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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7 汤晓丹(现代)
  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的沈南苹去日本传授绘画技艺。沈南苹是专门研究王维诗画的。他与日本文人雅士经常切磋诗画艺术,追求自由奔放,结果形成了有独创风格的南派画。南派画风可以明显看出王维诗画对它的影响。
  汤沐黎特别喜欢南派画家中的池大雅的作品。他更富创新精神,在用色上采用重色如朱红、绿、蓝……他用手指头蘸墨绘出的写意画让人感到新奇。
  汤沐黎是专攻西洋油画的,但是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画兴趣也很浓,作过深入研究,在日本参观时又深受启迪。他在创作中吸收了中国画中的一些精华。西方媒介赞扬汤沐黎是“以东方人的慧眼看西方世界,他的画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古城京都是日本著名的文化、游览和工业城市。它的建筑有点类似我国唐代模式,有的地形乍看,还以为是回到了我们的洛阳。早在读中学时,沐黎就知道它的陶瓷制品和手工艺术品闻名于世。尤其它的丝织品还受到欧洲男女富人们欢迎。所以沐黎买了几套漂亮的和服,以备绘画用。
  在京都,不仅文化古迹保存得很好,连市里一草一木都看得出精心培植,人人爱护。市容能折射出市民的社会文明程度。东京是这样,京都也是这样,让游人从心里感到深深的佩服。
  在京都3天,又去了大阪。它是日本第二大城市。机器、造船、石油、化工都很发达。附近还有新建的卫星城。因为日程安排太紧,只好坐出租车浏览一番。沐黎在那里买了两只镶大白猫的电子钟,准备一只自己用,一只送父母。
  从大皈回东京,新干线电气火车时速230公里,快速平稳,车厢内整洁舒适,窗外富士山淡装素雅,别有一番诗意。火车准点到达,又快又安全。
  三个城市绿化极美。东京以银杏树为主,京都北杉居多……据说不同的植物,突出地方色彩,显示当地居民热爱家乡的好习惯。
  前几年,我常乘软卧去各地电视台工作时,总会碰到同车厢日本友人,我注意到他们无论抽烟、零食、饮料……都从自己旅行包里取出日本制品,值得有些以洋货为荣的国人深思。
  沐黎参观日本几个城市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除了重视本民族的艺术珍品外,也非常重视收藏欧美印象派大师的作品。它收藏的欧美印象派大师作品之多,是亚洲各国仅有的。寻根究源,才知道日本曾经有个大船主,利用来往之便,在世界经济萧条时廉价购买大批艺术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些艺术品被冻结海外,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恢复了经济,那批被冻结的画才归还原主,运回日本后成了瑰宝。日本经济复苏后,又陆陆续续买进不少名画。
                日本的治安
  蔡世金老人每天起得很早,玩球铃,练手臂。吃完早饭,还去他的办公室过问他的地产销售情况。每天不闲。
  沐黎离开日本的前一天傍晚,背着沉甸甸的几本画册回去时,揿了很久门铃,没有反应。他到大楼门卫处打电话上去,也没有人接。这种异常使周围的人暗中担心,毕竟蔡老是80高龄的人了。门卫便打电话叫来警察。打铃、打电话还是没人接。他们猜测可能发生了意外。几十个警察商议后爬上高楼侦察。结果什么也看不见。日本的法律规定,必须有亲人签字,才能破门而入。通过电脑,查到有位青年是蔡老保他从无锡去东京读书的。表格上填的是祖孙关系,算得上直系亲属。
  那位青年迅速赶到签字。正式破门前,警察再一次打电铃。突然,蔡世金老人穿着睡衣,出现在家门口。几乎所有注目而视的人都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蔡老两眼迷糊,莫名其妙地看着众人。大约过了两三分钟,警察们哄然大笑,然后在案情表上当场签字了结。所有围观者都随警察散开。
  由于日本曾长期侵略我国,日本军人、日本警察、日本法西斯……在沐黎心中留下狰狞面目,而这次,沐黎对日本警察在国内严谨执法,却有比较好的印象。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汤氏兄弟向世界挑战
汤氏兄弟向世界挑战
  1994年10月,享誉欧洲乐坛的“指挥明星”汤沐海,风度翩翩到了伦敦。他的哥哥经过三个月对世界美术的旅游考察后,专程赶回英国,亲自去机场接他。
  那次,沐海没有住在经纪人为他安排的旅馆里,而是住在哥哥的寓所,也就是布朗神父主动租给画家的宽敞、舒适、豪华、宁静、高雅的住房。沐海很高兴,兄弟两人第一次以国际新闻人物身份相聚在伦敦。
  因为汤沐黎和汤沐海兄弟,都是欧洲艺坛上受到瞩目的人物,伦敦新闻媒体,抓住大好时机,掀起宣传热潮。英国BBC电台组织汤氏兄弟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中国部著名节目负责人隋建波先生主持。
  记者们济济一堂,聚精会神听汤沐黎谈考察世界美术史的观感,汤沐海谈对古典音乐的独特见解。兄弟两人均虚实兼论,富有新意,当场受到好评。很快,BBC电台就以“汤氏兄弟向世界挑战”为题,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作了广播。
  汤沐海的伦敦之行,是应英国爱乐乐团邀请,指挥音乐会。那次音乐会十分重要,是为纪念苏联已故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逝世10周年而举办的,在有名的阿尔伯音乐厅举行。
  担任独奏的是世界小提琴大师梅纽因。他曾访问过中国,汤沐海对他仰慕已久。
  梅纽因1916年出生在纽约。3岁开始学琴,7岁在旧金山钢琴伴奏首演成功。9岁在旧金山交响乐团伴奏下演出《西班牙交响曲》。舆论称他是神童。此后,他多次与欧美各国大交响乐团合作,反响强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梅纽因去苏联、以色列、日本、印度等国家访问演出,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
  1963年,梅纽因在伦敦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物色好苗子,由他亲自指导,以培养世界性小提琴家。
  1979年到中国演出后,从中国选拔了两名儿童去他的音乐学校学习。那正是汤沐海准备启程去德国深造的日子。谁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五年,中国的汤沐海,与比他年长33岁的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会同台演出,共创辉煌,是奇迹,也是现实。
  这次合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排练的时候,梅纽因谦虚地听着年轻指挥所提要求,默契配合。从英国记者现场拍下的照片看,十分感人。
  在国外,任何大演奏家与指挥的合作,绝不论资排辈,绝不以年龄论成就。他们珍重的是指挥对曲目的理解,是否有独特要求,是否有新意。所以那次合作,都认为默契、满意。
  大卫·奥依斯特拉赫,1908年出生在俄国的敖德萨城。年仅5岁就开始学琴。进入敖德萨音乐学院就读后,又进莫斯科音乐学院高级班深造。27岁开始独奏、合奏、重奏……到过土耳其、波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作巡回演出。他上演的曲目中,除古典作品外,还有大量现代优秀小提琴作品。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掌握了精湛的演奏技巧,有着惊人的表现力。他的音乐会,总能把听众带人真正的音乐世界,令他们如醉如痴。
  汤沐海指挥的音乐会曲目,也正是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演奏过的成功曲目,因此难度特别大,必须有更新、更深入的演出水平,才能赢得听众。
  说也凑巧,就在这次音乐会的前一年,汤沐海应邀去瑞士指挥音乐会。担任小提琴独奏的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是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儿子,也是当今闻名于世的苏联小提琴家。父子曾经多次同台演出,观众印象极深。
  汤沐海与这对父子,在音乐天地中结下不解之缘。尤其他与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的合作,充满了戏剧性色彩……
  原来,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在瑞士的演出,是由瑞士卢加诺与意大利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音乐节上早已预定的内容。不知为什么临场时,要更换原定指挥。因为汤沐海常去瑞士和意大利指挥音乐会,两个单位都坚持请沐海顶上去。沐海是一位牢牢抓住机遇创奇迹的“勇敢冒险者”,当然允诺。结果,音乐会很成功,在瑞士引起轰动。
  舆论称赞汤沐海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家。
  引起轰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恢复正常,而汤沐海在参加国际指挥比赛时,又遭到苏联评委的发难。而与依戈尔·奥依斯特拉赫的成功合作,使所有舆论不得不佩服汤沐海这位中国指挥家的坦荡胸怀和高超的本领。所以,有记者写文章说:
  “中苏艺术家的合作演出成功了!相信中苏政治家的合作也会同样。伦敦举办的“纪念苏联已故小提琴家大卫·奥依斯特拉赫”音乐会,也取得惊人成功。音乐会的门票很贵,但还难以买到。
  汰黎的许多英国朋友,纷纷求助于他。沐黎很为难,但是很高兴。一位英国友人,自己有了票,还要带儿子同去,为他的诚意所动,沐黎就把自己的票子给他。
  演出第二天,英国拥有众多读者的《卫报》上,刊登了汤沐海和梅纽因谢幕时的半身照。看面部表情,指挥和独奏家都还沉浸在他们的音乐境界里,让人感到特殊的魅力。
  后来,有位英国朋友来上海,又带来了汤沐海和梅纽因排练时的彩色照片,我一直珍藏着。
                鸿运降临
  1985年1月26日是当月最后一个周末。沐海仍然静静地躲在屋里,自己研究新曲目总谱。音乐把他带人美妙仙境。
  突然电话铃响,是西德班贝克交响乐团经理打的长途。经理十分焦急地说,他们在德国境内巡回演出时,首席指挥欧根·约胡姆先生病倒不能上场,而所有票子早售完,乐团正陷入困境,希望沐海第二天晚场顶上去。
  无疑,这是自天而降的鸿运,只是来得太突然,沐海来不及马上表态。
  经理十分坦诚:
  “时间太急促,来不及找你的经纪人,只能直接与汤指挥联系。”
  这时,汤沐海已缓过神来:
  “演出什么曲目?”
  “《舒伯特的第五交响乐》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欧伦斯皮尔的恶作剧》。”
  经理快速报出第二天晚场上演曲目。
  “请准备机票。”
  汤沐海果断作出决定。他要“抓住机遇创奇迹”。
  挂上电话,他才计算了一下,离上场时间总共才20个小时,其中还有半天在旅途上,时间太紧迫了。不过,班贝克交响乐团的经理都相信他能救场,他更应该有自信。
  那一夜,沐海的时间安排,是以分秒计算的。所幸,他早已研究过那两个曲目的总谱。除了立即在钢琴上再仔细分析作品外,还查资料、看录相、设计处理要求。他专心致志,把全部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在要上的曲目上。
  班贝克交响乐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新建的。1946年3月16日,举行建团后首场“贝多芬专场音乐会”演出。此后,每年定期演出100多场。现在,它是德国第一流的交响乐团,驰誉欧美。它还是战后第一个到法国和南美访问演出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乐团。汤沐海曾多次听他们的演奏,认为他们的特点是善于发扬典型的德国音乐传统;在丰富和塑造音色上精益求精,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乐团的指挥素质特别高,对乐手严格要求。因此,每次演出,指挥与乐手配合默契,奏出的乐音和谐、饱满、柔和、动人。在演出德国和奥地利的古典音乐作品时,更充分体现了“班克风格”。
  汤沐海很珍惜、重视那次机遇。他对自己的实力和乐团的水平都作了认真的比较分析,力求做到“知己知彼,指挥成功”。
  沐海通宵达旦地用功,直到第二天去机场的汽车上,才闭目养神一会儿。而上飞机后,再次深入研究了一遍总谱。《舒伯特的第五交响乐》他已指挥过多次,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理查·施特劳斯的《欧伦斯皮尔的恶作剧》曲目上。
  理查·斯特劳斯出生在慕尼黑,活到85岁。德国的音乐爱好者很熟悉、很喜欢他的作品。《欧伦斯皮尔的恶作剧》是他31岁风华正茂时创作的。它的音乐语言极其丰富,高潮迭起,指挥和演奏难度很大。
  汤沐海凭着自己的天赋,作了大胆设想、大胆处理。他准备根据情节发展,以非常宽广的对比,使瑰丽的音乐色彩更自然多变,使丰富的音乐语言更生动流畅。
  飞机着陆,沐海快步走出通道。接他的小车早等着他。排练时间只有两小时。
  凭着自己多年刻苦打下的深厚功底,凭着与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的多次合作经验,凭着特有的智慧、灵气和天赋,也凭着班贝克交响乐团的良好素质,汤沐海的指挥得心应手。演奏家们情绪高昂。两小时的合排,使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满足,乐手们对指挥的大胆感到格外新鲜。
  排练刚结束,乐团经理就快步走到汤沐海身边,望着浑身湿透的指挥说:
  “今晚的演出一定非常成功。”
  晚上8时正,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中国指挥家汤沐海出场。座无虚席的音乐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汤沐海以娴熟的指挥巧驾驭整个乐团,各个声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声音的魅力。每个清晰的音符都紧扣观众的心。
  汤沐海着重刻画的欧伦斯皮尔,更是有声有色地活跃在观众眼前。
  指挥对全剧节奏的掌握伸缩自如,观众的脉搏随之跳动。当最后一个和弦结束时,全场鼓掌欢呼。观众的热情罕见,汤沐海谢幕14次。演奏家们也用力敲打自己的琴板,以示对指挥的崇敬。
  剧团经理紧紧拥抱汤沐海,满怀激情地说:
  “汤指挥救了班贝克乐团!”
  不过,第一场的胜利,才是轰动的开始,真正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个城市——汉堡。音乐界大为震惊,评论界盛赞那是“汤沐海的明星之夜”。汤沐海感触特别深,他对记者说:
  “与班贝克交响乐团的合作是继参加卡拉扬国际指挥比赛后的再次机遇。机遇可能把人迅速推上成功之道。关键是抓住机遇求成功。在取得预期的成绩后,只能把它当作新的起点再抓机遇创奇迹。每抓一次机遇都有一个飞跃,这样我们的交响乐事业才会有更大发展。”
  沐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成功的喜讯不断传到家里。
  汤沐海与班贝克交响乐团的成功合作,使他能在第二年九月,随团来北京、上海,再度指挥音乐会,并指挥该团录制唱片。
  班贝克交响乐团在北京的演出非常成功,但在上海演出英国作曲家奥特威尔的《送别》名曲时,独奏乐器突然变调,因为乐器上一个零件坏了。这首名曲又是20年代就被我国天津出生的作曲家兼文学艺术家李叔同介绍到中国,填上唱词后就开始广为流传的,它的失声变调,当场为人们所知。
  但是汤沐海十分沉着、镇静,仍然自如地轻轻舞动银棒,以他的临场机智渡过了维艰。独奏家十分难过,谢幕未出,一直对指挥表示沉痛内疚。其实,这是演出史上罕见的意外,不能责怪独奏家。倒是沐海的应变能力,让乐团震惊。
               汤沐海真的来了
  香港一家报纸在1985年9月17日以“汤沐海真的来了”为标题的文章中说,汤沐海本应于去年来港与香港管弦乐团合作,而上月举行的“黄河音乐节”也本是由他指挥,结果两次都没有来成。如今,他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了。乐迷可以在本星期五、星期六到香港大会堂,欣赏到他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的丰姿了。
  的确,从那次首场演出开始,汤沐海多次赴香港指挥音乐会和歌剧。香港新闻媒体多次采访、报道。有位记者在采访他时说:
  “擅长指挥交响乐和歌剧的人才不多,我觉得汤沐海是拥有这种气质和毅力的人物……”
  其实,汤沐海志在全面施展才华。他对古典音乐曲目花很多时间思考,挖掘它丰富的哲理,通过他的手势示意各声部传达给观众;对现代派作品兴趣很浓,喜欢捕捉伯恩斯坦的处理风格,也喜欢以刺耳的不协和音展示丑恶的东西,通过音乐净化人的心灵。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指挥歌剧。他认为歌剧是综合性的艺术,要指挥歌剧,不仅要精通音乐,还要熟习诗歌、戏剧、舞蹈、美术等等,而这些正是他幼年时就从家庭熏陶中有了积累的。《蝴蝶夫人》、《茶花女》、《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在亚洲和欧美各地他都指挥,有的还是剧团保留剧目。迄今,汤沐海已指挥过《温莎的风流女人们》、《圣女贞德》、《弗德里奥》、《堂·璜》、《汉斯·海林》、《托斯卡》等近百场歌剧演出。
  所以汤沐海被舆论称为“全才音乐家”。
  交响乐和歌剧,汤沐海都在香港指挥演出过。因此,他在香港拥有众多知音。记者梁宝耳风趣地表示,“我1949年离开上海,你1949年出生在上海。大家居然有机会在香港会见,多少是崇拜音乐之赐!”
  香港回归祖国后,汤沐海指挥香港音乐会的机会无疑会更多,知音当然也会更多。
  他在电话里说:
  “今年7月3日,我指挥香港音乐会,那是全世界华人精英组成的近百人大乐队,庆祝香港回归。如果父亲身体好,我想请父母都来助兴。”
  沐海知道,父亲30年代在香港导演的《糊涂外父》、《金屋十二钗》、《小广东》、《民族的吼声》……至今还为老影迷们所传颂。汤晓丹1983年因导演《廖仲恺》而荣获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时,香港以“半世纪疯子生涯”为题,刊登介绍他当时的剧照、生活照、成就。所以沐海想请当年舆论封的“金牌导演”父亲去旧地重游。30年代是父亲汤晓丹震动旧香港,90年代是汤晓丹的儿子汤沐海登上新香港的乐坛,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看过那场演出的人说:“观众疯狂到指挥无法谢幕,最后剧团不得不把首席拉走。”
               汤氏兄弟在美国
  汤沐黎婉言谢绝了英国几家单位的高薪聘请,带着用剩余的十几万英镑购买的大批参考书籍和教学用具回到北京,准备勤勤恳恳为祖国的美术事业发展大干一辈子。但他的赤诚愿望不为周围一些人理解,不得已才接受了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在大学艺术系当客座教授。除了讲授世界美术史外,每年在大学里举办两次个人大型画展;同时与长岛、罗彻斯特、水牛城、费城等10多个城市的画廊订有画展合同;并定期在遍布美国各州的康奈尔俱乐部作艺术演讲;还曾应邀赴哈佛大学、纽约市的林肯中心演讲。他在多个地方举办的个人画展、作品都被抢购、预订。美国强生美术馆、依特加市政府、纽约州工商银行、密得兰提国家银行、加州联合银行……都挂有汤沐黎的巨幅风景油画。此外,他创作的《白花女裸》油画,获美国罗彻斯特全国裸展“最佳民意奖”;《垂锦女裸》油画获美国新罗歇尔市第七十五届年展“一等奖”;三幅风景油画均获“迪克布里兹奖”。
  至此,汤沐黎在美国画坛享有较高的声誉。
  短短两年,沐黎能在美国取得如此成就和地位,除了他的画风朴实、细腻、新颖外,还有电视片《龙之心》的功劳。
  《龙之心》(HEART OF THE DMAGON),是汤沐黎在英国时,一位英国电视导演拍的纪录片,其中介绍了汤沐黎在英国的绘画生活和成就,还专程到上海来拍了汤沐黎的父母。他们来上海拍摄时,正碰上汤晓丹在上海的孙中山故居拍《廖仲恺》外景。英国摄像组赶到那里,于是,摄制组主创人员,主要演员都被一一摄入镜头。
  《龙之心》是纪实性电视片,全世界发行,很受欢迎。它还在巴黎举办的一次国际电影节上得了纪录片奖。我在上影的好朋友颜昌鸣,就是去美国后看到了《龙之心》,欣喜若狂写信回上海报喜的。
  随着《龙之心》的宣传,汤沐黎的影响从英国扩大到美国。
  1987年1月,汤沐海也风度翩翩到了美国,他要与著名的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那是两年前,乐团总经理专程去欧洲看了汤沐海指挥的音乐会后,主动找上汤沐海签订的演出合同。那时,汤沐海还不到37岁,但已指挥过欧洲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瑞士、芬兰、波兰、捷克等的国家级大交响乐团,都取得成就。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了他指挥演出的大本营。可以说,汤沐海在欧洲已享有极高知名度。汤沐海还未到旧金山时,舆论就作了强有力的宣传。尤其是汤沐海的潇洒形象,让许多华人朋友和洋人观众格外青睐。有位上海去的朋友写信给我说:“汤沐海的本人形象,贴在宣传栏上,吸引了不少路人停步细看。可以说,男女老少都喜欢。”
  汤沐海的旧金山之行,是他在美国乐坛第一次正式亮相。其实,早在两年前,沐海应小泽征尔的诚意邀请已指挥过在波士顿音乐节举行的演出,只不过那是友好活动,类似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友情演出”,不算公开登台。那次,小泽征尔的热情给沐海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他还常说:
  “小泽征尔告诉我,在排练曲目的时候,一定要少用口提要求,多用手示意,让乐手们心领神会……”
  这一点拨使汤沐海受益匪浅。
  在旧金山连演六场,场场满座。报上天天有宣传。后来,有位叫刘开平的记者,把他发表在1月13日《中报》音乐版上的文章寄到上海。他以“中国乐坛一颗新彗星”为题介绍汤沐海说:
  “大陆音乐家汤沐海应邀赴美担任乐团指挥,……旧金山的戴维斯音乐厅如果有灵,一定对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不会陌生。从林昭亮、马友友……华人已经是戴维斯音乐厅乐台上的常客了……来自上海的年轻人汤沐海能走上音乐厅的指挥台,成功地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出6场音乐会,这是华人的最大自豪。”
  旧金山交响乐团,成立于1909年,是美国大乐团中创办时间排列第九位的大乐团。它的演出条件极好。乐手素质高,能与指挥精心合作。沐海格外满意。乐团总经理认为汤沐海是难得的知音,后来,他特地选定汤沐海回北京的日子也到了北京,看他指挥中央乐团的音乐会。
  北京相逢,乐团总经理兴奋极了,当他知道我是沐海的妈妈,长住上海时,马上表示:
  “请您把地址告诉我,我要寄沐海和我,还有长笛王,三人合照给您……”
  很快,他真的把照片放大了寄到上海。
             汤氏艺术家兄弟的团聚
  美国辛辛那提市音乐厅建厅100周年纪念活动的盛大音乐会又请沐海去指挥。那次纪念活动十分隆重。与汤沐海合作的辛辛那提市交响团,建团时间比旧金山交响乐团还早14年,是享誉美国的著名大乐团。
  经过协商,决定演出古典名曲:
  格林卡的《露丝兰与柳德密娜》;
  柴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
  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
  曲目确定后,辛辛那提市的宣传舆论提前介绍了汤沐海在世界各国的巨大成功,赞扬了沐海在旧金山与长笛王米歇尔·朗派尔的成功合作。辛辛那提的宣传栏里还放了旧金山交响乐团送给我家的那张放大照片,很引人注目。
  久负盛名的辛辛那提市克鲁生画廊的负责人弗莱丽小姐看到报纸后,立即拿着它去向正在康奈尔大学的汤沐黎提建议。因她在一年前就与汤教授订了画展合同,她要求汤沐黎的个人大型画展时间改在与汤沐海的音乐会同时举行。
  大型个人画展突然提前,沐黎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没有马上表态。
  弗莱丽小姐心里当然清楚,这是难度极大的调整。但是,她信心十足地说:
  “您好好想想,一对新中国的亲兄弟能在美国辛辛那提市举办的国际艺术活动中团聚,是多么惊人,多么罕见……”
  经过弗莱丽小姐机灵的游说,经过汤沐黎的慎重考虑,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弗莱而小姐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汤沐黎为了中国艺术家兄弟在海外的形象,日夜挥舞画笔。
  可能是抢新闻吧,弗莱丽小姐回到她的画廊办公室就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她得意地对到会的记者们说:
  “汤沐黎和汤沐海这对来自新中国的亲兄弟,这次将以世界名人身份相聚在我们的辛辛那提市,以他们的绘画和音乐向我们大家显示惊人才华,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团聚。”
  汤沐黎忙着、赶着……终于在汤沐海的音乐会举行前两天把自己的画展布置好了。弗莱丽小姐激动地看完布置后,立即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她说:
  “我必须告诉记者们,汤沐黎的画大大超出了我的期望。他的美国风景画,是以中国艺术家独具的慧眼和超凡的技艺绘成的。我们都熟识的旅游胜地大峡谷,在汤沐黎的笔下更雄伟,更壮丽。他的画真了不起,形成了汤沐黎独有的新风格。”
  其实,弗莱丽小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汤沐黎在画大峡谷前,多次去大峡谷,从不同侧面观察它,直到感觉峡谷放射出了某种奇异的东西冲击着他,震撼着他,也可以说是有了灵感,他才开始动笔。这样的风景画,可以说是用心血和智慧绘就的,当然会对观众产生吸引力。
  汤沐黎的画还在汤沐海指挥的音乐会场大厅设了画廊专卖部。音乐观众和油画爱好者在同一时间欣赏到了音乐和油画两种高水平的艺术。观众们赞赏说:
  “这对了不起的中国亲兄弟为音乐厅建厅100周年添了更瑰丽的色彩。”
  中国总领事汤欣波(当地英文报译音)专程去辛辛那提,与辛辛那提市的市长济肯见面,谈了文化交流。汤欣波出席了汤沐海指挥的音乐会,看了汤沐黎的画展,还设宴请了汤沐黎、汤沐海。亲人的关怀和美国友人的赞赏,使我的两个儿子心里格外热乎,格外自豪。
  辛辛那提市的新闻媒介,热热闹闹宣传了一个星期。
  “汤氏艺术家兄弟的一次团聚”成了各种媒介的醒目标题。评介文章相继见报。
  许多西方资深鉴赏家评介汤沐黎的油画时都有共同的观点,他们说:
  “汤沐黎是用东方人的敏锐、深邃目光审视西方世界,所以他的作品让我们感到新奇。而这种新奇是用画家特有的心灵语言,美妙传出、形象表达的。我们也只有用心灵去感受,才会认识到汤沐黎是才华出众的新现实主义画家,有独具的画风和灵感。”
  汤沐黎在答记者问时也坦诚表示:
  “艺术家的任务是不让人们在生活中失去美的东西。”
  自汤氏艺术家兄弟在辛辛那提市引起轰动后,汤沐海离开了美国,走上新的交响乐台,而汤沐黎却在美国交了更多的朋友。许多名流、学者、专家都请汤沐黎画像。康奈尔大学决定,汤沐黎为大学和学校董事长、校长、慈善家所作的人物画、风景画都永久性陈列,并且每幅画都举行庄重的揭幕式。这种荣誉,也是少有的。
  其实,汤氏兄弟还有一次弓愧澳大利亚舆论大肆宣传的团聚。那是1991年。沐海指挥悉尼交响乐团和昆士兰交响乐团时,特别喜欢那里四季如春、鲜花满城的环境,打电话邀请父母去参加他的音乐会。我很高兴,在答应去的同时随便说了句“如果你哥哥也能去,我们全家在那里团圆就好了”。
  没料到,沐海很理解父母的思子心情,立即电请哥哥全家去澳大利亚团聚。那次来往机票钱及吃住费用,共花了4万美金。我很心疼,见沐海大汗淋淋换来的报酬转眼花掉,后悔自己多嘴。
  我的小儿子是很懂感情的,他再三安慰我。他说:
  “我们全家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大灾难,能在异国他乡大团圆喜相逢,是人生难得的幸会。不要为花钱难过。”
  原来是我们母子在家里的悄悄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驻悉尼总领事许光建和夫人,派车接我们去他家享受“天伦之乐”,还请了昆明去的厨师烧了一桌美味可口的云南菜。人处异国他乡,就如同在自己老家一样的温馨。悉尼最有影响的《星岛日报》和《新报》详细介绍了我们全家;英国记者拍的巨幅全家福照片和写的长文也同时登在一张英文报的头版头条。
  昆士兰省总督还发请帖邀我们去总督府参加茶会。私家活动,也成了红红火火的新闻。两周团聚,很快过去。大儿子全家4人先我们离开悉尼回国,临行前,我们刚走到楼下,突然汤晓丹紧紧抱着大儿子的头失声痛哭,不让他上车。
  我们手上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但都被突然袭击震傻了,忘记拍下动人镜头。父子两人越抱越紧,越哭越伤心……结果我们都哭成一片。
  父子情,父子爱,尽在痛哭中……
  随着五年时间的消逝,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许多游乐情景,都逐渐淡化。唯独汤晓丹和大儿子抱头痛哭的动人情景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写文章时多次用过“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一诗句,但只有目睹那次在澳大利亚汤晓丹和大儿子分别时的痛哭,才真正算领略到了“别亦难”的内涵。
  我与汤晓丹相处几十年,见他那么大哭,还是头一次。特别是我的大儿子,自幼冷静理性,很少放声哭过。我想,当时他们一个想到了自己年迈,一个想到了父亲年迈,相聚机会不多,就特别动情。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6年12月31日晚,汤沐海指挥完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的’97新年音乐会,走到后台时,老父亲也是一把抱住儿子的头。不过,这次是满腔欢欣。几位拿着照相机的朋友,突然碰到这动人情景,几乎都怔住了,唯独《文汇电影时报》的记者包明廉摁下了快门。照片被刊登在报头上。与澳大利亚那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父子情,父子爱,尽在微笑中。
  哭和笑,是鲜明的情绪对比;
  哭和笑,是父子深情在特定环境中的真切流露。真像流行歌曲的:“哭和笑,都是爱。”
  对于我,更是印在心头的记忆和安慰。
  汤氏父子,都四海为家,都把个人奉献给了事业。
  记得我丈夫年轻时,就把自己献给电影事业,只要拿到剧本,他就忘了家。两个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父亲为榜样,同样,拿起画笔,见了总谱,也顾不得家……
  我们都自觉自愿把个人融入事业之中。我们对“家”的概念,有自己的理解。别看我经常只有一个人,但耳边响起的是欢腾的掌声,眼前展现的是盛开的鲜花,心里想到的是儿子的微笑……我自有做母亲的乐趣。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刹那间的失落感。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汤沐海模式”
“汤沐海模式”
  汤沐海趁回北京指挥音乐会之机,与中央乐团李德伦先生等达成协议:每年规定一定时间回国指挥中央乐团音乐会。乐团除为汤沐海安排住房外,还向汤沐海支付特批的月薪。汤沐海的职务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
  汤沐海的其余大部分时间继续留在国外实践,收入归汤沐海个人所有。同意汤沐海用四个经纪人。
  为了慎重,李德伦先生还上报文化部批准。为此,新闻媒体大肆宣传为“汤沐海模式”。李德伦最近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还说,汤沐海在外面脚跟站稳了,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回来帮助我们提高,是好事。汤沐海每次回国开音乐会,新闻媒介都有专门介绍,尤其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栏、《人民政协》等。
  从此,汤沐海虽然有四个经纪人帮助他把演出日程定得满满的,但是回国演出时间雷打不动留出来。
  因为有了汤沐海来去自由的例子,中央乐团的孟昭林就打电话邀请定居海外的一位著名钢琴家回北京演出。那位钢琴家是十年动乱中出走的,心里不踏实,反问孟昭林:
  “如果开完音乐会把我扣起来怎么办?”
  孟昭林赶紧以汤沐海为例:
  “你看汤沐海吧,每次回来,不都顺利出去吗,谁把他扣起来。”
  或许因为家教的缘故,或许因为汤沐海与新中国同龄,他从不怀疑来去自由。记得1989年5月中旬,那么特殊的国内形势,汤沐海仍按约于5月30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然形势所迫,那年音乐会没有开。第二年上他又按时回到北京。音乐会在海淀影剧院上演,时逢6月4日,音乐厅内外,空气都很紧张。汤沐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排练、演出。剧场反响格外强烈。虽然没有登报售票,场内仍满座,秩序井然。
  有的老朋友去后台看沐海,见他大汗淋漓,情绪高昂,非常吃惊地问:
  “你怎么还敢回来?”沐海笑着反问:
  “为什么不敢?我不是回来了吗?”
  那晚,后台相继到了不少各国驻北京的使馆官员,连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以色列的文化组长也到后台祝贺。因为他们都知道汤沐海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拥有广大观众。
  汤沐海热情地把各国官员介绍给李德伦、孟昭林……
  那晚,文化部新上任的两位副部长特别高兴,对着满头大汗的指挥家汤沐海说:
  “您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三台摄像机把后台来来往往的祝贺人群作了摄像记录。珍贵资料保存在我手里。那次,沐海碰到特殊情况,那就是英若诚副部长在他回国的前一天离任了。当孟昭林告诉沐海后,沐海马上对老孟说:
  “去年我回国,他请我吃饭了解情况。这次我请他,老孟你去代办。”
  “哪些人?”老孟问。
  “还是去年同桌的几个人吧!地点由他定。”
  老孟与英若诚通过电话后,有些着急地对沐海说:
  “他定在王府饭店,那里要付兑换券。”
  那时兑换券价值高出人民币50%。老孟担心花费太多。
  沐海笑着回答:
  “兑换券就兑换券。因为他不当副部长了,所以我一定要请他,这是心意,是友情,是感谢他对海外人士的关心。”
  至今,汤沐海还很怀念老文化部长王蒙。他对记者说:
  “我回到北京,他总要找时间同我谈谈,当然是了解些情况,也征求我的意见。这对发展祖国音乐事业有好处。”
  有一次,王蒙部长请沐海吃饭,知道我也在北京,执意邀我也同去。餐桌上,他亲切待人,用词平和,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汤沐海模式”红红火火了几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再没有舆论提起了。不过我仍然认为与中央乐团达成那个协议,是汤沐海一生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那一阵子,许多旅居国外的朋友想像汤沐海一样来去自由。他们在国内的家属纷纷光临寒舍,仔细询问如何才能像汤沐海那样来去自由。为此,我曾经暗中向李德伦先生讨教。他的回答很简单:
  “第一,要在本专业国际竞争中名列前茅,有实力穿梭往来;第二,在国内要有单位作支撑。”
  李德伦先生坦诚而又风趣地补充了几句:
  “要做到这两点,很难很难。我们从前也这样追求过,但办不到。在国外学习期满,只好乖乖回来。汤沐海是幸运的,碰上改革开放,总形势对他有利。”
  听完李先生充满感情的谈话,我忍不住也说:
  “多亏碰到您这样能理解、有胆识的前辈,否则他也是空想。”
  李先生嘿嘿直笑。
  1984年,是汤沐海最忙碌的一年。首先是他在德国境内与许多大乐团合作多场音乐会,多次录音。比如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汉堡NDR乐团,斯图加特SDR乐团,科隆WDR乐团,还有汉堡、波恩和慕尼黑等城市的歌剧院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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