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商人黄楚九
一、还是开戏馆
公元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成了在时代更新中得意和失意的人都来聚居的所在。得意的人如已在新政府中谋取到一官半职，又怕人事变迁，好景不长，便在上海租界上先安个家，再插手一桩什么事业，眼前可多一份进益，日后也有一条退路。失意的人如曾在满清政府中放过一二任实缺，手上着实积攒了几文，现在成了海上寓公，却也怕坐吃山空，有机会的话，便拿出点钱来入一个股，或者还担任一个什么名义，这样就促成许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还有邻近各城镇广有田产的殷实富户，又成为上海某家行业后台老板的，也不乏其人。
更多的是从东西南北各地到上海来了解最佳市面，寻求最佳销路的大小商贾。
面对这些不断涌来的淘金者，上海也要在吃喝玩乐方面适应他们的需要，菜馆、旅馆，还有妓院，新添了一家又一家。
这时的黄楚九，已经跻身于上海西药业的头面人物行列。他的“名牌”产品“艾罗补脑汁”，依然畅销不衰，中法药房的基础日益牢固。但两年前研制的“龙虎牌人丹”销路还是敌不过日本翘胡子牌的“仁丹”，估计一下子也不会有很大的起色，便决定等机会卸掉这个包袱。恰好中华书局的陆费伯鸿和沈知方有意问鼎于此，黄楚九便将开设在浙江路的龙虎公司和设在小花园制药部连同龙虎商标一起作价四万元，出盘给陆、沈二位。自己则腾出精力，到娱乐界来碰碰运气。
黄楚九本来想开菜馆，开旅馆，最后还是决定开戏馆。
在此以前，上海的戏馆，多是“茶园”的格局，特色是个“方”字，舞台是方的，台下的正厅是方的，楼上包厢则分隔成若干块小方；正厅和包厢内放着一张张方的八仙桌，桌子的后面和两旁放着靠背椅，桌子上面放着盖碗茶和高脚果盘，这是有身份的人的座位。一般看客的座位是正厅两边长廊的一排排长凳。逢到生意好，迟来的人连长凳也坐不着，只好站着看，但他们都是最为痴迷的京剧观众。
当时最有名是“天福茶园”，后改名“春仙茶园”，地点在广东路福建路满庭坊对面，由名武生李春来组班演出。盖叫天年轻时曾在这里搭班。
还有丹桂茶园，是工商巨子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开的。传说刘维忠有次到“天福”看戏，嫌座位不佳，“天福”的管事又出言不逊，刘维忠一气之下，决定自己开一爿，不过先要问问算命先生。
海派商人黄楚九--二、头挑的名角
二、头挑的名角
早先的有钱人开店办厂，总要请算命先生卜一卜吉凶；厂址、店址选好了，则要把风水先生找来看一看地形，连店门、厂门朝哪一面开也是大有讲究的。其流风余韵，绵延至今，竟有趋于炽热之势。
刘维忠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大吉大利，财水甚旺。便立即筹资择地，先在大新街元芳花园东首建造了满春茶园；时隔半年，又在湖北路广东路之间开了丹桂茶园，而把满春茶园让给别人，改名为咏霓茶园。
与丹桂花园仅隔一条街的天仙茶园也很有名，艺名麒麟童的周信芳还是童伶时第二次来上海，即在“天仙”挂正牌，演出了《薛礼叹月》、《枪挑小梁王》、《比干剜心》等剧。
黄楚九要开的戏馆却不是“茶园”，而是新式舞台。这就是地处九江路浙江路口的新新舞台。由他投资，请艺名“四盏灯”的京剧演员周咏棠负责经营。所以名叫新新舞台，是因为南市有一家新舞台，已小有名气。黄楚九一心要胜过新舞台，“新新”者，意思是比你还要新也。
南市新舞台的大老板是南市的商界领袖姚紫石先生。南市是当时上海的中国地界，这里的居民要看“大戏”（即京戏），得老远地跑到租界上去，出入甚为不便。有鉴于此，姚紫石便联合十六铺的许多商家，组成了一个银团，在小东门建造了这座新舞台，由京剧界的进步人士夏月恒、夏月华、夏月珊、夏月润兄弟承办，聘请潘月樵、毛韵珂、赵君玉、冯子和、欧阳予倩等登台演出，新剧家（后来叫文明戏）汪优游、京剧改革家汪笑侬等也来搭班。还得到了画家张聿光、谢之光、钱化佛等人协助，上演有立体布景的新戏，如赵君玉主演的《岳飞》，潘月樵主演的《明末遗恨》、《潘烈士投海》，汪笑侬主演的《党人魂》、《哭祖庙》，汪优游与赵君玉合演的《枪毙阎瑞生》等，可以说是海派京剧的滥觞。
只是这些京剧的意义虽好，宣传的声势也不小，但上座仍不理想。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条，南市时常闹戒严，吓得居民晚上连门也不大敢出，更不用说是出来看戏了。为此，姚紫石先生又组银团，在接近租界的九亩地又造了一座新舞台，构造更新，有转台，便于演有布景的新戏。夏氏兄弟领着老新舞台的原班人马移师于此，果然引起哄动。连住在租界上的人也可以跑出来看戏了。
黄楚九的新新舞台一心要把新舞台压下来。新舞台既然以新京剧为号召，新新舞台就让你看到正宗的京戏，请的是北京头挑的名角，最好又是已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
海派商人黄楚九--三、梅雨田迟到
三、梅雨田迟到
但是，谭鑫培不是那么容易请的。谭鑫培的走红，始于清朝末年，因为常常应邀到宫内演戏，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被尊为“内庭供奉”，好多爱听京戏的王公贵族都要巴结他。如今虽已进入民国时代，北洋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员，对“谭叫天”依然倾倒备至。北京的剧场这天只要有“谭老板”的戏，必定座无虚席，甚至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谭鑫培在都中的日子过得蛮好，且已上了年纪，烟瘾又大，轻易不肯出远门，也有点怕出远门。
上海自然是个能赚大钱的地方，在此之前，谭鑫培已来过四次，有两次情况不是最好，谭鑫培想起来就不免发怵。
第一次是1879年，即清光绪五年，谭鑫培才三十三岁，艺名“文武老生小叫天”，演的多是武戏，靠把戏，做工戏。地点在金桂茶园。
第二次是1884年8月，在刘维忠开的丹桂茶园演出。但演未多久，就因一件小事与刘维忠闹翻，合同尚未满期，谭鑫培就整装北返。刘维忠这一点倒很“大路”，已付的包银并没有跟谭鑫培要回。
第三次是1901年，应马夫阿六在三马路大新街开的三庆茶园邀请南下。时当农历六月，炎热难当，只唱了一个月即辍演，但谭鑫培没有回北京，而是到杭州去进香了。回到上海，进了他女婿夏月润兄弟经办的丹桂茶园。海报贴了出去，引起马夫阿六的不满，具状控告谭鑫培违约。后经人居间调解，谭鑫培同意再到“三庆”补唱三天，风波总算平息。
谭鑫培在“丹桂”唱了一个月，要休息几天，到苏州去玩玩，夏氏兄弟不敢违背老爷子的意思，陪他同去。可是谭鑫培游罢苏州回上海，又被天仙茶园挖去。夏氏兄弟起先并不知道，及至见到“天仙”的门口挂出牌子：“小叫天回申汇演”，气得不得了，又不好把老爷子怎么样。便打电报给北京的名旦田际云（艺名响九霄），问他有什么办法？田际云的回电是寥寥八个大字：“挖掉其眼，剁去其手”。夏月恒大骇，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官司来了？再想想，这才明白，田际云是要夏月恒将老谭的得力帮手打发掉，一个是打鼓的李五，一个是拉胡琴的梅雨田。夏月恒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李五，却说动梅雨田回北京，包银由“丹桂”照付，一文不少。梅雨田正在想家，一口答应，走了。老谭少了梅雨田的胡琴，台上果然减色不少。
梅雨田就是梅兰芳的伯父，有“胡琴圣手”之称，当时观众对于梅雨田胡琴的欢迎，并不亚于谭调。传说有一次谭鑫培在北京演出全本《琼林宴》，梅雨田因故迟到了……
海派商人黄楚九--四、老搭档脾气
四、老搭档脾气
后台的管事急得不得了，却又一时找不到梅雨田，而《琼林宴》的锣鼓已经响起，只能临时找一把“官中”胡琴先应付一下，老谭也没有办法。凑合着唱吧。第一场《问樵》快要结束时，梅雨田总算赶到，他照例由戏馆的正门入内，今天穿了一件簇新的灰色华丝葛长袍，外罩一件枣红色的团花缎子马褂，满面笑容。观众一见他的身影，立刻欢呼：“梅胖子来了。”梅雨田由正厅旁的过道走上舞台，在场面上坐定，当差的递上胡琴，梅雨田先整弦定调。到第二场《闹府》，老谭上，梅雨田一行弦，台下马上哄然叫好。
老谭深知老搭档的脾气，不以为意，并深信自己的魅力，一开口唱二黄原板“我本是一穷儒……”观众又沉醉在他那苍劲醇厚的声韵之中。
1909年，谭鑫培已六十三岁，经不起女儿（夏月润的妻子）几次进京恳求，同意到南市新舞台来唱二十天。这一次老谭最叫座的戏是《搜孤救孤》，由潘月樵配演公孙杵臼，老谭演程婴。潘月樵存心“别苗头”，在《公堂》一场，程婴鞭打公孙杵臼时，潘月樵先是来了一个“鲤鱼翻身”，接着又是一个“屁股尘子”，火爆至极。老谭当然不是弱者，唱得声情并茂，听者无不动容，出了戏馆，犹觉余音在耳，低徊不已。
黄楚九的新新舞台请谭鑫培，是他第五次到上海。
这一次黄楚九也是托人横说竖说，又许了一定优厚的条件，谭鑫培终于同意。上海方面得到消息，做好一切准备。就在1912年11月7日，也是农历壬子年九月二十九日，谭鑫培一行所乘轮船到达上海的当天，申报刊出了新新舞台的巨幅广告，在“礼聘伶界大王谭鑫培”的大字标题下面，有这样一段说明：
谭叫天名望隆重。前清时都人称为谭贝勒，其高贵可知。论其资格，剧界中已无前辈，音调之美，尊之为伶界大王，实无愧焉。本舞台前派人入都礼聘，叫天惮于远行，坚不允诺。嗣经辗转托人，至三至四，磋商数月之久，始荷首肯。昨接京电，乘隆和轮船南下，准二十九日抵申，静养数天，择吉登台……
广告中还介绍了随谭鑫培此次南来的配角都是第一流的，有“小生之王”德如，“净角之王”金秀山，“青衣之王”孙怡云等。金秀山的儿子金少山也来了，其头衔是“第一净角”，文荣寿是“第一老旦”，慈瑞全是“第一丑角”。每个配角的名字下面，另有一段小字，介绍他的艺术成就。比如说金秀山是：“京内外咸推第一，嗓音洪亮，叱咤风云，山岳为之变色”云云。
海派商人黄楚九--五、触他的霉头
五、触他的霉头
金少山后来的发迹，大红特红，这时候已经显露出端倪。广告中是这样吹捧他的：“……为秀山子，家学渊源，不同凡俗，其工架之安详，趋跄三步稳，即昔年小穆三雄，要亦无逾于此。”
“小穆三雄”是谁？恕笔者浅陋，回答不出“家门”。
这些文字，大概出于文人孙玉声之手。孙玉声笔名“海上漱石生”，写过通俗小说《海上繁华梦》。他很早就成了黄楚九的朋友，也是黄楚九的“谋士”之一。新新舞台开办后，孙玉声被聘为前台的管事人员，负责对外宣传方面的事务。
且说新新舞台这次接待谭鑫培，如同接钦差一般，丝毫不敢怠慢。后台经理周咏棠特地派了王荣祥（艺名筱荣祥）专程到北京，陪同老谭及全班人马乘轮南下。船到码头，早有汽车等候。这是新新舞台老板黄楚九的车子，今天自己不用，特地让出来给谭老板乘坐。
已经为谭老板租了房子，就在小花园西首对面的宝和里内，这里离戏馆很近，谭老板可以在寓所过足了瘾，养足了精神之后再去后台扮戏，来得及。
谭老板的包银讲明是一万大洋，其他重要的配角是每人六千大洋，都管吃管住，管接管送。打鼓的是刘顺，操琴的是裘桂仙，即裘盛戎的父亲。裘桂仙改唱花脸后，人们都说他的行腔有老生韵味，这可能与他曾为老谭操琴，受其熏陶有关。
老谭的一些拿手戏如《空城计》、《琼林宴》、《洪羊洞》等都演过四次；《托兆碰碑》、《乌盆记》演过两次。尤以与金秀山合演的《捉放曹》、《黄金台》等，旗鼓相当，最为精彩。老谭还演过一次《坐楼杀惜》，配演阎惜姣的上海名旦张云青（艺名一盏灯）。他以前曾和老谭合作过，彼此熟悉对方的戏路，所以这次也演得丝丝入扣，非常默契。
这次老谭还演了以前到上海没有演过的《连营寨》（即三国中的彝陵之战）。剧中有大段的“反西皮二六”唱工和火烧时的跌扑身段，让上海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相传老谭在清廷供奉时，一直不唱此戏。但戊戌政变后，每逢光绪皇帝过生日，西太后都要老谭唱《连营寨》，当演到刘备“哭灵牌”时，台上站着的大小将官必须跟着一起放声大哭，不哭就得不到赏赐。西太后的用意，是当着光绪的面，纪念她死去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
《长亭昭关》和《朱砂痣》，人们向来认为是汪桂芬和孙菊仙的看家戏，这次看了老谭的演出，才发现他自有特殊的风格。总之，老谭这次风头很健，谁又想到竟有人要触他的“霉头”呢。
海派商人黄楚九--六、翻三张桌子
六、翻三张桌子
原来老谭的观众中，虽然多的是爱好京剧的外行，却也有不少对此道深有研究的内行。这些内行，有的是来观摩学习，想偷老谭的“玩意儿”的；也有的已是颇有名气的“角儿”，他们承认老谭的表演确有独到之处，就是对他的“大王”之称不服气，想找个机会，给老谭一点颜色看看。
一出《盗魂铃》成了爆发点。
《盗魂铃》是出玩笑戏。讲猪八戒奉了师父之命，到妖怪那里去盗取能摄人魂魄的宝铃。谁知他贪玩心切，先偷空溜到一个地方睡足懒觉之后，又戏瘾大发，把他会唱的各种戏曲都唱了一遍，这其实也是演员借机会显本事给观众看。
上海有个杨四立唱《盗魂铃》很有名。他的本行是武丑，但有嗓子，能唱老旦和老生戏。他演《盗魂铃》，除了卖弄他会唱时新曲调之外，还能从四张桌子的高处凌空翻落在地，观众每每看到此处，就忍不住欢叫起来。
杨四立这时在南市新舞台搭班。新舞台就常常要杨四立演《盗魂铃》，抢新新舞台老谭的生意。
黄楚九一看这情形，便把周咏棠找来商量。如果谭老板肯演一次《盗魂铃》，那在上海滩的戏迷中造成的轰动，是杨四立不能比的。
周咏棠立即来拜望谭鑫培，委婉曲折地转达了黄老板的意思。
老谭听了，沉吟半晌，说：“演是可以演，不过我有我的演法，你们不要拿我当杨四立。”
周咏棠大喜，连说：“那是自然。”接下来的问题是：杨四立能翻四张桌子，谭老板能不能翻呢？上海观众看惯了杨四立，在这一点上恐怕是很计较的。
老谭又默然片刻，说：“上海人懂戏吗？懂的话，你们也给我放几张桌子在台上，三张、四张，随便！”
周咏棠没有深究老谭说这话的意思，只把随你们在台上放几张桌子这一句听了进去，回来禀告黄楚九，黄楚九自然高兴非常，立即贴出海报，刊出广告，说某日晚，伶界大王准演《盗魂铃》，特别注一句：“南腔北调，百戏杂陈，翻三张桌子。”
杨四立翻四张，谭鑫培只翻三张，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也很不错了。
孙菊仙这时正在上海，一看海报，便急匆匆地来看老谭，说：“你的武功底子是好，可也不能不要老命啊！”
谭鑫培是武生出身，唱过《金钱豹》中的孙悟空，能在桌上翻锞子下地。但那是他年轻的时候，现在……
老谭笑眯眯地说：“山人自有道理。”
海派商人黄楚九--七、不吃眼前亏
七、不吃眼前亏
到了演出的那一晚，外行、内行，都争相来看，新新舞台卖了个满座。
老谭扮的猪八戒上场，先是学唱，唱的多半是北方戏曲，有皮黄、有梆子、有大鼓等。观众虽然觉得他唱得很好听，却听不出什么究竟来。老谭其实是把当时京剧界的一些前辈如余三胜、张二奎、卢台子，还有青衣胡喜禄唱腔里的神韵，都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可是台下的观众对这些前辈不熟悉，脑子里没有印象，所以反映并不怎么热烈。
到了四十年代，有些女演员演《纺棉花》，学唱“四大名旦”等人的唱腔特色，非但惟妙惟肖，而且还带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所以能引起轰动，也是因为台下的观众对“四大名旦”的唱都听熟了，心领神会了。
杨四立在《盗魂铃》中唱南方时调，就能投合上海观众的口味。
这一点老谭事先没有意料到，先输了杨四立一着。
反正今晚观众的注意力是老谭翻桌子。这一刻来了。只见老谭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爬到了第三张，又站到了椅子上，先作了个要翻的姿势，观众屏息静气，准备叫好。
不想老谭忽然一愣，又朝桌子下面一坐，说了声“我还要老命哩”！然后顺着桌子一张一张地爬了下来。
这样演其实很符合剧中人的身份，刻画了猪八戒呆头呆脑、胆小怕事的性格。可是台下的观众觉得不过瘾，未免有些失望。不过也没有什么不友好的表示，只是叽叽喳喳的，相互在低声谈论。
内中有个来自宁波（一说是来自四川），名叫李本初的人忍不住了，叫了一声倒好不算，还加上一句：“大概鸦片烟没有吃饱吧！”
观众一阵哄笑。李本初也很得意。
散场了，有人走到李本初身边，请他“慢点走，到帐房间来一趟”。
帐房间坐着好几个人，都看着李本初。好一会，有人问他：“你懂戏吗？”
李本初回说，怎么不懂，《盗魂铃》已经不知看了多少遍了！
“你懂？那你为啥要在场子里瞎捣乱？”责问的人说着便走上前去，伸手掴了李本初一记耳光。
李本初见状，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敢争辩。
这时，另有一个人过来对李本初说：“朋友，下趟识相点，今天你就走吧。”
黄楚九当时也在帐房间。手下的人打李本初，他觉得有些不妥，但未加以阻止，也来不及阻止，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海派商人黄楚九--八、这事闹大了
八、这事闹大了
谁知隔了一两天的光景，就有一家小报把这件事捅了出来。文章的口气似乎很义愤填膺，指责新新舞台仗势欺人，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出来主持公道。
这样一写，其他的报纸（多半是小报）深怕有损自己“正义”的形象，也纷纷发表文章，予以响应。奇怪的是有些文章却在谭鑫培该不该称“伶界大王”这个题目上大肆发挥，意思无非是“伶界大王是谁封你的”？就算你是“伶界大王”难道就不许人家叫“倒好”？然后笔墨再转向新新舞台，说对待看客如此霸道，今后有谁敢到你们这里来看戏……看得出，这是趁机想倒掉新新舞台的生意。
社会名流出来发表谈话的，有一位是郑正秋，新剧界和电影界的前辈，他鼓励李本初应将此事诉讼法庭，不告别人，就告黄楚九。
其实李本初早已离开上海，也不知他是回家乡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报上登的都是别人说的话。
不管李本初在不在上海，反正这事闹大了，引起公愤了。新新舞台的营业不能不受到影响，老谭只好暂时辍演。
黄楚九也不能不出面料理了。好在他身边有孙玉声，跟报界是熟悉的，这一头由他去疏通。
又由周咏棠去联系当时的上海伶界联合会，请他们出面向同行打招呼，摆了好多桌酒席，请了好几回客。
最后由黄楚九、谭鑫培联名登报，向李本初公开道歉；最要紧的是报上的广告，在谭鑫培的名字前面，不见了“伶界大王”的头衔。老谭虽然不在乎，心里很不痛快。
风波终于平息。谭鑫培又恢复演出，直到合同期满。休息几天，再加演几天，算是对戏馆方面和上海朋友的答谢，然后乘轮北返。老谭强颜欢笑地向前来送行的人告别，上海，再也不来了。
但是，1915年，谭鑫培去浙江普陀进香，经过上海，被女婿夏月润和他的兄弟留住，再三恳求，难以拒绝。于是商量好在去普陀之前，先在九亩地新舞台演五场；等由普陀回沪，再演五场。
因为有1912年在新新舞台吃“倒好”的教训，老谭这次并不指望有什么奇迹发生，只求平平而过，应付了女儿女婿的情面，自己这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也算得到了一次安慰。
也许上海人就是有那么一种好奇的冲动。他们想：你这个“伶界大王”上次是在这里触了霉头回去的，现在又来了，想必玩意儿真有两下子，倒要去看个究竟。这样你怂恿我，我鼓动你，头一天打炮戏《失空斩》，就卖了个满座。
海派商人黄楚九--九、没有人抽签
九、没有人抽签
这一次老谭并没有带自己的场面和班底，胡琴由儿子谭二凑合着拉，戏里的配角只能由新舞台的原班人马充数，因而也只能演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戏。这出《失空斩》就由潘月樵演王平，夏月润演赵云，许奎官演马谡，曹辅臣演司马懿；两个琴童竟由七盏灯毛韵珂和十七盏灯赵文连担任，他们都是当时上海的海派名角，这次都来给老谭“跑龙套”，既是为了凑热闹，增加号召力，也是捧足了老谭，向老前辈表示尊敬之意。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上次专门跟老谭打对台，唱《盗魂铃》翻四张桌子的杨四立，这次竟在《失空斩》里演了一个探子。原有的不愉快，一笔勾销。
老谭也真不负众望。他扮演的诸葛亮一出场，先不忙迈步，而是手捧羽扇，凝神一站，这就把受先帝重托的老臣，在大敌当前，不能不保持镇定的气度表现出来了。观众席上本来还有点叽叽喳喳的声音，就在诸葛亮一站一望之下，归于寂静，到诸葛亮在台口念引子的时候，台下静得几乎毫无声息。
大家还发现，老谭这次的嗓音，比上次来沪还要清纯，更觉苍劲，引子念到最后一句“保汉家两代贤臣”的“臣”，似用“嗽”音轻轻送出，归韵完整自然，显示了老谭吞吐有力的嘴上功夫。
历来演《失空斩》，演到“空城计”诸葛亮在城楼唱完“二六”，即有观众按捺不住，陆续离座。这次老谭演到“斩马谡”，也没有一个人“抽签”的。直到诸葛亮对马谡的死哀痛已毕，说要在“后堂摆宴”，与赵云贺功，在吹尾声牌子时，观众才欢呼起立，鼓掌而散。
观众的口碑最有力量，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说老谭的戏唱得怎么怎么好，也就带动了更多的人前来作座上客。老谭前后演了十天，天天满座，还卖了加座和站票。
有一天，老谭要演《汾河湾》，谁来演薛仁贵的老婆柳迎春呢？这可是个含糊不得的角色。新舞台建议由赵君玉来试试。赵君玉是个男旦，那时还年轻，虽已初露头角，却不知能否与老谭配戏。老谭想起赵君玉的祖父赵嵩绶跟自己是老交情，为提携后进，就同意让他一试，事先认真地说了戏。等正式演出，赵君玉非但没有出一丝差错，而且跟老谭言来语去，针锋相对，极其投入地表现了夫妻二人“斗嘴”的情景。观众看得满意，老谭也很满意。
十天期满，新舞台收入三万大洋，送老谭八千大洋，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
事情传到黄楚九的耳朵里，自有一番感慨。
海派商人黄楚九--十、要另出奇兵
十、要另出奇兵
最令黄楚九不解的是：上次新新舞台请谭鑫培来演出，捧他为“伶界大王”，怎么会引起众多的异议？这次老谭在新舞台唱了十天，怎么内外行好手都对他俯首称臣，又公认他是“大王”了？是老谭的玩意儿真的压服了这一伙人，还是另有复杂的内情？
黄楚九也把这事同他的一些“幕友”讨论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老谭的玩意儿也确实是好，但主要的原因是戏馆这碗饭不好吃，也轮不到你黄楚九来吃，何况你黄楚九还想窥视“霸主”的地位，更是谈也不要谈起。所以也有业中人为李本初撑腰，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弄点颜色给你黄楚九看看，识相些，最好还是滚回去卖你的“艾罗补脑汁”吧！
黄楚九嘴上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我黄某人可不会这样胆小怕事，一记耳光就把我打出了娱乐业，只怕办不到，不信，等着瞧，我要另出“奇兵”。
这几年黄楚九已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只要这天下午没有特别重要的事要在写字间处理，或者有别的非去不可的地方，他总约几个朋友到茶楼喝茶。
黄楚九家里有的是好茶叶，所以偏喜欢到这人流混杂的茶楼上来，就是在这里和朋友聊天，更加没有拘束。朋友有和黄楚九一道来一道去的；也有特地找到这里和黄楚九谈事情的。张三李四，川流不息。
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有好几爿茶楼，黄楚九都去光顾过。近来常去的是大马路浙江路口的五云日升楼，离新新舞台很近，斜对过便是。五云日升楼从老板到伙计都对这位黄大老板非常恭敬。因黄老板一来，连带地也会有别的茶客跟着来了。
楼上临窗的那两只红木八仙桌，等于是黄楚九的专座。为此特地换了新的藤椅子，茶叶是到杭州去买的上好品级，茶钱都不多收。黄楚九自然心里有数。他并不每天付茶钱，而是隔一段日子命茶楼的人到新新舞台账房间来收，说多少给多少，从不过问细账，额外的小账也给得多。黄楚九每天只要一踏进茶楼的门，伙计们便弯着腰叫“黄先生”，从楼下要一路叫到楼上。
黄楚九这一阵的心情不是最好，但一到茶楼，精神马上便松弛下来，跟朋友们有说有笑的。
这一天，黄楚九吃了一会茶，要起来活动活动身子，便推开临街的长窗，站到外面过道（内阳台）上来，凭栏向下眺望。有两个朋友跟着出来，站在他的身边。
黄楚九望着楼下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有好一会，似在沉思。
海派商人黄楚九--十一、想点新花样
十一、想点新花样
忽然，黄楚九感叹道：
“上海有这么多的人，只要每人能到我们戏馆里来一次，生意也就非常可观啦！”
这话，流传着好几种说法。一、“上海有这么多的人，我只要在每个人头上赚一块钱，就能发大财了。”二、是在他创办的“楼外楼”游艺场开张后说的：“上海有这么多的人，只要每人能来白相一次楼外楼，收益也就不得了啦！”
一并记录在这里，以供参考。
当时，与黄楚九一道凭栏眺望的两个朋友，一个就是“海上漱石生”孙玉声。他已经非常了解黄楚九的脾气。黄楚九此刻的感叹，孙玉声马上就猜到老板是急于想从李本初这桩风波中摆脱出来，在娱乐业再创名声的意思。他一时也不知如何接黄楚九的“话茬”为好，只是有意无意地咕哝一句：“是啊，就是要想点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