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
第一章 乖乖小祖宗
我爷爷生于6月23号。我父亲是同一天。我也是。我1911年出生，当时我们住在赫斯利（Horsley），萨里（Surrey）郡的一个小村子，在伦敦西南30英里。在那个年代，瑟瑞仍是一块乐土，充满鹅蛋、立金花酒、烧炭人、吉赛人、盖屋顶用的大干草堆和女家庭教师的马车。还有一个住在石灰岩洞里的女巫婆，叫羽毛夫人（DameFeathers）。我们隔壁住的是化学家亨利·洛斯科爵士（SirHeflfyROSCOe），他的侄女毕翠克斯·波特（BeatrixPotter）是我们家的常客。她的英格兰就是我记忆中的英格兰。
在我奶妈南希·尼金斯（NancgNig－gins）的眼里，我是个从不会犯错误的孩子。当哥哥姊姊都抱怨我令人无法忍受时，她总是为我辩解：“乖乖小祖宗，他只是饿了。”当我把蓖麻油吞进肚子而没有吐在她床上时，她就佩服地称赞我：“乖乖小祖宗，比罗勃斯大王（LordRoberts）还勇敢。”
有时会听到我们家保姆大吼：“看我捉到你后怎么收拾你！”这绝对不只是威胁而已。我三岁的时候，英国向德国宣战，父亲破产了，佣人们纷纷被解雇——园丁布莱特（Brett）、司机贝西福特（Bashford）、女仆佛罗伦斯·彻丽（FlorenceCherry）、特别会做蛋白甜饼的厨师露西·史考尔（LusySkoul）。最令我难过的是其中也包括奶妈南希·尼金斯。南希给了我母亲般的照顾和爱，她的离开，是我到现在都无法释怀的伤痛。这次大裁员唯一的幸免者就是前面提到的保姆。她决不放弃任何让我生命更悲惨的机会。她的策略就是打击我的自信，让我相信我是个矮冬瓜、病秧子、懦夫、娘娘腔。当我姊姊玛丽把我摔倒在地时，这个泼妇不停地嘲笑我，完全漠视姊姊大我四岁的事实。后来我们必须搬到伦敦的外婆家去住。这件事情使父亲很长时间都郁郁不乐。据说外婆有一半犹太血统。该说“餐巾”（tablenapkin）的时候，她说“餐布”（serviette），该说“镜子”（lookingglass）的时候，她说“反光镜”（mirror）。她说鹿肉（venkon）、药（medicine）、蔬菜（vegetable）这几个字时，总是读重音。她的侄女吕贝卡·威斯特（RebeccaWest）说她看起来就像是《溢涌喷泉》（TheFountainOverflows）中那个寻血警犬和女警的混合体。但我却很喜欢她发自内心的热忱。她很久以前就赶走了不忠的外公，我也只在去图梭夫人蜡像馆（MakameTussaud’sWaxworks）看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时见到过他的蜡像。
每晚午夜，钟声敲响，他们就“扑一通一通”的一起出现。杀人犯、牧师、窃贼、军阀，在图校夫人蜡像馆中，一切都如此欢愉。
我的这位外公，亚瑟·费尔菲尔德（ArthurFairfield），是个来自凯里郡（CountyKerry）的爱尔兰人。曾当过公务员，后来因为乔·张伯伦（JoeChamberlain）发现他与我的在凯里郡的表兄们共同图谋丁哥港（Din－gleharbor）的改良工程案而被迫辞职。外公的兄弟，爱德华·费尔菲尔德（EdwardFairfield），原来是殖民地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被指控主使詹姆逊·雷德（JamesonRaid）引发布尔（BoerWar）战争，但是在接受调查委员会质询的前一天晚上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泰晤士报》（TheTimes）登载了一份宽容的讣告，并在其中免除了他的罪名，但是我那好斗的外公却完全不领情。他拍了一封电报给《泰晤士报》的主编：“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暗示有人曾经以为我兄弟跟那个海盗集团有关连！”
有一次搭乘一辆汉孙式计程马车（hansancab，一种供二人乘坐的双轮马车，驭者座位高踞车后，译者注）去赴宴，他指责车夫故意绕远路，并通过车顶的小孔大声咒骂，极尽侮辱之能事，车夫忍无可忍，最后把车停在路边，强迫外公下车跟他决斗。我不到5岁时，他义正辞严地给我讲格莱斯顿东先生（Mr．Gladstone）的恶行恶状，说他的钱都是贩卖奴隶赚来的黑心钱。葛莱史东先生是我父亲的亲戚。他还喜欢长篇大论地对我大声讲述美国人的暴行。
我与外婆同住的生活很糟糕，不止因为奶妈的离开，还有“齐柏林飞船”（ZePPelin）的空袭。空袭一般在晚上，但我还记得发生在1917年7月17日的第一次白天空袭——我都能看见那些轰炸机，它们就像一大群蜜蜂从天上涌来。
6岁那一年，有一天母亲的姐姐佐依·费尔菲尔德（ZoeFairfield）带我参加一个花园聚会。这个聚会由她主办，在学生基督教运动总部举行。（作者注：如果我阿姨是个男人的话，她一定会成为大主教。宗教历史学者詹姆土·帕克斯博士［Dr．JamesParkes］曾写道：“她对促进英国基督教会的团结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那儿，一位非洲的主教跟我一块儿玩了一下午的滚球。从来没有一位大人对我这么好过，显然黑人是个比较优秀的人种。当天晚上我跟姐姐们一起洗澡的时候，我要他们拧我，而且要一直打到我变成个黑人为止。她们把我的右腿拧成漂亮的黑褐色，几天后又帮我拧完了左腿，但是我的右腿又变回粉红色了。
我是个天生好打听别人的事儿的人。8岁时，我养成了一个嗜好，问父亲的朋友有多少财产，大部分人都被我吓一跳，昏头昏脑地告诉了我。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花一整天时间看大姐的情书。这种天生的间谍本领，在二战期间派上了用场。
我比较喜欢和大人在一起，觉得年龄越大的人越有趣。我特别要好的朋友是坎农·威尔逊（CanonWilson），他1852年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和查尔斯·图斯亚特·凯佛利（CharlesStuartCalverly）是朋友。他记得凯佛利的所有诗作，并且不厌其烦地一首首教我：
不再年轻的妻子坐在爬满长青藤的门旁，
就像她往日常做的那样，
而现在陪伴她的是奶油、鸡蛋和乳酪，
还有她的眼镜，放在盖着围裙的膝盖上。
父亲是个仁慈、有耐性、和蔼、直爽、无私、热情，体格强壮得像头牛一样的人。父亲打喷嚏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响，他可以一口吞下一整匙的柯曼（Colman）芥茉酱而面不改色，而且爬树快得像黑猩猩。他竭尽全力让我变得跟他一样强壮、聪明。6岁那年，父亲要求我每天喝一大杯生血。当他发现生血没什么用时，就要我喝啤酒，为了增强我的心智，他命令我每周要吃三次小牛脑。血、脑，还有啤酒，都是贵族式生活的试验。
父亲毫无保留地欣赏所有的孩子。一位男老师不知死活地在我的家庭联络单上写了批评我的话，父亲说：“这家伙真是个傻瓜。”我开始第一份广告工作之后不久，写信告诉父亲说我的薪水增加了一倍，到了下一次回家看他的时候，他等在他小屋的门口，大声唱着：“瞧，咱们的大英雄胜利回来了！”但他也并非看不到我的缺点。14岁那年，我犯了个错误，把一首成熟得过头的诗作寄给父亲：
日落的光辉在西方怒吼
白昼正在离去，夜晚正在降临，她们坦胸而见
沉浸于火与云的炽烈一吻中
她们都是世界的情人，明亮而骄傲
父亲看了之后，只想知道，从西进消失的白天，怎么才能与从东边来的黑夜面对面地相见？23岁时，我寄给他一份长达51页的关于铸铁联合会（Alliediron－founders）市场运作情况的报告。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指出里面的拼写错误。有一次我求他带我一起去朱拉（Jura）钓鱼时，他拒绝了：“你没耐性钓鱼，带你去你会把我弄疯的。”一位有钱的表兄邀我去他的私人领地打雉鸡，我向父亲借两把枪。“不行，”他回答说，“打猎是有钱人的运动，而你不是有钱人。”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力劝我停止买一种晚报，因为我没能力负担那笔花销。
我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两个特点——抽烟斗以及他那即使遇到最讨厌的事也丢不掉的幽默感。我深爱父亲，但是却从未与他有过亲密的交谈，即使在我长大以后。他是古典式的学者，他的盖尔语（Gaelic）是自修学会的，却说得和英语一样好。他用绝顶哀伤的音调唱盖尔语歌曲，并吹奏风笛——吹的不是普通的苏格兰舞曲或进行曲，而是变奏曲，那些复杂的变奏是风笛音乐的最高形式。他曾经是剑桥大学的橄榄球队员，还是个神枪手，结婚前的所有假期，他都花在去比利牛斯山（Pyrenees）猎羚羊或去苏格兰猎鹿子，我家房子里到处装点着他的战利品。但是到我记事时，他的自信已经被多年来对财务的忧虑侵蚀殆尽了。他自认是个失败者，这个想法不断地啃噬着他的生命力。他在我祖母的宠爱中长大，他们母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比赛利尔舞（reels，一种苏格兰舞蹈，译者注），看他跳舞跳得快，还是她弹琴弹得快。父亲直到35岁才结婚，但是他选错了妻子。当时母亲19岁，是医学院的学生，有着褐色的眼睛、雀斑、18英寸的腰围、丰满的胸部，还有一个小心眼。她为父亲生了五个孩子，但是我却从未发现一点她爱父亲的迹象。母亲对父亲厌烦得发狂，而父亲则以极大的耐心忍耐她不停的挑剔，42年里一直以执着的爱来对待她。母亲一去世，父亲也在两星期后随她而去。我曾经答应过父亲，在他去世后，将他的骨灰撒在他生前有过最快乐时光的鹿林中。但是当他真的撒手西归时，我却不敢信守诺言，举行那个可怕的仪式。
母亲一天到晚为因嫁给父亲而没当成医生生气，也从没有找到其他兴趣去填充她永不满足的心。她是个艺术盲。她不断地读书，每一本书都从最读起，然后用她独有的方式往前读到开头。她厌恶所有加了洋葱或其他重味的菜肴。她对玩乐的事没有一点天分，但她却从不缺乏自己的兴趣。她最喜欢的床头读物是关于一个家庭的系列故事。这个家庭因为有个叫做贝西·庞弗尔（BetsyBumPher）的猪祖母而尴尬万分。故事情节绕着庞弗尔祖母要来访而引出的诸多问题展开。如，让她睡在哪儿？如果把她安排在猪圈里，一定会伤害她的感情，但是如果给她一间卧室……我从来就不明白她为什么喜欢那么个故事，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贝西·庞弗尔就象征着她的母亲。
我13岁那年，母亲忠告我：“千万别让医生开刀动你的痔疮，开起刀来不但病得要死，而且痔疮还会复发。”那真是我母亲的典型个性。长大以后，她对我说：“你继承了我对园艺的喜好，但你的品味实在粗俗不堪。你对植物本身根本就没有兴趣，你只是喜欢炫耀。”有一天我们一起散步时，她说：“我没有什么钱，但是每一分钱我都会留给你的姊妹们。她们一旦决定要离开她们丈夫，那些钱就可以帮她们。”只有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糟糕的建议。当时我16岁，在佛罗伦萨的都摩（Duomo）外面，我们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等待着象征圣灵降临的机器鸽起飞。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少女，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少女，于是我开始拼命地往那个女孩的方向挤。“别傻了！”母亲对我说，“离开意大利前，这样的女孩满街都是。”我错误地相信了她的话。别人用眼睛的时候，母亲总是用鼻子。每当她想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干不干净时，就用鼻子闻我们。晚餐菜肴送到她手上，她总是从盘子中挑起一些来闻。我继承了母亲灵敏的鼻子，还加上了我自己的敏锐味觉。最近造访亚瑟·利特尔（ArthurD．Little）位于波士顿的味觉实验室时，有人交给我两杯白兰地要我分辨出。这一点儿都难不倒我：一杯是“马爹利”，一杯是“基督兄弟”。有一次我参加亚瑟·休顿（ArthurHoushton）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举办的晚宴，亚瑟跟我打赌说我一定认不出酒的出处。我呷了一口，心想堂堂的大鉴赏家亚瑟的酒窖中怎么会有这么差劲的酒？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产地就在附近，所以亚瑟才买了它。“马里兰？”我又猜对了。亚瑟种了一果园的桃树，结果常常被腐给糟踏掉。亚瑟就在果园周围，每50码挂一个锡罐，里面放上从华盛顿动物园弄来的老虎粪。虎粪的气味果然吓跑了鹿群，桃树因此逃过一劫。后来亚瑟又试着用狮子粪，结果鹿们毫不在乎。其实这些鹿已经上万年没闻到过狮子或老虎的气味了，但是它们知道狮子没它们跑得快。
父亲把穿着苏格兰裙的我送进伦敦的一家幼稚园。穿苏格兰裙对英国男孩来说，是非常娘娘腔的事。有个男孩一直欺负我，直到有一天我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后来老师向我父母告状，母亲告诉我诉诸武力是懦夫的行为，下次如果有人惹恼我，我应该用舌剑狠狠地修理他。我把这番话谨记在心，而且很快就可以向她汇报我能“用我的唇枪舌剑把学校里的那些家伙弄得如坐针毡”。戒掉这个习惯花了我40年的时间。
我5岁那年一次大战爆发了。随着大战，万事变迁，以前以制作精美花边明信片著名的巴许佛（Bashford），也划归到佛兰德（Flanders）区。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梦想着重新吃到冰淇淋，想着食糖短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记得我跟一群正在疗养的伤兵一起坐车，而且坐在一位澳洲军人的断肢上面，他的腿从膝盖以下全都被切除了。记得我一路上被拖着，大喊大叫着去看平生第一场电影。记得隔壁屋子里逃难的比利时小孩向我丢石头。记得我假装自己最喜欢的娃娃是一个铁路局服务生，而不是德国士兵（其实他就是一个德国士兵娃娃）。我还记得被带到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Square）去看正在展出的有史以来的第一辆坦克，而且还亲口向发明坦克车的史威顿上校（ColonelSwinton）问问题。
在大战进行了四年零三个月后，大家都到街上欢庆作战日的到来，接着又在贺斯利塔（HorsleyTowers）前的广场上庆祝和平，每个人都高唱着“K－K－K一凯蒂（Katie），美丽的凯蒂。”
一年后，我被送去寄宿学校。那年我9岁。就读的圣赛普瑞恩（St．CyPrian）其实是父亲负担不起的贵族学校，但是校长和他太太因为知道父亲曾是剑桥大学古典荣誉学位考试的榜首，就准备在我身上下点赌注，希望我也会有类似的杰出表现。学生优异的学业当然会提高学校的声誉，然后带动学生注册率的上升，所以他们只收我一半的学费——为了这个决定，他们后来恨透了我。
在圣赛普瑞恩的第一夜，我看到其他学生在临睡前都跪在床边。我以为他们是在用尿壶，以前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祈祷，因为祖父母们在赫肯黎（ThomasHuxley）发明了“无神论”这个名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70年，就都变成了无神论者，从那之后，家中就没有人再信奉任何宗教了。女舍监听说我没有祷告，就把我带到她的卧室，试图对我解释具有启示性的宗教的神秘之处。但是我对宗教的怀疑惑实在太重了，最后她不得不放弃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以前从未上过教堂，也不知道做礼拜的程序，牧师布完道，只有我不合时宜地鼓掌。但是，没多久，我就变得非常虔诚。耶稣受难日那天我难过得哭泣，复活节后的一周，我都心情沉重。我祈祷自己考试能有好成绩。每个星期日，我都必须将所有祈祷文牢记在心，而且每天还必须背诵12条经文，只要背诵出来的经文有两个以上的错误，中饭、午茶和晚餐时间就得罚站。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生吞活剥进摆在面前的全部教义。吃圣体、喝圣血的观念令我反感。我无法相信创世纪，也不相信圣母会以处女之身生子，耶稣的升天、天堂、地狱、圣灵完全无法让我信服。现在，我住在一个天主教社区内。看到有钱邻居们付钱给教区牧师，请他们为死去的亲友做弥撒祈求灵魂安息，我不禁怀疑穷人的灵魂是否能得到安息。我看到有钱的朋友们从梵蒂冈购买婚姻注销证明，那是穷人永远无线享受的奢华。我也听到神职人员向人们宣讲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教义。
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赛瑞尔·康纳利（CyrilCOnnolly）、赛西尔·比顿（CecilBeaton）、盖文·麦克斯威尔（GavinMaxwell）以及其他的校友都曾描述过在圣赛普瑞恩恐怖的寄宿生活。恐怖的来源是威克斯太太（Mrs．Wilkes），校长的老婆。这个撒旦般的女人把阉割艺术发挥到极致。就像国际象棋大师同时与好多个对手下棋一样，威克斯太太与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玩猫捉老鼠的情感游戏。每个学生都轮流得宠，继而失宠，就像凡尔赛宫中的朝臣，赛瑞尔·康纳利在校时，曾把自己每个星期在威克斯太太皇宫中的位置都用图表记录下来。有幸生在有钱或贵族家庭的学生，永远都得宠，威克斯太太总是慷慨地给予他们特权和宠爱。而像我这样家庭既无权势又无财富的学生，则永远得不到她的欢心。就这样，在校的四年，我一直生活在遭受排挤的阴云中。
威克斯太太从我们这90名学生的学费中赚取了暴利，这些钱使她能在夏季租下苏格兰的松鸡保留地，并负担她的儿子去念伊顿（Eton）高中。她的财富来自学生的饥饿。她跟她的丈夫从未吃过我们的伙食，而那些有特权的学生，吃饭的时候则坐在威克斯太太的旁边，从心不在焉而且怕老婆的校长的盘子中把食物偷走。其余的学生则只能吃到烧焦的、快放凉的，而且结成一培蛇的麦片粥和少得可怜的冷肉卷，不得已只好自掏腰包买些别的东西来填饱肚子。有一天，威克斯太太不让我买桃子。“好大的胆子！”她对我大吼，声音大得全校都听得见，“你爸爸那么穷，我们让你在这儿念书几乎一毛钱都收不到。靠人施舍的孩子有什么资格把钱花在桃子这样奢侈的东西上？”
十年前，乔治·奥威尔也曾经听到威克斯太太把另一个因某种原因而少付学费的学生叫到一边，对他说：“你觉得这是你这样的学生该买的东西吗？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一辈子都不会银财富结缘吗？你家没钱。别做超出本分的事儿。”
我们生日的时候，学校准许我们买很大的冰淇淋蛋糕，并举行一个仪式，把蜡烛送给最受欢迎的同学。但是我的父母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买蛋糕，他们也没钱到圣赛普瑞恩来看我，四年中一次都没有，虽然我们家离学校还不到50英里。因为他们没有汽车。
想家让我受尽煎熬，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邮差带来家信的时候，家信的到来会让我一整天都极度兴奋。当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从雀巢炼乳罐上的一个小洞中吸吮里面的炼乳，它的味道就像妈妈的奶水。如果炼乳喝光了，我就写信索取一些免费的牙膏样品，从牙膏管中吸吮牙膏。我读《泰晤士报》和《新政治家》杂志（TheNewStatesman），因为太请于世故，所以不太容易和其他男孩交朋友。威克斯校长对我父亲说：“大卫知识非常丰富，而且应对非常成熟——他对人生的看法似乎很认真。”
我们学校的学生中，家里最有钱的是帕金斯·布尔（PerkinsBull），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大亨。学校年终戏剧表演结束时，我看到他爬上舞台，大声鼓掌，然后把一条珍珠项链挂在威克斯太太的脖子上。那天晚上演的剧目是《错误的喜剧》（TheComedyofErrors），我演的是女修道院院长。威克斯太太在舞台旁边一边帮我把戏施拉正，一边要我最后一次练习我的第一句台词：“安静啊，人们。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到这儿来的？”我把加重语气放错了地方，威克斯太太拧着我的面颊，把我重重地摔在地上。这绝对不是对待女修道院院长的方式——或者应该说，因为这件事，一个11岁的孩子生平第一次面对了演员这个职业。
我八岁开始学拉丁文，11岁开始学希腊文。威克斯先生对我父亲说：“他的想法非常独特，有跟老师争辩的倾向，他总是强辩他的想法才是对的，书本上的都是错的。”威克斯太太教历史，她的教学方法非常凶暴。“奥基尔威，”——她总喜欢故意把她不喜欢的学生的名字念错——“拿破仑是哪国人？”这显然是个陷阱。如果拿破仑是法国人，她一定不会这么问。我记得拿破仑的兄弟路易斯曾做过荷兰国王。“荷兰人？”因为这个错误，她罚我不准吃晚饭。这个恶毒的女人，在我长大之前，一直是我恶梦中的主角。
在圣赛普瑞恩，我最好的朋友是约翰尼·罗德海姆（JohnnieRotherham），他是个沉默寡言、头脑冷静的男孩，现在是空军副元帅。我最快乐的假期都是与他的家人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度过的。他的母亲永远都高高兴兴，他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大人，他姊姊琴（Jean）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女孩。约翰尼教我射击、骑马，还带我去抓幼狐。如果在；临死前要我选择想回忆的情境，我一定会首先选择那个快乐的家庭。
我跟搬到吉德佛（Guildford）的父母在家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穷，他们雇了一个老处女，一个鬼里鬼气的老傻瓜做女佣，她在那幢房子属于真名叫道奇森（Dodgson）的路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的时候就在那儿工作。有一天午餐时，她目瞪口呆地盯着我，“我看到道奇森先生了！他在那儿，在你的位子上！”没多久，一位叫哈格利夫夫人（Mrs．Hargreaves）的老太太来喝茶，她的闺名叫爱丽丝·丽德尔（AliceLidded），她就是《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inWonderland）中爱丽丝的原型。只剩下我们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玩基基椿、沙丁鱼、警察抓小偷、半便士纸牌、哑音游戏、追赶魔鬼，我们争论拉丁文的发音，吵得就像基尔肯尼郡（Kilkenny）的猫。
那时的我开始嫌弃父母的贫穷（愿上帝宽恕我），祈求被邀请去拜访有钱的亲戚。在博斯弗特·西顿（Beres－fordHeaton）伯父的家，画室里挂着特纳（Turners）的画，吸烟室放着雪茄，苹果派上涂着奶油，马厩里拴着猎马，花圈里到处都是园丁。西顿伯父的吃相很不好。在一次正式的晚宴上，他家的客厅女总管因为脱口说出“老爷，你的吃相真恶心”而得到他全家人的感激。
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是我的祖父——苏格兰人法兰克·奥格威（rrankOyi卜y）。父亲热情、可亲，但却是个失败者，爷爷冷酷、令人敬畏，却是个成功者。我想祖父的冷酷是因为他母亲在他四岁时痛打了他一顿，第二天这位曾祖母就去世了。这是他对他母亲唯一的记忆。生为一文不名的苏格兰地主的儿子，他在14岁时就辍学加入了在利物浦的家庭企业，奥格威·格蓝德（OgilvyGillanders）公司。他很年轻就结了婚，然后移民至阿根廷。在阿根廷他经营了一个由几个苏格兰投资者合资成立的农场，并加入阿根廷军队参加与巴拉圭的战争。后来农场经营失败，他发现自己变成了无业游民，却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在去新西兰淘金却一无所获之后，祖父又回到了伦敦，并在里约热内卢设在英国的银行找到了一份书记员的工作。四年后，这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牧羊人成了布朗·希柏利（BrownSh＠ey）银行的经理，在那儿，他还曾经帮忙培养过后来的英国中央银行总裁蒙太古·诺曼（MontaguNOrman）。祖父有了足够的收入，他把七个孩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和大学。那时，祖父的生活如鲜花怒放。他在喝土耳其咖啡时放冰糖，他抽从巴西进口、并且用黑烟草制成的香烟，还有他在晚餐桌上用刀叉剥去苹果皮和梨皮的习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告诉他我刚从马赛回来，而且还用刚学会的法国腔说“马赛”那个词时，他不屑地说：“巴黎这个词，你不会念成巴里，对不对？英国人说马赛（Marsails），不说马塞（Marseilles）。”10岁那年，他很高兴地在我身上发现了他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那年我不小心偷听到学校的老师说要没收学生们正在收集的塑胶球，于是我就在这个消息扩散出去之前，把我所有的塑胶球都卖掉了。
当父亲向祖父借钱求救时，他拒绝了，父亲于是试图割喉自杀。祖父告诉我：“你爸爸的毛病就出在脸皮太薄了。”从那时起，我的父母就靠每年不足两百英镑的收入生活。
祖父建议我去学跳舞。“如果你跟老板娘跳舞跳得比老板好，财富自然就会对你特别垂青。”他还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等你长大成人进入这个世界，你可能会到纽约发展。我建议你研究一下摩根财团（J．P．Morgan）的运作方式。世界上所有的机构里，摩根财团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25年后，我真的去了纽约，而且真的研究了摩根财团。摩根先生（Mr·Morgan）说他的合伙人都是有头脑的绅士，我也以此作为奥美广告选择事业伙伴的基准。摩根先生还说，他的银行必须永远要求自己“做第一流的企业，用第一流的方法”。这句话也成为奥美的原则。
爷爷是个板球好手，隶属于玛丽伯尼板球俱乐部（MarvleboneCricketClub）。跟他一起坐在贵族特区的楼上看球简直就像在天堂——直到米德尔塞克斯队（Middlexex）巨人般的队长法兰克·曼（FrankMann）为了报复萨默塞特（Somerset）队的怀特（J．C．White）的慢速投球而开始对观众区狂轰滥炸。我吓得躲到厕所里避难。“你今天非常丢脸。”爷爷对我说。我个人的板球生涯则因一记快速球打到我的大腿根上而提早结束。如果不是因为那次意外，我现在很可能是十个孩子的父亲，而不是只有一个孩子。
在普法战争期间，祖父的兄弟大卫·奥格威（DavidOgilvy）参加了法国军队，并且被指派担任陆军第18军团的参谋人员。当时巴黎已被围困，而且普鲁土军队也将兵临奥尔良（Orelans）城下。我的叔祖大卫有一个计划，他自认它能拯救法兰西。他在图尔（Tours）找到了法国政府，并且设法将他的计划提交给战事部长甘贝塔（Gambetta）。甘贝塔认可了那个计划，并派他去吉恩（Glen）见克劳扎特将军（Crouzat）。克劳扎特将军认为大卫叔祖非常聪明、有教养、高贵，而且热爱法国。从吉恩骑马回来的途中，他在拉登（Laddn）郊外遭遇敌军，阵亡了。他被安葬在他阵亡的那个村子的教堂中，一个彩色玻璃的小橱窗里镶着他在法国战友怀里死去的图像。他的遗编从法国政府得到一笔抚恤金，比他多活了68年。她使我的祖父恼怒至极。“你的艾芙琳（Evelyn）奶奶尽可以相信来世，但是她没有权利要求我和她有同样的信仰。我长寿而且幸福，我曾有过两个很好的妻子，我已经91岁了，已经准备好了离开这个世界。”第二年，祖父真的撒手人世。
13岁那年，我获得了费提兹（Fettes）学校的奖学金。费提兹是一所位于爱丁堡（Edinburgh）郊区的寄宿学校。不像圣赛普瑞思恶心的麦片粥，费提兹给学生吃的是美味的苏格兰麦片粥，每天三顿，还有苏格兰式的烤牛肉和羊肉派。那五年，我一直享受着那儿的种种美食。
费提兹早就在我的血液中流动了。这所学校是在我的曾叔祖格兰克斯（Glencorse）的英格利斯男爵（LordInghs）手上发展起来的。当年名女人玛德琳·史密斯（MadeleineSmith）企图毒死情人的案子，就是由我的这位曾叔祖担任她的辩护律师。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曾是费提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都是学校橄揽球队的队员。我下定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但是气喘病使我没有体力在球场上大显身手，而拉丁文又让我厌烦，除非它们和英文混在一起，写成像《InDulciJubilO》那样的颂诗。拉丁文里最讨人喜欢的就是约翰·欧凯菲（JohnOleeffe，1947一1833）的这首狂欢歌曲：
我爱你小姑娘，我爱一个小姑娘，她像杉木瘦又长，甜甜春花一般样，天下女人没她强。
如果你觉得维吉尔（Vergil）或西塞罗（Cicero）的作品比这个好，那我真是同情你！
因为我对现代史的爱好，家人特许我放弃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当时的英国教育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特点，那就是课程中完全没有关于美国历史的内容。我的历史老师沃尔特·塞勒（WalterSellar）在他的喜剧著作《一O六六琐记》（一O六六andAllThat）中总结了这种很普遍的态度。谈论完美国革命，塞勒写道：“美国人制造了一个叫威廷顿的总统（WittingtonPresident），不再说传统英语，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与哥伦比亚，还发明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事情其实最后都变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大不列颠王国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是这却让美国再也没有更多的历史了。”
如果当初能让我多看一些回忆录和传记，而不是只念查尔斯·欧曼爵士（SirC5arksOman）写的乏味的教科书和爱科登男爵（LordActon）写的满纸空话的评论，我一定会发现学习历史是件更有趣的事。在费提兹念过的历史教材中，我只记得一句话，那是我在阿基保德·爱尔森爵士（SirArch比aidAllison）的《欧洲历史》（His－toryofEurope）中发现的：“当意大利人缓慢地大便时，奥地利人帮他们拿着尿便盆。”
我到费提兹时，运气还不错，被分到一间专门给免付学费的学生住的宿舍中。这些学生的父亲不是神职人员，就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和其他学生比起来，他们都算是生长在书香门第，我们的宿舍在校园里就像是野蛮海洋中的一个文明之岛。我们这些新来的学生遭到了爱欺负人的老生的恶毒对待，但是我说服受害的同学跟我一起孤立那些恃强凌弱者的头领，制止了他们欺负善良的行为。每次只要那个头头走进房间，我们就立刻闭上嘴巴把背对着他。不到三个星期，那家伙就变成了神经病。
违反校规时，我们会被老师或高年级的学生责罚。有一天法文老师向会监打小报告，说我上课不专心，于是我就被叫去受罚。我知道舍监很讨厌法文老师，于是就说：“老师，如果学生在罗德斯先生（Mr．Rhoades）课上不专心，并不是学生的错，而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回答。后来当我自己成为高年级学生时，我拒绝参与这种责罚。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当时的学者兼音乐家，后来成为英国环境部部长的贺尔·萨莫斯（HalSummers）的支持。
唉！真遗憾我没有多少音乐细胞。有一个假期，我躺在浴缸中大声唱着赞美诗第104首：“船只往来航行，你所造的海兽戏游其中。”随着一声“阿门”，父亲在隔壁大声喝彩。“你在高兴什么啊？”早餐时我问父亲。“因为，”他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可以不走调地唱完一整句歌词。”接着就一边计算着锅里的蛋煮开了多长时间，一边用口哨吹出《费嘉洛》（Figaro）序曲，整整吹了四分钟。
我可以用心聆听交响乐，领略管弦乐的丰富表现力，但不幸的是我继承了母亲对音乐的令人伤心的弱智，从我的嘴里，永远无法发出正确的音调。但我的低音提琴却拉得不错，而且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队。拉低音提琴有个好处：它的音阶低于大提琴，所以没有几位指挥可以听出来拉得对不对。但它同时又是个危险的乐器。我第一次参加音乐会演奏，从左耳后面传来的巨响，差点就把我震得神志不清，我还以为是定音鼓手把他的乐谱架砸到了我头上，原来是我自己的低音提琴的E弦被我拉船缆般的力量给扯断了。将粗弦压按到指板上需要的力量比我的指力要强得多，无知道纽约爱乐乐团（NewYorkPhilharmonic）那位美丽的低音提琴手欧云·欧布莱恩（OrinO’Brien）是怎么做到的。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低音提琴手是卓根尼提（Dragonetti）。他在乐队演奏时，他的狗总是坐在他旁边。贝多芬最喜欢花功夫写些极困难的低音提琴曲子刁难他的朋友卓根尼提。我开始痛恨卓根尼提了。如果演奏时用尽全力，低音提琴能震得地板发颤、脚底发麻，让人坐都坐不稳。它还是携带起来最费力的乐器，又笨又重，从一个音乐厅带到另一个音乐厅非常累人。搭乘英国火车时，低音提琴要跟三轮脚蹬车付同样的行李费，而大提琴则只相当于缝衣机。
我因为跟别人打赌可以在低音弦上把D调拉得比E调还低而赚了一些钱。诀窍是在琴弓上涂抹许多松香，把弓弦拉过尾片。因为这件事，费提兹非常好的音乐老师哈佛葛（D．HenrgHavergal）还带我去参加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Cathedral）的三大唱诗班音乐节。在那儿，我与大作家萧伯纳（BernardShaw）、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爵士（SirEdwardElgar）、沃汉·威廉斯（VaughanWillinms），以及爱斯尔·史密斯（DameEthelSmyth）夫人有过一面之缘。埃尔加那天穿着一件鸽灰色外套，扣眼上别着一朵兰花，沃汉·威廉斯看起来就像一头温和的大象。爱斯尔·史密斯夫人则穿着一件说不出来有多奇特的中国旗袍式外套。
60年代我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董事时，乐团正陷入低谷。乐评家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演奏，音乐家们士气低落，音乐会的上座率只有一半。因此当有人提议邀请利奥纳多·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来担任首席指挥时，其他董事都热烈响应。“他无疑是个票房保证，”我说，“他会让我们的上座率大增，但他是个自我宣传的天才，不出五年，纽约爱乐就会变成伯恩斯坦的乐团。”史坦威夫人（Mrs．Steinway）说：“1909年我们请马勒（Mathler）来当指挥时，大家也是这么说的。”后来，伯恩斯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爱乐因此重振声威，而五年之后，《纽约时报》的乐评也不出所料地把纽约爱乐称为伯恩斯坦的乐团。
纽约爱乐的其他董事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有钱，就是因为在音乐方面极有声望，不然就是两者兼备。唯一二者皆非的我在其中扮演着败家子的角色。第一次参加董事会会议，董事们被告知团里有一位小提琴手去世了，他在乐团服务了35年，他的遗嫣穷困不堪，需要董事会讨论能不能给她一笔额外的善款作为养老金。我是唯一投赞成票的董事。那些从不知道贫穷为何物的人心脑之硬，常常会让我既惊骇又愤慨。
当时，美国乐团的音乐家每年只有2800英镑的收入，比水管工和木匠的薪水还低。每次劳资谈判，我总是同情他们的工会。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天，音乐家的薪资高到让所有的乐团都遭受破产的威胁。这大多都要归罪于19世纪那些谱写需要庞大乐团演奏的曲子的作曲家们。马勒的乐团登峰造极，达到1000人。巴赫、亨德尔和海顿都只谱写少于30人的交响乐团就可以演奏的曲子。现代的交响乐团每场音乐会都不得不上场一百多人，以每位演奏者的年薪14000英镑计算，这样的支出谁也负担不起。此外，指挥每年要拿走56000英镑，有些独奏家每场演出的费用是6700英镑，一个好的合唱团每唱一出清唱剧要6700英镑。可怜那些乐团经营者到处去募款、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跟乞丐没什么差别。
指挥家为什么都那么长命？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布鲁诺（Bruno）、沃尔特（Walter）、曼柏格（Mengelberg）、丹姆罗施（Damrosch）、克林派尔（klem－perer）、安瑟米特（Ansermet）、蒙太克斯（Monteux）、卡素尔（Cacals）、爱瑞恩·波特（AdrianBoult）、毕萨姆（Beedam），还有斯托考斯基（Stokowski）都是到80多岁还在指挥。李奥纳多·高登（LeonardGordon）博士和杰洛米·李德（JeromeZ．Litt）博士认为那是因为即使到了大多数人都年老力衰的年纪，指挥家仍然一直持续激烈地运动。或者也许是因为听众那狂热的掌声，年复一年，使得指挥家的生命值得超乎寻常地延续？第一次遇到华特·丹罗姆施那天，他走到钢琴边，演奏了一首他称之为“上帝保佑有武力的国王”（GOdSavetheKingwi汕Gunfire）的曲子。演奏这首曲子不但要手弹琴，还需要通过臂部有节奏地撞击低音鼓来模仿炮火的声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喜欢音乐的人绝少会喜欢诗歌，反之亦然？除了吉卜林（Kgbing）和纽波特（Newbolt）的以狂欢为题材的作品外，我对诗歌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过的唯—一位诗人是叶芝（Yeats），那是我加入沙威俱乐部（SavleC匕b）的那天晚上，上厕所时我站在他旁边。叶芝那时候70多岁，因为服用猴子的腺体而保持年轻。那天我满肚子红酒——俱乐部一位上了年纪的酒侍推荐给我一瓶酒，说他记得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tsStevenson）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时，最喜欢喝这种酒。
我对音乐清唱剧有股英国人特有的热情，无论是宗教剧还是世俗剧。连门德尔松（Mendelssohn）自己都觉得过于甜蜜的《以利亚》，从头到尾都可以让我沉浸在快乐的泪水中。吕利（Lully）、洛谬（Rameau）和库普林（Couperin）的任何作品都绝对可以让我脱离最深沉的忧伤与不快，而亨德尔（Handel）的英雄咏叹调，随着必不可少的号的伴奏，则使我心荡神驰，不能自己。最让我难忘的是《犹大·麦克白》（JudasMaccabaeus）中的“呜警”（SoundanAlarm）、《亚历山大盛宴》（Alexander’sFeas）中的“复仇的提摩西之喊”（RevengeTlmotheusCries），《弥塞亚》（Messiah）中的“号角即将吹响”（TheTrumpetShallSound），还有专为女高音和高音号所作的“让光明的天使”
（ietheBrightSeraPhim）。我受不了肖邦（ChoPin）、瓦格纳（Wagner）、威尔第（Verdi）或普契尼（Paccini），但是聆听莫扎特（M。zart）却让我快乐无比。我一天到晚用留声机听军队进行曲，把我妻子都快搞疯了。爵士乐和它的由来我都不了解，我喜欢的舞曲只有波尔卡和号管舞曲两种。所有的交响乐中，我心中的第一名是贝多芬的与他的一贯风格相去甚远的《战争交响曲》（作品第91号），这部曲子是为了纪念威灵顿1813年在维多利亚打败约瑟夫·波拿巴（JosephBonaparte）而作。假如你从未听过这部作品——事实上没有几个人听过——它是为三个演奏起来像机器一样整齐准确的管弦乐团合奏而谱写的，另外还模拟毛瑟枪、榴弹炮以及火炮的声音。这部曲子从“英国律法”（RuleBritannia）开始，然后以“天佑吾皇”（GodSavetheKing）结束。听这样的曲子真是夫复何求？
让我们再回到费提兹的学校生活。当时的我不大合群，所以不大受欢迎，但是我却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其中跟我最要好的是阿拉斯戴尔·夏普（AlastairSharp），他当初刚进费提兹的时候，操一日浓重的亚伯丁（Aberdeen）腔，他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他是个出色的小提琴手，12岁时就当上学校乐团的指挥。现在他是个法官——而且还是个好法官。另外还有诺克斯·康宁汉（KnoxCuningham），一个个子高挑总是兴高彩烈的爱尔兰人，他是学校足球队队长。当他发现我和他一样，都非常喜欢爱尔兰剧作家约翰·密林顿·辛格（JohnMillingtonSynge）、格莱葛瑞夫人（LadyGregory）和西恩·欧凯西（SeanO’Casey）时，他就把我列入他私人的候补特权名单，这是一种可以享受很多特权的殊荣。3G年后，当他成为首相的机要秘书时，我要他再给我一项特权——在国会中给我安排一个安全的座位。他莫名其妙，以为我喝醉了。
还有一个爱尔兰男孩，布莱恩·温菲尔德（BryanWingfield），来自鲍尔斯考特（Powerscourt）。他在拳击赛前总是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叉手祈祷。我在费提兹期间，他是唯一早夭的学生。疾病总让人沮丧。如果你有办法说服校医送你去学校的医务室，那么就会有一辆像黄包车一样的交通工具来拖你到那儿去，我们管那种车叫死人车。一到医务室，护士长不论任何病情，直接就递给你一烧杯蓖麻油。不过，我感染风湿热时，这个亲爱的凶护士长却用她细心的护理救了我的命。上世纪70年代她在因佛内斯（Inverness）认识了我外祖母，她还记得外祖母因为蓬裙太大，箱形马车装不下，只好坐着家里的独轮手推车参加高地舞会的情景。
费提兹的低年级学生还必须当高年级学生的“苦力”，帮他们清理房间、擦皮鞋、做晚餐。我在这方面远胜于别人，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家里都必须做这些杂务。星期日，我们都必须到爱丁堡的教堂做礼拜，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燕尾服，沉重地走街过巷去圣公会的圣灵教堂或长老会的圣史蒂芬教堂。身为英国国教的逃兵，我一开始选择的是圣灵教堂，但是后来换到圣史蒂芬教堂。学校里一位热心的老师认为我一定是在经历一个离经叛道的时期，就自告奋勇地来开导我。我一直都没有向他承认转换教堂的真正动机是因为到圣史蒂芬教堂的路程比较短。我发觉长老教会不但可怕，而且沉闷，圣经旧约诗篇中到处都是反对这个教会的证据。
除了每周固定去爱丁堡之外，学校的教堂每个礼拜还要举行13次宗教仪式，而且规定每个人都要参加。唱诗班每次都用最强音高唱（fortissimo），来布道的每位牧师都非常能鼓舞人心，像乔治·麦克劳德（GeorgeMacleod）、哈利·米勒（HarryMiller），还有迪斯特教堂的主持牧师瓦夫博士（Dr．Waugh，theDeanoftheThistle）。他们的布道消除了我从圣赛普瑞恩获得的有害的价值观。直到现在，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位牧师的布道能与他们相比。
每个月学校都会请一位著名的贵宾来演讲，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中，好像完全是因为他们演讲中令人无法抗拒的有趣的援疵。我最难忘的演讲者是位退休的海军上将，他给我们讲泽布鲁格（Zeebrugge）之战。当他一边洪亮地打着嗝，一边大吼“就在此刻，柏汉一卡特的屁股被打开了花”的时候，整场演讲达到了高潮。
假日的时候，我常常爱上美丽的女孩，但是几个礼拜后，一回到费提兹僧侣般的生活，我就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把感情转移给同性。40年后，1969年，我重回费提兹，并且在校庆那天对学生做了场演讲：
我一直在研究我们学校创始人的遗嘱。他留下所有的财产“以扶养、教育并且提供学习用具给那些父母无力给他们适当教育的孩子”。第一届校董事会有什么权利决定我们的创始人所指的只是男孩子？他的意思很清楚，这所伟大的学校应该既教育男孩也教育女孩。如果董事会继续漠视我们创始人的愿望，我劝你们效法国外大学的同龄人——造反！台下的男孩们对我这番话报以持久的掌声。第二年，费提兹就开始男女合校。接着我开始同情学生们生活在考试的暴政下：
老师把事实硬生生塞进你们的头脑，因为这样你们才能通过考试。这就像把玉米从鹅的喉咙硬挤下去，让它们的肝脏长得特别大一样。也许这样才能制造出优质的鹅肝酱，但是对鹅本身却没有任何长久的益处。这所伟大学校的任务应该不是硬塞给你们一些事实，让你们在几个星期之后再把它们吐回到考卷上，学校应该激发你们对学问产生终生不变的爱好。之后，我又尽力安慰大多数像我当年一样不能成为学校里的大人物的学生。
我是个领不到奖学金的学生。在运动场上我笨拙无能。我讨厌高高在上的平庸之辈。我是个叛逆，一个不合群的人。简而言之，就是个没用的家伙。各位没用的家伙们，振作起来！在学校的成功与生命中的成功并没有一定的关联。看看我的朋友伊恩·麦克劳德（lainMacfeod）——历史学家、健康部部长、劳工部部长、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以及众议院的领袖。在费提兹的时候，伊恩也是个不出风头的没用的家伙。另外还有一个平凡的学生，他在学校只有一样出名——他的外号叫粪坑。到我认识他的时候，粪论已经是哈得逊海湾公司（Hudson’sBayCompany）堂堂的董事长和伦敦郡的行政长官了。
我以为那次之后费提兹再也不会请我去演讲了。没想到六年后，我又被邀请到学校的庆祝晚宴上发表演说：所有私立学校的生存都在经受考验。它们被通货膨胀、税收以及左翼政府的敌视所威胁。如果费提兹要生存下去，就一定要有得以生存下去的理由。费提兹应该与众不同。我建议你们把费提兹变成一个美食殿堂。如果雇一个了不起的法国大厨，费提兹就会以提供最好的美食——三星级标准——的学校而闻名。如果是我，我会将费提兹的所有学生训练成水管工人、木匠、电工、油漆工，还有园丁，这样学生们就再也不需要依赖那些他们永远也支付不起他们的服务费用的商人了。我会开放所有的课程让学生选修，让来上课的学生付钱，就像买票进电影院一样。这样会让教得好的老师富裕起来，让教得差的老师饿死。我会支付现金津贴给成绩好的学生，以刺激他们努力学习。如果我当初念书的时候有人付钱，现在我可能已经是牛津大学历史系的钦定教授了。
17岁那年，我去应聘伦敦“自由”毛织品店广告干事一职，但是被拒绝了。几个礼拜后，一位有名但是有神经病的外科医生拿我当活教材，在学生面前为我的蝶骨窦管动手术。他的秘技搞得学生们眼花缭乱。手术做得糟透了，我的乳突也感染了。不只我一个人以为我必死无疑。另一名外科医生救了我的命，但是感染并未完全清除，三个月后我又被做了第三次手术。我永远都忘不了当医生宣布我再也不能上场打橄揽球时我的轻松感。
于是我写了平生第一个广告：年青男性，诚求男秘书或游伴之职。这个天真的小玩意出现在《每日邮报》（DailyMail）的大陆版上，而且获得了一个叫摩顿（Mor－ton）的在巴黎的美国人的回复。我会附上自己的照片吗？当然会。这一招果然有用，十天后他的司机到诺德码头（GareduNord）接我。摩顿先生为把我安置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向我道歉，他说他得了重感冒。他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香水味和鹦鹉粪味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气味。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坐车去兜风。他问我想到哪儿去旅行？中国？南美？他在贺密斯（Hermes）要买什么给我呢？我喜欢听布鲁诺·沃尔特（BrunoWalter）指挥的俄国唱诗班演唱吗？这些都没让我觉得特别奇怪，但是那天晚餐后，他宣布自己的感冒已经好多了，所以我可以跟他一起睡了。我吓得赶紧关上自己的门，不管他如何把没完没了的大声谩骂从门外抛进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逃回伦敦，搭计程车直接到祖父家。“我不懂你干嘛要这么大惊小怪？”祖父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喜欢那种事的人。如果你听我的，就安静点，别再提这件事了。”
第二年夏天，一个有钱的美国人要找人个别辅导他的私生子，并且要求应聘者具备下面的能力：
能教钢琴；能教绘画；会开车；网球打得跟职业选手一样好。
这4条我一条也做不到，但却告诉他们我样样都行。那个美国人住在爱佛瑞区（Ville’Avray），靠近凡尔赛宫，是法国名画家柯罗（Corot）常活动的地方。到那儿两天后，那位先生带我去一家昂贵的餐厅吃晚饭。几杯白兰地、几根雪茄之后，他斜眼看着我。“我有个不太好说出口的问题想问问你，”他说，“事实上，我有个情妇。我怕会吓着你，所以把她送走了。但是我实在太想她了。如果我明天就让玛莎回来，你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玛莎是蛮有趣儿的女店员，她很喜欢我。“B先生曾经在树林里跟我做过好事，他办事时的样子就像一只狗！”她还问我要不要在床上试试看？我说这是对我的雇主的不忠，她就对主人说我企图勾引她，然后我就和那孩子一起被放逐到布列塔尼（Brittany）。这个可怜的小泥资很快就发现我既不会画画，也不会弹钢琴，他威胁说要告诉他老爸我是个骗子。这让我病重得躲进了巴黎的关国医院。在医院里我跟法兰克·斯科利（FrankSCully）住同一病房，他是从洛杉矶来的记者，只有一条腿。斯科利大声地对我读一本地为法兰克·哈利斯（FrankHarris）捉刀的书，那本书讲的是劳伯纳和爱伦·泰瑞（EllenTerry）的事。每天下午，斯科利的朋友安妮塔·露丝（AnitaLoos）都来看我们，她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副低沉的嗓音，是《绅士爱美女》（GentlemenPre－ferBlondes）那本书的作者。
我决定申请进入大学就读，并且选择了牛津，因为那样可以避免和父亲、哥哥法兰西斯以及家族里的其他人竞争，他们都曾是剑桥的名人。但是如果得不到奖学金，我根本负担不起牛津的学费，而且要拿到奖学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来奖学金的颁发名额很少，二来它们是以在古典学科方面非常出色为基准颁发的。
我被安排接受史利格·厄格哈特（SliggerUrquhart）的考评，以决定我能否获得奖学金，他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Ba＊of）的著名教授。面试之后，他写了封我认为很傲慢的信给我父亲：“您的公子将无法取得贝利尔学院提供的奖学金，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他选择申请其他任何一所学院，都会毫不困难地获得奖学金。”
我选择了申请亨利八世的伟大贡献——基督教会学院（ChristChurch），因为那个学院培养出来的首相、印度总督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比其他学院加起来还多。据说亨利八世创立基督教会学院时，原本想把它建成一所女子学院，但是他克制了那个想法。不久，我就因手术在头上缠了绷带，跟一大群奖学金候选者一起在沃尔西（Wolsey）学院的大餐厅里参加笔试。历史学家凯斯·费林（KeithFeting）担任主考官，显然我的考试论文给他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他邀请我到他在克兹握兹（COtSWOlds）的家中度周末。“你对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他告诉我，“所以我们决定把奖学金给你。”我是基督教会学院的理论的受惠者，因为他们认为奖学金应该颁给那些将来会有长足进步的学生，他们相信那些在考试中得高分的学生，将来很可能是社会上的二流人才。
除了金钱，拿到奖学金还可以享有三项引人注目的特权：被授予一件特别长的长袍，在教堂中有一个前排座位，以及在晚餐前用拉丁文吟诵谢祷文。教师们费尽心机地对我进行个别指导，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位大学教师。两位准副院长，麦斯特曼（J．C．Masterman）和麦克卡兰（R．B．McCallum），竭尽全力教我历史；帕特里克·戈顿一沃克（PatrickGordon －Walker），后来的外交大臣，以及诺威尔·麦尔斯（NowedMyres）、罗素（AS．Rused）则尽心尽力地教我化学，但是考试的时候，原本是要求分析化合物，作为我母亲的儿子，我又犯了什么东西部用鼻子嗅的错误，那东西的气味实在是太浓烈了，我被熏得往后就倒，失去了知觉。来自坎那（Canna）的约翰·罗思·坎贝尔（JohnLorneCamghell）试着教我盖尔语。但是我对所有的科目都冥顽不灵。说到底就是我实在是做到了极点，但这又衍生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懒到极点呢？也许是因为我太疲倦了，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与气喘做斗争。但是我却并没有疲惫到第二天早上不能打网球，下午不能骑马，晚上不能去约翰·佛德吉尔（JohnFothergill）的展鹰（SPreadEagle）餐厅吃饭的程度。佛德吉尔在回忆录中说他记忆中的我是个“粗暴、英俊，而又几乎像白痴的好小伙子。”也许是因为我对学业的耐心有限，而对开始谋生又充满热望，也许是因为我的才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只要有考试，我就一定不及格。
在基督教会学院的250大学部学生中，有50名来自伊顿高中，这些家伙组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派系。他们不准自己的同伴买车、用车，于是他们中有个家伙就把他的劳斯莱斯轿车登记在他司机的名下。另外一个家伙在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雇苏非·塔克（Sophie”luck－er）来表演。有些家伙还雇佣马夫来照料他们的猪马，有些则继承了他们祖先的头衔，譬如——威塞克斯（Wes－sex）公爵、罗姆夏（Loamshire）侯爵，以及布莱克乳（Blackpool）伯爵等等。作为上议院的世袭成员，这些乳臭未干的家伙被授予制定法律的权力。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阻止这种臭屁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其他学生也给自己找个头衔。拥有武力而且拥有嘉德勋位（Garter，英国爵士的最高勋位，译者注）的国王也可能得大出血的病，但即使身为国王之尊也无力防范。上院50年前就是吉尔伯特（Gi比ert）嘲弄的对象，而在1909年，自己的祖辈就是伯爵的邱吉尔（WinstonChurch＊），则写了一本书攻击这种贵族制度，这种制度“需要在我们的国家维持一个优越的阶级，他们拥有世袭的立法职能……完全无视他们个人的性格、才智和经验”。这层“优越阶级”直到
1977年还在行使他们的立法职能。
我总是很快就忘记生命中木快乐的时光，在牛津的那两年，我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最快乐的七件事：
·与桑迪·林赛（SandyLindsay）的客人一起在贝利尔学院的高脚桌边吃晚饭。林赛是个了不起的人，当时他是贝利尔学院的院长。
·靠着从一个灵媒那儿得来的神秘启示，赛马时我把赌注押在欧本（Orpen）上，果然赢了20英镑。
·加入圣奥尔本（St．Alban）与圣瑟吉斯（St．Sergius）学会，这个学会的目的是在布卡科夫神父（FatherBulgakov）的领导下，使英国国教与俄国东正教联合起来。
·马布罗（Mar比orugh）公爵60大寿时，在布兰汉宫（Blenheim）参加勇敢的疯子杰克·希利将军（GeneralJackSeely）组织的狂欢欢宴。
·担任白玫瑰协会（WhiteRoseSociety）的主席，这个协会的愚蠢目的是帮斯图亚特（Stuarts）王朝复辟。
·被充满诱人的少女风情的爱斯特夫人（I－adAstor）说服，戒酒三个星期。
·远征伦敦，参观贝利福（Balief蝙蝠，然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回到牛津。那种蝙蝠以飞天特技师（FyingFornicator）的名声享誉天下。
我在牛津的时光就这样被我一点点地消磨掉。唯一可以为自己的罪过辩护的是，35年后，我起草了几封给在美国的校友的募捐信，为基督教会学院募得了一大笔款项。亨利·鲁斯（HenlyLucc）和我挚爱的友人，基督教会学院的教务长克斯伯·辛普森（CuthbertSimpson）没对那些信做任何修改，就在上面签了名。
克斯伯给我讲过一个故事。19世纪60年代，一个自大的年青人痛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一位老太太为克伦威尔辩解道：“我丈夫的第一个妻子的第一个丈夫认识他，而且非常喜欢他。”当时，克伦威尔已经入土200年了。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二章 巴黎的大厨师
第二章 巴黎的大厨师
父亲一定为我没有成为大学教师而感到羞耻，但是他从未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相反还尽其所能，帮我重树自信。“我相信你一定会走出厄运，因为你一向如此。”但是我的罪恶感与失落感却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许多年后，一位精神分析专家观察到那些做了大学教师的都是处境困难的大学肄业生，我才能够释怀。
我从学校出走，到巴黎的皇家饭店（Hotel Mestic）当了一名厨师。在那儿，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训练与磨炼。每天10个小时，每周六天，我都必须像根擀面杖一样直直地站在炽热的火炉前，从头到脚浸泡在淋漓的汗水中。博基诺先生（Mon－sieur Bour－glgnon），饭店的调味主厨，告诉我每一个大厨师到40岁时非死即疯。那时其他厨师都已经完成了学徒的课业，所以我也必须从最低等的活计做起。派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为客人们的狗准备餐点，特别是一位常来的伯爵夫人的贵宾狗。那些被宠坏了的畜生只吃熟骨头，所以我必须每天两次从微浓汤的大锅中捞骨头给它们吃，那个“汤厨”是个脾气暴躁的醉鬼，痛恨我的入侵并且拿生鸡蛋砸我。很快我就得到提升，开始为糕饼主厨乔登（Jourdan）打蛋白。乔登长得很像爱密·詹宁斯（Emil Jannings），是厨房里最有成就的神偷，回家时总不忘往他的翘边帽里藏～只鸡。在度假前，这个像拉伯雷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粗鲁、滑稽的家伙要我在他长内衣的裤管中塞满饭店温室出产的大桃子。他是全法国最好的糕饼师傅，有一次被选去为凡尔赛宫为英国国王与王后举行的宴会做糖花篮和精美的小点心。
饭店允许我们这些厨师免费喝酒，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而且都是好酒，直到他们发现管酒窖的人把chateaulafite灌进我们的酒瓶，把我们喝的便宜酒当作生计拿去卖给客人。饭店还允许我们吃我们想吃的任何东西——只要不在菜单上。我们最爱吃的菜色是oeufs an beurre nolr：把一些奶油加热到变成深褐色，几近黑色，加过些醋。切些生洋葱。煎几个蛋，把洋葱跟续随子香料撒在上面，再把黑奶油淋在上面，就大功告成了。
我每天都偷拿价值100法郎的冰蛋糕回家，以对我每个月135法郎的微薄薪资做点补偿。大主厨每天中餐后都要吃同样的水果：一片凤梨，三颗杏，一颗李子。这些东西都由我准备。
我们常常会为烹调方法发生激烈争执，打官司的第一法典一定是格林葛尔（Gringoire）和沙乌尼尔（Saulnier）合著的《菜肴大全》（LeReper—tolre de laCuisine）。如果这还不能平息争吵，我们就得祭出爱斯科菲尔（Escoffier）不朽的大作《烹饪指南》（Gude Cullnaire）。我们这有一个厨师在伦敦的沙佛伊（Savoy）饭店时，曾在爱斯科菲尔（“厨师的国王和国王的厨师”）手下工作，曾见到过爱斯科菲尔签收一整车的牛肉，然后那些肉又被送到他哥哥罗伯特（Robert）在托腾汉宫街（Tottenham Court Road）开的调味厂。爱斯科菲尔用这种由来已久的方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富人，每年驾着他那辆四轮马车去参加赛马大会。他退休后重新出现，并在我们皇家饭店的厨房里与我们共进午餐那天，可真是个大日子，那时候他已经85岁了，看起来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家。
皇家饭店的大主厨是皮塔德（Monsieur Pitard）先生，他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人。他的办公桌在厨房的正中心，他总是在那儿工作，但他那对又圆又亮的小眼睛却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有一天，他发现一炉奶油蛋卷的顶部全塌了下来，便当场开除了犯错的厨师。一次他无意中听见我对一个侍者说菜单上有一道菜已经卖完了，就严厉地责骂了我：“一个好的厨房必须永远尊重菜单对客人的承诺。”
“但是，先生，”我辩解道，“那是烤鸡啊，再烤一只鸡需要40分钟。”
“你难道不知道把烤箱调到六百度，15分钟就能做成一只烤鸡吗？”
“那如果卖完的是需要一整天时间准备的烤大米蛙色呢？”
“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赶快来告诉我。我会打电话去其他大餐厅，直到找到菜单上有这道菜的。然后我会叫你坐计程车去买回来。”
我的下一份工作是生菜助理，任务是准备开胃小菜，每一餐至少要有26种不同的菜色。我还负责做蛋黄酱。做蛋黄酱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每一只蛋都要先单独打进一只杯子，闻闻有没有变质，然后再倒进已经装有鸡蛋的碗里。有一天早上，我实在忙得没有时间进行这项防范步骤。结果，第59只蛋是个臭蛋，把所有已经打好的蛋都给污染了。我别无选择，只好把整批蛋部倒进垃圾桶。如果让皮塔德看到，他一定会炒我就鱼。当天下午，生菜主厨叫我把一些已经发臭的生小牛杂碎送去给调酱主厨，我知道客人吃到这东西，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我向生菜主厨抗议，但他让我照他的命令去做，他很清楚，如果皮塔德发现新鲜牛杂碎已经用完了，他就惨了。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我坚信打小报告是件不光彩的事，但我还是做了。我把发臭的小牛杂碎拿去给皮塔德，请他闻一闻。他一言不发，径直找到生菜主厨，解雇了他。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当场离开。
当时，供应商们对大主厨采购的所有东西都给予丰厚的回扣，因此皮塔德才有钱住在豪华别墅。他每天坐计程车上下班，戴着圆顶大礼帽，拿着一根把手包金的手杖。其他厨师则穷得可怜，那时候又没有工会。年轻厨师中，除了帕斯科（Pascal）和皮耶（Pierre），都是些粗鲁的家伙。可怜的帕斯科是个聪明但非常不受欢迎的人，有一天晚上在更衣室里，我看到瑞吉斯（Regis），一个坏家伙，把大便解到帕斯科的新鞋子里。到了领薪水的日子，单身汉们就去妓院作乐，除了皮耶——他正存钱买六角手风琴。皮耶对于我正在学习很亵的言词感到震惊，他威胁说要写信告诉我父亲。我一直都未发觉自己变得满嘴脏话，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宴会上，我想跟一位年长的伯爵夫人聊天，她的羞愧才让我警觉到自己的失言，我当时窘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她家，我认识了优雅的珍妮芙·瑟瑞吉尔（Genevieve deSerreville），当时她17岁，我带她到她平生去过的第一个夜总会——位于蒙特马瑞（Montmartre）的水手俱乐部（Les Matelots）。在那儿，有四个长腿的金发女郎穿着漂亮的长内裤、活力四射地跳康康舞，她们跳舞时的热情与漂亮的内裤是我平生所仅见。珍妮芙到英国去的时候，我为她介绍了一些能让她打入英国上流社会的人，但法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实在是太强了，她的父亲，瑟瑞吉尔爵士，拒绝接受我这个厨子。8年后，她成了沙夏·盖切（Sacha Guitry）的第四任妻子。那位伯爵夫人还介绍我认识丁茵凡塔·尤拉利（Infanta Eulalie），她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的姑母，个性倔强。虽然资为王室，但是她一点都不势利，而且对我的厨师工作表示赞许：“和我的远房侄子一样，他在底特律做福特先生的厨师。”
我的傍晚时光都消磨在华冠大道（AvenueWagram）的布拉多（Prad），那儿有一个由14个俄国人组成的乐队，弹奏已拉莱卡琴，他们让我忘却双脚疲惫的酸痛。如果我的休息日刚好赶上礼拜天，我就去鲁达露（Rue Darn）的俄国教堂，查拉宾（ChaliaPin）当时是他们唱诗班的一员，他的声音就像是浊世中的一股清泉。
皇家饭店的厨房共有34名主厨，其中33名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调酱师、烹鱼师、烧烤师、撤汤师、点心师、糕饼师，以及冰品师。马丁（Martin）是个来自万代省（La Vendee）的万能天才，每一个部门的主厨不在，都由他代理。饭店还有一个切肉师，主要工作是在餐厅里帮助客人切肉食。他因为长得不错而被选去做那个差事，我非常嫉妒他。他叫我野人，因为我来自苏格兰。
我当时住在瑞·劳瑞斯顿（Rue Lauriston）一个俭朴的饭店的后院，挨着一个真正的网球场。同住的房客中有一个人是劳斯莱斯汽车的服务经理，通过他，我认识了一些巴黎上流人士的司机，听到了他们雇主们的许多轶事。那儿还有一个老法国人，做过史丹利·鲍德温（Stanlev Baldwin）的管家——“那个鲍德温，简直就是蠢蛋一个，十足的约翰牛。他只会说他自己听得懂的话。”他不赞成我做厨师：“你根本就不应该工作，你应该当个小绅士。”
加入是家饭店厨房几天后，一位美国客人要薄荷酱配他的羊肉，而我是唯一知道怎么做薄荷酱的厨师。我还是唯一知道怎么做冻奶甜品的。当时一位在饭店包了七间房间的老寡妇扬言，如果饭店不能把她的烤苹果做得更好，她就搬走。这位老太太正在节食，每顿只吃一个烤苹果，所以要求我们为她烤一个比市场上能买到的都大的苹果。我的办法是烤两个苹果，把果肉捣碎过筛，再镇到一个苹果的皮里。
一天晚上，法国总统来饭店吃晚饭。我的任务是把生鸭去骨而不弄破鸭皮，那简直不是做菜而是做外科手术。然后，我还要用山萝卜叶装饰冷蛙腿，这也不是厨艺，而是珠宝镶嵌艺术，需要好的眼力、稳定的手，以及设计天分。突然，我感觉到皮塔德站在我身后，专注地看着我。在5分钟不祥的沉寂之后，他打手势让所有厨师围到我身边。老天爷，我想，他一定是要开除我了，而且他还要在一群观众面前做这件事，就像一次公开的绞刑一样。我的手在发抖，膝盖在打弯，但是我仍然继续工作。大家站成一圈后，皮塔德指着我正在装饰的蛙腿，说：“就得这么干！”后来他带我到楼上，让我看杜梅（Doumer 1857～1932）总统吃我做的蛙腿。一名传者递给我一杯香槟——野人万岁！另外有一次，他们允许我去看杜梅总统吃我做的罗斯查德蛋白牛奶酥（配着三杯甜烈酒）。三个星期后，杜梅总统死了——不是因为吃了我做的蛋白牛奶酥，而是因为中了一个疯狂的俄国人的子弹。
纽约展览馆的名人亨利·索莱（Henri Soule）有一次告诉我，我们是家饭店的厨师群一向都是厨师中的校校者。有橡皮塔德这样的头儿，他们怎么可能沦落到二流呢？
在皇家饭店，厨房的地板一天要刷洗两次，并撒上新锯木屑。我每天两次用刨子刨去切生肉的木案板的表层。一个负责除虫的波兰人每月来检查两次蟑螂。每天早上都给厨师们发一套干净的制服——方格子布长裤、白外套、白围裙、白领巾，一顶浆过的白色厨师帽。
我们厨师都看不起那些传者，因为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劳心劳力的作品拿到楼上，放在客人面前。在饭店员工的等级系统里，地位最低的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清洗工，他们负责清洗我们用过的激锅，一共150个，全是铜的。
成为法国餐厅主厨需要花费的时间，和要成为大医院的主治外科医生一样长。你必须掌握大量菜肴的烹饪方法，必须有能力领导一群脾气火爆的疯子厨师，还要受过足够的教育，以应付下采买订单，设计菜谱等案头工作。我常常看到优秀的厨师把积蓄投资于餐厅，结果却因为教育程度不够而失败。
皇家饭店的厨房在地下室，热得像地狱里烧红的铰链，而且非常嘈杂。休假的时候，我常搭火车或公共马车去拉·维瑞尔（La Verriere），躺在草地上，看天空，闻花香。午饭过后，我总是一个人绕着握克斯（Vaux）、圣班诺特（St．llenoit）、维里·以格里色（VieilleEglise）和伦保里耶特（Ramboullet）散步20哩，快乐得像个玩沙子的孩子。
你问我现在做不做菜？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很少。我从皇家饭店的厨师那儿学到了一个道理：待在妻子的厨房外面是比较明智的。但是我常常怀疑，我去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女主人们是不是都会尽全力做出好菜来给我吃。
如果我继续留在皇家饭店，就必须面对奴工般低微的薪资、残酷的压力，以及永无止境的疲惫，而且要忍受15年。所以，当雅家（Aga）提供我向英国厨师销售烹饪炉具的工作机会时，我接受了。雅家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棒的产品，由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古斯塔夫·达连（Gustaf Dalen）发明，热效率很高，只要加入很少的无烟煤，就可以二十四小时保持恒温。我哥哥法兰西斯曾帮助推广这种产品，他给许多寄宿学校的校长写了一封信——用希腊文，后来一些校长回信说看不懂希腊文，哥哥就重写了一次——用拉丁文。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教皮卡迪里（PICcadilly）少年保健俱乐部（Junior Constitutional Club）的厨师使用雅家炉。我毫不困难地教会了他们，但是我却无法教会这些无精打采的英国厨师如何烹调。比起皇家饭店那群专业厨师的团队精神，这群英国人不但工作懒散，而且缺乏荣誉感，真让人痛心。后来，我又交了好运，卖了一些雅家炉给葛兰诺曼德（Glenalmond）寄宿学校，那是一所很像费提兹的苏格兰寄宿学校。那是一份有利可图的订单，有一个附加条件：我得教学校的厨子怎么使用我的炉子。第一天早餐前，我出现在学校的厨房中，穿着皇家饭店制服，光鲜夺目。
“某单上有什么菜？”我问膳务员。
“奶油炒鸡蛋。”他回答。
“有多少学生？”
“200个。”
“给我400个蛋。”
“只给你30个蛋，还有蛋粉，要多少有多少。”
我拒绝牵连进这桩暴行，所以没用我的炉子。半小时后，我很满意地看到所有“人造蛋”原封不动地从饭厅回到了厨房。它们最后被喂了学校农场的猪。第二天早上，我说服膳务员给了我四百个蛋。完全不出所料，学生吃了很多。于是那天晚上我请学校的教师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晚的茶色，即使是皮塔德先生本人，也会觉得大有面子。那次衰任革命三周后，学校膳务员抱怨说，他的猪都快饿死了。
我最希望赢得的客户是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家。我发现直接接触那些大宅院的主人是个错误，因为不经他们的厨师许可，他们不敢买我的东西。而从在他们的厨房里的厨子开始——比直接向那些坏脾气的老太太们开始，则有效得多，一旦得到她们的赞扬，余下的事就好办了。有时我会向女主人许诺：“如果您买一个雅家炉，我会帮您找来苏格兰最棒的厨师。”如果这个充满诱惑的提议被拒绝，我就会把这个傻女人的厨师挖到另一个接受我的提议的家庭去工作。就这样，我树了许多敌人，同时也得到了同样多的好客户。
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宅院雇十几个佣人一点都不稀奇。我认识一个乡村牧师，他家有16个仆人，长得漂亮的都被派到厨房那种不会被人见到的地方干活，而长得丑的，则可以上楼伺候主人。佣人的年薪很少超过25英镑，所以那个牧师所有佣人的薪水加在一起，一年也花不了他四百英镑。
有天早上，我按了一个大宅院后门的门铃，发现厨子正急得不得了。她的炉子（不是雅家炉）坏了，而王室要来参加午宴。我想办法把她摔坏的炉子修到勉强能用，并说服她让我帮忙。我不知道当天的菜有没有在那家的宴会上出现过，但客人的祝酒辞有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我跟佣人们一起在佣人餐厅吃中饭时，那个满心感激的厨娘让我坐在她右边，而且说服管家安排我到楼上见主人。我从主人那儿拿到了订单。离开的时候，厨娘在我车子的行李箱中放了一对雉鸡。
我有一些古怪的顾客，但是没一个比得上克斯拍上校（Colonel Cuthber－t）那种怪法。一位将军来检阅上校这个团时，士兵们举枪警礼，军乐队演奏国歌，而我们这位英勇的骑上上校也上马行礼。但是因为又像往常一样多喝了两杯，他从马背的另一边摔了下去，然后立刻四肢并用从马肚子底下爬过去，绕到这一边再上马。然后他又从另一边摔下去，然后再爬到这一边上马。就这样一次、一次、又一次，他的士兵们拼命保持安静，并维持敬礼姿势——而军乐队照旧演奏他们的“天佑吾皇”。
有一天，天气很好，我卖了一只雅家炉给大卫·麦克唐纳（Day Macdonald）——圣安德鲁（St．Andreiws）和爱丁堡的罗马夫主教大主教。炉子装好后一个星期，这位圣人跑来找我，问我想不想要他代为介绍他教区内的所有女修道院。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开车跑遍苏格兰，敲遍所有女修道院的门。每一间修道院的主持修女都在等我造访，手里拿着笔，准备在购买合约上签字。多年后，我听说爱丁堡长老会的混混们当时常常拿石头砸麦克唐纳大主教的座车。约翰·诺克斯（JohnK nox）所倡导的基督教精神真是被这位大主教发挥到极致了！
在大主教尽力帮我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充分显示了苏格兰长老会的残酷。我的一位堂兄送他家牧羊人的儿子到伦敦史莱德学校（Slade School）学习艺术。因为那个男孩不会说英语，所以被安排到一位会讲盖尔语的医生家中寄宿。那位医生的女儿与一位有妇之夫有染，并且怀了孕。那时候堕胎还是非法的事，所以她必须马上找个丈夫。谁会比这苏格兰来的小乡巴伦更合适呢？他们结婚七个月后，一个小男孩出生了，而那位天真的牧羊人儿子还以为他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无比骄傲地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家乡。他们本来可以从此幸福快乐地过日子——如果不是因为长老会的长老们听到了闲话。那些长老决定本着基督徒的本分，告诉那位“父亲”他被欺骗了。第二天，牧羊人的儿子就把婴儿送进了孤儿院，并再也不跟他的妻子说话。
我同意哈兹利特（Hazlitt）说的话：“苏格兰人，作为一个民族特别令人不快。他们不但自己憎恨任何安乐，而且也不让别人过得安乐。他们的社会风气、宗教信仰，以至生活习惯都同样是反欢乐的。他们既阿谀绉媚，让人恶心，又抑郁、冷酷，让人寒心，这就是他们著名的作风。”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说：“我一辈子都在力图喜欢苏格兰人，但却不得不在失望中放弃这种尝试。这些人沉闷乏味得让人生气。我怀疑这些人是否生来就彼此厌恶。”一次奥格威家族的～个人试图在萨缨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面前为苏格兰人辩护，他得到了那句著名的反驳：“苏格兰人眼中最了不起的愿望就是找到进入英格兰社会的捷径。”
苏格兰让我喜欢的只有我的秘书和红葡萄酒。苏格兰出产的上好红葡萄酒比法国出产的还多。苏格兰的红酒有种紫萝兰、古老铁器和皮革的味道。
我的假日都消磨在爱尔兰，到凯瑞郡游览外祖父费尔菲尔德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詹迈特（Jammet）的餐厅与我都柏林（Dubblin）的朋友们闲谈，他们是：厄斯金·查尔德兹（Erskine Childers），当时是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后来成为爱尔兰共和国总统；马瑞·康宁汉（Mar 一Jorle Cunningham），圣灵女校（Trinity School forGirls）的女校长；西恩·马克安迪（Sean MacEntee），他是我们的的财政部长，替我们付账。在与阴沉多疑的苏格兰人相处之后，他们显得多么有趣而友善啊！
一次，参观雅家在伦敦的烹饪学校时，肯星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厨师告诉我，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爱丽斯公主正热衷于向她的朋友索要他们厨师的拿手好菜的食谱。那些厨师对此很反感，因此故意把佐料的分量弄错，好让公主的厨师做不出同样的东西。爱丽斯公主把那些阴谋破坏的食谱之一交给我那位厨师朋友，并让她为一次晚宴做那道菜。她照着菜谱练习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找出了其中故意弄错的部分，使那次晚宴一切顺利。我朋友感激涕零，后来邀请我从一个小洞中偷看了一次官庭晚会。
回到爱丁堡，我雇用了我的女房东，克里斯汀·罗布克（Christine Roebuck）为我的客户上烹饪课。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是斯盖岛（island of Skye）来的移民，凭着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当上了哈利·派恩·怀特尼（HarryPayne Whitney）在第五街的豪宅的厨师。上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遇到了宰杀、烹调马里兰泽龟的难题。她从没听过泽龟这种东西，更别说见过了。但是现在就有一只摆在眼前，硕大无比，包着厚厚的甲壳，活生生地在餐具洗涤室的角落里挣扎。一位好心的英国男仆自告奋勇帮她杀龟。他把大龟放在厨案边上。泽龟把头、尾、脚都缩进坚硬的甲壳中。男仆把一支火钳放进火里烧红，然后从泽龟的尾部戳进去。这个行动吓了大龟一跳，于是把头伸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当儿，男仆用切肉刀剁下了泽龟的头，罗布克太太的名誉得救了。
罗布克太太的烹饪课不时被她自己的针对苏格兰刚刚出现的民族主义的长篇大论打断。她的公寓在公主街，面朝那座公主城堡。我的室友是康普顿·麦肯锡（Comp－ton MacKenzie），他有关节炎，他的呻吟和叫喊常常令我睡不着觉。那儿傍晚常有高地音乐会，我们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吃罗布克太太独家的爱索麦片粥（Athol Brose），那是麦片、蜂蜜和麦芽酒的危险组合。享受着罗布克太太做的美食——群鱼、松鸡、麦片蛋糕、福法喜饼（Forfarbridles）、肚包羊杂、木萄甜饼，还有其他好多好多东西，我过得简直像个王子。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有一天傍晚，她的朋友莫瑞·麦克拉伦（Morav Ma－claren）喝醉了——“醉到连猪都可以认做老婆”（套句罗布克太太的话）——并用极恶毒的话侮辱我，我一气之下就提了行李搬到一家饭店。一位住在那里的老寡妇疯狂地迷恋上了比她年轻50岁的我。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都一起玩“陷饼”纸牌（gin rammy）。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有点老糊涂，而且常常“想”得很大声，所以我一定会知道她手里有什么牌以及她认为我手里有什么牌。那些日子，我的收入比我那份推销员的薪水多了一倍。我真是个畜生。
销售雅家炉具给我拜访那些我感兴趣的人家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借口，于是我有机会参观了爱丁堡附近的霍普顿（Hopetoun）——也就是伟大的亚当王的宫殿，科塔奇城堡（Corachy Castle）——跟我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贵族奥格威家族的乡间毛哪，还有因沃尼斯（In．verness）的科瑞蒙尼（Corrimony）——我爷爷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在我们家族的墓地里，我发现了一位夭折的姑祖母的墓，墓碑上刻着由长老会撰写的恶魔般凶狠的碑文：“一个被自由的恩赐所拯救的罪人。”在这些以销售为名，以探访为实的“入侵”中，有时我还会在佣人餐厅受到厨子的款待，偶尔我也会抛开签订单的任务。
傍晚的时间，我都花在爱丁堡贫民区的少年俱乐部。那儿的男孩都来自因绝望而蜒而走险的贫困家庭，13岁就开始在工厂做工。俱乐部的头儿，南基·布朗（NunkyBrown），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缓刑监视官，他的使那些不良少年免于因犯罪而入狱的高超手段，使我非常惊讶。我在那儿的工作是指导那些男孩演戏。在我们排演的戏中，有三部参加了一个戏剧节，而且每一部都在它所属的项目中得了金牌。评委们说：“导演这些戏的人是推进苏格兰民族戏剧运动的最大希望。”这番话满受用的。
因为我推销雅家炉的成绩实在太好了，公司委托我写一个指导其他销售人员的手册（作者注：《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们在30年后看到那个手册时，他们报导说，那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销售手册）。我寄了一份手册复本给我哥哥法兰西斯，他当时在伦敦一家名叫美瑟一克劳瑟（Ma山er＆Crow比er）的广告公司工作，于是这家公司就雇用了我。此后的三年，我都在那儿工作。我流连于通宵音乐会和舞会。我与小姐们嬉闹，还与南希·基林考特（Nancy）和马丁·迪·基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航行索伦特海峡（the Solent）。我跟奥利怫·希尔（OliVer H＊）一起做小丑般的行径，和安德利·西蒙（Andre Simon）、莫瑞斯·希利（MauriceHealy）一块儿在外面吃饭，喝下很多很多的上好红葡萄酒。我帮助一个年轻的美国电台通信记者爱德华·莫罗（Edward R．Murrow）招待我们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广告大亨，不可一世的希尔·布莱克特（Hil Blackett）。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到下议院去听议员们辩论，我怎么敢承认当时的我正梦想着在唐宁街完成自己的一生经历呢？
我跟纳米尔（Namier）教授变成了朋友，他是一位波兰人，也是研究乔治三世在位期间的统治的权威。“为什么，”我问他，“你老是打着黑领带呢？”“爱德华七世驾崩时我戴上了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出任何换掉黑领带的理由。”像在伦敦的其他人一样，我结识了奥特林·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并在她的花园里与小仙女般的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s）一起喝过茶。我记得那位小姐的下巴上长了个疖子，她用缎带把它遮住，缎带上还有一颗巨大的珍珠在那儿摇摇晃晃。
如果你觉得这些行为都是些轻浮而耽于玩乐的，那你就说对了。当年我25岁。但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养成了拼命工作的习惯。而且在薪水加倍的时候，我像猎狐犬初次尝到血的味道一样，尝到了努力工作的甜头。
芝加哥的一家剪报公司固定给我寄来在美国开展的每一个新广告活动的资料，我从中选出最好的加以抄袭——巨细无遗——然后提供给我的英国客户。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12年后我会在纽约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广告活动，我一定不会相信。我帮德国犹太人联合会（TheCauncil of German Jewry）募集资金，以帮助从希特勒暴政下逃出来的难民，并且以辞职相威胁，成功地阻止了我所在的广告公司接受希特勒的大使为我们的客户。但我实在是太不能容人了，长我7岁并且已经是公司主管的哥哥，不得不给了我一通严厉的教训：
在决定对同事及客户的态度时，可不可以请你思考一下温斯顿·邱吉尔关于罗斯拜瑞国王（Lord Rosebery）的那个警句：“因为他不向别人弯腰，所以他无法征服别人。”还有什么可以比这句话更传神地概括那帮神经质贵族的那种比公众的偏见更狭隘、更顽固的吹毛求疵？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三章 纽约与好莱坞
第三章 纽约与好莱坞
一生经历丰富的男人注定让人羡慕。洛伦佐·达·庞德（Lorenzo Da Ponte）是一个威尼斯的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后来又学做神职人员，但是声名狼藉的私生活迫使他匆匆离开了意大利。他跑到了维也纳，成为国王的秘书，并为莫扎特三部最好的歌剧写了剧本。之后他开了一家药房，后来又在曼哈顿开了一家酒厂。享年89岁，去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意大利文荣誉教授（译者注：荣誉教授，退休后仍保留荣誉头衔）。
犹大·本杰明（Judah Benjamin），来自路易斯安纳州的参议员，当时联合政府的智多星。南北战争后逃到伦敦，是个55岁一文不名的难民。19年后他去世时，已经成为英国酒吧界业务最多的老板。
我移居美国时，我的英国朋友认为我疯了。怎么会抛下一个已经开始发展的大好事业去连野鬼都不认识一个的国家重新开始？其实我当时并不像个快饿死的西西里人，也不像逃离希特勒魔掌的难民。我的这个决定，就像是已经抽中了生命彩票的头等舱，却选择了乘末等舱去旅行一样。
为什么？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冒险。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花同样心力在美国能赚到的钱是在狭小的英国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我想证明没有哥哥的关照，我自己也能成功。部分原因是我为美国的“新政”所鼓舞，认为罗斯福会比张伯伦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读过的那些书激发了我的想像，从马克·吐温（MarkTwain）的《哈克·贝利历险记》（Huck Finn），到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爱迪斯·华顿（EdithWharton）、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Stephen Vincent Benet）描写南北战争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身躯》（John Brown’s BOdy），则使我的想像达到高潮。我并没有当时英国流行的妒美情结。一位老法官曾说：“美国女人穿得像时装图样，言谈像雄孔雀，举止像烧饭婆。”当我和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第～批移民家庭的女孩订婚时，苏格兰的一位表兄来信说：“大家觉得美国女人都像爱德华亲王那位有过离婚记录的美国老婆辛普森太太一样。但是，也许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果真如此的话，希望你的未婚妻就是一个。”
路上，和我同一船舱的路易奇·路西欧尼（LlligiLucioni）给我讲了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的故事。有一个英国人到纽约去，住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Waldorf Astoria）饭店。第一天的晚餐开始时，饭店有名的餐厅领班奥斯卡（Oscar）问了这位英国客人一个谜语（他就是因擅出谜语闻出名的）。“我爸爸有个孩子。他既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姐妹。他是谁？”这位英国客人整顿饭都冥思苦想，最后他放弃了。“是我啊！”奥斯卡给出了谜底。三个星期后，这个英国人回到伦敦，在一次晚宴上讲了这个谜语。没人猜出答案。“是奥斯卡啊，就是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的餐厅领班嘛！”
当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进入眼帘的时候，我不禁喜极而泣。靠岸时，我看到一个用手提凿岩机挖路面的工人正抽着雪茄，在英国，那是贵族才抽得起的奢侈品。
当年我带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亨弗利·洛勒斯顿爵士（Sir Humphry Rolleston），我当医生的叔叔写给伊曼纽尔·利伯曼（Emanuel Libman）医生的。我第～次走进利伯曼医生的办公室时，他抓住我的脖子，用拇指顶住我的耳朵，我痛得要命，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这就是他永远不变的第一步检查，用来测试病人对疼痛的耐受程度，他认为这是进行诊断重要的开始步骤。掐完我的脖子，他又静静地盯了我好几分钟。
“你的肠子在出血。”
“你怎么知道？”
“你背部最上面那条肌肉有酸痛的现象。”
“你怎么知道？”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今天晚上上床前，吃六颗氯化亚汞，明天早上，喝一瓶布鲁托水（Pluto water），然后再灌肠。好了，现在跟我一起去沃伊辛（Voisin）吃中饭——我介绍你认识贝利·德·阿科斯特·格林（Belle deAcosta Green），他是摩根先生的图书馆馆长。”
当时是洛克非勒医学研究中心（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的负责人爱利克斯·卡瑞尔（Aleds Carrel）医生告诉我，医学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说服利伯曼医生在去世前把他的诊断方法写下来。但是这个个子矮小、面孔白白的老先生从令他的同行们困惑不已中获得了孩子般的快乐，所以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让他们如愿。他在生前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但是对他的神技从来是秘而不宣。他可以闻到疾病。有一次，刚走进一家医院，他就宣布：“我闻到了伤寒的味道，把病人找出来。”一点都没错，后来发现一个刚收治的病人正处在伤寒发病初期。
利伯曼医生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了哈定总统（Pres一词ent Hardin），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尤金·梅尔（Eugene Meyer），问他：“副总统是谁？”一柯利艺（Coolidge）。问这干嘛？”“因为哈定活不过六个月。”
结果真是这样。1944年，利伯曼在一部新闻纪录影片中见到罗斯福，预言他会因脑溢血而过早离开人世。有一天晚上，我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碰到利伯曼医生，他作为贵宾出席一所杰出的医学院的毕业餐会。“你的演讲题目是什么？”我问他。“我没有演讲，”他回答，“我告诉这些毕业生他们将来会死于什么病，逗得他们开心极了。”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都是利伯曼医生的病人。爱因斯坦住在柏林的时候，只要不舒服，就拍电报给利伯曼，在电报中描述他的症状。利伯曼就将他的诊断用电报传回去给爱因斯坦。利伯曼医师告诉我，著名谐星哈伯·马克斯（Harpo Marx）第一次来找他看病的时候，是头下脚上，倒立着走进来的。“你干嘛这么额三倒四地走路？”利伯曼问。“我在拉肚子，直着走路憋不住。”
利伯曼把大部分收入，加上从病人那儿募来的大笔捐款，都用来资助年轻医生的研究工作。我的亨佛利叔叔去世的时候，利伯曼写信给我：“请你把随信附上的这封信转交给皇家医学院的摩根勋爵（Lord Morgan）。我准备捐一万美元用于成立一个以亨佛利·洛勒斯顿爵士的名字命名的讲座基金。早点请我吃饭！”
他在64街和他姊姊共有一套高级住宅，但两人住在不同楼层，很少见面。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位老先生从利伯曼的办公室出来，里面的留声机正放着索尔（Saul）的《死亡进行曲》。我问利伯曼为什么放那首葬礼音乐。“这个人快死了。”多年来，利伯曼一直为臭窦疼痛所苦，在办公室里，他鼻孔里总是插着一根包着药棉的探针。有～次他的一个病人在盲肠炎手术中死了，他希望获得许可，切除去世病人的甲状腺，但病人家属拒绝了。那天深夜，利伯曼和卡瑞尔参加完晚宴回家，途中顺便去了停尸房。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利伯曼立刻脱下晚礼服，把手臂插入那个病人的盲肠切口中，一直往上伸，全然不顾尸体的脓液喷在他消过毒的衬衫上，直到他摸到甲状腺，并用手指头把它取出来。
想知道我对美国烹饪术的看法吗？美国的苹果派和面包是世界上最差的，牛排和烤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龙虾也很棒。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两州的火腿别具一格——比英国拜扬尼（Bayonne）、约克（York），或欧洲所有其他地方的都好得多。酥皮饼、甜薄煎饼还有枫糖浆都令人食欲大动。冰淇淋简直是人间美味。但仅此而已。
全世界最棒的厨师是法国人、中国人和比利时人，最差的莫过于爱尔兰人。
我的另外一封介绍信是我的表姐吕贝卡·威斯特写给曾雄霸纽约戏剧评论界多年的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的，化肥胖、和善、风趣、感性，还有点粗鲁。在《人群中的我自己》（Myself Among Others）一书中，露丝·高登（Ruth Gordon）这样回忆我初到伍尔科特在佛蒙特州的私人小岛时的情景：
亚历山大这头公牛的汽艇撞到码头，一个高个子年青人顶着一头像火一样的红发跳下来，跟着他的行李，一路走到早餐桌旁。
“我猜他一定是个石头一样倔的家伙，”伍尔科特一边说，一边走到桌子这儿来，“这位是大卫·奥格威。大卫，这些都是吃白饭的家伙。”
“早！”这位新来的客人说，“有没有书桌？”
“这是他妈的什么怪问题？”伍尔科特问，
“坐下喝点咖啡，这可是你或贵国人民不配享受的高级待遇。”
“谢了，但是我必须先给中佛蒙特铁路局局长写封信，说说这趟不体面的旅程。”
伍尔科特的兴趣被撩起来了。“怎么不体面了？”
“这个国家一定得想办法改善铁路路基。我可以要张纸吗？我要把我的抱怨写下来。”
那些“吃白饭的家伙”是哈伯·马克斯和苏珊·马克斯（Harpo and Susan Marx）、乔治·卡夫曼和碧优·卡夫曼（George and Beau Kaufman）、爱则斯·杜尔·米勒（Alice Duer Miller）、洛尔·弗莱彻曼（Raorl Fleis－chmann）、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爱斯尔·贝瑞摩尔（Ethel Barrymore），以及露丝·高登——伍尔科特佯装爱上了她。在晚餐闲聊的间隙，伍尔科特很大声地说：“奥格威，你是个没有天分的苏格兰中产阶级分子。”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划船载着贝瑞摩尔太太在撒满月光的湖上化游。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出现在伦敦的舞台、演出《骑马水兵团的扫把星上尉》（CaptainJlnx of the Horse Marines）时，邱吉尔就爱上了她。此后的15年，只要他到纽约来，一定会在抵达后的半个小时内派人给她送来玫瑰花。
我发现如果不好好说说美国人的好客个性，就很难描述我初到纽约时的生活。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查尔斯·伯灵翰（Charles C．Burlingham），他是改革运动的老前辈，那时已经80岁了。据说他曾经负责揭露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比er）的腐败丑闻，然后策划了费奥雷洛·拉哥地亚（Fiorello LaGuardia）的当选。每周日早上，心存感激的拉哥地亚都会用打字机打一封长信给伯灵翰，报告前一周的政治事件，而伯灵翰允许我阅读那些轻率的杰作。伯灵翰最恨的人就是墨索里尼（MllSS。h山），但是他～直都守口如瓶，怕导致与在纽约的意大利奇公民的不和。但是，有天晚上（准确的时间是1938年10月17日）在世纪酒店吃完饭后，他终于放松一下自己，对我说：“你知道如果我是罗斯福，我会怎么做吗？我会把大西洋舰队派到地中海去，邀请英国海军来参加一些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什么纪念日都行。之后我把联合舰队停在罗马外海，再给墨索里尼送个信：你这个王人蛋，要么住手，要么去死吧！”这时候，一向温和的他摇晃着拳头，气得脸色发青。伯灵翰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黑角（Black Point）海滨的花园里教我玩糙球，井灌输我关于美国政治的知识。他后来活到100岁，一辈子都反对偶像崇拜。
然后是在1890年创立罗丝玛丽·贺尔女子学校（Rosemary Hall girls’school）的卡洛林·露丝一李斯（Caroline Ruutz－Rees），最具处世之才的女校长。还有嘉·芬勒特和汤姆·芬勒特（Cay and Tom Flnletter）、汤姆·雷蒙特（Tom Lamont）——他从1911年起就是J．P．摩根的合伙人，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晚餐就是在他家吃的、杰克·艾略特（JaCk Elliott）和他美丽的妻子、女权主义者奥黛丽（Audrey）。他们介绍我认识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爱尔·史密斯（AI Smith）、艾略特的一个儿子，当时还是个14岁的中学生，后来在我退休后继任奥美广告董事长。最后要提到的是法兰西斯·柏金斯（Frances Perkins），她当过多年的劳工部部长，我的工作许可证就是她发的。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生中最幸运的转折：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博士邀请我加入他在普林斯顿的公司。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在异国发财，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当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中找份工作。在那儿，你会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目标，他们对当时最重要的话题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如何。很快地，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会比许多本国人还多。有多少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同胞中有65％的人在餐前会念感谢祈祷文，或者有46％的在一般周日也上教堂？（在英国，在一般周日上教堂的人，只有3％。）
乔治·盖洛普是个了不起的人。作为一个周游各地的哲学家的儿子，他在高中时设法养了一群乳牛，并因此摆脱了贫困。在爱荷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他成为学生杂志的主编，并把这本杂志变成一份日报，还发明了一种计算每一条新闻和每一篇特写的阅读人数的方法——一个将给新闻业和广告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发明。1936年总统大选时，《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预测兰登（Landon）将以领先19个百分点获胜。盖洛普对他们电话访问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因为当时电话只局限在高收入阶层中使用。他抽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民意测验，并预测罗斯福将当选。这一结果使《文学文摘》销声匿迹，而盖洛普则名声大噪。
在一次去好莱坞的旅途中，我写信给我哥哥：“我想用盖洛普的调查方法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预测故事情节的吸引力、预测电影未来的走向等等。由于不了解观众真正喜欢什么，电影业在剧烈地摇摆。我发誓绝对可以消除对市场的盲目和对数字的错误统计，是它们正在扼杀这个庞大的工业。”这简直是奇迹般的巧合，盖洛普正是要我做这个工作。在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调查方法灌输之后，我陪着他去好莱坞，身上带着肉肝馅饼大王亨利·谢尔（Hemry Sell）写给康斯坦斯·伯纳特（Constance Bennett）的信：“一位英俊、富有的英国青年正在前往好莱坞的途中（作者注：当时我全身上下只有400美元）。他绝对不是普通的英国人，而更像爱芙琳·瓦（Evelyn Waugh）那样的英雄。”我们到达当天，盖洛普和我一起跟乔治·舍弗（George Schaefer）吃中饭，他是RKO制片厂的老板。盖洛普根本就不会做推销员，我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直到舍弗在桌子底下用橡皮筋“啪”地打了我的靴子一下。这个举动让我放松下来，之后我开始侃侃而谈。饭后，我们开车到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一间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办公室里，达瑞·扎纳克（Darryl Zanhlck）手里拿着马球棒，正大步地踱来踱去。我再次娓娓动听地表达了我们的来意，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斯派罗·斯古洛斯（Spyros Skouras）加入这个会议。这个好斗的希腊人负责福克斯制片厂与诸多电影院之间的联系。像每个做那种业务的人一样，他无所不知。他怀疑，有人需要调查吗？但是比他精明得多的扎纳克认为自己需要，所以邀请盖洛普和我一起去箭头温泉饭店（Arrowhead SPrings Hotel）度周末。多棒啊！我先找饭店的医生为我免费检查身体，他给了我一大杯蓖麻油，与费提兹学校医务室的做法如出一辙。然后我洗了个泥巴浴，并点了一份量大得吓死人的晚餐，还配上两夸脱Lafite红酒。我旁边那桌坐的就是饭店的医生，他一直紧张地看着我，生怕他让我喝下的深水炸弹会爆炸。星期一的早晨，舍弗打电话来说RKO会跟我们签一份为期12个月的合约，前提是我们不得同时为其他制片公司服务。扎纳克听到这个消息，下令再不准盖洛普和我踏进20世纪福克斯半步。
按照合约，我们要为RKO提供四项服务：
（一）从票房号召力的角度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我称这项调查为“票房价值稽核”（Audit of MarpueeValues）。
（二）预测观众对根据百老汇戏剧、小说和电影旧作改编的不同电影的接受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