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人类的智慧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们使我们不能不由衷地赞叹人类自身的高贵卓越。
中国人传统的智谋，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强大纽带的农业社会，代代相传，不断充实，浸盈在整个民族的血液中。我们的传统文化，牢牢地烙印着智谋的印记；我们的行为准则，无时无刻不受它的规范；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全部笼罩在智谋的氛围之中。
古希腊人曾经充满自信和自豪地宣称：“我们是爱美的人。”中国人，也可以充满自豪和自信地宣称：“我们是爱智谋的民族。”
中国智谋关注的焦点是宗法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生存的问题；智谋的确立和运用，全部围绕着这个焦点展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做人的最高理想，也是人存在的意义所在。如果把这种理想和意义称作“道”的话，那么智谋则可以被看作通往“道”的可供操作的手段。治国治人，兵争械斗，立身处世，自我完善，无不有“术”。成功的标志，就是看如何通过“术”的运用，接近或达到“道”。因此，中国智谋的立足点是在做人和生存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之上，同道德有密切联系，具有浓厚的实践性和形而下色彩。
科学关注的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的构成和规律，哲学关注的是人和世界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宗教关注的是精神的价值与超越，艺术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中国智谋与这些关注无涉。它不去追问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它也不追问世界是什么，精神是什么，世界与精神的关系，精神最终归于何处。它只知道人由父母所生，由此构成家庭，构成社会，构成国家，因此个人必然处在群体以及由此构成的复杂社会关系之中。人要活下去，必须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最最现实的生存问题。
可以说，中国智谋实质上是一种“谋生之术”，它支配着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同时，它也是古往今来每个中国人热衷关注的问题，与此有关的著述浩如烟海，滔滔不绝。
我们的意图是，从浩繁的有关中国智谋的资料典籍中，精选出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结合历史事例，用通俗的、讲故事的方式加以讲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和现代社会生活作了发挥，以便当今的中国大众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智谋的精华。
每则智谋的内容是这样设计的：用一个典型的故事来讲述该智谋的实际运用，然后结合该智谋的要点进行阐述和发挥，最后指出该智谋名称和故事的来源。
我们相信，这种有根有据的通俗化解说，以及有感而发的体悟，自然会形成自已的特色。将180 个条目分为权术权谋、兵韬兵略、处世涉世和应变应对四大类，大体上包括了中国智谋的主要方面。当然，任何分类都具有相对性。就智谋来说，几乎每一条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吸取，并由此而归入不同的类别。因此，我们这里的归类也具有相对性。它仅仅代表著者观照的角度，当然，也是为了方便读者掌握而提供的一个参考。
我们所做的是传统文化通俗化和现代化的尝试。但愿我们的努力能为弘扬中华文化作一份贡献。
著者
1994 年10 月
权术·权谋
中国传统的仅术、权谋，重点集中在夺权、掌权、用权、驭臣、治人等维护统治权的重要问题之上。简言之，它们体现了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和谋略。
揽辔澄清，汉宣帝励精图治
【原典】
西汉时，汉昭帝刘弗陵没有儿子，他死后，手握朝政大权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拥立汉武帝刘彻的孙子刘贺为皇帝。但霍光很快就发现，刘贺生活放荡不羁，成天只知道寻欢作乐。于树又将刘贺废黜，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这就是汉宣帝。
刘询的祖父刘据，本来是汉武帝的太子，由于卷入一次事变，全家被诛杀。当时还是婴儿的刘询被一位狱官营救，才得以幸免于难。后来，刘询在民间的外祖母家中长大成人。
霍光借拥立汉宣帝的功劳，把自已的亲朋好友安置在朝廷中担任要职。
汉宣帝心里明白，但也知道自已的命运完全掌握在霍光手中，对霍光的权势十分惧怕，只得百依百顺。
尽管霍光几乎控制了整个朝廷，但他的妻子霍显并不以此为满足。她为了把自已的小女儿纳入宫中，用重金买通了一个女医生，把许皇后毒死。霍光得知这件事后，利用权力竭力为那个女逸生开脱罪责。
后来，霍光病死。御史大夫魏相向宣帝建议，鉴于历史教训和霍氏家族专权胡为，必须采取措施削弱霍氏的权力。霍显毒杀许皇后的罪行败露，真相大白于天下，宣帝借此罢免了霍氏的官职，并重用魏相，将他提升为丞相，封为高平候。
霍氏对魏相被重用十分仇恨，很想将他除掉。于是假托太后之命，准备先杀掉魏相，再将宣帝废黜。不料，宣帝事先得知了这一阴谋，先发制人，采取果断措施，将霍氏家族满门抄斩。
从此，汉宣帝亲自上朝处理国事，振作精神，力图将国家治理得繁荣昌盛。他直接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查和要求，并且提倡勤俭节约，降低盐价，鼓励发展农业生产。魏相也尽心尽力辅佐宣帝，很得宣帝信任和赏识。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在大臣们的配合之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减轻百姓负担的有效措施，使西汉王朝兴旺发达起来，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新说】
“辔”，意为马缰绳；“揽辔”是说手拉着马缰绳。“揽辔澄清”指在乱世之中初拿大权而有革新政治，澄清天下的宏愿。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它的意思近于“新官上任三把火”。
开头的“三把火”烧的效果如何，毫无疑问要影响新上任者的威信和权力效益。宣帝的“三把火”首先烧掉了专权妄为的霍氏，为新政扫除了障碍，廊清了道路，后来的施政措施才得以顺利进行。这种正面效果的“三把火”，犹如打仗中一开始就使出的下马威，可以立即稳住自己的阵脚，增强自信心，从而鼓足勇气一拼到底。
“火”不可乱烧，必须烧到点子上，也就是说，要总观全局，弄清楚要害在哪里，从哪个地方下手，才能收到牵一动万、纲举目张的效果。烧不到点子上，或者切入点不对，不但不能立刻稳定阵脚，反而会使原来的问题复杂化。除了准确之外，烧“火”的速度还得快，闻风而动，让风助火势，便会收奇效。速度慢了，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还不如不放火。
放火过后，也怕没有后劲儿．本来放火烧荒意在清除前进的障碍；障碍既除，理应顺势推进，获取全胜。若不顺势推进，就大可怀疑了：或者是做表面文章给人看，或者是另有所图。当然，也不排除有昏愦者坐失良机。
【典源】
揽辔澄清：语出《后汉书·范滂传》：“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汉宣帝励精图治：事见《汉书·魏相传》。
秉要执本，丙吉问牛不问人
【原典】
暮春的一天，汉宣帝的丞相丙吉带着几个随从，坐着马车外出办事。
马车正在长安大街上行驶，前面的道路却被堵塞了。原来，刚才有一群人在这里斗殴，不仅打伤了好几个，而且还有一两个人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众人一见闹出了人命，惊慌不已，议论纷纷，都不知怎么办才好，以致见到丞相的车来了也没来得及回避让道。
车夫把马车停了下来。他想丞相一定会让人去了解一下斗殴的情况，然后加以处理的。可是丙吉却像没有看见路上发生的事一样，挥挥手叫车夫继续前行。
车夫一挥鞭子，马车继续前行。刚出城，丙吉看到一个农民正赶着一头牛往前走，那牛一边走一边喘气，还不时把舌头吐出来。丙吉马上叫车夫把马车停下来，并对一个骑马的随从说：
“你去问问那个农民，他赶着牛走了多少里路了，为什么那牛会喘气不止？”
坐在丙吉旁边的一个下属官员对丙吉的举动很不理解，不禁问他说：
“大人刚才对人命关天的事视而不见，现在见到一头牛吐舌喘气却停车询问，是不是有点重畜轻人，不够妥当呢？”
丙吉听后回答说：
“你错了！市民斗殴伤人，这应该由长安令、京兆尹等官员去处理。丞相的职责是考核这些官员的政绩，然后奏请皇上进行赏罚。作为丞相，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亲自过问，而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所以我不停下车来去管那些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情。”
“那大人为什么又如此关心这头牛呢？”那位官员还是感到不理解。
丙吉于是继续说：
“至于这头牛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还是春天，照理说天气还不应该太热，但我却见这牛热得吐舌喘气。如果是因为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当然也不奇怪，但如果是并没有走多远的路，而是因为天太热的缘故导致牛吐舌喘气，那就说明今年的天气不正常，农事会受到影响。这可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了，正是做丞相的人应该关心的。所以就要停下车来了解情况。”
那位官员这才明白过来，心想：
“人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丙丞相可真是知大节识大体啊！”
【新说】
秉宴执本与事必躬亲相对，是统治的权谋，领导的艺术。
《吕氏春秋》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当染》篇说：“古代那些会做国君的人，致力于选拔任用人才，而不去做应该臣下做的事，这是抓住了根本。
那些不会做国君的人，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结果越是治理不好国家，这是因为他没有抓住根本。”
抓住根本就是秉要执本。
做国君如此，做其它官员也是如此。简单说就是会当官的将将，不会当官的将兵。将将就是秉要执本，将兵就是事必躬亲。
对于做人来说，事必躬亲或许是个优点，但对于做官来说，事必躬亲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危害无穷。
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你什么都亲自过问。一竿子插到底，实际上是越俎代庖，那还要你手下的人干什么呢？更大的危害还在于，事必躬亲一方面使你的下级感到不被信任，另一方面，（如果你是领导干部的话）还会使你下级（中层干部）的下级（基层干部）不听上司的话而直接亲附于你。这样势必造成职责不明，政令不通，人际纠葛不清，矛盾斗争尖锐。遗患无穷，不得安宁。
所以，事必躬亲实际上是领导无能的表现。
正是想通了这些道理，丙吉才能够“问牛不同人”，知大节，识大体。
问题在于，很多领导人都想不通这一点。就连杰出如诸葛亮，虽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到人们的赞颂，但实际上也存在着事必躬亲的毛病。
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晚期，“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他的对手司马懿就曾不以为然地说：“食少事烦，岂能长久？”主簿杨■也曾直言相劝，认为“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并以丙吉问牛不问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等为例加以论证。当然，诸葛亮也有他的难处，所以他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
说到底，还是对属下信不过。
这正是事必躬亲的致命伤所在，诸葛亮也未能幸免。
【典源】
秉要执本：语出《汉书·艺文志》：“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丙吉问牛不问人：事见《汉书·丙吉传》。
逆取顺守，陆贾鞍下论治国
【原典】
西汉的陆贾原来是楚人，以门客身分跟随刘邦平定天下。他能言善辩，说起话来常引经据典，刘邦当上皇帝后，他经常在刘邦面前提到《诗经》和《尚书》，并讲述商、周的历史。
刘邦认为陆贾虽然懂得不少，但过于迂腐，十分生气地对他说：“我靠骑马驰骋疆场，夺取了天下，哪里用得着读书诵经！”
陆贾回答说：“骑马打天下成功了，难道还能靠骑马纵横来治理天下吗？
从前的商汤王和周武王算是贤明能干的人了，他们虽然以诸侯身分用武力夺取了王位，但称帝后却能息武功，推行文治之道。文武并用，打下的江山才会保持长久。如果秦国统一天下后，能够大力推行仁政，向从前的圣贤学习，陛下怎么可能消灭秦国夺取天下？”
原来，周武王推翻商朝后，为了巩固政权，大力推行仁治德政，以安抚商朝百姓。他起用了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封给他领地，让他继续统治京城的商朝遣民，周武王打开监狱，大赦囚犯，使自由民得到了解放。他把宫廷聚集的财物和粮食分发给无衣无食的贫民，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并将被殷纣王剖心杀死的比干的坟墓重新修整，以表示对这位忠义正直之士的崇敬。
这一系列措施得到了被征服的商朝人民的拥护，都乐意归顺武王的统治。后来，辅佐周成王的周公继续推行这样的仁治德政，并制定礼乐，逐步稳定了社会，使政治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刘邦听了陆贾这番话后，内心里感到惭愧，决心效法前贤。他请陆贾写文章，探讨秦国失败、刘邦获得成功的原因，总结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的参考。
陆贾据此撰写了《新语》一书，用十二篇文章探讨了治国成败之道。刘邦对这本书大加赞赏，采纳书中的建议，清除秦国的暴政，推行仁治，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这样，西汉初期的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经济开始复苏。
【新说】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打天下靠枪杆子，而坐天下却要文武并用，一刚一柔，一武一文，相互陪衬，相互补充。这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并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
“逆取”、是说凭借武力，超越名分地位夺取权力，尤其是夺取国家权力。从正统的立场来看，这是不合法的，因此叫做“逆”。大凡要推翻一个政权，很少有不流血的，多数是凭借武力取得成功的。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的确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顺守”，是说既已取得了成功，就要顺乎民心，推行各种安抚民心的措施，以守住胜利的成果。历史上的暴君，很少有好下场。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刑峻法，暴虐无道，终于有荆柯刺秦的壮举，有秦末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使天下土崩瓦解。
历史上夺取了权力的统治者，往往忽略如何使民心归顺。武力的征服并不是真正的征服，“物不平则鸣”，民不服则乱，这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左右不了的。这种个人意志同群体意志的冲突，不是以个人的屈服让步告终，便是以个人的毁灭告终。
【典源】
逆取顺守：语出《史记·陆贾列传》：“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陆贾鞍下论治国：事见《史记·陆贾列传》。
宽猛相济，诸葛亮明智治蜀
【原典】
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时，任军师。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他一直任丞相，被封为武乡侯，鞠躬尽瘁，为蜀汉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
治理蜀汉之初，诸葛亮崇尚严刑峻法。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并制定了《蜀科》，作为蜀汉的法典，执法严明。
这些措施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尚书令，护军将军法正建议推行温和的政策，他上书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时，曾经约法三章，秦国百姓懂得了德政。希望您能逐步放松严刑峻法，以抚慰蜀汉百姓的愿望。”
但是，诸葛亮认为，蜀汉的情况同当时刘邦平定三秦时大不一样，不能作为对比。他说：“秦国推行严酷的暴政，使百姓怨声载道，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使天下大乱。汉高祖有鉴于此，推行宽大政策。刘璋治蜀软弱昏庸，德政推行不了，刑法不严，造成君臣关系逐渐被颠倒。现在我严刑峻法，法治推行了，人们便知道什么是恩德，再以官位加以限制，得到了官位，人们便知道什么是荣耀。荣耀和恩德并施；君臣关系明确，才是最重要的治国之道。”
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称为“后主”。为了协助刘禅治蜀，诸葛亮精简官僚机构，明确制定了法规，集思广益，以软硬两手治国。
为了稳定蜀汉政权，诸葛亮决定出兵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地区，讨伐雍■叛乱。出发前，参军马谡对诸葛亮说：“那个地方凭仗地势险要，早就有了叛逆之心；哪怕今天被征服，明天又会翻脸..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策，攻成为下策，心战为上策，兵战为下策。只愿您能使他们心服。”
诸葛亮接受了这个正确的建议，以柔克刚，恩威并重，用强硬手段七次抓住孟获，又以仁慈之心七次释放了孟获，从而平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稳定蜀汉政权奠定了基础。
此后，诸葛亮继续将宽猛相济的方法推行到治理蜀汉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新说】
凡事都有两面，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注意并提倡在相反的两个方面之间寻求平衡。按照传统的观点，失去平衡，偏重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事情就会出毛病。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事情就会顺利发展，兴旺发达。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观点陈旧过时了，总在讲寻求平衡的中庸之道，为什么就不可以偏激一点？极端一点？为什么不可以矫枉过正？
当然可以。但不要忘记，极端到底，就会引起强烈的反作用。正如弹簧，用以压迫的力越大，反弹就赵高，反作用力就越大。认真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仍是受着平衡律的支配。因为平衡律是宇宙间的一条普遍规律。
宽大仁慈，并不意味着软弱。它实际上既体现了胸襟和气度，也体现了涵养与明智。宽大为怀，是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是自信心的表现，可以当作笼络人心的“胡萝卜”。
威猛严厉，也不意味着残忍。它所体现的是决心和力度，为的是以强硬手段迫使越轨者和不法之徒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平等竞争。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典源】
宽猛相济：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诸葛亮明智治蜀：事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恩威并施，王旦节制育适度
【原典】
北宋真宗年间，军马副都指挥史张敏奉旨训练骑兵。由于他军令过于严厉，不注意有张有弛的结合，官兵们都难以承受，于是谋划兵变。
朝廷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真宗亲自召集宰相王旦和大臣们商议对策。王旦说：“这事如果责怪张敏，那么今后别的将帅怎么再带兵？而现在如果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就会震动京城引起不安和恐慌。记得陛下几次想任命张敏为枢密使，现在如果提升他，则既解除了他的兵权，又会使谋反兵士安定下来，事情就会平息了。”宋真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对左右大臣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是难得的好宰相。”
又有一次，契丹国奏请宋廷，要求在按旧例每年支拨给他们钱物以外，额外再借给他们一笔款子。宋真宗不知如何办才好，便召来王旦商量对策。
王旦说：“如今边境形势严峻，契丹国知道陛下马上就要赴泰山封禅，行期已经临近。为此他们想借这件事来试探朝廷的意思，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
依我看，可以在每年准备支拨给他们的三十万两的款项中，借给他们六万两，但是要向他们明白地说清：这笔钱是借给他们应急的，下一年要从例定的三十万两中扣除。”
皇帝同意了王旦的办法，契丹国得到了钱以后，感到非常羞愧，事情就这样平安过去了。第二年，王旦向管发放钱物的部门下令，说契丹去年借去的六万两银子，对大宋王朝来说不算什么，他们的奉银还是按旧例全数照发，不要再扣除，但今后永不为例就是了。
无论在处理对内、对外的关系上，王旦都别具慧眼，不同凡响，妥善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通过恩威并施，节制有度，体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
的风度，使人心悦诚服。
【新说】
人们在激动或危急的时候，往往会以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所面临的人和事。而这样的方式往往会使被处置对象产生逆反心理，或者是失望，进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样反而置自己于更不利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时候节制一下自己的感情，让处理的方式艺术一些是很必要的。
在家庭教育的问题上，一部分父母对孩子过于迁就，什么要求都满足，孩子犯了错，也不作必要的批评，而另一类家长则对孩子十分苛严，孩子犯了错，即刻便是打骂相加。
不难想象，在这两种方法之下教育的孩子会是什么样。而作为一个完整而理想的家长形象，应当是严厉与慈爱兼有的。有慈爱，会让孩子有温暖感，再施予威，不致于让孩子太过放纵。
领导对下级，道理也同样。所谓领导的艺术就体现于此。一个成熟的领导，是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的，很多时候，他们都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局面，这种时候，如果不作一些软化处理，而是以硬制硬，那就很可能点燃一把大火。就像王旦，如果把意图兵变的人逮捕起来，由此所引起的混乱或许不比兵变将会引起的小吧。如果坚决拒绝了契丹国惜款的要求，契丹国免不了会采取一点什么过激的行动，结果将更糟。
【典源】
恩威并施：语出《三国志·吴书·周鲂传》：“鲂在郡十三年卒，赏善罚恶，威恩并行。”
王旦节制有适度：事见《宋史·王旦传》。
双管齐下，唐太宗仁洁秉施
【原典】
唐太宗在位期间，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鼎盛，这同他治国有方有密切关系。他的方法并不复杂，就是仁治和法治双管齐下，恩威并施；奖赏不避仇敌，惩罚不庇亲戚，所以出现了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的时代。
贞观初年，朝廷推行严刑峻法，这对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生产十分不利，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后来唐太宗大力主张以德治民，施仁宽政。他曾说：
“人命至关重要，死了就不能再复活，所以运用刑罚一定要宽简，要谨慎。”从这种观点出发，唐太宗主张在执行死刑前，先由九卿讨论犯人的罪行，再经过五次呈报审议，才能执行，严禁草管人命。与此同时，他深信人心是善良的，可以改恶从善。
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查阅死刑案件，从案例中深深感到死刑惨痛，于是下令把全国的死刑犯全部暂时释放，让他们回到家乡从事春耕，约定第二年秋天返回长安报到。第二年九月，全部二百九十名犯人果然都返回了，唐太宗便下令将他们全部赦免。
唐太宗施行仁治和奖赏也严格按照法度进行。魏征原来是太子建成手下的官员，他曾经劝建成早点杀掉太宗，以夺取皇位。玄武门事变之后，唐太宗看重魏征的才能而任用他。
后来魏征对太宗忠心耿耿，并且敢于当面提意见。有一次，唐太宗想打破常规，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壮丁。魏征认为这样做违反在二十一岁的人中征壮丁的制度，对太宗说：“陛下即位几个月了，已几次失信于民，这难道能说是以诚信治国吗？”
唐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有道理，奖给他一只金瓮，并下令按以前的制度征兵。
唐太宗也是执法的典范。贞观十七年，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之子赵节参与谋叛。公主的后夫杨师道是当朝宰相之一，暗中为赵节说情。太宗知道后，杀了赵节，将杨师道降职为吏部尚书，然后才去向长广公主处解释。这一做法在朝廷中受到了广泛赞誉。
【新说】
“管”的本义是指笔，后来引伸为方法或手段。同时采用两种方法处理一件事，或者两件事情同时进行，这是为了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仁法并施，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都是“双管齐下”的最好注脚。
双管齐下自然需要精明的头脑，充分的信心。对方法的选择尤其要独具匠心。经常可以收到奇效的是以相反的方式去处理，比如说以德报怨，唐太宗对待魏征就是如此；比如说以赏代罚，唐太宗对待死刑犯是如此。
比起一箭双雕来，双管齐下所下的功夫要大得多，因此需要慎密地考虑，小心地行事。顾此失彼是大忌，否则无法体现“双”的意义。但是，不是不可以有主次之分，或以刚为主，或以柔为主，或以赏为主，或以罚为主，都要依目的而定，而不能随心所欲。
成功的双管齐下，是一门艺术。
【典源】
双管齐下：语出宗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张■》：“唐张■员外画山水松石名垂于世，尤于画松特出意象，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干。”
唐太宗仁法兼施：事见《旧唐书·魏征传》。
兼容并包，李斯止奏王逐客
【原典】
公元前238 年，秦始皇刚刚上台，准备消灭关东六国，一统天下。这时， 韩国为了阻止秦国东征，派水利专家去劝说秦国开凿一条把泾水引入洛水的运河。但是，修运河的目的败露了，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到秦国去作宾客。
秦国的大臣们得知这些情况后，对秦始皇说：“各国来秦国的客人，多数是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来搞破坏的。请陛下发令，驱逐一切来客。”
于是，秦始皇下达了驱逐各国客人的命令李斯知道后，向秦始皇上书说：
“我听说大臣们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人那里请来了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请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友。秦穆公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个国家，称霸西戎。
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使国家强盛，打败了楚国和魏国，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利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臣服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睢，削弱贵戚力量，加强王权，蚕食诸侯，确立了帝业。这四代先王都是任用客卿而对秦国作出了贡献。客卿有哪点对不起秦国呢？泰山不拒绝土壤，才能高大。河海不拒绝细小支流，才会深邃。虽不是秦国出产的物品，但有很多是宝贵的。有才能的人虽不是秦国人，但有很多愿忠于秦国。现在下逐客令，正是把武器借给敌人，把粮食送给大国。国内空虚，国外树怨，国家肯定危险。”
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马上废除了逐客令，并将李斯官复原职，广纳贤才，为消灭六国、一统天下作准备。
在秦始皇招纳的贤才中，最著名的有尉缭、李斯、王绾、王翦、王贲、蒙武、蒙恬、顿弱、姚贾等人。尉缭是魏国人，李斯是楚国人。王翦、王贲、蒙武、蒙恬都是将门之子，能征善战。顿弱、姚贾能说会道，善于搞外交。
这一批人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说】
李斯说得很好，泰山之所以高大，江海之所以深广，都是由于不排外，不拒绝广采博纳。就人而言，兼容并包，不只是个胸襟和气度的问题，同时也决定着其事业的成败。
兼容并包，并不是不加选择地把所有陈糠烂谷子全部收罗进来，那叫做收破烂，不足称道。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而成气候者，毕竟不多见。
前提正如李斯所说，应当是可宝贵者，忠诚者。符合这一前提，无论是志士仁人，还是鸡鸣狗盗，尽接纳而用之，多多益善。不符合者，则拒之于门外。不过，也得注意，接纳进门者若全是雄才大略者，或者全是鸡鸣狗盗之徒，也会很糟。全是雄才大略者，必然发生争斗，争功邀赏，互不服气。
全是鸡鸣狗盗之徒，无人堪当重任，也不足以成大业。
这就是说，既然能兼容并包，还得“杂”。各个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各色人等，都得有，搞外交的，理财的，策划的，打仗的，安民的，治国的，执法的等等，应当兼而有之。
当然，能兼容并包，不是必然会成大事业。但是，真成大事业者，必然能兼容并包。
【典源】
兼容并包：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
李斯止奏王逐客：事见《史记·李斯列传》。
信赏必罚，齐威王从严治国
【原典】
战国时，齐威王实行“信赏必罚”的原则，使齐国国威大增，齐成王本人也因此被世人称道。
威王于公元前356 年即位，以后的九年间，一切朝政都委托大臣管理，自已从不过问。周围各国知道了这种情况，便不断侵犯齐国的边境并占领领土，威王也不曾加以理会。可是九年后，他却忽然召见即墨的大夫说：“自从你担任即墨的大夫以来，几乎每天都可以接到诽谤你的报告，可是经我派人调查即墨的情况，田野不断地开拓，人民的生活富足，衙门事务也处理得有条不紊，使我国的东方边境，没有任何危险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你尽心治理即墨，从未贿赂我身旁的大臣的原因。”
于是，威王赐给他一万户的封地作为奖励。接着，他又召见了阿地大夫。
“自从你担任阿地的大夫以来，天天都有称赞你的话传入我耳朵中，可是当我派人去调查阿地的实际情况时发现，不但田园荒芜，人民也贫穷得无法为生，且在鄄被赵国攻打时，你并未派兵去救援，就连卫攻占薛陵的时候，你也毫不知情。虽然我不断听到对你的赞扬，但这正表明了你在贿赂我身旁的亲信。”
威王在严厉地指责后，将阿地的大夫及身边接受贿赂的亲信一一处罚。
在采取这些赏罚措施之后，齐国开始派军队对九年来侵犯齐国领土的诸国进行报复。西攻赵、卫，并在浊泽（位于河南省）大破魏军，包围了魏惠王。惠王震惊，只好以归还观（位于现今山西省）为条件请和。赵国也将所侵占的北边长城归还。如此一来，齐国的众官员更加信服成王，个个尽忠职守，齐国因此逐渐地强盛起来。诸侯各国了解到这一情形之后，二十多年不敢侵犯齐国。
【新说】
赏罚分明是激发民众积极性的最佳办法之一。
老百姓的心理其实很简单：我为你好好地干，你给我应得的报酬。赏的问题事实上是老百姓很敏感的付出与得到的问题，如果赏得不分明，那么他们就对自己付出的意义感到怀议，从而积极性下降甚至丧失。
而罚的这方面看来似乎对他们的积极性的影响不如赏来得大，但事实上也是很关键的。首先，罚的威胁可以让那些本不打算好好干的人有所忧惧，想到将会有的惩罚，也就不敢太过放肆。
而另一方面，如果罚得不分明，即使赏得再周到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用。
试想，如果一个人虽然拿到了与自己付出相应的报酬，甚至还多的奖励，而他却看到另一个干得很差的人并未受到任何惩罚，甚至还拿了与自己一样的报酬，那么他的骄傲与兴奋会即刻减弱，得出一个“干得好坏都一样”的结论。
齐威王表面看来似乎不管什么，其实他却在下面作了很周密的调查，没有被表面现象迷惑，赏罚分明，赢得了人心，人人尽责守职，齐国逐日强盛，可以说齐威王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环境。“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
信赏必罚，赏罚公正，自然可感化人民去恶从善。
【典源】
信赏必罚，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信赏必罚，其足以战。”
齐威王从严治国：事见《史记·滑稽列传》及《战国策·齐策一》。
赏一安百，汉高祖封侯雍齿
【原典】
汉高祖刘邦经过多年奋战终于平定了天下。有一天，高祖从洛阳的南宫居高临下俯视，看到诸将三三两两聚集在宽敞的庭院，好像在议论着什么。
“他们在议论些什么呢？”高祖问站在身旁的张良。
“他们正在酝酿谋反。”张良回答说。
高祖有点惊慌，忙问：“为什么呢？”
“荻得陛下封侯的是萧何、曾参等直系，而被诛罚的都是平素与陛下疏远的旁系。现在宫中正在评定各人的功劳，如果奖赏每一个人，就是把天下分掉也不够分，所以他们都担心自己不仅得不到奖赏，甚至还会被诛杀。他们聚在一块，正在讨论：‘何不干脆起来造反。’”
高祖听张良这么一说，就显得更加慌张了，于是急忙问张良：“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张良献策说：“陛下最讨厌而且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人是谁？”
“雍齿。”高祖回答。
“那就赶快把雍齿封侯给群臣看吧。这样一做，大家就会认为：连雍齿都封侯了，我们更没有问题，这样大家才会放下心来，而风波自然也就去平息下去了。”
高祖一想，张良的话很有道理，就按他的办法做了，结果群臣果然平静下来了。
【新说】
汉高祖虽然平定了天下，然而却又面临封赏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的确是有些伤脑筋。赏与罚往往是最易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按照刘邦原先的那种赏罚办法，不免要弄得他的那些将领臣下们人心惶惶。对于刚刚得了天下，地位还不是十分稳固的刘邦来说，这样只会对他自己不利。
赏与罚如果得当，便会起积极的作用，如果不能得当，反而还会坏事。
一部分人可以从另一部分已得了赏或罚的人身上照见自己将来的命运。如果预见到自己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一般都不会认命静等，而会采取某种相应的行动了。
还亏得张良能够看清这个问题。干脆来了个极端的办法，选出了大家都最讨厌的部下雍齿，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看来是最应受诛罚的人物，而张良却出乎意料地要刘邦封赏。这样一来，大家都放下了心，因为显而易见，自己决不会比雍齿差。
试想，如果针对上述的对立意识，采取另外的一种方法，如：或者把雍齿诛杀，杀一做百，或者这些人一起诛罚，那就难免要大动干戈，而且谁胜准负，还是一件难以料定的事。搞得不好天下大乱，而刘邦为此而丧失天下也是难说的。由此看来，采取“先赏最讨厌的部下”实在是一种妙策。它既臣服了人心，又平定了天下，可谓一举两得。
聪明人的赏与罚，其意不仅仅在彼赏罚的人，他还要通过这些对那些未彼赏罚的人施加他所需要的影响。可以说，赏与罚在此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了。
总之，如果老是按旧套套办事，难免有出乱子的时候，所以有时不妨破一点例，创一点新，说不定反而还会钥好的效果呢！张良真不愧是一代优秀的谋士。
【典源】
赏一安百：语出周代吕尚《阴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也。”另见《文中子·立命》：“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夫为政而何有！”
汉高祖封侯雍齿，事见《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
水清无鱼，丙丞相不究细行
【原典】
丙吉是汉宣帝时的丞相，以知大节，识大体著称。又宽厚待人，隐恶扬善。尤其是对下属，从不求全责备。对好的下属，他大力加以表彰；对犯了过失的下属，只要是能原谅、宽容的，他都尽可能地越谅、宽容他们。
丙吉有一个车夫，驾车的技术很好，其它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一个毛病——喜欢喝酒。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出门在外也是这样。
有一次，丙吉出门办事，带了这个车夫驾车。殊不知他这次喝得大醉，车子还在路上，他就呕吐起来，把车上的座席都弄脏了。车夫一见自已弄脏了座席，吓得不知怎么才好。但丙吉并没有多说他什么，只让他把车上的污迹擦干净，然后又赶车上路。
回到相府，管家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车夫一顿，并向丙吉建议说：
“大人，这个车夫实在是不像话，干脆把他赶走算了！”
丙吉摇摇头说：
“不要这样做。因为他喝醉酒犯了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赶走他，你让他到哪里去容身呢？他不过是弄脏了我的座席罢了，算不上什么大罪。还是原谅他吧，我相信他自已会改正的。”
管家这才没有赶走那个车夫。车夫知道是丞相的宽宏大量才保住了自已的工作后，内心非常感激，决心报答丞相。从此更尽心尽意地赶车，酒也喝得少多了。
车夫原本是边疆人，熟知边防报急方面的事情。有一次，他在长安街上看到一名驿站的官员疾驰而过，猜想一定是边境上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于是他紧跟着到驿馆里去打听消息，果然得知是匈奴入侵云中郡和代郡，那里的郡守派人告急。
车夫立即回相府，把自已探听到的情况向丙吉报告。丙吉知道宣帝马上会召自已进宫商议，便叫来有关方面的属下，向他们了解被入侵地区的官员任职以及防务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思考了对策。
不一会儿，汉宣帝果然召见丙吉和御史大夫等人商议救援之事。由于丙吉事先已知道了消息，并且有所准备，所以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很快提出了可行的救援办法。而御史大夫等人却仓促进宫，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对被入侵地区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一时之间根本就说不出什么来，更不用说切实可行的救援办法了。
两相比较，对照鲜明。汉宣帝赞赏丙吉“忧边思职”，对御史大夫等人却很不满意。
退朝后，其他大臣对丙吉十分钦佩，丙吉却对大家说：
“实不相瞒，今天是因为我的车夫事先打听到消息并告诉了我，使我预先有了准备。当初，他曾经醉酒呕吐，弄脏了我的车座，我原谅了他，所以他有今天的举动。”
说到这里，丙吉又感叹道：
“所以啊，每个人都有他的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应当尽量容忍别人的过失。想想看，假如当初我不容忍车夫的过失，把他赶走了，能有今天受到皇上的表彰吗？”
众人都点头叹服。
【新说】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能够生存：人太明察了，就没有人愿意跟随你。
是啊，你看那游泳池里的水是够清澈的了，可是哪里有鱼能够在里面生存呢？
为人也是一样。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你事事苛察，求全责备，就像眼里容不下一粒砂子一样，谁愿意跟从你呢？
丙丞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原谅了车夫，结果得到了报答。
当然不止丙丞相如此，中国历史上这类容人的事例还多着哩。
汉高祖重用“盗嫂”的陈平而得天下，宋太祖撞破受贿的赵普而不责罚，曹操更是公开下《求贤令》说：哪怕有不好的名声，可笑的言行，甚至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木，都不要有所遗漏。
他们都是容纳那些虽德行有亏但确有才干的人。而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恐怕要算孟尝君容忍门客而得报答的事了吧。
据说齐国的孟尝君手下有个门客居然和他的夫人勾搭上了。有人向孟尝君告发了这个“第三者”，建议把他杀了。孟尝君听后却只是淡淡一笑说：
“男女相悦，人之常情，这种事那么认真干什么？”后来孟尝君把那个门客推荐给卫国国君，当卫国准备联合各国讨伐齐国时，那个门客以同归于尽威胁卫国国君，使卫国国君打消了攻齐的念头。齐国人知道这事后，都赞扬孟尝君宽厚待人而转祸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