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日寇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长二长川绩带领特务加藤广治、梅崎孝、汉奸张庆和扑到天津，秘密潜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七十二号黄振先的住处，逮捕了他的妻子、担任天津——上海交通员的游文清。并从起获的文件中得知了石永贵的住处。不久，石永贵被逮捕。
经过严密的搜查，特务终于在游文清的梳妆台内一个暗格里找到了有关纪守先的材料，知道了纪守先在上海的住处，并搜出纪守先照片一张。同时，也知道了游文清和纪守先本月接头时间：8月15日。
8月15日下午，长川绩、加藤广治、梅崎孝到达上海，秘密潜入租界。
由于在上午预定的时间游文清没有出现，纪守先果断地在辣斐德路附近的电线杆上画了一个“X”图案，并写下W·Y字母，向鲍威尔发出了报警信号，然后自己烧毁文件，在中午从容离开住所。
当纪守先走至上海新新公司门前时，被长川、加藤等人认出，他们一拥而上，将纪守先拖到僻静处，套上麻袋，塞进一辆汽车，慌忙逃出法租界。
当天傍晚，长川一行押着纪守先登上了开往大连的客轮，至此，大连行动队被全部破坏。
由于日寇对大连国际行动队恨之入骨，抓获主要成员后，立即开始严刑拷打、残酷折磨。
另一方面，对于破获大连国际行动队一案有功人员，则大肆庆功、嘉奖。关东军司令部特地向关东州厅警察部颁布了感谢状。原文如下：
感谢状
从昭和十年以来在大连附近发生的谋略放火事件，自昭和十五年二月以来，其次数有显著的增加，到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已达五十几件，他们把大量的物资归于乌有，其中国防用资财的灾祸又占多数。关东州警察部队从事件发生以来动员全部力量，进行不眠不休的活动。可是因为谋略团采用巧妙的组织和化学的放火资材，总未得到逮捕。然而，依靠警察部长以下的不屈不挠、日益奋勇切实的指导，旺盛的责任观念，以及敏锐智慧的眼睛，终于掌握其头绪，将大连谋略团一网打尽地检举出来，因此树立了极大的功绩。在此正当大连谋略放火事件告一段落之际，对关东州厅警察所贡献的丰功伟绩表示感谢之意。
1941年2月6日，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在报纸上公布了大逮捕的事实经过，并用假名公布了五十一个人的名单。
1941年3月，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将大连国际行动队人员及其有关人员五十一人转送日本关东地方法院检察局。
10月30日，关东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召集所谓公判庭，对所捕人员进行审判。日寇以法院院长中里龙为审判长，审判官成田薰、吉田伍市为陪席审判官，特别旁听席坐有日寇特务机关长鹈辞、大连宪兵队长西田、州厅警察部长内清一等，由检察官田中魁提起公诉。
1942年3月16日，日寇关东地方法院院长中里龙宣布了对大连国际行动队有关人员的判决：
一、对军需品以及其他物品实施放火，并对铁道实行破坏的下列十二名处以死刑：
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成山、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绪慎、孙玉成。
二、帮助实施右列行动的四名判处徒刑十年。
李泽民、周文礼、张玉江、马永富。
三、参加阴谋策划的左记十三名判处徒刑七年：
邹包氏（包玉侠）、丁兰盛、阎禄增、申绶章、时延寿、孙元芳、马永佐（德良）、李品义、王传周、赵景海、任寿谦、李光桥、王泰和。
当日，日寇把所有判决人员，押在大连日本地方法院拘留所（岭前监狱）。
1942年12月9日，日寇对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邹立升、孙玉成五人执行绞刑。
12月10日上午9时，高绪慎、李化钧、王有佐、黄成山分别被绞死。
这些抗日志士在就义前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
被判死刑的12名勇士，除在旅顺监狱被绞死的纪守先等9人外，秋世显、吴成江已于先前被日寇折磨，死在岭前监狱。据悉，孙文凯也是这样死在狱中。
12烈士的英勇事迹，鼓舞着被关押的抗日志士，当时有人写道：
壮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似铁气如虹。
工农革命成功日，万里江山一色红。
义愤填膺不顾身，誓将热血靖胡尘。
凄清一掬同情泪，壮烈牺牲十二人。
此后，大连国际行动队在狱中服刑人员又有：任寿谦、丁兰盛、王传周、周文礼、时延寿五人死在狱中。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被释放的人员有：包玉侠、陈更茂、李泽民、张玉江、李品义、马永富、赵景海、阎禄增、申绶章、孙元芳、王泰和共11人。
1945年末，日寇长川绩、长池内真清、田中魁、石河竹次郎、内海辰亥等人作为战犯被苏军逮捕。1946年人民政府枪决了汉奸隋云封。1950年人民政府枪决了汉奸刘会川、宋大智。
全国解放后，纪守先、黄振先、秋世显、邹立升等被当地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满洲国际情报组织（日文称“满洲国际工作班”），在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成员多数为东北籍青年，都曾在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受训，有良好的素质和顽强的战斗精神。该组织遍及哈尔滨、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大连、天津、青岛、北平等地，频繁出动，猛烈攻击，纵火无数，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行动。他们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英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的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背景材料一：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5月21日，一条从莫斯科传出的消息震惊世界：共产国际将要解散。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至此已经存在24年。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斯大林是当时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领袖。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作出。那么，在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重大问题上，他是怎样考虑的？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又是如何的？
其实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发出惊人之语：共产国际没必要继续存在。这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20日深夜，斯大林向苏联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等）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他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谈话。然后他出人意料地就共产国际的存在讲了一大段话。斯大林说：“一些党（指美国共产党，1940年11月为适应美国的法律，共产国际同意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是在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在《季米特洛夫日记》出版之前，能够公开看到的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言论只有一件，即他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于1943年5月28日对英国记者的书面讲话。他在给路透社记者的答复中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季米特洛夫日记》披露斯大林1941年的谈话，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样，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都尖锐而明确地提出来了。季米特洛夫非常敏感，第二天，他就提出了共产国际工作的新思路：第一，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独立性，使它们变成真正本民族的政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第二，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显然，季米特洛夫的新思路与斯大林讲话的用意不完全相符。十多天以后，季米特洛夫在苏共中央日丹诺夫处讨论，议题则是如何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在讨论中，将共产国际“解散”的意思已变得十分明确：“这一步骤应完全是严肃认真和始终如一的。不应该出现只换一件外衣，而其余一切都照旧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应是解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实际上存在着国际指导中心。”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拟议中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工作停止了，共产国际全力开展了配合和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工作。比如，根据斯大林的主张，共产国际改变了1939年英法德等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判断，重新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并据此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号召各国共产党用一切力量支援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用一切力量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指导和帮助被希特勒德国占领国的共产党组织掀起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武装斗争；搜集德国占领地的情报，并就各国共产党的事务和工作提出意见，给予指示。从工作方式和领导职能方面考察，这与以前共产国际的工作程序是一致的。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公开性活动减少了。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没有必要突出共产国际。”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而这样做的。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季米特洛夫说：共产党“把其他国家的人吓着了”，要避免让别人产生苏德战争是法西斯与社会主义之间战争的感觉，因此，“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
这种情况到1943年5月开始发生变化，因战争而搁置的解散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年5月8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与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就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要制定一个解散这个中心的文件”。由于以前曾有这方面的酝酿，因此文件很快就起草好了。5月11日，这个草案呈送斯大林。当晚斯大林召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同意了这个草案，同时还讨论决定了解散共产国际的程序。5月13日和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两度开会，对草案进行讨论，一致通过将这个草案作为决议的基础。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莫洛托夫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加里宁指出，敌人会利用这个行动。而斯大林再次阐述了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列宁时代，还是在现在，由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领导所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这是我们的过错。共产国际的继续存在会败坏国际主义的思想名声，这是我们所不想要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在决议中并没有提到。敌人诬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所采取的这个步骤无疑将巩固作为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加强以苏联为基地的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结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与此同时，按照议定的程序，20日、21日，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此时斯大林是比较着急的，20日他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说：“要不要今天将主席团的决议交去付印？要快一点公布。”由于通讯的原因，没有能够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在当天公布。但很快，5月22日《真理报》就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这是非常匆忙的，因为共产国际的大部分支部还没有反馈意见。5月28日，斯大林就英国路透社记者的提问作了书面回答。直到6月7日，根据各国共产党的反馈意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各国支部通过解散建议的决定草案以及给报刊的新闻公报稿。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所有（现在存在并有可能通知决定的）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及国际监察委员会解散。6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3年6月8日决定的通告。6月12日，在斯大林住处召开了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善后会议，决定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国际联络部，委托其领导原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至此，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可以看出：此事自始至终是在斯大林的指导和批准下进行的，它贯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图。从1941年4月开始酝酿，到1943年6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两次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大约有着战略和策略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而建立的，其战略总任务是“加速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经过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指导各国革命几经挫折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的缺陷已经充分暴露，这不可能不引起作为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针对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制定了建立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二是，提出要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共产国际的任务和职责的变化，说明共产国际的职能已经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大不相同。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两大决策，是与斯大林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
同时，这种领导方式的改变，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潜意识中对共产国际历史价值认识的一个变化呢？共产国际这种领导方式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实际是削弱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换个角度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的战略考虑中，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是逐渐下降的，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苏联应对国际形势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了。
第二，在时机选择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苏德关系明显恶化，斯大林不能不做应对战争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为避免形成德国和其盟国日本东西夹击的局面，苏联与日本在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也是为此目的的一个措施。联系此后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扎哈罗维奇等讨论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时的谈话，斯大林分化德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所有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可减少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当然，此举也有影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的用意，通过这一步骤，“资产阶级将失去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服从于某一外国中心，也就是说他们是懪淹綊这样一张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虽然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战争的形势仍很严峻，需要盟国的大力援助；二是，拟议中的第二条战线迟迟不得开辟，苏联独立承担着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担。从减轻苏联的战争压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击溃希特勒”的期望出发，亟需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因此需要与英美等国修好。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领导共产国际在世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恐惧和担心的。斯大林出此举措，应是消除英美疑虑，改善与英美关系的一大努力。这也是他急于公布共产国际解散文件，共产国际在一个月间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背景材料二：国际情报组织与中共情报组织的合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了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此时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延安城边的小砬沟，靠近中央警卫团驻地的地方，有一个“农村工作部”的机构。这个部的部长叫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她由任弼时直接领导。农村工作部不是农业机构，而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联系的机构。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
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俄文名字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他是1942年5月来延安的，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当时在延安还有一个以伊万诺夫上校为首的苏军情报组，后来为了加强合作，苏联又派来了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延安。在苏军情报组离开后，孙平就留下来继续与中共合作。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
期间，经毛泽东同意，孙平开始同中共中央社会部联系，由社会部提供情报。此外还同八路军总部及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战部长李涛联系，同新华社长博古、西北局的高岗等中共各部委负责人联系，获得了不少的信息。
有资料显示，中央社会部一度想派人到东北和国际领导的情报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组织上准备派姚伦到东北工作。姚伦是东北人，1935年入党，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目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后来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曹兰池，了解敌占区情况，答应护送他们到大连。
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就是本书讲到的一批中共情报员去当“苏联特务”，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而且在组织上脱离了中共的领导，变成了真正的国际特工。
作者的话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己于1943年5月28日解散，从此以后共产国际属下的情报组织也大多数停止工作，只有极少数转入苏军总参情报部继续工作。
有关“红色国际特工”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也许这个名称不太确切，但简明扼要，容易理解。这个组织是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支持下，由原苏军总参情报部直接领导的。该组织在“二战”时期，敌占各国都有，尤其是苏联临近的国家，如中国、蒙古、朝鲜、日本及西方战场。派往日本的“拉姆扎”小组和派往中国的“梅杰姆”小组，便是最著名的两个。
由于该组织领导背景复杂，斗争极端隐蔽，我们整理出来的资料，就整个组织而言，也仅是一部分。但就是这些仅有的资料，已完全可以表现红色国际特工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是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