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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传》作者:刘文山等

布托(巴)
贝布托传
引言
  1977年7月5日,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巴基斯坦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年仅49岁的民选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领导的文宫政府被推翻。布托总理被捕下狱。
  1979年4月4日凌晨,被巴基斯坦军法管制当局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前总理佐·阿·布托,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被秘密绞死。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国际社会曾为挽救布托的生命作过多种努力力,人们都为巴基斯坦这正值盛年的杰出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过早地消失感到惋惜。
  随着佐·阿·布托总理的政府被推翻和布托先生离开人世,布托家族——这个活跃在巴基斯坦政治舞台上的历史久远的名门望族被从政治的巅峰上掀到了苦难的谷底。佐·阿·布托的遗孀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和长女贝娜齐尔·布托小姐遭到政治迫害,经历了无数次的被捕、拘留、监禁和软禁,先后离开祖国,流亡国外,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的政治舞台上似乎正在漫漫地消失。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政治舞台更是瞬息万变。1988年8月17日,推翻佐·阿·布托总理而上台执掌巴基斯坦最高权力长达11年之久的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正在踌躇满志之时,却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天无绝人之路。齐亚·哈克将军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外消失,对处在困境中的布托家族来说,不啻是一个天赐良机,布托家族的命运因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佐·阿·布托的长女、布托家族新一代的传人、年方3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紧紧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其顽强不屈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毅力、卓而不群的对华、机智灵活的策略,借助布托家族巨大的政治声望,终于赢得了巴基斯坦人民的信任,在他父亲被军事政变推翻11年之后首次举行的大选中,当选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
  贝娜齐尔·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开创了几个记录:她是巴基斯坦历巴上第一位女总理,也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她还是伊斯兰国家中第一位女总理,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因此,贝娜齐尔·布托的当选,立刻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她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对她的生平、政治生涯和成功之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都想了解和认识南亚次大陆上升起的这颗举世瞩目的政治新星,从她不平凡的经历中寻找历史的启示。
  使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还比较落后、男人在社会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国度里,能够涌现出贝娜齐尔·布托这样杰出的女政治家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可以归纳为三点:贝娜齐尔·布托的家族的影响;贝娜齐尔·布托本人的品行和才华;巴基斯坦一定时期内的特定的历史条件。
贝布托传--第一章
第一章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印度河纵贯国境,从东南部的信德省汇入茫茫的阿拉伯海。印度河流域是古代印度文明的发祥地,曾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代印度文明。在巴基斯坦,至今还保留有许多古代印度文明的遗迹.向世人展示着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奔腾不息的印度河、日夜流淌,几千年来,辛勤地哺育着河两岸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巴基斯坦人民。
  贝娜齐尔·布托的祖先,世代生活在印度河平原南部的信德省。古老的布托部落是信德省最大的部族之一,曾拥有几十万人,分布在巴基斯坦各地和印度。部族中的人既有地主,也有农民。贝娜齐尔·布托所属的布托家族,是布托部落著名首领萨尔塔尔·达都·汗的传人。布托家族是信德省最大的地主之一,拥有的土地不是以英亩,而是以平方英里计算。
  贝娜齐尔·布托的祖父沙·纳瓦兹·汗·布托爵士,虽是信德省闻名遐迩的大地主,但却远比那些只知道世代承袭土地的地主们开明进步得多。在英国人统治印巴次大陆时期,他就开始从政,曾任尤纳加德邦总理,并被封为爵士,成为著名的政界人物。从政使他视野开阔,思想解放,使布托家族在信德省率先打破了一些封建思想的陈规陋习。在孟买担任公职的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社会才能摆脱那些陈旧落后的东西,不断发展进步。为此,他使自己的儿子佐·阿·布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送儿子去国外留学,使佐·阿·布托最终成为巴基斯坦杰出的政治家,促进了巴基斯坦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了他的初衷。
  贝娜齐尔·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政治家,巴基斯坦人民党的创立者,1971—1977年曾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他1928年1月5日出生在信德省拉卡纳地区的穆尔塔扎村。从贝娜齐尔·布托的祖父时起,布托家族的中心就移到了这里。虽然后来布托家族又在信德省的省会、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市濒临阿拉伯海的克里夫顿大街70号安了家,但穆尔塔扎这个普通的乡村却一直被布托父女视为布托家族真正的家,因为布托家族的根是扎在这里的。贝娜齐尔·布托在齐亚·哈克将军统治时期,也曾多次被拘禁在穆尔塔扎。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贝娜齐尔·布托在这里对人生、社会、民主、政治等作过深沉的思索。她在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上,汲取了无限的营养和智慧,为以后的政治生活准备了思想基础。
  佐·阿·布托的母亲伯格姆·胡尔希德·布托,出身于印度孟买一个收入低微的印度教徒家庭,她与那时正在孟买担任公职的富家子弟沙·纳瓦兹·汗·布托相识并结婚。婚后,她皈依伊斯兰教。在穆尔塔扎,她为丈夫生了四个孩子,但只有佐·阿·布托是男孩。在男人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布托做为这个富贵之家的唯一男孩,受到了无比的宠爱。布托的父亲开明且富有远见,他不满足于儿子承传自己的家业,而是希望他有更大的作为,所以在对布托进行严格的传统教育之后,又把布托送到国外学习。
  佐·阿·布托在美国和英国留学期间,受到了严格的西方教育,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布托先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政治学,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理论,耳濡目染了美国式的民主政治。1950年以优异成绩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他父亲为了使他获得全面发展,又把他送进英国牛津大学基督学院攻读法律,系统学习和掌握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1952年,布托结束学业,获得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在通过了伦敦林肯法学院的考试后,布托获得林肯法学会高级律师资格,并被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聘任为国际法学讲师。回国后,布托在家乡信德省的卡拉奇从事律师职业,并在信德穆斯林法学院任宪法学讲师。从1953年起,布托开始在信德省高等法院任职。
  贝娜齐尔·布托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生于1930年3月23日,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佐·阿·布托被绞死后、她当选为巴基斯坦人民党终身主席,对贝娜齐尔·布托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起了重要作用。努斯拉特·布托祖籍伊朗,是巴基斯坦大资本家伊斯巴哈尼家族的成员,属于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穆斯林。英国人统治印巴次大陆时期,她父亲在印度的孟买等地从事工商业活动,颇有成就。努斯拉特在孟买和浦那渡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期。1947年印巴次大陆实行分治后,由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发生了激烈的宗教冲突,努斯拉特随父母被迫离开孟买,移居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到卡拉奇后,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被从印度驱赶出来的穆斯林难民筹集款项,接济穆斯林兄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努斯拉特在这些活动中,充分发挥和显示了她的社会活动能力和高尚的品德,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努斯拉特端庄美丽,聪颖好学,曾留学英国。才貌双全的努斯拉特很快就赢得了才华横溢的佐·阿·布托的青睐,共同的志向使他们双双坠入了爱河。1951年,佐·阿·布托与努斯拉特结为伉俪。
  贝娜齐尔·布托1953年6月21日出生在巴基斯坦南部的港口城市卡拉奇。她是佐·阿·布托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在巴基斯坦。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在布托家里,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思想禁锢。贝娜齐尔·布托的祖父就曾以开明闻名于信德省,而受过西方教育的布托夫妇,更是具有现代意识,在家庭生活中打破了一切陈规陋俗,实行男女平等。
  贝娜齐尔的出世,给布托夫妇增添了无限的欢乐。他们把贝娜齐尔视为掌上明珠,爱称为“萍姬”。因为贝娜齐尔出生在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那一大(夏至),布托夫妇便认为她一定会有好运气,给她起名“贝娜齐尔”。在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里,贝娜齐尔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可见布托夫妇的良苦用心,他们对贝娜齐尔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在贝娜齐尔之后,布托夫妇又有三个孩子相继出世,他们分别是:贝娜齐尔的大弟弟米尔·穆尔塔扎·布托,1954年出生;妹妹萨娜姆·西玛·布托,1957年出生;小弟弟沙·纳瓦兹·布托,1958年出生。
  重视教育是布托家族的传统。如同贝娜齐尔的祖父对待佐·阿·布托一样,布托也要使自己的子女享受最好的教育。作为布托家族长女的贝娜齐尔,从小就聪明伶俐,机智过人,显示出超凡的才能。因此,贝娜齐尔在家里一开始就享有特殊的地位,布托夫妇把她作为家族的希望所在,给予她特殊的关照。贝娜齐尔3岁时,就被送进当地有名的詹宁斯女子幼儿学校,接受早期教育,进行智力开发。5岁时,贝娜齐尔又被送进卡拉奇的耶稣和玛利亚女修道院学习。它是当地最好的一所教会学校,贝娜齐尔在这里学完了小学课程。由于在这所教会学校里授课的爱尔兰修女们用英语授课,所以贝娜齐尔很小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常和父母在家里讲英语。
  布托夫妇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独立生活能力,认为这是他们今后安身立命的基础,训练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处理事务。贝娜齐尔4岁的时候,她父亲佐·阿·布托在仕途上出现了第一次转折。他被共和国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任命为巴基斯坦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前往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的纽约工作。从此,佐·阿·布托不断地担任一个又一个的公职.仕途上的一帆风顺使他难得有机会回家与孩子们共同生活。努斯拉特·布托由于要经常陪同丈夫一起外出旅行,所以孩子们常被扔在家里。这时父母总是对贝娜齐尔说:“你最大,要照顾好弟妹。”
  贝娜齐尔从小就被培养起一种独立精神,一种责任感,每当父母远离家门对。她便责无旁贷地负责起这个家了。8岁时贝娜齐尔把母亲给她用来买东西的钱精心加以支配,每天晚上都跑到厨房里煞有其事地跟管家巴布一起算账。虽然这近乎孩提时代的一种游戏,但这对把它看得极为认真的贝娜齐尔来说,却是一种增强自立能力的极好的锻炼。
  佐·阿·布托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他经常告诫孩子们一定要把学习搞好。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布托为孩子们聘请了一位英籍家庭女教师,每天下午学校放学后为孩子们讲授数学和英语。为了使孩子们全面发展,在以宗教立国的国度里精通伊斯兰教义。布托还在每天的课后,请阿匐来家为孩子们讲解宗教和经文,主要的内容就是诵读和理解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这也算得上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作为一个穆斯林,贝娜齐尔从9岁起,就由母亲领着做祈祷。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虔诚的穆斯林,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做什么事,每天总要面向西方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拜倒在地做五次祈祷,具体时间是每天的5点、12点、16点、18点和20点。每星期五午后还要到清真寺做集体礼拜。此外还有各种宗教节日和仪式。贝娜齐尔常同母亲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从小就受着宗教的熏陶。
  在贝娜齐尔天真烂漫的童年,她的生活是幸福而平静的,然而她的祖国却并不平静。
  自从巴基斯坦1947年8月14日获得独立以后,这个印巴次大陆上新生的国家,一直被笼罩在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种族的动荡之中。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是国家的象征,被尊奉为巴基斯坦的国父。然而他领导这个百业待兴的新生国家仅仅一年多便不幸去世,给这个新生的国家留下了无穷的遗憾。虽然真纳的副手里雅格特·阿里·汗,作为政府总理尚能驾驭局势,化解矛盾,稳定局面,但随着他1951年10月遇刺身亡,巴基斯坦就再也没有一个能为矛盾的各方所接受的公认的领导人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使国家陷入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政府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定。从1947年独立到1958年10月的11年间,巴基斯坦先后更换了四位总督或总统(1956年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通过前称总督,通过后改称总统),政府总理七次易人。在位时间最短的伊·易·琼德里加总理,任职时间不满两个月。政局之动荡,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保持国家政治稳定的具有权威的政府。巴基斯坦独立后11年里无休止的政治混乱,使人民感到厌倦。当政客们无力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时,军人登上了政治舞台。
  1958年10月,贝娜齐尔·布托5岁的时候,她的祖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自1951年起一直担任陆军总司令的军方最高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把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赶下台,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自任总统,开始了他对巴基斯坦长达十年多的统治。
  阿尤布·汗统治时期,巴基斯坦政局出现了十年的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贝娜齐尔·布托的父亲佐·阿·布托初露锋芒,仕途上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1958年10月,阿尤布·汗政府建立伊始,刚到而立之年的佐·阿·布托就受到阿尤布·汗总统的赏识,被任命为政府的商业部长,成为当时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部长。以后布托又先后担任过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国家建设和新闻部长,燃料、电力和天然资源部长,克什米尔事务部长,1963年1月至1966年6月任外交部长,被阿尤布·汗总统视为亲信和知己。
  1962年10月,巴基斯坦政府与中国政府就边界问题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佐·阿·布托担任外长后,于1963年2月26日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举行了会谈。3月2日,布托外长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边界协定的签订是中巴友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巴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地解决相互关系中的问题、推诚相见的光辉范例。佐·阿·布托先生为发展巴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
  佐·阿·布托仕途上的成功与繁忙并没有影响他对子女们的热心和教育,他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总要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叮嘱他们一定要把学习抓好。为了对贝娜齐尔进行全面的培养,布托总是鼓励她多了解一些世界,并不时带她外出旅行或出席各种活动,以增长见识,接受政治和外交的熏陶。
  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贝娜齐尔正好与她父来一起乘坐外长的私人专列旅行。布托得到消息后,立刻叫醒熟睡中的贝娜齐尔,急切地告诉她美国总统被刺杀的消息,并让贝娜齐尔坐在他身旁,与他一同听取有关约翰·肯尼迪遇害的最新公报。贝娜齐尔当时只有10岁,虽然她还不能完全弄懂这件事情的含意,但政治的残酷却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阴影。16年后,她的父亲作为政治家也死于非命,贝娜齐尔更亲身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无情。
  佐·阿·布托为了让子女们了解世界,增长见识,也时常让他们见一见来巴基斯坦访问的外国代表团。
  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作为外交部长,佐·阿·布托全程陪同中国代表团。自从一年前他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巴边界协定,他便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在那次访问中,毛泽东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把一项解放帽作为个人礼品送给他。布托先生十分珍视这一礼物,把它挂在自己的更衣室里,并且经常在孩子面前称赞中国革命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这次当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访时,布托便邀请他们到家里坐客,把全家介绍给客人,并设家宴款待贵宾。贝娜齐尔这时只有11岁,为了见她父亲所称的“中国的重要人物”,她特地穿上了父亲从纽约给她买回来的最漂亮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学识渊博,和蔼可亲,贝娜齐尔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中国总理,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对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的友好感情。临别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夫妇与布托全家合影留念,贝娜齐尔就站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中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1965年,正在巴基斯坦北部茉莉山区一所住宿学校学习的12岁的贝娜齐尔·布托,亲身经历了第二次印巴战争。与印度的关系、从巴基斯坦独立起直到贝娜剂尔·布托当政的今天。一直是巴基斯坦外交上的最重要的课题,第二次印巴战争与发生在1947年10月的第一次印巴战争一样,都是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
  克什米尔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位于喀喇昆仑山这南的喜马拉雅山区,地势高峻,是中亚细亚的心胁,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接壤,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面积21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00多万。
  在英国人统治印巴次大陆时期,查谟和克什米尔是英属印度最大的土邦之一。1947年,英国推出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根据方案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分别建立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方案中明确规定了由英国人直接统治的11个省份的归属,但对于由印度王公统治而英国保有宗主权的土邦,则规定由它们自行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是成为独立的国家。因此,土邦的归属成为印巴两国政府斗争的焦点。特别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巴两国都接壤,战略地位险要,对印巴两国的国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它的归属问题成为印巴两国矛盾的焦点,两国都势在必得。
  查谟和克什米尔居民中,77%是穆斯林,20%信奉印度教。但由于土邦的上层统治者信奉印度教,因而土邦内部穆斯林群众与上层的王公贵族之间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对归属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卷入冲突,于1947年10月发生第一次印巴战争。
  第一次印巴战争延续达15个月之久。1948年8月和1949年1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先后通过关于克什米尔停火和公民投票的决议,印巴双方均表示接受。1949年l月双方正式宣布停火,7月划定了停火线。战后,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地区约占克什米尔地区总面积的2/5,人口约占1/4;印度实际控制地区约占总面积的3/5,人口约占3/4。此后印巴两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争执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两国关系的隐患。
  1965年,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关系又趋紧张。8月,克什米尔印占区的穆斯林,为反抗印度的统治和教派迫害,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印度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对反抗的穆斯林群众进行镇压,并公然破坏印巴两国1949年划定的停火线,派军队入侵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对巴基斯坦进行武装挑衅。
  8月25日,印军向巴基斯坦控制区的乌里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巴基斯坦军队在奋起抵抗印军进攻的同时,向乌里地区以南的印占克什米尔的查摸地区发起反击,直逼查谟城下。印军为解查谟之危,便把战火引向克什米尔地区以外。9月6日晨,印军越过边界,大举进攻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锡亚尔科特地区,由克什米尔争端引发的第二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爆发后,9月7日至9日,印军进一步扩大战火,又先后进攻东巴的卡里干则和西巴的海德拉巴地区,双方军队展开激战。为配合地面战斗,印巴双方还出动空军相互袭击对方的空军基地和重要城镇。印度空军还空袭了巴基斯坦的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并在拉瓦尔品第、卡拉奇和东巴的吉大港等地实施空降作战。巴基斯坦军队则进行了英勇的反击。
  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作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佐·阿·布托,率团飞往联合国,在国际讲坛上阐述巴基斯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一贯的原则立场:即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按照联合国以往的决议,通过举行全民投票让克什米尔人民充分享有自决权,自由决定其未来。佐·阿·布托强烈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呼吁同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印度的侵略行径。布托在联合国内外的外交活动,为巴基斯坦争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为联合国安理会最后通过停火决议,使印巴双方结束战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年仅12岁的贝娜尔·布托,也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当时她和8岁的妹妹萨娜姆·西玛·布托正在巴基斯坦北部茉莉山区的一所住宿学校学习。由于茉莉山正好位于一条从克什米尔通往巴基斯坦内地的道路上,因此它极有可能遭到印军的进攻。为了预防不础哪嘛和玛利亚女修道院的修女们让学生们作好充分的准备,建立了掩蔽所,并进行防空演习、当时这所学校里有很多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的女儿,为了避免一旦落入印军手中暴露身份,贝娜齐尔和这些同学们互相以假名相称,并把这当成一种乐趣。她们既对战争的威胁恐惧不安,又对可能发生在眼前的战争情景进行种种幻想。
  令她们感到庆幸的是战火并没有烧到她们学校。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使印巴双方宣布停火。燃烧了近一个月的战火终于停息了。
  战后、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斡旋”和倡议下,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与印度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于1966年1月4日至10日在苏联南部城市塔什干举行会晤。经过谈判,双方就解决两国武装冲突与恢复正常的和平关系等问题达成协议。1月10日,印巴双方共同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宣言共九点,主要构容是印巴两国同意遵照联合国宪章,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在1966年2月25日以前,双方把全部武装人员撤回到1965年8月5日前各自所在的阵地;两国关系要建立在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之上;双方不搞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宣传。采取切实措施恢复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交通和通讯联系以及文化交流;双方互相遣返战俘;继续进行多种级别的对话以讨论两国间的有关问题。
  佐·阿·布托外长认为巴基斯坦是战争中的胜判者,因为它夺取的领土比丢失的领土要多,而《塔什干宣言》规定双方将军队撒回到战前位置,这就意味着巴基斯坦放弃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因此,他强烈反对阿尤布·汗总统签署《塔什干宣言》,并为此向总统递交了辞呈。
  1月11日,刚刚签署完《塔什干宣言》的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尚未来得及返回印度,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于塔什干。佐·阿·布托讥讽他是乐极生悲。
  《塔什干宣言》签署以后,佐·阿·布托外长与阿尤布·汗总统之间的分歧日渐严重,并且公开化。1966年6月,阿尤布·汗总统终于接受了布托的辞呈。布托与阿尤布·汗从同僚共事到政治上决裂,并不仅仅是由于在《塔什干宣言》上的歧见,而是有一系列深层的政治原因的。
  阿尤布·汗1958年10月上台执政时,由于结束了巴基斯坦独立后长达11年的政治混乱局面而受到人民的拥护。上台后他采取措施禁止政党活动,严惩违法犯罪行为,整饬吏治,实行具有本国特色的基本民主制;在经济上进行土地改革,开展绿色革命,鼓励私营工业发展,因而使巴基斯坦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在阿尤布·汗执政的后期,他已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落后于时代,因而遭到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强烈的反对。阿尤布·汗由受到人民拥护最后发展到遭到人民唾弃,主要原因是他将个人专权长期化,在国内政治局势稳定后,不仅不推行和扩大民主化,反而压制民主要求,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实行独裁统治;经济政策的推行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却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巴基斯坦国内反对阿尤布·汗的运动到1967年进入高潮。从1968年冬开始,形成了全国性的打倒阿尤布·汗运动。在反对阿尤布·汗的旗帜下,持有不同政见的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佐·阿·布托与阿尤布·汗决裂后,便投身于建立民主政治、反对阿尤布·汗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布托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渊博,且年轻有为,精力过人,律师职业又使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因此很快就在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著名的政治人物。贝娜齐尔·布托在父亲辞去外长职务后,曾同他一起乘外长专列由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返回老家拉卡纳。沿途她目睹了群众运动中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她父亲所受到的欢迎,耳濡目染了巴基斯坦的政治斗争,对民主等政治词语有了初步的理解。
  为了卓有成效的开展政治斗争,佐·阿·布托决定建立自己的政党。经过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中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布托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追随者,并以他们为骨干,于1967年11月30日,在拉合尔建立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布托任该党主席。
  人民党建立后,推出了自己不同于巴基斯坦以往其它政党的独具特色的纲领。党纲首先把信仰伊斯兰教作为人民党和巴基斯坦国家的最高指导思想,宣传穆斯林为了伊斯兰事业可以贡献自己的生命,在全国彻底实行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对工业和金融业等实行国有化。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实行劳工、教育和妇女改革,从而实现社会平等,结束贫穷、饥饿和剥削,使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需要的面包、衣服和住房;在政治上主张建立议会民主制,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地位和机会人人均等。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佐·阿·布托善于抓住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的纲领口号切中时弊,因而深受人民的欢迎。他还针对巴基斯坦社会发展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文盲众多的特点,深入穷乡僻壤,向中下层群众进行宣传,成为巴基斯坦与下层群众直接对话的第一位政治家。布托在人民中的威望越来越高,人民党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参加者日众。布托在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的家也成了人民党的支部办公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排队报名参加人民党。为了帮助父亲的政党工作,只有14岁的贝娜齐尔和11岁的妹妹萨娜姆·布托也都报名加入了人民党,成为人民党最年轻的党员。1986年5月,当贝娜齐尔·布托当选为人民党并列主席时,虽然只有33岁,但却是具有与人民党存在一样长时间党龄的老党员了。她亲身经历了人民党的全部历程,所以在她父亲死后,她能成为人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1968年10月,西巴的大学生举行和平示威,要求进行教育改革,减少学费,改革考试制度,改善学习条件,废除限制学生活动的各种法令。由于当局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逐渐酿成暴力活动,并波及到各个行业。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各反对党公开反对阿尤布·汗政权,军队也发生动摇,形成了全国性的打倒阿尤布·汗运动。面对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阿尤布·汗政权采取高压政策,1968年11月,逮捕了主要反对党人民党主席布托及其它反对派政治家。当局的这一行动如火上浇油,导致全国性的社会动荡,政局更加恶化。
  这时,贝娜齐尔即将完成中学学业,面临中学毕业综合考试和每年12月举行的大学升学考试。为了让她安心复习功课,顺利通过考试;贝娜齐尔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将她一个人留在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的家里温习功课,自己带着三个孩子赶往拉吉尔,向高级法院起诉,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自己的丈夫。努斯拉特还冒着危险,组织和率领数以万计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布托。
  佐·阿·布托虽身陷囹圄,但仍牵挂着长女的学业和前途。他从监狱里给贝娜齐尔写信说:“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你要读什么书家里都有。读一读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先关的人。读点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有关俾斯麦、列宁、阿塔土尔克①以及毛泽东的书,读点印度古代史,尤其要读伊斯兰教的历史。”
  布托为女儿开列的书目,都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人物的传记以及本民族历史和宗教方面的书。他想让女儿从对历史的学习中,汲取营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信中又不无预感地鼓励女儿说:“我非常自豪能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女儿,15岁就考大学了,比我那时还小三岁。照这个速度,你或许会成为总统的。”
  知女莫若父,布托的这个预言20年后果真成为现实。1988年12月,贝娜齐尔·布托年仅35岁,便当选为巴基斯坦的政府总理,比她父亲担任总统时还小八岁。由于佐·阿·布托执政后于1973年修改宪法,将总统制改为两院议会制,总理成为握有实权的政府首脑。所以他在预言中所说的总统与贝娜齐尔后来担任的总理实际上是一回事。
  为了减轻对狱中父亲的担心,贝娜齐尔埋头学习,跟每天来家辅导的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复习功课。晚上则和菲菲、萨米娅、法蒂玛等朋友到离家不远的信德俱乐部玩耍。贝娜齐尔以紧张的学习和玩耍来迫使自己不去想狱中的父亲,但这很难做到,她越来越渴望同家人团聚。妹妹萨娜姆打来电话,告诉她,母亲为抗议当局监禁父亲,每隔两三天就组织妇女举行一次游行。有好几次警察用竹棍驱散了游行队伍。为防止阿尤布·汗的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母亲让每位示威者带上塑料袋装湿毛巾。这令贝娜齐尔又为母亲担心。
  1968年12月,各地骚乱风起云涌,示威者都要求阿尤布·汗辞职,释放布托和其他政治犯。就在这如火如荼的日子里,贝娜齐尔在卡拉奇克里夫顿区的梵帝冈使馆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她报考的是闻名世界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
  考试结束后,贝娜齐尔如释重负,她立即回到家人身边,准备为营救父亲而战斗。使他们意外的是阿尤布·汗正在此时释放了人民党的领导人。
  在庆贺胜利的游行中,贝娜齐尔同父亲乘坐敞蓬汽车在游行的人群中缓慢行驶。人们高呼“布托万岁!”“再推一把,墙就倒了!”布托鼓动他的支持者。正在此时,一个杀手向布托开了枪。布托对贝娜齐尔和萨娜姆喊道:“蹲下去!”万幸的是杀手的手枪卡壳了,愤怒的群众将凶手打得死去活来。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一连几个月索绕在贝娜齐尔的心头,她第一次领略了政治的残酷。
  为了继续推动反阿尤布·汗运动的发展,布托等人民党领导人进行了绝食斗争。大批群众对绝食斗争从道义上、政治上给予坚强的支持,他们纷纷要求阿尤布·汗辞职。
  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终于迫使阿尤布·汗于1969年3月25日下台。他将权力移交给陆军参谋长叶海亚·汗。巴基斯坦依然处于军法管制之下。
  1969年4月,贝娜齐尔收到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校方的来信。校方提醒布托,说贝娜齐尔刚16岁,太年轻了,建议她等一年再去上学。但布托坚持要贝娜齐尔立即入校,并请在美国的朋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从中帮助。校方终于同意贝娜齐尔1969年秋入校。
  1969年8月底,年仅16岁的贝娜开尔告别了克里夫顿70号,在家人的护送下飞往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
贝布托传--第二章 出类拔萃的东方女儿
第二章 出类拔萃的东方女儿
  1969年秋,初到拉德克利夫,贝娜齐尔便经历了失落和愤怒。
  哈佛大学的新同学纷纷问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哪儿?”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它被印度隔开,分为两部分。”贝娜齐尔深沉地回答道。
  “噢,印度”,他们这才恍然大悟,“你们和印度为邻”。
  听到这里,贝娜齐尔心头不禁隐隐作痛。印度,它同巴基斯坦曾两次兵戎相见,而现在,巴基斯坦只能依靠她的对手才能让人明白她的准确位置。尤其让贝娜齐尔感到愤怒的是,巴基斯坦被认为是美国最得力的一个盟友,而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对她一无所知。
  哈佛大学时期的贝娜齐尔与其说是在培养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不如说是在学习享受生活。贝娜齐尔曾想攻读心理学,但当她发现主修心理学要学医学和动物解剖的课程,就觉得恶心。最终她选择了比较政治学,这令她父亲欣喜若狂。他秘密地给拉德克利夫校长玛丽·邦廷写了封信,请她尽力引导贝娜齐尔学好政治课程。
  学习了政治学,贝娜齐尔对巴基斯坦有了新的认识。她第一次清楚地懂得,那些独裁者行使统治的权力是他们自封的,而不是人民给予的。因此巴基斯坦人民要反对这种统治。哪里没有合法政府,哪里就是无政府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娜齐尔对政治产生了兴趣,贝娜齐尔在尽情享受生活。她到校不久,便脱下民族服装,穿上在哈佛大学合作社购置的圆领汗衫和工装裤,把头发留得长长的,自然地被在肩上,惬意地喝苹果汁,自由自在地吃薄荷冰淇淋蛋卷,定期去波士顿参加摇滚音乐会,广泛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认识了彼得·加尔布雷恩,他是布托先生的老朋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儿子。当时的彼得给贝娜齐尔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头发很长,穿着一身不整齐的旧衣服,在双亲面前吸着烟。就是这样的一位彼得后来成了贝娜齐尔的好朋友。15年后他为贝娜齐尔从监禁中释放出来起了重要作用。
  贝娜齐尔贪婪地吸收着各种知识。当时,妇女运动正蓬勃兴起,哈佛大学的书店内摆满了关于妇女的书籍和杂志,其中包括权威性的校园著作——凯特·米利特写的《性别政治》。贝娜齐尔同朋友们一起谈到未来,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把婚姻家庭放在优先地位加以考虑。
  1970年12月,在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举行了13年来的第一次大选。在海天的另一角,贝娜齐尔正埋头用功。当母亲打电话告诉她,说父亲和人民党出人意料地在西巴基斯坦大获全胜,获得国民议会分给西巴的138个席位中的82席时,贝娜齐尔欣喜若狂。
  “祝贺你!”素不相识的人们纷纷向贝娜齐尔表示祝贺。
  然而乐极生悲。正当贝娜齐尔为父亲在西巴基斯坦的胜利洋洋得意时。一个不啻平地惊雷的坏消息传来了。
  原来,在12月的大选中,以谢赫·穆吉布·拉付曼为首的人民联盟仰仗东巴基斯坦在人口上的优势,以地方自治为旗帜,主张加强省的权力,得到大多数东巴基斯坦人的拥护。在国民议会的300个一般席位中,人民联盟获得了160席,几乎囊括了分给东巴的162个席位,一跃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而人民党则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但人民联盟在西巴却未能取得一个席位;同样人民党在东巴也未获得一席之地。在国民议会选举10天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中,人民联盟在东巴省议会300个一般席位中获得280席,而巴基斯坦人民党则在西巴的旁遮普省议会180个一般席位中获得113席。
  东巴人对大选结果欣喜若狂,旁遮普人则忧心忡忡,害怕因东巴在国民议会中占多数议席会制定出不利于他们的宪法。这种担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采取厚西巴薄东巴的政策,尽管东巴人口比西巴人口多,但中央政府长期由西巴人所把持,东巴人被视作巴基斯坦的二等公民。东巴人讲孟加拉文,西巴人讲乌尔都语,但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却把乌尔都语定为国语。后来东巴人抗议,政府便把孟加拉语也定为国语,但政府文件、货币、邮票上都没有使用孟加拉文。政府和军队的许多高级职位都由西巴人担任。在经济上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损东肥西,在政策、投资上都向西巴倾斜,使得东西巴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东西巴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深刻矛盾。
  在这次选举中,代表东巴利益的人民联盟获胜。在制定宪法时,人民联盟要求地方自治,以改变东巴长期遭受的不平等的对待。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于1971年2月中旬同人民党领袖布托会谈。拉赫曼力主只给中央政府以外交、国防和发行货币的权力,其余权力应该交给省政府;而布托则坚持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收税、外贸和接受外援的权力。由于双方的分歧难以弥合,结果会谈不欢而散。
  原定国民议会于1971年3月3日召开,军政府准备向人民代表移交权力。但3月1日叶海亚·汗总统宣布推迟国民议会的召开,这犹如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引来了东巴的强烈反应。数以万计的工人、学生、专业人员举行示威,并第一次提出“孟加拉国”独立的口号。3月3日,东巴总罢工,工厂、机关、学校、商店纷纷关门,整个东巴陷于瘫痪。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针对叶海亚·汗总统推迟议会召开的决定,号召支持者控制中央在东巴的机构所展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东巴民怨沸腾,局势迅速恶化。
  为了挽回局势,3月6日,叶海亚·汗总统宣布国民议会将于3月25日召开。3月7日,穆吉布·拉赫曼提出人民联盟参加国民议会的四项条件。第一,军政府必须立即将权力移交给选出的人民代表;第二撤消军事管制法;第三,政府派出镇压群众的军队撤回到他们的营房。第四,调查“对东巴群众的屠杀”。以叶海亚·汗为首的中央政府断然拒绝了穆吉布·拉赫曼提出的四项条件,并下令罢工工作限期复工,否则将予以严惩。穆吉布·拉赫曼针锋相对,于3月15日宣布接管东巴的行政,并下达了包括停止中央政府在东巴征收的所得税、不再向中央政府缴纳关税和销售税、东巴的税收缴入东巴政府等在内的35条指示。东巴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全面激化。
  为了使巴基斯坦免于分裂的灾难,3月15日,叶海亚·汗总统亲临东巴首府达卡,与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举行秘密会谈,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3月21日,人民党领袖佐·阿·布托也飞抵达卡,参加谈判。由于穆吉布·拉赫曼作为议会多数党领袖拒绝保证邀请布托参加他的政府,叶海亚·汗也拒绝穆吉布·拉赫曼立即撤销军法管制的要求,秘密会谈于3月22日破裂。于是叶海亚·汗总统再次宣布无限期推迟国民议会的召开。东巴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1971年3月26日,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宣布东巴为自主、独立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叶海亚·汗总统以东巴法律和秩序失去控制,人民联盟分裂国家的活动必须挫败为由,宣布人民联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一举逮捕了以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领导人,并派军队到东巴进行镇压,造成流血事件。至此,东巴同中央政府的矛盾,由要求东巴自治,变为要求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东巴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誓不两立,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在政府军的镇压下,人民联盟的一些骨干分子逃往印度,于1971年4月17日在印度加尔各答成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并组织逃往印巴边境的孟加拉人,组成了有五六万人的“孟加拉解放军”,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
  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在东巴采取军事镇压后,东巴的孟加拉人开始大批逃往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等地。截止1971年6月底,聚集在印巴边境的东巴难民已达600万左右,给印度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寻求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印度措“东巴难民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试探各国在巴基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但只有苏联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对印度给予公开的、明确的支持。
  1971年8月8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突然访问印度。8月9日,苏联同印度签订了为期20年的军事同盟双边协定——《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葛罗米何还表示,如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上、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此后,苏印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奔波于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进行战争准备。苏印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加紧向印度空运武器装备。到战争爆发前,印度从苏联获得了250辆坦克,100辆装甲运兵车,40门120毫米火箭炮以及“萨姆皿”地对空导弹等大量新式装备。印度在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并通过外交试探,确信英、法、美等国至少不会军事干涉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后,就加快了军事部署。
  此时,在6000英里外的哈佛大学,贝娜齐尔并不真正了解国内的情况,她也在经历着令她痛心的时刻。
  贝娜齐尔惊奇地发现,巴基斯坦,人们以前对它漠不关心,而现在几乎人人关注,并且都在谴责它。
  “你们的军队真野蛮”,同学们对贝娜齐尔说。“你们在屠杀孟加拉人”“你们是法西斯独裁者。”
  贝娜齐尔怎么也不相信巴基斯坦军队在东孟加拉对叛乱者所犯下的暴行,如抢劫、强奸、绑架、暗杀。当她得知印度正在训练成千上万名孟加拉难民进行游击战,然后偷偷地把他们送回东孟加拉的消息后,她怒不可遏。面对指责,她反驳说:“我们在反击印度支持的暴乱,我们在为保持国家完整而进行战斗,就像你们在南北概争中所做的一样。”
  贝娜齐尔在努力维护她祖国的荣誉和尊严。
  “巴基斯坦剥夺了孟加拉人民的自决权。”沃尔泽教授在公共讲座中大声吼道。
  在讲座厅内200多名学生面前,贝娜齐尔按捺不住,一下子站来,激动地说道:“教授,这是完全错误的,1947年孟加拉族人民行使了自决权,他们选择了巴基斯坦。”
  1971年11月上旬,派往东巴的巴基斯坦军队控制了东巴的主要城镇和大部分乡村,东巴局势略有好转,巴基斯坦的国内动乱出现了一丝转机。然而,印度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东巴的动乱为印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印度早就开始进行战争部署。1971年2月以前,印度部署在东巴周围的兵力只有3个旅,但到10月,印军已逐渐增加到7个师;另外还部署了12个空军中队,约211架作战飞机;海军部署了26艘舰艇,舰载飞机33架,印军总兵力约十六七万人。在西巴边境,1971年8月以后,印军也由9个师陆续增加到13个师;部署了20多个空军中队,作战飞机300余架;海军舰艇约20艘,印军总兵力达30万人。到印巴战争爆发前,印度陆军的总兵力有4/5推进到印度与东西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带。
  印军在进行兵力部署的同时,还进行了以巴基斯坦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并把大量作战装备和物资运往印巴边境。印度政府还进行一系列的战争动员,征召陆、海、空军后备役人员服现役,取消军人的一切休假,并征用民用车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宣称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是迫在眉睫和不可避免的。印度国防部长拉姆也声言同巴基斯坦发生的任何战争都将在它的土地上进行。印度舆论也大肆鼓噪,为发动战争进行舆论准备。
  以叶海亚·汗总统为首的巴基斯坦军人政府,在东巴发生分裂活动后,一味采取军事镇压手段。高压政策不仅没有稳定局势,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政府军与东巴人的对立情绪,整个东巴陷入混乱和瘫痪。对东巴分裂活动的镇压,由于军队的暴行,又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叶海亚·汗政府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面对印度的战争威胁,叶海亚·汗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大国出面干预上,既不做战争准备,也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战争爆发前,巴基斯坦在东巴的守军有4个师共13个步兵旅和若干个炮兵旅;空军有2个中队,作战飞机12架,巴军总人数约9万人。在西巴基斯坦,巴军部署了12个师,20个空军中队,200余架作战飞机,20余艘舰艇,总兵力约25万人。由于印军的战略是东攻西守,因此,在东巴的巴基斯坦守军处于明显的劣势。
  1971年4月中旬以后,印军不断侵入巴基斯坦领土,袭击巴基斯坦边防哨所,进行战略侦察。印度战斗机也多次深入巴基斯坦领空,试探巴军的反应能力并进行侦察。6月以后,双方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增加,战争气氛日益浓厚。
  11月21日,印军在苏联的支持下,大举入侵东巴基斯坦,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的当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1月22日,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控告印军对东巴的侵略,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则声称印军是为了自卫才进入东巴的。印度政府置国际舆论的谴责于不顾,继续扩大在东巴的战争行动。12月2日,印度政府宣布印度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为了支援东巴的守军,12月3日,巴基斯坦军队从西巴对印军进行了反击。印度借机把战争扩大到西巴,对巴基斯坦东西两部分领土发动了全面进攻。
  第三次印巴战争分东西两个战场进行。印军的战略方针是东攻西守,力图一举拿下东巴,肢解巴基斯坦。
  12月3日,印军集中优势兵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东巴发起向心攻击。同时出动空军接连8次空袭东巴首府达卡机场,使东巴空军丧失了战斗能力,印军在东巴取得了制空权。由于东巴守军丧失了制空权,东巴的交通枢纽、动力系统、重要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及军需仓库等完全暴露在印军飞机的轰炸之下,使巴军损失惨重,陷于困境。印度海军主力舰艇也大举出动,袭击东巴沿海的港口和巴海军基地。
  12月5日,进入东巴的印军攻占了战略要冲婆罗门巴里亚。12月6日,印军又占领了锡尔赫特、库米拉、费尼等地。同一天,印度政府宣布承认“孟加拉国”。
  12月4日至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巴武装冲突造成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局势问题,举行紧急会议。12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104票的压倒优势通过要求印巴双方停火和撤军的决议。但印度拒不执行,并加紧在东巴的作战行动。
  远在美国的贝娜齐尔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发展,为祖国的安危忧心忡忡。印军侵入东巴后,贝娜齐尔心如刀绞,寝食难安。12月3日,贝娜齐尔看到报纸上报道的印军进入了东巴,并同时袭击了西巴的消息后,在学生宿舍的房间内愤怒地尖声哭喊着:“不!”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比她想象的更可怕。
  萨米姐从国内来信告诉贝娜齐尔:“每晚都有空袭,我们不得不在窗户上贴上黑纸遮挡亮光。所有学校都关闭了,整天无事可做,只有发愁,与平常一样,报纸不告诉人们实情。直到有人敲我们的大门,呼喊‘战争!’‘战争!’时,我们才知道印度入侵东巴的消息。今天早上7点的新闻讲我们胜利了,但英国广播公司对亚洲的广播说,我们已被击溃。英国广播公司还报道了这支军队在东巴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其他人都非常害怕。有一次空袭时,我正在你们家同萨娜姆在一起,你母亲带我们到楼下餐厅,那儿没有窗户。我在家时和母亲睡在一起,我们都很紧张。就在我们房屋前的马路对面落下了三枚炸弹,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爆炸。”“印度的飞机飞得贴近窗户,甚至可以看到飞行员。但是,我们的空军似乎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反击。三天前的晚上,爆炸声震耳欲聋,我想邻居的房子肯定被炸了。我跑上楼顶,只见整个天空一片粉红色。第二天早上我得知,卡拉奇码头的油库被导弹击中了。大火仍在燃烧。我们在等美国人的帮助。”
  贝娜齐尔在竭力想象家人及朋友所经历的恐惧。正在这时,她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告诉她“我就要去联合国,12月9日到纽约皮埃尔饭店见我。”原来在印度入侵一周后,巴基斯坦军队在战场上全面崩溃,国内形势又一片混乱,叶海亚·汗不得不求救于在大选中得到公认的政治领袖布托。12月7日,叶海亚·汗总统任命布托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期望利用他的权威和声望拯救巴基
  “你认为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会得到申诉的机会吗?”布托在纽约见到女儿时问女儿。
  “当然会,爸爸。”贝娜齐尔肯定地说,“谁也不能否认印度违犯了国际法,侵略并占领了另一个国家。”
  “你认为安理会会谴责印度,坚持让它撤军吗,”父亲又问。
  “怎么不会?数千人正在被屠杀,一个国家在被肢解,而作为一个国际维护和平组织,它竟袖手旁观,这将是一种渎职行为。”贝娜齐尔天真地回答。
  布托深沉地对女儿说:“你会成一个国际法的好学生,萍姬,我难以否定一个哈佛大学学生的观点,但你对强权政治一窍不通。”
  在安理会,贝娜齐尔坐在父亲后边二排的座位上。参加安理会对于贝娜齐尔来说,是在道义上支持父亲,支持父亲去为维护巴基斯坦的统一而斗争。而对布托来说,则希望贝娜齐尔能从中学到政治的残酷。他是在有意识地培养贝娜齐尔的政治兴趣,以便将来有一天贝娜齐尔能接替自己。
  安理会讨论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安理会就印巴冲突举行了7次会仪,拟订了十几份决议草案,但由于苏联偏袒印度,行使否决权,一个也没有通过。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甚至在停火问题上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贝娜齐尔在这里充分领略了超级大国操纵国际事务以及强权政治的真实面目。
  12月11日凌晨,巴基斯坦在东巴的军队正在苦战,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最多只能坚持36小时了。布托为了在外交上取得进展,给伊斯兰堡发去电报,要求军队再坚持72小时。
  布托对巴基斯坦代表团说:“我们必须让叶海亚在西线开战,西线的进攻将牵制印度军队集中兵力攻打东线,减轻那里的压力。否则,我们将有失去整个巴基斯坦的危险。”贝娜齐尔替父亲给叶海亚·汗打电话,但叶海亚·汗的军事助手说,总统正在睡觉,不能打扰。布托闻此怒火中烧,抓过话筒吼道:“把总统叫醒!他必须在西线开战,我们必须立即减轻东线的压力。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讨价还价,我怎能去谈判一项对我们有利的解决办法?”
  而此时在东巴基斯坦,战斗正在残酷地进行着。巴军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在战略上,巴军统帅尼亚兹将军将部队部署在边境的前沿地区,以旅为单位,分别固守十多个孤立的地域,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但当印军改变了传统的正面突破、齐头并进的战术,而采用避实就虚、多路迂回的灵活战术后,处于劣势的巴军便始终未能集中兵力主动出击,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虽然巴军顽强抵抗,但终于被各个击破,首尾不能相顾。当巴军企图收缩兵力固守达卡时,为时已晚。12月14日,东、西、北三路印军在达卡城下会师,达卡被包围。
  在西巴战场上,巴军打的也不理想。12月15日,印军突袭西巴南部国境,占领了纳亚加尔等城市。两国空军相互轰炸,并发生了激烈的海战。由于巴军在西线不能对印军形成强大的压力,东巴的命运危在旦夕。
  在外交战线上,布托竭尽全力试图使联合国发挥作用,制止印度的侵略,挽救东巴。但由于苏联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坚决支持印度的侵略,与印度在外交上进行战略配合,否决一切停火协议,为印军在战场上赢得时问.所以布托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巴沦陷。
  在联合国紧张的外交活动中,贝娜齐尔成了父亲的秘书,参与布托与各国代表的会晤和磋商,出席安理会的会议,亲眼目睹了国际舞台上的强权政治、弱肉强食,学到了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知识。这段经历给贝娜齐尔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是她在外交问题上的一次重要的实践。
  12月16日,布托在联合国已无能为力,便于一早飞返巴基斯坦。贝娜齐尔也从纽约回到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
  1971年12月16日,印军攻陷达卡,尼亚兹将军率9万名东巴驻军无条件投降,成了印军的俘虏。东巴沦陷。
  同一天,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西线印军将于17日22点30分停火。17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宣布接受印度的停火建议,并命令巴军全线停火。
  1971年12月17日,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
  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结果是巴基斯坦被肢解,原东巴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1971年12月21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从印度的加尔各答迁回达卡。1972年1月7日,巴基斯坦总统佐·阿·布托释放了被前总统叶海亚·汗于1971年3月26日以“判国罪”逮捕的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1月8日,穆吉布·拉赫曼从西巴经由德里回到达卡,就任孟加拉国第一任总统。
  在印巴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为了稳定民心和国内局势,叶海亚·汗总统于1971年12月7日任命前东巴省省长、巴基斯坦民主党主席努鲁尔·阿明为政府总理,任命人民党主席佐·阿·布托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战争结束后,12月18日,担任副总理才12天的布托又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叶海亚·汗总统企图以此转移人民对他领导不力导致战败责任的追究。但是,失去了东巴的巴基斯坦人民痛心疾首,他们再也不能容忍叶海亚·汗的军事独裁统治了,愤怒的群众的抗议浪潮终于把叶海亚·汗赶下了台。1971年12月20日,叶海亚·汗被迫辞去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职务。
  1971年12月21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中最大政党人民党领袖佐·阿·布托临危受命,出任巴基斯坦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此后直到1977年7月5日布托总理被齐亚·哈克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佐·阿·布托一直是巴基斯坦的最高统治者。布托当政期间的政治经济改革和国内外政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佐·阿·布托担任总统,标志着巴基斯坦历史上布托时代的开始。它也深刻地影响了贝娜齐尔的一生。
  父亲的荣升为哈佛大学的贝娜齐尔带来了荣耀,人们不再知道她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而只知道她是巴基斯坦总统的女儿。然而,贝娜齐尔痛心疾首的是一个孟加拉国的存在已是无可挽回了,巴基斯坦被肢解了。
  1972年6月,贝娜齐尔回国省亲,布托再次要女儿参加他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西姆拉举行的印巴两国首脑会谈。布托对女儿说:“不管结果如何,这次会谈将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的转折点,我希望你亲眼看到这次会谈。”
  6月28日布托飞赴西姆拉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举行首脑会议。在飞机上,布托一再告诫女儿:“每个人都将寻找迹象看会谈如何进展,你必须格外小心,你绝对不能笑,不能给人留下印象,当我们的战士还在印度战俘营时,你却过得很愉快。你也千万不要显得愁眉苦脸,那样人们会理解成是悲观的表现。不能让人们抓到把柄说,看着她的脸,会谈显然要失败。巴基斯坦人已经害怕了,他们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肯定要作出让步的。你既不要显得悲观,又不要显得高兴。”
  然而。布托的嘱咐并没有束缚贝娜齐尔的感情。在机场,贝娜齐尔猛然发现来迎接他们的甘地夫人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高大,实际上甘地夫人显得那样矮小,要比许多照片中的小得多。
  “阿斯拉姆·阿列库姆!”(乌尔都语音译,意思是“你好!”)贝娜齐尔用穆斯林希望和平的问候语问候英·甘地。
  “娜玛斯台!”(印地语音译,意思是“你好!”)甘地夫人回答着,面带微笑。
  贝娜齐尔不自觉地回报以微笑。这是贝娜齐尔首次见到印巴次大陆上的第一位女总理,当时她只是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富有戏剧性的是,16年后,贝娜齐尔成为继英·甘地之后,印巴次大陆上的第二位女总理。
  西姆拉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就在布托与甘地夫人唇枪舌剑地“激战”时,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了布托的女儿贝娜齐尔。尽管贝娜齐尔对政治尚未有浓厚兴趣,但人们却坚信她一定是未来的佐·阿·布托是次大陆又一颗即将升起的政治明星。于是,人们不断追逐她。每当贝娜齐尔离开她居住的旁遮普前英国省督官邸时,人们便排队站在街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她。她走到哪儿,兴奋的人群便跟到哪儿。他们跟着她走过了旧的农舍和多年前由怀念家乡的英国居民种植的乡间花园,跟着她去由印方安排参观的玩具娃娃博物馆,手工艺中心、水果罐头工厂以及在女修道院举行的舞会。当她走过曾是大英帝国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散步的林荫道广场时,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大,连交通也被迫中断了。这令贝娜齐尔感到相当别扭,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注意。
  记者也争先恐后地采访贝娜齐尔,她甚至被电台邀请去讲话。贝娜齐尔穿的衣服也成了印度全国时髦的款式,这令贝娜齐尔窘迫不安,因为这衣服是从萨米娜的姐姐那儿借来的。尽管贝娜齐尔头脑里装满了战争和和平等严肃问题。可记者们却对她的衣服发生厂浓厚的兴趣,紧追不舍。贝娜齐尔恼怒地对一位记者说:“赶时髦是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可第二天报上登载的消息却大肆赞扬她对时髦有独到的看法。
  “你肯定影响了我们所谈问题的严肃性。”布托对女儿如此风光颇感意外,要求她“最好小心点”。
  6月30日,在甘地夫人为巴基斯坦代表团举行的小型工作晚宴上,甘地夫人不停地盯着贝娜齐尔,这令贝娜齐尔紧张不安。为了稳定紧张的心情,贝娜齐尔试图同甘地大人交谈,但她却沉默不语.一如既往地盯着贝娜齐尔。也许她也在揣度是不是以后还得同贝娜齐尔打交道。
  “收拾行今”,7月2日布托对女儿悦.“我们明天就回家”。
  “没有签订协议就走啦?”贝娜齐尔惊奇地问。
  “对。”布托说,“我宁愿空着手回去,也不能带着印度强加给我们的协议回去。印度人以为,我非得签订协议后才能回去,因而会屈服于他们的要求。但我要叫他们摊牌。我宁可让巴基斯坦人民对我大失所望,也不能签订一个出卖国家的协议。”
  就在巴基斯坦代表团即将离开的最后关头,7月3日,英迪拉·甘地总理终于和布托总统达成了妥协,签订了《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双边关系协定》,即举世瞩目的《西姆拉协定》。
  《西姆拉协定》是印巴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里程碑,其宗旨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因此,直到今天,印巴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都强调要用西姆拉精神解决问题,它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西姆拉协定》规定:“印巴两国决心用和平方法,通过双边协商使用其它相互同意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两国将永远尊重彼此的国家统一、领上完整、政治独立和主权平等”,并“按照联合国宪章不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反对对方的须上完整和政治独立”。两国同意逐步恢复两国关系和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为此“要采取步骤恢复交通、邮电等联系”,“尽最恢复经济和其它彼此同意的领域的贸易与合作”,“促进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此外,《西姆拉协定》还规定:“两国的部队应撤回到国境边界的各自一侧”,“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由于1971年12月17日的停火而造成的控制线,应当受到双方的算重,而不损害任何一方得到承认的立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撤军应从本协定生效时开始进行,并于30天期限内完成”。
  根据《西姆拉协定》,印度答应退还它占领的5000平方英里的巴基斯坦领土,但双方未就遣返战俘问题达成协议。直到1974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后,被印度关押的9.3万名巴基斯坦战俘才全部获释。
  1973年4月,布托总统主持制定并最终由同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是继1956年宪法和1962年“阿尤布·汗宪法”之后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三部宪法、1973年宪法也被人们习惯称为“布托宪法”。
  1973年宪法给人民带来了基本人权。宪法严禁基于种族、性别和宗教的歧视,它保证司法独立并将它同行政机构分开,1973年宪法在巴基斯坦政治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虽几经修改,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内容有:宪法规定巴基斯坦国家政体是西方式议会制和政府总统制的结合。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议会实行两院制。国民议会也称下议院,由200个议席组成,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省,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参议院也称上议院,有63个席位,由各省和部族地区选出。联邦最高执行或行政机构是总统和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总统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的团结统一,根据议会的选举结果任命总理,并有权任命各省省长、检察总长、首席法官等。总理是政府首脑,由国民议会多数票选举产生,有权任命内阁部长及国务部长。总理及内阁对国民议会负责。1973年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巴基斯坦是联邦制国家,由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四个省及联邦中央直辖部落区等组成。省长是宪法首脑,首席部长是政府首脑。首席部长和省政府对省议会负责。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是,宪法规定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明确规定只有穆斯林才能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并采取措施保证巴基斯坦穆斯林按伊斯兰教义安排生活。
  根据新宪法,1973年8月巴基斯坦举行新的选举。在选举中,前国民议会议长乔杜里·法兹尔·伊拉希当选为新总统。佐·阿·布托则当选为握有实权的政府总理,并开始对国家进行一系列深刻的改革。
  1973年春天,贝娜齐尔即将从哈佛大学毕业。离开哈佛大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贝娜齐尔感到无比伤心。尽管她同几个朋友,包括彼得·加尔布雷思已被牛津大学录取,但她不想去。贝娜齐尔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好不容易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并理解这里的人民,她请求父亲让她在回巴基斯坦前去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校求学。但布托坚持要女儿去牛津大学。他给女儿写信说,在一个地方呆四年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在美国呆的时间再长一点,你就将开始在那里生根。你应该换个地方了。
  贝娜齐尔第一次感到父亲在推动她去做某件事,但究竟做什么呢?她不得而知。但贝娜齐尔知道自己并没有成为政治家的愿望。
贝布托传--第三章 在政治摇篮中成长
第三章 在政治摇篮中成长
  1973年秋,贝娜齐尔遵从父亲的愿望,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到牛津大学来,与其说令贝娜齐尔欣喜若狂,不如说让布托欢欣鼓舞。当贝娜齐尔姐弟们还很幼小时,布托便时常对他们津津乐道起牛津大学。牛津是世界上最好、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与英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的文学、教会、君主政体、议会都与牛律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布托认为美国教育虽然非常出色,但教育管理相对松懈,而牛津大学将使贝娜齐尔姐弟增强纪律观念。因此,布托一直希望把贝娜齐尔姐弟送到那儿去受教育。作为长女。贝娜齐尔是布托四个子女中唯—一个有幸在政变前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的人。大弟弟米尔在第二学年开始不久便离开了牛津大学、为营救当时已被军政府监禁的父亲而在英国四处奔波。而妹妹萨娜姆根本没到过那儿。
  布托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大谈其感觉,一种兴奋和得意溢于言表。他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想像着你正沿着我22年前留在牛律大学的足迹走着,我曾为你能在拉德克利夫求学而感到高兴,不过由于我没在哈佛读过书,我没法也那样地想像在拉德克利夫的你。但是现在,我能活生生地想像得出你在那儿就跟当年我在那儿一样,走在牛津街头的鹅卵石上,踏过冰冷的石阶,走进每一扇知识宝库的大门。你得以在牛津求学使一个梦想成了现实。我们祈祷并希望这个已变成事实的梦将发展成为你终生为你的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
  父亲对女儿的希望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沿着父亲的路走,成为一个政治家。布托还告诫女儿要多参加社团活动,尤其是牛津大学的辩论社。尽管贝娜齐尔自己并不想从政,只希望将来在外交部工作,但中津大学的生活确实培养了她良好的政治素质。
  初到牛津的贝娜齐尔并不比初到哈佛时高兴、快乐。在哈佛,她和同学有自己的套问。在这儿她只能住玛格丽特女生大楼内的很小的单人房间,过道上有一个公共盥洗室,没有自己的电话,无法迅速与英国同学交朋友。一连几星期,她只能找那些一同来到牛津的美国同学玩。只是父亲不断的来信才消除了她的陌生感。
  父亲寄来了一份他曾在1950年挂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自己房间里的古罗马印刷品,并写信告诉她:“在你去牛津大学前,这份东西对你不会有任何意义,现在我把它寄给你,可能你想把它挂在你的房间里。”父亲的鼓舞温暖了贝娜齐尔,她也学着父亲把它挂在了墙上。
  在牛津大学,贝娜齐尔学会了在压力下工作。她每周要为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导师写出所要求的两篇论文。
  牛津大学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从社会主义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俱乐部直至划船和猎免俱乐部,而最有名气的当首推牛津辩论社。该社成立于1823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仿效英国下院的做法,经常就各种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被看作是未来政治家的摇篮。贝娜齐尔对成为政治家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取悦父亲,她还是参加了牛津大学辩论社。
  贝娜齐尔参加辩论社除满足父亲的愿望外,另一个原因是她自己也被辩论艺术所吸引。在牛津大学辩论社所获得的经验和锻炼的口才。使她后来能在巴基斯坦大地上在数百万人面前挥洒自如地讲演,成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政治领袖。
  尽管贝娜齐尔在读了三年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后,第四年又选读了国际法和外交的研究生课程,但牛津大学辩论社才是她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要最愉快的一个集中点。
  在牛律大学辩论社,学生讲演者要穿上正规的服装,并在上衣的翻领上插上麝香石竹。贝娜齐尔第一次演讲的议题是“本院将弹劾尼克松”。初次登台演讲的贝娜齐尔便显现出雄辩的口才,她说:“一个人高谈法律和秩序,参加总统竞选,然而他又为所欲为,破坏了法律,引起国家的全面混乱,这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美国历史上充满了自相矛盾的事件。让我给你们说一说乔治·华盛顿和他父亲有故事。当小乔治的父亲发现有人砍倒了他的樱桃树时,他大发雷霆,想弄清是谁干的。年轻的乔治勇敢地站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我不能撒谎,树是我砍的。’如此,美国人从有一个不说谎的总统开始。而如今他们却有了一位不能说真话的总统。”
  凭借21岁年轻人所有的自信和激情,贝娜齐尔列举了这位美国总统可被弹劾的理由。在演讲结束时,贝娜齐尔情绪激动地说:“千万别搞错了,我的朋友们,这些罪过是严重的。尼克松总是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最后一个英国君主这样干的结果是掉了脑袋。我们建议对他动动手术,虽说不是那么严厉.但其作用绝不比此差。据说,有一次尼克松去看精神病专家,那人告诉他说‘你没患妄想狂症,总统先生,不过你倒真是遭人恨呢!’今天,尼克松不仅令人憎恨,而且还失去了所有的信誉,由于在人民中失去了信誉,尼克松便失去了领导整个美国民族的道德权威。这不只是尼克松的悲剧,也是美国的不幸。”
  由贝娜齐尔提出的弹劾尼克松的动议在牛津大学辩论社以345票赞成,2票反对而通过。贝娜齐尔的演讲是成功的,然而,她并不高兴。她可以在这里大谈法律准则、信誉、道德权威,甚至可以通过宪法手段,而不是使用武力撤换一位民选的国家元首,把尼克松赶下台,但在她的祖国巴基斯坦,这一切都被丢弃了。4年后推翻她父亲布托总理的不是选票,不是讲演,而是枪杆子。
  在牛津大学,贝娜齐尔过得轻松愉快。朋友们带她到查韦尔河上游玩。在伍德斯托克附近的布伦海姆宫的绿树荫下野餐,驾驶着父亲送的礼物——一辆黄色敞篷小汽车去观看莎土比亚戏剧,或去伦敦,大口大口地吃美国薄荷奶油冰淇淋,去听钢琴曲,毫无顾忌地交朋友,同朋友们高谈阔论,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远离了巴基斯坦。
  1974年2月,贝娜齐尔飞回巴基斯坦。父亲要她一同去拉合尔参加由他召集的第二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心想将来到外交部工作的贝娜齐尔非常乐意,并且还为自己已有的外交经验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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