孩子吗?拥护个卵!难道他这时还想跟她去干那事?他难道是头猪?看不见她遭那么大的罪回到家
小环只是哧哧地笑,不理他的分辩。
张俭一点睡意也没了,坐在床上,两个大膝盖头几乎顶住下巴。这样彻头彻尾的窝囊他可快疯了,小环若再有一句不三不四的话,他跳下床就走。
小环头靠在墙上,点起一支烟,自得地、美味地抽起来。抽了一根烟,她长叹一声。接着她不着边际地说起女人都是很贱的,跟一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里,这女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何况不止肌肤之亲,还生了一窝他的孩子!她不承认她把命给了你也没用,那是她自己哄自己呢
张俭一动不动地坐着。隔壁传来孩子半醒的哭声,不知是大孩还是二孩。大孩和二孩越长越像,一旦粗心大意就会弄错:一个喂了两遍奶糕,一个还饿着;或者一个洗两遍澡,另一个还脏着。尤其在两人一丝不挂的时候,只有多鹤能一眼认出两人的差别。
小环点上第二支烟,递给张俭。张俭没接。自己从窗台上摸到烟杆,装上烟丝,点着。小环今晚如何会这样深明大义?张俭仍保持高度警惕性。她的话从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渐扯到多鹤身上。多鹤是日本女人,没错,赌一条东海烟她也早把命化在她的男人身上了。喜爱不喜爱她的男人,另说,也无所谓。想从这男人命里掰出自己的命,她办不到。想跟多鹤和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跟她肌肤之亲去。女人表面上都会推的,说不定还打两拳、踢三脚,但那都是假的。她可不知道自己在作假,她以为她真在推拒、在出气、发泄委屈,实际上她已经跟你和解:你要她,比什么“对不起”、“抱歉”都管事。
张俭听进去了。小环的话有三分道理。小环大事不糊涂。
他挨着她躺下来,头抵着她的腰。她的手伸到他头上,摸摸他的头发。这两年她常常有这种体恤、照料的动作,多少有点老三老四,把他当成个晚辈或者兄弟。不过这时候她撸他头发的动作特别让他舒服。他睡了一个又短又沉的觉,醒来满心澄明,好像很久没这么精神充沛了。
十一点钟的时候,张俭准时出门上大夜班。他在过道穿衣穿鞋,帆布工作服磨擦的声响把多鹤很薄的睡意搅散了。一个夜里出去上班、为全家挣生计的男人发出的这些声响让女人们觉得安全极了。
多鹤躺在床上,听这个出门挣钱养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门口,铝饭盒轻轻响了一下。大概是他摸黑出门撞着门框了,这声音使睡眠晕晕地袭上来。
一个多月前,她从江边礁石攀上来,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弯弯走进去,发现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开一条路,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她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她走熟了,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她突然明白张俭把她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为了什么——为了丢弃她。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天也远水也远地想,她生出的三个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现在和她天涯之隔。
再从石径上下来,公园已经空了。她想跟人打听火车站,又不会说“火车站”三个字。走到一个正在收摊的茶水站,她手指头蘸了桌面上的茶渍,写下“火车”两个字。茶水站的主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对她又笑又摇头,脸都羞红了,意思是她不识字。老太太拉了一个过路人,叫他认认用茶水写在桌面上的两个大字。那是个拉架子车的小伙子,以为她是哑巴,拍拍他的架子车,手势很大、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车带她过去。下了架子车,她的手插在连衣裙的侧兜里,手指捻着那五块钱,不知要不要拿出来给小伙子。最后她决定不给钱,多给他几个鞠躬。她那双膝并拢,两手抚腿,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伙子吓着了,拉着架子车匆匆离去,又在远处回头,没想到又受她一躬,这下他头也不敢回地跑了。
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汇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磨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
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也许她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