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摩根、英联、鼎晖等三家外资股东投资蒙牛时，总裁办主任王永红负责办理注册手续。当时事情非常急，如果不能在某个期限内拿到相关部门的批文，蒙牛的上市计划就得推后两年。然而，蒙牛与摩根的合作是个新课题，之前这种模式国内从来没见过，以致需要有关部门出台法律根据。按规定，相关几项工作在４５个工作日内完成是正常的，但那样一来，蒙牛的上市计划就得推后了。办了快一个月了，天天到有关部门去“上班”，王永红心急火燎
，有一天“下班”时，犯了“撒夫人之误”，一脚踢在台阶上，把左脚大脚趾的趾盖给掀掉了。第二天，她缠了纱布，坚持跳着过去办事。有关部门的人看了，被蒙牛人的执著所感动：“你明天不用来了，×天后就给你办好！”
当王从北京赶回，在呼市下了火车，卢俊正在站台上等着呢……
如果说上面这只是“公关脚”，那么，下面这双就是“市场脚”了。
在深圳叱咤风云的经销商乌日娜，起步时却不知道“分销”为何物，但她愣是成长为蒙牛经销商中的“三大闯将”。关于深圳起步，前文已述，我们现在听听她本人在接受张治国采访时叙述的酸甜苦辣——与自己较劲。
牛总从伊利一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也想给自己个机会。
实际上是邓总（邓九强）给我的启发。我与爱人去深圳旅游，老邓也去旅游。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或３０日给杨文俊及牛总打电话，决定开始做牛奶。那时市场不太好，伊利在深圳没几天就做败了。我对牛总说，相信我吧，我一定干好。
改变自己而改变世界（3）
康健
５月８日，牛、杨、邓，拎着十几箱牛奶过来，到孙总（孙先红）“先行人广告公司”落脚。
当时牛总睡在地上。我们一起在市场上买了各种品牌的牛奶，孙总安排盲测，结果每个人都感觉蒙牛是最好的。我们充满信心。
一个月后，我将所有的商场都走了一遍。我那时候穿的是皮鞋。所有商场都跑了，进不去。一说内蒙古的产品，都不要。说，我们老板就喝澳牛，喝保利，内蒙古的牛奶不喝。
头一年不知道要促销费，我就自己做Ｔ恤伞，登报纸广告，印ＤＭ单：“不尝，是你的错；尝了不买，是我们的错。”让白君做了十几套蒙古袍，做宣传促销。（穿）蒙古袍（促销）是我的发明。这在深圳成为亮点。慢慢地磨，沃尔玛现在要一两万件。当时就要两件，１件小奶，１件大奶。第三次，要了３件。我们也没有送货车，就提着牛奶，坐公共汽车送。
后来找了两个小伙子，骑自行车送。
当时不懂，公司４８元给我牛奶，我给他们５０元，让他们卖５８元。我还承担广告费。一天走十件八件货。第一批１０吨牛奶，没卖出去。但不想让牛总对我失去信心。又进了第二批货，２０吨。
先拿货，后付钱。十几个分销商，有两家没给我钱，共八九万元，到现在（２００５年）都没给我。
有个分销商，我让做１０００件，他连１００件也卖不了，我不让他做了，他就开车撞我的房门。１１０打了多次。我唬他说，我也是黑社会的。于是，被我免掉的分销商就联合写信向牛总告状，说我是黑社会的。
牛总说过来检查。我那时候，虚荣心作怪，不想让牛总知道（我的困境），（所以）打肿脸充胖子。实际我这头亏着呢，一部分压在经销商手里，一部分压在商场手里。我前期３３万元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找老邓，担保了１００万元的货。
当时我连累带气，便血。检查，说是直肠癌。听说是癌症，一天当中，想了很多，想到牛总的账也没付……
后来是误会，是息肉，马上做了手术。
但不久又动不了了。南方雨水多，跑来跑去，我的鞋里浸了水，就一直泡着呢。结果脚的二趾头盖到了大趾头的上面，变了形，到现在都是这样，类风湿。
糖尿病，输液，动不了。然后喝中药，喝了半年，好点。控制得好。（把呼市的）伯爵花园房也卖了。招促销小姐，可难了。我不会经商，不会算账。深圳一到８∶００以后，什么卡车都不让进，我就打车，雇了促销员，光业务员卷走的就不少。深圳促销员，１５００元的行情，我雇的时候是８００元，这比呼市高。呼市三四百元就行，但不如人家深圳的素质高，呼市好多业务员卷走货款不回来了。
住宅小区做促销，丢得更多了。从失败中总结，找教训。逐步地，一批、二批分开层次了。
７月到８月，雨特大，箱底都开始长毛了（损失一批）。９月份我爸去世了，刮台风，深圳机场起飞不了……说起那苦呀……
夜里，两三点了，我都不知道，还给孙总（孙先红）打电话。没时间概念。
每天回来结账。脾气也不好，心情也不顺。就在想，大家不想让我做这个市场，我硬拿下来……所以，从来没把困难告诉他们。丢钱与卷钱，从来没告诉他们。没做过市场，哪想过有人（会）卷钱……
牛总第一年与我签了３００万的合同，我完成了６００万元。
２０００年元旦，杨总（杨文俊）过来，当时月销量是１万箱，杨总说：“如果你能够每月销到３万箱，我给你１０万元广告费，你自己再配１０万元。”
这是第一次由蒙牛垫广告费。
很有压力。为这１０万元广告费，拼命销……
第二年合同，订了３６００万元。我说，这是“天书”，这我哪能完成呢。那里，牛、杨、孙、邓对我挺关心，“给点阳光我就灿烂”。签了３６００万元的合同，骨干都走了，说根本完不成。
只留下了一个人，现在还在。（这是）患难之交。
当时，类风湿，脚变形，本来要（在呼市）泡三天药，但听了这样的消息，连一天也没泡完，就赶回（深圳）了……
这一年，我完成了３６００万，把“天书”变成了“地书”。
在乌日娜的讲述中，有一句话引人注目：“牛总睡地下”。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参照阅读一下仁慧特智业旗下一位博士咨询师笔下的“蒙牛故事”：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蒙牛走出了先创市场、后建工厂的经营道路，早期的市场开发显然成了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在艰难困苦面前，蒙牛市场开发者却谱写出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改变自己而改变世界（4）
康健
液体奶事业本部的杨文俊总经理回忆道：“记得一次我们从福州去广州，大家连火车都不舍得坐，就选择了比较便宜的中巴。当时天气火热、潮湿，车厢里乘客塞得都快溢出去了。我们就是在这满是汽油味和汗味的车里坐了整整１６个小时到了广州。”
在河北张家口，冰淇淋事业本部的孙玉斌总经理为了节省开支，住宿找最便宜的小旅馆，６个人挤一间。在包头仅１个月，孙总就瘦了１０斤，他还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减肥的好机会。”
助理总裁孙先红说：“在深圳，为了省钱，牛总与大家一起，在我的广告公司办公室打地铺，蹬着自行车出去找市场。为了进社区推销液体奶，乌日娜一趟趟往社区管理处跑。为了使产品进入深圳沃尔玛超市，她使尽浑身解数，连闯带冲，过了门警、部门经理等七道关口，见到了他们的总经理，最终用真情感动了他，使蒙牛牛奶走进了沃尔玛超市。这种对企业舍身忘己的奉献与爱护，令人终生难忘。”
在北京市场，王建邦总经理等人一起在库房搭地铺睡，中间用产品码成的“假墙”隔开，一边男，一边女。虽然现在公司已今非昔比，他依然还住在库房上面一间简陋的小办公室里。
孙先红感叹地说：“蒙牛人的精神造就了蒙牛的传奇。”
海外上市前的“路演”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牛总的助手卢建军拍回来的一张张照片生动地诉说着路演团队的勤勉，最经典的是这一张：在候机室，牛根生、卢俊、姚同山、雷永胜每人手中捏着一块方便面在干嚼——来不及吃饭，顾不上找水，刚刚撤离这一场，马上奔赴那一站，前脚还在意大利米兰，后脚就到英国伦敦……据说，蒙牛路演团队是历年来惟一做完“规定动作”的“种子选手”。
什么样的“规定动作”呢？牛根生说：我们跑上路，每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天最少开９个会，一个会也就１小时，１小时要把所有信息传递出去。同样的话一天重复多次，最高记录是一天１２个会。
行政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雷永胜形容认购率之高时说：“你招一个人，有２０６个考生来考……”
在外要吃苦，在家不注意就可能会碰到要“苦吃”。
在蒙牛餐厅门口，立着一块牌子：“如果你打算剩饭，请不要在这里就餐”。进了里面，每张饭桌上，仍然立着一块牌子：“若想剩饭，请不要在此就餐”。
如果剩了怎么办？向公共事业捐款５０元。如果执行不到位怎么办？古汉语留下个典故叫“杀鸡骇猴”，蒙牛反其道而行之——“杀猴骇鸡”。且看这一则：
在蒙牛，有“一只苍蝇卖５０”的说法。如果你在食堂发现一只苍蝇，那就可以向食堂经理老赵“卖”５０块钱。老牛说：“这也是一种‘与自己较劲’。本来是大家的责任，但我们就让老赵一个人捐；捐得次数多了，大家就会自我反省：‘不能再让老赵替我捐了……’就凭这一点，也得把苍蝇消灭干净。”
在蒙牛，迟到了，开会响手机了，着装不符合要求，都以捐款来约束。违反规定即自动向公共事业捐款，２５元到１００元不等。
在蒙牛，称呼上也有一番“较量”。无论上级对下级，还是下级对上级，公司主张直呼其名。为什么？为的是淡化职务带来的等级色彩，创造一种人格平等、民主决策的文化氛围。不过，“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除了级别差异，还有年龄差异，这一点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为了消除大家的直呼障碍，牛根生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纽森”。
文化是一种选择。有的公司与蒙牛的选择不同，他们主张人与人之间尽量称呼职务，目的是通过“职务角色”的提示，对上提示责任感，对下辐射执行力。
这里无所谓谁是谁非，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需求，如创造性大的ＩＴ业可能需要淡化职务角色，秩序性强的传统工业可能需要强化职务角色。即便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需求。任何规矩都要因时顺变，与时俱进，坚持发展论与阶段论的统一。称呼亦然。
好在蒙牛是个灵活的公司，它没有把称呼问题上升为“大是大非”的刚化原则，而是一种众人倡导、大家监督的软规则。谁在该称呼名字的场合喊成职务了，众人哈哈一笑：你俩被抓了！喊的人与被喊的人各捐２５元，充满谐谑。牛总被“抓”的时候最多，因为脱口叫他“牛总”的人最多，他有时掏出５０元，一并把两个人的捐款都交了。
博采、萃取、点睛
康健
蒙牛文化可以用一个“博”字来形容：博采百家之长，选其精华，萃取其优秀文化，对于前人的东西进行点睛。并且创造出自己的特色。
在蒙牛厂区，你可以看到上百个标语牌。一进公司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如果你有智慧，请你拿出智慧；如果你缺少智慧，请你流汗；如果你既缺少智慧，又不想流汗，那么请你离开本单位。”
对于这些标语，牛根生曾经自豪地说：古今中外无所不取，而又互不矛盾，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着每个员工的思想和行为。
文化的构建不仅仅是喊口号，建设起来的文化，需要得到很好的宣贯，文化才能起作用。牛根生首先带头。蒙牛的职工餐厅有一条规定，职工被发现有剩菜，每次罚款５０元，以此倡导节约。但是被罚得最多的不是别人，却是牛根生。因为每次蒙牛来人，为了避免招待不周，总是给客人多添菜，而客人往往无法吃完。碰到这种情况，牛根生都是主动掏钱受罚。
按照牛根生的理想，蒙牛不仅要生产好的产品，还要“生产”优秀的人。于是，只要不是出差在外，牛根生每月至少会有４次例行培训课要讲。每周二晚上６点到８点半，牛根生都自己准备好材料给中层以上干部６０多人进行培训。“主要是观念上的洗脑。”牛根生说，“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
蒙牛有好的文化，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宣贯，达到了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应起的作用，因此蒙牛的文化现在成了很多企业进行文化建设学习的榜样。
很多到蒙牛厂区参观的人，都想掏出小本子记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后来，蒙牛党群办公室对这些口号进行了整理和扩编，形成了一本供企业内外学习、交流的“绿皮书”。
２００３年，有一位叫席斯的记者曾经写过一篇报道，名叫《牛根生的“口号文化”》，文章这样写道：听过蒙牛集团董事长、总裁牛根生演讲的人，都会提到两个特点——煽动性和感染力。
蒙牛冰淇淋销售部的海先生介绍说：“每次开会，他即兴喊出各种口号，把我们的信心和斗志都调动起来，有一种被充电的感觉。”
（１）无处不在的标牌
牛根生把（从古今中外拿来的）口号变成了标语牌，挂在蒙牛公司的办公楼、销售部、生产车间、食堂和公寓的周围。那些非常口语化、通俗的标语就像他演讲时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一样丰富多彩。
这些标语牌悬挂于公司的各个角落，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着每个员工的思想和行为。无论员工遇到什么问题，都能从这些标语牌中找到正确看待问题的方法。
厂区大门上挂着“讲奉献，但不追求清贫；讲学习，但不注重形式；讲党性，但不排除个性；讲原则，但不脱离实际；讲公司利益，但不忘记国家和员工的利益”的长幅标语。
财务部的标语是“现金为王”，销售部门的则是“老市场寸土不让，新市场寸土必争”。
在车间里的是“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
在职工公寓里的是，“如果你有智慧，请你拿出来；如果你缺少智慧，请你流汗；如果你既缺少智慧，又不愿意流汗，请你离开”。
（２）“管理是严肃的爱”
这句口号是牛根生最喜欢的。蒙牛毫不掩饰它从海尔那里认真移植过示牌只有１平方米大小，全方位地对每人、每天、每事进行综合控制。上至领导，下至员工都要进行考核，“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检查，事完评价”标语牌就挂在考核榜的下方。
参观蒙牛的人都有一个体会，就是蒙牛的管理渗透到企业的每一个角落，管理的影子无处不在。细心的人在蒙牛的每一块玻璃窗上都能找到一张小标签，标签上写明“责任人”和“直接领导”。不仅如此，小到一个花盆，大到机组设备，在蒙牛都有专人负责。在这一管理模式下，“人人有事，事事有人”。责权利紧密挂钩的，结果是企业管理制度不折不扣的执行和企业运作的高度规范。
刚开始，对近乎苛刻的ＯＥＣ，企业员工极不适应，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但“勉强成习惯，习惯成自然”的标语马上就出现在了办公楼前。经过了一段时间，员工们真的就对ＯＥＣ习惯成自然了。
（３）“培训是最大的福利”
在用人原则上，牛根生强调“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德有才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牛根生在离开伊利时有４００多名属下跟随了他。可以说，他创业初期的人才是充裕的，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人才的开发和补充就明显不足了。２００５年４月，牛根生成立了蒙牛商学院，聘请多位专家、教授和高级技术人员，让所有员工轮流参加培训学习，旨在为蒙牛培养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开学当天，商学院的教室里便贴上了“尊重人的品德，重视人的智慧，承认人的价值，珍惜人的感情，维护人的尊严，提高人的素质”的标语。
构建学习型团队
康健
在蒙牛，有一个团队共同学习过的一个寓言故事在流传：
猎狗追野兔——“尽力而为”还是“全力以赴”？
很久以前，有一位猎人带着猎狗在树林里打猎。有一天，猎人发现了一只野兔，举枪射击，打中了兔子的一条腿，受伤的兔子慌忙而逃。猎人命令猎狗追击，猎狗追了很久却空手而归。猎人问猎狗：“你怎么空手回来了呢？”
猎狗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兔子拖着受伤的腿跑回家，全家欢欣鼓舞，问小兔子，你拖着受伤的腿，是怎么逃过猎狗追捕的呢？”
兔子回答：“我全力以赴地跑，猎狗尽力而为地追，所以我赢了。”
牛根生写过一篇《择师论》，发表在《蒙牛管理团队文摘》中，对于学习，他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要向强者学习，与巨人为伍，这样才能成为强者。他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学习型的团队。文章这样写道：
螳螂作战，你的胸怀会越来越小。蜗牛伴跑，你离冠军的宝座不是近了而是远了。和结巴子辩论，你有成为第二个结巴子的危险。我们要建立学习型组织，不管是师于自然、师于生活，还是师于书本、师于人物，择师是个首要问题。
“三人行，必有我师”——正确吗？正确。要学吗？不尽然。此三人中有师，彼三人中也有师。师此师彼，有个机会成本问题。每一寸生命都不可重复，选择了二流就错过了一流！师个诸葛亮，学个诸葛亮；师个臭皮匠，学个臭皮匠；师个老巫婆，学个跳大神。师优者优，师庸者庸。
过去讲“拿来主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占有，后挑选！——这是短缺经济时代的“圣旨”，因为拿得慢了就会两手空空。现在是过剩经济时代，主要矛盾不再是“有与无”，而是“优与次优”，拥抱月亮就会错过太阳，贪恋芝麻就会漏过西瓜。多少人八面伸饵，要我们吞下（占有），然而一旦吞下，我们还有重新选择的余地吗？所以，世易时移，因时顺变，“先占有，后挑选”须变作“先挑选，后占有”，是为“新拿来主义”！——这是过剩经济时代的“圭臬”。择业如此，择婚如此，择师如此……但有选择，莫不如此。
我认为学习有三种境界：知，悟，用。“知”是萃取——有选择地学习，“悟”是升华——有发现的学习，“用”是结晶——有创造地学习。择师于书本与人物，解决的往往是“知”的问题；择师于自然与生活，才能解决“悟”的问题。第二个说万有引力的，源于“知”（引述）；第一个说万有引力的，源于“悟”（发现）。由能‘‘知”到能“悟”，犹如鲤鱼跳龙门；由能“知”能“悟”到能“用”，就如跳过龙门后，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洗天润地，创造一个新生态！
择师也有境界问题。同样是师法自然，师虎者独，师狼者群，师牛者勤，师狐者诈；师山者仁，师水者智，师竹者直，师藤者绕。以蝼蚁为师，苟苟于一己之私；以天地为师，皇皇于万众之公。老鼠不说摘星星，骆驼不提打地洞，海豚不练登山功，牦牛不修泅水术。择师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个战略问题，“有其师必有其徒”只是果，“有其徒必有其师”才是因；“名师出高徒”也只是果，“高徒择名师”才是因。
“团队学习”比“个人学习”更有利于形成共有的“企业哲学”。世界上的思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团队成员各学各的，就极容易出现我奏Ｇ大调、你奏ｅ小调、他奏降ｂ小调的纷乱局面；所谓“和而不同”，“和”在旋律而“不同”在乐器；只有坚持团队学习，才能思想共振、步调一致，从而奏出伟大和谐的音乐，并且让偏离者无处藏身。
牛根生的理论是深刻而有力的，他真正理解了学习、择师的内涵。长期以来，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所有企业的共同目标之一。从创立之日起，蒙牛便规定了一个每周“学习日”（２００３年之后固定在星期二下午，２～３小时的集中学习），雷打不动，让“培训是最大的福利”实至名归。
为了让“团队学习”成为风气，牛根生前后５次向参加学习的干部赠送书籍。２００３年新年，老牛向每个中层以上干部赠送ｌ套《大染坊》光碟。２００４年春节，牛根生个人再次拿出６０多万元，为４００多名干部每人赠送一个“三件套”：一套《汉武大帝》光碟，一套余世维主讲的《领导商数》光碟，一部ＤＶＤ影碟机。
牛根生的意识显然是超前的。他不仅自己深钻现代管理知识，还善于把学习的气氛弥漫于整个公司。２００２年，牛根生把蒙牛的整个高层团队从内蒙古拉到北京，跟着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学习了３天。蒙牛公司绝对不是赶时髦，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杀入中国乳业四强的“黑马”，靠的就是学习和引进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文化（如虚拟经营、整合营销、六西格玛等）。他深知，如果不持续地把学习当作企业的工作和自觉的行为，随时都可能在乳业大战的狂风恶浪中被淹没。
在蒙牛商学院开学典礼上，有一颗郁郁葱葱的“愿景树”上面挂满了首届学员的“愿景卡”。公司总裁的“愿景卡”上写道：“为员工搭建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为消费者提供增进健康的绿色产品，为民族创建一个绵延百年的世界品牌，为国家创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企业。”
蒙牛杨文俊副总裁曾经说：“我去联想集团参观的时候，看到他们客服中心的每位员工面前都有一面小镜子，刚开始以为是化妆镜，后来才发现，这面镜子不仅可以帮助员工看到自己的整体形象，保持仪容整洁，更可以使员工时时都能够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表情，从而能知道自己对待客户的态度。于是我将这种虽然细小，但却有效的管理方式学了过来，让我们的员工能从这面镜子中认识自我，端正工作态度，保持积极心态，使每一项工作都畅通无阻。”
公司广泛开展“学政治、学法律、学技术、学专业、强素质”的“四学一强”活动，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在班组长中测评选拔，每年都选送一定数量的优秀人才到国内一些高等院校进修，以建立起企业经营管理的后备人才队伍。
引爆“共产试验”（1）
康健
２００４年末，２００５年初，一则惊人的消息在各种媒体上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牛根生捐股！他将自己接近１０％的股份全部捐出，创立了保障蒙牛百年发展的“老牛专项基金”。这一捐股行动具体操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在老牛有生之年，将股份红利的５１％赠予“老牛专项基金”，４９％留作个人支配，股份话语权不变，但当牛根生卸任董事长后，表决权将授予继任者；第二步，在老牛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专项基金”，家人不能继承，妻子、一儿、一女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牛根生捐出个人全部股份成立老牛专项基金，颇有石破天惊之势，赞者有之，疑者也有之。那么，对于这家中国乳业的领头牛来说，股权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这届大会表决通过了“老牛专项基金”的章程，并决定基金的首次支出用于四件事：一是农民所建的奶站；二是经销商所建的连锁店；三是支持行业发展；四是资助身患重症的员工。
前三部分都是面向企业外的人，只有第四部分是面向企业内员工。
这次大会的会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外聘的领导与专家，二是蒙牛的中高层干部。是贡献了股份的牛根生的家人。
因为生产蒙牛牛奶，牛根生的名字也成了一个品牌。蒙牛乳业（０２３１９ＨＫ）在香港上市，有人估算，作为创始人和总裁的牛根生，拥有的股票市值已达几个亿。在某财经杂志当年评选的中国５００富人排行榜上，牛根生赫然在列。
然而，接踵而来的一项举动，让这一榜位永远定格于纸上富贵：牛根生将自己拥有的不到１０％的蒙牛股份全部捐出，成立老牛专项基金——其股份所有权永远归老牛专项基金，一代又一代的继任董事长则传承两项权力，一是表决权，二是红利分配权——用来奖励对蒙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同时帮扶公司特困员工。
捐股的真正动机是什么？牛根生说：“想让企业长命百岁。”他还说：“一个事业能不能成功，关键靠制度设计。老牛专项基金就是制度创新的一部分。我们作为后发国家，要想在全球化竞争中超越已经走在前面的国际同行，只有一个办法——创新：产权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
“龙头企业是整个三农问题的支点。一个人失去胳膊可以存活，失去腿也可以存活，甚至失去五脏六腑中的某一部分照样还可以存活，但失去头就没法活。所以，龙头企业在解决三农问题中起的是头的作用。要是用我个人与家庭的小有和少有，可以换得这个头的安全，换来以它为市场、与它命运关联的千百万人的大有和多有，那就太值得了。”
为了把蒙牛建成百年老店，２００２年底，牛根生就有了捐股的念头；２００３年圣诞节，他正式向负责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陈述了这一决定。据知情人士透露，牛根生捐献股份的行动所以历时一年多：一是家人几经商量，颇为慎重；二是中外律师三番五次往来返稿；三是只有成为上市公司才可操作（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上市后进入实施阶段）。
没有超凡的战略眼光，断然做不出这样惊世骇俗的抉择，难怪有关媒体称牛根生为中国捐股第一人、全球华人捐股第一人！
不过，最近仍有分析人士对蒙牛公司的资本运作和股权结构提出疑问。相应的评论甚至称，牛根生的捐股可能只是弃股，背后暗含着蒙牛管理层与外资股东间的某种不和谐。
猜测引发了各种联想，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牛根生有理由作出澄清。在距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４０公里的蒙牛和林生产基地，６年前曾是一片荒滩，如今，该基地前后五期工程巍然耸立。据了解，蒙牛已在全国１４个省级行政区建起了２０多个生产基地，日处理鲜奶量达５０００吨。
在内蒙古和林生产基地边上的一幢别墅里，牛根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这幢别墅一房两用：董事会召开期间，这里是股东们的办公场所；闭会期间，他住在这里。这幢别墅最大的特点是，会议室多，会客点多。”
“我拿自己的钱奖励手下的员工，算起来也有十几个年头了。小奖几千几万，大奖几十万上百万。”牛根生说。蒙牛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想赢个三回两回，三年五年，有点智商就行；想做个百年老店，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蒙牛乳业之所以能在６年间从销售额全国排名第１１１６位上升到第二位，与他“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观念有极大关系。
老牛专项基金起始资金是牛根生２００３年股红的５１％，约３００多万人民币。而伴随着蒙牛股份在股市上的表现，基金规模的变动曲线也会与此呈正相关。该项基金的一级法人是蒙牛事业促进会，老牛专项基金是它的二级法人。奶协领导、政府官员、蒙牛中高层领导等，都是该项基金的委员。不过，老牛把同样贡献了股份的妻子、儿子、女儿列为名誉委员，他们三人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建议权。
引爆“共产试验”（2）
康健
“你几乎剥夺了家人的合法继承权，妻子和儿女难道没有反对？”有记者问。
牛根生说：“你看过不久前上演的《汉武大帝》吧？哪一个重大决定背后不是充满曲折。我们家也一样，讨论过，争论过，也矛盾过。最后我的儿女也决定像他们的爸爸那样，不从父辈那里继承财产，而是继承获取财产的本领。”
既然爸爸这个穷人经过奋斗也能做出一些事情来，那么他们自己通过努力，也应该超过爸爸。这样的想法，是我留给他们的精神财产。
在牛根生的一生中，他真正地领会到了散财的快乐。
牛根生不想成为榜样，但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在对财富的认识上，他和他的员工们有一些共识。他说，他认真的研究过历史上的伟人，有权的、有钱的太多了，他们本来一无所有，可都支配过巨大的财富，不过最终什么也没带走。可能秦始皇带走的东西最多了，而且都给埋起来了，现在好，人们不又把它给挖出来了？还是整个社会的。
牛根生感觉，拥有财富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在蒙牛公司有个培训机构叫蒙牛商学院，员工们每周二都到这里来接受公司高管或外聘专家的培训。牛根生是这个课堂上最受欢迎的老师。他说，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有权人的，也不是属于有钱人的，而是属于有心人的，因为有心，才能创造财富、积聚权力。我发现慢慢的，这些观念对大家很有影响，人们对得到和付出有更新的认识了。
与一度在企业界非常热闹的ＭＢ０（管理层收购）相比，牛根生的无私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有人问：“您这样无私是不是与潮流不符？”
“潮流有浅层的，也有深层的。这就像海流一样。当我们看到表层海流向西涌去的时候，深层海流往往是向东涌动的。”牛根生的回答像个哲学家，“那么，两者究竟谁才算主流？对于政治问题，我不想深谈。但有个问题大家不妨都来问一问：到底贫富分化更接近于时代潮流，还是共同富裕更接近于时代潮流？”
某财经杂志对牛根生的捐股评价是一次共产实验。牛根生说：“散的甜头，散完之后才知道。人们不敢散财，是害怕失去之后就回不来了。”其实人从本性上说是知恩图报的，他捐股之后，受奖者一定会更努力地为蒙牛工作，他用自已的少有换来了蒙牛公司和广大奶农的大有。因此，他的结论是：“财富越散越多，而不是越散越少。”
蒙牛企业内部有个共识，他们的总裁老牛就是喜欢把自己的钱分给兄弟们花。而牛根生把这个外延放大了：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注入图利息，员工参与为收入，合作伙伴需赚钱，父老乡亲盼税收……他说：“产品质量的好坏就是人格品行的好坏，企业的德行就是要做到与各种内部外部要素共同分享收益，而不能把一己的利益隔离起来。”这些理念正在影响着蒙牛。
在蒙牛和林生产基地一期工程厂区有一行标语：成功从简单的重复开始；现在，在被列为全球样板工厂的三期工程内部，有另一行标语：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有人说，“牛根生在作秀”，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牛根生信奉“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经营哲学已不是一朝一夕。
创办蒙牛后，他每年的红利大半用作奖励员工和经销商……算起来，牛根生拿自己的钱奖励手下的员工也有十几个年头了。小奖几千几万，大奖几十万上百万。他领导的企业发展快，与“财散人聚，财聚人散”极有关系。如今，牛根生又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股份，这不仅是国内首位有此举动的企业家，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捐出自己全部股份的华人企业家。对此，牛根生说：“从蒙牛创立那天起，我们就立志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百年老店’，为国家民族打造一个世界品牌。可是，我和我的团队成员都活不了一百年。让蒙牛活到一百岁就需要建立一种推进机制。于是，就想到成立一个‘老牛专项基金’。主要用于褒奖对蒙牛集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或机构，在员工个人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时，也可向基金申请帮助。”
捐赠程序完成后，牛根生表示：“金钱能使人生而复死，精神能使人死而复生。我们家庭成员四个人商量过，富贵不过三代，给后代留下有形资产不如留下无形资产……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任何人都少不了走这一步。在有生之年就看到自己从有到无，我看我比许多人都幸运。”对于留给后代的财富，牛根生说：“因为我的父亲什么也没有，所以，我靠自己的才智和能力才有了今天。如果我的父亲给我留下太多的东西，我可能就不这样奋斗、进取了。同样道理，我要给我的儿女留下怎样从无到有的本事，而不是留下钱财。我想留下的东西，是永久的、永续的。那才是真的东西。社会上虚假的东西不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家都背会了，但不少人没有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创新有可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只有我们创新了，才有可能走到发达国家的前面。我总是想到社会的事，因为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总是从社会角度想。局部做好了，全局就是好的。从无到有，不容易；从有到无，特别是有组织、有准备地从有到无，更难，但这是最大的快乐。”
引爆“共产试验”（3）
康健
牛根生正像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多年来一直秉承他的人生哲学和财富观念，尽管“散财”之举众说纷纭，有人冷眼相看，有人拍手称赞。而牛根生只是在坚持走自己的路，在为蒙牛人、为农民、为社会劳作不息，耕耘不辍……
对于牛根生捐股，环球时报的记者李玉霞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发表在人民网上：
“散尽家财的达观之举”——牛根生的哲学
据牛根生讲，笔者是第一个被允许报道他捐股一事的记者——当然，最后因为受制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这一报道当时被搁置。
那是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５日，笔者赴呼和浩特采访牛根生。那时他刚好初登福布斯２００４中国富豪榜，声名如日中天。他正躲着记者，但因为我报的一篇文章，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
这篇文章题为《哲学不只是慰藉》，刊登在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７日的《环球时报》上，是：我报约著名哲学家周国平为《哲学的慰藉》这本书写的书评。牛根生乘飞机时看到这篇文章，很喜欢，就带回来，先让干部们学习讨论，后来又原文登在企业报《蒙牛足迹》上，让员工们学习体会。
一到蒙牛，便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牛根生要捐出所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成立“老牛专项基金”。
而且此项工作早在２００３年的圣诞节，就与当时负责蒙牛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沟通好，待公司上市后正式启动有关法律手续。此后，家人几经商量，中外律师三番五次往来返稿。至笔者采访时，牛根生已经与老婆孩子签好法律文书。虽然早年他就有将百万薪资分给众兄弟的豪举，但一下子捐出全部股份，还是太过“出格”。
采访安排在标有美国摩根字样的别墅里。牛根生介绍，这座别墅一房两用：董事会召开期间，它是摩根设在蒙牛的办公场所；闭会期间牛根生一家住在这里“看房子”。牛根生高大粗犷，与我们心目中“蒙古大汉”的形象甚是吻合。他亲自来给我们开门，不见有保姆；偌大的别墅里，装饰得普普通通，毫无“富丽堂皇”之感，而且大多房间不是会客室，就是办公室。
笔者忍不住先问他荣登富豪榜的感觉。他说：“不过是纸面富贵。”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您今年才４０多岁，为什么要捐出全部股份？”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说：“虽然蒙牛只有６年，但我现在已经在考虑它百年发展的事。我活不了１００岁。如果孩子继承了，是人才还好，不是人才就害了企业也害了他。我就是要建立一种制度和运行机制，让蒙牛能获得百年发展。都说民营企业短命，谁说蒙牛不能是可口可乐、奔驰、雀巢？”
“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而金钱可以把人带入坟墓。”牛根生说：“对钱财，我的观念是‘不在所有，重在所用’。常言道，‘富不过三代’，那我就不让他富。钱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企业垮了，或被不肖子孙祸害了，失去钱财就很难受。我现在是自己让它从有趋于无，这才是支配金钱的最高境界。”他觉得这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事。
出格之举一定有出格的想法。
牛根生说他很喜欢哲学，还与内蒙古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有深交。他说《哲学不只是慰藉》这篇文章说得很对，“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一种智慧，它帮助我们调整看世界和人生的眼光”。
此文中的一些字句让牛根生深有同感：“智者，身在大富大贵之中，仍能清醒地视富贵为身外之物。”、“登上至高无上的御座，仍只能坐在屁股上。”
“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无非是食、住、衣的基本条件。超出了一定限度，财富的增加便不再能带来快乐的增加了。奢侈对于快乐并无实质的贡献，往往还导致痛苦。”
“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
牛根生捐股份就是在有准备的失去，就像他自己说的，自己看着钱财从有到无。
牛根生的哲学又是实用的。笔者在蒙牛厂区，看到处处贴着标语、格言、口号。“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看别人不顺眼，首先是自己修养不够”、“从最不满意的客户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管理是严肃的爱”、“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但金钱却可以把人带入坟墓”、“一个人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得多，而是因为计较得少”等等。
他说自己的长处是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的格言、警句、俗语、寓言，只要觉得有道理的，他都汲取，并作一定的整合，用在企业的管理上。这些标语悬挂在公司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中规范着员工的思想和行……
遗憾的是，由于牛根生捐献股份还属于上市公司“未经公告的重大事项”，所以我的独家报道没能见报。不管怎样，牛根生的哲学和在哲学影响下的牛根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富豪对金钱的另一种处理。
对于牛根生捐股事件，媒体予以了大量的报道，其中一个说法是，１８１年前罗伯特•欧文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做了一次“共产实验”，２００５年牛根生在社会主义环境下也做了一次“共产实验”……
首尾循环的生态圈（1）
康健
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年会上，牛根生做了这样的演讲：
第二个大局，就是要做好企业的事，在发展别人中发展自己。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相信各位都有很深的体会，我们经营的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圈子，一个很大、很长、很累人也很激动人心的圈子，通俗的说法，把它叫做产业链，更形象的说法，应该称它为“企业生态圈”。从最前端的种草养牛，到中间的乳品制造，到后端的市场营销，处处要讲生态平衡。万一有一天某个方面不平衡了，这个圈子就发生了梗阻，你其他方面的技术指标再好，这个圈子也没法再循环下去。明确了“企业生态圈”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有了战略支撑。
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生态圈，同时，企业和企业文化合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态圈。蒙牛作为中国乳业的晚辈，始终视同行为“队友”，而不是“对手”。我们深信，让锅里的饭增加１０倍，远比你在我碗里抢一勺饭、我在你碗里夺一块肉来得重要。
我们打造“奶源圈”的过程，就是化解三农问题的过程。今年上半年，在前后不到５个月的时间里，胡锦涛总书记和吴邦国委员长两位国家领导人先后到乳品企业视察（即到蒙牛视察——编者注），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乳业的重视。中国２３的人口是农民，我们如果把农业产业化这篇大文章写好了，我们想的事，就是国家元首想的事；我们选择的职业，就是仅次于总统的职业。中国乳业大有希望！
通过多年实践，牛根生深深地体会到，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生态圈，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又组合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态圈，一个光顾自己的企业不会有出路。企业的生存价值不在于你为自己带来指望，而是在于你能为别人带来指望。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注入图利息，员工参与为收入，合作伙伴需赚钱，父老乡亲盼税收。只有消费者、股东、银行、员工、社会、合作伙伴六者的“均衡收益”，才是真正意义的“可持续收益”；只有与最大多数人民大众命运关联的事业，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事业”。如果你拿走别人该得的利益，别人就会离你而去，企业这个生态圈就破坏了。未来的竞争已经不是一个企业与一个企业之间，而是一个生态圈与另外一个生态圈之间的竞争。
在蒙牛的概念中，“生态圈”好似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大圈里面有小圈，原料圈、资本圈、制造圈、市场圈、品牌圈，五环闭合首尾循环，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生态圈”。
牛根生还曾经说过：“我们内蒙古有一半以上的老农民、老牧民，至今没进过县城，可是，全球化一下子把他们抛到了美国农民面前、加拿大农民面前，让“锄头化铁锹化”与“机械化信息化”同台比武！他们可怜得不知道种什么好，种出来了又不知道怎么卖出去，卖出去了也落不上好价钱。所以，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当好这个前锋。”
蒙牛成立，牛根生给自己两个定位：在产业链前端，他是“种草养牛的工人农民的儿子”，在产业链后端，他是“全体健康乳制品消费者的仆人”。牛根生心系农民，蒙牛集团一直将发展乳业看作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希望工程”。牛根生常说：“城市多喝一杯奶，农村致富一家人。”
目前蒙牛集团创造的直接和间接工作岗位达几十万个，每年仅向养牛奶农发放的奶款，都高达数十亿元，蒙牛的崛起被认为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最大的“造饭碗工程”。牛根生讲究“三民”，他说：“产品市场是亿万公民，资本市场是千万股民，原料市场是百万农民。”农民，是牛根生“三民情结”中最敏感的一结。
蒙牛成立６年来，通过担保养牛贷款、胚胎移植等方式，蒙牛了带动周边奶农新增奶牛８０万头，２００３年发放奶款约２０亿元，２００４年发放奶款约３０亿元，被誉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在首府呼和浩特，蒙牛正在有计划地开发草场，建设壮观的“人工草原”，以此解决奶牛饲料问题，发展生态畜牧业，并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创造很好的条件，让旅客们能够在这里里感受到大草原的美丽风光和无穷魅力。
牛根生曾经跟记者讲过跟农民有关的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和市场相关的：
有一年，有位副市长回农村老家过年，当农民的舅舅问他，你们在报纸上天天讲“市场要啥就种啥”，那你告诉舅舅，明年市场到底会要啥？结果当副市长的外甥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西部农民苦，首先苦在找不到市场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市场问题。
龙头企业就是农民的市场。
首尾循环的生态圈（2）
康健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他去内蒙古巴盟的蒙牛分厂，途中下车买瓜，瓜农看过电视，认出他是老牛，连钱也不要了。瓜农说自从来了蒙牛，他们家怎么养了牛，怎么挣了钱，怎么盖了房……牛根生颇有感慨地说：“一个不认识的人，看见你就像看见自己的亲人，这让我特别感慨。让认识你的人受益，还不能算好；让不认识你的人也受益，那才是真好。”
牛根生这种情系农民的想法真正让地方农民富了起来，也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有资料显示，蒙牛创立以来，新增奶牛８０多万头，产业链条辐射２００多万农牧民；仅２００４年，就收奶１５０万吨，发放奶款约３０亿元，已成为中国乳界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第一龙头”。牛根生说：“发达国家，中国的农民，同在一个市场竞争，是他们的对手吗？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好多农牧民，连城市都没去过，怎么打市场呢？带领数百万农民闯市场，你就是他的市场，你的作为决定他的市场地位。”
２００４年６月，蒙牛集团在香港上市，不仅代表了蒙牛人的成功，也可以说是蒙牛集团“代表中国１２０万奶农走向国际市场。”牛根生终于能带领蒙牛人“拿国际股民的钱，办中国农民的事”了。
由蒙牛奶源公司邓玫东撰写的发表在《蒙牛足迹》报的一篇文章曾经激发不少读者的心声：
前些时日下乡到一处偏僻的小村，我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贫困的农家，四年间出了两名大学生。只因贫困，哥哥未能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而去了南方打工，妹妹如愿走进日夜向往的大学殿堂。造成兄妹俩境遇前后如此反差的竟是一头牛！
经多方打听，我来到了这户农家。平矮的两间小土房里光线昏暗，屋内除了两口大缸和放在炕上的方桌外，几乎没有什么摆设了。院中央的木桩上拴着两头我再熟悉不过的黑白花奶牛，这就是他家惟一值钱的东西了。
寒暄后主人道出了缘由，原来在他儿子考学那年，因凑不足学费而辍学，之后的秋天赶上政府用扶贫贷款资助他家买回一头奶牛，还在当年下了一头牛犊，从此日子渐渐好过了。第二年村里建了蒙牛奶站，“俺只要把牛牵进去就行了，到月底拿着存折到乡信用社取钱”，说到这里，主人表露出无比的喜悦，感谢政府、感谢蒙牛的话说个不停。“今年俺闺女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有这两头牛，她的学费可不用愁了。”听到这里，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自豪感。从农家出来一身轻松，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从事的职业神圣而伟大！
联想到许多贫困地区仍有不少徘徊在校门外的学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从我心底萌生：愿所有贫困地区的人家都能养上奶牛，因为饲养奶牛就是在培育希望！
由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政府开发了一座百亭园，这座亭子记录着牛根生的简要经历和对他的评价：
牛根生，男，１９５８年生，苦过心志，劳过筋骨。有志者事竞成，戎马半生，伊利扬名建奇功；苦心人天不负，事在人为，百年蒙牛创始人。
膝下一子牛奔一女牛琼，他以牛的谦恭，总结自己的成功：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国家级贫困县，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全自治区后几位。这是蒙牛还没有建立之前这个县的现状。
蒙牛成立后，解决了这个县的三个问题：第一，过去千千万万个农民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常常心里没有数，茫然无措，现在他们只要紧盯住蒙牛就行了，因为蒙牛就是这些农民稳固的市场。第二，使“白色产业”（养牛）和“绿色产业”（种草）这两个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使这个县的经济具备了比较优势。和林县的奶牛头数，从１９９９年的６０００头增长为２００４年的６万多头，增长了１０倍！第三，一大批农民开始了转化，他们由过去的农民变身为产业工人，只要达到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几乎没有再当农民的，而成为工人后，三个月的收入就接近一般农民全年的收入。
现在，农民脱贫致富，这个县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昔日的国贫县，在内蒙古自治区１００多个县级行政区中成为了发展速度惹人瞩目的“明星县”。
整合全球资源（1）
康健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９日，内蒙古蒙牛乳业在呼和浩特市与美国摩根士丹利、香港鼎晖、英国英联举行了投资入股签字仪式，摩根士丹利等三家公司一次性向蒙牛投资２６００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２１６亿元），三家投资机构经过此次人股后，共持有蒙牛乳业约３２％的股份。
此次注资是内蒙古民间一次性引进外资数额最大的项目，也是国内乳业所获得的最大一笔外来注资。对摩根这样的投资者而言，它所选择的合作伙伴通常都是行业内的顶级企业。确定蒙牛为投资对象，是其第一次涉足乳业，也是其第一次将目光转向中国西部。从２００２年元月开始，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等三家公司，先后１１次到蒙牛进行尽职调查、考核，前前后后经过近２０轮的谈判，方达成协议。
而对蒙牛而言，最艰难的倒不是怎样说服外资“多多进来”，而是怎样将增资扩股的规模控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因此，谈判的主要格调竟然是：再降一点投资量，再增一点投资价……最终，时隔一年，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这三家国际投资机构再次向蒙牛增资扩股３５００万美元，但蒙牛中方股东仍处控股地位。至此，蒙牛成为摩根士丹利在亚洲地区直接投资额最大的企业。
摩根等三家投资商的良好国际背景，为蒙牛海外上市开拓了捷径。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这次上市创造了香港股市多项新纪录：
①发行价定在最高端（３．９２５港元），相当于２００４年收益预期的１９倍。
②在香港地区，投资者见面会后下单成功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１００％；
对国际投资者配售部分，６家大国际投资者都下了大额订单，成为蒙牛的核心投资者。同时，创造了当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发行最高的散户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超额认购率（散户２０６倍的认购，机构投资者超过２０倍的认购）。
③首日交易，跳涨２４．２％；短短５个月，最高跳幅高达７８％。
④首日挂牌，成为港交所成交额最大的个股（占大盘总交易量的１２％）。
⑤有关证券媒体评论：蒙牛上市再燃香港市场投资热情，重振了香港ＩＰＯ市场。
蒙牛是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内地乳制品企业，共募集国际资本１３．７４亿港元，约合人民币１４．５６亿元。这意味着，蒙牛从此将用全球股民的钱，办中国农民的事（养牛增收），办中国市民的事（喝奶健康）。同时意味着，今后与蒙牛一起同行的伟大同盟军又加了一支：千万股民。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６日，带领蒙牛路演团队凯旋的牛根生，在生产经营联席例会上作了这样的回顾——
卢俊哭了，不好意思当着众人哭，跑到洗手间去了……
第二个哭的是刘燕。刘燕哭得拉不住。
朱东哭了。
好多男同志，眼泪转。到了澳门后，说起当初策划出来搞公司，老邓（邓九强）的眼睛转着转着……转不动了，眼泪掉了下来。
受过累的人，都哭了。
谁受了累，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大家没体会的话，就没感觉。妇女看了演妇女儿童的片子，她哭，哭的不是电视剧，哭的是她自己。我看到战争片中，将军与战士的关系，就想摔泪，我有这种体会。人的眼泪不为别人掉，是为自己的体会掉。
从应对投毒事件到上市，没放松过。要是没有给总理的信，今天我们还不知道究竞是什么样子……我昨天爬不起来，腰上放着钢围子，椎间盘突出。这一放松不要紧，病来了。体会呢，都是与自己的事件真正联系在一起的人的。
明明知道，这是香港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结果重振了香港的首次发行市场。市盈率可定范围是１２倍到１９倍，我们定在最高端，１９倍。
就这样，还得限购。路演时，为了解决超量认购的问题，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亮出一块牌子：上限２０００万美金。散户２０６倍的认购，机构投资者超过２０倍的认购。费用６．２％。这在香港是最低的。发行一流，花的是三流的费用。
新加坡的午餐会，６０多个人的。这里问到难题：听说中国人不喝牛奶，你们是怎么卖的？
我告诉他们，我们从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喝牛奶，一不小心，把牛奶送到欧洲，教会了欧洲人喝牛奶。
投资者，特别害怕你做乳业之外的事。我说，我们高层管理人员平均从事乳业１５年。有一个投资者非常聪明，实际上与投资者对话，处处是陷阱——他说：“你那个行业特别不好做。在俄罗斯，我们投了一个乳业，但不是很好，他们看到一个饮料特别好，就……”我说：“ＮＯ，我们从来不做我们不懂的事。”
……１９９９年集股时，同行老大哥说：“可是永远不能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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