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①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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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②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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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
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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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时至一九四○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终于采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安排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同时，他亲自下了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于是他安插在三厅的亲信，立即在每个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并在三厅本部金刚坡下三塘院子内召开动员大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沫若再也听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大家都表示与他共进退，也纷纷提出辞职书。会后，即在会场里摆开书画台，沫若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地振臂挥毫，连连题赠诸同志。其中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
大河前横流水今日
生气远出明月雪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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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迹见《东海》1979年第8期。
李可染等人盛赞这一联写得气势磅礴，堪与“易水寒”媲美。人们看着联语都在沉思：厅长语重心长砥励我辈，要在寒冬雪夜皎洁发光，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奔赴革命的长江大河。
“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最后导致三厅进步人士集体总辞职，尽管新任厅长好话说尽，也无法“挽留”大家。为此，已经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字文伯，1890—1969）谈话，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治中，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和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寿昌等人，安抚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沫若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介石有意避开话头，成竹在胸地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这个部门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其宗旨据说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于当面硬顶，便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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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九四○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仍分城乡两地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官府街七号，乡间地点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原第三厅约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为了造声势，以显示进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与恩来商量，并征得张治中同意，于十二月七日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以政治部名义举行了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那天有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沫若则接过话头，最后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更盼加强团结，笔杆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望能与大众合作，并请多多帮助，本人愿全力追随。”①席间，田寿昌、舒舍予、洪深、马彦祥等人先后登台表演，救亡歌曲、川江号子、京韵大鼓、京剧清唱、诗歌朗诵不绝于耳。两周后沫若“犹有余兴”，他把写在两张宣纸上的签名单拿出来，请人裱成一横轴，然后补题七律一首：
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炷竞辉煌。
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
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
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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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手迹见《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这幅签名轴，后来一直挂在天官府七号楼下中厅里，象征着团结和进步，激励文工会全体人员同仇敌忾，“相期永不磨”。
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说是第三厅的继续，不过它已不能象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国民党当局明文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然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就这样让他们捆住手脚吗？不！沫若领导大家，一方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方面跳出这个圈子，以个人身份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如请老舍讲小说，请冯玉祥讲《三国演义》，请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邹韬奋、沈钧儒、张友渔、章汉夫等人讲《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轴心国春季攻势的展望》和《四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与我抗战》，每次差不多都是沫若亲自主持。这样以学术活动的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希特勒军队进逼莫斯科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龚德柏受其主子指使，公然散布“苏联必败”的论调，为蒋介石进一步卖国投降张目。郭沫若与阳翰笙等人决定给予迎头痛击。便借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苏德战争座谈会，在请对军事问题素有研究的屈武来主讲的同时，把龚德柏以及其他主张“苏联必败”的人也请来发言。会上，屈武画了一幅军事形势图，从苏德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和战争的趋向，论证了德国必败。龚德柏等人固执己见，仍然叫嚷莫斯科必将被德军攻克，甚至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进攻西伯利亚。沫若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按作战地图细细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形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希特勒所谓三星期占领莫斯科的奇谈早已成为泡影，从而指出：“对苏德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必须以事实论事实，不能拿不着边际的，只作空想妄谈。”①当时，龚德柏等人十分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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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为人类自由幸福而战着！》，1941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有许多活动沫若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同样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借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为作家们提供“卖字捐款劳军”的场所，沫若书写了不少抗日诗词和联语，与老舍成为此次卖字售出最多者。为了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他还与重庆的诗人们联名发出倡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在首届诗人节庆祝会上，他怀着满腔深沉的爱国热情讴歌屈原，说：目前是考验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时代，他的诗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发抖，他的诗也可以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
“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①“旋转乾坤又一年，冲涛破浪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对郭沫若说来，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奉命在由泾县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竭力封锁消息，同时反诬新四军“叛变”，然而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十八日，《新华日报》发专稿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稿子临时被国民党当局抽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怒不可遏，即奋笔题词补了空白：“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报纸后，心情特别沉重，闷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纸，挥毫疾书，将恩来的题词抄了一张又一张，交给文工会的同志说：“帮我贴到外面去，贴到街头去！”这样悲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之后两天，他看到丁正献在拓印木刻新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变”这一消息后的愤懑与悲痛。沫若随手拿起一张，凝视了片刻，立地在这张木刻画边上题了一首七绝：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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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1941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见丁正献：《从〈洪波曲〉谈起》，《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怅望江南余隐痛”，事隔不久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政治部特务连竟把原孩子剧团成员、现已参加文工会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来，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后，立即挂电话给张治中，忿忿地说：“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我放出来！”张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恼火，声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张治中没法，只好释放了李少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的时候，张治中赶到三厅训话，长达三小时之久，除了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所谓“军纪军令”问题之外，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门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党外人，即不是国民党党员；二是他主张取消“租界”，即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倾听了张部长的讲话之后，由主任委员郭沫若起来答复，他很坦白而诚恳地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最后他表示：“我已经感到干不了了，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①结果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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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韬奋：《郭先生的和尚妙喻》，见韬奋出版社1946年10月版《抗战以来》。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四·一二”事件的重演，坚决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从重庆撤离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寿昌即将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汉英陪他过江春游。他们到南山试马，沫若抱着孩子从马上跌下，有人问：“你能再骑吗？”“为什么不？”他又跃身上了马背，向着崎岖的峰口驰去。他们接连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为寿昌饯行，饭后题赠七绝一首：
南山昨日事春游，并辔江边君兴道。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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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送田寿昌赴桂林》
跋语中有“寿昌……乘舟东下，将永别矣”，寿昌觉得后面一句不妥，要他改过来，他笑了笑，才将“永”字涂去，改成“暂”字。
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①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大树”，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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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三十六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裸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楼”，沫若戏呼之为“蜗庐”，朋友们却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来“蜗庐”与沫若商量工作，不一会恩来也欣然而至，他提出要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沫若谦辞道：“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听了这话，沫若不再吭声了。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①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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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寿人寿世此情真”，重庆的各家报纸，早在沫若生日的前几天就披露了庆祝活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热切期待十一月十六日的到来。悬弧之辰的早晨，是《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沫若先睹为快，他翻开报纸，立即被恩来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所感动：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下面，恩来还分析了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他不同意有人说鲁迅的韧性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他指出“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沫若的眼睛湿润了，报纸上的字迹似乎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幻化为恩来的笑容。他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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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3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悬弧之辰的下午，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会场设在餐厅和院子里，从午间起宾客就纷至沓来。秋阳洒着金辉，粉墙四周悬挂的郭沫若、鲁迅、屈原、李白、杜甫、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人的画像显得格外明亮。会场内外陈列着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群众以及国民党官员送来的寿联、贺诗和立轴。此外，大楼“文化之家”的檐前还高挂着一枝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毛笔，笔杆上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这是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合送的寿礼，吸引了众多宾客的注意。这里辟有三间专室，展览寿星二十五年来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有各种专著和译本，亦有手稿，总共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
同时还陈列了他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
纪念茶会由自称“老少年”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劳绩、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备加赞扬，强调纪念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沈钧儒的发言表示出他对郭沫若的热爱，他殷切希望沫若要更多地写些反映劳苦人民生活的诗篇，同时也要在当前蓬勃的民主运动中发出更有力的战斗呼唤。周恩来在发言中则指出，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也到会，他热情称颂寿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苏联，也有着“郭沫若”的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创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为了人类的文化，愿郭先生千秋亿万岁。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等人。沫若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住前额，象是在沉思，象是在反省。五十年来的生涯，有不少镜头摄入了心版中：少年时代的勒令退学，青年时代的饱尝异族的冷眼，壮年时代的挥戈疆场，中年时代的埋首古器物研究，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毁家纾难，……这一切在严峻的历史老人面前算是通过了，但自己的现状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够。因此，最后他在答词中谦逊地说：“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还有许多要向国家、社会和朋友报德的事没有做好。”他既援引卢梭的《忏悔录》，又讲述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的故事，说明“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他郑重其词地表示：“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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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诗笔灿烂的二十五年》、《创作之寿》，分别见1941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悬弧之辰的晚上，天官府七号红烛高烧，“亲朋”满座，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聚餐为郭沫若祝寿。酒席计十桌，屋小人多，以致连露天的走廊上也摆了四桌。大家猜拳敬酒，好不热闹。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唱的是龚（云甫）派老旦，逗得众人乐淘淘，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集会，何凯丰、周扬、丁玲、艾思奇、萧三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电郭沫若表示祝贺。吕骥特将《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集体演出。桂林文化界举行了纪念茶会和祝寿晚会，有李济深、田寿昌、熊佛西、邵荃麟等人致词，并由中国戏剧社合唱田寿昌作词、姚牧谱曲的祝寿歌《南山之什》，同时演出了杜宣以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为题材而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香港文化界近百人集会庆祝，到会的有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马鉴、夏衍、胡乔木、胡风等人。新加坡文化界则有郁达夫、胡愈之等人发起大型聚餐会，二百余人频频举杯遥祝郭沫若：“先生永生，民族永生！”当天，各地不少报刊也都出了纪念特辑或专号：《华商报》刊载了茅盾的《为祖国珍重》，《大公报》刊载了乔木的《一个真实的人》、杜国庠的《中国历史新研究的拓荒者》，《星岛日报》刊载了叶灵凤的《个人的铭感》、宗白华的《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等文章。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才结束，纪念文章则陆续刊载了达半年之久。沫若特电谢延安、桂林、香港诸友好，云：
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郭沫若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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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1年11月18日《广西日报》、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同时他还写了许多诗词，以答谢沈尹默、陈布雷、柳亚子等人。其中给柳亚子的是一首七律，小序说明此诗敬步柳氏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诗云：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
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饮茶。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
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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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汐集·用原韵却酬柳亚子》
为庆祝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重庆文艺界还献出了两台话剧：纪念日前上演了阳翰笙新近创作的《天国春秋》，纪念日后上演了寿星本人刚修改过的早年作品《棠棣之花》。在此期间，著名平剧、楚剧、川剧演员王震瓯、沈云陔、张德成等人，也演出了祝贺专场。
这次演出的《棠棣之花》，是作者根据四年前通盘整理过的五幕剧重新加以增改的，剧情有了更大的变化，人物性格也更加突出了。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原稿中写有聂政为母亲“服三年之丧”，恩来即指出：“孟子比聂政晚出，那时候儒家的三年之丧还没有普遍推广，游侠聂政更不会庐墓三年。”沫若认为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意见”，但这牵连到歌词甚至全剧的情调，因而改起来非常棘手。为保证演出效果，恩来还建议该剧采取全名星制，即从主角到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结果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主演。沫若曾多次亲临排演场，为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和孩子剧团的少年演员，讲述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理解和表现角色，同时还为导演和美工选择服装、道具和布景。在排练过程中，他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对剧本作了不少修改和增删。第二幕结尾聂政赴韩城，他原想加一小段喜剧场面，但石凌鹤认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引起观众大笑，于剧情的气氛极不协调。他们把戏排了两遍：第一次演到春姑献花后即落幕，第二次则把幕升起，加酒家母赠花的场面。经过这一比较，沫若自己也感到后面一种是蛇足，就一挥手表示不必加了。①从这里他体会到，“舞台是戏剧的实验场，一个剧本总要经过好几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它的完成”，“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确是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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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植耘：《郭老虚心改作品》，1985年9月18日《重庆晚报》。
②《〈孔雀胆〉附录·〈孔雀胆〉的润色》
纯阳洞不久前刚开张的抗建堂，因公演《棠棣之花》而门庭若市，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竟看了七次。由于该剧颂扬正义和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因而引起广大观众联想到国民党不断搞投降分裂活动的现实，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插曲《湘累》，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
观众们与剧中人春姑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聂政早日归还。
一九四一年是重庆最阴暗的岁月，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使沉寂的山城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晚上，恩来约了沫若和另外几位亲近的朋友，到他的寓所曾家岩五十号便饭畅谈，大家都为这次祝寿活动的成功笑逐颜开。饭后，恩来请张颖唱《湘累》助兴，悦耳的歌声启示沫若重温了朋友们的美好赠言和祝愿：“事业百年刚及半，无涯宝藏待君开”（马衡）；“他年驱逐倭奴后，濯足扶桑共举卮”（董必武）。是的，当此第二青春开始之际，“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反战同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过的话：“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要向那荆棘的路上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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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月16日《新华日报》。
郭沫若传--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第十三章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三十七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石凌鹤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一天，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①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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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杨铭庆：《郭老二三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9月版《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四号对面的一间屋子便是他们的一个特工据点，这个屋子的窗口恰好面对沫若的窗口，成天有人在窥察郭家的动静。每当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来到郭家或文化工作委员会时，不但周围的特务们要全体出动，而且从通远门到天官府这一带的保甲长也得紧急动员。有趣的是，在郭家的二楼住着的重庆卫戍司令部通讯营营长李奈西，竟是地下共产党员，当时与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保持着联系。他本是国民党授意监视郭沫若的，可是实际上却一直在暗中保护郭沫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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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①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既然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于通过，那么不妨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上座之盛打破任何演出之记录”，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周恩来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领导戏剧工作者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问题开展讨论，并建议《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了刊名《〈棠棣之花〉剧评》。沫若自己也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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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题画翎毛花卉三首（二）》
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是愈难于考证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当该剧于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公演的时候，演员江村等人怂恿沫若以屈原的事迹为题材再写一个剧本，这可真是正中下怀，他慨然允诺。消息不胫而走，一九四二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汉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恩来知道了，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讨论创作中的问题，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①沫若会心地微笑着，他在想：屈原的悲剧是一个时代悲剧，今天尽管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类似的悲剧依然还在重演，眼前就不乏这样的事例，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呵：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驰骋江南抵抗日寇有功的新四军，竟被所谓国军围剿，……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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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中模：《雷电的光辉》，《红岩》1979年第1期。
“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真是愉快。”①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枝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劚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整个写作过程完全突破了原先的构思，没有依据一定的步骤，各幕及许多情节差不多都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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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2年1月11日日记，见《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一月十一日夜，天官府周围的电灯早就熄灭了，四号三楼北边房间里的灯光却愈来愈明亮。五幕历史剧《屈原》已经写到最后一幕最末一场了，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沫若，仿佛看见囚禁屈原的东皇太乙庙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他换了一张稿纸，标明第“126”页，得意非凡地写上了最后几行字：
一切俱已停当，火光烟雾愈烈。卫士垂拱于死者之右侧。
屈原（手执花环在空中招展）婵娟，婵娟，婵娟
呀！你已经发了火，你已经征服了黑暗，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存在呀！（将花环投于尸上）
——幕徐徐下
他这才搁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山城的冬夜虽然寒冷，但由于过度兴奋，他什么也不觉得。剧本结尾让婵娟死掉，实属异想天开，尤其是她化为永远之光明，永远之月光，更是初念所未及，他确实感到满意。可是睡了一觉之后，突然回想到第三幕中宋玉赠婵娟以《橘颂》尚未交代，便又产生了新的想法：索性用《橘颂》作祭文，和第一幕相呼应，使坚贞的橘树形象贯穿全剧，这是再适合也没有的了。他马上作了修改。至此，全剧本来打算写屈原一世的，结果只写了屈原一天——由清早到夜半过后，但这一天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这实在是“意想外的收获”！
《屈原》脱稿后，沫若如释重负，接连轻松了三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他“好象变成了小孩”，总喜欢自告奋勇地把稿子拿出来朗诵给朋友们听，每每四、五个小时都不感觉疲劳。一天傍晚，他把导演陈鲤庭，演员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人邀到家中，恩来也在座。他先向大家介绍了剧情梗概，然后连念带解释地朗诵剧本，只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义愤填膺，时而低声吟哦。到了剧情高潮，屈原被楚怀王囚禁在东皇太乙庙里，沫若更以凛然的气势在怒吼：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他全身心陶醉于这段《雷电颂》中，就象屈原陶醉于自己的诗篇那样。这一场原就是从《天问》篇得来的暗示，那里面有“薄暮雷电”句，由此幻想成为对于怪力乱神的泄愤。屈原在前几幕中逐渐激化了的愤懑，又借着南后与张仪的侮辱而更加深化，这深深的精神伤害，仅仅靠着骂了张仪是不能够平复的。而且在这之后终竟遭了缧绁，作者存心使屈原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就逐渐迭进到雷电独白。朋友们听了沫若的解释，连连顿首，恩来满意地笑着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①猛然一阵掌声冲破“蜗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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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人民文学》1977年第1期。
沫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架，神彩奕奕地继续往下念。当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得到卫士的同情，逃出樊篱，踉跄奔上神殿，匍匐在屈原的膝前，误服南后阴谋放置的毒酒，为能替代恩师受害，自己含笑死去的时候，沫若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婵娟我的女儿，婵娟我的弟子，婵娟我的亲人呐！”在他看来，婵娟是“诗的魂”，是“道义美”的化身，是使屈原得到安慰而奋斗到死的唯一力量，因而他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热情，简直是以自己的生命铸造了这一光彩照人的形象。人们抹着腮边的泪水，沉默地思考着剧作者深邃的话语。就在当天晚上定下了角色：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饰楚怀王，其余角色亦均由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国艺术剧社、中电剧团的最佳演员担任，因而实际上是“留渝剧人联合公演”。
听说《屈原》完稿了，许多报刊的编辑纷纷登门索求，希望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沫若为了便于演出，便于斗争，特意与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打交道，将剧本交给了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有位朋友提醒他当心稿子被“扣压”，他回答道：“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敲碎之前，国民党的报纸就还得给我发表剧本。”①说完哈哈大笑。这位朋友当然知道，所谓“花瓶”，是指国民党把郭沫若这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当作装饰品空摆在那里，以标榜民主。沫若早就想“摔碎这个花瓶”，可是必须顾全大局。果然如沫若所料，有关当局只好让《屈原》连载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七日《中央日报》副刊。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部下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然而其社会影响已无法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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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三月初中华剧艺社正式开排《屈原》后，斗争更加复杂。国民党反动派起初一再阻挠，甚至妄图下令禁演，可是经不住人们的质问：“《中央日报》能够登，为啥不能演？”继而他们又威胁国泰影剧院老板夏云瑚，要他把中华剧艺社从戏院赶走，幸好夏云瑚能明辨是非，终以不演戏无法赚钱维生作为借口予以顶住。演员们天天聚在“国泰”对面一座破旧楼房的院落里，沫若也常来观看排练，不时给予指点。累了，他就请大家到前面的茶馆里坐一下，喝一杯热茶，再顺便说上一段戏。有一次在金山家里聚餐，沫若酒后一时兴起，忽然跳到主人的床上，又满怀激情地朗诵起《雷电颂》来。洁白的床单因此遭了殃，金山却说“值得，值得”，因为他又一次受到了启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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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炼虹：《忆〈屈原〉，念郭老》，《西湖》1979年第6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了大幅广告：
《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
四月三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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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屈原〉附录·〈瓦石札记〉》
七日，沫若送票邀请黄炎培观看《屈原》。日前黄炎培已读过剧本，现在又看了演出，禁不住击节赞赏，率成七绝两首以赠作者：
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
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别薰莸。
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
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
沫若接读后，感慨系之，即于十一日步原韵奉和两首，由衷地向老友吐露创作《屈原》的真实心境：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
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薋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
千秋清议难凭藉？瞑目悠悠天地心。
这时候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剧评，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四月十二日《新民报》头版以《〈屈原〉弦外之音——黄炎培、郭沫若酬唱》为题，刊载了黄、郭二人上述唱和诗。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开辟专栏转载了这四首诗，同时还发表了董必武的和诗一首，栏目则冠以《〈屈原〉唱和》。从此，这类诗作不断见报，形成轰动一时的大联唱，持续了约半年之久。应和者有知名人士、文坛老将、社会贤达、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学生，如沈钧儒、柳亚子、陈铭枢、张西曼、沈尹默、田寿昌、潘梓年、华岗、龙潜等。“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①这些唱和诗使沫若觉得和含笑在九泉之下的三闾大夫一样，自己三十年来研究屈原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了安慰。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十七天，场场客满，卖座近三十万。四月二十日演出最后一场，沫若特邀苏联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便相率一同看戏。这天敌人有意破坏，中途断绝了剧场的用电，可是在观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台上点起一盏油灯，演员们借着微弱的光亮继续往下演。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也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沫若与观众们无比振奋，好象不是在看戏，而是身临其境，亲眼得见历史的再现。②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握着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沫若感激地回答道：“但愿你们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让我们的戏能够有在友邦首都上演的幸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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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汐集·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二）》。
②参阅炼虹：《忆〈屈原〉，念郭老》。
③夏衍致田汉信，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愈是欢迎这出戏，国民党顽固派就愈加惊恐和愤恨。一方面，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和其他御用报刊上，大肆诬蔑、攻讦《屈原》“粗暴”，“对于史实是歪曲，对于艺术欠忠实”，说得一钱不值；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吹捧“战国策派”文人陈铨为汉奸辩护的《野玫瑰》，强迫一些演员演出这个剧本，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令给奖。这些本是沫若预料之中的，《新民报晚刊》不是说“《屈原》冒险演出”吗？没有这点“险”，也就看不出作品的真实价值；不“冒”这点“险”，也就表现不出演员们的劳苦功高。为此，沫若用《屈原》上演税宴请剧组全体人员，当作一次庆功会。大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操场上吃了一顿午饭，并一同摄影留念。①沫若还做了十六首诗，分别题赠演员们。其中《金山饰屈原》一首云：
橘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苍茫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又，《张瑞芳饰婵娟》一首云：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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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访问张瑞芳同志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②均见《汐集·赠〈屈原〉表演者十六首》。
《屈原》的成功是文艺界空前的收获，这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可是个沉重的打击。前些日子曾有人造谣中伤，说郭沫若“已经衰老了，不能够再有任何创作”，早就“失去了创造社第一期的光辉”，如今他们看到这一新的巨著的问世，“瞠目”的同时虽不愿“结舌”，但是空前的演出盛况总是抹煞不了的。谁说“江郎才尽”？事实恰如田寿昌所说“江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文艺界的朋友们看了《屈原》的剧本和演出，纷纷上门祝贺，欣喜之余他们开了个玩笑，说要与沫若夫妇客串一场。于是七嘴八舌地拟了一个演员表，由沫若自演屈原，于立群饰婵娟，马彦祥饰宋玉，夏衍饰更夫，陈白尘等人跳九歌，老舍、曹禺等人也都登台。后来不知被哪位好事者拿去当作真的事情发表了，消息传到桂林，一时成为朋友们谈笑的中心，田寿昌有诗记其事，云：“传来妙语满榕都，如此军容盖世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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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当时，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等人颇为《屈原》的事感到头痛，他们别有用心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招待会”，不但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还安排了一帮御用文人参加。会上，潘公展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现在有人在造反，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他那长着白癣的脸都气红了。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赶紧跟着他的主子狂吠起来，对《屈原》进行百般诋毁，要求立即禁演，同时肉麻地为《野玫瑰》捧场。潘公展当然表示同意。话音刚落，潇洒自如的沫若便率领演员们昂首阔步地退出会场，以不屑一驳的态度表示了严正的抗议。事后，沫若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那是辩证的规律。”①好事禁不绝，天下知音知多少？《屈原》无法在重庆继续演出，中华剧艺社就应北碚民众邀请，奔赴那里去献艺。沫若也欣然随同前往，他还将自家收藏的一只古铜色大磁瓶抱去当道具。临行前，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沫若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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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三十八
沫若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虎符，是他去年八、九月间从一位轿夫手里买来的，原物主不得而知，据说轿夫得自于轰炸后的废墟。这是一种伏虎形的青铜器，三寸多长，对剖为二，战国及秦汉时代就靠着它调兵遣将。那虎符古气森森，绿霉斑斑，而且很重实，用来镇纸是再好不过的，沫若十分喜欢它。尤其叫它兴奋的是，它还是历史剧《虎符》的催生符。早在二十年前，沫若就想把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戏剧化了，一直延宕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戏剧运动的活跃，也由于桌上的虎符在不声不响地催促，他才决心提笔实现夙愿。
二月十日傍晚，《虎符》即将完稿。沫若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节拍，为全剧哼成主题歌一首。这天夜里，他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清晨三时左右醒来，又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喜不自胜，觉得这更能体现剧本的主题。立即趁热打铁，将昨晚作的主题歌修改一过，定为：
信陵公子，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皎洁呀太阴。
铁锤一击，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