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年11月10日深夜，当维也纳朝廷的副首相申博恩准备就寝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操着半通不通的德法混合语向伯爵报告，说俄国皇太子就在门外，请求立即接见。阿列克谢太子进入内室，心情十分激动，不停地东张西望，前言不搭后语地抱怨父王想剥夺他的皇位，说缅希科夫的左右都是一些笨蛋和酒鬼，继母叶卡捷琳娜有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等等。
太子来到维也纳，使奥地利政府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公开为太子提供避难所，那就是说和彼得公然作对，而沙皇在是不惜以兵戎相见的。可不希望事件发展到那样一个地步。另一方面，在维也纳，人们认为立即引渡太子也非良策，因为他们想把他当成一场政治赌博中的赌注。因此奥地利朝廷决定将太子秘密收容，把他连同其随行人员一起送往蒂罗尔的山地要塞——埃伦贝尔格，与世隔绝。
在太子求见申博恩，维也纳的大臣们忙于解决这一辣手问题的那些日子里，彼得等待皇子前来哥本哈根已经白白等了两个月，他开始着急了。太子迟迟不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一问题可以设想两种方案。要未是太子路上险遭不测，遇到了杀身之祸，要未是他自己有意躲起来了。尽管彼得也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他还是在12月 9日向威杰将军（驻扎在梅克伦堡的俄军指挥官）发出命令，要他派下面的军官去搜寻太子。同时彼得把正在维也纳的亚伯拉罕·维谢洛夫斯基召到阿姆斯特丹，命他查明太子的下落，并随时派信使送专函报告他的行止，并嘱咐他要绝对保密。此外，维谢洛夫斯基还受命转交查理六世一封信。彼得虽然写信给奥皇说他的太子“去向不明”，但他认准了逃亡的太子此刻正在这位皇帝所管辖的领土上。
威杰将军组织的搜寻工作毫无结果。然而，维谢洛夫斯基却发现了太子的行踪。1717年 1月初，他查明，去年10月29日太子正待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从那里又往布累斯劳方向去了。维谢洛夫斯基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跟踪太子，最后追到了维也纳。但是，在这里线索突然中断了。维谢洛夫斯基在维也纳及其近郊到处寻找太子达两个月之久，但一无所获。只是在 3月的下半月，他才弄清楚阿列克谢躲在埃伦贝尔格要塞。此时做这个工作的已经不只他一个人——近卫军上尉亚历山大·鲁缅采夫也前来协助他。
由于掌握了在逃的太子停留地点的确切消息，维谢洛夫斯基觐见了奥皇并转交了彼得的一封信。但查理六世却佯称并不知情。
奥地利朝廷采取了观望态度。只是在一个月之后，当再也不能否认太子隐匿在奥国境内的时候，查理六世才复信沙皇，转弯抹角地承认了阿列克谢留居在奥国境内。奥皇向沙皇保证，他将“尽心竭力地”照顾阿列克谢，决不会使他“落入敌手”。奥皇的这封支吾搪塞的复信，没有回答沙皇提出的主要问题，即维也纳朝廷是否准备引渡太子。
维也纳朝廷想先用搪塞的方式赢得时间再静候局势的变化。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为了夺回皇太子沙皇会不会诉诸武力，欧洲各国对此事的态度又将如何。这时，维也纳决定把太子转移到那不勒斯，因为他的隐居地点已为众人所知。但是就连迁往那不勒斯也很难不露形迹，因为鲁缅采夫一直寸步不离地跟踪着太子。
查理六世支吾搪塞的态度，迫使彼得不得不派遣有经验的外交官彼得·托尔斯泰前往维也纳。在他携带的一封信中，沙皇明确表示他已知悉皇子逃奥后的种种经过以及眼下正被拘留在那不勒斯一所城堡之中等各节。沙皇言之凿凿，维也纳方面再也不能抵赖，何况它本来就十分害怕俄国军队入侵，于是决定准许托尔斯泰会见阿列克谢，以便商谈有关太子返国的事宜。
1717年 9月26日，托尔斯泰同阿列克谢第一次会晤。托尔斯泰向太子递交父王的一封信，“汝一向忤逆不孝，无论好言相劝抑或严责，均不能使汝遵从吾之教导，汝远行告别之前，信誓旦旦，曾几何时，逃往国外，甘心卖身投靠，汝此等行为，使为父个人羞愧难当，痛不欲生，国家亦因此蒙受耻辱……。”沙皇还告诉太子，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将和他面晤并提出建议。还答应他，只要他回国决不加惩罚。设不听劝告，将革出家门，并宣布他为叛徒。
读完父王的信，又听了托尔斯泰的劝导，太子说：“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这件事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两天以后，托尔斯泰得知，阿列克谢断然拒绝服从父王的意愿，理由是“回到父亲那里很危险，我怕见他那副怒气冲冲的面孔；为什么我不可以把我不敢回国的事写信向我的保护人奥皇陛下报告呢？”
太子之所以这样坚决，是因为他深信，即使沙皇采取军事行动，奥国朝廷也不会拒绝给予庇护。托尔斯泰的任务就是要打消阿列克谢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托尔斯泰确知，维也纳不想走得太远，为了太子之事同俄国发生武装冲突。
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行动相当坚决。他终于成功地打消了优柔寡断的太子的抗拒心理。
托尔斯泰对太子说：“我不会离开这里，直到把你交到你父王手里为止，不管你是死还是活。我会到处跟踪你，你想躲也躲不掉。如果你赖在这里不走，你父王就会把你当成叛徒。”
为了使吓唬能起作用，托尔斯泰还想出了一个新招，他佯称收到沙皇的一封亲笔信，说俄国部队正在波兰集结，准备入侵奥国领土，以便迫使奥国朝廷引渡太子。
恫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阿列克谢仍然犹豫不决，直到被托尔斯泰收买的奥地利驻那不勒斯官员想把奥国官方文件称为“姘妇”的叶芙罗西尼娅从太子身边夺走时，太子才改变主意。阿列克谢这下明白了，奥国朝廷并不听他那一套，实际上他已被人家甩了，今后他们更无意把同俄国沙皇的关系复杂化。
太子本来准备到罗马去找教皇，但他这步棋却被叶芙罗西尼娅阻止了，她的劝告太子总是无条件接受的。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返回俄国。阿列克谢把托尔斯泰请来，对他说：
“我要回到父王那里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答应我住在乡下，不要把叶芙罗西尼娅从我身边夺走。明天你同鲁缅采夫再来一趟，我把我的答复告诉你们。”
翌日，1717年10月 4日，太子给父王写了一封信，由于激动写得很不工整，在信里“最卑贱最无用的奴才，不肖之子阿列克谢”陈述了他打算返回俄国的事，并再一次请求宽恕。太子在准备起程的同时，烧毁了全部文件和书信底稿，以防万一。
10月14日，阿列克谢太子在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的陪同下，离开那不勒斯。途中他收到已经到达彼得堡的父王的来信：“吾儿。10月 4日来信收阅。现答复如下：所言请求宽恕一节，此前吾曾通过托尔斯泰和鲁缅采夫二先生书面和口头上予以应允，现特在此重申：决不食言。托尔斯泰先生亦曾将汝之其它要求函告，吾亦予以应允。”
彼得同时还写信给托尔斯泰，告诉他来函中所提皇子想娶同他姘居的女子为妻，并想在自己的村子里定居住等要求可全部答允，只要他能回国。
阿列克谢在逃亡中度过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太子在那些自愿的形同坐牢的岁月中，对皇位可说朝思暮想。
他留在俄国的那些死党，同样也不知道这位逃亡的太子的去向和现况。
亚伯拉罕·洛普欣（太子曾将出逃的计划告诉过他）由于受好奇心的驱使，一次他找到奥地利驻彼得堡的公使，贸然问道：
“太子现在哪儿，有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由于得到的是支吾搪塞的回答，洛普欣便直截了当地追问道：
“太子目前在贵国吗？”
洛普欣非常希望给奥地利公使和他的政府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太子并不孤立，在俄国他拥有大批有势力的拥护者，他们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种臆造出来的说法（洛普欣对此也深信不疑），维也纳朝廷和阿列克谢都奉为至宝。阿列克谢的精神状态，需要经常用一些令人高兴的虚构故事加以刺激。
果然不出所料。奥地利公使迫不及待地把同洛普欣的谈话，秘密报告副首相申博恩，他把报告的副本转送给太子。太子怀着不可掩饰的高兴心情读了秘密报告。怎能不高兴呢，报告里说阴谋家们为了太子的利益已经起来暴动了：“他们起来了，已经包围了莫斯科。”阴谋家们似乎准备谋杀沙皇了。
奥地利政府大肆传播这类消息。有假情报说驻扎国外的俄国部队已经起义反对彼得。太子听到这个消息，兴高采烈。
他还听到传闻，似乎瑞典人战胜了俄国军队，这也引起了他真正的狂喜。听到彼得预定的继承人，他的两岁的异母兄弟患病的消息，太子把这看作是天意：“老爷子要这么做，而上帝却要那么做。”
被酒气熏糊涂了的太子的头脑里，产生着一个比一个更离奇的计划。后来他供认，他深藏内心的幻想就是希望父亲早死。然后，他作为太子，应达官足贵之请，将启驾返国。
太子曾对枢密官和各大臣寄予厚望。只要他一回到俄国，这些完全靠父王提拔而身居高位的人就会立即反戈一击，站到他阿列克谢这一边来。太子同他的情妇议论着各种传闻，交谈着预示他未来一帆风顺的各种梦景，但他并不以此感到满足，也积极进行活动。他和奥皇谈判提供军援的问题；看来，他也不反对投靠瑞典国王，以便借他之助来夺取王位。
惊慌己过，一切又归于平静。太子便着手给俄国的枢密官和主教写信。他把写给枢密官的一封信，于1717年 5月 8日交给一位奥地利官员，以便后者转寄俄国。枢密官并未收到这封信，因为奥地利官廷没有冒险按指定的地点和收件人转寄这封信；结果该信在未被历史学家发现之前，在维也纳档案馆原封不动地躺了一百三十年。
太子在信中报告枢密官们说，“他现在受到几位大人物的保护，平安无事，身体健康，正静待皇上命令他重回祖国，届时请不要将他弃而不顾；”信上太子说他要“永远记住枢密官诸公的好处和整个祖国，至死不渝。”接着，阿列克谢要求不要相信那些关于他已经死去的传闻。
关于一旦接位如何治理国家的这个问题，阿列克谢无论对自己，对朋友，还是对记录刑讯供词的人，都不能作出全面的满意的回答。太子的纲领（所谓纲领左不过是叶芙罗西尼娅所听他讲的那些东拉西扯的废话）中只有一点是明确的：恢复旧制，完全放弃文化、生活方式和行政机构方面的改革。他想把海军置诸脑后，不提彼得堡，“在莫斯科过冬，在雅罗斯拉夫尔度夏”。内外政策要来一个根本改变，太子打算把此事交给维护旧莫斯科习俗的一些人去执行：“不要撤掉所有的老人，按我的意愿选拔新人。”所谓“老人”，他指的是彼得的最亲密的近臣，受到沙皇信任的那些人。这样，太子的计划如果实现，就将使国家的种种努力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付之东流，而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和牺牲，俄国才得以到达波罗的海沿岸。
从那不勒斯到莫斯科的路程，太子整整走了三个半月。当载着逃亡者的轿式马车沿着秋季泥泞的道路疾驰的时候，已经怀孕的叶芙罗西尼娅，由弟弟伊凡·阿凡纳西耶夫陪伴，为了免受颠簸，缓缓地向前行驶，后来在太子的坚持下，才于临产前夕留在了柏林。
叶英罗西尼娅与太子之间的通信保存下来了，这些信件中关于他们的相互关系的描述，令人颇感兴趣。信中充满了对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女人的感人的关系，以及这个女人对他的盲目依恋。“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悲伤，我的朋友。”阿列克谢从波洛尼亚写信说：“小妈妈，我的朋友！在威尼斯请按医生开的药方配药，然后把药方带好。如果在威尼斯，也象在波洛尼亚一样不能配药，那就在德国的某个大城市里想想办法，免得路上没有药吃。”
“我的小妈妈，我的最心爱的朋友，叶芙罗西尼尤什卡，你好！”太子在从因斯布鲁克发来的信中写道：“你，我的朋友，不要伤心，上帝保佑你，路上要多加保重……你愿意在哪里休息，休息多少天，都随你的便。不必吝惜金钱：虽然已经花了很多钱，但你的健康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宝贵。”
阿列克谢给叶芙罗西尼娅的最后一封信，是从特维尔发出的。太子表示出的希望是：“如果他们免除我的一切职务，按照上帝的意志，我们就一同隐居乡村，我们将过一种清闲自在的日子。”太子以为，结婚的夙愿已快实现了。这种想法，在出逃之前很久，有一次他向伊凡·阿凡纳西耶夫讲了：“你记住，我要和她结婚。父王也是这么干的。”这是指父王同一个无名的女俘结婚的事。
1718年 1月31日，太子被送到莫斯科近郊， 2月 3日举行了太子进入故都的入城式，皇室人员当时正在故都，枢密官、上层僧侣和将军们也被召进城去。当时的一位外国人曾描述过太子同父王会面的情景。
“太子进入宫殿的大厅，沙皇坐在那里，所有高级臣属侍立左右，太子把一份文书呈给沙皇，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沙皇把文书交给副总理大臣沙菲罗夫男爵，然后扶起匍伏在他脚下的不幸儿子，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太子回答说他恳求宽恕，留他一条性命。”
对此，沙皇表示：你所要的我都给你，但是你已失去继承皇位的一切希望，你应该签署一份正式文书，宣布放弃皇位。
“太子表示同意。然后，沙皇问道：“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警告，是谁竟敢出主意唆使你外逃？”听到这个问题，太子凑近沙皇附耳向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两人退到隔壁大厅，据认为太子在那里说出了同谋者的名字。”
单独谈话之后，他们又回到大厅，太子签署了预先准备好的放弃王位声明：答应“永远不再要求继承皇位，也不以任何借口觊觎和接受皇位。”于是立即颁布了褫夺阿列克谢继承皇位权利的公告。
那位外国外交官关于沙皇父子单独谈话的猜测是对的：阿列克谢供出了主要的同谋者。象1698年调查射击军暴乱一样，彼得把领导调查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天，他派出两名信使去彼得堡见缅希科夫，告诉他，据太子揭发，是亚历山大·基京和他的亲信伊凡·阿凡纳西耶夫出谋划策唆使太子外逃的。因此沙皇责令立即将两名唆使犯逮捕法办，戴上镣铐，严加看管。
几小时后，沙皇弄清阿凡纳西耶夫两兄弟的名字都叫伊凡，便又派出一名信使送信去，说明要抓的是哥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兄弟二人都抓赵来，即使不戴镣铐，那也不妥。
到了 2月 6日，沙皇尚未收到缅希科夫关于上述命令的执行结果的报告，遂又派出信使送去一道手谕说：“审讯基京和阿凡纳西耶夫需在刑讯室进行，刑讯时只能用一次吊刑，不必鞭笞；如再发现其它同犯，应照此办理。”沙皇命令立即把所有犯人都送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同时告诉他们禁用鞭笞是为了他们不致在途中生病。
与本案有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沙皇向缅希科夫又派去很多信使，命令“逮捕”将军多尔戈鲁基伯爵、伊凡·纳雷什金，前妻舅亚伯拉罕·洛普辛和前姨妹瓦尔瓦拉·戈洛文娜，以及其他许多人。彼得责令将所有这些人都送往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理由是涉嫌的人愈来愈多。
2月 4日那天，信使们奔赴新都，以便对阿列克谢供出的同案犯进行审理。彼得向太子提出了一份所谓的问题清单。到底谁是太子的同谋者，是谁左右优柔寡断的太子，唆使他放弃王位并逃往国外。沙皇要求皇子彻底但白，老实交代一切问题：“凡与本案有关者，纵令未列入清单，汝亦应作出交代，不得隐瞒。……否则，一旦查出，决不轻饶，勿谓吾言之不预也。”
彼得当时还不知道太子搞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谋反策划，故此他决定只要太子彻底交代，就予以从轻发落，只对同谋犯加以严惩。
3月18日，仍然活着的太子的同谋者，被押往彼得堡继续受审。阿列克谢独自坐在一辆马车里，没有上铐。临行前夕在莫斯科残酷地处决罪犯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的谋士，出逃的组织者基京，受到车磔之刑：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先后砍掉了他手和脚，其间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刽子手砍下他的头，挂在一根木桩上示众。太子回忆起一个半月以前父亲对他的严厉警告：“如果你企图隐瞒什么，一旦查出，可别怪我。”他在极力思考着，彼得堡的审讯会有哪些不利于他的供词。他盘算着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但是，审讯刚一恢复，所有这些想法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太子对自己性命的担忧，完全压倒了他的理智，他撒谎，开脱罪责，诬谄别人，想借此减轻自己的罪过。只是在确凿的物证和人证前，他无法再抵赖，这才供认出自己的罪行。
揭发太子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情妇叶芙罗西尼娅。孩子生下来之后，她于1718年 4月被押回彼得堡。
不用说，阿列克谢的命运是捏在彼得手心里的。但沙皇并不想假自己的手去处置他。彼得记得，他曾答应宽恕太子，允许他在回国之后同叶芙罗西尼娅结婚。但审讯结果表明，太子的外逃决不是毫无恶意之举，他离开俄国不只是为了摆脱修道院的幽禁生活。亲生骨肉竟然是个叛徒。
沙皇发出两封内容相同的诏书：一封给各位主教，一封给世俗的官员们。彼得向他们声明，他作为父王和国君，本来自己就可以作出判决。……“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乃人之常情。”
沙皇在诏书结尾要求组成一个公正的法庭，根据被告的罪行量刑，而不必念及阿列克谢乃当今国君之子。
这两封诏书在僧俗官员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据当时的记载，法庭的所有成员已经就座，大厅所有的门窗都敞开着，……这时太子阿列克谢由四名军士押进大厅，站在沙皇面前。沙皇严厉谴责了皇子谋反的罪恶企图。这时，太子也供认不讳，说他不仅想在整个俄国煽动暴乱，而且如果沙皇要把他同党一网打尽的话，他就要血洗俄国。太子声称自己是俄国古老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的维护者，故此民心归向。
这时，沙皇转向僧侣们说：请看，他的心何其毒也。请列位商议一下，然后提出一份他应受何种惩罚的书面意见。当然这并非最后判决。沙皇请求他们千万不要顾及罪犯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但同时又嘱咐他们宽大为怀。
这时的太子神色自若，看起来决不会再回头，接着他被押回要塞。
太子的情绪总在变化：先是意气消沉，继而天塌了也不管，再转为歇斯底里大发作，然后负隅顽抗——这就是阿列克谢行为的典型特征。故而上面描述的那种公开辩论的场面，根本不是太子“强项”的反映，而是失去理智的人的狂言乱语和仇恨心理的大爆发。何况，当时首都曾经盛传，太子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精神错乱了。1718年 4月末，法国人戴拉维曾就太子情况写道：“他的全部行为表明，他的大脑是有毛病的。”
宣判后的次日，即1718年 6月14日，太子即被逮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从此，他被贬为普通囚犯，带上了足枷。想当初太子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受审时，还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己答辩、开脱，曾几何时，他已是不打不成招的囚犯了。
太子受的第一次酷刑是在 6月19日。这一次，太子被打了二十五棍。在彼得堡卫戍司令部办公室的一本日志里，载有有关的简要记录：“19日，沙皇陛下及枢密官大臣诸大人，于午夜十二时莅临卫戌部队，对太子用严刑审讯后于中午一时前离去。”
法庭中的宗教界人士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提供了一些《圣经》的摘录来代替判决书。这些摘录和大意是，忤逆不孝之子，应予处死；另外一些摘录却又说，基督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宽恕了已经回头的浪子，释放了犯通奸罪应予处死的淫妇。僧侣认为，沙皇愿意遵循何种先例可自便。
世俗官员的判决书说，阿列克谢的叛国罪应处以极刑。 6月24日向太子宣布判决，但并未立即执行。两天后，他死了，可能是由于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所致。
在侦查阿列克谢太子案的同时，还进行了所谓苏兹达尔案的侦查。如果说第一个案件的中心人物是太子，那么第二个案件的当事人则是前皇后他的亲生母亲。
他的母亲，世俗名叫叶芙多基娅·洛普欣娜，当修女后叫叶莲娜。在她被牵连进此案时，已在苏兹达尔修道院度过了十八个寒暑。此时她年过四十，年富力强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将叶芙多基娅休掉之后，彼得对她再也不闻不问，这位前皇后于是得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她从来不吃修道院里的粗茶淡饭，餐桌上摆满了众多亲友送来的佳肴美食。她只是在进修道院以后头几个月穿过修女服。大约过了十年，约在1709年左右，叶莲娜姘上了一个情夫。他就是阔地主斯捷潘·格列鲍夫上尉，到苏兹达尔来是为了招募新兵的。被废黜的皇后生活中的所有这些事，历史本来是不屑与闻的，但阿列克谢叛逃事件发生以后把这些都抖落出来了。
彼得早就对这母子二人间秘密联系一事有所闻，太子的出逃使沙皇有理由怀疑修女叶莲娜参与此事。1718年 2月 9日，沙皇向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上尉发出一道手谕：“命你前往苏兹达尔，到我前妻及其亲信住所进行搜查，凡有可疑信件一经查出，立即将人犯及信件一并押送前来；人犯住所需派兵把守。”
斯科尔尼亚科夫一皮萨列夫总共花了三天功夫才到达苏兹达尔并办完沙皇命他做的一切。 2月12日，彼得从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向侦查人发出另一道手谕：“速将吾前妻及其朋党并老母一并解押来京，但首先需查明其未曾剃度之原由。
受此案牵连的人供认，叶莲娜曾与斯捷潘·格列鲍夫昼夜厮混在一起。格列鲍夫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在审讯中格列鲍夫首当其冲。要他承认他曾对沙皇重婚口出微词，企图煽动叛乱等。但是，格列鲍夫忍受了三次严刑拷打，每一次除了通奸罪之外，他拒不承认所有其他罪行。但仅此一点就足以把这位情夫处以死刑——他被钉在尖木撅子上。审讯证明叶芙多基娅并未曾参与太子叛逃一事。这样，她才得以保全性命。后来她被送往拉多加修道院，受着严密监视，直到1728年她的孙子彼得二世才下令解除了对她的监禁。
太子死于 6月26日， 6月30日为他举行了葬礼，在这期间，彼得堡宫廷生活秩序丝毫没有改变。“太子之死”，我们在一位外交官的报告中读到：“并未影响第二天（ 6月27日）为波尔塔瓦战役周年纪念照例举行的庆祝活动，那次战役瑞典人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沙皇开始称雄；为此，在邮政大楼里大摆筵席并举行了舞会。”
第二天沙皇出席了皇太子的葬礼。
如果把彼得和阿列克谢之间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由于父子的气质、性格和精神面貌不同而酿成的一出家庭悲剧，那就错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父与子的相互关系上，而且表现在现实的俄国与未来的俄国的两种观念的对立上：父亲正在付诸实现的是一种观念，而儿子一旦获得政权以后想要实现的则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观念。俄国到底何去何从：是沿着改革的道路一往直前，使俄国有朝一日跻身于欧洲和世界列强之林呢，还是抱残守缺，顺着老路滑下去？
最后一点，在父与子的冲突中，不难发现他们对帝王在国家中的作用也持不同的看法。为父的认为自己是国家公仆，为国事操劳即便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但作儿子的就不一样了，他只想当一名受上帝荫庇的“行过登基涂油礼的一国之君”，但要为国事殚思竭虑，那他是有所不为的。
阿列克谢死后，王位继承人问题仍未解决。这是因为沙皇同叶卡捷琳娜所生的皇子——四岁的王储彼得也业已于1719年夭折。失子之痛使沙皇镇日不得安宁，当时有许多人认为，皇后福体过于肥硕，未必还能为皇室添丁进口。彼得郁结成病惊厥发作，闭门谢客，三天里滴水粒米不进。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一章 国家的赋役
第十一章 国家的赋役
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在彼得身上兼而有之：急躁和冷静；挥金如土和锱铢必较；残忍成性与慈悲为怀；既好吹毛求疵，又能事事迁就；既粗暴生硬，同时又温存体贴；既小心谨慎，又莽撞轻率。彼得就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性格来处理国务、外交和军事活动的。
尽管彼得的秉性奇奇怪怪，异于常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本质十分纯正的人。沙皇深信，为国操劳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这个主导思想贯串于他全部活动之中。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表面上看来是不协调的，有些甚至是矛盾的现象，却具有某种一致性和完整性。
彼得认为，他勤政的开端，不是在1682年他即位那年，也不是在1689年，罢黜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那年，更不是1696年他曾经在形式上与之共同执政的皇兄伊凡去世那年，而是在他个人全面参与国务的时候。
在日常活动中，彼得常常一身兼二任焉。在沙皇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身份“服务”时，他以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普通人自居。当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以及后来又晋升到海军中将这一级时，他要求别人不要拿他当皇帝，而要把他当成正式领有海军军衔的人，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海军中将先生”。
沙皇不论是造船只，攻堡垒，还是长途跋涉去参加某项工作的时候，都是全力以赴、尽心尽力，与其说这是为了作贡献，倒毋宁说是以身作则。沙皇这类活动具有教诲示范的性质。
据波得的一位同代人回忆道：一次他同另外一些人在国外学习海军归国后在沙皇面前应试。“早晨八时，皇帝坐着一辆单轴双轮马车来了，从我们身旁走过时说道：‘小伙子们，你们好。’过不多久，放我们去参加一次盛大舞会，海军上将（即陛下本人）命令兹马耶维奇考问我们的航海学知识，而且问得十分详细。后来，轮到我时，皇上走到我的身旁，不让兹马耶维奇出题，亲自问道：‘你都学会了吗，为什么要派你出国去？’我禀告道：‘回报圣上，小的尽一切可能勤奋学习，但小的不敢夸口说全部都学会了，在您面前，小的是一个不够格的奴才，所以，象在上帝面前一样，奴才恳请您开圣恩。’我说着就跪了下去，可是皇上伸出右手手掌让我亲吻，说道
“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好使我哪怕在垂暮之年，也能看到你们成为我的合格的助手和祖国的公仆。”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最了解彼得的为人，他收集了一些与彼得的军事和国务活动有关的事实材料，总括为以下两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做战士要做伟大的沙皇的战士，当沙皇也要当伟大战士的沙皇。”
彼得表面上的民主作风，并不能使人们对他的政权的实质产生误解。就是彼得本人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深知，在他的国家里有“人上人”和“人下人”两个阶层。二者中间有一条鸿沟不得逾越：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彼得的方针是加强统治阶层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切场合里彼得都是一位专制君主，不管是担任造船工匠也罢，化名充当使团成员也罢，在波尔塔瓦战役率领诺夫哥罗德团的一个营冲锋陷阵也罢，下令焚烧“强盗”布拉文一伙占据的城池也罢，呼朋引类、酒酣耳热之际也罢，或是参加伊万·维克申炮兵连普通一兵接受洗礼的仪式上也罢，（当时他自己慷慨解囊，以普通人的身份赠送三十卢布的礼品）莫不如此。
但彼得有时还是有意强调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例如，每逢军舰下水时，他对上级长官都有意表示尊敬。
一次，他以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个人身份，去参加他的一位女病人的葬礼。患者得的是水肿，医生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外科手术为她治疗，都无济干事。彼得接手治疗这名病人，顺利地给病人放了水，他当时很得意，因为专职外科医生放出的只是血，但毕竟回生乏术，患者还是很快就死了。
他还曾以个人身份参加过一个四岁婴儿的葬礼。孩子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商人，将幼儿葬礼办得十分排场，似乎死者是什么名人或有功之臣。吊客队伍很长，大家徒步走到墓地。送殡的人当中也有彼得，只因为他当过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甚俭，但是给后妃购置衣服和修建官殿，他却挥金如土。就这个问题沙皇与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之间曾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阿普拉克辛说，沙皇送给教亲、产妇和其他人的礼物过于寒伧，“连我们这些人脸上都没有光彩”。彼得反驳阿普拉克辛的话说：
“我这样做决不是舍不得几个钱，而是因为第一，我认为，减少陋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需要，我应该在这个方面为我的臣民带个好样；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为出，我的收入比你们少啊。”
“圣上的收入有几百万。”阿普拉克辛反驳说。
“我个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陆、海军中按职衔支取的薪水，这些钱，我要买衣服，还有其他开销，还要送礼。”
这样，彼得·米哈伊洛夫承担起了个人应尽的义务，以身作则以供臣民效法。有关彼得的另外一种品质，我们可以从一些标准法令中窥见一斑。《军事条令》晓谕臣民：“皇帝陛下为一国之尊，圣上所作所为无须对世上任何人负责，圣上掌有权势，一如基督上帝，按己意与良知治理国家与社稷。”在另一项法令里，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是言简意赅：“君权乃神授之专制政权。”沙皇彼得是一位专制君主，是权力无边的统治者，他按照自己的“良知”统治着一个大国的臣民。专制君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任务，正如他本人所说，是为达到臣民共享国泰民安这一最终目的而发号施令。
“国泰民安”的思想，是1702年彼得在号召外国人来俄国工作的一份上谕中最初提出来的。虽然这份上谕是就个别问题写成而且是供外国人阅读的，但仍不失为一份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彼得设想的治国方式是“俾使吾国每一忠实臣民均能知晓其在个人福利与国家昌盛方面所应有之一致愿望为何”。事隔二十年，彼得使这种思想更明朗了：“应为上帝所赐恩典与众人幸福而努力工作，以减轻人民之负担。”
“国泰民安”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发展贸易，手工业和工厂工业，遵守法纪，根除税收和征兵工作中的“流弊和重负”，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国的居民分成两个等级，即纳税阶层和特权阶层，二者泾渭分明。纳税阶层包括农民和市民，特权阶层包括贵族和僧侣。各阶层的“安居乐业”生活迥异，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其间有着霄壤之别。
那时，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沿袭祖制，但各个阶层所负义务却有所改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国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无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阶层，享有特权的贵旅阶层也不能幸免。当然，其对农民、商人、贵族和僧侣的命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阶层中，农民阶级忝居人下人。举凡军费开支，工业投资，要塞营造和城市建设，国家机关的供养，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首先落到农民肩上。现在除去原有的捐税和徭役之外，给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义务兵役，修路造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船只税、龙骑兵税、军需品税、马鞍税与马轭税等等）。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运输徭役——用大车把辎重和新兵运到战场；还有驻军徭役——不仅要管新兵住，还要供他们吃。
“国家”的利益要求兼顾农业，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过重而濒于崩溃。彼得之所以起草《爱护耕者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这道上谕说，耕者“为一国之命脉，国家靠耕者维持生机一如动脉（即大血管）之滋养人体。故对耕者需加爱护，不令其负担过重，使其免于受责或破产，凡我官员，尤应善待之”。在这道上谕里，农民首先被目为老实的纳税人和新兵的供养者。如果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荷而倾家荡产，他们就无力履行这几项主要义务，因而也不再成其为维持国家生机的命脉。
在另一道牵涉到农民的诏令里，也体现了彼得的上述思想。例如，彼得曾责成地方官查清，究竟有哪些地主由于向农民摊派过重致使土地荒芜。如遇此种情况发生，应向枢密院报告，由枢密院把这些领地拨给其他人——破产地主的亲戚经营。
沙皇之所以一再颁布诏令追寻逃亡农民，并把他们归还原领主，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维护个别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即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的出逃是他们的一种反抗形式。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农民纳税和服兵役，还要代替逃亡农民负担一份。结果，欠税增加，欠征的兵员额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对逃亡农民绝不手软。
由此可见，所谓“天下大同”对农民来说，只不过是维持他们有为贵族官僚国家提供全部繁重徭役的能力。国家法律所要达到的也无非如此：对农民予以一定的“保护”，使其免遭破产地主的迫害和地方当局的鱼肉。迄今所知只有一份诏令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即使这个诏令也只具有建议的性质。沙皇呼吁那些由于把农民的孩子“象牲口似地”卖掉，而造成“哀鸿遍野”的小地主贵族应扪心自问。彼得指示“禁止买卖人口”，但却附有一个保留条件：“……设若无法完全禁止，则在确有此需要之情况下，只可将全家或同姓人一起出卖，不得将人口单独售出。”
“天下大同”的内容，对城市居民来说，其含义又稍有差别。同农民一样，市民也是纳税人和兵源的补充着，但除此之外，市民还以商业税和手工业税款形式保证国库的补充收入。所以，彼得对商业发展和商人利益的关心是由来已久的。
由此可见、市民的“天下大同”同贵族国家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商品周转越快，工厂企业的规模越大，工商业家的生活就过得越好。而商人越富，他们投资的领域越多，给国家带来的收入也就愈丰。
归根结底，市民的“幸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有多大一部分为国家所提取。
事实证明，市民要“安居乐业”而国家要花钱（打仗、建设海军修建城市和要塞无一不要钱），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的“利益”就成了国家的牺牲品。在十八世纪初的近二十年中，国家征收的种种苛捐杂税和加在人民头上的徭役，使许多商人破了产。只是在彼得死前六、七年里，他才恩赐工业家以多种重要的优惠和特权，其中包括给予大企业主免税经营其产品和工厂购买农奴作为劳动力的权利，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此外，还免除了工厂主对军队承担的徭役和运输徭役。当然，这种优惠只限于居民中一小部分人享用。对其他市民来说，“安居乐业”就是履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渗透到修道院，从而使静修人士的整个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修士们饱食终日的生活和宏伟华丽的教堂，无不是由修道院农奴的劳动提供的。修道院的领地从来就是国家和地主垂涎的一块肥肉，五根不清净的修士，常受到严厉的训诫。但是对待他们的制裁并不严厉，充其量不让修道院扩大地产和免于披露修道士不守清规的恶行而已，彼得也强迫下层僧侣为国家利益服务。只要对比一下两份相隔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署名沼令，就可以看出彼得对修道院憎团的生活条件的坚定态度。在1701年的一份诏令里，他提出修士应遵从古制；自食其力，营集体生活，并以双手劳动所获供养为数众多之乞丐。他批评时下的修道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生活奢侈”。在1724年的诏令里，彼得指出多数修道士营寄生生活，游手好闲，俗念未断，而在出家之前，他们是“三重身份的纳贡者：向家庭、国家和地主纳贡”。
起初，不许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后来又褫夺了它们有支配自己领地收入的权利。分配给修道士的口粮极其微薄，不论大主教还是普通修士都同等对待，此外他们不得在净室内设文房四宝。规定男女修士均应当有一技之长，如做木工、画圣像、纺纱、刺绣、编织花边以及从事其他“不妨碍出家生活”的技艺。在修道院实现的主要的革新项目是：各修道院有义务用本身收入赡养老弱病残的士兵和军官并向学校提供经费。在推行这些革新时，彼得评论说：“我们的修道士养得太肥了。通向天堂大门的途径是：虔诚、茹素和祈祷。我要用面包和水而不是用鲟鱼和美酒为他们扫清去天堂的路。”
在彼得时代，贵族不能再在庄园中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了，他们要在陆军和舰队里服役，在战场上出生人死，同瑞典国王训练有素的军队打仗。贵族不得不穿上军官制服，在营房和办公室里忙于公务，他们把这种当差视为能使他们倾家荡产的沉重负担，因为当了这种差，他们的庄园产业就无人照顾了。
许多贵族千方百计逃避这种勤务，就象逃避彼得所规定的另一种义务——学习一样。
彼得兴办的一些学校很象兵营，学生们则象新兵。普通学校和培养高级专家的学院，都强迫贵族子弟去入学就读。当时有人说，“在偌大一个俄罗斯，哪个名门望族都必须承担将八至十八岁的子弟或其他亲属送到海军学院去就读的义务。”
大批贵族子弟曾被送到国外去留学。起初这些青年人主要是学习航海、造船和军事，后来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绘画、园林建筑和东方语言等。沙皇对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留学生大力褒奖、1716年 4月，彼得接见了准备去意大利深造的一批画家。为此事他还写信给在但泽的叶卡捷琳娜打招呼说：“吾已晤见贝克列米舍夫与画家伊万。俟其抵达你处时，可请求国王命该画家为其下属画像”，沙皇在信的末尾还提上一笔：“务令人人知晓，我国民间亦有优秀之艺术大师。”沙皇信上提到的“画家伊万”即指神甫之子伊万·尼基丁，一位天才的肖像画家，在前往意大利留学之前，在绘事上就已脱颖而出了。
在国内兴学办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这样一来，俄国人就逐年充实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队伍，一反过去完全依靠从由外聘请专门人才的老例。此外各类学校的学生入学总数，就当时的规模而言，还是很可观的。航海学校的编制规定，该校要培养五百名学生。这一定额在1705年已经达到。海军学院有三百人入学，在工程学校就读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此外还有数十人在专门医科学校学医。在乌拉尔，工人子弟在矿业学校里学习矿业知识。
学校网的建立首先使军官团摆脱了对外国人的依赖。早在远征普鲁特之后，彼得就命令二百多名外籍将军和军官退役。各军团中外籍军官的数目，已经不超过全部军官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年以后，对外籍军官举行了一次甄别考试，凡考试不及格的，通通都被解雇了。结果，在二十年代，军官团的十分之九都是俄国本国人。
贵族们为了要逃避学习尤其是逃避服役，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但彼得也专能治他们，发明了各种惩罚这类贵族的手段。
1714年颁布的一批诏令，取代了对个别贵族和贵族集团的一次性惩罚措施。照彼得的想法，这些诏令应该能使统治阶层的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为什么要挨个抓回那些逃之夭夭的贵族呢？彼得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为这批人创造一些条件，使他们能安心安意地在营房和机关里供职。这样，要刺激贵族对服役发生兴趣就只能依靠颁布《长子继承令》一途了。这可能是彼得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道诏令，诏令颁发之前沙皇曾对其他国家贵族的财产继承制度作了研究。
诏令规定，贵族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为此日的，制定了将全部不动产单传给一个儿子的继承制度。其余的儿子，由于不能继承产业，因而也没有生活资料，自应“通过服公务、学习、经商等去谋生”。
此外还补充制订了一些其他条款以充实《长子继承令》的内容。条款之一是禁止没有学会算术和几何学的贵族子弟娶妻。另一条是不得将未在近卫军中当过列兵的贵族晋升为军官。再一个条款是，在军队中服役满七年或做文职工作满十年，或者经营商业满十五年者方可以置办地产。否则即便“到死”也不得购置田产。
彼得认为只有每一个臣民都无条件地完成他所承担的义务之后，才可望实现国泰民安这个理想。只有到那时，工商业才能繁荣，人民才能奉公守法，赋税和徭役才能减轻。
包括彼得在内，当时力主“天下大同”的理论家们，是把当时社会中不平等现象作为出发点的。这种不平等和对天下大同田园诗般的理解，是格格不入的。
农民为国家服务，就理应耕种土地，缴纳捐税，提供新兵，并为地主负担徭役。贵族为国家服务虽然也受累，但毕竟还能额外得到一些好处：除了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劳役租和代役租之外，还能享用由国家付给的现金俸禄。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大都来自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缴纳的税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天下大同”左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真正能叨光的只有贵族和巨商之类的人。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二章 得之不易
第十二章 得之不易
1718年 3月沙皇回到彼得堡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前，首都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临时驻跸的行宫，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地。现在，一年有多半时间他在涅瓦河畔度过。这样，他支配时间和使用精力的方式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清晨四时许起床，在室内漫步约半个小时；然后，听取御前机要秘书马卡罗夫的汇报，接着进早餐。早晨六点，一辆双轮马车沿着首都的大街疾驰：彼得前往视察建筑工程和检查前一天发出的指示的执行情况。
视察建筑工程之后，接着巡视枢密院和海军部。中午一点，彼得用午餐。
彼得并不是一位好食之徒，他以粗茶淡饭为满足：餐桌上摆的是白菜汤、饭、烤肉加腌黄瓜或柠檬、肉冻、腌牛肉、火腿。他不吃鱼。也不喜欢甜食。
午饭后约休息两小时，之后，彼得在办公室阅读各种报告，起草各种指示、诏令，修订自己在位时期写的历史著作——《北方大战史》。
晚间，沙皇有时去作客，有时就在车间干活，这个车间设在夏宫的一个房间里，那里放满了车床、刀具、模板和各种材料，彼得的一双巧手用这些材料车出了各种精致的制品。“他的这种手艺，”一位外交官写道：“比之技艺超群的车工也毫不逊色，他甚至还能车出人头像和人物。”彼得干起活来“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就象他干活是为了挣钱糊口似的。”
现在收藏在爱尔米塔日博物馆彼得的个人遗物中，他亲自车的鼻烟壶、精致的圆形颈饰和其他装饰品占有显著地位。有一盏枝形大吊灯是用象牙做成的，分三层共二十六个灯头，每一层都有匠心独运的饰物和坠子。吊灯上有俄文和拉丁文的铭文：“全俄皇帝和专制君主彼得大帝以勤劳双手制作。1723年。”彼得参与制作过这件杰出艺术品是毫无疑问的，但专家们认为，即使用几十年的时间完全投身于这一工作，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出这种枝形大吊灯来。
彼得一回到彼得堡，就恢复了建立各个“院”的工作，这个活动曾因他出国一度中断。在首都，他阅读了译成俄文的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中央机构的规章制度。1717年12月，在动身去莫斯科审理太子阿列克谢案件前夕，沙皇颁布了一系列诏令，为建立某些新机构奠定了基础。在一道诏令里，他规定了“院”的数目，人员编制，任命了每个“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在另一道诏令里，他要求各“院”院长积极行动起来，务使各“院”“能于次年顺利开始工作”。彼得估计配备人员编制、制订规章制度一年的时间足够。
但是，这道诏令并没有执行。彼得于1718年年中回到彼得堡之后，不无苦恼地指出，上半年已白白地过去了。在下达给枢密院的诏令里沙皇流露出对僚属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沙皇当即命令各院院长向他提出工作月报，责成他们务必认真对待这件工作。
但是他的劝告被当成了耳边风。这时沙皇才得知，一些院长懒于上班视事，另外一些上班只是应个卯，也是什么正事也不干。他还查明，各院院长到枢密院办公时，以闲聊消遣。彼得训示，应当杜绝废话和闲话，只能谈论公事。同时要求遵守以下规矩（现逐字引述）“一人发言时，他人不得打断，俟其说完别人方可再讲，行事应诚实，不得高声吵嚷如女商贩。”看来，枢密官们对沙皇的训诫置若罔闻，因此彼得还需要颁布一些诏令，教会他们遵守最高国家机关的起码的行为准则。有一份诏令再次提醒他们：枢密院一切事务均应井然有序，不得废话并高声喧哗。”另一份诏令规定了议事程序：先由秘书宣读文件，然后，枢密官们再用半小时加以考虑。如果遇到特别团难的问题，就多给一些时间“用以考虑”——但“至多不超过三小时”。
1718年 5月12日，在亚兰群岛开始举行和平会议。瑞典的全权代表提出了一个繁琐的会晤程序，但彼得预先就向俄国代表布留斯和奥斯特曼交代：不必举行任何仪式，也不允许任何拖延。“你们应尽一切努力，务使瑞典人同意及时举行会议，因军事进攻时刻己日益临近。”
彼得亲自领导了这次谈判。他为布留斯和奥斯特曼起草指示，列出了未来的和约条件，他密切注视着和会上的事态发展，随时向全权代表发出新的指示。为了缩短信件往返亚兰群岛的时间，彼得在喀琅施塔得、雷维尔和亚波等处度过了夏季。
瑞典的全权代表听取了缔约的条件：英格里雅、里夫兰、爱沙兰以及卡累利阿等地仍归属俄国，把俄国占领的芬兰归还瑞典。奥斯特曼是一个善于笼络人而又机警的人，他成功地把正式谈判变成同瑞典代表团团长格尔茨的秘密会谈。公开的会议只不过是记录私人会晤时所取得的成果而已。彼得写信给奥斯特曼，叫他不要吝惜金钱，如果格尔茨愿意签订有利俄国的和约，“可允以价值十万卢布之礼品，日后还可另予赏赐。”
瑞典全权代表的让步，决不是因而答应给他贿赂，因为格尔茨每走一步都要得到查理十二的批准，就象布留斯和奥斯特曼每走一步要得到彼得的准许一样。现在，甚至这位顽固的国王也十分清楚（虽然为时已晚），瑞典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而继续同俄国打仗将不会有任何好下场。
谈判接近于圆满结束。彼得曾在1718年 9月写道，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对此次会议抱有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在完全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下落空了：在围攻挪威的弗里得里赫斯加尔时，查理十二被害了，他的妹妹乌尔里卡·埃列奥诺拉登基。国王之死使瑞典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女王的左右想通过一种复杂的外交赌傅来改变同俄国的媾和条件，这就是同俄国的盟国单独举行谈判以满足其领土要求，从而孤立俄国。女王及其拥护者特别寄希望于英国，想从英国得到海军和经济援助。
格尔茨返回斯得哥尔摩请示工作，国王驾崩的消息刚传到首都，他就被投入监狱。3月，格尔茨被处决。临刑前，他吩咐在他的棺材上题一句拉丁铭文：“国王薨，吾则因对国王之忠心而死。”瑞典政府向和会派出了一位新的全权代表。他迟迟不去亚兰，困此拖到1717年 5月才恢复谈判，显然是想赢得时间，另有企图。乌尔里卡·埃列奥诺拉拒绝在查理十二已经同意的领土问题上让步，同时提出了一些彼得显然不会接受的要求——不仅把芬兰，而且把里夫兰和爱沙兰归还瑞典。
彼得耐心等待谈判结束，他在谈判期间，即从1718年到1719年的上半年，停止了军事行动。直到他确信和平无望时，他才把奥斯特曼派往斯德哥尔摩，警告女王说，如果亚兰和谈失败，俄国将不得不诉诸武力以取得和平。为了加强威慑效果，沙皇向瑞典海岸派遣了登陆部队舰队。他亲自制订了入侵敌方领土的大胆作战计划，并且身先士卒投入战斗。这是彼得直接参加的北方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登陆部队按照他的设想毫无阻碍地登岸了：《新闻报》多次向读者报道了登陆部队的胜利战绩：破坏了工业企业、矿山、居民点、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士气低落的瑞典部队，不战而走，向瑞典的腹地退去。瑞典首都顿时一片恐慌，在它的郊区出现了哥萨克的侦察兵队。但是，彼得应瑞典人的请求，在1719年 8月下令停止军事行动。正如当时《新闻报》所载，他用这一纸命令表达了他的和平诚意。
但与此同时，沙皇也掌握了可靠的情报：瑞典代表团蓄意拖延谈判，不时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有时还借口等待斯德哥尔摩的指示，索性一连几个星期不出席和会。因此，8月21日沙皇向在亚兰的俄国全权代表发出一项诏令，命令他们只在和会停留一周；不得再拖延；如果复会后瑞典人仍坚持无理要求，就命令布留斯和奥斯特曼退出和会。谈判于1719年 9月中断：先是瑞典代表，然后是俄国全权代表离开了亚兰群岛。
瑞典中断了谈判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他们不会指靠自己的兵力。它的陆上和海上军事实力已大大削弱，要去发动进攻那是它想也不敢想的。它唯一能指靠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对俄国在波罗的海站住脚跟一事所怀的不满之情一年强似一年。1719年 8月底，英国和瑞典缔结了同盟条约。英国想利用这个条约强行充当和平调停人，迫使俄国在缔结问题上就范。
英国的诺里斯分遣舰队开进了波罗的海水域。其目的是威慑沙皇，俟机背信弃义地进攻和消灭俄国舰队。但沙皇对此及时进行了防范。俄国舰队在瑞典沿海地区登陆之后，在海岸炮兵的掩护下，隐蔽在港湾里，万无一失。入秋，诺里斯分遣舰队撤离了波罗的海。沙皇并没有屈服于讹诈和挑衅，他坚决表示：“我们威武不能屈，任何不平等和约我们拒不接受，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将战斗到底。”
翌年春天，诺里斯分遣舰队补充了一些新的军舰，再次进入波罗的海水域。但瑞典海岸并未因此平安无事：俄国部队又一次登陆，打了胜仗，没有遇到抵抗。彼得把这些情况通知俄国大使库拉金：“此次战役虽然未能给敌人以重创，但足以使其盟友看到，我军胜利挺进不容阻挡！”不但如此，英国分遣舰队的出现也未能阻止俄国海岸于1720年 7月末在格林汗取得辉煌胜利：俄军缴获了四艘瑞典三桅巡洋舰，正如彼得所写的那样，其中“两艘是在全速接舷冲锋时缴获的”。“勤奋和勇敢胜过实力”——铭刻在胜利纪念章上的这句题词最确切地反映了战斗双方的力量对比。事实上，在这次战斗中实力优势属于瑞军，俄国是用装备很差的帆桨大船进行攻击的。
彼得对瑞典人及其英国盟友联合行动的成果大加嘲讽。在诺里斯分遣舰队停泊的雷维尔，瑞典人在纳尔根岛上烧毁了一所小木房和一间浴室。沙皇在把英瑞双方这一“胜利”通知库拉金时，命令他一定要在西欧的报纸上发表评论，“尤其是火烧小木房和浴室一事”不可遗漏。缅希科夫对此也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祈勿为木屋与浴室被毁一事伤心，”他给彼得写信说：“此次战利品可令双方瓜分，浴室分与瑞典舰队，而木屋令其归英国舰队所有可也。”
和谈于1721年 4月28日在尼什塔特恢复。象在亚兰和会初期一样，彼得没有在同一地点长期逗留。他选择了距尼什塔特最近的城市——雷维尔、里加、赫尔森法斯、罗赫维克作为自己的停留地点，以便信使经由海路向彼得报告有关尼什塔特发生的情况，又从这些地方给全权代表带去沙皇的最新指示。
布留斯和奥斯特曼带着沙皇明确规定和约条款的指示前往尼什塔特。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土地，除芬兰外，统归俄国所有。彼得曾说：“我两次向我的兄弟查理提议媾和：第一次是出于需要，第二次是出于宽宏大量，但两次均遭到拒绝。现在，让瑞典人忍辱求和吧。”以前查理对割让领土的和平倡议绝不理睬。但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体面媾和的机会减少了。乌尔里卡·埃列奥诺拉已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彼得通过全权代表向她转达的口信。
在亚兰和会上，俄国全权代表曾表示俄国只是暂时占有里夫兰。现在，彼得命令布留斯和奥斯特曼向瑞典人宣布，情况已今非昔比，里夫兰应永远归俄国所有。俄国全权代表还应当“竭力争取一百万甚至一百五十万银币的赔款”。
这一次瑞方的全权代表还想采取拖一拖的策略。他们提议先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再缔结和约。彼得识破了他们。
在给全权代表的补充指示中，沙皇要他们拒绝瑞典人的全部无理要求。彼得获悉，瑞典人要求以相等的土地换取割让给俄国的维堡，还想在条约里写上，他们把彼得堡割让给俄国，瑞典人还要求将埃泽尔岛留给他们。
在瑞典领土上的登陆部队也起到了它的作用，推动了谈判的进程。沙皇看到瑞典的全权代表变得比较好商量了，于是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一切迹象表明，将不会再有船舰之战发生。”
谈判接近于圆满结束。彼得收到布留斯有关这一情况的报告后，说道：“惠风从尼什塔特向我们吹来。”沙皇在仔细考虑，如何庆祝这一事件，因为它结束了俄国为争取出海口而进行的最紧张的斗争。他希望由他亲自宣布媾和的消息，为此他给全权代表写信说：“此消息应由朕一人带住彼得堡，因在本次战争中无人较朕出力更大……”与此同时，彼得吩咐缅希科夫着手筹备庆祝活动。
8月30日和约签字。沙皇是在 9月 3日去维堡途中获悉这一消息的。来自尼什塔特的信使，把条约的原件交给了他。布留斯和奥斯特曼写信说：“时间紧迫，臣等不及将条约译出，因恐缔约之事走漏消息也。”彼得竭力控制自己，不令这一消息为左右的人得知。夜间上床之后，他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他回忆起用辛劳和血汗换取胜利所走过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个中的甘苦，非亲自体会是令人很难置信的。
次日早晨，彼得动身去首都，从进入涅瓦河的两桅帆船上不住地传来隆隆炮声。彼得站在甲板上，利用炮声的间隙向老百姓宣布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9月 4日一整天，城里军号嘹亮，鼓角齐鸣，全副盛装的骑手，手执白旗，奔驰在大街小巷，宣布缔结和约的消息。
战事连绵了二十一年之久。彼得把这次战争称之为“花了三倍时间读完的一所充满血腥而又危险万分的学校”。为什么说是“花了三倍时间”呢？彼得解释说：“一般学校的学生通常是七年结业，而我们的这所学校却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读完。”他认为，以前俄国从未“取得这样有利的和约。诚然，等得久了一些，但毕竟是等到了。”在这一点上彼得是对的。沿海领土的取得使俄国的处境有了质的变化，使它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根据尼什塔特条约，爱沙兰、里夫兰、英格曼兰等省和维堡、开克斯保耳姆两城市归属俄国。瑞典取得了在里加和雷维尔免税采购五万卢布粮食的权利，并取得总额为两百万的银币作为割让里夫兰的赔偿费。
9月，首都一片欢腾。几乎整整一个月来，每晚不是化装舞会，大舞会，就是焰火晚会。入夜彩灯熠熠生辉。彼得穿起荷兰水手的服装，亲自击鼓，与民同庆。他说，“这种快乐乃是人生至乐。”
10月，首都的庆祝活动以授予沙皇彼得大帝、祖国之父和全俄皇帝的尊号的隆重仪式而告结束。
10月22日，彼得和文武官员一起到三一大教堂去做弥撒。弥撒过后，宣读和约，然后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为祝贺和约的缔结开始讲道，他历举彼得的赫赫圣功，以证明授予他大帝和全俄皇帝的尊号是当之无愧的。
彼得在致答词时，表示对缔结的和约十分满意，但他又警告听众：“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能削弱军事力量，以免我们重蹈希腊君主国的覆辙。”接着他说：“应当为共同的利益和福利而克尽厥职，以此减轻黎民的负担。”海军部、彼得保罗要塞和驶进涅瓦河的一百二十五艘帆桨大船上的数百门大炮同时鸣礼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据当时目击者说：“一切都被火焰笼罩，令人真以为是天崩地裂了。”
11月，首都居民的高兴心情由于一场自然灾害——特大洪水而浇冷了。根据当时的记载，“无数的船只，有的空无一物，有的满载灾民；在汹涌的水中顺流急下，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飓风刮掉了屋瓦，掀倒了大树，毁坏了房屋。”
大路刚一能跑雪橇，彼得就到莫斯科去了。随行的有各宫廷人员，达官显宦和将军。此行是为了庆祝和约缔结。这次，沙皇坐的是一辆皮篷大雪橇，两面有窗子，内部装饰极为考究。有毯子挡风，还有熊皮和装满热水的铜汤婆子保暖，使双脚暖和。雪橇里有许多口袋装着旅行用品，床头放着一只小药箱和劳动工具。
故都的庆祝活动持续了几个星期。莫斯科城内铺满白雪的大街，宛如一条条运河，拖着军舰模型的马拉雪橇，就沿着这些“运河”前进。顺风时，“军舰”上扬起了风帆，上面的人作出各种演习示范动作。枢密官、高级军官、外国使节和宫廷贵妇们，戴着面具，穿着化装跳舞的服装坐在甲板上。按照组织者——沙皇的想法，这个大型化装舞会，应该象征着海上强国俄罗斯正畅通无阻地走向海洋。
尼什塔特和约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个条约在俄国历史上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仅就占有波罗的海沿岸地方这一壮举，就足以使彼得流芳百世。彼得在位期间，俄国解决了它两个世纪中都未能解决的一项最主要的外交任务。条约确认了俄国的“通向欧洲的窗户”，它获得了与大陆各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正常条件。彼得堡、里加、雷维尔和维堡成了俄国的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把俄罗斯国家称为帝国，把彼得称为全俄皇帝，这反映了俄国的国内状况和国际地位较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从前在国际关系方面仅限于同东欧和东南欧各邻国交往的国家，现在正稳步踏人欧洲列强之林。俄国的强大为这些国家所瞩目，他们争相同它建立友好关系并取得它的支持。简言之，从此以后，欧洲任何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如果没有俄国的参加就得不到解决。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三章 “法大于天”
第十三章 “法大于天”
同北方战争相比，远征里海只不过是俄国历史上和彼得本人一生中的一个短暂插曲。缔结尼什塔特和约之后，沙皇就埋头致力于整顿内政。
这个事实可以发人深省。它说明了许多问题：彼得亲自参加革新所起的作用，彼得为使一些创举不致胎死腹中而发出的推动力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但上述事实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在彼得周围有一批他十分赏识的杰出人材，但是，和圣上本人相比，在高瞻远瞩，在洞察现象的深度，以及在抓住主要问题并使一项事业善始善终等能力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作为一个天赋非凡的人，他决不听从人们向伊万雷帝献出过的计谋：不可使用聪明才智超过自己的谋士。相反，他到处访贤，然而使他感到痛心的是，人才太少了。彼得认为，在他的下属中，能够实现他的宏图的人，几乎找不出一个来。这批人才疏识短，也不善于考虑俄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彼得对待他们就象对待小学生一样，提醒他们不要盲目照搬瑞典的规章制度，告诫他们要把瑞典的规章制度中那些不妥之处，或不适合俄国国情之处，要斟酌处理。他要求他们学习十七世纪一位著名法学家萨穆伊尔·普芬道夫的著作。当年需要花“三倍时间才能念完的那所学校”，首先要求掌握陆海军知识。现在该轮到掌握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知识和经验的时候了。
下属们见识不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于沙皇的性格——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这样一来，他左右的人就不敢随便作主张了。诗人普希金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彼得领导工作的特点：“臣下莫不战战兢兢，三缄其口，唯命是听。”
1718年，彼得声称他要认真抓一下内政事务。在由他起草的一道诏令中写道，尽管他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来教人们学习军事和制定《军事条令》。部队已“走上正轨”，其结果有目共睹——俄军击溃了欧洲最精锐的军队之一。圣上认为，在管理部队的同时，不应忽视行政事务的管理，这项工作也应该象军事工作一样走上正轨。
要达到“走上正轨”这个日的，手段之一就是合理地建立国家机关。早在1712年初彼得就在这方面采取过一些初步的实际措施，颁布了建立商务院的诏令，以便改善贸易状况。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向沙皇提示“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通过建立各种工作效能良好的‘院’，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因为正象钟表里的一个齿轮带动另一个齿轮一样，在国家这部大机器里，一个‘院’也应该推动另一个‘院’前进，如果一切机件都配合得准确、协调，那末，生活的指针就一定会给国家指出幸福的时刻。”
在彼得着手设计这架新的“钟表”之前，从研究其他国家的建设经验开始，他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1712年 6月30日，沙皇命令枢密院组织人力翻译“其他国家的各种法典”。1715年沙皇的记事簿里，有一则关于六个“院”名称的记事。同年，沙皇曾下令在国外招聘“学者和精通法律的人士，以便在各院工作”。沙皇诏谕正在哥本哈根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亚古任斯基将军“为每个院物色一个人”，同时命令应优先选聘年轻人，“以便他们能学俄语”。沙皇还委托他收集有关丹麦中央机关结构方面的资料：院、州的数目、编制，理由是彼得听说，瑞典人也是仿效他们的。可是由于瑞典与俄国正处于交战状态，暂时没有可能用合法手段去研究瑞典的制度。沙皇于是命令驻丹麦大使多尔戈鲁基为此目的向瑞典派一名问谍，以便给他搞到一纸丹麦宫廷的护照。驻奥地利大使维谢洛夫斯基接受的一项任务是从“懂斯洛文尼亚语的人”当中挑选一些法学家。在签署给大使的诏令时，彼得亲笔做了补充：“由于特别需要，此事务需办成。”
彼得认为新的中央体制的优点在于，各院院长“不能象旧法官那样滥用权力”。沙皇认为，在各个院里“非经僚属一致同意，院长不得擅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