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并耀，万古流芳，
大公呵无私，仁至呀义尽。
事情也太凑巧，正月二日沫若开始写《屈原》，于十一日完成；二月二日他又开始写《虎符》，又于十一日完成。而且同是五幕历史剧，时代也相差不远。他不否认，他写这个剧本也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与魏安釐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如姬临死前谴责魏安釐王的话，很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她说：“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这不也是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在痛斥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剧本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尽管中国万岁剧团早就决定上演该剧，由王瑞麟执导，江村饰信陵君，舒绣文饰如姬，孙坚白饰魏王；排练期间，沫若也曾应邀去剧团讲《虎符》的时代背景，并一一分析了剧中人物，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开台，然而有关当局就是迟迟不让公演。经过多次交涉，方才准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抗建堂作短期演出，在这次演出之后便再也不能重演了。
而且正式演出《虎符》时，不得不用国民党当局审查过的本子。沫若打开一看，只见原稿中的“赵国人民”、“魏国人民”这类字句，其中“人民”都被审查老爷们用朱笔改成了“国民”。殊不知“国民”本是现代新名词，说不定是由日本人开始用起的，竟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信陵君和如姬的口里，实在叫人啼笑皆非。还有，更发噱的是“舞台左翼”、“舞台右翼”等字眼，居然都被改成了“左边”、“右边”。幸好“左”和“右”还保留着，否则简直不知如何指示演员们上、下场哩！①沫若不禁为党老爷们的神经脆弱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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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对于国民党所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沫若极为反感。当《虎符》公演的时候，他写了专文，寓意深远地指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①这要求把人当作人的呼声，当然也包括给作家以自由，而要获得这种自由，那是必须经过流血斗争的。早在《虎符》脱稿之后不久，沫若在中苏文化协会所作的题为《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演讲中，就曾大声疾呼仿效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法制，“主持文艺政策的人要着眼远处，给文艺作家以更多的空气，更多的阳光，更多的养料，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发展”。有关当局当然是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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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自由不是祈求得来的，必须依靠韧性战斗。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沫若又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杀秦始皇的故事取材，着手创作五幕历史剧《高渐离》。为了考定筑这种乐器的形制，他几乎翻遍了自己用四个木箱垒起来的简易书柜。六月十四日午后，他抱着刚满半岁的儿子世英，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白渠水，何清粼，秋风吹槐槐叶落，又何人，扫为薪？……”一遍又一遍，也说不清是唱还是念，最后只听见他在呜咽……
《高渐离》的火药味比《虎符》还要浓烈，主人公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作者毫不讳言，他写这个剧本同样也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即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秦始皇的处理有失公正，不过这并不违背他的历史剧主张，因为他“只想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得出，写得活，写得能使读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处”①。在他看来，历史剧创作与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因而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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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②《〈沸羹集〉历史·史剧·现实》
从结局来说，由于上述原因，《高渐离》比《虎符》惨得多，送审时就未能获得通过，等于被禁演，以致没上演过一次。
自《棠棣之花》到《高渐离》，沫若已经写了四部历史剧。说来也真够有趣的，它们各自的情调和故事发生的季节，恰好排成了春夏秋冬：《棠棣之花》里桃吐丹霞，春光和煦；《屈原》里桔柚已残，时当初夏；《虎符》里桂花盛开，正逢中秋；《高渐离》里寒气逼人，冬云惨淡。沫若心中有数，这些原是不经意间偶然的巧合，然而都取材于战国时代，这却是有意识的抉择。后来他在一次专题报告中曾说：
至于自己为什么爱用战国的题材写剧本呢？根据自己研究历史的结果，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由奴隶生产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当然，历史是决不会回头的。但，目前的社会转变和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正是历史人物创造大悲剧的时代。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这动机或许会推广到许多作家创作过程。在创作《高渐离》期间，友人卢子英与冯玉祥等人相约，曾邀沫若同游华蓥山。盛情难却，沫若只得暂时丢下文稿，如约前往北碚集合。在民昌轮上，卢子英发现有两个穿西装、佩手枪、戴墨镜的特务，便问沫若：“船上未必还有大人物吧？”沫若用手指着自己说：“鄙人！鄙人！”言下之意他们是来监视他的。由于卢子英邀约的游客中有不少“党国要人”，他们对沫若有所忌避，因而知道他也来了，便突然宣布原游览计划作罢。于是沫若由卢子英等人陪同，改往合州访钓鱼城。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末名将余玠为抵御元军筑城于此，故名。继守者王坚、张珏亦以此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前后支持了三十余年，直至王立、熊耳夫人叛逆降元，城方陷落，南宋即亡。古战场的不灭光辉，民族英雄的爱国业绩，令沫若极尽倾佩之诚。“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②他很想根据这一次的收获再来写一个剧本，一面表彰王坚、张珏之忠义，另一面则描写王立、熊耳夫人之谲诈，似这样忠奸对立，以构成一个悲剧的结束，这实在是一部天成的戏剧资料。回来后，他把这个意思跟夏衍、阳翰笙、郑伯奇等人说了，还写信给翦伯赞，说是要“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他们也都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的题材。遗憾的是，结果这出戏未能形诸笔墨，这次旅游倒被传得满城风雨，有关当局居然说郭沫若在北碚和合州纠集文化人图谋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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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年来之历史剧》，1946年5月22日《新华日报》
②《汐集·钓鱼城怀古》。
时届仲夏，天气正和政治气候相反，一个酷热，一个阴冷。沫若象往年一样，仍率家眷暂去赖家桥全家院子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待到雾季来临再回城。他也顾不得国民党特务又在放风，说什么“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一心只想坐下来认真做点事。全家院子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办公地点。在这所宽敞的农家院子里，沫若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物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就成了自家住的一个小小的院落。这里真的可以避暑吗？其实未必见得。不过这无关紧要，沫若本来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是整个宇宙向上的一个阶段，在这时使人的身心解脱尽重重的束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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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芍药及其他·丁东草》
窗外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办公室内的电风扇累得摇头晃脑。没想到在这样炎热的季节，傅抱石依旧不肯放下画笔。他也住在金刚坡下，离沫若寓所不远。一天，他抱了一迭已经裱好的画来请沫若题跋，说是将在秋天举行一次个人画展。中国画的题跋原是特有的民族形式，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沫若懂得，好画还需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题得不好，那可是佛头著粪。因此他颇为踌躇，时时展开画卷读了又读，力求自己的手笔与画的内容、形式、风格恰相配称，使题词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统观抱石所示诸画，如《屈原画像》，如《渊明沽酒图》，如《与尔倾杯酒》，如《张鹤野诗意》，似均寓有家国兴亡之意，而于忠臣逸士特为表彰。沫若颇有同感，他细细玩味《张鹤野诗意》，深感意象幽远，仿佛抱石心境殆已复活于自己心中。张鹤野系明末遗民，其诗云：“把杯展卷独沉吟，咫尺烟云自古今。零碎山川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寒夜灯昏酒盏空，关心偶见画图中。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经抱石放笔点染，成水墨画一幅：右侧隅画一危岩突起，上有寒树，下示水涯，杂生草木。左侧峭壁挺立，向右倾欹，与右侧危崖如相敬礼，上有浅松数株，枝条远出。右上四分之一处一带远近山影，隔断水天空白。其前水涯，有芦获丛生之状。右倾岩端附近，一渔翁舣舟水中向岩垂钓。沫若读后，犹觉水墨沉重，不胜余痛，遂复和鹤野诗二绝以为题词：
画中诗意费哦吟，借古抒怀以鉴今。
犹有山川犹有树，莫因零落便灰心。
凝将心血未成空，画在诗中诗画中。
纵令衣冠今古异，吾侪依旧主人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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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汐集·题傅抱石画八首》。
前后费了三、四天工夫，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沫若终于把抱石的画题完了。九月三日，刚刚感到秋凉，他便又执笔创作历史剧《孔雀胆》了，想写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相爱，后被与王妃相勾结的参政车力特穆尔谋害的悲剧。本来他是打算在今年的暑期把“钓鱼城”抗元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许多关于元代的文献，不料见到了不少象《阿盖公主传》这类史料，以致在中途他的兴趣忽然被阿盖吸引住了。他知道阿盖的名字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回故乡，在他年轻时所读过的书籍中，有幸找到了《国粹学报》第六十四期，那里面所刊载的《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他的旧梦，他便把它带到了重庆，常常喜欢翻出来吟哦。他曾一度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无奈生平没有去过昆明和大理，一点都不熟悉那儿的风土人情，因此不敢写。现在采取戏剧的形式，好把布景的责任推给舞台工作人员去，这就可以免除那些烦恼。
《孔雀胆》是沫若迄今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仅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不过写作之前的酝酿、调查却颇为费力，摘抄的资料比剧本本身的字数多过五倍。剧本草成后，他象以往一样，征求了好些人的意见，反复作了修改，这才刻成油印本，中华剧艺社准备以最快的速度闪击演出。周恩来仔细看了剧本，原打算亲自与沫若交换意见，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只得托张颖去郭家传话，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商量决定。沫若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听完之后又请弦颖重复了一遍。他沉思了一会，反复捉摸恩来的意思，然后很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孔雀胆》可没办法了，要演出啦。”①他心里明白，因为自己太同情阿盖公主的遭遇，就用很多材料来烘托她，而且连带把她的丈夫段功也写得很好，可是段功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怎么办呢？待演出后看看专家和观众们的反应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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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十二月五日，沫若写信给《孔雀胆》的“助产者”翦伯赞，对他愿以史学家的立场来说一番话表示欢迎，希望能及早执笔。翦伯赞于同月三十一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孔雀胆〉》一文，赞扬郭沫若第一次将元代历史搬上舞台，在历史剧的发展上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沫若相信老朋友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内行话，他从这里稍稍得到了点宽慰，但是正式开演后到底会引起什么反响，他仍放心不下。
回想这年自一月以来的劳作，且不说散文《芍药及其他》、《银杏》、《钓鱼城访古》，诗歌《水牛赞》、《感怀》、《气朔篇》，文艺论文《历史·史剧·现实》、《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论古代文学》等等，等等，单历史剧就写了四大部。有的朋友说，这证明郭沫若的“第二青春”真的来了，他确实很高兴，但愿能够把握得着这长驻的青春。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是知命晋一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却感觉着一切都还年轻，“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容易兴奋，容易消沉；一样的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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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无题》
一九四三年来临了，沫若在《文学创作》月刊上发表的《新年献词》里，预言这“大概是和平破晓的一年”，热切期望“高举起文艺的军号来寅宾这和平的曙光”。可喜的是，由应云卫导演的《孔雀胆》果真于元旦在国泰影剧院开演，观众反应相当强烈，常常对善良的阿盖报以真诚的嘘唏。然而演了八天，评论家们竟不置一辞。这少有的冷遇颇使沫若恍惑不安，他向来不怕骂，而最怕“冷”。在专家们的多数沉默之中，好不容易盼来了徐飞的评论文章，这就是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刊载的《〈孔雀胆〉演出以后》。徐飞说：
造成这个历史悲剧之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妥协主义者的善良愿望终无法医治异族统治者的残暴手段和猜忌心理。
沫若觉得这些话好象画龙点睛一样，把当时的历史点活了，也替剧本“点醒了主题”。这恳切的批评使他又提起了精神，将《孔雀胆》重新润色了一番，并于二月下旬再度公演。
与前面几个剧本不同的是，《孔雀胆》毫无任何“含沙射影”的用意。尽管作者如此坦然相告，重庆仍有许多神经过敏的人戴着有色眼镜在里面找，有一位居然宣称找到了，他说作者“写的首长和政治当局都是昏庸坏蛋，这是别有用心”。嗳呀，不得了，连古代的“黑暗”都不好轻易“暴露”了！一套二十五史，把一大半过往的当局都写成了昏庸坏蛋，岂不要烧掉一大半吗？呜呼！这叫沫若怎能不惊诧？
无论在沦陷沉，抑或大后方，历史剧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几年来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好作品，对此沫若不但有所闻，而且有的还是先睹为快的。一九四三年早春，剧本创作取得丰收的于伶从上海到达重庆，夏衍、胡绳等人为庆贺他三十七岁诞辰，联句作诗一首，请沫若为他们写成斗方。原诗是：“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杏花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每句都嵌一于伶所著剧本名，即《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沫若写就后说：“稍觉情绪低沉了一些。”立即挥毫又写了一方：
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溅泪发新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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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沸羹集·人做诗与诗做人》。
诗的情趣一下子变了样，孕含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笼之意，大家一致称妙。
当晚，沫若邀了于伶、夏衍等人去临江门吃四川特产“毛肚开堂”。于伶告诉他《大明英烈传》是“假历史剧”，剧中只有三个人名于史有据，所有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全部是杜撰的。沫若说：“这当然瞒不过我啰。你们，杏邨和你，身处上海租界孤岛，剧本上演必须逃过反动派的几道审查关。搞搞借历史讽日伪，励观众，有何不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武器嘛。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在搞，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联想多于影射而已。为了战斗，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剧，反正又不是历史教科书唦，管它则甚！”说完哈哈大笑。①山城江边，春寒料峭，浓重的花椒与辣子作为毛肚的佐料，吃得晚风飘着热气，额头汗水淋漓，话也愈吃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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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特殊战场上确实需要进行特殊的战斗，“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历史剧已被郭沫若、阳翰笙、于伶等人证明是有效的战斗武器。沫若想起了去年三月间，曾准备把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的事迹戏剧化，人物和分幕都已经约略拟定了，结果却足足停顿了一年，现在应该是完成它的时候了。他从三月半写到四月初，改而又改，写坏了百多张稿纸，才算比较满意。全剧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鉴于坊间已有《夏完淳》剧本，沫若便以夏完淳的最后一个诗集《南冠草》为剧名。剧本先交《戏剧月报》，编辑部安排在第三期发表，可是送审时却被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留了下来，潘公展纠集御用学者逐字逐句挑剔，前后审查了两个多月，需修改处竟然开列了三、四十条。编辑部请示处理办法，沫若回信表示：为了争取发表，一部分可斟酌把对话改得隐晦一些，但有关题旨的决不能动，要据理力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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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
是的，剧本的生命在于发表和上演，否则等于废纸一迭。《南冠草》后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一园”演出，洪深导演，马彦祥饰夏完淳，周伯勋饰洪承畴。演出时，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这次，沫若照样站在条幕旁，与他笔下的人物共悲欢。戏已演到尾声，剧中人杜九皋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的话：“端哥（夏完淳）的精神感召着我们，端哥的精神不灭！中国的锦绣山河是一定要光复的！”沫若回过头来瞥了一下台下的观众，从他们默然深思的神情测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战场上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他用诗记下了自己融和着血泪的现实感受：
金风增肃杀，君子化蓐收。
欲显神奸佞，来从地狱游。
现身存月旦，刻意铸春秋。
识得洪亨九，呼诛即报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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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后》
三十九
沫若是把创作历史剧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彼此交错进行，相辅相成。有时是为了写历史剧而去研究历史，待到搞清了史实、发掘出时代精神，就去写历史剧；有时是在研究某个历史专题的过程中，被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所感动，诱发了他创作历史剧的兴趣。这样从文学到史学，从史学再到文学，每每循环往复，几经耕耘，两个枝头上都结出了硕果。就以屈原来说，沫若先后不知作过多少研究，成果除剧本《屈原》和专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剑集》、《今昔集》、《羽书集》等文集中还收有十余篇论文。他还常常应邀作关于屈原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冬，曾两次往黄炎培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题为《屈原考》的讲演，从驳斥胡适散布屈原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人物谈起，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艺术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论述，证实“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精心杰构，不是虚无缥渺的《仙真人诗》”。有人当场作了速记，漏夜整理寄给沫若，沫若加以订正后即将原稿退还记录者，并附信说：“你记得很完全，很好。……这是你的劳动成果，应当由你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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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余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团结报》。
研究历史并非随心所欲，沫若认为这是弘扬新史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团结学术界人士。国民党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当作“花瓶”空摆着，沫若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员们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门科学，好好充实自己。不同内容的学术讲演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沫若带头主讲，从人体血型、甲骨文到中国通史，一连讲了许多次。
大官府七号楼下的会客厅里挂上了黑板，沫若在这里开讲甲骨文字学。他一边象画图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划，一边作着详细的生动的解释，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三千年前，看我们的祖先在怎样卜吉凶、记狩猎、祭祖宗。他连续讲了三天，把三百多个甲骨文字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肯下三个月功夫，我保证你们全都弄懂弄通。”当时重庆甲骨文、金文图书资料极少，连市立图书馆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人们想见识见识《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沫若毫不犹豫地亲自从家中抱来供大家阅读。后来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需要参考这几部著作，沫若也无私地借给他了。
接着，沫若又请了邓初民来讲政治经济学，请了侯外庐来讲哲学，请了翦伯赞、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人来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大家听了几位历史学家的报告后，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相牴牾之处，有的与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便问沫若为什么不自己一个人讲下去，而要邀请这么多观点不尽相同的人来讲，沫若回答道：“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①这样做，也促使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庆《学习生活》月刊上发表的《殷周是奴隶社会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说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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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运铎：《永恒的怀念》，《武汉文艺》1979年第4期。
对于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学者，沫若从来不抱成见。他主张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侯外庐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见解不一，尤其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歧见更多，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开提出同他商榷。沫若随即也发表了《屈原思想》作答，丝毫不计较侯外庐的冲撞。特别是，关于儒家和墨家的评价，他与杜国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个尊儒反墨，一个则崇墨反儒，两人互相辩难，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国庠常批评沫若“袒护了儒家”，沫若总喜欢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当同行们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时，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沫若不合，他也会由衷地表示祝贺。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显然跟他分道扬镳，可是当他听说伯赞的《中国史纲》即将完稿，竟高兴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
您的《中国中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来时请同嫂氏一道来，朗读完毕之后，或者可同进城看《虎符》也。……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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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在学术领域内，沫若十分注意奖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力争上游。复旦大学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教授鲁实先（1914—1980），著书评述日本泷川龟太郎博士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无可辩驳地指出其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把这本“在彼邦诩为空前著作”的洋书透彻地“驳议”了一番，大长了中国学者的志气。沫若收到了鲁实先赠送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后，即回赠《满江红》词一阕，抒发了内心无限的喜悦和欣慰，正是：“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他多么希望众多的“奇才异质”能迎着抗战的风暴脱颖而出。短短一首词似乎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激动之情，他又作长达四十句的排律一首，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其中有句云：
方今国步遭播迁，天南天北弥硝烟。
健儿流血数百万，坫坛零落绝椠铅。
何期得此金玉编，枢纽辟阖如玑璇。
…………
尤望继兹次第传，庶几有史以来国步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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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气朔篇》
煌煌华夏屹立于东方，有为的青年学者突破滚滚狼烟，将继续为国争光，诗中满怀着沫若的期望。
天官府四号常有青年登门求教，徐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沫若表示，在这战乱的年代，生活动荡而穷困，既无当学者的心情，也无这种物质条件，只是觉得在中国搞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沫若对他这种想法非常赞许，每次都热情指教，有问必答，还常常通过书信帮他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关于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历史，沫若就曾走笔飞札给予指点，说明“殷周都是青铜器时代。中国的铁器使用萌芽于春秋，秦汉以后始盛行”，“甲骨文字的刻镂有人用青铜小刀试过，可能刻出，不必一定要铁刀才行”。①信中述及自己从事古史研究的最新收获，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徐敏。只要对青年的成长确有帮助，他是不惜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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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如果说沫若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学习历史，指导社会青年叩开史学堡垒的大门是为了练兵，那么需要向敌人出击的时候，他也会以笔作刀枪亲自上阵的，而且在特殊战场上更加讲究战术。当时抗战已经进入更加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当局开门揖盗，“攘外必先安内”的鼓噪甚嚣尘上。为了转移广大青少年的视线，向他们灌输不问政治的奴隶主义，大人先生们便居心叵测地提倡中、小学生读经。本来祖先们流传下来的《大学》、《中庸》、《论语》之类的经书并非不可读，问题在于不能以此消磨年轻一代的大是大非观念和斗争意志。沫若巧妙地接过“读经”的口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堂而皇之地撰写《论读经》的文章，表明“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但是“我为尊重读经起见，并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读，特别是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的读”。这一闷棍，打得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口难辩。
令人“啼笑皆是”的是，抗战以来一直远居海外的林语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国之际居然一面骂鲁迅、骂“左派”，一面也在鼓动青年读《易经》，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所必读的典籍。沫若抓住他演讲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论，揭露他“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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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沸羹集·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来，无论是历史研究抑或文艺创作，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为了“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关”论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困”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一九四二年底，周恩来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把用嘉乐纸印成的《讲话》发给一些有关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①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文艺界的重要斗争方法，来对待他所认为的文坛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以致沈从文、施蛰存等人一时成了他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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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阳翰笙：《〈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为了坚持有效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版阵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皖南事变”以后，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越来越困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击。党组织为了解决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以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决定帮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儿郭宗益（培谦）创办一个出版社，资金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凑集，社名则从于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为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庆正式开张。临江路嘉陵江边的一间简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编辑部和经理部都设在那里。沫若的题词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办社方针：“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①该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还出版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中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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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吉少甫：《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
一看见“中原”两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沫若以《中原》作为刊名，当然孕含着搞学术不忘抗日，一定要收复中原的意思。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刊对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的气息”的文稿，一概“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为了争取早日公开出版，该刊办了几次登记手续都未获准，找熟人疏通也没拿到登记证，原因在于主编是郭沫若。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夜晚，沫若应中华剧艺社之邀，观看他们演出的陈白尘的剧本《大渡河》，恰好碰到潘公展。闲谈时，潘公展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中原》出了没有？”沫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卑不亢地说：“登记证还没拿到，希望帮帮忙。”潘公展只得敷衍道：“当然，当然。”他哪里会想到沫若紧紧叮住不放：“明天我就找个人来拿。”第二天一早，沫若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去找上门，潘公展终于无可奈何地发放了登记证。①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刊时常变成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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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关关卡卡一重又一重，长期战斗在反动堡垒里，当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的斗争为最艰难。好在沫若善于排除险阻，“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归国六年来，他一刻未敢放松。
归来雌伏古渝州，不羡乘桴学仲由。
笔墨敢矜追屈杜？襟怀久欲傲王侯。
巴人扰攘徒趋俗，鬓发零星渐入秋。
国耻靖康臣子恨，等闲白了少年头。①
这首诗正是他此时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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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一）》
郭沫若传--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四十
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里，在沫若寓所的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白果树，论年龄总在百岁以上了，沫若称之为“院落的老阍人”。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拔的姿态，它那鸭掌形的碧叶，它那夏云静涌似的树冠，引起沫若深深的爱慕。每年夏天乡居期间，他总喜欢在树下纳凉、会客、散步或思考。他忘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偕同邓颖超专诚从城里赶来，在白果树下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他举行回国四周年纪念晚会并聚餐；他也忘不了曾多次与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在树下读画、赏画，纵论古今画派，每每乘兴挥毫题诗；他更忘不了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同围在树下唱歌、拣拾白果，象讲故事一样的跟他们讲述银杏的风格和价值，……白果树呵，你是沫若的一位无言的伴侣，你又是他的文章事业的见证人。
银杏树的北面有一小丘，形如水牛，沫若即以“水牛”名之，筑一亭于其脊上，题曰“银杏亭”。丘上荒芜，沫若便与立群荷锄种植，瓜菜常常丰收。这里也是文工会中人息游之处，更是七七幼稚园小朋友们最爱光顾的园地。七七幼稚园位于院落的西北角，园额是沫若题写的，立群在这里担任园长。无论早晨或傍晚，孩子们那清脆、稚嫩的歌声使全家院子更加充满生气。这歌声在沫若听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歌词出自他手，他自己也常喜欢跟着孩子们的歌声在嘴里哼：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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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芍药及其他·下乡去》。
其实沫若自己就是一株银杏，也是一头水牛。在云遮雾障的山城，“银杏”始终躯干笔立，生生不息，“水牛”永远任劳任怨，耕耘不止。一九四三年七月，“热气团”袭击重庆，沫若中暑发烧，于病中还在惦念答应于怀（即乔冠华）为《群众》周刊撰文论述墨子的事。近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外研究历史蔚然成风，以新史学的观点纂述的古代史或古代学术思想史，不断地有鸿篇巨著问世。朋友们的这些努力和劳绩，对沫若说来不啻是一种刺激和鼓励，也使他越发想恢复周秦诸子的研究。“人生如登山”这句老话，对现时的他却产生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就是这样永不歇脚，永不满足，以顽强的毅力从一个高峰攀登上另一个高峰，他认为这是“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
这一年的七月底，沫若的烧刚退，就匆匆挈眷下乡，重与水牛山和白果树为伴了。下乡的第二天，他从研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开始，接着温习了几天《墨子》，即执笔为文，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草成《墨子的思想》，打响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炮。落霞把全家院子染得一片金红，他捧着手稿徘徊在白果树下，低声细心校读：“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象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这样写是否太“偏恶”了墨子？朋友们不免又要说我“袒护儒家”了。他们可知道，在我是有我的客观依据的，我是平心静气地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一番，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决定了对他们的评价，并没有把他们各自孤立起来，凭主观臆断去任意加以解释。他不知在树下已经兜了几圈，经过了又一番过细的思虑，终于心安理得了。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沫若对吴起的同情。读《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知道他原是儒家，由魏入楚，辅助悼王变法，而在悼王驾崩时，他亦被一些反动贵族所射杀，这些贵族中就有墨家门徒在。从这里，沫若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即决定作《述吴起》。八月二十日开始动笔，夜间略睡片刻，又起身于菜油灯下继续奋战。吃下立群为他准备好的一碗冰藕，精神显然更加振作。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第二天午后，这篇一万二千字的论文即宣告完成，以翔实的资料论定“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当与孙武、商鞅并称，而他的品格尤在二人之上。
考虑到时下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因陈、吴失败，故墨家灭亡。这是一大疑问。考之史籍，探求秦以后儒者的动向，却适得其反，证明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农民革命的人物，其中以儒者为最多，因而沫若认为不是“儒存而墨亡”，倒是“墨存而儒亡”。此为意外收获，于是又写《秦汉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的思想》一文的补充。这篇文章刚搁笔，他的兴趣又被吸引到儒、墨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音乐上面去了，遂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诞生。这之后，他读《吕氏春秋》，发觉吕不韦实为一非凡人物，忽尔意动，想写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斗争。接连几天反复钻研《吕氏春秋》，并用抄本将有关资料分类摘录下来，细加考述，力图确凿可靠。在写作过程中，得读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揭载的《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作者程憬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更促使沫若尽快完成了《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洋洋洒洒，四万余言。怪不得他的部属要说：“他不是作官的，他本质上是诗人，连写文章、考古，也多用诗的方式。长江大河，飞沙走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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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臧云远：《从天官府到赖家桥》，《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十月中旬以后，沫若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了韩非子身上。《韩非子》篇目窜杂，翻来复去不知读了多少遍，可确定为韩非本人的作品，又都是法西斯式的理论，愈读愈不愉快。沫若在十三日日记中写着：
心境颇寂寞，不愉快，勉强读《韩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窜入。确为窜入者如首篇《初见秦》即毫无疑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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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十批判书〉后记》。
如果一一考证各篇的真伪，必然成为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账，诗人的气质和兴趣根本不容许他写那样的文章。再这样僵持下去，日子太不好过了，他想摆脱寂寞、不愉快的心情，索性走出书斋去访友。
十七日上午，沫若约杜国庠同往金刚坡下访傅抱石。于四围稠密的竹丛中觅得了画家的住处，乃一古朴农舍，饶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画多幅，并将往年在东京由沫若主催举办个展的照片也拿了出来。十年前的往事又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沫若觉得抱石的作品已经进步得惊人，遗憾的是他的经济生活却丝毫也没有改善。我们中国人的嗜好颇有点奇怪，画一定要古画才值钱，人一定要死人才贵重，象傅抱石这样多才多艺的当代艺术家，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沫若心中好不纳闷、不平，他愿意向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多多推荐抱石的画。抱石挑了一幅《桐阴读画》赠送给他。这是一幅长条，七株大梧桐树参差挺立，前面一条小溪，溪中有桥，桥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阴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轩豁，有四人正展观画卷。其上仿佛书斋，有童子一人抱画而入。屋后山势壮拔，有瀑布下泻。桐树之间，补以绿竹。图中白地甚少，但一望空阔，气势苍沛。沫若觉得在这幅画上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画外的情味。
寒露过后天气渐渐冷了起来，立群第四次分娩在即，因而不到十月底，沫若就带着四篇文章的手稿和那幅《桐阴读画》图，护着立群急匆匆进城了。至于中途抛了锚的《韩非子的批判》，一直拖到春节之前才写完。在此前后，一次偶然从友人处得见清初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其中所记李自成、李岩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沫若的史剧创作欲因而又冲动起来，一度想结束古史研究，而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可是不断面世的同行们的新史学论著，却有意无意地在向他挑战，以前主张周代是封建制的朋友现在依然故我，对于沫若的见解似乎采取了抹煞的态度。尤其是《墨子的思想》发表之后，几乎在史学界普遍地受到非难。沫若不甘寂寞，不平则起，他感到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结果史剧没有写成，反而坚定了他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
为了专心致志于写作，一九四四年沫若挈妇将雏提前于五月底搬到了赖家桥。乡居的宁静有利于读书和思考。回想自己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前后已经费了十五年工夫，著述不可谓不丰硕，然而到底有多少可取之处，又有哪些谬误，实在应当以今天的水准重新加以审查和评断。他足足酝酿了一个月，才着手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章一开头，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此次研究得到的新收获，主要是肯定了井田制，并阐明它是如何转化为庄园制的，同时论证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追溯了士民阶层的分化，还考定《考工记》系春秋时代齐国的官书。没想到不久之后，沫若根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应重庆市十八梯回教礼拜堂举办的回教经学讲习班和中国留学土耳其军校学生土文补习班之邀，讲授《中国古代史》，“学生听之均有所动”，因而受到军统局渝特区的秘密监视。该机关唆使特务搜集情报，称郭沫若为“左倾文化人”，所讲内容系“偏激之观点”，并诬蔑刊载他文章的《群众》杂志为“奸伪刊物”。然而，杜国庠读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原稿，觉得沫若既检点了得失，又有了新的建树，确实可喜可贺，特赠七绝四首，赞誉他“井田新说自汪洋”，“批判依然是拓荒”。
要真正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一则需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但也不是随便改变自己的看法；二则要勇于拓荒，辛勤耕耘。当沫若进一步从孔墨对立的关系中考察了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扶助私门，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而墨子恰恰相反，是肯定传统的鬼神，站在同情公室的立场上，维护腐败了的奴隶生产制度。这里，他不但依然反对墨子，而且愈加赞扬孔子，岂不更令人瞠惑？沫若可绝不畏葸不前，他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客观研讨的能事，掌握了确凿的根据，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向大家端出了又一篇锋芒毕露的论文《孔墨的批判》。
灯下不断耕耘，时有新的发现。八月十九日沫若读《管子》，忽悟《心术》、《白心》、《内业》诸篇与《庄子·天下篇》宋钘、尹文之学说颇为接近，便作比较研究，愈觉如影随形，若合符契。无意之间得此发现，大快于心。宋钘和尹文都是齐国稷下学士，在先秦诸子中应该算是重要的一派，它的主要动向在于调和儒、墨，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道家学派的前驱。有了这一发现，就好象重新找到了一节脱了节的连环扣一样，道家本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儒、墨两派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求得了他们的条贯。沫若信手拈得这一新课题，不仅写了《宋钘尹文遗著考》，而且为撰述《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创造了条件。
接着又写《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庄子》原是沫若幼年时代爱读的一本书，其中好多篇至今犹能背诵；荀子其人其事沫若本来就不喜欢，在《〈先秦学说述林〉后叙》里早就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轻率地诬枉古人与无端地偏爱古人一样，都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沫若要求自己批评古人必须如同法官断狱一样，一定要十分周详。法官判决是非依据的是法律，沫若评断善恶依据的是道理，即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荀子虽然已经逐渐离开了这种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这就是沫若对他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别看沫若成天价在故纸堆里出没，尽与这样那样的古人打交道，可他一刻也没忘掉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国事纷扰不宁，日寇发动了中原大攻势，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快要得逞，衡阳国民党守军将领投降日寇后，桂林、柳州又相继沦陷，贵阳也已告急。沫若喟叹之声如蜩如螗，忧乱之心如沸如羹。时局维艰，似乎不能容许他再有余暇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手头的文稿该告一段落了。他很想赶写《名辩思潮的批判》，然而只开了个头，终因时间难以为济而不得不往后延宕。
下乡以来不知不觉六个月了，白果树的叶子已被寒风扫得零零落落，树下的白果却铺满一地。沫若半年笔耕收获不算少，加上去年同期的劳绩，可以编成两个集子了。后于一九四五年先后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大多数文章就都是这两年来在白果树下完稿的。沫若真想将来能有机会将这两个集子合印成一部，题名《白果树下书》，那多别致！
四十一
一九四四年是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也是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恰好又逢甲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都准备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一月十五日，编辑于怀等人来天官府四号与沫若共商此事，即定下撰稿人名单，沫若当仁不让，另外还想发信约请“明史泰斗”柳亚子“开炮”。
为了搜罗有关史料，沫若到处向友人商借、求索。在参考书匮乏的情况下，他以《明史》和《明季北略》为依据，还涉猎《明亡述略》、《剿闯小史》、《烈皇小识》等多种书籍，反复研读，再三思考，直到成竹在胸，方始动笔。这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的纪念文字，写来可谓呕心沥血。沫若紧紧抓住一代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兴起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总结了这支革命队伍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他好象含着泪在跟李自成促膝谈心：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从三百年后的今天来观照这场大悲剧，民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当事者的功罪还须明白判断。因而沫若毫不留情地指出：“从民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于三月十日脱稿，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即于十九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二十四日，《中央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诬蔑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甚谬种流传”，而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朋友们纷纷写信或登门，对沫若表示支持，同时为他愤愤不平，他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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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四月十二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十八、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随即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不久，林伯渠从延安来到重庆，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沫若。八月下旬，沫若又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他一面回味领袖含义深长的话语，一面摩挲边区人民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心中充满了阳光，既感觉欣慰，又受到了鼓舞：自己的文章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这可是最大的荣耀。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在此期间，与林伯渠同道来山城的何其芳（1912—1977）和刘白羽，他们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白羽讲话。刘白羽先说：“毛主席的讲话，根本是两点，一点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点是怎样服务的问题……”他把讲话内容概括地讲了一遍，接着由何其芳介绍了延安文艺界讨论讲话的情况。沫若始终把手裹在耳朵背后，以此助听，生怕遗漏了什么。他的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尤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去的这一论断，更加击节赞赏，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那天，于立群特意用周恩来托人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煮了一大锅稠稠的粥招待大家，每人一碗，黄澄澄、红艳艳、热呼呼、香喷喷、甜蜜蜜……。沫若与朋友们一面吃，一面回味何、刘二人的讲话内容，好象自己也到了延安一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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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刘白羽：《雷电颂》，《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臧云远：《在重庆学习毛主席〈讲话〉》，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时令已是冬天，可是冬天里也有春天。十一月十一日晚，沫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洗尘，适逢周恩来由延安飞回重庆，他亦赶来参加。出席的尚有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1879—1946）以及沈钧儒等人。席间恩来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消息振奋人心，宾主兴奋得又痛哭，又狂欢，饭后还到对面四号沫若家里去唱秧歌、扭秧歌舞，从来不跳舞的沫若也跟着恩来扭起了秧歌，小小“蜗庐”春意盎然。①沫若有诗记其事：
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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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②《汐集·双十一》
更使沫若喜出望外的是，十二月间收到了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亲笔复信，其中写道：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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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见信如见人，十多年前与毛泽东在黄鹤楼分手时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偃旗息鼓，到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他俩天各一方，但彼此的心永远是相通的，怎不向往着能再重新见面呢！沫若读信后也深感以天国春秋为题，好好写一写太平军的经验，确是有益的尝试，理当遵命，但目下资料奇缺，争取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亲手呈献故人。还是主席说得对，比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来，此次抗日战争应该算是成熟了的，看来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是的，沫若获悉的不仅仅是延安的近况，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党中央的最新战略部署：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为中心口号。近年来，国民党政府迫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不得不假惺惺地宣布“放宽言论尺度”，甚至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元旦发表广播演讲，侈谈“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这当然是骗局，实际上根本没有兑现。同年一月间，当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周恩来飞赴重庆，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议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并与国民党商讨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时，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主张集中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沫若也在为此事积极奔忙：一月二十五日午后，周恩来刚到达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沫若就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赶去听他作报告。二月六日中午，又往棉花街五十八号李绍涵家聚餐，与陈铭枢、杨虎、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柳亚子、马寅初等人畅谈时局，周恩来、王若飞亦在座。“磐磐大器共金樽，涤荡陪都万丈尘。”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济济一堂，系祖国安危于自身，英光正气，豪言慨歌，争民主、争自由，斗敌顽。哪怕雾压江城，寒凝大地，早有人带来春天的信息。“今日域中谁是主？春回冻解雁来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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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磐磐大器》
在这场斗争中，文化界是一支生力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王若飞建议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时局宣言。初由翦伯赞、邓初民起草，文化界一部分朋友看了初稿后，觉得意犹未尽，且有不够确切之处，便又推郭沫若重行执笔。沫若即与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人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进行讨论，拟订了提纲，然后再由他挥笔成文。①沫若汇万众气于笔端，锋芒直指蒋帮政权，气势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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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翁植耘：
《文化堡垒》，见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三“巧言文饰”了。
内部未能团结，政治含墨成风，经济日趋竭蹙，人
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全国的人民都在焦虑，全世界的盟友都在期待，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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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收入《沸羹集》时，文字有改动。
如何“改弦易辙”，挽救中国的危机？办法是有的，那就是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时局紧迫，空言民主只是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当务之急在于切实保障民主的实现。为此，沫若等在宣言中提出两大纲领：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个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战时政治纲领；由临时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政治纲领。同时还针对有碍于民主的种种现象，提出六条要求：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尅的政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义正词严，名正言顺。最后呼吁“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宣言草就后，沫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立即秘密地、广泛地征集签名。二月五日上午，他冒着凛冽的寒风，带着恩来托送的小米和红枣，亲自去磐溪看望徐悲鸿（1895—1953），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见到了这位当时已蜚声海内外的画家，可是却贫病交加，浑身浮肿，这更激起沫若对戕害人才的独裁政府的痛恨。他们亲切地围着小炭盆谈着病，谈着文艺界的情况，谈着当前的时局，沫若的话在悲鸿的胸膛里也燃起了一盆火，悲鸿的病容好象在顷刻之间消失了。当他们谈到目前急需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时，沫若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了宣言文稿，悲鸿接过去读了一遍，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他毫不犹疑地拿起笔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妻子廖静文也签了名。夫妇二人热情挽留沫若吃了午饭，沫若即席挥毫，给主人留下了“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的诗句。悲鸿真想为今天的情景画一幅纪念画，可惜病中手腕无力，不能如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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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廖静文：《嘉陵江畔的一段往事》，《文艺报》1978年9月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