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母亲摆开午餐，他仍未露面。母亲想想不对了，贴在他门上连着叫。听得父亲也慢慢从餐椅上站起。偶然地，母亲发觉门并没从里面拴住，便一推。屋空着，屋里除了老五的气味，什么都没了。父亲一下跌回椅子。
　　老五走了，没留一个字，几日后那笔钱被找到了，装钱的信封卡在了两层抽屉的隔板上，似乎是因为抽屉被塞得过满的缘故。小品看看两张一百元钞票，说它们好像是原来的两张。雨川觉得人人都在玩味那个“好像”。
　　老五没有回来过，尽管他回家也不必住进那间储藏室了。小品搬进了学校的宿舍，蔡曜分到了房子。父母为平息一点疚痛，把小品和雨川曾住的屋布置起来，一厢情愿地称它为“老五的屋”。
　　但全部关于老五的信息就是书店一只角落里摆着的几册有关岩画的书。雨川隔不久去看看，有没有人买它们。从来没人碰过它们，它们新新地旧了。
　　父亲动了灵机，给出版老五书的那家小出版社打了个电话，问作者的地址。
　　“他没有住址。”答话的是责任编辑。
　　父亲有些恼地捶捶桌子，似乎他的威风能从电话线传过去。“请你一定设法找到他的住址。”雨川的心动了动，想，父亲毕竟是父亲。她强词夺理地推延婚期，只为心里一个神秘的期待。这时仍握着电话的父亲说：“说吧，我听着——”渐渐地，他耳朵开始躲避听筒，渐渐地，两行泪从他眼角滴下来。
　　老五两个星期前病故在一家地段医院里，他所有的稿酬都付了医药费。他没给这个家庭留下什么，但也没带走什么。
　　婚后不久，蔡曜在一次酒醉后哭着对雨川说，他与另外两个女人开始姘居。哭后又笑，抚着雨川淡淡的、失神的眼睛，问：“你知道老五给我刻的那些闲章里，我最喜欢哪个？”没得到她的理会，他自答：“无非男女。”他说他将这枚章盖在他所有的小说上；所有的描述人间悲欢离合的小说上。祸根就是这四个字：无非男女。他瞪着一对眼，脸上的笑有些傻：“老五幸福啊，从来没走进去过，就走出来了。”慢慢他在越来越没逻辑的感慨中睡去了。他每月总这样大醉一场，讲些真话。
　　雨川轻轻拿开他搭在她脖子上的手。灯朦胧得像一蓬记忆。睡熟的蔡曜也有了张撮紧的嘴，陡然削下的面颊。醉意使他整个人出现一种老五式的温柔。
　　起码老五每月会活一次，活在她眼前、她怀里；活在他血缘兄弟醉时的温柔中。
　　雨川眼一抖，两行泪急雨一样流下。
　　《黑宝哥》
　　黑宝哥大起来头会秃，真是我料不到的事。
　　那时黑宝的大大常对我外婆说：“把黑宝说给你做外孙女婿吧。”
　　我不懂“外孙女婿”与我的关系，仍是粘着黑宝哥左右，惹他恶狠狠拉我辫子，或把我正在吃的刨冰挖一大半去。
　　听到黑宝哥的惨号，我会在半小时后端了刨冰去看他。他总是坚强地熬过他爸的臭揍，对我说：“我没招供。”也不知“招供”什么。左不过是偷了谁家一只鸡蛋，碎了谁家一块玻璃；大不了大不了，在谁家煤箱撒了一泡尿。我却很仰慕宁为玉碎的黑宝哥，陪他度过皮开肉绽最难熬的一阵。黑宝哥会边抽冷气边朝他爸后脑勺做“雪恨”的悲壮表情。他爸就总是那个写呀写呀的后脑勺，秃着，一缕发臭的旱烟云绕着。黑宝的爸是专门帮作家协会主席写小说梗概的人。主席把他从农村文化馆调来，发他口粮，给他屋住，还给他调来一个老婆。现在我才懂人们当时怎么管黑宝哥叫“拖油瓶”，当时情形是黑宝爸嫁进城。
　　黑宝大大是黑宝哥的姑，小脚女人，梳个大髻，包了颗金牙，终年穿棉裤。她管黑宝爸的老婆叫“那鞋拔子脸”。
　　其实黑宝哥的继母很好看，下巴有点往前伸，但也不至于用去拔鞋。她从来不打黑宝，说打不动，只把下巴再伸长些，黑宝爸就得了“点将令”。
　　黑宝哥继母的女儿叫小璐子，比黑宝哥大两岁，黑宝哥叫她“姊”，但没得到认账过，人家小璐子有自己弟弟，是黑宝爸嫁进城那年生的，叫小理理，我讲的这段事跟他没关系，就不再费笔墨了。
　　头次见黑宝哥时，我们一大群孩子在围观某家的大红公鸡站在某家母鸡背上，叼着鸡冠子，母鸡趴成一摊，任一注血从冠子上流下来。这时出来个侉子口音。
　　“这是踩鸡。”
　　都拿眼去找，见一个脸生的男孩正咬一根大葱，另一只手拿了只生茄子，白花花的茄瓤上抹了辣酱，他跟吃馍一样啃一口茄子，咬一口大葱。
　　“踩了鸡的鸡蛋才能孵小鸡。”他知道我们在看他，却不来看我们。他黢黢黑，很多头发，眉毛的终点是头发的起点；嘴唇下、下巴上茸黑茸黑，一点儿年纪就是个很到火候的小老爷儿们。
　　“为什么呀？母鸡流血啦……”
　　“踩鸡都不懂？”他说，“母鸡可喜欢让公鸡踩啦，别看它那受罪样儿，是装的！要是公鸡不踩母鸡，就没有小鸡！”
　　“你爸不踩你妈，会不会有你呀？”个儿最大的男孩问。他起码是初中生，比所有人高一个头。
　　黑宝哥对旁边的我说：“帮我拿着。”他把啃下大半的葱和茄子塞到我手里，向初中生扑去。
　　那一扑让所有孩子知道来了个叫黑宝的恶棍。
　　当晚我去给黑宝哥送那半只茄子半根葱，见了刚挨揍的他。他不仅挨了揍，还被罚掉了晚饭。所以半只茄子半根葱送得很应时。我头次见这么小个屋里装这么大一家人。喝稀粥的声音响得山摇地动。
　　黑宝爸对我说：“黑宝下次在外头跟人打架，你就来告诉我！……”
　　“我没跟人打架！”黑宝说。
　　“你还敢赖，我现在就来揍死你！”
　　“揍吧，”黑宝大大说：“揍死好，让孩子跟他娘去！不揍死早晚也饿死、屈死！揍死前，先让他给你摔个老盆儿，不然你死那天，指望有人给你摔盆儿打幡儿啊？”
　　黑宝哥的继母叹口气。大大，大大，就大在这里。
　　“妈！”小璐子这时忽然叫：“黑宝干嘛老看我！”
　　大大说：“抠了他眼，他就不看你了！还当是只多他这张嘴，连他一双眼也多了！”
　　黑宝哥的确爱看小璐子。小璐子的确也好看。怎么骂，黑宝哥还是要看小璐子。我从来没让黑宝哥那么样看一眼我。大大跟我外婆煽动情绪：“我家黑宝一定要娶你家小妹了，他真喜欢她——没看他帮她背书包，帮她到小人书摊上占位子！”而他就是不那么样看我。
　　小璐子上初二，从来不参加院里孩子们的玩闹。她有许多正经事做：做三好生，做合唱团员，做剪纸宫灯，做“体操健将”的梦。院里大人们提到小璐子都摆出“没说的”的表情；漂亮、懂事、要强，几世修来的。只有大大叫她“狐狸精”。大大满有理地说：“小小的人，两个奶都挺出来了，不是狐狸精是啥？”
　　小璐子常穿件红体操服，紧绷绷的像漆在身上的。她头发天然卷，拢起放下都美。小璐子晓得天下人都在看她，因此她总是半烦恼半羞涩地垂着眼。她有时垂着眼就把许多叔叔阿姨们忽略了，走过去，没喊人，但她会回头来补一声，有时还补一躬，因此显得格外礼貌。大人们常说：“小璐子真好，忘了叫人，还回来补！”我们这些见人就傻叫的孩子比起小璐子，就不给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了。
　　小璐子待黑宝哥不坏，就当没他这个人。有时跑到我家门口问：“在你家吧？”并不说“谁”在我家。然后说：“该回家吃饭喽！”同样不说“谁”该回家吃饭。黑宝哥只有在外面我姊长我姊短地自豪，回家一叫，小璐子会伸长下巴（活脱一个小鞋拔子），眼一白：“谁是他姊！”
　　有年夏天特别热，小孩子们都爬上办公楼顶的大平台睡觉，一家一张席，铺在水泼凉的地上。我家的席和黑宝哥家的并连，小璐子要两个枕头，黑宝哥就来枕我的。我嗅着黑宝哥的汗酸，触着他细瘦的肢体，心里不知怎的好高兴。
　　“别动！”他喝我，用一条腿压住我的腿。
　　我控制不住那股高兴。
　　他开始胳肢我：“叫你动、叫你动！”我翻腾得像只泥鳅。到现在我还记得黑宝哥又热又狠的手。还记着当时的我怎样急切地期盼每个傍晚。
　　不知怎么，我在一个露水很浓的清晨醒了，枕头空掉半边。
　　“黑宝哥！”我带哭腔地叫。
　　“嘘！……”他制止我。他侧卧在那儿，朝着小璐子，样子有些怪。我盯着他。他勾勾手指，叫我过去。
　　“你要不要看？”他耳语问我。
　　“看什么？”
　　他让开一点身体，一面用手揭开小璐子的半襟小褂儿，上面的扣儿都被解开了。小褂儿下面是一对刚刚含苞的乳房。淡青的晨光中，小璐子的皮肤几乎晶亮透明，而那两丘凸起尤其晶亮，我浑身哆嗦起来，自卑得极深，因为我明白小璐子已从我们这些浑顽的孩童中脱离了出去，那具身体不再有孩童的单调。多年后，我还在想，我见过各种艺术家的女性胸像，而黑宝哥揭示给我的，是最美的。那时才九岁的我，突然对面前这个变化了的女童身体产生了类似膜拜的感觉。那感觉使我渐渐战栗起来。
　　黑宝哥也默默的。脸上没有半点轻挑和恶作剧。
　　“你想碰碰吗？”
　　我滞重地看着他。一种渴望远远地来了。“你呢？”
　　“我碰过了。该你了。”
　　他把住我的手，伸过去。我的手似乎拄着他的；拄着他的虔诚和勇气。我和黑宝哥的手就这样去礼赞了。
　　黑宝哥被大大带回乡下去了。他写信来，说我可以去看他，他会带我去打鸟和找老汇。不知道老汇是个什么要紧人物。到了乡下，才弄清老汇是个家畜医生，会把公畜变成不公不母的。老汇总有炒栗子给我们吃，然后给我们讲笑话。他的笑话令黑宝哥笑死，我从来不笑。
　　我穿到乡下的是外婆刚给我缝的裙子，白底儿，上面有许多杂色小降落伞。而黑宝哥却说：“丑死！”
　　我说：“呸！”
　　“跟偷别人的一样！”他笑道：“那么大——从你妈那儿偷的？”
　　我想他说的不是真话。一般情况下我穿得再新再异他都不加评论，根本就没看见，没注意。这回他头一眼就咋唬了，就证明他看见了，注意了，没准还喜欢了。在乡下黑宝哥显得壮实多了，脸上没有挨揍的痕迹，也没了那股子狼狈和落魄。这是去打鸟的路上，黑宝哥要打斑鸠让我带回城给小璐子熬汤，小璐子不知为什么黄瘦了，一天天黄瘦下去。
　　走了很久，头也晒晕了。黑宝哥便来背我，我和他的汗顿时混得不知谁是谁了。他的脊梁漆黑，脖子上有一颗黑痣。黑宝哥黑得真俊，我想着，幸福着，幸福被他的步子颠得浑身扩散。
　　“你的裙子是新的？”
　　我以为他早忘了我的裙子了。我说：“嗯，今天才穿！”
　　他却没说什么了。碰到了鸟，他撂下我就投弹弓。打着了，鸟没死，断翅膀汩汩流着血。我把它拾进我的裙子里，想它疼得轻些。黑宝哥蔑视地笑笑：鸟早晚是个死。
　　我的新裙子就落了那么块血斑。在正当中，靶一样。外婆费一晚上洗它，也白搭。
　　第二天早晨，裙子没了。乡下风大，外婆断定是风兜跑了它。我想那条裙子想了好些时候。我家搬到北京，我还去布店找，看看还有没有那种布，白底兜，带杂色小降落伞。
　　后来就再没见到黑宝哥。有次有个童年伙伴寄来张大照片，我一个个都认出了，就是想不出那个戴眼镜的秃顶瘦子是谁。去信问，答说是“黑宝啊！”我发了半天呆。
　　那回我从乡下回来没多久，小璐子就死在医院了。死得很猝然，说是骨癌被误了诊。黑宝哥回来，已不再有小璐子这个人。
　　又一次出差，想着怎么也该去看看黑宝哥。他活得不怎么得意，一直住在老房子里。他的父亲继母带着弟弟小理理住到新房子去了。黑宝哥一直没娶，我自然明白这多少和小璐子的死有关。
　　去时他家没人。转到老旧的楼后，见到各家仍晾得密密麻麻的衣裳。我眼睛找着了黑宝家的晾台，那儿飘动着一条旧床单。忽然什么熟识的东西往风里鼓了鼓。那床单中央补了块补钉，白底儿，上面是杂色的小降落伞。不会错，正当中，有块淡了的、却永不褪去的血斑。
　　《少尉之死》
　　最初一个溜尖的、带戏腔的嗓门唤“被告”时，少尉不知被唤的是自己。自己不再是那个有着土得让他难为情的名字，四年军校才褪去浑身泥腥，肩上扛的两块硬牌能让三十来条年轻汉子噎住嗝、夹住屁、定住眼珠叫他“排长”的少尉了。
　　那嗓门再次顺四壁环游，拖着些似乎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他才猛一家伙收拢精神，认清了这个称呼。“被告”是我。这称呼一圈圈环游上升，顿时地，他感觉这天花板在升高上去，高了许多，像小时见的大庙殿，那高压出他的矮来。
　　“被告”是我。他慢慢抬起眼，温顺地认领了它。“被告”就是这么个东西：有着一颗满是深浅不一发茬的脑瓜，两个酸臭的胳肢窝。一张白脸白得像沤在胶皮雨靴里太久的大足趾。所有人都坐着，仅有他站着。还有他身后两个全身披挂的军人也站着。他们不是站着，是被威风、庄严、正义架着，架在他身后。刑车上，他们并没有对他唬脸，他们平和、淡漠，脸上表情去得干净之极。而这平和淡漠使他连喘重气都不敢，生怕一丝毫动作都会弄破它。
　　随他视线的升起，他先看到的是块白牌，上面是黑字“审判席”。黑字均匀地、一下下地锤着他的眼睛。很快他发现，被锤着的实际是他脑子。
　　少尉还发觉自己的嘴半开着，像村里乡亲看戏，看陌生人，看天空偶然爬过的飞机那样敞着两片嘴唇。我不能这样。他使劲将下唇往上收拢，使的劲使他牙关也抖起来。不一会儿它却又无力地与上唇脱开，拖垂着，像他浑身所有部位一样，若没这层地面托住，它们统统会无限地垂下去、坠下去。就这样，在接受“被告”这个陌生称呼时，少尉还原了他小村人的本色、原形。
　　“被告”就是他。是我。半年前那个快活地骂人，吹着口哨撒尿，馍馍一来信就乐得浑身痒痒的少尉没了，现在像人一样站着、活着、喘气儿的是“被告”。谁告的我？那个一声没吭死了的王有泉？那个活着时要么满嘴废话，要么嘴抿得像条愈合的伤口的司务长？不是的，他倒下时仅仅喉咙里发出微小的“咕咕”声，那大概是他的肺在排出一串啤酒泡儿。
　　“被告刘粮库，男，现年二十五岁，原××部队独立营少尉排长，山西省定县刘庄人。……”正对他脸，审判席的白牌子后面竖起一个人来。那人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擎着几页纸。少尉所有的故事都在他的几页纸里。所有的，除却属于馍馍的。一个人的故事竟可以如此简单地被讲述：“男，山西定县刘庄人……”足够了。那就足够引发其余的全部。不必去讲述那里的原怎样陡起陡落，劈出屁股大一片地，不论它长出什么都得供人去填嘴、填腹。父亲前头刨出脚丫大的红薯，母亲拾着拳头大的，孩子们则捉出指头大的。薯秧也不扔一根，锅空时，秧子便是惟一内容。秧子被有梗有叶地吞下去，又被有梗有叶地屙出来。少尉仍记着那东西狠狠顺着他薄透的胃肠扫下去，一路扒净他仅存的、有关“吃”的美好记忆与向往。
　　馍馍是她家第四个姑娘。生下她，她爹拽长本来就长的脸，对惭愧不堪的她妈说：“你还不如给我生下个麦面馍馍！”后来馍馍到军营看他，脸皱着说：“你天天有馍吃了还叫人馍馍干啥？看你那些兵没笑死！”
　　“那你想要个啥名儿？”
　　“问我呀！我俩谁上县城读高中，谁上了军校？”
　　兵们再笑，他就说：“你丫挺的笑！”他那时能用半口北京话骂人了，意思是丫头养的：“她叫墨墨！墨墨，怎么啦，象征求知欲！”这几年报纸上铺天盖地是“求知”、“自学成材”之类的时代词儿。
　　“刘犯粮库，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僭越军需仓库。”
　　僭越。军需仓库。他突然举目环视一下面前的所有面孔，似乎想找个人讨论“僭越”与“贸然进入”之间的区别，它俩是否具有同等严重的定义。我只是趁没人时不声不响进去的，对吧？况且那不是什么军需仓库，不过是紧挨库房的一间小屋，对吧？……
　　少尉的目光最后停在一张女性脸上。那脸小于所有的脸，小得像孩子。只有孩子的脸才会这样干净，这样不掩饰惊讶，不回避他无赖般祈求理解的目光。“我不是有意干下那一切的。我没想到王司务长回来得那样快，我也没料到我手那么重。我活这么大没动真格打过谁，不是那号狠人。连军校最狠的柴教员罚我负重长跑五千米，我也只在心里拿枪瞄瞄他。我什么也没对他干。他虐待所有农村子弟，骂我们笨得像屙牛屎。毕业典礼上，他还笑着杵我肚子，说：‘他妈的，小伙子！那年准是粮食欠收，你爹送你入军校的。军校伙食好，你上这儿长个儿来了。看看，长了不少不是？’他当时凑我那么近，我一拳准砸崩他的脸，像砸崩个脆西瓜，让它红的白的一下淌散开。可末了我也没动他根毛儿。我真不知道王司务长那条命会一下就敲没了。看看我，我是生就一副杀人不眨眼的模样吗？……”
　　那孩子样的女人一直看着他。等少尉被看得心毛躁了，垂下眼，隔会儿再抬起，她仍那么看他；双手捏了拳挤住脸，轻微吊起两颊的皮肤和眼睛，两肘支在桌上，面前有一摊纸，看不清空白着还是被写上了什么。她就那么把他看着，人人都这样把他看着。他正被人的视线网住，不得动弹。而她是不同的。他认为她的不同，并不完全因为她是这场合中惟一的女人，又是惟一不穿军服的。好吧，你看吧。她那样的看让少尉觉得她不在看他，而是在读他，读他脑子，读他心思。似乎对于她，他的邪恶和凶残就得这么费力地、两眼不错神地读。难道他不觉自己的某一部分隐晦难懂吗？他至此也不懂自己怎会在回营房的路上突然停住，野猫一样无声地向右一窜。右边一条小路通司务长王有泉的独立王国，里面有冰箱、电视，营长夫妇常在出那门时打着啤酒嗝儿，司务长的卧房兼办公室紧挨一排给养仓库，里面堆着六十年代的压缩干粮，七十年代的野营罐头，八十年代的大米、面粉、风干腊肉。
　　少尉见记载着他劣迹的纸终于被翻过一页。至多再翻两次，就能到达有着红色圆印的那页。他看得见最后一页纸背上透出一滩红晕，人在按下它时过饱地蘸了印泥，或过分用了力。少尉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被按定在那块红色里。那是一个红的、熟透的结局。
　　会是什么呢？会是几十年的苦役？会是个永远见不着馍馍的后半辈子？馍馍会寻着访着去看他吗？不会的。馍馍会嫁别人，用她毛茸茸的前额去蹭别人的脖梗；对别人指着柜台里一条麻线粗的金项链，懂装不懂地偏着眼问：“那是个啥？”
　　“是啥咱也买不起。”当时的少尉说。
　　“你买得起我也不要！”
　　“真不要？”
　　“嗯！”
　　“那咱走啊，还盯着它看什么？”
　　馍馍呼一下甩过脸：“谁和你‘咱’啊？！你走你的呗，我买不起还看不起吗？”
　　当时的少尉突然发觉馍馍的脸很生，比他认得的那个扁，宽大，有个黄鼻尖，那是因为它沁出的汗冲掉了上面的粉。馍馍什么时候学会了涂粉，是她来北京之后？是她跟营长那个在剃头店工作的老婆友惠学的？友惠脖子上手指上都沾金，尽管她也只算上半个城里人。但少尉和营长哪儿比得起。营长没有个围着一锅黑色的煮红薯叶的家庭；没有个从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就没止境流血的母亲；没有个想娶媳妇想傻了的哥哥。
　　馍馍还是懂事的。送她回去时，她在火车里，他在站台上，她说她什么也不会向他要。有钱你让你家少吃两顿红薯叶吧。她又笑回一个原本的馍馍。但那笑像一动就要碎。
　　“馍馍，等我有了钱……我给你买点儿别的什么。那个金链子，太贵。”
　　“谁要它呀。那么粗，用它拴牛去呀！”馍馍皱鼻子瘪嘴，笑于是碎掉了。
　　少尉的罪孽仍被藏在几页纸后面的嘴一字字地吐露着。“……刘犯在自己偷窃罪行被发现后，顿起杀心，以一枚加重训练手榴弹击中司务长王有泉头部……”
　　少尉猛一怔，似乎下力气辨认出这么个狰狞、险恶的东西竟是自己。他不敢、不愿、也不无委屈地认清，这一切确确不是别人，是无法抵赖的自己。像他的赖不掉的贫穷的家，贫穷的祖祖辈辈，贫穷的生养他的土地。
　　“站老实了！”身后，一只手伸上来扳他的肩。除了少尉自己，谁也不会明白这一掌扳得有多阴毒。
　　那女子却似乎明白。她正拿笔梢轻敲着嘴唇，突然便不敲了。笔梢一直定在她下唇上，待她眼睛捕捉了他所有痛苦的显示。她眼里有了渐渐扩张的恐怖，因为她看清他被扳的那一侧肩起眼地塌下一截：它与整个身体的关系实际上已被秘密地分开了。
　　少尉一直半张的嘴这回合拢了。他不得不屏住每一口呼吸去抵御这剧痛。我今夜只好朝左边侧着睡了。他不知从今后的多久，这条伤臂才能恢复使筷子，系裤带，扣衣钮的功能。少尉感觉一颗汗珠慢慢在他的鼻尖变大、变大。似乎他的痛得稀掉的肉体都会随着如此稠浊的汗流淌干净。
　　“王有泉头部负重伤，当场昏迷。两小时后被发现……经抢救无效，死亡。”
　　少尉听着“死亡”两字被念得如此平淡，心里几乎为王司务长不平起来。尽管王有泉健在时从公家伙食里克斤扣两，去取宠营长夫妇和他那个穿高跟鞋、撅屁股走路的女朋友，却也不该死罪啊。假如那天少尉没碰见他跟在高跟鞋后面，一副十里长亭相送的镜头，少尉不会起心往他房里溜的。当然，若是少尉那天没误掉回家探亲的火车，那一切也就没机会发生了。少尉本不该误火车的，那天一大早他就出了门，而火车班次却在下午。他在王府井、东单、西单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冲锋、撤退，想买点什么给馍馍。从丝袜到发夹，从裙子到大衣，他都以手指去捏过捻过。但一旦他去捻衣袋里一叠钞票时，他便忽地炸出一身汗。最后在一家私营小商店里，他看到一对耳坠。他并不懂得这两颗贼眼珠似的小亮东西美不美，只知道一马路女人都戴它们，包括营长老婆友惠。
　　“四十八块。”
　　“是……金子的？”
　　“四十八块你想买金子？这是人工水钻！”
　　“你先别往回收，让我再看看！”
　　“看看行，别上手。像你这么捻，我怕你把它们捻化了。”
　　少尉顾不上女售货员带笑带刺的话。那么小的玩意儿，掉地上就没了，也要半个百数啊。半个百数的棒子面够全家撑圆肚子十来天。有回探亲回家，他带了两口袋早点铺买的油饼，把馍馍全家也叫到一块来吃。口袋吃完后，人人腹上都像扣了只大碗。那才花掉他十多元钱。饭后他与馍馍走进棒子地。他扭头见馍馍胃部有形有状凸了只碗，便冒出笑来。馍馍也笑。人不吃饱决不会那样笑。突然，他土匪一样将馍馍捺倒。馍馍不示弱，倒的同时将他也拖下去。但他没敢再匪下去，因为他刚当个小少尉，还养不活馍馍。馍馍的脸却孩子拱奶一样在他颈子下，腋窝里使劲揉着。他那时体温起码一百度。
　　“馍馍，这可了不得，了不得！……”
　　馍馍两条粗圆的腿锁住他，同时将他手按在她胸上。突然一个念头跑上来：城里女人若去掉了裙子、高跟鞋，里面大概什么也没有。哪像馍馍。无论手抚到哪里，都会捧个满把。不止满把，她的青春，她的圆熟，她的真切的女性含义，似乎会从你手缝往外溢。馍馍将他的怀抱撑得满满，他费了许多力气才抑制了她活蹦蹦的激情。疯劲过去后，她对天上星星长长叹口气，说：“我不想那些金的银的，我也不想好衣裳，花头巾，透明长袜子。我就想你。要个你就比好还好，比够还够。”
　　“那高跟皮鞋呢？”
　　“也不想。那尖细尖细的跟儿戳进这棒子地，还不连我一块插在土里呀！”
　　但少尉知道她其实想要他，也想要好衣裳、花头巾、透明长袜子，还有高跟鞋。少尉清楚馍馍对王司务长女朋友的高跟鞋是眼馋的。不然她不会去县城学养兔，并让那个太原的兔毛采购员对她动邪。采购员跟她扯起情呀爱来，说他身上的钱足够娶十个馍馍，足够为馍馍买下十个城市户籍卡。馍馍写信对少尉说她恨那采购员，也恨自己，恨自己从未延伸到穷山恶水之外的血缘，恨那个长进她肉里、血里、骨里的穷。
　　少尉也有着一样的恨。当王司务长将工资袋拍在他面前时，那恨便在他身心里大动。“你这月薪水是十二块。没法子，我照规章扣掉了你的欠款。去年你打的一千元欠条还在我这儿，今年你又借了五百。我知道你家里困难，得修房，得治病，得买粮。不过我没法改规章。你也知道欠公款是有限期的，到期还不清就得这么狠扣。十二块是你的伙食费。什么看电影、抽烟，你就克服了吧。”王司务长手持电视遥控器，眼盯着屏幕对他说：“现在农村不是在改革吗？你家没革富一点儿？”少尉说那地方穷。那块土地种进去是穷，长出来还是穷。
　　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少尉想，正是那个穷在一刹那间剥去了他的正派与清白。他从此失去了各种权利，其中包括挣脱那个穷的权利。
　　“刘犯粮库，长期以来受社会上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少尉警觉地摇头，似乎想和这句评判性的话作番计较，又似乎想使自己站得更尊严些。但肩上的痛抑制了他也提醒了他：从此后他要活的是次于人的一种生活。那种次等生命对许多事是不能计较的。像他家那头骨茬子要戳到皮外的老牛，它活着就因为人允许它活。他爹从未停止过咒骂它：“杂种！狗日的！装孬拉不动套！欠鞭子抽你！挨刀的！”它只将眼躲开这些毒言恶语，缓缓闭一下，睁一下。少尉感到自己的目光也迟钝温顺了下来。从他被扣上手铐的一刻，至少有三十年的牲口生活在前头等他，在那最后一页纸的大红印里等他。也许是无期徒刑，那他将像牲口一样活完去死。会判他“死缓”吗？一个缓期到两年后执行的枪决——让恐怖充斥在两年的每一分钟里，在你肉体被消灭前，先让你的精神和知觉一分钟一分钟死下去。那残酷远超过他在王司务长脑瓜上的一敲。
　　“罪犯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平板的朗读在向大红印步步逼近。
　　莫名地，他突然感到空间里的一阵绝对寂静。这静吓住了所有人，人都静止在一个不很自在的，有些尴尬的姿势上，包括那个女子。她似乎打算起身，离坐，却将动作停在半途中。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什么事即将发生，除了当事的少尉。女子看他一眼，目光恰撞上他的。她眼睛打个哆嗦，躲掉了，理屈似的。她一定知道那藏在大红印中的谜底！她一定与所有人合谋了对他的处置！她一定将事件了解得彻头彻尾，将他想成个生来就嗜血成性的种。她一定知道什么样的结局等在他眼前……
　　像火车窗里的馍馍，与他谈笑告别时却睁着一双长叹的眼睛。馍馍的目光与他一碰就躲开，因为她知道她究竟将对不住他，将背叛他。从馍馍目光中他得到驱策和威逼，他得行动，他得干点什么，不然他终究将没了这个浑身是好的馍馍。他开始勒索自己。仅有的十二元，他每日用两毛钱买一斤馒头分三餐吃，再灌下几碗不要钱的骨头汤、肉皮汤、米汤，有时只是一盆浊色的水，那是厨房没汤可提供，便将炒菜的油锅刷了刷、刮了刮，兑些酱油，扔把葱花便叫它“汤”。一年后，他揣着如此省下的一百元在探亲回家的清早，开始满城寻觅馍馍声称“不喜欢”的“好衣裳”、“花头巾”、“透明长袜子”。但他总是在掏钱的最后一瞬拔腿逃开了。他花掉了一整天时间而保障了那一百元未失分毫地待在他军服口袋里。他甚至花掉了搭车到火车站的时间。傍晚，他回到营区。在营门外的小路上，默在女朋友边上的王司务长碰见他，“咦”了一声：“你不是回家探亲了吗？”
　　他疲惫地笑笑，告诉他，火车被误掉了，他签了下一天的票。
　　当少尉走进王司务长那间紧挨军需仓库的卧室兼账房，他仍未意识到他正走进无出路无反顾的罪恶。他没有留意自己的手指已变得狠而灵巧，撬锁时，它们干得像天生的贼一样漂亮。司务长的电视仍开着，声音却被息掉了。屏幕上那个张大嘴嚎哭的赤裸男孩显然是一场悲欢离合的焦点。男孩哭喊，被一只舢板渐渐载远，摇橹的是一个昏暗的庞大背影。岸上一个女人在流泪，扯脖子朝男孩叫喊。他们的嘴脸都动得十分激烈，却完全无声无息。而无声息正是那一刻钻心的凄厉。这静默的声嘶力竭在他撬开抽屉锁时显得荒诞而恐怖。只有些零散的，未及入账而存入保险柜的钞票。少尉满把抓了它们塞进衣袋，心想，它们不多，但足够馍馍想要的那一点了。他不仅有贼的灵巧手指，还有贼的直觉。那直觉掐断了他撬第二只抽屉的欲望，他得马上离开，屏幕上无声长号的女人与男孩不久就会将王司务长叫喊回来。
　　少尉听说过指纹之类的事。根本没时间去发现一双手套，他是用块毛巾垫着手指干完一切的。至于用来撬锁的螺丝刀，他将从火车的窗口扔出去。他估计他没在任何东西上留下指纹。
　　当少尉结束了事情，偶然抬头时，被屏幕上的女人吓了一大跳。女人的一脸绝望占满二十四寸的画面。她大张的嘴使他似乎看见了它的深处，那暗红的深渊。他记不清自己是否就在那一刻迟缓了，被王司务长叮叮响响的皮鞋铁掌连人带赃地堵截在屋里。跑是来不及了。这时出去只好与他照面。我在这里等你啊，看能不能多支一点探亲旅费。他可以这样借口。顶多是看王司务长更阴的脸，听他更刻薄的话。你倒是不请自入啊。他可以厚厚颜往下混：见你门没锁，就想进来看一眼电视，司务长你的电视比营部的还大、还高级。王司务长听了这话就会舒服下来。
　　可怎样解释那个抽屉和他胡乱塞满的一口袋钞票？一分钟之内，王司务长就会大叫：“好哇，你！”然后什么舌头都不必绕了。得堵回他的“好哇，你！”就在叮叮的铁掌跺上门阶时，少尉以军校优等生的一个侧跃，闪到了门后，又以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的判断力，确定了出去方向和方式。门后几只训练手榴弹是王司务长活动筋骨，美化肌肉用的。它们重得恰到好处，少尉估摸着，不至于要他命，但至少让他不出声，老老实实躺一会儿。他将趁他不省人事把钱全数搁回，再把锁修复。只要钱数不差，没人去留神锁的细微变化。凭什么怀疑一个一向纯厚诚实的少尉？那案子至多是个私人报复性质。也没准上面从此开始注意王司务长那不合情理的阔绰——那个大彩色电视机据说就是拿过期的军罐头换的。然后，兵之间会窃声欢呼：“王司务长不知挨了哪条汉子一闷棍，这下他知道兵血不那么好喝了！”
　　门被推开时，昏暗中，少尉见王司务长一只白手伸向门边的电灯开关。绝对不能让他在倒下时看明白什么，少尉占着自己身高的优势，一舒臂，见训练手榴弹完成了一个极短的，却极美的抛掷。
　　少尉修复了锁，搁回全部钱，看一眼王司务长颇好的卧姿，出了门。他没回营房，在营区附近一座半竣工的楼里坐下来。他就那么抵着墙，痴坐到屁股疼，脊背木，才站起。他想赶末班车进城，搭第二天清早的车回家。郊区公路上，一辆嘶鸣的急救车擦他身子而过。它是奔王司务长去的。王司务长显然被那一记敲出三长两短来了。没人会怀疑我。王有泉若死了，压根就没人知道我误了火车，回来过。人人都可能被怀疑，惟有我可以被除外。但他最好别死，死了人事总要闹大。
　　他探亲回来，立刻有不少人挑眉、歪嘴、挤一只眼，吭吭鼻孔，对他说：“司务长王有泉光荣牺牲啦。每个人都在被盘问。你小子走运，他正好是你离队探亲那天晚上被谁揍死的。”
　　“没有丢钱？”少尉问。一问就意识到多少有点失态。
　　“没。保卫干事打开抽屉，说是没少一个蹦子儿。看这小子还舔不舔营长沟子！”
　　少尉当天晚上被传唤到营部。营长背剪两手，面朝窗外站着。两个保卫干事各占据营长和教导员的办公桌。少尉想，那柄作凶器的手榴弹和那把螺丝刀被我带上火车，包在一卷报纸里从窗口扔掉了，你们休想得到指纹之类的证据。
　　“你最后一次见王有泉是什么时候？”
　　“探家前一天。我在他那儿领的探家旅费。还有他给订的火车票。”
　　“有别人在吗？”
　　“没。”
　　“那是几点？”
　　“下午两点半。”
　　“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在打电话。叫我等一会。”
　　“你等了多久？”
　　“我……哪知道。”
　　“等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看电视。”
　　“下午两点半，上班时间，王有泉开着电视？”
　　“他一天到晚开着电视。”
　　“什么节目？”
　　“不知道。他关了电视的声儿，只剩画儿。是个小男孩儿哭，一个女人也哭。”
　　“好了，没你事了。”一个年老些的保卫干事说。
　　少尉“喀”一声立正的同时，心“怦”一下落回它该蹲的地方。
　　营长始终没动。始终给他个脊梁。等少尉走出屋，绕到操场，回头去看营部的大窗，见营长的脸木雕一样板，眼略向上翻，像死马。 他显然为司务长的不幸沉痛着，只是不知他在悼念司务长本人还是司务长曾给予他的实惠。就在当夜，少尉被人从沉极了的睡梦中唤醒。营部雪亮的灯下，他再次见两个保卫干事坐着，营长反剪手站着，但这回是面朝他；眼仍像死马，但这回是瞪着他。被什么死东西这样瞪着，少尉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再给你一次机会，照实说，你最后一次见王有泉究竟是什么时候？”
　　“……探亲的前一天。”
　　“要不要我把同样问题重复一遍？”
　　少尉一下把目光转向营长，立刻发现他是头一个求助不得的。
　　“请回答问题！”
　　“啊？！……”少尉感到自己的意识“哗”地四下失散了。
　　审判席前的少尉向上提了提越站越矮的自己。快要完了，他对自己说。快要完了，他从那女子慢慢升起的、再次升到他脸上的目光得知。她看着他，更是在看跟在他身后的未来。所以她根本没看见他。就像馍馍从她家探身，倚门站着，手腕上一根亮东西细碎地刺痛他的眼。她看着他，却又没看着他是在看他拖在身后的债务、贫穷、一个永远需要去饲喂的家。他把自己榨个干，仍是不济事的。晚了。他揣着一百元一身罪赶回，还是晚了。她手腕上的金链说明她已被人抢先拴走了。他们就那么面对面站着，她撑不出一个笑；他连问一句究竟的力气也攒不起。
　　“……对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供认不讳，经本军事法庭审理核实，宣布判决如下——判处盗窃杀人犯刘粮库死刑，立即执行！”
　　少尉急张一下嘴，却没喊出声。“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什么意思？少尉怎么会突然不懂了这些字，这种语言。这语言自己绕着四壁，一圈圈循环，多次擦过墙上红得腥气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语言呼应着自己，重叠着自己，像梦中一个不间断的，回声四起的呼唤，直唤到他醒。
　　少尉醒了，发觉自己满脸是泪，发觉自己在猛烈地哽咽。
　　全场都不知所措地僵在那里，听他的哽咽。
　　那女子站起身，受了惊吓似的看着。
　　“你……你们，”少尉听着自己嗡嗡的声音：“你们不是说，只要我全都坦白，说实话，你们就不判我死刑吗？”
　　“杀人偿命，无论你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
　　“行了！”少尉被喝断：“刘犯粮库，现在本法庭宣布，你有七天的上诉期，如果你不服判决，可以向高一级军事法庭上诉！”
　　少尉以他未被伤害的左臂抹了把泪，问：“什么叫上诉？”
　　“上诉就是：你可以找法律代言人代你向更有权威的法律机构表达你不服原判的理由。一个星期后，如果上诉被驳回，你仍然由本法庭执行原判。听明白了吗？”
　　少尉点点头。“谁是法律代言人？”
　　“我们可以为你指定一位律师。”
　　“你们？……”
　　“对。”
　　“你们……”少尉缓慢环顾着厅内所有面孔，举目无助的他感到又一批泪冲上来，但他使全力噙住了它们。
　　“这就是说，你放弃上诉？”
　　少尉用力点一下头。
　　“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死刑执行之前向本法庭提一个要求。刘犯粮库，你有什么要求吗？”
　　少尉垂下眼睑：“我想最后见一回我的父母。”
　　“来不及了。”
　　听到这里，少尉感到呼吸痉挛了。他没料到这痛苦和恐怖竟如此地大。他也没料到自己会对充满饥饿、穷困的这段生命如此贪恋。他更没料到他对自己生命的难舍程度竟超过了对于馍馍。一段嘈杂的默想之后，少尉又提出其他一些请求，但都被一一拒绝了。少尉惟一被应允的是几张纸和一支笔，他要把死亡的除夕用来写信，给父母。
　　少尉在天黑时分被押进死刑犯的单间。脚被锁定在铺位的末端。他一直无思绪地坐着，隔一会，他抬腕看看铺。晚上十点，他习惯地去上表弦，刚捻两下，他停住了。没必要了。它反正要停。我的生命停止后它还将走动十余小时才会停。它还会被发动，被校准一切误差，再次循环。它的一个轮回是多么轻易，不像人。
　　这时门外的锁响了，然后是铁栅栏的响。再然后是全副武装的警卫与那个女子走进来。她眼睛睁得那么大。少尉知道自己的眼也睁得空洞洞的大。他一点都不知道她是谁，来干什么。从现在起谁都不再对他有意义或有害。女子往前走几步，同时多次调整脸上的表情。她对警卫说：“请你让我和他单独谈谈。就一小会儿。”
　　警卫用力瞅她一眼，似乎想看看她神经有无差错。少尉感觉自己在警卫眼里是头兽，即或被缚着，对这样一个单薄女子仍有威胁性。警卫的神情中还有担心：仿佛死亡已开始在少尉身上履行程序；对一个已进入死、已部分地死去的东西，女性往往是半恐惧半恶心的。警卫就这样担着心把女子独个留在这死囚牢里。
　　少尉瞪着正前方的墙壁，感觉一个干净的东西带着一股干净的气味在他眼的余光中渐渐大起来。
　　“我，想和你谈谈。”她说。“我是个搞写作的。写小说的。”
　　随便你是什么吧。
　　“你为什么放弃上诉呢？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不定会扳回局面！”她急促地说。
　　他开始一下一下地摇头，视野被摇得浑沌了，她的声音、话语也被摇得浑沌了。她问他此刻在想什么？委屈吗？追悔吗？留恋吗？他用这连续的、呆木的、疲倦的摇头回答了一切。假如可能的话，他多想摇掉最后的这点知觉。他一直摇头摇到这间死囚牢间死死地静下来，摇到这个以为别人的伤心、痛苦为职的年轻女人死心了，不再多拿一句话来烦他。
　　他一直看着墙壁，等待她的离去。在这烦躁的宁静中，他想，人的一生原来是这样长得叫人不耐烦。
　　最后她说她走了。好好给你父母写封信吧。再见。
　　再见？他险些没笑出来。听见门响，他转过脸。“你……”少尉对自己的突然启口意外极了。
　　女作家从门边一个快速转身，一身一脸的紧张和激动。“你想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别再错过这个机会！也许我还能在最后这几个小时里为你做点什么！”
　　他看着她。准确说是看着她讲话时朝他一动一动的手。少尉怔一会，知道她短促地喘息着在等他。他仍是摇摇头。不啦，不麻烦啦。 “你是担心你的母亲，她体弱，有病，禁不起这个消息，是吗？”
　　她真的能读他的心思。最后的一次探亲，母亲慢慢拄着棍送他。他不断说，娘回去吧。母亲也不断说，再送送，再送送。那天是个大早，青色的天上还有薄薄一片月亮。他本想不惊动任何人地离开，等他偷着摸到院子里，母亲已穿了件整齐衣裳等在门口。快上公路时，他说：娘，等我攒下点钱，接你和爹到北京看看。母亲像没听见。闷走了近半个钟头，当他再次求母亲别再送下去，母亲住了步。然后，等稍喘匀了气，她眼缓慢地东张西望着对他说：“别再回来了。这回回军队，就奔你自己的日子去吧。反正馍馍也不是你的了。别让我和这个穷家愁死你，拖死你。看看这穷地方，你还奔它个啥往回跑呢！活出一个算一个吧。听娘的，再别回来了。这趟走了，永生永世别再回来……”说完，母亲没有再送他，也没看他走远，而是自己掉头往回走了，很慢却很坚决。母亲若知道他真的永远不再回去，知道他不回去的原因，会活不了多久的。
　　“他们……不该拒绝你的请求。”女作家说。她是指他在法庭上最难启齿的那个请求——请求执法人将他被枪决的实情瞒住他的父母；请求执法人仅通知老人他们的儿子死了，凶死也好，暴死也好，就是别告诉他们：他以身试法了。
　　“法律，有时也像罪恶一样残酷。”女作家说。他回过脸，看见那条背对铅色铁门的干净的身影，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浓烈的羡慕：她离罪恶多么远！
　　门响着闭上了。再响着打开时，他停下笔。整整一夜，他以无伤痛的左臂写满他仅得到的四页纸。他还有话，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余的纸了。
　　少尉见两名警卫走近，他本能地往后躲一下，同时意识到这一躲是多么蠢。他没说什么“别架我，让我自己走”之类的话，因为他对自己能否站立行走全无把握。他的腿抖得厉害，只好随它们抖去了。他还知道自己又是那样让人嫌恶地半张着嘴，并有根冰冷的口涎挂在两齿之间，但他控制不了它了。
　　刑车前，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卫等候在那里。女作家居然也等在那里。她紧抿嘴，一眼也不朝他看。警卫们七手八脚将他塞上车，然后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车两侧的长椅上。他面向车尾跪在两排脚之间。一个兵伸手去拉女作家，女作家纵几次身子，却没上来。然后她说：“我不去现场了，你们走吧。”
　　少尉这时抬起头。她也在看他，眼被两泡泪胀大了。少尉不敢肯定自己看清了她眼里有泪；为怜惜他或为他不平而生的泪。那泪也许只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平等地说声：“别了。”
　　少尉被不成形状地搁置在一块土坪上。他弄不清自己是跪还是坐，或仅仅是往那儿一堆。送他来的刑车和警卫在将他卸下后很快离去，随即到达的是一辆被厚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从里面跳出一大窝披军雨衣、戴雨帽，脸被大口罩捂得只剩一对黑眼的人。他明白，每件军雨衣里，都藏有一枝枪。
　　在他背后，他们窃窃私语地传达着口令。
　　“还差五分钟到四点。”一个声音说。
　　少尉睁开眼，以自己五分钟的生命再看一眼天和地。地与天之间有一点粉红。再上面一点是颗黄色的启明星；再往上，是很薄一片月亮，就像母亲说着“再别回来”时他看见的那片。
　　这时一声巨响。少尉觉得这响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轰鸣于他体内。在这响的同时，他感到自己被放大了一下。再一声响的同时，他看见天和地一下子被溅满巨大的血滴。
　　少尉看见了自己的死，就像看天、地、星和月，他自己血光四溅的死原来是可以被他自己看见的。
　　许久后，他还看见一个女性身影慢慢向埋着他骨灰的土坪走来。是馍馍。再近些，他却发现他看错了：她更像那个女作家。然而还不是。最后他确定，她是他的母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母亲，那时她年轻，刚生下他，把他作为一捧希望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以草叶吹了悠长、暗哑的一声，像他童年那样地吹。他想她是听见了，因为她忽然开始远近地顾盼。然后她说：“再别回来，再别回来。”她将声音压得很低，因为那只是说给他听，只需他一人听见就够了。
　　女作家把自己关了多日，出来对人说她什么也没写出来，因为她一点也搞不清那个被判死刑的少尉的心理活动。
　　“他真年轻，太年轻了。我只记得他那哭的样子。当他听说自己被判处死刑时，他爆发性地哭起来，哭得完全像个孩子。”她吃力地忆着说着：“他从头到尾都很安静，是一种愚昧的，逆来顺受的安静。对了，他还没写完给他父母的信，执行时间就到了。他在信笺的最后一格点了三个点，点不下了，又在另起一行的头一格里点了三个点，完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省略号，像小学里，老师要求的那样。”
　　关于她心里无法形容的不适以及她见车载他赴刑场时，她突然的落泪，她都未提及。
　　女作家平平淡淡一摊手：“有什么可写呢？写出来无非是个顶通俗、顶简单的故事，连点惊险曲折都没有。”
　　
　　《我不是精灵》
　　那事过去十年了。许多人说我几乎是一夜间长大的，从那事以后。
　　当时我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我爸，他走了进来。
　　他不高，眼睛很逼人。他在想：她是谁？年轻到了傻呼呼程度的一个女孩——十七？十八？……差不多，我刚满十九。他还想：老萧蛮子那副脸模子长给一个女孩倒相宜了。老萧蛮子是我爸的别名，他写打油诗时用的。假若我爸和我妈没分居，假若旅馆不客满，老萧蛮子不会与他搭伙住在此地，我也不会在此地遇上他。此地叫西晓楼，号称艺术家避难所，多数画家作家文革中流离失所，回城没房住，便暂时落脚在西晓楼。我们刚想互相礼貌一下，电话铃响了。他从我第一句话就确信了我与老萧蛮子的关系。
　　我指控我爸存心躲避一场事关重大的谈话。学校一放暑假，在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准备了一肚子词来干涉他与我妈的关系。他说他不爱我妈；我说他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讲什么爱不爱，快回家吃我妈腌的咸鸭蛋去吧。文人们刚从“红卫兵”、“军代表”、“工宣队”手里活出来，他们头件事就想起爱不爱来了；刚刚皮肉不痛苦，感情就“痛苦”起来。我妈纵有一千个不是，但千里迢迢把咸鸭蛋送到他那“流放地”，还是很动人的吧。
　　我爸在电话里说：“别扯那么多淡话，你快出来！你小韩叔叔有要紧会面在那房间里……”
　　“谁是我小韩叔叔？”刚才那个英俊的矮子？
　　我爸用不得了的口气说道：“他是韩凌！画家韩凌呐！……”
　　听我这边不作声，他更急地叫：“你快出来，别在那里捣乱！小韩叔叔下午两点要会见一个女朋友！”我挂掉电话，他从洗手间出来，朝我微笑。我怎么也喊不出口什么“小韩叔叔”。与他握手时，我发现他少了根手指，其他没什么不寻常。他虽不高大，却十分匀称，微笑如一般中年男人那样多少带些心事。
　　刚开门，迎头撞上路淮清，她是我要好同学的长姊，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她后面跟了个苗条女子，脸不太年轻了，却梳着齐眉刘海。我想弄清她俩究竟谁来相亲，便磨蹭着越走越慢。
　　淮清说：“干嘛走呢？穗子，我们都是来向韩老师求画的！”
　　“哪里好意思啊，韩老师的画滴墨千金！”齐眉刘海说。两位女士都在脸上涂了粉，也都仔细打扮过。几年前毛主席过世后，街头一下子添了许多涂粉的女人。
　　“穗子，”淮清对我说：“她叫张叶。”她停下，等我反应。见我呆得过久，又说：“她演过电影啊！”接着报出个把莫名其妙的电影名字。我忙深吸一口气。我不崇拜，但捧捧场逗人家高兴还是善良的吧。画家领我们走进里屋。这屋挂了些裱过的画，一幅是两只猴，一幅是匹卧骆驼，第三幅是条狗。狗上题款道：“纵是无语也可人。”我对着画长时间出神，觉得画里有种难懂的情绪。画家的技法很独特：将动物作静物画。画看去平面、滞板，色彩极暗，你却完全大出所料地在凝重色彩里发现一点腥红或翠绿，或一抹无来由的碧蓝，于是一种勃然感便有了，一种带有鬼气、灵光的勃然生命便出现了。看这些画你木木地看进去，直看到心被什么砸一下。
　　这时听他们那边聊得热闹起来，似乎在谈画家的个人画展。我想去参加他们谈天，却很难从这些画上分心。很快又听见两位女士激动地讨论，要画家为她们画什么，画家却说：我画，你们只管看，喜欢就拿走好了。她们忙说：啊呀，韩老师的画哪里有不好的！我走过去时见画家在一只砚台上反复运笔。突然他将笔一提，那么用力，如同拔出什么。张叶还在说笑，淮清捏捏她胳膊。当他一笔挥下去，我情不自禁“哦”了一声。画家看我一眼，那目光竟有些感激。似乎他那一腔情绪并非白白挥洒出去，它被什么盛接住了，好比那种感应墨色最理想的纸盛接他的笔。
　　他居然停下来，就这样看着我。他倾向案子的身子和低含的下颏使他的目光从嶙峋的眉骨下射出。我也看着他，只有真诚没了羞怯。
　　“好什么？”他这样看着我问。
　　“不知道。”我立刻老老实实地答道。
　　这时听见张叶和路淮清用极在行的话夸着赞着画家的每一笔触。她们已看出名堂来了，一说画的是马，一说画的是鹤。数我顶钝，那声感叹、喝彩或纯粹的起哄完全是种没道理的激动。为什么一定要看出他画的是什么呢？音符本身就能成绝唱，不一定要等它们运成旋律。他把目光从我脸上挪开时抿嘴一笑，那样会心。他稀里糊涂地懂得了我，正如我不求甚解地懂得了他。
　　等画家掷开笔，纸上是只鹰。
　　张叶惊叹：“嗬，真是乘风万里的来势！”她优雅地抱着膀子绕着那画踱了一周，并似行家一样觑起眼，向后仰着身端详它。她说它象征着力量、启示着求索。她解释那些暗红色喻示着它心灵的创伤；它羽翎上的浓重黑色，象征往昔它穿越过的黑暗，而这黑暗是不可能被摆脱殆尽的，黑暗永远留在它的双翅上……她落珠般的嗓音被眼泪哽住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美丽的面孔。她竟把一大团混乱而丰厚的情感解释成一首通俗抒情诗了，画家去涮洗笔时，张叶问路淮清：“他不会老住这里吧？”
　　淮清说：“放心，还能没他的房子？副省长徐老亲自给他批了块地在近郊，那里在修建新房，补给所有文革中住房被强占掉的知名人物。”她转向我：“穗子，趁张叶在，你不借面子要张画？”
　　我笑笑。我当然想要，但怎么张得开口呢？那么大个画家和这么小个我。当张叶又关切地问起画家的前妻，我便告辞了。虽然路淮清活跃，但我看出女主角是张叶。画家嘛，不例外地总挑顶美的女子做终身的伴。
　　等电梯时，画家追出来，说有我电话。我请他转告老萧蛮子他女儿回家就着咸鸭蛋喝绿豆粥去了。“不是你爸，”画家笑笑：“是个小伙子……”
　　郑炼。他是我火车上认识的朋友。他告诉我他明天和同学去游泳也算上了我。我说我当然高兴去。
　　画家正在给画题款，我走过去。
　　“小家伙也要张画？”他说，并没有抬头就知道我的接近。
　　“啊。”
　　“喜欢哪幅，你挑一张。”画家双手按在印上，使着力，下巴挤出许多褶子。
　　“我想要张画人的，行吗？”
　　画家不动了。我有种感觉：他的脸，整个神态突然经历了一刹那的麻痹，就在我提出那个请求之后。
　　张叶和路淮清听了我这话神色也走了样，俩人立刻去瞅画家，又折回来瞅我，看样子我一定闯了祸。
　　“我是说，我比较喜欢人物画……”我想大概他们听错了什么，得赶紧纠正，但话未结束，脚被路淮清狠狠踩一下。然后她扬起嗓门说：“别傻了，穗子，我帮你在韩老师的画里挑一张你准喜欢……”
　　我拒绝了。我刚走出西晓楼，路淮清追上我，说把张叶留给画家，让他们往深里谈谈。“穗子，你干嘛去刺激韩凌？！……”
　　“我？……我干了什么了？”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你爸爸没跟你讲过韩凌那个很惨的故事？”见我摇头，她说：“文革初期，韩凌是最年轻的成名画家，被红卫兵头次游街才二十七八岁……十年前你多大？恐怕什么也不记得了。唉，改天我再跟你讲他的故事，现在我得上班，晚上有我的节目……”她走几步又回头问：“你看张叶人怎么样？”
　　“好漂亮！”我大声道。
　　接连几天，我一直在追堵我爸，他想永远躲过那场重要谈话可办不到。我一次也没堵着我爸，却回回碰到画家。他画画时我便站到旁边，看到某处，我仍会莫名其妙地激动，但不敢再出声，只是重重舒口气。他在这当口总会停下笔看我。他看我的目光多么特别，我敢说他从不拿这副目光看任何人、任何东西。渐渐地，我发现有种隐秘的唱和呼应在他和我之间出现了——在我瞅着他的画，而他瞅着我时。但我们很少谈话，这样的年龄悬殊，谈什么切题呢？
　　终于有一天，我逮着了老萧蛮子，我却决定这回饶了他，不提他和我妈的事。我要他告诉我画家的故事。我云山雾罩地被搁在故事端口已多天，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爸花了两个钟头讲这故事。韩凌回来时，诧异这对父女呆在黑暗里。爸哈哈着说闭灯看外面晚景真好。老萧蛮子知道他女儿被那故事惹哭了。
　　年轻的画家被驱赶到一座煤矿的大伙房后面。他每天的活是不歇气地铲煤或不歇气地被人带到各地去批斗。煤堆旁有个庵棚，他就睡在里面。
　　一天，跑来一只小狗，刚拿手碰碰它，它便受宠若惊地拿整个身体在他脚上蹭，试着给它一口杂面馒头，它便感恩不尽地把他整个手都舔了。从此，他从他本来就不足的口粮中省出一口两口，去喂它。他和它都贼瘦。只有它对他那个半青半白的阴阳头不见怪、不歧视。当他与它寂寞对视，它那始终如一的体贴讨好，使他忘掉了阴阳头的屈辱。它眼里，他仍是个正常的、有尊严的人。它可不认为他丑、他穷。
　　一年后，他被关进了监狱，那种无法无天，动私刑，暗地死人的监狱。在狱中他收到妻子的离婚起诉，他爽快地签了名，毫不觉得委屈，毫不觉得这叫墙倒众人推。
　　三年过去，他被宣布为“错判”，即“人民内部矛盾”错判为“敌我矛盾”。一听错判他壮起胆问：“请问我过去被判的什么罪过？”很快得到回答：他的罪是曾在每幅画里都藏着一幅反动标语。现在搞清了，他画中莫名其妙的线条仅仅是莫名其妙的线条。他又问：“那我能回家了吗？”回答是不行。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性，所以他得继续改造思想，其他待遇都差不多，区别仅在于一是在监狱内采石场采石，一是在监狱外采石场采石。出监狱时，他发现押解自己的枪换成了大棒。
　　他走回那座矿山，一路上见了曾虐待过他的熟人，却没人认出他来。他明白他们不是佯装，是真的不认识他的。一个人落掉三十斤体重；头被不负责任地剃过，又长出，变得深一色浅一色，参参差差；被打残的手蜷着，被杵掉牙的嘴瘪着，想想看，这种人还指望谁认出他来呢？
　　连他的妻子都不认得他了。他通知她送些冬衣来。她茫然地在狱门口东张西望，直到他叫喊，她还不敢往上迎。他提出看看女儿，她不肯，说女儿才懂事，她不会认出他，只会被吓坏。
　　他被两个持木棒的人押着走过那个大伙房时，一只大狗出现了。三年时间，它已长得那么剽悍。它毫不犹豫地冲向他，将两只前爪搭在他肩上。他不顾身后解差的喝斥，停下来，轻唤它的名字。在狗类无表情的脸上，他看出它三年来对他真切、痛心的怀念，他相信它从未忘记过他，尽管他已被毁尽了原样。解差开始拿木棒捅他的腰、脊背，捅得一下重似一下。狗并不想替他报复，去咬两个持棒的人。从一开始跟随他，它就自卑惯了，它不惹人、不闯祸，向来忍气吞声，似乎懂得“狗仗人势”的俗话在此行不通，他没一点儿势可让它仗。再说它顾不上去咬去扑，它全身心地在向他琐琐碎碎、期期艾艾倾诉。
　　他被木棒捅得吃不消了，它却不懂，仍是固执地要挽留他。终于，一棒落在它身上，它痛得长长叫了一声。他朝它喊：“回去！不然你会被打死的！”它反身一口叼住了木棒，四爪生了根一样定在那里，凭另一条木棒怎样朝它身上横扫竖抽。它眼睛里哀哀地看着他，使他相信狗是有泪的。它似乎在提醒他逃生，似乎在告诉他，它只能给他这点不济于事的帮助。它还似乎在表白它无尽的忠诚。它终于倒下去，血从它嘴里流出来。他被木棒驱赶着离它远去，走几步，他便回头唤它两声。它似乎已死去，身体扁扁地瘫在地面上，而每当他唤，它便吃力地支起头颅，尽量欢快地摇两下尾巴。
　　等他有了一点自由，甚至有了十几元的伙食钱，他头件事是到集上买了半斤肉，正正规规地提着。他记得它从认识他就从未吃过肉，也不知它活到如今可否知道天下的狗本是吃肉的。他走到伙房后，却不见它。它就是残了瘫了，他也得先把这块肉喂了它，然后带它走。接着，他看见了钉在墙上的狗皮。
　　年轻的画家面对那狗皮站了很久。他多少次地挺住了，但他没把握这回他能否挺得住。
　　“后来，他又开始画画。他觉得他画不出人了。”我把这故事讲给郑炼时，用了足足四小时。讲完，我们都静在那里。我背朝光坐着，郑炼坐在屋角，他说背光看不清我的表情。
　　我一下把脸朝向亮光，说：“怎么啦？我没哭。”
　　他跑上来仔细盯一会我的眼睛说：“你爱上他了。”
　　“真的？！”
　　“对。你已经爱上了这个画家。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是爱，只觉得心里那种悲天悯人的感觉很伟大！……”
　　“不会吧？他是我爸的朋友，比我大二十岁，我爸叫我喊他叔叔！……”
　　“正是这种不近常理的东西使你感动。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一般少男少女的恋爱你是不满足的。在火车上头回见你，我就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他明朗地一笑。半月前，我从北京回南京过暑假，火车挤得连站都站不直。一个长腿宽肩的男孩朝我笑了一下。奇怪的是我并不反感，每当他笑过来，我也笑过去。渐渐俩人的笑里都有了点内容。当时我想：就这样的笑多么好，不要去了解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不要过问他一切身外之物，就这样以明朗淡泊的笑开始一种明朗淡泊的友情多么好。他侧过身，我明白，那是他暗示我投入他的庇护；他两条长臂一挡，胸前就有了块清净地。我站到他两臂圈起的小堡垒里，他吃力地与我保持着距离，车猛一动，我头发碰到了他毛躁的下巴。我抬起头，他又笑了。那个有着女孩般秀眉大眼，笑得那么明目皓齿的男孩就是郑炼。
　　后来我们开始谈话，我建议免俗：决不打听对方的职业、家庭，不把任何社会功利的砝码往我们的关系上加，听任这关系自己去发展。半个月来，我们很得意这种纯粹关系。有次我们一块去游泳，他让我替他拿包他去买汽水，从他包里掉出一枚校徽。我使劲避免去辨识它。他也忍不住问我：“你父母都在南京你为什么在北京？”我笑道：“你没看见许多外省姑娘都到北京当小保姆？”
　　“好吧，我爱他。你说，我该怎么办？”
　　“写封信啊，说你心里什么什么感觉，打算怎样怎样……”
　　他起身喝掉杯子里最后一点冷茶，伸了个懒腰，浸了汗透明的汗衫下，胸肌和肋骨清清楚楚。我要送他，他不肯，长腿灵活地将自行车脚踏往前蹬蹬又往后蹬蹬，笑着说我神不守舍谁敢放我上马路。我一直目送他穿过四条路口，看他骑车骁勇地在人缝车缝里窜。
　　我的信发出去七天，他即或在新疆老荒漠也该收到了。可他没一个字回给我。
　　七天，他有时间把信上的字句上百遍地嚼。他笑。他不动声色。他沉思默想。他无声地问：“怎么会？怎么会？……”他不知该拿这个突然发痴的小姑娘怎么办。他害怕，却忍不住一再朝那颇厚的信笺上瞅，那字迹真切地有了声音一样：“我是为着你悲惨的故事而走近了你；为你乏爱、无爱的往昔而深深爱上你。让我搀扶你带有不愈伤痛的驱体，让我负荷你不胜其累的苦难。……”他不愿再看下去，从窗前到画前，他踱步。“你孤独地、怀疑地远离人群，那是因为你曾厚爱过他们，而他们却狠狠报复了你。我唤着你回来，我知道这有多难。但我将一声声唤下去，以无数声啼血的呼唤，唤回你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回应。”他心乱得要命，小姑娘动了真感情（尽管有点心血来潮），那么多字迹被泪晕开了。“我愿以我的不谙世故，尚清白无辜的生命，弥补人们对你欠下的公道；我将无怨地替人们赎过，将承受你冲天的委屈。”他几次提起笔来，却不知怎样回复小姑娘的多情。他头也痛起来。“我的爱，就在那儿，在离你最近的地方，你要，就可以信手拈来。然而，不论你要不要，它都在那儿，是你的。许多年后，不论你在哪里，你或许幸福也或许不幸，假如你忽然想到我，想到我的爱和祝福，你若因此感到一点儿安慰，这便是我全部的所求了。”他的眼有一点湿润。
　　我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仍没有一点反应。我爸已另找到宿处，不在他那里搭伙，因此我亲自去探虚实的借口也没了。
　　郑炼问我情形怎样，我说闷碰了钉子。
　　“那就……拉倒吧！”他说。
　　“不！”我喊起来，一喊喊出泪：“我真的在爱了，我真的跟疯了一样……”事情比我事先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虽然我信里声明不期待回报甚至回答，但果真没回答，我失望得心都痛。
　　郑炼从包里拿出一小堆雨花石，自言自语地叨咕：鬼知道好看的雨花石现在都跑哪儿去了。我仍想我的心事。他看看我，用手指拨拉那些小卵石，吞吞吐吐地说：有不少人拿雨花石车出项链手链什么的。我往那堆亮都不亮的石头上看一眼，他立刻问：你要不要？……
　　我瞪着他：“要什么？”
　　“首饰啊……”他有些窘的样子：“不花什么钱，我也能学着车。”
　　我心不在焉地笑笑。他兴致很高地把石头装回去，说某天非让我吃一惊不可，别看这些石头现在看看不起眼，一车就不一样了。它们刚从泥里捡出来时更污浊呢！我打断他，问道：“他要永远不回信怎么办？”
　　“不会吧。”郑炼答道。
　　“会的！”
　　“不会！……”他大概意识到我俩这么争多没名堂，笑了。依然是他那明目皓齿的笑。过一会，我发现郑炼半跪半蹲地抚着我埋在双膝间的头，说书上都这样写，真爱了，就是活受罪。
　　我抬起头，见他唇上晶亮的几粒汗。他掏出他皱巴巴、不洁净的手帕，倒先按在我额上。黄昏热得人喘不出气。
　　郑炼走后，我灵机一动到了路淮清家，先问她妹妹海清出国留学的情况，然后把话转向张叶。
　　“他们没戏！”淮清说：“哪儿那么容易啊！韩凌的身份、岁数，真难给他找到合适的。顾了人品又顾不得形象，有品有貌却不单身，想要单身女人既漂亮又高尚，三十多岁的女人里，哪儿找得着呢？！现在韩大画家名气是蒸蒸日上，每天都有一打媒人跟他扯皮。张叶够标准了吧？你说她有什么缺陷都行，说她不够漂亮恐怕不公道。韩大画家怎么着？他恰恰说张叶不漂亮！那天他和张叶一块吃的晚饭，不知张叶饭桌上是不是媚眼飞太多了。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又单身，有点小毛病也是正常的，没毛病才见鬼了！”我忍不住插嘴：“为什么一定要三十多岁呢？”蠢话！我骂自己。
　　“他说岁数大点牢靠，他说他可没力气陪小姑娘做游戏了，那种一往一来的情书，只让他好笑、肉麻！”
　　“他这样讲过？”
　　“讲不是这样讲，但意思是这意思。”她突然注意到我有点不对劲儿，把我的脸研究了一秒钟，又接着聊下去。“我看韩凌这人是不再会对人动感情了。他被关押的时候，有人让他把十根手指放在地上，然后跳上踩！一边踩一边骂：你不就是以手发的迹吗？毁了它！结果十根指头都踩断了。有根手指后来截了肢。想想看，他对人除了恨，还会有什么？他早看透了人的势利、妒嫉，弱肉强食。”
　　开始入夜时蝉鸣才沉寂。我走到西晓楼的院墙外，他一开窗，朝楼下一张望，然后深深地感动了——一个孤单单的、踽踽而行的女孩背影。他开始相信，世界若真坏了个透，她的存在依然如一汪清水。
　　他不会开窗的，与有空调的房间相比，窗外糟透了：热，蚊蚋，满街乘凉人的汗臭。
　　我爸叫我稍打扮一下，晚上带我到徐老伯家吃饭。徐老伯兼文教副省长，也著书作画，只是从不办公。他家总是热闹的，院里的六条竹沙发一夏天就被人坐红了。我小时，徐老一捉住我就说我是他订娃娃媒订来的儿媳妇，自从文革中他两个儿子因饥饿越货杀人，被判刑二十年，他再也不拿我取这种乐子了。
　　我穿了白色无袖的绉绸衬衫和银灰长裤，宽裤脚。我知道自己有点怪。老萧蛮子见了我，面孔一扭说：“瞧瞧这个丑丫头……”他躲着我妈，在住宅区的路口等我。
　　“你再夸我漂亮也没用，我不会向着你的！”我大声道：“妈怎么对你了，你非要和她离婚？……”
　　爸爸忽然吼：“别烦了……”他停下脚步：“好，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对你妈没感情……”
　　“看看您黑头发还有几根？爸，您已经没有资格整天谈感情、谈爱了。”您还口口声声谈爱，我就要羞死了，我心里这么说。“您只剩下义务、责任和做父亲的尊严。”我口气冷硬地说。我是父亲惟一的女儿；所有父亲都会在某天发现，他们惟一的女儿原来是他们真正的对手。“爸，现在是轮上我去爱的时候了！”
　　老萧蛮子沉下嗓音说：“看来还没轮上你，要不，你是不会这样讲话的……”他苦笑，显得那样无助。
　　在徐老伯家听人议论韩凌，说他最近被一个女电影演员追得团团转，女演员讨他的画，什么也不挑，只捡尺寸大的拿。我不愿听人这样议论：好像他庸俗得人人可以把他挂在口头上。我钻进厨房帮徐老的两个女儿剪田螺屁股，不久听见院里开饭了。除了徐老的老伴端着只又盛菜又盛饭的大碗坐在灶边吃，大家都入了席。曾经开徐老斗争会时，红卫兵往徐老头上刷浆糊，徐伯母也上去刷了一下，从此一劳永逸地躲过了批斗。自徐老复职，她头也抬不起地在这个家里过活，徐老一字未提过，对她照旧，反而更使她愧得几乎活不下去。
　　我端了一大盘刚起锅的炒田螺出去，见几张桌都坐满了人，正为难地觅空隙，被人拉一把：“小家伙坐这儿吧。”
　　我低头一看，竟是画家。他头发胡子都长了些，弄得脸上阴影很重。他不再是一副看得过去的形容，而是相当俊逸。他看着我微笑时，我羞怯得一举一止都笨拙起来。好在他很快让别人缠着说话去了，人们恭维他，向他要画，我马上觉得自己坐在那里太碍事，我刚想溜，他回头对我说：“别走，我有话跟你讲。”
　　我多傻。对这样一个人，我竟敢爱，竟敢一口一个同情、怜悯。他几次想开头与我谈话，都被宠他的人打了岔。整个院子都在取悦他，似乎今晚来的客人都暗自怀了个真实目的，就是结识他。而那么多人都没使他热起来，他的笑很温和却很被动，虽然他有来有往地应付人们的捧场，他心里却一点都不拿那些话当真。稍微有一点空闲，他对我轻声说：“你的信写得不错，小家伙。”
　　我心里闹死了，他却有心情咂摸那些字句。他大概想不出更着边际的话了。我真的要走了，不然我会让眼泪流出来出自己洋相。
　　但他按住了我的手，眼睛却不看我。随后我听他说：“谢谢你！……”
　　他把这三个字吐得那么重，不这样，似乎这三个字就不可能从百感交集中挣脱出来。
　　他又说：“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好不好？在这里，我怕自己激动起来不成体统。”
　　我看看四周。他却亮开嗓子对大家说：“抱歉，我有几句话想跟这个小家伙谈谈。”我们离开时竟没人诧异，谁会想到我跟他之间发生故事呢，在他们眼里我太不是个人物了。
　　在徐老的书房里，我们坐下约有五分钟了，他才说：“我好几夜没睡觉了，因为我想不出一句话，既讲明白我的真实心情，又不伤害你。你看见了吧，小家伙，你这么折腾我！”
　　我欲语，却想起所有的，所有的话我都以那信笺，随那些泪倾尽了，这一刻我的心空得像只桶。
　　“你想过我比你大多少吗？”他忽然从沙发上向前一倾脸离我近了许多。“你这么年轻！有一早晨，你会大梦初醒一样发现，你身边的这个人是个老头子，想想看，那时你该多怕……”
　　我抬起头，倔强地瞅着他。他真的如老人那样充满爱怜地看着我，让我意识到我在他眼里那么小、那么年轻、那么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我们这样看着，他微笑起来。你不能想象有比这笑更复杂更丰富的表情了。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你了。”他说。
　　我很清楚这点。
　　“你也是真喜欢我的画。我明白，没几个女人真喜欢我的画。就像我对她们一样，连想真看一眼都懒得。那么多好心人为我张罗做媒，推得掉我就推，推不掉的，你看，就像那天，她们非要我画不可，我就画；到开饭时间，我就付一顿饭账。事过之后，什么都没往心里去。你是头一个让我认真动了心的，小家伙。”
　　我紧张地移开目光。我知道已有了一个结论，无论违我心还是顺我心，它已在不远处等着了。
　　他静着。一会儿他叹息一声，将手搁在我的脸颊上：“就这样了吧，”他说，“我只能谢谢你，但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至少眼下我不能……”
　　这就是我等的结论了。
　　“我们做朋友，做顶好的朋友好吗？”他仔细观察我的神情：“我很喜欢你的信，以后还给我写信吧？等你长大了，可别忘了我。”
　　泪水一滴滴从我脸上淌下来。
　　“你看，叫我怎么办？我还是把你逗哭了。”他摇摇头，缩回手，仍是那种充满爱怜的笑。“你这么小，让我怎么忍心接受你？……我只能等几年，等你长大些，那时你要是还爱我，还不嫌我老，你就到我身边来吧。”
　　我想，他同时也在等自己，等待他的体温，血性，情感都逐一回来。
　　他不久到广州开画展去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他回信说，他开始采集花，那些花在我长大的一天全献给我，我不懂他的意思。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对郑炼说：我觉得自己一下长大许多岁，走在画家身边，不知不觉就变庄重，不再想一蹦三跳了。郑炼笑着问我：以后还跟不跟他一块翻墙头走捷径去游泳；还跟不跟他沿着铁道拔苇坑里的茭白来吃；还和不和他去推销橡皮鱼赚几个零花钱？……我淡淡地笑。他又问：记得吗？有次我们一块看电影，太晚没电车了，我们装瘸子想拦下一辆卡车，结果没一个人理会，只有一个卖咸茶蛋的老太叨咕：这么好一对，可惜病了。
　　郑炼笑得几乎有些嚣张。我嗔他：去你的。笑完，他问我现在感觉怎样？我说难讲得很：半是幸福半是痛苦。他说他明白这感觉，还说没有痛苦的幸福是卑微的。
　　快放寒假时，我收到画家的信，说他将路过北京到哈尔滨去参加一个中外美术家的聚会。我兴奋得吃饭掉了几次饭勺。出了饭厅，我慌慌张张到处走，却不知该忙些什么。下课我跑到卫生室，指着脸上一个粉刺让医生立刻治掉它，医生说这年纪脸上不长它长什么。我对着镜子着急，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折腾出个更美的我来。第二天中午，我跑到火车站，按说他乘的那班车傍晚才到。连下几天大雪，天冷得要死，我脚上松松垮垮的旧棉鞋吸饱了雪水变得脚镣一样沉，然而我却舍不得换上我的小皮靴，我用网线兜将它们拎着，准备在火车快进站时穿上它们。
　　火车进站了，车里车外的人都在大喊大叫。我想他会静静地出现，也许会最后一个走出车厢，他永远是那副矫矫不群的样。
　　他看见一个穿淡雪青滑雪衫的影子，头发梳得平平整整，背后结着一根辫子。她那么青春。她不漂亮，但不俗。仔细看看她的眼睛，他知道，她仍在惊心动魄地爱着……
　　月台上的人走尽了，我想我也该走了。他没来，要么我算的日期不对。
　　第二天我又到车站。傍晚，大喇叭通知几班火车因河北地区雪太大而晚点，其中有我等的那班。忽然，郑炼咧嘴笑着，朝我走来。他今天考完了期末考试，脑子紧张得要抽筋，想找我聊聊换个气氛。
　　“你同学接的电话，”他说，一边顺手把我两只手揣进他的棉衣口袋。“她说你到火车站来了。你妈又给你带吃的来啦？”
　　我妈买通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每月都托他带些吃的给我，她嫌北方饭太糙。自从认识郑炼，他总是用自行车帮我把东西驮到学校。当他摘下他的皮帽子捂到我头上时，我忽然烦起来。
　　“看你那双耳朵，都冻得透亮了！”
　　我不讲话，只用力甩开他的手，又狠狠将皮帽子塞到他怀里。
　　“哎哟哟！都来看看这位的坏脾气！”
　　他笑道：“究竟怎么了？……”
　　“人家头发梳得好好的，你来碰什么？”
　　“这么晚又这么冷，谁看你……”
　　“有人看！反正有人看！”我几乎叫起来。
　　他不说什么了，想再次跟我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这时大喇叭再次广播，说火车继续误点，车站无法预计时间。月台上的人很快回到气味极窝囊的候车厅里去了。郑炼上来拉我，说我已冻傻了，他故意不问我干嘛哭。
　　过了好大一阵，他说：“……他电报上讲了一定乘这班车来吗？”
　　我不言声，仍然横一把竖一把地抹眼泪。
　　“大画家来看你，你不高兴？换了我，准乐疯了！”他声音听上去神采飞扬。“不过你实在穿得太少，画家看见你冻成这副样子，会心疼！你为什么不穿那件你妈做的红格子大棉袄呢？还有你爸给你的那条草绿大围脖，又好看又暖和……”
　　我没理他。草绿围巾红袄子，我可好看死了。他不是你，不是你郑炼这种对色彩迟钝到半木地步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色彩，任何胡乱搭配的色彩都会折磨他。我爱他，想成为他眼前第一块和谐的色彩，至少至少，也不是一团糟七糟八的色彩。
　　十一点钟了，仍是没有消息。郑炼买了滚烫的汤馄饨，我俩蹲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吃。碗太大，郑炼帮我捧着让我吃，见我饿成那样，烫得稀稀呼呼仍往嘴里舀，他也跟着龇牙咧嘴直嘘气。刚吃几口，喇叭通知火车进站了。我忙扔下汤勺，拾起扔在一边的网线兜。郑炼说，不必慌，火车进站少说要二十分钟，足够把馄饨吃完，我哪里还顾得上听他的，已开始手忙脚乱地扯下脚上一对蠢大的棉鞋，然后一只脚颠着跳着，把崭新的小皮靴套上去。站了一天，冻了一天，脚塞进窄窄的皮靴里疼得如过刑。
　　郑炼一声不响，勺子停在嘴边，看着我。
　　我有些难为情了。退后几步，笑笑：“看我这样行吗？”
　　他怔着用力点头。
　　我开始往前面车厢跑，软席在前面。我挨着车窗看，想呼喊，可喊他什么合适呢？直呼其名是否太老三老四？他毕竟年长我那么多。更不能如我爸怂恿的，喊他叔叔，那实在是乱套。我这时有一点意识到，年龄的悬殊造成我们关系上的一种尴尬，一种不伦不类。我从头跑到尾，再从尾跑到头，渐渐地，水泥地上仅听我的新皮靴响得越来越清晰、清脆和单调。
　　有人叫我，是郑炼。这时我才想起世上有这么个郑炼。
　　“你再看看电报，是不是你看错了日子？……”
　　哪里有什么电报，他只是在信上淡淡提了一句。他的信即使长，也是谈他的过去，谈那些我从来没听过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的悲惨故事。有时也偶尔谈到感情和爱，谈到他的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还说，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爱他是不公道的，他是被社会造成的一副残局，怎么能让一个无辜单纯的小姑娘替社会来收拾残局呢？
　　“还傻站着等什么，你一定看错了电报！……”郑炼说。
　　我在想，我每封信都表白着自己的一往情深，每封信都寄去我的吻。似乎他从未对此作答过，想到此我一阵燥热和隐痛。
　　“他肯定不是乘这班车来，走吧！”郑炼推椎我。
　　走，走吧。可我的脚痛极了。我在刚才的兴奋和忙乱中早已把那双丑陋的大棉鞋扔得不知去向，因为无论穿上它们还是提着它们都很不体面。我的画家是那么爱美。
　　郑炼从我的步态中悟到什么，他蹲下，轻轻一捏那靴子，发现它们轻得如同舞靴，仅一层皮革，他抬头看着我。
　　“穗子……”他像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你知道吗？你很漂亮——绝对够漂亮了。”
　　初夏，我忙着准备期末考试的舞蹈小品，头发也来不及梳，早晨一起床就胡乱在头顶上抓一个髻。下午，我们已累得气息奄奄，录音机旁，等人一站起来，地板浸了汗会又粘又腻没法走人。这时有人叫我，我一出教室就看见了他。
　　画家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背在身后。
　　一年了。我轻轻地“呀”了一声。这一年中，我不知多少次地想象我们的重逢：人会向他疯跑过去；我会流泪；我会感到轻微的晕眩；我会干脆冲过去，搂紧他的脖子，让那恐吓着他也恐吓着我的年龄差异刹那间消失。我会这样静倒是出我所料。
　　他说：“他们不让我进呢。”同时，他打量我。
　　这是我最狼狈的时候，他却半真半假地说一年不见我倒真长大不少。他拉起我的手，我们一块往楼梯口走，途中他告诉我，他要带我到渤海湾一座小岛去，那里清静凉爽，他可以集中精力把出国画展所需的画创作出来，至于我，可以度一个舒服的暑假。我惊喜地哑着。
　　“你看，我自作主张，”他停下脚步，“也没事先问问你，是不是变卦了，不想要我等了……”
　　我委屈地抢白：“是我吗？我一直在等你的信，一直在等你来，几个月时间，我守着邮箱吃饭，因为邮递员每天午饭时间来，我怕谁错拿了信，害得我这么傻等？害得我胡思乱想……你说你在等我，我觉得明明是我在等你啊……”几个月里什么也等不来地等，你会懂得，那才叫等！最后这句话我没说，他却从我眼里看到了。
　　不知怎么了，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叹我这一身太年轻的血。
　　我央求他和我一块吃晚饭，我不会难为他的，我会把饭菜从食堂买出来，到树下的石桌石凳上吃。他倒很高兴地答应了。下课的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谁脸上都不异样，平常见陌生男性和某女同学讲话，大家走来走去从来不饶地要起一声哄。
　　等我买了饭出来，见他被舞台美术系两位教师和一帮学生围住了。他们认出了他。他们一口一个“韩老师”地叫。他往人圈外顾盼，看见了被两大盆莱烫得跌足的我。人们拥着他往小饭厅走时，他回头朝我疲惫地笑笑。他仍是那副温和而被动的样子：接受人们的崇拜，却毫不拿它当真。小饭厅平常不开，有著名舞蹈家来授课或表演时，校方拿它撑撑门面。我跟随人群走了几步，想想不妥，站住了。小饭厅我去过两次，是看美术系学生的作品展览，里面布置得蛮精致，据说饭菜也还精致，尽管厨子们烧给我们吃的菜像牲口料。
　　我最好还是别跟了去。他坐在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前，我这两盆色彩含混的菜往桌上一摆可太煞风景。我刚把最后一口馒头塞到嘴里，一个美术系女生跑到我面前。
　　“喂，韩老师叫你进去！”
　　我嘴让馒头填着，摇摇头。
　　“不是我叫你，是韩老师叫你进去吃饭！”她表情那么强调。
　　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这里等。
　　十天之后，我在天津的码头上等。我在等他把我带上船，带到渤海上的小岛去。他先我两天到天津，见几位画界朋友。我看见一对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走过来，一人拿了一支冰糖葫芦在嚼。
　　我无聊地在一根放倒的水泥电线杆上走，它一滚动我就掉下来，然后我再上去。我忽然好馋冰糖葫芦。引颈望了一会，断定那糖葫芦贩子一定离得不远。不过我很快打消了念头。若看见一个手执冰糖葫芦，摇摇摆摆走电线杆解闷的小姑娘，他即便怀有一肚子感情又打哪儿谈起？！
　　我盼他早些换一副眼神看我，不再是充满长者的爱怜，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成熟女子的，充满尊重和渴望的。当我走进海水，再走出海水时，他诧住了。他发现这个蓦然向他转身的小姑娘长大了，他觉得他不该再等下去。
　　然而他在渤海小岛的日子，很少和我一起去海边。有时傍晚，我独自从海边回来，推开他的门，他却拿陌生的眼光瞅着我，地上扔着好些揉成团的宣纸。渐渐我懂得，这是他顶苦的时候：心里有，笔下却无。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海产市场，到处是粗糙但不无野趣的贝壳工艺品，我花了一块钱就买了半挎包。随着我又买了一大串烤的小鱿鱼，最有趣的是一只大海螺壳里，盛了一对带红辣椒丝的小麻雀，汤卤还滚热。我端着一大堆吃食，兴匆匆赶路，想让他趁热尝个稀罕。他在准备出国画展的画，画得极苦，一闭门一整天，却常听他对我说：没一笔出神。我劝他别逼自己太狠，他说他在监狱里不止损失一根手指，还有人生最好的几年。我又劝他：人们已经这样崇拜你了；他立刻说：他们什么也不懂。
　　我像以往那样推推门，却发现门从里面别住了。很明显，他不希望任何人烦他，包括我。他知道我每天会在这个时间推开他的门，拎着鞋，带着一脚粉细的沙和一头蓬乱的头发，走近他。开始，我大着嗓门向他讲海边所有的奇遇和所有的感觉，后来仅仅是提醒他去吃晚饭。我没有叩门，在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我逐渐习惯了我自己这副形象：对着落日的海，靠着闭着的门，等着心静如水。
　　八月，我决定离开小岛回学校了。这天夜里起了台风。我明知门窗不过是被风弄得咯吱直响，我却总疑惑有人在撬门。虽然门窗紧闭，灯却摇曳不止。
　　我怕得受不住了，爬起来去敲他的门。
　　他一脸倦容，穿了件毛巾浴衣将我放进门。“怎么了？……”听完我形容的恐惧，他面孔松弛下来。在长沙发上，他把我抱住，仔细地打量我。
　　我也打量他。他比我头次见时胖了些，尤其在这个深夜，他眼睑已有些老态的下垂了。当他吻我时，我发现这个中年男性的脸上布满并非生发于笑的皱纹。
　　“你不是怕，是太孤单了。”他在一个长吻之后说，“你这个年龄最怕的就是孤单，对吧？小家伙！”
　　他说他年轻些的时候也怕孤单。那时他在监狱采石场做炮手，每天独自守在山上点炮，那山上没人甚至连只鸟都看不见。他终于受不了这分孤独，有天把电管插到身上，而恰巧那天他被调到山外了。
　　我想请求他：不要向我讲这种故事，尤其不要在这样的夜晚。我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一步也不让他离开。
　　他意识到什么，人变得很僵。一会他俯在我耳边说：在我身边你不再怕了，睡吧。我闭上眼，感觉自己被轻轻摇晃着。他又说：我早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多缠绵的感情了，不过你看，我和你个小家伙已陷得这么深。你长大吧……
　　春天他从巴黎给我写信来，说他在继续为我采集花，他在苦等能把所有的花献给我的那天。那天我该长大了。我仍是不懂。他还在信上写道：“……我侥幸自己那晚上没有损害你的纯洁。我要的就是这片纯洁，所以我不能以自己的手毁了它。女人们追逐着我。追逐着我身外的一切：功名、财富……惟有你是不同的。我早死了这条心——爱谁或被谁爱，说得再明白些：我看透了也恨透了人。我开始爱你，因为我不相信你是个人，你是个精灵。”
　　接下去，又是一个长极的等待，等他来信，等他回来。他不再有信来，只是偶尔能收到他寄的一些异国情调的小礼物。有时等待是甜的，有时则很苦。
　　一年不见的郑炼突然出现了。暑假我回到南京的第三天，他到我家来了，还带了个姑娘，高高大大，头发黄黄的。郑炼这一年在东北实习，姑娘显然是从那里觅来的。
　　我什么也没问。
　　他什么也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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