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善待员工，员工自然会对朋友赞扬奥美。假设每个员工有一百个朋友，那么就会有40万人认识在这儿工作的人。
四、在对顾客的销售业绩负责的同时，我们也对我们把广告送到他们家里的公众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创造出有好品味的广告的原因。
公司的成长有赖于我们培养一大批有才干的伙伴的能力。我们的每一个分公司都有一位总经理级的伙伴，分公司的全部责任都担在他肩上。然而，如果他是个聪明的人，他会平等地对待下属。只有二流人物才会永远甘居人下。
奥美在每个国家的最高管理层，都应该像圆桌会议一样运作，由一位有足够能力有效地扮演“热力核心”的角色、而不需要依赖军队式的等级规则的总经理主持。这种平等的组织架构能够激励员工的独立性与责任感，可以减少公司对某一个人的依赖，因为个人常常会犯错误，有时会感到茫然，而且必定会死。它还可以确保公司的风格代代相传。
维持愉快的伙伴关系就像维持美满的婚姻一样困难。我们的伙伴应该具有以下条件：
一、稳定性、在压力下工作的勇气，克服厄运的反弹力，以及一颗宽容的心。
二、卓越而谨小慎微的头脑。
三、信奉努力工作。
四、具有反传统的特点。
五、面对困难抉择，包括开除表现不佳的员工的魄力。
六、有鼓动性的热情。
七、快速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
在新人生涯早期，就发现其中特别有发展前途的人，并尽快把他们提升起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错失了升迁那些特别有潜力的年轻人的机会，他们就会离开我们。损失一个有特质的人才，和失去一个客户同样危险。
奥美非常希望所有分公司的领导者都能成为当地的名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式就是发表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如果你的演讲枯燥无味，就不会被媒体报导——而且你永远都不会被邀请向重要的听众发表演说。反之，如果能够发表精彩演说，”你就会声名广播，然后就能够自己挑选听众。要精心准备演讲，但一年演讲不要超过两次。
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害怕自己的老板，即使老板是个窝囊废。一位员工从奥美退休时，他告诉我，在他到奥美的头三个月，他怕我怕到每半个小时就要去一次洗手间。30年代我自己做下层职员时，无论在雅家当炉具推销员，还是在伦敦的美瑟一克劳瑟广告公司工作，我总是生活在被开除的恐惧中。我一直认为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恐惧，所以成立奥美后，我从不在不事先告诉他我想谈什么的情况下，叫员工来我的办公室。如果你发现自己必须面对开除员工这样非常不愉快的工作，我给你这样的建议：
一、在谈话的一开始就告诉他这个坏和拖延与拐弯抹角是非常残忍的。
二、千万不要告诉这位受害者他能力不佳或个人讨厌。被开除已经够惨的了，毁掉一个人的自尊很可能会毁了他的一生。
三、宣布了这个坏消息后，立刻以兄弟般的态度和他谈话。告诉他如果你在他的处境会怎么做。
四、以邀请他第二天共进午餐结束谈话。这会让他觉得，被解雇并不代表你个人抛弃了他。你还必须妥善地处理忠实部属之间的竞争。威廉·曼宁彻博士（Dr．William Menninger）认为这种竞争在广告公司中尤为普遍。我曾听他说过：
对待广告公司员工，有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你不得不把这些有创造力、高度神经质的人聚到一起，同时你会发现他们特别易受伤害。每个人都紧紧盯着别人，看别人是不是比自己先得到一块地毯，看别人是不是比自己先有助手，看别人是不是比自己先多拿五分钱。其实他们想要的并不是那块地毯、那名助手，或是那五分钱，他们在意的是：那些东西是他们受上司好评的标志。
我为曼宁彻诊所募款时，一位曾参与曼宁彻诊所这座精神医学的瓦尔哈拉殿（Valhalla，译者注：北欧神话中沃丁神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重组工作的管理顾问告诉我，整个组织的气氛都被曼宁彻兄弟俩的明争暗斗给破坏掉了。
上层越集权，下面的争斗就越厉害。路易14（LOuSXIV）就曾抱怨：“每次我多给某个人一项工作，就会招来100个人的不满和一个家伙的忘恩负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建立了一个广告界从未有过的合伙人团队，都是——“有头脑的绅士”。有些人比其他人稳健，也有些人自私得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但他们都是值得信赖、具有独立性的杰出伙伴。与作为跨国企业的领导者相适应，这也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团队——五个美国人、二个英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德国人，以及一个澳大利亚人。但是，令我惭愧的是，其中没有女性，只能等我的继任者来纠正这个错误了。
当我们的营业额成长到几亿时，赢得新客户已经不再令我狂喜。到这个时候，即使我不参与说明会，知名大厂商也变成了我们的客户——雅芳（Avon），世界最大的化妆品公司；贺喜（Hersbey），世界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
我们在测定广告效果上投注了数百万经费。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分辨出数百个对广告效果有影响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累积了像我们这么丰富的知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条件进行经常性的内部培训。他们不得不盲目行事。
奥美是我的杰作，我坚守了它26年。有三个原因让我终于决定退位：
一、我们有了一个人选，约克·艾略特（JOCk Elliot），我的同伴一致认为他会成为一位值得尊敬的继任者。他曾做过广告撰稿人，具有卓越的口才、判断力，作风稳健。
二、跳出日常工作、躲进象牙塔，使我规划出已经结出成果的远景，但同时，脱离日常的激烈竞争，使我变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领导者，这会妨碍企业的进步。
三、因为我不能坐飞机，所以无法视察我们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印度、非洲，以及南美洲的分公司，因此在那些地方为奥美工作的人对我一无所知。这样不好。
在结束关于我在麦迪逊大道的生活的这一章 之前，我一定要向我的客户们致敬。差不多所有人我都喜欢。其中最能激励我的是泰德·莫斯科索（Ted Moscoso），他是波多黎各政府经济开发部的负责人，也是波多黎各自强计划的主要推动者。第一次见到莫斯科索时，他就问我：“我们希望波多黎各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一片根植于西班牙传统的宁静绿洲？一块工业投资的旺地？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一座桥梁？”我向他建议，当前最紧要的步骤是“以一个可爱的形象取代波多黎各现有的脏乱、悲惨的形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个建议帮助波多黎各摆脱了四百年来挣扎于其中的贫困。
一个生产者雇用一家广告公司，有时是一种惠顾某一个人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这家广告公司中某些个人会成为他们公司有说服力的代言人。麦克斯·伯恩斯（Max Burns）和蒙迪·斯巴特（Monty Spaght）让我们负责壳牌石油庞大的广告支出就是这样。他们的惠顾使奥美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店，变成一家重要的广告代理商，而我也没有让他们失望。有些客户成了我的朋友——舒味思的怀特海德指挥官、
P＆O远东集团（P＆O－Orient）的科林·安德森（Colin Anderson）爵士、史都本玻璃（Steuben Glass）的亚瑟·休顿（ArhturHoughton）、海赛威衬衫的艾乐顿·杰迪（EllertonJett’e）、将军雪茄（GeneralCigar）的埃德加·科曼（Edgar Culman）、梅塞德斯一奔驰的汉斯·何佩（HeinzHopp’e）。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说服我的合伙人把公司从纽约、伦敦和法兰克福，搬到像普林斯顿、剑桥或萨尔茨堡（Salzburg）这样的郊区小城去。我坚持认为，既然梅约（Mayo）兄弟能够把明尼苏达州的小镇罗彻斯特（Rochester）变成世界各地病人的治疗圣地，我们也可以那么做。我的合伙人以为我疯了。
在麦迪逊大道，我学会了11件事：
一、广告人可以分成两种——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业余人士占大多数。这些人不研究广告。他们凭猜测行事。专业人士绝对不猜测，因此他们不会浪费客户太多的钱。
二、从销售效果的角度衡量，优秀广告与平庸广告的比率可以高达十九比一。
三、在广告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创意。但是广告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创意部门工作。业务代表是文案人员的两倍。如果你经营的是个奶牛场，试问你会雇用是奶牛数两倍的挤奶工人吗？
四、我们做广告的大部分产品为女性购买和使用。但是几乎所有的广告都由男人创作，由男人批准。广告名人堂（the Addertising Hall ofFame）设立9年以来，入选的73个人中，只有一位是女性。这简直是疯了。
五、参与广告运作流程的人太多。太多的审批层次。太多委员会。委员会只会批评，不会创作。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广告看起来就像是委员会的会议纪录。
六、厂商挑选广告公司最糟糕的方式就是广邀碰运气的提案。这种做法唯一可以衡量出来的东西就是，广告公司愿意拿出多少服务于现有客户的最聪明的头脑，来当作争取新客户的筹码。
七、除非你的广告中有了不起的大创意，不然它就会像黑夜中行驶的船只一样，无声无息，不留痕迹。
八、你不可能让顾客因为被你说得不耐烦而买你的产品，你只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吸引他们购买。就像是空荡荡的教堂不能拯救任何灵魂一样。
丸、顾客不是笨蛋，她是你的妻子。尽量不要侮辱她们的智慧。
十、广告应该真实、可信、令人愉悦。顾客不会从坏脾气的骗子手上买东西。
十一、广告公司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者领导全员的能力。
我不得不参加数百次会议，会上客户为我们的广告争吵不休。我常常怀疑那些大人物是怎么坐上老板宝座的。有些是因为他们的祖父辈创立了那家公司。有些靠的是玩弄政治手腕，我就认识一个曾在对手的办公室里放窃听器的人。有些是解决问题的高手。有些据说是优秀的决策者。
但是我很少遇到真正表现出领导的能力的老板。他们中大多数远不能鼓舞员工的士气，反而是阀割下属的天才。
传统智慧认为，领导能力是三种因素的组合——领导者自身、他所领导的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我曾见过成功的大企业领导变成政府部门的领导，他们的领导才能在华盛顿一点都不管用。我也见过将军们变成工业界主管后，手足无措的狼狈景象。我还见过一些美国人，他们在纽约是成功的领导者，到欧洲后却业绩平平，因为他们不能随着欧洲员工不同的心理需求而调整自己的领导风格。
奥美客户中的大部分高层人士都比他们在往上爬的过程中踩下去的那些人好得多。但是每每见到大企业排斥不合乎他们公司传统的领导者，我都会难过。我有一位绝顶聪明的朋友应征Pho（Procter＆Gamble）公司的副总遭拒。他们告诉他，他“太有创造性”了。但是最好的领导者个性中应该有很强的“创造”特质，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拒绝创新，才会去实践它，而创新正是企业生命力之所在。有些绝顶优秀的领导者在卸任后却孤僻得认人吃惊，有些人性生活乱七八糟，有些人还深陷在酒精中。温斯顿·邱吉尔就不比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General Ulysses S．Grant）喝得少。
在一次重要战役的前夕，邱吉尔的祖先，第一位马布罗（Marlborough）公爵，出去勘察地形。途中，他的手套掉到地上。他的第一侍卫官卡多根（Cadogan）立刻下马，把手套捡起来呈还给他。当天晚餐后，马布罗颁下了当天的最后一道命令：“卡多根，在我掉手套的地方布署一连炮兵！”
“我已经这么做了。”卡多根回报。他清楚马布罗的想法，并且事先执行了他的命令。卡多根是那种会使领导活动变得容易的下属。我曾经见过谁都无法领导、驾驭的人。
我不相信惧怕是有效领导的要素。人们只会在快乐的气氛中做出最好的成绩。波耳（Niels Bohr）实验室中那些最先分离出原子的物理学家一天到晚互相开玩笑。
好的领导者会流露出自信。他们从不气量狭窄。他们从不推诿责任。他们具有强大的反弹力。他们会在失败中站起来。领导者拒绝把领导职能分给属下的主管，对企业没有任何好处。领导层有越多中心人物，企业就会越强大。这就是奥美成长、壮大的原因。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七章 隧道尽头的光亮
第七章 隧道尽头的光亮
走到这里，我的生命已经被分成了在不同的空间中度过的几个阶段：在巴黎做厨师、在苏格兰卖炉具、为好莱坞做民意调查、服务于情报机构、在阿米什人中做农民，还有创办广告公司。现在该找个地方来度过我余下的日子了。
我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着手做这项工作，以24项指标评价六个国家。哪个国家有最适合做园艺的气候？最富音乐性？最适合散步？最适合骑自行车旅行？有最好的美食？
我的美国朋友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最后选择了法国。这个曾经令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爱迪·华顿（Edith Wharton）、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已经失去了人们的欢心。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法国人不道德，而且不喜欢法国菜——“都是些浓厚的调味汁”。戴高乐（oeoaulle）那个不合作的忘恩负义之辈，再加上他对以色列的敌意政策，最终让美国人对法国失去了兴趣。
好几年来，妻子和我都骑自行车考察法国。骑车比开车好得多。因为双脚不会退化，而且也不会让钢板和玻璃把自己和风景隔离开来。你可以完全接触自然。你会看到更多，闻到更多。你会看到天空，而法国的天空是很值得一看的。你会闻到野蔷薇、野草蓓、金银花，还有狐狸的味道。把车推上小山时你会充满愉快的渴望，从坡的另一面骑车自由地冲下来，简直像先偷尝到天堂的滋味。一天下来，全身都浸透了新鲜的空气，会睡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连法国人都鲜知的法国：摩文（Morvan）山区——在18世纪，那儿的奶妈是最好的；法国的西南部，从拥有著名天然喷泉的拉康（Lacaune）到贝蒙（Belmont）的路——全法国最美的一条路；道尔芬（Dauphine）——在那儿我们还能吃到有面包味的面包；豪特一索威（Haute－Savoie）的索纳斯（Thoues）上面的道路——父亲和我40年前一起走过的地方。还有大西洋边拉文迪（La Vend’ee）的湿地。这些都是隐士般的地方，骑一整天都看不到一打以上的汽车。汽车是自行车旅行者最大的敌人，它们拼命地朝你按喇叭——叭、叭、叭。我们在路上从未见过外国的观光客。身为广告人，我曾参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当希腊正教让所有的教坛都重复着下面的祈祷词时，我却对它深表同情：
耶稣基督我的主，上帝之子，请垂怜我们教区中正蒙受世俗的观光客带来的痛苦的城市、岛屿、村庄和神圣的修道院。请赐予我们解决这个戏剧性问题的答案，并保佑我们那些为现代西方入侵者的现代精神所强烈打动的兄弟。
法国还有许多令我深爱的地方。法国人没完没了地聊天的天分、性病的低比率——每10万个法国人中只有30个淋病病患者，而亚特兰大和旧金山则超过两千，以及威风凛凛的法国军歌，像“Sambre et Meuse”LeT’em’eralre”‘lorraine”等，都让我因对那种爱国精神产生共鸣而震颤。
如果在每个夏天，法国都能够给我三个星期的平静时光，那么为什么不整年待在这儿呢？正在这样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听说多佛古堡要出让。屋主把我当成他久违的子侄辈一样欢迎，并且非要我当晚住在那儿。晚餐时有五种葡萄酒。第二大叫我们起床的是一个马夫吹的小喇叭。早餐后，屋主带我们参观马厩，里面养着19匹猎马。多佛堡共有13间卧室、12间盥洗室，其中三间连运转良好。有一个小礼拜堂，挂着一张12世纪完成的耶稣受难像。有一个围起来的家庭菜园。一个葡萄园。接着我们享用了中餐、晚餐，并度过了第二个晚上。又听到了起床号。
50年前，亨利·罗依斯（Sir Henry Royce）爵士离开了在英国的劳斯莱斯汽车厂，跑到法国南部定居。在那儿，在没有任何骚扰的环境中，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用无数的信件、指示和图样轰炸他的工厂。这个高明的先例给了我勇气，使我买下了多佛。
有些古堡天生阴沉冷峻，但多佛却是个微笑着欢迎世界的城堡。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色彩——隆萨德（n。n－sard）称之为杏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矫饰的设计，因为它在矫饰这种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前就建成了。多佛的内部在1898年被以当时流行的忧郁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新装修过——深红色的天花板、棕色的墙、挂毡，还有不舒适的家具。我把房间漆成白色，换上白色的地毯，并购置了舒适的沙发、座椅。冬天，圆木在巨大的壁炉里熊熊燃烧。房间里永远都插满鲜花。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百合的香味。花园里出产各种鲜果，樱桃、草范、木葱、红醋栗、醋栗、无花果、苹果、梨子，还有柿子。但我还是比不上我的祖先海克特·麦肯锡爵士（Sir Hector Mackenzie），一次他邀一艘军舰上的全体军官到他在苏格兰西部海岸的家里吃饭，餐桌上有34种梨子。
多佛很奇怪地让人发胖。有人说是因为这儿的空气，有人则怪这儿的烹调方法。多佛的空气的确有催眠的效果，我认为它里面含有笑气（译者注：氧化亚氮，牙科手术时使用）。多佛这个名字也很奇怪。第一次听到时，它听起来很像“托斯福斯”（tollS fOLIS），在法文里，是“每个人都疯了”的意思。这个字很可能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12世纪的“多佛尔”（TOlfO），古法文，指的是“山毛樟树的种植”；13世纪的索佛（ThofO）、多佛（TOf－fO，TOphO）；14世纪的多特怫（TOUtfoll），然后变成今天的多佛。
多佛堡的塔楼是整栋建筑最古老的部分，建筑的时间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诞生还早150年。法国还有过其他一些建于那个年代的城堡，但是大部分都在中世纪末就遭到破坏，变成了废墟。多佛堡有着迷人的经历。希特勒战争期间，城堡中有一座塔着了火，但是被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德国中队扑灭了。英国皇家空军1944年试图轰炸多佛堡，但他们击中了德佛堡（Chateau de Fou），离多佛10英里。
我在里边写这些文字的这间屋子，已经住过了36代主人。城堡的石墙厚达10英尺。圣吉恩塔（St．JeanTour）、圣乔治塔（St．GeorgeTour）、赫特利塔（I’Hotellerie Tour），以及拉夏普尔塔（laChapelleTour）都是在14世纪加建的。小礼拜堂下面，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牢，离教堂不远处，还有个以前的多佛主人用来续死敌人的行刑地。
当美丽的导游带你参观多怫时，你看到的第一个景色（我也希望你会先注意到）就是蜿蜒在堡垒之下的维尼（Vienne）山谷。但是，我第一次到多佛时，给我印象最鲜明的却是前主人尤金朗德·沃吉（Enguerrand deVergie）的个性。当时他已经70岁了，高大、和蔼，一辈子都花在娱乐朋友上。他养了一百只猎鹿犬，整个冬天，每个礼拜打两次猎，每次打猎结束时，多佛的总管都准备便餐。他的朋友不跟他一起去打猎的时候，就射杀他畜养的雄鸡取乐，或参观他的赛马马厩，或者欣赏他在周末从巴黎请来的剧团的表演。在我认识他之前的几年，有一次他骑马在树林里飞奔，一根树枝插进了他的胸部，把他从马鞍上吊起来，他的马还在跑，而他的脚还勾在马楼里，他几乎被撕成两半。之后没多久，他的家族生意的经理人侵吞了他的财产，因此他不得不变卖余下的所有财产。我实在无法狠下心让他搬出这个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所以就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享受他原有的一切，直到不久前他去世为止。
尤金朗德在干壕沟中豢养野猪。厨子把剩菜从窗子里丢出去喂它们。夏日炎热的傍晚，猪圈散发出令人难忘的臭味。有一头好脾气的母猪，总是被用车子运到附近的森林里放出去，然后被猎犬追逐。通常半个小时后，母猪就玩厌了这个游戏，自动回到卡车里，再被载回家。有一天它产下了一窝小猪，共有九头，并带着这些小宝贝们打开了壕沟与庭院间的活门，逃走了。
多佛的葡萄园每年可以生产出6000瓶葡萄酒。有一次我把一杯葡萄酒给一位来自波尔多（Bordeaux）的品酒专家品赏，他闻了闻，浅尝了一口，含在嘴里研究了一下，再吞进肚子。“这根本就不是酒，简直就是汽油！”于是我砍掉了所有的葡萄藤，改种小麦。尤金朗德把他酒窖里的藏酒也卖给了我，那些都是来自波尔多和勃根地（Burgundy）的良品，但是尤金朗德保存那些白葡萄酒的时间太长了，找不得不忍痛扔掉了700瓶。“带着连软木塞都没拔开的酒瓶死去的人，要下地狱。”
尤金朗德一直相信，多佛堡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主人在被送上断头台之前，把所有的财宝都埋在了地下。于是他雇了专门寻找水源的人来勘探宝藏的藏身之处。多佛堡的园丁们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挖掘宝藏上。由于对水源探测者缺乏信任，我写信去美国买来了一部金属探测器，结果它找到的唯—一件财宝是个煤油桶。我的下一个大发现是一个土堆，当地两位考古学家认定它是铁器时代的古墓，我挖开了它，但只挖出来一些赤陶碎片，年代还不到400年。所谓铁器时代的古墓，闹了半天，原来是一个18世纪的捕兔陷阱。
我买下多佛堡后不久，周遭田园式的宁静就受到了村长的威胁。他是巴黎大学的数学教授，他想出了一个把我们这个恬静安逸的山谷变成一座大型水库游乐区的主意，计划中还包括配套的停车场、野餐区，以及运动场。一大群推土机将用四年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挖掘工作，而多佛的生活也将变得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坦克大战。村里的许多人在山谷里拥有土地，他们非常乐意把它们卖个好价钱。商店的店主们也认为这个计划将吸引来大批游客。连教区的牧师都赞成这个计划。当村长发现我是唯一反对他这个梦想的人时，就特地来拜访我。“奥格威先生，您真是神通广大。我知道您已经把建设部（Depart－ment of Equipment）部长叫到您在纽约的办公室去，要他反对我的计划。”这真是太夸张了，我的确见过那位部长，但那是为其他的事情。这位村长接着威胁我：“我们地方政府有权让公路穿过您的土地。如果你继续阻挠我的计划，我会把您的土地规划成三线道的高速公路。”这样也吓不倒我，他又改为利诱：“您的养子是位建筑系高材生。您想他会愿意帮我们设计运动场吗？”我只能回答他，我自认是多佛的护卫者，多佛堡是波亚图省（POitu1）重要的历史古迹，我有责任保卫它，让它免于受到肆意破坏。我们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法国政府把这个山谷明定为历史古迹保护区，这个威胁才算解除。老天有眼。
我对多佛堡的保护义务，并不是说说笑笑就能承担起来的。我发现多佛堡的地基建在沙地上，结果古堡正在慢慢往河里滑，墙上也出现了大裂缝。我得把地基往下扎，直到它落实在岩床上，这个采矿般的工作用了两年时间。接着张伯瑞·法兰克斯首相（Chambre FrancoisPremier）住过的房间的天花板上的16世纪壁画又开裂了，我只得从佛罗伦萨找修复专家来拯救它们。现在屋顶又全坏了，如果这本书能有一些收益，就可以帮我换个新屋顶了。
多佛堡闹鬼吗？前几天我对园丁说：“那些工具放在从前牧师的房间里不知道有多久了，我想，把它们放在仓房里更合适。”园丁也同意我的看法，并自告奋勇地帮我一起去搬。我们刚走到那间房门口，里面就发出了一片唏里哗拉的吓人响动。所有工具偏偏在那个时候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们的花园正在成为全法国最香的花园。我将花园分隔成一些隐密的空间，分别用长青树树篱围起来，里面都用花盆种满了以香气闻名的植物——古式的灌木玫瑰、荚迷属植物、月挂、山梅花、冀香草、木兰、醉鱼草、西金斯夫人石竹（Mrs．Sinkins Pinks，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史宾赛前期甜碗豆（PrespensersweetPeas）、天芥菜、特维西恩黄水仙（Trevithian daffodils）、百合、金银花、紫丁香、烟草花，以及古代开整串花的橘树。
来这儿的观光客对多佛建筑艺术的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但是他们对地车和那座很小的猎鹿博物馆却兴味盎然。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看一看这里的主人，但是从没有人认出那个正在修剪玫瑰花的衣衫褴褛的老头。
我们的邻居分成三种。农民，他们现在也有汽车、电视和洗衣机了，他们对人特别友善。我散步的时候，他们会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给我享用自酿的烈性甜酒。贵族，他们把一生都花在打雉鸡和猎鹿上——40只猎犬、30匹马、30个骑手、100个开着汽车的人，对付一头鹿。这些人从小到大都认为绅士不用工作。有些人对妻子的不忠简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但是他们从不离婚。他们中极少数人进过大学，而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读——连报纸都不看。但是他们有非常讨人喜欢的个性，让人不可能不喜欢。他们非常像100年前英格兰偏僻地区的贵族。在这个层次严格的社会中，处于农民和贵族中间的是中产阶级——医生、律师、普瓦捷（Pottiers）大学的教授、工业家、政客，以及商人，都是文明人。
在多佛的生活跟天堂差不多。马夫在黎明时用热闹的小喇叭曲叫人起床。十分钟后，佣人送来一个奶油蛋卷、一只牛角面包、蜂蜜——从我们自己的五南花丛采来的蜜，以及一壶咖啡。早上的时间用来整理花园，骑着马在林中晃荡，骑自行车，在游泳池中浮游，或者赏鸟。你想看看爬墙鸟在多佛杏色的墙上跑上跑下，或者戴胜鸟在草地上觅食的景象吗？午餐就在花园中享用，就在一棵种于17世纪、树干周长达57英寸的冬青树的树荫下。下午可以在河上泛舟、玩玩糙球，或者游游泳。然后是晚餐，有时由一位从巴黎是家大饭店退休的大厨烹调。我的第一道菜是Carbonnade flamande，这是一种比利时式切菜。在30年代，每个星期H这道菜都是苏活区（Soho）高江田螺餐厅（Gaudln’s EscargotBienvenu）——我迄今为止最最喜欢的餐厅——的招牌主菜。再采的人都能把这道菜做得非常可口：
①买点很瘦的牛肉，请卖肉的人把它切成薄片。自己将肉片切成骨牌大小的肉丁，在热油中把它们煎成深黄色；
②只要眼睛能受得了，洋葱切得越薄越好。用奶油或者人造奶油把洋葱煎成深黄色；
③调一点奶油面糊；
④将面糊倒入等量的康宝牛肉汁和啤酒中，调成稠糊状。爱斯科菲尔这位烹饪大师特别指名要老牌的蓝毕克（Lambic）啤酒；
⑤用盐、胡椒粉和大量糖调和糊酱的味道，再加进一些月桂叶；
③把牛肉、洋葱都放进铁锅中，把调好味的面糊倒在上面。小火慢煨，直到牛肉变得软嫩；
①放在铜锅或砂锅中上桌，洒上～些切得很漂亮的香菜作为点缀；
③只能用白水煮马铃薯配这道菜，不要用其他蔬菜佐食。
晚餐过后，大家就围坐着讲故事。我们中最会讲故事的是路易斯·斯皮尔（Louts Spears），这个荣誉他一直保持到去世。斯皮尔曾在英国军队中做过57年将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使巴黎的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曾经陪同法国内阁官员访问伦敦。“火车停在阿米安斯（Amiens），递过来一个纸条，一位部长看了，他说，出了一桩祸事，800名士兵在一次火车意外中丧生。另外一位部长说比祸事还糟，简直就是个灾难。克莱蒙梭（Clemenceau）就问这两位部长：‘祸事和灾难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们吧，如果威尔逊总统掉进井里，就是祸事，但是如果有人又把他从井里救起来，那就是个灾难。”’
1916年凡尔登（Verdun）战役期间，法军决定要牺牲一营的兵力去阻击德军，试图缓和德军的攻势。战斗开始前的下午，克莱蒙梭来检阅他们。斯皮尔看到一群明知这将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法国兵，走上前去，把一束野花献给克莱蒙梭。即使“老虎”（译者注：克莱蒙梭的绰号）那样的人，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他一言不发地接过花，转过身去哭了。12年后，克莱蒙梭去世时，人们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一束早已于了的野花，旁边有张字条，上面嘱咐将这束野花放在他的棺木中，陪着他下葬。
1940年，邱吉尔把斯皮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到法国。6月16号下午，邱吉尔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波尔多的雷纳德（Reynaud），建议法国与英国木应该再是两个国家，应该合并成为法一英联盟。这个构想源于让·莫奈（Jean Monnet），他希望这就能让雷纳德和他的同僚有勇气飞到北非去。但是贝当（P6tain）却说这会是与“尸体”联合，还是向希特勒投降了。邱吉尔本人对这个想法也并不热衷，他传达它只是因为内阁喜欢它。数年后，他对斯皮尔评论道：“那真是一次幸运的逃脱。”
有一天下午在多佛，斯皮尔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1895年，有一个法国女人被泽西岛（Jersey）的警察逮捕，并被指控与狗兽交。经过审问，她被定了罪，最后根据泽西岛的法律被判死刑。法国政府向英国外交部抗议，指出这样的罪行在法国仅仅会处以罚款。当时的内政部长阿斯奎斯（ASquith）也向泽西当局提出抗议，但他们仍坚持原判。阻止行刑的唯一办法就是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发布一道暂缓执行的命令，但是首相罗斯柏瑞（Rosebery）勋爵实在不知道如何当面向维多利亚女王解释这个案子，最后只好决定把拟好的暂缓行刑的命令夹在一札关于军事将官升迁的文件中呈给女王。年老的女王及时地在上面签了字，并没有询问事实如何。但是这份文件必须事先通知会泽西议会才能生效，不巧的是这个威严的组织正在休会。这时，伦敦的整个内阁都开始关注这件案子。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海军部长大声说：‘首相，您也许最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处理。’结果就这么决定了。当天深夜，一艘炮艇上的官兵突袭了蒙特一圣一奥吉尔堡（Momt－St－Orgueil），救出了那位犯人，带她上了船，全速驶到法国海岸边，然后把她推下了海。她就这样游回到自由的怀抱中。”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八章 奇迹森林
第八章 奇迹森林
执掌西尔斯·罗伯克（SearsRoebuck）百货商店期间赚进了大笔财富的朱利斯·罗森沃德（Juiius Rosenwald）曾说过：“我从来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会赚很多钱，他就一定很有头脑。有些白手起家成为富翁的人，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愚蠢的人。有钱人不会因为有钱就聪明，他们也并非因为聪明才赚到了钱。永远不要把财富与头脑混为一谈。”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自己的智商是多少吗？我一直都以为我的智商在145左右，比天才低，但是成为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很正常。但是最近我做了智商测验，只有96只是挖沟工人的正常智商。
这还不是我唯一的残障之处。九岁的时候，我得了气喘，这个严重损害了我健康的宿疾一直缠着我，直到中年。我还对许多东西有恐惧症。我怕海。我最早的记忆是别人划船带我到离岸边大概一百码的地方，然后我对船夫尖叫：“你们骗我，混蛋，我够不着底了！”
25年以后，在新港（Newport）外面杰里·兰伯特185英尺长的帆船上，兰伯特清晨四点就被我在甲板上的大叫吵醒：“船上的人在哪儿！人人都只顾自己！”而当时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风浪。
我在洛克斐勒中心36层、比尔·史蒂文森的办公室工作时，因为害怕搭电梯，从来不出去吃中饭。但是我最害怕的还是飞机遇到气流。不管是烈酒、催眠大法，还是镇静剂，通通宣告无效。偶尔不得不搭乘飞机的时候，我一分钟都不会忘记，下面的火车比飞机安全四倍。
运动方面，我只会褪球和attaque（译者注：一种法国攻击游戏），高尔夫球、网球、桥牌、国际象棋等通通不会。我只会跳波尔卡和快步舞。我看书慢得像蜗牛爬，但是不动嘴唇。我不会聊天，但却是你一辈子都想得到的最好的听众。我最愚蠢的坏毛病就是不怕麻烦地走得远远的，以避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譬如不合我意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显然是蛮英俊的，尽管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英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就像一句西班牙谚语说的：男人就像胡子一样，越丑越英俊。当有人请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18世纪最丑陋的英国人，解释一下全天下都知道的他对女人无往不利的秘诀时，他说：“我花半个小时聊完我的脸。”
我对天堂的想法跟济慈（Keats）一样——“给我书本、水果、法国酒，以及好天气。”
向50位挚友致敬
杰洛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曾这样写道：“生命中真正的悲剧是遗忘。快乐的时光来来去去，我们的朋友会逝去，所有的事物在最后都会化为尘土。但是如果可以保存一个纯净而清晰的影像，那么这一切就都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遗忘是真正的死亡，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保存和收藏的话，那就是记忆。生命中所有的真义都在记忆之中，所以如果停止回忆，停止被过去的经历所感染，那么就必须要忍受自己生命的存在一点点消失的折磨。”
近年来，我的健忘越来越厉害，严重到生命中许多重要的片段都从记忆中消失了的程度。所以我做了一份挚友清单。
我一直在抗拒把一些并不真正是朋友的名流，像罗斯福夫人、桑顿·威尔德（Thornton Wilder），以及菲利普亲王列入这份名单的诱惑。我也没有把父母、祖父母、侄儿、侄女、叔伯、婶母包括在内。我的儿子和养子、养女们也不在其中。
学校，1920～1928年
亨利·哈佛葛（HenrgHavergal）：费提兹学校的音乐老师，60年后仍然是我的好友。在格洛斯特教堂的三大唱诗班音乐节上，他介绍我认识了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
坎农·威尔逊（Cannon Wilson）：我15岁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但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他还是诗人凯佛利（CalVerly）的朋友，并担任过克里福顿（Clifton）的校长。
南首·布朗（Nancy Brown）：在55年后仍然是我的朋友。她嫁给了马丁·塞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后来改嫁约翰·韩特葛瑞（JOhfl Hllflter－Gray）
马哥·罗思斯（MargofLoines）：她嫁给了狄威·莫若（Dwight Morrow），后来改嫁约翰·威尔基（JOhnWi压ie），55年后仍然是我的朋友。
巴黎，1931年
珍妮芙·瑟瑞维尔：她17岁的时候，我带她出去——那是她的第一次约会。后来嫁给了沙夏·盖查。
爱丁堡，1932～1935年
莫瑞斯威特（Murraythwaite）的莫瑞太太（Mrs．Murray）：她在登佛来斯（Damfries）的宅院中有16名侍女。我做雅家炉推销员时，常去那儿度周末。
克里斯汀·罗布克：我在爱丁堡的女房东。一个从斯盖岛来的可怜女人，后来在纽约成了一个优秀的厨师。她的房客中包括康普顿·麦卡锡。
伦敦，1935～1938年
法兰西斯·海奈尔爵士（Sir Francis Meynell）：我邀请他加入美瑟一克劳瑟广告，他在公司里受封“印刷服务专员”。他在自传中写了许多关于我的事情。
温蒂·莫里森（Wendy Morrison）：历史学家撒母耳·艾略特·莫里森（SamuelElliotMorrison）的女儿。她拒绝了我的求婚，嫁给了布鲁克斯·贝克（BrooksBeck），贝克在婚后几年就去世了。
哈利·罗伯特（HarryRoberts）：伦敦贫民区的一位医生。每周四天他都会窝在自己在彼德斯费尔德（Pe－tersfied）的家中写文章和侍弄花草，周围围绕着四个了不起的女人。
纽约，1938年
查尔斯·伯灵翰（Charles C．Burlingham）：一位卓越的律师。他给了我一张世纪饭店的临时会员卡，并常常让我看拉哥地亚（La Guardia）市长写给他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信件。
曼纽尔·刘伯曼：一位退休医生。我叔叔亨弗利·洛勒斯顿爵士介绍我去找他。他的病人包括爱因斯坦、萨拉·伯恩哈特，以及哈伯·马克斯。
罗瑟·里夫斯（Rosser Reeves）：当时我们都是没有什么资历的广告撰稿人，每个月两次一起吃中饭，他使我知到了广告到底是什么。我们风风雨雨的友谊一直保持到70年代他去世为止。
亚历山大·伍尔科特：1937年我的表姐吕贝卡·威斯特让我去见他。在纽约和他在佛蒙特州的小岛上，我对他有了很多了解。露丝·高登的自传中描述了我初到那座小岛的情景。我当时在那儿还遇见了爱斯尔·贝瑞摩尔、罗伯特·舍伍德、爱丽斯·杜尔·米勒、乔治·卡夫曼（那位剧作家）、哈伯·马克斯，还有洛尔·弗莱彻曼（《纽约客》杂志的老板）。
乔治·盖洛普：我的老板，后来变成我的朋友。一位伟大的调查研究家。
普林斯顿，1939一1942年
杰里·兰伯特：因为为李施德霖漱口水成功地做了广告而变成大富翁，42岁就退休了。在他的三桅杆纵帆式游艇太平洋号上，他是个优秀的船员，我曾坐他的船出海。他在普林斯顿有一座豪宅和一个有11位园丁的美丽花园。邦妮·麦伦（Bunny Mellon）是他的女儿。杰里对我的影响很大。在他的葬礼上，我是扶棺人之一，其他人是乔治·盖洛普、艾伦·杜勒斯、保罗·梅隆、哈德利·坎切尔，以及麦克·范德比特。
阿尔佛雷德·马克斯：盖洛普旗下的一位法国知识份子，曾在自由法国空军服过投。后来成为《真相》（Re．ante）和其他几种法国杂志的编辑。法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就是由他创办的。
华盛顿，1942一1945年
威廉·史蒂文森爵士：他做英国情报局局长的时候，曾送给我一张照片，上面写着：“给大卫，我亲爱的朋友与战友。”我对他战后的酗酒以及通过海德（Hyde）的书籍追逐名气，颇不以为然。
宾夕法尼亚，1943～1966年
杰克·布兰克和凯蒂·布兰克（Jake and katieBlank）：他们是我在兰开斯特农庄的阿米什邻居。杰克后来去世了，留下凯蒂和13个孩子。
赖维·菲舍尔与安妮·菲舍尔：阿米什的农民。44年来的好友。1986年赖维、安妮和莎丽到多怫来住了三天。
密尔顿·史乐马克（Mition Slaymaker）：负责帮每个阿米什谷仓与烟草库争取“调薪”，50年如一日。了不起的人。
伊位·史多兹弗斯：阿米什人的主教，我一生所崇拜的英雄之一。他有1三个孩子，有一个儿子在我的农场工作。
纽约，1950一1972年
麦克斯·阿斯克利（MOX ASCOli）：自由派杂志《报导家》（The RePorter）的老板和主编，一个意大利难民。他的妻子是西尔斯一罗伯克百货商店的老板朱利斯·罗森沃德的女儿。我们在他的乡间别墅过了好几个周末。
汉姆·阿姆斯特朗（Ham Armstrong）：《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创办人，也是该杂志50年的编辑。他的第一任妻子跟他最好的朋友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跑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位很好的德国女子。他在纽约自己的家中去世，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麦克斯·伯恩斯（MaX BllrnS）：作为壳牌石油的老板，他把壳牌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广告业务交给奥美。真是棒透了！
霍华德·克拉克：我在格林威治村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把他介绍给我。结果他给了我美国运通的广告业务。
约翰·洛顿：壳牌的全球总裁，25年来的亲密朋友。他的儿子乔汉、妻子安吉也是我的朋友。
汤姆·盖兹（TomGates）：曾经是国防部部长。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加入了摩根担保公司的的高层主管行列。真有意思。
亚瑟·休领（Arthur Houghton）：把史都本玻璃的广告业务交给我后，就成了我的朋友。他保举我进了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董事会，他当时是董事长。我在他马里兰的农庄里度过好多个周末。
罗伊·麦克拉伦（Roy Mclaren）：我是大概在佛罗伦萨与特利（Tree）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认识他的，大概是1964年。他当时是加拿大外交官。他在奥美多伦多分公司担任过一年总经理，后来变成渥太华的一位众议员，之后担任部长，但于1984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时下台。罗伊写过三本关于加拿大军事史的书。现任加拿大驻英国大使。
泰德·莫斯科索：波多黎各经济开发部部长。我所有客户中最能鼓舞人心的人。
法兰西斯·普林普顿（Francis PlimPton）：在乔治·林赛接任之前，他一直是奥美的法律顾问。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我还记得那次去他在科摩湖（Como Lake）的别墅，一次非常愉快的拜访。
约翰·洛克斐勒三世：让我参与开办林肯中心。后来让我担任黑人大学联合基金的主席。他是个害羞的人，但是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我非常喜欢他。
雷蒙·罗宾坎（Raymond Rubicam）：我已经认识他40年了。是他介绍我认识的盖洛普。上帝保佑他。
洛尼·特利（Ronnie Tree）：一个有钱的英国政治家。我在他巴巴多斯（Barbados）岛的家中度过了好几个圣诞假期。他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主人。
多佛，1967年至今
科林·安德森爵士：科林一开始是我的客户，后来便成了我的朋友。他和他妻子以前常常来多佛度假。他是个非常让人着迷的家伙。我们每天都一起骑马。他是个很棒的园丁，我在多佛的花园就是他帮我规划的。
伊万尼·爱思琴奇（Yvonne de L’Estrange）：在她以80多岁的高龄去世之前，我们曾做了几年朋友。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士。从小就很富有，被同一位家庭女教师教导了13年之久，在一次大战期间成为一名脑外科护士，之后成为巴斯德研究机构（Pasteur Institute）的病理学家。她常给我喝红葡萄酒，那酒是我喝过的酒中最美味的——由她祖父装瓶贮藏，可能是在葡萄虫害产生之前酿的。
又顿·克劳利和维吉尼亚·克劳利（Aidan＆Virginia Crawleg）：在二战中，艾顿曾有过牢狱之灾，后来离开工党，成为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副部长。维吉尼亚曾写过许多书，并在二战中成为伦敦的一名记者。
乔治·杯赛与马丽·林赛（Georse＆MaryLindsay）：法兰西斯·普林普顿退休之后，乔治就接替他的职务，成为奥美的法律顾问。他们夫妻到多佛与瑞士的时候，都和我们在一起。乔治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值得敬佩的一个。玛丽也同样值得尊敬。
亚利山大·马林奇（Alexandre de Marenche）：14年来，他一直是法国情报局的头儿，他曾带我去见过伊朗的国王。我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吃午饭。我妻子和我曾与他和德国情报局局长共度过～次周末。
艾德·内与朱帮·内（Ed ＆Judy Ney）：扬罗比凯广告公司（Young＆Rubcam）的负责人。后来成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朱蒂是个大美人。
来和安·彼特·瑞弗斯（JulianPitt－Rivers）：英国人类学家，长居法国。曾写过～本关于西班牙的格拉沙雷曼城（Grazalema）的非常吸引人的书，格拉沙雷曼是我挚爱的一个城市。
艾德华·路易斯·斯波尔爵士：曾在英国军队做过57年将军。邱吉尔的终生朋友。在法国曾数度住在我家。
彼得·史考特爵士（Sir Peter Scott）：北极探险家的儿子。自然主义者，同时也是新闻播报员。我在WWF商业新闻上常常看到他，他是那个电视网的创始人之一。
瑞士，1981年至今
列尼·伍兹与冯丽嘉·伍兹（Lennie＆MariukaWoOdS）：我们在瑞士的隔壁邻居。列尼跟我每天都要脚上好几个小时，玛丽嘉也是一样。
路易斯·法兰克和艾弗琳·法兰克（Louts＆Eve．lyn Frank）：1943年路易斯还是SOE 的上校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比利时人，在伦敦做银行家赚了不少钱。一九八四年我们乘他的游艇周游希腊，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程。他们家有我见过的最棒的厨师和男管家。
约克·艾略特与艾丽·江路特：约克是我的老朋友杰克和奥黛丽的儿子。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后来继任我成为奥美的董事长。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演讲撰稿人。非常有教养。艾丽是位非常好的女子。我非常欣赏她。她是个永不疲倦而且非常成功的募款者。她和我已经成为一辈子的笔发。
奥美广告
英格伯格·巴顿（Ingerborg Baton）：我们都叫他“伯吉”（Borgie）。他当了我35年的印刷专员，丹麦人。是个天使兼天才。
盖·蒙特福特（Guy Mountford）：1948年加入美瑟一克劳瑟广告，不久就成为总经理。他是个自然主义者。他写过好几本书。我非常欣赏他。
比尔·菲利普（BillPhilliPS）：继约克·艾路特之后成为奥美的董事长。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朱尔·罗福森（Joel Ranhaelson）：先是奥美纽约分公司的流程总监，后来成为芝加哥分公司的创意总监。我起草的很多东西都经过他的修改。有教养、机智、仁慈。我也很喜欢他的太太，那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女士。
我生意上的伙伴从来不觉得我是个容易共事的人。一位访问过他们的心理学家告诉我：“跟你一起工作，就好像在一片充满惊奇的森林中里穿行。”笔迹研究者（我非常信赖他们）说，我的字体显示出我是一个多变、冲动、鲁莽、不宽容、焦虑、精力充沛、大胆、武断、敏感、仁慈、热情、顽固，以及烦恼的家伙。我就是所有这些性格的混合体。
自传的作者把自己的隐私拿出来写进书里是一种时尚。例如伯兰德·罗素（BertrandRussell）就非常仔细地描述了他与奥特琳·摩瑞尔（OttolineMorrell）之间的感情，甚至还告诉大家，她与他分手是因为不能忍受他的口臭。我没有把类似这样的内幕写出来占用你们的时间。
赫瑞斯（HOrace）为我写了一篇墓志铭，卓莱顿（Dryden）把它翻成了英文：这是个快乐人，而且是独乐的人，这个可以说今天是他自己的，内。心无忧无虑的人，能够说：让他们明天倒霉去吧，反正我活过了今天。
最喜欢的字眼清单上的词让我着迷。abcedary＼字母akimbo＼手叉腰chlaroscuro＼明暗对比的画dlapason＼和谐egregious＼惊人的epoptic＼叙事诗的fandango＼方当果舞fardel＼不幸fubsy＼臃肿hgleman＼示范兵或领袖galumph＼昂首阔步gravamen＼冤屈hegira＼大逃亡hobbledehoy＼笨小子hoyden＼野头janizariat＼走狗jibber jabber＼乡巴佬lallygag＼游手好闲。IHk＼及养少女panjandrum＼大亨pedicular＼虱子的phantasmagoria＼幻觉效应ragamuffin＼小叫花千rlgadoons＼黎高冬舞rodomontade＼吹牛roustabout＼甲板水手sodbuster＼农夫tatterdemalion＼破衣烂衫的家伙thimblerig ＼骗人ukase＼圣旨virago＼泼妇wallydraigle＼懒散鬼、懒婆娘
最喜欢的食谱
蘑菇汤（四人份）
一磅蘑菇，四分之三品脱浓鸡汤，一瓣大蒜
半品脱稀释的Bechamel酱（译者注：一种法国传统酱汁，由奶油与面粉混合制成）
牛油、奶油、盐、胡椒
蘑菇洗净、去皮，切成碎块。汤锅中放入一点牛油，然后放入一瓣拍碎的大蒜和切好的蘑菇，煮到蘑菇变得软嫩。把煮好的蘑菇和大蒜倒入搅拌器搅匀，再倒回汤锅。加入热nechamel酱。用小火慢煮十分钟，要不停地搅拌。加入热鸡场。一边煨一边搅几分钟。用一点盐和胡椒粉调昧。最后，加入两到三餐匙奶油搅匀。
黑奶油煎蛋（四人份）
两餐匙牛油，四个蛋，鲜榨柠檬汁，一餐匙辣酱油，四薄片面包，切碎的新鲜完美（视个人喜好，可不放）24颗续随子
在小煎锅中熔化奶油，加热直到奶油变成黑色。加入辣酱油、续随子和一滴柠檬汁。用混合好的油汁轻轻地煎蛋，不时地把锅中的油汁浇在蛋上。边煎边用压面皮的模子把蛋修整成圆形。将蛋沥净油起锅。用锅里的油汁煎面包片。把煎好的面包放入一个温的盘子中，再把蛋放在上面。把剩下的油汁倒在蛋的四周。用切碎的新鲜完萎做点缀。
Coulibiac派（十人份）
面皮：一磅面粉（筛过的），半盎斯发酵粉，四个蛋，六盎斯牛油，半盎斯盐，四场匙温水
用四分之一的面粉加水与发酵粉和成面团。团成球状。放在暖和的地方，发成两倍大。用奶油、鸡蛋以及用一点点水溶化的盐和剩下的面粉，揉到有弹性。把它和发面团混在一起揉匀。把混合后的面团放进大碗中，盖上一块布，放在暖和的地方大概五六个小时。
馅料：一磅半熟鲑鱼肉，三个煮老的大个鸡蛋，大的洋葱，切碎，二分之一磅蒸熟的米饭，四盎斯蘑菇，切碎，把三分之二的面团港成16英寸长、10英寸宽的面皮。在面皮中间～层层地铺上白饭、娃鱼肉、蘑菇、洋葱、鸡蛋，最后一层再铺上白饭。把周围的面皮拉到焰的上面，用水沾湿面皮边缘，然后把面皮边捏合，做成一个小包裹的形状。把包好的生坯在暖和的地方放半个小时。把生坯刷上融化的奶油。在顶上切一道口，然后放进烤箱中，慢火烤45分钟。最后在切口处淋上三餐匙融化的奶油。
马沙拉酒（wtarsala）煎小牛肉片（四人份）
四薄片小牛肉，一团浓奶油，一餐匙马沙拉酒，二盎斯牛油，八个蘑菇，盐、胡椒
把小牛肉调好味。在煎锅熔化牛油，放入小牛肉片煎嫩。取出煎好的小牛肉片，保持温度。把蘑菇放进锅中煎一下。边煎边加入奶油和马沙拉酒，烧开。关火，把煮好的调味汁淋到小牛肉片上。
茄片夹肉
一磅碎碎的小羊肉（或牛肉，视个人喜好而定）四个茄子，洗净切成圆片，一杯去皮的著茄，一个蛋黄，八个小洋葱，仔细切碎，一杯清鸡汤，四分之一品脱奶油，盐、胡椒
在热油中分别把洋葱和茄子煎熟。在砂锅中先铺上茄子，然后铺上碎肉、煎好的洋葱。调味。重复这样做直到所有材料都用完为止。加入鸡汤和去皮的善茄。把砂锅放进已加热的烤箱中，烤到汤汁减少。把打匀的蛋黄加进奶油中，淋在茄汁夹肉上。再放进烤箱烤15分钟（或者直到最上层烤成金黄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