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很守旧，很少不戴面纱出门，当然更不用说开车了。而贝娜齐尔却抛开了这些，她别无选择，父亲死了，弟弟们为逃避逮捕只好流落在阿富汗。她不得不每天早上奔走在田间，生活中已经顾不得那些传统的东西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贝娜齐尔超越了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在一个土地所有者家庭中，年轻女人如果没有家里男人陪同是不让外出的。按照传统，妇女就是家庭的名声荣誉，为了保护这种名声荣誉和她们本人，妇女只能呆在深闺中，在面纱的遮盖下生活。
贝娜齐尔的四个姑母就体现了这样的传统。由于伊斯兰教赋予妇女有财产继承权，为了保持土地和财富不外流，只能依靠“族内婚姻”。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堂兄弟予以婚配，她们只能在海得拉巴高墙大院的宅第里待字闺中。她们在家中很受尊敬，因为家里人知道她们为什么没有结婚，她们自己好像也过得很快活，对别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她们的脸上毫无忧愁的表情。”布托夫人看望她们回来后百思不得其解。
贝娜齐尔认为这种生活枯燥无味，但她的姑母们却感到很满足。她们学到的阿拉伯文，足以念通《古兰经》；她们下厨房监厨，腌制可口的胡萝卜泡菜和甜肉以及缝纫、编织。休息时就在院里散步。有时候，卖布郎挺周到地把布放在门外供她们拿进去挑选。她们是老一辈的人了，而贝娜齐尔属于新一代。贝娜齐尔认为伊斯兰教对妇女不加歧视，束缚和限制妇女的机遇仅是男人们对宗教的解释，而并非宗教本身的限制。
贝娜齐尔还从先知身上为自己的见解寻找根据和理由。她说，实际上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对妇女相当开明和进步。先知穆罕默德曾严禁屠杀女婴，这是当时阿拉伯人共同遵守的天律，并要求妇女受教育，妇女享有继承权——妇女享有这些特权远远早于西方国家。
贝娜齐尔为历史上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伟大女性而自豪而倾倒。她慷慨陈词：“比荜·赫蒂彻是一个做生意的寡妇，雇用了年轻的穆罕默德先知，后来同他结了婚，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早期的对敌战斗中，乌米·乌玛拉与男人并肩作战，用自己强健的右臂挽救了穆罕默德的生命。恰德·比荜是南印度阿赫迈德纳格尔邦的女统治者，打败了莫卧儿王朝皇帝阿克巴尔，并迫使他与她签定了和平条约。努尔一捷汗是捷汗吉尔皇帝的皇后，印度事实上的统治者，她以管理才能而出名。在穆斯林的历史上，有许多妇女完全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伊斯兰教中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妇女和我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贝娜齐尔不愿过姑母那样的生活，她要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她是新一代的女性。
然而，贝娜齐尔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陌生的东方传统中。在穆尔塔扎，作为布托家族在这里的唯一成员，她被当地村民当成了“长辈”。他们来到地里一座小土房的院子里，请她去解决纠纷和问题。这令贝娜齐尔感到压抑。
“40年前，我的儿子被这个人的堂兄杀了。”一位没牙的老人对贝娜齐尔说，“当初你的叔祖父裁定，如果这个人有了女儿，就嫁给我做老婆，你看他现在已经有女儿了，就站在那儿呢！可是他现在不干了。”
贝娜齐尔转眼看见一个只有8岁的小女孩畏畏缩缩地躲在他父亲背后。
“可是我女儿出生后他从没提过这件事。”女孩的父亲反驳说，“我以为他已经饶恕了这个多年前的罪恶。如果我早知道他还想要我的女儿，我就会告诉女儿她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而让他把我的女儿带走。可现在我已经和另一家谈妥了我女儿的婚事，我怎么好再反悔呢？”
贝娜齐尔看到那任人摆布的小女孩就感到不寒而栗。农村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自主地生活，也没有人过问他们的疾苦。贝娜齐尔可怜那小女孩，她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位女孩经历的痛苦少一些，她能做到的仅仅是尽量减轻女孩的不幸。
“你不能娶他的女儿，但可以给你一头牛和两万卢比的赔偿费。”贝娜齐尔对那老人说，“这就是我的裁决，你不能在她订婚后再宣布要娶她。”那老人很生气，嘟哝着走了。
然而，贝娜齐尔却不能给另一位妇女以任何帮助。
“我的妻子被绑架了。”一个男人来到贝娜齐尔面前哭诉，他的岳父也来帮腔：“天塌下来了，我家的末日到了，外孙儿们整天哭喊着找他们的妈妈，你一定要帮忙把我女儿找回来。”
“你怀疑是谁干的？”贝娜齐尔问。
他们把名字告诉了她后，她派人与村里的长辈商量了解决办法，那个年轻妇女也很快被送回来了。她怒气冲冲地对贝娜齐尔说：“我不愿意和我的丈夫在一起，我爱上了另一个人，我已经是第三次逃走又被送回来。你也是个女人，你应当理解和同情我。”
贝娜齐尔惊得目瞪口呆，她知道严格的家族传统准则在束缚着女人，一个得不到快乐的妻子不能想逃就逃。她是女人，作为女人，她同情这个女人的遭遇，但她却不能为这个女人主持公道。贝娜齐尔已不止一次耳闻目睹了家族传统与人类的平等和自由选择价值之间发生的冲突。后来那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再逃走。
贝娜齐尔在老家拉卡纳农村主持仲裁时，齐亚·哈克将军也在各省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颁布了一系列军法管制令。1980年夏天，贝娜齐尔刚回到卡拉奇，布托夫人便提醒女儿要格外小心。8月，贝娜齐尔等人去拉合尔参加一位亲友的婚礼，警察突然包围了他们住的饭店，要把他们驱逐出旁遮普省。他们在警察和武装士兵的押解下到达机场，登上了一架飞往卡拉奇的飞机。
而一项政治机遇却在等待着贝娜齐尔及人民党。1980年秋天，人民党的老对手“巴盟”又提出了与人民党合作的建议。
1977的大选结果揭晓后，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指责布托政府在大选中“舞弊”，曾掀起广泛的抗议活动，使全国陷于混乱，并导致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推翻布托政府，在全国第三次实行军法管制。齐亚·哈克执政后，“巴盟”一直支持政府，一些代表人物还参加了齐亚·哈克的政府。但1979年4月布托被处死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巴基斯坦政治力量的组合发生了变化，独立运动党、巴基斯坦伊斯兰神学者协会、巴基斯坦民主党决定退出“巴盟”和政府；留在“巴盟”中的政党也于4月15日宣布退出齐亚·哈克政府。因为齐亚·哈克总统3月24日曾宣布，1979年11月17日大选后他将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因此，各政党领导人决定退出政府是为了参加11月举行的全国大选。
1979年8月30日，齐亚·哈克政府颁布了对1962年制定的“政党法”的修正法令，其企图控制和操纵11月大选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遭到各政党的强烈反对，局势的发展已对齐亚·哈克政权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10月16日，齐亚·哈克宣布：鉴于目前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巴基斯坦又处在一个危机时期，因此，只有军队，只有加强军法管制，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此，无限期推迟原定于11月17日举行的大选；立即取缔所有的政党和集会；禁止工厂关门、工人罢工；接管和封闭反对军管法令的所有报刊、杂志，加强新闻检查；任何法院、法庭不得重议军事法庭作出的裁决。
齐亚·哈克的决定，立即引起各政党的强烈不满，反对军法管制和齐亚·哈克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齐亚·哈克采取措施一步步地加强军法管制。1980年5月26日，齐亚·哈克宣布修改1973年宪法，赋予军事法庭至高无上的权力。军事法庭对被指控犯有“判国罪”、“贿赂和诱使政府及军队官员渎职”的人，无需审讯即可拘留，进行审判，而且军事法庭的任何判决，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任何法院都不得复议、复审。
面对齐亚·哈克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步步加强军事独裁统治的严峻形势，巴基斯坦国内各政党在反对齐亚·哈克政府、结束军管、举行全国大选等问题上形成共识，人民党与“巴盟”的主张又趋于一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昔日誓不两立的两大政治力量又有了合作共事的新的政治基础。
面对“巴盟”伸出的橄榄枝，人民党开始还迟疑不决。人民党怎能忘记正是“巴盟”在1977年大选中反对布托和人民党，并与齐亚·哈克一起把布托送上了绞架。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当上了齐亚·哈克政府的部长。但不久，齐亚·哈克使解除了这些人的部长职务，并且禁止所有政党活动，“巴盟”与齐亚反目成仇。“如果你不叫我们当部长，我们就将同人民党站在一起。”“巴盟”中一些人毫不客气地警告齐亚。
1979年10月，“巴盟”第一次表示愿意与人民党合作反对齐亚·哈克，人民党也打算以此作为反对军法管制当局的政治策略，但最终两党未能联合。现在“巴盟”又一次伸出了手，人民党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赶在齐亚·哈克施展花招之前，用灵活的策略挫败他。”9月间，布托夫人得知齐亚·哈克通过许愿让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担任总理诱使他脱离人民党一事后对女儿说，“尽管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还是应该接受‘巴盟’的合作姿态，没有理由不团结反对齐亚的力量。”
贝娜齐尔吃惊地看着母亲，“这样做会受到党内领导人的强烈反对，我们怎能忘记，是‘巴盟’首先指责人民党搞选举舞弊，是他们为军队上台铺平了道路，是他们把父亲送上绞架后当上了齐亚的部长。”
“可是我们别无选择”，布托夫人苦口婆心地对女儿解释说，“今天出了个贾托伊，明天还会有别的人，理想的条件出现不了时，我们就得与丑恶的现实打交道。”
布托夫人召开了一次有30多名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的争论是激烈的。
“‘巴盟’是凶手，凶手，如果今天我们同他们打交道，谁能保证明天我们不会直接与齐亚将军来往呢？”信德省的一位成员表示坚决反对。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合作。”赞成合作的人反驳说，“他们为了民族利益能够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巴盟’合作呢？”
赞成与反对与“巴盟”合作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贝娜齐尔站起来说：“我们同意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看法，但是我们还能干什么呢？要么让这一倡议从我们手中溜掉，要么吞下‘巴盟’给的这个苦果，由我们掌握主动。我建议作出妥协并且在不放弃党独立的原则下，与他们组成一个联盟。”
经过7小时的争论，赞成合作的一派终于占了上风。
“现在没有必要我们两人再一起去蹲监狱了，你要保持政治上的低调。这样，咱们俩就能有一个人在狱外领导党了。”布托夫人对女儿说。
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2月，人民党与“巴盟”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谈判，才由九个政党共同制定了一个协议草案，组成“恢复民主运动”，与齐亚·哈克政权展开了斗争。
1981年2月5日晚，在克里夫顿70号，各党领导人和代表终于济济一堂。看着这些昔日的敌手，这些把父亲送上绞架的人，贝娜齐尔心里如打翻了的五味瓶，酸甜苦麻辣一些涌上心头。这些人坐在父亲曾经坐过的地方，用父亲用过的茶杯喝茶，竟然那样怡然自得，贝娜齐尔怒气冲冲。
“你不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吗？这有政治意义，你就勉为其难地克服这一切吧。”朋友阿米娜劝说道。
经过贝娜齐尔的努力，1981年2月6日“恢复民主运动”成立了，它由人民党、穆斯林联盟、民族民主党、民族解放阵线、民主党、工农党、独立运动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自由查漠和克什米尔穆斯林大会共九个政党组成，共同目标是要求齐亚·哈克下台；取消军管；举行大选。
“恢复民主运动”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为之振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迅速掀起。
“连肉铺也准备响应‘恢复民主运动’的号召起来罢工。”厨师兴奋地告诉贝娜齐尔。
2月21日，齐亚·哈克政府逮捕了很多“恢复民主运动”领导人，并严令把其他“恢复民主运动”和人民党成员驱逐出旁遮普省。
形势日益严峻，布托夫人对女儿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你现在不要搞任何政治活动，如果我被捕了，得由你负起领导担子。”布托夫人坚决地对女儿说。
不久，布托夫人在参加拉合尔的秘密会议时被捕，并被遣送到卡拉奇。“恢复民主运动”向当局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结束军法管制并在三个月内举行选举。“恢复民主运动”在拉合尔发出宣言；“我们要求齐亚立即下台，否则不可抗拒的人民意志将推翻这个政权。”“恢复民主运动”还决定3月23日在全国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游行。
事情并不像布托夫人设想的那样发展，在她被捕后不久的3月8日，贝娜齐尔也被捕了，原因是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肮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了。
“你现在能谈一下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吗？”路透社驻卡拉奇代表易卜拉欣·汗打来电话采访贝娜齐尔。
“一切劫持活动都是不好的，无论是劫持一架飞机还是劫持一个国家。”贝娜齐尔不加思索地回答。
当时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是谁劫的飞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劫机。但她却因此被捕，而且由于发生了劫机事件引起了当局在全国展开大逮捕。在事件发生后的五天里，当局以劫机事件为借口，大肆镇压支持“恢复民主运动”的浪潮，每个与“恢复民主运动”或人民党稍有联系的人都被投入监狱。据“大赦国际”公布的数字，估计在1981年3月被齐亚·哈克政府逮捕的人数超过了6000人。
“我母亲在哪儿？”贝娜齐尔被捕后质问警察。
“卡拉奇中心监狱。”他们回答。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贝娜齐尔又问。
“你母亲那儿。”他们回答。
贝娜齐尔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却没有见到母亲。她在这里呆了五天，没有替换的衣服，没有梳子、牙刷和牙膏，什么都没有。由于过度紧张，贝娜齐尔得了妇女病，需要吃药，但却找不到医生或女人诉说。
3月12日夜，一位慌张失措的警长来告诉贝娜齐尔：“今天夜里两点半钟把你送走，你先作好准备。”
“把我带到哪儿去？”警长没有回答。
“我母亲现在什么地方？”依旧没回答。
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贝娜齐尔曾经听说过，棘手的案犯有时会在夜里被拉到荒野处死了事。他们的尸体被埋掉后，狱方才通知犯人家属说，犯人因越狱而被击毙或已死于突发的心脏病。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那封信是否已交到法院。那是贝娜齐尔刚来时写给信德省高级法院，抗议对她的逮捕，并要求允许她出庭作自我辩护或聘请律师的信。她把信交给了一个看守。贝娜齐尔在心里祈祷：真主保佑，如果他真把信送去了，至少有人知道我现在何地和我是从什么地方被抓进来的。
夜里两点半钟，一辆载着女警察的囚车开来把贝娜齐尔带走，后面是坐满士兵和警察的押送车。汽车在寂静的街上飞驰，车窗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贝娜齐尔在竭力估计着汽车在什么地方行驶。突然，车身猛一斜停住了。“把她放在跑道上”，对讲机里一个声音命令道。贝娜齐尔长长地出了口气，“感谢真主！这不是荒野，而是机场，可他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呢？”
早晨6点钟，贝娜齐尔才被押上了飞机，5名女警察前呼后拥着她。
“我们去哪儿？”贝娜齐尔忍不住问女乘务员。
“你现在被捕了，不许和别人讲话。”女警察严厉地说。
少乘务员递来一张报纸，这是贝娜齐尔自被捕后看到的第一张报纸，报上没有“恢复民主运动”的消息，全是关于劫机事件的报道。劫机者要求释放55名巴基斯坦政治犯。劫机者自称是一个叫“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的成员，其本部设在喀布尔。消息称，贝娜齐尔的弟弟米尔·穆尔塔扎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贝娜齐尔被关押在苏库尔监狱里，她对当局把人民党特别是把她和母亲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连在一起的情况一无所知，她正努力争取被释放。律师为她起草了反对拘留的起诉书，贝娜齐尔写给信德省高级法院的那封信也送到了法院，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3月底4月初，报上的消息越来越搅得贝娜齐尔心神不安，劫机事件和对米尔的指控仍是头版新闻。一篇报道称，米尔在被采访中承认对劫机负有责任；另一篇报道又说他否认与劫机有关。甚至有人影射说“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是人民党的武装组织。贝娜齐尔对此不屑一顾，她认为人民党的行动原则是采用合法的政治手段并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变革。
4年之后，贝娜齐尔就此问题同弟弟米尔发生了争论。12年之后，在她再度任总理时，她弟弟因劫机事件被起诉并被缺席判处死刑，但贝娜齐尔最终赦免了他。
“他们正在用刑讯逼一些人说你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牵连，”监狱监察长在巡视苏库尔监狱时告诉贝娜齐尔。
“可我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凭空捏造。”
监察长同情地摇摇头，走了。
“把你的东西收拾好。你将被转移到卡拉奇。”4月16日清晨，也就是贝娜齐尔被关进苏库尔监狱五个星期后，女看守对她说。
“为什么？”
“你身体不好，我们要把你送到卡拉奇。”
到了卡拉奇机场，警察告诉贝娜齐尔，他们将送她回家。贝娜齐尔听后欣喜若狂，但警察把她押到一个陌生的房子里。一位自称医生的女人给她看了病，并告诉贝娜齐尔，说怀疑她得了癌症，需要进一步确诊。然后，警察又送她到卡拉奇中心监狱，说是去看布托夫人。
“妈妈！妈妈！”贝娜齐尔边喊边冲向卡拉奇中心监狱招待室。“妈妈，萍姬来了！”
室内悄然无回声，贝娜齐尔知道自己又被骗了。
第二天，警察把贝娜齐尔送到一座庞大的公共医院里，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给贝娜齐尔做完了手术。贝娜齐尔不知道她几乎被谋杀在手术台上。几年以后，贝娜齐尔才从在伦敦过政治流亡生活的前人民党政府部长贾姆·萨奇·阿里那里得知，当贝娜齐尔被送进医院时，他接到一个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
“想点办法吧。”对方在电话里说，“他们打算在手术台上把她除掉。”阿里立即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贝娜齐尔的生命正受到威胁，抢先把当局的阴谋计划公布于众，贝娜齐尔因此才幸免一死。
劫机事件被越炒越热。1981年4月28日米尔被列为巴基斯坦“最重要”的通缉犯。军法管制副执行官来狱中视察时，特意来看贝娜齐尔。
“为什么要监禁我？”贝娜齐尔质问他。
“因为‘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副执行官回答。
“我与这个组织毫无关系。”
“要由法庭裁决你和‘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体育场爆炸事件以及拉拉·阿萨德的关系。”
两天后，骇人听闻的谣言纷至沓来。《战斗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称，“材料证明，布托妻女知晓该事件的原委。”
“看来，我们又在做一场恶梦”。贝娜齐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首先是‘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和米尔的事使我们大为震惊，现在当局又在千方百计的把我们平白无故地卷进去。这看来是多么荒谬，但他们是另有企图的。他们过去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我父亲的，现在他们又在重复世人皆知的骗局。也许他们仍认为人民不会知道这是骗局。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真相。但是军事法庭怎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呢？齐亚从政治上击败不了我们，他现在要从肉体上来彻底消灭我们。”
贝布托传--第七章 坐穿牢底
第七章 坐穿牢底
1981年5月，炎热的苏库尔监狱室内温度达华氏110至120度，汗水把吹进来的沙子粘满了贝娜齐尔的全身。她的皮肤开始龟裂，脸上长满了疖子，头发也一把一把地脱落，苍蝇、蚊子、黄蜂、臭虫等潮水般涌进牢房，在她的脸上、腿上又叮又咬。为躲避虫子叮咬，贝娜齐尔用被单裹住全身，但又热得受不了。
“请给我一个杀虫的药喷子行吗？”贝娜齐尔请求监狱当局。
“噢，不行。”他们拒绝说，“那东西有毒，我们不想让你出事。”
贝娜齐尔的耳病又犯了，汗水浸入耳内，使得耳内的炎症加剧。
“你被单独关在牢房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狱医查看了贝娜齐尔的耳朵后说，“很多像你这种情况的人也都臆想有各种疼痛，可是实际上都没有病。”贝娜齐尔对此半信半疑。
5月23日，布托夫人从卡拉奇中心监狱给女儿写来信，告诉她如何防暑。贝娜齐尔依母亲说的方法，每天早晨把一罐子水从头上浇下解热。尽管没有电扇，但牢外面吹进来的热风吹干她衣服的这一小时她感到特别舒服。可是，水流进了她的耳朵，炎症又加重了。
“你又在假想着耳病。”狱医继续安慰她。他个是耳科专家，他这样说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装作诊断不出病。
为打发日子，贝娜齐尔集中精神练习刺绣，还坚持每天原地跑250步，弯腰40下，摆动手臂，做深呼吸20次。贝娜齐尔不再为孤独的监狱生活焦灼不安，她确信自己已适应了监狱生活。她在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入狱之后，我觉得一小时是那样漫长，每度过一小时比度过一整天或者一个星期还要困难，然而我已经过来了，‘适应’这个词用得不对。我不能去适应一个我憎恶的环境，去适应就是去屈服。我是对付下来了。每一时刻都是过得极慢，但总是要过去的。只有真主才在这一磨难中帮助了我。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
贝娜齐尔的拘留生活应在6月12日中午结束，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将被释放，还是被继续拘留，或者面临死刑判决。“死神终于来到，但我毫不惧怕”，她在日记中写道，“当局的野兽们只能消灭人的肉体，但是消灭不了他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将会永世长存。民主必然胜利，我们将得到永生。现在至少我将离开那间孤独、单调、非人居住的牢房了。”
6月12日上午11点，军法管制副执行官的命令下达了，贝娜齐尔在苏库尔监狱将被继续拘留到9月12日。但对贝娜齐尔的待遇提高了，她的牢房里放进了一台电视机、一架收音机、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空调机。贝娜齐尔受到“A”级待遇，但这并不能让贝娜齐尔放心，她总觉得这是阴谋。
“我拒绝接受‘A’级待遇，我不参与你们制造的谎言。”贝娜齐尔对监狱长说。
在苏库尔被拘留的第四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贝娜齐尔被允许去卡拉奇看望母亲。布托夫人咳嗽得很厉害，医生认为她很可能染上了肺病，这令贝娜齐尔对母亲日益担心。“真主永存。”贝娜齐尔回狱后就不停地祈祷。8月的第四个星期三，牢房的门又被打开了。
“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女看守说。
贝娜齐尔边收拾东西，边不停地祷告：“真主啊，叫他们把我送回克里夫顿70号我的家里吧！”但押送她的车队却直驶卡拉奇中心监狱。她被关进了母亲住过的那间牢房。在此之前的7月，布托夫人因吐血而获释。
贝娜齐尔住进了为高级政治犯保留的A级牢房，但却享受不到优待。牢房左右两侧是客厅和厨房，但却被锁上了。“厕所”没法冲洗，大群蟑螂和苍蝇在里面活蹦乱跳，唯一的水桶里也漂浮着不少死昆虫。
尽管环境恶劣，但贝娜齐尔可以享受家里的饭菜。当局允许家属从克里夫顿70号家中给贝娜齐尔送饭来。刚开始，贝娜齐尔一打开饭盒，看到母亲精心制作的蘑菇乳鸡、羊肉串和烤鸡就禁不住抽搐。不久，布托夫人获准来看贝娜齐尔。看到母亲还活着，贝娜齐尔才松了口气，但也为母亲的苍老、憔悴、行动紧张而吃惊。
布托夫人告诉女儿，她在监狱中咳嗽得很厉害。开始她以为是灰尘引起的，但后来咳起血来，经过几次检查，狱医和当局对她说她可能得了肺结核。而她自己的医生认为情况还要糟糕，她身体虚弱，不能做支气管切开手术来最后确诊，但医生说不排除她患上肺癌的可能性。
贝娜齐尔紧紧拥抱母亲，安慰她说：“恐怕不会是肺癌，等做完手术再说。”
“医生认为如果得到及时治疗，我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布托夫人说，“如有可能，可到国外去治疗。”
“你应该尽快去。”
“亲爱的，你可怎么办？我怎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呢？”
作为母亲，布托夫人怎能忍受将与她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女儿留在这个充满险恶的国度呢？贝娜齐尔也大为伤感，总觉得自己像被遗弃了。当母亲把妹妹萨娜姆和弟弟沙9月都要结婚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更感绝望。父亲被囚禁时，提醒他们不要让自己显得还很快活，而现在亲人们好像对她被关在牢里已经不在乎了。他们跟平常一样过日子，还要举行结婚庆贺，似乎她根本不存在似的。贝娜齐尔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仿佛世界上的人已抛弃了她。
报纸上已不再提及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与“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有联系的说法。一位女看守曾悄悄告诉贝娜齐尔，她听说已放了一些政治犯。这消息燃起了贝娜齐尔争取释放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消息使贝娜齐尔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熄灭了。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府怀疑巴基斯坦正在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因而实施禁止核扩散政策，停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齐亚·哈克深知如果在此时再提出对贝娜齐尔和布托夫人的指控，可能会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应而最终失去所有援助。但现在，齐亚·哈克利用苏联军队在巴基斯坦身边这一资本，使美国再也不把巴基斯坦的核计划视为妨碍加强两国关系的障碍。里根政府为了与苏联抗衡，提出了向巴基斯坦提供总额共32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贝娜齐尔认为，美国为使巴基斯坦抵御苏联的威胁将它对人权及民主等问题的关心割裂开来，美国对自己战略利益的关心远远胜过它对人权和民主等问题的关心。美国的援助加强了齐亚·哈克的统治。
贝娜齐尔开始做长期过拘禁生活的准备。她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牢房狭窄的走廊里来回走一小时，即便没有食欲，也强迫自己吃下克里夫顿70号送来的饭菜。
当8月过去9月来临时，贝娜齐尔又有些乐观了。萨娜姆定于9月8日结婚，贝娜齐尔要求当局允许她去参加婚礼。
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了。“你立即就走，你获准参加你妹妹的婚礼了。”看守对贝娜齐尔说。
熟悉的大门打开了，克里夫顿70号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贝娜齐尔百感交集，她原已深信再也见不到这幢房子了，不是它被充公，就是自己在监狱被悄悄绞死，再也回不来了。然而，现在自己真真实实地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人们发现了贝娜齐尔，纷纷向她奔来，将一串串花环挂在她脖子上，花环快要盖住她的耳朵了。贝娜齐尔急忙说；“留着给参加婚礼的客人用吧。”他们却说：“不，不。这些花是为你准备的，你能回来，我们有多高兴啊！”
贝娜齐尔充分享受着这短暂的自由，她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戚拥抱，尽情地哭呀、笑呀。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同新婚的萨娜姆聊到天亮，然后又同母亲和亲戚谈笑。贝娜齐尔擦洗了卧室的四壁，希望洗刷掉她曾经经历的屈辱。
“他们不会把你送回监狱了，是吗？”表弟阿卜杜尔·候赛因问道。
当婚礼正进行时，一个家仆跌跌撞撞闯进来说：“警察在门口。”屋里顿时死一般寂静。贝娜齐尔以为这是冲自己来的，可管家说他们找母亲。
“让他们进来。我不想看到在家里有客人的时候警察破门而入。”布托夫人平静地说。
“你们想要干什么？”警察一进门，布托夫人便问。
警察显然也知道他这时来很不是时候，他的出现与这里的气氛很不协调，他怯生生地递给布托夫人一则军法管制今。那不是逮捕令，仅是禁止布托夫人去旁遮普省。贝娜齐尔和客人们长长地松了口气。
在婚礼中，律师穆吉布告诉贝娜齐尔，他明天一早要去见信德省内务秘书，他将要求当局把她留在克里夫顿70号，因为她的拘留期只有一星期了。
贝娜齐尔对这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客人们走后，她便收集了一些报纸杂志，并准备了清洁巾和杀虫药，等待着警察的到来。贝娜齐尔给哈佛和牛津时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写了封信。布托夫人曾告诉她，彼得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主管南亚事务，他最近来过巴基斯坦，调查美国的安全利益问题。他曾要求到卡拉奇中心监狱去探望贝娜齐尔，但当局没有给他任何答复。
“呆在这儿。”当贝娜齐尔端着茶走进妈妈的房间时，布托夫人对女儿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听听穆吉布带来的好消息。”不一会儿，穆吉布回来了，他告诉贝娜齐尔，内务秘书拒绝了他的请求，对他说除非她承诺不违反政治禁令，要不然还得去监狱。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贝娜齐尔重又回到了卡拉奇中心监狱。三天后即9月13日，一位狱吏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又毫不意外的通知：区军法管制执行官下令将贝娜齐尔在卡拉奇中心监狱的拘留期延长三个月。
贝娜齐尔开始每天做祷告，现在她希望祈祷能帮助她获释。她把获释的希望寄托在9月30日，但没有实现。她又把希望寄托在10月初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巴基斯坦的日子。
贝娜齐尔认识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撒切尔夫人还是反对党领袖时，贝娜齐尔和父亲在拉瓦尔品第总理府见到了她。当贝娜齐尔任牛津辩论社主席时，在伦敦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里再次见过她。
然而，一场意外的事发生了，并引起了又一次大逮捕。
1981年9月25日，齐亚·哈克政府的一名部长乔杜里·扎胡尔·伊拉希在拉合尔遭到伏击，他被打死。同车的前拉合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毛尔维。穆斯塔克·侯赛因受了伤，他曾宣判布托的死刑。
贝娜齐尔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陡生几丝快感。“现在他的妻子、女儿和家人将明白悲伤是怎么回事了。”贝娜齐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高兴，因为穆斯林不为别人的死而高兴。生与死掌握在真主手中。但当我得知坏人没能逃脱惩罚时，心里还是觉得得到了一丝安慰。”
暗杀发生的第二天，米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宣布这起事件是由“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干的。于是各种报纸充斥着恐怖主义分子、谋杀犯、政治刺客等标题。当局又一次开始大逮捕，人民党的一个又一个年轻领导人被捕。据报载，仅哈里普尔监狱就关了103名年轻人，另有200名被关在附近的城里。
在这恐怖气氛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巴基斯坦。她在走访了设在巴基斯坦边界的阿富汗难民营后，给齐亚·哈克颁发了证书，称赞他是“自由世界的最后一个堡垒”。
贝娜齐尔深感失望，甚至于愤怒。她不知道彼得·加尔布雷思回到华盛顿后，就提出了巴基斯坦的人权问题。参议院每次开会涉及到巴基斯坦时，他和佩尔参议员都将人权问题和贝娜齐尔被拘禁的案件提出来。他们认为那样可以最终形成足够的压力，使齐亚·哈克当局最终释放贝娜齐尔。
“看来齐亚总统正在对被处死、或者说被谋杀的前总理布托的遗蠕和女儿掀起仇恨运动。我不知道当局是否已就布托家人被监禁和虐待的问题同巴基斯坦政府进行过交涉。”佩尔参议员质问助理国务卿。佩尔参议员还劝说同僚们修正议案：“在批准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之时，国会希望巴基斯坦迅速恢复充分的公民自由权和建立代议制政府。”
4年后，当贝娜齐尔流亡国外时，曾到美国，对为她获释作出努力的佩尔参议员和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表示感谢。
11月26日，报纸报道说：“在全国范围内搜捕‘佐勒菲卡尔反抗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仍在继续，警察已逮捕了几百人。”贝娜齐尔开始做恶梦，她梦见弟弟米尔秘密回到巴基斯坦。他越过阿富汗山口，渡过印度河，回到克里夫顿70号，躲在碗橱里。军人袭击了她家，就在他们打开碗橱看到米尔时，贝娜齐尔惊醒了，她深深地为弟弟担心。
结束拘留的日子到了，但贝娜齐尔知道当局不会释放她。12月11日，延长拘留的命令到达了，然而，佩尔参议员的动议显然在巴基斯坦起作用了。两星期后，副监狱长突然光顾贝娜齐尔的牢房，对她说：“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早晨5点45分警察送你去拉卡纳。”
1981年12月27日，贝娜齐尔又一次回到了老家拉卡纳的穆尔塔扎。尽管院墙内外驻有准军事部队的士兵，但毕竟是家，这让贝娜齐尔感到亲切。尽管当局许诺她每两星期可见三个客人，但实际上只有母亲布托夫人、妹妹萨娜姆和姑姑玛纳能获准来看她，而且不许谈政治。
每过三个月，当局便照例来宣读一次对贝娜齐尔延长拘留的命令。贝娜齐尔对那句话已倒背如流：“军法管制副执行官认为，为了防止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从事违犯军法管制有关规定的行为，或为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为了公众的安全或利益，或为有效地执行军法管制令，有必要对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实行拘留。”这不断延长的拘留使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度过了长达一年多的软禁生活。
贝娜齐尔越来越为母亲着急。自从布托夫人去卡拉奇中心监狱看望女儿时说医生怀疑她得了肺癌，到现在已有四个月了。布托夫人要求当局允许她出国治病，但当局不加理睬。谣传说内务部无能为力是因为齐亚·哈克把布托夫人的档案带在身边到北京访问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当局仍未允许布托夫人离开巴基斯坦。又一个月过去了。布托夫人的医生非常失望，便开始进行化疗。布托夫人把这一消息告诉贝娜齐尔，贝娜齐尔非常难过。
布托夫人的病越来越引起关注。萨娜姆打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人民没有忘记妈妈。我们经常接到问候她的电话。法赫丽也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在外交场合、咖啡店、汽车站和电影院，母亲的健康情况总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贝娜齐尔在穆尔塔扎为母亲祈祷。布托夫人的遭遇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人们喊出了口号：“我们没能救布托先生，我们怎么也不能眼看着布托夫人被整死。”
只有女性才真正理解女性，才真正理解痛苦，也只有女性才更懂得同情。布托夫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广大女性的愤慨。表妹法赫丽打来电话，告诉贝娜齐尔说：“你猜怎么着！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妻子和姐妹们参加了为挽救姑姑生命举行的妇女游行。”
“警察逮捕了她们吗？”贝娜齐尔又惊又喜。
“他们没敢。他们一来，游行的人就都跑进了军法管制执行官的家里，关起了大门。”
贝娜齐尔并不知道母亲的遭遇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关注。
在英国，贝娜齐尔的一些老朋友和人权活动家发起了一场“救救布托妻女”的运动，并且游说议会对巴基斯坦当局施加影响。两位下院议员琼·莱斯托和乔纳森·艾特肯立即响应，在下院提出了“早日议案”：“有关布托夫人的治疗—一本院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准许正遭受癌症折磨的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美国政府也发出呼吁。1982年11月8日，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成员约翰·格伦参议员致信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说；“亲爱的大使先生，前总理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在两个月前申请去国外治疗肺部恶性肿瘤……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呼吁贵国政府尽快批准布托夫人的申请。迅速的批准将被视为是富有同情心的举动，并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11月11日，出访东南亚的齐亚·哈克在吉隆坡说：“布托夫人没什么病。如果她想去国外度假观光，她可以申请出国，我会考虑的。”他还专门成立了联邦医疗委员会，由它来决定是否有必要批准布托夫人去国外治疗。
“齐亚将不得不放母亲出国”，贝娜齐尔对此充满信心。贝娜齐尔终于如愿以偿，联邦医疗委员会的委员们勇敢地在让布托夫人出国治疗的声明上签了名。
1982年11月，布托夫人发表了感情深沉的告别声明，她说：“为治病所迫，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暂时离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的思想将永远同大家在一起，同斗争中的群众、同遭受饥饿和压迫的人民、同被剥削的、遭受歧视的和那些向往巴基斯坦进步繁荣的人民在一起……”
布托夫人在致人民的信中还说：“我向我的仍然被监禁在监狱里的女儿致敬。”她对人民党的领导班子作了安排，组成由贝娜齐尔·布托小姐为首的十二人委员会来领导人民党的日常工作。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在布托夫人出国期间任人民党代理主席。
贝娜齐尔获准来同母亲告别。11月20日夜晚，贝娜齐尔与母亲吻别。布托夫人和贝娜齐尔抱头痛哭，母女俩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样。“保重自己。”布托夫人对女儿说。她们一起走出克里夫顿70号。就在这里，13年前贝娜齐尔去哈佛求学时，母亲把一本《古兰经》放在她头上祝福。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贝娜齐尔百感交集。
1982年11月20日，布托夫人努斯拉特获准离开巴基斯坦，出国治病。
由于在联邦德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布托夫人的癌症得到了控制，而贝娜并尔则被软禁在克里夫顿70号。每天有11名狱吏驻守在她家，门外隔墙每隔两英尺就有一名准军事部队士兵站岗，特工人员密切注视着前后门内外的动静。贝娜齐尔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度过了11个月的软禁生活。
在这里，贝娜齐尔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雅各博·蒂默曼的著作《没有名字的囚犯，没有号码的牢房》。书中记述了这位报刊出版人在阿根廷被作为政治犯关押了两年半的经历，引起了贝娜齐尔的强烈共鸣。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心灵的共鸣。当他提到电椅的酷刑时，那些字便跃然出现在我眼前。蒂默曼写道，身体似乎被撕裂，然而奇怪的是身上并没有疤痕。政治犯在被用刑之后抛在一边，稍有恢复，便又被施以酷刑。他是在讲阿根廷，还是在讲巴基斯坦军事当局的拷问室？”
贝娜齐尔并未经历过残酷的刑罚，但她听到的许许多多刑罚令她不寒而栗。据说军事当局给犯人戴重镣铐、压大冰块、灌辣椒水，甚至连妇女也不放过。人民党总书记的妻子纳希拉·拉纳·绍卡特受到电刑折磨，被连续审讯达23天，甚至不准她睡觉。
1982年12月，齐亚·哈克访问华盛顿。在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谈中，齐亚·哈克受到强烈的批评。“那些与会的人回忆说，在佩尔交给齐亚·哈克一封有关委员会对巴基斯坦一些政治犯表示关注的信前，他看上去沉着而自信。”《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委员会所列的政治犯的名单上，第一个便是贝娜齐尔·布托。”
佩尔参议员追问齐亚·哈克，贝娜齐尔·布托被软禁一案时，齐亚发火了。他怒气冲冲地说贝娜齐尔犯了法，“参议员，我可以告诉你，她现在住的房子比任何参议员的房子还要好。她可以见亲戚朋友，甚至可以随便打电话。”齐亚·哈克不无揶揄地辩解。
“是吗？”彼得·加尔布雷恩颇为怀疑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克里夫顿70号。彼得要求同贝娜齐尔讲话。
“你不能跟她通话。她被关在监狱里。”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从美国参议院打的电话，你们总统刚才还在这儿，他告诉我们布托小姐可以打电话。”
“你不能和她通话，这是不允许的。”对方断然放下了电话。
彼得·加尔布雷恩和佩尔参议员知道自己被愚弄了。
贝娜齐尔在孤独中迎来了1983年。晚上贝娜齐尔开始磨起牙来，早晨醒来后发现关节疼肿，指头紧紧地并在一起打不开。她的耳朵也又一次开始疼痛。
“你的耳朵没什么毛病。”当局海军医院的耳科医生说。
医院的牙医竟然问贝娜齐尔哪颗牙要拍X光照片。贝娜齐尔没好气地说：“你是牙医；不是我。我这一片都疼。”但牙医回答说：“我们不能浪费X光片子。”
关于贝娜齐尔健康问题的传闻在英国报纸上出现后，巴基斯坦驻英使馆新闻公使赶紧给《卫报》去信说：“每当她诉说有病时，都被送到卡拉奇最好的医院治疗。由于她抽烟很厉害，牙龈出了毛病，为此她正在接受她自己选择的著名牙医的治疗。”对于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英国的这场新闻战，贝娜齐尔当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
1983年3月，贝娜齐尔惊讶地接到当局要她为共产主义分子贾姆·萨奇出庭作证的要求。贝娜齐尔所知道的贾姆·萨奇是一直反对她父亲的贾姆·萨奇，至于有关他别的事，她一无所知。但是贝娜齐尔经历了两年的软禁生活，非常渴望有机会谈论军法管制的问题，法庭能给她提供一个两年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场所。
3月28日，警察封锁了从克里夫顿70号到克什米尔路之间的所有道路，在人行横道上交叉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贝娜齐尔被警察带去法庭作证。当他们路过街道时，街道上空无一人。为了这个证人，政府大动干戈了。
原定贝娜齐尔作证一天，但贝娜齐尔对贾姆·萨奇提出的问题答复得非常长，因而作证用了两天时间。
“伊斯兰教里提到了军法管制这个问题吗？”贾姆·萨奇问。
贝娜齐尔借机发挥，猛烈抨击军法管制。她说：“要明白伊斯兰教里是否谈及军法管制的问题，我们应首先弄清什么是军法管制和什么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要求我们信奉真主，而军法管制要我们服从军事指挥官。一个穆斯林只能信奉真主。
军法管制，如果我没记错，源自普鲁士帝国和俾斯麦时代。为了兼并所征服的土地，俾斯麦废止了那些土地上原有的法律，用枪杆子强行推行根据他们意志制定的法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法管制也指占领军的统治。占领军指挥官的话就是法律。
在殖民主义时代，本土的人民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经济利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撤出了大多数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时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推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民族领袖，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但是，先前的殖民帝国经过形式上的改变，为了取悦于它们自己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支持军人——阿訇集团。而这种集团剥夺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破坏了有益于指引人民向前进的指路灯。由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这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很多新独立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之下，然而，一个基于武力的政权同强调协调一致的伊斯兰宗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次，军事当局往往是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而伊斯兰教里没有夺权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里根本没提到过军事管制这一问题。”
尽管法庭不允许新闻界人士列席，但贝娜齐尔的慷慨陈词还是被影印，传发到报界、律师协会、甚至政治活动分子的牢房。英国的《卫报》曾对贝娜齐尔大加赞扬说：“布托小姐看上去身体不错，镇定自若。她的雄辩与才智毫不比以前逊色。”
但贝娜齐尔的病却越来越严重，耳朵疼痛难忍，耳内杂音越来越大。4月的一天晚上，当她正走过会客厅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抓住沙发扶手，等着昏眩消失，然而，她眼前却一片漆黑，接着，昏倒在沙发上。
“快！快！赶紧给小姐请医生！”家仆急忙跑去对看守说。
不到一小时医生来了，检查完耳朵后，医生对贝娜齐尔说：“你的状况很危险，得请个耳科专家看一看。”
“如果你不说明我需要有耳科专家，当局会继续说我的耳朵没毛病”
贝娜齐尔赢得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同情，他用明确的文字在给当局的病历上写明了必须找一位耳科专家给贝娜齐尔看一看。
专科医生来了，“你的耳膜穿孔”，这位三年前曾为贝娜齐尔动过手术的耳科专家告诉贝娜齐尔，“穿孔引起了中耳和乳突骨发炎。你必须到国外去做显微手术，我们这里没这个条件。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的颅骨锯开，那样极其危险。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国外去治疗要好得多，好得多。”
这位医生坦诚相告：“我能在这里给你做手术，但我担心他们会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你麻醉后作手脚。即便是我拒绝，他们也会找别人来干这种事的。无论如何，你去国外治疗要好得多。”贝娜齐尔感谢他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贝娜齐尔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写到：“可以说（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贝娜齐尔申请出国治疗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左半脸开始失去知觉，耳内杂音使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医生每星期来克里夫顿70号一次，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医生日益受到刁难。
“你经常开车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个警长问医生，“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给他家送去了那部电影的录像带。此后，有人在电话里威胁他。但医生一如既往，这令贝娜齐尔深受感动。
尽管母亲已经出国，但贝娜齐尔并没有被人遗忘，她的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和佩尔参议员仍时刻在关注着她。
1983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蛋糕没遭殃。他们对什么都不放过，我们一直担心你还没切蛋糕，就让他们先切开了。”萨米碰、萨娜姆和佩而带着佩丽花了好几小时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来了。
在英国的朋友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等人也没忘记她。贝娜齐尔后来得知，6月21日牛津辩论社宣布为在监禁中过生日的贝娜齐尔体会静默一分钟，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时才享有的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