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先笑着对纪守先说：“这学得也太快了，就好像北京的烤鸭，为了养得肥肥的，硬往你嘴里塞了一大堆吃的，也不管你消不消化。”
纪守先也笑了，“老黄，你别说，你形容的还真恰当。有点意思嘛！”
“啧，老纪！”赵国文突然神秘地问道：“校长三番五次地找你，是不是交给我们重要任务了？”
“反正回国以后你就什么都知道了。”纪守先没有回答赵国文的提问。
“咱们是一伙的，你还保什么密。”赵国文有些不高兴，推门走了出去。
纪守先望着赵国文远去的背影，思考到：老赵是个好同志，开朗、热情、有干劲。可就是有时情绪化，这对于秘密工作是很危险的。今后要帮助他克服这个毛病。
回国的前一天，军情学校总监杜曼宁少将来到学校，将纪守先叫到了办公室。
杜曼宁严肃地对纪守先说：“这次你和瓦夏、舒拉回国后，负责满洲地区的对日情况工作，重点放在对日后方基地的骚扰、破坏上。”
纪守先问：“我的领导人是谁？”
杜曼宁说：“你的领导人叫A.鲍威尔，住在上海。你务必于7月23日下午3时，左手持《大美晚报》在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入口巴拉斯咖啡馆和此人接头。到时有个自称密斯特李的外国人和你说话，他就是鲍维尔。”
纪守先问：“如果没接上头怎么办？”
杜曼宁说：“如当天联络不上，可于8月3日、8月13等每逢‘3’日再去该地接头。”说完他掏出一叠美元交给他，“这是经费，一个月只有40美元的开销，注意节省。”
纪守先接过美元，“请将军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
杜曼宁握了握纪守先的手：“你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由陆路返回满洲，祝你好运!”
3月，纪守先三人准备启程归国，缪勒尔、米哈依尔特意用学校的大轿车将他们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
在候车室里，缪勒尔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大家相互喊着口号“努力”，然后在依依不舍中分手。在回学校的途中，缪勒尔突然问米哈依尔，“你说，在万尼的身上，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呢？还是共产主义战士的性格多一些？”
米哈依尔思索了一阵子说：“好像是中国人的性格多一些。”
“是的，”缪勒尔说道：“万尼首先是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个共产党人。”
回到学校的办公室，缪勒尔仿佛仍在琢磨纪守先，他不住地自言自语：“万尼……万尼。”
站在一旁的米哈依尔不禁有些吃惊，他发现他的上司已经对这个中国人着迷了。
“校长同志，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米哈依尔说。
缪勒尔突然问道：“第二期学员是谁推荐的？这个人是不是国际情报组织中的人？”
米哈依尔答道：“是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负责人杨树田介绍来的。”
“杨树田!”缪勒尔问道，“他为什么不来莫斯科受训。要知道这对于他是非常重要的。”
“校长同志，据悉，他们已在赶往莫斯科的路上”，米哈依尔说道：“不久，您就会见到这位卓越的中国情报战士。”
“我很想见到此人。”缪勒尔严肃地说道。
与此同时，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奥特波尔的山路上，正艰难跋涉着三名中国人。
为首的是位身材不高，但却很结实的男人。他身穿皮衣，头戴貂皮帽，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国际情报组织哈尔滨负责人杨奠坤(杨树田)。紧随他身后两名情报组织成员，身材略高一些、穿狗皮大衣的名叫张逸仙。
踏着厚厚的积雪，三人来到一处苏联边防军的哨所前。
“不准动，举起手来!”苏军哨兵大声喝道。
杨奠坤立刻上前，用熟练的俄语说道：“我们是自己人，我要求见舒拉上尉。”
哨兵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此事。不久，他走了过来，友好地示意跟他走。
三人被带到了一座木刻楞房内，里面烧着大铁炉(用汽油桶改装的)，非常温暖。一个中士进来，给他们端来一盆菜汤和几块黑面包。大概是饿了的缘故，三个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中士则在一旁偷偷地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也没见舒拉上尉来。于是三人便倒在大木床上睡了起来。
大约在半夜的时候，两名苏联军官走了进来，三人从梦中惊醒。
其中一名军官冲他们喊了一句：“米赫伊鲁!”
这是联络暗号，杨奠坤也立刻喊道：“米赫伊鲁。”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名军官说道：“我是舒拉上尉，负责送你们去莫斯科。”
杨奠坤马上说：“舒拉上尉，我看这里没有交通工具，能不能给我们搞几匹马来。”
舒拉上尉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带来几匹军马，送你们上路。”
果然，第二天，舒拉上尉带着一个士兵牵着马来接他们。不过只有两匹，而且也不是军马。
他们三个人只好替换着骑马，赶了大约三四十里，又坐了一段火车，到了奥洛维亚那亚，住进了当地驻军的招待所里。这里的条件非常好，有暖气、热水、浴室、卧室，三人洗了澡，吃了俄式午餐，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来了两位佩戴大尉、少校军衔的军人。
少校和气地说：“你们好，中国同志。在这里休息的好么？不要急，好好休息一阵，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另一名大尉又走到“茶炊”(铜制大茶壶)跟前，打开水龙头给他们泡了几杯热茶。
杨奠坤三人在这里感到了一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几天过后，大尉送来了一封介绍信和两个证明文件，又每人发了500卢布，两套军服，把他们送上火车，沿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莫斯科进发。
经过15个昼夜的旅程颠簸，火车终于平安抵达莫斯科。三人在苏军总参情报部一位将军的家中借住一夜。第二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杨奠坤三人走到临街的阳台上，观看下面的街道。只见工人、学生穿着制服，打着红旗、标语、唱着歌前进。大家都被这欢乐的游行队伍感染了，不住在阳台上冲街上的队伍招手致意。
这时，一辆汽车停到楼下。房东老太太告诉大家，有人来接他们了。
几个人告别房东，坐上汽车，向莫斯科市郊驶去。
大约行驶了20公里，便到了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这时，杨奠坤才发现这里各国的学员都有，德国人、波兰人、蒙古人、中国人。
在办公室里，校长缪勒尔亲切接见了大家。
缪勒尔拉住杨奠坤的手说：“杨，我很早就听到过你的名字，你为我们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学员，如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
杨奠坤用俄语回答：“校长同志，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请上级在这里考验我吧!”
缪勒尔拍了拍他的肩，“很好。你会在这里得到锻炼的。”停了停他又说：“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瓦尔德尔。”
当天，杨奠坤等人吃饭、洗澡、换衣服，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被称作“古斯达夫”的张逸仙和杨奠坤同住一个寝室。
第三期训练班共有12人，除杨奠坤三人外，还有一个叫“马克斯”的中国人，原名叫阎荆璞，营口人，曾当过卡车司机。另一个叫“威利”，是佳木斯人，原名王君。不久，在学校开课后又来了两个中国同志，一位叫“埃菲德”的奉天人，原名常杰男；另一位叫“普尔斯”，原名张明礼，他俩都是皮鞋工人。时间长了，大家才了解到，校长缪勒尔是位老共产党员，1917年就参加革命，在德国坐过牢，腿有风湿病，不时要发作。他为人很风趣，能用手势表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他的夫人是学校的厨房经理，照顾学校学员的饮食。他们的儿子叫鲁迪，在莫斯科一所航校学飞机驾驶，每天早出晚归。星期天便同学员们一起玩，和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这几天没有开课，杨奠坤等三人都在学校里休息。一天，缪勒尔来到宿舍看望他们。
“瓦尔德尔，现在生活习惯了吧？”缪勒尔问。
杨奠坤回答道：“很好，要比我们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了。”
这时，有人敲门，杨奠坤立即把门打开，只见进来一个工人模样的苏联人，问有没有烟。
缪勒尔不高兴地将那人轰走，然后对杨奠坤说：“你为什么不问问是谁就开门让他进来。你要知道，你们将来回国都负有重大责任，假若现在被人认识了，对你们将来有极大危险。”
这时大家才感受到学校的特殊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接触的第一条原则便是：叫你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其他不准打听。
一星期后，开始正式上课。课程是每天上一门。每天早上，从莫斯科派来一位教官，教一天，晚上回去；每隔五天休息。总课程是六个月零十八天。学习的课目有：秘密工作学，包括通讯传达法、药品贮藏法、情报员联络、侦察技术；政治学，包括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燃烧化学；爆破学；射击；格斗；车辆驾驶。除政治和秘密工作课程外，其他课程均注重实地操作。
杨奠坤经过一段观察发现，学校的校长缪勒尔只是负责学员的学习和训练，而真正的神秘人物是来自总参情报部的少将——学校总监杜曼宁，他是专门负责学员的派遣工作的。杜曼宁不定期地来学校视察，他每次来学校后，都会有学员离开学校。
细心的杨奠坤还发现，学校二楼尽头的一个宿舍里住着几名女学员，她们很少露面，上课也不和男学员在一起，由一名女红军大尉专门负责他们的训练。杨奠坤印象里有一个女学员叫汉布尔格，还有一个叫罗莎，两人个子都不高，约有30多岁。
学校的生活紧张而神秘，杨奠坤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天，缪勒尔单独将杨奠坤叫到了办公室。一见面，缪勒尔就开口问道：“下午你们还有什么课程？”
“是政治课，校长同志。”杨奠坤答道。
“不要上了，”缪勒尔习惯性地把手一挥，“你马上跟我走，去见一位重要人物。”
下午1时，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将缪勒尔和杨奠坤接走。轿车仿佛是故意在街上兜圈子，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停在了阿尔巴特街一幢灰色的大楼前。听缪勒尔说，这便是“格柏乌”(苏军情报部)的总部，苏军全军最高情报指挥中心。
通过戒备森严的岗哨，缪勒尔带杨奠坤来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先在门外的休息室等候。不久，一位少校出来说：“将军同志，请你们进去。”两人起身走进办公室。
杨奠坤随缪勒尔走进办公室。只见一位身穿将军制服的中年人坐在办公室的后面，真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别尔津同志，”缪勒尔恭敬地说，“我将学员瓦尔德尔带来了，请你指示。”
“缪勒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返回你的岗位上去。”别尔津礼貌地说。
缪勒尔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奠坤着实有些吃惊。因为，眼前坐着的这位将军，便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原名帕维奇·伊万诺维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领导苏联情报机关已经有很多年了。
别尔津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杨奠坤的面前，两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说，“好样的，瓦尔德尔……听说你非常能干，为我们在中国东北打开了局面。可你应该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来，咱们谈一谈。”别尔津回到座位上，直截了当地问：“你对日本怎么看？……”
杨奠坤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脑子开始飞快地旋转。日本是俄国的宿敌，也是中国的宿敌。现在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决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
杨奠坤回答别尔津说：“我认为，日本是中国和苏联最大的敌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称霸亚洲，其中也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
别尔津同意杨奠坤的看法，他补充说道：“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掌握潜在之敌人的计划，打入他们的组织，侦察他们的行动……这将是我们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贡献。识破敌人的阴谋就等于粉碎他们的侵略计划，至少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消除战争的威胁，这是当务之急。你说对吗？”
“正是这样!”杨奠坤高声说：“部长同志，我愿意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好，这就是把你叫来的原因，”别尔津说，“来，咱们研究研究。”
别尔津走到书柜边，打开一个小保险柜，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夹子，翻了一下，打开递给杨奠坤，“你看看吧，请用俄文读出声来。”
杨奠坤接过皮夹子，发现别尔津翻开的那页，是份中文的抄件，于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国对苏俄之积极根本政策》：惟欲保证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必须解决俄国问题，在满洲国建立起绝对安全之地带，并夺得出海口。这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东部地区应在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这就够了，”别尔津打断他的话。杨奠坤急忙将皮夹子递给别尔津。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打算。”别尔津说，“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迅速在满洲国建立庞大的情报组织，搜集日本军队，主要是关东军的战略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别尔津习惯地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掌心，站在杨奠坤面前，补充道：“干我们这一行，既要足智多谋、英勇绝伦、履险如夷，又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懂吧？”
这之后，杨奠坤又和别尔津多次会面，渐渐了解了这个神秘的人物。
扬·别尔津整整比杨奠坤大22岁，是一位阅历甚广、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面貌年轻性格开朗豁达的“老人”。早在16岁那年，当时名叫彼得·丘济斯的他，就饱尝了哥萨克大兵步枪通条的抽打，同宪兵搏斗时三处负伤，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已煎熬得满头白发。当他从遥远的雅库特逃出来，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时，母亲竟不敢认他。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现在我就叫别尔津，扬·别尔津了。当年的小彼得已不复存在。他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销声匿迹了……妈妈，你看，我用了父亲的名字。我不会让他的名字蒙受耻辱，永远不会……”
别尔津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扬·别尔津都坚守革命岗位，他同士官生打过仗，参加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来参加了拉脱维亚起义……这些都是有一次别尔津在闲谈中告诉杨奠坤的。
“这就是我一头白发的由来!宪兵和警察使我变聪明了。我上了6年学，蹲过差不多6年监狱。幸好我从苦役中逃出来，才得以提前毕业……”
在杨奠坤和别尔津累了时，扬·别尔津就提议下盘棋，清醒一下头脑。他们喝一杯浓茶，又接着研究。研究出了什么呢？那就是一项针对日本侵略军的绝密计划——“戈比旦行动”。
别尔津总是对杨奠坤说：“瓦尔德尔，你知道我要给你讲什么吗？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认为敌人都是呆头呆脑的傻瓜，要把他们看成是高明的对手。要勇敢机智，随机应变才能克敌制胜……别嫌啰嗦，你应当比我看得更清楚——你要去的地方是满洲呀!”
杨奠坤每到这时，都会认真地聆听。
“干我们情报工作，要有强烈的爱国心、冷静的头脑和钢铁的意志，”别尔津说，“我们重任在肩，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特别是日苏战争。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此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给他们一家伙。瓦尔德尔，你懂我的意思吗？”
别尔津有个习惯，总要问明对方——他的工作人员和同伴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这一良好的习惯被杨奠坤、张逸仙他们很好地继承下来。
“戈比旦计划”明确之后，别尔津就设想，应该在哈尔滨、北京、奉天、天津、青岛一线建立网状情报点。首先应在哈尔滨、大连扎根，因为这里有很多俄国侨民，便于苏联谍报人员活动。具体怎么做，别尔津就只能靠杨奠坤自己考虑了。他发现这个比自己小22岁的年轻人既有敏锐的领悟力，又有熟练的实际工作本领，还有老练谍报人员的洞察力。
在长达一个月的频繁接触中，杨奠坤对别尔津更加尊敬，爱戴，并视为师长。可以说，别尔津对杨奠坤的影响举足轻重。
就在别尔津和杨奠坤秘密制定“戈比旦计划”的时候。张逸仙也没闲着，在爆破教官邱列宁的指导下开始了特殊训练阶段。
一天，一位穿便服的教官来到张逸仙的面前，他自称是邱列宁教官，是教爆破的。
邱列宁打量一下张逸仙问道：“古斯达夫，我想知道你有多大年纪了？”
张逸仙也打量一下邱列宁，见他也就30多岁，甚至比自己还年轻。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便顺口说道：“教官同志，我今年31岁了。”其实张逸仙当时已37岁了，在这些学员中算是老大哥了。
邱列宁得意地笑了笑，“那我比你大很多，我今年35岁了。”
邱列宁富有传奇经历，17岁便参加了十月革命。1921——1922年参加了远东共和国与日本的战争，曾只身炸毁日军的火力点。
在郊外小山包他们开始了爆破训练。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张逸仙一次又一次地引燃导火线。而每次炸药的装量都不同，爆炸威力也不同。从一次只能崩掉一块一尺见方的泥土，到最后掀掉了一个小山角。
邱列宁颇为内行地告诉张逸仙，在当今世界上，德国人的炸药最出色。尤其是他们研制的“黑索今”炸药，熔点为204.1°C，压药密度为1.77/厘米3，爆速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是用石蜡、树脂、动物胶包覆炸药外表，具有一定的粘度，非常适合隐藏于各种物体之中。搞秘密行动的人，都喜欢这类黑索今炸药。
张逸仙想起了在救国军时曾使过的梯恩梯炸药，便问道：“教官同志，梯恩梯炸药是军队常使用的一种炸药，它的效能如何？”
邱列宁点点头，“TNT是威力很大的炸药，它的爆速可达每秒6970米，热安定性能极高。不过，它的原料甲苯来源于战略物资——煤焦或石油，在战时往往战略物资往往受到严格控制，这样，TNT的产量会减少的。”
“教官同志，”张逸仙越谈越有兴趣，“我在国内同日本人作战时，常发生炮弹炸膛的事故，这是为什么？”
邱列宁倒真是个行家，他稍稍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排除人为的因素和机械故障，能使炮弹炸膛的，大概还有一种因素，那就是装弹火药发生了问题。”
“火药发生了问题，是梯恩梯吗？”张逸仙很认真地问道。
“不，是黄色炸药，”邱列宁说道，“它的主要原料是源于羊毛的黄色染料——苦味酸。它的优点是取材方便，爆速高，机械感度低，但苦味酸极易与金属发生反应，形成苦味酸金属盐，这种盐的机械感度很高，做炮弹火药时，稍不留意就会发生火炮炸膛事故！”
这时，张逸仙简直是对邱列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向邱列宁学习，把极其珍贵的军事知识带到国内去，带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的战场上去。
以后，张逸仙又学会了燃烧化学，可以用极其简陋的材料配制炸药。苏联的正规培训为张逸仙的爆破技能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在学校受训期间，班与班之间的学员不能交流，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缪勒尔的儿子鲁迪。小伙子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英俊漂亮，在莫斯科附近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鲁迪聪明好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于这个班的学员只有张逸仙会英语，故两人常在一起玩耍。为了锻练学员的意志，学校开设了野外生存的课程。教官带着学员来到距莫斯科400公里的伊凡诺夫山丘进行反追捕训练。学员2－3人一组，只携带少量的面包、食盐和水，在内务部队和军犬的追逐下拼命狂奔。
杨奠坤和张逸仙还好些，两人都打过游击在山里转过。可苦了那些德国、波兰的学员，没跑出一公里就被发现，很快就被“逮捕”，取消了训练资格，留在下一期继续训练。
内务部队的一个大尉逐渐发现，那两个中国人是最难对付的。一天下来，竟不见踪影，他甚至怀疑他们脱离了训练区。不过，从某些遗留的痕迹上的判断，他们的确还在训练区。
杨奠坤和张逸仙忍着饥渴潜伏在灌木丛的一个长满荒草的大坑里。内务部队的士兵几次从他们的头顶边走过，都没有发现他们。
入夜，两人啃了几口黑面包，继续潜伏。
张逸仙感到有点寂寞，便小声问道：“小杨，听说你在磐石打过游击，说说看。”
这是杨奠坤颇为自豪的一段历史，他开口说道：“那是1932年的春天，我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命令，前往磐石开展工作。那里靠近中朝边界，群众的觉悟很高。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小型武装‘打狗队’。我到那里以后，整顿了‘打狗队’，并利用‘反日会’的关系，组成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当时李红光任队长，我任政委，声势很大，震动磐石。”
“那你怎么又搞起国际工作了呢？”张逸仙问。
“我们‘工农反日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他们出动三四百人围剿我们，在游击战中我腿部负伤，组织上安排我回哈尔滨养伤。这样，那里的工作就交给杨靖宇同志来完成。我伤养好后便留在了满洲省委。1932年冬，经满洲省委同意，在王东周同志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并组成了由王东周、我和高成儒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开展北满地区的国际情报工作。”
张逸仙听罢不由暗自佩服，杨奠坤当年只有23岁，就已有了丰富的革命阅历。
“砰！砰！”两发绿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这是训练结束的信号。杨奠坤、张逸仙从草丛中站出来，向集合地走去。
第3节 精英纷至沓来
就在杨奠坤、张逸仙等人进行特殊训练的时候，又一批中国学员从中苏边境出发了。
这次越境的中国学员仍是三名，为首的叫陈冰岩，当时只有18岁，是吉林三师（校址阿城）的学生。1933年5月，经三师文牍熊锄辛介绍，参加了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1934年秋，先期回国的黄振先在召集受训学员赴莫斯科训练时，推荐了陈冰岩。
陈冰岩三人越境的地点仍是中苏西部边境。三人从哈尔滨出发乘快车，经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到达嵯岗。嵯岗是个小站，下站是扎兰诺尔煤矿。当时日苏敌对，国境线很紧张。边境设有岗楼、暸望塔，苏联边防军在境外驻扎军队屯垦。种地的犁架也是用炮架组成的，全由军人操作，农民已撤走。满洲里有日军守备，扎兰诺尔有暸望塔，上面有探照灯。日军一般不敢出来活动，苏军不怕，有时骑马过境到菜地买菜。距扎兰诺尔十多里有一个车站，驻有警备队，有些平房。陈冰岩三人越过铁路，穿过一片荒地，看见一个地窝棚，住一个种菜的老百姓。陈冰岩上前打听道：“大叔，过境的路怎么走？”
那农民仿佛很有经验似的，连头都没抬，用烟袋锅一指：“向北走三四里就过了。”
陈冰岩三人等到深夜继续前行。面前是一片草原，没有路标，他们只好顺着马车的车辙走。走了一段路，进入苏联一侧。绕过一座小孤山，有一个村落叫喇嘛街，开始有人来往。陈冰岩见人就找会中国话的，因为他们俄语不行，最后把他们送到了边防军的一个哨所，恰好护送他们的情报部的一位中国同志在那里。双方对答了接头暗号。陈冰岩说：“我们要去莫斯科。”
那位中国同志点头说：“我等你们好多天了。”
过境后一切很顺利，第二天乘快车到赤塔转西伯利亚大铁路，行程一周到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陈冰岩三人仍是先住在米黄色的小楼内。这一回女将军米勒接待了他们。据说，米勒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当过军事间谍，是个神秘人物。
米勒身材丰满、金发碧眼、和蔼可亲、待人态度十分耐心。中午，米勒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饭后稍事休息，米勒便亲自驾车把他们送到了莫斯科郊区森林中的“军事情报学校”。
这是一期很短的训练班，学期只有三个月，属于学校的第四期训练班。训练班只有9名学员，其中5个中国人，2个蒙古人，2个东欧人。
在五个中国人中，除同去的两人外，还有两名新学员。其中有一个叫王耀南的中国人，俄文水平极高，常担任学校的翻译，俄文名字叫伊万诺夫。陈冰岩也起了个俄文名字，叫玛雅利，是校长缪勒尔给起的。
他们学习的内容与杨奠坤他们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政治课、军事爆破、军事化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法。配炸药、做爆破机、做燃烧弹。不知怎么搞的，陈冰岩对这些事感到恐怖，仿佛他们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陈冰岩的这种认识，主要是基于对情报工作特殊性的无知。这一点被细心的王耀南看了出来，他是位职业革命家，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一天王耀南和陈冰岩一起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这时，夕阳西下，大地一片金黄。
两人拣了一块干净的草地坐下。
王耀南开口说：“玛雅利，我看你的思想不对头，上爆破课程时不专心。”
陈冰岩见王耀南主动提及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开了腔：“我们干革命的，是靠光明正大的手段去斗争。要么口诛笔伐，要么刀枪相见。怎么能干些暗杀、放火、爆炸的勾当呢？”
王耀南冷静地看了看他，问道：“请问，我们动用这些手段对付的是谁？”
“当然是日本人和那些汉奸。”陈冰岩回答。
“对付这些人，我们还用讲究什么光明正大么？”王耀南反问。
“反正敌人用过的手段，我们来用，我感到不舒服。”陈冰岩说完注视着远方。
“玛雅利！”王耀南有些激动，“当我们坐这里享受落日的余辉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国内有多少同志关在监牢，有多少同志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要想反抗反动势力就必须付出多得多的代价。当你看到成千上万的同志倒下的时候，你不会去想任何事情，那就是复仇，不惜一切代价复仇！”
王耀南的话深深震撼着陈冰岩的心灵，他头一次感觉到“革命”是这样的惨烈。
陈冰岩望着激动得满脸涨红的王耀南，不由低下了头。
王耀南语重心长地说：“同志，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搞革命我们内行，搞军事我们是外行。抓紧时间学习军事技能，争取早日归国报效国家！"
“可我们是在为苏联服务。”陈冰岩突然说道。
“可我们共同的敌人，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
陈冰岩无言以对，面对浑身溢着革命热情，对敌人无比愤恨的王耀南，他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在以后的实践课中，陈冰岩认真学习爆破技能，还不时地虚心向俄语好的同学请教。由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化学知识，很快地掌握了各种复杂的爆破技能，成为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
陈冰岩越学越精，他考虑到今后工作的特殊性，尽量把配炸药的每种化学原料成份记在脑子里，不用笔记。而且还特别留意这些原料在城市中普通的西药店中是否可以买到。日积月累，加上勤奋苦学，陈冰岩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爆破“专家”。
看到陈冰岩的进步，王耀南喜上眉梢，他多次夸奖，陈冰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后来，缪勒尔给学员们的一次讲话，使陈冰岩促动很大。
缪勒尔讲道：“反动派对待革命者是残酷的，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留情。既然反动派喜欢残酷的手段。那么，我们对他们就施行残酷的手段！”这时，陈冰岩想起了中国的古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934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7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红场照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军事情报学校选派了一部分学员到红场参加庆祝活动，杨奠坤、张逸仙有幸目睹了这一盛况。当斯大林出现在列宁墓上的观礼台时，他们也和欢乐的人群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尽管后人对斯大林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当时，他在国际战士的心中是崇高伟大的。
斯大林的讲话铿锵有力，他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尽管她面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但却依然傲然挺立。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骄傲吧，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欢呼吧……”
“呜啦——！”广场上的红军战士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在雄壮的军乐中，苏联红军战士排成方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接受斯大林的检阅。
步兵、骑兵、战车、火炮，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夜晚，杨奠坤和张逸仙都难以入睡。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风采，亲眼目睹了苏联红军的雄姿。有这样强大的国家，有这样强大的军队，中国革命完全有了依靠。
第二年的新年刚过，学校组织参观。那时听说苏联每天能造五十架飞机，最大的有八个引掣，普通四个，载重八吨。大家先参观了飞机厂，由飞机厂技术人员讲解。他只是向这批特殊的参观者讲了飞机有哪些弱点，如何进行破坏，使有些兴致勃勃的学员感到大煞风景。
第二次参观新式武器展览。这次是游击教官和校长一起带大家去参观。参观前告诉中国同志说：“有人问，就说是蒙古人。”大家乘坐火车到莫斯科车站，再乘单轨电车到兵器展览馆大楼下车。大家整整看了一天，看到了各种高射炮、反坦克炮、远距离高射炮、岸防炮等，有各种类型的坦克、战斗机、军舰、潜艇的模型，还有各种测量距离的仪器。有一架横装的镜筒，可以透过障碍物看清背面的物体，令张逸仙十分惊奇。后来他才知道那叫“炮兵观测镜”。总之，这次参观，真是大开了眼界，看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各种新式武器。
12月，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顶着漫天的风雪。第五期中国学员来到了学校。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这种军情情报学校并非只此一所，一公里外的树林里还有一所预备学校。预备学校并不学什么特殊的知识，只是让学员们学习俄语、学习也不紧张。其实校方的最重要目的是保密。因为各期的学员有时会碰到一起，难免会给保密工作带来不便。为避免各期学员见面，新来的学员往往要在预备学校呆上一阵子，等上一期学员离校后方能进驻军情学校。第二、四、五期学员都住过这里，只有负有重大使命的第三期学员直接进住了军事情报学校。
第五期学员共有7名：王方、张秀春、陈岩、王君、陶立明五位中国同志和两名蒙古同志。王方为班级学员组组长。
王方，原名姚荫芳。国际情报组织北满地区负责人，曾协助王东周同志开展情报工作。
王方受过中等教育，聪明能干，遇事冷静，体力好，精通中国武术，是个优秀的情报战士。
由于王方的特殊经历，缪勒尔对他格外重视，给他亲自取名马克西姆。
一日，缪勒尔将王方叫到办公室密谈。
“马克西姆，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将奔赴各地，组成众多的情报点。这样，我们就很需要一些优秀的情报人员进行协调，我看你很胜任这种工作。从今以后将给你加开一门特殊的课程，情报协调学。”
王方听后很激动，他连连说：“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谢谢！”
缪勒尔将身子往后一仰说道：“情报组织是点、线的结合，最终形成一个面。我想请你谈谈我们情报点设置的最佳位置。”
王方的大脑开始飞快地转动，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可组成西线；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可组成东线；哈尔滨、新京、奉天、营口、大连可组成南线。另外，北平、天津、青岛等地位置重要，环境复杂，也可以设点。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张覆盖中国东北部的情报网。”
“真是太妙了，”缪勒尔高兴地站起来，“看来我没有选错人，你是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停了停缪勒尔又说，“如果我要去中国旅行，一定请你做导游！”说完，缪勒尔拍了拍王方。
王方当时只当是缪勒尔在开玩笑，不料后来，这位情报专家真的去了中国，王方不仅成了他的导游，还成了他的助手。
王方在接受训练时也有别于其他学员，他接受的训练更多是无线电通讯、绘图、情报传递。也就是说，案头工作多了一点。然而，王方自己却不敢掉以轻心，他努力学习爆破、刺杀、射击技术，格斗训练也格外卖力气，有一次他竟接连摔倒了二名蒙古学员，令对手大吃一惊。每天清晨，他总是一个人围着操场跑步。同学们问他为何给自己加大运动量，他总是笑呵呵地告诉大家，是在练脚力。后来，王方的这种练习真的派上了用场。
一天，杜曼宁将王方带到一间地下室里。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王方，情报局技术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国家的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敌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 杜曼宁向王方解释说。王方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 杜曼宁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杜曼宁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最难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杜曼宁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王方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杜曼宁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杜曼宁风趣地补充道。
杜曼宁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从不透露一丝口风。此后多年，王方一直带着杜曼宁为他亲自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1934年2月，王方等人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准备启程返回国内。临行前，杜曼宁来到他们中间交待任务。
杜曼宁对王方说道：“之所以这样急就让你们回国，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工作需要你们。”
王方问道：“杜曼宁同志，我们将如何开展工作呢？是按以前的组织办法去做吗？”
“不，你们要有所变动，”杜曼宁说，“你们将会有新的领导人，他将带领着你们开始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你们回去以后，先在哈尔滨待命，不久就会有人去找你们接头。”杜曼宁说完将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交给他。
“记住上面的号码，当另一个人拿一张号码相邻的美钞时，他就是你们的联络员。”杜曼宁晃了晃手中的美元，“要绝对相信此人！”
王方收好美元，向杜曼宁敬了一个军礼。
迎着刺骨的寒风，王方和两名同志踏上了返回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快车。
一星期以后，王方等人仍旧从扎赉诺尔越境，回到了北满。
尽管预备学校是很隐蔽的，但仍被经验丰富的张逸仙发觉了。一天，他悄悄对杨奠坤说：“你知道么，在咱们附近还有一所情报学校。”
杨奠坤吃惊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逸仙告诉他：“有一次上爆破课，我看见从东面树林的别墅出了一群穿便服的中国人。”
4月，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学校举行了一个毕业仪式，杀了一头猪聚餐。第三期学员用苏、中、蒙三国文字写了一条大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餐厅装饰起来，佳肴摆了一桌子。下午四点，几位情报部的同志来了，他们簇拥着身穿便服的别尔津，来到席间就坐。别尔津坐在主位上，首先讲话。
别尔津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道：“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结束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就要回到各自的祖国，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前沿。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到那时，你们将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所学的所有内容都会派上用场。实践将会证明，你们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
别尔津的讲话赢得了学员热烈的掌声。
张逸仙代表学员讲话，他用纯熟的俄语庄严地说：“我们在这里接受特殊的培训，为的是更好地打击敌人。面对领导和关心我们的同志们，我代表全体学员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一切要用行动来表现，我们愿以将来的努力代替一切语言的表白！”
最后，别尔津同志和大家碰杯共进午宴。到了傍晚，大家酒醉饭饱,一齐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第二天，蒙古同志都回国了。第三期学员的六位中国同志，写了一份工作“誓愿书”，表明自己的决心。其中大意有三点：
1、我们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
2、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
3、无论遭受任何危险，也不说出组织秘密。
誓愿书交给缪勒尔后便没了动静，主管学员派遣分配的杜曼宁将军也没有来找他们。
大家开始焦虑不安，只有杨奠坤一个人很沉住气，他知道他们将干什么。
三天后，杨奠坤被别尔津召见。
别尔津还是像以往那样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
“瞧，你多么年轻，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我老了，有些事可能无法完成，就靠你们了。”
杨奠坤能感觉到别尔津有些伤感，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别尔津同志，我就要回国了，请您指示。” 杨奠坤站在那里，平静地注视着他所尊敬、爱戴的首长和老师。
别尔津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张五元的美钞，把其中一张递给杨奠坤，说：“这不是你的经费，这是联络暗号。你回国后，有人会跟你接头，你会拿到另一张做交换，要记住这两张钞票的号码。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他。要坚信他是我派去的可靠人。”
杨奠坤接过钞票并熟记了号码。然后他问道：“戈比旦行动何时实施？”
“到时你会知道的。”别尔津平静地说。
临出发前一天，缪勒尔和杜曼宁来看望三期的中国学员，大家在室内合影留念。
然后，杜曼宁把大家分别叫到楼上，很详细地作了一次登记。
六名中国学员分成两组，杨奠坤带一组先出发，张逸仙带一组六小时以后出发。
校内的工作人员，高喊着“努力”将他们送出了学校大门。缪勒尔和鲁迪分别送他们去车站。当送到张逸仙时，缪勒尔送给他八盒香烟。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八盒“黑索今”炸药。鲁迪拉着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我的好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将来你在下面‘澎’（爆破），我在上面‘澎’（投弹），一起消灭敌人。”
张逸仙和鲁迪紧紧拥抱。
在悲壮的告别声中，大家登上了东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
鲁迪·缪勒尔，飞行学校毕业后参加了西班牙战争。1938年，鲁迪化名王有生参加苏联援华志愿军，来中国对日作战，驾驶着“伊一96”歼击机浴血奋战，在武汉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1935年5月，第四期学员也毕业了。同样是杜曼宁找陈冰岩等人谈话，并告诉他，回国后，住在北平，找个学校学习，以学生身份做掩护，等待组织接头。而后，照例开始填表，当时有一个问题，却令陈冰岩疑惑了一阵子。
杜曼宁突然问道：“你是中共党员吗？”
陈冰岩愣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党员呢？既然自己一直为中共党组织工作，那就一定是党员。于是，回答：“ 我是党员。”
杜曼宁不假思索地记录下来，可能在他的印象里，来学校受训的都是各国党组织中最优秀的分子，自然是党员。
陈冰岩和班里仅有的四名同志编为一组，他为组长。虽然，他们的目的地不同，但却都是在一处地点扎赉诺尔越境的。
大概，第四期学员不像杨奠坤等人员有重大使命。所以没有举行欢送仪式，而是静悄悄地上路了。
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列车上，陈冰岩开始思念一人，那就是王耀南。
王耀南此刻仍在军事情报学校，他在着手准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陪同缪勒尔去中国。
原来，雄心勃勃的情报大师、特工校长缪勒尔再也奈不住寂寞，他要去中国实地看一看。一方面了解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他要亲自指挥他的学员，开展史无前例的对日情报战。
一天，缪勒尔将王耀南找到办公室，兴致勃勃地问道：“伊万诺夫，你说中国的头一站，我到哪里好？”
“当然是北平，”王耀南说，“那是中国几个朝代的首都，古迹很多，有着浓厚的文化积淀。另外，它靠近满洲，对日侦察也很方便。”
“好，我接受你的建议。”缪勒尔又问，“我以什么身份去中国好呢？”
“你最好以商人的身份去中国，”王耀南建议，“使用中立国的护照，并且带上夫人和儿子。”
“这个主意好，因为我的中国之行更像一次度假。”缪勒尔得意地说道。
缪勒尔去中国的事，引起苏军情报部的高度重视。为此，杜曼宁将军专门找王耀南谈话。杜曼宁严肃地说：“缪勒尔将军亲自赴中国指挥对日情报工作，责任重大。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将军的安全。除了你跟随将军以外，还要选派一名同志协助你工作。”
“那么，就选派我们第四期同学陈冰岩吧，”王辉南说，“相信他已到了北平。”
“噢，你是说玛雅利，”杜曼宁点头，“他是个可靠的年轻人，我表示同意。”
之后，杜曼宁又找缪勒尔谈话。
“老朋友，你的安全我不能不管，”杜曼宁说，“除了伊万诺夫陪同外，在上海和满洲之间必须设一名联络员，以便减少你的不必要行程。”
缪勒尔笑了起来，“你以为我老了么？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停了停他又说，“不过，我还是采纳你的建议，我准备让第五期学员马克西姆担任我的联络员，怎么样？”
“这都是你的学生，我不反对。”杜曼宁说道。
第4节 陈冰岩:矢志不渝求真理
1935年6月，北平。
清晨，北平上空雾气腾腾。太阳从房顶升起，好似一颗燃烧的火球。透过厚厚的一层玫瑰色的薄雾，太阳看上去就如同升起的月亮一样。
陈冰岩站在公寓的阳台上注视着雾中的太阳。这已是他来北平的第35天了，上级仍没有和他联络，难熬的一天开始了。
陈冰岩按着上级的指示越过国境，到扎赉诺尔上了火车，返回故乡阿城，在家只停留了几天，便立即奔向北平。到了北平之后，他在西城“宏达补习学院”学习，并在附近的二龙德山公寓住下，等候上级的指示。
陈冰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其实，他根本没心思听课，所谓的补习学院不过是骗学生的几个钱罢了。在这里纯属给自己找个掩护职业，学生嘛，警察一般是不放在眼里的。
国文老师讲些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迅速找到情报组织。
7月15日上午，陈冰岩刚起床，便瞥见门口有一封邮差塞进来的信。他感到奇怪，北平举目无亲，朋友又少，谁会给他来信呢？
陈冰岩将信拾起拆开，阅读过后，心中不禁一阵狂跳：接上头了，终于接上头了。组织让他马上去青岛海滨浴场会见联络员。
陈冰岩急忙收拾了一下，拿起一个小包飞一样地从楼上冲下来。
在楼下，正遇到学院一同补习的同学，他见陈冰岩往学院相反的方向跑，便喊道：“今天考试，你不去了？”
陈冰岩头也不回地说：“让考试见鬼去吧！”
到了青岛海滨浴场，陈冰岩按着信中约定坐在太阳伞下，手中拿着一份《大公报》。此刻，他心中盘算着，会是谁来见我呢？这个人我认不认识？总不会是缪勒尔校长来见我吧。不，绝对不会的。他是苏联将军，情报专家，怎么会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呢！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有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陈冰岩立刻转过身来，竟一下愣在那里。此人竟是王耀南。
王耀南坐到他的身边，笑道：“你这家伙，让我找得好苦哇。”
陈冰岩高兴地说：“我也在找你们呀！”
王耀南看了看他。“自从你离开莫斯科之后，我不久也回到了中国。5月份我曾带妻子到北平找你，在《北平日报》上还刊登了找你的寻人启事。左等右等不见你踪影，我只好回青岛。”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陈冰岩急于想解开谜底，“是通过我们的组织吗？”
“对，是通过组织。”王耀南附和道。
陈冰岩见王耀南不愿详细说，便岔开话题，“你说的那份《北平日报》，我根本没有订阅，所以没看到启事。嗨，白白浪费这么多时间。”
王耀南看了看表，“等会我带你见位朋友，你千万不要吃惊。”
“朋友？”陈冰岩看到王耀南神秘的样子，一时竟不知道会在这里见到谁。
两人换上泳裤，在海边游泳。
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欧洲人跃入水中，奋力搏击，陈冰岩见到此人，不由大吃一惊。
陈冰岩回头对王耀南说：“这不是缪勒尔校长嘛，他怎么会……”
“嘘，”王耀南示意他噤声，“缪勒尔负有重要使命来中国，在公开的场合你见到他不要谈话，要装做不认识一样。”
这时，缪勒尔夫人也跳进海水中游泳，她和缪勒尔都发现了陈冰岩。他们笑了笑，点了点头。这时，调皮的鲁迪游到他们附近，冲他们眨了眨眼，一下钻到海水里。陈冰岩从小就在松花江里打滚，水性自是不差。他潜入水中游到鲁迪面前，伸出手和鲁迪用力握了握。
游了一会，王耀南领陈冰岩上岸，约定下次在青岛水族馆见面。
第二天，王耀南和陈冰岩在水族馆内见面。
王耀南走到一个大型的玻璃柜前，佯装观赏海鱼，悄悄对陈冰岩说：“你的任务是负责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铁路的军事爆破。如果日苏开战，要把那段铁路上经过的日军兵车和军用货车炸毁或烧毁，以配合红军作战。”
“那我目前的任务是什么？”陈冰岩问道。
“你目前的任务仍是在北平潜伏，以学生身份做掩护，等待命令，何时去东北另行通知。”
“那，我就归你领导了？”陈冰岩问道。
“不，我们的领导人是缪勒尔校长，我只不过是个联络员。”王耀南话锋一转，“你要物色一个政治可靠的助手，将来协助你去东北执行任务。记住，要遵守秘密工作原则，不要和在苏联学习的人发生横向联系，就是在街上碰见也不要打招呼。”
“我明白，你就放心吧。”陈冰岩点了点头。
王耀南拿出一叠钞票塞给他，“这是生活费和路费，一定要节省花。”
陈冰岩把钱揣好，二人又谈了一会儿，便分手了。当天陈冰岩返回北平。
回到北平后，陈冰岩便给“三师”的同学邓云程写信，约他来北平。邓云程来信表示过一阵子会来北平的，并在信中说三师的老师刘刚中也住在北平西城。刘刚中在1930年到1931年底曾在吉林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务主任。“九一八”事变后，刘刚中曾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宣传抗日，要大家反抗日本，收复国土，给陈冰岩的印象不错。他认为他是进步教师。1931年冬他离开三师，不知去向，看到邓云程的来信，陈冰岩很高兴，就去拜访他。
在西城的一个四合院里，陈冰岩见到了刘刚中。师生见面格外亲热，便聊了起来。陈冰岩告诉老师，自己毕业后就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又去苏联学习，最近回国住在北平。他又说了东北家乡日寇残暴统治的情况，在谈到国民党政府出卖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时，他们发生了分歧，争吵了起来。
刘刚中说道：“攘外必先安内，不统一中国是无法抗日的！”
陈冰岩反驳道：“大敌当前，应以外敌为主，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产党正在东北领导抗日斗争，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为什么国民党还要剿灭它，这不是帮敌人的忙吗？
双方争论不休，一直争吵了近两个小时。
最后，刘刚中说道：“反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我是赞成的，因为我也是东北人。但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你要我赞成你的意见那不行，我要你跟我走，你也不会干，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停了停他又说，“虽然我们过去是师生关系，你信仰马列主义，我信仰三民主义，以后要少来往，但我绝不会害你，你可以放心，你如果有困难，我还是可以帮忙。”
后来，陈冰岩才知道，刘刚中是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他悔恨自己向这位老师冒冒失失地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话已出口，收也收不回来，他如果想抓他这个学生，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了。不久，刘刚中的省党部撤到南京，总算是虚惊一场。
8月，邓云程来到北平，和陈冰岩住在一起。陈冰岩向他介绍了马列主义，介绍中国革命和斗争情况，介绍中国红军的战斗历程，介绍东北的斗争，并让他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启发他走革命的道路。邓云程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工作，陈冰岩说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
冬天放寒假时，邓云程回家乡阿城，等过了春节再来北平。
1936年2月，王耀南来信，要陈冰岩到上海去接头，指定他住在上海法大马路的一个旅馆里，王耀南如约到那里找他，两人接上头。
王耀南说：“现在国际形势很紧张，日苏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上级要求你随时待命。”停了停他又问，“助手找的怎么样了？”
陈冰岩立刻将邓云程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王耀南说：“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是否吸收邓云程参加工作由上级决定。”
“缪勒尔校长怎么样，”陈冰岩关切地问，“他还在中国吗？”
“现在他到了日本，去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动态。”王耀南道：“缪勒尔校长还非常关心中国红军的近况，说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共产国际一直不知道确切的情况，所以就派我到了西安，去了解情况。”
“怎么样，有红军的消息吗？”陈冰岩关切问。
王耀南点了点头，“不容易呀，中国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陕北，并打了几个胜仗，总算站稳脚跟了。”
“在陕北，这不是离我们这里不远嘛！”陈冰岩忽然冒出一个想了很久的念头，“你能不能跟上级请示一下，派我到中国红军那里工作？”
王耀南用疑惑的目光打量他一下。“你糊涂了吗？我们组织与中共党组织没有联系，怎么能派你去陕北那里工作？”
“那，那我脱离国际组织，重新回到中共组织中工作，总可以了吧！”陈冰岩急切地盼望能在中共的领导下，冲上抗日的第一线。
王耀南摇了摇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组织不会同意你的要求。我希望你安心国际工作，争取最好的成绩。”
陈冰岩从上海回到北平后，邓云程也从阿城回来了。他告诉陈冰岩阿城有两个同乡在北平，一个叫王殿恩，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习，一个叫马庆平（又名马青山），在北平从事教育工作。这两个人都和他家有亲戚关系。问可不可以发展他们参入组织。陈冰岩考虑到国际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让他先考察一番，摸摸他们的政治态度，然后再定参加国际情报组织的事。
不久，邓云程告诉陈冰岩，那两个亲戚尽管不反对革命，但却不愿意参加抗日救亡的实践活动。陈冰岩便打消了发展他们的念头。
4月，王耀南由上海来北平，到公寓找陈冰岩。他们一同去中南海公园，在那里王耀南向陈冰岩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王耀南说：“你要开始行动，上级指示要你去东北试验一下所学的军事技术的效果，烧一个日军仓库或炸毁一个军事目标。地点嘛，在奉天或是敦化都可以。”
“完成任务我决不含糊，”陈冰岩说道：“可奉天我没有熟人，开展工作困难一些。”
“组织上已准备了一个关系，掩护你在奉天的活动，”王耀南胸有成竹地说，“接头地点是在地方法院告示牌前，你穿风衣，围白围脖，手拿《奉天日报》，装作看告示，有个穿青色制服的人找你……”
最后，王耀南告诉陈冰岩，完成任务后，要把工作结果告诉他，信由东北大学姚石君（姚文芳）转。他们谈完以后，他说要给邓云程一个临时任务，他要和邓云程单独谈。后来邓云程告诉陈冰岩，他也要去东北，今晚就走。陈问他是什么任务。邓说王耀南不让泄露，这是秘密工作纪律。
邓云程果然当天晚上就启程了。陈冰岩第二天晚上才走，路过山海关时伪满警察和日本宪兵上车检查，有“入国证”的允许通过，没有“入国证”的下车检查。陈冰岩不想下车，挨了日本宪兵一个耳光。 下车后，把他们集中到大东公司院内，在那里有两个伪满警察（穿便衣）逐个盘问、审查，然后发给“入国证”。一直从早晨折腾到黄昏，陈冰岩才重新登上火车。到奉天后，陈冰岩住在离车站不远的一个旅馆内，天黑的时候，警察来查房，盘问的内容除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外，还问他来奉天干什么？陈冰岩说是回家结婚，路过奉天，想买些土特产和结婚用品，顺便看望一个十多年未见面的亲戚。警察检查了他的行李，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以后，警察每天晚上都来查房，对从关里来的人查得格外严格。陈冰岩那时只有二十岁，比较年轻，又是学生身份，警察不太注意。
陈冰岩按着约定去接头地点，连去三次都没有碰到王耀南说的那个人。他很着急，不知道那个人出了什么问题。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三天接不上头，应立即撤离接头地域。第四天，陈冰岩买了一张去吉林的车票，打算找三师的同学于化江，想通过他在敦化找个社会关系，在敦化开展工作。于是，他给于化江写了一封信，说他最近由北平来此，想去吉林看他，叫他不要外出，在学校等他。将信发出后，陈冰岩拎着行李去了火车站。由于有一段铁路被义勇军破坏，吉林的火车晚点近二小时。陈冰岩无事可做，突然冒出个奇怪的念头：何不再去接头地点看看，万一……于是，他将行李寄存车站，飞快地向地方法院跑去。
来到地方法院的告示牌前，陈冰岩依旧是灰风衣、白围巾、手拿报纸，在那里转悠。
忽然，一个穿青色制服的男人出现了，他东张西望，仿佛在寻找什么人。陈冰岩一阵狂喜，他慢慢向那人走近。
那人发现了他，便主动迎上来问：“你是陈越君先生吗？”
陈冰岩见他说出了暗号，便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你北平有亲戚吗？”
那人回答说：“我有一位王耀南表兄，他来信说你要来，让我来看你。”
陈冰岩立刻答道：“那就太谢谢您了。”暗号完全对上了，陈冰岩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之余，他想起按规定的时间那人超了三天，于是又问：“怎么搞的，你怎么才来？”
“我，我生病了，”那人话题一转，有些急不可待地问，“快告诉我，上级交给你什么任务？”
忽然，陈冰岩感到有点不对头。按王耀南的说法，他是配合自己工作的，无权提任何问题，怎么此人一反常态地问起什么任务了呢？又联想此人三天没露面，不禁有些怀疑。他下意识地向四周看了看。凭他在情报学校所学的本领，至少看到了三四个可疑的人。糟了，此人不是叛徒，就是冒充的特务。
“陈先生，我们到底有什么任务啊？”那人不依不饶地追问。
陈冰岩的心开始狂跳，这是他自毕业以来，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危险。他努力平静自己紧张的心情，回想教官的话。“当你做为情报员接头时，误入敌人的圈套，一定要冷静，不可惊慌，迅速观察附近的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伺机逃掉。逃跑时尽量利用障碍物、交通工具和过往的行人作掩护，以其达到摆脱敌人之目的。”
陈冰岩定下心来，向四处望了望，见对面是一栋办公大楼，有三四个可疑的人在监视他。左面是街口，有个巡警，右面是条胡同……于是他有了主意。
陈冰岩拉住那人的手悄声说：“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去。”
陈冰岩拉住那人向右面的胡同口走去。后面的那几个人悄悄地尾随过来。
两人走进胡同。
“陈先生，我们到底有什么任务？”那人问。
陈冰岩冷冷地看着他，“有什么任务王耀南没跟你说吗？他可是跟我说你知道干什么。”
“这……这，”那人有些急了，“表兄真的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说让我来配合你工作。”
“既然你知道是配合我工作，为什么还问这问那，太不懂规矩了！”陈冰岩边说边偷眼观看胡同里的地形。
那人好像感觉失态，忙堆起笑脸说：“对不起，我太心急了。这样，我安排你住下吧！”
“不急，我们再走走，”陈冰岩已经发现前面出现一条横街，估计横街的两头定是相通的。
“陈先生，我安排你到奉祥旅馆住怎么样，那里交通便利，价钱又不高。”那人跟在陈冰岩的身边唠叨着。
离横街只有五六十米了，陈冰岩站住，冷冷地看着那人。那人以为他迷路了，便说道：“从这里出去，是新街口，再往前去……”
“我知道了！”话音未落，陈冰岩狠狠给了那人一拳。那人猝不及防，被打个满脸花，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后面那几个监视他的人见状，立刻拔出手枪冲了上来。陈冰岩早有准备，几步蹿进那条横街，往左一拐，几步跑到大街上。
陈冰岩一头钻进一个杂货店里，躲在了窗户旁。 不久，只见那人捂着流血的鼻子带三四个拿枪的便衣来到了大街上，他们东张西望，然后分头朝两个方向追去……
此刻，陈冰岩方长长松了一口气。
陈冰岩看看表，离开车时间还有45分钟，于是钻出杂货店，在街上兜了几个圈子，向火车站走去。
第三天，陈冰岩安全抵达吉林。他将行李寄存在车站，便直接去吉林第一工科学校去找于化江。在宿舍里，陈冰岩找到了于化江，正好他要到吉林北山去搞测量实习，两人便扛着器材来到了北山，一边工作一边聊了起来。
陈冰岩望着远处的山峰说道：“我们三师一别，也有几年了，也不知老师和同学们都怎样？”
于化江把头从测量仪上抬起来，神秘地说：“咱们的陈鸿钧老师是抗日组织的成员，推荐了好几名同学去哈尔滨参加抗日工作。”
陈冰岩见于化江随便谈论此事，不禁吓了一跳：“你可不许乱说，传出去要掉脑袋的。”
“瞧你，老同学间谈谈心，便把你吓成这样。”于化江离开测量仪，到山包上，“其实，我也不是对什么人都讲这些的。因为你跟陈老师关系好，思想又进步，所以才说这些。”
“思想进步？”陈冰岩反问：“你指的是什么 ？”
“当然是反对日本人呀！”于化江示意他坐下，然后小声说，“你的事我多少知道一点，自从民国二十三年秋天你失踪了，我就猜出你是干什么的了，肯定去了那边。”
陈冰岩一时摸不清于化江的思想倾向，便没有立刻表态。
这时，于化江说：“你别有顾虑，我可以直言告诉你，我也参加了抗日组织。”然后，他笑了笑，“你想不到吧，我也走上革命的道路了。”
陈冰岩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说：“我的确没想到，你这个爱打篮球的人、伪满篮球国队的队长也走上革命的道路，我向你祝贺。”停了停他又问，“你都做些什么革命工作？”
于化江摇了摇头，“这是秘密，你就不用问了。我想，你干的革命工作也不会告诉我吧！”
两人这时都笑了起来，陈冰岩感到一阵的欣慰。
于化江问道：“你这次找我肯定有事吧？”
陈冰岩想了想说道：“我想去敦化，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社会关系。”
于化江笑了笑，“你的事，我全力支持。容我明天去给你想办法。”
这时，天已近黄昏，于化江领陈冰岩去市内吃饭，路过学校时他要进去换衣服。陈冰岩便让他到收发室看看寄给他的那封信到没到。
半个小时后，于化江神色紧张地出来，他将陈冰岩拉到一旁小声说：“糟了，你寄给我的信让日本训育主任拿去了。我刚去收发室就告诉我日本训育主任找我。我到收发室时，徐壮飞（三师的老师）也在跟前，他说陈守礼（陈冰岩）给你来信了。我说他不会给我写信的，我们原来就不对头，你是知道的。徐壮飞把信给我看了，他说陈守礼这几天就来了，他是搞抗日闹革命的，他来的时候你要报告。”
陈冰岩紧张地说：“真对不起，连累了你。”
于化江说：“没事儿，我是篮球国队队长，日本人还未怀疑我。你是不能在吉林呆了，赶快走吧！”
正好，陈冰岩的行李仍寄存在车站，于化江便急忙送他直接去火车站，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离开了吉林。
陈冰岩离开吉林不久，日本宪兵逮捕了于化江。日本宪兵对他严刑拷打，追问陈冰岩的下落。于化江受尽酷刑，坚决不承认和陈冰岩见过面。后来经陈鸿钧组织有关人士疏通，他被保释出来养伤。抗战胜利后，在陈冰岩的证明下，解决了历史问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得善终。
陈冰岩由吉林转到哈尔滨，没敢去阿城，想到道外去一位亲戚家躲一躲。正巧，在景阳街碰上了邓云程。邓云程告诉他，他是由牡丹江来，路过阿城在家住了两天。当天晚上就走了，他说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陈冰岩惦念家人的安危，急忙问家里怎么样？邓云程轻松地告诉他，一切正常，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陈冰岩回到阿城看望了父亲，当天晚上即回来，第三天去奉天，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旅馆内打探一下情况。
当时陈冰岩考虑，尽管接头时出了问题，想必敌人是不会知道自己的底细。如果是这样，莫不如在奉天城内搞一次行动，也算对上级有个交待。于是，陈冰岩戴了一顶礼帽，将帽檐压得低低的悄悄走上大街。因为这里离火车站很近，他便来到了车站的货场附近。
货场内物资堆积如山，大部分都印有“大日本帝国军用品”的字样，搬运工人们在工头的吆喝下，忙忙碌碌地搬运货物。远处的岗楼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注视着下面的货场。陈冰岩心一横：他奶奶的，老子要不在这里弄出个响动，就白在苏联呆一回。
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吓了一跳，急忙转身，准备逃走。
不想，站在他面前的竟是邓云程。
“咦，怎么会是你？”陈冰岩惊奇地问。
邓云程小声说：“王耀南让我来东北，主要是执行联络任务，奉天、新京、哈尔滨，整整转了大半个东北。今天早晨你住进旅馆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本想和你打个招呼，不料，一眨眼，你就溜了出来，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怎么样，任务完成了没有，如果完成了和我一同回北平吧！”
陈冰岩将邓云程拉到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说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不能就这样回去。”他向四处看了看，说道：“我想在车站货场放一把火，教训一下小鬼子！”
“你疯了，这里日本人戒备森严，你想点火不是找死吗？”邓云程吃惊地说。
陈冰岩坚定地说：“这就是我的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
邓云程见他态度坚决，只好表示配合他行动。
傍晚，陈冰岩、邓云程买好了返回北平的车票，早早来到火车站候车室内。
陈冰岩示意邓云程在座位上看行李，自己则怀揣一个汽油瓶钻进厕所，趁站内的警察不备，从厕所的后窗跳出去，钻进了货场。
纵火是很有学问的，有即时纵火，延时纵火，纵火时还要观察被烧物品是否是易燃物，燃烧后能否造成最大的破坏。还要借助风向，这样火势才能燃烧得很旺。
陈冰岩猫腰在货场的货堆里穿行，一方面他要避开巡场的警察，另一方面还要躲闪岗楼上扫来扫去的探照灯。
陈冰岩拿出一条手绢试了一下风向，是东北风，于是便向东北角的货堆爬去。
到了盖着帆布的货堆根前，陈冰岩蹲下来用手一摸，都是一包包软软绵绵的东西，大概是军毯。陈冰岩心想，烧了这些毯子也行，让小鬼子冻上几天。他将汽油瓶从怀里掏出来，去掉瓶嘴上的包装，将一条泡在瓶嘴的棉花绳的一头慢慢拉出来，用藏在钢笔杆里早已点燃的香火头将绵花绳点燃。然后，他悄悄将带着棉花绳的汽油瓶塞到了货堆的帆布底下。
陈冰岩见一切就绪，便顺原路悄悄地爬了回去，从厕所的窗口钻回去……
检票口开始检票，旅客们在警察的监视下缓缓地向检票口移动。夹在人群的邓云程拎着行李焦急地四处张望……
“你在磨蹭什么，到底上不上车？”一名伪警察冲邓云程吼道。
“这就走，这就走，我在等一个朋友，”邓云程用手一指，“老总，你看，来了，他来了。”
陈冰岩迅速和邓云程通过检票口，登上了列车。列车徐徐驶出车站，陈冰岩的心也悬了起来。从上车到现在也有四五分钟了，按着棉绳的燃烧时间，也该起火了。
“快看，车站起火了！”一位旅客站在车窗旁惊叫着。陈冰岩、邓云程急忙将车窗拉开，将头探出车窗。
车站上空，红光一片，烈焰腾腾，随着滚滚浓烟，警笛声，叫喊声响成一片。
火光映红了车站，也映红了徐徐驶出车站的列车。邓云程带着敬佩的目光望着陈冰岩。此时，陈冰岩两眼闪着激动的光芒，暗自欢喜。“但愿这把火不仅是烧毁了一堆毛毯，也能唤醒东北同胞的抗日热情！”
到北平后，邓云程告诉陈冰岩，王耀南让他执行联络任务时，碰上了一个姓陶的人，是吉林一工的学生，也是从苏联回来的。
这时，陈冰岩才明白，陈鸿钧在吉林一工隐藏的目的，原来是为国际情报组织输送人才。
1936年8月，陈冰岩又接到了王耀南来信，要他去上海和他接头。
陈冰岩立即到了上海，在黄浦江的一个小船中和王耀南见了面。陈冰岩告诉王耀南，奉天日伪特务、警察防范很严，很难下手。王耀南转达了上级的指示，让他再赴奉天燃烧日军一个大型军用仓库，时间是三个月。陈冰岩提出需要助手。王耀南便委派邓云程作他的助手，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完成任务。王耀南告诉陈冰岩，从东北回来后要给他写信，信仍由东北大学姚石君（姚文芳）转。临行前他发给了陈冰岩三个月活动经费。
陈冰岩回到北平后即找邓云程商量，由他先去奉天布置环境，开个小铺做掩护，然后他再去。邓云程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邓说，如果条件方便他就动手先烧。陈表示还是等他回去再搞。大约在８月下旬，邓云程和他母亲走了，一去无音信。到了１９３６年１１日，陈冰岩接到了邓云程的妹妹邓瑞芝的来信，说邓云程回东北途中，在奉天被捕，遭受严刑拷打，是他母亲花钱托人才放出来的，现在家养伤，原来委托办的事办不成了，要他是另想办法。陈冰岩看到来信感到很失望，于是向王耀南汇报，让他请示上级怎么办？
11日底王耀南来信，他说上级看到陈冰岩的信后很震怒，认为他不中用，决定停止他的工作，让他自找出路。
此时陈冰岩精神很苦闷，生活也发生了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他决定继续战斗，到西北去投身中国工农红军，把自己在苏联所学的军事技术贡献给中国革命。
1938年底，已是八路军军事教官的陈冰岩由延安出发，走了将近一个月，越过日寇多重封锁线，于1939年1月来到晋东南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左权和他谈了话，让他先在总部教育科工作，筹备训练班。1939年3月，训练班正式开课，朱德总司令到会讲话，鼓励大家好好学习。训练班的学员有四十多名，大多是连排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